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学术史肇始于战国后期，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的子学研究。其中，尤其以《庄子·天下篇》、《韩非子·显学篇》、《荀子·非十二子篇》为代表作。它们对先秦学术的总结具有以下特点：一是，以历史发展的观点总结前人的思想；二是，注重辨章学术，考证学术流派的传承关系；三是，采用概论体来总结前人的思想，重视对前人思想是非得失的评估。这种评估是从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的现实出发，具有鲜明的经世性。但这些篇章记载都很简略，且议论多，分析少，缺乏系统记载一代学术的变迁轨迹，学术内部的构成及其传承情况，且无固定的体例，因此只能算是学术史的发轫期。
西汉中期至隋唐的学术史研究，以总结儒学和释老之学为主要内容，以传记体、书志体、类传体为主要形式。司马迁的《史记》首开正史为“儒林”立传的先例，班固的《汉书》首开正史为“六艺”立志的先声，它们的设立，旨在记儒家之流派，述经学之源流。从历史编撰学的角度看，都具有独创性。
北宋至明的学术史以总结理学为主要内容，以学案体为主要形式。朱熹的《伊洛渊源录》是学案体的开山之作，全书以二程为纲，按道统传承的历史线索编修而成，通过辑录二程及二宋间与程氏学术有师友渊源的诸多学者的传记资料，注重理学源流的辨析以揭示道统传承的关系，同时注重学术内部师承关系的考证。它所开创的学案体，以理学家“闻道早晚”为序，先记传主行状，次记传主言论和著述，末附学者对传主的评论，兼有传记体和灯录体二种体例的特点，使记言和记行浑然一体。
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和由它发凡其例草创的《宋元学案》，是清初总结性学术史的集大成之作，代表了中国传统学术史的最高成就。《明儒学案》凡62卷，17个学案，记载了明代202名学者的生平、学行和思想，实为一部明学史。该书以明学的发展和演变为线索，记述了明初朱学的统治地位，及其明中后期王学的崛起和内部的分合。黄宗羲著述此书兼容并包，不以王学定取舍，力求反映明代学术思想史的全貌。《宋元学案》由黄宗羲发凡其例，其子黄伯家续纂，至乾隆初全祖望重加编订，厘为百卷。这部书对宋元理学史上有过重大影响的理学家和学术流派，都有论析。
从内容上来看，这二部《学案》系统地论述了宋明理学的全过程，系统清理了宋明理学家的思想脉络，综述了宋明理学史上的重大论争，不愧为总结性学术史著作。就体例而言，《明儒学案》确立了总论、传略、学术资料选编三段式的编纂结构，后经全祖望续修《宋元学案》加以发展，增加《附录》一目，又于其后以学侣、同调、门人、私淑、续传、别传等目为类，用以表明附目中人与案主的学统师承关系，并以“序录”说明学术传授关系，起到全书总纲的作用。这样，以理学家的传、著述选辑为主体，又有附录、序录等相配合，构成一个整体，能够更好地揭示每一案卷中各家各派的师承关系以及它们各自所处的地位，从而使学案体学术史臻于完善。
中国传统学术史经过近二千年的演变、发展，到本世纪初出现了转型。转型的原因在于传统学术史历史观的落后以及编撰上的局限。中国传统学术史的历史观是一种以“道”为体，以“史”为用的道统历史观。根据道统历史观，历史是“圣道”的体现，是“圣道”传承的统绪。在道统论看来，“圣道”是中国文化的血脉所系，它超越时空，贯穿古今，完全不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用这种道统历史观来研究中国学术史，学术史势必变成“圣道”传承的历史，学术史的任务必然局限于为历代学术思想及其流派明统定位，确立“圣道”传承的历史统绪。[i]这种陈旧的历史观同进化论传播带来的进化史观发生尖锐的冲突，它必然让位于先进的历史观。
二、近代学术史体系的建立
作为传统学术史编撰集大成的学案体“或人自为案，或诸家共编，某一学者或学术流派自身的传承，抑或可以大致反映。然而，对于诸如这一学者或流派出现的背景，其学术的历史地位，不同时期学术发展的基本特征及趋势，众多学术门类的消长及交互影响，一代学术的横向、纵向联系，尤其是蕴含于期间的规律如何把握”[ii]，则是传统学案体史籍无法解决的。这足以表明学案体史书无法全面反映历史发展的真实面貌。进入二十世纪后，随着西方史学方法论的传入，摆脱由纪传体史书演化而来的学案束缚，编撰崭新的章节体学术史，成为历史编撰学的重要课题。
学术史研究能否开新，取决于社会条件的变化和学术大师思想观念的变革。二十世纪初年，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意识，构成进步知识分子研究传统学术的指导思想。他们在严重的民族危机压迫下，重新估价学术的重要作用，强调“天地间独一无二之大势力……曰智慧而已矣，学术而已矣。”[iii]热切希望振兴中国学术，并运用西方资产阶级学术观点对封建文化遏制下的“奴隶之学”进行批判。1902年，梁启超在给康有为的信中说：“弟子以为救今日之中国，莫急于以新学术变其思想（欧洲之兴全在此）。然初时不可不有所破坏。孔学之学不适于新世界者多矣。而更提倡保之，是北行南辕也。”[iv]梁启超对儒学的正统地位进行了猛烈的冲击。刘师培在对儒学和西方学术比较之后，批判儒学存在四点缺陷：“一曰信人事而不信天事也；……一曰重文科而不重实科也；……三曰有持论而无驳诘也；……四曰执己见而排异说也。”揭露了孔学的弊端。在这样的思想观念的支配下，学术史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
本世纪初，梁启超突破传统学术史的模式，于1902年发表了《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的长篇学术论文，它是中国史学界运用进化论哲学观点指导研究思想史第一次结出的硕果。
同传统学术史相比，这篇文章的创新之处表现在：其一，它提出了新的学术史分期法。以往的学术史分期，基本上是按朝代的先后为序，宋明以后则以理学家“闻道早晚”为序。梁启超打破常规，提出以学术思想的内涵、性质及其发展变化作为学术史分期的标准，将中国学术史划分为七个时期：一，春秋以前为“胚胎时代”；二，春秋末至战国为“全盛时代”；三，二汉为“儒学一统时代”；四，魏晋为“老学时代”；五，南北朝迄隋唐为“佛学时代”；六，宋元明为“儒佛混合时代”；七，清代为“衰落时代”。梁氏之所以清晰地划分出学术演变、发展的阶段，同它运用西方进化史观的指导密切相关。梁氏对达尔文进化论学术在思想领域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十分重视，预言进化论学术“将磅礴充塞本世纪而未犹已也。”他希望借进化论学术激发国民发愤图强，争取民族光明的未来，为此他提出以进化论引起人类思想的一切革命：“是故凡人类智识所能见之现象，无一不可以进化之大理贯通之：政治、法制之变迁，进化也；宗教、道德之发达，进化也；风俗、习惯之移易，进化也。数千年之历史，进化之历史；数万里之世界，进化之世界也。”[v]梁启超对进化史观的接受，为梁氏以新的标准划分学术史奠定了基础。
其二，梁氏对学术思想发展的公理公例十分重视，力求对学术思想的发展作出新的解释。梁启超在《新史学》一文中指出：“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认为历史家应从人类活动总背景中求得人群进化的真相，总结出历史进化的公理公例，使后人循历史进化的公理公例，“以增幸福于无疆”。在《中国史叙论》一文中，梁氏强调近世史家的任务在于“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及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关系”。梁氏将新史学的理论主张贯彻到学术史的研究中，《论大势》开宗明义即对“公理公例”表示了明确的认识：“生理学之公例，凡二异性相结合，其所得结果必加良……我中华当战国之时，南北两文明初相接触，而古代学术思想达于全盛，及隋唐间与印度文明相接触，而中世纪学术思想放大光明。”[vi]并将“公理公例”作为分析学术思想变迁的理论依据。
梁启超论述“胚胎时代”学术思想的变迁的原因时，指出：“综观此时代之学术思想，实为我民族一切道德、法律、制度、学艺之源泉。约而论之，约有三端：一曰天道；二曰人伦；三曰天人相与之际是也。而其所以能构成此思想者，亦有二因：一曰由于天然者，盖其地理之现象，空界之状态，能使初民对于上天而生出种种之观念也；二曰由于人为者，盖哲王先觉利导民族之特性，因而以天事比附民事，以为群利也。”[vii]
在论述战国时代学术思想时，他首先高度评价了这一时期的学术思想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的伟大意义，然后专门探讨了“学术思想勃兴之原因”，归纳为七项：一，由于前此学术思想蕴蓄之丰富；二，由于社会急剧变动的刺激；三，由于思想学术之自由；四，由于交通之频繁；五，由于人材之见重；六，由于文字之趋简；七，由于讲学之风盛，学术思想得到有效的传播。
在论述“儒学统一”时代儒学之独尊时，他不仅考察其历史，而且分析其原因和结果。梁氏在分析儒学统一的原因时，首先肯定了竞争的作用，他说：“夫进化之与竞争相缘者也。竞争绝则进化亦将与之俱绝，中国政治之所以不进化，惟共主一统故；中国学术所以不进化，曰惟宗师一统故。而其运旨起于秦汉之交，秦汉之交，实中国数千年一大关键也。”[viii]然后将儒学统一时代的学术与泰西学术相对比，指出泰西学术的进步源于“自力”，儒学一统时代的退步由于“它力”，此实学术发展的“公理公例”。梁氏以此“公例”分析了儒学统一形成的原因：一是，专制君主之提倡，学术建设的主动力，“非由学者，而由帝王也”，“故凡专制之世，必禁言论思想之自由”；二是，儒学较之其它诸子学术更能适应专制政治之需要，“其道可久，其法易行”，“教竞君择，适者生存”，符合“天演学公例”；其三，儒学在“自动力”上，以“用世为目的，以革君为手段”，“实与帝王相依附而不可离者”，其思想体系具有包容性，故“诸道中绝，而惟此为倡也。”对于儒学统一的结果，梁启超列举了“四端”：“一曰名节盛而风俗美”，“二曰民志定而国小康”，“三曰民权狭而政本不立”，“四曰一尊定而进化停滞”。梁氏以学术发展的内因（主动力）、外因（它动力），来分析儒学统一的历史背景，这是“采西学新说”——因果论以“综论中国古今学术思想变迁之迹”的最初尝试，在学术方法上具有近代文化的特色。他对儒学统一后果的分析，富有唯物倾向和辨正因素，既对“其结果之良者”加以论述，对其不良者亦条分缕析，力图全面展示其对古代社会的影响。
