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文议论文体教学过程教学方法一、议论文体在初中语文文言文教学中的重要性
议论文体在初中语文文言文教学中的重要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新课程改革下地方教育课程中对此种文体教学的要求以及教学目的更加明确、具体。提升了语文教学文言文中议论文体的地位及重要性，并做了更加详尽的教学设计和教学过程。其次，各地方中考要求语文教学科目中文言文之议论文体知识的掌握更加严谨，并严格要求按照文体知识来明确采分点。
由此看出，议论文体在初中语文文言文教学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不能忽视其对教学结果的影响。但目前，在教学过程中出现了某些问题，那么教师如何在教学过程中解决好这些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教学过程出现的问题及教学解决建议
1.产生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学生掌握和知识理解；第二，教学过程知识掌握程度方面。具体表现在：
（1）学生对文言文文体辨别的困惑。在进行孟子《鱼我所欲也》的教学中，让学生辨别一下此文章是何种文体时，学生有的说是记叙文，还有学生回答是说明文。可见，针对文言文阅读中学生就会出现对文体辨别不清的问题。
针对在教学过程中学生出现的困惑，我认为作为教师解决此问题的建议是：首先，让学生知道什么是议论文。议论文是对某个问题或某件事进行分析、评论，表明自己的观点、立场、态度、看法和主张的一种文体。议论文三要素是论点、论据、论证。又可分为三部分：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就《鱼我所欲也》这篇文章而言，当学生知道了议论文的概念后首先让学生找出文章的论点。全文的中心论点是“舍生取义”。接着在这篇文章中作者采用了讲道理摆事实的方法论证了中心论点的正确性。在《鱼我所欲也》作者摆出了这样的事实：“呼而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的事例。其次，作者运用了道理论证论述了羞恶之心人皆有之的道理，有力地论证了“义”重于生命的道理。以此来证明中心论点的正确性。在《鱼我所欲也》这篇文章中，作者运用了多种论证方法有比喻论证、举例论证、对比论证等。
（2）论点与论据的关联性。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大多数学生不能掌握论据是如何证明论点的。针对这个问题，解决的方式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明确解决论点与论据两者概念的界定和辨析。论点是作者对所议论问题或事件的见解、看法、主张，论点主要解决的是证明什么的问题。论据是用来证明论点正确的依据。论据包括事实论据和道理论据。论据主要解决的是用什么来证明的问题。在《鱼我所欲也》中开篇作者提出了：“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二者不可兼得”。作者以鱼和熊掌做比，并以鱼喻“生”，以熊喻“义”，形象地区别出“生”与“义”的价值高下。在引用到本文所研究的问题中，引导学生掌握论点的知识，就要让学生在整体和宏观的角度看，如此也可提高学生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如果放到《告子上》文章里面看，本文讲的是每个人都有“本心”，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人都应该保有自己的“本心”。只要本心在，即使在生死关头，人也能经受住考验。但是如果丧失了“本心”，人就会做出亏心事来。实则，仅对本文的结构进行分析之后，我们可以知道本文所选取的文章的主旨讲的是每个人都有“本心”和保有“本心”的重要性。在第一段中，作者用比喻的方式引出“舍生取义”的观点，并且在正面和反面加以阐明。行文至“所恶有甚于死者”作者对这个观点的论述就结束了。紧接着“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提出了新的命题。人人都有“是心”既是本心。文章第二段就是对这个命题的论述和阐明。作者用一般的人和乞人都不接受嗟来之食的故事，说明人人都有“本心”，用“不辩礼义”接受“万钟”的故事，概括失去本心的人的惯有行为，并对此进行批评和嘲讽。所以在教学过程中，在课文整体上看，人应该保有“本心”是论文的中心。“舍生取义”的观点和不受嗟来之食的故事，讲的都是“本心”赋予人的极大力量，属于正面论证；“不辩礼义”接受“万钟”的故事讲的是失去“本心”的人的可悲可耻，属于反面论证。
2.让学生进行相关文体知识的练习，以此来进一步掌握知识。例如，让学生在学习了《鱼我所欲也》中有“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辟患者何不为也？”可以让学生分析此句运用了何种写作手法，用了什么论证方法，以此来引导学生。
3.学生对文言文中论证方法的运用上存在一定的问题。那么作为教师，讲解议论文中常用的论证方法，有举例论证、比喻论证、引用论证、道理论证、对比论证等并且要结合具体的文章进行分析解决。在《鱼我所欲也》中为增强文中说服力，作者运用了多种说服方法。比喻论证文章一开始就用“鱼”和“熊掌”来设喻，得出的结论是“舍鱼而取熊掌者也”，以此引出本文的中心论点“舍生取义”。显得通俗形象。举例论证，作者举出“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而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的典型例证，有力正证明了义重于生的观点。对比论证，这篇选文第一段从正反两面说明为什么要“舍生”，第二段中把“向”与“今”对“万钟”的不同态度做了对比。
4.通过对文章的理解学习和掌握，教师要对本文进行整体的知识梳理。在本文所选取的文章中作者用了讲道理和摆事实的论证方法，在讲道理中作者提出论点即舍生取义，并且从正面和反面阐述观点，最后得出结论。在摆事实中作者正面举例论证“义”普遍存在于人们的观念之中，并且还从反面说明“万钟”也不应该接受。
