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NKPC）已经成为分析通货膨胀动态的主要工具。Taylor(1980)[12]和Calvo(1983)[13]首先在交错价格调整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用以描述通货膨胀动态的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虽然新凯恩斯曲线具有良好的微观基础，但该模型是纯前瞻性模型，并不包含后顾性成分，无法反映通货膨胀持久性问题。因此，本文选择Wood-ford(2003)[14]提出的包含内在通货膨胀持久性的模型作为研究的基本模型。该模型在Calvo(1983)交错价格调整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修正，允许再定价过程中对上期价格进行部分的指数化，将通货膨胀持久性引入到模型中来。Woodford(2003)表明在理性预期的假设前提下，菲利普斯曲线可以表示为如下的形式。式（3）中，λ≥0为产出缺口所占权重，反映了货币当局对产出缺口的重视程度。式（3）在形式上同传统分析中经常使用的福利函数非常类似。不同的是，它具有明确的微观基础。Woodford(2003)等证明，这个福利标准来自于对基于家庭效用的福利函数的二次近似。货币当局通过控制名义利率使得上述损失函数达到最小。货币政策的动态优化问题就可以表示为：在行为方程（式2）的约束下，选择货币政策工具的路径以最小化货币当局的损失函数。
二、通货膨胀持久性的不确定性与最优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
本文在相机抉择的背景下研究通货膨胀持久性问题。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不进行任何承诺，货币当局很难精确地操控人们的预期，所以在解决最优化问题的时候，将个人部门的预期看做是给定的。由于不存在内生的状态变量，所以动态最优货币政策问题可以简单化为静态最优化问题。每一期中央银行选择πt和xt来最小化如下的当期损失函数。下面考虑通货膨胀持久性的估计误差参数δ三种不同的取值情况。第一种情况，δ=0，即ρ̑=ρ，货币当局准确地估计通货膨胀持久性程度。此时相机抉择下货币政策最优解简化为完美的马尔可夫均衡。第二种情况，δ>0，即ρ̑>ρ，货币当局高估通货膨胀持久性程度。这意味着通货膨胀与产出缺口权衡恶化，货币当局为了使通货膨胀返回其均衡水平需要付出更大的产出成本。第三种情况，δ<0，即ρ̑<ρ，货币当局低估通货膨胀持久性程度。这表明通货膨胀与产出缺口权衡改善（相对于前两种情况），通货膨胀波动降低。为了更加清晰地展现上述的分析结果，接下来考察通货膨胀与产出缺口的非条件方差，方差可以表示为。通过以上分析，一个问题自然产生。当货币当局错误感知通货膨胀持久性程度，应该如何降低通货膨胀波动。当ρ̑=ρ时，马尔可夫均衡解表明相机抉择的最优货币政策对于稳定通货膨胀的作用较小，而对于稳定产出的作用较大。原因是货币当局不能对未来货币政策做出可信的承诺，进而不能稳定通货预期以及通货膨胀。因此，低估通货膨胀持久性情况下，更加激进的货币政策行为将具有承诺的特性。换句话说，低估通货膨胀持久性情况下，更加激进的货币政策行为将弥补通货膨胀持久性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事实上，即使存在通货膨胀持久性，货币当局依然假定通货膨胀持久性为0。此时不存在滞后通货膨胀的影响，通货膨胀的波动性最小。
三、结论
根据对核心通货膨胀的定义角度不同，相应的核算方式也就不同。目前通用的核算方法共有八种，分别为:剔除法、修剪均值法、加权中位数法、结构向量自回归法、惯性权重法、共同因素法。根据范志勇等(2011)基于月度环比消费者价格指数，对这八种核算方法的归纳总结及实证检验结果，发现，从核算结果的稳健性的角度来看，样本区间内残差均方根最低的是修剪均值法和加权中位数法，最高的是共同趋势法和结构向量自回归法核心通货膨胀。因此从反映标题通货膨胀的变化趋势上来看，修剪均值法和加权中位数法具有较大的优势，上述结论无论对于HP滤波还是移动平均得到的通货膨胀趋势值都是稳健的。核心通货膨胀对未来3至5个月内的标题通货膨胀有较好的预测能力。在样本区间内，修剪均值法、指数平滑法和加权中位数法的预测能力最强，而共同趋势法和方差法的预测效果最差。从本文对核心通货膨胀的“普遍且持续的通货膨胀”的理解上来看，核心通货膨胀应该是同时具有平稳性和预测性的，因此，本文采用修剪均值法对核心通货膨胀指标进行核算。与范志勇等(2011)一样，本文采用的是基于月度环比消费者价格指数来对核心通货膨胀指数进行核算，选取2006年1月至2013年年底的月度环比CPI数据进行核算。假设各分类商品增长率具有未知均值的对称分布，通过将每期样本按照增长率的大小进行排序，然后进行两侧截尾，进而加权平均剩余样本得到一个估计值集合，最后根据适当标准选取最优的估计值。特别的，当α取0时得到的核心通货膨胀即为通常的支出权重通货膨胀;而当α取50%时得到的核心通货膨胀即为加权中位数核心通货膨胀。因此，修剪均值法计算核心通货膨胀与α的选取密切相关，Tahir(2003)提出了确定α大小的RMSE准则，按照均方根误差最小的原则选取双边α的大小。除了上述的基本方法之外，双侧修剪比例还可以是非对称的。设定样本增长率从小到大排序后左右两端修剪水平分别为α和β，(α，β)按照Tahir(2003)提出的方法选取。
2、剔除商品期货的季节性因素
本文实证中，选取的商品期货品种为黄大豆，因为黄大豆这一期货品种出现的时间较早，可利用的数据较多;另一方面，黄大豆受到国外商品期货价格的影响较小，更易与国内的核心通货膨胀建立关系。本文采用平滑法剔除期货价格中的季节性因素。
3、建立回归方程
得到了相应的平滑数据，即可对核心通货膨胀与平滑后的数据进行回归以证明其预测性。至此，准备工作已完成。剩下的部分即为将处理后的价格数据与相应日期的核心通货膨胀数据进行回归。因此，可建立滞后一到五阶的回归方程。对于滞后阶数n的确定，利用AIC准则(赤池信息准则)。对不同的n值，分别比较方程的拟合优度，以及AIC值(Akaikeinfocriterion)。取AIC值较小且拟合优度较大的n值为佳。
4、实证结果
经实证，当回归方程自变量是滞后阶数由1到5时，拟合优度要小于六、七、八阶滞后，AIC值大于三、四阶滞后，结果差强人意。且方程系数的显著性很差，证明有不甚合适的变量混在其中，由于进行比较时是将滞后阶数逐渐递增，因此推测是一阶与二阶滞后，甚至三阶滞后变量不合适。因此，将一阶、二阶、三阶滞后相继剔除，结果确实有所改善。从上述回归结果也可以看出，回归方程拟合优度不高，DW值也偏低，表明除了核心通货膨胀外，还有诸多对价格变动影响较为深刻的因素未引入到方程之中;同时，过多的滞后变量也会引起共线性问题。由于我们研究的是核心通货膨胀对价格变动的影响程度，上述方程已能说明问题。
5、结论
Haug和Dewald研究了1880—2001年11个工业国家的货币供给波动与通货膨胀的关系，认为长期内货币供给导致永久性通货膨胀，但对实际产出没有影响［9］。Tas研究了中东地区的货币供给与物价的短期和长期关系，认为各国的货币供给与物价的短期关系基本相同但长期关系明显不同［10］。Waingade分析了印度的货币供给与物价水平的长期关系，认为两者长期存在正向关系［11］。Berger和Osterholm运用BVAR模型分析了1960—2005年美国的货币供给对其物价水平的影响，认为货币供给增加是物价水平提高的Granger原因［12］。张金城运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研究了货币供给与通货膨胀和实际产出的关系，认为货币供给对通货膨胀有显著的溢出效应［13］。郭永济、李伯钧和金雯雯运用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了流动性对通货膨胀、产出和资产价格的影响，认为流动性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具有时变性，且这种时变性因经济所处的状态不同而不同［14］。刘鹏运用误差修正模型研究了货币供给与资产价格和通货膨胀的关系，认为货币激活效应是资产价格波动影响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15］。余辉和余剑运用时变参数状态空间模型构建了金融状况指数，认为包含货币供应量的金融状况指数对通货膨胀的影响较为显著［16］。