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创新理论
一、技术创新理论的起源
亚当·斯密和马克思都对技术进步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国家的富裕在于分工,而分工之所以有助于经济增长,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有助于某些机械的发明,这些发明将减少生产中劳动的投入,提高劳动生产率,其“某些机械的发明”的论断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技术创新”的含义。在马克思看来,生产技术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在人类历史发展中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他关于“没有生产方式的不断变革,资产阶级是不可能产生的”这一结论充分体现了这一点［1］。
技术创新理论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一些学者对占统治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不满［2］。其发展是从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无视技术创新和变革对经济发展的弊端进行批评开始的。尽管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等重要经济学家都认识到创新的重要性,但都没有对其进行系统论述,而熊彼特将创新作为其一生经济理论研究的核心概念之一,最终使创新得到了其在经济分析中本来应有的地位。
熊彼特于1912年提出“创新理论”以后,又于1939年和1942年分别出版了《经济周期》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两部专著,对创新理论加以补充和完善,逐渐形成了以创新理论为基础的独特的创新经济学理论体系。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熊彼特提出“创新”是指新的生产函数的建立,即企业对生产要素新的组合,它包括五种类型:引入一种新的产品或提供一种产品的新质量;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开辟一个新的市场;获得一种原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给来源;采取一种新的组织方式［3］。
熊彼特对经济学的发展和创新理论的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熊彼特的分析结果相对于他所研究问题的层次和内容而言是合理的,但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比如没有摆脱对均衡状态的依赖;撇开了生产关系;未能以大量实证经验为基础,没有统计分析;将技术创新作为一个新的独立变量来考察其对经济增长以至社会变迁的影响作用,但是却把与企业紧密相关的制度视为给定的外部条件,使创新游离在制度层面之外;忽略了创新在扩散过程中的改进和发展,也忽略了渐进和组织创新的重要性等等。尽管存在很多局限性,但它毕竟为技术创新理论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其后的经济学家提供了重要的研究线索。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提出之后,由于受到同时期的“凯恩斯革命”的理论影响,并没有得到广泛的重视。20世纪50年代以后,许多国家的经济出现了长达近20年的高速增长“黄金期”,这一现象已不能用传统经济学理论中资本、劳动力等要素加以简单解释。西方学者对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关系产生了兴趣并开展了深入的研究,从而使技术创新理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纵观技术创新理论的发展,可以将对技术创新理论的研究分成新古典学派、新熊彼特学派、制度创新学派和国家创新系统学派等四个学派。
二、技术创新的新古典学派
技术创新的新古典学派以索洛(R.Solow)等人为代表,运用了新古典生产函数原理,表明经济增长率取决于资本和劳动的增长率、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以及随时间变化的技术创新。他区分出经济增长的两种不同来源:一是由要素数量增加而产生的“增长效应”,二是因要素技术水平提高而产生的“水平效应”的经济增长。在《在资本化过程中的创新:对熊彼特理论的述评》一文中,索洛提出了创新成立的两个条件,即新思想的来源和以后阶段的实现和发展。这种“两步论”被认为是技术创新概念界定研究上的一个里程碑。1957年,索洛在其发表的《技术进步与总生产函数》一文中,推算出1909—1949年间美国制造业总产出中约有88％应归功于技术进步,索洛残差[注:“索洛残差”是指经济增长率扣除资本和劳动贡献率之后的余值。]索洛(1957)把这一余值归结为广义技术进步,即是由除资本和劳动之外的其他很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而又被称为“索洛黑箱”。是技术进步的结果［4］。在继续深入研究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同时,新古典学派还开展了技术创新中政府干预作用的研究,提出当市场对技术创新的供给、需求等方面出现失效时,或技术创新资源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时,政府应当采取金融、税收、法律以及政府采购等间接调控手段,对技术创新活动进行干预,以提高技术进步在经济发展中的促进和带动作用。
新古典理论仍采用正统经济理论模型作为分析工具,因此也不能反映技术变化和创新处于时时动态的经济现实,没有充分考虑经济发展中技术和制度的作用及其发挥作用的方式。为了尽可能接近并反映现实世界,自然不应该抽象掉对于制度和技术研究至关重要的动态特性,制度与技术经济理论研究必须以演化的、发展的眼光,对制度和技术的动态性及创新、变迁的过程予以特别关注,才能使得该理论在更加科学的方向上得以不断推进和突破。因此,对于一些重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如决定企业生产率水平高低的因素是什么,决定企业间生产率差异的因素又是什么,新技术的产生、筛选、扩散过程怎样,仍未能给予充分的回答,这说明新古典理论与现实存在严重脱节。另外,技术创新的新古典学派是将技术创新过程看成一个“黑箱”(blackbox),他们本身并不关心这个黑箱内部的运作,这与将技术创新作为一个过程进行研究,研究“黑箱”内部运作机制的新熊彼特学派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三、技术创新的新熊彼特学派
新熊彼特学派的代表人物有爱德温·曼斯菲尔德、莫尔顿·卡曼、南希·施瓦茨等,他们秉承经济分析的熊彼特传统,强调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核心作用,主要是将技术创新视为一个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重视对“黑箱”内部运作机制的揭示,并在分析这样一个过程的基础上先后提出了许多著名的技术创新模型［5］。研究的主要问题有:新技术推广、技术创新与市场结构的关系、企业规模与技术创新的关系等等［6］。
曼斯菲尔德对新技术的推广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分析了新技术在同一部门内推广的速度和影响其推广的各种经济因素的作用,并建立了新技术推广模式。他提出了四个假定:①完全竞争的市场,新技术不是被垄断的,可以按模仿者的意愿自由选择和使用;②假定专利权对模仿者的影响很小,因而任何企业都可以对某种新技术进行模仿;③假定在新技术推广过程中,新技术本身不变化,从而不至于因新技术变化而影响模仿率;④假定企业规模的大小差别不至于影响采用新技术［7］。在上述假定的前提下,曼斯菲尔德认为有三个基本因素和四个补充因素影响新技术的推广速度。这三个基本因素为:①模仿比例,模仿比例越高,采用新技术的速度就越快;②模仿相对盈利率,相对盈利率越高,推广速度就越快;③采用新技术要求的投资额,在相对盈利率相同情况下,采用新技术要求的投资额越大推广速度就越慢。而四个补充因素具体包括:一是旧设备还可使用的年限,年限越长,推广速度就越慢;二是一定时间内该部门销售量的增长情况,增长越快,推广速度就越快;三是某项新技术首次被某个企业采用的年份与后来被其他企业采用的时间间隔,间隔越长,推广速度就越慢;四是该项新技术初次被采用的时间在经济周期中所处的阶段,阶段不同,推广速度也不同。
尽管曼斯菲尔德的理论填补了熊彼特创新理论中的一个空白技术创新与模仿之间的关系以及二者变动的速度,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对技术模仿和技术推广的解释,但其理论假设的前提条件与实际相差太大。比如,完全竞争市场只是一个理想化的状态,而新技术出现的初期一般都处于垄断状态,只是维持时间长短而已,因此模仿者根本无法自由使用,而使用是要付出很大代价和成本的,同时也存在很多风险;专利权是受法律保护的,企业如要使用也是要付出成本的,因此也会直接影响模仿者的选择;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新技术的生命周期越来越短,只有不断地创新与变革才能保持其生命力,所以新技术在推广的过程中是需要持续不断去完善的,因此也会直接影响模仿比例;企业的规模大小也会直接影响其是否采用新技术,毕竟采用新技术存在很大的风险等等。由此可见,曼斯菲尔德的理论对现实经济的解释是有限的。
