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陈耀红
据悉徐文镜在港只有一个学生，因此，若说到在古琴传授方面有重要贡献的，蔡德允应占鳌头。此外，亦不得不提到新亚书院。中大成立于1963年，最初由崇基、新亚与联合三家书院合组而成。新亚在加入中大前，已办有国乐会，第一任古琴导师是吴因明，至于桃李满门的蔡德允，则是在1964年接任的。蔡德允的徒子徒孙在1998年组成德琴社，是今天香港古琴艺术的中流砥柱。而上述三书院合并为中文大学之后，崇基于1965成立了音乐系，并于1972年创办中国音乐资料馆。至于1974年脱离了中大的新亚研究所也有琴社，曾经“活动很盛，人才济济”[2]。
中大中国音乐资料馆与中大艺术行政主任办公室于今年11月13日至19日为校内人士举办的古琴周，可说是为纪念申遗成功十周年拉开序幕。借此活动，回顾新亚书院与本港的古琴传承之间的关系，相信有助了解当今香港琴风形成的底蕴。立此存记，有助将来作一比较。新亚书院前身是一家文商学校，创办于1949年，翌年易名新亚。创办者多是来自内地的文人学者，例如院长钱穆是历史学家，而唐君毅被视为新儒家学派代表，两人都是国学名家。他们选择南下移居香港，艰苦办学，为的就是希望香港成为中华文化承先启后的一处园地。笔者1978年毕业于中大时，新亚书院仍有一批以坚持中华文化为己任的学生，这些人被视为国粹派。早期在新亚的乐会学过古琴的，有潘重规、唐君毅夫人谢方回，与张世彬等，都是深具国学学养的人。张世彬是中大中国音乐资料馆创办人。他连同吴因明、蔡德允，以至胡菊人与后来的刘楚华等，都在新亚的琴社授过琴。谢方回也曾教过黄树志。这些喜好中国传统文化的人当是二十世纪中叶以后香港琴学重要的阳光雨露，培育着香港琴人对古琴艺术的理念。香港古琴艺术是二十世纪上半叶内地文人艺术的伸延。解放后，两地琴人仍有交流，而曾造成交流上的困难，但改革开放后，活动便逐渐恢复。这次中大古琴周反映了这一现像，演奏与演讲兼具两地琴家。此周的节目包括两场古琴演奏会及一次雅集外，还有三个专题演讲：姚公白讲《从琴学与琴人的视角论琴曲〈广陵散〉所引发的诸多问题》、谢俊仁讲《古琴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意义与挑战》，沈兴顺讲《琴器欣赏》。本土的琴家是德琴社成员，内地的则有姚公白。
姚公白2008年开始暂居香港，一方面继续研究及编写其父姚丙炎的琴学著作，另一方面在志莲净苑开班，最初只大班口授与琴学有关的理论，近两年多才小班手传操缦之法。姚氏的弹奏风格，与德社员颇不同。笔者弹琴，是由德的刘楚华老师启蒙，用的是由师祖蔡德允所传的《室琴谱》，后来又跟姚公白老师兼学姚门曲目。至今从两人所学曲目全无重叠。这一方面固因本人琴龄太幼，另一方面二门亦确是各有特色。蔡门重韵，讲究左手吟猱绰注；姚丙炎打谱的音乐节奏强；姚公白的右手取音变化多，所教的琴曲有许多组合性的右手指法。香港弹丸之地而得两地不同弹奏风格、传承曲目不尽相同的传人活跃其间，乃好琴者的福气。姚公白弹《广陵散》四十余年。琴艺方面，他是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古琴代表性传承人；琴学研究方面，他亦有许多未公开发表的见解。这次中大古琴周，他可说是兼琴家与学者两重修养，一方面简介历代对《广陵散》及其同曲异名者所留存下的诗文、研究，以及曲谱，另一方面提出他本人对有关研究的一些看法。与《广陵散》有关的记载可上溯到东汉末献帝之时，姚公白以为此曲至元朝仍是受琴人爱载的曲目，宋陈甚至以其为“曲之师长”。但明代以后，他以现存一百多部明清以至民初琴谱中，载此曲者只十分一，远不及《流水》《潇湘水云》与《平沙落雁》等为据，认为其于明清受欢迎程度下降，原因有三：政治、审美及技术。此曲定弦，一与二弦同音高，在一弦为君二弦为臣的观点下，其定弦有犯上之嫌，此为政治不正确。明末以降，清微淡远成琴人审美主流，《广陵散》不入主流，以拨刺为例，多者近180次，不合当时口味。其曲体庞大，现存最早见于《神奇秘谱》者，达45段，且古指法多，后人能解读并会弹者日稀，令它到清末民初已濒于失传。不过，此曲有许多种变体。现存的十多部载有此曲的琴谱，所载曲名不一，除《广陵散》外，亦有如《广陵真趣》等。其曲体长短不一，有长达45段，而清朝以后的以10段者最多。此外，还有说23段、36段、41段，与44段等。有些有开指，有些没有，亦有以慢商品开始；《神奇秘谱》称三段小序为止息，而《西麓堂琴统》一谱便载有两首不同的《广陵散》，诸如此类。姚公白据《琴曲集成》，对所载谱本上此曲作多番比较，有些还列成表格，不过，他这些研究仅在志莲的课堂让学生分享，并未书面发表。不管是否会有人提出跟他不同的意见，然因他年青时已懂弹此曲，擅长《神奇秘谱》与《风宣玄品》的《广陵散》，加上家学，受老一辈琴家与学问的熏陶，因此对不同变体乐曲本身吸收之快及理解非一般学者能及，再一次显示了香港学生之福份。内地亦有青年定期或不定期来港上他的课。《广陵散》有不同变体，说明传统音乐在古代已不断地演变。中国传统受欢迎的音乐，变体通常很多，不单是文人喜爱的琴曲如此，俗乐亦是如此。《广陵散》绝非孤例。
传统不可能不变。古琴音乐的生态在港虽说在过去十年变化不大，但十年在历史长流中毕竟是很短的时间，如果扩大到与徐文镜、蔡德允，以及新亚琴社初创那个年代作比较，笔者观察到仍有几点值得注意的。一是刘楚华、谢俊仁等这一辈的琴家开始成熟，他们与上一代琴家还是有分别的，特别是在他们的学术研究方法上。二是大量社会机构的出现，例如大学与志莲净苑，甚至乐团等，它们在古琴音乐的参与，是值得研究的课题。三是作曲家的参与，特别是学习西洋作曲法的作曲家参与古琴音乐的创作，早期的有关忠，近年有陈庆恩、许翔威与邓乐妍等。四是香港的琴器买卖及收藏活动，模式与规模或许与二十世纪上半叶大有不同。五是雅集的内涵跟上一代有所不同，上一代有诗书画同场酬唱，现多是同门琴人的交流。古琴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与香港古琴生态出现的变化虽然不一定有关，但上述的现象应都是值得关注的现象。
【关键词】中国古代 古琴 抱琴文化
王渔洋《抱琴歌》云：“峄阳之桐何，纬以五弦发清商。一弹再鼓仪凤凰，凤凰不来我心悲。抱琴而死兮当告谁，吁嗟琴兮当知之。”①诗中所咏“抱琴而死”者乃“城陷中书义不辱，抱琴西向苍梧哭”的明末诗人邝露。邝露之抱琴殉国，不仅把他天性中的洒脱、浪漫、不羁、忠贞演绎得淋漓尽致，也把中国古代高士的抱琴文化诠释得无以复加。
古琴乃乐道忘忧之器。古代贤者自天子至于士，莫不好之。即使在礼缺乐坏的时代，君子隐居求志，藏器待时者，也多学琴，而善听琴者，则知吉凶休咎，国家存亡。因此，古代文人贤士往往左琴右书，古琴在中国士大夫的生活中是不可或缺的。而贤人烈士、失意伤时、结恨愁忧者的抱琴之举也因此有了深厚的文史底蕴，承载着儒、释、道三大中国之传统文化，而所抱之古琴更是成了蕴含着古代高士之宇宙观、生命观与道德观的载道之器。
本文梳理抱琴文化的三种主要类型为抚琴论政、携琴访友与抱琴归去，并对其文化寓意逐一进行探讨。
一、讽谏写心：抚琴论政
抚琴论政的传统与古琴文化息息相关。琴为古乐，位列“琴棋书画”之首，而古琴则被视为“八音之首”“贯众乐之长，统大雅之尊”。
古琴前宽后窄，象征尊卑有别；上圆下方，则是效法天地。弦共有五条，象征五行。文王武王另加二弦，意在融合君臣的恩义。大弦是君的象征，宽和而温厚；小弦是臣的象征，清廉而不紊乱。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上古的琴曲共有五种歌诗，一是《鹿鸣》，二是《伐檀》，三是《驺虞》，四是《鹊巢》，五是《白驹》。②
其中《鹿鸣》是周朝大臣所作的琴曲。时值王道衰微，国君志趣偏邪。周大臣以其敏锐的观察力看到贤士退隐、小人当权的周王朝必将败坏，因此他抚琴讽谏，希望用琴曲感动国君以恢复盛世气象。
