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西非货币联盟货币合作区域合作
一、引言
区域货币一体化是一定地区的国家为建立相对稳定的货币区域而进行的货币协调与合作，其最终目标是组建一个由统一的货币管理机构发行单一货币、执行单一货币政策的紧密的区域性货币联盟。
迄今为止最成功的区域货币一体化就是欧洲货币联盟。因而，借鉴欧洲货币一体化的成功经验，促进西非货币联盟的发展，探索非洲区域货币协调与合作前景就显得十分迫切和必要，这将对西非区域政治经济合作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目前，西非共同体正在研究起草一个关于统一流通货币区域的草案。基于对货币一体化基本理论及西非货币一体化研究的综述，本文介绍了西非货币一体化历程及其架构，接着对货币一体化进程中所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最后提出了对西非货币一体化的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1.货币一体化基础理论综述
最优货币区理论。RobertMundell最早明确提出最佳货币区理论，主张用生产要素的高度流动性作为确定最佳货币的标准。按照他的提法，所谓“货币区”是指由不同国家或区域组成，实行单一货币或虽有几种货币但相互之间汇率永久固定、对外统一浮动的货币联盟区。
最佳货币标准理论。1963年，RonaldMeKinnon提出以经济的高度开放性作为确定最佳货币的标准。麦金农将社会总产品区分为可贸易商品和不可贸易商品，经济开放性与可贸易商品在社会总产品中的比重成正相关关系，该比重越高，经济越开放。PeterKenen于1969年提出以低程度的产品多样性作为形成一个最佳货币的标准。与蒙代尔一样，凯南的建议是建立在国际收支失衡是宏观经济需求波动的主因这一假设之上的。他认为，一个产品相当多样化的国家，出口也是多样化的。因此，高程度产品多样化性的国家可以承受固定汇率的后果，而低程度产品多样性的国家则不能，它们适宜采用汇率灵活安排的独立(最佳)货币区。针对以上实物标准分析无法圆满解说最佳货币区理论的情况，JamesIngram于1969年指出，在决定货币区的最优规模时，有必要考察一国的金融特点(而不是真实的特征)。伊格拉姆的金融高度一体化标准只强调了资本要素的流动，但资本要素的流动不一定能成为国际收支的一种有效调节机制，而且，他还忽视了对经常账户考虑。
2.西非货币一体化研究综述
从一定程度上说，货币区的概念建立于发达国家的经验之上。Devarajan和Demello(1957，1990)以及Guillaumont(et.al.1985)是众多对发展中国家研究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典型代表，这些有关于法郎区的西非法郎的研究，如DEVARAJAN和DEMELLO的研究，其的在于比较法郎区国家与一组非法郎区国家在GDP增长比率上的区别。结果表明在20世纪70年代，由于强有力的货币联盟，法郎区国家的GNP增长明显比非法郎国家快得多。但是，研究结果同时表明CFA货币联盟的职能并不是尽善尽美。Devarajan和Demello的研究认为法郎区国家的发展，尤其是汇率贬值引发的。另外一个与之相关的调查来自Guillaumont，他运用了比较分析和动向分析方法，评价了现存的货币联盟。然而Jenkins和Thomas将注意力放在南非国家对货币联盟的准备工作上，他们测出由于该地区国家集中，宏观经济易变，所以推断该地区尚未为货币联盟做好准备。西非国家有许多对建立货币联盟潜在影响的测试，其中大部分是以欧盟的经验为基础。
三、西非货币一体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
1.各国经济结构普遍单一，国民经济有增长无发展
尽管法郎区与非法郎区经济近几年来持续增长并且中长期前景被看好，但是并不能以此断定西非经济己处在不再下滑的拐点，其基础依然非常脆弱。克服和摆脱不发达、消除贫困，仍是非洲各国面临的长期任务。影响非洲经济发展的几大不利因素仍将长期存在。劳动力素质低，基础设施滞后，从而严重抑制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难以提高。另外，巨额外债、艾滋病蔓延、内战等隐患也严重抑制了经济持续发展的能力。最为重要的是，尽管西非经济从1996年开始持续了9年的增长势头，但是这种低速增长的态势仍不足以提供西非人民摆脱极度贫困所需要的动力，严峻的贫困现象成为中西部非洲经济的持续增长的障碍。
2.次区域内贸易和投资发展缓慢，统一要素市场有待完善
西非地区与欧洲地区在国家间组织模式、经济相互依赖程度方面有所不同。西非地区成员国经济落后，结构相对单一，工业化程度低，国内和地区内部各生产部门之间缺乏相互依赖关系，各国经济互补性差，制约着地区贸易的进一步发展。非洲内部贸易的不算太大的规模及其固有的内部支持的缺乏，就显出对外贸易对联盟的重要性。非洲的贸易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外部依赖性。尽管在非洲签署了许多地区性贸易协议，在次区域范围内可能建立了自由贸易区，但还并没有像欧洲那样在全洲范围内建成一个统一的商品与要素大市场，这使得西非货币联盟汇率制度的基础还不够完善。
3.金融市场不发达，银行体系不完善
由于西非金融系统仅包括个别的金融中介及那些缺乏资本、急需银行监管的金融机构，这使得银行很难达到规模经济所要求的规模。这些不完善的金融体系不仅造成金融部门效率低下，并且使政府消除金融波动的能力非常有限。西非金融市场发展滞后，这不仅与非洲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落后有关也与西非国家独立30多年来所实行的金融政策有关。
4.国家间缺乏一个超国家机构进行政策协调
西非法郎区和非法郎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因此若建立一个超国家的货币机构，使成员国商讨得出的共同货币政策满足所有成员国的利益，那么这个货币政策就必须向基础设施最差的成员国倾斜。至今西非还没有建立具有国际主义精神、能牺牲各个国家局部利益从而确保全局利益的超国家机构，制定、执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区域结构政策，协调、监督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所以西非至今仍缺少强劲的动力去促使各国形成政策协调、融合。
5.财政纪律的严格执行存在困难
