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提要：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表明,宏观经济政策的不一致性会危害金融体系的安全,而脆弱的金融体系反过来又可以很容易地损害宏观经济基础。随着全球化和国际资本流动的深入发展,一个经济体的脆弱性能够很快溢出并影响到另一个经济体。明智的政策选择和制度改革不仅会使本国受益,还会使与其有紧密经济联系的邻国受益。因此,自从危机以来,各国家、地区一级全球层面上对加强经济金融风险管理的兴趣不断提高。人们日益认识到,在一国内部和国与国之间强化风险管理机制,包括信息交换、区域经济监测和政策对话,对于维护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乃至全球经济金融稳定至关重要。而在众多倡议之中,一个引起政府、多边组织、投资机构和学术界关注的倡议是早期预警系统。这个系统能够对正在逼近的金融危机发出信号。早期预警系统模型为系统研究危机事件和相关因素提供了一个有用框架。
一、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理论:文献回顾
(一)货币危机理论。对于过去30年来发生在拉丁美洲、欧洲和亚洲的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的起因,目前已经有了大量的文献。研究货币危机的文献通常在一开始就介绍有关模型用来解释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七十年代末所经历的危机。这些模型把货币危机看作是脆弱经济基础的结果。第一代模型开始于Krugman(1979)、Flood和Garber(1984)的创造性研究,重点关注广义的宏观政策的不一致性,这些宏观不一致性可能包括过度的国内信贷增长、脆弱的财政状况和疲软的经济表现。这些研究的贡献不在于指出不一致性会导致货币调整,因为这一点我们都能很好的理解,而是在于它预言:当有远见的市场参与者意识到目前的汇率不能再维持下去的时候,外汇储备可能会急剧突然流失。
Obstfeld开创了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Obstfeld强调在一个国家追求的各种政策目标之间可能存在相互抵消的关系。由于银行体系崩溃预期,财政出于救助而导致的财政赤字也可能触发货币危机——这种政府不得不救助银行体系的预期可能会导致债权人抽离资金,从而引起货币崩溃并产生危机。这意味着一个国家可能会遭受自我实现式的货币危机。也就是说,因为一些时间或行动(例如由一个投机者所发起的时间或行动),这种均衡可能会从固定汇率体制转换到浮动汇率体制,或从一个固定汇率水平转换到另外一个贬值了的固定汇率水平。
自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货币危机的理论研究已经深入了许多。所谓的第三代模型将货币危机看作是一国的资金外逃或者金融恐慌。第三代模型更关注对一国债权的结构,因为它会影响金融危机的风险。债权人,特别是那些短期债权人,能够突然撤回债权,从而导致该国外汇和流动性的急剧短缺,从而触发货币或金融崩溃。
广而言之,第三代模型已经注意到资产负债表效应对货币目标可持续性的重要影响。这方面的文章认为,资产负债表的不匹配会迫使银行或公司快速产生外汇需求。当很大一部分金融部门或者公司部门都有外汇需求时,汇率就会面临压力。但汇率贬值时,会有更多的金融机构或企业为了应对无止境的头寸需要而寻找外汇,进一步加剧资本流出,引发货币危机。
(二)银行危机理论。银行业的困境有两个:一是单个银行困境;二是系统性银行困境。有关第一种类型银行困境的原因,理论上更多地是从微观角度展开研究。一些主要发达国家使用的实证模型广泛运用这一理论来预测金融困境。单个银行困境可以导致系统性银行困境。Chari和Jagannathan(1988)的模型假定银行危机是这样的误解造成的:没有信息来源的存款人错误地认为,其他提取存款是因为一些有关银行资产的不利信息而行动的。
危机的另一个传播机制是通过银行间存款进行传导。单个银行困境的溢出效应通过同业拆借可以影响整个银行体系。金融机构的规模、银行间市场和其他金融市场的功能等因素将决定传染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型市场中的银行风险更大。
决定银行体系困境的重要微观因素是一国整体制度框架的质量。由于道德风险、信息披露有限、公司治理框架薄弱、存款保险过度或者监管水平低所导致的市场纪律差,是决定信息不对称的程度、银行管理的质量以及脆弱性积累的关键因素,这些都会引发系统性银行危机。在系统层面上,宏观经济因素——对利率的冲击、汇率贬值、商品价格的冲击、经济增长减速和资本外流——也是危机的重要决定因素。
二、预测金融危机
(一)开发早期预警模型的原因
第一,发生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国家损失惨重——由危机溢出效应而影响的其他国家受损也特别严重。自从20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以来,已有93个国家发生了100多次系统性银行危机事件(Caprio和Honohan,2001)。从公共部门解决危机的成本来看,其中约有18次危机(均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成本达到了危机发生国GDP的10%或更多。根据货币基金组织1998年的一项研究报告,一国在银行业危机爆发后需要约3年时间才能使产出恢复到正常趋势,平均累积产出达GDP的12%。
危机还有“传染”的特征。即使是在一个相对较小的经济体中发生的金融行业严重问题也会有广泛的溢出效应。若世界某地发生了货币危机,其他国家(经济体)遭到投机性冲击的概率上升7%,即使相关国家对其政治经济基本因素采取了控制措施。
第二,简单观察货币风险及违约风险的传统市场指标往往不能获得多少关于即将发生危机的预警信号。目前的证据表明,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发展过程中,利差和信用评级等指标的表现令人失望。研究表明,3个月期限的离岸证券利差这一指标没能对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困境发出预警。也就是说,这类指标不是平坦就是下降,只是对泰国给出了断断续续的信号。
在新兴经济体中,预测单个银行困境和破产也存在一些问题。最近一项研究分析了一些国家的银行困境,结果表明,传统的银行脆弱性指标,如资本资产比率、净边际利润率、营运成本与资产的比率、流动比率等,在找出有问题银行方面的作用十分有限。也就是说,传统的CAMIL类型的比率——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管理稳健程度、收益、流动性——将不能预测单个银行是否要陷入困境。总而言之,仅仅集中精力于一个或者两个“包治百病式”指标的“廉价做法”不太可能得到一个良好的早期预警系统。若投资于一个综合的早期预警系统,则更可能获得成功。
(二)早期预警实验的一般规则。第一,在金融危机起源中寻找系统性模式意味着不能局限于最近的一次危机(或者一系列危机),而是要研究一个更大的样本。否则,在重要因素与不太重要因素之间进行区分就可能会有太多解释,或者所得出的最后结果经不起更多实际经验的检验;第二,要像关注货币危机一样关注银行危机。关于金融危机先行指标的文献大都涉及货币危机。然而,发展中国家银行危机的成本比货币危机成本更大。银行危机似乎是引致货币危机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第三,尽量使用比较广泛的早期预警指标集合。因为在新兴经济体中,金融危机的根源很多,因此需要大量指标来反映潜在风险源;第四,采用样本外检验来判断先行指标的有用性。一个模型的样本内表现会使人们乐观地误以为模型在样本外也能表现良好。
