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题】理论纵横
【关 键 词】理论图书馆……
1 21世纪理论图书馆学的理论起点与历史任务
21世纪理论图书馆学的理论起点，应当是系统总结19～20世纪世界图书馆学的理论成果，在准确把握当代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历史基础的同时，确定新世纪图书馆学学科体系的理论基础建设——理论图书馆学研究的学术使命，而建立21世纪图书馆学的理论体系。为21世纪图书馆学学科体系建设奠定科学的理论基础，则是21世纪理论图书馆学责无旁贷的历史任务。
理论图书馆学的基本任务一般可归纳为3个组成部分：建立一套完整系统的关于图书馆的理论系统：建立一套完整系统的关于图书馆学的理论系统；通过建立起上述两个系统间的内在联系和互动机制，构筑图书馆学完整的理论体系。
1.1 关于图书馆的理论系统
（1）图书馆的理论系统应具有如下理论功能：
①准确把握并系统阐述图书馆的哲学本质
对图书馆的名称与概念的准确把握是对其哲学本质理论把握的前提。关于图书馆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称谓，各国有各自不同的情况。关于图书馆的概念，各国也往往根据各自的文化背景和不同的认识方式，从不同的角度对图书馆的概念加以定义。这些具有不同民族和历史文化特征的社会称谓和定义不仅直接反映了图书馆的社会生存环境的实际状态，而且对特定社会生态环境中图书馆的社会组织形态具有直接的社会影响。就图书馆的社会称谓而言，在中国历史上就有“院”、“馆”、“楼”、“阁”等一系列名目繁多、各具细微语义差别的社会称谓[1]。就图书馆的概念而言，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又往往从不同的角度对图书馆的概念加以定义。大体而言，世界各国对图书馆概念的定义基本上有3种不同的角度。其一是从图书馆的内容角度加以定义，指“为阅读、研究和参考而收集的一批书”；其二是从图书馆作为一种具有藏书和阅读功能的建筑和场所的角度加以定义；其三是从图书馆作为一个具有文献收藏和利用功能的社会机构的角度加以定义[2～7]。然而，无论是从哪个角度所作出的定义，伴随社会的进步、图书馆的发展和人们对图书馆认识的深化，其结果都是殊途同归，将关于图书馆概念的最终认识统一在分别从上述三个角度所作出的定义的统一之上。
根据以上对图书馆概念的认识，图书馆的哲学本质是：通过一定的信息技术，记录、承载于一定物质载体和社会载体并传输于相应传通媒介的人类知识的集合。即图书馆的本质是其知识本质、技术本质与社会本质三者的统一。这三合一的统一体由作为精神层的知识本质、物质层的技术本质和社会层的社会本质三个层次结构而成。就是说，图书馆作为人类的文明成果，不仅有其精神内容，而且有其物质存在手段和物质存在形式，同时还有其社会存在手段和社会存在形式。即图书馆不仅仅是一种精神存在，而且是一种物质存在，更是一种社会存在。在精神、物质、社会这三者关系中，图书馆精神层面的知识本质是图书馆本质即其内在规定性的哲学基础与核心要素，即图书馆本质的核心层；图书馆物质层面的技术本质是图书馆的知识本质赖以物质性存在的技术手段，是人类知识的物质外壳，是人类精神与物质相互作用的形式，这一形式是图书馆本质的中间层；而图书馆社会层面的社会本质则是图书馆的知识本质与技术本质的统一体赖以社会性存在的社会手段，是以信息技术为表现手段的人类知识的社会外壳，是人类精神、信息技术与具有相应时代特征和文化特征的现实人类社会相互作用的形式，这一形式是图书馆本质的外层。这三个层次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构成了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关于图书馆本质的整体。吴慰慈教授所提出的图书馆中介性的本质，其深层意义即应是以这一由精神、物质和社会这三层要素所构成的整体性综合性很强的哲学本质为基础的[8]。图书馆就是在此基础之上实现其中介性这一本质特性，以信息和知识为内容，以信息技术和一定的社会组织形式为手段，在人类历史上有效发挥着精神媒介、物质媒介和社会媒介的传通作用。
②把握并阐明基于上述哲学本质所确定的图书馆的知识本质。图书馆的知识本质是：与具有一定历史文明特征的技术形态和社会组织形态相联系的人类知识的集合。这一知识集合是表现为人类知识的历史文明形态。
③把握并阐明基于上述哲学本质所确定的图书馆的技术本质。图书馆的技术本质是：关于人类知识、信息的记录、存储、传输技术的社会应用形式即信息技术的社会应用形态。
④把握并阐明基于上述哲学本质所确定的图书馆的社会本质。图书馆的社会本质是：人类知识的社会载体；知识传通的社会媒介；知识资源开发利用的社会组织机构，即人类知识资源的整序、存储、传通、开发利用的社会组织管理形态。
⑤阐释构筑在上述知识本质、技术本质和社会本质基础之上的社会属性（基本属性和一般属性）的社会功能。
⑥阐释图书馆社会功能的社会实践形态——社会职能。
⑦阐释图书馆社会职能的具体的社会实现形式。
⑧揭示通过上述知识系统的内在联系所反映出来的由图书馆和图书馆事业内在的社会生存依据、社会发展基础和社会发展动力所构成的关于图书馆生存与发展的内在运动规律。
⑨揭示图书馆在与其社会环境、历史条件、时代背景这些外在因素的互动过程中，通过这些外部联系所构成的图书馆的社会运动规律。
⑩揭示通过上述内在规律与其社会规律的互动与融合所形成的关于图书馆本质与其事业发展的总规律[9～10]。
（2）在阐述图书馆事业发展总规律的过程中，特别是在阐述其社会运动规律的过程中，其理论关键是在准确把握图书馆本质的基础上，把握以下图书馆与相关社会要素的互动原理。
①图书馆与其知识本质的现实基础——人类知识的互动。
知识是人类智慧的表现和存在形式，是图书馆社会实践活动的直接对象，是图书馆社会生存与发展的根本依据，其发展和发达程度是人类文明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内所达到的历史水平的历史标志。人类知识发展的直接结果对图书馆而言就是其本质和内涵的深化。而图书馆本质和内涵的深化反过来又为人类知识创新的社会实践提供源源不断的可再生资源。二者之间这一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相互转化、同步发展的循环与互动过程构成了具有人类文明进步的本质意义的重要一环。在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的历史条件下，人类社会的信息、知识资源已成为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基础性战略资源。与此同时，作为人类社会信息、知识资源系统的社会标志的图书馆与人类知识创新的社会实践二者之间这一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相互转化、同步发展的循环与互动过程便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构成了人类社会信息化知识化进程的核心内容。图书馆与人类知识以及人类文明三者内在的统一与一致以及这种统一与一致对当代人类社会的决定性作用是准确把握21世纪图书馆本质与其发展规律的科学依据。
②图书馆与其技术本质的现实基础——信息技术的互动。
图书馆是信息技术历史发展的产物。这是图书馆的技术本质所揭示的无可争议的历史事实。因此，图书馆与信息技术具有天然的和本质的内在联系。正因其如此，在人类文明史上，人类信息技术的每一次变革与飞跃，无不引发图书馆事业的历史性剧变与进步。而图书馆作为信息技术，特别是现代信息技术的最主要的社会应用领域，在其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通过对信息技术的应用，不断促进信息技术向更高层次发展。当然，在图书馆与信息技术的互动过程中，同时交织着图书馆与人类知识发展的互动。图书馆与信息技术互动与同步发展的历史事实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这样一个历史规律：信息技术的变革与飞跃所引发的历史效应决非图书馆的消亡，而恰恰相反，是人类社会的图书馆实践活动在新的技术背景下的迅速发展与历史深化。在现代信息技术特别是网络技术正在给传统图书馆带来根本性冲击的今天，全面而准确地把握这一历史规律意义重大。
③图书馆与其社会本质的现实基础——社会生态环境的互动。
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图书馆作为人类知识的社会载体、知识传通的社会媒介和知识资源开发利用的社会组织机构在与其社会环境，具体而言，与其社会历史文化环境、社会组织环境和社会管理环境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互动过程中，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的历史文明条件下，形成了具有不同民族特色和历史文化特征的对人类知识资源进行整序、存储、传通和开发利用的社会组织形态。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的历史文明条件下所形成的图书馆社会组织形态的发展演变过程，构成了图书馆社会组织形态的历史沿革。
图书馆的知识本质、技术本质和社会本质反映在社会表象上，相应表现为具有一定社会历史文化特征的知识形态、信息技术形态和社会组织管理形态。这三种性质不同却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特质形态的结合与统一构成了特定社会生态环境下图书馆的社会形态。即图书馆的社会形态是其具有一定历史时代特征、民族文化特征和社会现实特征的知识形态、信息技术形态和社会组织管理形态的统一。
在人类文化史上，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和各国民族文化背景的差异，不同历史条件、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下的图书馆往往呈现为各具特色的社会形态。
以电子计算机网络技术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构成了当代人类社会和图书馆的信息技术形态。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人类客观知识得以空前活跃与便捷的方式生存与交流的虚拟空间。这一虚拟的知识空间，启动了人类客观知识虚拟化的历史进程，结束了人类客观知识只能固化在物质实体之上的历史，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社会和图书馆的知识形态——由单一的物质实体形态转变为实体形态与虚拟形态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相互消长的互动形态。图书馆信息技术形态与知识形态的质变，必然引发其组织管理形态的变革。目前世界各国尤其是大国和发达国家所十分重视并竞相实施的数字图书馆计划，已经启动了这一变革的历史进程。这样，21世纪图书馆的社会形态，尤其是其社会组织管理形态的变革趋向不仅仅是理论图书馆学所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之一，也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世界图书馆界所十分关心和密切关注的现实问题。
上述三个方面的互动构成了图书馆与其生存环境——人类社会的互动原理。对这一原理的准确把握，是把握图书馆发展规律的理论前提。与人类文明相始终，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相协调，与历史进步的方向相一致是图书馆发展的基本规律。
1.2 关于图书馆学的理论系统
以知识和知识时代的社会发展为基础构建21世纪图书馆学的理论体系，应考虑以下研究内容：
（1）世界图书馆学学术思想史
通过对世界图书馆学学术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回顾与总结，结合对图书馆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把握，把图书馆学的学术思想与知识和知识时代的社会发展建立起内在联系，构筑21世纪理论图书馆学的历史基础。