在西非的法郎区与非法郎区国家，其财政政策协调的模式基本上与欧盟相似，均规定一定的经济指标或是设立合作基金。但是由于其经济发展水平的低下以及成员国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其真正意义上的政策合作也没有正式展开。总的来说，西非的财政合作尚处于初级阶段，税收大权依然主要掌握在各国政府手中，各国财政与联盟共同财政同时存在。
四、政策建议
西非货币金融合作目前处于第一个阶段向第二个阶段过渡一汇率合作阶段，属于较高形态的货币合作。鉴于西非经济发展程度和经历的货币危机，西非货币金融合作只能走循序渐进的道路，具体应该把握以下几点：
1.促进两个次区域的密切关系
进一步密切两大区域间的经济联系，并以此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展，在适当的时候将东南非经济共同体和北非一些国家包括进来。非洲法郎能否取代南非兰特作为非洲货币联盟中的单一货币，这是和西部非洲贸易和投资一体化密切相关的，通常货币区成员国的经济一体化程度越高，则加入货币区的收益越大，损失越小。从收益来讲，西非经济两个区域间的贸易交往和投资联系进一步深化，法郎化降低了交易成本和汇率风险，为各自经济体带来较大收益。从成本来讲，两大区域内的国家经济状况越为相近，所受冲击的相似程度越高。这样，两大区域各自的货币政策同样有助于缓解对方国家受到的冲击，各国丧失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成本有所下降。转2.积极推进财政体制和劳动力市场的改革
要实现两大区域的进一步融合，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就会进一步削弱，财政政策将担负起调节国家经济的重任。因此，政府需要积极推行财政体系改革，严格财政纪律，完善财政体系。首先，为了弥补铸币税和通货膨胀税的损失，政府必须进一步健全税收机制，合理利用税收收入；其次，为了有效的防范债务危机。政府应当严格控制外债规模，同时健全国内债券市场，弱化债务风险。从劳动力市场来看，政府必须努力消除国家间劳动力市场的制度障碍，提高劳动力要素的流动性和弹性。
3.发展金融市场，进一步开放金融业，支持区内贸易的发展
西非地区金融一体化要和经济一体化同步推进，充分利用货币一体化进程的内生性，相互促进。在发展货币市场的同时，要共同研究开发资本市场特别是债券市场，推动债券交易市场联网，建立各地区支付清算系统。加强各国和各地区中央银行的合作，建立跨西非地区政策协调机构，协调各国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维护西非地区的汇率稳定。建立区域金融信息的沟通交流机制，及时交流各国和各地区金融法规的制定降低不良贷款和处置高风险金融机构的经验，共同建立地区金融风险早预警系统。建立区域危机预警、救援和防范机制，主要是通过信息沟通宏观政策相互协调、储备资产的集聚与共享，共同保卫区域金融安全。
摘 要 不论是从文化哲学的角度还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探讨探讨货币问题,我们最终必须要回到货币本身以及货币产生的价值基础之上,现代社会中之所以出现异化现象,原因之一就是货币作为一种较低的价值僭越了较高的价值,出现了价值的颠倒。人们将货币视为现代社会的上帝,使得本该由上帝来进行的裁决交由货币来决断。只有对价值问题进行现象学上的把握,我们才能对包括经济问题在内的货币现象有深入领会。
关键词 货币哲学 经济学 现象学
一、货币哲学的基本观点
“货币哲学”最初是由西美尔提出来的,他的《货币哲学》(Philosophie des Geldes)于1900年出版于柏林。在《货币哲学》中,西美尔认为,货币对社会、政治和个体性的影响会扩大;货币经济的发展,不但彻底摧毁了封建制度的统治,同时也让现代民主制度发展起来。
西美尔发现,在现代社会中,货币成了上帝,因为它已经指向绝对目标的绝对工具。在现代社会,银行比教堂更大、更有势力,银行成为了现代城市的中心,人的一切感官知觉都与货币有关。但他同时认为,人仍应保有自由权,在货币之外去拓展视野――例如建立基于精神交往的社交圈子。因此,应该让货币的权势止于文化领域:艺术家不仅仅为钱,更应为自己的精神而创作。
米德认为,西美尔在《货币哲学》中分析经济现象的形式,而不是经济现象的内容。在《货币哲学》中,西美尔力图超越对货币经济的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关注,不仅显示了他对货币经济影响社会和文化生活的社会学的关注,而且他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种文化哲学和一种关注日常世界的生活形而上学。“《货币哲学》并非一部纯粹的经济学著作,尽管它讨论了许多与金钱相关的经济现象①。”西美尔持一种主观的价值论,认为主体欲望的满足即可创造出价值,但他同时认为,通过经济活动,主观价值得以客观化。“经济活动的明确特征,与其说是交换价值,毋宁说是交换价值②。”货币的哲学意义在于:“它在实践世界之内代表了最为确定的可见性,像与所有存在公式最为清楚的具体化,依据之事物相互找到了它们的意义,并且令得它们的存在和如在为它们的关联的相互关系所决定③。”
二、货币数量论对货币的理解
货币数量论认为在货币数量变动与物价及货币价值变动之间存在着一种因果关系的理论。其核心思想是:假定其他因素不变,商品价格水平涨落与货币数量成正比,货币价值的高低与货币数量的多少成反比。本文不对货币数量论的发展进行展开,仅仅关注现代货币数量论对我们理解货币的经济学角度,因为现代货币数量论非常清晰地表达了货币在经济运行中发挥的作用,那么,货币在经济中所起的作用的基础是什么?
以研究货币在经济运行中是否发挥作用的货币主义学派被称作“现代货币数量论”。这一学派的最杰出代表人物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他在1956年发表了《货币数量论:一种新表述》一文,提出了纯货币需求理论,即现代货币数量论。现代货币数量论试图用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来重新表述货币数量论,它不考虑人们持有货币的动机,而只是像剑桥学派那样设定货币具有效用,然后考察什么因素决定人们想要持有货币的多少。一旦考虑到效用,我们的问题就变成效用是什么,通过我们最终的考察发现,效用是与价值相关的。首先,我们考察货币需求函数,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函数可以表述为:
M=f(P,rb -1/rb •drb/dt,re+1/P •dP/dt-1/re •dre/dt,1/P• dP/dt;ω;Y/r;u)④
其中,M是货币需求总量,P是价格水平,rb和re是两种特定的资产利率,即债券和股票的收益率。rb=re+1/P dP/dt表示“货币”利率等于“实际”利率加上价格变动的百分比。Y可以被解释为包括所有财富形式的收益,包括由最终的财富所有者所直接持有的货币与实物资本商品。ω被解释为来自于非人力财富的总收入与来自于人力财富的收入之间的比率。(1/P)•(dP/dt)被解释为价格变动的某种平均预期率。Y/r被解释为一个总财富的估计值。u是一个混合变量,它反映了嗜好和偏爱的变动。
