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典籍指的是先秦时期形成的原典文本、汉代以及以后的经学著作，同时也包括道家和墨家等其他流派及禅宗典籍。其中儒家主要有《i一三经》、《荀子》和宋明理学等著作;道家的《老子》、《庄子》、《列子》等;佛家的《六祖坛经》;其他诸子百家著作—包括法家的《韩非子》、《申不害》;兵家的《孙子兵法》和《孙腆兵法》以及墨家的《墨子》等。哲学是民族文化的核心部分，承载着民族文化的哲学典籍，是各民族得以安身立命的根基，中国哲学典籍是传统文化中的核心内容，因而哲学典籍英译在一定程度上充当着民族文化身份维护者的角色，对中国典籍英译的发生、发展及其传播和影响的历史进行系统研究是当前翻译史研究的前沿课题，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中国哲学典籍翻译史研究的意义及价值
全球化时代，涵盖一国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科技、教育、人力资源等领域的综合国力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文化实力是一国综合国力的构成要素，而文化“软实力”的传播是一个国家走向强大必不可少的阶段，在21世纪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中国哲学典籍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基本要素和发展源泉，在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大力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译介中国哲学典籍，撰写中国哲学典籍翻译史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中国哲学典籍翻译最重要的就是把有鲜明中国特色和中国个性的文化介绍到世界上去，这是增强文化“软实力”最重要的资源和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之一。对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的研究有利于我们探寻中国文化传播规律，促进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实施，树立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
二、国内外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研究现状
哲学典籍翻译与中西文化交流活动紧密相连，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和纽带，中国的传统文化借助哲学典籍翻译走向世界。历史上一共发生三次中西文化交流活动，明末清初耶稣会士派人向中国布道传教，开始将中国哲学典籍译成西方文字，介绍中国文化，构成了中西文化第一次交流，此次交流由于“礼仪之争”的爆发而结束。第二次中西文化交流始于19世纪末，新教传教士、商人和外交官进入中国，中国哲学典籍被大量翻译成英语在海外传播，汉学研究诞生，然而由于中国经济实力的落后，译文中充斥着“西方中心主义”对中国文化的抨击与贬斥，“二战”之前，中国先秦的重要哲学著作都有了英语译本，宋明理学的著作英译也有了进展，“冷战”造成的东西方对峙，使这次学术交流再度中断。第三次中外文化交流始于20世纪70年代，这是中国主动融入世界，向世界敞开大门，全方位、多层次的文化交流，西方的汉学家、哲学家和海外华人以及本土的译者成为这项翻译活动的主体，中国古代哲学典籍主要著作都有英语译本。
典籍英译史属于翻译史研究的范畴，当下国内外的翻译史研究呈现出欣欣向荣之势，然而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的研究仍较为薄弱。考察中西方的翻译史研究发现，当前翻译史研究长于对具体译史和译论的梳理与总结、编年体例的资料汇编和译家、译事或译作的个案研究，缺少从史学的角度、运用史学研究的方法深入研究翻译史的力作，更缺乏书写翻译史的系统理论研究，正如许钧等学者所言，我国翻译史研究 “缺少从史学的角度、运用史学研究的方法去深入研究翻译史的力作，更缺乏书写翻译史的系统理论研究”(许钧、穆雷， 2009:85）。
西方学者如利玛窦、柏应理、柯大卫、理雅各、卫立贤很早就有意识地、大规模地、系统译介了中国的哲学典籍，翻译学者如H ohn es, V enuti, Chesterm二及P ym等在翻译史理论方面各有建树，然而由于“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或者研究范式的不同，西方学者更多注重从中西比较哲学、汉学及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研究中国哲学，如安田朴的《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与《中国之欧洲》、维吉尔·毕诺的《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韦利的《中国古代三大思维方式》，修中诚的《中国古代哲学》，美国汉学家顾利雅的《中国思想:从孔子到毛泽东》，陈荣捷的《中国哲学纲要及注释书目》，葛瑞汉的《中国哲学及哲学文献研究》，艾文贺、万白安的《中国哲学经典读本》。归结起来，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研究在国外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其中既有西方对中国哲学的偏见和误解因素，还有专业方面的原因，因为哲学典籍英译史的撰写不仅需要熟悉中国哲学思想，还要掌握翻译理论并能够熟练运用，国外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多为汉学家或哲学家，思想上的优越使他们对来自中国的哲学典籍翻译史不予重视;中国哲学内涵深刻、含义丰富，从事翻译史研究的翻译学者对中国哲学专业生疏、知识欠缺，而这方面的知识积累远非一朝一夕之功;同时，西方的翻译史理论仍在发展，有待丰满和完善，因而国外目前借助翻译史理论撰写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的研究几近空白。
国内的典籍英译史研究已经起步，直接书写中国典籍外译史的论著有马祖毅、任荣珍主编的《汉籍外译史》与方汉文的《20世纪中国翻译史》，这两部著作对中国哲学典籍翻译史都有所涉及，但仅限于罗列翻译史实和译者介绍，对哲学典籍译者的翻译动机、翻译策略、译本在域外造成的影响缺乏分析和探讨。其他最为常见的是对某类哲学典籍的译本或某位译者的专题研究，这些著作主要选取代表性译者的译本进行对比分析或对某位翻译家的生平进行传记写作，但多从语言层面进行译本的比对，或者对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进行评价或者借助某种翻译理论对于翻译现象进行点评，疏于对中国哲学做源流上的考证，缺乏对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宏观上的关照，未能将哲学典籍英译的整体状况有效地呈现出来。
郭尚兴教授借助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哲学典籍英译》C200'7}《中国哲学术语英译研究》C2014}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论中国典籍英译的几个基本问题)) (2010)《论中国哲学典籍英译认知的多重历史视域融合》(2010)《论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目的与性质》(2013)《试论中国哲学典籍的英译原则》(2013)《中国传统哲学典籍英译范式初论》(2014)宏观相契与微观相切:中国传统哲学典籍英译的方法论研究》(2014)《论中国传统哲学整体性观照下术语英译的意义相契性》(2015) ,《中国传统哲学术语英译方法研究》(2015)，对中国哲学典籍英译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都有专门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杨静的博士论文《二十一世纪美国的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论》作为国别专题断代史对20世纪儒学在美国的翻译与传播进行梳理，并提出了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两种范式。白玉杰的博士论文《中国哲学典籍英译语境本体性研究》探讨了语境在中国哲学典籍英译过程中对意义认知的本体性。杨平的《论中国哲学的翻译》（2012） ,提出中国哲学的研究应该从“以西释中”转向“以中释中”，以中国哲学的概念、范畴和历史文化背景诊释中国哲学，在翻译中应“避免基督教化、西方哲学化或文化利用型的翻译途径，采取文化还原式的翻译如音译、创译和综合翻译彰显中国哲学的特质和财富”(杨平，2012:77) , "翻译中国哲学典籍应该彰显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和独特性，确立中国译者的主体地位，保留中国文化特色并注重异化的翻译策略，还要建立研究型学者型翻译模式”(杨平，2011:57)。国内另有其他学者岳峰、李玉良、邓联健、李新德对哲学典籍英译提出了独到的看法。
