1.1课程设置现状甘肃民院外语系2010版的课程体系总体设置为“平台+模块”。教师教育类课程平台包含三个模块：教育基础课程、教育发展课程、教育选修课程。教育基础课程为必修课，共10学分，占总学分的4.59%，它包含教育学原理、基础心理学、教育心理学、教学实务、现代教育技术，由教育科学系教师担任教学工作。教育发展课程为2学分，占总学分的1.83%，由外语系教师在第7学期教授“英语教学论”。教育选修课程要求至少修满12学分，占总学分的5.47%，其中课程教学策略、语言学习策略、经典教学案例赏析、英语新课程标准解读为外语系学生的限选课，每门2学分。其余4学分需选修教育科学系所开课程。而实践课程平台也包含三个模块：基础实践课程包含“教师职业技能训练”，即普通话和口语表达技能训练、书写规范汉字和书面表达技能训练、教学技能训练、班主任工作技能训练，每门1学分。专业实践课程包含教育调查、教育见习和实习、教育实习反思，而综合实践课程包含毕业论文设计。
1.2存在的问题
1.2.1课程结构不合理基础实践课程模块中的“教师职业技能训练”和专业实践课程模块应该归属于教师教育类课程平台。而教师教育类课程平台三个模块的分类标准模糊。教师教育类课程所占比例过小，约占总学分的11%，占总学时的12.63%。“教师职业技能训练”仅仅占总学分数的1.8%，不占课时。有限的授课时间,难以解决好一个合格教师应具备的教育专业素养,势必影响师范生职业专门化程度的提高和职业竞争力,最终影响教师专业化水平的达标。
1.2.2课程资源不丰富教师教育类课程数量较少、且基本为必修课。教师选修课的4门英语学科课程，为外语系学生限选课，事实上，学生只能选修4学分的其它教师教育类课程。而且，部分教材的内容不能与时俱进地体现当今基础教育改革的新需求。陈旧的知识和理论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学生的学习动机，无益于学生的教育观的形成。无法获取必备的现代的知识和理论，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而校外课程资源中，教育实习基地较少，致使不少同学不能进行英语教学实践，而担任其它课程的教学工作。
1.2.3课程实施不得力教育选修课程集中在第6学期（夏学期）集中授课，课时密度较大，任课教师需要备课、撰写教案和讲义、制作课件、批改作业等,教学进度紧，任务重。教师教育类课程多是“填鸭式”讲授、学生被动地“静听”，缺乏实践。另外，“教师职业技能训练”，没有课时，要求结合校内试讲进行，但因为时间紧，内容多，无法兼顾。缺乏行之有效的课程实施保障导致“教师职业技能训练”课程成为一纸空谈。
1.2.4课程实践性不足实践课程在整个教师教育课程中所占比例较小，专业实践课程为11学分，仅占总学分数的5.05%。作为教育实环节的教育实习，安排在第8学期，教育实习的第一周是教育见习时间。在教育实习前，学生接受中小学英语教学实践的机会很少。这种教育实践模式容易导致理论学习和实践学习的脱节，师范生的学习从时间上分成理论学习和实践操作两个阶段，理论学习阶段缺乏实践体验与感悟的融通，而实践学习中又缺乏理论及时有效的指导。
2优化英语教师教育类课程设置的建议
2.1优化课程结构《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试行）》的规定的必修学习领域为：儿童发展与学习、中学教育基础、中学学科教育与活动指导、心理健康与道德教育、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教育实践。建议外语系教师教育类课程平台分为四个模块：教育理论课程（中学生认知与学习、教育学原理、中学英语教学论、心理学概论、中学生品德发展与道德教育、教师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教育技能课程(英语教师职业技能、中学英语课程标准及教材研究、优秀中小学英语教学案例、现代教育技术应用)、教育拓展课程（选修课）、教育实践课程（教育见习、教育实习）。原专业实践课程中的“教育实习反思”建议整合入教育实习。“英语教师职业技能”包含普通话和中英文口语表达技能、书写规范字和中英文书面表达技能、英语教学技能、班级管理技能。
2.2丰富课程资源提供灵活多样、新颖实用、针对性强的课程满足未来英语教师专业发展的多样化需求，引导他们加深英语专业理解、解决英语教学的实际问题、提升自身经验，促进专业发展。在广泛征求师生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在原开设的教师教育类课程的基础上，建议开发以下教育拓展课程，供学生选修：儿童发展、教育哲学、课程设计与评价、有效教学、学校教育发展、基础教育改革专题、中学生心理发展、中学学科教学设计、中学综合实践活动、中学生心理辅导、教育研究方法、教育论文写作、教育政策与法规。利用我院本科评估质量工程建设的契机，鼓励广大教师建设“教师教育优秀课程和精品课程”，通过“精彩一课”网络平台建设，构建和共享优质课程资源。
2.3改进课程实施方式课程实施是课程设计者和课程执行者共同对课程调节的过程。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根据自己对课程的理解、运用合理的教学方式，通过创造性的课堂实践，对教材进行“再开发”。改进教学方法和手段，充分利用多媒体手段和网络课程平台，把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精神融入课程实施的过程之中。成为连接“职前教育”和“在职教育”的桥梁，提高未来教师实施新课程的能力，使之能较快地胜任入职后的英语教学工作。在课程实施中，应该体现任务式、参与式、体验式、探究式、合作式的课程理念，使学生加深对教育理论的理解和感悟，并利用情景教学，模拟课堂、案例分析等多样化的教学方式，加快学生对教育理论的内化过程，引导他们建构教育知识、提高实践和创新能力。师资培养机构教师长期形成的教学传统及工作方式的转变，也许是今后教师教育课程改革过程中最难解决的问题。