其次,弗里德曼眼中,货币是最重要的。他认为货币是一切经济波动的根源,并用这个观点阐述有关的经济问题。弗里德曼认为,“研究货币必然要从研究流通中货币的数量开始⑤。”而在流通中,货币的数量同价格一样,是由货币的需求和供给共同决定的。当社会群体对货币的需求数量和所能供给的货币数量达到均衡时,流通中货币的数量便确定下来。
因此,我们不仅要问,货币本身是什么,如果它只是一种资产的话,那么资产又是什么,这样不断追问下去,必然要遭遇到货币的本体问题。
三、从现象学角度看货币问题
通过以上的简单阐述,我们可以看到西美尔对货币的看法和弗里德曼的货币数量论的基本看法,其中都涉及到了货币问题,我们是否还有其它的角度去理解货币及货币现象?韦森教授认为,应该从语言哲学角度去思考对货币的定义,把“货币归结为在人类经济活动和市场交往中凝汇着人们‘集体意向性’的一种制度实在”⑥。西美尔则从文化符号角度去讨论货币及货币的本质,他认为,“货币的发展是一种深刻的文化趋势中的一种要素,货币具有一种形而上学特质,货币的形而上学特质是超越货币的任何一种特殊用途,是作为所有可能性的价值实现所有价值的可能性”⑦。弗里德曼却从经济学本身去考察货币问题,并且他将货币问题归结为一个财富持有形式的问题,弗里德曼认为,“货币是一种资产,是持有财富的一种形式”⑧。通过对这两位思想家对货币问题的思考,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看到对货币的理解:第一,从哲学的角度看到货币的本质、货币的性质、货币的功能;第二,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到货币的需求对经济波动的影响。虽然 角度不同,但是否它们在“共通―中―存在”呢⑨?通过我们的梳理发现,对货币问题的理解可以从价值的角度进行把握。问题的提出也就是:价值是什么?我们试图通过现象学的角度对价值问题本身进行思考,以达到对货币问题的明察。
从古典经济学中的劳动价值论,到新古典经济学中边际效用价值论,都对价值问题进行了详尽论述,与此同时发展出了相应的货币理论。而从哲学的角度看,如西美尔,则认为价值自身“并不出自于现实性”⑩,“使它得以进入价值圈子里的正是它整个的已被确定的存在” ,由此西美尔也从价值与货币的关系并开始了对货币问题的展开。但是,货币的最基本问题是个价值问题,只有考虑清楚价值问题,才能真正理解货币。不论是从经济学的角度还是从文化哲学的角度,其实最终还是可以归结为价值现象学的角度,正如特纳所言:“货币是作为人类社会现实中的经验之中介的现象学”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对价值的本质直观,达到对价值问题的明察,从而较好地理解货币。怎样从现象学角度对价值问题进行明察呢?首先,我们应该考虑,价值不是“关系”,不是附加给像“相同”、“相似”、“不同”这些关系上的关系,“价值可以构成一个关系的基础,但它们不是关系” 。价值是对事物的原初体验,但这是对事物价值本身的体验,而不是对关系的体验。价值是自身被给予的,而不是经验的。经济价值来源于其交换价值,在交换过程中为了某种便利,产生了货币,但是,交换的本质却在于,两个事物虽然在客观上具有同样确定的价值,对于交换者来说,这个价值是“被给予的”,通过交换同时被给予交换者的是价值本身,价值本身才是事物价值的基础,因而也是货币的基础。第二,价值是一种质性,它不能表示为一种关系。既然价值是一种质性,它就必须原初地是在对某物的感受中变成被给予性。也就是说,价值本身是更本原的,它具有被给予性。货币的价值产生并不是由于货币质料本身的内在价值,而是因为货币成为了在两个事物之间交换的量度,这种度量功能之所以成立,在于价值本身的被给予性。所以,像贝壳、布匹、石头之所以具有货币的功能,并非它们本身有什么内在价值,而是因为通过这些载体有更本原的载体――价值在起作用。第三,通过上述的论述,我们认为,一切价值都是质料的质性,它们具有一个在“高”和“低”方面的特定秩序。货币之所以有价值,就是因为通过货币这个载体把握到价值质性。
四、结论
所以,对货币本身的思考,不论是从文化哲学的角度还是经济学的角度探讨探讨,我们最终必须要回到货币本身以及货币产生的价值基础之上,现代社会中之所以出现异化现象,原因之一就是货币作为一种较低的价值僭越了较高的价值,出现了价值的颠倒。人们将货币视为现代社会的上帝,使得本该由上帝来进行的裁决交由货币来决断。通过我们的思考发现,货币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文化哲学和经济学上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价值上的问题,只有对价值问题进行现象学上的把握,才能对包括经济问题在内的货币现象有一种深入领会。
注释:
①西美尔.陈戎女,耿开君,文聘元译.货币哲学.华夏出版社.2002.译者导言:3.
②西美尔.陈戎女,耿开君,文聘元译.货币哲学.华夏出版社.2002.译者导言:5.
③西美尔.陈戎女,耿开君,文聘元译.货币哲学.华夏出版社.2002:64.
④米尔顿•弗里德曼.杜丽萍译.货币数量论――一种重新表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9.
⑤米尔顿•弗里德曼.杜丽萍译.货币数量论――一种重新表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5.
⑥韦森.货币、货币哲学与货币数量论.中国社会科学.2004(4):1.
⑦西美尔.陈戎女,耿开君,文聘元译.货币哲学.华夏出版社.2002:150.
⑧米尔顿•弗里德曼.杜丽萍译.货币数量论――一种重新表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2.
⑨让―吕克•南希,《解构的共通体》,夏可君译,上海世纪出版社.2009:5.
⑩西美尔.陈戎女,耿开君,文聘元译.货币哲学.华夏出版社.2002:4.
西美尔.陈戎女,耿开君,文聘元译.货币哲学.华夏出版社.2002:4.
西美尔.陈戎女,耿开君,文聘元译.货币哲学.华夏出版社.2002.译者导言:4.
马克斯•舍勒.倪梁康译.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三联出版社.2004:293.
参考文献:
[1]西美尔.陈戎女,耿开君,文聘元译.货币哲学.华夏出版社.2002.
[2]米尔顿•弗里德曼.杜丽萍译.货币数量论――一种重新表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3]韦森.货币、货币哲学与货币数量论.中国社会科学.2004(4).
