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邓小平理论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关系，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已经作出了明确结论。他说：“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这个结论的分量不言而喻，它实际上表达的是党的意志、党的理论信念。因此，在21世纪的新征程上，我们的理论创新，指的就是在坚持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不断汲取新鲜经验，在新的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并用以统一党的思想，指导党的事业。
既然理论创新的主题是坚持、丰富、发展邓小平理论，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对与之相关的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作出准确的判断。
总结过去，邓小平理论解决了哪些事关中国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基本问题？它何以能够成为理论创新的基础和载体？
着眼现实，时代的发展提出了哪些新问题？邓小平理论在新的实践中业已得到了怎样的丰富和发展？
展望未来，在竞争更加激烈的21世纪，为什么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邓小平理论，用不断丰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指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的复兴？
如果我们不能首先在这些问题上取得共识，党的理论创新就无从谈起，就可能会发生偏差。
坚持邓小平理论是理论创新的基础与前提
理论创新必须以坚持邓小平理论为基础和前提，这是不能有丝毫的犹豫和动摇的。
之所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现在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党和国家所面对的基本问题，仍然是在一个经济文化贫穷落后的国度里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而这正是邓小平理论已经初步回答和解决的问题。基本问题没有变，党的指导思想就不能变。
当代中国的基本问题是怎样产生的？邓小平理论是怎样解决在中国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问题的？这还得从党的理论创新说起。
作为最高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在老祖宗那里最初是作为一种理想社会设计出来的，它赖以生存的基础是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和生产的社会化。然而，上个世纪初叶，当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刚刚兴起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人所面对的却是一个社会主义经典作家未曾预见到的畸形社会，即生产力极度低下，没有现代工业，没有民主、文明的四分五裂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党派林立中的一个只有几十人的小党，靠什么去把社会主义从理想引入实践？除了创新别无它途。思想，即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就是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理论创新的第一个重要成果。它的实践意义，就是使原本以为只有在欧洲资本主义基础上才能产生的社会主义制度破天荒地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里生了根，结了果。
说得好，夺取政权，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以后的路还更长。之所以说更长，是因为夺取政权，并不是共产党人革命的目的。共产党人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让全体人民都能过上共同富裕的美好生活，让社会主义制度真正体现出高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就是新中国所面临的新的基本问题。想一想新中国建立之初的生产力状况、国民素质状况以及我们长期所处的外部环境，不难看出，要在中国真正解决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意义更为深远，任务更为艰巨，需要更长时间的艰难曲折的创新过程。所以，早在60年代初，就提出了理论创新的任务，要求全党下大气力钻研中国的实际问题，创立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理论。审视历史，人们自然会问，为什么即便像这样雄才大略，一生追求创新的革命领袖最终未能完成创立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的使命，反而在他的晚年深深地陷入了错误思路的泥潭。其实，这个问题并不复杂。只要设身处地地想一想中国社会主义的初始条件，想想这个理论命题的创新难度以及攻克这个命题必须花费的时间长度，就不难对建国以后我们党的艰辛探索，包括我们的失误、我们所付出的沉痛代价，以至于对同志的评价等，形成一种客观公允的认识。应该说，这样一个曲折的过程，正是我们党自己提出的这个创新课题所决定的。解决这样一个前无古人的课题，没有几代人长时间的艰苦努力是不行的，没有长期的经验积累是不行的，没有失误甚至昂贵的学费也是不行的。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正是在继承和发展长期理论探索成果的基础上，在吸取历史教训，把握新契机，研究新问题，总结新经验，锲而不舍地开拓中担负起理论创新的使命的。
这依然是一个艰难困苦的过程。
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的社会主义在经过了20多年的曲折发展后面临着一场生死抉择的严峻考验。“”的严重错误把我们的国民经济拖到了崩溃的边缘，使我们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原本已经开始缩短的经济发展的差距又进一步拉大了。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西方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和生活质量普遍迈上了一个新台阶，而我们却还在被温饱问题所困扰。1978年9月，邓小平在东北视察时对在场的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讲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的人民太好了。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还能忍耐多久，很值得我们注意。邓小平的话一语道破了当时我们党和国家的真实处境：贫穷与落后，是阻碍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问题。再不迅速发展生产力，我们就可能会；再不迅速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主义就将失去吸引力。严峻的形势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这样一个原本认为早已解决了的理论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应该怎样建设、巩固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此为主题，邓小平带领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一次伟大的理论创新，并引发出一场波澜壮阔的新的革命。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科书上没有现成的结论，现实中没有可效仿的成功模式，只能靠我们自己去创新。然而，我们的创新应该以什么样的理论为基础，中国的发展将以什么样的制度做根基？其实质是怎样看待马列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怎样看待我们几十年艰苦奋斗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是从一开始就不容回避而且必须始终保持清醒认识的大问题。近代中国的全部历史经验证明，老祖宗不能丢。丢掉了马列主义、思想，就丢掉了根本，丧失了方向；社会主义道路不能放弃，否定基本制度，另起炉灶，就失去了立国之本，就是自我毁灭。苏联和东欧后来发生的事情足以说明这个道理。因此，理论创新，首先要处理好扬与弃、继承与发展的关系。邓小平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自始至终坚持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马列主义、思想活的灵魂统一党的思想，指导党的理论创新，并以此作为新的理论体系的精髓。解放思想，就是要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特别是突破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某些本本教条式的理解，以及对社会主义的一些不科学甚至扭曲的认识，努力开拓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实事求是，就是坚持以中国的实际问题为出发点，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在实践中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牢牢地把握住这个精髓，党的理论思维才会不断地走向成熟，中国的基本问题才能得到科学解释、正确处理。
历史作出了最好的诠释。
从1978年到1992年，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和南方谈话两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为标志，邓小平带领我们党经过14年的艰辛探索，终于初步完成了60年代初提出的创造新理论的伟大任务，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理论。这个理论用中国共产党的实践和经验，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增添了新内容，使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有了若干个“第一次”的新观点、新结论。这就是：第一次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阶级，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第一次明确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党和国家的一切工作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第一次科学地阐明了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是一场新的革命；第一次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人员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发展生产力必须以科技进步、教育优先为基础；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明确指出，中国的发展，必须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明确指出，计划与市场都是手段，不是区分不同社会制度的标志；第一次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第一次提出，一个国家可以实行两种制度，并以此来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等等。这若干个“第一次”的理论意义在于，它破天荒地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从而用中国共产党人的新思想、新观点，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提高了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新水平，作出了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的新判断，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邓小平理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在社会主义理论创新上取得的最伟大成果，是指引中国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伟大旗帜。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邓小平理论的实践意义。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中国的社会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短短的20多年，中国经济以年均近两位数的神奇速度持续增长，一举告别了长期困扰我们的短缺经济，基本解决了12亿人的温饱问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我们用一代人的时间创造出历史上许多国家几个世纪方能积累起来的丰盈财富，这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伟大创举。对比那些几乎与我们同期进行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今，有的解体了，有的易帜了，而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却充满生机和活力，愈益显露出巨大的优越性和美好前景。饮水思源，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无不对能够拥有邓小平理论而深感庆幸与自豪。
邓小平理论已经初步回答和解决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把我们从贫穷带入了小康，在新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一定能够彻底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把中国带入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我们的理论创新必须以坚持邓小平理论为基本前提，这是我们的事业长盛不衰、永葆活力的根本保证。
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是理论创新的主题
今天我们党所强调的理论创新，中心内容就是要用新的实践经验不断地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邓小平理论。确定这样的主题，既是坚持邓小平理论的需要，更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需要。
和任何先进的理论体系一样，邓小平理论也是需要随着实践的发展、深化而不断丰富、发展、完善的科学理论。只有创新，才能保持科学理论的强大生命力；只有不断地吸取时代精神的精华，理论才能够发挥指导实践的作用。这里，首先需要对邓小平理论的时间概念有一个正确认识。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共识：不能把邓小平理论的发展过程与它的创立者的实践活动简单地等同起来。即是说，作为科学理论体系的邓小平理论，它的发展并不是随着它的创立者邓小平同志的逝世而告终结的，它的发展和完善，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样一个过程所需要的时间，归根到底，是由这个理论所要解决的命题，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如何在一个相对贫穷落后的国度里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决定的。这个问题不彻底解决，这个过程就不会完结。因此，邓小平理论的丰富与发展，同样是需要它的创立者及其以后的几代人努力开拓创新的。
在理论创新中继续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是党中央的一贯主张。党的十三大在首次概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理论观点之后就明确指出，我们对这个理论“在许多方面还知之不多，知之不深。我们的许多方针、政策和理论还有待于完善，要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经受检验，得到补充、修正和提高。”党的十四大在确定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的指导方针之后也特别强调，这个理论“还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在实践的检验中继续丰富、完善和发展”。到了十五大，同志更是把这个问题又上升到更新的高度，郑重宣布：“坚持邓小平理论，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这个理论，这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为什么从十三大起，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在论述邓小平理论指导地位的同时都要强调必须丰富和发展这个理论呢？其实质和意义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理论创新。因此，有理由认为，同志所说的理论创新，与党的历次代表大会的提法是一致的，它的初衷和目的就是号召全党切实地履行好十五大报告中所说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