(三)早期预警实验中有意义的发现。通过实际数据的运用,Goldstein、Kaminsky和Reinhart(2000)从早期预警模型中获得了一些实证结果。下面介绍一些有代表性的发现:(1)新兴市场中,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在爆发前都有征兆,有些现象有重复发生的行为特征;(2)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利用月度数据对银行危机进行准确预测的难度要大于货币危机。在样本内,银行危机的平均噪音信号比货币危机的要高;同样,在样本外,该模型对货币危机的预测表现也比对银行危机的预测表现要好很多;(3)对于货币危机来说最好的月度指标是实际汇率(相对于趋势)的升值,而对于银行危机来说最好的月度指标是证券价格的下跌、出口的下降、M2与国际储备比率的偏高以及经济衰退;(4)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最优先行指标之间既有很多共同之处也存在很大的区别,因此应单独考虑这两种危机;(5)在预测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方面,信用评级变化的表现比经济基本因素中较好的先行指标的表现要差很多;(6)先行指标的样本外检验结果一直是令人鼓舞的——至少在货币危机方面是这样;(7)国家间危机传染效应表明,在理解新型市场发生货币危机的脆弱性时,要更加关注国家特有的经济基本因素。
三、总结
国家应该预期到未来的金融危机,并为此做好准备。为了限制金融危机的风险和实际危机的冲击效应,需要对脆弱性和金融风险进行实时监测。这可以通过运用设计良好的分析和预测框架——早期预警系统经常对金融稳定进行评估来实现。一定的危机应急计划也很有用,特别是如何应对早期银行危机的第一个信号的计划。因为最初银行危机的第一个信号经常决定是否会产生更加系统性的银行危机。然而更重要的是,国家要不断改进其整体激励框架,以使私人部门的金融机构及企业有意愿也有能力合理地管理其金融风险。这需要良好的宏观经济管理水平,包括适度的汇率管理,并确保实现金融部门和公司部门稳健的所有支柱都到位。
主要参考文献:
关键词：行为金融学；保守主义；隔离效应；反应过度；反应不足；自我归因；非理性波动
一、行为金融学简介
西方行为金融学（BehavioralFinance）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行为金融学之前的经济学和金融学的理论多假设：个体在决策过程中会全面考虑所能得到的信息并理性地进行投资决策。然而，研究者们在投资领域中发现了大量非理性的投资行为。西方的许多经济学家在研究投资活动过程中发现，金融学的许多数学模型，不能很好地解释和预测现实中的投资活动，对投资活动中人的行为与心理的研究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行为金融学就是试图去解释投资者在决策过程中，情绪和认知错误是如何对其投资产生作用的一门学科。著名的行为金融学理论包括背景依赖（ContextDependence）、保守主义（Conservation）、隔离效应（DisjunctionEffect）、反应过度（Over-reaction）、反应不足（Under-reaction）等。
二、资产价格非理性波动与非理性人假设
传统的经济学和金融学的理论均假设：个体在投资决策过程中会全面考虑所能得到的信息并理性地进行投资决策。但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在投资领域中存在大量非理性的投资行为，个体和群体的决策往往并不会以理性利益最优化来决定其行事的策略。行为金融学是在传统金融理论出现一些异常现象时候发展起来的。行为金融学认为人类具有一定的理性，但人类的行为却不尽是理性的，行为金融学在对人类行为进行了有限理性，有限控制力的基本预设假定之后，把人类的感情因素和心理活动等融入投资决策过程之中并加以分析，认为这些因素都在人类的决策过程当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行为金融学有两个重要的理论基础：
有限套利（limitstoarbitrage）和投资者心态分析（inverstorsentiment）。有限套利就是基于人的非理性假设，在噪声交易和市场交易规则限制的影响下，再完美的套利也只能部分发挥作用。投资者心态分析就是解释投资者在决策过程中，情绪和认知错误是如何对其投资产生作用的。对心理学的研究能对金融市场的许多现象解释带来很大的帮助，也能解释很多股票市场的异常现象，比如市场泡沫和崩盘现象。行为金融学的观点认为人类的许多弱点是一致的，可在一定程度上预测的，可以被利用在市场上获取利润的。“行为金融学首先并不完全肯定人类理性的普遍性。而认为人类行为当中有其理性的一面，同时也存在着许多非理性的因素。”
决定股价的短期波动或者说直接影响股价的因素是所有参与的投资者的心理因素的综合，包括理性和非理性的心理因素。购买股票的每一分钱背后都有个活生生的人，而决定其是否购买股票的直接因素就是其当下的心理状态。所有的外部的因素诸如最新的公开信息，历史的走势，某人打听到的小道消息等等都只是影响其心理的多种因素之一罢了。进而，一个股票乃至一个证券市场的趋势就是有所有的投资者的心理预期及其发展而决定和推动的。因而进一步的可以认定证券市场和其他市场上往往存在着情绪周期，《洛杉矶时报》曾载文将其总结为轻视、谨慎、自信、深信、安心、关注和投降7个过程。这7个过程构成了一轮资产价格的完整波动过程。
股价是对股市总体心理状态的客观反应，任何一个时点上的股价走势发展，向上或是向下，都是由过去发生的事件和将要发生的事件共同造成的。过去的事件谱写出了过去的K线走势，过去的K走势或者说是过去发生的事件决定了某一时刻市场参与者的总体心理和财务状态。而这决定了未来基本面和消息面发生变化时参与者的反映，每个投资者的反应总合则决定了未来股市的走势。因此，同一事件发生在不同的时间，在不同的市场，面对市场中投资者的不同原有心理状态时，结果会完全不同的。比如提升存款准备金，在牛市疯狂时，存款准备金率的提升会被认为是利空兑现，股市会更加的上扬，这在2007年的中国股市屡次可见。
三、非理性在股市上升中的表现
非理性因素发生在股市波动的每一个阶段，具体来说，在一个周期的开始，股市在经历一段长期的调整之后，股票价格的处于历史低位，而此时经济基本面开始好转，股价开始处于上升的初级阶段，显然此时股价合理甚至是低估，基本面开始向好的方面发展，至少是最坏的情形已经过去，此时从长期而言应该是很好的购入股票的时机，但大多数的投资者在熊市的惨跌中已经心有余悸，根据卡尼曼的回忆效用理论，此时投资者对于上一资产价格周期期末的暴跌经历具有强烈的回忆效应，恐惧造成了投资者的悲观情绪，难以对当前的市场有准确客观的分析，当利好的趋势不断显现之时，股价反而波澜不惊，多以小的震荡为主，这可以用行为金融学中的“反应不足”和“隔离效应”来解释，“反应不足”又可称为“保守主义”其表现形式有两点：一是人们习惯于对不确定的事物先设定一个初值，然后根据信息的反馈对这一初值进行修正，而前期的下跌走势就在此形成了一个悲观的初值；二是人们总有对信息进行筛选的本能，对新信息进行选择性识别，对有利于保持原有观点的信息加以重点确认。以上两点使得当基本面开始改变时人们的反应滞后。
“隔离效应”，即人们总愿意等待直到信息披露或预期彻底实现时再做出决策的倾向，也使得一轮资产价格上升行情在初期总是缓慢而犹豫，唯有在经过较长一段时间的徘徊后，人们才能从“轻视”和“谨慎”转变为“自信”的状态，慢慢地才会有越来越多的投资人进入市场，股市成交量不断增加。
当资产价格上升波段发展到后期，此时资产的价格已远没有原先那么有吸引力了，甚至已经远远高于其价值，但上升的趋势，使得“过度自信”现象很容易发生。人们经常高估自己成功的机会，将成功归因于自己的能力，而低估运气和机会在其中的作用。当行情发展到高潮阶段，市场上总是乐观的情绪蔓延，长期的上涨行情使得参与者的自信不断得到正强化，因而操作上更加的主观和激进。同时长期高扬的股价会让人产生价格偏移，产生对当前股价的认同的倾向。信息窜流和“羊群效应”现象使得在一轮行情末期的投资者总体的乐观情绪很难被扭转，人们通过相互间的循环反应刺激，情绪逐渐高涨。于是人们很难想象股价会突然的暴跌，即使有所下跌，由于见过更高的价格，而认为其实也在历史高位的价格很便宜，而大举买入，当有很多人这么做时，群体的非理性就产生了，这就是股价在达到通常的估值上限后还会波浪式上升的原因。
四、非理性在股市下跌中的表现
