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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理工大学调剂(合集7篇)

时间:2022-05-31 22:03:58
昆明理工大学调剂

昆明理工大学调剂第1篇

关键词:昆81方;昆明方目;成方;中药;医方汇编

中图分类号:R2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2349(2017)07-00100-02

1954年3月昆明市工商业联合会药商业同业公会选编、昆明市人民政府卫生局审查合格的《国药八十一种成药配方目录》(昆明市档案馆档案称之为“昆81方”,故沿称“昆81方”。昆明市档案馆档案,档号:56-5-162)是新中国成立初昆明中药业制剂的标准[1]。新中国成立初的《昆81方》是以民国时期的《昆明方目》(1939)为蓝本汇编的[2]。那么,两书有何差异呢?《昆81方》对《昆明方目》有哪些继承和发挥?本文试探其义。

1继承《昆81方》医方的编纂目的和过程与《昆明方目》的编纂目的和过程是一致的。《昆81方》由中药铺的行业组织昆明市工商联合会药商业同业公会(又称“昆明市药商业国药组”)从各中药铺中筛选,确定为“成药统一药方”,后报昆明市人民政府卫生局审查登记,经审查合格后,汇编成册,作为同业制剂的标准。民国时期《昆明方目》的编纂[3]也是由行业组织昆明市药材业同业公会统一报送政府卫生部门审查,化验合格后,汇编成册,“作为配合成药之标准”。两次汇编的目的都是统一方剂,防止各药房随意加减。

《昆81方》绝大部分方剂的组方和份量与《昆明方目》的组方和份量相同。本项研究将《昆81方》与《昆明方目》对照,统计结果为:两书方剂的处方和份量全同者共51方,占全部81方的6296%;处方有一二味甚至三味加减或一二两味药的份量有些微调整者共23方,占2840%;组成成分加减超过原方数量或用量倍增者3方(朱衣安神丸、女金丹和五积散),占370%;删除9方,增加4方,增删方占1604%。也就是说,继续沿用旧方和微调的方剂占九成,只有少数增减。

《昆81方》分类与《昆明方目》相同,均沿用了清代通行的“旨证为纲”分类法为主,兼顾专科来编排。全书依次分为补益门、脾胃门、妇科门、痰嗽门、眼目门、泻痢门、气滞门、风痰门、伤寒门、暑湿门、燥火门、咽喉口齿门、幼科门、疮科门和补遗附方共15个门类。门类名称和顺序如出一辙。

《昆81方》收载方剂数量与《昆明方目》相差无几。《昆明方目》收载正方82种,附方4首,共86种;而《昆81方》收载正方79种,附方2首,共81种。

2发挥

21增加制法、主治、用量、服法和禁忌民国时期《昆明方目》仅有处方和份量,尚未记载每方的制造方法、主治、用量、服法和禁忌等事项,而《昆81方》则在每方之下记述制法、主治、用量、服法和禁忌。目录是目和录的合称。[4]对配方而言,目是指配方之名,录是为方的成分所作的说明。相比之下,《昆81方》对配方的说明更加丰富和严格。《昆81方》在正文前的编纂“说明”里强调:“我业各药房应该按照规格份量配置”,“不论散剂、水叠、蜜丸,应切实依照调剂方法,认真配置,不得自行加减或偷工减料。”同时指出“仿单内容,除商标牌号外,必须将处方、份量、制法、主治、用量、服法、禁忌、制造日期等分别项目详明地印于仿单。”

22修订了部分药名《昆81方》采取补充、增加功用或更名等方法,规范了《昆明方目》方名。所修订的药名,根据医籍文献里的经典方核对,方同者名同,方异者名异。修订后的药名,多数恢复了原来经典方的方名;与经典方相异的,另取方名。据古法加减的方剂,按照清代徐灵胎指出的那样:“义已别,则立名亦异”[5]另立一名,有别于原方。如归芍地黄丸、补心丹、开胃健脾丸等。修订的药名主要包括卫生丸等21方(见表1)。修订后更为规范。

23删除、新增部分方剂《昆81方》就《昆明方目》删除了白凤丸、立止咳嗽丸、保肺丸、橘核丸、疝气丸、苏风丸、追风紫霞丹、建中丸和孔圣枕中丹9方。新增归芍理中丸、感冒苏风丸、消食苏风丸和健脾肥儿丸4方。见表1。

24加味较多或还原的共3首对《昆明方目》朱砂安神丸等3首加味数量较大。朱砂安神丸原处方(与李杲《内外伤辩惑论》朱砂安神丸同)加潞党参、茯苓、远志、枣仁和益智5味;份量上,除朱砂外,其余均倍量。女金丹原处方(与明代张介宾《景岳全书》女金丹同)17味调整到23味(1997年改称“妇舒丸”)。五积散原处方仅保留宋代《太平惠民合剂局方》五积散15味中的5味,《昆81方》五积散还原为《局方》15味。

25稍微加减了部分方剂《昆81方》对《昆明方目》开胃健脾丸减黄芪,加桔梗和淮毛条(与王肯堂《证治准绳》健脾丸对照,尚有法夏等5味相异)。参苓白术散删除桔梗(1979年改为“参苓健脾胃颗粒”)。附子理中丸加肉桂,名附桂理中丸。山楂丸减砂仁、莪术和三棱3味。疝气丸加甘草。天麻丸(与元代朱震亨《丹溪心法》易老天麻丸同)去萆Z,加桂心和茯苓(1975年称“天麻祛风补片”)。通关散加枯矾。虎骨酒去熟地,加龟板和木瓜。人参败毒散加楚荷。藿香散加神曲。保童丸以白芍换云连。化虫散去谷虫和芦荟。糊药去猪骨、羊骨和鸡足,加红糖(与现行糊药同)。柏子养心丸加黄芪和党参(对明代彭用光《体仁汇编》柏子养心丸增加补气药)。

26调整了部分药味的份量《昆81方》对《昆明方目》中部分方剂微调了份量。十全大补丸的当归由1两调为1两5钱。归脾丸的远志由3两调为5两。八珍丸的当归由1两调为1两5钱。金锁玉关丸的黄柏和砂仁由8两和8两分别调为3两和2两。天王补心丸的生地和当归由8两和4两分别改为4两和8两。香砂六君子丸的党参由1两调为2两。痧气丸的大黄和蝉酥分别由6两和1两调为3两和5钱。栀子金花丸的黄柏由16两调为4两。

27增加了部分药材的炮制法。除保留《昆明方目》中原部分药材的制法外(如盐炒泽泻),《昆81方》还新增了部分药材的炮制方法如盐炒黄柏,醋煅磁石,去核乌梅,炒红花椒,虎骨(酒酥透),酥龟板,炒枳壳等。

3小结

以《昆明方目》为蓝本,昆明市工商业联合会药商业同业公会筛选了新中国成立初昆明中药铺的成方制剂,推陈出新,汇编成《昆81方》。与前书相比,《昆81方》编得更加完备。《昆81方》以古代中医典籍规范了药名、处方和份量等内容,将方剂学的严谨性和系统性应用于医方汇编,是后来云南中医方剂学、《云南省药品标准》等医籍编纂的圭臬。