国家对哲学典籍翻译史的研究给予了较大重视，先后启动了“大中华文库”和“熊猫丛书”出版工程，并于2006年起开始实施“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2010年还启动了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并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上对哲学典籍翻译史提供了大力支持，2016年新批准的相关项目有李正栓的《藏族格言诗翻译史研究》、土治国的《“一带一路”战略下少数民族活态史诗域外传播与翻译转换研究》、黄碧蓉的《辜鸿铭儒家经典翻译与域外传播研究》、邓联健的《来华新教传教士百年汉籍英译史研究》、刘立壹的《}一九世纪英文汉学期刊对中国文化典籍的译介研究》。典籍英译的学者还定期举办典籍英译研讨会，并有专门的会刊《典籍翻译研究》，将典籍英译史研究作为主题之一，《中国翻译》、《上海翻译》、《燕山大学学报 (社科版)》专门为典籍翻译开设了板块，为哲学典籍英译史的研究提供了平台支持。国内相关翻译史理论的研究为哲学典籍英译史提供了方法论支持，为深刻认识典籍英译史的本质和撰写哲学典籍英译史提供了理论指导，此处作者有专门论文论述，不再赘述。这方面的学者有土宏志、孔慧怡、许钧、文军、蓝红军、穆雷、邵璐、夏天、易经、黄焰结等，他们取得的成果将翻译史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三、《英国的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撰写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学术层面来讲，英国是中国的哲学典籍英译的大国，从1691年从拉J一文译本转译《论语》的译本开始，英国对中国的哲学典籍英译事业已经走过了300余年，较之欧洲大陆国家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等国，英国的典籍翻译事业起步较晚，但是英国是英语世界最早和最大规模译介中国哲学典籍的国家，也是第二次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主要国家，英国的新教传教士对译介中国哲学典籍做出了巨大贡献，在第二次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将中国的《四书》《五经》以及佛、道两家的主要著作全部译成英文出版，英国的第一代汉学家理雅各基本将先秦的儒道典籍译成了英文，成为世界汉学家的楷模，并将英国推向世界汉学的中心，英国第二代汉学家亚瑟·韦利和第三代汉学家阂福德投身中国哲学典籍英译事业，再次将中国的哲学典籍事业推向高潮。而目前尚无专门的研究对中国哲学典籍在英国的英译史进行研究，为《英国的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写作提供了契机。
从历史和现实层面来讲，英国是第一个完成工业革命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是19世纪最为强大的西方国家，中英关系是19世纪中国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的关系，随着两国经济实力的变化，经历两次鸦片战争与世界大战的洗礼，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与中英两国综合国力的变化，中英关系经历了一个错综复杂的演变过程。2015年10月，应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土国女土伊丽莎白二世的邀请，中国国家主席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为两国关系未来发展绘制蓝图，开启了中英关系的“黄金时代”。哲学典籍英译事业作为两国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作为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大国的英国，目前尚无专门的论著对中国哲学典籍在英国的翻译史进行研究，《英国的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的撰写有利于填补这块研究空白，具有开创性意义。
通过对英国的中国哲学典籍翻译史研究的现状分析，可以看到目前存在以下不足:
1.从研究成果的类别来看，当前英国的中国哲学典籍翻译史研究缺乏系统性，尚无针对中国哲学典籍在英国翻译的综合性研究，有限的研究成果仅见于汉学、比较文学或比较哲学著作，张弘的《英国的中国文学研究》对《四书》、《五经》的翻译情况有所提及，姜智芹的《文化想象与文化利用—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以及葛瑞汉的《论道者:中国哲学论辩》都是截取了某个历史阶段中国文化或者哲学在英国的传播情况，对于哲学典籍在英国的介绍还很不够。
2.从研究的广度来看，英国的中国哲学典籍翻译史的研究不够全面，有限的研究基本集中于几位名气较大的翻译家如理雅各、韦利、苏慧廉的研究，对鸦片战争前的译者如马世曼、马礼逊、柯大卫和二战后的译者如葛瑞汉、雷蒙·道森与阂福德的研究很少，另外，现有的研究大多围绕先秦著作《论语》、《道德经》等展开研究，对诸子著作研究较少，宋明理学的研究几近空白。
3.从史实关注的层面看，大量的翻译活动史实还没有得到重视。二战后虽然英国的中国哲学典籍英译进入短暂的衰退期，但是英国还是出了不少典籍英译大家，如葛瑞汉、霍克斯和阂福德等，他们的翻译活动目前研究得还很少，同时与二战前相比，中国的典籍英译活动为何突然陷入衰退，除了美国汉学的崛起和英国经济的衰退，为何文学典籍翻译依然兴盛，哲学典籍翻译却陷入低谷，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思考的。
4.从研究方法上来看，缺乏系统的研究方法和系统的翻译理论指导。以上提到的大部分相关文献停留在单纯的对史料的梳理上，未能对英国的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整体特征进行探讨，也没有借鉴相关学科如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统计学等学科的理论对史料进行深入分析，更没有自觉运用翻译学这一所属学科常用的基本方法如定性定量研究、描述性研究、语料库翻译研究对中国的哲学典籍英译进行深入系统的科学研究。
综上所述，《英国的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撰写极为必要而且非常迫切。
四、《英国的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撰写设想
国内学者土克非曾经提出翻译史与文化史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指出“研究者可以采取历史梳理与理论分析相结合、案例分析与宏观思辨相结合、突出理论与实践并重、细描与逻辑推演并举的研究思路”(刘杰辉，2016:124)。皮姆在《翻译史方法论》中提到的“翻译考古学”、“历史批评”“解释”的翻译史的撰写原则，即“解释翻译为什么会在特定时空背景下发生;翻译史知识的核心对象不是翻译文本，或文本上下文关系及语言特征;翻译史应围绕译者工作和生活的社会环境建立”(转引自蓝红军，2016:9)。本研究在借鉴两者研究的基础上，将在《英国的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撰写中综合运用如下方法。
(一)文献法
文献梳理是研究翻译史的基础和前提，可靠的史料来源是写好翻译史的保证，如果缺乏第一手的史料来源，就需要通过多种渠道对材料进行佐证以确保其真实性和可靠性，以免造成对学术的损害和历史的扭曲，同时，资料的整理和分析也要有明确的逻辑分析意识和科学的翻译理论指导，以免陷入单纯的史料罗列而出现“史料汇编”现象。
(二)文本细读法
文本细读法就是在尊重社会历史的前提下，对译本中的语言予以特别关注，考察同一原文、不同译本、不同译者或者相同译者，揭示究竟是哪些因素影响到了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和运用，并揭示不同的译本在历史中起到了哪些作用。
(三)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借用文献目录学方法手段，通过归纳、演绎等定性研究，结合总量与类别的量化统计和对比统计等定量研究”(刘杰辉，2016:124)，展示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哲学典籍在英国翻译的具体面貌、主要特点及存在的问题，全方位地揭示英国的中国哲学典籍翻译史背后的文化传播规律。
(四)史论结合的研究方法
蓝红军提出，“史学要以对过去的研究实现对现实问题的反思，而翻译学也必须关注当前社会的需要。因此，翻译史研究的价值在于提供现实教益，让译者和译学研究者理解翻译本身，对翻译过程中出现的某些翻译现象做出历史语境化的阐释，并为翻译理论与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提供借鉴”(蓝红军， 2014:67)。我们研究英国的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也要做到史论结合，有的放矢，史论结合的最终目的是加深我们对翻译及其社会功能的认识，我们可将其视为对翻译理论扩展的一次有益尝试，通过考察历史译事得失，探讨如何在全球化语境中通过翻译传播民族文化和塑造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
基于上述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英国的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可从以下几方面展开专题研究:
1.英国的中国哲学典籍英译总览。在描述翻译学理论的指导下，勾画英国的中国哲学典籍概貌，并根据翻译主体、翻译活动特征及其产生的影响将英国的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分为四个时期:发韧期(19世纪之前)、发展期(18001840)繁荣期(18411911)，多元化时期(1912年一21世纪)。主要针对以下问题进行探讨:“谁在译”(译者身份)、“哪些文本被翻译出去”(译本类别及数量)、“如何翻译”(翻译策略)、“翻译效果如何”(在英接受、传播状况，对中国国家形象塑造、中西文化交流影响)。
2.社会翻译学理论对哲学典籍英译史研究的适切性。借助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及国内的社会翻译学理论对中国哲学典籍在英国的翻译和传播进行分析，探讨译本的诞生、特点以及译者是如何与社会发生互动以及译本产生了哪些影响。布迪厄的社会实践模式可以用公式“「(惯习)(资本十场域=实践”表示。人的社会实践是人的性情倾向(惯习)与人在场域中的地位(取决于其资本或经济、文化、社会和象征资本各自所占的比例)的互动，以及场域当前状态的结果。“场域”指的是在各种位置之问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在这个网络中充满了斗争，而斗争的实质就是争夺场域中的地位，主要取决于拥有资本的数量和质量。“翻译场域”指翻译的生产、传播和接受、具体翻译策略运用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问，其中充满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的博弈，隐含着行为主体及各种机构相互问的权力关系状态和对文化资本的争夺。 “翻译场域”中的行为主体译者有属于自身的思维习惯即“惯习”，它总是与特定的“翻译场域”相关。译者的意识和翻译行为均受到“翻译场域”中生成的“惯习”的规范和约束，译者的实践目的、价值取向、翻译选材和翻译策略都无法超越译入语社会场域内特定的社会历史的权力话语。
以鸦片战争前的新教传教士翻译中国哲学典籍为例，当时西方社会“场域”对中国文化充满敌意与蔑视，基督教是他们共同的信仰，传教士作为其中的行为主体自然无法超越本土社会价值体系，处于社会文化生产场中翻译“子场域”的传教士译者，长期以来对本土文化、社会经济条件就有一定的依赖性，“西方中心论”的“惯习”在他们的实践历史中形成、稳定化并发生建构性功能，传教士肩负基督化中国的使命，他们在翻译中国典籍时往往贯彻有利于本土文化和价值倾向的策略，在此“惯习”结构的引导下，他们的翻译实践大量地渗入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批判，渗透着明显的种族和文化优越感，包含着西方对东方文化的认识论暴力，其译文深深地烙上了基督教意识形态的印记。
3.中国哲学典籍翻译的翻译模式研究。皮姆强调翻译史研究要以人为本，而且注重翻译的交互文化性。翻译家是翻译活动的主体，探讨主体在时代语境中的选择和决策的动态过程，但是翻译家研究一般离不开译本研究，包括文本选择和文本翻译策略选择，这就是我们的“翻译家模式研究”，翻译模式指的是“基于一定理论指导的有关翻译学研究和实践的稳定性结构框架和活动程序。作为结构框架，模式包括理论依据、活动目标、操作程序、适用条件等要素;作为活动程序，模式具有稳定性、可操作性、有序性和有效性的特点”(蓝红军，2015: 75)。本书主要选取以柯大卫为代表的“西方中心主义翻译模式”、理雅各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经学翻译模式”以及“回归原典性模式研究”，“回归原典性模式研究”含韦利的实证性翻译以及刘殿爵注重中国哲学特质的翻译，通过选取各个译者的代表性译本，以点带面地对译本体现的不同翻译模式、译者的文化观和翻译观对翻译的制约作用进行分析，并对不同翻译模式下的译本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发挥的功能进行定位。(柯大卫的翻译体现了西方阐释学中“以读者为中心的”阐释进路，显示基督教文化对儒家文化的优越性;理雅各的翻译体现“以注疏文本为中心”的诊释进路，向读者呈现中国的儒家文化发展的轨迹;韦利与刘殿爵的翻译体现了“以原典为中心的进路”，韦利重在呈现历史上“真正”的孔子，刘殿爵注重呈现中国哲学的特质，他们的译文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都对中国文化在英国的传播起到了推动作用。)目前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实施的条件下，“回归原典性模式研究”对推动中国文化在域外传播是最为有利的，这种模式旨在呈现中国哲学特质，有利于维持民族文化身份，彰显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满足了中国文化战略和塑造中国形象的诉求。
结语
摘要：国家典籍博物馆是中国第一家典籍博物馆，它的核心职能是社会教育职能，主要开展文史和科学文化知识、艺术审美、思想道德及爱国主义教育，在传承典籍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方面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文章重点分析了国家典籍博物馆应该从教育理念、教育对象、教育形式和教育手段等方面着手，充分发挥好社会教育职能。
中图分类号：G25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88（2015）05-01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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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5-04-02
作者简介：刘雅（1981―），国家图书馆馆员。
国家典籍博物馆是国内首家集典籍收藏、展示、研究、保护、公共教育、文化传承、文化休闲于一体的博物馆，也是世界同类博物馆中面积较大、藏品较丰富、代表性展品较多的博物馆。国家典籍博物馆于2014年9月10日正式对外开放，建筑面积为11，549平方米，展示了国家图书馆800余件“养在深闺人未识”的珍贵典籍，从3，000多年前的甲骨到100年前的桑皮纸，到现当代名家手稿，全面生动地呈现了中华民族历史文化长河中多元丰富的典籍文化，使图书馆的典藏功能得到进一步延伸。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主任陈红彦曾将国家典籍博物馆定位为“五大中心”：国家典籍博物馆是典籍的收藏中心、典籍和典籍文化研究的中心、典籍文化的展示中心、世界典籍文化的交流中心、公众文化休闲中心。其实，国家典籍博物馆还是典籍文化的教育中心。
1教育职能是国家典籍博物馆的核心职能
中外博物馆历来都很重视博物馆的教育职能，近年来重视程度越发提升，已经视之为首要职能、核心职能。著名博物馆学家格林黑尔强调教育是博物馆的首要职能，是博物馆存在的根本原因。2001年7 月，国际博物馆协会在《国际博物馆协会章程》中将“博物馆”定义为：博物馆是一个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并向大众开放的非营利常设机构，为研究、教育和欣赏的目的征集、保护、研究、传播并展出人类及人类环境的物证。2007年8月，国际博物馆协会将该定义的后半句修订为：博物馆为教育、研究、欣赏的目的征集、保护、研究、传播并展出人类及人类环境的物质及非物质遗产。国际博物馆协会将教育职能调整到了第一位。
我国从张謇创办第一座博物馆――南通博物苑开始，就明确了博物馆在开启民智、培养教育社会大众方面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博物馆数量的增长与其教育职能发挥的效果仍然存在较大差距，于是国家越发重视博物馆教育职能的发挥。从2004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等联合下发《2004―201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到2008年、文化部等联合下发《关于全国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的通知》，文件中都强调了要充分发挥博物馆的社会教育职能。2013年12月30日，在中央政治局第12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国家典籍博物馆从成立时就把“传播典籍知识、弘扬中华文化、教育公众”作为使命与追求，将社会教育职能摆在核心位置。国家图书馆馆长、国家典籍博物馆馆长韩永进认为，国家典籍博物馆正是要发挥图书馆与博物馆在功能方面的互补优势，相互融合，使之成为一种全新的图书阅览方式，让读者既可以欣赏到充满文化灵韵的珍品展示，还可以聆听文献承载的思想声音，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
2国家典籍博物馆开展社会教育的主要内容
博物馆开展的教育是综合的、多维的，承担着联系历史与现实、科学文化与公众素质、博物馆与社会这三个层面的桥梁纽带作用。国家典籍博物馆的教育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文史知识、科学文化知识的教育职能