卡曼、施瓦茨等人从垄断与竞争的角度对技术创新的过程进行了研究,把市场竞争强度、企业规模和垄断强度三个因素综合于市场结构之中来考察,探讨了技术创新与市场结构的关系,提出了最有利于技术创新的市场结构模型。卡曼、施瓦茨等人认为:竞争越激烈,创新动力就越强;企业规模越大,在技术创新上所开辟的市场就越大;垄断程度越高,控制市场能力就越强,技术创新就越持久。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企业的规模一般较小,缺少足以保障技术创新的持久收益所需的控制力量,而且难以筹集技术创新所需的资金,同时也难以开拓技术创新所需的广阔市场,故而难以产生较大的技术创新。而在完全垄断的条件下,垄断企业虽有能力进行技术创新,但由于缺乏竞争对手的威胁,难以激发企业重大的创新动机,所以也不利于引起大的技术创新。因此,最有利于创新的市场结构是介于垄断和完全竞争之间的所谓“中等程度竞争的市场结构”［6］。
卡曼、施瓦茨的研究成果是对熊彼特创新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熊彼特是把技术创新作为一个整体要素来研究其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没有对技术创新与市场结构的关系等具体问题作进一步的分析与阐述。卡曼、施瓦茨的研究层次虽然仍偏重宏观层面,但更深入、更具体,对技术创新原因或动力问题的解释更有说服力。卡曼、施瓦茨的研究虽然揭示了技术创新与市场结构关系的实质,但缺乏对每一种市场结构具体的分析,按照经济学上对市场结构的划分来看,“中等程度竞争的市场结构”可以理解为包括两种市场结构,即寡头垄断市场和垄断竞争市场,对在这两种市场结构下,技术创新有何不同,以及这两种市场结构比较,哪种市场结构更容易引发技术创新,他们没有作进一步分析阐述。实际上,在寡头垄断市场下,寡头垄断者依靠垄断势力能够获得更多垄断利润,能够为技术创新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开辟市场的前景更大,但一旦寡头垄断者之间形成某种默契或现有产品存在高额利润的前景时,就会阻碍技术创新的进行。而在垄断竞争的市场下,企业虽有一定垄断程度,但占有市场份额相对较小,无论在资金、技术力量还是在开辟市场能力等方面,一般达不到寡头垄断企业的实力,因此技术创新的程度相对较低,但一旦有了技术创新,企业就会马上组织生产,抢占市场,获得垄断利润,因此在这种市场结构下,技术创新发生得会更频繁、更活跃。
新熊彼特学派对技术创新理论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对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也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和发展。该学派虽然坚持熊彼特创新理论的传统,但所关注的是不同层次的问题,熊彼特忽略了创新在扩散过程中的改进和发展,而新熊彼特主义者的着眼点则在于创新的机制,包括创新的起源、创新过程、创新的方式等内容。另外,还有一些新熊彼特学派的理论研究,这里没有一一概述,总之,新熊彼特学派通过系统的、科学的研究和探索已经初步搭起了技术创新的理论框架,但没有得出更多深层次的理论规律。
四、技术创新的制度创新学派
技术创新的制度创新学派以美国经济学家兰斯·戴维斯和道格拉斯·诺斯等人为代表,戴维斯和诺斯在1971年出版的《制度变革与美国经济增长》一书中,提出了制度创新理论。他们认为,所谓“制度创新”是指经济的组织形式或经营管理方式的革新。该学派利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的一般静态均衡和比较静态均衡方法,在对技术创新环境进行制度分析后,认为经济增长的关键是设定一种能对个人提供有效刺激的制度,该制度确立一种所有权,即确立支配一定资源的机制,从而使每一活动的社会收益率和私人收益率近乎相等;产权的界定和变化是制度变化的诱因和动力,新技术的发展必须建立一个系统的产权制度,以便提高创新的私人收益率,使之接近于社会收益水平;一个社会的所有权体系若能明确规定和有效保护每个人的专有权,并通过减少革新的不确定性,促使发明者的活动得到最大的个人收益,则会促进经济增长等。戴维斯和诺斯把制度创新的全过程分为五个阶段:形成推动制度变迁的第一行动集团,即对制度变迁起主要作用的集团;提出有关制度变迁的主要方案;根据制度变迁的原则对方案进行评估和选择;形成推动制度变迁的第二行动集团,即起次要作用的集团;两个集团共同努力去实现制度变迁［8］。
以戴维斯和诺斯等人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把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与制度学派的“制度”理论结合起来,深入研究了制度安排对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发展了熊彼特的制度创新思想。但制度创新理论中所说的制度是指具体的政治经济制度,如金融组织、公司制度和工会制度等,而没有包括作为背景的社会政治环境。另外,戴维斯和诺斯的制度创新理论是在“经济人”假设的前提下展开的,所提出的市场规模的变化、生产技术的发展和预期收益的变化等促进制度创新的三要素是外在于制度创新过程的,是一个重要的隐含假定。实际上忽视了市场规模扩大和技术进步本身是制度的函数,即制度安排是决定市场规模和技术进步的重要因素。另外,对于制度的研究,制度创新学派坚持局部均衡分析和比较静态分析,越来越向新古典范式靠拢(如契约理论),而且由于作为基本分析单位的交易成本和产权都是很模糊的概念,使得经验实证方法很难运用。
五、技术创新的国家创新系统学派
技术创新的国家创新系统学派以英国学者克里斯托夫·弗里曼、美国学者理查德·纳尔逊等人为代表,该学派认为技术创新不仅仅是企业家的功劳,也不是企业的孤立行为,而是由国家创新系统推动的［4］。国家创新系统是参与和影响创新资源的配置及其利用效率的行为主体、关系网络和运行机制的综合体系,在这个系统中,企业和其他组织等创新主体通过国家制度的安排及其相互作用,推动知识的创新、引进、扩散和应用,使整个国家的技术创新取得更好的绩效。
20世纪80年代弗里曼在考察日本企业时发现,日本的创新活动无处不在,创新者包括工人、管理者、政府等。日本在技术落后的情况下,以技术创新为主导,辅以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只用了几十年的时间,使国家的经济出现了强劲的发展势头,成为工业化大国。这个过程充分体现了国家在推动技术创新中的重要作用,也说明一个国家要实现经济的追赶和跨越,必须将技术创新与政府职能结合起来,形成国家创新系统。由此,弗里曼在《技术和经济运行:来自日本的经验》一书中提出国家创新系统理论。他认为国家创新系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即前者包括国民经济中所涉及引入和扩散新产品、新过程和新系统的所有机构,而后者则是与创新活动直接相关的机构。
纳尔逊以美国为例,分析国家支持技术进步的一般制度结构。他在1993年出版的《国家创新系统》一书中指出,现代国家的创新系统在制度上相当复杂,既包括各种制度因素和技术行为因素,也包括致力于公共技术知识研究的大学和科研机构,以及政府部门中负责投资和规划等的机构。纳尔逊强调技术变革的必要性和制度结构的适应性,认为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过程充满不确定性,因此国家创新系统中的制度安排应当具有弹性,发展战略应该具有适应性和灵活性。
弗里曼和纳尔逊的研究为国家创新系统理论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人们认识到国家创新体系在优化创新资源配置上的重要作用,尤其可以更好地指导政府如何通过制定计划和颁布政策,来引导和激励企业、科研机构、大学和中介机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从而加快科技知识的生产、传播、扩散和应用。但弗里曼和纳尔逊的研究是集中在对一国创新体系结构中各组成部分效率和结合的研究,没有对各国创新体系的比较研究。因此对不同国家支持技术创新的组织和机制,国家之间的异同和这些异同是如何形成的,以及这些差别能在何种程度上以什么方式来解释各国不同的经济绩效等问题没有深入的研究。
六、结语
亚当·斯密和马克思没有对技术创新进行系统和明确的阐述,熊彼特开拓性地提出了技术创新理论,为后续技术创新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新古典学派研究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测度问题,但仍把技术创新作为外生变量进行研究,因此对一些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仍未能给予充分的回答。新熊彼特学派对技术推广与扩散、技术创新与市场结构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由于其假设的前提条件与实际相差较大,因而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有限。制度创新学派阐述了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关系,但所研究的制度是具体的制度,忽视了市场规模扩大和技术进步本身是制度的函数这一现实,研究方法仍采用传统的局部均衡和比较静态分析,因此经验和实证方法很难运用。国家创新系统学派认为技术创新是由国家创新系统推动的,国家创新理论体系的提出使人们充分意识到创新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战略性地位,但仅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背景,没有深入研究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趋势对创新生成和运作机理的影响,没有构建一个完整的自主创新理论模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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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创新是将已有的技术进行应用创新，它包括生产技术的创新，技术信息的创新，而技术信息则是技术创新的关键，技术创新必须得到技术信息的支持。否则会造成信息闭塞导致项目的重复开发，防止因技术上难以逾越的困难导致新产品不能顺利的开发，从而导致创新的失败。科技查新它是一种文献查证的信息服务，从文献的角度对所查证的科学技术内容作出新颖性判断。按照科技查新规范操作，以文献检索为立足点，信息分析为支撑手段，从科学技术发展的宏观角度，通过检出文献的客观事实来对项目的新颖性做出相关结论。查新机构应充分发挥掌握大量科技信息的优势，为企业提供全面优质的信息服务，企业应该充分利用科技情报部门的信息资源、人才资源、设备资源为自身的技术创新服务。将这两者有机的结合起来将大大促进科技查新机构与企业间的联系，共同促进查新机构的发展以及加快企业的快速发展。