《昆81方》在处方项下增加了药材炮制法、药剂修制法、主治、用量、服法和禁忌,部分增添了功能,变目录为仿单,变处方为制造和使用说明书,项目更加具体,使该医方汇编具有配方手册和用药指南的作用。各中药铺,尤其不久成立的“公私合营昆明市药材加工厂”,配制成药均以此为依据,因而该医方汇编实用价值较高。作为制剂规范,《昆81方》不仅继承了前人经验,而且增补了新的成果,@样,既保留了近代昆明中药业许多珍贵的中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又传播了经典方剂,得到了医药界的普遍重视。其中许多创见,为今天云南特产中成药奠定了基础,丰富了中医药学内容。

参考文献:

[1]李文辉,李铁军云南省志・医药志[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87

[2]杨祝庆民国档案《昆明方目》方源初考[J].云南中医中药杂志,2017,38(2):48-55

[3]杨祝庆《昆明方目》的编纂、内容特点和价值[J].中华医史杂志,2017,47(1):41-44

昆明理工大学调剂第2篇

关键词: 昆虫信息素 生物学研究 化学研究 应用研究

昆虫信息素(Insect Pheromones)是指同种昆虫主个体之间在求偶、觅食、栖息、产卵、自卫等过程中起通讯联络作用的化学物质,主要有性信息素(Sex Pheromones)、聚集信息素(Aggregation Phromones)、疏散信息素(Epideictic Pheromones)及蜂王信息素(Quee Pheromones)等。许多昆虫发育成熟以后能向体外释放具有特殊气味的微量化学物质,以引诱同种异性昆虫与其。这种在昆虫过程中起通讯联络作用的化学物质叫昆虫性信息素,或性外激素(用人工合成的性信息素或类似物防治害虫时通常叫昆虫性引诱剂,简称性诱剂)。近年来对各种昆虫信息化学物的研究方兴未艾,其别是雌蛾释放的昆虫性信息素是研究得较详尽的一种,也是本文比较侧重叙述的内容。

1.昆虫信息素的生物学研究

昆虫信息素生物学包括与信息素有关的昆虫生物学、行为学、生理学、形态生态学和生物化学等基础研究。我国已在这一领域开展了一些比较深入的研究工作。

1.1昆虫求偶与性信息素释放节律研究

昆虫求偶和性信息素释放的时辰节律,可为信息素的有效提取和分离提供可靠依据。昆虫性信息素的产生和释放受各种环境因子和生物因子的影响,这些因子的信号通过神经激素的调节来控制信息素的合成和释放。同样,对于接受信息素信号的个体,神经激素可调节对于信息素的反应。各类虫源的性信息素释放速率具有明显差异,只有在求偶高峰这段时间,分离和提取昆虫性信息素才能达到最佳效果。

1.2昆虫信息素腺体部位与形态结构确定

昆虫产生和分泌信息素腺体部位和形态结构是分离、提取信息素的前提条件。这类腺体的构造和部位根据种类功能的不同,有许多类型。

1.3昆虫触角化感器的形态和种类

昆虫对信息素的感受作用主要依靠触角,触角的类型有许多种,但基本上可分为两大类:鞭节形触角和羽毛形触角。整根触角表面密布多种形态各异的化学物质感受器官,其功能是感受和区别来自生息环境中的各种气味物质。

1.4触角电位技术(EGA)的应用

触角电位技术是应用电生理学方法,研究昆虫触角内嗅觉感受细胞生理功能的专门技术,简称EGA(Electroantennogram)。这项技术灵敏快速,操作简便,已成为昆虫信息素分离和结构鉴定常用的一种测定方法,用此技术可测定性信息素提取物的生物活性。同时,用这种技术还可研究信息素分子的化学结构和生物活性的关系。目前,EGA技术已发展到单细胞检测水平。

1.5昆虫信息素的生物合成与调控

昆虫性信息素在体内的生物合成与调控是近年来信息素生物学研究的新课题,某些科研人员早就提出:“鳞翅目昆虫性信息素的产生受内分泌调控。”但直到1984年才首次获得了有关鳞翅目昆虫性信息素受内分泌调控的实验证据。他们发现在某种昆虫的脑和咽下神经节匀浆中存在一种促进信息素活性因子,后来鉴定为信息素生物合成活化神经肽。此物质的发现是昆虫神经内分泌调控性信息素研究中的突破性进展。

2.昆虫信息素的化学研究

2.1昆虫信息素的鉴定

昆虫信息素研究的首要问题是信息素化学结构的鉴定。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始于20世纪30年代,在昆虫信息素结构鉴定中广泛使用了GC-EAD,GC-SSR(或SCR)技术,这些技术对于测定多组分信息素混合物、植物挥发性物质非常有效。中科院动物所于1979年鉴定出了马尾松毛虫性信息素的3个活性组分:顺5/反7-十二碳二烯醇,顺5/反7-十二碳二烯基乙酸酯,顺5/反7-十二碳烯基丙酸酯。这一重要进展标志着我国的昆虫信息素研究达到了一个新水平,进入了国际同类研究的前列。此外,我国还鉴定出了多种农村害虫的性信息素化学结构。

2.2昆虫信息素的合成

昆虫体内产生和分泌的性信息素数量极少,用其防治害虫是不现实的。由于超微量分析仪器应用和立体选择合成技术的出现,近20年来,昆虫信息素的结构鉴定和合成的昆虫性信息素及其类似物达2000多种,我国研制成功的农、林、果、蔬等重要害虫的性信息素也有几十种,为研究和应用性信息素防治害虫创造了条件。

3.昆虫信息素的应用研究

我国昆虫信息素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与实际应用紧密结合。我国鉴定与合成的信息素多数是重大农林害虫的信息素或引诱剂,有些已经在害虫的综合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3.1剂型研制

人工合成的昆虫信息素多数为具有特殊气味的油状液体,在田间使用时必须选择合适的载体,制成一定的剂型。用作载体的物质不能与信息素发生化学反应,也不能促使信息素发生异构化。另一方面,载体物质要对所含信息素有一定的结合力,使其在田间根据设计要求缓慢释放,达到预期效果和目的。

3.2虫情测报

性信息素或性诱剂在害虫防治上的一个用途是监测虫情,进行虫情测报。由于它具有灵敏度高、准确性好、使用简便、费用低廉等优点,正在获得越来越广泛的应用。性诱测报法以诱捕器作虫性检测工具。诱捕器由诱芯和捕虫器两部分组成,诱芯即性诱剂的载体,含有人工合成昆虫性诱剂的小橡胶塞、硅橡胶片或聚乙烯塑料管等,其活性好,效力高。