通过对具体文章的讲解，来使得学生充分掌握文言文中的议论文体知识，并解决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是每一位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必须要注意和解决的问题。
5.通过引领学生对《鱼我所欲也》的学习，不但要使学生掌握文言文中议论文体的运用，还要让学生在情感和价值观上得到充分的发展。在本选文中孟子由口腹之欲推衍到道德之美的独特论证方法，体现了中华民族以善为美、美善合一的独特审美观念，和学生由官能感觉上升到审美认识的审美历程。
一、国际法确认的使馆馆舍和外交代表不可侵犯权
自近代国际法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现代国际法，历来强调必须确保使馆馆舍和外交代表的不可侵犯权。两个重要的国际公约明确地规定了这一点：
1、《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1950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责成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拟订草案，然后于1961年4月18日在维也纳召开的国际会议上审议并通过此公约。1964年4月24日公约生效，成为当代外交关系法领域最基本的有拘束力的国际法律文件。截至1997年底，已有178个缔约国，其中包括中国和美国等北约所有的成员国。公约第22条规定“使馆馆舍不得侵犯”，第27条为保护使馆的通讯自由，第29条规定“外交代表人身不得侵犯”。公约的上述规定主要是针对接受国的，但公约的立法本意和全部文字的精神，例如多次提及“派遣国”、“第三国”、“各国”等，尤其是公约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本公约各当事国：鉴于各国人民自古即已确认外交代表之地位……”，充分表明公约的有关规定同样是拘束全体缔约国的。这些条款的内容可综合归纳为2个方面，一是不得侵犯使馆馆舍和外交代表；二是应采取一切适当步骤保护使馆的馆舍和外交代表的人身不致遭受任何侵害。如不执行公约的这些规定，则是违反了作为缔约国应当承担的条约义务，构成其行为的非法性。
2、《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面对侵害使馆和外交人员犯罪数量的增加，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1972年以“特殊紧急事项”拟制了公约的草案，经征询联合国会员国意见后，提交联合国大会于1973年12月14日通过，并在纽约开放签字（故简称“纽约公约”），1977年2月20日公约生效。公约第1条规定，包括外交代表在内的有关对象及其办公用馆舍、私人寓所等“按照国际法应受特别保护，以免其人身、自由或尊严受到任何攻击……。”英国国际法学者斯塔克认为：该公约的“关键条款是第2条”，因为“此条列举了公约指定为犯罪的行为”，“即：（甲）对国际受保护人员的人身或自由的谋杀、绑架或其它袭击行为；（乙）暴力袭击国际受保护人员的馆舍、私人设备或交通工具并足以危及其人身自由；（丙）威胁或未遂犯，或在此袭击中的共犯”。 公约“深信制定防止和惩处这些罪行的适当和有效措施实有迫切需要”。这是一个保障使馆馆舍、外交代表的安全、进行必要国际合作的普遍性公约。我国在1987年8月加入了该公约，美国等北约主要国家也是公约的缔约国。在该公约订立之前，美国还与其它美洲国家组织的成员国先行于1971年2月2日订立了一个名为《防止和惩罚对具有国际意义的人员采取犯罪和有关勒索形式的恐怖主义行为公约》的区域性文件。 可见美国对有关问题的重视程度及对有关犯罪属于国际恐怖主义行为的理解程度。但偏偏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知法犯法，用导弹袭击我驻南使馆，干出公约规定防止和惩处的国际恐怖主义罪行。
许多权威的法学家和外交学家的学说也肯定了使馆馆舍和外交代表的不可侵犯权及其在国际法上的地位。中国国际法学者周鲠生认为：“它是外交特权的基本重要的部分，是传统的国际法的准则，并且可以说是近代意义的国际法形成之前，自古国际交往上早就一向相互遵守的习惯”，“来自国际法理论和实践的一致看法是，侵犯外交代表的人身就是侵犯国际法。” 王铁崖也认为，“使馆馆舍不可侵犯早已成为国际法规则。” 韩国国际法学者柳炳华指出：“使馆馆舍的不可侵犯是外交特权及豁免中最重要的内容。” 《奥本海国际法》说：“国际习惯法早已承认这种馆舍的不可侵犯性”；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22条重申了这一条法律规则；公约的第29条规定的外交代表人身不可侵犯，从而确认了国际习惯法的规则，“甚至在外交使命终止以后，使馆的馆舍、财产和档案仍然必须予以保护。” 在外交界颇具影响力的《萨道义外交实践指南》一书则说：这种不可侵犯权“是十八世纪的国际习惯法所普遍肯定的”，“到十九世纪就清楚地确定下来”，“（外交代表）人身不可侵犯在使馆和外交官的所有特权和豁免中，是最早确定下来并得到公认的权利”，“现在受到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29条的保证”，“在欧洲，外交官不可侵犯可追溯到希腊人给予使者的宗教保护，这些使者是当时交战国家的使者，后来则是担负和平使命的使节。类似的习惯也可见于古代印度和中国人民最早期的历史中”：“对外交使团和领事馆的袭击就是对按国际法规定享有广泛豁免的机构进行攻击。”
二、五·八事件是对中国主权的挑衅和侵害
孟子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是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南宋时期朱熹把《孟子》列为《四书》之一，成为儒家的经典著作。孟子思想在历史上的影响是深远的。因此，在教学《鱼我所欲也》这篇课文时，很有必要在讲清字句的同时，对孟子的思想体系略作剖析，这有助于学生正确地理解课文。
《孟子》一书，文章大多以议论为主。他或直接立论，或答问释疑，或与人辩论，或称颂先王，但主旨皆在于阐述并宣传他的思想观点、政治主张。因而在教学中，教师要抓住那些表述其观点的语句以及他常用的术语，加以分析，讲深讲透，以剖析他的思想体系，培养学生的分析理解能力。
1.“舍生而取义。”
“义”，是孟子常用的一个术语，是用来概括一种道德规范的，常和“仁”、“礼”、“智”并提。