博物馆区别于其他社会教育机构的最主要特征是实物性，博物馆保存着丰富的人类文明成果，展示着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从古至今的发展轨迹，承载着底蕴深厚的文化，是一部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所以，博物馆通过陈列展览等活动向全民普及历史、文化、科技知识是其教育的首要内容。国家典籍博物馆的主要藏品是典籍，韩永进馆长说：“我国古代文献典籍是中华民族在数千年发展历史过程中创造的重要文明成果，是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一脉相承的历史见证，也是人类文明的瑰宝。”这些典籍内容包罗万象，从历史到文学，从天文地理到古代建筑，从古明到现代科技，蕴含着历史、文化、科技等价值，具有直观性、形象性和权威性。国家典籍博物馆可通过直观教学的方式，或深入挖掘展品价值，以词语、图画、视频等符号作为教育媒介，向观众传播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科技知识。
2.2艺术审美教育职能
蔡元培早在20世纪初就认识到了博物馆的审美价值，国家典籍博物馆也充分重视对公众的艺术审美教育，在策划各种展览之初，就融主题创意、空间艺术、灯光设计和美工技巧等为一体，让不同时代、不同风格、质地各异的藏品都作为艺术与美的载体，以静态方式呈现出它们的艺术性，同时各种多媒体设备辅以动态的艺术创作，再配上古典轻柔的音乐等，充分展示人类发展进程中的自然美、科技美、社会美、艺术美等，加深观众对美的理解，对美的感受。国家典籍博物馆的“典籍课堂”中还设有绘画、书法相关的课程，对观众进行艺术及审美方面的教育，提高公众的审美能力和艺术修养，使观众的精神世界得以升华，并最终达到较高的艺术境界。
2.3思想道德和爱国主义教育职能
国家典籍博物馆副馆长李虹霖认为，“中华典籍作为中华文明的标志，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现在大家都在讲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来源就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传承，它的内容就记载于历代经典古籍之中。”在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中，道德规范是最厚重的历史积淀，是维系中华民族持续发展、生生不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国家典籍博物馆将中国的文化遗产展现给社会公众，将经典中蕴含的价值观传达给社会大众，能让社会大众更好地建立和传承核心价值观，达到思想道德及爱国主义教育的目的。同时，国家典籍博物馆对恢宏悠久的中华优秀文明的展示和解读，能够激发观众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崇高的民族精神，能够培养观众的民族认同感，增强民族凝聚力，提升民族自豪感，促使观众传承中华民族优秀的精神品质。
3国家典籍博物馆如何充分发挥教育职能
3.1教育理念方面：以公众为本，积极主动地开展教育
一个博物馆在社会教育方面的影响力如何是由它的教育理念决定的。近年来，增加学习、休闲功能成为很多博物馆的重要创新，让博物馆从“以藏品为中心”转向“以公众为中心”和“以管理服务为中心”，服务理念的确定与公共服务的强化，使博物馆焕发出蓬勃生机。国家典籍博物馆在定位中就明确要“以公众为本”，将其打造成为一个大众娱乐放松、鉴赏和社会学习的“智能”休闲场所。
3.1.1通过多种方式尽可能让最多的观众理解和记住展览。展览是给观众讲述故事的媒介，每个展览都有很多故事可讲，博物馆教育达到的理想效果就是采取多种方式帮助观众理解这样的故事，并在理解后记住这些信息。
3.1.2了解观众的参观心理，顺势引导观众。如果观众仅凭感觉进行参观往往具有片面性和盲目性，为了让观众的参观更加充满趣味、更加有收获，博物馆必须引导观众，适当地激发观众的想象力，适时地对社会教育方案做出调整，改变呆板的、没有生气的教育模式，唤起观众观感上的共鸣。泰戈尔说过，不是棒槌的敲击，而是水的载歌载舞，才造就了亮丽的鹅卵石。所以，在引导观众时，不要采取生硬的方式，而是要顺势引导，因时因地因人引导，让观众在不知不觉间接受教育。
3.1.3因人施讲，因材施教。国家典籍博物馆要主动地针对不同的人群开展有针对性的教育工作，采用灵活的、有活力的、有创造性的教育方法，集知识性、趣味性、启迪性、体验性于一体，让不同文化背景、不同需求的观众都满载而归。
3.1.4注重与观众的互动，及时了解观众的反馈信息。观众并不只是被动地接受某种知识灌输的对象，他们是博物馆活动的积极参与者，是客观评价和检验博物馆各项工作及其效果的主人。因此，国家典籍博物馆要建立多种互动途径，重视与观众的信息交流与相互反馈，并通过观众的反馈来修正社会教育的方式方法等，以达到满意的目标效果。
3.2教育对象方面：全民教育，尤其重视青少年教育
国家典籍博物馆担负着提高全体社会大众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培育高素质当代公民的历史使命，尤其担负着培养青少年的重要责任。青少年教育是博物馆教育的重中之重，对青少年的教育质量直接关系到民族的素质和国家的前途。
目前，国家典籍博物馆对青少年的教育活动主要有：①“典籍文化走进校园”系列巡展活动。巡展内容包含“古籍保护计划成果”“典籍发展简史”和“国家典籍博物馆介绍”三个部分，旨在宣扬典籍文化，让校园里的师生发现中华典籍之美，了解典籍文化的发展历史及传统典籍知识，并普及典籍保护知识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②青少年体验式教育课程。国家典籍博物馆开馆后设立了一系列体验式课程，比如《书是怎么产生的？》《文字背后的故事》等课程，通过知识点讲授、实地展品讲解、青少年动手体验等多种方式，将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有机结合，全面提升青少年的观察能力、思考能力、手眼协调能力等。③组织青少年来馆参加活动，比如“走进典籍博物馆大课堂”系列活动，首场活动“跟着赵广智爷爷走进‘样式雷’”于2014年11月4日举行，孩子们不但能参观各个展览，聆听专家传授相关知识，还能现场动手感受清代建筑的搭建，深受孩子们喜爱。
博物馆与学校紧密配合、对在校学生进行形象全面的科普教育，已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教育方式。今后，国家典籍博物馆可以与学校保持长期合作，建立有效的衔接制度，把利用博物馆开展教学活动纳入学生教育的长效机制，教育内容与学生的学习内容紧密联系起来，使国家典籍博物馆真正成为课堂教育必要补充的青少年教育基地。
3.3教育形式方面：多管齐下，纵横发展教育
中国博物馆教育的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教育形式单一、讲学模式以灌输为主、教育效果不够好等方面，国家典籍博物馆要想有好的教育效果，必须多管齐下，在教育的宽度和深度方面都下功夫。
3.3.1抓好讲解。很多观众都会觉得静态的典籍晦涩难懂，必须借助讲解员的力量才能进一步了解典籍的社会背景及内涵等，所以，国家典籍博物馆的讲解在社会教育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是一种活文化。一个好的国家典籍博物馆讲解员需要做到以下几点：①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比如版本学、金石学等，并有较多文史知识的储备，对中华典籍文化有较深的了解和认识。②有好的口才。口齿伶俐、音色好、吐词清楚的讲解员具有很好的吸引力，能生动、形象地把“死”的展品说“活”，“薄”的说“厚”，充分揭示出典籍的价值内涵。③言行举止要得体，待人接物要自然真诚，面对各种观众、各种情况时能应对自如。④要灵活机动，根据不同对象组织不同的讲解内容。对专家学者往深处讲，对青少年则往浅了讲，在深度和广度上能掌控自如。
3.3.2打造讲座和论坛等平台。国家典籍博物馆系列讲座已经举办了十多期，受到了听众们的热烈欢迎。国家典籍博物馆还可以打造“典籍论坛”等平台，将讲座与论坛办成品牌，在专家和观众中产生积极向上的影响力，既可以让观众和专家学者们面对面交流，又可以在深度和广度上进一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3.3.3开展各种文化活动。这种形式是国家典籍博物馆打造公众文化休闲中心的重要手段。国家典籍博物馆可以举办丰富多彩的面向不同受众的文化活动，让传统文化“活”起来和“火”起来，让公众休闲地享受一场场文化盛宴。比如说开展亲子参观活动，邀请一些家庭来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从而让父母认识到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从而构筑起孩子们与博物馆的感情，从而使国家典籍博物馆成为家长和孩子们社会交往的重要场所。
3.4教育手段方面：科技助力，随时随地开展教育
国家典籍博物馆不是一座简单的陈列馆，而是融合着多种科技产品的现代数字化博物馆。“数字化的博物馆”是指将博物馆馆藏的文物、标本、照片、绘画、文字、音频及视频等信息收集起来，经过计算机及配套设备加工整理、分析、重组后，转变成可以储存、编辑、出版、传播的数字化信息源。