于泽和罗瑜利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等方法进行研究，认为中国货币具有内生性，货币和通货膨胀是同时形成的，货币内生性条件下的通货膨胀的主要影响因素是投资和净出口［17］。惠晓峰和王馨润运用VAR模型分析了外汇储备与通货膨胀的关系，认为短期内外汇储备的增加不会直接影响物价水平［18］。粟勒、王少国和胡正分析了2000—2012年中国央行资产负债表的结构，认为外汇占款是影响中国货币发行的最重要因素，且是推动通货膨胀的重要因素［19］。吴克保从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角度出发进行研究，认为中国流动性过剩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外汇储备过快增加导致的货币超发造成的［20］。田涛、许泱和蔡青青基于DCC－GARCH模型进行实证分析，认为中国的通货膨胀主要受货币供应量变化的影响，人民币汇率变化和国际石油价格对通货膨胀的影响较小［21］。虽然学者们运用不同方法对通货膨胀的汇率因素和货币因素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对本文有较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但是相关研究仍存在一些问题。第一，虽然大多数学者认为货币供给对通货膨胀具有正向影响，但是并未深入分析货币供给来源的具体变化。不同的货币供给来源可能对应完全不同的通货膨胀治理措施，而中国货币供给来源及其变化清晰地反映在中国人民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因此非常有必要基于中国人民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进行深入分析。第二，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汇改后中国货币供给的变化与外汇储备有较强关系，也就是说外部经济通过汇率机制对通货膨胀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因此在分析货币供给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时有必要考虑汇率因素。第三，从研究方法看，相关研究主要采用最小二乘回归、协整分析、向量自回归模型等线性方法或模型，但这些模型的参数反映的是经济变量间的平均影响关系，无法反映参数随时间变化的动态时变特征［22］。实际上，中国的经济体制一直处于变革中，内外经济发生的各种改革和各项政策变化都可能导致相关经济变量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发生变化，因此需要构建时变参数来反映其动态变化过程。鉴于此，本文从分析中国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变化出发，运用状态空间模型构造时变参数，研究汇率和货币供给对通货膨胀的动态影响。
2货币供给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机理
2．1中国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分析本文以2005年7月至2012年6月为样本期，首先分析样本期内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中反映的负债情况，即资产负债表中的右列。央行资金来源于负债和自有资金，其中自有资金为219．8亿元，占历年总资金来源的比例不足1％，可见负债是人民银行的主要资金来源。负债中的储备货币是人民银行货币发行与金融机构存款的合计数，是央行资金的主要来源。在样本期内，储备货币占总负债的比例平均约为62．5％，且该比例自2010年12月突破70％，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持续上升，2011年12月以后保持在80％左右。发行债券是央行为了弥补资金占用不足而对外发行的债券，主要是指央行票据发行。在样本期内，发行债券占总负债的比例约为18．6％。据此可得，储备货币和发行债券合计占总负债的比例平均约为81．1％，也就是说央行资金的主要来源是储备货币和发行债券。然后分析人民银行资产负债中的资产情况，即资产负债表的左列。“资产”一列反映了资金的运用和去向，也反映了人民银行投放基础货币的方式和途径。经过分析发现：在样本期内，央行的总资产规模增加了2倍，国外资产规模增加了3．1倍；央行所持有的资产中占比最大的是国外资产，其占总资产的比重持续上升———由2005年7月的60．6％持续上升至2012年6月的83．9％，且在2012年2月达到样本期内的最高值（84．7％）。综上所述，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样本期内中国人民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规模不断扩大，资产方的显著特点是：随着总资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国外资产规模不断扩大，其占总资产的比例不断上升，国外资产科目成为资产方的第一重要科目。负债方的显著特点是：随着总负债规模的不断扩大，储备货币科目的规模不断扩大，其占总负债的比例不断上升且在2011年12月以后保持在80％左右，储备货币科目成为负债方的第一重要科目。基于以上分析，并将资产方中的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对其他金融性公司债权和对其他非金融性公司债权科目合并成为国内信贷，从而得到如表2所示的资产负债表，本文据此进行分析。
2．2货币供给影响通货膨胀的机理根据表2所示的资产负债表中的平衡关系，可得以下数量关系：储备货币＝国外资产＋国内信贷－发行债券。这一关系表明：储备货币规模与国外资产和国内信贷正向变动，与债券发行反向变动。也就是说：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央行购买的外国资产越多，则储备货币的规模越大；央行对国内机构的债权越多，则其储备货币的规模越大；央行的债券发行规模越大，则其储备货币规模越小。自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以来，国际收支的“双顺差”使得中国外汇资产迅速持续增加。在强制结售汇制度下，为了收购“双顺差”下的外汇净流入，人民银行被迫投放人民币，使得资产方中的国外资产和负债方中的储备货币迅速持续增加。面对外汇占款迅速增加的巨大压力，资产方中的国内信贷作为央行投放基础货币的一个渠道，理论上可成为央行对冲外汇占款增加、防止基础货币过快增长的手段，但是其投放本身具有刚性、操作空间有限，难以通过压缩其规模达到缓解基础货币投放过快的目的。而负债方中的发行债券在减缓基础货币增加过快方面在一定时期内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央行发行票据作为对冲外汇占款快速增加的手段，只能在短期内起推迟压力、减缓基础货币增加过快的作用。随着票据到期形成的资金压力和发行成本的不断上升，发行票据难以在长期内对冲新增外汇占款，其作为调控基础货币手段的效力有限。综上所述，面对外国资产中的外汇占款迅速增加导致的基础货币大量被迫投放，央行的对冲手段（如发行票据和压缩国内信贷等）的效果有限，外汇占款已成为中国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方式，央行通过控制基础货币来调控货币供应量的能力较弱。总的来说，资产方中的外汇占款迅速增加必然导致负债方中的基础货币增加，基础货币在货币乘数的作用下导致货币供应大量增加，从而形成较大的通货膨胀压力。
3计量模型