货币电子化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计算机和通讯技术的发展而逐渐出现的一种以电子货币取代现有纸币的现象和趋势。关于电子货币，国内外许多机构(如Basle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1]、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2]、European Central Bank[3])和学者(如赵家敏[4]、尹龙[5]、陈雨露和边卫红[6]以及王春雷[7])从不同角度进行过定义和分类，其中比较普遍的看法是：电子货币是由银行等主体以数字形式发行的存储在银行卡或网络中并通过网络以数字传输方式实现流通和支付功能的货币;电子货币的类型较多，其中最主要最常见的是现金替代型电子货币，它是由银行发行的存储在各种银行卡中，代替现金发挥支付功能的货币。本文所说的电子货币就是指以银行卡存款形式存在的现金替代型电子货币，本文所谓的货币电子化是指公众用银行卡存款这种电子货币来代替现金货币，用银行系统的电子支付清算来代替现金支付结算的过程。
流动性是一个含义比较广泛的概念，它一般是指一种资产转化为某种支付手段的难易程度。夏斌和陈道富[8]从可测量、可统计的角度，对流动性进行了三个层次的界定：一是将流动性界定在银行体系内，指超额存款准备金;二是将与实体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货币供应量视同于流动性;三是将社会经济中一切在一定条件下具有变现能力和支付能力的金融资产视为流动性。本文所说的流动性主要包括前两者，即超额银行准备金和货币供应量，特别是狭义货币供应量，流动性效应是指由某种原因引起的银行体系准备金或流通领域货币供给量，特别是狭义货币供应量增加的现象。
货币电子化过程中电子货币取代现金货币，会影响货币供给的诸多方面，可能产生明显的流动性效应，容易导致流动性过剩。货币电子化的流动性效应问题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实际问题，但一直以来学者们对此问题并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只有少数学者在有关研究[9]-[13]中有所涉及。研究货币电子化的流动性效应问题，不仅对于完善货币电子化环境下货币供给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于加强货币电子化环境下流动性管理也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因此，本文以下部分，将首先从理论上探讨货币电子化流动性效应产生的原因、影响因素及其大小;在此基础上，根据理论研究的结论，利用我国的实际数据，从实证上进一步分析货币电子化流动性效应在我国的表现及大小;最后得出结论并提出有关建议。
二、货币电子化流动性效应的理论研究
货币电子化是指公众将手中的现金货币存入银行卡，用银行卡存款这种电子货币来取代手中的现金货币。这一过程不但会通过减少流通中的现金货币、增加银行准备金而改变基础货币结构，而且会通过改变公众持有的现金货币及电子货币与存款货币之间的比率而影响货币乘数，还会通过向狭义货币中加入电子货币这种新型货币形式而扩大狭义货币的范围，改变狭义货币的构成，进而扩张货币供给量，产生流动性效应。这一部分将通过分析货币电子化对基础货币结构、货币乘数因子和狭义货币范围及构成的影响，在理论上探讨货币电子化流动性效应产生的原因、大小及影响因素。
(一)对基础货币结构的影响
货币电子化的流动性效应，首先来自于它对基础货币的影响方面。基础货币是商业银行体系借以创造和供给最终货币的货币，它由公众持有的现金货币C和商业银行体系的存款准备金R两部分构成。货币电子化对基础货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它对基础货币结构的影响方面。
由于货币电子化是指公众将手中的现金货币交给银行，存入银行卡中，用银行卡存款这种电子货币来代替现金货币，因此这一过程会对基础货币产生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客户向银行交出现金货币，会使这一部分现金货币退出流通领域，这会使式(1)的基础货币供给余额B中的现金货币C减少;另一方面，这一部分现金货币返回银行体系，则会使银行体系的准备金增加，这又会使式(1)的基础货币供给余额中的银行准备金R增加，形成超额准备。
B=R+C(1)
在上述过程中，虽然现金货币的减少额等于银行体系准备金的增加额，两者的数量大小相等，方向相反，基础货币的总量不变，但基础货币结构却发生了变化：现金货币在基础货币中所占比重下降，银行体系准备金在基础货币中所占比重上升。而银行体系准备金的增加，则会刺激其发放贷款，进而产生派生存款，最终成倍放大货币供给量。
可见，从基础货币角度看，货币电子化是通过改变基础货币结构，来影响银行体系的准备金和派生存款货币创造能力，进而扩张货币供给量，产生流动性效应。
(二)对狭义货币范围、数量和构成的影响
货币电子化的流动性效应，还来自于它对狭义货币的影响方面。货币电子化对狭义货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它对狭义货币的范围、数量和构成方面的影响。
首先，从狭义货币范围方面看，在传统货币环境下，狭义货币M1的范围只包括现金货币C与活期存款货币Dd。
M1=C+Dd(2)
在货币电子化环境下，由于货币电子化是指公众将手中的现金货币C存入银行卡中，用银行卡存款这种电子货币E来代替现金货币，而客户将现金存入银行卡与客户将现金存入银行活期存款账户并无多大差别，银行卡存款与活期存款本质上也并没有什么区别：活期存款是银行对客户的负债，银行卡存款也是银行对客户的负债;活期存款可以通过签发支票进行对外支付，银行卡存款则可以通过电子信息传输进行对外支付，所以以银行卡存款形式存在的电子货币可以看做是独立于活期存款之外的一种新的“存款帐户”，应该包括在狭义货币内。这样，在货币电子化环境下，狭义货币的范围就不仅应该包括现金货币与活期存款货币，而且应该包括电子货币。因此，如果将货币电子化环境下的狭义货币用M*1表示，则：
M*1=C+Dd+E(3)
其次，从狭义货币数量方面看，在货币电子化过程中，随着现金货币退出流通领域返回银行体系，银行体系会产生大量超额储备。而超额储备则会被银行用来发放贷款，产生派生存款，这会使式(3)中的活期存款货币Dd增加，进而使货币M*1也相应增加。
最后，从狭义货币构成方面看，虽然在式(3)中电子货币E代替现金货币C的电子化过程中，公众持有的现金货币的减少额正好被电子货币的增加额所抵消，两者的数量大小相等，方向相反，货币M*1不会因此而改变，但货币M*1的构成却因此而发生很大的变化：现金货币在M*1中所占比重会下降，电子货币所占比重会上升。此外，由货币电子化所引起的派生存款的额外增加，还有可能使活期存款在货币M*1总额中所占比重上升，从而进一步改变货币M*1的构成。
可见，从狭义货币角度看，货币电子化是通过改变狭义货币的范围、数量及构成，提高银行体系的存款货币创造能力来扩张货币供给量，产生流动性效应。
(三)对狭义货币乘数因子及大小的影响
货币电子化的流动性效应，还来自于它对货币乘数的影响方面。货币乘数是反映银行体系运用基础货币，创造和供给最终货币，进行货币扩张的倍数，它用最终货币与基础货币之间的比率来衡量。货币电子化对货币乘数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它对狭义货币乘数因子及大小的影响方面。
在传统货币环境下，假定中央银行规定的活期存款、定期存款的法定准备率分别为rd、rt，公众持有的现金货币C与活期存款Dd之间的比率即通货比率为 c，定期存款Dt与活期存款Dd之间的比率即定期存款比率为t，银行持有的超额准备ER与活期存款Dd之间的比率即超额准备金率为h，则传统货币环境下货币M1的乘数：
比较式(4)与式(5)可以看出，货币电子化环境下的货币M*1的乘数比传统货币环境下的货币M1的乘数多了一个影响因子e，并且与e成同向关系。
从货币电子化对K*1的各因子的影响来看，由于货币电子化是公众用电子货币来代替现金货币，用银行体系的电子货币支付清算来代替现金支付结算，因此货币电子化的快速发展，银行体系电子清算系统的高效运转，以及电子支付清算的方便快捷，一方面会使公众更多地选择用电子货币来代替现金货币，通过银行体系电子清算系统进行支付结算，这会使通货比率c降低，同时使电子货币比率e上升;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公众得以尽量减少满足未来支付所需的现金持有量，并相应地增加收益率较高的定期存款的持有量，这也会使通货比率c降低，同时使定期存款比率t上升;还可以使商业银行尽量降低满足清算所需的超额准备金，这会使商业银行超额准备金率h下降。虽然定期存款比率t的上升会使货币乘数下降，但通货比率c及超额准备金率h的下降，以及电子货币比率e的上升，则会使货币乘数上升，特别是使M*1的乘数出现更大幅度的上升。