确立理论创新的主题是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活动不断发展的要求，是邓小平理论的地位即它作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的性质决定的。党的十四大以后，特别是邓小平同志逝世以后，国内外形势都较前发生了深刻变化。国际上，世界多极化格局的形成过程中出现了美国称雄的不和谐现象，9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扮演着世界警察角色，到处插手国际事务，粗涉别国内政，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国家，逐渐把矛头集中指向中国。可以说，多极化的格局目前尚未形成，还没有形成一种共同遏制美国称霸的联合力量，这是世界局势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国内的变化更是有目共睹，其中最深刻的主要有两个：第一，随着改革的目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改革开放进入攻坚阶段，市场化真正深入到了中国经济的各个领域，人的观念和社会结构都较前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与80年代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验性改革，与过去计划体制一统天下和两种体制并行的双轨制的情况有了质的变化。第二，人民的社会生活总体上由温饱型进入小康型。丰衣足食，这一人类与生俱来追求的美好理想变成了现实，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所发生的最伟大变革。这种变革对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个人和整个社会所带来的影响是前所未有的，从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人生追求、生活需求等各个方面都在悄悄地发生变化。丰衣足食以后追求什么？怎样生活？这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个新问题。改革的深化，必然带来新的社会矛盾、新的摩擦、新的问题，而这些新的问题归根到底要靠不断丰富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去说明、去解决，否则，我们的事业就不能发展，邓小平理论就失去指导意义。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党的十四大以来，我们党的理论创新始终是围绕着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这个主题进行的。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坚持、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方面所作的理论创新工作成效显著，这是我们的事业所以兴旺发达的根本保证。十四大以来，党的理论创新是多方面的，最突出的有以下几点：
——在经济体制改革理论方面。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科学论断，创造性地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且在实践中初步构架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设想变成了生动的现实。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提出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公有制可以有多种实现形式的新论断，使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十四大以后，同志提出了以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为基本特征的现代企业制度的理论，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搞活国有企业的方针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这是对邓小平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在党的建设理论方面。同志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创新。“三个代表”的创新程度，可以和邓小平理论中的两个重要观点相提并论：一是可以和邓小平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相提并论。四项基本原则就其每一个具体原则而言，正如邓小平所说，并不是新的，都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但把它综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概念，并确立为我们的立国之本，这就是创新。“三个代表”也一样，每一个代表都是我们长期坚持的，同志根据时展的新要求、新特征，将“三个代表”科学、有机地综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内涵丰富、深刻的新概念，并确定为我们的立党之本，这就是新概括，新成果。一个立国之本，一个立党之本，是党和国家立足与发展的根基。二是可以和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相提并论。如果说，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从根本上解决了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问题，是党在社会主义认识上取得的最新的理论成果的话，那么，关于“三个代表”的论述，则从根本上阐明了党的属性和本质问题，是党的建设的最新理论成果。一个社会主义问题，一个党的领导和建设问题，在理论上我们对这两大基本问题认识清楚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有了明确的方向。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认识方面。根据邓小平关于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主要矛盾、根本任务、发展趋势和历史进程等进行了全面论述，进一步阐明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和文化建设的特征，确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从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到基本纲领，这是党对社会主义理论探索的又一个重大成果。
——在生产力理论方面。根据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党中央制定了科教兴国战略。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提出了“科技创新已越来越成为当今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标志”、“科技人员是新的生产力的重要开拓者”等新观点。党中央启动了科技创新工程和知识创新工程。这些都反映了党在生产力理论方面认识上的深化。
——在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理论方面。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提出：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90年代末，针对全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党中央制定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有力地促进了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联系与技术合作，进一步加大了国家对贫困地区的支持力度，增强了欠发达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十五大以后，党中央又制定实施了开发西部战略。这是尽快缩短东西部贫富差距的重大战略措施，是对邓小平南方谈话中提出的设想的回应和创造性的发挥。
90年代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理论创新上取得的丰硕成果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些都有力地说明，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始终是党的理论创新的主旋律。
用不断丰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指导21世纪党的建设，是理论创新的主要目的
为什么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确立以后，在世纪之交的关键时刻，同志要郑重地向全党提出理论创新的任务呢？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号召全党同志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和深入的思考，致力于在新的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以指导21世纪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争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争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20世纪，中国共产党在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完成了两件大事：一是三座大山，创建新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与解放，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二是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基本改变了贫穷落后面貌，使人民过上了小康社会新生活。21世纪，中国共产党还将完成两件大事：一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真正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先进性；二是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21世纪，中国共产党任重道远，使命非凡。她背负着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心驰神往的美好理想，担当着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命运与前途的重大责任。对此，中国共产党有足够的估计、充分的准备和坚定的信念。
毫无疑义，在21世纪的征途上，始终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自觉地运用不断丰富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指导我们的实践，这就是我们的信念，我们的法宝。
为什么我们会有而且必须要有这个信念？最根本的，是因为21世纪我们要做的事情以及由此带来的困难和风险，究其实质，还是在中国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还是邓小平理论所要回答和解决的问题。
为什么有了信念之后还要提理论创新？因为21世纪我们所要解决的是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更高层次的问题，是比以前更尖锐、更复杂、更突出、更难解决的问题，这其中有许多是我们现在尚没有遇到甚至难以预料的。惟有创新，惟有发展，我们才能够应变自如，才能攻克最后的难关。
21世纪，我们面对的是风云变幻、更加复杂的国际环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强大的经济总量、综合国力和高新科学技术手段，将继续保持在世界发展中的优势地位。总体上看，一段时间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仍将处于低潮。在以高新技术和综合实力为主的国际竞争中，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较量中，我们还势单力薄，处于下风。特别是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的遏制，将愈益把矛头集中指向中国，采用分化、西化、思想渗透、粗涉甚至更激烈的手段，千方百计地频频向我们施压，企图限制我们的发展，逼迫我们就范。可以说，在21世纪的发展中，我们将不可避免地始终面对越来越大的外部压力。国内来自经济生活中和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困难和压力更是可想而知。经济上，按照既定目标，我们要用50年的时间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两番。经济总量在不断增大，人口还要有所增长，翻番的难度势必更大。社会政治生活上，21世纪前半期，中国将进入由小康社会向中等水平的现代化社会转型期，这是中国人民未曾遇到过的一种全新的社会生活。对于受几千年封建小生产思想观念影响的中国人来说，小康之后如何尽快适应现代社会的生活节奏，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创造新的科学生活方式，等等，都是新的课题。由小康到现代化转型所造成的新的社会矛盾，将集中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的多样化、复杂化甚至尖锐化。如何正确处理和解决这些新矛盾，合理地协调好人民内部的利益关系，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道德，并以此规范人们的行为，这是对党的执政水平和治国能力的新考验。
所有这些，都对党的进一步理论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邓小平理论的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如果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客观存在着从解决温饱到进入小康和由小康到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两个相互衔接的发展阶段的话，那么，在这个实践中产生的邓小平理论必然也要经过两个相互衔接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初步回答和解决在中国如何建设、巩固、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使社会主义在一个相对贫穷落后的国度里站稳脚跟。这个任务随着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的形成和指导地位的确立，已经完成；第二阶段，深入回答和解决在中国如何建设、巩固、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指导中国夺取社会主义的更大胜利。这正是我们党现在所要担负的理论创新的任务。在基本问题没有彻底解决之前，以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为主题的理论创新就一天也不能停止。
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究竟需要多长时间，是邓小平生前殚精竭虑的事情。自80年代中期起，他在不同场合，针对不同问题，对时间问题作出过各种估计。比如，对于中国经济发展，他说：如果从建国起，用100年的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按他的估计，我们还要在21世纪用50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够基本解决好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只有到那个时候，我们国家才能真正体现出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的先进性，社会主义才能真正站住脚。所以，到1992年南方谈话时，他更是直截了当地明确指出：基本路线要管100年，要坚持100年不动摇。
需要强调的是，邓小平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时间概念的论述，内涵极为深刻。它不仅涉及到我们战略目标的制定与完成，更重要的，在于告诫全党，在这100年的时间里，我们都必须横下一条心来，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毫不动摇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只有这样，中国共产党才能够担负起21世纪的神圣责任。
论文摘要：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积极推进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在党的指导思想，竞的性质、宗旨和任务．党的领导，竞的建设置其连径等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党建理论。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确立了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10年来，第三代领导集体遵照邓小平在交接班时关于“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一政治嘱托直面改革开放中“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敢于实践，勇于探索，善于创新，有效地推进了党的建设这一新的伟大工程，从多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党建理论。