2.4强化教育实践《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试行)》明确指出：强化教育实践环节，完善教育实践课程管理，确保教育实践课程的时间和质量。大力推进课程改革，创新教师培养模式，探索建立高校、地方政府、中小学合作培养师范生的新机制。
2.4.1教育见习教育见习可以在大二进行，通过观摩中学英语课堂教学、体验真实的教学情景，激发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它可使学生了解中学日常的教学管理、教学工作、班主任工作、课外活动、听评课等教学相关活动，激发他们参与教学的动机和兴趣，加深对教育教学理论的理解。
2.4.2校内试讲校内试讲在第7学期进行，试讲指导内容包括：英语教案的撰写、英语教学法的基本理念、不同课型的教学方法、新课标的基本理念、听课记录的撰写、评课的基本要点、班主任工作等。按照“三步走”的试讲模式训练学生的教学技能：第一步、指导学生撰写并修改教案，教案合格后方可参加微格教学。第二步、学生在教师指导下，进行微格教学练习。第三步、学生在教师指导下进行试讲、听课、评课。
2.4.3教育实习教育实习是教师教育类课程的核心部分，是学生将所学理论知识与技能应用于中学教育教学工作的实践活动，它的教学效果在教育实习中得到检验。教育实习采用“援教顶岗”等方式，在第8学期进行。学生完成教育实习任务，并提交相关的教育实习材料、反思和总结。教育实习可“实现师范教育与中小学师资队伍建设之间的优势互补、合作共建,增强了地方师范院校与中小学基地学校之间的专业互动,促进了师范教育与基础教育的深度融合”。
3结语
1儒学思想与医学精神
与一般的高职院校相比，卫生类职业院校有其特殊性，护理、药学、检验等专业都与病人有着密切的联系。以护理为例，曾有过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一名护士给病人输氧，不小心却是拿了一瓶氮气，导致病人死亡，可见医护人员的一个“不小心”往往就会给病人带来巨大的危害。而当前的状况是，“在开放的医疗环境和过分重视科学技术的影响下，护士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的理念逐渐淡化，疏远医德修养，漠视生命的尊严和价值，护患关系变得冷淡。作为护士，不能用心温暖患者的疾苦，不能以关怀的态度了解患者的需求……护士的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也随之消失。”[2]医学者面对的对象是人而非机器，人是有感情的生物，而当前种种医患矛盾的产生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医护人员缺乏对病人的理解与关怀，缺乏仁爱精神。作为医护人员需要具有这样一种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大学语文课程需要担负起这样一个培育的任务。仁爱，也即孔子所说的“爱人”[3]，爱人是仁的内涵，在《论语•乡党》中提到马厩失火了，孔子下朝，没有问马怎么样，而是问“伤人乎？”[3]孔子向来注重对于生命的敬重，由此也可见儒家对人的关怀和仁爱。《孟子•离娄下》言道：“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4]护理人员只有具有对于生命的热爱与敬畏之情，才能在面对患者时真正地从内心有意识地理解病人、关爱病人，形成“他者”意识。而药学、检验等专业也都与病人的生命息息相关，这样一种“爱人”的医学精神同样不可缺。正是因为这些医学相关专业学生未来的岗位与病人的切身利益紧密联系，所以在卫生类职业院校开设大学语文课程，更应强调其责任感、仁爱之心等医学所需的人文素质的培育。儒家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学思想中非常强调社会责任感。儒学者说“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中国数千年传承的儒家思想与医学精神历来息息相通。儒家思想中有着与医学精神相契合的内容，而这也是卫生类高职院校大学语文课程必不可少的部分，儒家思想的内化可以使得卫生类专业的学生在面对病人时潜心于专业知识，在世俗的诱惑面前表现得更有责任感，更能怀抱一颗仁爱之心。
2文本阅读与人格内化
大学语文课程“就是通过对这些作家、作品的解析，引导学生通过阅读、思考、讨论、辨析，从而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达到培育学生人文精神的目的。”[5]大学语文的培育功能与思想政治课不同，大学语文的课程性质决定了它并不是通过简单的说教来影响学生的，而是在引导学生阅读大量优秀文学作品的基础上进行思考，在不经意间陶冶学生的情操，影响着学生的人生观与价值观。除了选择部分《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语段作为教学内容外，卫生类高职院校的大学语文课同样需要通过让学生阅读优秀作家的作品来培育学生的人文精神。正如《中国文学史》中所说：“越是能在漫长的世代、广袤的地域，给予众多读者以巨大的感动的，其成就也就越高。而且，越是这样的作品，越能使读者在感动之余受到某些启发，领悟到某种哲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其人生态度……”[6]优秀作家的作品就属于那类“成就越高”的作品，它们经过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沉淀，为人们广为传唱，影响了千千万万的学子。