我们知道，任何一种道德规范，既是体现人的思想品德的，也是规定人的行为准则的，最后落实到如何处理当时社会人与人的关系上。从思想品德角度讲，孟子解释道：“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告子》上）从人与人的关系角度讲，孟子说：“仁之实（主要内容），事实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调节修饰）斯二者也。”（《离娄》上）可见这四种道德规范，不是平列的，其中最根本的是“仁”和“义”。“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离娄》上）这就是说，人们的思想品德必须归于仁，行为表现必须遵循于义。孟子讲“仁义”的目的，不在于提倡闭门修身，而是用以维护封建宗法制度的秩序，使人在家能孝悌（这是作人的根本），出外能忠君敬长，这样“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秩序，就能得以维护。孟子对道德的力量极为看重，所以才大力提倡“舍生取义”（和孔子提倡“杀身成仁”一样）这一口号。
值得注意的是孟子往往把“义”和“利”对立着提出，对重利轻义，见利忘义，只讲利不讲义的情况，大力挞伐，从而对战国时期各国统治者争城夺地，以攻伐为先，横征暴敛，陷民于水火的情况，予以有力的揭露批判。所以，他的道德观念和“舍生取义”这一命题，还是有一定的合理因素和进步意义的。
2.“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
这是用具体事例来说明“舍生取义”，《礼记・檀弓》有一段故事与此类似：“齐大饥，黔敖为食于路，以待饿者而食之。有饿者，蒙袂辑屦，贸贸然来。黔敖左奉食，右执饮，曰：‘嗟！来食！’扬其目而视之曰：‘予唯不食嗟来之食，以至于斯也！’从而谢焉，终不食而死。”可见，孟子写这段话是有根据的。“所恶有甚于死者”，当面忍受别人侮辱比死亡更令人厌恶，所以宁愿饿死也不愿接受别人带有侮辱性的施舍。连无人认识的路人和贫困低贱的乞丐都能这样做，常人更不用说了。这一事例生动地说明了人们把“义”看得比生更为珍贵，在二者不可兼得时，就舍生取义。
3.“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
这一论断基于孟子的性善说。
战国时期，曾有一场关于人性是善是恶的大讨论。孟子是主张人性善的。他认为上述四种善心（有时又称为“良知”、“良能”），“人皆有之”，是各阶层的人生来固有的。他说：“仁义礼智，非由外铄（从外部授给）我也，我固有之也。”（《告子》上）这显然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因为人的任何品质（善与恶），都是由其社会地位、后天教育、环境影响等客观因素决定的。当然，孟子也不可能无视社会上人们品质上的差异，那么，他又如何解释呢？那就是“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告子》上），也就是说，关键在于人们能否在后天保持其本性。在孟子看来：君子能保持其本性，少数不能保持的，就要用内心反省的方式“求其放（已丧失）心”；庶人不能保持其本性，这就要靠统治者施以教化，“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梁惠王》上），使民能“居仁由义”，知道亲上敬长，而不犯上作乱。因为民也是性善的，所以这种教化，民是能够接受的。
显然，孟子的性善说，既是反科学的，也是为巩固统治阶级的政权服务的。
4.“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
这是有所为而发的，表现了孟子大义凛然的性格和气概。
孟子本人是一个比较高傲的人，他不肯迁就，不肯趋炎附势。他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藤文公下》）孟子曾经在齐国任客卿，后来因为与齐王的意见不合，便决定辞去齐国客卿回家。齐王托人挽留孟子，条件是准备在首都的中心地区建一座房子给孟子住，并送给孟子万钟粮食作为弟子们的生活费用，孟子严辞拒绝了齐王这一带有施舍性的挽留。（见《公孙丑下》）
1、 明确论点
论点是议论文的灵魂，是议论文答题的总纲。给议论文补充论据首先必须明确议论文的论点。然后根据论点有针对性地补充论据。
2、 补充论据的原则
论据有两种类型：事实论据和道理论据。道理论据是指经过人们实践检验的、为社会所公认的正确理论，包括社会科学理论，如哲学理论；也包括自然科学的原理、定律、公式及广为流传的谚语、名言、警句等。事实论据包括具有代表性的确凿的事例和史实。
补充论据不仅要明白何为论据，还要注意补充论据的原则。
（1）论据的指向性。不论是补充事实论据，还是道理论据都应该注意论据的指向性，也就是说论据要能够充分论证论点。特别是有些论据表面看来可以证明论点，但仔细分析却发现已偏离论点了。如“少壮不努力，老大图伤悲”有的同学用它来证明“勤奋”，有的同学用它来证明“劝学”，而这个诗句最能证明的是“珍惜时间”。
（2）论据的概括性。议论文不同于记叙文的以情动人，它是用严密的论证来说服人，是以理服人。议论文中事实论据的表述不能像记叙文叙事那样时间、地点、人物、起因、经过、结果，而是要针对论点，抓住事件中最能证明论点的地方来概括，要求语言简洁明确，无懈可击。
（3）论据的典型性。补充事实论据一定要注意论据的真实性、典型性。议论文要以理服人，论据只有是真实的，众所周知的才能够有力地证明论点。才不会给别人留下反击的余地。
3、 论据的表述
补充论据时不光要写出真实的、典型的、能够证明论点的论据，连贯而流畅的表述也是得分的亮点。
补充道理论据可以直接添加名人名言、俗语、谚语、诗句，必要时还应进行合理的分析。分析时可采用这样的表述形式：正面论证“如果……，会……”，反面论证“反之……，则会……”。
补充事实论据有两种形式：一人一事或多人多事。多人多事表述时可采用并列句或并列段的形式。如：
“面对耳聋，贝多芬顽强拼搏，发出“我要厄住命运的咽喉”的呐喊，终成一大“乐圣”。
面对失败，爱迪生坚持不懈，发出“我已经找到一千种不适合做灯丝的材料“的乐观心声，终于给世界带来了等的光明。
面对仕途的苦闷，坡壮心不已，发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昂扬誓言，在挫折中走向成熟。
这样的论证列举多人多事，充分有力地论证了论点，采用排比段可以增加语言的气势和文采。在表述时，如果前面有事例。表述时可仿照其结构、句式、语气。如果没有可采用以下两种结构：“若不是……，又怎么会……”，“正是……，才会有……”。