可见，由心所感，则形于声；声之所感，必流于心。贤人志士弹琴，声正而不乱，意在禁邪止淫，以使人心向善。所以古代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大夫无故不去琴瑟。抚琴论政以讽谏写心遂成为文史佳话。
唐人张九龄的《陪王司马登薛公逍遥台》一诗中有“尝闻薛公泪，非直雍门琴”，讲的便是鼓琴师雍门周。桓谭在《琴道篇》里也记录过有关雍门周如何引琴而鼓，使孟尝君闻琴声而嘘唏落泪，曰：“先生鼓琴，令文立若亡国之人也”。③孟尝君听琴而有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使“雍门琴”成为独具文化意蕴的历史典故。
邹忌子也以鼓琴见威王，并用弹琴来比喻以法治天下，曰：“夫大弦浊以春温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而舍之愉者，政令也；钧谐以鸣，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时也。夫复而不乱者，所以治昌也；连而径者，所以存亡也：故曰琴音调而天下治。夫治国家而弭人民者，无若乎五音者。”④邹忌认为大弦声音宽厚低沉如春天般温暖，就如同君；小弦声音廉折清脆，就如同臣；应弹的弦要认真弹，不应弹的弦就不要触碰，如同国家政令一样，七弦配合协调，才能弹奏出美妙的乐曲，正如君臣各尽其责，才能国富民强、政通人和。弹琴同治国。邹忌认为离开琴位只摆出弹琴的架势，无法使听琴者心情舒畅，同理，齐威王若有国家不治理，就如同抚琴不弹一样，也就没办法使百姓心满意足。齐威王因之醒悟，与邹忌大谈治国定霸大业。
孔子也曾抚琴进言，以一曲有关伯夷、叔齐的美妙琴声指点蘧伯玉莫要卷入太子蒯聩、南子和灵公之间的斗争。伯玉因此假托地方官敬事不勤，请旨下去视察，离开了帝丘。
综上所述，古琴之道本是鼓天地之和而和天下，因此，得琴道者如圣王必以听琴开讽刺之道，补己之过，察其得失之政；得琴道者如贤臣志士，必抚琴讽谏，以使政之废者修之，阙者补之。
二、幽愤传志：抱琴归去
抱琴归去是对古琴之德操的最好诠释。古琴有《伯夷》之操。因此士大夫遭遇异时，虽横逆困穷，却是既不为随世之庸愚，也不做欺世之豪杰，穷则独善其身，抱琴归去，洁身自好，以琴声而传幽愤，而守初衷。白居易《邓鲂张彻落第诗》云：“众目悦芳艳，松独守其贞，众耳喜郑卫，琴亦不改声”。唐寅有《抱琴归去》诗云：“抱琴归去碧山空，一路松声两鬓风。神识独游天地外，低眉宁闲谒王公。”可见，古琴无俗韵。对于蔑视权贵的不羁高士来说，如不遇知音，则抱琴归隐，宁对清风明月、苍松怪石、巅猿老鹤而鼓琴，也绝不“改声”以同流合污。
中国文化中有将自然美与人的精神、道德、情操联系起来，形成“比物以德”的自然审美观念。古人也比琴以德，认为众器之中，琴德最优，所谓“器和故响逸，张急故声清，闲辽故音庳，弦长故徽鸣，性洁静以端理，含至德之和平，诚可以感荡心志，而发泄幽情矣。”⑤琴身各部调和，故音响悠扬；琴弦张紧，故声音清亮；弦间距离远，故琴声低沉；琴弦长故有泛音。由于琴有洁静端理之性、和平之至德，故感荡心志，发泄幽情。且古人认为琴之言禁，君子守以自禁也。可见，琴器之贵美、琴德之和悦与怀才不遇、磊落不羁者之高洁品性心契神合。正如李白《听蜀僧F弹琴》云：“蜀僧抱绿绮，西下峨眉峰。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客心洗流水，遗响入霜钟。不觉碧山暮，秋云暗几重。”古琴能澡雪精神，洗心涤俗，古琴之魅力令人心荡神怡。难怪北宋诗人魏野看透世态炎凉后，宁可自筑草堂在泉林间弹琴自适也不愿出庄为官，闻听朝廷使者的敲门声更是抱琴越过篱笆遁迹得无踪影。
正是由于琴德的魅力，抱琴者必择净室高堂，或在层楼之上，或于林石之间，或登山巅，或游水湄，或于清风明月之夜，焚香于静室而鼓琴。中国古代文人也常借古琴抒怀、寄情、写境，而文士鼓琴时对环境的选择往往会影响心境的营造，为了鼓琴时有一种自由洒脱的心境与风度，古代文士抚琴所处环境大概有如下三种：一是松下抚琴，二是幽篁抚琴，三是临流抚琴。
（一）松下抚琴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松因其独特的自然属性被人格化而赋予了道德伦理的内涵，从而成为高洁品性和高尚人格的代表。
李白曾有诗曰：“为草当作兰，为木当作松。兰幽香风远，松寒不改容。”寒松幽草象征着具有矢志不渝、不畏艰险之大无畏精神者。江淹《从冠军建平王登庐山香炉峰诗》中有“方学松柏隐，羞逐市井名”，可见，松除了寒不致改其性的坚贞品格外，还有着在高山深谷隐逸的淡泊清高之秀姿。
松和古琴在文化寓意上神契合一。古琴一般用桐木做成，然而唐代古琴制作名家雷威却伐松为琴。史料记载雷威遇大风雪，独往峨眉山，着蓑笠入深松中，听其声连绵清越者，伐之以为琴，妙过于桐，世称“雷公琴”，也以“松雪”名之。后人赞其选材良，用意深。因此，古琴、长松、隐者自然成为历代画家笔下的素材，统一在画作里，高山苍松下，松涛阵阵，抚琴者以天地和声，声彻四野，松下抚琴极具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
（二）幽篁抚琴
王维《竹里馆》诗云：“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月光下，幽篁里，独坐弹琴长啸，尘虑皆空，高洁绝俗。竹在中国古代士大夫的眼中是贤德、谦虚、坚贞的象征。白居易对竹赞叹道：“竹似贤，何哉？竹本固，固以树德，君子见其本则思善建不拔者；竹性直，直以立身，君子见其性则思中立不倚者；竹心空，空以体道，竹子见其心则思应用虚受者；竹节贞，贞以立志，君子见其节则思砥砺名行夷险一致者。夫如是，故君子多树之为庭实焉。”（《养竹记》）因此，幽篁抚琴，古琴声从修竹林里传出来，令人神骨俱仙。幽篁抚琴在表现文人之审美情趣、人格理想和艺术追求的同时，也是其疏泄幽愤，厌倦浮名而祈向清幽淡泊之真趣生活的栖遁之举。
（三）临流抚琴
水在中国古代文化中也是高洁人生志趣的象征。文人雅士极喜坐茂树以终日，濯清流以自洁。临流抚琴，看清流注泻，胸无宿物，令人濯濯清虚。水不仅是美的、纯净的，而且与高洁文士的人格相契合。《老子》曰：“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水是人间至善至美之物，古代文士临流抚琴，既可宣泄郁愤哀愁，也可净化自我心灵。古琴音乐的流动与水的流动相互渗透，相互融合，令人心摇神畅。正如常建《江上琴兴》诗云：“江上调玉琴，一弦清一心。泠泠七弦遍，万木澄幽阴。能使江月白，又令江水深。始知梧桐枝，可以徽黄金。”古琴声能使江月更加洁白，江水更加清深，可见音乐和清流都有着净化人心的巨大魅力。
可见山水有真赏，溪响松声，清听自远，修竹空灵，琴殇自对，高洁之志便可通于心而应于琴。
三、怡情知音：携琴访友
中国古代文士都喜欢携琴访友，应该与“高山流水”的典故有关。传说先秦的琴师伯牙在荒山野地弹琴，樵夫钟子期竟能领会这是描绘“峨峨兮若泰山”和“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惊道：“善哉，子之心而与吾心同。”两人由此结为知交，这便是知音的由来。后钟子期死，伯牙在其墓前弹完最后一曲，便断绝琴弦，不再弹琴。因此，携琴访友自然是为寻求知音。明代唐寅的《携琴访友图》有款识曰：“弹琴茅屋中，客至犹在坐，自必是知音，松风更相和。”陈献章《题携琴访友图》则云：“孤骑复孤琴，披岚入涧阴。远寻君莫讶，城市少知音。”⑥
嵇康《琴赋》曰：“智俚拢不可测兮。体清心远，邈难极兮。良质美手，遇今世兮。纷纶翕响，冠众艺兮。识音者希，孰能珍兮，能尽雅琴，惟至人兮。”谓之雅琴，是以别于俗乐。对于贤人高士而言，歌曲弥妙，和者弥寡，行操益清，交者益鲜。而大凡妙于古琴之士，必和平诚朴，淳厚端方。因为古人以琴能涵养情性。据说，伏羲制琴，以禁邪心，使归于正，以和人心。鼓琴曲而至神化者，要在于养心。先除其浮暴粗厉之气，得其和平淡静之性，渐化其恶陋，开其愚蒙，发其智睿，始能领会其声之所发为喜乐悲愤等情，由此领略到真正的人生意趣。