2科技查新在企业技术创新中的作用
2.1科技查新可以帮助企业科研立项正确选题
正确选题是企业科研项目立项顺利展开的关键所在，科技查新可以帮助委托企业了解所属行业领域内的最新技术发展动态和趋势。企业如果想研发出某种产品，首先要看其是否有无新意，这样科技查新检索机构即可利用自身数据资源与专业优势，多方面多角度检索文献及市场信息，并进行筛选、加工和综合分析，为企业提供具有价值的情报信息。选题的好坏，课题是否重复，立项课题水平的高低，只有通过查新才能知道。科研项目的申请在尚未正式投入开展时，均可修改。这时企业科研人员往往需要科技查新机构对科研项目进行全方位的新颖性判断，进而避免侵害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况发生。
2.2科技查新可以为企业成果鉴定提供科学分析
科技查新报告为科技管理部门在科技成果的鉴定及评价中提供客观的科学决策依据，提高科技成果的鉴定水平。科技查新是以检索出的文献结果为依据，通过将相关文献与课题查新点进行对比分析来对项目的新颖性做出相关结论，这样的查新报告能为科研成果的先进性评估提供客观事实依据，为专家评议和科研管理部门决策提供客观依据，进而保证了科技成果评审的科学性和可靠性。企业在成果鉴定、奖励、转让、技术转化前最好请权威的查新机构进行全面的检索和综合分析，科技查新能为企业充分提供所需科技信息和市场信息，帮助企业到达胜利的彼岸。
2.3科技查新可以为企业专利查新提供依据
在当前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专利信息已成为企业生存发展所追求的积极重要的竞争资源，它几乎覆盖了全世界90%以上的最新科学技术成就和相关动态信息。随着国内大多数企业知识产权意识的不断提高，对国内外专利信息的服务需求也日益增强。几乎每个企业或者个人研发出新技术或新工艺之后，都不可避免的要进行专利申报，或是发明专利，或是实用新型专利或是外观设计。因此，绝大部门企业在申报专利之前都要进行科技查新。因为通过查新，企业可以避免因产品项目的重复研发给企业造成人力、物力和经济上的重大损失，也可避开对方发明点，使申请的专利能够顺利通过。综上所述，在科技查新的基础上开展企业专利信息服务，企业可以利用科技查新对专利信息加以灵活的运用，使自己企业的利益达到最大化。
2.4科技查新可以引导企业发展方向
企业的发展方向，关系到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生存能力。现代企业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不断提高自身的竞争力，把创新作为动力，不断致力于新产品的开发，借助科技查新机构可以说是便捷、高效的方法，也可作为基本条件和重要保证。科技查新机构可利用自身具备的丰富信息资源、各种数据库资源以及专业查新检索人员等优势，对各领域的检索都能做到有的放矢，提供全面而先进的科研项目相关信息，特别是国内外最新前沿与研究动态，避免走弯路，为企业提供翔实准确的信息情报，确定企业自身发展目标，引领企业向更高更强的方向发展。
2.5科技查新可以为企业建立竞争情报系统
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基本投入是资本和人员。基于中国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实际情况，本文选取企业科技活动资本存量和科技活动人员数作为技术创新投入的表征变量。1）科技活动资本存量。科技活动资本投入和使用是一个持续性的过程［16］。由于当期的科技活动资本投入对后期的技术创新活动也会产生影响，因此学者们在研究技术创新效率时将资本投入转化为相应的存量指标［17］。2）科技活动人员数。本文用企业的年科技活动人员数表征企业科技活动人员投入。
2产出变量
学术界对创新活动产出的衡量并无统一标准。Zhang、Zhang和Zhao［19］用新产品销售收入衡量中国工业企业的创新产出；刘凤朝和潘雄锋［20］选择发明专利授权数、新产品产值和论文数作为中国区域科技创新产出指标；项本武［21］用专利申请数衡量中国工业的创新产出；肖丁丁和朱桂龙［22］利用新产品销售收入表征企业产学研合作创新产出。总体上，学者们倾向于用专利数和新产品销售收入衡量企业的创新产出。鉴于中国的专利申请费用高、流程复杂、占用时间较长，很多学者认为专利数并不能全面反映企业创新活动的全部成果。同时，中国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领域中的企业以制造类企业为主，企业通过技术创新获得的新工艺、新设计等往往体现在新产品制造过程中，因此本文用新产品销售收入衡量企业的技术创新产出。
3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
1）企业的创新开放性。针对当代全球企业技术创新的特点，特别是中国企业技术创新的实际情况，本文将创新开放性视为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重要指标。首先，自2003年Chesbrough、Olesen和Kjaer［23］提出开放式创新概念以来，“有价值的创意可以从公司的外部和内部同时获得”的观点得到越来越多的理论和实践验证，同时人们发现创新活动既可在公司内部进行，也可在公司外部进行。其次，从产业动态与演化经济学的视角分析，能力互补、文化相近、目标协同的不同创新主体进行开放式交流，有助于增加跨组织网络的创新产出、降低高昂的协调成本、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24］。再次，从资源整合的角度讲，进行开放式创新的企业通过有效整合内外创新资源，能够快捷、高效地积累和提升技术创新能力。最后，中国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相对较弱，产学研合作等开放式创新被视为提升创新绩效的重要手段。Laursen和Salter［25］的研究结果表明：外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对企业的创新绩效有显著影响，且外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均与企业的创新产出呈倒U型关系。陈劲［26］的研究证明：开放式创新有助于企业充分利用和整合内外部的知识和资源、吸纳更多的创新要素、构建创新的生态体系、降低企业技术创新在技术上和市场上的不确定性，从而促进技术创新的成功。本文用委托外单位开展科技活动的经费支出表征企业的创新开放程度。在研究样本中，委托外单位开展科技活动的经费支出包括4项内容：对境内研究机构的支出、对境内高等学校的支出、对境内企业的支出和对境外（包括高校、研究机构、合作企业等）的支出。2）企业的技术学习行为。技术学习是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也是目前中国企业技术创新的显著特征。首先，基于后发国家的基本现实，中国很多企业以引进技术为重要的技术来源，而引进技术学习与消化吸收的努力程度对企业掌握核心技术进而获取技术能力至关重要。其次，在中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大背景下，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刻不容缓，多元化的技术学习是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必要途径。再次，竞争优势理论认为，从外部获取技术并积极开展技术学习能实现新技术迅速投入规模生产。组织学习理论也认为，从企业外部获取的技术与企业内部现有的技术实现整合，可扩大企业的知识面、形成规模效应和重组效应，进而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Ahuja和Katila［27］研究了技术获取、学习与企业创新产出的关系，认为企业获取知识基础绝对规模的扩大会促进其创新产出的增加，非技术获取对企业的创新产出无显著影响。当然，也有国外学者认为企业的技术学习行为与其创新产出并无紧密联系，如Lee［28］以及Love和Roper［29］通过实证研究认为企业的技术学习行为对其创新产出没有显著影响。不过，笔者认为，Lee等的研究结论是基于特定样本得到的，并不具有普遍意义。本文将企业的技术学习行为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技术学习努力程度，主要表征企业技术学习的意愿；二是技术学习能力，主要表征企业技术学习的基础。衡量技术学习努力程度的常用指标是引进技术消化吸收经费支出与引进技术经费支出的比值，但笔者认为该指标主要反映的是企业对引进技术消化吸收的努力程度，而企业对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只是一种狭义的技术学习，引进技术才是广义的技术学习，同时企业技术改造活动一定伴有技术学习，因此本文考虑广义的技术学习，将引进技术经费支出、引进技术消化吸收经费支出、技术改造经费支出三项费用之和视为技术学习经费，并用其与企业当年科技活动经费支出的比值表征企业技术学习的努力程度。也就是说，企业的技术学习费用越高，表征其学习意愿越强烈。