如：“李时珍若不是跋千山，涉万水，尝遍百草，又怎么会有《本草纲目》的问世。”
“爱迪生正是经受住了一千次的失败，才会有人类现在的光明。”
表述论据时要想使论据能够充分证明论点，还应抓住能够证明论点的关键词语来概括。如：“《谈骨气》中文天祥的事例的概括就抓住了拒绝高官以突出他的‘富贵不能淫’”“闻一多的事例则突出他面对敌人的枪口‘拍案而起’以突出其‘威武不能屈’”。
4、 分析论据的关键
2015年初，张家港经开区（杨舍镇）在充分调研和广泛听取各方意见的基础上，提出了“党建引领、村居自治、多元共治和智慧管理”的基层社会治理框架。经过一年多的探索，已经形成了一整套法治型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经验，并在张家港市全市范围内推广。
创新社会治理的前提是社会治理体制的更新，“杨舍模式”的最大亮点就在于基层社会治理体制的法治化型构。杨舍镇已形成“党组织领导――议事会民主协商――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民主决策――村民委员会（社区居委会）具体实施――各类社会组织参与协助――村务监督委员会（社区居民代表）民主监督”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之魂。无论是改革酝酿期的宣传发动，还是改革推进期的贯彻执行，镇党委一直抓住村居党组织这一“关键的少数”。村居党组织治理观念的革新和法治思维的养成，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党员的工作热情，“民生面对面”活动、“三三制楼组党建”工作法、党员积分管理制度、党员先锋服务站、文化广场临时党支部、老党员参加议事会等一批基层党建典范涌现出来。人民的主体地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之道。杨舍镇创设村居议事会，广泛发动群众参与基层民主协商自治，充分保障村居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围绕环境整治、民生改善、福利发放、纠纷化解等事项开展了卓有成效的议事活动，并涌现出了“民主议事六步法”、“三三三工作法”、“四会一体协商共治”等极富浓郁乡土气息的议事模式。多元主体共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之本。杨舍镇充分发挥村居民大会、村居民代表会议、村居民委员会、村务监督委员会及各类社会组织、社工的不同作用，初步形成了“村情民知、村官民选、村策民决、村事民定、村财民管、村务民督、村绩民评、村利民享”的村居自治格局。
创新社会治理的关键是社会治理手段的更新，“杨舍模式”的一大亮点就在于基层社会治理手段的法治化保障。杨舍镇基层社会治理形成了“硬法与软法齐飞、刚性手段与柔性手段并举”的新型模式。一方面，通过广泛宣传使群众和干部及时了解、掌握国家的“硬法”；另一方面，结合镇实情出台了一系列指导村居自治工作有序开展的文件，帮助各村和社区制定了具有“软法”意蕴的《村规民约》《居民公约》《村民自治章程》《居民自治章程》及其《实施细则》，使广大群众真正分享到从“他治”到“自治”的红利。杨舍镇的社会治理改革实践，除了适度运用传统的命令控制型治理手段外，还大量推行新兴的民主协商型治理手段。无论是村民大会的召开、自治章程的拟定、议事会的组成及运作，还是集体经济的再分配、村居环境的整治、邻里纠纷的化解，都尽量通过多元主体的反复协商达成共识。
创新社会治理的基础是社会治理环境的更新，“杨舍模式”的又一亮点就在于基层社会治理环境的法治化营造。杨舍镇基层社会治理形成了一种“乡土文化与城市文明水融”的新型模式。镇各村和社区不断挖掘地方文化资源，充分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例如，善港村多年来坚持传承“知善、向善、行善、扬善”的“善文化”，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得到大力弘扬，为全市首部村民自治“小宪法”的顺利通过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福前村通过建村史馆、撰写村志等媒介，积极传承“福前福地、幸福向前”的“福文化”，大大增强了村民的获得感和幸福度；农义村则大力传承“以义育人、以文化人”的“义文化”，努力传播社会文明新风尚。镇全面推进以网格化为基础的智慧社会服务管理模式，构建覆盖区镇、办事处（街道）、村（社区）的智慧社会服务综合信息管理平台，打造“一库”（即公共信息资源库）、“一队伍”（即网格信息员队伍）、“两网”（即社会服务管理网和“幸福杨舍网”）和“两系统”（即综合信息采集系统和决策分析支持系统），初步形成了信息社会互联互通、融合共享的治理模式。地方文化资源的发掘和传播保存了乡土记忆，网络信息技术的运用和传播则提升了城市文明，二者的有机结合使杨舍社会治理创新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一
数月前，几乎没有人想到米洛舍维奇会垮得这么快、这么轰轰烈烈。照原有南联的宪法的规定，米洛舍维奇在完成这届总统任期后就该退休。为了继续执政下去，米洛舍维奇就利用议会的多数修改宪法，将议会选举总统变更为由选民直接选举总统。 米洛舍维奇这样做，显然是相信自己有把握获得多数选民的支持，因为南联被轰炸后，民间一直流行着反北约情绪，使米洛舍维奇觉得民气可用，而大选前的情形似乎表明这种自信并非是盲目的。9月3日，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联合执政党正式宣布，米洛舍维奇将竞选连任，同时向选举委员会提交了近160万名米洛舍维奇支持者的签名，比他的其他三个对手分别多出15倍、20倍和40倍，而科什图尼察仅得到了22万个签名。政府的一些高级官员认为，有如此众多的民众支持，米氏竞选连任胜券在握，势在必得。
虽然在大选前的几项民意测验结果显示，米洛舍维奇的支持率落后于科什图尼察，但南斯拉夫左翼党人里斯蒂奇对这些所谓的民意测验不以为然。他认为，这些民意测验所调查的人群不一定代表广大南斯拉夫民众。他说，支持米洛舍维奇的签名人数是“一种公民投票，而在那些民意测验中，我们甚至不清楚它们（调查机构）是从何处取的样。”[1]