3．1模型构建在计量经济学文献中，状态空间模型通常被用来估计不可观测的时间变量，如理性预期、长期收入和不可观测因素等。很多的时间序列模型———包括经典的线性回归模型和ARIMA（autoregressivein－tegratedmovingaverage）模型———都可作为状态空间模型的特例。状态空间模型提出了“状态”概念，经济系统中可能存在的不可观测状态反映了系统的真实状态，状态空间模型建立了可观测变量与系统内部不可观测状态的关系，能实现基于各种状态向量分析和认识系统。运用状态空间模型描述动态系统有两个突出的优点：一是状态空间模型可将不可观测的状态变量纳入可观测模型并得到估计结果；二是状态空间模型利用强有力的迭代算法———卡尔曼滤波估计参数。状态空间模型包括两个模型：一是状态方程模型，它反映了动态系统在输入变量的作用下在某特定时刻转移到的状态；二是量测方程或输出方程，它将动态系统在某特定时刻的输出变量、系统状态与输入变量联系起来。本文利用状态空间模型构造时变参数模型。上式中：βt是随机系数向量，是状态向量，也称为可变参数，是不可观测变量，必须利用可观测变量yt和x′t来估计；x′t是随机系数向量βt对应的解释变量的集合；z′t是固定系数γ对应的解释变量的集合。假定可变参数βt的变动服从AR（1）模型，假定扰动向量μt和εt是相互独立的且服从均值为0、方差为σ2和协方差矩阵为Q的正态分布。
3．2数据来源及预处理本文选取的初始变量分别为CPI环比月度数据、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指数定基月度数据（2010年＝100）、货币供应量M2月度数据。鉴于2005年7月中国进行了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在保证样本容量和数据可得性的前提下，本文采用的数据样本期间为2005年7月至2012年6月。CPI环比月度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系统，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指数定基月度数据来源于国际清算银行网站，货币供应量M2月度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通常采用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作为衡量中国国内通货膨胀的变量。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是加权汇率，其权数是各国与中国的贸易额占中国贸易总额的比重，该汇率比双边汇率更能较好地反映人民币对外价值的变化。货币供应量采用广义的货币供应量概念，即M2，主要包括流通中的现金、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等。为了保持数据的可比性和满足研究需要，本文对数据做如下处理：首先将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指数定基月度数据转换为以2005年7月为基期的环比数据，将货币供应量M2月度数据转换为以2005年7月为基期的环比增长数据，这样3组变量数据均为以2005年7月为基期的环比数据；然后利用CensusX12季节调整法对3组变量数据进行季节调整；最后分别对经季节调整后的3组变量数据取自然对数。经过上述处理后，统一了不同变量数据的比较基础，消除了季节影响以及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性。将调整后的最终序列分别记为CPI序列、NEER序列和M2序列。
4实证分析
状态空间模型要求时间序列是平稳序列或序列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从而避免出现非平稳时间序列存在的“虚假回归”问题。
4．1平稳性检验为了尽可能地保证时间序列平稳性检验的稳定性，本文采用ADF检验和KPSS检验两种方法。ADF检验的原假设是待检验序列含有单位根，是非平稳序列；KPSS检验的原假设是待检验序列是平稳序列。平稳性检验结果见表3和表4。据此可知，CPI序列、NEER序列和M2序列均是平稳序列，可直接建立状态空间模型。
4．2状态空间模型构建根据前文分析，本文构建如下状态空间模型。本文采用的计量软件是EVIEWS6．0，采用文本直接输入方式，在文本框输入定义好的状态空间模型表达式，运用卡尔曼滤波对状态空间模型进行估计，结果见表5。由表5的结果可知，状态变量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是显著的，AIC等信息准则较小，说明模型拟合的较好。
4．3模型检验对所建立的状态空间模型的残差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6。由表6可知，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估计出的状态空间模型的残差序列是平稳的。查看残差序列的滞后阶数为36期的相关系数和自相关系数可知，模型的残差序列不存在序列相关。以上统计分析表明，基于卡尔曼滤波所得的状态空间模型的估计结果是可靠而稳定的，模型较好地拟合了样本数据，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具有一定意义。图1中，sv1表示名义有效汇率指数环比变化率对CPI环比变化率的时变参数轨迹。整体来看，随着样本期内人民币的持续升值，其环比变化率对CPI环比变化率的影响在－0．048附近上下波动，这种动态影响除了在2008年出现了较为剧烈的波动外，在其他年份的波动总体趋于平稳，动态影响在2008年1月达到最大值（－0．024），在2008年11月到达最小值（－0．116）。这说明，中国汇率制度改革后，样本期内人民币的持续升值对国内通货膨胀起到了微弱的抑制作用。平均来看，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环比指数每变化1％将导致CPI环比指数降低0．048％。这种抑制作用的时变特征说明，该微弱的抑制作用还受其他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图2中，sv2表示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环比变化率对CPI环比变化率的时变参数轨迹。总的来看，广义货币供应量M2环比变化率对CPI环比变化率的影响为正数，在样本期内在0．471附近呈现动态变化，这与经济理论的预期一致，且实证结果显示，在样本期内M2环比增长率每增加1％，将导致CPI环比变化率平均变动47．1％；这说明长期来看，货币流动性过剩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发生，国内的通货膨胀的发生有相当一部分原因是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过快造成的。这种动态影响在2008年8月至11月出现持续大幅上升趋势，且在11月达到最大值为56．3％，之后直至2009年5月缓慢下降至平稳状态，这基本契合了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后我国政府投资4万亿元拉动经济增长的时间区间，说明4万亿元计划的实施在拉动经济增长，抑制经济放缓的同时也推高了国内的通货膨胀率。
5结语
关键词：通货膨胀；理论；抑制
一战以后，德国的通货膨胀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这种超速通货膨胀对德国经济有十分不利的影响，很多人认为它是纳粹兴起和二战开始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些给予我们的启示是通货膨胀不容忽视的，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力很大。
一、通货膨胀的含义及其产生的原因
在凯恩斯主义者那里通货膨胀是由于资源被充分利用或达到充分就业时，总需求继续上升而导致的。货币主义者认为，货币供应量增加，社会名义总需求量的增长不能自发地带动就业量的增长。而是，当名义总需求增加时，现有产品总量不能增加，价格就必定与货币供应量的增加成比例地上升，最终导致通货膨胀。根据上述观点可以认为，通货膨胀是货币供应量超过商品流通实际需要量而引起货币贬值、物价普遍上涨的经济现象。
通货膨胀虽然不可预期，但是它的产生有其原因：
（一）成本推动型
