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盈余管理；非标准审计意见；审计费用
经过会计师事务所审核的公司财务报表为各方投资者了解该公司财务状况的主要依据，如果公司通过盈余管理严重粉饰财务报表，不仅会导致投资者做出错误决策，长此以往更将动摇我国资本市场的诚信基础，从而损害资本市场的长远发展。国内外对盈余管理与审计意见的相关性进行了理论实证研究，但对审计费用的调节作用研究不多，且尚未得到一致结论。在此背景下，本文尝试从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出发，研究审计费用对盈余管理与审计意见的调节作用。这样，不仅在理论上填补盈余管理研究的一点空白，将盈余管理与审计费用联系起来，为盈余管理未来的实证研究提供一些理论支撑。而且能使投资者对公司盈余管理有更深刻的认识，能够通过企业披露的财务数据洞察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监管部门也可了解公司盈余管理的动机，补充设定相应的监管方法和程序，杜绝会计师事务所和公司串通一气从而丧失审计独立性的行为，为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扫清道路。
一、文献回顾与假设提出
（一）盈余管理与审计意见
国外的研究由来已久，国内的研究在手段和方法上较国外均有滞后，目前尚未得到一致结论。有些学者认为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对审计意见有显著影响，即公司为修饰报表做出的盈余管理程度越高，审计师发表非标准意见的可能性越大。Francis等（1999）研究了美国上市公司的数据，衡量盈余管理程度的指标是可操纵性应计利润。通过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的可操纵性应计利润越高，审计师发表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情况越多，盈余质量与审计意见之间存在着显者相关关系。刘继红（2009）研究发现，审计师能够鉴别上司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并且对盈余管理程度较高的上市公司发表非标准审计意见。陈小林、林 昕（2011）发现审计师能区分不同属性的盈余管理，对高风险机会主义盈余管理应计额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大于低风险决策有用性盈余管理应计额。
但有些学者通过研究尚未得出盈余管理与审计意见的相关关系。李学明（2007）利用上市公司对外公开的财务报表数据，计算制造业企业的盈余质量综合得分，构建审计意见与盈余管理的回归模型。研究发现盈余质量与审计意见之间存在正向关系，但并不显著。簿仙慧、吴联生 （2011） 对2001年至 2006年上市公司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公司盈余管理的程度对审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不存在显著影响。
（二）审计意见与审计费用
通过实证分析，有些学者认为审计意见与审计费用之间是有相关关系的。Simunic（1980）是最早对审计费用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的西方学者。他通过多元线性回分析，得出审计意见会影响审计费用这一结论。申志仁（2010）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与审计费用之间不存在显著关系。化敏、张宇（2015）研究发现管理层权力越大，越会以高额的审计费用来购买审计意见，在被出具标准审计意见企业中这种情况更为显著。
也有学者得到相反研究结论。Low等（1990）通过研究发现，审计意见与审计费用之间并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吴联生、潭力（2005）认为审计意见的改善与审计费用之间的相关关系不一定存在，因为为改善审计意见不一定通过向审计师支付更高审计费用的方式，还可以通过其他更隐蔽的方式进行。
（三）盈余管理与审计费用
己有部分学者开始关注盈余管理与审计费用之间的相关性，刘运国、麦剑青、魏哲（2006）用年度非经常性损益绝对值与总资产之比作为对盈余管理的衡量指标，研究得出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幅度显著正相关于审计费用，注册会计师对调增收益盈余管理关注更多。Kasai等（2012）在日本取消审计费用管制之后进行研究，发现审计费用提高和应计利润质量降低有关。
另有学者研究认为审计费用与盈余管理不相关，如Krau（2013）认为事务所降低审计收费只是为了竞争，对审计质量不会产生不利影响。伍利娜（2003）研究发现盈余管理能够影响审计费用，但是盈余管理的程度对审计费用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公司的ROE处于“保牌”区间（0，2%）时，盈余管理与公司年度审计费用显著相关，但ROE处于“保配”区间（6%，7%）时，盈余管理对审计费用无显著影响。
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H1：盈余管理程度与非标准审计意见正相关。即盈余管理程度越大，获得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可能性越高。
H2：审计费用与非标准审计意见负相关。即上市公司支付的审计费用越高，获得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可能性越小。
H3：支付较高的审计费用会降低盈余管理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相关性。即对于存在盈余管理的公司，支付的审计费用越高，获得标准审计意见的可能性越大。
二、模型建立
本文采用模型（a）对假设1进行检验
OP=a+β1LNDA+β2ROA+β3LOSS+
β4LEV+β5OP-1+β6SOE+β7LNA+ε（a）
采用模型（b）对假设2、假设3进行检验
OP=a+β1LnDa+β2Auditfee+β3LNDA*
Auditfee+β4ROA+β5LOSS+β6LEV+β7OP-1
+β8SOE+β9LNA+ε（b）
（一）因变量
OP为虚拟变量，表示当年的审计意见。当审计意见为非标准审计意见时取值为1，为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时取值为0。
（二）解释变量
LNDA为盈余管理的幅度变量，DA是上市公司的可操控性应计利润。由于修正的琼斯模型对盈余管理有较强解释能力，本文采用修正的琼斯模型来度量盈余管理程度，对DA进行估计，具体回归模型如下：
其中，TCAi，t为公司i第t年的总应计；Ai，t-1为公司i第（t-1）年的资产总额；ΔREVi，t为公司i第t年的主营业务收入变动额；PPEi，t为公司i第t年的固定资产净值；NDAi，t为公司i第t年的不可操纵性应计；DAi，t为公司i第t年的可操作性应计；a1、a2、a3为回归系数；εi，t为残差。
Auditfee为审计费用；LnDa*Auditfee为盈余管理与审计费用的交叉项。
（三）控制变量
根据以前研究，在模型中加入ROA、LOSS、LEV、OP-1、SOE、LNA作为控制变量。其中，
ROA是总资产收益率；LOSS为盈利状况的虚拟变量，如果当年净利润为负，取值为1，否则为0；LEV为资产负债率；OP-1为上一年审计意见类型的虚拟变量，为非标准审计意见时取值为1，否则为0；SOE代表企业的所有权性质，若企业由国务院各部委或各省市政府机构控股，则赋值为1，否则为0；LNA为企业期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代表企业的规模。
三、实证检验
（一）样本来源
本文以2012―2014年我国沪深两市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因金融业和保险业上市公司会计具有特殊性，故将其剔除；剔除了数据异常和缺失的上市公司。最终得到6607个观测样本数。本文所有数据均来自于国泰安数据库，数据处理软件采用SPSS 21。
（二）实证检验结果
用样本数据对模型（a）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得出LnDa与OP在5%水平上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007，验证了本文假设1，即盈余管理程度越高，越会获得非标准审计意见。
用样本数据对模型（b）进行Logstic回归，通过回归结果，得出Auditfee与OP在10%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表明了支付的审计费用越高，审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可能性越小，从而证明了假设2。LnDa与LnAuditfee的交叉项与OP在10%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表明当盈余管理程度相同时，事务所收取的审计费用越高，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就越低，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可能存在标准审计意见的购买。即审计费用降低了盈余管理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相关性，证实了假设3。另外，LNDA与OP在10%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再一次证实了本文的假设1。
四、结论
盈余管理是通过对企业对外报告的会计收益信息进行控制或调整，以达到主体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企业的这一行为往往会向报表使用者传达不真实的财务信息，从而影响投资者决策，使资本市场不能达到资本的合理有效配置，不利于经济的平稳发展。审计师作为第三方，其职责就是发现公司的财务舞弊行为，帮助投资者正确决策，使资本市场合理有序开展。当审计师判断出被审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较高时，其面临的审计风险就很大，往往会对其出具的审计意见更谨慎，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可能性提高。对此，本文对盈余管理与审计意见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盈余管理与审计意见呈显著正相关，表明我国审计师能够有效识别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这对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是，审计师的独立性会受到审计费用的影响。为了获得标准审计意见，盈余管理程度大的企业有可能向审计师支付较高的审计费用进行审计意见购买。审计师也有可能为了自身利益而接受审计意见购买，失去其独立性，与被审计单位达成一致利益。对此，本文对审计费用对盈余管理与审计意见的相关性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发现，审计费用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盈余管理与审计意见的相关性。这种共谋行为不仅会混淆投资者的判断，降低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有效性，而且会助长被审企业进行审计意见的购买行为，长此以往，不利于经济的良性发展。因此，监管部门要了解公司盈余管理的动机，补充设定相应的监管方法和程序，杜绝会计师事务所和公司串通一气从而丧失审计独立性的行为，为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扫清道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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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伍利娜.盈余管理对审计费用影响分析――来自中国上市公司首次审计费用披露的证据[J].会计研究，2003（12）：39-44.