一、党的指导思想:提出了高举“伟大旗帜”论
关于党的指导思想，邓小平强调，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成果。他号召全党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思想，要学习和熟悉马列主义和思想，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同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强调“老祖宗不能丢”。在这一方面.第三代领导集体确立了邓小平理论作为全党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的地位，提出了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教育干部和群众的战略任务，并自学地运用邓小平理论来指导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
第三代关于高举邓小平伟大旗帜的思想包括两个方面
首先，确立邓小平理论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的地位。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在参与领导杜会主义建设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特别是作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更是讲了许多前人没有讲过或不敢讲的话，做了许多前人没有做过的或不敢做的事.指引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辉煌成就，进而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体系。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党的十四大，第三代领导集体就开始深人阐述邓小平的理论贡献、这一理论的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等早在1989年，在庆祝新中国成立4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就指出:“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经过加年实践检验而为亿万人民所认识和接受的科学理论’，这是我们党第一次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它的主要创立者邓小平的名字紧紧联系起来。党的十四大揭示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含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全党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近20年实践证明，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中国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因此，早在1993年，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报告会上就明确指出’‘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起，经过十二大、十三大到十四大我们党又郑重地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写到了自己的旗帜上。这是我们党付出了巨大代价获得的极为珍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党和人民进行新的历史创造的科学急结、是我们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旗帜、是我们民族振兴和发展的强大精神支柱”。1997年，党的十五大通过的新根据全党的共识和全国人民的心愿，郑重地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也庄严宣告:’‘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不动摇’，。“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跨越世纪的新征途上，一定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用邓小平理论来指导我们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这是党从历史和现实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结论。
其次，提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的任务。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了这一任务，指出:学习马列主义、思想，中心内容是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落实这一任务，第三代领导集体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993年11月，出版发行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央同时作出了《关于学习又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决定爹，并举办了4期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理论研讨班，全国也举办了3期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班。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提出，在继续组织县级以上领导干部学习理论的同时，用3年时间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全体党员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以提高全体党员的理论水平和思想水平党的十五大把“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王世纪”作为大会的主题.并号召全党兴起一个学习马列主义、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的新高潮。1998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在县级以上领导干部和领导班子开展“三讲”教育的《意见》，要求把“三讲”教育同深人学习邓小平理论结合起来。
二、党的性质、宗旨和根本任务提出了“三个代表”论
关于党的性质、宗旨和任务，邓小平强调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统一的、有高度觉悟的、有纪律的队伍，是全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党的根本宗旨和全部任务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提出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我们党制订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点第三代领导集体则进一步提升概括为“三个代表”。新旧世纪更替之际，在广东、上海、江苏和浙江等地考察工作时提出并反复强调始终代表中国社会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提出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应答了世纪交替之际’‘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同时也是对党的性质、宗旨和任务的发展首先、中国共产党不仅应当始终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而且应当始终是中国社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在新世纪里，放眼世界和未来，科学技术是先进生产力、第一生产力的特点越来越凸显，知识经济已初见端倪，以经济力、军事力为主要内容的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在这样的条件下‘党应怎样才能有所作为?突出重要的一条是继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继续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只有始终紧密地与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联系在一起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党才能取得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才能对历史的发展起积极推动作用。
其次，中国共产党也应始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代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经济利益主体多元化，思想文化层次多元性、复杂性和广泛性的形成也是在所难免的。在这样条件下，党只有始终成为先进文化的代表:第一，才能鼓励和弘扬先进文化、批评和改造落后文化、批判和抵制反动文化第二、才能营造有利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有利于正确舆论导向确立的社会文化氛围总之，才能有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
再次，中国共产党还应始终是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代表在从原有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换的过渡期和转型期、在国内改革处于攻坚决战时期、在国际形势风云变幻莫测的情况下，党的根本宗旨依然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依然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表现在:第一，从时间上说，这一论断强调了“始终”。自20世纪40年代提出“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以来，“为人民服务”就成了我党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党的许多优秀儿女为之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死而后己。同时，我们应清醒看到，极少数从炮火硝烟中走过来的老党员和在改革开放中走上领导岗位的新党员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职位的迁升为人民服务的观念越来越淡薄.私欲越来越膨胀.最终走到了人民的对立面。因此.党员和党的各级干部都必须始终如一地坚持和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针对上述现象强调，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须是“始终”的其次，从空间上说，这一论断强调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体地说，一是在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二是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我们党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围绕这个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进行.而不能偏离这个根本利益回顾1999年这一年，我们党一方面领导全国人民胜利地开展三场政治斗争，另一方面又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这充分显示了我们党高超的成熟的治国艺术，又表明我们党始终坚持贯彻这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国际风云变幻莫测、世界多极化格局尚未形成在国内改革处于攻坚阶段、各种利益重新调整的时期.我们党只有更自觉地、一如贬往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才能正确驾驭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不负众望，不辱使命。
三、党的政治、思粗、组织和作风建设:提出了“新的伟大工程”论
20世纪30年代，第一代领导集体核心就在2(共产党人夕发刊词》中根据抗日战争中我们党所处的复杂环境、党所担负的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以及当时分散的组织状况明确提出了党的建设的总目标，这就是“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的中国共产党”.。并自豪地称这一党建目标为“伟大的工程”，认为这是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具有拨乱反正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摒弃了所谓"50字建党方针”后，第二领导集体核心邓小平要求全党都要思考“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这一重大问题。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他明确提出了党的建设的目标“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从而开创了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条件下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
第三代领导集体继续推进党的建设这一新的伟大工程，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提出了党的建设的总目标。在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总结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党的建设的新鲜经验明确提出了推进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的目标和要求。在十五大报告中.对党的建设的总目标和要求作出了更为全面的和经典的概括“面向新世纪.党中央领导全党正在继续推进这个新伟大工程，就是要把党建设成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个总目标坚持了邓小平党建目标的思想，同时又根据新的形势加以丰富和发展.它集中而全面地反映了新的形势、新的历史任务对党的各方面建设的基本要求
其次，提出了党的领导关键在于两个提高”的论断。历史已经并将不断证明.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现代中国的一切，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因此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必须自觉地坚持党的领导;同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要改善党的领导.改善党的工作状况、组织状况.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第三代领导集体进一步概括为“两个提高”.即努力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在这个问题上.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思考和探索中形成了许多新的认识和做法一是要增强党的执政意识，二是要提高领导两个文明建设的水平，三是要建设一个好的领导班子等。