在失业率很高且资源利用不足时，由于成本上升所造成的通货膨胀，叫做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这种通货膨胀首次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它使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价格变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成本的上升主要是由工资的增加引起的。在现代经济中，在不完全竞争的劳动市场上，存在着强大的工会组织，它们不断地鼓励工人给企业施加压力，迫使企业提高工资，而具有一定垄断性的企业又会相应地提高产品价格，从而引起通货膨胀。这种由工资的提高引起的通货膨胀被称为工资推进的通货膨胀。还有一些垄断企业和寡头企业为了追求更大的利润，操纵价格，把产品价格定得很高，由此引起的通货膨胀称为利润推进的通货膨胀。同时，进口原材料价格的上升及由资源枯竭、环境保护政策造成的原材料、能源等生产成本的提高也会引起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
（二）需求拉动型
总需求的增长速度超出经济潜在生产能力而发生的通货膨胀叫做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如果通货膨胀是由需求拉动开始的，即过度需求导致物价上涨，物价上升使工资水平上升，工资成本上升又引起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由于需求方的货币竞相追逐有限的商品供给，从而将价格提高；由于失业率下降、劳动力变得稀缺，工资也被抬高；这些现象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到来。除此之外，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的产生与货币的发行量有直接的关系。货币的供给快速增加时，随之货币的需求也增加，而货币的需求又使价格水平上升。所以货币的供给通过货币的需求产生通货膨胀。此时货币变得不值钱，没有人储存纸币，反而使大量的纸币涌入市场或甚至流向国外。
（三）结构型
结构型通货膨胀是指收入结构与经济结构的不适应和错位引起的通货膨胀。首先，高成长性产业和行业，由于种种约束，不能即时获得所需的资源和人才而将使资源的价格和工人的工资水平不断地上涨。与此同时，那些夕阳性的产业和面临衰退行业的资源和人才相对过剩。但是，由于他们的收入不会下降而引起比较效应上升，工资成本推动物价上涨。这种局面的持续会自然而然地引起通货膨胀。其次，劳动力市场的技术结构、地区结构、性别结构之间的差距将使工资刚性（工资水平能上不能下）增加。同时，这些结构的不合理也会引起失业与空缺位置的并存，最终导致通货膨胀。最后，大国或者发达国家示范效应时，小国或者发展中国家向大国或者发达国家看齐。同样，非开放的部门向开放的部门看齐。因此，工资水平和通货膨胀的国际之间和部门之间的传递会导致通货膨胀。
二、通货膨胀的影响
通货膨胀是不能预期的，也是非均衡的，它的产生会带来一系列的危害。
（一）造成实际收入和实际财富的再分配
1、对收入的影响。如果名义工资率的增长慢于通货膨胀增长速度，公众和企业因货币贬值所获得的货币收入购买力将下降，即实际收入会减少；假如通货膨胀是由于政府借款造成中央银行向社会过量发行货币、增加货币供给，则政府可以因此而增加一笔额外的收入，即通货膨胀税。于是，通货膨胀不利于大多数工薪阶层、退休者、失业者和贫困者、接受政府救济者和债权人。但是，通货膨胀有利于高收入者、企业主、厂商和债务人。
2、对再分配的影响。通货膨胀对再分配的作用主要通过影响人们手中财富的实际价值来实现。一般来讲，非预期通货膨胀会将财富从债权人手中再分配给债务人。即通货膨胀往往不得于债务人而有害于债权人。如果，通货膨胀持续了很长时间，使人们最终有可能预见其发展趋势，并且市场也开始与之相适应，那么市场利率中就会逐渐地包含一种对通货膨胀的补偿部分，主要是对利率进行调整。但是在更多的时候，通货膨胀只是将收入和资产搅合在一起，随机地在全民中进行重新分配，而不会只冲击某些群体。
（二）对经济效率的影响
1、通货膨胀扭曲价格信号而损害经济效率。在一个低通货膨胀的经济中，如果一种商品的市场价格上升，则买方和卖方都很清楚这种商品的供给和需求方面都发生了实际的变化，他们就可以对此做出正确的反应。相反，在一个高通货膨胀的经济中，很难区分相对的价格变化与整体的价格变化。如果通货膨胀率每月达到20%或30%，商店就会频繁地变动价格以致于相对价格混乱无序、难以适从。
2、通货膨胀对经济效率的影响，也可以通过对货币和税收的扭曲来体现。在流通中的现金是名义利率为零的货币。如果年通货膨胀率从0上升到20%，则现金的实际利率就从每年的0降为-20%。现在还没有办法消除这种扭曲。由于货币利率实际为负，在通货膨胀时人们更愿意持有真实资源而减少货币持有量，为此，他们频繁地进出银行。企业也会精心设计现金管理计划。实际资源仅仅被用来适应不断变化的货币尺度，而不是被用来进行生产投资。同时，有一部分固定的税收是以元来表示的。价格上升时，这部分税收的真实价值就会下降。假如在计算应交税的收入时，扣除一个价值固定的免税额；而出现通货膨胀时，那份标准免税额的真实价值会减少，所缴纳的税收的实际价值却上升。除了对税收的扭曲以外，通货膨胀也扭曲了收入的衡量标准来影响税收体系。
（三）对就业和国民收入（产出）的影响
较高的通货膨胀影响就业和产出水平。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在一定条件下，能促使厂商扩大生产规模、增加雇佣工人；通货膨胀使银行的实际利率下降，这会刺激消费和投资需求，促进资源的充分利用和总供给的增加。当供给下降引起通货膨胀时，国民收入和就业量随之下降，导致大多数工人处于失业状态。
长期来说，通货膨胀与产出的增长之间存在着一种类似倒“U”形的关系。许多国家的研究表明各国的产出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低通货膨胀的国家经济增长最为强劲，而高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国家的增长趋势则较为缓慢。
三、消除通货膨胀的对策
根据历史上的通货膨胀的事实，我们不难发现，通货膨胀达到一定程度时，会破坏资本的正常循环，到严重时也会引起政治危机。因此，采取一些消除通货膨胀的措施是有必要的。
（一）需求紧缩政策
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发生时，政府一般都会采取需求紧缩政策。因为，这种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是货币供应量过多引起的。因此，紧缩的财政、货币政策是需求紧缩政策的核心。财政政策方面国家可以通过调整财政收支总额，减少财政支出，增加财政收入，调整财政收支项目怎样能压缩公共开支，开征新税种，提高税率而控制社会总需求。货币政策方面，主要通过提高利率、存款准备金率等，减少社会信用规模及货币供应量。
（二）供给管理政策
供给是影响物价的重要因素。因此，控制货币数量和控制社会总需求都是消除通货膨胀的有效措施。从长远看，发展生产，增加经济中有效供给是抑制物价水平上涨和控制通货膨胀的根本性措施。在面临通货膨胀时很多国家都注意到了压缩总需求的同时改善投资结构，集中资金优先发展占用资金不多，投产期限短，市场紧缺的产品。同时，鼓励企业技术创新，提高生产技术水平，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从而较快地增加有效供给，减轻市场需求压力，改善产业结构。
（三）物价和收入政策
通货膨胀时，工资和物价都会继续上升是推进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这时有必要对各种生产要素的收入增长率进行限制，特别是工资增长率。这使工资增长率不会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幅度。这需要政府拟定物价和工资标准，劳资双方共同遵守。采取这虚张声势措施会降低通货膨胀率，保证一定的经济发展速度和就业水平。采取措施时可以采用自愿性和强制性两种方法。自愿性的做法是政府以劝导的形式使劳资双方自愿约束价格和工资的变动，它适用于通货膨胀程度较轻的情况。强制性的做法事实上是对工资的冻结。该方法对控制成本推进型和结构性通货膨胀是一种较为有效的方法。
（四）国际收支政策与国际紧缩政策