（2）21世纪理论图书馆学的科学基础和理论基础
基于图书馆的知识本质，以图书馆为基本研究对象的图书馆学，必须把其研究工作深入到关于图书馆的本质——人类知识的研究。这样就必须把哲学及其分支认识论和科学哲学作为其核心层次——哲学层次的理论基础。图书馆学对知识的研究，不仅关注人类个体认识和个体知识的形成规律，以探索图书馆在促进人的个体发展中的社会作用，同时更十分关注作为社会群体的社会认识和社会知识的形成规律，以探索图书馆在促进人类整体发展中的社会作用。这样，社会学与其分支知识社会学、科学社会学及其相关学科知识学、社会认识论必然是其第二个层次即与其核心层次相对应的社会知识层次的理论基础。基于图书馆的信息技术本质，图书馆学必然十分关注信息技术与社会特别是与图书馆之间互动关系与相互影响。这样，科学学、信息科学便构成了当代图书馆学科学技术层次的科学与理论基础。基于图书馆作为人类知识的社会载体、知识传通的社会媒介、知识资源开发利用的社会组织机构即人类知识资源的整序、存储、传通、开发利用的社会组织管理形态这一社会本质，传播学和与之相关的知识交流学、文献交流学、情报学、档案学、知识社会学等，以及文化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学科分别从社会知识信息交流、社会经济、社会管理乃至社会文化诸方面为图书馆学提供了社会与文化理论层次的科学基础。
在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的历史条件下，信息知识资源是社会发展的战略基础。在这一形势下，越是高层次的社会竞争，越体现为对社会信息知识资源组织管理与开发利用的科学水平上的竞争。因此，信息知识资源管理便构成了当代社会管理的核心领域。与此同时，以信息知识资源管理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信息管理科学便顺理成章地成为当代社会管理学学科群的核心研究领域。从研究对象角度加以分析，21世纪的图书馆学显然是信息管理科学群的一个分支学科[11～13]。基于整体大学科群与小学科群乃至具体分支学科的关系，社会管理学和信息管理科学从不同角度、不同学科层次和理论层次构成了21世纪图书馆学的科学基础和理论基础。
如上所述，在信息和知识时代的历史条件下，图书馆学与众多学科建立了各种复杂的内在联系，通过这些联系，图书馆学在当代人类科学体系中确立了不可替代的学科地位。图书馆学应在与上述各相关学科的交流与互动中，一方面及时吸收这些学科所提供的源源不断的理论营养，一方面用自己的学术思想促进这些学科不断向纵深发展，进而推动当代科学的整体发展。就是说，21世纪的理论图书馆学应该发展成为上述众多学科交叉研究的综合成果，形成21世纪综合性最强，最能代表本世纪科学整体发展趋势的最具活力的学科之一。
（3）21世纪图书馆学的基本问题
“邮递通信”的概念，过去提得较少。尽管有的文章中也有提到“邮递通信”这一词汇，但沒有引起重视或探讨，“中国邮递通信”更没有形成一个学科系统。本文旨在初步对中国邮递通信系统及中国邮递通信史的学科体系进行探讨思考，以期引起中国邮政史学界及集邮界的关注。该课题的探讨和研究，将会有助于对邮驿与邮政的关系之认识，有助于理顺上各个邮递通信组织之间的关系。
中国邮递通信，作为自古以来的客观存在，有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国邮递通信史，作为一门学科，就是要对中国邮递通信的客观发展过程进行和认识，同时探究其发展规律，进而编撰出中国邮递通信史著作，以服务于。尽管中国邮递通信发轫于古代商周时期，历史悠久，历代各省各县的志书中多有记载，然古代国家邮递通信名曰“邮驿”，人们只注意到有邮驿通信，近人只知有邮政通信，另有民信局等。殊不知，邮驿、邮政、民信局等通信均隶属于邮递通信系统，均属于邮递大家族。时至当今，人们却意识不到“邮递通信”这门学科的存在，意识不到“邮递通信史”学科的存在。所以，应尽快建构起中国邮递通信史的学科体系，并展开研讨。本文就中国邮递通信史的学科建构有关问题初试探讨。不妥之处，愿聆听赐教。
在当代，人们对于“邮递通信”这一概念提之甚少，即或提到，也没有将其作为实体概念。究其原因，或许是由于当代的“邮递通信”唯独只有“邮政”一种形式，干脆直称“邮政”。从历史上看，“邮递通信”具有多种形式存在，如邮驿、文报局、麻乡约、民信局、侨批局、信客等，这些都是“邮递通信”的实体。如果邮政不是国家专营，近代的一些民营邮递业一直延续至今，甚至邮驿也延续至今，各行其职，“邮递通信”恐怕还会是一个完整的系统，还会是一个邮递大家族。“邮递系统”也会像社会上的“系统”一样，成为一个庞大的独立系统。“邮递”如同“金融”一词，都是宏观概念，“邮递业”和“金融业”都是宏观概念，“邮递通信”也是一种宏观概念。什么是“邮递”？什么是“邮递通信”？什么是“邮递通信系统”？“邮递通信”的概念是否存在？“邮递通信系统”是否成立？“邮递通信史”能否成为一门学科体系？这些问题都是应该进行探讨的。特别是从历史研究的角度说，是应该认真研讨的。
所谓“邮递”，就是通信部门进行的实物信息传递，如信件、公文等传递。所谓“邮递通信”，就是以实物为载体的有组织的信息传递活动，如邮驿、民信局、邮政等均属于邮递通信，这些都是人类社会客观存在的社会活动。所谓“邮递通信系统”，就是所有的邮递通信组织按一定的关系有序地联合起来，成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邮递体系。这个邮递体系，从历史上看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国家邮递体系，二是民营邮递体系。国家邮递体系包括邮驿通信、文报局通信、邮政通信；民营邮递体系可包括私邮通信、驿驴通信、麻乡约通信、民信局通信、侨批局通信、信客通信等。这两大邮递体系就构成了整个的邮递通信系统。该邮递系统的产生和发展的客观具体过程，就构成了中国邮递通信自身的发展史。中国邮递通信史，就是对邮递通信发展过程的总结与反思，其研究对象自然是邮递通信自身的历史，其研究任务就是要清理总结邮递通信的历史遗产，叙述邮递通信的发展过程，揭示邮递通信的发展规律，为现实的邮递通信（邮政）提供资鉴，促进现实邮递通信（邮政）的更好发展。中国邮递通信史的研究范围，首先是中国邮递通信自身的发展历程及其规律性；其次是中国邮递通信跟其他通信的关系；再者是中国邮递通信跟历代社会的关系；还有中国邮递通信跟世界邮递通信的关系。
从研究范围可以进一步探讨中国邮递通信史的学科体系的构成，由此可以认为，中国邮递通信史可分为四个层面，第一个层次（最里层）是中国邮递通信自身的历史，这个层次直接表现其发展的规律性，涉及到学科內部的“纵通”和“横通”。所谓“纵通”，就是要纵向探讨中国邮递通信古今上下几千年的发展过程，着重研究自商周以来，以国家邮递通信为主线的中国邮递通信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发生、发展过程，即以研究邮驿通信、文报局通信、邮政通信为主线，同时兼顾研究驿驴通信、麻乡约通信、民信局通信、侨批局通信、客邮通信等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历程。所谓“橫通”，就是要横向研究邮件业务、金融业务、报刊发行及集邮业务四个层面。需要指出的是，邮驿和文报局没有营业收寄，业务上仅邮件业务（公文或文书），且邮运和投递为合二为一，这是其特殊性的一面。再者是邮递通信发展到近现代之后，还要研究其设施建设、科技开发、通信，以及内部机构组织等情况。中国邮递通信史学科研究的第二个层次（次外层），就是要探讨邮递通信与其他通信学科的关系，这里已走出邮递通信自身，从学术背景上探讨邮递通信发展的外部规律。这个层次体现在一个学科同别的学科的“旁通”，即研究邮递通信与远古通信、烽火通信、电信通信的关系。弄清这些关系，对于认识邮递通信在整个中国通信体系中所处的地位，认识邮递通信的特点及其形成的原因，具有重要意义，也是认识邮递通信发展过程及其规律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中国邮递通信史学科研究的第三个层次（再次外层），就是要考察邮递通信与社会的关系。邮递通信的兴衰与各个时代的社会有密切关系，与国家的重视有关。一定时期的邮递通信总要反映其社会的特点，总会打上时代的烙印，也就是各个时代的大气侯对邮递通信有着影响。反过来，邮递通信的发展，又对社会具有反作用，会促进社会的发展，即邮递通信的社会价值。中国邮递通信史学科研究的第四个层次（最外层），是要探讨与世界各国邮递通信的关系，以及与万国邮联的关系。
从上述邮递通信史研究的范围和内容来看，其研究对象的主线就是邮递通信自身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最里层）。但由于邮递通信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孤立的，它要与其他通信学科（烽火通信、电信通信等）发生联系（次外层），与历朝历代的整个社会发生联系（再次外层），甚至要与世界各国邮递通信发生联系（最外层）。这也就是说，在研究邮递通信自身发展的历史过程中，还存在相互间的关系史，即与其他通信学科的关系史，与社会的关系史，以及与世界各国邮递通信的关系史。由此可以看出，中国邮递通信史作为一个学科体系，其四个层次的研究内容，相互之间密切联系，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中国邮递通信史的浑然一体的学科体系，中国邮递通信史的学科体系是应该成立的。
作为一门学科，邮递通信史是史学研究者对过去一切邮递通信活动的反思，是关于邮递通信的学问，牵涉到邮递通信方方面面的理论和知识，属于邮递通信学的范畴。邮递通信史作为一门专史，是研究既往人们进行邮递通信的活动及其成就，这也是人们历史活动的一部分，因此也应属于历史学范畴。中国邮递通信史学科应有自己的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需要不断地研究认识及发掘积累，使中国邮递通信史学科体系不断完善。
附：中国邮递系统图示
邮驿
国家邮递
文报局
邮政
中国邮递通信(系统)
私邮
驿驴
麻乡约
民营邮递
民信局
侨批局
信客
中国邮递通信历史悠久，中国是世界上使用邮递通信最早的国家之一。自殷商时期至今，中国邮递通信发展历程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纵观中国邮递通信发展史，其历史分期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部分（或上下两卷）。第一部分（上卷）可为“古代邮递通信”；第二部分（下卷）可为“近现代邮递通信”。上卷“古代邮递通信”主要记述国家邮递——邮驿通信的产生、发展和衰亡的过程，同时还要记述民营邮递业的产生和发展，如战国时期的私邮通信、唐朝时期的驿驴、明清时期的麻乡约、民信局、侨批局、信客等邮递通信。下卷“近现代邮递通信”主要记述国家邮递——邮政通信的产生和发展，同时还要记述邮驿、民信局等的裁撤，以及侵华“客邮”的撤销等。
上卷“古代邮递通信”可分为五个时期：一、先秦时期——古代邮递通信的萌芽产生时期；二、秦汉魏晋时期——古代邮递通信的初步发展时期；三、隋唐时期——古代邮递通信的全盛发展时期；四、宋元时期——古代邮递通信的继续发展时期；五、明清时期——古代邮递通信由盛转衰时期。下卷“近现代邮递通信” 可分为三个时期：一、大清邮政时期——中国邮政的产生时期；二、民国邮政时期——中国邮政的成长时期；三、人民邮政时期——中国邮政的发展时期。