其三，深入地论述了学术思想和社会条件的关系，论述不同学派和学者间的互相影响和推动，第一次生动地呈现出学术变迁动态的格局。[ix]关于战国时代学术勃兴的社会条件，梁氏从由于社会急剧变动，思想学术出现自由局面等项进行分析。他指出：“获麟之后，迄于秦始，实为中国社会变动最剧之时代，上自国土政治，下及人心风俗，皆与前此截然划一鸿沟。而其变动之影响，一一皆波及于学术思想界。盖阀阅之阶级一破，前此由贵族世家所垄断之学问，一举而散诸民间，遂有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观。周室之势既微，其所余之虚文仪式之陈言，不足以范围一世之人心，遂有河出伏流一泻千里之概。”[x]从中可看出时代的急剧变动，造成了学术思想由“学在官府”到出现“百家争鸣”的巨大变化，其论深入中肯，极具见识。再如对明末清初学术风气演变的论述，也紧紧抓住时代条件的影响，梁启超曰：“呜呼！吾论次中国学术史，见夫明末可以变为清初，清初可以变为乾嘉，乾嘉可以变为今日，而叹时势之影响于人心者正锯且创也，而又信乎人事与时势迭相左右也。自明中叶，姚江学派，披靡而下，一代气节，蔚为史光，理想缤纷，度越千古。顾其敝也，摭拾口头禅，转相奖借，谈恭说有，与实际运用益相远，横流恣肆，非直无益于国，而且无以自淑。逮晚明刘蕺山等人一派，已几于王学革命矣，及明之既亡，而学风亦因以一变。”[xi]这里，明确指出了学术变迁的格局同社会变动之间的关系。
其四，叙某家学术，须将其特点提挈出来，令读者有很明晰的观念。如他对佛学特色的叙述就很精采：“美哉！我中国不受外学则已，苟受矣，则必能发挥光大，而自现一种特色……中国之佛学，乃中国之佛学，非纯然印度之佛学也。不观日本乎？日本受佛学于我，而其学至今无一毫能出我范围者。……中国之佛学，其特色有四：第一，自唐以后，印度无佛学，其传皆在中国；第二，诸国所传佛学皆小乘，惟中国独传大乘；第三，中国之诸宗派，多由中国自创，非袭印度之吐馀者。第四，中国之佛学，以宗教而兼有哲学之长。”[xii]
其五，梁启超对学术史的考察，并未局限在传统学案体的旧框架内，而是依据学术发展本身的特点，在材料组织上对旧体学术史著作进行了改造和发展。旧体学术史叙事全按学派立案，虽便于对各家学派作细微考察，但也易于使各学派之间相互孤立，难以看清其间的前后演变和相互影响。梁启超此书，首创章节体的学术史新体裁，其主要特点是：以章节为纲，按所要论述的问题性质分章立节，以“论”说“史”，以“史”证“论”，史论结合。例如，他将中国学术思想的历史进程分为七个时期，按时期分章，每章又根据内容不同立如干节，如原因、派别、历史、结果等等，章与节之间联系紧密，脉络分明。再如，他对史论十分重视。全文之首冠以“总论”，表达梁氏对学术思想在世界史和中国史上重要性的认识，表明梁氏撰述学术史意在激励国民的爱国热情，论述了对于传统学术思想的态度。每一章之前，梁氏简要地论述这一时期学术思想变迁的大势，以及这一时代思想的主要特点、成就和不足，并简要地分析产生这些特点的远因和近因。在每一节中，在“述”的基础上，进一步阐发作者的观点。因此，读者于其史论中可以明晰梁氏对于学术思想发展的基本框架和思路。梁氏在编撰上的创新，更能展示学术史新体系的思想特色。同时，梁启超还突破旧史学术史著的狭隘格局，扩大了学术的考察面。传统的学术史对儒学以外的学派论述较少。梁启超认为：“叙一个时代的学术，须把那时代重要各学派全数网罗，不可以爱憎为去取。”学术史的任务应是反映各时代有代表性的各种学术发展情况。在《论大势》一文中，梁启超力戒门户之见，试图把各家学术展现给读者。在《全盛时代》中，特立《论诸家之派别》，作者说：“先秦之学，既称极盛，则其派别自千条万绪，非易论定，今请先述古籍分类异同之说，而别以鄙见损益之。”[xiii]把先秦时期重要的派别都罗列出来，然后加以分析、评述。
梁启超的这篇文章系统地提出了对中国学术思想发展历程的看法，对当时的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胡适在《四十自述》里评价到：“《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也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知道四书五经以外还有中国学术思想。梁先生分中国学术思想史为七个时代，现在看这个阶段，也许不能满意。……但在二十五年前，这是第一次用历史眼光来整理中国旧学术思想，第一次给我们一个‘学术史’的见解。”[xiv]它为梁启超以后撰写《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中国史学的发展确立了新的路标，对于史学近代化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奠基意义。
较之梁启超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同时代的章太炎、刘师培、邓实等人也写出了有关学术史的论著。如刘师培的《周末学术史》也是一部比较有代表性的学术史论著。在著述体例上，他打破了以人物学派为中心的旧体例，提出“以学为主”的新的分类方法，将先秦诸子百家纳入近代学科分类框架中。他开列的学科有心理学、伦理学、论理学、社会学、宗教学、政法学、哲理学、文字学、文章学、计学等十六科。在著述体例上，将传统的学术史向前推进了一步。
再如章太炎的《訄书》（重订本）对中国学术史的清理，虽然篇幅不多，但内涵丰富。从现代学术史的意义说，《清儒》是《訄书》中最有分量的文章。章太炎对清儒在训诂考证方面的成绩评价很高。他认为清代小学、经学繁荣的原因主要由于统治者对思想的禁锢，他说：“清世理学之言，竭而无余毕；多忌，故歌诗文史枯；愚民，故经世先王之志衰。家有智慧，大凑于说经，亦以纾死，而其术近工眇踔善矣”[xv]。章太炎承继乾嘉遗风，猛烈批判宋明理学。章太炎还注意到地理民风对学术风气产生的不同影响。清代今古文的分野，与学者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密切关系。清代学术的主流是古文学派，对于其特色，章太炎概括为：“不以经术明治乱，故短于风议；不以阴阳断人事，故长于求是。”[xvi]《学变》，具体分析了西汉以后五百年的学术演变过程，说明了各种学术、思潮的五变“各从其世”，即取决于当时政治斗争的形势。他首先提出“汉晋间，学术则五变”。章太炎总结思想领域的斗争根源，认为“凡此五变，各从其世”[xvii]。他深刻地揭示了学术思想的重大变化与时代变化之间的密切关系。但相比之下，这些著作往往仅详一代，没有对整个学术做通贯的分析，或者虽有分析，但却太简略；著述体例上，有的还是按照传统的学案体来写，有的虽然在体例上有所改进，但是在内容上和结构上存在问题。故本文主要以梁启超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作为重点考察学术发展的情况。
参考文献：
[i]卢钟锋：《中国传统学术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63页。
[ii]陈祖武：《关于中国学案史研究》，《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6年第1期，第51页。
[iii]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饮冰室合集·文集》之6，第110页。
[iv]梁启超：《与夫子大人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79页。
[v]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
[vi]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3页。
[vii]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6页。
[viii]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39页。
[ix]陈其泰：《梁启超与中国史学近代化》，引自《史学与民族精神》，学苑出版社1999年版，第492页。
[x]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12页。
[xi]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77页。
[xii]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73-76页。
[xiii]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15页。
关键词：翻译学；客观规律；话语风格；翻译理论
概述
翻译学辩论在我国断断续续进行了近二十年。通过辩论，的确解决了一些问题，如对“翻译”，“翻译研究”，“翻译科学”等概念、范畴的理解已趋于一致，对“翻译是科学”等一类命题的本质认识已有深化（杨自俭:2000）。但是，在一些较大的问题上，如翻译的艺术论和科学论，翻译理论是否可以成为科学等问题上，谁也没说服谁。这些是双方交锋的焦点，要解决是一些核心问题。不过，这些不是本文要探讨的对象。笔者要探讨的是辩论中暴露出来的一些新问题，笔者称之为边缘问题。之所以将这些问题称为边缘问题，是因为这些问题还没有成为辩论的焦点，不太为众人关注。但是，这不等于说这些问题不重要。笔者拟就了四个这样的问题，（一）对客观规律的认识；（二）翻译学辩论中的话语风格；（三）翻译理论研究的价值取向；（四）“翻译学”一词的使用。虽然这些问题不是翻译学辩论的核心，但笔者认为如果让这些问题存在并任其发展，将会影响翻译学辩论的效果，进而影响辩论中核心问题的解决，因而不可忽视。
对客观规律的认识
在翻译学辩论中，客观规律这一概念常常被双方提到。争论的双方，使用同样的概念，理解却不同，由此得出的结论具有天壤之别。主张建立翻译学的一方声称，翻译“有其特有的客观规律，一旦发现这些规律，并把这些规律以理论的形态加以系统化，就可以成为科学”（王东风，楚至大：1996）。反对派则认为“翻译活动不受客观规律支配。所以，翻译不可能成为科学”（劳陇：1996a）。这不太可能是一种偶然现象，因为翻译是主观创造性思维起决定作用，而不受客观规律的约束的观点被多次强调过（劳陇：1994,1996a,1996b,2000a,2000b）。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