(四)在狭义货币供给总体变动方面的表现
正如本文第二部分所述，货币电子化对狭义货币供给量的总体影响大小，可以用狭义货币供给对货币电子化的弹性系数(即当流通领域的现金货币余额因货币电子化而减少1%时，狭义货币供给量增加的百分比)来衡量，所以为了考察货币电子化的流动性效应在我国狭义货币供给总体变动方面的表现，这里根据表2中 2006年的有关数据，c=0274，e=0267，t=0391，以及wind资讯提供的2006年数据h=28%，rd=rt=85%，运用式(11)，计算2006年货币M*1的供给对货币电子化的弹性系数dM*1dC/M*1C=-c(rd+t·rt+h)(1+c+e)=-122。这表明，在2006年的货币环境下，当流通领域的现金货币余额因货币电子化而减少1%时，货币M*1的供给余额会增加122%。
四、结论与建议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两点结论：第一，货币电子化影响货币供给的诸多方面，能够通过改变基础货币结构、提高货币乘数、提升银行体系派生存款创造能力、扩大狭义货币范围及数量等途径，产生明显的流动性效应。传统货币环境下的货币供给理论和模型已经不能完全正确地描述和概括货币电子化环境下的货币供给实际，亟需改进和完善。第二，我国货币电子化的快速发展，已使电子货币成为我国狭义货币领域一种新的重要的货币形态，并对我国狭义货币供给的诸多方面造成了明显的影响，产生了显著的流动性效应。
根据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以下两点建议：第一，学术界需要深入研究货币电子化对货币供给的影响，积极探索货币电子化流动性效应产生的原因、大小和影响因素，努力提出一整套能够全面正确反映货币电子化环境下货币供给实际的货币供给理论和模型。第二，管理部门需要重视货币电子化对我国货币供给的重大影响，明确货币电子化流动性效应在我国的具体表现，加强对电子货币的立法、监督、统计和分析，提高货币电子化环境下流动性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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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尹龙电子货币对中央银行的影响[J]金融研究，2000，(4)：34-41
[6]陈雨露，边卫红电子货币发展与中央银行面临的风险分析[J]国际金融研究，2002，(1)：53-58
[论文摘要] 本文介绍了区域货币合作的主要理论——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历程，并通过对欧、美、非三种区域货币合作的动因、模式、汇率制度等方面的比较后，得出启示：区域货币合作是今后一段时间内亚洲货币金融合作的重点，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是区域货币合作稳步推进的保障。
在世界经济尤其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区域货币合作已成为国际金融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并在部分国家和地区出现尝试性实践，其中欧盟的区域货币一体化进程最引人注目。与区域货币合作直接相关的理论是最优货币区理论(简称OCA理论)。本文介绍了区域货币合作的主要理论——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历程，对迄今为止几个影响较大的区域货币合作案例进行剖析，通过对欧、美、非三种货币合作的比较后，认为区域货币合作是今后一段时间内亚洲货币金融合作的重点，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是区域货币合作稳步推进的保障。
一、区域货币合作理论的产生和发展
1.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历程。根据《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定义，最优货币区(OCA)是这样一种区域，在此区域内，“一般的支付手段或是一种单一的共同货币，或是几种货币，这几种货币之间具有无限可兑换性，其汇率在进行经常交易和资本交易时互相钉住，保持不变；但是区域内国家与区域以外的国家之间的汇率保持浮动。”
1961年9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Mundell)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他著名的《最优货币区理论》一文，以全新的视角看待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问题，他从一个崭新的角度研究汇率和货币区，开创了观察汇率问题和货币区的全新视野，触发了有关“最优货币区(OCA)”理论的大量文献。蒙代尔提出用生产要素的流动性作为确定最优货币区的标准，所以有人将他的OCA理论称为要素流动论。
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提出之后，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界的密切关注，也引起了更多经济学家对有关最优货币区判断标准的讨论，促进了最优货币区理论的进一步发展。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学者们对最优货币理论的讨论大多集中在最优货币区的构成条件上，这些讨论从不同的侧面发展了最优货币区理论。
1963年，罗纳德·麦金农 (R.I. McKinnon )提出了把“经济开放度”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又一评价标准，即一国生产或消费中贸易品占社会总产品的比率。1969年，彼得·凯南 (P.B. Kenen) 在《最佳货币区：一个折衷的观念》提出，经济高度多样化的国家是货币区的更为理想的参与者。詹姆斯·英格拉姆（J·C·Ingram，1969）指出，为了达到货币区的最优化，有必要考察经济社会的金融特征，并提出以“国际金融高度一体化”作为最优货币区标准的观点。哈伯勒 (C·Haberler，1970)和弗莱明（J·M·Fleming，1971）分别提出把“通货膨胀率的相似性”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标准，即通货膨胀率接近的国家更适于达成货币一体化。1976年，爱德华·托维尔 (E·Tower)、托马斯·维利特(T·Willet)和弗莱明强调把“货币区成员国之间的政策相似性”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标准。
但是，以上这些研究也不可避免带有一些局限性。首先，这些标准都有一定的片面性。其次，有些标准难以量化，缺乏实际上的可操作性。第三，这些理论在强调组成货币区的正面效应时忽视了一国加入货币区的成本问题。加入货币区在给一国带来收益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定的成本；特别是，货币是一国经济主权的象征，加入某一货币区即意味着该国对其主权的放弃。因此，成本和收益的权衡对一个考虑加入货币联盟的国家而言，具有现实的重要意义。