设备一：多媒体自动语音导览机。这个导览机配有中英文两种语言，能将讲解词以语音、图片、视频等方式传播给观众。目前中文导览介绍了约500件展品，英文导览介绍了100多件展品。设备二：各种多媒体设备。比如投影，在金石拓片展厅的地面上的蓝色汉字历史长河，就是将“典籍”“博物”四个文字的3，000多年的演化过程投影到地面上，形象生动；比如触摸屏设备，金石展厅内的《柳公权神策军纪圣德碑》善本旁边放置了一个放大的高仿版本，另外还带有一个透明的可触摸屏液晶屏。观众用手指在触摸屏上滑动，利用微波传感与电子典籍的结合，就可以逐页翻看这件典籍中的内容。这样的方式既能保护古籍，又能满足观众对珍贵古籍的阅读需求。设备三：手机。随着互联网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以及手机等移动终端功能的强大，公众可以随时随地接收信息并与他人进行分享，这种新颖独特的体验也给国家典籍博物馆的教育工作以启示，通过打造手机APP，可以让公众们随时随地接受国家典籍博物馆的教育，随时随地利用资源。借助这些科技手段和设备立体地、生动形象地开展社会教育，具有趣味性、艺术性和科学性，也有利于观众理解和记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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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典籍阅读；大学生；传统文化意识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国传统文化浩如烟海。当代大学生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会直接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前景及其在世界文化丛林中的地位。文化典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阅读是提高个体认知能力的重要途径。近年来，在素质教育推动下，高校大学生的阅读热情不断高涨，但是，大学生文化典籍阅读人数始终是非常少，大学生文化典籍阅读现状引人深思。
1 高校大学生文化典籍阅读现状
1.1 阅读兴趣低
在中国文化史上，文化典籍的地位非常高，古语有云：“读书当读典”，从中可见人们对文化典籍的认同度。21世纪的青少年虽然通过语文教育也能认识到文化典籍的作用和价值。但是，在教育功利思想影响下，读典无用论一度甚嚣尘上，这也使得部分高校大学生对文化典籍阅读出现了认知错误，认为文化典籍阅读是一项看起来比较迂腐、做作的行为，许多人在典籍阅读时还会本着功利思想去选择阅读对象。如许多大学生都是在写论文时候、在考试前，才会找一些典籍来读。此外，在科技时代，手机和电脑高度普及，许多大学生的注意力始终聚焦在电脑、手机上，加上许多文化典籍如《老子》、《易经》等时代久远，读起来比较吃力，所以很少有大学生会去阅读文化典籍。
1.2 阅读效果差
目前，许多高校都开设了汉语言文学课程，一些教师在教学中还会要求学生有计划地进行典籍阅读。但是，传统文化典籍阅读是一项开放性的阅读活动，由于在考试中，学生阅读情况不是考试内容，所以许多学生都是按照教师要求将一些文化典籍浮光掠影般的翻了一下，根本不会有计划有目的地去阅读文化典籍。一些汉语言文学、新闻专业的学生虽然有阅读传统文化典籍的意愿，并且在文化典籍阅读上做出了积极尝试，但是由于缺少阅读经验，缺少工具书，处理不好博览和精读的关系，所以文化典籍阅读效果并不好。如在读《史记》时，可能要用到《新华字典》或《汉语词典》等工具书，但是，许多学生由于抱有马虎、应付的态度，在典籍阅读时根本不会准备一些参考书和工具书，也不会就一些不懂的问题去请教他人，这也导致其传统文化典籍阅读效果非常差。
2 大学生文化典籍阅读建议
2.1 开设传统文化教育课程
十后，多次在讲话中强调了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的重要性，这为高校大学生文化典籍阅读指明了方向。中华文化典籍包含有丰富的哲学思想，具有积极的道德教化作用和人文价值，利用文化典籍来改造大学生的精神世界，提高大学生的传统文化意识，是时展的要求。鉴于此，高校要根据学校校情、学情，立足于调查研究，组织专家学者编写传统文化教育读本，开设传统文化教育课程。然后，以传统文化教育课程为大学生文化典籍阅读阵地，完善大学生文化典籍阅读管理和考核措施，要求各院系、班级定期开展一些以文化典籍阅读为主题的交流活动，要求大学生在期末时进行阅读总结、提交阅读报告，以提高大学生对文化典籍阅读的重视程度，促使大学生参与到文化典籍阅读中去。
2.2 采用多种方法激发大学生的阅读兴趣
大学生文化典籍阅读兴趣、传统文化意识培养和阅读能力养成，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问题。要想提高大学生的文化自觉性，高校必须坚持综合创新的教育方针，将传统文化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历史教育和实践教育结合起来，然后坚持古为今用、批判继承的方针，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大力弘扬传统美德，用新理念去解读传统文化的内涵，深入开展传统文化观教育，利用传统文化教育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世界观和人生观念，使大学生认识到继承传统文化、阅读传统文化典籍的意义。如在讲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教师可以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理想为话题，讲述儒家思想的现实意义，教导大学生成为自省自律、积极向上的人，以端正学生对于文化典籍的认识。此外，高校还要抓住校园信息化建设机会，利用校内网、校报、宣传栏来进行文化典籍和传统文化宣传，并尊重学生意愿，开展一些形式新颖的传统文化推广活动，如汉服节、文化名家进校园活动等，以营造浓郁的文化典籍阅读氛围，提高大学生的典籍阅读热情。
2.3 精心计划，提高阅读效率
大学时期是学习专业知识的好时期，也是培养个人习惯的重要时期。大学生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要不断提高自己的人文素质，拓宽自己的视野。阅读是大学生获取知识、认识世界的重要工具，因此，大学生要摈弃功利化阅读思想，培养传统文化典籍阅读习惯，并做好阅读计划和阅读安排，积极寻找正确的阅读方法，以提高个人的思想认识和文化素质。确切来说，大学生要正视文化典籍的价值和作用，加强传统文化学习，并在教师指导下，或借助网络，通过他人推荐，找到适合自己的书籍。然后，制定科学详细的阅读计划，理清阅读思路，分配好阅读时间，处理好精读与博览的关系，并在阅读中做好阅读笔记，定期进行阅读总结，同时对一些深层次的问题进行深入思考，或结合自己的见解提出一些问题，力求通过阅读思考理解文化典籍的中心思想和时代价值，以提高阅读效率，进而提高自身的传统文化意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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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汉语典籍是世界文化宝库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近几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增强，向海外传播中华古代文化的精髓、让世界了解中国，成为翻译者不可推卸的责任。目前汉语典籍的译本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存在着各种问题。本文从典籍与文化传播的角度，分析我国典籍翻译的现状、翻译的过程与标准和翻译文本选择的系统性。
关键词：典籍 翻译 文化传播 系统性
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
一典籍与华夏文化
典籍是用汉字记载的、历代各领域的权威性著作，是中国历史的见证和华夏文化的重要载体，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传播华夏文化是增强文化软实力、让更多外国人了解中国的历史与未来的重要途径。而典籍作为人类文化多元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积极参与到世界文化交流中去成为一种必然。因此，作为向海外传播华夏文化的桥梁，典籍翻译也就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语言学角度分析，典籍是一种经过历史浓缩后带着大量文化信息的语料：天人合一的哲学精神和情景交融的表现手法，崇高的爱国精神和深厚的道德情怀，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与中庸之道，人情之美的价值取向和含蓄蕴籍的风格追求。同时，中国古典诗歌又从人际交往、民族心理、社会人生以及政治、思想、文学、教育等方面对中华文化产生影响。随着更多外国人对中国古代文化兴趣的增加，典籍英译即把中国典籍翻译为英文，自然构成了文化传播的重要方面。
二典籍翻译现状
世界文化交流本该是双向的输入与输出，交流的双方是互为主客体，以双方各自对对方的需要为基础，以双方各自对这种需要的意识为前提。然而，过去的中外文化交流并不是这样。统计数字表明，我国大约有3.5万种古典书籍，但时至今日翻译成外文的只有千分之二左右（黄中习，2007）。21世纪不但是东西方文化合流的世纪，还应当是从“以西方文化为主流”转向“以东方文化为主流”的世纪。马祖毅、刘重德、楚至大、许渊冲等国内学者的有关著作与翻译丰富了典籍英译这一尚未完全开发的领域。但典籍英译依然是我国文化传播中最为薄弱的环节。从总体来说，还没有计划地、系统地、全面地通过我国自己的译者向国外的读者译介，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宏观决策看，文化传播是我国决策中的弱项，典籍英译更是如此。国家对人文科学的鼓励和投资的力度也远不及对自然科学的投资，这就不能不影响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组成部分的典籍英译及其研究；从客观环境看，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制约了出版和翻译活动，让它无法与通俗小说、教材、科普读物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去竞争，英译典籍出口也有种种困难；从译者角度分析，典籍英译人才不足，参与典籍英译的人必须以弘扬民族文化为己任、不计功利，学术上必须学贯中西，这样的人才实在难得。所有这一切决定了典籍翻译是我国文学翻译领域的弱项。由于上述种种现实因素，典籍英译方面目前存在的问题是不可避免的，基本上自生自流，缺乏宏观指导，缺乏计划性、组织性。有志于典籍翻译的人数不多，且又力量分散、势单力薄；人才青黄不接、后继乏人；少数学贯中西的中壮年译者有承上之功、乏启下之力；青年翻译工作者得不到应有的培养，等等。