苏舜钦有《抱琴携酒见访》一诗，讲到一位懂得人间真情真趣的田园佳士，诗云：“晚泊野桥下，暮色起古愁，有士不相识，通名叩余舟。铿铿语言好，举动亦风流。自鸣紫囊琴，泻酒相献酬。余少在仕宦，接纳多交游，失足落坑阱，所向逢戈矛。不图田野间，佳士来倾投，山林益有味，足可销吾忧。”苏舜钦因不慎跌落王拱辰等政治陷害的圈套里，遭到下狱受审、削职为民的冤狱迫害。而在漂泊异乡之际，竟有素不相识的张姓书生抱琴携酒前来拜望，在这仕途险恶、世态炎凉的境况中，还能遇如此知音，真是人生幸事。
石昌便是一位以琴觅得知音的幸运者。石昌是宋仁宗皇佑年间文学馆的“诗笔”，还弹得一手好琴，使他的琴名与诗文并驰于文坛之上。但他希望琴艺能更进一步，当时名士唐休的诗文和琴艺闻名遐迩，石昌决心抱琴拜访，以琴会友。一番切磋后，两人成了挚友。唐休寄诗曰：“郑卫淹俗耳，正声追不回，谁传广陵操，老尽峄阳材；古意为师复，清风寻我来，幽阴竹轩下，重约月明开。”据《风俗通》载，梧桐生于峄山之阳，岩石之上，采东南孙枝为琴，声极清亮。峄阳在这里借指精美的琴。
对于古代文人高士来说，奇曲雅乐以禁淫，操琴是儒雅、清高、德操、学问的象征。而交真正的朋友，正是看中了对方的品德情性，绝非依仗外物。正如孟子曰：“不挟长，不挟贵，不挟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挟也。”因此，琴是媒介，访友是寻找知音，携琴访友也就成了文人雅士交友的代词。
结语
综上所述，古琴文化是一种涵容洒脱的养心文化、节义德性的士夫文化，澡雪精神、点化俗情的隐士文化，取云霞为伴侣、引青松为心知的知音文化，独特的超越音乐的中国传统文化。这些文化赋予了古琴独特的风格特征与美学意味，使得古琴与文人相得益彰，也使得古琴的文人文化属性愈益明显。
注释：
①李毓芙.王渔洋诗文选注[M].齐鲁出版社，1982：29.
②蔡邕.琴操[M].人民音乐出版社，1990：1.
③桓谭.新论・琴道篇[A].中国古代乐论选辑[M].人民音乐出版社，2011：92.
④张长法编.治策通览[M].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803.
⑤嵇康.琴赋[A].吴钊等编.中国古代乐论选辑[M].人民音乐出版社，2011：114.
摘要：古琴在我国古代文化艺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文化底蕴博大精深。它源远流长不仅有众多的琴家和作品传世，更有丰富的琴论文献留存。纵览这些文献，可发现古琴艺术与儒、道、释的思想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古琴音乐的发展主要受儒家“中正平和”“温柔敦厚”、道家“顺应自然”“淡和恬淡”和佛教“调适融通”“心空寂静、其乐无喻”等思想的影响。无论从古琴的形制、古琴音乐的审美准则等方面都揭示了古琴音乐的文化内涵与哲学思想。
古琴艺术在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中始终占有位尊价高之地位，古琴音乐所表现出的含蓄、淡和、移情之美，是中国音乐文化发展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由琴，琴曲，琴家，琴文化，组成的古琴艺术从琴的产生到发展始终与中国传统文化紧紧相连在一起。在中国音乐史中的乐器领域里，古琴所承载的文化底蕴可谓得天独厚、无与伦比。在历史的进程中它作为一种乐器，也可看作是一种文化礼器，一种文化的精神。
古琴是中国文人的挚爱，历来有“士无故不撤琴瑟”这样的说法。“士”从某种意义上构成了中国琴文化的主体部分，儒、道、释是中国文人所信仰主要宗教（或哲学），其美学理念也鲜明的体现在古琴的音乐和文人的琴学理论中。
一、古琴与儒家的关系
中国的古代文人，即也是儒人，儒家思想是中国文人思想中的核心。儒家思想观念自然渗透到文人对古琴音乐的理解，可以说古琴音乐不仅是中国文人音乐的代表,也是儒家文化的音乐载体。
儒家在音乐审美方面格外强调“平和”“中和”。“平和”一词最早见于《左传•昭公元年》：“中声以降,五降之后不容弹矣。于是有烦手淫声,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听也”。从文中可以看得出其排斥“淫声”、以“中声”为美的思想,由此“平和”也是儒家音乐审美中重要的审美准则,凡是能使人保持平和之心的音乐即为“中声”,否则即为“淫声”。 孔子将其要求的“废郑声、正雅乐” 思想注入音乐传播中，将琴曲、琴歌规范成“正乐”，又通过古琴提高道德修养达到修身以合“复礼”，他的琴艺活动奠定了古琴必习“正音”，有修养的君子必习古琴的修身准则。后人班固继承儒家《乐记》的思想，指出“琴者，禁也，所以禁止淫邪，正人心也。”（《白虎通》）唐代白居易诗句中的“调慢弹且缓”“调清声直韵疏迟”即是音乐“平和”、“中和”的体现。范仲淹以“清厉而静,和润而远”为“中和之道”,排斥“妙指美声,巧以相尚”等等都是文人琴家对古琴审美思想“平和”“中和”赞成的体现。
二、古琴与道家的关系
老子是道家思想的创始人，遵循和推崇的是“道法自然”的原则,“道”即万物的根本,是自然和人类社会之母,先天地而生,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是无状之状,无物之象,因而是至善至美的。在声音上的反映,就是“希声”的“大音”。以有声之乐为参照,即充分肯定了无声之乐的永恒之美。这就是道家所追求的最高境界,追求一种音乐的永恒性和超脱性“大音希声”是道家主要的音乐主张。
“淡兮其无味”也是道家另一重要思想，其对琴人的音乐审美有着重要的影响。如魏晋阮籍有“道德平淡,故五声无味”，他提倡的是恬淡之乐；唐代时，“淡”开始被较多地用于形容琴乐风格，“清泠由本性,恬淡随人心”“曲淡节稀声不多”“古声淡无味，不称今人情”“入耳淡无味，惬心潜有情”“心静即声淡，其间无古今”等诗句表明恬淡之音已被唐人作为古乐、雅乐的标志因而受到推崇。宋代真德秀在《赠萧长夫序》中也赞扬古琴“希微”“寥寥”的风格。徐上瀛则认为“琴之元音，本自淡也”“琴声淡则益有味”,并说“淡”就是要“使听之者游思缥缈,娱乐之心,不知何去”。老子“淡兮其无味”的主张还与儒家思想结合,形成“淡和”审美观,既是以儒家思想改造道家思想的结果,也是道家思想本身局限所致。
此外，王维的《竹里馆》：“独坐幽篁裹，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表达了诗人对琴乐的一往情深。这是一首具“旷逸”类琴心的典型诗文。竹林中独自弹琴，不为传达心情给他人，并且与豪情之长啸交替，以琴自乐，且有豪气，实甚旷远而俊逸者。在王维的另一首《酬张少府》中，也明显的在琴中寄以旷远之心：“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万事不关心，不但功名利禄已无所感，喜思哀乐也可尽弃了。任吹解衣带的松风与山月为琴心之伴，甚为潇洒而飘逸。从文人隐士的笔触中，无不透露出玄逸幽淡的空灵。某种程度上，旷逸的琴音使人达到了“无音”的境界。
从古琴的命名上来说，古琴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也不少。据清初《五知斋琴谱》中记载的中国古琴造型就有50多种。其中最常见的古琴样式有伏羲式、神农式、仲尼式、子期式、连珠式、蕉叶式、落霞式等。它们具有诗情画意的的名字“玉涧鸣泉”“万壑松风”“石上清泉”“仙人友”“天籁”“秋籁”“招仙”“涧泉”都具清幽自然之态,这也是道家思想中道法自然、淡和恬淡的具体体现。
三、古琴与佛教的关系