企业的技术学习能力是一个复杂概念，受技术装备、人员、管理和制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且是一个动态变化的变量。为简便处理和实际需要，可用企业研发活动投入强度综合地表征企业的技术学习能力。本文用企业研发活动投入强度，即企业年研发活动经费支出额与参与研发活动人员数的比值来表征企业的技术学习能力。3）企业科技活动的长期行为倾向。技术创新本质上是企业的一种长期行为。企业在技术创新投入上的长期行为倾向越明显，说明企业越尊重技术创新本身的规律，越会以科学方式管理技术创新，其技术创新绩效水平应越高。一般说来，企业的研发性固定资产投资是其科技活动长期行为的重要体现，因此本文以企业当年科技活动经费支出中形成固定资产的价值占当年科技活动经费支出总额的比值作为反映其科技活动长期行为倾向的指标。企业科技活动长期行为倾向对其创新绩效的影响也得到王小明［30］等学者的证明：对传统产业设备进行改造可以改善企业的生产率和经济效益、提高企业生产工具和工艺的技术水平。中国传统产业中的行业多为以制造加工为主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在该产业领域内研发设备投资应对创新绩效有正向作用。4）政府支持力度。采取多种形式支持企业的技术创新是世界各国通行的做法，也是中国政府的重要措施。依据中国的相关法律规定，高新技术企业可以享受税收优惠、补贴拨款、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多种形式的政府支持。当然，学术界对政府支持与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关系存在认识上的分歧。有些学者认为，政府的税收优惠等可以降低企业的研发成本、增强企业的研发积极性［31］，并对企业研发强度的提升有积极影响［32］。但另一些学者认为，政府的研发补贴对小规模企业的研发活动具有促进作用，但对大规模企业的研发活动有负面影响［33］；Wallsten［34］认为，政府资助会在一定程度上挤出企业的私人研发投资，从长期看不利于企业创新产出的增长。本文用企业得到的、来自于政府的补贴收入与减免税总额之和与企业年科技活动经费支出的比值衡量政府支持力度，探究政府支持力度与企业技术创新产出的内在关系。5）控制变量。为了更准确地估计上述4项主要影响因素对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本文选取了如下4项控制变量：企业规模，用企业从业人员的年平均数表示；劳动者素质，用年从业人员中本科以上学历从业人员所占比例表示；科研人员比例，用年从业人员中科技活动人员所占比例表示；企业所有制形式，外资企业（包括港澳台企业）赋值为1，内资企业赋值为0。
4结果分析
利用Frontier4．1软件对中国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技术创新效率进行随机前沿分析。首先检验将超越对数生产函数作为随机前沿模型函数的适用性。建立原假设H0：式（9）中的系数βkk、βll和βkl均为0，即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更适用于本文的实证研究。根据Coelli等总结的假设检验方法，本文运用LR（likelihoodratio）检验法检验超越对数生产函数作为随机前沿模型函数的适用性，检验结果如表1。表1中模型1、模型2和模型3分别为无时滞、时滞1年和时滞2年的超越对数随机前沿模型（不考虑影响因素）。由表1所示的检验结果可知：各模型的广义似然比均大于对应的1％显著性水平下的自由度为3的χ2分布临界值，据此可认为在99％的置信水平下拒绝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更适合分析中国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的原假设，即适合采用超越对数随机前沿模型进行效率分析。从表2可看出：模型1、模型2和模型3的γ值均大于0．85，且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样本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实际产出与前沿面的偏离具有包含技术无效率的复合结构，且主要由技术无效率引起，也说明随机前沿模型适用于本文的分析；模型1和模型2的η值为正，且至少通过了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技术非效率指数随时间推移不断递减，即中国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随时间推移而不断提高。表3列示了样本数据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表3可以看出：无论是否考虑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中国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均值都在40％～50％之间，有较大的提升空间。近年来，在国家自主创新战略及政策的带动下，国内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领域的企业加强了对技术创新重要性的认识，加大了科技活动经费投入力度，但总体来说这些投入并未有效转化为创新产出。表4列示了考虑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的情况下无时滞、时滞1年和时滞2年的超越对数随机前沿模型的回归结果。从表4可以看出：模型4、模型5和模型6的γ值均大于0．95，且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技术无效率是企业技术创新产出未达前沿面产出水平的主要原因。本文将具体分析各因素的影响。1）企业的创新开放性。模型4和模型5中企业创新开放程度变量（Openness）的回归系数都显著为正，说明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领域内在没有时滞或时滞仅为1年的情况下，提高企业创新开放性并没有提升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反而引致效率下降。模型6中其回归系数为负值，但也未表明企业创新开放性对其技术创新绩效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该结果虽然没有验证很多定性研究的普遍结论———企业的创新开放性对企业创新效率的提升有促进作用，但揭示了中国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基本事实。笔者认为，导致这一现象的可能原因3条。一是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证的企业都具备基本的技术能力，会采取开放创新形式（如与高校、科研机构合作等）开展技术创新活动，其创新内容往往涉及基础或应用基础知识，或为企业建立技术储备。特别是上海经济整体进入转型期，传统产业正在经受产品和技术升级的“阵痛”，企业的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换代特征。这种创新活动对短期的新产品产出没有实际贡献，甚至当以新产品销售收入为产出衡量指标时企业的短期技术创新效率会随着合作创新投入的增加而下降。二是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以制造业为主，其中企业的新产品开发技术和资本密集度高、产业链长，从布局开放式创新活动到产生有市场价值的新产品的周期较长。也就是说，从投入经费开展开放式创新活动到产生创新绩效存在时滞。三是目前中国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开放式创新水平整体不高，与高校、科研机构及其他企业开展的开放式创新模式、机制等都在探索和磨合过程中，故短期内难以产生有效的创新产出。基于上述分析可得以下结论：第一，上海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企业的创新开放性并没有为其带来短期的技术创新效率提升，企业创新开放程度的提升反而引致短期技术创新绩效下降；第二，在时滞为2年的情况下，企业的创新开放程度对其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不显著但为正，说明创新开放程度对技术创新效率的显著推动作用至少在2年后才可能显现。2）企业的技术学习行为。从表4可以看出：模型6中企业技术学习行为中的技术学习努力程度（Learning－effort）的回归系数为负值，且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企业提高技术学习努力程度有助于提高其技术创新效率。该结果符合研究预期，也可得到相关研究文献的支持。企业技术创新是一个探索性学习过程，不论是引进，还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的消化吸收及改造，都是探索性技术学习的重要方式。与前20多年成套引进技术进行生产装配制造的发展模式相比，上海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已进入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新阶段。今天引进的不再是生产装备，更多的是产品的核心关键技术；今天的消化吸收不再是对生产装备技术的学习，而是对核心关键技术的探索性攻关；今天的技术改造不再主要是厂房和装备的建造，更多的是关键技术环节的更新和研发装备平台的升级。这种技术创新活动构成了“引进—吸收—再创新”的技术学习过程，自然对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有显著作用。