当一个周期进入下跌阶段时基本面开始变化，人们过于乐观的预期被突然打破，股市开始下跌，同样的由于之前股市上涨时期，许多利空的因素出现以后并未改变股市上扬的趋势，人们产生了侥幸心理，在“保守主义”配合下，往往不会去考虑量变到质变的可能。在经过长期的牛市行情后人们会产生“资金效应”，资金效应是指在产生收益效应后，人们倾向于接受以前不接受的，再次的后失败所产生的痛苦往往较小，因为损失被前期的收益缓冲了。因此继续投资的冲动不会立即消除。对于新近的头寸带来的损失，也会因为“后悔厌恶”而不会随基本面的改变而轻易卖出。以上种种人们心理上产生的作用使得总会产生这样的一种情形，即虽然股价已脱离价值，趋势似乎也已转变，但在股市的一波大回调之后总会有一波有规模的反弹，几乎每次的股市逆转的形态总是以M头出现。
伴随着股市下行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市场绝非原先认为的那么乐观，阻碍经济发展中的负面因素开始不断出现。当到了在下跌的后期，长期的下跌使得人们产生了趋势持续的预期，使得即使股价在下跌之后突显出了价值，但场外资金依然不敢进入，同时筹码持有者由于巨大的账面亏损，对股价的定位产生巨大的改变，用惊弓之鸟来形容比较贴切，当股价由于抄底资金的介入而有所回升时，成本较低的投资者倾向于在略有亏损时出局，而不会在意此时股价是否匹配股票的价值，长期的下跌同样的改变了人们的思维定式，“保守主义”在此再次发挥效应，随着股价的上升，不断有接近其成本区的投资者选择抛售，反弹很快就被无法控制的抛盘镇压下去了。这也是下跌时会出现波浪式下跌，高点越来越低，低点也越来越低的原因。
在下跌的趋势之中，慢慢地人们开始认为下跌时常态而上涨只是偶然，市场的总体悲观情绪又会通过“羊群效应”在群体中的投资者间进一步加强，这就造成了严重的惜买现象，造成资产价格启稳的困难。此时绝大多数的人都开始从“安心”，“关注”转变为“投降”。
市场的大底是由长线的价值投资者造就的，唯有当有较大的一批资金开始不在乎短期的波动而进入股市时才可能结束绵绵的下跌趋势。一个特定市场中坚定地价值投资者的数量是不确定的和难以估计的，并且只有这批价值观相同的人在较集中的时点上共同进入股市，才能对趋势产生作用，这就造成了大盘暴跌时的下跌幅度和节奏难以估计。在一个趋势投资盛行的市场，在长期下跌之后，很少有人会脱离“羊群”敢于逆势而为，其结果就是股市往往会下跌到一个离谱的点位。如格雷厄姆1929年美国股市泡沫破灭后在1931年抄底，结果破产。费雪已经预见29年股市泡沫破灭，但是还是买入自认为是便宜的股票，结果几天之中损失了几百万美元。股神巴菲特也曾在买入股票后账面损失达到50%。他们都是著名的投资家，但在非理性面前，任何理性分析都难以预测非理性造成的冲击和波动。
五、结论
非理性是人类难以克服的弱点，个体的非理性的累加造成了整体市场的非理性波动，贪婪与恐惧的存在使得价格和价值会产生巨大的偏差，而具体时代背景，人文环境等的不同造成了市场总体心理状态的不同，故而对于即便相似的基本面市场总体的反映也不尽相同。流行的技术分析就其根本是对过去发生事件的统计总结，并试图通过概率指导投资。但参与者在不断变化，参与者的数量和市场中交易的股票也在不断变化，此外不同股票可能吸引不同的具有特定行为特征的投资者，这使得在另一个股票上的数据分析变得钝化。资本市场是由无数投资者和投机者共同构成的博弈场所，因而对于资本市场脱离基本面因素的非理性波动唯有从行为金融学的角度来研究和审视。行为金融学无法精确地为投资预测价格的波动和走势，但却可以在分析投资者心理和大众预期的基础上来研判资产价格波动的发展阶段。从投资的战略角度来把握一轮行情的发展，发现机会，规避风险。
参考资料：
[关键词]发包方承包方预期利益索赔
承包方的预期利益又叫预期可得利益。指承包人按合同完成所发包内容后原本可以获得的利益。在合同的履行中若发包人不履行或不当履行施工合同，致使承包人本可以实现和取得的财产增值的利益不能实现和取得，给承包方造成了预期利益的损失，则视发包人违约，承包人可向发包人提出的索赔。
从立法上看，发达国家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非常注重对预期利益或期待利益的保护，国际咨询工程师联合会（缩写为FIDIC）制定的新版《施工合同条件》在第12.4款明确规定：“当对任何工作的删减构成一项变更的一部分（或全部），而其价值未达成一致时，如存在下列情况:(1)如果该工作未被删减，承包商将（或已）招致的费用，本应包含在中标合同金额的某部分款额中；(2)删减该工作将（或已）导致此项款额不构成合同价格的一部分；(3)此项费用不包括在工作的估价中；承包商应根据此向工程师发出通知，并附相应的详细资料。工程师收到通知后，应按照第3.5款的规定，商定或确定此项费用，并计入合同价格。”从规定可以看出在发包人删除或变更合同工作内容的情况下，承包人可以索赔相应部分工作的预期利益。我国的相关法律也明确了对预期利益的保护，指出违约方就其违约行为给守约方造成的间接损失，也要承担赔偿责任。从我国《民法通则》第117条规定的精神看，被侵权人预期利益的损失或间接损失已经列入法律保护的范畴。根据1999年10月1日起实行的《合同法》，第113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所以当发包方违反合同规定，将原合同范围内的部分工程另行发包、变更、取消等致使承包方预期利益损失的，承包人提出预期利益索赔是有法可依的。
然而在什么情况下发包方可以进行预期利益索赔呢？
首先我们必须了解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GF1999-0201，掌握通用条款的法律条文，在签署合同时注意索赔事项，避免出现当合同终止时承包人的索赔仅限于直接损失等不利于承包方的条文，在合同上要明确图纸上所有设计内容均在发包范围内。因为合同是双方自愿签订的，业主单方面提出变更合同是无效的，需要双方同意更改才有效。有些定额从总包角度规定分包内容可计总承包管理费或配合费，但是有时候配合费和损失的管理费、利润比起来，会有很大差额，所以预期利益受偿更合理一些。
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履行过程中出现以下情况发包方就可以提出预期利益索赔。
第一，因发包人原因引起的合同解除，包括发包人拖欠进度款，承包人停止施工，且超过56天，发包人仍不支付的；或者是因发包人违约（包括因发包人原因造成工程停建或缓建）致使合同无法履行，承包人经预先通知后有权解除合同。在上述情况下，承包人除了可索赔已完工程价款、前期投入，大型机械进出场、人员窝工、遣散，机械折旧、银行贷款利息，已付货款及退货费用，不可退货的原材料外，还应包括因发包方违约给承包方造成的损失，该损失包括预期可得利益的损失。
第二,发包人单方面取消、变更合同工程内容，或将合同中的部分工程内容另行发包。如将某工厂的厂区砼道路大面积缩减，将某小区建筑保温节能取消，将某办公楼的精装修变更为毛面，将住宅楼外墙涂料、门窗、屋面防水等分项工程，指定分包给某劳务公司，将网架屋面、钢结构工程从施工合同中分离出来发包给专业公司等。承包人均可向发包人提出索赔预期利益，因为发包方的行为剥夺了施工总承包单位的既得利益，总承包单位有权利要求取得原发包范围内的管理费、利润、风险费、税金。例如对于瑞平电厂配煤场工程项目来说，总包单位就是看中了其发包范围内的200厚钢筋砼地面，大加优惠，低价中标承揽此工程，在实际施工中发包方却要求改换炉渣，炉渣地面由发包方自行处理，盈利项目突然没了，尽剩下保本或亏损项目，很大程度上损害了承包方的预期利益。承包方有权利要求按照原合同的发包范围计算工程造价，将直接工程费退减给发包方。
第三,发包方在合同中未明确约定供应材料设备，而在实际施工中发包方指定供应主材设备。根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GF1999-0201》通用条款第27条“实行发包人供应材料设备的，双方应当约定发包人供应材料设备一览表，作为合同附件，一览表包括发包人供应材料设备的品种、规格、型号、数量、单价、质量等级，提供时间和地点”。所以在合同未约定甲方供材时，近期当钢材水泥等大宗原材料价格下跌严重时，发包人要求甲供，会使承按惯例视为承包人自主采购，在施工中可以拒绝发包方的供材要求。特别是包方承担主材涨价所带来的风险，却没有获得主材降价所带来的利润，损害了承包方的预期利益，承包方可以要求索赔，或拒绝使用甲供。当承包人愿意接受发包方的供材要求时，发包人有义务将其所供材料设备运至承包方指定地点，并支付相应的工地保管费用。
预期利益是合同利益的有机组成部分，承包方理应提出索赔，当然对于预期利益的索赔由于工程施工的实际情况的复杂性和技术难度，某些预期利益难以量化测算，但只要承包方能把握好时机，把握住问题的主动权，透彻研究招标文件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建筑施工图纸，提供完备的资料证据还是会索赔成功的。