客观规律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一个概念。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和领域都有其内在的，固有的规律。规律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们不能创造规律，也不能消灭它。但是，人可以认识规律，掌握规律并利用规律（华岗：1982）。既然如此，反对派说翻译活动不受客观规律的支配，过于主观，有悖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观。
坦率地说，对以上提到的反对派的这些认识笔者有不同的看法。在《试论现代翻译研究的探索途径》一文中，作者将英汉某些词句进行简单对比之后，以两种语言之间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为前提，断言语言符号之间“找不到共同规律”（劳陇：1994）。笔者认为该结论有悖于语言学常识，有重新修正的余地。他的对比只能能说明，在两种语言之间进行翻译时，企图寻求词层或者句层的绝对一一对应是行不通的，而要上升到推断语言系统之间不存在共同规律，则缺乏足够的论证。根据现在已达成共识，语言之间存在着共性，这是不同语言之间能够进行翻译的基础。关于这一点，早有人论述过，此处不准备展开。
在翻译学辩论中有不少受人尊重，影响广泛的译界前辈，笔者无意指责谁。但是，笔者在这里不得不指出，他们的某些认识上的失误，以及由此引出的一些结论造成的影响不可忽视。2000年第5期《中国翻译》发表《不存在所谓的翻译（科）学》（李田心）一文。其某些观点，参考了某些名家的文章，常识性的错误非常严重，比如将客观规律说成是时而存在，时而消失的怪物一样的东西。这样的说法，在没有足够的解释和充分论证的情况下，实在让人难以理解和接受。
实际上，以上对客观规律的理解失误涉及到理论探讨中的哲学认识论问题。笔者并不是教条主义者。对同一问题，不同的人应该允许有不同的认识论。但是，一旦我们选择了某一认识论为基础，就不能随意曲解与其密切相关的概念，否则，争论就会成为一种毫无意义的争吵。
翻译学辩论中的话语风格
辩论本应该体现平等磋商、相互交流、互相尊重、以理服人的原则。这一点绝大多数人做得相当不错。但是，也有部分人，由于话语风格方面的选择不当，影响到辩论的气氛，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辩论的效果。
《丢掉幻想联系实践――揭破翻译（科）学的迷梦》（劳陇：1996a）一文的副标题甚为刺眼。也许作者完全是出于一番善意，却无意之中用了一过于武断的话语。这里有极大的商榷余地。对于同一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是正常的现象。不管如何，在没有进行充分论证的情况下，就将别人的研究探索说成是走上了绝路，判断过于肯定、绝对。也许这种话语会造成某种轰动效应，但是，这种话语不利于学术探讨。会给人某中错觉，好像是某位权威在宣布已成定论的判决，或者是某位得道禅师在“棒喝”执迷不悟的弟子。所幸的是，《中国翻译》的编辑先生当年没有将该标题照直译成英语，而是比较笼统地译为“MyViewonTranslatology”。
香港城市大学的朱纯深认为，在学术研究中，最好先消除中国传统话语习惯对研究的影响，否则，容易造成耸人听闻的效果（朱纯深：2000）。据笔者观察，朱纯深先生所指的那种中国话语的特点，在学术研究领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不过在某些学者的学术论文中，这种风格的话语仍不时出现。《翻译学：一个未圆且难圆的梦》（张经浩：1999）一文回顾了翻译研究的历史，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表达了作者对翻译研究的忧虑。有些提法虽有不妥之处，纯属一家之言，倒也无大妨。令人感到不安的是，那些充满个人感彩，缺乏理性的话语。如“出言大胆的要数杨自俭先生”（张经浩：1999）。也许杨自俭先生对翻译学已创立的判断缺乏足够的依据而值得商榷，但也不至于不允许别人发表自己的看法吧。又如“有人提出‘信、达、贴’，还有人提出‘信、达、切’，但‘贴’什么？‘切’什么？”（张经浩：1999）。笔者觉得，这不像是一种学术研究话语。不同意别人的观点，不足为奇。不想看他人写的书或文章也是个人的自由，即便是老师也不能强迫学生读自己的书。但是，如果要评论别人的观点，最好先全面了解别人的阐述之后再发表看法。如果连别人提法的含义都没弄懂，就大声叱责“‘切’什么？”，是很难让人信服的。我们当然不能因此就认为这是一种“学霸”的表现，但是毫无疑问，这种话语风格在学术领域是一种不健康的现象。
话语风格某种程度上反映个人的心态。在心里对他人的研究成果如何评价，谁也管不着。而要作学术探讨，最好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注意自己的话语，以免渲染一种过于主观的气氛。争论者如果能以一种客观、冷静、理性的心态对待翻译研究，就能正确对待不同的观点，而不至于一见到不同的观点就动肝火，以至于在辩论中，不是以理服人，而是用情绪发泄代替严密的论证。
翻译理论研究的价值取向
前些年，不少人认为翻译无理论，全凭译者的天赋与灵感。近年来，情况有了较大的变化，不少人接受了翻译需要理论这种观点。但是，不容乐观的是，谈理论必须是能够指导实践的理论。那些纯理论的研究仍然遭到普遍的拒绝。也许是由于这种具体条件的牵制，各家在构建翻译理论框架时，总要给翻译实践划出一块地盘来，不然的话，很可能会被指责为脱离实际，而遭拒绝。因此，不少理论研究者不得不追求大而全的研究思路，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理论自身的发展。
刘宓庆在其专著《现代翻译理论》（1990,18~22）中，将翻译学的学科框架划为“内部系统”和“外部系统”。林璋认为“这个开放的翻译理论作为理论的观念若不指向翻译实践，那么翻译的内部系统即翻译理论便成了与翻译实践无关的纯粹的概念游戏”（林璋：1999）。针对刘宓庆的翻译理论模式，林璋强调，翻译理论体系必须指向翻译操作，理论本身有必要避免走向“玄”，“涩”（林璋：1999）。这种观点很有代表性，它反映了不少译家和部分翻译理论研究工作者在翻译理论研究上重实用的价值取向。这也体现了我国科学研究传统重实用的特点。
《中西科学技术思想比较》（曾近义等：1993）一书将中西科学传统进行了全面对比，对今天的翻译研究颇有启发。现摘两点：1.在科学思维方式方面，中国古代重直观、经验，轻逻辑，从而形成了科学技术上的工匠传统。西方人重理智，逻辑理性方法，重视知识的完善，因而西方人善于构造科学理体系，其科技传统为典型的学者型（曾近义等：1993,58~59）。2.研究动机方面，中国古代科学传统注重实用目的。孔子就不主张研完捉摸不定远离人世的天道。荀子也说：“唯圣人不求知天。”这种重实用的科学传统体现在王文学研究方面就是为订历法、看风水等而研究。数学也主要是发展了计算等较实用方面技巧。西方科学传统主要不是为了实用研究，而是为了探索自然的奥秘，为求知而从事研究。如牛顿理论在当时与生产生活没有任何关系（曾近义等：1993,212）。近代中国没有形成真正现代意义的科学，而落后于西方，其中有外部的原因，也有科学传统本身内部的原因（曾近义等：1993,136）。我们的传统中当然有许多优秀的成分，同时也存在着许多不足。对于今天强调翻译理论研究的呼声，也许会有人认为我们抛弃了传统。我们的翻译传统没有纯理论的成分，同样成果辉煌。也许从翻译领域内部很难看出问题来，如果从科学传统的比较中反观翻译研究的现状，问题会更清楚。回顾我国近代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艰难历程，我们感触很深。真希望我们的后代能会有自己的翻译理论而不要再去西方“取经”（当然对话和交流是必要的）。
幸运的是，我们已经有了不少有远见的翻译理论工作者。他们已经意识到翻译理论的独立性和重要性。张南峰先生指出，现阶段中国翻译理论体系大体上是应用理论体系，或起码有很多种应用成分（张南峰：2000）。他认为翻译研究的任务不单单是指导实践（张南峰：1998）。“如果没有纯理论的历史眼光，只看到眼前的应用问题，有可能把一时的表现看作内在的特质，把自认为切合某种文化，某个时代的需要的翻译标准视为永恒的真理”（张南峰：2000）。
王东风博士呼吁在新世纪的翻译研究中，要重视理论研究（王东风：1999）。这应该不是一时的突发奇想，或者偶然的随感而发，而应该是反思翻译学传统，比较中西差异之后的理智选择。
有必要加以说明的是，本文虽然强调纯理论的重要性，但是并没有要否认翻译实践和实用翻译理论的含义。如何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需要探讨，不是一句话可以说清楚的。这已超出了本文的目的。
“翻译学”一词的使用
霍姆斯曾经提出过翻译学的规划，他将翻译学分为描写翻译理论，理论翻译学，应用翻译学（吴义诚：1997）。刘宓庆先生也对翻译学的理论进行了宏观设想（1999,11~21）。杨自俭先生最近又阐述了他对翻译学的新认识，翻译学是翻译科学的理论核心或叫基础理论，包括翻译性质，原理，标准，方法，翻译家论，翻译史等（杨自俭：2000）。可见“翻译学”是一概括性很强的学科概念，指系统的翻译理论。
许均教授指出，现在中国有不少学者写了大部头的著作，冠之以《翻译学》或《翻译学概论》（许均：1996）。R·阿埃瑟朗认为，就目前而言，“翻译学”只能看作是不同途径、角度和方法的翻译理论研究的一种总称（许均：1996）。刘重德教授认为翻译学是比较系统比较成熟的翻译理论代称，并提醒要谨慎使用“翻译学”一词（刘重德：2000）。
可见，目前“翻译学”一词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滥用。笔者认为，目前的大多数以《翻译学》，《×××翻译学》命名的的译学著作，缺乏系统的理论阐述，大篇幅的是翻译实践实例，称为《×××教程》比较合适。并不是笔者求全责备，准确描述自己的研究成果，应该是一个理论工作者的基本素养。对这点，笔者不产生太大的怀疑。《外语与外语教学》1999年第10期的编者按语颇为意味深长，“学科建设需要扎实细致的基础工作，克服抢占山头占地盘的浮躁心理”（编辑按语，《外语与外语教学》，1999,10,p44）。翻译学若能创立与完善，必定是一项长期而艰苦的事业。踏踏实实，淡薄名利，或许是创立翻译学所需要具备的一种境界。