上卷一开始要探讨邮递通信的起源问题，然后是萌芽产生时期。中国邮递通信起源于远古时期的信息传递，远古时期的人类，就己经使用各种方式传递信息。在产生之前，人类传递信息主要靠呼叫、手势及面部表情来进行。语言产生之后，人类开始用“捎带口信”传递信息，这是人类通信的第一次革命。文字产生之后，人类开始用书信传递信息，这是人类通信的第二次革命。只有在文字产生之后，人类才具备了“邮递”的客观基础。分析“邮递”的含义，乃实物信息的传递。进入“邮递通信”，乃是一项活动、活动、有组织的实物信息传递活动，这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歩逐渐形成的。可以说，中国邮递通信萌芽于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形成之后，产生于殷末周初的“简书”传递，这时已出现传递官府文书的“简书”（竹简），这可能是较早的有组织的实物信息传递活动，这已成为一项具有社会活动意义的邮递通信。周朝普遍使用了“邮传”通信，秦代以后，尽管邮递通信的名称不断変換，如“邮”、“置”、“驿”、“亭”等，统称“邮驿”，均属于“邮递通信”。这样的邮递通信（邮驿），一延续就是三千多年，直到辛亥革命后的1913年，古老传统的邮递通信（邮驿）才被正式裁撤，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下面着重谈一下近现代邮递通信的一些问题。古代邮递通信的几种通信形式，如邮驿、民信局、侨批局、麻乡约等邮递通信，发展到了近代，都走向了终结。这就是古代邮递通信的近代转型，随之新诞生了中国邮政通信。因而，近现代邮递通信就只剩下邮政通信一种形式，邮政通信归国家专营，代替和继承了以前所有的邮递通信，既传递公文，又传递民信，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这里可以看出，古代的多种邮递通信都是邮政的前辈，它们之间有着同族的亲缘关系。中国邮政的诞生，标志着新一代邮递通信的开始，这就是近现代邮递通信史的开端，其上限应该在1896年。关于这个课题，在邮政史志界和集邮界，引发出不少论争，这就牵涉到中国邮递通信史的分期和断代问题。纵观中国邮递通信史，基本上是两大历史时期，其分期标志应以中国邮政诞生为分界，这也正如新中国的标志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为分界。站在历史的高度，1896年大清邮政的成立，应是中国邮政的正式诞生。所以，近代邮递通信史的起始，应以中国邮政诞生为标志。至于海关邮政三十年（1866~1896年），可以看作是中国邮政的“前史”时期，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孕育阶段、准备阶段、基础阶段。这也正像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年（1921~1949年）的奋斗史，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十八年（1931~1949年）的历史，可看作是新中囯的“前史”时期。中国近现代邮递通信史（即中国邮政史）可分为三个历史时期：第一时期，大清邮政时期——中国邮政的产生时期，大致可分为四部分：一、中国邮政产生的历史背景，包括19世纪外国邮政状况及国内各邮递通信状况等，对中国邮政产生的影响。二、中国邮政的前史时期，包括海关兼办及试办邮政。三、中国邮政的正式创办，即大清邮政成立的经过。四、中国邮政的初步发展，即邮政的推广及邮政的初步业绩。第二时期，民囯邮政时期——中囯邮政的成长时期，大致可分为三部分：一、民国邮政的建立和近代化进程。二、民国邮政的劫难。三、民国邮政的衰败。第三时期，人民邮政时期——中国邮政的发展时期，大致可分为四部分：一、人民邮政的前史时期，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邮政。二、人民邮政的诞生及初歩发展。三、人民邮政在挫折中前进。四、人民邮政在改革开放中迅速发展。
附：中国邮递通信史分期图示
先秦时期——古代邮递通信的萌芽产生时期
秦汉魏晋时期——古代邮递通信初步发展时期
古代邮递通信
隋唐时期——古代邮递通信的全盛发展时期（出现“ 驿驴”）
宋元时期——古代邮递通信的继续发展时期
明清时期——古代邮递通信的由盛转衰时期（出现民信业）
中国邮递通信史
大清邮政时期——中国邮政的产生时期（海关邮政）
近现代邮递通信
民国邮政时期——中国邮政的成长时期
人民邮政时期——中国邮政的发展时期（报刊自投、快递公司）
国家邮递
邮驿（产生）
古代邮递
私邮
驿驴
民营邮递
麻乡约
民信局
侨批局
邮驿（消亡）
国家邮递
文报局
中国邮递通信史
近代邮递
邮政（新生）
麻乡约
民营邮递
民信局
侨批局
信客
国家邮递
邮政（发展）
现代邮递
报刊自投
民营邮递
快递公司
中国邮递通信史，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学科。说它熟悉，是因为关于这个学科的内容，即邮驿、邮政、民信局等概念和范畴，在过去邮政史研究中经常接触过；说它陌生，是因为关于“中国邮递通信”这个概念，在过去基本没有提过，更沒有作为一个学科而提升。现在要提出这样一个概念和学科，是因为有探讨其存在的必要。在过去的中国邮政史研究中，听到最多的是“古代邮政”的提法，也就是把古代的邮驿当成了“古代邮政”。这样以来，中国邮政史就包括了古代邮驿和近现代邮政。于是，在邮政史志界和集邮界，引发了一场邮驿与邮政的关系之探讨。在探讨过程中，隐约出现一种概念，这概念似曾提过，偶而提到也未引起注意与探讨。这就是“邮递通信”的概念，进而引发出“邮递通信史”的构想。经过认真思考，再进而引发出一个“中国邮递通信史” 学科的建构。邮递通信史应该成为一门学科，正如前文探讨的，在上“邮递通信”涵盖着一个庞大的家族体系，这就是应该研究的课题实质。
通过本文前述的探讨，中国邮递通信史作为一门学科，有其研究的对象、任务及研究的范围和内容，且具备一个学科体系的特征。关于这样一个学科，过去长期以来无人问津。自1998年中国邮政史研究中，有一种意见提出一个“广义邮政”的概念。其所说的“广义邮政”，既包括了“古代邮政”（邮驿），又包括了近现代邮政。其实，该“广义邮政”的概念，经分析研究，应该是“国家邮递”的概念，因为邮驿与邮政都属于“国家邮递”，都是“邮递通信”。但“国家邮递”还应包括文报局。这样以来，“广义邮政”就应包括邮驿、文报局、邮政三项通信。实际上，这三个“种概念”的“属概念”应该是“国家邮递”，而不应该是“广义邮政。”这里的“广义邮政”，是为了把邮驿当成“古代邮政”而杜撰出来的。如果按照“广义邮政”的概念，邮驿是“古代邮政”，而文报局则成了“近代邮政”，这是不科学的提法，“古代邮政”与“近代邮政”应提为“古代邮递”与“近代邮递”。邮驿、文报局、邮政三者应该是“国家邮递”的组成部分，把三者列入“广义邮政”的范畴是欠妥的，“广义邮政”的提法是不能成立的。只有把邮驿、文报局、邮政三者列入“国家邮递”通信系统，才为研究三者的关系理顺了思路，这是一个新的课题，构成一个新的研究领域。除“国家邮递”外，在中国历史上还存在一个“民营邮递”通信系统，其中包括私邮、驿驴、麻乡约、民信局、侨批局、信客等邮递组织。“国家邮递”与“民营邮递”两部分合在一起，就组成了“中国邮递通信”系统，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系统，为研究“中国邮递通信史” 学科体系，提供了強有力的坚实基础。
当研究“中国邮递通信”时，首要涉及到一个概念就是“邮递”。关于“邮递”的概念，以及“邮递”所包含的内容，早在二十世纪初的清末，人们已经有所认识。1904年的《大清邮政光绪三十年亊务通报总论》中提到：“中国自古原有邮递两项：一系驿站，由官府派差传送文件，业经根深源远，沿为官府成规；一系民立信局，亦系百姓久经信用。” 到1921年，《中华民国十年邮政亊务总论》中的《置邮溯源》开篇头一句指出：“夫邮递之发轫，考之世界史乘，古代即有。” 本文另指出：“惟民间所用之邮递方法与官立之驿站迥不相同，民间邮递之法，有明永乐以前似未尝有也。” 上述文中都指出了“邮递”自古存在，且包括驿站、民立信局两项。又指出“民间邮递”在明永乐年以前未尝有过。在当代一些论文中，也有提到“邮递通信”的，如郑揮先生在其文章中谈到：“在长达七、八十年间，民营信局实际上承担了商民以至官僚的邮递通信和汇銀带物等业务，成了我国邮递通信的主流（1840~1904年）。” 还有文章也提到：“承认中国邮递通信有3000多年的历史”。“驿铺和民信局，同为邮递通信组织，所不同的，前者为国家办理，后者为民间办理”。“经过大清邮政到中华邮政（民国邮政）的前半期，邮政终于成为全国统一的邮递通信组织。” 上述对“邮递通信”都作了具体阐述，指出邮政就是全国统一的邮递通信组织。
从以上可以看出，“邮递”及“邮递通信”一直存在于邮政史研究的课题之中。其中提到“古之邮递”、“民间邮递”，以及当代“邮递通信”——邮政。这些都为“中国邮递通信史” 学科体系提供了坚实的客观基础，其学科体系并不是凭空臆造，只是缺乏研究。在“邮递通信”中，可以清楚看到，邮驿与邮政的关系，从橫向来看，是并列关系，即为两种不同的邮递通信；从纵向来看，是传承关系，即上下两代的关系，邮驿走向消亡，邮政从此新生。不能把邮驿当成“古代邮政”，只有“古代邮递”，不存在“古代邮政”。中国邮政史的编撰不应包括邮驿，只能从1896年大清邮政开始（包括海关兼办及试办邮政）。这也正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史编撰，只能从1949年开国大典开始（包括中国共产党的创办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创办）。不能把中国邮政史编撰成中国邮递通信史，就现已出版的中国邮政史内容却涵盖了邮递通信史，这是应该引起思考的。通过对中国邮递通信史学科的研究，从而可以理顺邮驿与邮政的关系，理顺历史上所有存在的邮递通信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这就是课题研究的意义所在之一。当然，作为一个学科体系的建构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更多的人付出艰辛的努力，需要数代人的不断探索和完善，需要不断在实践中经受。当代的“邮递通信”又出现了新的动向，如在国内又迅速崛起一些“快递公司”；在国外有些国家又实行了邮政私营化。有的提为“ 私营邮政”，但实际上是一些所谓的公司所经营，类似于中国的“快递公司”。如何称谓，也是值得研究的。如果纳入“邮递通信”，用其理解认识，国外的“私营邮政”应该称之谓“私营邮递”或“民营邮递”。这些公司所从亊的经营，已经失去了“邮政”的涵义，类似历史上的“民信局”，只能是“邮递通信”一种新的形式。另外，不少报业社也相继开展报纸自办发行，实行自办投递，这也是现代邮递业的一种新动向。这也许又是研究“邮递通信”学科体系的意义所在之一。愿中国邮递通信史学科的研究工作不断深入开展下去，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中国邮政亊务总论》，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5月
《中国古代邮驿史》，人民邮电出版社，1986年6月
《中国近代邮电史》，人民邮电出版社，1984年10月
关键词:经济地理学邮政史
一、经济地理学在历史学中的应用
经济地理学是研究经济活动的地理空间组织(决策)的学科，即经济活动系统及各要素在地理空间中的分布形式、相互关联，以及布局决策和依据等问题(刘艳芳等，2006)。①将经济地理学理论应用于近代中国研究的代表作无疑是施坚雅的《中国农村和市场的社会结构》。首先，该文运用德国地理和经济学家克里斯塔勒(W.Christaller)提出的中心地理论(CentralPlaceTheory)考察了农村聚落的静态分布，发现现实中的基层市场区域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六边形”这一理想模式的分布，并构建出基层集镇———中间集镇———中心集镇———地方城市———地区城市的中心地等级序列。其次，该文考察了人口及交通方式的变化对基层集镇数量的动态影响。施坚雅认为在传统社会中，基层市场区域面积(及覆盖的村庄数量)会随人口密度的增加而增加，但达到一定程度后，又会因新的基层市场形成而下降，即“密集循环”理论。同时，现代交通方式(铁路、公路)的引入能够降低运输成本，所经之处的集镇会上升为高等级中心地，辐射面积扩大，并导致周边基层集镇逐渐消亡。学界对施坚雅理论的批评与质疑，多以现实中存在大量不符合理论模型的反例为依据，如王庆成在《晚清华北的集市和集市圈》一文举出了数例包含90余个村庄的集市和为数更多的一村集。②除对该理论的误解外，这些声音更多反映出的是历史学与经济学在研究范式上的根本差异，以及如何看待经济理论与“模型”在社会科学中的适用性与局限性。历史学研究范式的影响，往往偏重历史事实的描述，注重细节与个例，较少关注一般规律的抽象与理论构建，经济地理学恰好补充了这一点。依笔者愚见，施坚雅的最重要的贡献并非是基层市场区域的具体形状(是否为六边形)或覆盖村庄的精确个数(6、18或更多)，而在于从大量实例中抽象出了市场边界的两项决定因素，即人口压力与运输费用，以及现代交通方式通过降低运输费用对传统市场区域的整合与重塑。换言之，该模型的精髓并不在于具体的数字，而在于其背后的一般规律，这些规律需要用统计学方法加以检验，而不是简单的举例。根据统计学，如果一个或多个变量在统计学意义上与另外一些变量“显著相关”，前者与后者间便可能存在规律性的联系，当然，这种联系仍需通过逻辑推理与经验常识加以验证。回到施坚雅的理论，用统计学的语言来说，便是“人口密度”与“运输费用”会显著影响基层市场区域的面积，这无疑符合经济学的逻辑，也为部分经验常识证明。但是，该理论仍然可能遗漏了一些关键的普遍影响因素，如收入水平，年龄结构等，以及各种原因导致的其它误差，即统计学所谓“遗漏变量”与“随机误差项”的干扰，导致具体影响程度③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这也就是出现大量的“反例”，以及“举例”的方式无法在统计学意义上否定该理论的原因。不过，这也反映出施坚雅的理论仍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如根据华北的情况总结出新的影响因素。但应在符合经济逻辑的前提下、通过大量可靠数据与统计学分析进行证实或证伪，举例的方式再多，也无助于加强或否定理论。