九月二十四日，在平静的气氛中，南斯拉夫举行了自去年遭受北约轰炸以来的首次大选，这次大选登记注册的选民人数约为七百八十六万，有超过550万人参与了投票。此次大选的投票率高达70%，不过，黑山共和国亲西方的领袖呼吁选民不要前往投票，黑山当局公布的投票率只有23.77%.十月一日，根据南斯拉夫选委会公布的第一回合选举的开票结果，反对党候选人科什图尼察获得48.96%的选票，现任总统米洛舍维奇获38.62%的选票。由于两人都未获过半选票，因此南斯拉夫选举机构随即宣布将在10月8日举行第二轮选举。但科什图尼察坚持他的得票率经己超过50%，他已经获胜，反对第二轮投票。形势就此开始发生逆转，反对党号召进行抗议和示威活动，并最终导致了米洛舍维奇政府的垮台。
但是，支持米洛舍维其的党派却在议会选举中占了优势，在公民院得票为72个议席（反对党联盟获得59个议席）；在共和国院得票为28个议席（反对党联盟获得 10个议席）。这意味着新总统仍然面临艰巨任务——在米洛舍维奇势力还很强大的议会组织新政府。观察家担心，组建新政府可能引起南斯拉夫的新危机。
二
笔者研究了以上状况后认为，导致米洛舍维其政权垮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国际社会的干预，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此次大选直接施加压力是首要原因。
北约各国在轰炸南斯拉夫的战争停止后立刻表态：只要米洛舍维奇滚下台去，欧洲各国愿意帮助南斯拉夫修复战争所造成的破坏。这是否是空头支票暂切不论，但却是明白无误的对南政局施加干预行动的开端。此次南斯拉夫的总统选举中，几乎所有西方国家均于事前、事后大张旗鼓地介入其中；在投票进行前西方国家就毫不掩饰地为反对派进行助选，实行“胡萝卜加大棒”的手法。其中对反对派直接提供财力支援者有之；对民众宣称“反对派一旦上台，或米洛舍维奇一旦下台，即大规模向南斯拉夫提供经济援助，或终止对南斯拉夫的经济制裁者”也有之；赞同黑山共和国与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所宣布的抵制该次选举者也有之；甚至在投票还没进行前就已宣布“选举委员会进行舞弊”或“缺少中立国际团体监督”而视投票无效者更是有之。而美国和克罗地亚则于25日开始在南亚得里亚海举行为期4天的联合军事演习。英国则将多达25艘的各类军舰集结在南斯拉夫附近的地中海水域，虽然西方国家一再宣称采取军事行动目的与南斯拉夫的总统选举无关，但舆论普遍认为这是西方国家向南斯拉夫炫耀武力的举动。
应该看到，当前处于西方国家众矢之的地位的南斯拉夫所经受的灾难早已是无以复加，单就北约组织去年对全国设施的军事破坏和经济制裁便使得失业人口达到70％之高，因此长此以往如何支撑下去的确是个不可想象的问题。国际社会对伊拉克长达十年的制裁对伊拉克人民所造成的苦难，就是对南斯拉夫人民的活教材。就南斯拉夫目前所遭遇的空前破坏加以权衡，南斯拉夫的选民们似乎不难作出“牺牲米洛舍维其以换取制裁的解除和西方的援助与经济重建”的结论。
而在米洛舍维其下台后南斯拉夫货币第纳尔兑马克汇率的止跌大幅上扬，便反映出国民相信“米洛舍维奇领导下的困难时代已经结束，随著西方制裁的解除和外援、外资的流入，经济将步向复苏”的美好希望和憧憬。
（二）、普遍存在的渴望“民主”和反对“独裁”的社会心态占据上风是主要原因。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南斯拉夫各媒体和社会公众的舆论反应中得到证实。在南政权变更后，南斯拉夫各报章普遍祝贺科什图尼察就任总统，认为国家在受到西方多年制裁後，已经加入“民主国家的行列”。而科什图尼察也在电视台发表演说，宣称：“民主已经在南斯拉夫诞生，共产主义正在瓦解，这是瞬间的事。”在街头的民众则兴高采烈的为他们终于把“独裁者”赶下台而庆祝胜利。
米洛舍维其和他的政府在长达十三年的执政生涯里，为了维持南联盟的统一而实行“大塞尔维亚主义”，采取了强硬的政治手段和军事手段，难免背上“专制”、“独裁”和“残暴”的骂名，在客观上也导致了经济衰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和贫困。因而导致民众对他和他所领导的政府产生反感心理，也是顺理成章的逻辑。正是这种反感的心理，在一定程度上压倒了南斯拉夫民众仇视北约和西方国家的心理，这时，选择什么样的人当总统已经不是选民们头号要考虑的问题了，“把他赶下台去！”成为了选民的主要心态。对此心态的验证可从记者在街头采访示威民众的报道中得到证明。
（三）、盲目修改宪法和实行大选的政治失误是直接原因。
“群众在社会生活的变迁中唱起主角，这种现象对近代政治制度的变迁带来的结果，并不全都令人欢欣鼓舞。”[2]“人们似乎热爱自由，其实只是痛恨主子。”（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正如近代中外历史已经告诉我们的，群众的民主权力就像一切个人权力一样，当它没有受到恰当的宪政约束时，也很容易转变为它的反面。统治者保持其政策的连续性，可以有多种方法。但最主要的方法是一方面尽力使政策合乎民意，另一方面保持宪政和法统的稳定。在这两个前提下，尽可能地培养和扶持自己的继承人方为上策。起码在缺乏西方民主传统基础的东方（包括南斯拉夫），这是基本的和有效的政治策略。而米洛舍维其却反其道而行之，盲目决定修改宪法和实行公民选举以谋求自己的连任，就首先破坏了宪政和法统的稳定，从而在政治程序上为自己的失败提供了前提条件和直接的原因。
（四）、狂热和狭隘的民族主义是深层原因。[3]
80-90年代之交的东欧剧变，体现了在列宁主义理论指导下形成的旧体制的崩溃和消解，旧政权赖以生存的传统意识形态被新政权判定为非法。在传统意识形态失去凝聚力的情况下，为着巩固权力就需要寻找新的意识形态资源。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种资源只有两种：一是“民主化”，一是民族主义。在俄罗斯这两者的代表是叶利钦与日里诺夫斯基，在南斯拉夫则是以舒瓦尔、马尔科维奇为代表的南联邦末代党政领导与米洛舍维奇。不同的是：在南联邦由于舒、马均非塞族，而塞族在铁托体制下又与其他民族有民族积怨，于是日里诺夫斯基没有成功而米洛舍维奇成功了。
米洛舍维奇宣称：在南期拉夫各族中，只有塞尔维亚具有最悠久的国家传统。而在联邦中，塞尔维亚长期受压抑、受欺侮、受剥削，而南共联盟却对它持漠不关心的态度；1974年联邦宪法赋予自治省近似于共和国的权利，使塞尔维亚成了唯一一个丧失了必要国家特征的共和国，这种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但民族主义从来是柄双刃剑，米洛舍维奇越是强调塞尔维亚在联邦中受压，科索沃人就越是感到他们在塞共和国中受压。米洛舍维奇在1991年初声称：他要使“所有塞族人必须生活在一个共同国家之中。”而科索沃人则认为所有的阿族人也应当这样。