顺便说一句，使用过于宽泛，不严谨的概念也容易招致反感。
结束语
新的一轮翻译学大辩论已经开始。通过辩论，翻译理论研究是否可以成为科学，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辩论来澄清事实，解决问题，推动翻译事业向前发展。因此，笔者希望各方能从翻译事业的大局出发，服从理性，遵循一定的规则，真正做到辨明是非，解决问题的目的。笔者不希望拙文所提到的类似问题再次干扰辩论，希望新的一轮翻译学辩论发挥出更高的效率。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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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科学美和谐美感科学鉴赏力
将美的难以数计的表现形态类分为自然美、社会美和艺术美,似乎已成定论。这种分类忽视了异态纷呈的科学美。在美学教科书中,科学美要么被置于视野之外不予理睬,要么被囊括在社会美中一笔带过。实际上科学美跟自然美、社会美和艺术美一样,是一种相对独立的审美形态。忽视科学美及对科学美的研究,不能不说是整个美学研究的一大缺憾。
一
科学美是否存在,可能会有人产生疑问。正象在是否存在艺术美的问题上艺术家最有发言权一样,在是否存在科学美的问题上科学家也最有发言权。很多著名科学家都在各自的科学实践活动中感受、体验和发现科学美的存在。古希腊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被誉为“科学史上的艺术品”,少年时代的爱因斯坦和罗素都曾将它作为神奇的艺术品来阅读欣赏[1]。爱因斯坦曾称赞玻尔所提出的原子中的电子壳层模型及其定律是“思想领域中最高的音乐神韵”[2],曾惊叹迈克尔逊———莫雷实验“所使用方法的精湛”和“实验本身的优美”[3]。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则被不少科学家誉为物理学中最美的一个理论,玻恩说它“象一个被人远远观赏的艺术作品”[4]。玻尔兹曼曾经把麦克斯韦关于气体动力学的论文当作神奇壮美的交响乐来欣赏[5]。对近现代科学创造史稍作考察便可以发现科学美的存在。尽管科学家们对科学美的阐述大多是零散的、即兴的、缺乏系统的,但他们对科学美的肯定则是不容怀疑的。
如果说科学家体验到的主要是科学创造本身的美和科学理论蕴涵的美,那么不专门从事科学活动的人,在日常生活中更多地是感受到物化形态的科学设施和科学产品的美,譬如化学实验室赏心悦目的各种器具,现代天文台令人神怡的观测仪器,火箭发射场气势宏大的动力装置等等。我们在观赏这些试验器具、观测仪器、发射装置时,会产生类似欣赏音乐、绘画和其它艺术品时所体验到的那种愉悦感和美感。只要不采取虚无主义态度,一个对科学(包括理论形态和物化形态)稍有涉猎和接触的正常人,大概都不会否认科学美的存在和对科学美有过的美感体验。
尽管科学美的存在不容置疑,但美学家们和美学教科书的编著者们却对科学美视而不见、避而不谈。极少数美学论著即使谈到科学美,也是象蜻蜓点水一带而过。一方面,现代生活已使科学美逐渐分化出来,成为跟自然美、社会美和艺术美平分秋色的相对独立的第四审美形态;另一方面,科学美明显地被美学家们忽视和冷落了,尤其一些现代西方美学家和艺术家,他们在揭露和抨击现代物质文明所带来的社会弊病时,也将科学进步连同科学美作为牺牲品搭了进去。造成上述这种审美事实和审美理论“背反”与冲突局面的原因是极为复杂的,但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首先,传统美学理论局限了人们审美认识的视野和美学的思维空间。从古希腊美学到德国古典美学,有一个很重要的传统,那就是对艺术研究的极端重视,把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界定为艺术。在亚理斯多德那里,“诗学”便是美学的代名词。亚理斯多德以后的不少美学家认为美学就是艺术哲学,它的研究对象就是艺术。黑格尔就公开声称真正的美只存在于艺术中,因此,“我们对这门科学的正当名称却是‘艺术哲学’,或则更确切一点,‘美的艺术的哲学’。”[6]就连提出了:“美是生活”这一著名论断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美学对象问题上也未能挣脱西方传统美学的窠臼,他说:“美学到底是什么呢?可不就是一般艺术,特别是诗的原则的体系吗?”[7]就整个西方古典美学来看,重视艺术美的研究是它的优良传统,然而这一传统的确立却是以牺牲对现实美的研究为代价的。19世纪以前,就总体而言,由于科学技术活动尚未完全从社会生产活动中分离出来,科学美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审美形态也尚未完全从社会美中分化出来。西方古典美学对现实美尤其是对社会美的忽视,本身就意味对科学美的忽视。传统审美理论严重地阻碍了美学思维空间向科学领域拓展,因此美学家们死死抱住这种观点不放:艺术创造审美价值,而科学则创造使用价值,科学与美无缘。
其次,经院式的研究方法也严重阻碍了人们对丰富多采、异态纷呈的科学美现象进行研究归纳。美学研究者们只重视已有定评的美学经典论著,而忽视近现代科学家们“猜想录”式的谈美片论,更无意对人们的科学审美活动进行深入探讨,因此,也就很难从纷繁复杂的审美现象中抽象出“科学美”这一范畴来。从西方古典美学家那里,是很难找到科学美是相对独立的美的形态这一现成结论的。例如,哈奇生将美分为“绝对的”和“相对的”两种;狄德罗认为不存在绝对的美,只有这样两种美:“实在的美”和“相对的美”;康德则认为美不存在于事物的实在,而只有“自由美”与“依存美”之分[8]。黑格尔在认为“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的前提下承认自然美与艺术美的存在;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基础上肯定了(社会美)生活美的客观存在[9]。把科学美作为相对独立的美的形态,在美学经典中是找不着“出处”的。然而,对科学美及科学美感的论述却常散见于现代科学家、科学史家和哲学家们的论著。相对论的创立者爱因斯坦、英国科学史家W.C.丹皮尔、英国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都有过这方面的论述。但对美学的经院式的研究方法阻碍人们将思维触觉伸向跟科学有关的理论领域。
二
科学美作为相对独立的审美形态,如果从形态学角度作静态考察,可分为科学理论美(包括科学公式美)和科学产品美;如果从创造学角度作动态考察,又可分为科学理论创造之美和科学实验之美。科学美不仅体现于科学研究成果,而且显现在科学创造过程。
关于科学美的本质特征,笔者曾在有关文章中简述过[10]。这里稍加展开论述。
科学美是来源于自然美并能为我们理智所领会的一种和谐。科学美的实质在于反映自然界的和谐。
科学的对象首先是自然世界。科学的目的在于揭示自然的奥秘,见出自然的真貌,反映自然的规律。自然界在外观上纷繁复杂,似乎杂乱无章,但在实质上和谐统一,具有规律可寻。形式的多样性与本质的统一性,外在的复杂性和内在的单纯性,构成了自然界的基本特点。换言之,自然是统一的、单纯的,即和谐的。宇观世界如此,微观世界亦然。科学研究就是要力图把握自然的统一与和谐。一种科学理论成果,如果揭示了自然界的规律,反映了自然界的和谐,它就不仅是“真”的,而且是“美”的。科学的最高境界便是这种真与美的统一。科学史上,欧几里德的几何学,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普朗克的量子论等等被人们称为“科学的艺术品”,看来决不是没有道理的。
科学美是理智所领会的一种和谐。这一点很重要,它揭示了科学美的独特性。科学美决不是“自在之物”,它是科学家的理智对大自然的感知、领悟和发现。科学美所显现的固然是大自然的和谐之美,但它不是外在的、表层的、纯感官即可享有的美,而是内在的、深奥的、凭理智方可领会的美。对这一问题,著名法国科学家彭家勒作过精辟而深刻的论述。在彭家勒看来,科学家并非因为自然界有用才进行研究,而是因为自然界美才进行研究。他说:“如果自然不美没有了解的价值,人生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当然,我这里并不是说那种触动感官的美,那种属性美与外表美。虽然,我决非轻视这种美,但这种美和科学毫无联系。我所指的是一种内在(深奥的)的美,它来自各部分的和谐秩序,并能为纯粹的理智所领会。可以说,正是这种内在美给了满足我们感官的五彩缤纷美景的躯体、骨架,没有这一支持,这种易逝如梦的美景是不完善的,因为它们是动摇不定的,甚至是难以捉摸的。相反,理智美是自我完善的。”[11]彭家勒认为科学美源于自然美,美的科学大厦建筑于美的自然界基础上,但这种美不是直接打动感官的自然景色(外在之美),而是打动理智的自然和谐(内在之美)。
科学美的实质在于反映自然界的和谐。这一点也很重要,它揭示了科学美的客观性。由于科学活动是以理性为主导的创造性活动,是主体能动性、自由性的集中表现,因此科学与科学美的客观性也就往往被人们所忽视。一些唯心主义者总是把科学与科学美看作脱离自然与自然界的“人类理性的自然创造”,而那些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科学家总是强调自然对科学的优先地位。非欧几何学的创建者罗巴切夫斯基说:“人们不依赖世界的事物而试图从理性本身去引出数学的一切原理,对数学是没有用处的,而往往也不会被数学所证实。”[12]在罗巴切夫斯基看来,数学的概念、符号、公式并不象某些唯心主义者所断言的那样,是“人类理性的自由创造”,而是对客观现实的一种特殊的反映形式。科学(科学实验、理论、公式)之所以美,首先在于它能够把握客观实在,反映自然界的内在和谐。爱因斯坦曾指出:要是不相信我们的理论构造能够掌握实在,要是不相信我们世界的内在和谐,那就不可能有科学。如果忽视或否认了自然对科学的客观优先地位,那么就必然会忽视或否认科学与科学美的客观性,最终陷入唯心论泥潭难以自拔。我们认为,是自然的和谐与统一决定了科学理论的和谐与统一,是大自然的和谐之美决定了科学理论的和谐之美。
三