如今的通货膨胀与以往的相比具有世界性和长期性，这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很大，主要表现在国际收支不平衡方面。当某一个国家发生通货膨胀后，通过外贸等国际间的经济往来向其他国家传播，所以采用外贸与国际收支政策是有必要的。这样不仅能够制止本国内通货膨胀，也能够遏制国际通货膨胀传播。但是，这种国际性的通货膨胀必须依赖国际性的紧缩政策来调整，仅靠一国的力量是不够的。
（五）货币改革政策
当通货膨胀已经成为恶性通货膨胀时，就应该通过货币改革加以制止。人们普遍认为，物价上涨率每月达到50%以上，每年达到600%以上，并且持续一段时间，才称为恶性通货膨胀。在此情况下，原来的货币已经失去了信用基础，通过货币改革废弃旧币，发行新币，制定保证新币币值稳定措施，是制止恶性通货膨胀的有效措施。
总之，通货膨胀的出现是不可预期的、也具有长期性。政府应针对通货膨胀期的不同阶段采取有效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收入政策来减少通货膨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1、(美)曼昆著;梁小民译.经济学原理[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陈友龙,缪代文.现代西方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1.1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本章选取1996～2013年相关年度数据为样本，选取国内生产总值GDP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指标，GDP是指一定时期内(一个季度或一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活动中所生产出的全部最终成果(产品和劳务)的市场价值，它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状况和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选取M2为我国货币供应量的指标，它是指一切现实和潜在的购买力的货币形式，反映社会总需求变化和未来通货膨胀的压力，它的变化反映着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变化，是我国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选取CPI指数为我国通货膨胀的指标，它反映了居民家庭一般所购买的消费商品和服务价格水平的变动情况，一般来讲，物价全面、持续地上涨就被认为发生了通货膨胀。
1.2数据平稳性检验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是计量经济分析的基本要求，只有变量满足平稳性要求时，结果才有效。目前普遍应用的方法为ADF单位根检验方法。对1996～2013年我国M2、CPI和GDP数据进行检验时发现，这些数据并不平稳，不能够直接地进行相关计量分析，会造成“伪回归”结果。因此，本文对相关数据采取对数形式，结果发现在二次差分序列情况下，LnGDP、LnM2、LnCPI在5%和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ADF检验表明这些数据是平稳的。具体结果如表1所示。从表2中可以看出，这些序列本身都为非平稳时间序列，而通过检验，它们的一阶差分和二阶差分序列是平稳的，于是我们采用处理非平稳变量的协整方法来研究。
1.3协整检验Johansen检验是基于回归系数的协整检验，是用于检验多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关系的方法。通常采用迹统计量和最大特征值统计量检验的方法，检验结果表明，M2、CPI和GDP这三个变量在5%的显著水平上存在1个协整向量，即三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将误差项记为ECM，建立协整模型如下所示：(1)式(1)表明，长期中LnGDP、LnM2、LnCPI之间存在稳定的协整关系，M2增长1%，GDP增长0.7926%，M2对GDP的增长有促进效应，即长期来看，货币非中性。而CPI上涨1%，GDP下降1.5426%，CPI对GDP的增长有抑制效应。
1.4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如前所述，通过对M2、CPI和GDP进行相应的检验可知，三者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是，这种长期关系是在短期动态过程中不断调整才得以维持的，任何一组有协整关系的变量都存在误差校正机制，因此，为研究三者之间的短期动态相关关系，我们需要在协整方程的基础上建立VEC模型。本文VEC模型的回归方程为：通过表3可以发现：第一，在D(M2)的自回归方程中，误差修正方程ECM在统计意义上是显著的，是货币供应量的格兰杰原因，表明各解释变量对货币供应量具有长期影响。第二，在D(CPI)的自回归方程中，误差修正方程ECM在统计意义上是显著的，是通货膨胀的格兰杰原因，但同时货币供应与经济增长都不是通货膨胀的格兰杰原因，也就是说短期内货币供应、经济与通货膨胀无关。第三，在D(GDP)的自回归方程中，误差修正方程ECM在统计意义上是显著的，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成因。
2实证结论与政策建议
2.1实证结论首先，基于以上ADF检验、协整分析，VEC模型分析我们可以看出M2、GDP、CPI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且M2对GDP有正方向的推动作用，CPI对GDP有反方向的抑制作用。说明货币供给对经济有影响，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理论上政府只要按照M2与GDP之间的相关关系发行货币，就能使广大消费者对政府的货币政策保持信心，国家的宏观调控会更有效果，也有利于控制通货膨胀，促进经济发展。其次，基于实践来看，M2的数量很难为央行所控制，所以政府需要提升对M2的监管水平。深入调查研究，全面分析M2的现状，并结合我国宏观经济，不断修正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客观考虑政策的滞后性影响，更好地加强宏观调控水平，促进经济发展。
(一)便利收益相关研究Kaldor(1939)首次提出便利收益率的概念，它主要表示对存货持有者在不确定世界里从存货中得到利益的度量，衡量商品使用者感到拥有现货资产比仅持有期货合约更有好处的程度。Rout-ledge等(2000)拓展了理性预期的存储模型，并发现便利收益率和商品的存货数量相关。另外，已有研究表明便利收益率确实包含了相关商品的信息，如Pindyck(1993)构建理性框架下的商品定价模型发现便利收益率包含了商品基本面的所有信息。Knetsch(2007)基于仓储理论中的持有成本关系推导出边际便利收益，以它为变量通过定价模型来预测石油价格，并对布伦特原油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在一个月到十一月的时段内，通过边际便利收益来预测远期石油价格比利用石油期货价格来预测效果更好。Stepanek等(2013)利用便利收益作为供给风险的指示器，发现便利收益可以很好地预测静态存货量和未来现货价格。Gospodinov和Ng(2013)构建了商品价格，便利收益率和通货膨胀关系的分析框架，发现便利收益和商品实际价格对通货膨胀率具有预测功能。国内关于便利收益的文献较少，主要集中于它的期权性质。综上所述，国内关于便利收益的研究基本集中于对便利收益率期权特性的实证分析，并未从便利收益所包含的商品基本面信息分析其对商品市场和宏观经济的影响。