再次提出了加强三大建设发挥三大优势第一，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根本的是坚定不移地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充分发挥党的思想政治优势。早在1989年就指出: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和繁重的国内任务.党必须在理论上更加成熟起来。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它为我们党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了新的强大武器因此.党的十四大提出了学习邓小平理论的任务，党的十五大更是提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以发挥党的思想政治优势。第二.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根本的是把党建成坚强的领导核心.充分发挥党的组织优势。我们党拥有6000万党员、30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按照民主集中制组成统一的整体.为实现共同的目标而奋斗.这是我们党的组织优势。为充分发挥党的组织优势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着重提出和解决组织建设上的三个问题.并从政治家治国的角度对党的高级干部提出了五个方面的要求。四中全会后，党中央接着下发了《关干印发(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的通知和《关于抓紧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千部的通知》。1996年在纪念党成立75周年座谈会上作了《努力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的讲话。这些讲话和文件都有力地加强了党的千部队伍的建设。党的十五大更全面地提出了完善和发展民主集中制等五项要求。第三，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根本的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充分发挥党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党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这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标志之一是我们党的优势。为发挥这一优势，党进一步加强对反腐败斗争的领导和加大反腐败的力度。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建立了举报制度使包括在内腐败分子浮出水面并给予惩处从而取得了反腐败斗争的阶段性成果。进入新世纪，反腐败斗争力度明显加大、依法先后对胡长青、等高层干部进行严惩。党的十五大提出了努力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等三项要求。
四、加强党的建设的途径:提出了“三讲”教育论
针对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和作风不纯的状况，邓小平提出以整党来加强党的建设。第三代领导集体认真总结和吸取我党历次整党整风经验，提出了以整风的精神在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中深入开展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这是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而有效的途径。
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的干部队伍总体是好的但也必须看到有些领导干部中存在着严重的思想组织作风等问题忽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动摇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事关重大的政治是非不分;放弃党性原则，奉行庸俗关系学，追求个人名利卜群众观念淡薄，贪图享受，，腐化堕落等。因此，以“三讲”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用整风精神在县级以上党政领导干部和领导班子中认真解决党性党风方面存在的问题，是非常迫切和必要的。
【关 键 词】邓小平/经济/文化/人
【 正 文】
文化问题，是当今世界普遍重视的“热点”问题，也是80年代以来我国学界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文化建设是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当然之义和重要目标。邓小平站在新世纪社会发展走向的高度，牢牢把握时代的脉搏，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建设理论。其理论内容博大精深，是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领会其意蕴，对于我们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邓小平的文化建设理论，是以物质文化建设为中心，多元文化和谐协调发展的科学体系
文化，是人类在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能力和创造的成果。是人类在认识、改造世界的对象性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人的本质力量和尺度。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或狭义的文化，指称的是以社会意识形态为主要内容的观念体系，是一定地域民族的精神活动的模式化及稳定状态，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构成要件，在综合国力的竞争中，文化因素的影响和文化力量的运用已成为不可或缺的手段。在某种意义上说，国家的兴衰还取决于文化建设的成败。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规定了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面貌和发展的样式、重点与层次。我国社会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当前生产不能满足这种需要的矛盾。因此，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就必须根据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要求，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以物质文化的建设为中心来促进整个民族文化的建设，推动社会全面进步。邓小平的文化建设理论正是在此基础上生成、展开和不断丰富起来的。在他的文化建设理念中，从来就不是孤立地观察和思考文化现象，而是把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作为一个整体置于中国与世界双向互动的大背景下来综合地加以研考的。他的文化建设思想的切入点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所形成的冲突，是一切为了发展生产力，核心是把物质文化的建设置于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上，目的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塑“四有”新人，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性发展。他指出：“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P341)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他就明确指出，共产党就是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否则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又反复强调和阐明了发展生产力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的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就要肯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四个现代化，集中起来讲就是经济建设。”(P240)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
马克思揭示了历来为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解决衣食住行这些最基本的生活需要，才能从事其他活动。“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P32)思想文化等就是从这个直接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它本质上是对经济、政治的反映。文化的变迁，基础是经济，文化对经济具有绝对的依赖性。因此，一个国家只有把发展经济的内在的铁的逻辑和经济法则的最高权威确立起来，才有可能为社会的全面发展提供现实的先决条件。从我国经济实践看，物质文化已成为潜移默化地影响和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它也直接关系到经济和社会发展能否获得坚实的基础和持久的后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把物质文化的建设置于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上，力图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实现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的和谐协调发展。当然，邓小平并没有把单纯的经济增长看成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唯一目的。对社会和人本身来说，经济的发展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加强文化建设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他明确指出“不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P114)强调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因此，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必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今天，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关系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可持续发展已取代了以单纯的经济进步或政治变革为核心的单一发展观。经济的政治化、文化化，文化的经济化、政治化已成为一种趋势。从一定的意义上说，文化建设还是一个经济问题，如同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文化问题一样，文化实质上就是明天的经济。邓小平正是从经济对文化发展的影响和制约的角度，从经济、政治、文化协调的广阔视野中来思考和处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三者的地位和关系的。如果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肩负着探索社会主义经济的新形态的使命的话，那么，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质上承载着以时代精神为核心重塑民族精神，再造民族之魂，探索社会主义文化的新形态的使命。在邓小平的思维中，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们既要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不干扰它，又不能超度强化物质文化建设，进而以物质文化建设冲击、代替精神文化建设，造成文化建设的越位，抑制其他文化因素的正常、健康发展。因此，他一再主张，两个文明必须相互配合、相互支持、相互协调、相互满足。忽视任何一方，现代化建设必将误入歧途。当然，两个文明的相互协调并非是超时空的抽象平均发展，而是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实现的历史的、动态的协调和均衡发展，，这样邓小平就把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建设辩证地统一在发展生产力的前提下，通过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实践和他的文化觉解，构建了一个严密完整的文化建设的思想理论体系，为我们指明了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和路径。
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就必须清除封建主义的文化障碍，防范、抵制西方文化中消极颓废不合国情的成份的影响，构筑起抵御西方腐朽文化入侵的真正铜墙铁壁。这是邓小平文化建设思想中极为重要的内容
文化包括的范围十分宽泛，凡是人类活动的结果都镂刻着文化的痕迹。文化中既有积极因素，也有消极成份，香花和毒草常常混杂在一起。要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就必须比较、鉴别，清除各种腐朽文化的障碍，进行文化的整合、离析与创新，以保证社会主义整体文化建设的健康发展，这是目前文化建设一项最为艰巨的任务。邓小平在这方面有着极为深刻的思想和历史紧迫感。他曾明确地告诉我们：“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对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残余的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又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肃清封建主义文化影响，这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提出的必然要求，是推进改革开放深入进行的一项紧迫任务。封建主义文化并不会随着封建制度的消灭而自行消失，作为有形无形的存在物，它深深潜藏在我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价值观念中，影响着我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取向，成为人的主体意识的消蚀剂。这种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下来的消极因素，如因循守旧、画地为牢的小农意识；任人唯亲，唯上是从，官贵民贱、长官意志、家长制作风等宗法观念；文化领域中的专制主义；对外关系中的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等等，已成为严重制约我们民族发展进步的文化包袱和思想障碍，必须予以坚决清除。如何清除封建主义的文化障碍呢？邓小平反复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明确先进文化的发展要求和方向，坚持否定的辩证法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封建遗毒的表现进行具体的准确的如实的分析。区分各种不同情况，把人民的利益和社会进步作为判别传统文化基因优劣得失的尺度，我们才能真正实现批判、继承、整合、离析与创新的统一。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质上就是一个克服自身缺陷，不断地与非社会主义文化作斗争和削弱它们影响的过程。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坚决清除封建主义文化障碍，另一方面对西方腐朽没落的文化要保持高度的警惕，要进行坚决批判和抵制。“从长远来看，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的事业将由什么样的一代人来接班，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P45)他告诫全党，对西方文化的消极影响要保持高度的警觉。听凭“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P379)他在分析89年那场政治风波的原因时明确指出：“坦率地说，北京不久前发生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首先是由国际上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思潮煽动起来的。”(P331)中国的动乱如此，东欧的演变更是如此。我们必须擦亮眼睛，对西方的“和平演变”保持清醒的头脑。转贴于
随着冷战的结束、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两大潮流来势凶猛。在国际关系的调整过程中，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西方国家仅靠武力这一手把西方文明强加于人的作法已很难奏效，利用市场经济进行文化渗透，输出其自由民主思想和价值观念已成为其全球战略选择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随着互联网和卫星传送技术的发展，西方文化的渗透力明显强化，来势汹汹，无孔不入。这对社会主义中国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历史的教训和我们的国策决定了我们不能闭关锁国，同时也无法采用“安纱窗、防蚊绳”的办法或采用科技手段进行“过滤”、“剥离”的办法来防范西方腐朽文化的影响。精神世界的问题只能从人的精神上解决，“心战”必须“心防”。
邓小平主张，防范、削弱西方腐朽文化的影响，首先要采取科学的态度，分清“什么是资产阶级思想中需要坚决批判和防止蔓延的东西，什么是经济生活中需要坚决克服和抵制的资本主义倾向。”(P338)他多次明确告诫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但绝不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对资本主义和资产自由化倾向，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的腐朽思想，对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要坚决抵制和斗争，决不能手软。要坚决制止坏（的精神）产品的生产、进口和流传。而对西方正直、进步的学者、作家、艺术家的创作，要着重介绍。其次要加强制度建设。通过继续制定和完善各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制度和法律来清除资产阶级腐朽文化的影响。这里根本的前提是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也是抵制西方腐朽没落文化侵袭的强有力的武器。再次，要主动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思想文化的宣传教育，弘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江泽民同志要求我们要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立足正面教育，尤其要对全体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教育，这是我们赢得主动，防范、抵御西方文化入侵和消极影响的重点，也是邓小平最为强调的战略手段。