科学美与艺术美一样建筑于自然美的基础之上,是美的一种高级形式,是人类按照美的规律创造的成果。承认自然对科学的客观优先地位,并把科学美理解为对自然和谐的一种反映,这并非意味着否认科学美的审美本性。匈牙利著名哲学家和美学家卢卡奇,把人对客观实在反映形式划分为三种:日常反映、艺术反映和科学反映。他认为日常反映是一种较低级的、被动型的反映,而艺术反映和科学反映则是高级的、创造性的反映。这种看法是正确的。马克思说“人也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科学活动是一种精神性的创造活动。科学创造和艺术创造一样,都要遵循和服从美的规律,那种认为科学贵真贱美、重真轻美,甚至认为科学与美无缘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数千年来,人类创造性的科学活动不断地揭示出物质世界内在奥秘及其发展规律,为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开辟了愈来愈广阔的前途。因此科学创造本身就是一种美的创造。
科学美是美的一种高级形式,是人按照美的规律创造的结晶。它是在人类审美心理、审美意识达到较高的发展阶段,理论思维与审美意识交融、渗透的情况下产生的。科学美客观地存在于人类创造的科学发现和发明之中,它是人类在探索、发现自然规律的过程中所创造的成果或形式。
科学是发现,但又不仅仅是发现,它还是创造,是重构。科学要求真,但又不只求真,它还求美,求艺术性。仅就揭示自然奥秘、发现自然规律而言,它无疑是真的;而就其理论创造、思维方式而言,它无疑又是美的。一切伟大的科学杰作,不仅让人见出自然之真,而且使人觉出自然之美。
“美是真理的光辉”。而“探索者最初是借助于这种光辉,借助于它的照耀来认识真理的。”[13]科学的最高境界是真与美的统一。在科学史上,相当一部分科学家同时求真求美,甚至由美求真。物理学家韦尔曾经对人说:“我的工作总是力图把真和美统一起来,但当我必须在两者中挑选一个时,我总是选择美。”[14]数学家霍姆斯直接把数学比作艺术:“数学是创造性的艺术,因为数学家创造了新概念;数学是创造性的艺术,因为数学家象艺术家一样地生活,一样地工作,一样地思索;数学是创造性的艺术,因为数学家这样对待它。”[15]前苏联哲学家柯普宁这样评价数学家们的工作:“数学家导出方程式或公式,就如同看到雕塑、美丽的风景、听到优美的曲调等等一样而感到充分的快乐。”[15]可见,很多科学家是自觉依据审美价值尺度,按照美的规律从事科学研究和科学创造的。
科学即选择。“这种选择不可避免地由科学上的美感所支配。”我们知道,科学始于观察,基于实验,成于理论建树。仅就观察而言,科学家首先必须对观察什么做出选择,因为世界是无限的,各种事实无计其数且变化无穷,一个人绝不能毫无选择地观察这一切。那么科学家进行选择性观察的机缘又是什么呢?选择的对象必须是非常诱入、令人感兴趣的,而“指导选择的原则必定是非常好,令人很愉快”。(彭家勒语)不少科学家都谈到,科学创造过程中最初的、粗略的选择,往往是通过审美直觉来完成的。
科学追求“简化”。从科学的角度来看,一团乱麻似的客观事实或现象是不美的,科学不也满足于对世界混沌表象的描述,对各种经验现象的罗列。事实分解或约化得越简单、越清晰,人们越能从总体上、规律上把握自然,而那些能使人“从无序中见出有序”的科学理论毫无疑问被认为是美的(普里戈金语)。自然事物与现象总是纷繁复杂的,而其背后的规律与本质总是相对简单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科学致力于追求“简单性”。“简单性”是科学家谱写科学理论“诗篇”的一条红线,它在科学家的心目中总是美的。当然,科学家们不仅仅追求“简化”,彭家勒毕生追求“简单与宏远”,爱因斯坦更加看重宇宙的“统一与和谐”,而扬振宁、李政道和吴健雄则致力于辩证地描绘“宇称守恒”的世界图景。
科学就是“美的组合”。科学家总是试图向人们提供对于世界及其各部分规律的正确认识,并把一幅幅赏心悦目的、和谐的世界图景贡献给人类。科学家在构思、描述世界图景时,不仅依赖于逻辑思维,而且借助于形象思维。贝弗里奇指出:“有相当部分的科学思想并无足够的可靠知识作为有效推理的根据,而且势必只能凭借鉴赏力的作用来作出判断。”[17]有的科学家把科学构思看作类似于艺术概括的典型组合,并认为“最有用的组合,也是最美的组合”。
科学是人的自由的体现,是人的本质的确证。马克思曾指出,自由自觉的创造性劳动体现了人的类本质。科学活动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一种高级形式,人类的理性与智慧,直觉与想象,逻辑思维能力与审美意识水平都在科学活动中得到充分表现。而科学活动的物化成果,即科学的理论、公式、发明等,成为人的自由创造的积淀,或者说人的本质特点的确证。由于伟大科学成果体现了人类的自由本性,因此成为“科学的艺术品”,成为一种“艺术杰作”。
四
由于科学美建立于自然美之上,并体现了人的自由本质,所以它是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这里所谓社会性,是指人类的自由本性。科学作品是自然和谐图景的呈现,亦是人类自由境界的表现,它因此和艺术作品一样让人产生一种寻味无尽的审美感受。
美感是人对美的一种主观经验。美感过程是人对美的事物的一种感受、体悟、认识过程。无论艺术美感,还是科学美感,都是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相互作用而产生的主观感受。不过,科学美感有着不同于艺术美感的鲜明特点。这种特点主要有三:其一,在科学美感过程中,抽象思维处优势地位。而在艺术术美感过程中,则是形象思维占主导地位。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并不截然分开,往往彼此渗透,相互补充。只不过,在科学观照中抽象思维处于优势,而在艺术观照中形象思维占主导。其二,科学与艺术都需要灵感,前者有灵感是科学直觉,而后者的灵感是艺术直觉。科学直觉与艺术直觉有联系也有区别。二者都根源于人的天性,但科学直觉更多地受到理智的浸染,而艺术直觉更多地受到情感的陶冶。其三、科学美感是理智获得自由的愉悦的体验,而艺术美感则是情感获得解放的愉悦体验。审美是心灵的一种解放,美感是一种自由的主观体验。科学美感所体验到的是理性的自由、智慧的幸福。席勒曾讲“思维啊,幸福!”可以被看作是对科学美感的最简洁的界说。
艺术家和美学家对艺术美感问题的论述可谓汗牛充栋,而对科学美感问题则很少涉猎。而科学家在建构自己的科学理论大厦或认同别人的科学研究成果时,对科学美感作过许多描述、阐发和界说。将它们加以整理和概括,可从中引申出如下观点:
(1)科学美感是理智观照自然,思维切近自然,而对自然界产生的一种亲近感或亲切感。
(2)科学美感是人们深入宇宙堂奥,发现自然之秘,而对大自然产生的一种惊讶感和神奇感。
(3)科学美感是人们凭借自己的精神力量,运用科学的方式方法,探索、认识和征服自然,悠然产生的一种人类崇高感和自我超越感。
(4)科学美感是我们从科学作品和谐统一的自然图景,而产生的那种无比愉悦和无限自由的心理体验。
(5)科学美感蕴籍着审美直觉和审美灵感,这种直觉和灵感往往成为科学对经验事实进行选择、观察、分析、判断和综合整理的一种价值尺度。
面对“科学的艺术品”,有的人会产生一种强烈的美感,而有的人却不能。这就涉及科学鉴赏力问题。科学鉴赏力是欣赏科学作品尤其纯科学理论所必需的审美力。它实际上是对于科学美的感受、理解、评判的一种本领。许多著名科学家都认为,就象存在着文学鉴赏力和艺术鉴赏力一样,也存在着一种科学鉴赏力。一个人如果缺乏科学鉴赏力,那就不可能领略到科学美的魅力。一个人的科学鉴赏力绝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在长期的科学实践与科学鉴赏活动中逐渐形成和培养起来的。因此,长期从事科学研究的科学家比一般人具有更高的科学鉴赏力。法国数学家和天文学家拉普拉斯可从牛顿力学中“感受到数学完美性”;英国数学家和哲学家罗素可从欧几里德《几何原本》中“读出音乐般的美妙”;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可从达尔文《物种起源》中“见出生物世界无与伦比的统一之美”;英国物理学家狄拉克从“数学形式的美”中发现了“物理世界的真”;而划时代的物理大师、相对论的创立者爱因斯坦从实验大师迈克尔逊那里感到了“实验本身的优美”。法国物理学爱德布罗认为广义相对论对万有引力现象的“这种解释的雅致和美丽是无可争辩的”[18];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觉得爱因斯坦“有点象艺术领域中的达·芬奇或者贝多芬”[19];爱因斯坦相对论的积极宣传者和合作者,美国物理学家费尔德,深感“爱因斯坦的理论在优美、深邃和逻辑的合理性方面远远地超过了其他人”[20]。科学家们所以能够从科学作品中获得比平常人更多、更深入、更强烈的美感体验,是因为他们比平常人具有更高的科学鉴赏力和审美力。
科学鉴赏力是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是理智与直觉的水融,是理解与体验的相互渗透。它包含对科学作品的内容的逻辑判断力和对其形式的直觉判断力。这种逻辑的与直觉的判断力,构成了科学鉴赏力的“内核”。科学判断力之于科学家,如同艺术判断力之于艺术家。玻尔兹曼在谈到麦克斯韦气体动力学方程的美学价值说:“既然一个音乐家能从头几个音节辨认出他的莫扎特、贝多芬和舒伯特,那么一个数学家也可以从头几页文章中辨识他的柯西、高斯、雅可比、赫尔姆霍兹或哥切霍夫。法国作者以他们极端的优雅的风度来表现自己,而英国人特别是麦克斯韦,是以他的引人注目的判断力来表现自己。”[21]
1.在教学内容方面:
实行学分制后，在开设多门专业选修课的同时，各门专业必修课的学时被大量压缩，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自然也因时而变，由之前的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五段改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四段，形成了新的结构体系，但这一体系仍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由于此前中国古代文学并未分别开设文学史与作品选这两门课程，而只开设了中国文学史一门课程，故此“重史(文学史)轻文(文学作品)”的情况一直存在，这一问题在学时被压缩后便日益凸显出来，任课教师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将文学史梳理清晰已属不易，根本无法分配更多课时用以分析作品，如此一来必然会导致一些经典文学作品与学生失之交臂。