3.3大量诱捕法

用性信息素直接防治害虫的一种方法,简称诱捕法或诱杀法,即在农田中设置大量的信息素诱捕器诱杀田间雄蛾,导致田间雌雄比例严重失调,减少雌雄间率,使下一代数量大幅度降低。在防治区可设置适当数量的诱捕器,把田间求偶的雄虫及时诱杀,使雌虫失去机会,不能有效地繁殖后代。研究结果表明;雌雄比例接近1∶1,且雌雄均为单次的害虫是大量诱捕法防治的最佳对象,诱杀大部分雄蛾就能产生显著防治效果。

昆明理工大学调剂第3篇

【关键词】青蒿素 产业 SWOT 分析

SWOT分析法又称为态势分析法,它是由旧金山大学的管理学教授于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来的,SWOT四个英文字母分别代表:优势(Strength)、劣势(Weakness)、机会(Opportunity)、威胁(Threat)。优势和劣势属企业内部的主观因素,是产业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积极的和消极的因素。而机会和威胁属企业外部的客观因素,即外部环境对产业发展直接影响的有利和不利因素。昆明制药青蒿素产业发展到今天,面对国内竞争加剧以及加入WTO世界医药的新格局,只有明确产业发展过程中自身的优势和劣势,把握国内外医药产业发展带来的机遇的威胁,准确定位,未雨绸缪,才能为今后的发展作充分的准备。

一、昆明制药青蒿素产业发展的优势

昆明制药青蒿素产业在长期的经营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品牌、树立了良好的企业形象,现已具有一定的规模经济实力,外销产品质量得到国际认可。这些都是昆明制药形成自身优势的关键因素,与国内外其他青蒿素产业相比,在青蒿素类抗疟药产品研发、知识产权、生产工艺技术装备、国际市场开发等领域具有的相对优势比较明显。

(一)特色产品及研发能力的相对优势

研发能力既是取得成果的基础,也是未来发展的潜力所在。目前,青蒿素产业独家拥有12个青蒿素类药品批文,其中有5个青蒿素类一类新药:青蒿素、蒿甲醚、蒿甲醚注射液、复方蒿甲醚片,是国内拥有青蒿素类单方、复方制剂品种最多、规格最全的青蒿素类药品生产企业。研发实力得到业内的公认即是昆明制药研发能力相对优势的体现。

(二)知识产权和国际市场开发的相对优势

昆明制药早在1990年前后就开始办理青蒿素类药品的国际注册,当时注册工作主要集中在蒿甲醚单方制剂(油针剂、片剂、胶囊剂),后来注册工作重点已转移到复方制剂,青蒿素类复方制剂复方蒿甲醚(Coartem)已经在全球包括美国在内的数十个国家申请并获得专利保护。另外,昆明制药在本省和东南亚市场的优势非常明显,云南位于中国、东南亚、南亚三大地区的结合部,随着东盟贸易区的建立,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进一步加强和东南亚、南亚大通道的建成,将为昆明制药青蒿素类药品的出口创造有利的区位优势。

(三)生产工艺技术装备的相对优势

高质量的产品需要严格的生产工艺装备的物质和技术支撑,与产品和市场开发相适应,昆明制药已经建成了青蒿素类产品从原料药制备到制剂生产符合GMP规范、门类齐全的生产技术装备。目前,公司拥有年产30吨青蒿素成品的粗品制备、精品生产装置;年产65吨蒿甲醚原料药生产装置;同时具备与原料药相配套的青蒿素类药品针剂、口服剂生产线。通过GMP和TGA认证,是生产条件达到国际质量认可的重要指标,这为昆明制药的产品立足国际市场提供了非常好的客观条件。

二、昆明制药青蒿素产业发展的劣势

在20多年前,青蒿素产业就形成了昆药集团的蒿甲醚、北京科泰的双氢青蒿素,桂林制药厂的青蒿琥酯三足鼎立之势,由于以前国内对抗疟药比较陌生,市场也不在国内,竞争不是很激烈,三家公司各做各的产品和市场,加之国际市场对青蒿素类的药品一般列为四线药品,很难在公立市场上有所作为,基本上就是通过商在私立市场艰难立足。就昆明制药青蒿素产业发展的内部因素来看, 除了存在规模经济尚小、一些设备老化、扩大再生产资金尚有短缺等问题之外,劣势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产业链不完整受牵制

就目前状况而言,青蒿提取、浸膏、粗品制备、成品精制这几道工序均处于委托加工状态,导致工艺技术质量管理人员不能直接对全过程进行有效监控,浸膏、粗品质量不稳定,各工序收率、总收率偏低,每公斤青蒿素成本居高不下。以上问题使昆明制药在国内各青蒿素生产企业中在技术质量和成本控制上处于不利局面,受牵制的状况会直接影响青蒿素生产、使用、购销各个环节争取主动权及国际市场的价格竞争力,最终影响昆明制药青蒿素产业发展的持续能力。

(二)国际营销人员明显不足

由于疟疾多发生于经济不发达或欠发达的亚洲、非洲、南太平洋等国家,要在这些国家注册产品通常需要办理的规程并不是当地较低的法规要求,而多采用的是英法美等国的高“门槛”法规。这就要求营销人员在打开亚、非、南太平洋等国家的外销市场时,必须按其规程要求办理相应的手续,即申请者所提供的注册资料必须符合拟申请国法规要求,但是目前昆明制药能够较好完成此任务的国际营销人员明显不足,这成了在疟疾高发、多发国家、地区的注册进度不够快的重要影响因素。

三、昆明制药青蒿素产业发展面临的机会

昆明制药青蒿素产业发展需要机遇,更需要抓住机会。加入WTO、西部大开发、全球医药产业结构调整、青蒿素产业国际化为昆明制药青蒿素产业的发展带来了间接的机遇。而世界卫生组织2006年颁布的疟疾治疗指导原则给昆明制药的发展带来了一个直接的机遇。

(一)间接机会

就国内而言,西部大开发一方面因为有国家政策倾斜的扶持,包括昆明制药在内的整个云南省医药产业都会有更大发展的空间;另一方面,由国家发改委、科技部联合的《当前优先发展的高技术产业化重点领域指南》,把民族医药产业化确定为医药高技术产业化优先发展的重点领域,为具有高科技特征的青蒿素产业发展提供的机会。

就国际而言,2001年中国加入了WTO,根据自由贸易协定,昆明制药青蒿素产业可凭借药品优势参与竞争而进入国际市场。同时,WTO对于知识产权保护的规定会促使青蒿素产业药物的研制和规范化生产以及知识产权的保护将发展到更高的层次。特别是全球医药产业从化学合成药物向天然药物的研发和利用的结构调整给昆明制药青蒿素产业带来了非常好的机遇。

(二)直接机会

2006年WHO颁布了疟疾治疗指导原则,对青蒿素单方制剂的临床应用作了严格限制,有利于推进复方磷酸萘酚喹(Arco)的国际市场注册,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同时,在WHO的这一指导原则,包括昆明制药在内的国内外抗疟药研发、生产、销售厂商也必将加大青蒿素类复方制剂产品开发,同时在“联合用药”框架下,加快青蒿素类药物与其他药物的联合用药研究,其后必将掀起新一轮青蒿素类复方制剂或新“联合用药”模式的竞争性国际注册。