在提出索赔需要提供以下证据:
1.招标文件、施工合同文本及附件及其他各补充协议。这些是索赔计算预期利益的主框架。
2.经认可的施工组织设计、工程实施计划、工程图纸、施工技术规范、计量计价规则等。这些索赔的依据可在索赔报告中直接引用。
3.会议纪要、工程联系单、技术核定单、隐蔽工程验收记录、施工日志，信息价格、照片、录音视频等。这些都是合同履行中要求索赔第一手资料。
索赔费用的计算包括未完工程的总部管理费、风险费（如果预计的风险没有发生，剩余工程对应的风险费将成为承包人的利润）及利润。因为预期利益的计算复杂，情况有多种多样，这里就不做叙述了。当发生预期可得利益索赔时要按下列程序以书面形式通知发包人。
1.索赔事件发生后28天内，向发包方发出索赔意向通知。
2.发出索赔意向通知后28天内，向工程师提出延长工期和（或）补偿经济损失的索赔报告及有关资料。
3.工程师在收到承包人送交的索赔报告和有关资料后，于28天内给予答复，或要求承包人进一步补充索赔理由和证据。
4.工程师在收到承包人送交的索赔报告和有关资料后28天内未予答复或未对承包人做进一步要求，视为该项索赔已经认可。
5.当该索赔事件持续进行时，承包人应当阶段性向工程师发出索赔意向，在索赔事件终了后28天内，向工程师送交索赔的有关资料和最终索赔报告。
在预期利益的索赔中，经常会有索赔谈判，为了能争取更大的利益，取得更多的经济补偿，我们必须做好谈判的心理准备。在参加谈判会议之前要制定一个使谈判主题得以达成协议的框架。尽量使谈判程序明确、简单化，抓住问题关键，取大放小。每次只谈一个问题，讨论详尽，解决彻底。若某一问题出现重大矛盾或分歧，确实不能再进行时，再讨论其他问题，以致全部解决。
要取得良好结果就必须做到：
1.确定目标及实现步骤。确定哪些目标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让步的？哪些目标可以让步及让步的程度？哪些目标可能需要让步或者完全放弃的？
2.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准备好支持己方观点所需的所有数据、证据、政策规定及法律等文件。预测对手的立场，以及是否存在可能及可能影响达成协议的法律、法规、规章、政治和公众压力等方面因素。
3.高额索赔，严把底线。高额费用索赔可以作为讨价还价，互做让步的一种交易。看起来让彼此都能接受谈判结果。
4.随机应变，灵活机动。谈判过程中也需察言观色，掌握说话的分寸，尽量在和谐的氛围中争取。有机会也可以和对方共进餐饮，私下沟通。
另外承包方还可以咨询或聘请专业律师，承包方有法可依，发包方有法必依。当双方产生不可调解的矛盾，都竭力争取己方利益、各不相让，就需要律师出谋划策、化解纠纷。若承包方聘请了法律顾问，对于经常涉及合同效力、质量纠纷、工期延误、违约责任、索赔证据等事实；涉及已完工程价款、退场费用、材料款、保证金、违约金等款项，专业律师都梳理事实，收集证据，参与调解或诉讼，维护好承包方的权益。
参考文献：
[1]建设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GF1999-0201.兵器工业出版社，2001[S]
[2]中国工程咨询协会组织专家编译:施工合同条件.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S]
[3]崔建远：《合同法》，法律出版社出版社,2007[M]
【摘要】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是指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引起的不完全可逆，呈进行性加重的一组肺部疾病。由于反复发作加重病情，给病人身心造成很大痛苦，影响病人的劳动能力和生活质量，造成家庭和社会负担。为减少或防止该病急性发作，消除或减少疾病引起的功能障碍，改善病人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提高生活质量，我科从2004年5月～2005年5月对30例临床平稳期COPD病人实施一系列护理干预，得到满意效果。现报告如下。
一、对象与方法
1.1对象选择住院及门诊确诊为COPD的病人30例，其中男26例，女4例，年龄60～82岁，病程均在5年以上。入选病人均为临床平稳期，有严重心肺功能衰竭及语言沟通障碍者除外。
1.2方法在第1周举办2次集体讲座，系统讲解COPD的有关知识及护理干预的内容，并进行一对一指导。干预后采用电话联系、随访了解病人对护理干预内容的掌握与实施情况，嘱病人有困难随时来院，护理人员帮助指导并纠正缺陷。比较干预前后病人对生活的自我评价、主诉症状的改善、肺功能测定值。
1.3护理干预内容
1.3.1呼吸体操锻炼即将腹式呼吸和扩胸、弯腰、下蹲等动作结合在一起，每日2组。具体要领:平静呼吸4次～8次，立位吸气、前倾位呼气4次～8次，单举上臂吸气、双手压腹呼气4次～8次，平举上肢吸气、双臂下垂呼气4次～8次，平伸上肢吸气、双手压腹呼气4次～8次，抱头吸气、转体呼气4次～8次，立位上肢上举吸气、蹲位呼气4次～8次，腹式缩唇呼吸4次～8次，平静呼吸4次～8次。
1.3.2全身运动的耐力锻炼根据个人情况选择步行、踏车、登梯、游泳等运动。此项锻炼应从低运动量开始，循序渐进、因人而异、适可而止，以免造成运动损伤。开始每次坚持5～10min，每日3次或4次，逐渐延长至每次20～30min，每日2次。锻炼时监测心率，最高心率指标为170减去年龄。
1.3.3氧疗的指导告知氧疗最终目的是延缓疾病的发展，延长病人的生存期，而不是仅用来改善症状。对那些认为吸氧越多越好或气促症状好转就减少吸氧时间者予以纠正，要求病人每日吸氧达1.5h、流量为1～2L/min。
1.3.4营养指导嘱病人掌握少食多餐、摄取适中能量的原则，并增加鱼类和水果摄取等。
二、结果
2.130例COPD患者接受护理干预后对生活质量的评价。
2.230例COPD患者干预前后主诉症状比较。
2.330例COPD患者干预前后肺功能各项指标比较。
三、讨论
COPD是呼吸系统常见病、多发病，病人由于呼吸困难，往往引起运动受限，进而产生肌肉萎缩，体重减轻;由于活动减少，从而与社会脱离，产生孤独感与压抑感，这些改变相互关联，形成一种复杂的恶性循环，影响病人的生活质量。COPD由于肺泡过度膨胀，加之气促呼吸频率快，呼吸肌常处于疲劳状态。呼吸操锻炼可增强膈肌、腹肌、下胸部肌肉的活动，改善其收缩功能，减少呼吸肌疲劳的发生，可使呼吸肌做功能力增强，用力呼气后肺泡内残存气量减少，肺泡膨胀程度减轻，从而改善肺的通气功能；腹式缩唇呼吸能有效提高气道内压力，防止呼气时气道过早塌陷，利于减轻二氧化碳潴留，改善通气功能。全身运动可以增加病人四肢肌肉力量，改善因慢性疾病引起的骨骼肌功能障碍，可以改善病人对体力活动的恐惧和焦虑心理，增强锻炼信心，增加运动耐力。长期氧疗可提高肺泡内氧分压，增强氧弥散能力，提高动脉氧分压，增加组织供氧，改善心、脑、肺、肾的功能，降低肺动脉压力，改善呼吸困难，增加运动耐力。COPD病人食欲低下，在进行康复锻炼时能量消耗进一步增加，导致体重下降，因此，合理的营养指导利于病人预后。
表130例病人接受护理干预后对生活质量的评价（略）
表230例病人干预前后主诉症状比较（略）
表330例病人干预前后肺功能指标的比较（略）
通过对COPD病人实施护理干预后，患者的日常生活自理能力、行为活动耐受、睡眠质量等生理方面起到了较好的作用，同时在人际交往、家庭支持方面也较干预前有所增加；咳嗽、咳痰症状明显改善（P均<0.01）；第1秒用力呼出量、1秒率明显提高(P均<0.01)。与张建华报道的呼吸康复训练12个月后1秒率预计值较康复前差异有显著性，病人的肺功能逐渐得到改善相一致。由于病人在康复训练中受益，主观运动意识增强，同时家庭、朋友、社会对COPD病人给予了帮助和支持，从而促使病人能长期坚持康复锻炼，达到康复治疗的目标，即减轻症状、增强体力、积极投入日常活动、提高生活质量。
【参考文献】
［1］张建华.呼吸康复训练对老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病人生活质量的影响［J］.中华护理杂志,2004,39(7):504-506.
［2］周玲君.呼吸训练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康复治疗中的应用现状与展望［J］.护理研究,2005;19(3A):478-479.