三、提高国民素质，培育“四有”新人，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这是邓小平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落脚点
文化既是人的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标志人类自身发展的尺度。人类选择和创造某种文化，总是以能否发展“人的能力和社会的潜力”为标准。(P1)文化建设是要寻找到解决和克服个人与社会、人性与人的社会联合形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的途径。因此，文化建设的核心最终要落实到人的发展上来，表现在社会成员自身素质和能力的提高上来。文化最主要的功能是“化人”，即影响、塑造人，按照马克思的思想，文化是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把他作为尽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才的培养。邓小平指出：“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P380)人的问题是贯穿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性问题，人的现代化是四个现代化的前提。人的素质、能力、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经济建设的进程，经济现代化只有最终体现为人的现代化，才不会损害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才能真正推动社会的进步。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说过，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从心理上行为上获得了某种与社会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素质，这样的国家才可能称之为现代化国家。邓小平指出：“劳动者只有具备较高的科学文化水平，丰富的生产经验，先进的劳动技能，才能在现代化的生产中发挥更大的作用。”(P88)因此，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并坚定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关键是要不断改进和提高国民素质，使之能适应变化发展的国际国内环境，从而能灵活地把握社会发展的新机遇、新趋势。
国民素质的提高主要是在实践的基础上，通过文化的作用来实现的。文化无时无刻不在濡化、塑造人。由于有了文化人才能够不断地开掘自己的潜能，扩展视野、锤炼意志，不断增强自己的本质力量和主体性。但是文化建设不仅仅是指人对科学技术的掌握和应用，更为重要的是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即人对理想、信念的追求和价值观的建构。这集中体现了文化建设的性质和方向。因为科学认识不能脱离价值观导向，脱离价值观导向，科学力量无论怎样强大，也不能解决“人的问题”，相反还会造成“单向度”的“非理性”的人，造成人的精神生活平面化，使人失去“精神家园”。所以，人类不能缺失对意义和价值的把握，对理想和目的的追求。邓小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特别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P28)(后改为有纪律)。“四有”是对公民素质的综合的整体性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新人的基本特征。在“四有”中邓小平特别强调理想和纪律。他指出：“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呢？一靠理想，二靠纪律。”(P111)理想是在观念形态上对现实和自我的某种超越，是一种对价值目标的确认和追求。理想使我们的思想一致，纪律巩固这种一致并使之统一行动，从而形成所向无敌的物质力量。文化中的思想道德建设，最终是要用理想和纪律构建起未来的蓝图和经久不衰的追求。
“四有”新人不是自发形成的，需要社会塑造，邓小平认为塑造“四有”新人，一要抓好当班人的教育。干部首先要做到“四有”，尤其是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这一点至关重要。二是要抓好接班人的培养。这一条关系到未来我们国家的前途、命运和政权的性质，因此，一定要从娃娃抓起。三要坚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原则抓好人才的培育工作，这是我们实现现代化的前提。四要注意层次性。也就是说既要注意先进分子的塑造和塑造先进分子，更要致力于社会大众、普通人的素质的提高和全面发展。只有社会上绝大多数人成为“四有”新人，我们社会才能获得持续、稳定发展的力量，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和底蕴就在于此。
邓小平文化建设理论内涵十分深刻，主旨十分明确，逻辑十分严密。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实现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协调发展是他的文化建设理论的立论基础；坚持批判、建构的统一，是他文化建设思想的中心内容；通过两个文明建设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体现了他尊重人、重视人、关心人民群众主体性全面提升的根本价值观，这是他的文化建设思想的指归。这些光辉思想在新世纪是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指路明灯，值得我们学习、研究、领会。
【参考文献】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关 键 词】邓小平/经济/文化/人
【 正 文】
文化问题,是当今世界普遍重视的“热点”问题,也是80年代以来我国学界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文化建设是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当然之义和重要目标。邓小平站在新世纪社会发展走向的高度,牢牢把握时代的脉搏,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建设理论。其理论内容博大精深,是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领会其意蕴,对于我们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邓小平的文化建设理论,是以物质文化建设为中心,多元文化和谐协调发展的科学体系
文化,是人类在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能力和创造的成果。是人类在认识、改造世界的对象性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人的本质力量和尺度。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或狭义的文化,指称的是以社会意识形态为主要内容的观念体系,是一定地域民族的精神活动的模式化及稳定状态,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构成要件,在综合国力的竞争中,文化因素的影响和文化力量的运用已成为不可或缺的手段。在某种意义上说,国家的兴衰还取决于文化建设的成败。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规定了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面貌和发展的样式、重点与层次。我国社会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当前生产不能满足这种需要的矛盾。因此,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就必须根据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要求,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以物质文化的建设为中心来促进整个民族文化的建设,推动社会全面进步。邓小平的文化建设理论正是在此基础上生成、展开和不断丰富起来的。在他的文化建设理念中,从来就不是孤立地观察和思考文化现象,而是把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作为一个整体置于中国与世界双向互动的大背景下来综合地加以研考的。他的文化建设思想的切入点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所形成的冲突,是一切为了发展生产力,核心是把物质文化的建设置于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上,目的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塑“四有”新人,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性发展。他指出:“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P341)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他就明确指出,共产党就是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否则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又反复强调和阐明了发展生产力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的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就要肯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四个现代化,集中起来讲就是经济建设。”(P240)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
马克思揭示了历来为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解决衣食住行这些最基本的生活需要,才能从事其他活动。“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P32)思想文化等就是从这个直接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它本质上是对经济、政治的反映。文化的变迁,基础是经济,文化对经济具有绝对的依赖性。因此,一个国家只有把发展经济的内在的铁的逻辑和经济法则的最高权威确立起来,才有可能为社会的全面发展提供现实的先决条件。从我国经济实践看,物质文化已成为潜移默化地影响和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它也直接关系到经济和社会发展能否获得坚实的基础和持久的后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把物质文化的建设置于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上,力图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实现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的和谐协调发展。当然,邓小平并没有把单纯的经济增长看成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唯一目的。对社会和人本身来说,经济的发展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加强文化建设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他明确指出“不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P114)强调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因此,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必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今天,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关系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可持续发展已取代了以单纯的经济进步或政治变革为核心的单一发展观。经济的政治化、文化化,文化的经济化、政治化已成为一种趋势。从一定的意义上说,文化建设还是一个经济问题,如同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文化问题一样,文化实质上就是明天的经济。邓小平正是从经济对文化发展的影响和制约的角度,从经济、政治、文化协调的广阔视野中来思考和处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三者的地位和关系的。如果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肩负着探索社会主义经济的新形态的使命的话,那么,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质上承载着以时代精神为核心重塑民族精神,再造民族之魂,探索社会主义文化的新形态的使命。在邓小平的思维中,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们既要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不干扰它,又不能超度强化物质文化建设,进而以物质文化建设冲击、代替精神文化建设,造成文化建设的越位,抑制其他文化因素的正常、健康发展。因此,他一再主张,两个文明必须相互配合、相互支持、相互协调、相互满足。忽视任何一方,现代化建设必将误入歧途。当然,两个文明的相互协调并非是超时空的抽象平均发展,而是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实现的历史的、动态的协调和均衡发展,,这样邓小平就把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建设辩证地统一在发展生产力的前提下,通过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实践和他的文化觉解,构建了一个严密完整的文化建设的思想理论体系,为我们指明了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和路径。
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就必须清除封建主义的文化障碍,防范、抵制西方文化中消极颓废不合国情的成份的影响,构筑起抵御西方腐朽文化入侵的真正铜墙铁壁。这是邓小平文化建设思想中极为重要的内容
文化包括的范围十分宽泛,凡是人类活动的结果都镂刻着文化的痕迹。文化中既有积极因素,也有消极成份,香花和毒草常常混杂在一起。要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就必须比较、鉴别,清除各种腐朽文化的障碍,进行文化的整合、离析与创新,以保证社会主义整体文化建设的健康发展,这是目前文化建设一项最为艰巨的任务。邓小平在这方面有着极为深刻的思想和历史紧迫感。他曾明确地告诉我们:“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对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残余的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又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肃清封建主义文化影响,这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提出的必然要求,是推进改革开放深入进行的一项紧迫任务。封建主义文化并不会随着封建制度的消灭而自行消失,作为有形无形的存在物,它深深潜藏在我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价值观念中,影响着我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取向,成为人的主体意识的消蚀剂。这种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下来的消极因素,如因循守旧、画地为牢的小农意识;任人唯亲,唯上是从,官贵民贱、长官意志、家长制作风等宗法观念;文化领域中的专制主义;对外关系中的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等等,已成为严重制约我们民族发展进步的文化包袱和思想障碍,必须予以坚决清除。如何清除封建主义的文化障碍呢?邓小平反复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明确先进文化的发展要求和方向,坚持否定的辩证法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封建遗毒的表现进行具体的准确的如实的分析。区分各种不同情况,把人民的利益和社会进步作为判别传统文化基因优劣得失的尺度,我们才能真正实现批判、继承、整合、离析与创新的统一。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质上就是一个克服自身缺陷,不断地与非社会主义文化作斗争和削弱它们影响的过程。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坚决清除封建主义文化障碍,另一方面对西方腐朽没落的文化要保持高度的警惕,要进行坚决批判和抵制。“从长远来看,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的事业将由什么样的一代人来接班,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P45)他告诫全党,对西方文化的消极影响要保持高度的警觉。听凭“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P379)他在分析89年那场政治风波的原因时明确指出:“坦率地说,北京不久前发生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首先是由国际上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思潮煽动起来的。”(P331)中国的动乱如此,东欧的演变更是如此。我们必须擦亮眼睛,对西方的“和平演变”保持清醒的头脑。