三典籍英译的过程与标准
我国古典籍语言阐述形式和术语体现的是汉文化个性的哲学和伦理学的知性形态，具有高度充分的抽象、概括、凝炼、整体和多义的生命诗性表证特点，在跨文化跨语际翻译中不再是一个狭义的语言学和文化学的关怀和翻译问题。如老子《道德经》第一章对“道”阐述的语言组合充分体现了汉文化的相异西人的哲学思辨观和方法论的哲学思想形态，体现了“道”的哲学思辨立论于汉民族对宇宙、社会和人生认知思辨高度的抽象和整体境界。而儒家思想的核心“仁”学语符亦体现了汉文化对社会、伦理道德、人格美学的抽象、整体诗性思辨的人文化哲学形态。“仁”汉字的构建和其在《论语》、《孟子》中的阐发充分体现了孔子、孟子对社会伦理、人际关系和人格美学的思辨形态，体现了儒家思想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和倡导自我修养的道德特性、社会标准和行为准则。
中国典籍的英译过程是一个把古代汉语转换成现代英语的过程，而从源语（古代汉语原文）到目的语（现代英语）的转换经历了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两个阶段。首先进行的是语内翻译，即用现代汉语完整准确地理解典籍的古汉语原文。这是一个在汉语系统内进行的翻译，源语是古汉语、目的语是现代汉语；第二阶段进行的是语际翻译，即用现代英语完整准确地表达古汉语原文的现代汉语意思。这是一种跨语种进行的翻译，源语是现代汉语，目的语是现代英语。当然，这只适合于以现代汉语为母语，同时又有能力用现代英语进行表达的译者的情况。从典籍英译的整个过程来看，第一个阶段的任务主要是借鉴吸收历代善注善译的成果，完整透彻地把握典籍。决定典籍英译质量优劣的最重要因素就在于译者对古文的理解上，即对古文的内容、词义、成语典故和风格意境等方面的理解。例如《楚辞》这样的经典，历代学者在校注译等方面已经做了大量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译者只有对前人的成果进行泛观博览，细心钻研，才能了解古籍的精义邃旨。《楚辞》难解难读的原因，闻一多先生总结了三个原因：1、先作品而存在的时代背景与作者个人的意识形态，因年代久远，史料不足，难于了解；2、作品所用的语言文字，尤其是那些“约定俗成”的白字（训诂家称为“假借字”），最易陷读者于多歧汪洋的苦境；3、后作品而产生的传本为伪误，往往也误人不浅（赵文源：2006）。《楚辞》恰巧是兼有这三个困难的一部古书。
“信”依然是典籍翻译的基本要求。所谓“信”就是“真”，只有真实的东西才是好的东西，才谈得上美。中国人审美的原则特别强调真善美、自然美、纯朴美。这些都与西方的观点不谋而合。所以在汉语韵文典籍的汉译中，首先强调的元叙事美，即必须从思想性和表达形式精选出为西方人所喜闻乐见的作品，接着才是译语的流畅和自然。好的内容必须寓于一定的形式，这种形式在移译中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要勇于创新、善于创新的。最后，由于传译的是韵文，是诗，那就要译出“味”，这是超乎意义而进入“意境”范畴的东西，是要进行跨文化研究和历史风俗的观照的。
众所周知，后现代主义排斥整体性、一体化和普遍性方案，而强调他者、差异性、多样性和复杂性。故在移译中，“信”仍应奉为译事之最高原则，无信则无达雅可言、无风格可言。汉语不仅文字独特，叙事铺陈亦具匠心睿智，结构上看似松散，但内在逻辑性强。英译中如何“化零为整”是大有学问的。
翻译的伦理就是差异的伦理，翻译就是要保留原文的语言和文化差异，不要用本土的语言文化价值压制原文的他性话语。当然绝对的“忠”实际上是做不到的，“信”也不过是尽可能近似而已。不同的国家和民族观察世界的方法和视角是不同的，这是由各自不同历史进程、独特经历、以及语言文化上深层次的差异造成的。而翻译是要借语言作为载体传递信息，语言上的差异及译者语言的驾驭能力就成为译事中的translating barrier。解读的正确性是关键，所谓语言保持元叙事美就是把这项做到尽可能完善。金岳霖先生说得好：意与味不能兼得时，有时也只好取味而舍意，为此还需要重新创作。这是个很大的让步，听起来似乎背离了注重“意”的翻译正规，但这正是辩证地处理了翻译难题。例如翻译李清照原词的难题就在于它的意象美，意境美与修辞美，虚实相映，绘声绘色，不能传达这种元叙事美就是失真，就是不信，就是不美。
力达自然美。所谓自然美是力争“语言说我”，而不是“我说语言”。优美的汉语韵文翻译恐非高手难以为计（石红梅：2005）。但也不是关键，翻译哲学基础就在“心有灵犀一点通”。“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只要是人类的语言，总有“某种共同的联系，某种互相认同的素质”（庞德）。亦如钱钟书先生讲的，总存在共同的“诗心”和“文心”。“心之同然，本乎理之当然，而理之当然，本乎物之必然”，又何愁找不到一种转达的方法与途径呢？因此要正确细读原文，准确地使用译语，从美学的形而上学来说，是一个“天与人与语言的三合一问题”。中国一直都以“自然”为诗的最高理想：自然者，不见斧凿痕也。但这并非用技巧之意，一首诗应当把意象、语字述义处理到一个程度，读者阅读时，根本不会觉得有意象、语字、述义的存在，传统中所谓的“浑然”，即艺术化作自然之意，好比我们一览群山，感到的是自然而成的全景的气象，而非注意构成该气象的每一个独立的山头。
追求音韵美。整齐铿锵的音形只是思想的外衣，“神”寓于“形”。如何让西方世界了解东方文化中诗、词、曲、赋的无限文化内涵，神韵和魅力实在是一项“费力难讨好”的苦差。音韵是典籍标志性特征，中国文学的最高形式――唐诗宋词的音乐性反映了汉语言语字的独特性。典籍翻译的过程不是求同，而是存异；翻译不是把本来就异于我的东西消化掉，而是类似诗歌等韵文的翻译，对原诗的内容、意境、情调忠实地表达；格律要大致接近原诗，建行不要求每行字数一样；意象要准确翻译；诗歌音乐性等形式的翻译要结合诗歌的整体来考虑，也就是说：诗歌音乐性的翻译要以传达意境和意象为前提。
四结语
20世纪80年代之后典籍英译的数量巨大，国内外出版的数量增加了数十倍。但是真正令人满意的译作并不多，错译、误译，比比皆是。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翻译版本出自于中国学者，其对原文的理解水平就必然高于外国译者，准确性和可靠性就不存在多大问题。以《道德经》为例：“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这里断句非常重要，大体说来有两种：一种为“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另一种为“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前者几乎认定“Tao is beyond descriptions.”根据道家学说的观点，形而上为道。这里的道无非指一种自然规律，它首先不是指具体的“道”，当然也不能武断地说它与具体的“道”没有任何关系。有些人（包括外国专家）认真查证了古印欧语词根“drogh”和古汉语，断定这个“道”的确可指具体的路，也可指抽象的宇宙规律。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翻译版本出自于中国学者，其对原文的理解水平就必然高于外国译者，准确性和可靠性就不存在多大问题。如果典籍翻译的目的是让异域文化的人们了解中国文明，典籍翻译就不应该依据译者的喜好零零散散，而是应该遵循一个系统。在西方，中国的典籍翻译恐怕比现当代的作品还要多。仅以《论语》为例，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30年代之前，较出名的英译本就有50多种，而且每年以10%-20%的速度在递增。但关于《论语》的翻译是分散的，人们难以通过这种翻译来系统了解儒家思想。除了质量问题（主要指准确与否），主要的问题表现在没有形成体系。战国儒家分八派，孔子之后，以孟子、荀子为主，孟子的哲学观念为天人合一，而荀子则兼收并蓄，继承了一部分老子的道家自然观。如此看来，要全面介绍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和经典著作，典籍翻译必须有系统性。目前中国经典的翻译五花八门、支离破碎，这不能怨译者。任何一个译者由于专业知识不同、审美观念不同、对一部作品的价值主观判断不同，都会作出不同的选择，但却给主导意识和整体结构带来负面效应。
参考文献：
[1] 黄中习：《文化典籍英译与苏州大学翻译方向研究生教学》，《上海翻译》，200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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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赵文源：《关于典籍英译过程中的考辨》，《中国地质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作者简介：
【关键词】阅读疗法；典籍；辩证思维
【中图分类号】R7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31（2011）11-1986-02