【摘要】目的探讨早期康复干预对脑卒中后抑郁状态的影响。方法将86例脑卒中后抑郁患者随机分为康复组(研究组)46例，常规治疗组（对照组）40例；两组均进行常规药物治疗，康复组同时进行神经康复治疗。采用改良的Barthel指数评定日常生活活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评定抑郁状态，分别于治疗前及治疗第40d末各评定1次。结果治疗40d末，研究组Barthel指数、汉密尔顿抑郁量表评定均有明显改善，差异有显著性（P<0.05），对照组治疗前后改变不明显（P>0.05）；两组间比较研究组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显著性（P<0.05）。结论早期康复干预不仅能有效改善脑卒中后抑郁患者心境，同时可提高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降低致残率。
【关键词】脑卒中；抑郁；康复治疗
卒中后抑郁（poststrokedepressionPSD）是脑血管意外的常见并发症，脑卒中后约60%的患者可发生抑郁［1，2］。卒中后的抑郁情绪和认知障碍等可直接影响患者的病程及预后。早期康复治疗能使PSD患者的抑郁心境有明显改善，使康复治疗步入良性循环，从而改善预后，现报导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对象选取2004年3月～2005年6月在我院神经内科住院的86例PSD患者为研究对象。入组标准：（1）均符合1995年全国第四届脑血管病学术会议制定的脑卒中诊断标准，并经CT证实为大脑半球病变（梗塞或出血），无意识障碍、失语及严重的认知功能障碍；（2）均符合《中国精神疾病分类方案与诊断标准》第3版（CCMD3）抑郁症诊断标准；（3）病程10～15d；（4）无严重的心、肺、肾功能障碍，排除既往有神经、精神病史及检查不合作者。其中男54例,女32例；平均年龄58.4±9.4a；脑梗塞50例，脑出血36例。
1.2方法
1.2.1分组方法先按疾病类型分层，尔后将入组的86名卒中后抑郁患者随机分成康复组（研究组）46例，常规治疗组（对照组）40例。两组患者性别、年龄、发病时间、神经功能缺损程度、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及抑郁程度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
1.2.2治疗方法两组均给予神经内科常规治疗和护理，对抑郁显著的患者口服百忧解治疗。研究组采用运动再学习方法（MRP），在生命体征及病情稳定48h后即开始康复治疗，早期均以肌肉按摩、神经肌肉电刺激、患肢的抗痉挛摆放、关节的被动与主动活动等，以保持关节正常活动度及肌肉正常长度为主。再根据患者病情，脑梗塞患者一般在发病后3～5d，脑出血患者在发病后10～20d进行坐、立、行、走训练，同时通过具体的作业由易到难进行日常生活活动（ADL）训练与强化，每日1次，每次45min。康复师不断地与患者进行交流，讲解神经康复的基本原理及近期与远期目标，使患者对脑卒中有全面、正确的认识；不断肯定、鼓励患者所取得的每一个进步；进行适当的心理疏导，以唤起患者战胜疾病的信心。
1.2.3疗效评定采用改良的Barthel指数（MBI）评定ADL，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定抑郁状态，分别于治疗前及治疗第40d末各评定1次，并进行对比分析。HAMD24项评分≥8为轻度抑郁，≥20为中度抑郁，≥35为重度抑郁［3］。全部数据采用SPSS10.0统计软件包处理，并进行t检验。
2结果
治疗前后两组患者MBI、HAMD评定结果比较，见表1。
表1两组MBI、HAMD评定比较（略）
注：组内治疗前后比较P＜0.05，P＞0.05；两组间比较P＜0.05
表1显示，治疗40d末，研究组MBI、HAMD评定均有明显改善，差异有显著性（P<0.05），对照组治疗前后改变不明显（P>0.05）；治疗后两组间比较，研究组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显著性（P<0.05）。
3讨论
PSD是脑卒中后常见并发症之一，其发生的机制不明，目前有两种学说：（1）原发性内源性学说，认为脑卒中后破坏了去甲肾上腺素能神经元和5羟色胺能神经元及其通路，引起去甲肾上腺素和5羟色胺之间的平衡失调；（2）反应性机制学说，即卒中后肢体功能的丧失，社会功能减退，角色转变，家庭关系等急性转变超出患者所能应对的范围；患者卒中后对疾病认识不足及对偏瘫后果恐惧导致精神压力过大；怕拖累家人、经济承受力的担忧等，多种家庭、社会、生理因素共同导致病后生理、心理平衡失调，而产生悲观孤独情绪，不愿意与人交流导致抑郁。
PSD与脑卒中的严重程度有明显的相关性［4］，患者的神经功能缺失越重，ADL越差，越易导致PSD。而随着ADL的恢复，患者的抑郁程度亦会明显改善。大脑是有可塑性的，早期康复治疗，因能有效抑制异常运动模式的产生，诱发正常运动模式，促使大脑的神经功能重组向符合生理要求的正确方向上发展。本研究显示，研究组治疗前后MBI、HAMD评定比较均有明显改善，差异有显著性（P<0.05），对照组治疗前后改变不明显（P>0.05）；治疗后MBI、HRSD评定两组间比较，研究组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显著性（P<0.05）。随着康复治疗，患者肢体功能不断改善，ADL的不断改善，激发起患者康复的信心，心理障碍逐步消除，有利于PSD的恢复。
康复训练是有计划、有目的、循序渐进的过程。在其间患者通过与康复师的不断交流，康复师的耐心的心理疏导，向患者传达积极的心理支持；通过建立良好的康复氛围，安排偏瘫患者的集体治疗，促进患者与患者间的交流及加强患者与家属间的沟通，使其心情放松、愉快，不断树立自信心，从而打消患者不良的心理防御体制，消除卒中后不良行为与处理方式，使患者能正确认识卒中事件本身，正确接纳自己与自己的疾病，能积极主动地参与治疗，从而解除抑郁。
总之，早期神经康复能从内因与外因两个方面改善患者的抑郁心理，促进PSD的恢复，而PSD的恢复，反过来又可加速康复进程的发展，最终改善患者肢体功能，减低致残率，改善预后。
参考文献
［1］于恺.卒中后抑郁的临床研究进展［J］.神经疾病与精神卫生，2004，4（5）：405
［2］张朝辉，宋景贵，王振英，等.氟西汀对脑卒中后抑郁状态及认知的功能影响［J］.临床心身疾病杂志，2005，11（1）：7
关键词：金融危机;风险早期预警体系;信号法;神经网络
中图分类号：F830.3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0017-2015（2）-0083-04
一、引言
自1825年第一次爆发金融危机以来，频繁发生且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了诸多破坏性影响。据IMF统计，1980-1995年期间大约有65个发展中国家发生过银行业1危机，而公共部门用于处置银行业危机的成本约为2500亿美元。在至少12起的危机事件中，公共部门的处置成本约占到该国GDP的10%以上。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中，泰国和韩国的银行重组成本高达GDP的30%，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则为20%。随着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的深入和金融业务与工具的创新，金融危机的影响范围和程度也较以往大幅延伸。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加剧，世界主要经济体至今尚未从危机的泥潭中摆脱出来。据不完全统计，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造成的直接损失约为35万亿美元。
除巨大的经济损失，银行危机也导致全球经济的严重衰退，阻止国民财富向最具生产效率部门的配置，限制了各国货币政策运作的空间，增加了货币危机发生的概率2。IMF（1998年）调查发现，在作为分析的31个发展中国家样本中，平均需要三年多的时间才能使其产出增长恢复至危机前水平，产出累计损失平均为12%。在严重的货币危机中，新兴经济体遭受的损失平均达到实际产出的8%。
二、金融风险早期预警体系理论综述
正因为金融危机的影响巨大，因此各国理论界和监管机构均试图建立适当的风险早期预警模型对其加以预测。Edison（2003）认为早期预警模型体系应包括危机的准确定义和对危机进行有效预测的机制安排。总体上，这些分析都是针对宏观经济、金融部门等宏观审慎指标，然后采用各种分析技术与模型，从而得出分析结果。根据所采用的方法途径不同，国外对于早期预警模型的研究分为参数和非参数模型两种：参数技术包括probit/logit和向量自回归VAR模型，非参数技术则指的是主要指标法和信号法。具体又可以分为三类：
一是指标或信号法。通过选取宏观经济与金融主要指标（宏观审慎指标MPIs）作为分析变量，确定作为危机信号的阀值，并统计MPIs的“报警信号”的次数来预测危机发生的概率。当与危机相关联的指标触发其特定阀值时，报警信号就会产生。
二是采用线性回归或受限因变量probit/logit技术。主要用于检验不同指标在确定金融危机发生概率时的重要性程度和有用性，通过监测危机发生之前指标的行为变化来计算危机发生概率。
三是最新技术。包括使用二元递归树来确定主要指标的危机阀值，人工神经网络和基因演算法来选取最合适的指标和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
（一）指标/信号分析法