儒家的入世精神激发着历代儒家学子以家国为己任，以君子人格作为自己行为的楷模，大学语文课可以择取部分对学生的人文素质起到积极影响的优秀诗词文赋为文本，特别是学生所熟悉的作家作品，引导学生进行阅读与思考，从而使文中所表现的儒家精神内化为学生的人文素质。如为学生熟知的大诗人杜甫所受的教育是正统的儒家文化，其诗被誉为“诗史”，他的作品中处处可见儒家的仁爱精神、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是作者自述生平的一首诗，在抒发自己豪情壮志的同时，也倾吐了其仕途的失意，揭示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诗歌语言朴实但风格沉郁，颇能体现杜甫诗歌的风格。诗中“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7]”是千古名句，多读书方能下笔生花，方能生动地反映所思所想所见。“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7]足显杜甫在文学上的自信与追求，再结合作家身世，诵读“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7]又能体会了杜甫“忧民爱物”这样一种儒家的执念，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诵读、学习诗歌并结合卫生类高职专业的特点，让学生进行讨论，把学医者的执着追求、爱人敬人的仁心与从业责任心内化为自己的人格，从而培养学生的医学精神。还有如大文豪苏轼，学生学过其《念奴娇•赤壁怀古》，熟知这位大文豪骨子里融合了儒道释三家思想。在讲授大学语文课程时，可以列举苏轼诗词体现出儒家思想进取精神的部分来进行讲解、讨论。韩愈、辛弃疾、陈亮等等大家的诗文皆可择而取之，进入学生的视野，陶冶学生的心灵，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培养学生的良好职业精神。总而言之，通过选读优秀的文学作品，学生在获得审美的基础上把儒家思想中与医学精神契合的部分内化，形成适应社会需求的职业素养、人文素质。
3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
3.1专业不同各有偏重在大学语文课程的教学中，针对不同的专业可以有选择、有偏重地选择教学内容。比如护理专业的学生需要无微不至地护理、关爱病人，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对学生仁爱的熏陶。而药学与检验专业，更要讲求诚信，在教学过程中可以与学生一起探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3]、君子“慎独”等有关内容。另外，教学时结合专业，引导学生对文本内容的理解进行有益的创新，而不能迂腐固执、不求变通。如与护理专业的学生讨论孔子所说的“巧言令色鲜矣仁”[3]，就可以引导学生换角度思考，让他们认识到，在护理的岗位上，有时候善意的谎言能够抚慰病人，更利于病人的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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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基础教育改革；意识形态话语；知识精英话语；平民实践话语；大众诗性话语
20世纪80年代以来，教育改革与实验此起彼伏，轰轰烈烈。值得关注的是，与丰富多样的改革实践相伴随，教育改革的各类思想与主张也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但是，任何真正的教育思想必然源自于主体自身的一种教育生命运动，必然是主体自身教育生活史的产物与延续，必然是其自身教育生活世界的真实写照。或者说，“与教育相关的活动主体生存方式的复杂性、多样性和流动性，决定了教育思想的丰富性及其表达主体的多元化。由于主体认知模式、知识结构、理论取舍、价值判断的差别以及主体把握教育的视域的不同，必然形成各不相同的话语内容和话语方式。”在笔者看来，根据话语主体、话语内容和话语风格的不同，这些既成的教育改革思想与主张大致分属于“意识形态话语”“知识精英话语”“平民实践话语”和“大众诗性话语”四种基本类型。探讨这四种话语的基本内涵和主要特征，有助于构建一个关于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话语认知框架。
一、意识形态话语：政治深度介入教育
在学术思想史上，“意识形态”一词一直具有贬义(否定性)与褒义(肯定性)两重色彩(属性)。其中，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中，对其作贬义界说和理解的较多。人们往往认为意识形态就是一种专制或虚假意识，是国家机器强加于民众的思想系统，功能在于辅助政治和文化垄断。本文主要是借用“意识形态”这一概念的中性意义，用以指称某一个人、集团的一整套主张、理论与目标。它并非静止，而是随着时空的变化而转换，其重要作用在于可以统合社会各方面力量，凝聚人心、规范生活。