当然，由于技术学习需要时间，因此技术学习努力程度变量（Learning－effort）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在时滞2年（即模型6）的情况下显著为正、在无时滞（即模型4）和时滞1年（即模型5）的情况下并不显著。这意味着，企业对技术学习要有恒心、耐心，要持之以恒，要将技术学习投入视为长期投资。从表4还可看出：模型4、模型5和模型6中企业技术学习行为中的技术学习能力（RD－intensity）的回归系数至少通过了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企业研发强度的提升对其技术创新效率的提高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前文已提及，研发投入强度是企业创新行为的综合反映，即体现了企业在战略上对技术创新活动的重视，也表明企业的各类研发项目可获得更多资源，还说明了企业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和技术基础。研发投入强度的加大有利于技术创新及技术学习活动的开展，有利于技术创新及技术学习成果转化为创新产出，最终有利于推动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提高。3）科技活动长期行为倾向。模型4～模型6中科技活动长期行为倾向变量（Long－RD）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企业的科技创新行为的长期倾向越显著，其技术创新效率水平越高。该结果既充分验证了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中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长期特征，也体现了其技术资本密集的特点。科技活动长期行为倾向性较高的企业容易发挥人力和资本的优势、发挥经验曲线和规模效应的作用、有效积累知识信息和生产经验，从而实现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4）政府支持力度。模型4中政府支持力度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政府支持力度的加大有助于提高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本文中的政府支持包括政府的各种经费及税收减免。首先，政府支持力度增大意味着企业可支配的科技活动经费增加，为企业更为有效地开展技术创新活动提供了保障；其次，政府支持力度增大还意味着企业面临的技术创新环境更为有利，这有利于降低企业的技术创新风险；最后，政府支持力度增大可进一步激发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积极性，推动企业更好地实现创新价值。本文的研究结论也得到了相关文献［31］的支持。不过，也有学者发现政府支持与企业技术创新绩效之间呈U形关系，即当政府支持达到一定程度后，会产生政府支持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挤出效应”。本研究之所以没有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一方面，上海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整体处于转型阶段，相对于需求而言的科技活动经费投入水平整体还较低，还难以满足创新实践活动的需要，尚未达到可能存在的“拐点”水平；另一方面，企业降低自身投入一般来自于对政府未来支持性投入增长的预期，而形成这种预期需要一定的时限积累，本文的研究周期较短，不足以形成稳定预期。5）控制变量。模型4、模型5和模型6中，企业规模（Scale）的回归系数均为负值，表明规模越大的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越高———该结果与很多文献的研究结果一致。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领域内，大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较高主要是因为：一是大企业的创新体系相对完备，能够满足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对创新系统性、体系化的要求；二是大企业具有较好的技术基础、较强的创新实力、应对产业升级换代的更为丰富的资源保障、较强的抗风险能力；三是大企业具有较强的技术集成能力，能够更好地实现自我主导的技术集成，可有效推进新产品的完整研发和生产制造。模型6中劳动者素质（Quality）与科研人员比例（Ratio）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随着劳动者素质的提高、科研人员占员工比例增大反而会降低。这说明，对于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而言，单纯提高科研人员数量或员工整体学历水平并不能有效促进创新产出的增加。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主要原因可能在于目前该产业企业的科技活动投入水平还较低，科研人员和高学历人才已相对冗余，也就是说，现有的科技活动投入水平不足以支撑更多的科研活动人员及高学历人才有效地进行技术创新实践，反而会出现人员冗余等引致创新效率下降的问题。模型4和模型5中企业所有制形式（Owner）的回归系数均为负，说明外资企业（包括合资）的技术创新效率高于内资企业。该结论可得到很多类似研究的支持，也符合上海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实际情况。从整体技术水平、自主知识产权创造能力而言，外资企业明显高于本土企业，它们的技术创新绩效较好也在情理之中。
5结语
5．1研究结论
第一，2008—2012年间上海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在40％～50％之间，不论相对于理想状态值，还是相对于样本企业的最大值，都还有较大提升空间。上海是中国重要的经济中心和制造业基地，其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在全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可以认为，全国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都面临提高技术创新效率的紧迫任务。能否有效提升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技术创新效率，对推动以制造业为主体的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和升级、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决定性影响。第二，企业的技术学习努力程度、科技活动经费投入强度、科研活动长期行为倾向、政府支持力度等因素都对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有显著正面影响。仔细分析可以发现，这些因素都与企业可支配的科技活动经费直接或间接相关。可以认为：企业科技活动经费投入是影响当前中国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的最重要因素，也是制约其技术创新效率提升的关键因素。在企业科技活动经费投入提高不显著的情况下，单纯增加研发人员数、提高学历层次对提升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没有显著作用。第三，产学研合作等开放式创新活动对短期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有负面影响，在时滞2年的情况下才出现不显著的正向影响；技术学习努力程度在时滞2年的情况下才对技术创新效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科技活动长期行为倾向对技术创新效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些研究结果都说明，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技术创新活动具有显著的长期绩效特征。第四，大企业、外资企业的技术创新绩效高的特征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中得到了显著验证。如何更好地发挥大型企业在提高技术创新效率中的地位和骨干作用，同时激发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力，是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课题。
5．2政策建议
精柔型企业文化精神是技术创新的结果。技术创新过程要在完善的企业精神文化指导下进行，实现企业精益求精发展，这是企业培养员工创新发展的基础体现。技术创新过程企业需要面对众多的技术问题，只有在精益求精的意识影响下才能够克服企业面临的问题，实现企业发展的目标。在柔性创新基础上对关键问题进行突破，保证企业问题得到充分的解决。技术创新是对企业改革发展的重要考验，能够将企业精神得到充分的阐释，在企业精神发挥的过程中，企业需要经过多种考验，只有解决根本性的发展问题才能够提升企业士气。将企业精神得到深化巩固，在最大范围之内进行强化宣传，企业经过创新之后能够充分的实现“精益求精、柔性求新”发展，这位技术创新的突破奠定基础。技术创新能够实现精柔型企业文化的完善。技术创新需要企业文化的支撑建设，“精益求精、柔性求新”的企业管理理念能够激励引导企业技术创新。