2.在教学主体方面:
对于高校扩招所带来的生源质量逐年下滑的现实，相信所有高校教师都有切身体会，尤其在二本院校更是如此，一些学生带着“不想学”或“不会学”的心理或习惯步入大学校门，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古代文学这门对基础素质要求比较高的课程的教学难度。加之我校地处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生源中有一定比例的蒙古族预科生，这些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前是以蒙授教育为主，现代汉语基础薄弱，更不必谈古代汉语，这种语言困难势必会影响到对古代文学教学内容的理解与吸收，必然会形成教师教学难、学生学习难的局面，因此，这一问题必须引起足够重视。
3.在教学方法方面:
古代文学课程时间跨度大，囊括了从先秦到近代的千年佳作，与教学内容繁钜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教学方法的单一化，“一块黑板、一支粉笔、一本教案”的陈旧教学方法延续至今，老师上课讲教案，学生埋头记教案，期末考教案的填鸭式的教学模式令学生感到枯燥无聊的同时，也无法促进教师知识的更新与拓展，如此往复，只会将原本内涵丰富的古代文学硬生生简化成学生成绩单上的一个学分，除此以外没有任何教学效果可言。在学分制的背景下如何有效利用课时，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调整单一的授课方式，调动学生的主动性，是每一位有责任心的教师都必须要认真思考的。
二、古代文学教学改革的构想与实践
1.调整优化教学内容:
在整体学时压缩、开设多门选修课的背景下，我校古代文学的课程分段进行了微调，将之前的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五段中的唐宋合并为一段，但这一结构体系并未有针对性地考虑到我校古代文学所开设的选修课的具体情况，从而造成有的分段学时充裕而有的则捉襟见肘，贫富不均。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应该依据所开设选修课的内容重新进行更为合理的分段。例如先秦、两汉开设的选修课有五门，包括“《诗经》品读”、“《论语》导读”、“老庄研究”、“《左传》研究”、“《史记》研究”，那么在必修课的教学过程中相关的重复部分则简略概括，如此先秦、两汉这两段所用学时均会大大减少，就可以考虑将二者合并在一个学期。宋代文学所开设的选修课有五门之多，因此这段所需学时也会缩减。元明清这段教学内容最多，但开设的选修课却只有三门，而元代文学又是我校古代文学硕士点重点建设的内容，故此建议将元代与学时充裕的宋代合并，剩下的明清为一段，如此就可以很好地解决学时少内容多的矛盾。不仅如此，在每一段的实际教学过程中，还必须注意文学史与作品的比例设置，适当增加对作品的赏析而减少对文学史的梳理，因为文学史发展脉络学生通过阅读教材即可掌握，但对作品的理解赏析却需要教师的悉心引导，一直以来的“重史轻文”的教学倾向必须加以调整，否则在课时大量压缩的背景下，更容易出现学生“知史而不懂文”的尴尬局面。
2.采用多种教学方法:
现象学在经验的事实的基础上要求通过直观来获取本质洞察。海德格尔把艺术形式、语言的创造活动看作人类最古老的原始冲动，艺术形式或语言的特质在于出自生命本能的活动性。他指出了人类形式语言活动有“本己言说”和“非本己言说”。这说明，现象学家都赞同体验维度的特征在于一种隐默的自身意识，他们强调在澄清现象意识时思考第一人称视角的重要性。一方面，他们关注第一人称的体验现象与本质关联的通达性，另一方面他们关心的是意识的可靠性。
而画家，生活在周遭的世界中，与一切事物相遇，总是依靠和运用着各式各样的体验，可能是来自线、形、色、结构、空间、质感的体验，也可能是感觉到节奏、韵律、秩序、对比与均衡，可能体会到柔美、崇高、愉悦、悲壮，也可能是神游物外，通禅达道。艺术并不是对经验世界的描绘或复写，而是情感和感情的流溢。
尼采认为在艺术家身上被培育成所谓的“个性”是：第一，陶醉。高度的力感，一种通过事物来反映自身的充实和完满的内在冲动。第二，某种官能的极端敏锐所产生的创造力。第三，模仿的冲动。尼采精辟的话语道破天机，在以上三方面的绘画过程中，都离不开画家的“自我体验”。画家常被“显现的事物”刺激得“物我两忘”，紧接着产生创作冲动，在绘画创作中面对画面上动态的不同的构图、不同的造型、不同的色彩结构、不同的对比率、不同的笔触等都要运用“自我体验”进行选择确认。总之绘画实践的全过程都离不开画家的敏锐感觉和自我体验。
现象学的“本质还原”“回归现象”是一种“求真”的认识方法，它启示着绘画的本体，也启示着画家的态度。我们知道艺术是非自然主义的“求真”，但“真诚”的艺术态度永远不应放弃，而“真诚”的前提是拥有“自我体验”。运用“自我体验”是优秀画家生活和创作的必要条件。
二、现象学赐予了新的“观照方式”预示了新的“画家视域”，催生了新的“绘画本体”
现象学家像考古工作者，通常是“贴近地面的”而非“大气磅礴的”；是“大题小做”或“微言大义”，而非“大而化之”。海德格尔曾一再强调过“思的任务”的“微小”以及“思的态度”的“谦逊”。他们是否启示着画家比以往更多更细的观照绘画的最基本的材料、元素与绘画作品主题及作品表现力间的相互关系，是否拓展了画家们视知觉的范畴和视域。也许，色彩、线条、韵律不只是他技术手段的一部分，它们是创造过程本身的必要要素。
英国现代形式主义美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贝尔，曾告诉画家—切视觉艺术的共同性质，就是“有意味的形式”。贝尔认为：按照某种不为人知的神秘理解排列和组合的形式，会以某种特殊的方式感动我们，而艺术家的工作就是按这种理解去排列、组合出能够感动我们的形式。艺术家通过纯形式表现艺术家的审美情感，显示艺术品的根本性质。
现象学具有不同于传统的认知方式，自然催生了新的“绘画本体”。现象学要求“回归现象”，重视视觉，同样也重视“形式”。但他们绝不是“唯形式”。梅洛—庞蒂不断努力强调，感性序列有自身组织的能力，也能自身赋予意义，他重视“质料”、“肌肤”。同时，梅洛—庞蒂声称“绘画以其究极的力量所揭示的，是一种狂热，这种狂热就是视见本身，因为观看就是有距离的拥有，而绘画把这种奇特的拥有伸展到存在的各个方面，后者必须以某种方式使自身成为可见的，以进入绘画之中”。因此，可以说现象学对现象与本质并重，并把现象与本质贯通起来。现象学家们认为，“质料”、“肌肤”与有机的生命——生活——世界成为有机整体，“形式”与“内容”及绘画本体互为呈现。这就间接向画家们陈述了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也使画家认识到：对“存在者”与“存在”的两极偏重都会导致实际上的虚无主义，唯一能真正摆脱虚无主义的是从一个现实的“存在者”出发去揭示和体会那无所不在的本身，并反过来用这个被体验到的去领会一切“存在者”，赋予它们以意义。
海德格尔把艺术形式、语言的创造活动看作人类最古老的原始冲动，艺术形式或语言的特质在于出自生命本能的活动性。他指出了人类形式语言活动有“本己言说”和“非本己言说”。“本己言说”能澄明本真的世界，艺术保持了人类生命意志冲动的本质特征。他说：“凡是诗兴尚未泯灭的人都不可能真正地沉沦于世界的蝇营狗苟，都不会深陷在日常奔走和忙碌中而对存在的呼喊听而不闻，都不会一生低头于足下的小利而不仰望天空”。这预示着绘画也可成为一种去蔽的力量，一种破解现代性的力量，使存在之真得以显现，赋予人类以神性的光辉，使人获得解放的驱动力。这是对绘画意义的拓展和新界定。
然而，现象学对绘画意义的生成并非传统思维的简单、机械性的理解，也非传统的“物在论”的思维，它仿佛具有“发生学”式的思维模式。梅洛—庞蒂认为绘画的意义在生成中显现，需要进程中的选择和判断。绘画可以凭借“可见的”向我们揭示“不可见”，如同思想不是言说的对象，意义也不是先于绘画存在的，绘画意义的生成与显现也是在绘画表达的过程中实现的。绘画表达存在的使命正是在这种意义的生成与显现中达成的，唯有让我们从“可见的”进入到“不可见的”，绘画的表达才算是成功。这又仿佛告诫画家需要反思自己的“绘画行动”本身，启示着画家们重视“绘画表达的过程”，重视“怎样画”本身。
海德格尔认为的艺术的本质是“存在者的真理自行设置入作品”只有在艺术作品中，存在者才能走进它“存在的光亮”里，进入它的“存在之无蔽”中，显现出它之“何所是”和“如何存在”。启示着画家对艺术本质的新思考，画家的价值在这个“艺术本质”的后面得到提升，画家努力的方向也在这个“艺术本质”中得到暗指。同时画家们应认清海德格尔心目中的“真理”是开放性的，多样的，是显身于澄明与遮蔽的对立中。
既然艺术的本质是“存在者的真理自行设置入作品”，绘画的意义凭借“可见的”向我们揭示“不可见”，那么对绘画作品的欣赏不是一般意义上对我们所熟悉、所习惯的东西，即特定存在者的经验，而是对自身还隐蔽着的敞开状态的经验。海德格尔称这种经验为“保持”。“保持作品和认识作品一样，是对出现在作品中的真理的清醒的入神和惊叹。”这就告知画家不要固守固有的“存在者”的经验，不要固守在固有的“绘画经验”和“绘画理论”之中，不要只抓住当前显现的存在者不放，而要重视“存在者”与我们遭遇的敞开本身。
三、现象学确指：绘画是种“视见创生”活动；暗示了画家的新征途
现象学还原是一种存在论的还原，这种还原放弃不言而喻的常识的确定性和自然的态度，不把任何东西当作已经知道的，而回到对世界的惊奇中去重新发现。梅洛—庞蒂认为“真正的‘我思’不需要用主体对存在的看法来定义主体的存在，不把世界的确定性转化为关于世界的确定性。最后，也不需求用意义代替世界本身。相反，真正的‘我思’把我的思维当作不可剥夺的事实，取消各种各样的唯心主义，发现我在世界上存在。”这种“我思”是种全新的“我思”。这种“我思”仿佛告诫画家们，自己原来习惯于“用主体对存在的看法来定义主体的存在”、把“世界的确定性转化为关于世界的确定性”、“用意义代替世界本身”是错误的，画家也应反思自己的“我思”。随着“我思”的改变，绘画的实践及绘画作品将会改变。
梅洛—庞蒂认为：绘画是一种哲学，创生之掌握，完全在运行中的哲学。“被画家所修复和变换成可见的对象者，就是那些假使没有他们便会依旧封存于每个各自分出的意识之中的东西：现象的颤动，它就是事物的摇篮。”“存在的创生蜕变成画家的视见。”