Honohan（1997）认为，金融风险起源主要分为宏观经济事件、微观经济不足和区域性危机，那么风险预警则对应不同的警示信号。宏观经济事件导致的危机通常涉及内生性的衰退与繁荣周期，微观经济中能够发生的危机通常因为风险的过度承担和内部人融资，而区域性危机通常与政府主导下的金融体系相关。针对这三种情况，他设定了选取变量的基准条件，如贷款余额、存贷比、利差收入、流动性比率、政府债务等作为分析变量。虽然其指标分析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者的主管判断，但仍被理论界和市场分析人士经常使用。
Kaminsky和Reinhart（1999）的KLR法针对危机前的表现出异常行为的指标的演变进行分析，当指标超过既定阀值时，该指标将发出信号，表明危机在未来24个月内可能发生。变量主要包括：M2乘数、国内信贷/GDP，真实利率、存贷比、M2/储备、银行存款、进出口、贸易条件、真实汇率、股票价格等。Kaminsky（1999）提出构建基于单个指标基础上的金融脆弱性多种合成指数方法。其中第一个指数是所有可以作为危机信号的指标汇总;第二个合成指数通过界定单个指标极值的第二阀值来解释信号的严重程度;第三个指数旨在通过添加最新信号来表示基础面情况的持续恶化，最终的合成指数是所有解释变量根据其统计上重要性程度的加权平均值，合成指数的拟合概率可以作为危机概率的重要预测。
Berg和Pattillo （1999）模型对KLR模型的部分特性进行了修订。其构建的合成指数在考虑了各个变量的相关性和边际贡献的基础上汇总了解释变量，可以验证每个变量的重要性和回归系数的稳定性，从而消除了KLR法无法检验变量及合成指数对于危机预测的边际和真实贡献度。
Borio和Lowe（2002）利用信号法分析了银行危机与资产价格、信贷、投资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了资产价格、信贷等指标对银行危机的警示作用。Davis和Karim（2008）则针对105个国家的银行危机事件，研究了102次系统性银行危机事件。Christain（2008）详细介绍了信号法在工业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银行危机预警的应用。
（二）受限因变量模型法（受限probit或logit回归法）
鉴于危机的爆发是一种二元性的离散事件，因此可以运用受限回归法（probit或logit模型）来对危机的发生进行预测。将危机指标作为二元性变量，通过一系列的解释性变量来加以估算。采用logit或probit预测法，预测出的结果被限定在单元区间，并被解释为危机发生的概率。这种方法的优点在于可以评估每个解释变量对于危机的贡献度，并可通过数理统计技术进行检验。
Frankel和Rose（1996）首次采用年度数据和probit模型来预测金融危机的发生。Eichengreen和Rose （1998）在分析新兴经济体的银行业危机时，采用了多元二项式probit来进行预测，结果显示国外环境变化对于发展中国家银行业危机的重大影响，其国内变量贡献度相对较小，但是汇率的估值、国内商业周期和外债水平非常重要，并为金融问题的产生创造了现实舞台。另一方面，财政政策变量、汇率机制和结构则作用较低。但年度数据的使用导致危机发生的概率的上升几乎与危机同时发生，从而限制了概率作为银行业危机的主要指标的使用。
Demirgü和Detragiache （1998a， 1998b）运用多元二项式logit模型研究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系统性银行危机的决定因素，认为一系列的解释变量包括：宏观经济变量、金融变量和机构发展进步的估值等。结果显示宏观经济变量是银行脆弱性的主要决定因素，尤其是当通胀率和利率水平均处于高位时，随着增长放缓，危机的概率将会增加。同时，当存款保险机制不明确和机构发展疲软时，危机的概率通常较高。在其进一步的研究中，他们将probit预测用于早期预警，并认为阀值与三个因素相关：与阀值相关的类型1和类型2错误的概率、银行业危机的无条件概率和提前采取措施预防危机发生的成本与发生危机的成本比值，并认为不良贷款率超过10%或者银行救助成本超过GDP的2%时，银行危机发生。
Hardy和Pazarbasioglu （1999）采用多元多项式logit模型来预测银行业危机，根据危机时间分别将一个离散变量定义为2（危机发生期）、1（危机发生前的一年期）和0（其他时间段），由此建立独立于危机年度的主要变量的预测能力。当因变量达到阀值时，银行业危机的早期预警随之启动。
Hutchinson和Mc-Dill （1999）建立了多元probit模型，发现包括产出和股权价格的下降的宏观经济变量与银行业危机密切相关，而其他变量（如汇率波动、通胀、真实利率信贷增长、储备/M2）总体上与银行业危机的爆发无关。但体制因素（央行独立性、显性存款保险、道德风险）与银行业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密切相关。
Kamin， Schindler和Samuel （2001）、Bussiere和Fratzscher（2001）分别运用了二元多变量量化分析。Lestano、Jan Jacobs 和 Gerard H. Kuper（2003）运用因子分析和logit模型，并将因子分类作为解释变量，采用1970年1月-2001年12月的嵌板数据，对象是6个亚洲国家的预警体系，研究发现货币增长率（M1和M2）、银行存款、人均GDP和国民储蓄水平、M2/外汇储备、国内利率水平及通胀率与银行危机密切相关，
Bussiere和Fratzscher （2006）设计了多元logit回归早期预警模型，对安全期、危机时期和后危机时期进行比较分析，发现这种模型比二元logit模型更好地预测了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危机。Beckmann（2007）采用20个国家的1970-1995数据，比较参数和非参数早期预警模型，发现参数预警模型可以更好地预测危机事件。
（三）神经网络3ANN模型
Nag和Mitra（1999）用ANN来构建货币危机的早期预警体系，通过预测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尼的货币危机来进行检验，并将结果与信号法得到的结果进行比较，认为ANN的效果要好于KLR模型。
Kolari等（2000）提出了非参数特征识别模型TRM。他们认为受限因变量回归法存在两个缺陷：无法确定哪个变量在预测银行破产中最有用，结果只能反映变量在区别破产与非破产银行的有效性;预测结果没有就每个变量如何影响类型1和类型2错误给出信息;这些模型不能很好地检验变量间的互动。
Franck和Schmied（2003）证明了一个多层级感知器在预测货币危机方面优于logit模型，尤其是能够预测发生在俄罗斯和巴西的货币危机和投机冲击。
三、金融监管部门的早期预警体系实践
借助这些理论，目前已有若干国家金融监管当局建立或正在建立危机早期预警体系的模型。根据他们对危机的预测、破产和破产时间以及预期损失模型，这些具体实践活动可以分为：
（一）评级预测法
这种方法旨在预测金融机构在现场检查中的可能评级。该模型得以确定银行定期报告中的一系列变量和现场检查评级的历史关系，其结果将再次被用于评级的定期检查中。预测可以反映银行的当前状况，并可以定期反映银行状况的恶化情况。如美联储的SEER评级模型和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SCOR模型。
SEER作为风险排序的模型，可以预测两年内的银行破产概率。该模型收集1985-1991年的横截面和时间序列数据，用probit回归模型来预测概率。除了每个银行的破产概率，该模型还可以就风险属性分析得出结论，比较既定银行的结果，与其历史演变及与属于同类的类似银行进行比较，为银行体系的整体风险提供了一种估量。
SCOR基于季度财务数据，运用CAMELS等级的有序对数模型来估计当前CAMELS等级为1或2的银行在未来信用等级下降的可能性。模型将上年的财务报表与当前现场评级相匹配，从而估计被评估银行未来的等级次序。若银行当期评定等级为1或2，则其未来降级的可能性等于分别转变为等级3、4、5的概率之和，且模型将临界值设定为30%。
美国OCC运用这种方式也设计了两种模型，第一个估计破产概率和银行在两年后复活的概率，第二个模型（银行测算体系Bank Calculator）运用标准化logistic回归模型来预测破产概率。其解释变量包括：来自银行报告的金融变量，以及可以解释银行业务环境变化的变量，并根据风险种类（银行投资组合风险、银行状况风险和银行环境风险）进行分类。
（二）预期损失模型
这种模型主要适用于那些银行破产情况不多发，没有足够的数据来支撑的国家或部门。法国银行业委员会的银行业分析支持系统SAAB通过估计潜在预期损失来预测银行的破产。该系统借助数据库和外部评级机构的信用等级数据，估计个人和企业贷款的违约率，然后对每一笔个人或企业贷款提取损失准备金，计算未来三年的潜在损失，并将损失总额从银行准备金水平中扣除，如果调整后的准备金水平仍高于其法定标准，则预期该银行在未来三年内可以持续经营并免于破产。
（三）其他类型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宏观审慎指标评估通过众多指标变量反映金融和实体经济体系面对冲击的脆弱性程度，如通胀率、资产价格等，和微观审慎指标如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商品价格风险和收益率等。借助这些指标，宏观审慎分析可以来评估和监测金融体系的稳健性，对一国的经济或金融状况进行综合评价，如机构和监管框架现状或与国际标准的契合度等。其中，金融稳健指数FSI主要用于定期监测金融机构和市场、公司和储户的健康与稳健性。