企业文化在现代管理中主要表现为对员工自身素质的建设上。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机制要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实现沟通的顺畅，协调各方面的工作开展。企业的创新能力需要大量高素质的专业人才来完成，形成浓厚的企业文化氛围。激烈的市场竞争需要企业不断进行自我完善创新，现代企业发展除了要追求经济效益之外还要满足员工精神生活，在尊重理解的环境中实现员工素质的升华。现代企业文化的发展需要以人为本理念进行支撑，让员工能够感受到企业对他们的重视，这样就会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与归属感。企业要营造公平竞争的工作环境，充分的发挥员工的创造能力，使员工能够积极的参与到企业的发展中，实现企业文化与技术创新的共同发展。管理者要重视企业文化的建设影响，这是企业文化对现代企业管理作用的重要表现。
技术创新能够强化精柔型企业文化发展，是企业文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需要企业在日常工作中逐步的建立。企业员工应该在共同发展目标的影响下，实现工作效率的提升，这是企业行为文化精益求精完善发展的保障。针对企业技术创新需求要进行适当的指导，激发企业创新行为的开展，精柔型企业文化的发展需要企业技术创新进行指导。技术创新目标的实现需要对企业行为进行肯定，针对表现优异人员论功行赏，这是企业规范化发展的表现。巩固强化企业文化有助于技术创新目标的实现，对企业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改革，认真总结工作经验教训，促进企业文化建设。
技术创新成果为精柔型企业文化发展提供发展载体，同时企业文化为技术创新提供理论基础。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各行业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为了构建完善的市场环境，企业需要对自身的文化进行系统性构建，在“精益求精、柔性求新”原则下强化企业技术的不断创新。企业就似乎创新成果是企业文化发展的根本动力，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使企业内部环境不断得到完善、巩固拓展。高品质的服务项目在企业发展带动下出现，充分的树立企业改革创新形象，这是企业文化与技术创新全方位发展的根本要求。但是精柔型企业文化与技术创新需要解决资金问题，企业拥有充足的资金才能够影响企业文化与技术创新，反之，则很难顺利开展下去。这是技术创新对企业文化发展产生制约的根本因素。
二、结束语
打破林业发展瓶颈，促进林业向数控化管理方向发展
目前，林业中无法避免的病虫害带来的破坏、成活率低、授粉率低、水腐烂根、花期受损、缺少光合作用等十分严重。我国林业也大多处于粗放型管理模式，对于林木作物的温度、水分、养料、日照还无法达到精准化控制。林业技术创新改林业管理模式粗放型为集约型，改模糊化、经验化为数字化、科学化。即在林业管理中要使用数字化、自动化、精准化管理设备，对林园的水分、温度、养料、日照进行直观的测量，准确把握并分析出此阶段作物所需的外部环境及肥料供给，并给出合理化意见，对所缺或过剩的元素进行调节，使林木管理员更有针对性地进行环境处理。因此，林业合理使用创新技术，可打破林业发展瓶颈，促进林业向数控化管理方向发展。
减少人力浪费，提高林业人员素质结构组成
林业因其工作量大，工作重复性和不可掌控性较高，所以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林业技术创新的融入可以通过高新技术减轻劳动强度，减少工作的重复性，加大可操作性，从而减少人力资源不必要的浪费。同时，林业人员一般文化水平较低、素质较差，工作中大多凭借多年积累经验，科技投入林业，势必带来新鲜的血液和高科技人才，从而带动一批具有一定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的人员加入，提高了林业人员的整体水平，更使林业人员从组配上得到提升。
提高资源利用率，加快可持续发展，推动林业绿色化进程
林业资源的保护利用和发展与人类生存环境息息相关，在促进林业发展过程中一项不可忽视的工作就是保护环境，因此出现了可持续经营技术、生态系统恢复、荒漠化防治技术、森林资源培育技术、重大森林灾害有效控制技术、湿地生态系统、森林生态系统等林业创新技术，这些技术的目的都是把自然环境与林业从相互影响变成相辅相成，从而达到生态系统、动植物多样性系统、林业系统、可循环系统、人类生存环境和谐统一。
改变被动角色，引领市场走向
关键词：过程论;动态过程;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哲学
一、作为动态过程的技术
美国技术哲学家米切姆区别了四种类型的技术概念,即作为客体的技术,作为过程的技术,作为知识的技术以及作为意志的技术。关于作为过程的技术,米切姆曾提出,工程师注重制造的一面,社会科学家注重使用的一面,而传统的人类活动就划分为制造和使用两类。工程师认为技术的基础内容是发明和设计[CD2]制造的原初意识,社会科学家则认为是生产和实用,技术的社会应用才是最重要的［1］。在此,米切姆已经把技术理解为包含发明、设计、生产、使用的不同阶段的过程。
东北大学远德玉教授是国内较早探讨技术本质的学者之一,1981年11月,远德玉教授参加在苏州举行的第二届全国技术史学术讨论会,提交论文《技术是一个过程[CD2]略论技术史与技术论研究》,首次提出了技术过程论的观点。1982年,远德玉教授在《技术是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一文中提出,把技术列为科学的一个层次是不妥当的,需要从技术的角度来研究技术与社会、生产、经济、哲学的关系［2］。1983年,远德玉教授又提出,技术是一个人类实践的动态过程,技术在人类利用、控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才体现出自己的面目［3］。1984年10月,远德玉教授向第三届全国技术史会议提交了题为《历史中的技术》的论文,分析了原始时代、工匠时代和近代技术的各自存在方式和存在特点,提出技术概念是一个历史性的范畴,它本身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人们对技术的不同理解,是由于技术形态的不同引起的;不同时期人们侧重于技术的某一形态,便产生了不同的技术理解。在1986年出版的《论技术》一书中,他进一步论证了技术是一个动态过程的思想,并把技术是一个动态过程作了三方面的概括:技术是从无形技术向有形技术转化、从潜在技术向现实技术转化的过程,是技术软件与技术硬件在动态过程中的统一,是知识、能力、物质手段不断更新的过程［4］。2003年,在《技术过程论的再思考》一文中,远德玉教授对技术是一个过程又增加了一条概括,即技术是目的与手段在动态过程中的统一。目的性在技术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不断变化,相应的手段也在变化,由此才有技术形态的变化［5］。
关于技术是一个过程的思想,是理解技术本质属性的关键。在《过程论视野中的技术本质》一文中,笔者从技术目的实现的过程性与技术形态转化的过程性两个方面作了分析［6］。一方面,目的性是整个技术系统发展的动力,是支配技术各要素的灵魂,技术的目的性指的是人们有意识地把某种自然对象转变为受人影响和被人加工、改造、控制的对象,使技术成为变革自然的手段,而不是指技术本身就是目的。在技术逐渐成为满足人们需要的物品的过程中,技术目的性也逐渐地得到实现,即技术目的的实现也是一个过程。另一方面,技术目的在技术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是不断变化的,技术目的的变化就会导致技术手段的变化,由此产生技术的不同形态。由潜在的知识形态的技术到现实的物化形态的技术的转化过程,就是技术的目的性具体化的过程:从抽象的技术目的性转化为具有特定功效性的目的性,并进一步转化为符合特定经济性和社会性的目的性。
从过程论的角度看,技术本来就是表现为多种形态的,诸如知识形态的技术与物化形态的技术,有形的技术与无形的技术,潜在的技术与现实的技术,一品技术与多品技术,等等。技术形态的转化就是它向生产力的转化过程,也是技术本身的不断完善化过程。由主观技术构想、创意而产生的技术发明是技术的初始形态,必须经过设计、试制和试验加以客观化、物质化,才能纳入到生产劳动过程中去,成为现实的生产技术。而单一的生产技术仍不能实现技术的最终目的,因为它只能完成产品生产的一部分或一个环节,必须有许多与之相匹配的一系列生产技术才能形成产品和服务;只有多种生产技术的综合,即完成生产技术的体系化或形成产业技术,才能实现技术的最终目的
［7］。
二、技术发明与技术创新
从技术动态过程的分析可以看出,完整的技术活动并不仅限于技术发明,它至少包括两部分的内容,其一是技术发明活动,即技术知识的创造、积累,科学知识的拓展;其二是技术创新活动,即把技术发明活动的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实现技术的目的性。这两部分内容对于技术活动来说是互补的、缺一不可的。实际上,在技术创新过程中也会伴随着技术发明的出现,这样的技术发明仍可申请专利,而且其应用于技术创新过程的时滞也许更短,因为这种发明是更加接近和适合市场需要的。因此,只有两者的结合,才能完整地理解历史上和现实中的技术。正如英国牛津版《技术史》一书的主编T·I·威廉斯在该书的6、7卷序中所指出的,我们不能把技术的发展与管理部门和工会的作用分割开来。在当代,曼哈顿工程和登上月球的实现,代表了技术发展的顶峰。但是,公正地说,这些成就既是科学家和工程师们以精湛的技术能力工作的结果,同样也是这些极为复杂的工作的管理者的巨大胜利［8］。