佛教自汉代传入我国之后备受大众接受，尤其受到文人的所推崇,其佛理与中国文化相互吸收、融合,并得以迅速地发展。禅宗的“顿悟说”,把禅理与琴学联系在一起。认为参禅和学琴有同样的思维方式,都须“瞥然省悟”,即顿悟,才能超越自我、蔼超越尘世,达到至境。明代的李贽则认为“声音之道可与禅通”,除此之外，他还认为学琴之径与参禅之途相通还因为“此其道盖出于丝桐之表、指授之外者”,即通过在现实生活中修道、悟道,追求无名、无际,超越万物去寻求那冥冥宇宙中永恒存在却又虚无之佛性,达到心灵之解脱,音乐也是通过有声之乐去寻求超越物质、感悟心灵与自然合而为一的奇妙人生之精神境界。
可以说“顿悟说”的出现，使很多传统文人的人生追求、审美取向、文艺创作也因此产生了重大影响和转变，最终佛教和儒、道两家三足鼎立、并驾齐驱。但就儒、道两家来说，佛教的琴学还是比较薄弱的。在众多的琴论文献中极少反映佛教思想的内容，琴曲创作也如此。与佛道有关的只有《释谈章》《普庵咒》《色空诀》《法曲献仙音》《那罗法曲》等。现存琴谱中分别有清末释空尘编撰的《枯木禅琴谱》，以及清初署名“蒋兴俦(畴)”编撰的《和文注琴谱》和《东皋琴谱》。到明清，琴论中还出现了对佛理的强烈排斥，甚至禁止僧人弹琴。那是因为传统音乐美学历来视华夏之音为正乐，反对胡夷之乐的侵入。这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佛教音乐在古琴中的发展，同时也是造成佛教的琴学弱于儒、道两家的原因之一。
说到古琴与佛教的密切关系，应该从宋代的琴僧系统开始。这个贯穿北宋一百多年的琴僧系统，他们以师徒相传的方式，对古琴艺术的传承和发展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琴僧系统的祖师爷是宋太宗时的宫廷琴师的朱文济，另外还有他的后人和尚夷中、知白、义海、则全和照旷等。非僧人中也有很多热心于佛家琴学的。徐上瀛晚年曾寄居僧舍，所以佛教思想对他有较大的影响，佛教倡导教徒超脱尘世，在佛土中寻求精神解脱，徐上瀛就要求演奏者“绝去尘嚣”“遗世独立”“雪其躁气，释其竞心”。佛教主张禁欲,否定音乐享受，徐上瀛就说“使听之者……娱乐之心不知何去”。在“洁”况中，徐上瀛更是以佛理论琴。
尽管儒、道、释三家从各自的教义出发，对音乐的功用、目的等有不同的看法，但在音乐的审美上其总体特征基本一致，即均以“平和”“ 淡和”为其审美准则，视淡、雅、和等音乐为美，排斥艳、媚、俗等音乐。并从古琴的形制、古琴音乐的审美准则等方面揭示了古琴音乐的文化内涵与哲学思想。
参考文献：
[1]殷伟.《中国琴史演义》
一、文人与琴
自古文人爱琴乐，历史上许多的文人为古琴而吟诗作赋，古琴乐器在其漫长的发展历史中被人们贴上了“文人”的标签。唐代刘禹锡的《陋室铭》一文中道出“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的理想状态，在白居易的《清夜琴兴》一诗中也有“适时心境闲，可以弹素琴”的情怀。古琴作为“乐之统”，备受历代文人的推崇与青睐。文人爱琴之情结与古琴所承载的传统文化、思想、审美和精神是密不可分的，其含蓄斯文的音乐气质迎合了文人们的喜好，闲适淡然的境界为文人们所推崇，清远高雅的格调与文质彬彬的文人气质相应相和。
既是文人，他们定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承接者，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与教化。古琴音乐文化承载着深厚的中华文明，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儒家是中国正统思想的代表，对人们的教化沿袭至今;道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之一，有着其不可小觑的影响;佛教思想的传入又使人的思想发生改变。故古琴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晶体，与被传统文化所熏陶的文人志士的思想相符。
古代热衷琴乐的文人众多，其中包括阮籍、陶渊明、王绩等，这些人大多是德才兼备又有志向的雅士。阮籍信奉老庄思想，他在政治上本有济世之志，但由于政局的黑暗，使得他怀才不遇，满腔热情不得释放;被称为“千古隐逸之宗”的陶渊明，出身卑微，在门阀制度森严的政局下，他受人轻视，感到“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①，本有着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却不得统治阶级的赏识，陶渊明就此隐逸田园，不与世人同流合污;王绩性情旷达，博闻强识，但其一生郁郁不得志，满身才华却无用武之地。这些文人，儒学使之德高，道家令其避世，他们成了名符其实的隐逸之士。古琴音量低柔，音色内敛、不喧嚣，琴音流动若文人雅士的内心倾诉，世俗中的诸多不顺被化为琴音而道出，弄琴便成为他们抒发感情的最佳方式。
二、琴之德
何为琴德？刘籍在《琴议》中云：“夫声意雅正，用指分明，运动闲和，取舍无迹，气格高棱，才思丰逸，美而不艳，哀而不伤，质而能文，辨而不诈，温润调畅，清越幽奇，参韵曲折，立声孤秀，此琴之德也。”古琴具备雅正之德，既有儒家“中和”审美思想，又具备道家仙风道骨的气概，还体现出佛家的顿悟与性灵的审美思想。古琴将“三教合一”，是儒、道、佛的糅合与统一。儒、道是中国传统思想中两大主流，颇具代表性，而佛教也自西汉末年传入中国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兴盛起来，在中国的文化中占据不可撼动的地位。“儒治世，道修身，释养心”，古琴艺术不仅讲究儒家礼学的“德治”与“中和”，还追求道家思想的自然超脱的人生理想。
1.儒治世
《礼记·乐记》中有：“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②，古代“乐教”思想十分重视人的修养和道德的提高，自西周起就开始推行“制礼作乐”，以音乐来教化于人民，而乐德是“乐教”中最为重要，也是最有意义的内容。儒家思想中，注重“美”与“善”的统一，这体现了人们对“德”的要求，通过“乐教”可以使人获得道德上的提高，境界上的升华。古琴音乐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同样具备“乐教”的核心思想，对人有着深刻的教化作用，使人“心平德和”，达到“尽善尽美”的思想境界。儒家尚“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儒家重视音乐的教化功能，认为音乐对人有着行为上的规范和道德上的塑造作用。孔门授徒讲学的“六艺”，其中“乐”就以琴为主。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道：“琴者禁也”③，“禁”便是对人们行为思想的一种规范和限制，在桓谭的《新论·琴道》也提道：“琴之言禁也，君子守以自禁也。”可见，古琴有助于对个体的道德人格与自我修养的塑造。
“中庸”是儒家的道德标准，何晏注“中庸之为德”说：“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也”。中即中和，中庸即指中和为可常行之道，使人们不断完善自身修养，成为具有理想人格并达到至人至圣的理想人物。《论语·八佾》中孔子曾对《关雎》做出评价：“《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④意思是说：“《关雎》这一乐章，快乐却不是没有节制，悲哀却不至于过于悲伤”，这体现出一种调和与节制的态度。徐上瀛在《谿山琴况》中，“论轻”曰：“不轻不重者，中和之音也。起调当以中和为主，而轻重特损益之，其趣自生也。”⑤作为古琴美学思想的集大成者，《溪山琴况》也推崇中和之美的思想，古琴之“美而不艳，哀而不伤，质而能文，辨而不诈”的审美标准是对儒家“中和”思想的表露，如此不偏不倚的琴学审美与孔子的审美标准相契合。