“画家的世界是一个可见的世界、一个纯然可见的世界，一个近似疯狂的世界，因为它之为整全的，却在于它是局部的。绘画以其究极的力量所揭示的，是一种狂热，这种狂热就是视见本身，因为观看就是有距离的拥有，而绘画把这种奇特的拥有伸展到存在的各个方面，后者必须以某种方式使自身成为可见的，以进入绘画之中。”
在画家的观看中“世界不再以表象的方式在他的面前出现，而是透过可见者的集聚与自身生长，画家催生了事物；终究来说，一幅图画之会关联到任何经验事物上去，必先由于该物是‘自身成形’；一景物之为一物的景观必先由于它‘不是任何事物的景观’而只在使‘事物的表皮’破裂开之后，显视出各事物如何成为事物，世界如何成为世界。”
“艺术既非模仿，亦非一种按照本能的意欲或美好的品位而从事的制造。艺术是一种表达的行动。”这一表达行为并非将一些事先由一己或他人已经清楚构思好的想法翻译出来，画家绘画之时，就如一个孩童透过学用一个字词去命名一个事物以认识事物，依于一物的性质去捕捉该物，把它变成可以被辨认的对象，亦即使它成为一个有一定意义的东西。“艺术家的创作……把一个转义加到所予项之上，这一转义在创作之前并不存在。”换句话说，绘画行为既不是对实在的自然纯然的抄袭或模仿，也不是以事先完全构想好的概念框架去对事物做纯智性的掌握，绘画行为是一参与意义之诞生的事件，是一使呈现的事物成为现象之原先事件，他表达了一种原初仍处于静默状态的经验，造就了该可见对象之存在的创生。
如果按现象学的说法，在塞尚的绘画中，“悬置”了普通人观念中的色彩，回到色彩原本的氛围中去重新发现，使色彩伴随着物体“自我显现”。同样，在透视法的使用上，也对传统透视法实现了“悬置”，而根据对世界的知觉作画。他在绘画中所使用的方法与现象学的精神有异曲同工之妙，他的绘画所要达到的已经不只是表象，而就是事物，处境中的事物。
按现象学理解，艺术是导向对事物和人类生活得出客观见解的途径之一。按现象学理解，绘画是种创生，然而这个创生不同于柏拉图认为的影子的影子，不同于亚里斯多德对生活的模仿，不同于杜威认为的“在拥有所经验到的对象时直接呈现自身”，也不同于尼采认为的“强力意志”下的形态，而是“存在者的解蔽”，是从“可见”的进入到“不可见”的，是一种新的视见，是能澄明本真世界的表达。
四、结语
画家保罗·克利认为，艺术创作要考虑四个环节：我、你（对象）、大地和世界。艺术家要有特殊心智的眼睛来体察，体察到他们都扎根于大地，体察到它们栩栩如生，体察到“我”与宇宙万物融为一体。这种整体化、生命化、内在化，不同于对形体—物理的东西的直观，而具有抽象性（思辨性），因此它称之为形而上学的道路。他还认为，艺术归根到底与哲学相关，与包括升华神话在内的文化相关，“人们最终还要诉诸哲学、诉诸神话的魅力”。
事实上，尤其进入现代绘画以来，优秀的画家在绘画理论和技法的变革中，总是渗透着理性的反思和对世界真理的追问。然而在真实与想象、理性与感性、心灵与身体两分的时代，绘画总是后者的代表，作为虚假的幻想而存在。当向感性世界追溯理性发源的现象学的出现，绘画终于与新的形上学接轨，产生了部分共鸣，绘画成了现象学家自我描述的质料，然而绘画却从现象学那里获得了“身份”，画家的文化价值将由“绘画作品”来“蔽开”。同时，画家们受现象学的启示，会得到新的认识论，新的方法论，必将生发新的思维方式，新的绘画行动。在绘画中不仅存在着与现象学哲学相似的“回到事物本身”方法，更重要的相似在于把“存在着的表达出来”。优秀的画家必定采用“缄默”的表达，用“可见的”语言真诚言说“不可见”的东西，用“自我体验”、“本质还原”以及“现象学式的我思”去澄明那无限的绘画世界，不断地揭开人类视知觉中的“遮蔽”。
【摘要】“现象学”是一种建立在直接直观和本质认识基础上的严格的哲学方法。当向感性世界追溯理性发源的现象学的出现，绘画终于与新的形上学接轨，产生了部分共鸣。绘画成了现象学家自我描述的质料，然而绘画却从现象学那里获得了全新的“身份”，画家的文化价值将由“绘画作品”来“蔽开”。如果画家们受现象学的启示，会得到新的认识论、新的方法论，必将生发新的绘画思维方式，新的绘画行动。
【关键词】现象学自我体验画家视域视见创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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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厌学；原因；对策；个案分析
学生厌学是当今中小学学生中的一种常见现象。小学高年级就已有所显现，到初中阶段，特别是中三表现尤其明显。《新华网济南9月9日电》：开学已经一周了，但是山东临清市的一名初三学生还是不原到学校上课，没办法，家长领他找到心理医生进行咨询。据一项抽样调查表明，目前有不少学生存在厌学情绪。许多教师十分忧虑，常听教师抱怨，不是我们不愿意教、不想把学生教好。学生不想学，教学效果将会很不理想，情况严重时，特别不想学的人会站到学生的三分之一。可见，这个问题已该我们大家深思熟虑了。若不想出办法尽快解决，将会对基础教育造成非常不良的影响。
求知，培养能力学本领是当今社会的发展趋势。学生及其家长包括那些厌学的学生也应该知道，这些标题老师不知讲了多少次。学习是如此重要，那么学生为什么会厌学呢？
一、学生为什么厌学？
1、学生在校时间长。以小学为例，学生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六点半前得吃好饭，外村的学生还要跑四五里路来学，起的甚至还要早。七点半上到下午七点，在校时间长达十一个小时。正课八节，其它时间学生还得做作业。有些学生上午还要留下，这对于小学生来说那能受的了。
2、学习任务重。要学的内容越来越多出的考题越来越难考试结果高分少低分多，大大打击了学生的积极性。
3、教师的业务繁重。备课上课、批改作业，忙的团团转，看到学生不学就生气，一气之下就会批评学生甚至会动手打他们。学生的逆返心理特别强，这样一来，他们就会不想上你的课，造成旷课、逃学等不良现象。说明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沟通还是不够。
4、学生的家长对学生娇生惯养，要求不严。现在的学生独生子女多，家长生怕自己的孩子累着，总是想方设法让他们多吃点多玩会儿，更有家长帮助学生欺骗老师。使学生不自然的养成了学习涣散、怕吃苦、不求上进的生活方式。
5、对教师所讲内容不感兴趣。一个好教师是让学生在乐中求学，不称职的教师会让学生死记，逼他们记，是学生处于被动接受的位置。
二、学生厌学的表现课堂上学生的表现是睡懒觉，小声说话，做小动作，看课外书，戴耳机偷偷听音乐，不听讲，不记要点，不完成课堂作业。迟到、旷课、早退、不完成课外作业。遇到这种情况任何负责任的老师都不会放任不管。批得轻了不起作用，批评的重了学生会与教师顶撞。课堂时间有限，每节课都有特定的任务，这样一来课堂上的任务完不成，教师就会补课，而学生就会觉得作业多任务重。为了保质量，有的学校把优差生分成不同的班级，最终的结果是优生之间竞争激烈，差生之间风气不良。
三、解决学生厌学的对策〈一〉教学理念的转变以语文教学为例，基础教育阶段语文课的任务是：教会学生认字，会用字组词，会用词写句子，并且会分析句子。使学生能够掌握听、说、读、写的技巧，形成一定的综合运用能力，培养学生的观察、记忆、思维、想象和创新精神，培养学生的审美品质，形成健康的人生观，为他们的终身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语文教师在上课时首先要了解教材，弄清这节课要讲那些内容，有那些美学教。其次要了解学生，他们对那些内容有过接触，有初步的认识和理解，在原有的基础上想使他们加深那些印象。
〈二〉在教学中的具体操作办法1、变大班为标准班。一个班的人数过多，教师很难兼顾每个班的人数控制在30－40人之间，便于教师辅导管理。
2、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教师就要尽职尽责，严防学生掉队。现在农村小学班级人数不是很多，教师要利用好这个条件，层层把关，如果学生在某一级或某一学科知识、技能欠缺太多，以后再赶上来就会十分困难。
3、学生家长要及时与学校沟通，对自己孩子的学习情况要及时了解。还要对学生进行访谈，访谈是一中人际沟通的行为，是一中社会交往的过程，访谈时要互相信任，平等合作。按照美国学者塞德曼的观点，深度访谈至少应进行3次以上。[2]（p173）
4、采取务实的态度。如果学生确实没学好，又具备学习潜力，该留级的就不要勉强升级。农村的家长多数不想让孩子留级，他们怕负担过重，又认为学习又没有多大作用，干脆就让学生早点毕业好帮助家里干点农活。由于上述原因，他们就会想方设法找校长说情，有的家长说不通就算了，但有个别家长在没有结果的情况下就会与教师或校长吵架，说脏话就更不用说是什么奇怪的事了。所以，我们教师就要不怕麻烦地给家长做工作，耐心细致地去说服他们。
5、千万不要让孩子们去看不利于身心健康的图书、报刊、录像等，更不能让他们上网打游戏。从理论上讲，学生上网可以查资料，学知识。但孩子毕竟是孩子，他们的自控能力、抗诱惑能力十分有限，时间长了，他们就会上瘾，学习成绩就会一落千丈6、各学科之间要相互配合，防止学生偏课，对已经有偏课现象的学生要个别辅导，查找其原因，寻找出路，让其悬崖勒马，及早回头。
7、善待差生。差生也有自尊心，我们要保护他们，给他们表现自我的机会，我们要善于利用两良机，把握机会，不失时机的去发现他们的闪光点儿。错了给他们纠正，对了给他们表扬，只有这样才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三〉要从根本上解决学生的厌学问题，教师要研究教育方法。
1、重视课堂观察课堂观察法是指研究者有目的，凭借自身感官及有关辅助工具，直接从课堂情景中收集的一种教学研究方法。
例如对学生不当行为的观察吵闹或说话不适宜的运动不当地用材料损坏设备乱拿别人东西防碍他人学习违抗老师拒绝参加活动观察者每1.5分钟对自己的学生做一次记录，上表每一列代表1.5分钟。除此之外，还要用其它部分继续对相关事件进行记录，比如教师如何对学生的不当行为做出反应，是点名、训斥或是转移学生注意等，然后学生如何对教师的反应作出回应；是争辩、抗议还是安静下来，按着不当行为是终止、减少还是继续。这样几个时间段记录下来，观察者就可以掌握一节课内，教师课堂管理的大致情形。
2、如何进行个案研究个案研究指采用各种方法，搜集有效、完整的资料，对单一对象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通常个案研究是对特定的人、事、物所进行的描述和分析。
个案研究的任务是对个案研究的行为、特征提出描述性的报告，并为最终判断提供现实的证据。