教育改革中的“意识形态话语”是国家、政治、权力深度介入教育的结果。在教育泛政治化的年代里，“意识形态话语”必然垄断教育改革的整个话语系统。一般情况下，“意识形态话语”往往以教育方针、政策、法律、文件的形式出现，有时也会以领导人语录、政府工作报告或宣传口号的形式出现。在改革开放30年中国基础教育改革这一宏观背景下，诸如《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1978)、《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1985)、《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1993)、《关于当前积极推进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1997)、《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1998)、《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1999)、《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2001)等一系列重要文件，都明显携带着“意识形态话语”的诸多特征。
我们知道，教育与个体的生存发展休戚相关。同时又决定着民族兴衰、国家命运。反观人类教育现象史和教育认识史，国家意志和政治家的个人抱负总是占据着重要角色。在“政教合一”体制下，统治者对教育的影响尤其广泛而深远。国家性、阶级性是教育所具有的本质属性。但必须警惕的是，执政者的思想常常走向封闭、保守，“意识形态话语”常常走向极端而进入死胡同，进而将一些大话、空话、套话等固化成“金科玉律”般的口号。一般来讲，“任何人都不可能脱离自己的历史和生存境遇来看问题、做事情和写文章。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思想者、研究者、理论家，都是一个具体、丰富、真实的人，都是生活在特定的社会和历史境域中的人。他总是也只能以其特定的方式来把握人类生存经验某一特定方面的意义和过程”。并不否认，历史上有不少政治人物都对教育富有洞见和热情。但是，高高在上、长官意志乃至一意孤行的直接恶果便是拒绝对话与自我反思，以至很多政策、条例往往劳民伤财，在推行的过程中滋生诸多不幸。这一现象，在民主、自由精神发育不良的社会里尤为普遍。以此为参照，由政府发起和推动的各级各类教育实验改革，在实际推进的过程中之所以出现诸多实践偏差的根本原因，便一目了然。
二、知识精英话语：学术深度介入教育
这里的“知识精英”主要用以指称“学院派教育研究者”，即那些以教育科研为业、为生的理论工作者。与其他领域的知识精英一样，占有特定的教育话语权是他们维持职业地位和获得学术声望的重要前提。一般来说，真正能够显示一个时论水平的应该是“知识精英话语”。但是，这一假设在教育领域却常常受到质疑和讥讽。多年来，尽管教育理论工作者的研究手段和职业生存方式一直受到批评，教育理论的实践性、解释力屡遭诟病，但直到如今，整个教育科研制度和教育科研文化却没有多少改良，教育理论的内在品质和话语类型也没有发生太大变动。
教育学的学科水平、发展现状差强人意，已是不争的事实。总体上讲，中国教育学属于“舶来品”。从最初学习日、德、美到后来全面仿苏，因为特定的历史原因，教育学中的“知识精英话语”往往离不开大量的翻译著作。但是，回顾近百年教育理论发展史，仅就所引进的国外教育思想而言，从凯洛夫到巴班斯基、维果斯基，从杜威到布卢姆、加涅，他们的言论得到广泛引证，被奉为经典，以至可以在中国土地上生根发芽的教育学家屈指可数。不得不承认，限于既成的教育科研范式和僵化的教师教育课程体系，眼下教育理论的主导性话语已经被简化为一套通用的“公共教育学教材”，编者的姓名轮番更替，但内容和风格却基本雷同。更糟糕的是，在这套“公共教育学教材”老化为大众知识、公共知识、集体知识的同时，越来越显得空洞、枯燥、乏味，其中没有作者的个人生活，听不见作者个人的声音，作者的个体生命严重缺位。这种形态的话语体系所反映和塑造的只能是整个教育群体的模式化思维方式，对于一个个具体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工作者而言，已经很难从中找到思维的兴奋点和富有意趣的对话主题。
毋庸置疑，话语总是特定主体的话语，总是用以表达特定主体的所作所为、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所感所悟，即揭示特定主体的现实生活世界及其生活世界的特定意义。值得赞赏的是，为了应对教育学研究所面临的危机和挑战，更为了探索基础教育改革与创新的可行路径，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大学教师以及科研院所里的理论工作者开始走进中小学，组织开展了以行动研究为旨趣的各类课题活动。在理论与实践互动的过程中，涌现出一批创造性地研究现实问题、针对教育发展的特定领域著书立说的专家学者，且相继建构了一系列富有本土文化特征、具有独立见解的教育理论框架。正是基于专家学者由“书斋”走向“田野”这一教育科研范式的转型，集“教育思想主题化”“理论实践互动常规化”“基地实验改革制度化”三位一体的“教育科研共同体”初见端倪。随着这些教育科研共同体的自立、自为、自主和自觉，期待已久的“当代中国教育学派”已具雏形。目前，这些学派都拥有各自的代表人物和相对稳定的研究群体，都已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主张和实践路径，且分别在不同层面上对中国基础教育产生了一定影响。
当然，这里并不否认，在其传统意义上，不少学派都是局外人对局内人的称呼，被命名为某一学派的那些人也并不一定认同这样的称谓，甚至一开始也无创建学派的明确意图。但是，从比较宽泛的意义上来看，学派可以用来指称某一学术共同体的理论主张、行动目标、学术立场、话语风格和科研方法等，即为某一特定共同体所遵循的基本范式。这是本文对“学派”的基本界说，而且可以期待的是，这些派别之间的学术争鸣、派别内的新陈代谢会为基础教育的有效变革贡献独特的科研范式和实践智慧，并将为1l世纪初的中国教育改革撑起一片新的天空。