2.最优货币区理论的进展。传统的对最优货币区的研究视角是短期的、静态的，侧重于现实约束对汇率制度选择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后，滨田宏一 (Hamada，1985)研究了一些国家加入货币区的福利含义。而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新理论加入了私人部门的自由选择权和自由放任思潮。克鲁格曼和奥博斯菲尔德(Krugman & Obstfeld，1998)也对该理论的研究做了总结，并提出了通过GG一LL模型判断加入货币联盟的时机。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现实世界一体化和区域化发展趋势的增强，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逐步从相对孤立的宏观经济稳定转移到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共同发展上，汇率制度本身越来越成为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政策工具。新的研究不仅放宽了对于价格和市场竞争性的假设，综合了各种关于最优现实标准的探讨，而且提供了从动态视角阐释”最优”的研究思路。区域一体化发展和区域对称性的动态联系，成为主导最优货币区成本一收益判断的主要因素，对于区域货币合作前景的判断，从关注成本——收益的现实约束状态，放到关注区域货币一体化发展和实质经济一体化发展，以及同区域内部对称性增强之间的动态前景上，研究的视野更加宽广。
二、区域货币合作的主要实践
1.欧洲货币一体化。早在20世纪50年代起，欧洲联盟（欧洲共同体的前身）就开始了进行货币一体化的尝试，一直到2002年1月1日起欧元正式流通，成为欧元区各国惟一的法定货币。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实现是世界货币史上的一个创举。正如欧洲中央银行前行长杜伊森贝赫所说，欧元是欧洲人民联合的象征。
随着欧元区资本市场不断一体化发展，欧元区国家投资者，尤其是政府部门更愿意在欧元区而非国内市场借债，单一货币欧元为在国际市场融资带来的优势，同时投资银行费率的降低和投资者倾向于通过国际市场进行投资组合分散风险也带动欧元区的主权债券发行的增长。以欧元发行的国际负债额已经远远超过以美元发行的国际负债额，成为全球最大的发行比重。伴随着欧元区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巨大的具备较强流动性的金融市场的形成，欧元拥有了挑战美元作为最大储备货币的潜力。由于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尤其是亚洲国家的中央银行在将外汇储备多元化时越来越青睐于欧元。2006年末，美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降至约64.7%，而与此同时，欧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从1999年17.9%升至2006年底的25.8%。随着近年来欧元兑美元的汇率水平屡创新高，欧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也会不断提高。
2.拉美国家美元化。拉美国家货币美元化的内涵，从经济学角度来解释，就是通常所说的“货币替代”现象 。“货币替代”是指一国居民因对本币的币值稳定失去信心，或本币资产收益率相对较低时发生的大规模货币兑换，从而外币在价值储藏、交易媒介和计价标准等货币职能方面全部或部分地替代本币。在经济易发生动荡的拉美国家，为寻求本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实施美元化政策，使美元具有和本国货币同等的法定货币资格，由此形成了特有的美元区域化现象。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政策制定者早就提议在西半球建立美元集团，NAFTA的贸易伙伴们在许多贸易中已经大量使用了美元。 根据统计，已经有包括阿根廷、秘鲁、乌拉圭、厄瓜多尔、墨西哥、多美尼加等多个国家已成为高度或中度美元化国家。
地区经济一体化是拉美经济“美元化”的重要动因。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拉美国家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不断加强区域内联系与合作，以增强抵御外来冲击的能力。南方共同市场、安第斯共同体、美洲自由贸易区等经济协作体的建立，就是这种合作的体现。地区经济一体化，特别是贸易一体化推动了货币一体化。当贸易关系加强时，同主要的经济伙伴分享一种共同货币自然会带来利益，因为利用汇率差别转移资本的成本会变得更高。2005年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加强了拉美同占统治地位的美国市场的贸易联系，并加速了这个地区的“美元化”。
3.非洲区域货币合作。非洲的货币合作最早起源于殖民地时期，法属殖民地和英属殖民地的各类国家群体联合进行了共同的货币制度安排。当时实行的货币制度安排主要采取两种方式:英属殖民地国家的货币钉住英镑，并由英镑支持，当地政府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殖民行政当局凭借在英国政府储备投资的利息而获得领地特权收入;而法属殖民地的法郎也是钉住宗主国法国的法郎，且殖民地的货币发行最终是由法国财政部的可兑换性保证和对政府借贷融资幅度的限制来支持的。
非洲法郎区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货币、经济和文化区域，是世界上惟一一个融合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真正的地区性货币体系。非洲法郎区货币合作的模式是在原法属殖民地的法郎联盟逐渐扩展基础上组成了非洲法郎货币联盟。该种模式的特征是：从技术层面上讲，法郎区是一个具有内外联系的货币体系。从政治层面上讲，法郎区则是各成员国政府所支持的合法组织（张延良、木泽姆，2002），它以一种国家责任的方式实施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是不发达金融合作体系的典范。
三、区域货币合作给我们的启示
关键词：区域货币合作 最优货币区(OCA)理论 区域货币一体化
在世界经济尤其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区域货币合作已成为国际金融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并在部分国家和地区出现尝试性实践，其中欧盟的区域货币一体化进程最引人注目。与区域货币合作直接相关的理论是最优货币区理论(简称OCA理论)。本文介绍了区域货币合作的主要理论——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历程，对迄今为止几个影响较大的区域货币合作案例进行剖析，通过对欧、美、非三种货币合作的比较后，认为区域货币合作是今后一段时间内亚洲货币金融合作的重点，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是区域货币合作稳步推进的保障。
一、区域货币合作理论的产生和发展
1.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历程。根据《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定义，最优货币区(OCA)是这样一种区域，在此区域内，“一般的支付手段或是一种单一的共同货币，或是几种货币，这几种货币之间具有无限可兑换性，其汇率在进行经常交易和资本交易时互相钉住，保持不变；但是区域内国家与区域以外的国家之间的汇率保持浮动。”
1961年9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Mundell)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他著名的《最优货币区理论》一文，以全新的视角看待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问题，他从一个崭新的角度研究汇率和货币区，开创了观察汇率问题和货币区的全新视野，触发了有关“最优货币区(OCA)”理论的大量文献。蒙代尔提出用生产要素的流动性作为确定最优货币区的标准，所以有人将他的OCA理论称为要素流动论。