关键词：盈余管理；文献综述
由于不同的会计计量方法和会计人员主观判断、会计政策等的不同规定，盈余管理成为众多企业为了不同目的而操纵财务报告等的重要部分，盈余管理行为的存在使分析师预测和投资者判断存在偏差，误导投资者投资，给资本市场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盈余管理的理论研究对现实规制盈余管理和盈余管理审计无疑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因此本文对国内外已有的研究进行综述，并提出研究的不足和研究前景。
一、国外盈余管理文献综述
国外盈余管理的研究早于国内，且研究方法和动机方面明显成熟于国内，国外的文献综述按企业性质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营利性企业的盈余管理研究，第二部分为非营利组织的盈余管理研究。
（一）营利性企业的盈余管理研究综述
1.概念
在国外相关学者的研究中，Schipper、Healy和 Walhen、Scott等学者的研究较具有代表性。其中，Schipper（1989）认为，盈余管理是企业为了获得某种利益，对会计披露时进行干预，这种干预行为是具有倾向性的；Healy和Walhen 则认为，盈余管理是伴随着企业进行交易的过程中发生的，企业管理者运用职业判断在会计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改变财务报告，误导公司的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了解并影响其判断结果；而Scott对盈余管理的解释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首先，企业管理者为了在如一些成本及借款合同中达到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在会计政策中选择对自身最有利的一种行为，另一方面对盈余管理的定义是从契约观这一方面出发，即公司在面临一些应急状况时，企业管理者通过盈余管理达到契约中的规定条件，在维护契约各方利益的同时来保护自身以及企业的整体利益；还有的学者认为，盈余管理是通过提前确认收入或者延迟确认收入，计提减值准备，调控研发费用和广告费用等支出的形式来平滑利润，来满足不同时期财务报告的要求。
2.动机
目前来说，国外相关学者对企业盈余管理动机的研究主要有几个方面：（1）满足资本市场的需求，上市公司影响公司股价，迎合分析师预测或者企业自身的收益筹划；（2）满足管理者的报酬激励以及债权人要求的报告盈余标准（3）达到监管要求的动机，即逃避行业监管和反托拉斯监管。
Deniz Igan，Marcelo Pinheiro（2012）通过开发一个关于收益操纵、分析师预测和机构投资者交易的模型，得出了内部人持股的程度影响企业的管理收益，并且盈余管理也导致了不乐观的分析师报告错误，进而导致机构投资者积极的交易行为。这一研究结论将内部股权激励和分析师预测联系起来，同时得出，公司治理较弱的公司盈余管理问题突出，公司应加强公司治理来避免盈余管理。
James Jianxin，Gong，Siyi Li（2012）以2009年标准普尔数据库的数据为样本，研究首席执行官的激励信息是否与预测未来盈利有关。从而得出结论：预测未来盈利提高了高管的激励。从而说明高管激励因素随企业采取盈余管理行为有着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得出：CEO激励与未来现金流量和非操控性应计收益具有相关性，而与操控性应计收益无关，说明CEO激励因素促使企业去规划交易创造收益而不是操控报告收益。
Hassan Heidari，Ali Ashtab，Golamreza，Kordestani（2012）采用德黑兰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数据进行研究，探寻债务合同和资本市场的压力（净收入和经营活动收益增长），收益增长以及公司的财务杠杆的高低是否与调整EPS的盈余管理有关，从而得出结论：债务合同的约束和资本市场的压力是公司管理层调整每股收益的两个动机，有更高收益成长的和高财务杠杆的公司更倾向于进行盈余管理并调整每股收益。
Daniel A. Cohen，Paul Zarowin（2010）通过实证研究方法，采用Jones模型，分析增发股票期间的实际和应计项目盈余管理，研究结果显示增发股票期间为了满足行业监管的要求，采用实际和应计项目盈余管理方法，在增发股票之后对公司的经营绩效产生负面影响较大，这说明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目的之一是为了增发股票，且有向上管理盈余的倾向。
Yan Xiong，Haiyan Zhou，San jay Var shney（2010）基于两个投资组合公司的数据，探讨企业在IPO发行前与IPO时期新股表现不佳的盈余管理的关系，发现在IPO发行之前公司有很高的盈余管理水平，投资者不能拥有额外的非正常收益。这也证明了IPO之前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普遍性及企业盈余管理对资本市场的影响，给规则制定者启示，决定是否应设立新的标准和其他需要进行披露的项目来抑制IPO之前的盈余管理行为。
Healy认为，公司为满足某种奖金计划进行盈余管理，提高收益，进而获得更多奖金。Daniel A.，Cohen Aiyesha，Thomas Z. Lys（2008）研究得出盈余管理在整个样本周期内稳步增长，达到或打破去年的盈余标准，达到或打破分析师的预测，避免报告亏损是管理盈余的重要动机；在法案公布之前应计盈余管理的增加与基于股权的高管薪酬的部分转变同时发生，对于应计制盈余管理，期权成份提供了激励的差别，期权授予当期是消极的，而未执行期权则是积极的。
3.研究方法
国外相关学者关于盈余管理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应计利润法，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使用，特定项目研究法等。由此而见，以前主要集中于权责发生制下的的研究，目前则更多结合实际与盈余管理进行研究。
Daniel A.，Cohen Aiyesha，Thomas Z. Lys（2008）研究在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公布前后和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盈余管理是如何变化的，以及影响盈余管理的因素是如何起作用的，并得出结论：在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公布之前，企业的盈余管理在财务舞弊时期呈增加趋势，而法案通过之后，盈余管理水平恢复到颁布之前的的水平；同时发现法案公布后应计盈余管理水平下降时，实际盈余管理活动显著增加，表明了公司转换到实际盈余管理。
Annalisa，Prencipe（2012）通过应计利润项目来研究美国跨国公司的盈余管理与国内公司的是否存在区别，研究结论显示：一是美国跨国公司与国内公司在盈余管理方面的确不同，国内公司比跨国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要大，这可能是国外公司的法律及各种政策的约束所致；二是有国外子公司的跨国公司，若子公司坐落在法制薄弱的国家或者是避税国，则会更多地进行盈余管理，两者的不同主要集中在外汇收入方面。
Scott D. Dyreng，Michelle Hanlon，Edward L. Maydew（2012）也证实国内收入比国外收入更容易进行盈余管理：有广泛的海外分支机构的公司，这些分支机构若坐落在法制不健全的国家，则会更多进行地盈余管理；坐落于避税国地区的公司盈余管理程度更大，并且盈余管理的递增效应集中于外汇收入部分。此部分可以考虑合并过程、母公司和子公司的不同角色、公司治理的角色以及特殊法规的影响，利用对这些因素的进一步研究来解释跨国公司究竟是如何进行盈余管理的。
Daniel Cohen，Raj Mashruwala，Tzachi Zach（2010）研究发现，管理层会降低广告支出来避免损失和盈余下降，在企业生命周期的晚期阶段，公司增加广告支出来达到盈余基准，在财务年度的第三季度增加广告支出，从而在最后一季度突破先前年度同时期的收益。
另外，Benjamin C. Ayers（2006）通过研究非操控性应计利润与企业进行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发现公司可能为达到利润与盈余增长的基准同时在现金流量与非操控性应计两方面都进行了控制活动。而国外的很多学者对影响企业盈余管理的因素也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探讨，以探究可能对盈余管理产生抑制或促进作用的因素。Constantinos Caramanisa，Clive Lennox（2008）探寻审计努力和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研究得出，在控制了其他的变量后，审计努力如审计时间越短，管理层报告高收益的盈余管理动机越大。此外，还有学者研究公司治理，董事会结构特征，关联交易等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
（二）非营利性组织的盈余管理研究综述
国外的大部分研究集中于对营利性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研究，很少有对非营利性组织盈余管理方面的探讨，因此，此方面可以说是盈余管理今后一个新的研究方向。Marc Jegers（2012）基于比利时2007年非营利组织的844份财务报告，主要探讨非营利组织的盈余管理问题，结论证实，非营利组织更倾向于披露零利润，而组织现金流量的绝对值水平越高，就越倾向于操纵盈余；潜在的机构差异（管理层和董事会之间的差异）和非营利组织的金融负债结合在一起很容易导致操纵盈余管理。对非营利组织盈余管理的特征等可以进一步进行研究。
二、国内盈余管理相关综述
（一）概念
我国国内相关学者也对盈余管理的定义提出了自己的观点。魏明海（2000）认为企业盈余管理是管理者基于企业财务数据的债权契约合同的结果，在编制企业会计报告和构建规划交易方法时，在会计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对企业的经营业绩作出的判断。
大体上讲，国内学者对盈余管理的定义主要分为：一是企业进行盈余管理是否符合法律法规、会计准则规范的要求；二是进行盈余管理所采用的是基于会计方法上还是非会计方法上，如规划交易或对其时间进行安排等。
笔者认为，企业进行的盈余管理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实现自身利益或利益相关者利益的最大化，利用已有的会计政策或会计估计进行自由选择，为对某些利益集团可能会造成损害，但是其行为是在合法的范围内，可以说是对政策范围内不同选择而做出的最佳选择；另一种被成为“利润操纵，利润平滑”，此种是企业的不合法行为，指有目的的操纵对外财务报告过程，获取某些私人利益的信息披露，这可能不是一个企业的整体行为，而是企业某些小集团群体或个体利用其有利信息而进行的操纵行为。
（二）动机
国内相关学者对企业盈余管理动机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且较为成熟，研究表明，盈余管理的动机主要是管理层的报酬激励；为达到融资目的而满足企业债务契约的要求；为达到公司上市或增股的目的，满足资本市场的要求；还有的是为了免税或税务筹划的目的。
吴联生等（2007）从避免亏损的角度对企业盈余管理进行研究，实证研究结论显示，非上市公司虽然没有上市公司那样面临资本市场的压力，但仍然有着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其目的在于防止公司出现亏损现象。但是对于上市公司而言，进行盈余管理的程度和频率则远远较大。蒋义宏（1998）主要从我国上市公司的动机方面进行研究，并指出：在股票上市发行时由于市盈率等财务指标不符合条件，为了提高发行价格进行盈余管理；上市公司会进行盈余操纵以获取配股资格；上市公司进行财务包装，以避免公司出现连续亏损导致公司股票被摘牌的情形。另外，陆建桥（1999）从上市公司亏损前后年度的数据出发，并运用实证分析方法，对我国上市公司有亏损现象的盈余管理行为进行研究探讨，并指出，上市公司在出现亏损前后及其出现亏损当年有盈余管理的行为。
（三）研究方法
关于盈余管理的研究方法很多，总结国内相关学者对已有盈余管理研究方法方面的研究，主要有：
1.利用特定项目，应计利润项目，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公允价值研究等。
其中，陆建桥（1999）验证上市公司存在亏损现象时，通过管理公司财务中应计利润项目来进行盈余管理程度的测定。蒋义宏（2002）主要选取了2000年这一具体年度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其特征为首次出现亏损、当年度扭亏和摘帽的上市公司，从而验证上市公司存在亏损时不仅通过应计项目来调节盈余，同时也通过非经常性损益项目进行调节。
2.采用的模型最多的是Jones模型，国内很多学者对Jones模型进行改进，提出修正的Jones模型和扩展的Jones模型作为其参考模型，并证明其模型的优越性等。
顾振伟（2008）在《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动机与方式的实证研究》中表明，在采用公允价值这一计量属性下，有关企业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和转回归为正常的经常性利润扣除项目，文章在扩展的Jones模型基础上进行研究计量。实证结果证明，在计量效果方面与以往的模型相比，扩展的Jones模型更有效。
3.分不同行业、不同时期的上市公司数据对盈余管理进行探讨，以及公司内部控制、审计质量与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关系研究等。
其中，李维安，王新汉，王威（2004）采用实证分析方法，基于非经营性收益的分析研究了公司盈余管理与形成的审计意见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如果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越低，公司收到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就越小，反之亦然。
三、评述及研究展望
通过对国内外相关学者对盈余管理研究的综述可知，就目前而言，对盈余管理主要从其概念、动机、研究方法等角度进行研究探讨，且以上市公司为例进行研究的最多，而对非上市公司研究较少，尤其是对非营利性组织有关盈余管理的研究方面，国外刚刚起步，国内还是空白；另一方面，关于企业盈余管理，国内相关学者对具体应计项目的涉猎较浅。因此，今后对非营利组织的盈余管理问题，对具体应计项目和采用收付实现制方法对盈余管理的深入探讨，以及相关的案例研究是今后进一步深入发展的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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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核心高管离职 盈余管理 动态研究