三、平民实践话语：生活深度介入教育
一个人的思维方式、言说方式直接源自于一个人的生存方式。“话语”一词除具有通常所说的言语形式之外，还内含着主体生活的基本规范。简言之。话语属于文化领域的范畴。近些年来，行动研究和校本教研兴盛，随着教育研究行为的“群众性”“应用性”和“实践性”转向，以“常识化”“口语化”和“生活化”为主要特质的“平民实践话语”闪亮出场。其中，最为常见的现象就是，网络论坛、教育博客的涌现以及教育叙事、教育随笔的热闹登场。从本质上说，这是一种文化现象，它是教育实践集团(主体为一线教师)要求表达自我生活的必然产物。毋庸置疑，与“知识精英话语”所蕴含的“经院文化”相比，“平民实践话语”更是一种原生态的“底层文化”。
生活世界的多样性、复杂性决定了不同主体教育理解的多样性、复杂性。很久以来，“平民实践话语”一直是一种边缘性话语，在主流教育媒介中长期“缺席”，很难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表达空间。持久的压抑和沉默使该话语主体迫切需要一种便捷的、能够真实反映自身生存状态、能够洞察与倾诉自我心理并传播自身文化的载体，而网络论坛、教育博客及教育叙事、教育随笔等恰恰应时应景地满足了这一需求。它们特别有利于以实践者的视角去观察事物，反映实践者独有的生活感受和情感体验，展示实践者的风采，发出实践者自己的声音。不可否认，教育世界本是理论集团和实践集团共同的世界，这个世界的话语权不应该由知识精英、教育学家所独霸，这个世界不应仅有玄谈、指责和自娱自乐的声音，还应有实践者那充满艰辛、无奈乃至富有弹性和质感的教育吟颂，尽管这些话语常常花开花谢、自生自灭。事实证明，网络论坛、教育博客已经成为传播和构筑教师文化的重要介质，教育随笔、生活日志已经成为传播和构筑教师文化的有效通道。否则，关于基础教育改革的各种负面的声音，尤其是一线教师的声音只能作为他们茶余饭后的休闲和慨叹，而不可能成为学院派的反省资料，更不可能上升为各级行政部门的决策依据。
已有的话语实践证明，尤其是教育叙事研究(生活体验研究)的结果显示，教育实践工作者欲从理论集团的统治下解放出来，首先必须解构和颠覆的就是学院派的所谓学术(理性)话语(语体)，倡导感性生活话语，取得自己的话语权。历史上，实践集团自身文化曾一度缺失和低迷，原因就在于受理论集团的语言的压迫和操纵，没有形成属于自己的一套话语系统。因而，在主流的教育刊物和杂志中，标准性、权威性话语总是以知识精英话语为主，而表现教育生活的平民实践话语总处在知识精英话语的霸权之下。值得高兴的是，论坛、博客、随笔、日志主动承担起了建构教师文化的重要使命。
总体看来，今天的教育叙事文本已与以往的格调和表达策略有很大不同，主要表现在报道的内容开始聚焦真实生动的教育生活。更多的目光开始关注实践主体的生存状态和价值观念，进而在相当程度上为实践主体营造了一个开放的话语空间。在《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中，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这样说过：“如果一位内行教师、富有创造性的教师在结束其一生的创造活动时，把他在长年劳动和探索中的一切成就都带进坟墓的话，那将失掉多少珍贵的教育财富啊!我真想把教师的日记当作无价之宝珍藏在教育博物馆和科研所里。”仔细想来，这段话非常深刻地揭示了“平民实践话语”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四、大众诗性话语：情感深度介入教育
情感是一个辐射教育活动全过程的动力性要素。没有积极向上的情感，便没有真实可靠的教育。情感是教育话语诗性品格的核心所在，回避、抽空了情感的教育话语，只能是浮泛、空洞、没有生命意义的说教。整体上看，“大众诗性话语”是一种情感溢于其中的话语，它简明如神喻，朴素如常识，直指事物本质。教育理论中的“大众诗性话语”是一种富有“体验性”，但更富有“哲思性”(内核为“超越性”)的话语。其中，贯穿“体验”与“哲思”的一根红线，便是对于教育的真挚情感。教育情感具体而鲜活的两种存在形式就是教育批评和教育改造(行动)。教育批评指向过去和现实，教育改造(行动)则指向脚下和未来。
相比较而言，“大众诗性话语”是对意识形态话语和知识精英话语的突破与创新，它反映“底层经验”，但又不囿于一般的教育常识和常理。如果将“知识精英话语”的基本特征概括为“客观性”“普遍性”和“价值中立性”的话，“大众诗性话语”的基本特征则显示为“文化性”“境域性”和“价值性”。从结构特点和交际功能上看，在关于教育改革的话语谱系中，“大众诗性话语”是兴之所至，有感而发，诙谐、机智、随性，因而最具灵活性和多样性。从发生学的角度看，无论是知识精英话语、意识形态话语还是大众诗性话语，皆以平民实践话语为基础和根源。但是，知识精英话语往往沉溺于经院而不自知，意识形态话语往往自以为是而走向独断和专制，唯有大众诗性话语可以穿透理论、政策和实践之间的屏障，在各类话语的权利分割中收放自如、游刃有余。
在中外教育文献中，诸如《论语》《学记》、陶行知的《中国教育改造》、洛克的《教育漫话》、卢梭的《爱弥儿》、苏霍姆林斯基的《育人三步曲》等都是关于教育的真情言说，都可谓“大众诗性话语”的典范之作。这些作品的共同特点就是对教育充满激情和梦想，富有人道、人性和人情，文笔流畅而美妙，思想深邃而生动。这些基于真实的教育场景而生发的思索与表达，可以是诗词、隐喻、故事。也可以是随笔、箴言或散文；它不仅脍炙人口，充盈着语言的魅力和理性的力量，而且映照着话语主体的人格与情趣。