(二)商品价格与通货膨胀关系研究国外大量研究表明商品期货市场具有国民经济预警器的功能，期货是现货市场走势和宏观经济运行的先行指标。Adams和Ichino(1995)的文章认为在理性预期条件下，当前的价格包含了所有可得信息，因此它可以预测未来的价格。Gorton和Rouwenhorst(2004)证明了商品期货收益率与通货膨胀具有正相关关系，投资商品可以保护市场参与者的实际购买力。Cheung(2009)检验了商品价格对7个主要工业化国家通货膨胀的预测能力，结果显示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商品价格可以作为通货膨胀变化的显著信号。Browne和Cronin(2010)指出研究商品价格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需要考虑货币总量的因素，认为商品价格的上涨会导致通货膨胀。国内也有关于期货市场与宏观经济的相关研究。比如，周勇(2006)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从微观和宏观两个角度系统分析期货市场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从理论上系统研究了期货市场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关系。当然也有部分实证研究，如曾秋根(2005)认为通货膨胀预期会引发商品指数基金大规模买入以原油为代表的一揽子大宗商品，从而导致价格大幅上涨，而商品价格上涨反过来又会增强通货膨胀预期，最终形成一种循环关系。李敬辉和范志勇(2005)利用世代交叠的理性预期随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发现，通货膨胀率的波动改变了可储存商品的收益率，从而导致经济主体存货行为的改变，进而对大商品的价格产生影响。张树忠等(2006)计算了我国农产品期货价格指数，通过检验其与CPI的实证关系，论证了我国农产品期货价格指数对CPI的先行指示作用。部慧和汪寿阳(2010)通过研究商品期货与通货膨胀关系发现，我国商品期货具有显著的通胀保护功能。郑尊信和熊晓光(2012)基于上海期货交易所铜和铝期货的库存变化研究了货币政策与商品价格的动态关系。综上，目前关于商品价格与通货膨胀关系的研究，主要利用商品价格或收益率层研究商品价格变动对通货膨胀率等宏观经济变量的作用;其中一些文献也分析了通货膨胀对商品价格的逆向作用。但是，针对商品市场便利收益与宏观经济变量的研究相对欠缺，而能够反映商品市场供需情况的便利收益可能包含更多决定未来宏观经济变量走势的信息。本文从我国商品期货市场具有代表性的11个品种出发，研究商品市场的基本面因素对宏观经济的变量影响。本文借鉴Gospodinov和Ng(2013)对便利收益与商品价格关系的研究，并结合Fisher(1930)对资产名义收益率与通货膨胀率的关系分析，研究便利收益率对通货膨胀的预测功能，以期揭示大宗商品基本面信息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
二、理论模型设计
(一)商品价格模型St和Ft，n分别表示时刻t的现货和距到期还有n时间的期货价格，rt，n表示时刻t到t+n的利率。定义Ft，n－St为期货与现货的基差。首先，根据期货存储模型，认为期货与现货的基差包含两部分内容，一部分为放弃借入现金买入现货的机会成本，另一部分即为持有现货的仓储成本等，即为便利收益(Ct，n)。
(二)通货膨胀与资产收益率根据Fisher(1930)可知，同种货币计价的资产预期名义收益率会收到通货膨胀的影响，而资产的实际收益率应该由资本的生产力等因素决定，与通货膨胀不相关。
(三)实证模型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将利用便利收益率主成分分别对商品现货加权收益率、预期通货膨胀和非预期通货膨胀进行实证分析。具体模型如。
三、数据及变量
本文研究商品期货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利率数据采用WIND数据库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国债交易平台6个月期国债利率，价格指数等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综合数据的时间段匹配以及样本量的大小等问题，选取2005年1月至2012年2月期间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商品期货市场数据为日度数据，国债利率也为日度数据，为了进一步与阅读数据价格指数匹配，我们采用月内平均的方法处理商品期货与国债收益率数据。我们采用临近到期的当月期货价格代表相应商品的现货价格，采用次临近到期的次月期货价格组成期货价格序列。进一步，由于各商品之间的特质因素等影响，各商品的便利收益率的变动情况各不相同。为了提取各个品种便利收益率的共同驱动因素，我们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提取便利收益率的主成分，然后进行分析。另外，文中通货膨胀率数据根据经过季节调整的价格指数计算得到，并利用HP滤波分解得到通货膨胀率的长期部分和冲击部分，分别表示可预期成分和未预期成分。
四、实证分析
(一)便利收益率主成分与商品现货加权收益率利用模型一研究便利收益率主成分对未来一段时间商品价格变动的影响。由表1可以看出，便利收益第一主成分对现货加权收益率的影响随着持有期限逐渐发生变化:便利收益与1、2、3个月的现货加权收益率之间显著负相关，与6个月的现货加权收益率负相关但不显著，而与12个月的现货加权收益率显著正相关。仓储理论认为市场参与者通过持有现货可以有效快速应对供给和需求冲击，从而获得便利收益。较高的便利收益能提高市场参与者对现货的需求，降低持有期货的意愿，导致现货价格较高，期货价格相对较低，从而导致现货收益率降低;但是从长期来看，现货价格和期货价格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具有相同走势。这就决定了便利收益与期货加权收益率在短期内显著负相关，随着现货持有期限的增加，负相关关系强度逐渐减弱，而长期内则显著正相关。便利收益第二主成分对现货加权收益率的影响与第一主成分类似，但相对第一主成分来说其影响力相对较弱，这与主成分分析方法的原理相一致。另外，实证结论显示国债利率对现货加权收益率具有显著负影响，商品现货作为一种资产，国债可以视为它的投资替代品，国债收益的增加，必然会导致对现货投资需求降低，从而导致价格降低。
(二)便利收益主成分与通货膨胀的关系由图1可知，便利收益率第一主成分和月度价格指数变化率的变化趋势基本相反，并且第一主成分的变动比价格指数变化率的变动提前一段时间。另外，从二者的相关系数分析也可以发现，二者同期的相关系数为－0.17，显著负相关。而当期的价格指数变化率与上一期的便利收益第一主成分的相关系数为－0.27，亦十分显著。所以可以直观的发现，商品市场便利收益率的主要变动因素与通货膨胀率的关系十分密切。进而分析便利收益第二主成分与价格指数变化率的关系，发现亦呈负相关关系，但是并没有第一主成分与价格指数变化率的关系显著。所以，可以初步判定，便利收益与通货膨胀率同期和跨期之间均为负相关关系。接下来，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前提下，进一步分析便利收益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利用模型二和模型三研究便利收益率主成分对未来一段时间通货膨胀率的影响。结果分别如表2和表3所示。可知，便利收益第一主成分与预期通货膨胀和非预期通货膨胀之间均为负向关系，显著性随着时间逐渐减弱，即便利收益第一主成分含有有效信息用来预测未来3个月内(包括3个月)的通货膨胀率。根据已有研究，便利收益是由需求因素、供给因素以及存货策略共同作用而产生的，它综合反映了市场参与者行为背后的各种信息，第一主成分则更是涵盖了影响整个商品市场价格变化的共同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商品市场的价格走势。显然，供需失衡导致的较高便利收益可以提高市场参与者对现货的需求，降低持有期货的意愿，从而导致未来价格水平相对较低，通货膨胀率降低。但从长期来看，这种关系的显著程度降低，这说明便利收益所包含的信息对商品市场具有短期冲击，不具有决定长期趋势的能力。本文认为这和我国商品市场的成熟度有关，尤其是现货市场交易，回顾现货市场发展历程，不难发现我国现货市场发生过很多乱象，投机氛围比较浓厚。为了规范商品现货市场交易活动，维护市场秩序，商务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在2013年11月联合了《商品现货市场交易特别规定(试行)》，确立了三部门对商品现货市场交易的联合监管机制，明确了监管职责。毋庸置疑，新规定的出台将会为现货市场的健康发展发挥积极作用。随着现货交易行为的规范，综合反映供需情况的便利收益所包含的信息将具有更长久的影响。在我国，国债利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动态，因此利率增加可以视为紧缩性政策，对通货膨胀具有抑制作用。由于本文使用的是6个月国债利率，所以利率对6个月后的通货膨胀率有显著负影响。