按照现代公司治理的理念，公司高管是指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和董事会秘书（仅限于上市公司）等人，高管离职又可以分为正常的离职行为和非正常的离职行为。通常，我们将董事长和总经理定义为公司的核心高管，核心高管的离职行为往往伴随着对企业业绩的操纵行为，会与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密切相关。本文试对核心高管离职前后以及继任者继任后的盈余管理行为进行研究，从一个动态的角度揭示出核心高管离职前后的盈余管理行为。
一、文献综述
对于核心高管离职以及与盈余管理行为关系的相关理论主要有委托理论和业绩相关理论。委托理论：由于现代公司形式和规模的不断发展，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日益扩大，所有权人与经营管理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越来越严重，问题也越来越突出。Jensen和Mecking（1976）认为，由于人行为具有不透明的特点，委托人必须通过监控其行为的结果（如公司业绩）来减少问题。因此，企业的业绩对高管的离职和变更有影响。业绩相关理论：业绩相关理论建立在委托理论的基础上，认为所有权人对经理人的评价主要是通过公司业绩作为评价标准，如Hermalin和Weisbach（1998）研究发现，企业业绩差意味着高管能力差，企业不仅会更换总经理这些核心高管，甚至会做出同时更换其他高管的决策。因此，出于合同契约的原因以及企业业绩的压力，核心高管往往会通过盈余管理来操纵企业业绩，维持自己在企业的既得利益。
国外的相关研究文献主要有：Murphy和Zimmerman（1993）认为CEO的频繁变更，在控制了公司业绩后，基本没有盈余管理的证据。但是他们没有发现更深入的盈余冲销现象，反而发现在非常规的变更后显著的调低操纵性应计项目的现象。Pourciau（1993）研究发现，在发生正常变更时，离任CEO在其离任前一年，并没有利用可控性应计项目或摊销项目操纵盈余，而新任CEO则会在接任当年通过应计项目和摊销项目调减当年的盈余，并将其责任归咎于其前任，而在接任后一年利用应计项目和摊销项目调增公司的盈余，以证实其经营才能和对公司业绩的贡献强于其前任。Defond和Park（1997）研究管理层为了保全自己的职位免受解聘的威胁而平滑盈余的管理行为。发现若其他条件不变，那些当期业绩较差而未来业绩预期良好的公司会通过操纵可控性应计利润来挪用未来期间的利润，以增加当期盈余，减少现期被解雇的可能性；若其他条件不变，那些当期业绩较好而未来业绩预期较差的公司会通过操纵可控性应计利润调低当期盈余，以应将来之需，减少将来被解雇的威胁。Wells（2002）通过对澳大利亚的公司进行检验，发现发生在CEO变更的公司中通过应计项目进行盈余管理的反而不显著，并认为可能是Jones模型的解释力度不够，显著的是通过固定资产的销售和非常损益项目进行的盈余管理行为。Geiger和North（2006）研究了公司CFO变更前后操控性应计项目的变化，发现CFO变更的前一年公司经营业绩大幅上升，正向的操控性应计项目大幅上升，而在CFO变更的后一年，公司业绩大幅下降，反向的操控性应计项目大幅上升。Sonali Hazarika，Jonathan M.Karpoff 和Rajarishi Nahata（2012）研究发现CEO被迫变更的可能性与公司的盈余管理显著正相关，并且这种关系在表现良好的公司和表现糟糕的公司都存在，股东倾向于惩罚操纵盈余的经理，并且这种惩罚往往在操纵导致昂贵的外部结果之前进行。
国内文献主要有：杜兴强、周泽将（2010）实证检验了董事长或总经理变更和高管的继任者来源两个因素对于盈余管理的影响。结果发现高管变更导致了显著的负向盈余管理行为；其中来自公司外部的继任者相对于来自公司内部的继任者更倾向于进行显著的负向盈余管理。朱星文、廖义刚和谢盛纹（2012）研究发现，发生高级管理层变更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变更的当年存在较为严重的调减利润的盈余管理行为；如果该公司的控股股东是地方和中央政府部门所属国企或央企，则其调减利润的盈余管理行为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大股东的制衡制度越大，公司盈余管理的幅度也将越小。林永坚、王志强和李茂良（2013）进一步将盈余管理行为区分为应计项目盈余管理与真实活动操纵的盈余管理，研究发现在总经理变更当年，上市公司存在利用应计项目调减利润的盈余管理行为，但不存在利用真实活动的盈余管理行为。在新任总经理上任后第一、二个完整会计年度，上市公司存在利用应计项目和真实活动调增利润的盈余管理行为。总经理变更当年，如果董事长也发生变更，则上市公司在变更当年利用应计项目调减利润的程度更大，在变更后第一、二个完整会计年度利用应计项目和真实活动调增利润的程度也更大。
纵观国内外文献，对于高管离职与盈余管理关系的研究比较零散，基本是在一个相对孤立的时间点或时间段上进行研究，本文通过将研究的时间段分为三年，即核心高管离职的前一年，核心高管离职的当年和核心高管离职后一年，试图对核心高管离职与盈余管理的关系作一完整全面、动态的研究。
二、分析与研究假设
公司核心高管的离职可以区分为正常离职和非正常离职两种情况。对于核心高管正常离职（如任期届满、正常退休）的公司，我们认为其并没有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当公司出现核心高管的非正常离职（如辞职、被解雇）时，往往预示着公司的经营状况出现异常，根据委托理论和业绩相关理论，此时继任的核心高管会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有盈余管理的强烈动机。
在核心高管离职的前一年，对于正常离职的核心高管，根据委托理论和业绩相关理论，其对自己的任期和契约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所以会进行有意识的盈余管理行为，通常研究表明会进行正向的盈余管理，即在自己离开公司之前留下一个好的业绩和对股东好的印象，从而功成身退。而对于非正常离职的核心高管，因为其自己也不能预期到自己下一年会离职，所以其盈余管理行为和其下一年的非正常离职不会有密切的联系。因此，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在核心高管离职的前一年，相比较正常离职的公司，非正常离职的高管一般不会进行盈余管理。
在核心高管离职的当年，就会有新的继任者接替原有核心高管的位置。根据委托理论和业绩相关理论，相比于核心高管正常离职的公司，非正常离职的公司往往前一年的业绩很差，此时才会出现核心高管的非正常离职。而在原有核心高管非正常离职、继任者继任的当年，继任核心高管往往会对公司的盈余进行负向的操纵，即进行负向的盈余管理行为，我们通常称为洗大澡（big bath）。我们通常还关注继任者来自何方的问题，现有研究表明当继任者来自公司外部时，这种负向盈余管理的行为会更加显著，如杜兴强、周泽将（2010）实证检验了董事长或总经理变更和高管的继任者来源两个因素对于盈余管理的影响。结果发现高管变更导致了显著的负向盈余管理行为；其中来自公司外部的继任者相对于来自公司内部的继任者更倾向于进行显著的负向盈余管理。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a：在核心高管离职的当年，相比于核心高管正常离职的公司，核心高管非正常离职的公司的继任者会进行负向的盈余管理。
假设2b：在核心高管非正常离职的当年，当公司的继任核心高管来自公司外部时，其进行负向盈余管理的动机会更加强烈。
在核心高管离职的后一年，即继任高管继任后的第一年，对于核心高管非正常离职的公司，由于继任者在上一年已经进行了负向盈余管理行为，为其继任后扭亏为盈，扭转公司业绩打下了基础。因此，其往往会在原有核心高管离职的后一年，即其继任的第一年进行正向的盈余管理行为，使公司扭亏为盈。当继任者是来自公司外部时，这种正向盈余管理行为会更加显著。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a：在核心高管离职的下一年，相比于核心高管正常离职的公司，核心高管非正常离职的公司的继任者会进行正向的盈余管理。
假设3b：在核心高管非正常离职的下一年，当公司的继任核心高管来自公司外部时，其进行正向盈余管理的动机会更加强烈。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2009-2011年沪深两市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分析（由于表格数据较多，本文主要列示2011年数据）。所有样本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CSMAR）。核心高管离职数据为2010年上市公司的离职数据，将核心高管离职原因中的辞职、解聘、个人原因和涉案定义为非正常离职，其余离职原因定义为正常离职。在样本的选取过程中进行如下处理：（1）考虑到金融保险企业的特殊性，剔除金融保险行业的上市公司；（2）在计算DA（操纵性应计盈余）时，因为采用分年度分行业的计算方法，因此剔除了样本数小于30的行业，以保证DA值计算的可靠性；（3）为保持数据的完整性，剔除了数据有缺失值的上市公司。最终得到样本观测值1 413个，其中2009年样本观测值447个，2010年样本观测值476个，2011年样本观测值490个。数据的处理和分析使用了Excel和Stata软件。
（二）模型与变量定义
DAi，t-1=β0+β1Changei，t+∑Control+un （1）
用模型（1）来检验假设1，预期β1不显著不等于零。
DAi，t=β0+β1Changei，t+∑Control+un （2）
用模型（2）来检验假设2a，预期β1的符号显著为负。
DAi，t=β0+β1Changei，t+β2Resourcei，t+β3Changei，t×Resourcei，t+∑Control+un （3）
用模型（3）来检验假设2b，预期β3的符号显著为负。
DAi，t+1=β0+β1Changei，t+∑Control+un （4）
用模型（4）来检验假设3a，预期β1的符号显著为正。
DAi，t+1=β0+β1Changei，t+β2Resourcei，t+β3Changei，t×Resourcei，t+∑Control+un （5）
用模型（5）来检验假设2b，预期β3的符号显著为正。
模型中的变量定义如下：
1.被解释变量。盈余管理程度：以修正后的Jones模型计算的DA值（操纵性应计盈余）作为替代变量，当DA值大于零时，表示是正向的盈余管理，当DA值小于零时，表示是负向的盈余管理。
TAt/assett-1=β1/assett-1+β2ΔRevt/assett-1+β3PPEt/assett-1+u
NDAt/assett-1=β1/assett-1+β2（ΔRevt-ΔRect）/assett-1+β3PPEt/assett-1
DAt=TAt/assett-1-NDAt
2.解释变量。Change是一个虚拟变量，表示核心高管离职类型，本研究将公司的总经理和董事长作为核心高管，当Change=1时，表示为非正常离职，当Change=0时，表示为正常离职。Resource是一个虚拟变量，表示继任者来源，当Resource=1时，表示继任者来自企业外部，当Resource=0时，表示继任者来自企业内部。
3.控制变量。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包括审计师类型、股权集中度、资产规模、资产负债率。此外，本文还考虑了行业的影响。以上所有变量的具体描述和定义见表1。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表2和表3报告了2009年总经理离职数据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数据和主要回归变量相关系数。
从上表可知，DA与Change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0035，但并不显著，假设1初步得到了支持。另外2009年董事长离职数据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数据和主要回归变量相关系数表明，DA与Change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0035，但并不显著，假设1初步得到了支持。
表4和表5报告了2011年总经理离职数据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数据和主要回归变量相关系数。
表6和表7报告了2011年董事长离职数据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数据和主要回归变量相关系数。
（二）多元回归结果
表8是2009年的回归结果（由于篇幅限制，只报告了2009年的回归结果），其中全部数据回归Change的回归系数为0.0111，t值为0.51，不显著，支持了假设1；总经理数据回归Change的回归系数为-0.0004，t值为-0.02，不显著，支持了假设1；董事长数据回归Change的回归系数为0.0286，t值为0.75，不显著，支持了假设1（由于董事长数据回归时存在严重的异方差，所以进行了robust处理）。说明在核心高管离职的前一年，相比较正常离职的公司，非正常离职的高管一般不会进行盈余管理。
另外，从模型2的回归结果来看，无论是用全部数据回归，还是用总经理离职数据和董事长离职数据单独进行回归，Change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假设2a没有得到支持。
从模型3的回归结果来看，用全部数据回归的Change×Resource的系数并不显著，而用总经理离职数据单独回归的Change×Resource的系数为0.0768，t值为1.73，在10%水平显著为正，与预期相反，未能支持假设2b；用董事长离职数据单独回归的Change×Resource的系数为-0.1163，t值为-1.81，在10%水平显著为负，与预期相符合，支持了假设2b。综上所述，只有董事长离职的数据回归结果支持了假设2b。因此，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即在董事长非正常离职的当年，当公司的继任核心高管来自公司外部时，其会进行负向的盈余管理。
从模型4的回归结果来看，无论是用全部数据回归，还是用总经理离职数据和董事长离职数据单独进行回归，Change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假设2a没有得到支持。从模型5的回归结果来看，用全部数据回归的Change×Resource的系数为0.1220，t值为2.04，在5%水平下显著为正，与预期相符合，支持了假设3b；用总经理离职数据单独回归的Change×Resource的系数为0.1031，t值为1.78，在10%水平显著为正，与预期相符合，支持了假设2b；用董事长离职数据单独回归的Change×Resource的系数为0.01674，t值为1.53，符合预期但不显著，假设2b未能得到支持。综上所述，全部数据和总经理离职的数据回归结果支持了假设2b。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即在总经理非正常离职的下一年，当公司的继任核心高管来自公司外部时，其会进行正向的盈余管理。
五、结论
本文从一个动态的角度对核心高管离职前后以及继任者继任后的盈余管理行为进行研究，将研究的时间段分为三年，即核心高管离职的前一年，核心高管离职的当年和核心高管离职后一年，对核心高管离职前后不同时间段的盈余管理行为进行了细致研究，研究发现：在核心高管离职的前一年，相比较正常离职的公司，非正常离职的高管一般不会进行盈余管理；在董事长非正常离职的当年，当公司的继任核心高管来自公司外部时，其会进行负向的盈余管理；在总经理非正常离职的下一年，当公司的继任核心高管来自公司外部时，其会进行正向的盈余管理。
参考文献：
1.杜兴强，周泽将.高管变更、继任来源与盈余管理[J].当代经济科学，2010，（1）：23-33.