2.道修身
古时文人中不乏“鹤鸣之士”，他们都是有才德声望的隐士。鹤具备很高的德性，旧时文人常谈琴与鹤，他们认为琴、鹤都象征着高雅，白鹤仙风道骨，人们常常将鹤象征清高、有气节、有德行的翩翩君子。在《诗经·小雅·鹤鸣》中写“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以鹤来比喻古时隐居的贤人⑥。古人的思想中，鹤也是富有道家文化的。琴与鹤的紧密关系，使古琴也被赋予了道家色彩，从“琴艺”走向了“琴道”。
道家天道无为、道法自然的思想浸入古琴艺术中，对古琴音乐文化有着 深远影响。老子求“真”，崇尚自然无为，认为人应该无欲无为，回归到最本真的质朴状态。东汉蔡邕的《琴操》中有：“昔伏羲作琴，所以御邪僻，防心淫，以修身理性，反其天真也。”“反其天真”便是教人回归自然和本真，是道家思想在古琴审美上的体现。桓谭的《新论·琴道》中认为，古琴可以“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焉”，古琴的琴音似人声，其便成为人与天交流的媒介，是道家“天人合一”的体现。
道家思想带有“避世”的情感，试图从自然中寻求一条自我拯救的人生道路。《庄子·刻意》中：“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闲暇者之所好也”，庄子热衷于逍遥旷达的人生境界⑦。在琴学发展繁盛的魏晋时期，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竹林七贤”中的嵇康、阮籍都回归自然，超然物外，隐居于竹林之中，成为名符其实的隐士，在出世的生活状态下，给后人留下了《广陵散》《酒狂》等琴曲名作。东晋田园诗人陶渊明的爱琴之情可从《归去来兮辞》中体现：“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在陶渊明的隐居生活中，琴是必不可少的。“无弦琴”是陶渊明的独创，在南朝梁萧统《陶靖节传》中：“渊明不解音律，而蓄无弦琴一张，每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陶潜不解音律，却在家中放置一张无弦之琴，每逢聚会，便抚弄一番表达其中之情趣。琴虽无弦，情感的抒发却可以通过无声的音乐来表达，这是对道家老子“大音希声”思想的诠释。
3.释养心
儒、道思想对古琴文化影响深远，佛家思想也对两种思想进行补充，“三教合一”共同作用于古琴文化。佛教的禅宗思想影响着古琴艺术的审美，古琴中有诸多与佛教相关的乐曲流传下来，有《普庵咒》《纳罗法曲》《释谈章》等。佛教讲究“顿悟”和“明心见性”，“顿悟”需要“无念”，要摒弃一切杂念，使内心清净。徐上瀛在《谿山琴况》中，论“清”：“地不僻，则不清。弦不实，则不清。心不洁，则不清。气不肃，则不清。皆清之至要也。”⑧古琴中，“清”客观上需要清静的环境，主观上需要自身“心清”的精神超越，同佛教的“顿悟”一样，需要远离尘嚣、心无杂念，方可达到“明心见性”的“至境”境界。
三、古琴音乐文化的高校教育价值
1.德——将入社会的立身之本
高校是大学生迈进社会的桥梁，良好的素质和修养是其顺利步入社会，发挥个人价值的重要前提，这是通过教育的“文化传递”这一特殊作用而完成的。古琴音乐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缩影，高校古琴艺术的教育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扬。
当代大学生应具备的基本素质与人生修养，首先是传统“道德”思想的完善。道德是文明的核心价值和人们的行为准绳，更是人类文明生活的永恒主题。中国自古以德为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相当位置的“礼乐文明”中，“德”是其核心。重“德”的思想是亘古不变的，其仍在当今素质教育的“德、智、体、美、劳”中居于首位。古琴音乐文化是对儒家思想的继承，《礼记》中有：“德成而上，艺成而下”，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尚德”，“德”是乐教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以乐教化的终极目标。“八音广博，琴德最优”，古琴承载了许多人文精神与道德情操，符合乐教的核心思想。
2.真——影响一生的价值取向
压力与竞争使忙碌与嘈杂充斥着人们的生活，这样繁乱而浮躁的不只是客观存在的外界环境，还有人们的内心。现今的社会难免有些人为追名逐利而忘记“正心”，浮躁的物质社会使初入社会的大学生迷失了自我。在当今“高压”的社会氛围下，使一些大学生的人生目标仅仅锁定于钱与权的获得而忘记内心的本真。大学生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感悟生命的真谛，领会生活的要义，要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让心灵更真诚，生命更真实。古琴音乐的审美渗透出道家思想的虚静自然、无为超脱，古琴音乐文化中的道家精神，可以净化人们的思想，进入“物我两忘”“返璞归真”的思想境界。
3.文化语境下教育的民族性的发展
良好的文化艺术素养与爱国意识也是大学生基本素质与人生修养之一。文化是动态的、发展的，传统文化作为一朵浪花，跟随着历史的长河汇入我们当今的文化价值中来。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现如今，我国大力提倡民族文化的复兴，当代人对传统文化应持有保留与继承的态度，而古琴便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佳承载体。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各国文化相互交叉、渗透，多元文化作为新的发展趋势融入了当今的生活中，人们所接触的文化更加丰富，使一部分人盲目地追求外来文化而忽视了本国的传统文化。爱国意识需要培育和激发，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是思想道德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⑨，这与传统文化的教育是不可分割的。传统文化的渗透可以使大学生爱国意识进一步觉醒，从而形成积极的思想观念。复兴民族文化是当今社会的重要使命，现在的大学生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还有所缺乏。古琴艺术不仅是音乐的演奏，更包含了传统文化的精髓。无论是从其历史，还是所承载的精神上来看，古琴都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好诠释。
高校是传承文化与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重要场所，通过对古琴音乐文化的学习，我们可以去探赜浩瀚无垠的中国文化，也可以帮助我们在道德精神与审美层次得到双重提升。
（注：本文为教育教学改革与研究项目《如何培养音乐教育免费师范生在职攻读教育硕士的教学技能与综合素养》）
注释：
①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1642.