英国RATE系统综合地评估银行风险，评估每个业务部门、机构及银行整体框架。其中业务因素包括银行的总体业务和外部环境。除了银行当前风险，还评估下一阶段风险演变，运用综合性评估中得到的信息和监管部门对于市场的预测。这种方式可以识别潜在脆弱性的部门并根据每个机构的特殊性进行分析，同时从整体上勾画银行业活动的蓝图。
亚洲开发银行的“早期预警系统VIEWS”（2005）以信号法为基础建立了东亚地区的银行危机预警非参数型模型。模型构建步骤为确定历史上危机发生的时段;选择主要指标如经常账户、资本账户、金融业、财政账户、实体经济和全球经济等六大类;设定噪声/信号比例最小化的百分位值即阀值;构建综合指数确定比较某个时期有多少个预警指标发出了危机信号;估算以综合指数为条件的危机概率。
四、启示
在总结和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建立既符合我国国情又与国际标准接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金融风险早期预警体系，在研判金融体系的风险走势进行科学的同时，对高风险金融机构予以标识。可综合考虑我国宏观经济状况、金融市场运行、金融机构风险，选取相应的多个层次、指导性强、易于操作的预警指标，以实现对金融风险的全面监测和管理。依据国际标准已有的相关指标设置金融风险预警指标的临界值，并根据金融创新、金融风险以及金融危机的发展变化特点，对各个指标的临界值加以修正，同时注意早期预警模型应在两类错误4间进行权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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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s”， http：//mpra.ub.uni-muenchen.de/13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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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Kaminsky， Graciela and Carmen Reinhart（1999）.“The Twin Crises：The Causes of Banking and Balance-of-Payments
Problem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9（3），June 1999，P473-500.
[4]Kaminsky， Graciela L.（1999）.“Currency and Banking Crises：The Early Warnings of Distress”.
[5]Lestano， Jan Jacobs and Gerard H. Kuper（2003）.“Indicators of financial crises do work！ An early-warn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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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n the Theory on the Financial Risk Early Warning System： A Literature Review of Foreign Theories
SONG Ying
（Hefei Municipal Sub-branch PBC， Hefei Anhui 230091）
我国现代民营企业产生于二十世纪70年代，80年代才有正式合法的身份，但仅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进入90年代，特别是小平南巡以后才真正开始其大发展阶段。三十多年来，我国民营企业经历了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过程。根据2004年《中国统计年鉴》的统计，截至到2004年底，我国规模以上的非国有企业家数占规模以上企业总数的85.53％，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的工业总产值占全部规模以上企业工业总产值的64.76％，真正担当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重责。
国内学者对民营企业的研究是随着民营企业的发展而深入的，2000年以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管理层面和融资层面上，随着民营企业的逐步壮大及向现代企业制度的演变，一些大的民营企业集团、股份公司开始出现，特别是一些民营企业成功实现上市而成为公众公司，于是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将研究民营企业的视角转向了公司治理结构层面。尽管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为人们揭示了当代民营公司治理结构的基本情况，但很多研究本身却陷入了误区，如不加以批判，会混淆研究范围，误导研究方向，影响人们对民营公司治理结构的全面认识和发展预期。
一、关于研究范围的批判
企业理论认为，企业的本质是一系列契约的联结，企业的绩效取决于涉及契约各方（利益相关者）权、责、利的各种制度安排。研究公司治理结构的目的，就是利用各种制度安排的互补性质，设计出一种最佳的结构，最大限度地协调与满足契约各方的利益，以提高资源配置与利用的效率。在个人业主制、合伙制企业中很少有人谈到治理结构问题，因为这种企业的产权关系简单，权、责、利的配置也不需要特别安排，但当企业发展到公司制时，情况就不同了，现代公司涉及到大量不同的股东、债权人、经理层、职工、社区、顾客、供应商等等方方面面的利益，而且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产权关系日趋复杂，精心设计的制度安排就成为必要了。显然，企业的产权关系越复杂、涉及的利益相关者越多，公司治理结构问题就越重要，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尽管企业的存在已有悠久的历史，但公司治理结构问题的提出和重视则是最近几十年才开始的。
我国学者关于民营公司治理结构的研究焦点大量集中在家族企业上。诚然，如果将全部民营企业作为一个整体看，家族企业无疑是其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张厚义（2000）等的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民营企业中，私人股份所占比例在90％以上，其中企业主所占比例高达66％左右，处于绝对控股地位，企业主及其家族成员股份之和占总股份的80％以上，民营企业的家族化特征清晰可见。但如果从治理结构研究的角度看，情况就不同了，因为大量的家族企业呈现类似于业主制企业的特征，即便形式上为有限责任公司，其产权关系也极为简单，基本不存在治理结构问题。事实上，很多大型家族控制的民营企业集团由于较少涉及包括投资者在内的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治理结构问题也不严重。真正需要研究公司治理结构问题的是那些有复杂产权关系、涉及大量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股份有限公司，特别是已经上市的由民营成分控制的公众公司。
分析我国现代民营公司可以发现有四种不同的来源，分别是国有企业私有化、集体企业私有化、个体经济或家庭作坊的发展、不同民营利益主体的新设。四种不同历史演进轨迹的民营企业其产权关系、公司治理结构的特点是不完全相同的。国有企业在私有化之前一般都经过了多年的承包或租赁式经营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企业的管理层已逐渐在企业中形成了强势地位，这种强势地位通过买断或大比例入股的形式在改制后的公司中得到强化，并且以制度化的形式合理、合法地稳定下来。另一个方面，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过程中一般都强调职工利益，包括要求全体职工入股或者允许非管理层入股，这种利益一般是通过职工持股会（或类似的机构）来实现的。因此国有企业私有化后股权结构在反映管理层控股的同时一般都会体现其他职工的利益。此外，很多通过改制而完成私有化的国有企业，还保有相当的国有股份，形成对实际控制人的制约力量。
集体企业私有化过程中其产权关系的演变和国有企业的改革有几分相似，只是其承包与租赁比国有企业少了许多争议。和国有企业一样，集体企业管理层通过承包和租赁进一步加强了自己在企业中的核心地位，并积累了一定的经济实力，使其在接下来的买断、入股等私有化过程中有了足够的支付能力，为集体企业私有化的顺利进行打下了基础。虽然原集体企业的经理层在私有化后占有企业绝大部分股权和绝对的控制权，但是历史的影响或多或少总是存在的，包括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企业中非管理层利益主体的影响等。特别是一些大型的乡镇企业，其他利益主体的影响还会很显著的。