熊彼特最早对“发明”与“创新”进行了区别。他认为,企业家的职能是把新发明引入生产系统,创新则是发明的第一次商业化应用。只要发明还没有得到实际的应用,那么它在经济上就是不起作用的。而实行任何改善并使之有效即创新,是同它的发明完全不同的一个任务,而且这个任务要求具有完全不同的才能。把发明创造同技术创新相区别,被认为是熊彼特的重大贡献之一。日本学者森谷正规认为,创新与发明之所以被大大地混淆,是因为从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的技术发展,包含创新与发明两方面的内容。作为这个时期标志的创新是众多发明的产物,一系列革命性的发明为技术创新提供了动力,掀起了滔滔不绝的技术创新的洪流［9］。我国理论界也探讨了技术发明与技术创新的区别。陈昌曙教授与远德玉教授合著的《技术选择论》一书,较早地初步区分了技术发明与技术创新,提出企业技术活动的中心环节,是如何把科学技术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并实现经济增长,即做到技术创新。他们认为,技术发明是技术创新的一个环节,而不是技术创新的全部和实质。技术创新是研究、开发、工程设计、市场分析和管理决策等相互交错的全过程,是把发明应用于生产并实现经济增长的全过程,是过程创新［10］。陈文化教授则把技术发明比喻为“鸡下蛋”,把技术创新比喻为“孵小鸡”,认为技术创新是“孵化企业”的过程,只有不断地孵化出企业,才能实现科技与经济的一体化;相反,如果把创新等同于创造,就是了创新的本质和灵魂,其结果又会退回到科技与经济相分离的老路上去［11］。对技术发明和技术创新进行的这种区分,其意义在于指出了技术(经济)活动包括的丰富内容不仅仅局限于技术发明,事实上停留于技术发明的技术活动是不能为一国或一地区带来实际的经济效益的,技术活动还有其更为重要的一面,即技术创新。由此必然会合乎逻辑地过渡到技术创新的研究,因为技术创新实质上就是在技术原理基本不变的情况下的技术形态转化过程。
就目前所见到的技术史方面的著作来看,重点是研究技术发明,弄清哪些人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发明了什么新技术,而且对做出过发明的人物生平进行较为详细的叙述。这种研究是很必要的,因为只有从这些发明家身上总结并吸收更多有规律性的东西,才能有利于我们在今天和未来的实践中做出更多的发明来。然而,仅有这种研究又是不够的。从过程论的角度看,只有深入到技术创新的内部,揭示技术创新活动的规律,才能完整地理解技术过程,因为在当代社会,发明家的创造性成果只有经过技术创新主体的创造性活动,形成技术商品而直接被最终消费者所使用和体验,技术发明家的目的性以及技术发明物的价值才能得以展现,才能实现技术的现实过程。在这种意义上,技术创新成为唯一能够揭示技术存在的方式,人们正是通过对技术创新的每一个阶段或环节的具体把握,才能领会技术的真实含义。不弄清技术创新问题,就谈不上真正理解技术的本质问题;脱离对技术创新过程的理解进行的有关技术本质和意义的探讨,也是缺乏现实针对性和理论活力的［12］。
三、技术创新研究的新范式
从过程论的角度看,技术创新的内容可以理解为技术本身的、经济的以及管理的创新的结合。技术创新首先是技术本身的过程创新,包括技术本身的不断完善化过程,又包括该项技术同相关的一系列技术结合实现体系化的过程;其次是经济的过程创新,包括一系列的经济决策与经济行为的创新;再次是管理的过程创新,它使得生产过程中技术的诸要素、生产力的诸要素得以完善地组织、协调、平衡和配置,实现生产经营系统在功能和结构上的整体优化。三种创新在技术创新的不同阶段,所起的作用和侧重点是不同的。技术的过程创新在创新的开始阶段比较强,随着创新过程的发展,技术的创新内容呈现弱化趋势,而经济的和管理的过程创新则呈现日益强化的趋势。只有三者的有机结合,才能实现技术成果的商品化,使技术变为直接生产力［13］。由于技术创新是一种呈现为某些阶段性的连续的渐进过程,因而研究不同阶段的创新特征、内容和方法,对于人们弄清技术创新的规律和规则,并按照这些规律和规则进行创新,从而缩短从发明到商业应用的时间,都是极为有益的。正因如此,远德玉教授积极倡导进行技术创新的工艺性研究,并提出了创新工艺研究的课题,包括如何对技术的、经济的、管理的三类过程创新的结合及其阶段性的研究,如何认识创新的内容随着创新阶段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特点、规律,如何探求创新过程中不同阶段所采用的创新方法和手段。
沿着过程论的思路,技术创新研究的新范式逐步得以形成。这种新范式以技术创新的经济学研究、管理学研究、技术学研究、政策学研究等为基础,认为技术创新既不是纯经济学范畴,也不是纯技术学范畴,更不是纯管理学范畴,它是经济与技术相互结合的,既具有经济特征又具有技术特征的技术—经济范畴。在实现技术与经济的结合过程中,管理起着关键性作用。从企业来看,技术创新是把发明成果创造性地应用于生产经营活动,使之向产品化、商品化不断逼近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生产函数的多次转移,技术在形态上的多次改变,最终成功地把创新产品推向市场,并获得显著的经济效益,才是完成了技术创新的一个周期。技术创新一开始就是技术实践、生产经营实践、管理实践结合在一起的特殊的社会实践活动,具有技术实践、生产经营实践与管理实践的三重属性。尽管在整个技术创新实践活动中的不同阶段,上述三者的表现有所不同,但缺少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能构成现实的技术创新活动;而只有三者的有机结合,才能创造出满足市场需求的产品,使技术成果转变为现实的生产力,为企业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因此,技术创新的研究需要突破线性思维的误区,需要充分把握技术创新过程的非线性作用机制,充分调动创新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通过各种途径对已有的技术创新活动进行必要的认识和总结,从中发现不同创新活动在其实施过程中的具体表现以及遇到的具体问题,从而根据这些创新活动暴露出来的共性问题,预见现实技术创新过程可能遇到的不利情况,以便在创新实践过程中加以特别注意,减少技术创新活动的盲目性。把技术创新看做是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社会化过程、产业化过程和商品化过程,是技术创新研究视角改变和研究新范式得以确立的方法论基础,也是技术创新的哲学研究同经济学的和管理学的技术创新研究区别开来的标志。
刘则渊教授在《试论中国技术哲学的东北学派》一文中指出,以陈昌曙教授为代表的技术哲学专家在20多年的研究历程中逐渐形成了中国技术哲学的东北学派,他们基于技术本质、特征、体系、结构以及相关范畴的哲学分析,并把这种哲学的分析应用于技术选择的现实活动。其中,技术创新哲学理论是技术哲学东北学派的突出成果,它基于《论技术》中关于“技术是一个过程”的观点,把技术创新看做是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社会化过程、产业化过程和商品化过程,率先提出“技术形态的过程创新”思路,在技术创新实践中实现技术、经济、管理三方面的过程创新［14］。这种评价从过程论的视角来看,是比较中肯的。
四、技术创新哲学研究的新进展
技术创新哲学的兴起和发展,本质上反映着技术创新对哲学发展的影响。在这里,技术创新哲学并不是从最普遍的哲学或“元哲学”中发展派生出来的,而是从技术创新研究和实践提出的问题中引导出来的;同样,也不是技术创新研究需要有哲学转向,而是哲学研究需要有技术创新的转向。从哲学的视角研究技术创新,就是要对各有差异的技术创新实践中遇到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进行哲理性的思考,从中揭示技术创新的本质规定和基本特征,探讨影响和制约技术创新活动的根本因素,研究促进技术创新的能力与动力机制,以便为技术创新实践及其理论研究提供方法论指导。
就国内学术界对技术创新哲学的研究来看,陈其荣教授在对不同的技术创新观点进行归纳、比较后,根据实践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从哲学角度把技术创新界定为“作为创新主体的企业在创新环境条件下通过一定的中介而使创新客体转换形态、实现市场价值的一种实践活动”,并说明了技术创新的五个基本特征,即创新性、实践性、社会性、历史性、不确定性［15］。肖信华以范式思维方式为研究方法,从技术创新的特点、机制、方法、途径等研究入手,对技术创新的哲学理性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和探讨,并提出了技术创新的三对范畴,即必然性和偶然性,可能性和现实性,形式与内容［16］。夏保华教授则呼吁自然辩证法学者应特别着力于进行技术创新的哲学研究,并为发展一门技术创新哲学而努力。他还开列了关于技术创新的本质、客体、活动、主体、动机、知识、条件、方法等八组哲理性问题［17］,并探讨了作为哲学范畴的技术创新,认为技术创新是一种在人与自然、
人与人、自然与自然之间展开的由新技术构思到新技术物品生产的创新性社会活动价值系统［18］。宋海龙以明代中期以后中西方火药、火器理论及技术的发展为例,讨论了哲学思想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认为哲学思想通过影响技术创新主体的创新意识、创新题目的选择、创新方法的设计以及创新成果的理论解释等渠道,渗入技术创新的全过程。在近代史上,西方以实验为基础的实证主义哲学对于技术创新具有积极意义,中国“经世致用”、“天人合一”等传统哲学思想对于技术创新具有消极影响［19］。