这里并不否认，那些习惯于“标准化”理论产品的“制造者”和“消费者”，往往对“大众诗性话语”心生狐疑，甚至贬抑和拒斥，认为缺乏“严密”的“理论体系”，不符合传统的“学术规范”。这一偏见尚有待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去批驳与修正。其实，由于教育的复杂性以及与教育相关的活动主体生存方式的多棒性，不同的活动主体往往从不同的立场与角度去探讨教育的本质和规律，这必然形成内容与样态(主要表现为话语方式)各异的教育思想和认识。“大众诗性话语”的根本特征就在于其实践性、灵动性和开放性，其根本价值就在于可以适时地介入现实，并把焦点定位在教育的热点和难点上，直逼时代的核心问题。因此，从当前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发展现状来看，紧缺的正是能够尊重现实、激发梦想、建设重于批判的“大众诗性话语”。
总之，教育生活造就了教育话语，而教育话语也在洗练着教育生活。目前，对教育理论、教育实践及其关系进行话语分析，已经成为教育研究的一个热点和难点问题。佐藤学在《课程与教师》一书的开篇写道：“教育的实践借助话语得以结构化。用怎样的话语构想教育的目的与主题；用怎样的话语构成这种实践；用怎样的话语实现这种过程；用怎样的话语赋予这种过程中发生的变化；用怎样的话语去反思、表达这种实践的经验，这一连串用话语所构成、所实现、所反思、所表达的活动，就是教育实践。”“把教育视为这种话语实践的立场，有可能使得教育学研究成为一种以话语为媒介的意义与关系的重建的实践。”一般认为，话语是思想的表现形式，话语的界限意味着思想的界限，话语的贫困意味着思想的贫困。但是，真正理想的教育改革话语不在于一次性完成，而在于不断地生成；不在于终结某个理论体系，先知般地把真理交给教育的改革者，而在于不断地打开思考之门，在思考中行动，在行动中修复、完善和创新。不仅如此，真正的教育实验改革。必然以责任和使命为根本动力，离不开政策主体、理论主体、实践主体等多元主体的真情投入和对话、互动。我们有理由相信，“大众诗性话语”所特有的言说方式和传播优势，必将在理论建设和实践创生两个维度上对当前的各类教育改革具有启迪和引领作用，并将对中国教育科学的未来研究范式产生积极影响。超级秘书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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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项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对外语类高校通识教育实施的功效进行研究，为外语类高校通识教育的实施提供借鉴。本文探讨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学生对通识教育的功能认知如何;(2)学生对通识教育的课程设置及教学方法的满意度如何;(3)学生在通识教育中的参与度如何;(4)通识教育的效果如何。
2研究方法
2.1问卷开发
本研究采取问卷法进行调查，共分为三个主要阶段。其中，问卷开发涉及前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进行问卷维度的开发、问题的编纂与整理。最终确定的问卷初稿主要包括以下维度:(1)外语类高校通识教育课程组成的合理性;(2)外语类高校通识教育课程教授的合理性;(3)外语类高校通识教育课程的效果。第二阶段进行问卷的反复商讨和修正。问卷的核心问题包括以下几方面:学生对通识教育的功能认知;学生对通识教育的课程设置及教学方法的满意度;学生参与通识教育的效果。这四个部分均为单项选择题，且都有详细的答题要求说明，主要采取六级和五级量表。
2.2研究对象以及抽样方法
第三阶段为正式调查阶段。外语类高校参考国内外知名高校通识教育课程的设置情况，发挥区域与国外研究的优势，结合该校的学科特点和人才培养的需求，将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分为三大阶段(通识基础、通识核心和通识进阶)和五大模块(中国传统文化与历史传承、东西方文明碰撞与交流、自然科学与技术、人文与社会、自我与人生)。基于所有学院的学生都必须选修通识教育课程，本次调查在全校范围内随机抽取三个学院，即英语教育学院、日本文化经济学院和东语学院。每个学院抽取2～4个班级。
3数据结果分析及讨论
3.1问卷回收与学生的背景
本次调查共发放250份问卷，全部回收，有效问卷为248份。参与本次调查的学生包括英语教育学院的英语教育专业4个班，共111人;日本文化经济学院的日语复语专业3个班，共84人;东语学院的印地语专业2个班，共53人。
3.2学生对通识教育功能的认知程度
通过调查数据分析发现，超过52.4%的学生对学校通识教育的总体宣传表示非常不满意、不满意或不太满意，尤其是对学校通识教育宣传方式的不满意程度超过了56.5%。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外语类高校的通识教育还处于探索和不断构建的阶段，譬如网站建设等正在逐步完善。超过78.2%的学生对通识教育的四个预期目标表示比较同意、同意或完全同意。其中，对“拓宽视野”这一目标的同意度高达95.6%，“健全人格”也达到75.8%。由此可见，从学生个人对通识教育的认知来看，通识教育课程对于提高学生的知识和技能有很大助益。
3.3学生对通识教育课程设置及教学的满意度
通过调查数据分析发现，超过一半的学生对选课数量、资源支持、课程质量和对实现的学习目标不太满意、不满意或者非常不满意，特别是对选课方式不太满意的学生占所有回复问卷学生的84.7%。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外语类高校的通识教育课程的选课方式过于单一，目前仅是网上选课这一方式，而且选课时间较紧，学生无法及时选到自己感兴趣的科目。此外，有36.4%的被调查学生对于通识教育课程的教学总体不太满意、不满意或者非常不满意，主要体现在教学情感投入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两方面。这是因为学校开设通识教育课程的时间过短，还没有建立起相应的各种体系，教师也没有完全把握通识教育的实质，仍然使用专业课的教授方式，主要聚焦于理论教授，而忽视与实践相结合。