②杨天宇.礼记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487.
③王贵元.说文解字校笺[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560.
④张燕婴译注.论语[M].北京：中华书局，2006：35.
⑤⑧王耀珠.《溪山琴况》探赜[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8：31，7.
⑥李炳海.《诗经》解 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305.
⑦成玄英，郭象注.庄子注疏[M].曹础基，黄兰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1：291.
⑨贺希荣，罗明星，朱美华.道德的选择：来自大学生心灵的报告[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6：70.
参考文献：
[1]易存国.大音希声：中华古琴文化[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
[2]郭平.古琴丛谈[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
[3]朱长文.琴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0.
[4]袁正光，陆莉娜.大学生综合素养导论[M].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04.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礼乐”是教育建构的两个重要方面，古人之所以重视乐教，并将其作为教化民众向善的手段，是因为乐是涵养性情之法，可以帮助人们提升精神境界。而最能体现乐教精神的音乐则莫过于“琴乐”，“乐”的文化精神在文人七弦琴中得以传承。
古琴长期在文人中流传，其所承担的历史文化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作为名校南京大学的学子，应担起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重任，应有“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魄力和勇气，而该校古琴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
扬传统文化，承礼乐文明
南京古琴社的第一任社长是南大当年的中文系研究生张婷婷（现为南京艺术学院教师）。张婷婷出生在一个中西文化相融的家庭。外公是有名的小提琴家,母亲也是从小学习小提琴,张婷婷6岁时母亲就开始教她拉琴。父亲长期致力于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使她从小就对民族文化深深着迷。
正如她所说，南京大学与古琴有着很深的渊源，早在1917年南京大学的前身南京高等师范学院即邀请山东琴家王燕卿传授古琴，率先将古琴作为国乐引入高等学府。时隔八十几载春秋，在物质昌盛、经济发展的今天，作为百年名校南京大学的学子，应承担起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任。
张婷婷认为：“现在传统文化已经出现断层,大学生有责任负起传承的责任。”在她看来，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支柱,而中国古琴音乐就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当时，刚进入南大学习的张婷婷发现学校有不少同学会弹古琴,却苦于没有地方进行交流。因此，她萌发了在南京大学创立古琴社的想法,并同南大的古琴爱好者于2004年12月成立了南京大学古琴社，旨在弘扬传统琴道精神，传承中华礼乐文化，共同提升文化修养。张婷婷此举得到了学校领导、同学和校外专家的大力支持。
以琴会友，以友辅仁
南大古琴社的琴友一直坚持“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以琴会友，以友辅仁”，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华礼乐文化琴道思想，弘扬中华琴学，修身养性，共同提升人文修养。
古琴社自成立以来，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继承礼乐文明为宗旨，钻研琴学，以琴会友。该社坚持“无门派而有原则”的立场，广邀海内外各流派琴人，举办讲座及音乐会，编著琴学刊物，希望能为古琴艺术的传播略尽绵薄之力。目前，古琴社在册登记会员三百余人。平时内部的雅集活动，参加会员人数也有三四十人。
首办全国高校古琴学术论坛
2007年11月24日，在南京六朝古刹鸡鸣寺内，由南京大学古琴社与四川大学古琴社、浙江大学古琴研究会共同举办的“首届全国高校琴学论坛”在一片钟声琴韵中拉开帷幕。该论坛主题为“琴学与传统文化”，相对于过去的活动，此次古琴社的活动更侧重于学术性。该社社员希望此次论坛能成为一个琴学研讨的学术平台，让学术走入古琴，让古琴加入学术，让琴学研究在高校中得到更广泛的重视，促进和推动各高校间的古琴文化学术交流。
论坛内容包括学术讨论会以及专场音乐会，共收到来自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四川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扬州大学等高校同学及老师的近30篇论文。2007年11月25日，在南京大学校园内，古琴社主办了论坛的专场音乐会。当时，来自各地的著名琴家，演奏了不同风格的古琴曲，让同学们领略了传统礼乐文化的深厚内涵和神奇意蕴。
古琴社刊：《南雍琴刊》
2009年初夏，由原南京大学古琴社社长顾迁正式提出了编订该社社刊――《南雍琴刊》的计划。该刊以学术性和创新性为宗旨，目的在于编撰一本学术性琴学刊物。
该计划提上日程后，校领导十分重视刊物的编撰工作，康尔教授等人还多次对琴刊的编写工作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和建议。琴社的多位社员在顾迁社长的带领下，分工合作，历时长达3个月，终于完成整本琴刊的编写校对工作。最后，在南京大学艺术中心的资助下，顺利解决了印刷经费问题，于2009年8月末印制，共计约300册。该书分为六大版块，收录琴人琴家及习琴之人相关文论三十余篇，总字数近十万，并配有琴学相关精美图片五十余张，是一本内容丰富、学术性较强的琴学刊物。
《南雍琴刊》印出后，得到了海内外琴家琴人的首肯。回忆起这几个月共同编写琴刊的经历，古琴社现任社长郗文辉说道：“琴刊的编写使每个参与其中的社员都学到了很多东西，无疑，该刊对于社团的发展也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提高人文素养，任重道远
尽管近几年来，古琴文化为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但相较于其他传统乐器及四艺中其它的三艺来说，古琴仍然更为小众。这也决定了南大古琴社不会成为像其他社团那样动辄上百人的大型社团。正如郗文辉所说：“琴社更像一个隐居山林的文人，自娱自乐，带着几分清高和些许孤芳自赏的遗憾。因为，我们希望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古琴，爱上古琴。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感谢能有这样一个平台，能让喜欢和爱好古琴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人聚在一起，共同探讨古琴艺术。”
随着古琴艺术的日益兴盛，以北京、四川和江浙地区为代表的文科类及综合型大学的古琴社团纷纷成立，并且形式和规模日渐成熟和完善，形成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迄今为止，北京大学古琴社、四川大学古琴社成立的时间都已10年有余，其所举办的古琴讲座、音乐会及琴学论坛等活动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力，从而对古琴艺术近年来在高校中传播的研究也突显出了其价值和意义。