五、结论
一、第一阶段：IT理论的初步形成
在这一阶段，实行IT的国家有新西兰、智利、加拿大、以色列、英国、瑞典、澳大利亚、芬兰、西班牙等9个。由于在实践上IT刚刚兴起，因此理论上对它的研究并不是很多，总的说来，在这一阶段，IT的理论包括基本的概念和技术都不成熟，甚至对通货膨胀目标(inflationtarget)和通货膨胀定标(inflationtargeting)这两个最基本的概念都不加区分。
1.《1989新西兰储备银行法》和《政策目标协议(PTA)1990—03》无疑是IT最重要的文献，两者基本奠定了IT的总体结构框架。
(1)《1989新西兰储备银行法》第8—15条、49条、53条对中央银行目标、独立、责任、透明等方面进行了明确规定，第16—24条规定了新西兰储备银行在汇率政策上的处置权限。该法成为其他国家在修订中央银行法时认真研究和借鉴的主要文献。
(2)根据《1989新西兰储备银行法》，财政部长和储备银行行长签订的关于货币政策目标的合同也被称为政策目标协议(简称PTA)。1990年3月的PTA又简称PTA(1990-03)。PTA(1990一03)规定价格稳定的具体目标是到1992年底，通货膨胀率达到0-2％。在货币政策的历史上，PTA(1990-03)是一个具有划时代的协议，标志着IT这一货币政策框架的诞生。
2.由于IT在9个国家相继得以实施，因此理论界出现了介绍这些国家实施IT情况的文献，这些文献集中反映在由Leiderman和Svensson(1995)编著的《通货膨胀目标》和Haldane(1995)编著的《钉住通货膨胀》这两本书中。尤其是后者，实际上是1995年英格兰银行举办的有关IT理论研讨会的综述与总结。有关内容包括：IT的目标和信息以及IT的技术问题等。
由于IT实施的时间不长，这一阶段很少有学者对IT的效果进行实证评估。Ammner和Freeman(1995)与Freeman和willis(1995)最先用VAR模型对IT的效果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们发现：在新西兰、加拿大和英国，通货膨胀下降得比预计的要显著，表明IT是有效的，但IT的反通货膨胀成本比较模糊；IT增加了货币政策的可信度(长期利率下降)，但这种效应似乎并不长久。
二、第二阶段：IT理论基本定型
在这一阶段，IT的实践得到了新的发展，从1997年到2000年相继有捷克、韩国、波兰、墨西哥、哥伦比亚、南非、泰国等8个发展中国家宣布实行IT。实践大大推动了IT理论的进步。
在这个阶段，IT理论文献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IT的定义。
(1)框架性定义，也称实践性定义：IT就是货币当局在公开宣布对一个数值化(点或区间)的通货膨胀率承诺的基础上，货币政策决策行为和公开解释，包括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责任性的透明度等方面内容，是“有约束的相机抉择(constraineddiscretion)。”IT并不是像有的学者和倡导者所主张的那样代表一种坚不可摧的规则，相反，IT最好被理解成一个框架，其主要优点是增加了政策的透明度和连贯性，相机抉择有所限制，但仍有相当的灵活性(Bernanke和Mishkin，1997)。
(2)最简单的IT规则性定义是：货币当局明确宣布一个通货膨胀率作为未来一定时期的货币政策中间目标，中央银行对未来的通货膨胀作出预测，如果预测值大于目标值，则提高利率，如果预测值小于目标值，则降低利率，如果预测值与目标值大致相等，货币政策保持不变。Svensson(1997)首次明确提出了预测通货膨胀定标(inflationforecasttargeting)这一概念：“IT隐含的就是预测通货膨胀定标，预测的通货膨胀变成了中间目标。这样有助于货币政策的实施和监督。”预测的通货膨胀率比最终目标有更强的可控性和可测性；它有良好的透明度，更容易与公众交流，更容易被公众理解。
这里所说的规则是目标规则(targetrule)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工具规则(instrumentrule)。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目标规则是前瞻性的，货币政策工具设定在预测通货膨胀率和目标相等的条件下，这是一个内生的反应函数；而工具规则是后顾性的，政策工具是在反应函数中直接根据当前的信息设定的。
2.IT的假设和前提。IT的假设实际上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要实行IT这个问题；IT的前提条件大多与IT能否在发展中国家实施有关。
(1)IT的假设与货币政策目标理论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当承认货币政策的目标是价格稳定时，这一问题的大部分实际上已经得到解决。
Debelle(1997)认为IT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通货膨胀率成为货币政策压倒一切的目标，其主要理由是：近年来重新强调价格稳定是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对通货膨胀目标的承诺有助于消除货币政策中的通货膨胀偏向；货币政策工具与通货膨胀的联系比以往通过中间目标的联系更加稳定。
Masson，Savastano和Sharma(1997)认为实行IT的最简单的理由是为了保持一个“低且稳定的通货膨胀率”，而这又依赖于五个假设：从中长期来看，货币供给量的增加是中性的；通货膨胀都是有成本的；货币在短期内是非中性的；货币政策影响有不确定的时滞；相机抉择有“动态不一致”性，需要“承诺技术”。
(2)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实行IT的大多是工业化国家，有的学者据此认为IT只能在工业化国家实施，而发展中国家要成功实行IT，则需要满足相应的条件，否则难以实行IT。
Masson，Savastano和Sharma(1997)，Debelle等(1998)首先提出了IT的前提问题，认为这些前提包括：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必须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虽不必有目标独立性，但至少应该有工具独立性；货币当局没有对其他名义变量(工资、名义汇率)水平和路径的承诺。
由于IT需要相当严格的技术条件和制度保障，这些都不是发展中国家所能具备的。因此他们认为至少在近期内还不可能通过实行IT来改善货币政策。
3.IT的模型。由于标准的总需求一总供给模型主要涉及产出和价格水平，而不是中央银行的政策目标，因此这种范式不能解释IT。此外作为一个货币政策框架，IT也很难完全用模型来加以描述，因为IT的一些特征如透明度和责任制难以模型化，较常见的模型主要是反映IT的反馈规则。IT反馈规则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前瞻性，强调通货膨胀预期的作用。
(1)Haldane(1997a，1997b)提出了一个比较简单的IT前瞻性政策规则理论模型：
It=γ(Etπt+j-πT)
上式中，it表示t期的名义利率，Et是以t期和更早的时期的信息为条件的期望算子，πt+j是t+j期的通货膨胀率，j就是定标的时间跨度(targetinghorizon)，具体由货币政策传导时滞决定，γ(＞1)是反馈系数。公式是对IT的最简单的理解：当中央银行在t期预计未来t+j期的通货膨胀将高于目标值时，应该提高利率，反之则应降低利率。
(2)Svensson是目标规则论的主要倡导者，Svensson(1997a)模型是最优化模型的代表。学术界应用得较多的这个模型，如Pierre-RichardAgenor(2000)中所讨论的模型等。Svensson(1997a)模型可以简单地用以下几个公式来表示：
πt+1=πt+α11yt+α2xt+εt+1