3.4学生通识教育课的学习参与程度
调查数据显示，被调查学生的总体参与度还不是很高，偶尔、经常或者总是参与到通识教育课堂中来的学生共占51.8%，而另一半学生很少或者从不参与。学生的主要参与方式是在课堂上与同学合作完成课程任务、课堂讨论和教师与学生的互动，其比例均超过60%;在课堂上提出问题和建议及在课堂汇报和展示这两方面的参与度也达到了一半以上。产生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教师通过点名、提问、加入小组讨论等方式加强与学生的互动，或者要求学生完成学习任务等。学生为了拿到学分或者其他原因都必须参与到课堂中来。因此，教师应该着眼于尝试运用其他方式提高学生的课堂参与度。
3.5学生对通识教育课常用评估方法的评价
通识教育课程的主要评估方法是课程学期论文、期末考试和出勤率，使用频率均高达80%以上。从调查结果来看，出勤是教师用来评估学生通识教育课程学习效果的一种主要的方式，使用频率高达94%，这实际上是不合适的。采用出勤来考察评估学生的学习只是考量学生对于这门课的学习态度，而并没有真正达到评估学习的效果和目的。此外，课外实践和小组项目评估的方式很少或者从来不用，尤其是课外实践，45.2%的学生认为教师从来没有使用过。由此可见，目前外语类高校评估通识教育的方法还是比较传统和单一的。
3.6学生对通识教育效果的评价
调查数据显示，超过一半的被调查学生对学校通识教育的总体评价比较满意、满意或者非常满意。但是有51.6%的学生对通识教育课程所达到预期效果的评价不太满意、不满意或者非常不满意。其原因与教师的教学方式和评估方式有一定关系。总体来说，通识教育对学生的各方面还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比较突出的两方面是:扩大知识面及了解更多领域知识，提高人文素养和陶冶人文精神。在这两方面，学生的满意度高达80%以上。在提高跨学科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培养更高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丰富社会认知和帮助日后就业这三方面，学生的满意度全部超过50%。由此可见，学生对于通识教育基本上是满意的，认为其可以提高他们的能力。
4总结与建议
关键词：民族音乐音乐教育母语环境影响优化
我国有品种繁多的民族音乐，体现了中华各民族鲜明的音乐风格，凝聚着民族艺术的精华。尽管目前学术界和教育领域已经意识到民族音乐文化的珍贵与保存民族音乐的必要性，但在教学实践中还没有把弘扬民族音乐文化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上来。而解决民族音乐文化继承与发扬的关键是教育。
一、音乐教育母语环境的界定与分类
不同民族有着不同的音乐语言，这种不同体现在旋律要素、节奏要素，以及文化价值上，这是每个人在文化上的立足点。进行音乐教育的母语环境就是指在民族音乐的根基上创造音乐学习的民族文化背景，使学生从多层次的环境中接触民族音乐的优秀文化。一个民族以母语为音乐教育，让受教育者生活在整个民族音乐文化的大背景中，这是柯达依音乐教育理念的出发点，也是目前音乐教学的应有的原则。
教学环境在空间上涵括校内外各种因素，笔者将音乐教育环境分为相互交集的三个层次，它们相互影响，决定着学生音乐学习的喜好和学习效果。家庭音乐环境是指以学生家庭为中心的物质与经济状况，家长的音乐文化素质、音乐行为和观念，包括遗传因素等；学校音乐环境不仅包括课堂教学环境、教学设备等物质环境，还包括课间的音响环境、其他课堂上的音响效果、同学以及师生之间的影响等；社会音乐环境主要指学校和家庭之外对学生产生无意识影响的音乐文化氛围。
二、音乐教育母语环境对学生的影响
从音乐教育环境与音乐教学的关系来看，音乐的母语环境决定了教学中教师和学生的音乐意识和音乐行为；客观环境的一切因素，都对身处其中的学生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成为引起或消除学生音乐学习动机的重要原因。下面针对音乐母语环境的影响进行具体分析。
首先，有利于培养学生的音乐母语感觉
目前一些学习音乐教育的学生，在演奏、演唱方面拥有一定的技巧性，但对自己的传统音乐却极其陌生，他们一味模仿西方的表达方式而缺少自己的民族风格。主要原因是没有在音乐学习初期建立起音乐母语的感觉，使用音乐进行表述情感的时候缺少一个文化根基、一个立足点，那就是民族音乐文化。我们尝试创设音乐母语环境，是让学生在潜意识中积累自己的民族语汇，认识自己的民族文化，掌握中华民族音乐的意韵、风格，将自己的文化深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中，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环境对音乐教学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近代心理学的信息加工理论认为：“冗余度（熟悉程度）过低的刺激不易激发起主动的探究、操作行为。主动的期待和主动的探究都是建立在一定的信息冗余度的基础上的。”①给学生创造设计一个民族音乐的教育环境可以提高学生对民族音乐信息的熟悉程度，继而对学生音乐母语的提高起到激发积极性和主动探究性的目的。
其次，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感性音乐能力