四、昆明制药青蒿素产业发展面对的威胁

昆明制药青蒿素产业发展目前主要面临着国际WHO指导政策改变带来的威胁,以及国内外竞争对手增加带来的分割市场的威胁。既有来自国际的,也有来自国内的。

(一)国际市场紧缩

WHO政策指导的大背景下,国内外若干青蒿素单方制剂产品的市场推广已经感受到重大阻力。在当前外部环境下,昆明制药蒿甲醚单方制剂国际市场销量在可预见2年内会消失,作为抗疟药的蒿甲醚片单方制剂的国际市场销量不具备大幅增长的条件,但基于昆明制药该产品已经形成的良好市场声誉,在2006年销量的基础上,以后数年内总销量基本可以持平。

(二)竞争对手增加

除了复星南药、广西桂林、北京科泰等外省市青蒿素产业发展的强劲势头对昆明制药青蒿素产业的威胁外,新的竞争对手主要来自国外,从原料加工方面看,在一些东南亚国家,包括印度,越南等地已经有一些企业着手开发青蒿种植,另外,那些不具备青蒿种植条件的国家和地区则是从我国大量进口收购原料,自己提取加工青蒿素。包括昆明制药在内的我国整个青蒿素企业可以说面临内忧外患。从青蒿素的研制成果看,印度、越南等国的青蒿素研制成果对昆明制药青蒿素产业的威胁。

五、昆明制药青蒿素产业未来发展的战略选择

医药产业与人们的生命和健康息息相关,因此,被称为永不衰落的“朝阳产业”。目前昆明制药青蒿素产业正处于高速成长的发展阶段,机会与威胁共生,只有发挥优势因素,克服劣势因素,利用机会因素,化解威胁因素,既考虑过去,立足当前,又着眼未来,才能做出产业未来发展战略的最佳选择。

(一)加大研发力度

昆明制药在省内尽管名列前茅,但其销售收入和利润与国内制药企业相比尚属“小字辈”,在国际上更是位卑力弱。要在未来的发展中依靠特色产品和拳头产品占领国内外市场,就需要加大研发力度。借WHO颁布的疟疾治疗指导原则带来的机遇,昆明制药需要在持续推进青蒿素类药物研发方面着力做好以下工作:第一,对现有产品、工艺技术的完善性、补充性研发,以有力推动公司国际注册。第二,研发新的青蒿素类复方制剂,组织包括二氢青蒿素和磷酸萘酚喹复方口服制剂等具有潜力的项目进行研发,以作为公司青蒿素类产品中长期储备。第三,加大青蒿素类新化合物的开发力度,密切关注这方面的前沿动态,一旦时机成熟即投入研发,抢占新产品的先机。

(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产品的成功并不等于市场的成功。在吸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申请了有关青蒿素、蒿甲醚的专利50余项,其中昆明制药有两项:一是2001年获得授权的“增效抗疟药复方磷酸萘酚喹制剂的制备方法”发明专利;二是2003年获得授权的“青蒿素类药物与咯萘啶的复方制剂抗疟药物”发明专利。这说明公司在青蒿素类抗疟药复方制剂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取得一定成效,但还有许多工作需要深入开展,比如,新工艺技术的专利申请等。特别是在新一轮复方制剂技术和市场开发启动的新时期,不仅要注意及时做好技术资料、数据的收集、整理,同时充分注意保密工作,以及对资料披露、的控制管理,及时申请专利。

(三)创造市场需求

市场需求度是一个产业能否继续发展以及发展潜力最重要的衡量指标。由于青蒿素类药物当前的目标市场主要在国外,竞争对手主要的是已占有先机的西方医药公司。这就要求昆明制药必须具有足够强大的外销能力,在目标市场“创造需求”,既要瞄准非洲、东南亚等疟疾发病率最高的地区,也要开拓疟疾发病的一般地区,比如,印尼是亚洲人口大国之一,也是疟疾高发国家,在印尼完成临床验证,对Arco国际市场销量的大幅提升十分有利,而且也将对东南亚疟疾高发国家的注册、上市工作起到推动作用。

(四)打造高效产业链

产业链的成熟度是衡量一个产业生命力的重要尺度。根据目前昆明制药青蒿素产业发展的实际,虽然需要采取措施建构完备的产业链,但目前能够做到的是打造高效产业链。首先,逐步规范青蒿收购工作,以解决青蒿至粗品工序完全依赖委托加工的局面。其次,立足自身,研究解决浸膏至粗品、粗品至精品各工序当前存在的工艺技术问题,优化工艺,提高各步收率,降低精品单位成本。再次,督促磷酸萘酚喹原料药生产厂优化生产工艺、扩大生产规模。最后,青蒿素类制剂生产线国际GMP认证。

(五)开拓青蒿素应用新领域

截至目前很多研究均显示:青蒿素类药物在抗血吸虫、抗真菌、抗病毒感染、抗肿瘤、免疫系统疾病治疗等领域均具有良好的临床应用前景。有专家指出:从青蒿素的衍生物中,极有可能开发出新的广谱抗病毒药物,这将是人类医药史上继发现青霉素之后最重要的成就。抓住青蒿素类药物新用途开发的大好时机,昆明制药青蒿素产业的发展将在多元化生产的格局下再上一个新台阶。

(六)建立昆明制药青蒿制剂国际化产业模型

昆明理工大学调剂第4篇

一、化学防治。

长时间以来,人类消除害虫的主要方式是化学农药,其优点是用量少、见效快、短期效应明显;但是也存在一定的缺点,比如,灾害容易反弹,而且危害程度更强,并使害虫产生抗药性,从而使杀虫剂失效。另外,施用DDT的地区虽然只占陆地面积的一小部分,可是远离施药地区的南极,动植物体内也发现了DDT,这说明这些化学农药已经加入了生物地球化学循环,污染了环境。此外,瓜果蔬菜等农产品会有大量的农药残留,危害了人类健康。因此,人类应尽可能地研制出低毒、低残留、高效的农药,降低化学农药的危害。

二、生物防治

1.以虫治虫 捕食性天敌有很多,如蚂蚁、瓢虫、蜘蛛、胡蜂等,它们的食量大,具有非常明显的抑制害虫的作用。寄生性天敌,如寄生蜂,将卵产在害虫的蛹或幼虫内,从而一直害虫的繁殖。

2.以菌治虫 对一些真菌、细菌、病毒等害虫的病原微生物进行培养,然后制成药剂喷洒于田间,使害虫得病而死,这种方法广泛应用,达到了防治害虫的目的。

3.利用昆虫的性外激素治虫 例如,利用人工合成的性引诱剂(信息素)诱杀某种害虫的雄性个体,破坏了害虫种群正常的性别比例,就会使很多雌性个体不能完成,从而使害虫的个体数量明显下降。

4.培育抗虫性的植物 如,烟草植株能够产生和释放一种可挥发性的化学物质,它是一种信息素,白天可以吸引蛾幼虫的天敌-捕食者,夜间又能够驱赶夜间活动的雌蛾,使它们不能停留在叶片上产卵。又如,既美味又美容的丝瓜,本身也是一种抗病性很强的植物。