除了上述研究成果外,东北大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自1993年获得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授予权以来,远德玉教授和关士续教授就开始招收“技术论与企业技术创新”研究方向的博士生,先后指导完成有关“技术创新主体”、“技术创新的制度安排”、“产业技术生态化”、“技术创新的历史阶段性”、“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技术改造”、“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的整合”、“基于信息过程的技术创新研究”、“技术创新的契合模式”、“企业技术创新的多层次分析”、“产业技术范式的演化分析”、“产学研合作创新体系的历史与实践分析”、“技术创新与产业变革”、“IT企业的知识管理与技术创新”、“创新系统中的知识流动分析”等14篇博士论文,另外陈昌曙教授、陈凡教授和娄成武教授分别指导其博士生完成了技术创新研究方面的7篇博士学位论文,内容涉及企业持续技术创新的结构、技术创新组织及其演化、企业孵化器创新功能及其实现机制、企业形象及其创新、民营企业技术创新、创新系统中的多主体合作及其模式、技术创新过程中的创造性思维及其培养模式。这些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与完成,均以过程论作为方法论指导,从不同的层面深化了技术创新哲学的研究,而且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如今,东北大学科学技术哲学博士点仍然继续招收“技术发明与技术创新”和“技术创新哲学”方向的博士生,并就高新区自主创新、技术创新的价值取向、技术创新柔性激励机制、技术创新过程的协同创造、技术创新文化等内容展开哲学方面的研究。这些研究也是以过程论为方法论的,正如李宏伟博士在自己的学位论文的致谢辞中所说的,过程论思想已经上升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观念和思想方法,成为贯穿论文始终的思想基础［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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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国际技术贸易既是国际贸易的一个重要组成，也是国际技术转让的主要形式之一。众多的实证分析表明，无论是以技术创新为基础的国际贸易、还是国际贸易引致的技术创新，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论文关键词】国际技术 贸易 创新 发展中国家 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近二十年来，国际技术贸易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呈现出许多新的发展趋势：其一，国际技术贸易日趋活跃，规模不断扩大。科技进步以及技术信息的传播加快，促进了国际技术贸易的发展。其二，技术转让“软化”。纯知识或信息形态的软件技术转让，如专利、专有技术、技术情报等等，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其三，国际技术贸易格局呈现多极化，但发展不平衡。由于技术水平的差异等原因，国际技术贸易主要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发达国家在技术出口中一直处于垄断地位。其四，跨国公司在国际技术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长期以来，跨国公司控制了相当份额的国际技术贸易；此外，跨国公司以技术输出带动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改变了以往对发展中国家单纯的资本输出。影响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的主要因素包括发展中国家创新的技术能力以及创新诱导的反应机制等。而国际技术贸易(技术引进)对提高发展中国的技术能力、改善创新诱导的反应机制都有重要的作用，并最终影响到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的能力和水平。 一、国际技术贸易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能力 技术能力是一种存量，它是历史积累的结果。技术能力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有形的技术能力，表现为创新主体技术存量水平的增加。二是隐含的技术能力，表现为创新主体的成员所拥有的知识、技术技能以及组织经验等。就国家而言，常常表现为一国人力资本存量的多寡；就企业而言，具体表现为企业员工所拥有的技术技能以及组织经验。发展中国家通过国际技术贸易直接引进技术，能够提高本国两方面的技术能力，并最终影响到本国的技术创新能力。首先，通过国际技术贸易引进技术，无论引进的是成套生产设备等硬件，还是专利技术等软件，都直接提高了本国的技术存量水平，从而也提高了该国有形的技术能力。其次，通过国际技术贸易引进技术也能提高发展中国家隐含的技术能力，因为技术的引进常常伴随着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员工对新技术的学习、掌握的过程。 二、国际技术贸易与发展中国家的创新诱导反应机制 国际技术贸易并非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或经济活动，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种融经济、技术、科学文化、甚至政治为一体的复杂过程。譬如说，国际零售业连锁经营企业通过特许经营的方式(属于技术贸易的范畴)进入中国市场，它首先要从国家有关部门获得市场准入的许可，这可能要涉及到政治问题；它要寻找合作伙伴，考虑投资的成本收益问题，这是经济方面的问题；国际零售业连锁经营企业内在固有具有的企业文化、经营文化会影响到众多的消费者的消费习惯，这是文化方面的问题；国际零售业连锁经营企业新颖有效的特许经营方式被众多的国内厂商所模仿，形成了遍及全国的连锁经营热潮，这是很重要的一种制度性创新。因此，国际技术贸易的影响是很复杂的，不仅仅是简单的技术引进而已，换句话说，国际技术贸易具有很强的“外部效应”。从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的角度而言，国际技术贸易的外部效应主要表现在它改变创新主体的内在意识，并改善创新主体内外部的制度环境，从而使得发展国家创新诱导的反应机制更加灵敏，最终改善发展中国家的创新机制和创新能力。 首先，国际技术贸易能够改变发展中国家创新意识缺乏的状况。很多发展中国家表现出一种维持传统和稳定为主调的社会意识结构，普遍缺乏创新意识。借用结构主义的观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常常会陷入“累积因果关系”的恶性循环之中，也就是说技术创新在低水平上的停滞发展。而这种恶性循环是内在力量所无法克服的，这时候需要一种外在的推动力量，使其能够跳出这种恶性循环，而国际技术贸易可以看作是这样一种外在的力量，这种力量首先改变的是创新意识方面的问题。正像上述国际零售业连锁经营企业的例子一样，技术的引进带来了消费者消费习惯的新变化，先进的经营模式所具有的明显优势促使大量的模仿，最终导致整个行业经营模式的创新。显然，在这一过程当中，企业和个人都经历了一次思维方式的转变，从认识、接受到模仿，甚至在此基础上结合本地情况进行二次创新，这种普遍性的思维方式的转变意味着一个国家创新意识的兴起。这对发展中国家的创新机制形成和创新能力的提高都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因为只有具备创新意识的国家，政府才会对技术创新给予充分 的重视，并为技术创新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条件和环境。 其次，国际技术贸易能够改善创新主体内外部的制度环境，促使发展中国家创新诱导反应机制的灵敏化。从引进技术的企业来说，为了充分利用引进的技术常常需要在企业的组织管理方面做出较大转变和创新，也就要改变企业内部的制度环境，比如说企业为了利用维护一套价值昂贵的生产线，需要新建立专门的技术部门，负责对其进行维修和改进，同时加强企业对员工的技术培训制度，这些制度性的转变和创新都有利于企业进一步的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在国家层次，政府为了保证技术引进的顺利实施，需要建立专门的技术金融制度以确保技术引进的配套资金。而且在国际通行的知识产权保护观念下，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技术贸易需要建立起一整套专利制度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否则，就难以从国际市场上引进技术，即使能够引进也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因为缺乏知识产权的保护将损害技术出让方的利益。也就是说，国际技术贸易客观上提出了对发展国家改善技术创新制度环境的要求，而这种要求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创新主体更好地对创新的市场需求做出正确的反应，最终有助于改善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的机制，并提高其水平。 三、小结 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已经越来越充分地肯定了技术创新对“比较优势”的积极意义，无论是静态的、还是动态的。就国际贸易的双方而言，国际贸易对各自的技术创新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影响，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辨证地看，如果能就国际贸易与技术创新的关系作一长期分析的话，两者之间显然不仅具有一种互动效应，同时具有一种长期增长效应。因为新增长理论、新贸易理论，加上对当今世界经济的整体增长而言，不仅需要各国独立的技术创新，同时为了节约稀缺的世界经济资源，需要各国尽可能地分享这种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技术创新，而国际贸易正好能实现这种意图。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在处理国际贸易与技术创新的关系问 题上，不仅需要做客观的长期和短期经济分析，同时也要充分地考虑到制度的、文化的、政治上的成本和收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