关键词：盈余管理；计量模型；综述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盈余管理计量模型的综述
收录日期：2013年8月4日
一、引言
盈余管理是20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兴起的实证会计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盈余管理的计量问题是盈余管理研究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纵观近20年来国内外的相关研究，计量盈余管理的方法众多，总的来说，主要包括应计利润分离法，具体项目法，真实盈余管理计量法和盈余管理分布法等四种。前两种方法都是计量应计操纵，第三种方法是直接计量真实盈余管理行为，而分布法通常又称为“管理后盈余分布法”，是从盈余管理的结果分布来观察盈余管理行为的。本文主要对应计利润分离模型进行介绍并予以简单评析，试图为我国的盈余管理研究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二、主要的盈余管理计量模型
总体应计利润法是西方盈余管理实证研究中最常用的一类方法。该类方法的核心思想认为，企业报告收益由两部分组成，经营现金流量和应计利润。应计利润内生于会计的权责发生制，管理人员有较大的操纵空间，它既可以通过会计方法的选择和会计估计的改变来予以调整，也可以通过交易的记录时点的选择来予以影响，操纵成本较小，而且操纵手法也更加隐蔽，管理人员更多倾向于采用应计利润来管理盈余。但并不是所有的应计利润都是管理人员操纵的产物，应计利润中有一部分是反映企业基本业绩，因此总体应计利润法目的是从应计利润总额中分离出可操纵应计利润，作为衡量盈余管理的指标。由于可操纵性应计不易直接观察，管理人员通常根据应计的影响因素，模型化不可操纵应计利润，然后从总应计利润中扣除不可操纵应计利润，得到可操纵性应计利润。
总体应计利润法下，提出了众多的模型，这些模型的主要差异是非操纵性应计的假设与处理不同。
（一）Healy模型。Healy（1985）是最先进行盈余管理实证研究的。他所构建的计量盈余管理的模型，是通过对比所有样本的应计利润总额的平均值来检测盈余管理。Healy模型总的来说比较简单，在模型中假定，非操纵应计利润一直是不会改变的，在整个事件的前后期内企业各年可进行操纵的应计利润代数和的均值都为零。它没有对非操纵性应计利润和操纵性应计利润进行区分，而是以平均的总应计利润代表非操控性应计利润。
NDAt表示第t年的非随意应计，∑TA表示t年的总体应计，T表示估计期的年份，t表示事件期年份。
（二）De Angelo模型。DeAngelo（1986）对Healy模型做了改进，以应计利润总额的变化作为操控性应计利润的表征变量。该模型假定，事件期前一年的总体应计为事件期年份的非随意应计，其模型可以表述为：
=
其中，NDA表示第t年的非随意应计，TA表示t-1年的总体应计，t表示事件期年份。
（三）Jones模型。琼斯（1991）认为，Healy模型和DeAngelo模型都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那就是没有考虑到企业规模的大小，将会对非操纵性应计利润产生影响。如果一个企业的固定资产规模扩大了，那么其应收项目、应付项目和累计折旧额等应计利润科目自然会相应增加。因此，应该将非操控性应计利润看成是企业固定资产规模和其销售收入增加额两者的函数。基于上述分析，琼斯提出了一个线性回归模型，以此来估计正常性应计利润额。基本Jones模型的主要思想可以表述为以下模型：
A表示t-1年的总资产，REV表示t年的主营业务收入与t-1年的主营业务收入之差，PPE表示t年的固定资产原值，TA表示t年的总体应计，t表示估计期年份，？着为残差，表示操控性应计。
基本Jones模型以一个全新的视角，最先运用回归模型的方式，从总应计利润中将操纵性利润和非操纵性利润分离出来。为盈余管理的定量研究提供了实证证据，后期的很多盈余管理计量模型，都是建立在基本Jones模型基础上的。
（四）Modified Jones模型。Dechow、Sloan和Sweeney（1995）认为，基本Jones模型中的主营业务收入变化，仍然没有把公司管理者对收入进行操纵的因素考虑在内。因为他们认为，公司的管理人员还可以通过应收账款，来对主营业务收入进行操纵，从而达到对报告盈余进行操纵的目的。所以说，基本Jones模型会把盈余管理低估。为了避免这种偏差，应该在主营业务收入中把应收账款的变化剔除掉。于是他们对琼斯模型进行了修正，得到修正的琼斯模型为：
REV-REC表示t年的应收账款净额与t-1年的应收账款净额之差，其余的符号同Jones模型。
（五）Industry模型。行业模型是由Dechow、Sloan和Sweeney在1995年提出的。行业模型放宽了非操纵性应计利润在时间序列上不变的假设。他们认为影响正常性应计项目的因素，在同一行业中是没有差别的。由此他们得出，样本公司的正常性应计利润与同行业同规模的配对样本公司相比，应计利润之间必然存在着某种关系。基于这种假设，他们得到计量盈余管理的行业模型为：
NDA表示第t年的非随意应计，自变量表示行业所有非样本公司的总体应计的中位数。
三、盈余管理计量模型效果比较
盈余管理的计量模型在大量被应用的同时也受到了多方的质疑，国内外学者通过实证研究来比较不同模型对于盈余管理计量的效果。
从国外的研究结论来看，总体上认为现有的各种计量模型均存在计量误差，检测盈余管理的能力不高。而各个模型对于盈余管理的检验能力并未得到统一的结论。例如，Dechow等的研究结果表明，修正琼斯模型要优于Healy模型、DeAngelo模型和基本Jones模型；Bartov等在检验无保留审计意见与操控性应计利润间的相关性时发现，截面Jones模型以及截面修正Jones模型比时间序列模型更能有效地揭示盈余管理。Pae的研究认为具有现金流量的琼斯模型，极大地提高了琼斯模型在估计期的解释力以及在预测期样本外的应计的预测力。Ball和Shivakumar的研究结果揭示，包括不对称利得和损失确认的非线性琼斯模型，相对于其线性形式，解释了显著更多的应计的变化。
国内关于盈余管理计量模型的比较研究并不多见，而且多是从理论角度述评各种计量模型的优缺点，只有夏立军、张雁翎、陈涛、吴联生、王亚平、黄梅、刘文达等对盈余管理计量模型的检测效力进行过比较研究，但由于使用的检验方法和数据不同，待检验模型也不同这些研究对各模型在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计量中的效力尚未取得比较一致的结论。
主要参考文献：
[1]张雁翎，陈涛.盈余管理计量模型效力的实证研究.数理统计与管理，2007.5.3.
[2]刘大志.应计利润分离模型的效力检验——基于中国资本市场的实证研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1.1.
论文摘要：2002年财政部了《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征求意见稿)，以规范民间非营利组织的会计活动。这样，连同1998年开始执行的对国有事业单位经济活动进行会计核算的《事业单位会计制度》与《事业单位会计准则》，我国初步完成了有关非营利组织会计规范的建设。今年2005年，离2002年已经过去了3年，但我们到底最终要建立怎样的非营利组织财务会计体系?怎样去建立非盈利组织的财务会计体系？本文主要讨论和分析了非营利组织财务会计的运行环境、现状，然后先与企业进行比较，用企业会计原理和技术建立非盈利组织的财务会计体系；再与事业单位比较，为完善我国非营利组织的财务会计体系提供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Abstract:In2002MinistryofFinancehadissued"FolkMustSeekstomakeaprofitOrganizesAccountingsystem"(tosolicitopinionmanuscript),mustseekstomakeaprofitbythestandardfolkorganization''''saccountantstomove.Thus,startedtogetherwith1998tocarryoutcarriesontheaccountingtothestate-ownedinstitutioneconomicactivity"InstitutionAccountingsystem"and"InstitutionAccountantsCriterion",ourcountrycompletedinitiallyrelatedhasmustsoughttomakeaprofitorganizesaccountantthestandardtheconstruction.Howestablishesthenon-profitorganizationfinancialinventoryaccountingsystem?Thisarticlemainlydiscussedandanalyzeshasmustsoughttomakeaprofittheorganizationfinancialinventoryaccounting''''smovementenvironment,thepresentsituation,thencarriedonthecomparisonfirstwiththeenterprise,establishedthenon-profitorganizationwiththeenterpriseaccountingprincipleandthetechnologyfinancialinventoryaccountingthesystem;Againcompareswiththeinstitution,forconsummatedourcountrymusttoseektomakeaprofitorganization''''sfinancialinventoryaccountingthesystemtoprovidesomeconstructiveopinion.
Keywords:MustseekstomakeaprofittheorganizationMovementenvironmentFinancialinventoryaccountingsystem
前言
把会计分为企业会计和政府及非盈利组织会计两大体系，是现代会计的一大特征。但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把政府及非盈利组织称为预算单位，并按其职能不同分为财政总预算会计、行政单位会计和事业单位会计。其中，财政总预算会计和行政单位会计可称为政府会计，事业单位会计按其内容和性质可称为国有非盈利组织会计。我国采用的这种财政供给型管理方式和报账制会计管理模式是与我国计划管理体制相适应的，对过去几十年我国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保障和促进作用。原有意义上的国有非盈利组织会计与政府会计都是对国拨经费的收入和支出进行核算和报告，因而具有相似性，但与企业会计却有明显的差别。然而随着我国经济和财政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完善，对事业单位采用核定收支、定额（或者定向）补助、超支不补、结余留用的管理模式后，绝大部分国有非盈利单位一改过去纯国拨经费收支的局面，收支项目和内容呈多元化势态，并强调成本核算，从只注重现金收付走上了现金收付与资金使用效率并重的轨道。这一变化使得国有非盈利组织会计与政府会计的差别增大，而与企业会计的差别缩小，甚至在很多方面趋同。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一方面民间非盈利组织及企业兴办的非盈利组织机构不断涌现并发挥重要作用，另方面非盈利组织也利用其可支配的资金结余和技术优势兴办盈利性单位或进行投资。这就使得原来能够划分得非常明确的企业和非盈利组织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
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概念公告》第四号《非盈利组织编制财务报告的目的》讲到：本文的对象为非盈利组织，它们的业务以非营利性质为特征，并居统治地位。我们的理解：只有那些具有明显非盈利性质的组织才适用于其的这一概念公告，言外之意：必然存在一些非盈利性不是特别明显的非盈利组织，因此他们建立了适合他们自己的非盈利组织的财务会计体系。
可见，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盈利组织和非盈利组织在业务内容和管理方式上的交融与渗透，使得各自适用的会计准则界限变得模糊了。世界在变，我们也不应该落后；构建我国的非盈利组织财务会计体系的的任务迫在眉睫。
非营利组织是公共组织，其运行环境与私人组织的运行环境存在着显著的不同，主要体现在组织目标、财务来源、监督与控制、激励机制以及决策受外界的影响程度等方面由于会计和环境的血缘关系，即会计具有反映性，非营利组织会计存在明显的特征。
一、非营利组织的的运行环境
通常，非营利组织与盈利组织的主要区别在非营利组织有以下特征：1、非营利组织从提供者那里以捐赠形式收到大量资金，而这些提供者并不期望收到相应的货币收益。2、非营利组织运行不以盈利为目的。3、非营利组织没有明确的能被出售、转让和赎回的产权利益。其运行环境主要表现为：
（一）组织目标的模糊性和多样性
私人企业以获取利润或收益为组织目标，而非营利组织的目标则不同，是每年在财务和其他资源允许的范围内提供尽可能多的产品或服务。非营利的财务管理，通常关注更多的是财务资源的取得和使用，即关注营运资本的来源和使用、预算情况及现金流量，而不是净利润或每股收益。与私人企业相比，非营利的目标更多样化且较模糊，难以清晰的确定。在非营利组织中，不仅不同目标之间可能存在冲突，而且经常出现目标与实现目标的有效途径之间缺乏明显的联系。
（二）财务资源的来源
与私人组织相比，非营利组织的财务来源渠道和方式有所不同。企业主要是依靠投资者的投资和销售产品或提供服务的收入来筹集财务资源的，非营利组织主要是通过捐赠和政府拨款取得财务资源。由于非盈利组织不以盈利为目的，所以他们通常不区分投入资本和收入。
此外，有些非盈利组织也会和私人组织一样通过销售产品或提供服务来获取财务资源，但是与私人组织类似的行为却有很大的区别。比如：（1）非盈利组织提品或服务一般是垄断的，如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不存在竞争市场来评价产品或服务的价值。（2）非盈利提品或服务时，虽然也像私人组织一样对使用者进行收费，但收费不是为了获利，而是为了弥补部分成本。因此收费标准的制定通常不考虑产品的或服务的供求关系，并只是以成本为基础。（3）由于非盈利组织产品市场不具备竞争性，所以可提供决策的信息（如价格、利润、市场份额等）较少，造成资源分配的效率低下。
（三）非盈利组织的监管