在铁托时代，塞阿民族关系能够维持的原因有三：一、南斯拉夫联邦政府坚持民族平衡政策；二、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体制的相同比较有利于南斯拉夫处理塞阿关系；三、阿尔巴尼亚的托斯克人本位与科索沃阿族的盖格人本位之矛盾。如今这三者都不复存在：联邦已经垮了，南、阿两国都已发生剧变，铁托与霍查的体制均已不复存在，内战与长期制裁中的塞尔维亚如今并不比阿尔巴尼亚繁荣，而疯狂中的科索沃更不比阿尔巴尼亚自由，同时剧变后的阿国也不再是个托斯克人的国家。米洛舍维奇废除联邦宪法条款剥夺了科索沃自治，从而恢复并强化了被铁托废止的“兰科维奇体制”，连省名也恢复了那时的“科斯梅特”，所不同的是兰科维奇还受联邦制约，而米洛舍维奇不受任何人制约，而米洛舍维奇不受任何人制约。米洛舍维奇迈出了这一步，就不可能回到1974年了。尽管此后阿族人又象1974年地样提出了科索沃升格为共和国的要求，但在1974年，他们（至少多数人）是真心希望作为共和国生活在联邦大家庭中，而现在，他们要求升格只是因为：做为共和国就有权退出联邦（现在的“南联盟”），这样，米氏的行为便把科索沃的棋局逼入了死角：科索沃要么没有任何自治，阿族人需惟塞族之命是从，要么就会独立出去，而很难再有“自治”局面了。于是，米洛舍维其在国家统一和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结支配下，动用军事手段迫使科索沃阿族就范，而使国内民族矛盾激化导致内战。这也是科索沃和黑山之所以抵制此次大选的一个主要动因。
恰在此时，北约东扩浪潮汹涌而来。俄罗斯为抵抗北约东扩，将南斯拉夫视为其在欧洲的“最后的桥头堡”，因而对米洛舍维其政权的做法持支持的态度。而北约为了瓦解俄罗斯的抵抗也必须攻克这个“最后的桥头堡”，甚至不惜动用军事手段肢解南斯拉夫。为使自己侵略南斯拉夫的行为得到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和借口，北约便以“保护人权”为幌子发动了对南斯拉夫的战争和国际制裁，从而为米洛舍 维其的垮台提供了国际性的前提条件。
以民族主义起家并以此维持政权的米洛舍维其的落选，证明了民族主义在南斯拉夫人民心中已不再占主导地位。但如果说民族主义在南斯拉夫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甚至认为它已经消亡的观点尚为时过早。
三
“忍看朋友成新鬼，城头变幻大王旗”。政权的倾覆，王朝的更迭，本来是极平常的事情，作为与南斯拉夫人民有“患难之交”的中国人民，在关心南斯拉夫政局变换的同时，本也只能发几声感叹而已。但笔者在和列位一起感慨了之后，忍不住的在心里生长出一个问题来：南斯拉夫的大选事件给我们中国人民带来了什么呢？
“中国人自己的历史上，以暴力推翻旧王朝、建立新政权的事例，几乎是屡见不鲜的家常便饭。而且绝大部分无论是异族入侵、农民起义的成功，都有社会对原有政权不满、希望”变天“的因素在起作用。但是至今为止，却没有一个能让这个国家走出”苦难“循环的纪录，早就应该从中总结一下教训了，否则再一次的重复，根本没有看到希望的理由。现在有一部分中国人，居然又对南斯拉夫事件感到兴奋，期望在中国的”重演“，实在令人吃惊和担心。因为类似的事件对中国而言，早已不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可以令人产生充满新鲜和美好的憧憬。反而应该是一次次”所托非人“的痛苦经验，决不能再轻举妄动。”[4]
米洛舍维其政权的垮台，虽然是多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且具有偶然和突变的表面特征，但该事件的发生，却给我们提供了以下几点重要的教训和启示：
（一）、专制体制是意想不到的易于崩溃。
南斯拉夫的大选事件，再一次向世人证明了一个貌似强大的集权政体，是如此地易于崩溃；众多的利益团体和追随者是如此地易于转向-几乎在一夜之间，他们的“喉舌”以及他们的军队，纷纷转到对立面或保持“中立”。需要说明的是：不管是米洛舍维其所代表的政权还是他们的利益团体，无疑也是集中了全南斯拉夫社会的精华，在大选之前恐怕没有人会怀疑他们是不可缺少的，他们是立场坚定的，因而是强大的。可事实证明，不管是有代表近百万党员的米洛舍维其政权，还是有代表近千万党员的前苏联政权，基本上没有人会为他们所代表的政权的崩溃而去流血、去“动乱”。这是任何一个专制政权的不可思议之处。它揭示了一个道理：集权体制，只有在他崩溃之前才是强大的、对社会及其社会大众可以进行有效控制的的，而当崩溃之时和之后，会是想象不到的软弱和无能。不管你号称有多少人-哪怕几千万，到时除了骑虎难下的几个人，绝大多数会纷纷转向或只要改变一下身份就行了，而那种体制却是无可奈何地崩溃了！
（二）、“乌合之众”也可以打败“集团军”。
米洛舍维其失败了，他不但败给了一个数月前未曾想过参加总统竞选且毫无政治经验的宪法律师，而且败给了他一直视为“乌合之众”反对派竞选联盟。如果我们仅仅认为米洛舍维其是犯了“过于自信的过失”，那只能说明我们的认识还比较肤浅。也许有人会认为是米洛舍维其失去了“民意最高代表”的权威，但这种认识就无法解释一个问题：“新的民意最高代表”科什图尼察的施政纲领为什么和米洛舍维其的内政外交政策如出一辙？
如果进行冷静的和深层次的思索，我们就可以发现“乌合之众”打败“集团军”的三件“法宝”：1、最大限度的利用民众对现政权的不满情绪；2、最大限度的利用米洛舍维其在政治程序设计上的失误；3、最大限度的利用西方国家的“许诺”对民众心理所产生的影响。这似乎证明了毛泽东的名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但同时似乎也证明了英国前首相麦克米伦的名言：“蠢人的多数在一切时候，都是无敌的，且总能坐操胜券。”两个人的名言如此的对立，但也许同样正确！今天的人们要还是只知道各抱一条“粗腿”，而不是踩到他们两人的肩膀上，那实在是当前社会的不幸和历史伟人的悲哀！“
由此出发，我愿意用最大的诚意向现在中国的共产党政权提出以下三个问题：1：怎样尽快地解决腐败、贫富分化、官僚政治三大社会问题以消除人民群众对现政权的不满情绪？2、怎样尽快的建立最适合民族传统和世界大趋势的意识形态体系，并由此出发进行正确的政治体制设计和更加重要的政治程序设计？3、如何应对和排除西方国家对中国可能的经济制裁、政治干预乃至武装干预对现政权的威胁？否则，“乌合之众”战胜“集团军”的“奇迹”难免在中国再次上演。
（三）、不要轻信所谓的“民主”，而要体现真正的“民意”。