1 阅读疗法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阅读疗法（bibliotherapy），又称读书疗法，阅读治疗，目前为人们广泛接受的是《韦氏新国际英语词典》给其所下的定义，一是指用有选择的读物辅助医学和精神病学的治疗，二是指通过有指导的阅读，帮助解决个人问题。目前国外［1］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跨文化、性别与阅读的关系以及阅读治疗与其他治疗技术的结合这三个领域，阅读治疗的应用主要体现在临床治疗和教育领域，临床治疗抑郁症、酒精成瘾、惊恐障碍；教育方面体现在：教育发展精神病患者的孩子，不良少年的行为纠正及儿童死亡概念教育。
国内对阅读疗法的研究从研究领域看主要集中在教育方面，研究对象主要为在校的学生，查阅目前的文献，探讨阅读疗法与图书馆功能结合的文章尤多；在研究性质上多为理论探讨，实证研究较少，理论研究多为探讨阅读疗法的含义，理论探讨阅读疗法与图书馆功能的结合，实证方面主要有用阅读疗法治疗抑郁症［2］及实验验证阅读疗法对心理健康［3］的积极影响。
2 典籍在阅读疗法中的价值探讨
目前国内对阅读疗法的研究中，具有开拓性的是有一些人探讨了在阅读治疗中不同书籍的不同作用，更有人开出了阅读疗法书目，但是在所列书目中均较少提及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典籍。本人查阅目前研究文献，已有人详细探讨传统文化与心理学关系，儒释道三家中有益的心理学思想均有人谈及，但均不够详细。根据心理学的最新研究，辩证思维能够降低人的攻击性［4］，而典籍中蕴含了大量的辩证思维，本文拟从挖掘典籍中辩证思维这一点出发对传统典籍的应用价值做一理论分析。
笔者查阅了儒家《四书》、《五经》、《十三经》，佛教十三经，道家《道德经》等文献典籍，各家典籍卷帙浩繁，渺如烟海，本文分别从三家典籍中仅举几例探讨。
2.1 儒家典籍中蕴含的辩证思维
儒家思想的最高理想是“内圣外王”，具体表现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展示了“三纲八目”［5］，“三纲”即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的这一系列思想正是一个由内及外，由己及人的过程。《诗经》《尚书》《周易》中所蕴含的明德、亲民等思想，体现出革新的思想，正是儒道思想的源泉-易经中变化思想的体现，明德体现了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结合，亲民体现了变与不变的辩证发展过程。
另外一部让人不得不提到的儒家典籍是《孝经》，孔子学在《论语》，行在《孝经》，《孝经》是中国几千年孝道文化的源泉，也是上至君侯下至平民起码的行为准则。《孝经》中论证孝乃“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不是空洞的说教，用辩证的逻辑阐明孝与身、孝与家、孝与国休戚相关的关系，并从天子到庶人，从孝与不孝的正反两面建构来系统辩证地建构人们的行为准则，辩证思维贯穿始终。
2.2 道家典籍中蕴含的辩证思维-以《道德经》为例
老子《道德经》中的辩证思维尤其丰富，《道经》中的辩证思维既是其理论的哲学基础，又是《德经》中治国与行为处事方法的理论依据。老子从“有”和“无”开始，论证了“一于多”、“静与躁”、“大与小”、“强与弱”、“争与不争”、“有为和无为”等一系列的辩证统一关系。先叙述自己的“道”的含义与由来，又论证万事万物对立转化辩证统一的关系，接着论述得“道”之人的种种行为表现，深入浅出，将其辩证思维贯穿始终，成为一个庞大复杂而有结构的系统，仅三千言就道尽世间一切现象与道理，无论是从文章体系还是从文章内容，都是辩证思维的绝佳表现。下面仅举几例佐证：“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躁胜寒，静胜热。清静为天下正”；“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柔弱胜刚强”；“固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2.3 佛家典籍中的辩证思维
如果要非要以儒释道三家对欲望的观点做一比较的话，本人认为，儒家较少限制欲望而入世，道家清心寡欲而出世，佛家则绝情灭欲而脱世。佛家强调一切皆为虚幻，诸相非相，无人无我，无心无佛，也强调轮回转世因果报应。《佛教十三经》［6］是指：《心经》、《金刚经》、《无量寿经》、《圆觉经》、《梵网经》、《坛经》、《楞严经》、《解深密经》、《维摩诘经》、《楞伽经》、《金光明经》、《法华经》、《四十二章经》。
本文仅以《金刚经》和《坛经》为例说明。《金刚经》中有“不住于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的说法，意谓不要执著于事物的外在相状，万事万物不是如此，而是名为如此，所以一切都是虚幻，如雾如电，如梦幻泡影。体现了外表和内在，动与静的辩证思维。而《坛经》中六祖“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偈更是脍炙人口，流传千古。《坛经》主张自性，心中有佛便能成佛，舍弃众生，更舍弃自我，不执著于外境一切事物现象，就无生灭，不起好恶之心，自性则戒除贪嗔痴。从内外两面论证如何修行，欲对外先扫除内心孽障，辩证统一。
3 小结
中国传统文化典籍蕴含丰富，其中有很多思想能为当下流行的阅读疗法提供素材，本文仅从辩证思维这一角度进行了粗略的挖掘和叙述，以期为心理咨询提供理论论证。但是典籍中不可避免的会有自相矛盾之处，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何从典籍中去粗取精，精选材料，还需要更多的研究。
关键词：跨文化传播；中华典籍；翻译策略
衡量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强弱，要看这个国家对外文化的传播力。传播学中有一种理论叫“皮下注射论”，它认为一种文化一旦被其他国家所接受，就会对这个国家的人民产生理性认同，从而产生吸引力、影响力和情感上的向往。显然，一种文化的传播力越强，这种文化所在的国家就有越大的文化软实力，更能影响别国，从而在世界舞台上掌握话语权。
一、中华典籍
“中华典籍”包含两个义项，一是中国古代重要文献、书籍；二是法典、制度。中华典籍浩瀚渊博，博大精深，汇聚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化精髓，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二、典籍翻译与传播
传播即一个系统通过操纵可选择的符号去影响另一个系统，这些符号能够通过连接它们的信道得到传播，以达到一种信息的交流和共享。翻译是通过对语言符号的转换，达到信息的交流和传播。因此，传播学与翻译有着共同的特征，即信息的处理和交流。传播学关注的是如何让信息从信源到达受众，以达到传播者的目的；翻译所关注的是如何将原作者要表达的信息传达给译文读者，以达到译者的目的，二者有着相通之处。
当今社会，文化全球化加速了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与借鉴，翻译作为文化交流的媒介要顺应潮流，担当起了把中华文化有的内容和文化现象介绍到更多的文化中去的重任。
三、跨文化传播下的中华典籍翻译策略
典籍翻译对中国文化的推动力是毋庸置疑的。没有好的译作，中国文化何谈走出去？关于中国典籍翻译，前人已总结了一些宝贵经验，在此结合前人成果，提出一些个人看法。
（一）关注高校典籍翻译人才培养
翻译中国典籍，传播中华文化，中国应该有自己的翻译精英队伍。高校作为翻译人才培养的摇篮在翻译课程设置、教学策略及考核方式三个方面都应以翻译的文化传播为目标。理想的典籍翻译课程应该包括专业基础课、通识课和专业实践课，然而目前大部分高校却忽略后两种课程。典籍翻译通识课应该针对该专业的特点开设古汉语知识，典籍文化研究，中西方文化通论，经典典籍翻译研究等课程。开设古汉语知识课，是因为典籍翻译需要精通英汉两种语言，当今英语专业大学生白话文学好的人已不多，更不用说生涩的古文。要译介中国典籍要有扎实的语言及文化功底，优秀的译者除了有良好的母语基础外，还必须有良好的古汉语专业知识。因此，要开创典籍翻译工作的新局面就得提高认识，在英语专业学生中尽快开设汉语典籍基础理论课及文化课。专业实践课要开设各类典籍翻译实训，比如：文学典籍翻译实训、哲学典籍翻译实训、艺术典籍翻译实训等。通过这些基础课增强学生的文化底蕴和翻译动手能力，为典籍翻译奠定坚实基础。教学策略上，教师应设计恰当的教学方法，安排合理的教学任务。首先，要把学生放在知识的主动学习和创造者的位置上，给他们更多的典籍翻译实践机会，选择难度适中的典籍翻译材料，要求学生在限定时间内完成翻译任务，学生之间可以互相讨论、互换翻译结果，借鉴和吸收彼此的思想精华，然后教师再加以评价，每一次翻译活动都让学生有新的的收获，得到新的启迪。也可以找一些经典翻译段落，带领学生就其语言表达方式、译者的思维模式，修辞手法的运用、文化传达的准确度等进行深入分析，做到，一、宏观上，挖掘不同的语言在社会文化和民族心理等方面的差异，帮助学生构建典籍翻译的宏观思维模式；二：微观上，引导学生注重译文严谨规范，语言生动传神，以翻译出即能准确传达中国典籍文化、又能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的译文。对学生的成绩评价上要摒弃以往一张试卷定结论的方式。采用过程评价，综合考虑学生平时的课堂表现、参与小组讨论的积极性、作业的完成情况、课外知识积累、自主创新精神等，给出最终的考试成绩。
（二）创建合作翻译模式
若要提高中国文化典籍翻译质量，最佳的方式是英汉本族语译者之间的合作，因为，一个外国人绝对无法像对待本族语那样透彻的理解汉语文本的微妙与深奥，反之亦然。因此，将内涵丰富的中文典籍翻译成富有文学价值的英语，且达到惟妙惟肖的程度，中外译者只能同心协力，进行合作翻译，才能译出传世的经典之作，薪传海外。
（三）拓宽翻译领域