不像私人企业，消费者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偏好选择是否购买产品或服务，投资者根据私人企业的获利情况进行投资活动，这些对企业形成强大的约束力。在非盈利组织中常常缺乏竞争，资源的提供与产品和服务的受惠之间不存在关联性，或关联程度较小。非盈利组织的业绩和经营成果计量通常较为困难，非盈利组织不存在盈利动机和盈利指标构成的分配和规范机制，很难通过市场竞争机制进行优胜劣汰。而且，公众对非盈利机构的监督权力往往间接的通过自己的名意代表来反映公众的意愿，或者是通过新闻媒体等其他间接途径来表达意见。这种间接的监督行为要转化为促使非盈利组织的产生的有效压力，往往很难和不准确。
（四）非盈利组织的规则导向
为保证公共资源的被恰当的使用，避免出现不经济、无效地使用公共财务资源的情况，通常采取更严格的法律、法规个其他控制机制进行约束。立法部门、监督部门及法庭的监督形成非常繁多的法律、法规和制度限制，较多的外部权威的存在约束和影响了非盈利组织的运作和程序，导致非盈利组织形成“规则优先”的运作模式。规则导向使得非盈利组织对效率的判断不是基于结果，而是以遵守规则的程度为判断依据。同时，僵化而繁杂的规则体系限制了雇工的自主性和创造性。
（五）非盈利组织结构、决策过程和激励机制
非盈利组织也是官僚制组织，具有以下的特征：森严的等级制度；升迁取决于功绩和技能；长期供职与官僚制度；照规章制度办事；信息的横向沟通较少、信息的获得较复杂和困难；高层领导的人事变动较快。由于非盈利组织外部存在众多的政治势力，内部有繁多的规则和制度限制，承受着较多的外部影响和压力，使得管理人员在决策过程中拥有较少的自。同时，非盈利组织管理人员对下属和下层机构的权威也相对较小。另外，非盈利组织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没有最终委托的人，不存在“剩余索取权”的激励机制、规则和制度上的限制约束着工资、提升等外在激励的作用，激励机制明显不足。
二、非盈利组织的财务会计现状及构建的意义
（一）非盈利组织的财务会计现状
目前我国非盈利组织正面临各种财务困境，普遍存在着资金匮乏、支出规模较小、收支结构不合理等问题，更缺乏完善的财务制度。
1、资金匮乏，收入结构不合理
资金的短缺使得非盈利组织没有足够的财力实现为公益服务的社会使命，一些非盈利组织甚至由于资金太少而难以为继。根据调查，在我国非营利组织中，仅政府提供的财政的财政拨款，补贴和会费收入就占了非营利收入来源的70%以上，其中又以财政拨款和补贴居多。营业性收入仅占收入的6%左右，募捐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例更是微不足道，仅有百分之二点多。
2、支出规模小，结构不合理
将近90%的非盈利组织每年支出额在50万元以下，甚至有些组织的年支出额不足1000元。在总支出中，真正用于活动或项目的经费相对较低，不到总支出的一半，远低于日本等国的水平。支出结构不合理还体现在非盈利组织往往把绝大部分支出用于短期项目而忽视自身组织能力的建设。
3、缺乏完善的财务制度，财务管理水平落后
从总体上来看，我国缺乏系统而完整的非盈利组织财务制度。各种财务制度散布于各部门、各行业非盈利组织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与相关范是中。由于财务制度不尽完善，相当多的非盈利组织一般不做年度报告，或者随做年度财务报告但无严格审计。非盈利组织中的财务管理同样没有得到应有重视，其水平远远滞后于组织自身的发展，组织中缺乏有效的财务监督和财务评价机制。
（二）在我国建立非盈利组织财务管理体系的意义
1、建立科学规范的财务会计体系是非盈利组织健康发展的保证。
2、建立科学规范的非盈利组织财务会计体系使社会资源得到更加合理的配置，是我国国民收入分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了社会分配的均衡性与公平性，有利于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
3、建立科学规范的非盈利组织财务会计体系是组织机器更加良好地运行，有利于我国的可持续性发展。
4、对我国非盈利组织财务会计体系的探讨有利于进一步充实财务理论，丰富财务管理科学的内容。
三、非盈利组织会计与企业财务管理体系的比较
由于会计具有反映性，非盈利组织的环境和企业存在巨大的差异，使非盈利组织会计具备特有而鲜明的的特征。但会计也具有技术属性，非盈利组织会计和企业会计在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的许多方面是一致的。在实务中，企业会计常被作为基准用来评价非盈利组织会计、那么如何利用企业会计有关原理和技术来构建非盈利组织管理体系呢？
（一）非盈利组织会计的目标
非盈利组织会计有三级目标，即基本目标，中级目标和高级目标。基本目标是保持其资产的安全完整，防止腐败和揭露贪污。中级目标是促进合理的财务管理。财务管理的对象包括购买货物或服务付款、借款和偿付债务等。运行良好的非盈利组织对各项业务活动都进行精确地预算或适当地计划，财务会计制度对经适当授权的交易的执行情况进行记录。为此，非盈利组织必须建立成本会计制度进行成本核算，使其能促进经济高速、高效的运行。非盈利组织的会计的高级目标是帮助自己或政府解除受托责任。受托责任存在于官僚机构对首席执行官的受托责任，解除受托责任的目标可通过增加人披露信息的激励和减少委托人的信息成本来更好的实现。
与企业会计首要目标是决策有用性相比，受托责任是其报告的基石。财务报告是提供给资源提供人易于评价管理当局受托的报告。非盈利组织受托的责任主要强调了对项目受托责任和业绩受托责任进行计量和报告，但也必须对政策受托责任、合法受托责任进行适当地报告。业绩计量不应受利益关系集团的操纵，不含糊且明确的计量是履行受托责任不可或缺的条件。因此，非盈利组织会计特别强调客观性。
（二）非盈利组织的会计控制
非盈利组织的特征是“没有最终委托人的人”，不存在所有者的权益，一般不受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约束。非盈利组织主要是通过法律（规）及合同条款、基金会计和预算控制来替代其所缺乏的市场规则，并对组织进行约束和控制。非盈利组织的会计恒等式为：资产—负责=净资产（基金余额）；收入—支出=节余。
1、主体和基金
非盈利组织提供的产品或服务不存在竞争性的市场以及没有剩余索取权的情况下，很难明确地制定管理者业绩评价标准。结果，与非盈利组织进行协作而发生交易的主体，只能通过在理事机构中寻求代表和对管理决策实施加适当限制的方式来保护自身的利益。因此，非盈利组织会计广泛使用基金和基金会计。
基金是拥有自我平衡帐户体系的一个财政和会计主体，用于记录现金和其他财务资源、相关负债、剩余权益或余额及其变动，基金帐户的设置应便于遵守特定的法规要求、限定条件和约束条件来开展活动并实现一定目标。非盈利组织会计的显著特征是将会计科目划分成多种基金主体，每一种基金主体都与该组织的委托契约所规定的某一种特定产品或服务有关，但理事会通常会限定基金的使用和基金间的转移。非盈利组织会计通过基金主体来控制时间限制和用途限定的资源，防止管理当局将各种基金混合在一起使用，确保证明非盈利组织遵守了法律和管理要求。
由于基金会计的使用，非盈利组织存在会计主体和报告主体之分，一个报告主体包括多个会计主体。
2、预算、拨款和经费保留款
非盈利组织用预算规则替代了其所缺乏的市场规则，预算在非盈利组织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预算控制组织的理事会机构负责批准，它是非盈利组织的工作计划中对管理当局在各个方面的活动作出了详细专门指导。预算执行情况的比较信息提供了评价管理当局的受托责任的基准。
与政府有联系的非盈利组织要有详细预算的编制和审批，它的预算将纳入政府会计系统，确保政府的行为能力能够符合契约主题的期望。经批准的逐项拨款作为可用于该年度每一项目的款项，都记录会计帐簿中。由于政府基金的用途是有限制的，为了避免任一帐目的支出超过拨款，设置了经费保留款科目进行控制。会计与控制的这一特征确保组织的理事机构意愿不会由于执行差错或执行意图而收到阻挠。然而，预算抑制了管理者的创造和革新的动力。
3、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的融合
在非盈利组织中，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不能象企业会计中那样简单的区分。在非盈利组织会计中，管理会计指预算和控制，它不只为管理当局服务。预算用来表达公共政策和政治偏好，预算是取得宏观经济目标的收入和支出政策工具，预算信息为业绩计量提供标杆。预算和会计是很难进行区分的，它们在说明和解除其和政府的财务受托责任方面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的。
（三）资产和负债的确认和计量
非盈利组织的资产和负债很难进行定义。非盈利组织资产包括自然资产、继承资产、基础资产、国防资产、大量的无形资产等资产。对于某些非盈利组织的资产来说，成本记录、计价方法、会计准则和市价可能并不存在，资产的可靠计量可能是并不存在的，资产的可靠计量可能是困难的，实务中许固定产品是不计折旧的。当由于缺乏可靠计量而使这类资产不能被确认，为了反映这类资产往往以附注的形式来披露。
非盈利资产按其流动性可分为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资产，按资产的用途是否限制可分为限制性资产、非限制性资产，和抵押资产。非盈利组织资产的计量，区分交换性或非交换易获得的资产分别采用不同的计量模式。对交换性获得的资产采用历史成本，或修正的历史成本进行计量，对于以非交换易获得的资产，以收到的资产的公允价值计量。
（四）收入和支出的确认和计量
非盈利组织在提供其公共物品的垄断性。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使的不付费者照样可以消费，因此需要通过非交换易对其进行融资。这些特征使得产品或服务的提供和收入的确认失去了联系，使公共组织的收入和费用进行匹配不可能。同时，由于非盈利组织和公众间的许多交易和事项的非自愿性加剧了收入和费用的非匹配性。另外，非盈利组织的运营报表按资源流动进行计量和确认，不注重计量它的服务和成就。
公共组织的收入分为非交换易收入，交换易收入。其他利得三类。税收、拨款和补助等在内的非交换易使公共组织主要的财务来源。其中非盈利组织的财务来源主要是拨款和补助，但拨款和补助的资源提供者经常提出合格性标准或对提供资源的用途进行限制，只有满足合格性标准才能对拨款和补助进行确认。
非盈利组织的的成本计量重点是“支出”，而非“费用”，即会计期间内为（1）日常运营；（2）资本支出；（3）长期借款本金的偿还和支付利息；（4）拨款或补助支出等目的而支出的财务资源的金额。
（五）非盈利组织会计的研究方法
与企业会计的实证研究快速发展相比，由于受数据获取途径等因素限制，非盈利组织会计研究基本还停留在规范研究阶段。非盈利组织的职能就是确保社会所有的契约能够被有效履行，确保各契约方的合作。非盈利组织本身又是一组契约的组合，当局的任务就是通过协商签订各利益方都满意的契约，并确保契约的有效履行。非盈利组织会计实证研究就是运用契约理论来研究会计政策变更对各利益方的影响。桑德运用契约理论来解释和判断非盈利组织会计和企业会计的差异。目前，我国除了侧重进行非盈利组织会计规范研究外，还大力提倡非盈利组织会计实证研究，以便于对会计准则制订提供更多、更好的建议。
四、我国的非盈利组织和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的比较
（一）非盈利组织和事业单位
非营利组织一词是从西方引进来的，而事业单位却是我国所独有的名词。许多人认为，非营利组织在我国就是指我们通常所说的事业单位。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有不妥之处。
在我国，主要从两个方面对事业单位进行界定：一是将事业单位与企业单位比较，将是否以营利为目的、是否从事生产职能作为划分事业单位和企业单位的标准，事业单位不以营利为目的，不具备社会生产职能；二是将事业单位与行政单位比较，将是否具有国家行政管理职能、是否具有行政权力作为区分事业单位和行政单位的标准，事业单位不具备国家行政管理职能，不具有行政权力。因此，总结起来：事业单位是不具有社会生产职能和国家行政管理职能、不以营利为主要目的的、其资金供给依靠国家财政拨款或者其他来源，直接或间接为社会生产、为人民生活服务的社会组织或机构。
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的《财务会计概念公告》第四号“非营利组织财务报告的目标”中规定，非营利组织的主要特征为：（1）大部分资财来源于资财的供应者，他们不期望收回或据以取得经济上的利益；（2）业务运营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获取利润或利润等价物而提品或劳务；（3）没有明确界定的所有者权益及其出售、转让或赎回，以及凭借所有权在组织解散时分享一定份额的剩余资财。
通过对两者内涵的了解，我们可以看出两者的异同：
二者的相似之处在于都不以营利为目的，都不是国家行政单位，都是直接或间接为社会为人民服务为目的或宗旨。
不同之处主要在于：（1）我国的事业单位主要由国家投资兴办，政府对事业单位的管理或者控制是很严格的，这主要是由于我国长期处在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对事业单位实行统收统支、全额预算，事业单位由国家投资兴办，基本上属于全民所有制；而西方的非营利组织可以由政府兴办，可以由私人资助兴办，也可以由社会慈善机构资助兴办，资金来源是多样化的。（2）我国的事业单位覆盖面很广，包括科研、文化、教育、卫生、农业、水利、林业以及其他几个类别，有些事业单位虽不是行政部门，但也作为行政部门的补充，有时也行使行政单位的权力，且单位负责人大都具有一定的行政级别，因此受制于主管部门。而西方的非营利组织主要集中在一些社会公益性、社会福利性的机构。即使是由政府出资兴办，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之间也不存在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
我们认为，可以把我国目前的国有事业单位和非国有事业单位统称为非营利组织，以此作为非营利组织会计准则的唯一核算主体。
（二）我国非盈利组织财务管理体系的建立
因为当今非盈利组织存在国有和非国有，且还存在部门利益、会计制度条块分割信息零散和披露不充分的原因。为建立我国非营利组织会计体系的学术界存在两种观点
1、主张按照西方主要是美国的做法来制定我国的非营利组织会计规范。美国主要有两大类会计规范，即政府会计规范与私立部门会计规范。其中，政府会计规范是由美国政府会计准则委员会(GASB)来实施，用以核算与政府相关的各种活动，其适用范围是州和地方政府及其单位，其中包括政府举办的诸如学校、医院等公立非营利组织，但不包括非政府举办的诸如学校、医院等私立非营利组织。而私立部门会计规范主要是由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来制定实施，主要用于各种私立组织如企业，私立非营利组织如同私立企业，由FASB为其制定会计规范。也就是说在美国，把非营利组织区分为公立非营利组织会计规范和私立非营利组织两种，这二者的会计规范是不同的，即公立非营利组织会计属于政府会计规范，而私立非营利组织属于企业会计规范。