个案研究的步骤：（1）、确定问题的性质问题是什么？如：学生厌学必须加以确认及界定。有时候问题的性质并不如问题表面上所显示的那么明显易查，因此确认问题性质时，研究者不要“以偏概全”来界定问题性质。
（2）、把握问题关键“哎！学校/想忘掉/书包小小/人却欲将老/上课想着睡觉/却被老师话打扰/托书发呆冲着墙微笑/哈欠连连眼疲劳/心中风儿飘飘/幻水波涛/长叹暗笑/受不了/啥时/跑！”[1]（p1）应试教育的沉重负担使很多学生“人却欲将老”，这是济南市一位初中学生在课堂上做的诗，表达了自己严重的厌学情绪。斯宾塞关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论述，他认为，儿童厌恶学习的欲望并不是天生的，而是不良教育的后果。有的都是运有惩罚的办法强迫儿童接受“一些复杂的无从了解的事实”，“不能消化的知识”，而很小顾及儿童已有的经验和接受能力，因而使学生对知识产生厌恶感。斯宾塞认为，书本知识的学习应建立在儿童已有的实际经验基础上。“因为书中字句只有根据对事物和过程的接触已经相当广泛的时候，才应该给他介绍书籍所共给的那些新知识的源泉。
那么问题的关键是什么呢？
如：学生为什么会厌学？必须通过资料的收集，从问题的性质中找出相关资料再加以核对、评估及分析，进而确定问题要解决的答案。
（3）、了解问题的背景个案问题发生有其独特的背景和原因，以学生厌学为例，背景就是应试教育。翟静说，近几年来，由于应试教育引发的青少年心理问题越来越多，大多数学生不知道为什么学习。一方面，有的学生厌学情绪严重，由于学习压力大心情压抑。另一方面有的孩子考分越来越高，但行为能力越来越差。原由就是学生的时间紧，任务重，实际问题不会这样简单，问题的状况与理论上或理论上的普遍情况不尽相同。因此研究者必须通过各种渠道了解问题发生的过程、条件，了解个案的内在动机和社会环境等外在因素。
（4）、提出解决方案为了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研究者要根据自己的研究、观察、思考提出自己认为可行的解决方案。我认为还有遵循以下原则。
A、整体性原则我们要实施整体办学，整体育人，以发挥学校教育的整体功能，促进学生整体素质的发展。虽然也可以“整体办学、整体育人、整体发展”来概括整体性原则的基本要求，但也要明确，它的核心是整体育人。学校要通过整体办学，调动整体教育力量，把学生作为整体去培养。
B、主体性原则主体性原则的实质，就是要确认和落实学生是学习认识和身心发展的地位，在学校教育的全部活动中，要大力弘扬学生的主题意识，发挥学生的主体精神，发展学生的主体能力，让每一个学生都在主动的学习活动中，获得生动活泼的、全面和谐的发展。
要真正把学习的欢乐还给儿童，就必须、把唤醒学生的主体性，培育和发展学生“乐学、勤学、会学，自主、自理、自强”的良好个性心理品质，作为一项根本性的教育任务落到实处。要让每一个学生都能从自己的学习行为和学习的成功体验中，发现自己的能力，增强信心，提高报负，从而形成和发展学生的主体意识和主体能力。
C、愉悦性原则要实施愉悦性原则，我们就要做到以下几点：优化校园环境的建设，创设具有儿童乐趣，催人奋发向前，与愉快教育宗旨相吻合的美化、绿化、净化的学校教育环境。还要建立民主、平等的新型师生关系。
（5）、付诸行动检验效果解决问题的办法会有很多，比如：解决学生厌学的问题，有教师方面的也有学生方面的；有家长方面的也有社会环境的。这些方法哪些会有实效要在行动过程中加以检验。当解决问题的方法无效或出现新问题时，可以回到前一步骤，重新探究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样不断的循环重复，直至问题的最终解决。
（6）、形成最佳决策解决的决策会很多，研究者要在比较评价各种结果的基础上选择最佳的决策。
例如要在个案研究对象是具体某位学生时，可以按下列步骤进行：A、确定研究对象，选择一个厌学的学生B、收集他的个人资料如：性别、年龄、籍贯、身高、体重、病史、性格、气质、完成作业情况、考试成绩等。
医学论文摘要的格式目前主要采用结构式摘要(struc-turedabstract),它是由加拿大McMaster大学临床流行病学家和生物统计学教授Haynes博士于1990年4月首先提出的[3]。国际《生物医学期刊投稿的统一要求》(温哥华格式)规定采用四层次结构式摘要,包括目的(objective)、方法(meth-ods)、结果(results)和结论(conclusions)4个部分。结构式英文摘要字数约为150~200个实词。我国大多数医学期刊都采用了4段式结构式摘要。四层次结构式摘要具体包括的内容如下。目的:简要说明研究的目的,表明研究的范围、内容和重要性,常常涵盖文章的标题内容。方法:简要说明研究课题的设计思路,使用何种材料和方法,并介绍处置方法及主要结果的测定方法,如何对照分组,如何处理数据等。结果:简要介绍研究的主要结果和数据,有何新发现,说明其价值及局限。此外,还要给出结果的置信值,统计学显着性检验的确切值。结论:简要对以上的研究结果进行分析或讨论,并进行总结,给出符合科学规律的结论,说明其理论价值,是否可以推荐、推广或需进一步研究[4]。
2医学论文英语摘要写作的问题及对策
2.1论文标题问题及对策
论文标题是论文内容的缩影,要求简明扼要,明确反映主题,便于检索。一般来说,医学科技论文的标题通常以名词或名词短语的形式出现,少数标题使用句子的形式。我国医学科技期刊英文标题的主要问题是:首字母大小写混乱、标题过长。英文标题的书写形式主要有三种:1)每一个字母都大写。2)除第一个单词的首字母大写外,其余均小写。3)除虚词(包括冠词、连接词、介词),每个词的首字母都大写。当标题中间有破折号或者冒号时,其后面的冠词、介词通常也要大写。医学论文标题中医学术语多往往较长,但一般不超过16个单词,所以应注意省略不必要的词语。在论文标题中,定冠词(the)和不定冠词(a,an)一般可以省略,但固定短语如afew中的a不可省略。汉语论文标题中经常出现一些表示谦虚或者用以引起陈述的“套语”,如“试论……”、“探讨……”、“关于……研究”、“……观察”等标题。这些词语对于研究性的学术论文来说无任何学术意义,只是一些赘语,所以在翻译成英文时可以将其省略。但是,如果“研究”、“观察”等词带有限定成分时,则不宜省略,如“……的回顾研究”(Retrospec-tiveStudyon…)。试举一例说明正确标题的写法。例1.StudyOnTheEffectsOfBerberineOnPatientsWithIrritableBowelSyn-drome宜省略StudyOnThe且介词小写,应改为EffectsofBerberineonPatientswithIrritableBowelSyndrome(盐酸小蘖碱治疗肠易激综合症的临床应用)。
2.2英文摘要时态问题及对策
由于汉语中没有时态,因此时态是大多数中国作者遇到的一个大难题,以至于不知何时用何种时态。有的全文从头到尾只用一种时态,或者几种时态杂乱交错,给人不知所云的错觉。结构式摘要主要采用三种时态:一般现在时、一般过去时和完成时。Objective(目的)部分,在叙述该文的写作目的时使用一般现在时;表示试验或研究目的时使用一般过去时。现在常常用不定式短语进行表达,如“tostudy…”。Methods(方法)部分,因为都是过去做的事情,故采用一般过去时。Results(结果)部分,也都是过去得出的结果,也应用一般过去式表达。Conclusion(结论)部分,是作者对所的结果的评语,乃写作时作者所持观点,文章得出的结论是科学的、客观的,所以谓语应该用一般现在时表达。完成时态较少使用,一般用来介绍该领域的背景情况,如他人已取得的成果,做过的试验,得出的结果,对现在或过去造成了影响。当然,使用何种时态不能一概而论,要根据原文中所要表达的意思来最后确定。近年来的趋势是更多地运用一般现在时,国外学者一般现在时的运用比例要大大高于中国学者。例2.CONCLUSION:Thefindingssuggestanassocia-tionbetweensuboptimalcareandcerebralpalsy,butthisseemstohaveroleinonlyasmallproportionofallcasesofcerebralpalsy.此例结论中的句子用一般现在时表达了作者的观点和认识。
2.3英文摘要的人称和语态问题及对策
被动语态的使用是科技文体追求叙述的客观性和规范性一个重要手段。国外语言学家曾统计,在科技英语里,全部限定动词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用被动语态。其原因是被动语态将所要讨论的对象放在主语的突出地位,因而更能突出所要论证及说明的主旨而且,被动结构也往往比主动结构更加经济、紧凑。国内科技期刊英文摘要中也以被动语态居多,尤其是国内医学论文的英文摘要,被动语态的运用更是占据主流,甚至出现了被动语态滥用的现象。我国颁布的国家标准《GB6447-86文摘编写规则》也要求用第三人称,不可以用第一人称,汉语的无人称句译为英文就往往选用被动语态表达。然而,被动语态的文风在国外科学写作界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被摒弃[5],国外医学论文越来越多地采用主动语态,主语多用第一人称复数“we”,这是因为主动语态在结构上更简练,表达更为直接有力。因此,为了简洁、清楚地表达研究成果,在论文摘要的撰写中不应该回避使用第一人称和主动语态。例3.Weenrolled150patientswithinfectiousmononu-cleosisduringtheacuteillness.本句使用了第一人称复数“we”和主动语态,不但表达简洁、清楚,而且还可以避免实用被动语态造成的句子“头重脚轻”的问题。例4.SUBJECTSANDMETHODS:Weanalyzeddatafromaprospectivecohortstudythatcaptureddetailedclinicalinformationandlongitudinaloutcomesforallpatientswhoun-derwentcardiaccatheterizationinAlberta,Canada.Westudied11,468patients,1959(17%)ofwhomhaddiabetes.(WilliamA.Ghali,etal,2000)本例摘自《美国医学杂志》,对象和方法的叙述中都用了第一人称复数we和主动语态。国外期刊中有诸多这样的例子,在此不再赘述。
2.4数字和缩略语问题及对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