二、历史学(制度史)视角下的邮政史研究
这方面的代表著作如下。吴昱的《从‘置邮传命’到‘裕国便民’———晚清邮驿与邮政制度转型研究》④认为近代邮政弥补了传统通信体系的不足，并讨论了转型过程中的诸多障碍。首先，我国传统的社会通信体系表现为官方的驿传体系与民间的民信局“官民分立”的二元结构，鸦片战争后又出现了“商埠邮局”“客邮”等外国机构。缺乏统一通信体系的弊端日益明显，驿站“岁耗三百万两白银”，成为沉重的财政负担，民间信件的安全、速率与寄达范围缺乏统一的管理标准与保障体系，“客邮”更是肆意横行侵犯主权，近代邮政的创办势在必行。但邮政的发展过程却举步维艰，受到诸种因素的制约。一是不同观念之间的冲突，对邮政是否能满足文报传递时效性与保密性的顾虑，以及“不与民争利”的原则导致部分官员激烈反对。二是驿站、民信局、“客邮”等原有通信机构与大清邮政的利益冲突，减缓了新式邮政推广的速度;三是由于运营目的的不同，驿传体系与民信局、客邮等机构在寄递方法、邮路设计、交通工具、人员素质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不同系统的整合也需要时间。此外，该文还详细讨论了大清邮政与驿站、民信局、“客邮”的博弈与竞争。刘文鹏的《清代驿传体系研究》⑤指出，近代邮政的发展经历了地方试办、海关邮政局、设立文报局、台湾改铺为邮直到国家官办邮政等一系列过程。他认为导致传统驿传体系向近代转型的因素有二:一是驿传体系自身的僵化，无法保证文报传递的安全性与效率，传统驿路分布无法适应晚清的军政形势的变化(内部因素);二是国外新的信息传递理念已受到晚清有识之士的关注，为驿传体系的变革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可能性(外部因素)。同时，传统驿传体系与近代邮政体系间存在联系，“站改为邮局，驿传路线改为邮政路线，旧有的站差改为邮差，是中国国家邮政体制建立和发展的必有之路”。近代交通发展缓慢也是阻碍邮政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徐建国的《从兴盛到衰败:近代中国民信局(1866－1934)》①一书是目前见到的唯一专门针对民信局的研究。该书详细讨论了民信局的经营方式、理念和特色，以及与大清邮政的博弈并最终退出历史舞台的过程与原因，并通过大量的史料搜集，分析了民信局的空间分布与寄递网络。他发现民信局通信网宏观上呈“T”字形分布，以沿海和沿江的经济枢纽城市为中心，向周围地区及周边省市延伸，寄递网络主要呈中心城市、中等城市和城镇三个层级展开，但并未覆盖经济落后地区，表现出网络的稀疏性、线路的选择性与地点的有限性等特征。这一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跳出了单纯的制度史叙事范畴。此外，谢彬的《中国邮电航空史》、邮电史编辑室《中国近代邮电史》、龚达才《中国邮政一百年》、郑游《中国的邮政与邮驿》、姜希河《中国邮政简史》等论著也以通史性的研究视野和专门史的方法，对近代中国邮政及其制度分支的发展脉络及业务拓展作了较为详尽的梳理，侧重于评论不同时期邮政发展的特性，以及在邮政发展过程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与事件，在此不再赘述。这些研究的贡献在于提供了完整的历史背景与进一步的研究思路。根据财政社会学的理论，财政压力往往是推动国家制度与公共政策变革的重要原因，邮政的创办除客邮侵犯主权，驿路僵化、文报时效性与安全性丧失等政治因素外，还包括民信局网络的局限性、甲午战后财政窘迫、晚清铁路迅速发展等经济因素。换言之，近代邮政业务的发展同经济发展有密切联系，邮政的经济属性体现在其分布中，因此有必要从经济地理学角度进行研究。
关键词：协同论;无锡清明桥历史文化街区;发展措施
图1.1 历史文化街区系统架构
历史文化街区保存着丰富的文物古迹和历史建筑遗存，完整和真实地体现了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它是一个城市历史的见证，并延续着城市的历史。同时它也是城市文化的载体，反映着城市的文化品格，有着重要的文化价值。历史文化街区在城市旅游发展中自然成为了城市文化的代表，甚至是城市旅游形象的代表。
根据吴必虎的旅游系统模式图，结合历史文化街区特征，将历史文化街区的协同发展研究架构在三个系统中，即：城市旅游系统、旅游资源系统和历史文化街区系统。其中城市旅游系统氛围客源市场系统、支持系统、出行系统、目的地系统。旅游资源系统包含旅游资源、设施与服务、客源系统。历史文化街区系统包含景点、设施与服务、客源系统。模式图将历史文化街区协同发展的关系表现出来，便于历史文化街区协同发展研究。
一、无锡城市旅游系统中清名桥历史文化街区客源市场系统协同发展措施
无锡城市旅游与清名桥历史文化街区在国内旅游中都有着一定的知名度，历史文化街区要扩大客源市场，可以采用两种形式、两种手段来进行。
两种形式：
一是与城市旅游相结合对外宣传。依托城市旅游的影响力，以城市文化代表的身份参与城市旅游宣传，提高知名度，扩大客源市场。
二是以独立形态吸引城市内客源市场。在城市旅游中与其他旅游资源展开竞争，以自身的特点，无法替代性，赢得城市旅游中客源，使得城市旅游资源之间产生良性竞争，促进各方健康发展。
两种手段：
一是传统手段。采用电视、广播、杂志、期刊等传统形式开展宣传。利用城市旅游宣传的手段，借助城市旅游宣传平台，即是宣传了自己，也是宣传了城市;即扩大了城市旅游客源市场，有扩大了自身的客源市场。
二是现代化手段。利用电子商务平台开展宣传。旅游电子商务平台运营成本低，运作效率高，能够最大程度的实现协同发展。历史文化街区可以通过城市旅游宣传平台对外扩大自身的影响力，也丰富了城市旅游的吸引力。同时也可以通过自身的信息平台，宣传城市旅游，宣传街区特色，提高区域营销效果，最终达到城市旅游的统一拓展和城市品牌形象的塑造。
二、无锡城市旅游系统中清名桥历史文化街区的支持系统协同发展措施
城市旅游系统中的历史文化街区协同发展，需要城市和历史文化街区双方从整体上协同构建协同发展的组织协调机制。其中城市高层领导的正确决策是前提，职能部门的有效管理是保障，地方产业与企业的成功对接是关键。宏观决策、中观管理和微观操作构成了协同发展的组织协调机制的三个层面。
宏观决策层面：由无锡市政府牵头，与清名桥历史文化街区所在南长区政府组成“历史文化街区协同发展领导小组”。主要职责是：营造良好的旅游协同发展环境、确定历史文化街区发展重点与协同发展战略、协调解决发展中出现的重大问题、制定有关发展的配套政策、合理配置城乡资源、决定重大建设项目等。
中观管理层面：由无锡市旅游局牵头，与清名桥历史文化街区主管部门组织“历史文化街区协同发展办公室”。其主要职责是：开展重大问题决策的前期调研、制定协同发展年度工作计划、落实有关政策、组织实施重大项目、搭建产业和企业对接平台、沟通协同发展的进展情况、协调解决有关问题等。
微观操作层面：无锡市旅游各职能部门与清名桥历史文化街区运营企业围绕历史文化街区协同发展的总体规划，结合自身发展的需求和实际，以部门与企业间彼此达成合作契约为依据，采取协同营销、联合开发、委托经营、共建实体、服务提升、人才培养等多种形式，通过资源整合形成互补互利，实现历史文化街区旅游客源市场、旅游资源、旅游设施与旅游出行系统的优化组合，从微观层面上促进历史文化街区协同发展总体目标的全面实现。
图1.2 清名桥历史文化街区的支持系统
此外， 由于无锡市旅游成熟度高，还可以利用无锡旅游协会作为一个自律性组织，弥补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和旅游企业无法起到的作用和职能，成为历史文化街区协同发展组织协调机制的有益补充。通过其相应的自身组织协调功能，进一步完善历史文化街区发展组织协调机制，进而推动协同发展。
三、无锡城市旅游系统中清名桥历史文化街区出行系统协同发展措施
（一）交通协同发展措施。
1.建立以清名桥历史文化街区为节点的公交枢纽。整合现有交通线路，开通以交通枢纽（无锡硕放机场、无锡火车站南站、无锡火车站北站、无锡火车站东站、无锡汽车客运站）为起始点，清名桥历史文化街区为终点的双向旅游公交专线。
2.开辟城市交通旅游专线。公交是外地游客与城市居民共有资源，而旅游专线的开通可以使游客与城市居民出行分离，为游客提供更便捷的交通服务。
（二）旅游目的地营销协同发展措施
确立民族工商业文化为无锡城市旅游形象，作为主推旅游项目之一，使无锡在华东地区有其独一无二的城市个性标志，并在旅游目的地营销上加以推广，使清名桥历史文化街区能与无锡城市旅游紧密相连，使城市旅游营销与历史文化街区营销同为一体，即城市旅游营销的同时也是清名桥历史文化街区营销。
（三）旅游信息和信息服务协同发展措施
旅游信息是指反映旅游活动及其发展变化规律的各种消息、情报、数据、指令的总称。包括旅游景区景点信息、旅游饭店信息、旅游交通信息、休闲娱乐信息、旅游商品信息等。旅游信息服务则是通过媒体，为游客提供关有关旅游信息。无论是城市还是历史文化街区在旅游信息时都是一个共同体，历史文化街区是城市旅游的一部分，在提供城市旅游信息时自然要将历史文化街区包含在内，而历史文化街区在提供游客信息时要能体现城市的独特性。
无锡作为一个新兴旅游城市，从上个世纪至今，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自然山水风光――鼋头渚风景区为代表的风光游;第二阶段是以唐城、欧洲城、三国城、水浒城为代表的主题公园游;第三阶段是以灵山胜境为代表的宗教祈福游;第四阶段则是以历史文化街区为代表的城市文化旅游。清名桥历史文化街区是无锡工商业文化的代表，其本身就成为了无锡城市旅游的代表之一。在开展无锡城市旅游信息宣传时，可以将无锡各阶段的旅游资源信息整合，使旅游信息相互协同，共同进行城市旅游宣传。
四、无锡城市旅游系统中清名桥历史文化街区目的地系统协同发展措施
（一）设施与服务协同发展措施
清名桥历史文化街区是展现无锡城市历史、文化的旅游目的地，应弱化现有的商业功能，强化旅游资源功能，将商业功能还给无锡城市旅游购物的中心地带中山路与人民路，减少历史文化街区的商业面积，将发展重点放在历史文化街区文化的保护和修复中，开发文化展示项目，采用不同的手段丰富旅游资源的展现方法，形成水路、行步道、街区特种交通三线游览路线，开放故居旧址、厂址遗址，举办各类参与性活动，延长游客在历史文化街区的逗留时间，为城市旅游其他功能区提供客源，做到街区功能上的协同发展。
（二）旅游资源协同发展措施
清名桥历史文化街区因与京杭大运河连通，是贯通中国南北水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千百年来，清名桥历史文化街区因河而生，因河而兴，其历史文化价值主要表现是中国吴文化的发源地、中国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发祥地、古运河畔江南人家的原生态风貌地以及运河申遗的重要示范地。街区现存有少量明、清古民居，绝大部分历史建筑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所建，建筑有着浓厚的运河江南人家特点，既有院落式、竹筒式、独立式的枕河人家，又有中西合璧的石库门商贾别墅。 可以看出，无锡城市旅游与清名桥历史文化街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在历史文化街区的发展中应凸显“民族工商业”元素，用多种手段将最具无锡地方特色的文化展现出来，还可以将街区与无锡城市旅游打包，形成城市旅游形象之一。
五、结论