【关 键 词】邓小平/经济/文化/人
【 正 文】
文化问题，是当今世界普遍重视的“热点”问题，也是80年代以来我国学界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文化建设是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当然之义和重要目标。邓小平站在新世纪社会发展走向的高度，牢牢把握时代的脉搏，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建设理论。其理论内容博大精深，是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领会其意蕴，对于我们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邓小平的文化建设理论，是以物质文化建设为中心，多元文化和谐协调发展的科学体系
文化，是人类在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能力和创造的成果。是人类在认识、改造世界的对象性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人的本质力量和尺度。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或狭义的文化，指称的是以社会意识形态为主要内容的观念体系，是一定地域民族的精神活动的模式化及稳定状态，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构成要件，在综合国力的竞争中，文化因素的影响和文化力量的运用已成为不可或缺的手段。在某种意义上说，国家的兴衰还取决于文化建设的成败。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规定了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面貌和发展的样式、重点与层次。我国社会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当前生产不能满足这种需要的矛盾。因此，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就必须根据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要求，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以物质文化的建设为中心来促进整个民族文化的建设，推动社会全面进步。邓小平的文化建设理论正是在此基础上生成、展开和不断丰富起来的。在他的文化建设理念中，从来就不是孤立地观察和思考文化现象，而是把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作为一个整体置于中国与世界双向互动的大背景下来综合地加以研考的。他的文化建设思想的切入点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所形成的冲突，是一切为了发展生产力，核心是把物质文化的建设置于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上，目的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塑“四有”新人，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性发展。他指出：“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P341)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他就明确指出，共产党就是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否则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又反复强调和阐明了发展生产力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的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就要肯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四个现代化，集中起来讲就是经济建设。”(P240)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
马克思揭示了历来为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解决衣食住行这些最基本的生活需要，才能从事其他活动。“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P32)思想文化等就是从这个直接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它本质上是对经济、政治的反映。文化的变迁，基础是经济，文化对经济具有绝对的依赖性。因此，一个国家只有把发展经济的内在的铁的逻辑和经济法则的最高权威确立起来，才有可能为社会的全面发展提供现实的先决条件。从我国经济实践看，物质文化已成为潜移默化地影响和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它也直接关系到经济和社会发展能否获得坚实的基础和持久的后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把物质文化的建设置于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上，力图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实现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的和谐协调发展。当然，邓小平并没有把单纯的经济增长看成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唯一目的。对社会和人本身来说，经济的发展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加强文化建设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他明确指出“不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P114)强调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因此，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必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今天，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关系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可持续发展已取代了以单纯的经济进步或政治变革为核心的单一发展观。经济的政治化、文化化，文化的经济化、政治化已成为一种趋势。从一定的意义上说，文化建设还是一个经济问题，如同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文化问题一样，文化实质上就是明天的经济。邓小平正是从经济对文化发展的影响和制约的角度，从经济、政治、文化协调的广阔视野中来思考和处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三者的地位和关系的。如果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肩负着探索社会主义经济的新形态的使命的话，那么，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质上承载着以时代精神为核心重塑民族精神，再造民族之魂，探索社会主义文化的新形态的使命。在邓小平的思维中，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们既要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不干扰它，又不能超度强化物质文化建设，进而以物质文化建设冲击、代替精神文化建设，造成文化建设的越位，抑制其他文化因素的正常、健康发展。因此，他一再主张，两个文明必须相互配合、相互支持、相互协调、相互满足。忽视任何一方，现代化建设必将误入歧途。当然，两个文明的相互协调并非是超时空的抽象平均发展，而是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实现的历史的、动态的协调和均衡发展这样邓小平就把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建设辩证地统一在发展生产力的前提下，通过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实践和他的文化觉解，构建了一个严密完整的文化建设的思想理论体系，为我们指明了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和路径。
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就必须清除封建主义的文化障碍，防范、抵制西方文化中消极颓废不合国情的成份的影响，构筑起抵御西方腐朽文化入侵的真正铜墙铁壁。这是邓小平文化建设思想中极为重要的内容
文化包括的范围十分宽泛，凡是人类活动的结果都镂刻着文化的痕迹。文化中既有积极因素，也有消极成份，香花和毒草常常混杂在一起。要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就必须比较、鉴别，清除各种腐朽文化的障碍，进行文化的整合、离析与创新，以保证社会主义整体文化建设的健康发展，这是目前文化建设一项最为艰巨的任务。邓小平在这方面有着极为深刻的思想和历史紧迫感。他曾明确地告诉我们：“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了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对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残余的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又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肃清封建主义文化影响，这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提出的必然要求，是推进改革开放深入进行的一项紧迫任务。封建主义文化并不会随着封建制度的消灭而自行消失，作为有形无形的存在物，它深深潜藏在我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价值观念中，影响着我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取向，成为人的主体意识的消蚀剂。这种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下来的消极因素，如因循守旧、画地为牢的小农意识；任人唯亲，唯上是从，官贵民贱、长官意志、家长制作风等宗法观念；文化领域中的****主义；对外关系中的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等等，已成为严重制约我们民族发展进步的文化包袱和思想障碍，必须予以坚决清除。如何清除封建主义的文化障碍呢？邓小平反复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明确先进文化的发展要求和方向，坚持否定的辩证法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封建遗毒的表现进行具体的准确的如实的分析。区分各种不同情况，把人民的利益和社会进步作为判别传统文化基因优劣得失的尺度，我们才能真正实现批判、继承、整合、离析与创新的统一。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质上就是一个克服自身缺陷，不断地与非社会主义文化作斗争和削弱它们影响的过程。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坚决清除封建主义文化障碍，另一方面对西方腐朽没落的文化要保持高度的警惕，要进行坚决批判和抵制。“从长远来看，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的事业将由什么样的一代人来接班，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P45)他告诫全党，对西方文化的消极影响要保持高度的警觉。听凭“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P379)他在分析89年那场政治风波的原因时明确指出：“坦率地说，北京不久前发生的动乱和******暴乱，首先是由国际上****反社会主义的思潮煽动起来的。”(P331)中国的动乱如此，东欧的演变更是如此。我们必须擦亮眼睛，对西方的“和平演变”保持清醒的头脑。
随着冷战的结束、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两大潮流来势凶猛。在国际关系的调整过程中，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西方国家仅靠武力这一手把西方文明强加于人的作法已很难奏效，利用市场经济进行文化渗透，输出其自由民主思想和价值观念已成为其全球战略选择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随着互联网和卫星传送技术的发展，西方文化的渗透力明显强化，来势汹汹，无孔不入。这对社会主义中国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历史的教训和我们的国策决定了我们不能闭关锁国，同时也无法采用“安纱窗、防蚊绳”的办法或采用科技手段进行“过滤”、“剥离”的办法来防范西方腐朽文化的影响。精神世界的问题只能从人的精神上解决，“心战”必须“心防”。
邓小平主张，防范、削弱西方腐朽文化的影响，首先要采取科学的态度，分清“什么是资产阶级思想中需要坚决批判和防止蔓延的东西，什么是经济生活中需要坚决克服和抵制的资本主义倾向。”(P338)他多次明确告诫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但绝不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对资本主义和资产自由化倾向，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的腐朽思想，对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要坚决抵制和斗争，决不能手软。要坚决制止坏（的精神）产品的生产、进口和流传。而对西方正直、进步的学者、作家、艺术家的创作，要着重介绍。其次要加强制度建设。通过继续制定和完善各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制度和法律来清除资产阶级腐朽文化的影响。这里根本的前提是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也是抵制西方腐朽没落文化侵袭的强有力的武器。再次，要主动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思想文化的宣传教育，弘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同志要求我们要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立足正面教育，尤其要对全体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教育，这是我们赢得主动，防范、抵御西方文化入侵和消极影响的重点，也是邓小平最为强调的战略手段。
三、提高国民素质，培育“四有”新人，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这是邓小平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落脚点