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提出之后，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界的密切关注，也引起了更多经济学家对有关最优货币区判断标准的讨论，促进了最优货币区理论的进一步发展。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学者们对最优货币理论的讨论大多集中在最优货币区的构成条件上，这些讨论从不同的侧面发展了最优货币区理论。
1963年，罗纳德·麦金农 (R.I. McKinnon )提出了把“经济开放度”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又一评价标准，即一国生产或消费中贸易品占社会总产品的比率。1969年，彼得·凯南 (P.B. Kenen) 在《最佳货币区：一个折衷的观念》提出，经济高度多样化的国家是货币区的更为理想的参与者。詹姆斯·英格拉姆（J·C·Ingram，1969）指出，为了达到货币区的最优化，有必要考察经济社会的金融特征，并提出以“国际金融高度一体化”作为最优货币区标准的观点。哈伯勒 (C·Haberler，1970)和弗莱明（J·M·Fleming，1971）分别提出把“通货膨胀率的相似性”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标准，即通货膨胀率接近的国家更适于达成货币一体化。1976年，爱德华·托维尔 (E·Tower)、托马斯·维利特(T·Willet)和弗莱明强调把“货币区成员国之间的政策相似性”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标准。
但是，以上这些研究也不可避免带有一些局限性。首先，这些标准都有一定的片面性。其次，有些标准难以量化，缺乏实际上的可操作性。第三，这些理论在强调组成货币区的正面效应时忽视了一国加入货币区的成本问题。加入货币区在给一国带来收益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定的成本；特别是，货币是一国经济主权的象征，加入某一货币区即意味着该国对其主权的放弃。因此，成本和收益的权衡对一个考虑加入货币联盟的国家而言，具有现实的重要意义。
2.最优货币区理论的进展。传统的对最优货币区的研究视角是短期的、静态的，侧重于现实约束对汇率制度选择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后，滨田宏一 (Hamada，1985)研究了一些国家加入货币区的福利含义。而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新理论加入了私人部门的自由选择权和自由放任思潮。克鲁格曼和奥博斯菲尔德(Krugman & Obstfeld，1998)也对该理论的研究做了总结，并提出了通过GG一LL模型判断加入货币联盟的时机。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现实世界一体化和区域化发展趋势的增强，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逐步从相对孤立的宏观经济稳定转移到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共同发展上，汇率制度本身越来越成为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政策工具。新的研究不仅放宽了对于价格和市场竞争性的假设，综合了各种关于最优现实标准的探讨，而且提供了从动态视角阐释”最优”的研究思路。区域一体化发展和区域对称性的动态联系，成为主导最优货币区成本一收益判断的主要因素，对于区域货币合作前景的判断，从关注成本——收益的现实约束状态，放到关注区域货币一体化发展和实质经济一体化发展，以及同区域内部对称性增强之间的动态前景上，研究的视野更加宽广。
二、区域货币合作的主要实践
1.欧洲货币一体化。早在20世纪50年代起，欧洲联盟（欧洲共同体的前身）就开始了进行货币一体化的尝试，一直到2002年1月1日起欧元正式流通，成为欧元区各国惟一的法定货币。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实现是世界货币史上的一个创举。正如欧洲中央银行前行长杜伊森贝赫所说，欧元是欧洲人民联合的象征。
随着欧元区资本市场不断一体化发展，欧元区国家投资者，尤其是政府部门更愿意在欧元区而非国内市场借债，单一货币欧元为在国际市场融资带来的优势，同时投资银行费率的降低和投资者倾向于通过国际市场进行投资组合分散风险也带动欧元区的主权债券发行的增长。以欧元发行的国际负债额已经远远超过以美元发行的国际负债额，成为全球最大的发行比重。伴随着欧元区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巨大的具备较强流动性的金融市场的形成，欧元拥有了挑战美元作为最大储备货币的潜力。由于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尤其是亚洲国家的中央银行在将外汇储备多元化时越来越青睐于欧元。2006年末，美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降至约64.7%，而与此同时，欧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从1999年17.9%升至2006年底的25.8%。随着近年来欧元兑美元的汇率水平屡创新高，欧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也会不断提高。
本文从微观角度，以货币一体化后产生的福利变化为依据研究货币一体化后的货币选择的动力机制，并以此为理论依据对港元与人民币一体化进行分析，对可能存在的一体化方式进行简要的设想。本文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港元与人民币实现完全一体化是可实现的，并且对于未来的货币选择应选择现存货币---人民币，作为对未来货币的选择。
【关键词】
货币替代；人民币与港元；货币一体化
1 关于货币一体化
货币一体化理论是国际政策协调理论之一，主要内容是最优货币区理论。它是由麦金农和蒙代尔20世纪60年代提出。货币一体化的理论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蒙代尔的“最优通货区”理论作为研究货币一体化的先例，并成为欧元的制度设计的基础；90年代初，爱默生等人为了扫清货币一体化障碍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市场、一种货币”思想；90年代中期，保罗·克鲁格曼利用模型、加入国与固定汇率区的经济一体化成本收益分析最优货币区。
2 关于货币一体化的收益
汇率稳定是货币一体化带来的首要首要。汇率的经常性波动会阻碍正常贸易和投资的开展，而使用单一货币能减少外汇风险。港元与人民币的一体化使得两地间货币保持相对稳定，减少汇率经常性波动带来的风险，从而促进两地贸易的发展，在可遇见的未来这部分收益也相当可观。随着经济金融一体化的深入，两地货币交易总成本不断上升。以2010年为例，内地与香港的贸易总额为27432亿人民币，如果按照外汇的兑换成本占贸易总额的6.5%为计算标准的话，内地与香港实现货币一体化所节省的成本大约为1783亿人民币，这部分节约的成本占香港GDP的11.7%，两地GDP总和的0.43%。
3 人民币与港元一体化的现实基础
3.1 内地与香港的贸易联系
一直以来，两地之间的经贸联系就十分紧密，尤其是自CEPA（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实施后，两地贸易无论是从广度还是深度都处速发展之中，从贸易总量来看，内地一直是香港最大的进出口贸易伙伴，内地发展为香港最大的货物供应商。2010年，香港的贸易顺差主要来自中国，为147亿美元。从两地贸易的结构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传统贸易的比重下降，技术密集型产品处于上升趋势。
3.2 内地与香港的资本联系
随着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的发展，内地与香港的资本市场联系日益紧密，香港成为内地的最大的外资来源地，内地对香港的投资也在不断增加，投资规模趋于扩大，投资结构趋于深化。截止到2010年底，有103只红筹股和163只H股在香港创业板及主板上市。根据香港交易所统计数据显示，截止到2010年香港主板上市的内地集资总额为34629千万港元。在外商直接投资上，两地直接投资的联系也十分紧密，香港拥有较宽松的政策，内地拥有广阔的市场与大量廉价劳动力，劳动力的成本优势使内地一直是香港厂商的直接投资的首选，近几年香港对内地的直接投资几乎一直大于内地对香港的直接投资。