无锡清明桥历史文化街区作为古运河申遗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无锡历史的传承见证。只有科学的规划和利用，才有利于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而系统论、协同论在历史文化街区规划上的使用则可以使旅游资源的效用达到最大化。
参考文献
[1]WilliamH.Whyte.The Social LifeofSmall Urban Spaces[M].Washington，D.C.：TheConservationFoundation，1980
[2]吴必虎等.中国国内旅游客源市场系统研究[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3]阮仪三、王景慧，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理论与规划[M].同济大学出版社，1999
【摘 要 题】理论纵横
【关 键 词】理论图书馆……
1 21世纪理论图书馆学的理论起点与历史任务
21世纪理论图书馆学的理论起点，应当是系统总结19～20世纪世界图书馆学的理论成果，在准确把握当代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历史基础的同时，确定新世纪图书馆学学科体系的理论基础建设——理论图书馆学研究的学术使命，而建立21世纪图书馆学的理论体系。为21世纪图书馆学学科体系建设奠定科学的理论基础，则是21世纪理论图书馆学责无旁贷的历史任务。
理论图书馆学的基本任务一般可归纳为3个组成部分：建立一套完整系统的关于图书馆的理论系统：建立一套完整系统的关于图书馆学的理论系统；通过建立起上述两个系统间的内在联系和互动机制，构筑图书馆学完整的理论体系。
1.1 关于图书馆的理论系统
（1）图书馆的理论系统应具有如下理论功能：
①准确把握并系统阐述图书馆的哲学本质
对图书馆的名称与概念的准确把握是对其哲学本质理论把握的前提。关于图书馆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称谓，各国有各自不同的情况。关于图书馆的概念，各国也往往根据各自的文化背景和不同的认识方式，从不同的角度对图书馆的概念加以定义。这些具有不同民族和历史文化特征的社会称谓和定义不仅直接反映了图书馆的社会生存环境的实际状态，而且对特定社会生态环境中图书馆的社会组织形态具有直接的社会影响。就图书馆的社会称谓而言，在中国历史上就有“院”、“馆”、“楼”、“阁”等一系列名目繁多、各具细微语义差别的社会称谓[1]。就图书馆的概念而言，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又往往从不同的角度对图书馆的概念加以定义。大体而言，世界各国对图书馆概念的定义基本上有3种不同的角度。其一是从图书馆的内容角度加以定义，指“为阅读、研究和参考而收集的一批书”；其二是从图书馆作为一种具有藏书和阅读功能的建筑和场所的角度加以定义；其三是从图书馆作为一个具有文献收藏和利用功能的社会机构的角度加以定义[2～7]。然而，无论是从哪个角度所作出的定义，伴随社会的进步、图书馆的发展和人们对图书馆认识的深化，其结果都是殊途同归，将关于图书馆概念的最终认识统一在分别从上述三个角度所作出的定义的统一之上。
根据以上对图书馆概念的认识，图书馆的哲学本质是：通过一定的信息技术，记录、承载于一定物质载体和社会载体并传输于相应传通媒介的人类知识的集合。即图书馆的本质是其知识本质、技术本质与社会本质三者的统一。这三合一的统一体由作为精神层的知识本质、物质层的技术本质和社会层的社会本质三个层次结构而成。就是说，图书馆作为人类的文明成果，不仅有其精神内容，而且有其物质存在手段和物质存在形式，同时还有其社会存在手段和社会存在形式。即图书馆不仅仅是一种精神存在，而且是一种物质存在，更是一种社会存在。在精神、物质、社会这三者关系中，图书馆精神层面的知识本质是图书馆本质即其内在规定性的哲学基础与核心要素，即图书馆本质的核心层；图书馆物质层面的技术本质是图书馆的知识本质赖以物质性存在的技术手段，是人类知识的物质外壳，是人类精神与物质相互作用的形式，这一形式是图书馆本质的中间层；而图书馆社会层面的社会本质则是图书馆的知识本质与技术本质的统一体赖以社会性存在的社会手段，是以信息技术为表现手段的人类知识的社会外壳，是人类精神、信息技术与具有相应时代特征和文化特征的现实人类社会相互作用的形式，这一形式是图书馆本质的外层。这三个层次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构成了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关于图书馆本质的整体。吴慰慈教授所提出的图书馆中介性的本质，其深层意义即应是以这一由精神、物质和社会这三层要素所构成的整体性综合性很强的哲学本质为基础的[8]。图书馆就是在此基础之上实现其中介性这一本质特性，以信息和知识为内容，以信息技术和一定的社会组织形式为手段，在人类历史上有效发挥着精神媒介、物质媒介和社会媒介的传通作用。
②把握并阐明基于上述哲学本质所确定的图书馆的知识本质。图书馆的知识本质是：与具有一定历史文明特征的技术形态和社会组织形态相联系的人类知识的集合。这一知识集合是表现为人类知识的历史文明形态。
③把握并阐明基于上述哲学本质所确定的图书馆的技术本质。图书馆的技术本质是：关于人类知识、信息的记录、存储、传输技术的社会应用形式即信息技术的社会应用形态。
④把握并阐明基于上述哲学本质所确定的图书馆的社会本质。图书馆的社会本质是：人类知识的社会载体；知识传通的社会媒介；知识资源开发利用的社会组织机构，即人类知识资源的整序、存储、传通、开发利用的社会组织管理形态。
⑤阐释构筑在上述知识本质、技术本质和社会本质基础之上的社会属性（基本属性和一般属性）的社会功能。
⑥阐释图书馆社会功能的社会实践形态——社会职能。
⑦阐释图书馆社会职能的具体的社会实现形式。
⑧揭示通过上述知识系统的内在联系所反映出来的由图书馆和图书馆事业内在的社会生存依据、社会发展基础和社会发展动力所构成的关于图书馆生存与发展的内在运动规律。
⑨揭示图书馆在与其社会环境、历史条件、时代背景这些外在因素的互动过程中，通过这些外部联系所构成的图书馆的社会运动规律。
⑩揭示通过上述内在规律与其社会规律的互动与融合所形成的关于图书馆本质与其事业发展的总规律[9～10]。
（2）在阐述图书馆事业发展总规律的过程中，特别是在阐述其社会运动规律的过程中，其理论关键是在准确把握图书馆本质的基础上，把握以下图书馆与相关社会要素的互动原理。
①图书馆与其知识本质的现实基础——人类知识的互动。
知识是人类智慧的表现和存在形式，是图书馆社会实践活动的直接对象，是图书馆社会生存与发展的根本依据，其发展和发达程度是人类文明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内所达到的历史水平的历史标志。人类知识发展的直接结果对图书馆而言就是其本质和内涵的深化。而图书馆本质和内涵的深化反过来又为人类知识创新的社会实践提供源源不断的可再生资源。二者之间这一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相互转化、同步发展的循环与互动过程构成了具有人类文明进步的本质意义的重要一环。在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的历史条件下，人类社会的信息、知识资源已成为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基础性战略资源。与此同时，作为人类社会信息、知识资源系统的社会标志的图书馆与人类知识创新的社会实践二者之间这一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相互转化、同步发展的循环与互动过程便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构成了人类社会信息化知识化进程的核心内容。图书馆与人类知识以及人类文明三者内在的统一与一致以及这种统一与一致对当代人类社会的决定性作用是准确把握21世纪图书馆本质与其发展规律的科学依据。
②图书馆与其技术本质的现实基础——信息技术的互动。
图书馆是信息技术历史发展的产物。这是图书馆的技术本质所揭示的无可争议的历史事实。因此，图书馆与信息技术具有天然的和本质的内在联系。正因其如此，在人类文明史上，人类信息技术的每一次变革与飞跃，无不引发图书馆事业的历史性剧变与进步。而图书馆作为信息技术，特别是现代信息技术的最主要的社会应用领域，在其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通过对信息技术的应用，不断促进信息技术向更高层次发展。当然，在图书馆与信息技术的互动过程中，同时交织着图书馆与人类知识发展的互动。图书馆与信息技术互动与同步发展的历史事实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这样一个历史规律：信息技术的变革与飞跃所引发的历史效应决非图书馆的消亡，而恰恰相反，是人类社会的图书馆实践活动在新的技术背景下的迅速发展与历史深化。在现代信息技术特别是网络技术正在给传统图书馆带来根本性冲击的今天，全面而准确地把握这一历史规律意义重大。
③图书馆与其社会本质的现实基础——社会生态环境的互动。
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图书馆作为人类知识的社会载体、知识传通的社会媒介和知识资源开发利用的社会组织机构在与其社会环境，具体而言，与其社会历史文化环境、社会组织环境和社会管理环境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互动过程中，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的历史文明条件下，形成了具有不同民族特色和历史文化特征的对人类知识资源进行整序、存储、传通和开发利用的社会组织形态。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的历史文明条件下所形成的图书馆社会组织形态的发展演变过程，构成了图书馆社会组织形态的历史沿革。
图书馆的知识本质、技术本质和社会本质反映在社会表象上，相应表现为具有一定社会历史文化特征的知识形态、信息技术形态和社会组织管理形态。这三种性质不同却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特质形态的结合与统一构成了特定社会生态环境下图书馆的社会形态。即图书馆的社会形态是其具有一定历史时代特征、民族文化特征和社会现实特征的知识形态、信息技术形态和社会组织管理形态的统一。
在人类文化史上，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和各国民族文化背景的差异，不同历史条件、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下的图书馆往往呈现为各具特色的社会形态。
以电子计算机网络技术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构成了当代人类社会和图书馆的信息技术形态。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人类客观知识得以空前活跃与便捷的方式生存与交流的虚拟空间。这一虚拟的知识空间，启动了人类客观知识虚拟化的历史进程，结束了人类客观知识只能固化在物质实体之上的历史，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社会和图书馆的知识形态——由单一的物质实体形态转变为实体形态与虚拟形态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相互消长的互动形态。图书馆信息技术形态与知识形态的质变，必然引发其组织管理形态的变革。目前世界各国尤其是大国和发达国家所十分重视并竞相实施的数字图书馆计划，已经启动了这一变革的历史进程。这样，21世纪图书馆的社会形态，尤其是其社会组织管理形态的变革趋向不仅仅是理论图书馆学所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之一，也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世界图书馆界所十分关心和密切关注的现实问题。