文化既是人的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标志人类自身发展的尺度。人类选择和创造某种文化，总是以能否发展“人的能力和社会的潜力”为标准。(P1)文化建设是要寻找到解决和克服个人与社会、人性与人的社会联合形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的途径。因此，文化建设的核心最终要落实到人的发展上来，表现在社会成员自身素质和能力的提高上来。文化最主要的功能是“化人”，即影响、塑造人，按照马克思的思想，文化是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把他作为尽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才的培养。邓小平指出：“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P380)人的问题是贯穿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性问题，人的现代化是四个现代化的前提。人的素质、能力、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经济建设的进程，经济现代化只有最终体现为人的现代化，才不会损害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才能真正推动社会的进步。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说过，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从心理上行为上获得了某种与社会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素质，这样的国家才可能称之为现代化国家。邓小平指出：“劳动者只有具备较高的科学文化水平，丰富的生产经验，先进的劳动技能，才能在现代化的生产中发挥更大的作用。”(P88)因此，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并坚定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关键是要不断改进和提高国民素质，使之能适应变化发展的国际国内环境，从而能灵活地把握社会发展的新机遇、新趋势。
国民素质的提高主要是在实践的基础上，通过文化的作用来实现的。文化无时无刻不在濡化、塑造人。由于有了文化人才能够不断地开掘自己的潜能，扩展视野、锤炼意志，不断增强自己的本质力量和主体性。但是文化建设不仅仅是指人对科学技术的掌握和应用，更为重要的是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即人对理想、信念的追求和价值观的建构。这集中体现了文化建设的性质和方向。因为科学认识不能脱离价值观导向，脱离价值观导向，科学力量无论怎样强大，也不能解决“人的问题”，相反还会造成“单向度”的“非理性”的人，造成人的精神生活平面化，使人失去“精神家园”。所以，人类不能缺失对意义和价值的把握，对理想和目的的追求。邓小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特别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P28)(后改为有纪律)。“四有”是对公民素质的综合的整体性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新人的基本特征。在“四有”中邓小平特别强调理想和纪律。他指出：“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呢？一靠理想，二靠纪律。”(P111)理想是在观念形态上对现实和自我的某种超越，是一种对价值目标的确认和追求。理想使我们的思想一致，纪律巩固这种一致并使之统一行动，从而形成所向无敌的物质力量。文化中的思想道德建设，最终是要用理想和纪律构建起未来的蓝图和经久不衰的追求。
“四有”新人不是自发形成的，需要社会塑造，邓小平认为塑造“四有”新人，一要抓好当班人的教育。干部首先要做到“四有”，尤其是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这一点至关重要。二是要抓好接班人的培养。这一条关系到未来我们国家的前途、命运和政权的性质，因此，一定要从娃娃抓起。三要坚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原则抓好人才的培育工作，这是我们实现现代化的前提。四要注意层次性。也就是说既要注意先进分子的塑造和塑造先进分子，更要致力于社会大众、普通人的素质的提高和全面发展。只有社会上绝大多数人成为“四有”新人，我们社会才能获得持续、稳定发展的力量，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和底蕴就在于此。
邓小平文化建设理论内涵十分深刻，主旨十分明确，逻辑十分严密。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实现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协调发展是他的文化建设理论的立论基础；坚持批判、建构的统一，是他文化建设思想的中心内容；通过两个文明建设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体现了他尊重人、重视人、关心人民群众主体性全面提升的根本价值观，这是他的文化建设思想的指归。这些光辉思想在新世纪是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指路明灯，值得我们学习、研究、领会。
【参考文献】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关 键 词】中国文化转型/邓小平理论/突破理论困境
【 正 文 】
文化转型是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1840年西方文明以坚船利炮叩开中国大门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开始了向现代文化的缓慢转型。在这一历史转变过程中，历代仁人志士为中华文明的重新振兴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转型理论，并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但是，由于文化转型的指导思想——文化转型理论本身陷入了各种各样的理论困境，导致了中国传统文化在向现代文化转型的过程中曾几次遭遇到挫折并最终陷于停顿。1978年邓小平复出后，深刻总结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开创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重新迈开了中国文化向现代转型的步伐，迎来了中华民族的再次伟大复兴。本文从文化转型的角度，探讨中国文化转型在近代以来历史上所陷入的理论困境及邓小平理论的新突破，进一步凸现邓小平理论在中国当代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
一、中国传统文化转型的历史进程
自19世纪中期，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受到西方近代文化的强烈冲击以来，中国文化的转型经历了三个阶段。
1.近代文化转型阶段。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在对外反抗西方列强侵略、对内反抗封建主义压迫的同时，对自己几千年悠久的文化进行了由浅入深、由物质到精神的深刻反思。首先是实用技术的反思。从鸦片战争，中经1861年开始的洋务自强运动，至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是“经世致用”观念复活，富国强兵呼声高昂，从器物上承认不如西方文明，而觉得有必要于此舍己从人的时期。接着是政治制度层次的反思。从甲午战争失败，中经戊戌变法运动，至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是怀疑一切成法，发挥创造精神，从制度上承认不如西方文明而勇于革除旧制度建立新制度的时期。最后是思想文化层次的反思。从辛亥革命，中经粉碎帝制复辟，至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新旧思想剧烈较量，东西文明全面比较，而从文化上进行反思的时期。总而言之，这一阶段的文化大转型尽管取得了一些成果，如近代工业从无到有，市场经济初步发展，小农经济解体，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形式上的共和国，打倒了封建社会的象征——王权；传统文化权威受到冲击，科学民主观念获得传播。但是，这一次文化转型并没有导致传统社会、文化结构的根本转变，中国仍然是一个封建经济占主导地位，封建专制和旧文化统治的落后国家。
2.现代文化转型阶段。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新时期，马克思主义迅速传播开来，形形色色的西方思潮涌入中国，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则适应时代巨变而被重新阐释和评估，中国文化在思想批判和“武器批判”中交相前进，经历了问题与主义、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科学与玄学、文化“围剿”与反“围剿”、真假三民主义之争等无数次论战和斗争，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和文化体系。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建立意味着近现代中国文化选择与重建获得了历史性成功，在民族独立与解放斗争中具有极大的价值功能。但不可否认，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而构成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毕竟不是现代中国的新文化本身，它只是一种过渡性质的文化，为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准备了历史条件，而没有完成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转型。
3.20年“闭关锁国”阶段。建国后，西方国家压迫我们，封锁我们，而我们又在某种程度上自我孤立于世界之外，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造成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新的断裂。在生产力极端落后（国民经济中自给自足的经济成分仍占相当大比重）的情况下，盲目排斥外来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必然难以避免封建文化糟粕的重新复活。可以说，建国后我们在文化建设上虽然取得了许多成就，但由于“左”倾错误干扰和破坏，中国文化在某些特殊时期（如文化大革命时期）不仅没有得到实质性进展，反而出现了与现代文化发展方向截然相反的倒退。1976年“四人帮”被打倒，十年文化浩劫终于结束，中国人民又一次面临新的文化选择。
总之，中国文化在近一个半世纪的转型中，正值中国社会处在风云激荡的历史大转折时期，与该时期社会经济、政治的变革相适应，中国文化在中西文化的冲突、反思、融合中变革着、发展着；社会文化的结构、内容在更新，西方文化被大量引进，中国传统文化也经历着乾坤旋转的大变动。但在历次文化转型中，由于中华民族对传统文化出路的探索在理论和实践上存在着许多困惑，使得中国文化向现代转型的任务远未完成。
二、中国文化转型的理论困境
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华民族对传统文化出路的探索尽管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启示，但文化转型的任务却远未完成。究其原因，在于百年来的文化转型并没有解决好以下三个方面的理论困境：
1.文化决定论的困境。文化决定论就是指在处理文化问题与经济政治问题的关系上，把中国的出路问题归结为根本是一个文化问题，具体说来就是把现代中国的一切问题都简单地归结为思想文化问题，企图从思想文化领域中寻找解决中国出路的方案，因而忽视、甚至否定经济形态、政治制度变革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文化决定论主要是由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模式所引起的。按照儒家的观点，“华夏”与“夷狄”的区分一直是从文化上来强调的，中国人最关切的也是传统文化与文明的延续和统一。由于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大多出身于地主小资产阶级家庭，深受儒家思想的教育和影响，很难摆脱传统思维模式的束缚，因而文化决定论在中国知识分子中一直很有影响。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相信思想文化的变迁必须优先于社会、政治、经济的变迁，他们或明或暗地假定：最根本的变迁是思想本身的改变，而所谓最根本的变迁，是指这种变迁是其他变迁的源泉。五四以后关于中国出路的论争很少涉及经济发展的问题，是该时期文化转型的一个根本弱点。由于长期以来都把注意力吸引到文化运动的方向上，自然就冲淡了对中国工业化、现代化问题的探索和研究，特别是这种文化决定论看上去似乎重视文化变革的作用，实则它不利于文化革新和文化重建。
2.中西体用论的困境。如何处理好中西文化、古今文化的关系，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史上的突出问题。这一问题的争论，虽然是以文化形态出现，但本质上却是中国社会出路和走向的一个重要问题。它曾长期困扰着一代又一代文化哲人，几乎所有的近代思想家和政治家都曾对此发表过议论。然而，这些文化理论都没有从中西体用的框架中挣脱出来，都局限在“中体”还是“西体”，“中用”还是“西用”的狭隘文化思路上。换言之，以往的文化判决都是以地域的、民族的和语言的等文化形式上的差异为根据来对中西文化作判断。这种重视中西文化形式差异的文化观可以称之为文化形式体用论。无论是“中体西用论”，还“是西学中源论”，无论是“全盘西化论”，还是“国粹论”，都属于文化形式体用论的范畴。文化形式体用论有多种表现形式，但共同特点在于：一定要在中外文化中为某一方面争个高低。这些理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外文化持有合理的批判和不乏独到的见解，但在总体上却都注重文化形式，而不是从文化精神实质出发。
3.“中国化”的困境。所谓“中国化”，就是外来的文化变成中国的，即经过中国人的消化、选择、吸收，使外来的文化具有中国的特色或民族的形式。它的实质是外来文化同中国具体实际及优秀文化传统相结合。这种结合是一个斗争的、双向选择的过程。通过斗争和选择，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都要有所改变。重新结合的东西，既是外来的，又是中国的，既是世界的，又是民族的，是二者的辩证统一和集中体现。当然，“中国化”的本义包含开放性。“中国化”主要不是自己化自己，而是把外来的东西“化”成中国的。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中国化运动与中国的现代化运动是在同一过程中进行的，也就是，中国文化结构的现代演变是与西方文化的中国化同步迈进的。从走欧美日本的路到“走俄国人的路”，从“走俄国人的路”到走中国式的夺取政权的道路。从“向苏联学习”到走有自己特色的建设道路，所有这些都反映出我们这个民族在自省中觉悟，在觉悟中超脱的心路历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五四运动以来外来文化“中国化”的主旋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卓越地实现了这一历史使命。他们既精通马克思主义，又对我国民族文化有较深造诣，并能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加以运用，对于促进马克思主义与我国民族文化的有机结合起了重要作用。他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分析批判，汲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具有中国的民族特色，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成为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马克思主义。
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也同样面临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虽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此做出了巨大贡献，留下了许多实践经验和理论启示，但由于党在现代化建设问题上理论准备不足，又加上受斯大林模式的影响。“左”的错误开始泛滥，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倾向越来越严重，最后导致歪曲、僵化和背离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迈入误区。从50年代末的“大跃进”到70年代末“文革”结束后的徘徊期，中国经济、科技发展水平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社会生产力水平仍然十分落后，社会主义优越性也没有得到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如何中国化、如何时代化的问题开始受到现实的严峻挑战。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该有其特定的内涵和合理的尺度。
三、邓小平理论对中国文化转型理论困境的新突破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处在痛苦的徘徊期。在历经“全面内乱”的震荡后，中国向何处去，中国文化的出路何在，成为世人瞩目的问题。1978年5月，邓小平勇敢地挑起了历史的重担，在他的倡导下，全国掀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随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又吹响了改革开放的新号角。从此，中国大地上又开始了前人没有完成的文化大转型。20多年的改革开放历程过去了，中国大地发生了几千年未曾有过的重大变化。从文化意义上讲，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摆脱贫困和落后，迈开经济起飞和社会转型的步伐，是因为邓小平理论代表着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突破了百年来中国文化转型的三大理论困境。