首先应该设问：什么样的“民意”才是真正的民意？有人认为，在投票箱里出政权的年代，没有被投票箱证实的民意是不值一文的，而米洛舍维其的垮台，说明他和他的政府并不代表真正的民意。我认为，这种说法的荒谬早已被科什图尼察的施政纲领演说所证实姑且不论，我还要另外质疑一句：难道另外的40%的选票就算不得真正的民意了么？既然民意不容强奸是普遍的正义，那怎么又可以用48%的民意去强奸40%的民意呢？民意不是玩在嘴边文字游戏，民意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并不是以投票箱为唯一载体的。因为，在许多的时候，真理并不是掌握在大多数人的手 上的，如果有人不相信的话，就请阁下去研究一下德国希特勒的上台和中国的文革吧。古今中外有无数的政治实践告诉我们一个这样的道理：民主政治有非理性化的潜在危险性！就以西方民主的楷模美国为例，他们在宪法理论和宪法实践上所承认的“真正的民意”其实是两个民意：一个是美国议会所代表的民意；而另一个则是美国总统所代表的民意。当国会的“民意”不符合总统的“民意”时，总统的“民意”就可以否定国会的“民意”（即总统可以行使对议会法案的“口袋否决权”）。所以，我们起码应该看到“民主化”的致命内伤：民众在狂热和狭隘支配下的非理性化选择。这一致命内伤对具有东方文化传统的国家，尤其是中国具有很大的潜在危害！
所以，凡是有理智的中国人，决不应该轻信所谓的“民主”，在中国一百多年的近代史里，有无数的“志士”们为在中国实现西方化的民主前赴后继乃至抛头颅洒热血，但是，他们的努力换来了什么呢？他们的理想不但没有实现，反到是为内战和内乱提供了理论上的武器，并且为盲目的民众提供了一些可以发泄不满情绪的狂热口号而已。诚如勒朋所说：“群体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感情；提供给他们的各种意见、想法和信念，他们或者全盘接受，或者一概拒绝；将其视为绝对真理或绝对谬论。”勒朋认为，他这里所描述的其实也不完全是一种现代的现象，从古至今，与宗教或准宗教信仰有关的偏执“对人们的头脑实行的专制统治，早就为大家所知”，它甚至是一切伟大文明最基本的动力。由于这种简单化的思维方式，群体并不认为真理，尤其是“社会真理”，是只能“在讨论中成长”的，它总是倾向于把十分复杂的问题转化为口号式的简单观念。在群情激奋的气氛中的个人，又会清楚地感到自己人多势众，因此，他们总是倾向于给自己的理想和偏执赋予十分专横的性质。“个人可以接受矛盾，进行讨论，群体是绝对不会这样做的。在公众集会上，演说者哪怕做出最轻微的反驳，立刻就会招来怒吼和粗野的叫骂。在一片嘘声和驱逐声中，演说者很快就会败下阵来。当然，假如现场缺少当权者的代表这种约束性因素，反驳者往往会被打死。”出现这种情况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勒朋观察到的另一条群体心理学规律：约束个人的道德和社会机制在狂热的群体中失去了效力：“孤立的个人很清楚，在孤身一人时，他不能焚烧宫殿或洗劫商店，即使受到这样做的诱惑，他也很容易抵制这种诱惑。但是在成为群体的一员时，他就会意识到人数赋予他的力量，这足以让他生出杀人劫掠的念头，并且会立刻屈从于这种诱惑。出乎预料的障碍会被狂暴地摧毁。”[6] 因此，科学的民主，不是也不应该是盲目的去体现什么“民意”，尤其是不能去体现在狂热和偏执的“群体情绪”控制下的“民意”，“真正的民意”不但需要正确的引导和教育，更需要合理与合法的制约！作为当代中国有理智的政治家和有头脑的思想家们，现在应该是坐下来稳稳当当的和认认真真的考虑一下“什么是当前中国人民真正的民意？”的时候了。
大学生宿舍矛盾心理探析集体宿舍内的人际关系对于大学生的生活状态有着重要影响。良好的人际关系有利于宿舍成员的心理健康和学习、生活，而成员之间的人际矛盾则会阻碍宿舍内部的交流，影响当事人的精神面貌和日常生活，且不利于所在班集体的团结。因此，教育工作者需要关注、研究和调解好大学生宿舍内部的人际矛盾，并引导他们自觉提高自身修为和处理近距离人际关系的能力。
一、案例描述
[个案1]某高校男生A同学所在宿舍四人，分别来自甘肃、河南、湖南等不同省份，大一学年相处融洽。自大二（上），有三位室友陆续将电脑带入宿舍，且时常打电脑游戏到深夜，素来早睡早起的A同学作息受到较大影响，但碍于同室情面，只是偶尔给以善意提醒。后期，辅导员亦介入调解，并对贪于网游的同学进行了教育引导，宿舍作息秩序有所改良。期末，该宿舍内仅A同学顺利通过大学英语四级考试，且各门功课顺利通过，其余三人因误于游戏，均有不及格科目。大二（下），室友打游戏的行为又有加剧，其中两人深夜时分仍大声呼号，A同学的提醒也渐失作用，作息方式长期受到干扰，无奈之下向辅导员提出了调换宿舍的申请。
[个案2]某高校女生B同学大一时与本宿舍其他五位室友相处不和，大二时申请调宿舍。经了解，B同学的学习成绩一直较好，但因校外兼职缘故，与室友们交流不多，时常缺席宿舍每周例行的卫生打扫工作，加之有时深夜打电话影响大家休息，所以与室友关系比较糟糕。在多次协调后，B同学如愿调入同专业的另一宿舍，但不久又因离开宿舍时不锁门、误责室友未按口头约定提醒其起床、个人内务不整且缺席集体打扫除等生活纠葛受到新宿舍同学的一致差评。
实际上，大多数“90后”大学生能够较好地处理好宿舍内部的人际关系，遇有矛盾也能及时、理性地自主化解，校园的人际格局主体上是稳定有序的，但少数的宿舍内部矛盾仍旧存在，个案1、2是比较典型的案例，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当前大学生宿舍矛盾的各种特点。
二、大学生宿舍矛盾的心理分析
正如“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世界上也没有性格完全相同的人。但是，大多数大学生平素能够较好地相处，这表明个性的差异并非造成人际矛盾的主要障碍。观诸众多大学生宿舍矛盾的案例，不难发现当事人在心理及认识上由表及里、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四类问题。
1.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不分。在个案1中，A同学的三位室友在宿舍无所节制地呼号、打游戏表明，他们并没有把宿舍看作是公共空间，而是片面、错误地将其认作个人可以为所欲为的私人空间。这种“自我膨胀，消占公场”的怪病不止见于宿舍，也是当前校园诸多不和谐现象的重要致因。它使得当事人无视自己对置身其中的公共空间所应承担的义务，进而在追求自利的过程中损害他人及公众的利益。当然，正是由于当事人也置身公共空间之中，他人常常不知如何合理、适度地维护自身的权益，久之则成恶性循环，以至矛盾重重。