5.利用其他有益生物治虫 青蛙能捕食各种害虫,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一只中等黑斑蛙一天约吃70多只虫子,一年按捕食7个月计算,可消灭害虫1.5万只左右;一只泽蛙一天最多可捕虫260多只,年消灭害虫4万多只。再如,各种食虫类蝙蝠能消灭大量蚊子、夜蛾、金龟子、尼姑虫等害虫,一夜可捕食3000只以上;一只猫头鹰一个夏天能消灭1000只田鼠,相当于保护了一吨粮食;一只燕子一个夏天能吃掉蚊子、苍蝇和蚜虫50万至100万只;只啄木鸟一年能啄食50万条寄生在树皮中的害虫。

三、机械防治

例如,利用音响设备发出不同的声音信号驱赶某些有害动物,使其远离农田。另外,还可以用黑光灯进行灯光诱捕的方法使害虫集中在一个小毒瓶内,使其致死;还可以制作一些捕捉害虫的器械,如鼠笼、鼠夹,达到防治害虫的目的。

四、其他方法

除了以上三种主要的防治害虫的方法之外,再介绍另外几种常见的有效方法。

1. 利用抗虫品种

农作物抗性是最有效的也是最持久的,在大豆、棉花、油菜等作物上应用抗虫品种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为选育抗虫品种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如,利用基因工程技术,将抗虫基因导入作物体内使作物对害虫产生抗性。

2. 利用生物制剂

在利用基因工程技术构建生物工程菌方面也取得了进展,比如,非洲利用白僵菌及绿僵菌制剂来成功防治蝗虫成功。我国对白僵菌制剂的生产也基本上具备工业化条件,近年来对10多种昆虫病毒进行研究,已经制成了病毒制剂用于田间的防治。

3. 利用植物杀虫剂

目前已知的植物代谢产物约有3万种,由于这类杀虫剂的杀虫率以及持续效果要比化学杀虫剂低,所以这方面的研究较少。而且植物杀虫剂一般不伤害天敌或者对天敌的杀伤力不大,不易使害虫产生抗药性,对人、畜安全,也不污染环境,可以在害虫的持续控制中发挥巨大的作用,是未来杀虫剂的发展趋势,我们应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4. 利用昆虫生长调节剂

昆明理工大学调剂第5篇

一、化学防治。

长时间以来,人类消除害虫的主要方式是化学农药,其优点是用量少、见效快、短期效应明显;但是也存在一定的缺点,比如,灾害容易反弹,而且危害程度更强,并使害虫产生抗药性,从而使杀虫剂失效。另外,施用ddt的地区虽然只占陆地面积的一小部分,可是远离施药地区的南极,动植物体内也发现了ddt,这说明这些化学农药已经加入了生物地球化学循环,污染了环境。此外,瓜果蔬菜等农产品会有大量的农药残留,危害了人类健康。因此,人类应尽可能地研制出低毒、低残留、高效的农药,降低化学农药的危害。

二、生物防治

1.以虫治虫 捕食性天敌有很多,如蚂蚁、瓢虫、蜘蛛、胡蜂等,它们的食量大,具有非常明显的抑制害虫的作用。寄生性天敌,如寄生蜂,将卵产在害虫的蛹或幼虫内,从而一直害虫的繁殖。

2.以菌治虫 对一些真菌、细菌、病毒等害虫的病原微生物进行培养,然后制成药剂喷洒于田间,使害虫得病而死,这种方法广泛应用,达到了防治害虫的目的。

3.利用昆虫的性外激素治虫 例如,利用人工合成的性引诱剂(信息素)诱杀某种害虫的雄性个体,破坏了害虫种群正常的性别比例,就会使很多雌性个体不能完成交配,从而使害虫的个体数量明显下降。

4.培育抗虫性的植物 如,烟草植株能够产生和释放一种可挥发性的化学物质,它是一种信息素,白天可以吸引蛾幼虫的天敌-捕食者,夜间又能够驱赶夜间活动的雌蛾,使它们不能停留在叶片上产卵。又如,既美味又美容的丝瓜,本身也是一种抗病性很强的植物。

5.利用其他有益生物治虫 青蛙能捕食各种害虫,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一只中等黑斑蛙一天约吃70多只虫子,一年按捕食7个月计算,可消灭害虫1.5万只左右;一只泽蛙一天最多可捕虫260多只,年消灭害虫4万多只。再如,各种食虫类蝙蝠能消灭大量蚊子、夜蛾、金龟子、尼姑虫等害虫,一夜可捕食3000只以上;一只猫头鹰一个夏天能消灭1000只田鼠,相当于保护了一吨粮食;一只燕子一个夏天能吃掉蚊子、苍蝇和蚜虫50万至100万只;只啄木鸟一年能啄食50万条寄生在树皮中的害虫。

三、机械防治

例如,利用音响设备发出不同的声音信号驱赶某些有害动物,使其远离农田。另外,还可以用黑光灯进行灯光诱捕的方法使害虫集中在一个小毒瓶内,使其致死;还可以制作一些捕捉害虫的器械,如鼠笼、鼠夹,达到防治害虫的目的。

四、其他方法

除了以上三种主要的防治害虫的方法之外,再介绍另外几种常见的有效方法。

1. 利用抗虫品种

农作物抗性是最有效的也是最持久的,在大豆、棉花、油菜等作物上应用抗虫品种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为选育抗虫品种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如,利用基因工程技术,将抗虫基因导入作物体内使作物对害虫产生抗性。

2. 利用生物制剂

在利用基因工程技术构建生物工程菌方面也取得了进展,比如,非洲利用白僵菌及绿僵菌制剂来成功防治蝗虫成功。我国对白僵菌制剂的生产也基本上具备工业化条件,近年来对10多种昆虫病毒进行研究,已经制成了病毒制剂用于田间的防治。

3. 利用植物杀虫剂

目前已知的植物代谢产物约有3万种,由于这类杀虫剂的杀虫率以及持续效果要比化学杀虫剂低,所以这方面的研究较少。而且植物杀虫剂一般不伤害天敌或者对天敌的杀伤力不大,不易使害虫产生抗药性,对人、畜安全,也不污染环境,可以在害虫的持续控制中发挥巨大的作用,是未来杀虫剂的发展趋势,我们应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4. 利用昆虫生长调节剂

昆明理工大学调剂第6篇

关键词: 中成药;制作;起源;昆明

中图分类号: R283 文献标志码 :B

文章编号 :1007-2349(2014)01-0082-03

昆明地区中成药的制作从何时开始出现?在昆明中药厂有限公司的82家原始店中,开设年代最早的是哪一家?这是2013年5月笔者整理昆明中药档案资料,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时碰到的问题。经过考证,这一问题逐渐清晰起来,有了可信的答案。