上述三个方面的互动构成了图书馆与其生存环境——人类社会的互动原理。对这一原理的准确把握，是把握图书馆发展规律的理论前提。与人类文明相始终，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相协调，与历史进步的方向相一致是图书馆发展的基本规律。
1.2 关于图书馆学的理论系统
以知识和知识时代的社会发展为基础构建21世纪图书馆学的理论体系，应考虑以下研究内容：
（1）世界图书馆学学术思想史
通过对世界图书馆学学术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回顾与总结，结合对图书馆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把握，把图书馆学的学术思想与知识和知识时代的社会发展建立起内在联系，构筑21世纪理论图书馆学的历史基础。
（2）21世纪理论图书馆学的科学基础和理论基础
基于图书馆的知识本质，以图书馆为基本研究对象的图书馆学，必须把其研究工作深入到关于图书馆的本质——人类知识的研究。这样就必须把哲学及其分支认识论和科学哲学作为其核心层次——哲学层次的理论基础。图书馆学对知识的研究，不仅关注人类个体认识和个体知识的形成规律，以探索图书馆在促进人的个体发展中的社会作用，同时更十分关注作为社会群体的社会认识和社会知识的形成规律，以探索图书馆在促进人类整体发展中的社会作用。这样，社会学与其分支知识社会学、科学社会学及其相关学科知识学、社会认识论必然是其第二个层次即与其核心层次相对应的社会知识层次的理论基础。基于图书馆的信息技术本质，图书馆学必然十分关注信息技术与社会特别是与图书馆之间互动关系与相互影响。这样，科学学、信息科学便构成了当代图书馆学科学技术层次的科学与理论基础。基于图书馆作为人类知识的社会载体、知识传通的社会媒介、知识资源开发利用的社会组织机构即人类知识资源的整序、存储、传通、开发利用的社会组织管理形态这一社会本质，传播学和与之相关的知识交流学、文献交流学、情报学、档案学、知识社会学等，以及文化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学科分别从社会知识信息交流、社会经济、社会管理乃至社会文化诸方面为图书馆学提供了社会与文化理论层次的科学基础。
在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的历史条件下，信息知识资源是社会发展的战略基础。在这一形势下，越是高层次的社会竞争，越体现为对社会信息知识资源组织管理与开发利用的科学水平上的竞争。因此，信息知识资源管理便构成了当代社会管理的核心领域。与此同时，以信息知识资源管理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信息管理科学便顺理成章地成为当代社会管理学学科群的核心研究领域。从研究对象角度加以分析，21世纪的图书馆学显然是信息管理科学群的一个分支学科[11～13]。基于整体大学科群与小学科群乃至具体分支学科的关系，社会管理学和信息管理科学从不同角度、不同学科层次和理论层次构成了21世纪图书馆学的科学基础和理论基础。
如上所述，在信息和知识时代的历史条件下，图书馆学与众多学科建立了各种复杂的内在联系，通过这些联系，图书馆学在当代人类科学体系中确立了不可替代的学科地位。图书馆学应在与上述各相关学科的交流与互动中，一方面及时吸收这些学科所提供的源源不断的理论营养，一方面用自己的学术思想促进这些学科不断向纵深发展，进而推动当代科学的整体发展。就是说，21世纪的理论图书馆学应该发展成为上述众多学科交叉研究的综合成果，形成21世纪综合性最强，最能代表本世纪科学整体发展趋势的最具活力的学科之一。
（3）21世纪图书馆学的基本问题
在继承世界图书馆学学术思想历史成果的基础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当代历史高度和当代科学认识的历史水平上，对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学科性质、科学目标、学术规范等基本问题作纵深研究，对这些问题作出具有信息和知识社会时代特征的科学回答，以与21世纪理论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和科学体系相统一相适应。
[关键词]新形势；党史；文化建设；困境与对策研究
党史文化的定义从社会角度可以分为从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广义的党史文化，指中国共产党在自身建设及领导中国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而狭义的党史文化，仅只在自身建设及领导中国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党史文化是新形势下党的新的建设伟大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史文化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和文化载体，对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党的建设都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然而，在多文化思潮相互交织、相互碰撞的网络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对党史文化建设也同样带来巨大的影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强调加强党史文化建设的现实意义、分析遇到的问题，探索应对的策略、方法，对于适应时代潮流，凝聚民族力量，实现民族复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新时期加强党史文化建设的现实价值
（一）加强党史文化建设有利于重塑高尚的精神家园
当前，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最快的时期。经济和信息的日益全球化 ，网络技术的不断升级换代 ，使得多元思想文化更为便利地在社会传播 ，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理想迷茫、道德滑坡、诚信缺失、意志涣散、腐化堕落等等。而最具感染人、说服人、教化人功能的文化产品良莠并存，特别是一些新兴媒体、影视作品，为了追求最大经济效益，将党的历史题材娱乐化、通俗化，有的甚至恶意撰改，损害中国共产党的形象，亵渎革命。而更是有一部分人，将荧幕搬进现实生活中，他们对党的历史传统不知不解，也更缺乏切身的感受与认同，比较容易被错误思潮侵蚀，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产生怀疑，对多党执政、无政府主义言论赞赏有加，对西方式的民主和生活方式顶礼膜拜，对破坏祖国稳定、分裂祖国统一的言行道听途之，甚至公开支持和参与封建迷信活动。
如何让这部分人走出虚无与浮躁，如何筑牢全社会高尚的精神家园？中共党史正是一部最切合中国国情的育人教科书。而党的优良传统和光辉历史，就是最宝贵的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现实教材。大力弘扬党史文化，用党在长期革命战争与和平建设时期所形成的光荣传统和革命精神、用革命先烈和英模人物身上的伟大品格和崇高风范，感召和激励人们积极向上、奋发有为、追求美好、抑恶扬善、爱祖国、爱人民、拥护中国共产党。
（二）加强党史文化建设有利于党员干部把握政治方向
随着干部选拔任用的年轻化力度加大，一批60后、70后的干部走上各级领导岗位，他们对中国革命史缺乏亲身感受。有的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缺乏系统学习，有的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发展史缺乏系统了解，有的对党内生活和艰苦环境缺乏严格锻炼，这些都不利于他们完成承前启后的历史使命。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三次集体学习中，同志指出：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学习中国革命史，进一步从历史和现实的比较中加深对我国国情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解和认识，进一步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增强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进一步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我们党在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光荣革命传统。同志在1999年1月11日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金融研究班的讲话上强调：“一名领导干部不善于从历史中吸取营养，不可能成为高明的领导者；一个政党不善于从历史中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不可能成为顺应历史潮流的自觉的政党；一个民族不善于从历史中继承和发展本民族和世界其他民族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就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两位领导人的讲话，表明加强党史学习、加强党史文化建设，可以让党员同志熟悉党的历史，夯实干部的理论基础，坚定干部的理想信念，强化干部的党性观念、宗旨观念、纪律观念，增强干部的党性修养，使广大党员干部能站在历史的高度理智地把握政治方向，始终保持政治上的坚定性和自觉性。
二、 新形势下加强党史文化建设的不利因素分析
（一）党史文化弘扬的主旋律受到文化思潮多元并存的干扰
互联网无国界、不受时间限制、不受空间约束的优势，隐匿性、广泛性、开放性、交互性、实时性的特点，打破了过去长期存在的信息难以逾越的地缘壁垒和政治壁垒，各种政治势力在网上建立自己的“社区”，并常常以评论公共事务来造势，吸引公众眼球。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控制着网络技术的制高点，他们对社会主义国家大力推行意识形态外攻战略，全方位地输出西式民主及价值观、企图实行思想政治渗透。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受到前所未有的强大的冲击，不少人会从对西方的价值观念和一些腐朽思想由新奇到欣赏，逐渐走向趋同，从而导致政治观念模糊、民族观念异化、爱国情感淡化、社会主义信念动摇。
（二）党史文化传播的主渠道受到网络技术开放性的考验
改革开放前，由于传播媒介单一、传播路径单向，国家很容易引导和监控舆论的导向，用单一的内容或声音塑造统一舆论，从而主导意识形态。现在，人们可以在网上直接、自由地获得各种思潮和各类学说，可以自己制作并、自行转载传播信息和言论。据《第3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6月底，中国网民数量达到5.38亿，手机网民规模达到3.8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39.9%。也就是说，新的形势下，人人都有麦克风、个个都是通讯社，宣传部门对不利于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内容的控制和筛选越来越困难。而网络中的党史题材叙述，不仅仅有符合中国共产党价值取向的主流声音，而且有不同流派、不同思想立场、不同传播目的、不同学术背景的其他表达。网络传播渠道的多路径，为这些表达提供了有利的空间，导致主流话语、主流思想难以形成意见领袖。
（三）党史文化的育人效果受到网络参与无序化的消解