本文试从高校古琴社团对古琴艺术传播的几个方面进行梳理和归纳，最后对于高校古琴社团存在的弊端及未来发展方向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一、高校古琴社团概况及主要活动内容(以川大、北师大古琴社为例)
1.高校古琴社团概况
高校古琴社团随着大学生各个社团的兴起也在古琴艺术兴盛的大环境下悄然兴起，笔者将几所重要综合类大学的成立时间列出：
四川大学古琴社：2000年3月成立
北京大学古琴社：2001年12月成立
南京大学古琴社：2004年12月成立
清华大学古琴社：2007年4月成立
浙江大学古琴研究会：2008年3月成立
北师大古琴社：2008年5月成立
首师大古琴社：2008年6月成立
这些社团通常都是由几个古琴爱好者组织起来，经过校团委批准和审核，利用社会上的一些琴馆和琴社的支持和影响力，逐步形成其形式和规模。自古川派古琴闻名遐迩，到如今依然是最早的高校社团领航者。
2.高校古琴社团活动之——音乐会、雅集和讲座论坛
以四川大学古琴社为例，笔者搜罗了其成立以来的主要音乐活动：
（1）古琴演奏音乐会——2002年5月四川大学东区逸夫馆。
（2）中国古琴艺术——2005年4月，川音代茹副教授应川大琴社邀请，在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学术报告厅开展中国古琴艺术讲座。
代茹，字梓又，四川音乐学院扬琴副教授，曾师从曾成伟先生和李祥霆先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古琴演奏风格。她还培养了大批古琴扬琴学生，并成功举办多场大型民乐演出。
（3）锦江琴社琴会——2006年5月，成都锦江琴社雅集，依惯例在青羊宫道观道教协会会议室举行。
锦江琴社成立于 1979年，由川派著名琴家喻绍泽先生组织成立，原名“蜀新琴社 ”，在时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同志的倡议下，于翌年更名为锦江琴社至今。
（4）庆祝国家第一个文化遗产日——2006年6月，成都市锦江琴社举办了雅集，包括锦江琴社的成员和四川大学古琴社的成员。
（5）四川大学古琴社七周年庆典音乐会 2007年初。
（6） “古琴 天籁 聆听”川派古琴欣赏会——2007年8月，成都市锦江区图书馆。由成都市锦江区图书馆主办，锦江琴社、四川大学古琴社协办。
（7）ELEGANT GATHERINGS Of Sichuan University Guqin Society 四川大学古琴社雅集 ——2007年10月四川大学外国专家楼。
（8）2007年11月——与南京大学古琴社、浙江大学古琴研究会联合举办“首届全国高校琴学论坛”。
（9）受梓又琴馆之邀 川大雅集——2007年12月。
代茹老师邀请曾成伟先生及其学生参加雅集，以及琴学理论家唐中六先生以及草堂琴社李雪梅、董文文，川大古琴社社长郑晓韵、川音曾河等。
（10）2008年11月四川大学古琴社雅集活动——特邀曾成伟老先生现场指导及演奏。
（11）2009年6月“天闻琴韵”蜀派古琴宗师张孔山第七代传人音乐会暨蜀派古琴大师喻绍泽诞辰106周年纪念音乐会。
从川大古琴社历年来的古琴活动中可以看出，大部分为雅集和音乐会，有少量的讲座和论坛。另外笔者调查到北师大古琴社则重点放在讲座上，虽成立时间远不及川大古琴社，但短短几年几乎把京沪两地琴家邀请至该校做讲座，北师大教九502俨然成为了古琴传习室。而以北师大、北大为高校古琴社团所做成的成绩和影响力终于在2010年达到了一个高潮。
2010年6月12日是中国第五个文化遗产日，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与中国昆剧古琴研究会联合，计划在文化遗产日期间举办“把遗产交给未来——古琴名家名曲进百校”大型系列活动。此次活动由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司、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和北京市教委主办，中国昆剧古琴研究会承办。参加此次活动的有古琴艺术的部级非遗传承人：吴钊、林友仁、丁承运、龚一、李祥霆、陈长林、刘赤城等全国著名古琴大师。（此次文化遗产日期间专场演出日程见表）
其中，古琴“泰山北斗映蓝天”，力图囊括当今尚健在的古琴艺术界最具威望和影响力的“泰山北斗”集中展示，他们大都是古琴界的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是古琴各大流派的掌门人。由于他们年岁已高，平均年龄已在七八十岁之上，平时单独的演出也已难得一见。此次古琴大师汇聚一堂，将是一场空前的“世纪性”艺术盛宴。
古琴中青年专场由当今古琴界最活跃的“中坚力量”组成，他们的展示将充分表现古琴艺术的多种流派和丰富多彩的艺术特色。
“在琴声中相遇——古琴大师与学子对话”，由北京各大学古琴社的“佼佼者”“向大师汇报，和大师对话”演出。古琴大师分三批与学生做三场交流，每场先由学生弹奏，然后由大师演奏同一首琴曲，再通过现场讲解和与学生对话直接“面授机宜”，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创举，将极大提高学生学琴的热情和水平，拉近大师与莘莘学子的距离。
此次活动规模大、时间长、影响力深远，使高校古琴社团的成员不仅在演奏技术上、理论知识上，甚至在组织安排筹划整个活动上都得到了极大锻炼和提升。能够亲眼所见他们心中的大师，着实让这群年轻人在古琴艺术上又精进了一步。
二、任重而道远——“把遗产交给未来”
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
古琴自古以琴会友，如今更有高校古琴社团“嘤其鸣矣，求其友声”。
关键词:当代；古琴音乐；社会定位；发展策略
中图分类号：J609文献标识码：A
在传统音乐理论中，我们将古琴音乐定位为文人音乐，因从其历史看来，古琴与文人及其相关文化是水融、不可分割的。在延续了两千多年的文人传统中，古琴成为文人表达深邃内心情感之器，古琴音乐也因之遁入“琴道”之境。甚至有观点认为古琴音乐在近现代之所以衰落，与文人群体的解体、士文化的消解有密切联系。那么，当主体消失后，这个影子又应以什么身份存在？失去了欣赏及演奏主体的古琴艺术，要想在现代社会中生存与传承，在重估自身的文化价值之时，必然还要重新进行社会定位。
当代古琴音乐的社会定位问题，一直以来倍受各家关注，因为明确的社会定位决定了古琴未来的命运和发展方向。由什么人弹琴、怎样弹琴、弹给谁听，可以说是古琴音乐在当代传承中面临的最大问题。针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与认识，虽可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梳理、归纳起来，主要还是两种相对立的观点：一种主张当代古琴音乐定位于大众化、艺术化；另一种则主张当代古琴音乐定位于独特化、人文化。这两种观点从不同角度出发，各自强调了古琴音乐传统构成体系中的某个方面，且一直以来采取彼此互不接受的、甚至是对立的态度。在此，笔者有必要先对这两种观点先做一些简要述评。
“当代古琴音乐应定位于大众化、艺术化”――这种认识主要着眼于古琴音乐的器乐演奏形式和音乐特性，主张在现代社会中，将古琴视为一种器乐音乐艺术，像推广二胡、古筝似的普及古琴音乐及其演奏艺术，让更多的人认识古琴、了解古琴、喜爱古琴。龚一先生在其文《对准时代之需要――我对发展古琴音乐的认识》结语中写到：“我们坚信古琴艺术既有着发展的过去，就必定会有着发展的今天和将来。它一定会循着音乐艺术发展的共同轨迹，加速自身的发展。这是大众需要的，也是古琴家需要的，更是时代需要的。”［1］
如同上述诸位琴家倡导，在古琴近年的发展中，越来越多的琴人、琴家不断努力拉近古琴与大众的关系，重视古琴与现代社会的有机结合。持这种观点的琴人，都会从琴史中挖掘与古琴音乐社会性相关的材料，作为立论的基础并进行实践；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在相关地区，职业琴人越来越多，学习古琴的儿童越来越多，数人甚至数十人的古琴齐奏登上了舞台，古琴考级也开始热了起来……
从音乐艺术传播角度来看，古琴音乐的大众化、艺术化不是坏事，如果没人会弹古琴、没人喜欢古琴、没人能看到古琴，传承和保护都只是空话。从古琴的音乐特性入手，进一步彰显其音乐艺术魅力，使其得到大众的认可，是保护和发展的前提。而且，从古琴音乐的作为音乐艺术传播的现状来看，其大众化、艺术化也的确取得了相当的进展。目前，国内各音乐专业院校大多设立了古琴演奏专业，已经培养出一批优秀的古琴演奏人才。各地的琴社、琴馆纷涌而起，规模及社会影响日益增大。随着他们的活动，古琴音乐开始更多地直面观众，走进剧场、走向舞台，被更多人了解和熟悉。