2.人际交往能力不足。个案1中，A同学的室友不知妥善应对A的提醒，个案2中B同学在新调入的宿舍中仍不能就自己的不当言行与室友进行沟通、互谅或调适，以及见诸报端的各类新生人际困扰都表明，当事人欠缺一定的人际交往能力。这些同学在前大学阶段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所造成的只顾埋头读书而不知躬行实践，使他们忽视并错过了人际交往的锻炼良机。“到了大学以后，面对多样化的大学生活，他们人际交往能力的不足就暴露出来了，并成为影响他们融入大学生群体的障碍。”实际上，许多同学在德育课程上的卷面得分并非低等，但由于未能觉悟于实践，因而所学并未转化为实际的交往风格、经验、方式或技巧。
3.不同价值观之间的共融心不够。价值观是人们在认识各种具体事物价值的基础上，形成的对事物价值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它涉及人们对事物价值的取向、判断和置序，是决定人的行为的心理基础。校园主流人际的和谐表明不同价值观之间是可以共融的，但在处理少数大学生宿舍内部矛盾的实际工作中可以发现，当事人之间缺乏互相调适的意愿，即持有不同价值观的同学之间的共融心不够。以个案2为例，B同学认为宿舍的价值只在于提供个人的住宿，读大学也只是为了习得专业知识，因而对个人内务、宿舍卫生、人际关系等并不足够留意，而其室友们则认为宿舍的环境和氛围需要每一个人为之付出、建设，因而对B同学的长期“失职”不能容忍，虽然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B在校外兼职。双方在各自所持观点上都比较深固，以至于一旦交流非争即吵，彼此矛盾也日渐加深。
4.心底无“敬人”之念。《孟子》曰：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从日常发生的各类宿舍矛盾来看，当事人双方或一方却普遍缺乏“敬人”之心。如个案1，A同学的室友在自顾网游、呼号的时刻，并未顾及对A学习、休息的干扰，并无尊敬他人的心态。如个案2，B同学我行为素，深夜的电话、舍门的忘锁、误责室友的提醒、集体打扫的一再缺席，诸多行为都表明其在生活中对他人的利益并未注意和尊重，这也使她前后与两个宿舍的众多同学都不能和睦相处。反过来看，但凡宿舍成员举手投足之间内心都有一“敬”字，皆不至于自私自利、罔顾他人乃至矛盾丛生。当然，学生不知敬人，除了自身的责任外，学校、家庭、社会等方面都存在影响因素。
以上四类问题，自我膨胀、不知敬人是根，它隔阂了当事人之间的沟通、共融，进而阻碍了其人际交往能力的发展，最终表现为个人对集体利益和公共空间的侵占。
三、化解大学生宿舍矛盾的经验与启示
1.单独沟通与圆桌会议相结合。解决大学生宿舍内部矛盾的方法之一是“辅导员逐个找学生私下谈话，逐个击破，让他们认识到错误，改善矛盾双方关系。”这样的单独沟通可以使辅导员或其他教育工作者尽快了解到矛盾双方各自对事态的描述和看法，为后续的化解工作提供思路和信息。同时，这种沟通的过程也正是融入教育引导的良好时机。不过，由于自辩心理的存在，矛盾双方的各自表述中常有不实的信息，给矛盾的化解增添了困难。以个案2为例，B同学初时否认自己缺席例行打扫、忘记锁门等情形，而其室友则坚称各情形的存在，双方言行不能同时成立；此外，各自看待对方的视角、观点、情感亦如此般纠结。对此，圆桌会议的引入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圆桌会议指围绕圆桌举行的会议，它所传达的思想是参与者平等交流、意见开放，因而能为矛盾双方提供一个对话、讨论和协商的平台。在处理个案2的实际会议中，辅导员秉公引导议程，使宿舍每一个成员都有机会发言，也有机会倾听他人的言论。矛盾双方虽然时有激动，但随着沟通的深入，诸多冲突的信息得到了澄清，各自在事态中的情绪（包括已显现的和存在但未曾显现的）都得到了表达和释放。经过这样的深度会谈，双方也更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言行之于对方的影响，并互为自己的不当之处致歉，同意今后互尊互谅，开启新的生活。
发展始于启蒙时代，一系列新的科学发现为其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条件。现代主义思维方式主要通过牛顿机械物理学、达尔文进化论和笛卡尔、洛克的哲学确立起其主导地位。牛顿的机械物理观揭示出一幅由机械因果律支配的世界图景。这种物理观不自觉地为用二元对立的逻辑看待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埋下了诱因；达尔文进化论揭示了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原则，运用于社会生活领域则可能导致为了更好生存而不惜进行尔虞我诈的竞争逻辑；笛卡尔、洛克的哲学思想分别从理性和经验两方面确保了人的认识能力，是人类战胜自然、自我战胜他人的有力哲学依据。综观现代主义思维模式的这三个理论基础，就会发现在这样的思维方式盛行的社会，阿曼达被现实遗弃是必然的。以浪漫风雅为追求的南方文化使阿曼达“对生活的理解近乎宗教”，而随着美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现代注意思维方式逐渐盛行，人们对生活开始采取“一种实务操作性原则取代”。因此，浸淫在旧南方文化中的阿曼达只有逃遁到回忆中才能找到她要的生活了。
后现代主义张扬一种“文化批评”精神，力图打破传统形而上学的中心性p整体性概念，而倡导综合性p无主导性的文化哲学从《玻璃动物园》到《欲望号街车》，通过后现代主义的视角对阿曼达和布兰奇遁世原因进行探究，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美国南方女性的遁世，绝非个人行为，而是由时代造成的，由社会造成的。
参考文献：
[1]Falk，Signi.“The Southern Gentlewoman”.In Modern Critical Interpretations：Tennessee Williams’s The Glass Menagerie，ed.Harold Bloom.New York：Chelsea House Publishers，1988.79-87.
[2]Cash，Wilbur J.The Mind of the South.New York：Vintage，1991.235.
[3]王治河.后现代哲学思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