无论是在战争年代、在改革开放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党史文化无疑是中国共产党凝聚人心、弘扬主旋律的强大武器；而网络世界的多元化视角却对党史文化一元化特质提出了严峻挑战。网络中，公众可以采用虚拟的身份进行政治和文化参与，一些持不同政见者、恐怖组织甚至叛国集团也可以在互联网上散布虚假信息、宣扬反动思想。网络以极强的解构性冲击着国家对信息的控制、对舆论的领导、从感性的层次上分解人们的信念，不少网民原有的政治认知发生混乱。它使人们产生这样的想法：上面说的话不一定是正确的，即使正确也未必是唯一正确的。党史文化建设所承载的教育、感化、解惑、引导、凝聚广大党员，进而求得党内和谐的功能和效果被削弱和消解。
三、 新时期加强党史文化建设的路径分析
（一）加强党史文化建设要自觉服从和服务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
党史文化的政治属性决定了党史文化建设必须服从和服务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中共党史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解决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建设问题的历史。党史文化由明确的政治目的、鲜明的政治导向、系统的政治理论、崇高的政治理想和坚定的政治路线等构成，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史文化只有做到自觉服从和服务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党史研究才能在学科体系中找到制高点、才能在民族文化复兴中找到新定位，党史文化才能在新的历史时期实现大发展、大繁荣。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将加强党史文化建设作为固本强基的政治使命，牢固树立开发党史文化就是开发党的政治优势、弘扬党史文化就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保护党史文化就是保护党的优良传统、发展党史文化就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理念，真正把党史文化的保护和开发摆到重要位置。
（二）加强党史文化建设要遵循历史的发展和传播的规律
1、党史的革命性，决定了强化党和政府发展文化是加强党史文化建设的根本
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发展是通过长期的革命、建设实现的，这就决定了当时文化的首要显著特征――革命性。政府是社会公共权力的掌握者和公共利益的代表。我国目前的文化产业、文化市场以及非政府文化单位、文化组织还在培育阶段，总体来说文化发展的体制机制仍不完善，这就需要党和政府必须强化对文化的发展，增加投入精力，发展文化高度，提升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以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高度予以推进[1]。同时，坚持“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一手抓文化事业的发展，一手抓文化产业的发展，从宏观方面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和多层次精神文化需求。所以，组织引导和督促有关部门和社会力量整合丰富的党史资源、打造红色文化产品，是政府不可推脱的责任。
2、党史的群众性，决定了加强党史文化建设要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缔造者，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政党。这种本质属性决定了党的群众性，也决定了党史文化的群众性。这就要求我们恪守人民群众在党史文化建设发展中的主体地位，不仅要充分尊重他们创造者和享受者的身份，更要尊重他们的首创精神。同时，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也需要我们的充分引导，使他们可以吧自我表现、自我服务、自我教育充分应用于文化建设，充分发挥他们多样化性、个性化的文化想象力，挖掘他们独特的创造力和消费力等闪光点，展现他们真正的价值财富[2]。
3、党史的发展性，决定了加强党史文化建设要立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
党史文化是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实践的产物，是党的历史与先进文化有机结合的产物，它必然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地发展，吸取各个时代的精神以获得新的生命力。党史文化中的每一个符号都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但是，党史文化应用于当前不仅仅因为它的历史价值，更在于它的现代价值。事实证明，党史文化的发展不仅仅顺应了历史进步的潮流，而且要获取新的时代精神，指导当前的社会实践，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3]。一方面，继承与弘扬优良传统与精神，如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长征精神、西柏坡精神等等。另一方面，不断吸收和融汇了时代元素，创造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新的文化品质：如大庆精神、红旗渠精神、抗洪精神、“抗非典”精神。当前，面对网络时代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加强党史文化建设在弘扬党的优良传统的同时，还应自觉地凝聚和培育平等精神、竞争精神、法治精神、民主精神、诚信精神等更多新的文化品质。
（三）加强党史文化建设要准确把握党史文化丰富的内涵
党史文化是党的历史与先进文化有机结合的产物，包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所创造的全部精神财富，蕴涵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及丰富的革命精神。然而，却总有人把党史文化狭隘地理解为专题文化、节庆文化、应景文化。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欧阳淞同志指出，精神层面的党史文化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为灵魂，以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为核心，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主题，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为精髓，以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为党的先进性集中体现，以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为本质特征的党史文化。以物质形态为载体的党史文化主要表现为：其一，建党90多年以来，党领导人民为完成“三件大事”，通过改革、革命和建设取得的重大物质成就；其二，党史遗址、相关档案文献和党史人员遗物等历史活动中党凝聚的物质文化实体。其三，传递党史文化的纸质媒介以及党史著作、资料汇编、人物传记、党史通俗读物和戏剧、小说、诗歌、影视作品等物质形式的党史文化[4]。只有准确、全面把握党史丰富的文化内涵，才能更好地应用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
（四）加强党史文化建设要用好管好互联网这个阵地
1、高度重视互联网在推进党史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互联网是新的历史时期，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作为先进的传播技术，仍将经历一个很长的高速发展期，对社会各个层面的影响力日渐扩张。我们要充分认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社会影响力，努力使互联网成为传播党史文化的前沿阵地，
充分发挥互联网“高速路”、“直通车”和“加油站”的功能，利用其信息容量大、传播速度快、沟通交互化、资源可共享的优势，推进党史文化向深度和广度方向发展。
2、主动占领互联网阵地、传播主流声音。
网络不仅不能成为党史文化传播的盲区，而且必须占领、利用好，开辟成为党史文化宣传传播的前沿阵地，增强党史文化的影响力和渗透力。一方面，在互联网上创建网站，出版电子刊物，形成宽领域、多层次的党史文化的“发声平台”，放大正面主流声音，为广大干部群众获取党史知识、学习党史、了解党史提供便利；另一方面，用正确的、正面的舆论及时覆盖歪曲历史事实、有损党和政府形象、破坏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等不良信息，努力营造积极正面、健康向上的党史网络文化氛围。
3、利用现代技术传播手段，丰富党史文化的表达和传播方式
党史文化是主流文化、正统文化，是严肃的、崇高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党史文化表现形式就是居高临下的态度、抽象的原则、教条式的说教、呆板的面孔、公式化的号召。党史文化要外化为形象生动的表达形式和先进的传播方式，要善于链接新兴文化产业，利用现代技术传播手段，创新开展以电子媒介为基础平台的新文化产业道路[5]。
四、结语
我国的文化领域，正在经历广泛而又深刻的变革，这就更加需要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用主旋律引领多样化要求。网络的迅猛发展深刻地影响着现实社会的政治文化生活，在这种新形势下，探讨如何在网络环境下加强党史文化建设完善我党建设是十分必要的，它顺应了信息化时展的需要，使党史文化建设得以不断创新，与时俱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增添最强大的精神动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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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中图分类号？演G63 ？眼文献标识码？演B ？眼文章编号？演0457-6241（2014）03-0065-05
历史课程标准是历史课程的灵魂，是教材编写、教学、评估和考试命题的依据，是国家管理和评价历史课程的基础，是整个历史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系统工程中的一个重要枢纽。2012年5月，澳大利亚的课程主管部门――澳大利亚统一课程评估与报告管理局颁布《澳大利亚课程纲要》，① 12月13日，经过多次反复研讨正式颁布了《澳大利亚历史课程标准（2012年版）》（《The Australian Curriculum History》以下简称《2012标准》）的课程内容和F-10不同学段的学习水平标准，②2013年正式在全国实施。2011年12月，我国修订版的《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2011年版）》（以下简称《2011标准》）也正式颁布，从2012年秋季开始全国实施。本文将聚焦澳大利亚《2012标准》与我国《2011标准》中的“能力”内容进行初步比较、分析，期望对我国历史教育教学有所启示。