“当代古琴音乐应定位于独特化、人文化”――这种认识主要着眼于古琴音乐的人文内涵和文化特性。主张在现代社会中，应该一如既往地坚持传统的文人琴乐特征，突出古琴音乐的高雅和独特，不能使其简单等同于一般的普及型乐器。持这种观点的琴人认为，鉴于古琴的雅文化特征，只有具有较高传统文化修养的人，才可能品味古琴音乐并延续琴道传统，应该把古琴音乐局限在一个相对的“文化人”小圈子中。吴门琴家汪铎先生在一次“雅集琴会”中，作了题为“古琴传承之我见”的发言，其中讲到：“……应该把古琴最原始、最本质的东西，也就是它所包含的文化内涵，继承下来，而不能把古琴当作一件乐器。”［2］王政先生在其文《古琴文化与未来社会》中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其观点：“古琴音乐是我国音乐文化的精粹，它从社会功能到演奏观念均不同于一般意义的音乐。面对这样一种音乐文化，我觉得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改变其文化特性。一般意义上的音乐数量很多，再将古琴融入其间，只不过一般音乐家族中又增加一种乐器罢了，但却毁灭了一种优秀的音乐文化模式。”［3］
显然，执此观点的琴家更多地注重古琴音乐的文人传统，及其丰厚文化价值，强调在现代社会的古琴音乐传承中，应着重突出其文化特性。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下，出现了不扩大古琴音量，采用传统丝弦演奏，坚持“雅集琴会”而不在舞台上表演的主张和传承方式。持这种观点的琴人、琴家，除琴技演习外，更重视对传统琴乐文化的学习和自身文化修养的提升，参悟琴道、修身习性成为其追寻的理想状态。
由于不主张古琴音乐的大众化传播方式，这些琴人、琴家往往显得较为低调，但他们的观点对于琴文化的传承也颇有价值。因为，在传统文人眼中，古琴的音乐性一直以来都是次要的，他们甚至有意忽略其音乐性，不愿为技所累，强调“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这也是古琴音乐作为雅文化区别与俗文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古琴音乐的深层结构和文化内涵来看，文人文化是其基础，也是其核心。若非有文人文化的支撑，她也不可能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而受到文化界和文化部门的特殊关注。因此，在当代古琴音乐的社会定位中，其文人文化特性不容忽视；否则，丧失其特有文化价值的古琴音乐，将有可能逐步俗化。
从立论原则、立论依据、音乐实践上看，这两种观点均有其合理性，但两种观点又都过于极端。笔者认为，如果偏于两端只执其一，难免会产生观念甚至行为上的对立，这都不利于古琴的发展。单纯将古琴定位为音乐艺术肯定有很大的缺失，因为深厚的文化传统才是古琴能传承至今的主要原因；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古琴留给我们的绝不仅是单纯的音乐技能。反之，仅坚持文人琴乐传统也是不现实的，且不说当今已根本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及其阶层，仅让一小部分有传统文化基础和修养的人弹琴，而且这小部分人中多数人，可能相对缺乏专门的音乐基础训练和对精湛演奏技艺的追求，久而久之，只能让古琴越来越“不中听”，离现实的艺术生活越来越远，这有悖于我们对这一重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保护、传承和发展之初衷。
在当代音乐文化环境中，古琴这种身上背负着如此厚重文化传统的古老乐器，关于其社会定位、如何保存与发展，产生以上两种有分歧的观点和作法是不可避免的。这一分歧和相关问题的讨论，其实不单是出现在古琴的保护、传承与发展领域，我们所有的传统文化项目和传统艺术项目，在现代社会的保护、传承与发展问题方面，都面临着同样的尴尬和两难抉择。
这里，我们暂且搁置上述两种相异观点和不同认识的讨论，从历史呈现事实开始，对这一问题略做考察。从古琴音乐发展史的角度来看，虽然文人是琴文化的主体，但古代弹琴者也绝非仅为文人。刘承华先生在其文《文人琴与艺人琴关系的历史演变――对古琴两大传统及其关系的历史考察》中，曾做过准确而精辟的论述：“文人琴家，大都是从艺人琴家那里习得琴艺与琴学的；而艺人琴家，也总是从文人琴家的琴学中，获取其精神与理念的。可以这么说，在这一合流中，文人琴为整个古琴艺术提供了基本的精神和灵魂，艺人琴则以丰富的技法和高超的表现力，为古琴艺术提供了鲜活的生气和血脉。”［4］这就是说，在古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直就存在着“文人琴家”和“艺人琴家”两类琴人，经过历史的漫长积淀，最终走向了融合。为什么在我们继承这种传统的今天，却又对历史呈现的事实视而不见？上述两种观点，从琴文化的不同角度着眼，本质上也都是为了古琴艺术的传承与发展，为什么一定要将其割裂甚至对立呢？一部分人着意于追求和发展古琴的音乐性，另一部分人着意于追求和发展古琴的文化性，在不同的人文环境和社会生活中，互融互补、相依相存，才是传承和发展古琴音乐应该有的态度。
此外，古琴在现代社会的功用转化，也是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社会功用与社会定位密切相关。历史上的文人是站在传统文化核心位置，来接受“琴、棋、书、画”这一文化洗礼的，“琴人”并非其第一身份，“文化人”才是他们的标榜，他们在浓重的传统文化氛围中习琴、乐琴、醉琴以至琴人合一。但目前传统文化已经不可能在开放的社会中保持其纯粹性，儒、道、释不再是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传统意义上的文人群体也就不复存在，当传统文化的核心位置被现代文化取代时，古琴的社会功用必然随之发生转变。在当代社会音乐文化情境中，我们如果一味要求古琴只身去背负如此厚重的传统文化，这“三尺枯桐”必然力不从心。是否可以换一个角度，将古琴视为走向传统文化的一条途径，而非纯粹只是其载体，通过琴的大众化过程让更多人接受她，当人们已经对她有普遍了解及认识之后，再由一部分“前行者”进一步探求其精深的文化内涵，通过对古琴音乐的更深体验和有效传承，进一步达到保存和发展传统文化之目的。以这种视角来重新审视古琴音乐在当代的社会定位问题，我们的视野才会更宽阔。
据此笔者认为：在两种观点互补、互融的基础上，当代古琴音乐应该遵循“以大众化、艺术化为基础，以独特化、人文化为归宿”的保护和发展策略。
首先，进一步推进古琴的大众化、艺术化，让它逐步、更多地走进人们的视线，走进现代社会生活；但是，将古琴变为古筝不是我们应走的道路，在进行大众化、艺术化的同时，必须自觉地认识到，古琴文化最终所要追寻的文化精神和哲学理念，清醒地认识到我们通过古琴的传承，能带给大众的最终还是古琴文化。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让古琴在现代社会走一条由俗致雅之路，实为明智之举。在具体的传承和实践中，两者关系也许并不十分难于把握。让每个琴人在弹琴时都知道为什么弹琴？怎么样弹琴？自己跟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是笔者期望通过本文写作达到的目的。只要有一个明确的态度和清晰、准确的定位，我们的实践就不会毫无意义，就会有实在的成果和收获，也就可能真正有效地传承和发展博大精深的古琴文化遗产。
随着社会形态的巨变，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已经离我们远去，他们留下了丰厚的古琴音乐文化遗产，同时也使古琴音乐在现代社会的传承和发展中迎来空前的挑战。文化和思想的传承与创新是历代文人至高的追求，他们的风骨永远留在精深的古琴音乐之中。接下文人之琴，在传承和创新原则下，充分尊重和理解历史传统，在古朴醇厚的琴声引导下，让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传播得更深、更广。
参考文献：
［1］龚一 .对准时代之需要――我对发展古琴音乐的认识［J］,音乐研究，1995（4）：56.
［2］/vd207513/blogcon・userid=pegasos&file=10941331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