个体企业到家庭作坊再到私营企业的发展是产权最清晰的民营企业。在按现代企业制度改制以前，这部分企业本质上类似于“业主制”或“合伙制”古典企业，创业者自筹资金，拥有完全的控制权和索取权，对自己的经营成果负全责。唯一和市场经济中的业主制或合伙制企业不同的是，他们没有合法的身份。这类民营企业的发展史对其后来的产权结构也有重要影响，如：1、初期创业面临的政治风险，使得合作者之间的忠贞非常重要，因此这类企业的产权一定是建立在亲缘、情缘和地缘基础之上的，股东身份的影响一直到目前还都在发生作用。2、个体企业到家庭作坊再到私营企业，注定了这类企业一定是家族控制程度最高的，即便发展到有限责任公司甚至股份有限公司，这一特征也在很大程度上保留着。
不同利益主体新设民营企业，尤其是90年代后新设立的民营科技企业，是最符合理论意义上的企业组织，也是最接近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企业模式：其产权结构清晰，所有者权、责、利的配置清楚，法人财产独立完整，各股东按比例享有权力和义务，股东之间、股东与企业之间及股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调整、规范等。由于科技企业特有的原因，创业者大多有技术背景，加上企业的发展与技术进步密切相关，因此技术人员，特别是核心技术人员在企业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大多在企业中享有股份（也许是技术入股）。但技术不能像资本那样可以继承，因此，民营科技企业家族控制的难度要大得多。很多民营企业是志同道合的朋友或同事一起创办的，彼此信任而彼此依靠。从产权特点看，民营科技企业的特点使得民营企业的各关键利益主体之间是建立在利益基础之上的相互依存关系，因此亲缘、血缘、地缘的因素相对较小。即便创始人由于技术或管理能力在企业中居于优势地位，但当他去世后，家族继承者很难延续企业的发展道路，事实上，即便创始人在位，接班人问题也是其常常要考虑的问题，本人在调研中发现有不少民营科技企业家为身后的股权安排煞费苦心，因为很显然，沿用家族接班人的模式是不能使企业得到进一步发展的，甚至会葬送老一辈创业者的心血。
总之，民营企业并不总是家族控制的，来源不同，股权结构亦不同。对于个体经济直接发展而来的私营企业来说，家族控制的比例非常大；对于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演变而成的民营企业来说，存在家族控制的可能性，但集体利益、职工利益等也常常会在产权结构中得到体现，构成对实际控制人的制约因素；而新设民营企业，特别是民营科技企业中股权关系更复杂一些，家族控制的比例相当小得多。对沪深全部民营上市公司的研究表明，所有这些特点在不同民营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中都可以得到证实。
二、关于研究内容的批判
如上所述，公司治理结构是研究各利益相关者之间权、责、利配置的制度安排，重点内容是主要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主要利益冲突及相应的协调机制。如股东与经理层之间的关系、董事会的有效运行机制、债权人与股东之间及债权人与经理层之间的关系、职工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资本市场的有效性等。而且不同制度环境下的公司治理结构有不同的研究重点：英美模式注重研究股东与经理人员之间的委托关系，讨论各类约束机制及激励机制的设计，试图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日本模式则关注法人持股特别是法人之间相互持股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以及主银行的作用、对职工利益的保护等。
我国民营公司治理结构中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一些学者将家族企业中家长的权威及家族管理人员的素质问题（刘景秋，2003）、企业管理模式及人力资源问题（蔡继明等，2000）、信息不透明所带来的融资难问题（解树江，2001）等等属于管理或其他领域的问题纳入到了公司治理结构的研究范围。我们知道公司治理和公司管理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的。首先,二者的内容不同，影响公司治理结构的行为主体涉及到所有与公司有着重大利益关系的相关者，包括股东、债权人、经理人员和工人等等，而且在契约层面上，各利益相关者之间是平等利益主体的关系；而管理体制的行为主体只包括各级管理人员和职工，他们只有行政上下级的单向隶属关系。其次，它们的运行规律不同，公司治理结构由一系列相互补充的契约组成，这些不同的契约形成不同的制约和激励机制，各类机制按各自的市场法则独立地运行；管理体制的运行机制则显得较为简单，是下级对上级的服从。再次，二者的作用不同，前者的作用在于对利益相关者进行适当的权、责、利的配置，特别强调外部人对内部人的控制与激励，并通过这种控制与激励使企业在不确定的世界中能够发现机会，作出正确的决策以实现经济利益；后者则是针对给定的决策和目标，研究如何贯彻决策和实现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治理结构重在作出决策，决定企业“向何处去”，管理体制则是给定目标，决定公司“如何去”达到目标。
还有一些学者在研究内容上出现了严重的逻辑错误，公司治理结构的本质是研究复杂产权关系里，在所有与控制分离的情况下，如何配置权、责、利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组织的作用，提高企业的绩效。而很多学者却先假定只有股东会、董事会、经理层三权严格分离才是科学的治理结构，进而反过来要求民营企业实现股权多元化，要企业家“转变观念”，降低持股比例，达到“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科学”目标（宋进彬等，2003，刘景秋，2003，廖雯，2005…），忽视股权结构是市场选择的结果，是研究的前提似乎成了民营公司治理结构研究的普遍现象。
研究内容的偏差与研究范围的选择是联系在一起的，由于很多民营企业并不存在所谓的治理结构问题，不顾适用范围地套用经济理论，其结果就是“泛治理结构化”。
三、关于研究方法的批判
2000年以来，一些学者对民营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有趣的是不同学者利用不同的方法，或是相同的方法不同时点的样本居然得出完全不同的结果，甚至是绝然相反的结论。
苏启林（2004）以沪深截至到2002年上市的家民营企业为样本进行的实证研究发现，当前5大股东持股集中度超过50％时，股权集中度与企业价值成正比关系。任丽霞（2003）也得出相似的结论，认为民营企业经营业绩明显犹豫市场平均水平，并且经营业绩与股权集中度正相关而与流通股比例负相关。有意思的是王志民（2004）进行类似研究得出的结论却相反：当家族持股比例<41.9%时，公司价值随着家族持股比例增加而增加，当家族持股比例>41.9％时，公司价值随家族持股比例增加而下降。而宋力等（2004）的研究却又得出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版本：最有利于业绩提升的股权结构或者是高度集中，或者是高度分散的。宋认为这可能是因为高度分散的股权存在被接管的威胁，而高度集中的股权可以通过绝对控股权充分提高决策效率，降低了成本的原因，宋认为适度集中的股权结构使民营企业既没有受到外部接管的威胁，也没有提升其内部决策效率，因此业绩表现平平。宋还发现，公司业绩随着股权的制衡度提高而增加。制衡度的提高增加了其他大股东对控股股东的制约作用，大大避免了低效甚至无效决策的执行。
谢百三（2003）也不同意上市公司中的民营企业优于市场平均水平的说法，他通过对2002年中期以前上市的157家民营企业进行实证研究后认为：从总体上看，民营上市公司整体绩效很低，进一步分析发现，直接上市民营公司比借壳上市民营公司的绩效要好，但仍然缺乏长期投资价值，具体表现在业绩不高、圈钱现象严重、治理结构不规范及大股东通过占用资金、关联交易和贷款担保等手段侵害公司利益。谢分析认为这种现象与股权集中有关，控股股东几乎拥有一切活动的“合法”权力。以2000年直接上市的民营公司为例，81.8％的公司募集资金投向发生变更，66.7％的公司被管理部门检查出治理结构有严重缺陷。
假定上述研究的模型、计算过程没有问题，那么如何解释这些相互矛盾的结果？作者以为应该跳出数学的框框，从样本本身的特性去找原因。
根据对截至到2004年底在沪深上市的公众公司进行的调查，民营经济成分控制的上市公司共计352家，其中，采取直接方式上市的140家，占全部民营上市公司数量的39.8%，采取借壳方式上市的212家，占60.2％。而在直接上市的140家民营公司中，又有107家是2000年以后才上市的，也即是说截至到上述学者研究的样本截至日2001年底，绝大部分民营公司上市的时间不满3年。
众所周知，2001年前典型的直接上市过程是：企业将部分核心资产剥离出来，或将非经营性资产、不良资产剥离出去，以该部分优良资产为主体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再通过辅导、推荐，由政府主管部门审批或核准后，交易所安排上市。
典型的借壳上市过程是：第一步，收购方用现金收购转让方持有的标的企业的股权；第二步，收购方用拟注入标的企业的新的主业资产和上市公司拟置出的原主业资产置换；第三步，转让方用现金购买收购方从标的企业置出的原主业资产。简单地说，就是企业通过收购一个上市公司的“壳”，然后将拟上市的资产置入已收购的“壳”中，达到借壳上市的目的。这样，借壳上市公司除虚拟的法人得以延续外，从实质到内容都不具有任何延续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