4 对于未来货币的选择
本文试图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讨论对于未来货币的选择。
假定有两组人，其中一组人的人数为N1，另一组人人数为N2，起初他们各自使用自己的货币，他们分属于货币区1，货币区2。
第i个货币区的行为人得到的效用为：
Ui（T）=（ai+bini）=（ai+bini）/r，其中i=1，2该公式中a，b为固定系数，r为贴现因子，实际运用中以实际利率来考虑。n=㏑Ni，a可以理解为独立于网络外的使用货币的收益，bn为与网络有关的收益。其中a，b>0，现在分析的是如果以一种货币代替另一种货币所能带来的福利及其变化，由于有N1人数的人持有货币1，N2人数的人持有货币2，则在不考虑货币转换的情况下，社会总福利为：N1（a1+b1n1）/r+ N2（a2+b2n2）/r。
如果现在考虑以一种货币代替另一种货币，亦即N1或者 N2变为0，同时假定a1=a2， b1= b2，在这种情况下，认为总福利能达到最大。对于该问题的理论解释如下：
考虑货币2被货币1所替代，并假定存在一种货币的转换成本为每人s，a=a1 =a2，b= b1= b2，这样，总福利将变为：
（N1 +N2）[a+b㏑（N1+N2）]/r- N2s，这样总福利与上式相比提高为：
（N1 +N2）[a+b㏑（N1 +N2）]/r- N2s-N1（a1+b1n1）/r+ N2（a2+b2n2）/r=
[（N1 +N2）㏑（N1 +N2）- N1n1- N2n2]b/r- N2s
上式的结果可能为正值，0值，也可能为负值。转换收益大于成本时结果为正。但是很明显，在N1 >N2时，这种转换收益达到最大，因此通过实现使使用较多货币的人的货币替代使用较少的货币的人的货币，这样的收益是最大的。
现在考虑另一个过程，即引入一种新货币，则总福利为（N1+N2）[a+b㏑（N1 +N2）]/r- （N1+N2）s显然其收益要小于运用现存货币的收益。
综上，在对于未来港元与人民币一体化的远期货币选择中，本文倾向于使用现存货币-人民币。
5 对未来港元与人民币一体化的简要分析
由于存在现实的障碍两地的货币一体化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可做如下安排：1，在较短的时期内，打造一个适宜港元与人民币一体化运行的宏观环境，具体可采取一下措施：首先，保持香港与内地经济稳健增长，经济实力与持币信心是正相关的。其次，进一步完善内地金融市场，促进内地与香港金融市场深化融合。最后，保持汇率的相对稳定，将内地与香港共同纳入汇率决定机制的范围之内，为港元与人民币一体化创造条件。2，中期安排，在短期内实现了上述条件后，在汇率制度的整体安排上采取浮动汇率制，但是内地与香港可以组成一个联合浮动区汇率对内固定，对外联合浮动。而一旦该汇率区成立之后，该汇率区应该以坚定的步伐稳定该汇率制，双方协同努力，营造一个良好的金融运行环境。3，远期安排，本文认为，远期方式双方应统一货币单位，建立可协调的、统一的中央银行（货币局），在协调一致的基础上执行统一的货币政策，总之，在金融系统管理上采取协调、联合、统一、完全一体化的方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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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沈国兵，王元颖.论“中元”共同货币区的构想与实现路径，财经研究，2003（6）.
一、平行货币理论
1、平行货币的内涵区域平行货币制度，由 Giorgio Basev(i1975)等 9 位学者联合在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发表文章提出，而当时正处于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相对处于低潮的 20 世 70 年代。Vaube(l1974)试图让欧洲平行货币比欧洲各国货币更有影响力，讨论了几种为平行货币作价值规定的方法，给出了几种欧洲平行货币的定义。
到了 21 世纪，区域平行货币已经在全球范围内运用，Eichengree(2006)通过对欧洲货币系统的理论产生和发展回顾，认为亚洲货币单元可以采取平行货币渠道实现亚洲货币一体化，具有固定购买力。通过综合已有平行货币的概念描述，笔者给出一个便于操作和理解的定义：在一个国家或者超国家范围的区域内，一种盯住某种货币或一篮子货币、由某国或某区域金融机构发行，同某国或某区域内国家货币执行相同的货币职能且与其保持固定兑换比率，具有不变购买力的过渡性货币。
2、平行货币的发展和实践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平行货币理论得到发展并被运用于实践，英国财政部长正式建议政府采用平行货币理论，并建议欧共体研究欧洲货币单位的职能，使其变为一种与国家货币平行使用的贸易和金融工具。在 90 年代后半期，平行货币理论的研究与实践被推向高潮，欧美学者不但总结平行货币的利弊、作用，而且研究它在实践中的可行性，并尝试性地把平行货币理论运用到欧元的过渡期。英、美、法等国在确立金本位之前，即 1819 世纪期间，一直采用金银复本位制金和银同时充当本位币，金和银互为对方的平行货币。欧元在巴尔干半岛等许多国家变成唯一的真正接受的平行货币，在丹麦将取代德国马克作为平行货币。
金斯顿奎恩大学教授Courchene关注到加拿大与墨西哥一体化已经有了进展，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已经接近一体化，能把美元作为一个平行货币同本国货币同时流通，并朝着完全的美元化方向迈进。
3、平行货币的功能与局限性对于平行货币的功能与局限性，本文主要针对李富有(2005)介绍平行货币理论相关功能进行合理的探讨，并提出合理的补充和提议。第一，李富有在文章中提出平行货币通过区域中央银行使区域内发达国家少使用平行货币的观点，在此笔者提出异议：以经济实力强大的德国为例，其国民视马克为皇冠上的宝石，认为欧元货币疲软，信誉度过低，会抵制使用欧元。因此，在发达国家如德国，区域中央银行应该适当鼓励本国国民多使用平行货币来平抑国民对使用欧元的抵制情绪。第二，李富有还提出平行货币具有市场化渐进性与稳定货币体系等功能。在此，笔者认为平行货币还具有自我驱动性功能。如果直接用一种区域货币来替代区域内所有国家的货币，这样可以自动排除区域内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但这种做法太激进，可能带来巨大风险。而平行货币可以通过市场的力量同时实现渐进性与自我驱动性功能。
二、欧元区困境的一种折中方案双轨的平行货币制度
1、平行货币制度的另一种思路双轨制现实中，欧元、美元等存入银行作为储藏手段时，这些货币仍然会被利用来进一步投资、放贷，即进入流通领域，并没有真正的作为存量货币存在。而现行货币制度是国家以国家信用作担保发行货币，在经济稳定增长时，政府会维持货币供应的稳定，一旦经济出现波动，政府会有滥发货币蚕食居民储蓄以征收通货膨胀税的冲动。本文下面介绍有些缓解以上矛盾的双轨平行货币制度的特点。
(1)价值货币发行组织部门结构委员会、管理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共同组成欧洲中央银行的决策机构。结构委员会在储备要求上将起到决定性作用，与管理委员会成员共同讨论规定储备要求价值货币。而整个欧元区内的流动性则主要指流通货币。
(2)流通货币与价值货币的关系欧洲中央银行发行两类货币，第一类是流量货币，此类货币执行计价、结算职能，此类货币就是现在的欧元;另一类是价值货币，此类货币只执行贮藏职能，欧洲银行和欧元区国家央行和政府必须保证其具有稳定的价值。第二类货币不能在市场中流通，也不能购买商品，它只有兑换成第一类货币时才能进入流通市场。所以综合来看第二类货币的对应实物可以选择欧元区 17个国家人民的家庭最终消费品的消费量(以欧元或者美元计价)。以欧元区国家的家庭最终消费品为价值基础的货币制度，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货币的质和量成正比发展，即货币的币值随着家庭最终消费品价格的不断上升而愈加稳定，货币供应量随着家庭最终消费品价格的不断上升而不断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