yt+1=β1yt-β2(it-πt)+β3xt+ηt+1
xt+1=γxt+θt+1
其中，πt=pt-pt-1,pt是价格水平的对数，πt表示通货膨胀率，yt是产出缺口的对数，长期自然产出正规化为零，xt是外生变量，ηt、εt、θt是白噪声，it是名义利率，α1，β2＞0，其它系数是非负的，且β1，γ＜1。
再假定货币政策由一个目标通胀为π*的中央银行来实施，中央银行在t期选择名义利率{it}τ=t∞t∞。以最小化损失函数L：
4.IT的设计技术。在符合基本前提的条件下，如何具体实施IT?Haldane(1995a，1997b)把这个问题称为设计技术(designtechnique)。IT设计技术可大体概括为目标技术、分析预测技术和决策治理技术这三种。但设计技术问题并不是一个IT所特有的，事实上任何一种货币政策都有设计技术问题。
(1)目标技术：Haldane(1997a，1997b)认为应该考虑价格指数的选择(choiceofpriceindex)，点(point)目标与区间(band或range)目标及时间跨度(horizon)的确定，汇率和货币条件指数(MCImonetaryconditionsindex)等问题。
(2)预测技术：IT要求中央银行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信息来预测通货膨胀，因此对IT的成功实施的主要挑战是预测技术。值得一提的是扇形图技术，这也是英格兰银行对货币政策分析的主要贡献，这种方法不是点预测而是概率分布(probabilitydistribution)预测。
(3)决策治理技术：主要是指中央银行治理中关于货币政策委员会(MPC)的组成和决策规则，英格兰银行的MPC是个成功的典范。
①MPC的组成：MPC应该由专家组成，成员中最好没有政府、行业、部门的代表；MPC的专家应该有不同的专业特长，因为专业结构类同的MPC往往不能发现他们能力所及范围以外意想不到的威胁。
②决策规则：MPC的决策应该由MPC集体投票决定，由行长个人决定比较罕见(以色列、新西兰)。其中集体决定又有投票表决和一致通过两种，大多数是采用投票表决的形式。
4.IT的宏观效果。IT的宏观效果主要是指实行这一框架后对通货膨胀、利率、产出等宏观变量的影响，宏观效果有“相关论”和“无关论”之争。
(1)极大部分支持IT的学者持“相关论”思想，他们认为，由于实行了IT这一货币政策框架，中央银行的可信度大大增加，在实现价格稳定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Neumann和Hagen，2002)。
(2)“无关论”者认为，如果单独考察IT国家，可以发现IT国家的表现确实改善了很多。但这并不只是发生在IT国家，非IT国家的表现同样得到了改善。虽然IT国家的改进比非IT国家要大，但正如矮个子人的子女比他父辈长得稍高一样，这是一种自然“回归”现象。因为1990年代早期，IT国家的经济表现普遍比非IT国家较差些。一旦控制这方面的因素，IT与非IT的表现差别就会消失(Ball和Sheridarl，2003)。
但一个比较保守的结论是IT至少有锁定已取得的利益的作用，不会对宏观经济产生危害，而且未来可能对提高经济运行状况有一定的作用。
三、第三阶段：IT理论日趋完善
在这个阶段，相继又有挪威、冰岛、匈牙利、秘鲁、菲律宾等5个国家实行IT。
这个阶段IT理论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IT的数理模型大量出现。数理模型实际上在IT理论的第二阶段已经出现，但进入第三阶段后IT理论所运用的数学工具日趋复杂和高级。这也是IT理论日益融入主流宏观经济理论的标志和结果。
(1)最优规则的理论：Woodford和Svensson(1999，2003)主要论述了通过预测的通货膨胀来实施最优政策的；Svensson(2002)认为IT应该公布中央银行的损失函数以提高透明度，消除对“通货膨胀目标痴迷者”的误解；Svensson(2005)对目标规则和工具规则进行了深入研究。
(2)IT的独立性、透明度、责任制度：IT增加了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有利于增加货币政策的稳定性，IT确定了中央银行表现的衡量标准，责任和稳定的交替依赖于透明度，也就是对中央银行表现的监督能力。实行较长的中央银行行长任期对责任制度产生了威胁，但解雇规则有助于增强中央银行的责任walsh(2002)。
2.国别比较研究：由于IT实施已经有了较长的时间，而且实施的国家较多，因此比较研究的可靠性也大大增强。按照Kuttner(2004)的说法，IT已进入了“青春期”，虽然没有完全定型，但也显示了比较明显的实践特征。从全球范围的广泛视角对IT进行比较的文献也随之大量出现。
这些文献主要比较了IT实践的特征、产出和通货膨胀的动态模拟、通货膨胀报告、货币政策委员会决策规则等。
Mishkin和Schmidt-Hebbel(2001)认为IT已被证明是一个成功的货币政策框架；IT与中央银行的独立性、透明度和责任制是相互加强的；IT有助于降低通货膨胀率，也有助于降低损失率和产出波动性；IT有助于降低通货膨胀预期，从而有利于更好地应对供给冲击，IT已经受过逆向冲击的考验；IT也考虑了实际经济的因素，并不是“通货膨胀痴迷者”。
3.发展中国家的IT理论有了新的突破。由于已有许多发展中国家实行IT，因此对于能否在发展中国家推行IT已不再是个问题，研究的重点自然转向如何更好地在发展中国家实行IT这个问题上。
Mishkin(2004)等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是：尽管实行IT需要一定的前提，但也不是说非要等到这些条件都成熟时才能实行IT；发展中国家更加应该重视IT的制度框架问题，其中法定的价格稳定目标和工具独立尤其重要；应该同样重视目标的上限和下限；政府参与设定通货膨胀目标有利于减轻经济目标之间的冲突；中央银行可以对汇率实行“平滑”，但不能使汇率离开市场所决定的水平；IT并不是发展中国家“万能药”，它可能适合于某些国家，但对另外一些国家可能并不合适。
IMF在2005年的《世界经济展望》中把IT的前提概括为4个方面21个指标：
(1)机构独立：中央银行必须自治或免受财政和政治势力的干预。主要有明示的(或隐含的)财政义务，操作独立性(工具独立性），法定目标，行长任期安全(能否被随意免职)，财政平衡状况，公共债务/GDP，中央银行的总体独立性等7项指标。
(2)技术设施：中央银行应该有一定的经济预测能力。主要包括中央银行数据能力、建模能力和预测通货膨胀的能力3项指标。
(3)经济结构：经济应该有一个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取消价格管制，经济对原材料价格和汇率不是太敏感，美元化程度很低。主要有汇率的渗入、对原材料的敏感性、美元化、贸易的开放度等4项指标。
(4)健康的金融体系：应该有一个稳健的银行体系、较为发达的资本市场，金融稳定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冲突较小。主要有银行资本充足率、股票融资量／GDP、债券融资量／GDP、股票市场成交量、(银行)货币错配、(公开市场)主要债券成熟期等6项指标。
定量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是：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是在完全具备这些前提的条件下才开始实行IT的。
有的学者则认为，发展中国家实行IT应该重视资本流入的“突然停止”问题(Caballero和Krishnamurthy，2005)。由于这些国家的金融部门比较脆弱，而且日益融入全球化，货币政策有可能成为问题的来源而不是补偿。
参考文献：
［1］贺力平.反通货膨胀目标制及其理论依据.经济研究.1998；2
［2］柳永明.通货膨胀目标制的理论与实践：十年回顾.世界经济.2001；4
［3］奚君羊，刘卫江.通货膨胀目标的理论思考—论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重新界定.财经研究.2002；4
［4］王学斌.通货膨胀目标制度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启示.社会科学辑刊.2003；4
［5］姜波克，朱云高.论人民币资本账户开放下货币政策制度的选择.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