1 调研方法

档案文献整理法和专家访问法相结合。查阅的档案主要有昆明市档案馆档案和原企业保存的职工个人档案等资料。在整理之初,咨询和访问了包括云南省中医中药研究所原所长张震、云南省中医医院原院长吴生元等专家在内的中医药界前辈,获得了线索。征询了昆明中药厂有限公司原厂长赵子信、解放前的药铺学徒昌、解放后参加工作的刘珍等老领导和老药工,得到进一步证实。

2 获得资料

这次整理,获得昆明地区中成药制作起源方面的诸多实证资料。

2.1 元代,昆明已出现官办惠民药局,购备药物,择良医主持,为贫病者治病。尚未见成药制售的记载。《云南省志卷七十・医药志》记载:“云南中药经营历史悠久,但宋朝以前仍以农村集市性贸易为主,尚无商号(座商)出现。到了元代,昆明出现了官办惠药局,主掌药品配制并出售,‘官给钞年,月营子钱,以备药物’ 并‘择良医主之,以疗贫民……’到了成宗大德三年(1299年)省内各路也相继设立药局,并由各路正官负责,所设良医及所给钞本,均按地方行政等级和所辖民户多寡而定。”[1]元代惠民药局所备药物,多为汤剂,尚无成药。这一点,从清代的情形可见一斑。据罗养儒未刊稿《纪我所知集》记载:“云南省城。在清代亦有管医局之设置。……官医局是一施医处,替人治病,无论贫富,都不取脉金,但开药方而不给药。……惟是入局求诊之人不多,因局里医生为病者制方,多是一种好人吃不病,病人吃不好之太平汤剂。”[2]

2.2 明代,昆明出现了中成药的制作和出售,并有明确记载。《云南省志卷七十・医药志》记载:“明清年间,一些随营入滇的军医给偏僻的云南带来了先进的中原医药。如明洪武十四年(1381)随征南右副将军沐英入滇的军医朱双美,曾制售过朱氏善用水酒和小儿化风丹,并将这2种成药给两子分售,历经明、清、民国3个朝代长达500多年,到民国19年(1930年)才停售。”[3]这一记述与《昆明市志长编》的记载是一致的。

根据昆明市档案馆档案记载:后来,朱双美的后代朱亮卿又接续开设。1952年45岁的朱亮卿在昆明市正义路永升巷2号开设“双美号”药铺,制作小儿化风丹出售给用户,并获得昆明市人民政府的批准。[4]

解放后,全行业公私合营后,1958年9月朱亮卿和妻子龚秀珍参加公私合营,进入中国药材公司云南省昆明市公司,被分配到公司下属的金马药店任营业员。

朱亮卿的工作,与受访的赵子信老厂长的回忆是一致的。他说:“朱亮卿,我没有印象。合营时,资产进来了,有的无人进来,或被分去做门市部主任、营业员了。朱亮卿,有可能做这些工作去了。这些属于市药材公司管,不属加工厂管。”(刘云森、杨祝庆、王云鹏《赵子问记录》,2013)当时加工厂尚未独立核算,人财物均由上级公司昆明市药材公司管理。

关于这两项药的功能,赵子信说:“小儿化风丹,治小儿脐风最好。”(刘云森、杨祝庆、王云鹏《赵子问记录》,2013)据《昆明市志长编》称:朱氏善用水酒“主要是医治跌打损伤,痨伤,尿结石和胆结石。”[5]这两项成药的来源,《长编》称:“其制法处方,是南京内府秘方。”[5]

2.3 明代,除了朱氏善用水酒和小儿化风丹外,还有其它的中成药,如小儿救急丹、犀角保童丸和冷水金丹等。据《昆明市志长编》记载:“万松草堂,孙继鲁,……云南右卫人,明朝嘉靖葵未(1523)进士,由澧州知州历任山西巡抚,……子孙设,……创始婴孩丹丸,即‘小儿救急丹’,世其业。”[5]如果按其孙辈计算,该堂设立时间应在明朝末期(1623年前后)。也就是说,明朝末期,万松草堂就创制小儿救急丹。除此之外,孙万松草堂还制售犀角保童丸。《昆明市志长编》另一处记载:“孙万松草堂,系回族,在小西门内售小儿救急丹、犀角保童丸,遍销云南各县,有五百多年历史。他的祖辈还出一名医,叫孙光豫,曾入京当过御医。”[5]《云南卫生通志》称“孙光豫,昆明县名医。因术精而于明思宗崇祯年间(1628~1643)被任命为太医院医判。”[6]

关于冷水金丹的记载,《昆明市志长编》节录《续修昆明县志》卷2之6“慈善”篇称:“冷水金丹,系三丰张真人神方,由前明配送至今,向归三牌坊上街火醮会办。”[7]“前明”指明代,火醮会是一种民间慈善组织,它在明朝就配制冷水金丹。

2.4 就昆明地区中成药的制作历史问题,2013年5月笔者访问了云南省中医中药研究所原所长张震研究员,他认为:“昆明地区中成药制作历史,可以追溯到明代。明代是我国科技最发达的时期。英国汉学家李约瑟在《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一书中认为,明代中国科技遥遥领先。昆明中成药的制作肇始于明代。”张震研究员的观点,与上述史料记载的时间是吻合的。

明代为昆明中成药的制作创造了条件。当时昆明中药的历史背景,正如李约瑟所言:“一直到十七世纪中叶,中国和欧洲的科学理论大致说来还不分上下;只自此以后,欧洲的思想才开始突飞猛进。”[9]十七世纪中叶,若以1644年为界,之前处于明代。明代前期,云南中医药学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出现了兰茂、杨慎、刘寅、杨士元、李元阳等优秀的医药学家,尤以兰茂贡献最大,他所著《滇南本草》比李时珍《本草纲目》早153年。这些医药学家为昆明中成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做出了贡献。

2.5 明代,除朱双美外,随军入滇的著名的军医还有董赐、陈凤典以及昆明罗开泰的先辈。《云南卫生通志》记述道:“董赐,安徽省凤阳县人。明太祖洪武十四年(1381)年平滇大军军医来滇。赐后定居赵州(今大理市凤仪)。明太祖朱元璋因其治军中疫病有功,赏土地、封世袭医官并赐他的诊所‘济生堂’扁额。”[10]“陈凤典,河南省新野县人。随大西军入滇。疗外伤有奇效。清康熙《云南通志》称他‘受异人传,有接骨神术。凡肠出骨折,苟存余息,皆能医治。甚至易骨缝肠,割肌取镞,皆人所惊见者。后卒于腾越(今腾冲)’。”[10]“罗开泰,昆明人,生于咸丰八年,卒于民国七年(1859~1918年)。其祖先是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来滇的军医,至开泰已历数代。”[10]军医入滇对中医药的传播和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为昆明中药的制售奠定了基础。