2、可以借鉴但不完全按照美国的做法，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非营利组织会计规范。我国《非营利组织会计问题研究》课题组在借鉴美国非营利组织会计准则体系的基础上，提出了改革我国事业单位会计准则的思路。他们认为：在我国，国有事业单位类似于美国的公立非营利组织，非国有事业单位类似于美国的私立非营利组织，包括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体、基金会等。在目前的会计实务中，非国有事业单位执行国有事业单位会计规范(即事业单位会计准则、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由于国有事业单位与非国有事业单位无论是资金来源，还是开展的业务活动等方面存在许多差异，实务中存在许多问题。因此，我国的事业单位会计规范可在一定程度上借鉴美国的做法，区分情况分别制定。对于己全面走向市场并与财政脱钩的事业单位，经过改制后应执行企业会计制度；对于继续主要依靠财政拨款并纳入预算管理的国有事业单位，其会计规范仍执行现行的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并将其纳入政府会计的范畴；对于非国有事业单位，其会计核算既不同于企业，也不同于政府单位，应单独制定《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予以规范。
目前财政部的《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征求意见稿)第二条中明确指出：“本制度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成立的各类民间非营利组织（简称非营利组织，下同），包括社会团体、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由此可见，这个制度草案主要是用于规范非国有事业单位的会计核算，因此，它基本是遵循了第二种观点。
这两种观点都是借鉴美国的做法，借鉴先进的做法没有错，问题是该如何借鉴。
对于第一种观点，我们不能完全照搬别人的做法，一个国家的会计规范与其国情是分不开的，我们制定会计制度应从本国实际出发，应该能很好地解决本国的实际问题。从现在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的国有事业单位逐渐的进行改制，与原主管的行政部门脱钩，有自己的经费来源，因此不能简单的把他们并入政府会计体系；而我们的民间非营利组织尽管有盈利的目的，如私立学校、私立医院等，因为如果没有利润，民间资本是不会投入到这些本应由政府兴办的社会公共部门的，但我们不能否认的是，这些民间非营利组织也具有非盈利性和公共性特征，譬如以打工一族的子女为对象的“打工子弟”学校，因此，也不能简单的把他们纳入企业会计规范。
对于第二种观点，它是在充分考虑了我国实际情况并借鉴他人的做法基础上提出来的，具有可行性。但制定一项准则或制度要有一定的前瞻性。从长远来看，我们的国有事业单位与非国有事业单位都要有盈利，但又都不是单纯的向企业那样追求利润，都要提供一定的公共产品，具有公共性的特征。因此，如果将国有事业单位的会计核算纳入政府会计体系，就与行政单位的单纯性质不相符，同时也与单独按《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进行核算的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体系不相符，这就使具有同一性质的会计活动发生了人为的割裂。
结束语
总之，一个体系和准则的建立既要有前瞻性，使之能适用未来一段时期；还要考虑到现实实用性，使之能解决现存问题，并能够与现存的制度有机结合，形成体系，不至增加制定准则的“重置成本”。我国应该建立统一的非营利组织会计体系和准则，这一体系与准则应适用于所有的非营利组织，包括目前的国有事业单位和非国有事业单位。考虑到不同性质事业单位的区别，可以借鉴企业会计体系的模式，用企业的会计有关原理和技术，采取准则与制度并存的模式，制定不同的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体系，甚至可以根据特殊情况，针对具体的单位制定具体的会计核算办法，这样形成统一与灵活相结合的非营利组织会计规范体系，且可以把现在的《事业单位会计制度》与《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征求意见稿)包括进来，以充分利用现存制度。
经过一个月的努力，我的毕业论文终于完成了，同时也为我的大学生活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回首四年的大学生活，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有成功的喜悦，也有失败的泪水，在此我要对在这四年中给予我在生活和学习上给我以帮助的老师和同学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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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于2006年2月颁布的新准则引发了学术界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国内许多学者从理论上就新准则对盈余管理的影响进行了预测和分析。赵治纲（2007）提出，新会计准则中包括投资性房地产、非货币易、债务重组等9个具体准则很有可能被上市公司用来作为盈余管理的手段，必须引起有关监管机构和投资者的重点关注。刘泉军、张政伟（2006）认为，新准则对公允价值的引入持谨慎态度，在运用时有较多的条件限制，因此公允价值的适度应用不会成为操纵利润的工具，债务重组不会被滥用，同时新准则下，利用减值准备调节利润的空间将越来越小。沈烈和张西萍（2007）则认为，新准则体系下，盈余管理可借用的空间有消有长，并且对于不同类型、不同行业、不同地域的企业影响并不均衡。可以看出，就新准则对盈余管理程度的影响，理论界尚未有统一的观点，有待进一步的实证检验。公允价值计量对盈余管理影响方面，由于公允价值在我国运用的时间不长，相关的实证研究文献比较有限。徐经长、曾雪云（2010）以2007年、2008年持有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了公允价值收益、公允价值损失与管理层薪酬之间的敏感系数，发现上市公司存在着对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重奖轻罚”现象，表明公允价值对管理层薪酬契约有明显影响，而薪酬契约是盈余管理的一个重要动机，因此公允价值很有可能对盈余管理产生影响。有部分学者从金融资产、债务重组等角度研究新准则体系下，公允价值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张涵，2008；路国光，2008；马超逸2009），但所用数据区间跨度较短，且结论不尽相同。综上，对于新准则实施以及公允价值应用对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影响的考察，需要进一步的实证研究作为证据。新准则实施至今，财务数据比较充足，目前是检验新准则实施后果的一个较为恰当的时机。本文将首先比较新准则实施前后，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其次，将从交易性金融资产、投资性房地产、债务重组、非货币易以及资产减值损失的角度检验新准则下公允价值计量对盈余管理程度的影响。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2006年2月颁布的新会计准则，在旧准则的基础上加上了20多项准则及指南。从对盈余管理影响的角度分析，一方面，新准则禁止了长期资产减值转回这一传统的盈余管理重要途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通过资产减值损失进行的盈余管理；但另一方面，新准则在固定资产折旧、无形资产摊销等方面赋予管理者更多选择和判断的空间（赵治纲，2007），例如，新准则下固定资产折旧年限、折旧方法以及预计净残值的改变，都采用未来适用法，不用追溯调整；无形资产的摊销年限不再被限制，并且摊销方法也不仅局限于直线法。而公允价值的重新引入，在债务重组、非货币易等事项上需要更多的职业判断，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增大了管理者进行利润操控的空间。此外，2008年的金融危机导致很多公司的资产大幅减值，之后的市场也大不如前，处于财务困境的公司有比较强烈的盈余管理动机。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假设1：新准则实施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显著提高根据新准则规定，交易性金融资产和投资性房地产当期的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并且影响当期利润。由于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基于公开、活跃的证券市场，比较容易取得，留给管理者的盈余管理空间很小。同时，金融资产一旦划分为交易性金融资产，在今后不得重新分类为其他金融资产，因此管理者在初始分类时会持谨慎态度。目前为止，采用公允价值后续计量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司数目很少，并且选择采用公允价值后续计量模式以后也不得转为历史成本模式。因此，本文认为交易性金融资产和投资性房地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不会对盈余管理程度产生重大影响。由于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反映上述两项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据此提出假设：假设2：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对盈余管理程度无显著影响新债务重组准则将因债权人让步而导致债务人豁免或者是少偿还的债务，作为营业外收入，计入当期损益，对于实物抵偿债务，引入公允价值计量。这一变化为一部分公司提供了进行利润包装的新手段。同时在新准则下，非货币易也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其价值确定需要大量的职业判断。当一些公司陷入财务困境时，管理者很有可能通过债务重组和非货币易的途径在短期内迅速增加当期利润，实现盈余管理目的。所以新准则下，债务重组和非货币易增加了进行盈余管理的空间。已有研究表明，这两项收入是营业外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选用营业外收入作为其替代解释变量提出假设：假设3：营业外收入越高，盈余管理程度越高在旧准则下，长期资产减值的计提和转回是管理者进行盈余管理的重要途径。新准则下，虽然长期资产减值的转回被禁止，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通过资产减值损失进行盈余管理，但存货、坏账准备等流动资产的减值准备在满足一定条件下仍可转回，上市公司仍有可能通过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公司管理层有可能在财务状况好的时候，多提减值，为日后盈余管理进行能量储备；在财务困境时，违背真实的情况，少提或不提当期应该计提的减值准备，甚至转回以前年度计提的减值准备，使得本期操控性应计利润水平提高，从而提升当年业绩。本文以资产减值损失作为资产减值的解释变量，提出假设：假设4：资产减值损失科目数额越少，操控性应计利润水平越高操控性应计利润是管理者可以通过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等方法操控的应计利润，作为盈余管理程度的衡量指标之一，被广泛地应用于各种盈余管理相关的研究中。本文首先从操控性应计利润的角度，对新准则实施前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进行比较，检验假设1。其后进一步探讨公允价值计量对盈余管理程度的影响，对假设2、3、4进行检验，最后分行业对假设1的结论进行稳健性检验，按盈余管理动机对假设2、3、4的检验结果进行验证。
（二）新准则实施前后盈余管理程度比较具体为：（1）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本部分研究中，选择2003年至201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来自国泰安金融数据库。对上述样本做如下处理：剔除金融、保险业的公司，剔除模型中主要变量数据缺失的公司，最终获得样本公司11976家。（2）变量选取和模型建立。采用非操控性应计利润作为衡量公司盈余管理的指标，计算借鉴吴联生、王亚平（2007）总结的通过非预期应计利润模型的方法进行。其中，DTACt为上述计算得出的公司第t年末操控性应计利润；dummyt为虚拟变量，若年份t≥2007（即新准则实施后），dummyt=1，否则dummyt=0；ROEt为第t年的净资产回报率，以当期盈余与期末净资产的比值表示；LEV为产权比率；SIZE为规模，以期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表示；PB为市净率；此外模型还对行业进行控制。本文对于假设1的检验，就是要考察α1是否显著为正。
（三）公允价值计量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具体为：（1）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本部分研究样本，是在上部分研究样本的基础上，进一步剔除2007年之前的数据，以及模型二中主要变量缺失的公司，得到样本数据5942个。（2）变量选取和模型建立。本部分研究探讨公允价值计量对盈余管理程度的影响。根据准则规定，交易性金融资产和以公允价值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变动情况计入“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因此本文选用“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作为交易性金融资产和以公允价值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对盈余管理影响的替代解释变量“；营业外收入”一直是盈余管理的重灾区，在公允价值计量下，债务重组和非货币性资产交易利得是“营业外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本文选用“营业外收入”作为债务重组和非货币性资产交易以公允价值计量对盈余管理影响的替代解释变量；此外，本文以“资产减值损失”作为资产减值的替代解释变量。针对假设2、3、4，本文提出模型2。其中，FV表示“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数值除以期末资产总额表示；YYW表示“营业外收入”，以“营业外收入”科目数值除以期末资产总额表示；JZ表示“资产减值损失”，以“资产减值损失”科目数额除以期末资产总额表示。其他变量的解释同模型1。对假设2、3、4的检验，主要考察β1是否不显著，β2是否显著大于0，β3是否显著小于0。