1.在推动社会发展的最根本动力问题上，邓小平明确指出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本是经济问题，突破了文化决定论的困境。在他设计的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蓝图中，非常鲜明地提出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的战略构想。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础。因此，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才能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使中华民族走向繁荣昌盛。另一方面，精神文明又为物质文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并为它的正确发展方向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思想文化是精神文明的实质和核心，建设发达的物质文明，必须建设高度发达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这样，邓小平就把社会主义文化摆在一个适当的位置，主张通过经济、政治、文化问题的全面解决来推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2.在中西古今文化关系问题上，邓小平理论跳出了简单化的中西两极对立和体用割裂的思维方式，主张中西文化在初步结合于现代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全方位地、不分主次地相互渗透、补充和融合，突破了中西体用论的框架。
一是在对待传统文化问题上，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如下的基本方针和原则：首先，他重新肯定毛泽东提出的“推陈出新，古为今用”的方针，主张对传统文化作阶级的历史的分析，“要划清文化遗产中民主性精华同封建性糟粕的界限”[1]，进行批判地继承和吸取；主张对优秀的传统文化“应当认真钻研、吸收、融化和发展”[2]，这完全符合历史的辩证法。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3]同样，社会主义文明也只有在批判地继承人类历史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基础上才能发展起来。其次，邓小平在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的过程中，特别强调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仍要坚持不懈地与传统文化中的封建残余作坚决的斗争。他指出：“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4]的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获得了巨大发展，但同时封建主义的东西作为一种顽固的习惯势力，也无孔不入地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基于此，邓小平强调指出，我们必须彻底肃清封建主义毒素的影响，从封建主义遗毒中摆脱出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而这不仅要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彻底批判封建主义，而且也必须从国家体制改革上进行根本解决。
二是在对待外来文化问题上，邓小平认识到了当代世界文化发展的特点：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打破了人们原来的认识局限，使文化时空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高科技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日益成为文化发展的主要动力，并正在改变着人们的文化观念、文化价值和文化方式。与此同时，世界各个民族和国家的文化交往大大加强，由于世界信息化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文化的民族性向国际性转化的速度也在加快。因此，邓小平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在文化建设上也要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中国文化只有在同世界文化的对话、交流与合作中才能向前发展。他指出：“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是愚蠢的。”[5]同时他还特别强调：“我们不仅因为今天科学技术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即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6]
3.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上，邓小平理论走出了以往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教条式理解的误区，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而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使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和世界重新焕发出生机。
新文化意义而言，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包含了三层含义：
一是社会主义的“中国化”。即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化成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具有普遍意义，适用于一切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同时，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取得政权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条件又是千差万别的。他们在将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相结合时，就必然在社会主义共性的基础上形成其个性，这种个性不是对共性的否定，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共性的发展和具体化。我国是在“一穷二白”、人口众多、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情况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由于我们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方面具有自己特殊的国情，在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就必然要有所创造，形成我们自己的特殊性，即中国特色。
二是现代化的“中国化”。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设计，一方面区别于“贫穷的社会主义”，把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统一起来；另一方面又否定了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传统模式，从而为中国的现代化开辟了一条中国式的道路。在邓小平看来，西方化作为现代化，仅仅是现代化的一种方式，只是“资产阶级干的现代化”，而现代化的模式是多种多样的，有资产阶级的现代化，无产阶级的现代化，也有第三世界广大不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因此，现代化不只是西方国家的专利品，它是世界各国以各种各样方式来实现的自我发展。如果说在20世纪中叶前，现代化的主要模式是西方化，那么，在当代“现代化”这一概念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即以社会主义和第三世界的模式为主导了。邓小平对“现代化即西方化”的挑战，体现了我们民族的时代精神。可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化”运动的继续和发展。它不仅坚持了过去“中国化”运动的成果，而且将其发展到更新的领域和更高的阶段。
首先从“毛泽东思想”方面来说，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功绩和不朽的历史意义就在于：从根本上理顺了千百年来中国腐朽混乱的封建思想，从总体上开创了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现代化。
毛泽东思想就是这种具有中国作风的中国气派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它既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又完全是中国的东西。在内容上，它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并把中国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所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加以科学的总结和概括，使之上升为理论，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形式上，它把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成中国的民族形式。即：根据中国的民族特点，运用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深入浅出地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阐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政策。这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毛泽东思想包括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政策和策略、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多个方面的内容以及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三个活的灵魂。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本本”或“原则”出发；就是理论联系实际，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实践观，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路线。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原理运用在党的全部活动中，而形成党的一切工作的根本路线，是对党和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历史经验的总结。群众路线是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决定的，是实现党的宗旨的必然要求和根本体现。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根本方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所必须坚持和遵循的基本原则，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智慧和力量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必然结论。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
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三个基本方面，是贯穿于毛泽东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
毛泽东思想是中华儿女近代百多年用血肉艰苦卓绝的结晶。毛泽东思想是在深层面探究社会发展的科学，是人民建设新中国，打败国内外敌人，战无不胜的伟大思想武器。虽说其在社会实践过程中也产生过一些局部利益的不公平，甚至于显现出具体“方式、方法”上的粗枝大叶，在实践中犯了一些盲目冒进的错误（如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但这是值得当代总结经验教训的。尤其是当时是受国内外时局恶劣的境况困扰，出现不足之处与错误之处也是难以避免的，但这些都不能抹杀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功绩和不朽的历史意义。
其次是关于“邓小平理论”的个人心得体会：邓小平曾经说过：“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在邓小平的诸多话中，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一句。他把毕生心血和精力都献给了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他的英名、业绩、思想、风范永载史册，他将永远为中国人民所怀念。
邓小平最伟大之处，莫过于他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对改革开放的提出。在这届会议上邓小平所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邓小平理论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其精髓。所谓精髓，是指贯穿一切的东西。之所以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原因在于：第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贯穿于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始终，是邓小平理论创立的思想前提、理论基础，也是邓小平理论建构的基本方法论；第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贯穿于邓小平理论的每一个重大问题，成为贯穿于邓小平理论的基本的指导性线索。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的每一个领域，每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都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结果，都坚持了一切从实际出发，依据社会生活和实践的变化研究新情况，回答新问题，解决新矛盾，作出新结论的思想原则。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贯穿于邓小平理论每一重大问题的核心和灵魂。
作为根本的立场观点方法，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贯穿于邓小平理论的始终。只有正确地并坚定不移地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者能全面地正确地领会和掌握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和精神实质，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
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在重新恢复和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过程中，进一步把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概括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一概括第一次把实事求是作为由四个基本要素所构成的统一整体来把握，把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推进到一个系统化整体化的阶段。这四个基本要素是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的，同时它们又有各自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实事求是是这条思想路线的核心和根本点。
把邓小平理论确定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是时代的要求，人民的愿望。它统一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思想、意志，为继续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向前发展，为推进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体现中国共产党锐意改革、奋发进取的形象指明了方向。
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我们党和人民锐意改革，努力奋斗，整个国家焕发出了勃勃生机，中华大地发生了历史性的伟大变化。社会生产力获得新的解放。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不断巩固。十一亿人民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正在向小康迈进。我国经济建设上了一个大台阶，人民生活上了一个大台阶，综合国力上了一个大台阶。在世界风云急剧变幻的情况下，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经受住严峻的考验，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邓小平推行的种种举措帮助数亿中国人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摆脱了贫困，这是史无前例的功绩。邓小平推动中国走向繁荣和现代化，走向成为一个世界强国的未来。
我们当代大学生要树立起远大的理想，面对逆境不折不挠、韬光养晦，为祖国时刻准备着贡献自己的力量。须知，机会永远都是为有准备的人留着。
毛泽东思想的现实意义在于毛泽东的军事理论、阶级理论及国家建设理论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毛泽东思想武装了我们的党，哺育了几代人，将中华民族引上独立、强盛的发展道路。我们应该结合新的实践，学习毛泽东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