2.6 明代的医户世袭制是中成药制作得以传承的主要原因。沐英入滇后,明朝在边疆云南实行军屯制度。朝廷命令“天下卫所,一律屯田”,规定边地军士三分守城,七分屯耕。[11]军士定点驻屯,遇有战事,军士奉调出征,战事结束返回原卫所屯田。如今云南各地都有称营、屯、旗、庄、所的村名,都是当年屯军军户形成的村寨。[12]明代卫所实行世袭制,“军皆世袭”(《明史・兵志》)一旦从军,终身为伍,即使阵亡或自然死亡,必有其子继承,世代为军。方国瑜《云南地方史讲义》引《大明会典》说:“凡军、民、医、阴阳诸色户,许各以原抄籍为定,不许妄行变乱,违者治罪,仍从原籍。”[12]明代医户世袭等措施的建立,巩固了军队,客观上取到了传承中医药的作用。

2.7 明代在军队里,实行军匠制度。军队所需的一切物品,都由匠户(分民匠和军匠2种)制造。匠户是元明两代的一种特殊制度。[13]军匠大部分属于各地卫所,军匠可以每月拿出10天的时间来应役。在服役时间内,政府发给工资,供给膳食。其余的二十天可以为自己生产。军匠制作的产品可以拿到市场上出售。这样,提高了手工业生产者的积极性。工匠制度的建立,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技术和劳力。“天干三年,饿不死手艺人”成为工匠们的口头禅。在这种制度的鼓励下,军医及其子弟服役之外,制作中成药在药铺上销售成为可能。

2.8 作为中成药的原料,中草药在昆明立店经营出现于明代。据《昆明市药材公司发展概况》记载:“昆明人喜欢用中草药治病,年代久远。但把中草药立店经营是从明朝的‘临福行’、‘临泰行’、‘临阳行’开始的。”明朝具体的时间,该书透露是明洪武年间。该书前言说:“昆明中药远在明代洪武年间就已立店经营,至今已有六百年的历史。”(昆明市药材公司编《昆明市药材公司发展概况》,1987)明洪武年间,为明朝初期,前后31年(1368~1398),期间中草药的原材料供应,为中成药的制售提供了上游资源。

2.9 明代,昆明中成药的炮炙技艺已有一定基础。那时,中药材加工出现了煨、酿造、蒸、煮等的炮炙方法。明初编撰的《滇南本草》(1436年),记载了酒、散、丸、丹等传统方剂的剂型,这些剂型的制作方法当时已普遍使用。尤其以水酒为引,在该书中使用较多。《昆明史志长编》说:“在《滇南本草》中,有百分之五十用水酒为引。”[14]朱氏善用水酒,就是一种酒剂,它以水酒的酿造技艺为基础。小儿化风丹、小儿救急丹、犀角保童丸和冷水金丹,这些明代中成药,也多采用了丹丸剂型。从《滇南本草》叙述的制法,如杏叶防风“合水酒服或泡药酒”[14]、接骨草“捣烂包患处”[14]、平儿草等“共一处煮烂”[14]、虎掌草“好酒二斤泡,每晚上炖热服”[14]、大一枝箭等“共为细末”[14]、野烟“单剂为末,酒合为丸”,“紫花地丁新瓦焙为末”[14]、“绵大戟为末,米糊为丸”[14]、“黄芩一钱酒炒”[14]、“用石榴皮醋炒”[14]、“响铃草蜜炒”[14]可以推测,当时的加工和制作技术包括泡、捣、煮、炖、研末、焙末、合丸、糊丸、酒炒、醋炒、蜜炒等,中成药的传统加工技艺已得到应用。

3 初步结论

昆明地区中成药的制售肇始于明代初期。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来滇的军医,为云南带来了中医药。军医朱双美,携带南京内府秘方朱氏善用水酒和小儿化风丹,到滇后曾制售。此后,他将这两项成药给两个儿子分别制售,历经明、清和民国3个朝代。解放后,1958年,朱氏家族的后代朱亮卿参加公私合营,把“双美号”药铺及其小儿化风丹等中成药,并入合营后的中国药材公司云南省昆明市公司下属的药材加工厂(现昆明中药厂有限公司)。从明代初年到现在,昆明中成药的制作历史已传承了600多年。

昆明中成药出现时,行医和卖药尚未分开。明代昆明出现中成药的制售,但当时的中成药为良医所制售,行医和卖药兼营,并仍然以行医为主。不管是政府设置的军医,如朱双美、董赐、陈凤典等,还是民间私人的世医,如孙万松草堂等,所制售的中成药都是行医的附带业务,医师主要还是行医诊断。专营中成药制售的药铺尚未出现。不过,医药兼营为清代中叶1826年中成药专营店的开工打下了基础。

明代昆明中成药为手工制售。明朝初期,随着市镇的兴起,昆明出现了立店经营的中草药商铺。药材供应的充足,为中成药的制作提供了条件。从食品制作技术,如酿造、蒸煮等发展而来的中成药加工和制作技术开始分离出来,出现了研末、焙末、合丸、糊丸、酒炒、醋炒、蜜炒等中成药的传统加工技艺。这些手工技艺,在军医药铺或个别诊所,已得到应用。当时手工作坊使用的生产工具主要是研钵、杵、铁锅、锅铲等器具。

明代初期昆明出现少数中成药产品。从现有资料来看,明代初期,昆明已制售朱氏善用水酒、小儿化风丹、小儿救急丹、犀角保童丸和冷水金丹等中成药。这些中成药由医生制售。剂型多为内服丹剂。内服丹剂没有固定剂型,有丸剂,也有散剂。中医史上,把药品贵重或药效显著的名之曰丹,如至宝丹,活络丹等。明初昆明中成药之所以多为“丹”,也是因其珍贵而显效的原因。求医者上门来说明病情,医生即给药,带回去供患者服用,较之汤剂,使用更加方便。

鸣谢: 本文承蒙云南省中医中药研究所原所长张震研究员审阅并修改,特此致谢。[HT]

参考文献:

[1]李文辉,李铁军.云南省志卷七十・医药志[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306.

[2]昆明市志编纂委员会.昆明市志长编卷七[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546.

[3]李文辉,李铁军.云南省志卷七十・医药志[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306.

[4]昆明市档案馆档案,全宗号59,目录号1,案卷号2255.

[5]昆明市志编纂委员会.昆明市志长编卷七[M].云南:云南新华印刷厂,1984:571-572.

[6]云南省卫生厅.云南卫生通志[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716.

[7]昆明市志编纂委员会.昆明市志长编卷七[M].云南:云南新华印刷厂,1984:546.

[8][英]李约瑟.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407.

[9]云南省卫生厅.云南卫生通志[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715-718.

[10]娄曾泉,颜章炮.明朝史话[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38.

[11]郝正治.汉族移民入滇史话[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85,84.

[12]吴晗.朱元璋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35.