三、实证检验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表（1）提供了两个数据样本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出，新准则实施后公司的平均业绩和市净率有较大程度提升，但平均盈余管理水平也明显提高，平均规模和平均产权比则较为稳定。另外，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平均数额远低于营业外收入和资产减值损失，可见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或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司并不多。为了控制极端值的影响，在回归时对所有变量进行1%~99%winsorise处理。
（二）回归分析表（2）是各假设的检验结果。模型1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dummy的系数为正，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2007年之后公司的操控性应计利润水平明显高于之前的年份，即新会计准则实施后，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显著提高，假设1的推论得到证实。模型2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FV的系数并不显著，表明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与操控性应计利润不相关，即交易性金融资产和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并不对公司盈余管理程度产生显著影响，这与假设2相符。YYW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营业外收入越高，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也越高。在新准则下，债务重组和非货币性资产交易是营业外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该结果显示，公允价值计量下，债务重组和非货币性资产交易很可能已成为管理者进行盈余管理的新途径。假设3的推论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验证。JZ的系数为负，在1%的水平上显著，反映资产减值损失数额越大，操控性应计利润越小，表明在公司需要调高利润的年度，管理者很有可能通过少提或不提资产减值损失，增加当年利润，粉饰业绩，达到盈余管理的目的。
（三）稳健性检验已有理论研究认为，新准则的实施对不同行业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影响并不均衡（沈烈、张西萍，2007），本文按照行业一级代码将样本一分为12个组，利用模型1分别进行回归，检验新旧准则对不同行业盈余管理的影响。表（3）反映了检验结果。可以看出，针对新准则的实施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的影响，各行业情况有所不同：新准则的实施显著提高了制造业、交通仓储、信息技术、批发零售以及房地产业的盈余管理水平，而农业和电力能源行业的盈余管理程度却是显著降低，其他行业则不显著。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在于：由于各行业涉及的业务范围、竞争环境、生产特征等方面均有较大差别，新准则中各项实施细则的变动对各行业公司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很可能也会有所区别；新准则实施以后的年份中，一些制度法规的变动（例如税收政策、行业规范等）对各行业的影响会有所差别；针对一些政府重点发展和扶持的行业，例如农业、能源行业等，享受近年来推行实施的各项鼓励政策、引导政策以及政府较大力度的财政支持和财政补贴，而进行盈余管理需要承担一定的风险，所以相比而言，从事这些行业的公司管理层，不会有很强烈盈余管理动机。根据公司所处的财务状况不同，管理者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各异，相应采取的盈余管理方式也会有所差异。前人已有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主要动机有“洗大澡”、扭亏为盈、配股和平滑盈余等（张丽，2009）。为了保证模型2结果的稳健性，同时为了进一步探究具有何种盈余管理动机的公司管理者选择利用公允价值进行盈余管理，本文根据ROE的范围将模型2的样本按照不同的盈余管理动机细分为亏损公司、微利公司、配股动机公司和平滑动机公司四个组，并利用模型2分别进行回归。其中ROE<0的公司为亏损公司，ROE的范围在［0，1%）的公司为微利公司，ROE的范围在［6%，7%）的公司为具有配股动机的公司，ROE≥10%的公司为具有平滑盈余动机的公司。表（4）反映稳健性检验的结果。可以看出，四组样本的回归结果中，FV的系数均不显著，说明对于具有这四种盈余管理动机的公司，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与操控性应计利润均不相关，假设2的结论比较稳健。其可能原因在于，目前为止，我国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司寥寥无几，不能产生重大影响，而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有较为成熟的市场为基础，易于确定，留给管理者的操控空间很小。因此，交易性金融资产和投资性房地产以公允价值计量都不会对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产生显著影响。假设3的结论对于亏损公司和具有平滑动机的公司比较稳健，说明这两类公司更倾向于通过“营业外收入”科目进行盈余操控，而债务重组和非货币易很可能已成为实现盈余管理的重要手段。此外，资产减值损失对盈余管理程度的影响并不十分稳健，可能的原因是，在旧准则中长期资产减值损失的计提和转回是管理者进行盈余管理的重要方式，新准则中禁止长期资产减值转回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管理者通过这一途径进行盈余管理（张然等，2007），因此资产减值损失对盈余管理的影响也会相应削弱。
四、结论
1.文献综述
以往的实证研究中，考虑到审计质量难以直接度量，许多学者选择用以下4个指标对其进行间接衡量: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非标意见的比例、审计收费的高低以及会计盈余价值相关性，其中被广泛运用的是盈余管理程度指标。国外许多研究学者认为审计质量对盈余管理行为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陈信元、董普等则通过各自的研究发现，由于审计限制盈余管理的作用是随审计质量的变动而变动，已审财务报告中的盈余管理程度可以反映出审计质量的高低。因此本文选取盈余管理程度来间接地衡量外部审计质量。国外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了审计质量的影响因素。其中:DeAngelo认为虽然审计师都具备行业认可的专业技能，但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质量与会计事务所规模仍有一定的联系。他指出审计师以其提供的特定服务获取客户准租，拥有较多客户的大型会计事务所一旦不能准确识别财务报告信息漏洞则面临的经济损失较大，因而会提供较高的审计质量。Lennox研究了非审计服务与审计质量之间的关系。他发现在英国威尔士陷入财务困境的公司更倾向于较早地披露非审计服务的费用，会计事务所规模、董事持股比例及非审计费用与信息披露时间无显著关系，这些结论对以往学者关于积极披露非审计服务费用与审计质量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的观点提出了疑问。
同时有证据显示非审计服务费用信息的披露与审计质量仅有微弱的正相关，这也预示着会计事务所非审计服务并不会降低审计质量。Mansi等对会计事务所特征(审计质量和审计任期)与公司负债融资成本以及审计质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们发现投资者认为审计任期较长不但不会损害审计质量，相反会提高审计质量。Chan和Wu则发现会计事务所合并之后，审计质量会提高。作者运用会计事务所合并的相关数据证明了会计事务所合并会减少会计师向特定客户妥协的诱因，进而提高独立性;同时还通过对选定的配对样本进行回归分析的方法，得出了会计事务所合并提高审计质量的结论。同时国内也有许多学者对审计质量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研究，成果颇丰。其中李平依据我国资本市场的现状，回顾以往国内相关的文献，总结出审计质量主要受以下三方面因素的影响:会计事务所、公司治理结构、资本市场环境。其中，会计师事务所特征对审计质量的影响是国内学者的主要研究对象，其具体表现在事务所的规模、品牌声誉、非审计服务、审计任期、审计费用、市场占有率以及审计人员的专业素质等方面。在会计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之间关系的研究上，漆江娜等许多学者认为，大型会计师事务所由于管理完善、会对员工进行专业后续培训、且对某客户的经济依赖程度低，因而会有较高的审计质量。
而刘成立却认为我国会计师事务所规模变大主要是通过政策性主导的群体性合并，审计质量并没有真正得到提高。为此，有学者针对会计事务所合并对审计质量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这其中张俊生和曾亚敏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与Chan和Wu类似，事务所合并未对客户企业的可控应计数量产生显著性影响，但会显著降低客户企业正可控应计(调增收入)的概率，且会显著提高可控应计对股票收益、下期盈余与下期经营性现金流量的解释力，而且能降低客户企业盈余管理(以微盈利作为表征量)的概率。但从整体而言，事务所合并有助于提高客户企业财务报告信息质量。这也间接支持了漆江娜等的说法，即大型会计事务所具有较高的审计质量。为了消弭分歧，本文采用未经过合并的“四大”①作为大型会计事务所的替代变量，其他均为小型会计事务所。
然而，国内很少有学者在研究审计质量问题时考虑到政府因素的影响。不能忽视的是，我国最初成立资本市场的目的就是使国有企业顺利完成改制、脱困，因而在很多方面都会有政府干预的痕迹。另外，对于我国众多企业而言，成功上市是其经营的重要战略目标之一，随着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上市资格正在逐渐成为一种稀缺资源。为了使本地公司跨过审计这道门槛顺利实现上市，地方政府会强烈地干预外部审计过程，因而会影响到审计师对执业风险的判断，最终影响到外部审计质量。因此曹志文等指出未来的审计质量问题的相关研究不能忽视政府关系以及政府作用这一因素。国有企业所有权归中央或地方政府所有，且国有企业又是政府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途径，故在研究审计质量问题时可以根据企业所有权这一变量来衡量政府因素的影响。由此本文在进行大型会计事务所审计质量的研究时考虑到了企业所有权的影响，并提出了大型会计事务所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盈余管理程度的影响可能具有差异性的假设。本文主要贡献有三点:(1)中国情境下，由于不同所有权性质企业的会计盈余操纵需求不同，本文在以往审计质量与盈余管理研究的基础上考虑了企业所有权的影响，对以后的审计质量与盈余管理研究有一定的理论借鉴意义，即在研究审计质量与盈余管理问题时需要控制企业所有权这一变量。(2)考虑到新会计准则实施于2007年，属于样本研究区间，本文进行了额外检验验证了其对研究假设的影响，并探讨了新会计准则的实施对不同所有权性质企业盈余管理程度影响的差异。(3)本文在一定程度上为企业的会计事务所选择指明了方向，也为投资者评判财务报告信息质量提供了间接的评判依据。
2.研究假设
自1990年代初国企改革走公司化道路以来，政府出于社会与政治目的，一直保持着国有上市公司CEO的任命权。
数据显示，1993～1997年期间国有上市公司CEO中28%都是通过政府任命的。国有企业的经营目的更多的是为国家分配社会资源这一政治和社会目的服务，而非国有企业的经营目的就是公司价值最大化，这一点显然不同。同时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非国有企业的薪酬激励体系对经理人的会计盈余行为激励明显，而承担双重责任的国有企业的政治与薪酬并存的激励体系使国有企业经理人对会计盈余数字不敏感，会计盈余行为的动机也会较弱。由于政府因素的存在，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因其所有制性质不同，关系、破产风险也不同，非国有企业无法获得足够的政府支持，资金压力较大，增发和配股的需求强烈，加之，非国有企业经理人的薪酬对会计盈余数字很敏感，为了薪酬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较强，因而非国有企业盈余管理动机与国有企业相比较强。假设1:相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管理者的盈余管理动机较强。