我国目前的音乐教学中，有些教师把音乐课的教学重点放在了音乐知识和技能的训练上。从实施素质教育的角度来看音乐教学时，培养学生对音乐的感受力、审美力、表现力及创造力，在感悟中陶冶情操，才是学校音乐教学追求的目标。
学习音乐和学习母语一样，都是先听、唱，再慢慢体会学习的内涵。由人的感官本能去学习音乐，以学母语的方式来学音乐，而不是用认知的方式去学音乐。以民歌作为主要内容的是匈牙利音乐教育家柯达依教育体系的重要特征之一，而大量的民歌演唱更是让学生在亲身参与音乐活动中获得了民族音乐体验和了解相关传统音乐文化。
三、如何优化音乐教育的母语环境
上文在对音乐母语环境的界定中已经提到，音乐教育环境可分为三个层次，即家庭音乐环境、学校音乐环境、社会音乐环境。下面就从这三个方面来探讨如何优化音乐母语环境，调控教育环境对学生音乐学习的影响。
（一）营造家庭的母语音乐氛围
家庭是人的最初环境，对一个人母语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和深远的意义。一个喜爱民歌的母亲会在日常生活中哼唱民歌，学生在无意识中接受这种隐性教育，逐渐熟悉民歌的旋律和风格，当这些民歌在音乐课堂上出现时，学生的学习兴趣会被强烈地激发出来。
父母对民族音乐的肯定，或者在观念言谈中流露出对音乐的正面见解会影响孩子音乐思想的形成。例如购买民族音乐资料，一定的音乐欣赏设备，给孩子一些精神上的指导、潜意识的正面影响和示范作用等。从父母延伸到家庭的外延，孩子的亲朋好友，给孩子营造一个良好的民族音乐氛围。
（二）优化学校民族音乐环境
学校是培育人才的主要基地，也是进行音乐教育的主阵地，学校环境有着其他环境无法比拟的优势，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优化学校音乐环境，创造良好的民族音乐氛围是优化整个音乐教育环境的关键所在。营造有利于学生发展的良好音乐母语环境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1.端正学校音乐教育的大方向，用富于民族特色的母语音乐教育学生
目前，流行音乐、网络音乐充斥文化市场，民族音乐（包括严肃音乐）受到冷落。而民族音乐文化继承和发展的出路在于基础音乐教育，从学校音乐教育入手，开展重视民族音乐教育课程的一系列建设工作，培养学生热爱祖国灿烂的民族音乐文化，激发民族意识和民族自豪感，从而达到爱国主义的教育目的，这是中国民族音乐以及中国音乐教育的出路所在。
2.充分发挥课间音乐教育的重要性
目前很多学校已经有意识地把铃声换成音乐的声音，并且在课间加播音乐，是个很好的尝试，对课堂音乐教学的影响也很明显。教学楼里的音乐家挂图多为西方音乐家，我们应该把导向目光更多地投向我们的民族文化。
3.加强和其他民族性课程的结合
音乐教育要注重结合文化，去了解和把握各民族、各地区的音乐，更要从提升学生的人文素质去考虑，从而加强学生的审美能力的发展。例如在书法艺术课上，老师有意识地播放民族音乐曲目，使学生无意识中提高对这些音乐信息的冗余度，给学生一个全方位的民族文化环境，有利于学生全面了解和掌握民族音乐文化精髓。
（三）优化社会音乐环境，形成正确的音乐舆论导向和良好的音乐风气
音乐教育与社会环境是密不可分的，并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和制约。社会环境对音乐教育的影响和制约主要是通过音乐舆论和音乐风气的影响来实现的。正确的音乐舆论导向和良好的音乐风气是优良的社会音乐教育环境的标志，同时也是音乐教育工作顺利开展的前提条件。
面对社会音乐环境的影响，一方面教师要善于指导学生正确选择。学生可以通过各种渠道拓宽和丰富自己的音乐信息；也可以从广阔的社会音乐生活里接受各种隐性音乐教育，包括广播、电视、书报杂志及互联网等各种媒体。但是教师应注意引导学生如何正确地去判断、接受音乐信息，使学生形成正确的音乐审美观。另一方面，社会要努力呈示一个健康的民族音乐氛围，一个良好的音乐母语环境。作为媒体的报刊、广播、电视，要努力造就民族音乐文化的环境，增强民族音乐的凝聚力，正确处理流行音乐和民族音乐的关系，从而在社会上形成一种正确的音乐舆论导向。只有在健康积极的母语音乐舆论和音乐风气的影响下，才能更加有力地促进学生对音乐母语的感受和学习，才能为民族音乐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奠定良好的基础。
总之，要建设良好的音乐母语环境，就必须从家庭、学校、社会三个层次的教育环境共同努力，只有把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从整体上形成良好的音乐教育氛围，从而有利于民族音乐教学工作的顺利开展，有利于学生素质的全面发展和整个社会素质的提高。
综上所述，在基础教育中实施民族音乐教育不是一件孤立的事情，而是一个包括母语音乐教育环境在内的全社会的系统工程。因此，只有全社会参与，营造一个良好的母语音乐教育环境，民族音乐教育的实施和存在才有条件，素质教育的发展才能在民族音乐这个母语音乐教育的基础上立足与发展。
注释：
①许卓娅.幼儿园音乐欣赏教学改革的理论与实践，选自第一二届全国音乐教育获奖论文精选[M].中国音乐教育杂志社编，人民音乐出版社，2000:4.
参考文献：
[1]田慧生著.教学环境论[M].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
[2]（美）贝内特·雷默著，熊蕾译.音乐教育的哲学[M].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
[3]袁善琦主编.音乐教育的基础理论与教学实践[M].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