何谓能力？国内《心理学》教材以及有关著作中对能力所下的定义或说明，各书在用词上虽有不同，但归纳起来，大致上都把它理解成：为完成活动提供条件的心理特征，或者是顺利完成生活并影响活动效率的心理特征。早在1987年，黄庚生在《关于能力概念的几点看法》③中提出，能力应该理解成“为顺利完成活动提供可能性的并影响活动效率的个别的个性心理特征”。目前心理学权威专家吴红耕、皮连生在《心理学中的能力、知识和技能概念的演变及其教学含义》④中指出，我国教育界流行的能力、知识和技能概念来自20世纪50年代苏联心理学和教育学，已经与当今心理学中这些概念的发展不相适应。
从国际来看，能力概念的变迁趋势是有迹可循的：70年代，能力是课程纲要中分解成的一系列的行为；80年代的能力概念逐渐被认知论所取代，从认知的角度将能力定义为个体在情境中对本身知识、技能、态度的运用，智力变成了能力的代名词；80年代后期开始，以职场工作为研究对象的劳动学指出能力并非静止不变，强调实作与后设认知，而非知识本身或对知识的精熟。综观国内外学界对能力概念的认识，我们不难总结发现，“能力”体现出来的特征在于：重视表现的结果，强调实践的意义，知识、技能与情意因素的综合表现。概言之，能力以需求为取向，必须符合社会发展和个人的需要、工作或挑战，是和专业的职位、社会角色、个人计划紧密相关；是可以从学习中获得的，可由经过教学的、社会的、或动机的刺激，在一定境遇条件下，能力是可教的、可学的；是涉及认知和非认知因素，情绪、态度、价值观和技能等多方位的整合化。因此，在教育意义上的能力概念是一个综合体，在此层面上会呈现其特定的关键性要求。
义务教育历史课程中关注能力一直是我国历史课程重要达成目标之一。新世纪之初，我国《2001标准》的“能力”要求：
在掌握基本历史知识的过程中，逐步形成正确的历史时空概念，掌握正确计算历史年代、识别和使用历史图表等基本技能，初步具备阅读、理解和通过多种途径获取并处理历史信息的能力，形成用口头和书面语言，以及图表等形式陈述历史问题的表达能力。形成丰富的历史想象力和知识迁移能力，逐步了解一定的归纳、分析和判断的逻辑方法，初步形成在独立思考的基础上得出结论的能力。学习运用历史的眼光来分析历史与现实问题，培养对历史的理解力。
在课程改革实施过程中，《2011标准》的“能力”要求修订为：
了解多种历史呈现方式，包括文献材料、图片、图表、实物、遗址、影像、口述以及历史文学作品等，提高历史的阅读能力和观察能力，形成符合当时历史条件的一定的历史情景想象。初步学会从多种渠道获取历史信息，了解以历史材料为依据来解释历史的重要性；初步形成重证据的历史意识和处理历史信息的能力，逐步提高对历史的理解能力，初步学会分析和解决历史问题。学会用口头、书面等方式陈述历史，提高表达与交流的能力。
澳大利亚《2012标准》共有83页，对能力的表述集中在第9～11页，占据几乎整整3页内容，对关键能力的具体解读则集中在《澳大利亚课程的关键能力》的409―504页，占据95页之多，《2012标准》提出历史课程应该具备七大“关键能力”：①
第一，读写（literacy）能力：当学生去丰富自己的知识、技能时，不管是在校内外的学习和交流或者是参与一些社交活动都能自信地使用语言时，这说明学生已经开始具有读写能力。读写能力涉及学生在听、读、看、说、写以及创作口头表达、出版书籍或者是创作可视化数字文本，并且借助或者是修改语言形式达到不同的目的。当学生们学着去构建自己的历史知识架构和去探索、思考、分析、质疑、讨论和交流历史的信息、概念和思想的时候，他们正在发展自己的读写能力。历史文本通常详细记录一系列的事件，以叙述、讨论概念和争论观点的方式来展现过去的事件。这些文本一直与地图学有着密切关系，例如插图、地图、制表、大记事等这些可以提供重要的史实信息，这些文本同时也受来自原始史料和二手史料的参考文献和引用所支持。学生对语言的理解随着语境的变化而变化，他们希望能更自如地运用语言发展自己的能力。这包括根据历史文本，例如：话题词汇、用来记录事件的过去式动词、复杂的句子来理解和使用语言的特点，并以此来建立持续的因果关系，和广泛使用副词去形容地方、人以及事件。
第二，算术（Numeracy）能力：当学生们增加了数学运算方面的知识和技巧，他们就能自信地在学校的其他的学科中和生活中广泛地运用这种计算的技能。这种算术能力，让学生认识和明白数学在世界中角色，同时也让学生有能力、有目的地去使用与数学有关的能力和技巧。当学生学习组织和解释历史事件和历史发展时，他们提高了算术能力。例如，学生分析数值数据以展现过去的事实，明白事情的前因后果，连贯和改变。学生使用那些包含正负数的折线图、日历、日期使关于历史意义主题的信息重现和解释说明过去的事情。
第三，信息与通讯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能力：当学生学会有效运用并正确地使用信息通讯技术在学习领域以及学校外的生活、生产或者是交流信息和观点、解决问题和合作工作，他们发展了信息与通讯技术的能力。信息与通讯技术让学生学习充分利用大多数的技术，并且调整新的做事方式，因为科技发展能减少他们以及他们在数字时代所承受的风险。学生在定位、处理、分析、讨论历史材料时发展了信息与通讯技术的技能，他们运用他们的ICT能力去接触电子信息资源，批判性地分析史证和历史趋向，对他们所学到的东西交流、呈现、再现，以及对他们的知识进行整合、讨论、辩论。
第四，批判和创造思考（Critical and Creative Thinking）能力：学生的批判和创造思考是在他们学习输出、评价知识，理清概念和观点，寻找可能性，考虑其他可用方案和解决问题时得到了发展。批判性和创造性思维在活动中是不可缺少的，这些活动要求学生能够思考得更加广泛和深入、使用技能、规范行为习惯、性情，例如要求学生在校内外的所有学习领域中发展推论、逻辑、随机应变、想象力和创造能力。批判性思维是历史探究过程的基础，因为历史探究要求人们具有质疑信息来源的能力，具有能根据不完整的文件解释历史的能力，具有能用证据来展开辩论的能力，还具有对从资源中提取的信息进行评估的能力。创造性思维在寻找新的解释来解释具有争议或者是还不是很被人们所了解的历史片段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第五，个人和社会（Personal and Social Capability）能力：当学生能学会去理解他们自己和别人，能够经营他们自己的人际关系、生活、工作以及能更有效率地学习时，他们发展了他们的个人和社会能力。个人和社会能力是指涉及学生的一系列活动，包括认识和调节自己的情绪，同情和理解他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作出负责任的决定，以及在团队里有效率地工作和建设性地处理具有挑战性的局面。当学生了解了人类经历和发展了历史探究能力时，他们也在发展并发挥自己的个人和社会能力。这包括情感能力、反思性实践、欣赏别人的观点、交流技巧、团队精神、辩护能力并倾向于对团体或社会作出贡献。历史课程通过提供机会让学生参与思考而提升了个人和社会能力，例如：历史情感、可竞争性、观点性、原因和影响，持续性和变化。
第六，道德品行（Ethical Behaviour）能力：学生在他们识别和探究道德品行概念的本质、价值观、性格特征和原则时，以及知道推理如何能帮助一个人做出道德判断时就发展了道德品行的能力。道德品行包含学生能够建立一种强烈的个人但又基于社会的道德观，这可以帮助他们去理解语境、协调冲突、减少不确定性，以及能意识到自己的价值观和行为对他人造成的影响。当学生批判性地探索过去人们的性格特征、行为和动机时，这些方面很有可能会导致不同的标准和期望，以及社会态度的改变，他们对道德品行的理解能力得到了提高。学生承认审查证据的本质的确可以加深他们对道德品行问题的理解，学生们也探索了不同的价值观和原则对人类事物有着不同影响的方法。
第七，跨文化理解（Intercultural Understanding）能力：学生在评价他们自己和其他的文化、语言、信仰时发展了跨文化理解能力。他们渐渐明白个人、团体以及国家是如何形成的，渐渐了解可变化的文化本质。这种跨文化理解能力包括学生从识别文化的异同点，与其他文化建立联系，培养对文化的互相尊重这些方面来学习、参与到其不同的文化中来。学生学习过去和现在的人们的观点、信仰和价值并从中了解到自己与他人历史的重要性。这包括学习澳大利亚这个国家的起源和发展以及文化遗产的形成。学生意识到土著居民以及托雷斯岛民的历史和文化的重要性。他们有机会去了解来自欧洲、非洲、中东、亚太地区的移民所做出的贡献，还可以了解到当地、地区间和国际间具有历史性的利益以及与其他国家、文化群体交流时所面临的挑战。他们还可以了解到：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事件和发展对不同社会和文化群体产生了影响；同时他们开始了解到文化相互依存，文化相互侵略和文化相互冲突的本质以及它们发生的原因与结果。他们把资源所扮演的不同的文化观点归诸为了发展对历史的理解。
因此，澳大利亚历史课程中培养的关键能力，是一种不管是在那个领域发展或者是用什么内容描述都可以被辨认的关键能力。他们也被认为是通过对内容的阐述给学生学习提供机会增加深度和内涵。关键能力在历史内容中已经被确认，教师会进一步找机会将依赖他们所选活动的典型教学体现出来。
“所谓的普通教育，也就是学会使用科学知识和表达思想的工具，只有在它培养了人们从事职业的能力时才能获得其充分的意义，也才能获得最强大的动力。……如果教育在培养和提高能力这个意义上越是普遍化，那么它的实际成效也就将越大”。①从以上中澳两国标准的“能力”要求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到：
其一，我国2011年课标的“能力”表述主要集中在阅读能力、观察能力、处理历史信息的能力、历史的理解能力、表达与交流的能力、实践和创新能力。但为什么要确立这样的能力目标，各个能力要求具体都是什么内涵，这些在标准中无法找到，就会导致在课程实施过程中流于形式主义，也无法给一线教师提供一个好的范例来操作，这恰恰反映了历史课程标准的标准规定与历史教学实践二者之间的不一致性或不匹配性。从这个角度上看，澳大利亚标准做得很到位，先是历史学科标准中明确集中提出要培养关键的七大能力目标，然后做了一一解读，甚至具体到各个不同学段和不同年级都展示出来，也很好地体现了能力认知理论的最新进展。
其二，义务教育与高中不同学段关于能力的要求与其对应课程标准中没有呈现比较好的衔接，不具有相应的学段能力的匹配性。比如2001年版要求为“处理历史信息的能力、陈述历史问题的表达能力、形成丰富的历史想象力和知识迁移能力、得出结论的能力、学生历史思维能力、发现历史问题和解决历史问题的能力”；2011年版要求“提高历史的阅读能力和观察能力、处理历史信息的能力、提高对历史的理解能力、表达与交流的能力”。2004年《普通高中历史课程与标准（实验稿）》要求“探究历史问题的能力、实践能力、获取历史信息的能力、历史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明显可以看出，前后两版的义务教育与高中历史（实验稿）标准中的能力要求表述存在差异，变化很大。澳大利亚标准则是不管那种年段，课程从F―10均要全力培养七大能力，细划分F-2、3―6、7―10三个学段不同的七大能力具体要求，也要求始终围绕确定的七大能力进行教学，突出了能力认知的关键性要求。
其三，从学生和课程深度视野来看，澳大利亚聚焦七大关键能力，其凸显出关注学习者的发展思想，突出课程的核心主旨。在面向未来的课程中占据中心位置的应是人，而不是历史学科本身。传统历史课程规划重在追求完整性，遵循系统性，而忽视了人本身。以后的历史课程应该是关注怎样将学科的内容与被期待的人的发展合理地结合起来，将学习者置于社会发展所关注的中心点上，注重研究怎样才能使人成为学习者，学习者借助于历史学科学习应该发展成为怎样的合格的社会公民。澳大利亚横贯历史课程规划之中的“关键能力”紧紧围绕如何凸显学习者未来发展之需，从历史学习层面来看，七大“关键能力”能指引学生学习方向。
概言之，中澳两国历史课程标准中“能力”领域的深度有差异，且差异非常显著。澳大利亚的《2012标准》的“能力”领域的深度远远大于我国的《2011标准》，两国在“能力”领域的具体内容和认知要求分布上更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当然每个国家的具体国情有所差异，课程标准之间存在差异也是很正常的情况，比较的目的就是为了找出各自的优缺点，借此来客观地反映中澳两国历史课程课程标准中对能力认识和处理的现状，从中获得了一些认识，也希望这些认识对更好地完善我国的历史课程建设能有所帮助，相信讨论这一主题“必将从理论探讨迈向实践的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