当前，中国典籍翻译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中国文化典籍浩如烟海，在进一步深挖、扩充英译典籍时，人们的思想比较禁锢。一是朝代分布上，译者偏重于先秦的典籍，先秦之后的典籍关注不够。像宋明理学、陆王心学，其实里面有许多精华，被翻译的却不多。二是译作的范围关注不均，比如从哲学典籍来讲，儒家、道家文化关注多一些，而佛家、法家或阴阳家等却译者寥寥。另外，中国的文艺作品，体度法规、习俗轨制、园林建筑、中医、风水、中餐等方面的典籍都应该受到重视。总之，中国有大量的典籍精华被译者忽视，要突破思想禁锢，拓宽翻译领域，对更多的典籍进行翻译，才能使中国文化典籍全面走向世界。
参考文献：
[1] Nye.Joseph S. 2004.Soft Power：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es [M].New York：Public Affairs.
[2]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3]刘华文.汉语典籍英译研究导引[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
[4]汪榕培，王宏.中国典籍英译[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
关键词：英译；翻译；
中图分类号：H3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4）-07-00-02
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不但具有很高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同时也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它们反映了中华民族在各个方面从古到今的人文状况。上自古神话，下至清代学术，前后数千年的重要作品，包含着中华文化遗产的全部精华，而如何更好地向世界传播这些优秀的中国文化典籍则是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典籍英译的确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反思和改进。
一、典籍翻译的重要意义
典籍翻译也是中国典籍自身发展的需要。本雅明曾经指出：翻译作品虽然与原作存在于不同的空间，然而，翻译作品却源于原作，是原作生命的延续（Munday：2002）。任何一部优秀的文化典籍都是某一个时代的特定产物，如果要将其深邃的思想文化代代传播下去，且经久不衰，就需要学者和译者不断地丰富它的翻译，甚至是重译该作品。换句话说，典籍英译不但能够使我国的古典作品重新焕发光彩，而且也能向世界传播我国传统优秀的民族文化。 例如《道德经》，相传是我国春秋时期的老子所撰写，是我国道家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也是我国历史上首部完整的哲学著作。据统计，到目前为止，可以查到的各种外文版的《道德经》有一千多种。其译本之多，远远超过任何一部中华典籍的译本。不仅如此，“题名为《道德经》的这81个简短篇章，其译本的频繁出现，超过世界上任何一本书，唯一的例外是《圣经》”。作为译者之一的汪榕培教授也曾经指出： “《老子》在国外已有百余种英译本”，可以说，《老子》一书在不断的译介中获得了新生，而且极大地促进了我国传统道家文化在世界各国的传播。 中国文化典籍不但思想深邃，博大精深，而且言简义丰，蕴含着丰富的哲理，所以作为中华儿女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将这些作品全面而准确地翻译到国外，让世界其他民族真正地了解中华文化，进而真正地了解中国。中华典籍的翻译一直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内容，同时也是我国历史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和手段。中华典籍不但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而且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从而使理解和翻译的难度相应加大。在具体的翻译策略上，译者和学者应该采取多元、互补的翻译策略以期把我国典籍作品中的文化信息准确而又完整地传递出来，这对于弘扬民族文化，开展中外交流，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二、典籍英译的主要问题
（一）观念层面：走出去的意识不强
当今，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要想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向其他民族学习。在向其他民族学习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懂得将中华民族的优秀典籍翻译介绍到国外，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增强在国际舞台的竞争力。这也是我们改革开放的需要，我们不仅要“请进来”，还要学会“走出去”，也就是说，作为中华儿女，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把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文化不但是民族凝聚力的集中体现，而且文化软实力也已经成为了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中国文化典籍作为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国家“文化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典籍的外译是文化输出的重要内容之一。 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和汉语文字的特殊性，中国几千年文明进程中积淀下来的优秀文化很少被介绍到世界各国，以至于世界各国对中国悠久灿烂的历史与文化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近年来，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同时在中国政府的殷切关怀以及在我国众多学者和译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国文化典籍的外译工作得到了很大发展。1995年我国开始启动《大中华文库》工程，它是我国首次全面而系统地向世界各国介绍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的重大出版工程。《大中华文库》工程所翻译出版的文化典籍几乎包含了我国五千年历史文明中的所有精华。《大中华文库》不但向世界精准、传神地翻译了我国的历史文化典籍，同时也向世人展现了我们伟大的中华文化。 从近代历史看来，中国的文化与其他民族的文化相比，大多数处于“弱势文化”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外国译者为了他们所服务的统治者的利益，在译介中国文化典籍的时候，就会不可避免地带有其本阶级的印痕，甚至是扭曲了我们的一些优秀作品。因此，我们有必要向世界提供比较全面、比较系统、比较完整、比较符合原貌的中华典籍译本。
（二）技术层面：译文信达雅的程度有待改进
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习惯和表达方法。一句话，一个词，在一个国家表达的是好意，引起人们好的联想和情感，在另一个国家转达的可能是坏意，引起人们不好的联想和情感。如果翻译不注意，就有可能引起误解或不快。而如果我们注意这些差异，在译文中加以运用，就可以收到较好的效果。翻译是一种语际转换活动，是一种语言向另一语言转换的认知过程。这一过程就须对原语及译语的熟练掌握。翻译不仅是译者个人行为，也不只是语言文字的简单转换，还要受到社会、文化、政治背景、审美情趣等多种因素的制约，而这些因素是不断地发展变化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往往有着不同的社会、文化、政治背景和审美情趣。 美国着名翻译理论家奈达提出的“动态对等”翻译理论对我国译界影响很大。其中心理念是用最恰当、自然和对等的语言从语义到文体再现源语的信息，而非拘泥于词汇及句法等外在形式上的对等。该理论认为，翻译所追求的是译文接受者和译文信息之间的关系与原文接受者和原文信息之间的关系基本相同―――换言之，译文读者对译文的感受与原文读者对原文的感受相同或大致相同。因此，译者所追求的应是语际间的“等值语”，而非“同一语”。翻译强调的是再现源语信息，不强求形式上的一致。根据这一理论，在进行民族典籍英译时就要兼顾到典籍在中国的读者与英语读者两方面因素，需要译者对这些典籍的读者群与英语读者群有深入了解，而目前一些译本尚不够准确。
参考文献：
[1]李.中国文化典籍的文化意蕴及翻译问题[J].外语研究，2000（1）
[2]刘性峰.典籍英译的意义[J].皖西学院学报，2005（2）
[3]Jeremy， Munday.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 Walter Benjamin.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Routledge， Great Britain， 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