昆明理工大学调剂第7篇

【关键词】林业;有害生物防治

1.新型农药的主要特征

高效性:每公顷仅用新型农药几克或几十克就能有效地控制病、虫、草害,减少了农药的大量使用,具备高效性的特点。

经济性:通过使用新型农药增加植物自身抗逆性,提高产量和质量。另外植物生长调节剂在粮食作物、果树、蔬菜、花卉及其产品保鲜方面均得到广泛应用。植物免疫剂也开始用于控制植物病害。

安全性:一方面药剂本身及其代谢产物对人畜等高等动物、天敌、水生物和土壤中一切有益生物低毒,没有环境污染和残留毒性;另一方面药剂对有害生物的作用方式多样化,由强调杀死到以多种作用方式控制有害生物,以杀虫剂表现尤为突出,如不孕剂、驱避剂、拒食剂、引诱剂和昆虫生长调节剂的应用,使成虫不孕、产卵量减少、卵孵化率降低、蛹不能正常羽化、幼虫不能正常蜕皮或正常取食等。这种药剂对生物的作用强度降低了,而选择性和对有益生物的安全性大大提高。

2.新型农药的分类情况

2.1 生物源农药

生物源农药较生物农药是一个更广泛的概念,从总体上讲利用生物资源开发的农药都称为生物源农药。具体的讲直接利用生物产生的天然活性物质或生物活体作为农药或按照天然活性物质和化学结构或类似衍生结构人工合成的农药都称为生物源农药。生物源农药由于其来源于自然存在的生物或其类似物,其突出的特点是与环境相容性好,易于在植物有害生物综合防治中与其他方法相协调,一般较易在环境中降解。特别是不少生物源农药是非毒杀性的,是通过调节生长发育、引诱、驱避、绝育、寄生、捕食等控制有害生物的,较一般合成农药更安全。生物源农药按其来源和性能可以分为:植物源农药、植物毒素、植物内源激素、植物源昆虫激素、拒食剂、引诱和驱避剂、绝育剂、增效剂、动物源农药、动物毒素、昆虫激素、昆虫信息素、微生物源农药等等。

2.1.1植物源杀虫剂。植物源杀虫剂是一类利用具有杀虫性的植物某些部位或提取其有效成分制成的杀虫剂。它是在对一些植物所具有的杀虫活性及其具有杀虫活性的有效成分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安全、经济的杀虫剂。植物源杀虫剂原料植物丰富,采集后或直接加工成制剂,或提取有效成分加工成制剂即可使用,使用方便。对作物安全,一般不易产生药害。易降解,残效期短,对环境和食品基本无污染问题。

2.1.2农用抗生素。农用抗生素是由微生物发酵产生的具有农药功能的次生代谢物质,是生物源农药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大量品种已经商品化。如灭瘟素、春雷霉素、农用链霉素、土霉素以及高效广谱的阿维菌素等。

2.2 生物农药

生物农药的概念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也有所不同。我国在1992年参照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和美国环保局(E PA)对生物农药的提法,将生物农药确定为生物化学农药和微生物农药两类。生物化学农药是指对防治对象没有直接毒性,只有调节生长,干扰或引诱等特殊作用,必须是天然化合物,如果是人工合成,其结构必须与天然化合物相同。主要有昆虫分泌的内激素(保幼激素、蜕皮激素等)、外激素(性外激素、聚集激素、标识激素等)、植物产生的内激素(生长素、细胞分裂素、乙烯、生长抑制剂)、微生物产生的植物激素、植物产生的昆虫生长调节剂以及某些酶类。微生物农药包括自然界存在的用于防治病、虫、草、鼠害的真菌、细菌、病毒和原生动物或被遗传修饰的微生物制剂。生物农药一般对人畜及有益生物和环境都是安全的,选择性很强,对生态系统很少有不利的影响,一般也不容易产生抗药性。

2.3 特异性杀虫剂

近年发展起来的特异性杀虫剂是一类新的防治害虫药剂,它的特点是使昆虫的发育、行动、习性、繁殖等受到阻碍或抑制,从而达到控制害虫种群及为害的目的。这类新药剂对人、畜安全,对天敌不会伤害,这是一般有机合成杀虫剂所不及的。具有以下突出的优点:①生物活性很高,很小剂量就能发挥生物效能。②具有明显选择性,对害虫天敌比较安全,因此可以与生物防治结合,在综合防治上发挥一定的作用。③对人畜安全,残毒小,较少污染环境,比一般高效低毒低残留的农药更为安全。特异性杀虫剂中以化学不育剂、昆虫保幼激素类似物、蜕皮激素和昆虫表皮几种物质合成抑制剂发展最快,已经有大量应用于生产的品种。

2.4 光活化杀虫剂

所谓光活化杀虫剂即为在无光照条件下对害虫无活性或活性很低,但在日光或特定波长的人工光(尤其是近紫外光)照射下杀虫活性大幅度增加的一类杀虫剂。光之所以能够提高农药的活性,是因为光具有能量。在农药发挥活性的生化反应中,光贡献出了本身的能量,起到了“活化”的作用。众所周知,传统的化学杀虫剂引起了许多重要的问题,包括对动植物特别是人类的毒性,以及在环境中的长期残留造成的严重污染。光活化杀虫剂在可见光照射下迅速失活,在黑暗条件下缺乏明显的毒性,因而减少了对环境产生重要影响的风险。

2.5 仿生农药

仿生农药就是人们研究自然界中某些动、植物体内的对病、虫、杂草具有毒杀作用的物质的生物活性、有效成分、化学结构等,再用人工合成方法仿制这些化合物用作杀虫或杀菌剂。仿生农药结合了化学农药、生物农药的优点,具有杀虫效果好、毒性微小易分解、不会对环境及农产品造成污染的优良特性。

3.新型农药在林业有害生物防治中的应用

我国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的指导方针从“积极消灭”逐渐演变成“综合治理”、“森林健康”和“可持续控灾”,为新型农药在防治林业有害生物的使用上提供了广阔的前景。在生物农药方面,用于防治松毛虫的有白僵菌、绿僵菌、苏云金杆菌,用于防治美国白蛾、春尺蛾、舞毒蛾的有核型多角体病毒、苏云金杆菌等;用于防治病害的有放线菌“878”和“7504”等抗生菌剂。

在植物源农药方面,如印楝、苦楝、川楝等,它们具有抑制昆虫取食和生长发育的活性。近年来商品化的苦烟乳油、烟参碱等在防治美国白蛾、松毛虫、春尺蛾、杨树食叶害虫等林业有害生物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在生物源农药的农用抗生素方面,有防治真菌病害的灭瘟素、春雷霉素、多抗霉素、灭粉霉素、井冈霉素等;用于防治细菌病害的链霉素和土霉素等;用于防治螨类的四抗霉素和浏阳霉素等;用作除草剂的双丙氨酰膦;用作植物生长调节剂的赤霉素等。高效广谱抗生素阿维菌素具有防治昆虫、螨及家畜体内外寄生虫的广泛效果,已渐渐成为控制林业有害昆虫、害螨种群的主力军。总之,新型农药具有效率高,对非靶标生物安全、毒副作用小,对环境兼容性好,经济性高等特点,已成为全球农药发展的新趋势。新型农药将继续为保障农产品安全,保护人类生态环境,实现林业可持续发展,提升林产品的经济附加值,扩大我国农副产品外销市场,推进绿色林业产业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参考文献

[1]梁家林.生物农药防治林业有害生物的发展方向[J].河北林业科技,2006.

[2]马金石,成吴,张骄等.新型绿色农药一光活化农药[J].化学进展,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