会计事务所提供的审计服务能够抑制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进而提高财务报告的信息质量。随着管理者盈余管理动机的不断增强，外部审计抑制盈余管理的效果也更加显著，审计质量显得就越高。也即是说管理者盈余管理动机越强，作为公司治理机制的一项管控措施，外部审计价值就显得更为重要。本文认为由于国有企业本身的会计盈余操纵需求较小，盈余管理程度低，外部审计对国有企业盈余管理程度的影响可能并不显著，而对非国有企业则不然。这就使国有企业的盈余管理受抑制效果与会计事务所规模无关，而高质量的外部审计作为一项管控措施在非国有企业中效果可能更为显著，即大型会计事务所的审计服务与小型会计事务所相比对盈余管理的抑制效果更为显著。假设2:从抑制盈余管理效果上看，在非国有企业中大型会计事务所的审计质量显著高于小型会计事务所，而在国有企业中两者之间无显著差异。
样本选取和描述性统计
1.样本选取本文首先从CSMAR数据库中选取沪深股市A股市场2001～2009年所有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并根据实际控制人的类型，划分为国有企业(包含国有单位经营企业、国有独资企业、国有控股企业三种)，非国有企业(包含集体企业、非国有企业、外资独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自然人控股企业和其他性质企业)。在样本选取上，为了尽量使各数据之间的相关关系符合逻辑，从而顺利进行回归分析，本文遵循以下选择标准:剔除外资控股企业、乡镇企业以及实际控制人无法明确的企业;考虑到会计数据的不同含义，剔除了金融保险类企业;为了消除极端值的影响，本文还剔除了关键数据1%的极端值样本。最后得到了符合条件的11377家上市公司样本，这些样本按照分年度依次为2001年1023家，2002年1096家，2003年1163家，2004年1216家，2005年1300家，2006年1292家，2007年1341家，2008年1436家，2009年1510家，具体行业分布如表1。上市公司财务及相关数据主要来源于CSMAR数据库，个股的风险评价系数则来源于锐思数据库，并参照了中国证监会网站((www．csrc．gov．cn))公布的上市公司年度报告，以补充已选定样本中的重点缺失数据。
2．描述性统计本部分对各主要研究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统计指标见表2。从表2中的数据来看，2001～2009年间样本的可操纵性应计利润绝对值(︱DA︱)的平均数为0.2566，中位数为0.1449，标准差为0.5278;样本中国有企业占绝大部分，比例约为70%，由四大审计的上市公司约占5.3%。本文样本的可操纵性应计利润的绝对值的均值显著高于Chen等［18］的样本均值(0.094)，但与蔡斌峰的样本均值较为接近。这可能是因为本文的样本区间选取的是2001～2009年，而非2001～2004年，期间我国的资本市场制度发生的重大变化以及新会计准则体系的建立都可能对企业盈余管理程度造成影响。从其他指标来看，上市公司样本最大股东持股比例(Owner)的平均数接近40%，这符合中国资本市场上市公司股权高度集中的特色;上市公司样本中2.6%选择发行外资股，低于以往研究，这里可能是由于只考虑发行B股而未考虑发行H股的原因;独立董事比例约为31.4%;从绩效指标以及面临的市场风险统计指标来看，上市公司样本在财务经营上是正常的。
研究设计
刘峰和王兵认为，被广为采用的分行业估计并采用线下项目前总应计额作为因变量估计特征参数的基本Jones模型可能存在着对于任意应计额的计算偏差。同时，他们发现，在我国证券市场中，修正的Jones现金流模型最能有效地揭示盈余管理。于是本文采用这一模型估计上市公司的可操纵在计算总应计利润时，以往的研究中资产负债表法比现金流量表法更常用。但是Collins和Hribar认为当有些样本公司存在收购兼并、非持续性项目、外币转换等情况时，用资产负债表法计算总应计利润不如现金流量表法好。因为在这些情况下，资产负债表法会将这些特别情况产生的应计利润包括在总应计利润中，并影响到所要计算的可操纵性应计利润，最终会使实证研究的结果产生误差。因此在计算总应计利润时，本文选择了现金流量表法。在模型(1)和(2)中，因变量为盈余管理指标可操纵应计利润的绝对值(︱DA︱)，SOE为国有企业虚拟变量，如上市公司样本为国有企业，则取值为1，反之为0;Big4为四大虚拟变量，如果审计师为四大，则取值为1，反之为0;SOE*Big4为国有企业与四大交互虚拟变量，如果上市公司样本为国有企业且审计师为四大，则取值为1，其他情况均为0。Control为控制变量，参考Francis和Wang、Chen等、蔡春等的模型，控制变量包括公司当年的系统性风险(Beta)，数据来源于锐思数据库;公司注册地的市场化指数(Geo)，数据来源于樊纲等2011年度统计报告;公司当年的经营活动现金流(AdjCFO)，为了使模型平稳，采用的是调整后数据;公司的资产负债率(Lev)，即公司年末的负债总额同资产总额的比率;公司的规模(Size)，采用公司当年年初的股东权益市值自然对数度量;公司当年的净资产收益率水平是否在6%～7%之间的虚拟变量(Six－seven)，如果公司当年的净资产收益率水平在6%～7%之间，则取值为1，反之为0;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Owner);交叉上市虚拟变量(Crosslist)，如果上市公司样本发行外资股(B股)，则取值为1，反之为0;独立董事比例(Inder);亏损虚拟变量(ST/PT)，上市公司样本连续两年以上亏损，则取值为1，反之为0。Fixed—effects为固定效应，本文控制了年度和行业固定效应。
检验结果
1．单变量分析
表3分两部分列出了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的两组样本以及四大/非四大两组样本可操纵性应计利润的平均数和中位数以及它们之间的差异，并对差异进行了t检验和Wilcox-on双样本检验。其中第一部分的结果表明国有企业的可操纵性应计利润绝对值(︱DA︱)的平均数和中位数与非国有企业有显著差异，国有企业的可操纵性应计利润绝对值显著低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可操纵性应计利润绝对值的平均数(中位数)为0.2453(0.1412)，非国有企业的可操纵性应计利润绝对值的平均数(中位数)为0.2851(0.1456)，非国有企业的可操纵性应计利润的绝对值的平均数(中位数)高出国有企业0.0398(0.0044)，p值显示两者在1%显著性水平下具有显著差异。因此从单变量分析角度来看，不考虑线下项目情况时，国有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显著低于非国有企业。第二部分的单变量分析结果显示四大审计下的企业的可操纵性应计利润绝对值(︱DA︱)的平均数(中位数)与非四大审计下的企业无显著差异。这并不代表四大的审计质量与非四大无差异，可能是因为样本中国有企业占绝大部分(69.9%)，四大/非四大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更多地是表现在对国有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的影响，加之上述理论分析显示国有企业具有较低的盈余管理动机，因而四大/非四大对其盈余管理程度的影响较小，故四大/非四大两组样本可操纵性应计利润的平均数和中位数之间无显著差异。
上述两部分的单变量分析只考虑了单个因素的影响，结论仅是推测。为了提高结论的真实性和严谨性，本文在多变量回归部分控制了其他因素的影响，对上述结论进行了再验证(表4)。
2．多变量分析
在多变量分析部分，本文首先用检验模型(1)、(2)对单变量分析结果进行了再验证(表4)。从回归结果1看，国有企业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小于零，也就是在考虑到其他影响因素时，经外部审计之后国有企业的可操纵性应计利润绝对值低于非国有企业0.0274，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回归结果2显示在不考虑企业所有权时，四大与非四大审计下的企业可操纵性应计利润并无显著差异。这证明了单变量分析结果是正确的，即不考虑线下项目情况时，经外部审计之后国有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显著低于非国有企业。
额外检验———新会计准则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
2006年2月，财政部新的会计准则和审计准则体系，并于2007年开始在上市公司中正式实施。许多学者也纷纷对新会计准则对盈余管理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其中沈烈、张西萍经过对新准则体系进行冷静且仔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分析，认为:在新准则体系下，盈余管理可借用的空间有消有长，但总体上消大于长。龙月娥通过选取中国沪深两市上市公司在新企业会计准则实施前后三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在新准则实施后的第一年得到了有效的抑制，但在以后年度出现反转，基本回到新会计准则实施前的水平。柴斌峰利用2005～2008年间持续经营的民营上市公司的数据，经过检验证实了新会计准则提高了民营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的假设。但尚未发现有文献研究新会计准则实施后国有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是否仍低于非国有企业以及新会计准则对不同所有权性质企业盈余管理程度影响的差异。为此，本文在检验模型1的基础上添加了新会计准则虚拟变量(Line)，如果上市公司样本为2007年新会计准则实施之后则为1，反之为0;并继续运用Differenceindifferences的分析方法，选择新会计准则与国有企业交互作用的虚拟变量(SOE*Line)来探究新会计准则对不同所有权企业盈余管理程度影响的差异;同时考虑到新会计准则对不同行业的影响不同，控制了行业的固定效应，之后进行了实证检验(模型如下，具体结果见表6)。为了直观地分析新会计准则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如何受到企业所有权的影响，仍选择Differenceindifferences分析矩阵来探讨检验模型4的OLS回归结果(如表7)。同上，在检验模型4中，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是固定的，因而在比较新会计准则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盈余管理程度影响的差异时只考虑常数项和主要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即可。从上述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新会计准则实施后国有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仍显著低于非国有企业。
另外，新会计准则实施后非国有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显著增加，而国有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并没有显著变化。这说明新会计准则的实施使非国有企业可借用的盈余管理的空间增加了，盈余管理程度也随之增大了，但对国有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没有影响。这是由于非国有企业与国有企业本就面临不同的融资压力，非国有企业具有更强的融资约束，且不易获得贷款，再加上金融危机的影响，其盈余管理动机会更强，因此它更倾向于借用新会计准则带来的新增盈余管理空间。
然而，φ3不显著，说明新会计准则实施后非国有企业盈余管理的增量变化与国有企业无显著差异。这意味着新会计准则的实施对企业可借用的盈余管理空间的影响有限，虽然非国有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在新会计准则实施后有显著变化，但变化量较小。从其他控制变量来看，回归结果基本同上。然而，四大虚拟变量回归系数变得不显著，原因在于未考虑四大与国有企业的交互作用，上市公司样本中国有企业数占大部分;独立董事比例与企业盈余管理程度呈显著负相关，这与以往的研究相同，董事会的独立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识别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
结论与建议
1.结论
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模型从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盈余管理角度探讨了会计事务所规模对上市公司审计质量的影响。通过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1)由于所有权性质的不同，非国有企业内部管理层面临着较大的融资压力，盈余激励更为明显，因而会有更强的盈余管理动机。
(2)从抑制盈余管理角度来讲，大型会计事务所的审计质量在非国有企业中显著高于小型会计事务所，而在国有企业中两者之间无差异。
(3)新会计准则实施后，国有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仍显著低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无显著变化，非国有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显著增加，但是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盈余管理程度在新会计准则实施前后的增量变化无显著差异，这说明新会计准则的实施对企业盈余管理空间的影响非常有限。
2.建议
外部审计作为监督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的重要手段，一直为公司本身、投资者及证券市场监管者所看重。为了提高财务报告信息质量、规范审计市场秩序及提高效率，建议做以下几点改良:
(1)从盈余管理角度来说，非国有企业具有较强的盈余管理动机，建议其聘请具有较高审计质量的大型会计事务所来消除外界对其财务报告信息质量的质疑;而就国有企业而言，大型会计事务所和小型会计事务所的审计服务在抑制其盈余管理行为上效果无差异，建议其选择小型会计事务所以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提高经营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