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研究问题。继续工程教育作为高等工程教育的延续与发展十分重要，现有研究却鲜有提及论述继续工程教育与工程师职业表现卓越之间的基本关系，此外继续工程教育对工程师职业发展水平的实证研究并不多，多是采用样本不完备的描述性数据以及对工程师的访谈质性研究，鲜有相关性实证分析。因此，本研究的主要问题如下：工程师的职业发展水平是否受其继续工程教育情况影响？2．相关概念界定。（1）职业发展。本研究中的职业发展水平衡量标准包括年收入增幅，控制参加工作时的收入，从而将薪资收入水平的增量作为考察的对象；此外，将职称的升迁，即晋升为高级工程师职称的年限作为另一个评价指标，从而更客观地考察工程师的职业发展情况。选择“收入”和“职称晋升速度”作为衡量指标，是因为它们一直是学术界关于职业胜任力的普遍使用的指标。（2）继续工程教育。国内外对于继续工程教育类型的研究可以按五个不同的角度来划分：第一是按继续工程教育的办学主体来划分。发达国家继续工程教育办学机构大致可分为四种基本类型：高等院校、企业、社会团体以及私人机构。E．Charles和Jr．Baukal进一步将办学主体分为内部提供者（企业本身），外部提供者（高等院校、专业行会组织、教育商业提供商、政府），以及混合提供者（内部和外部提供者的结合）［7］。第二是按继续工程教育的内容来划分。美国继续工程教育的内容主要分为三大类：知识更新、管理方面的课程、为改变职业或工作岗位而进行的学习［8］。其中，知识更新是主要类型，管理方面课程针对工程技术人员的自身需要或工作转向管理工作而学习，第三类主要指开发类学习。D．J．Ball和R．Wilmshurst将继续工程教育分为硬能力增长和软能力提升［9］。硬能力主要包括语言、专业知识、计算机、专业技能等，软能力指竞争力的提升，包括沟通能力、分析能力、合作能力、创新能力等。第三是按继续工程教育的企业入职时间来划分。WillettsJohn将继续工程教育划分为入职培训、职业发展中培训和开发培训［10］。入职培训分为特殊定制课程（对新员工的培训）和通识课程（除职业相关的信息传递课程），且后者更受受训者们喜爱；职业发展中的培训多针对先进知识的学习、管理能力等的培养；开发培训多是在入职一定年限后进入高层的培训。第四是按继续工程教育对象划分，包括管理人员培训、专业技术人员培训、基层员工培训和新员工培训，不同的对象培训的内容侧重点、注重考察的技能有所区别。第五是按培训时间划分，分为全脱产培训、半脱产培训与业余培训或短期培训、长期培训（一般为3个月以上）与学历教育［11］。本文中的“继续工程教育”，包括针对工程师当前工作相关的“在职培训”、针对工程师未来职业相关的“在职学历教育”以及以提高企业效益为目标的企业学习、以职业需求为导向的“能力拓展开发项目”。基于文献综述，本文研究两种不同划分标准的继续工程教育，即分别按办学主体和培训内容三个维度将继续工程教育进行细化。3．问卷发放与数据搜集。清华大学“国家重大工程项目中工程师成长机制研究”课题组，2012年8月在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协助下，曾先后前往沈阳仪表科学研究院、成都工具研究所有限公司、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中国国机重工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重型机械研究院等6家装备制造业公司发放问卷，2013年课题组对已收回的调查数据进行了简单的清理统计，共有2273份有效问卷，此即本研究的数据来源。4．实证模型。本研究采用两种不同的方法研究工程师的继续工程教育与其职业发展的关系。首先是采用最小二乘法（OLS），探究接受不同类型的继续工程教育的时间长短对工程师职业发展的影响。由于在1992年之后国家不再对毕业的学生进行统一工作分配，工程师开始根据自己的能力、表现等自谋职业，不同能力的工程师进入了不同业绩与规模的企业，而不同水平的企业会提供不同数量与质量的继续工程教育，所以工程师是否接受不同类型的培训存在明显的自选择性。为了解决这种内生性问题，本研究采用的第二种方法是倾向分数配对法（PropensityScoreMatching，PSM）模型，基于工程师接受不同类型的继续工程教育的倾向分数函数进行配对回归。倾向分数配对法是利用观测数据（而非实验数据）通过构造对照组来解决自选择偏误问题，从没有接受继续工程教育的人群中找出一组人使得这组人在主要特征（接受工程教育的概率）与接受继续工程教育的人群在统计上没有显著差异，构造一个虚拟的对照组［12］。接受继续工程教育的群体与虚拟的对照组之间在职业发展上的差异即被认为是继续工程教育的影响。
二、数据
在“卓越工程师计划”调查问卷调查结果中，考察了2273名工程师在2010年～2012年三年中参加的在职培训或教育项目的情况（参见表2、表3），其中共有11种培训方式。根据问卷，工程师继续工程教育的变量主要分为三类，首先是工程师参与培训的总天数，用来研究培训时间的长短是否会影响工程师的职业发展水平；其次为是否接受不同类型培训的虚拟变量；再次是接受不同类型培训的时间长短是否会影响工程师的职业发展。由表2可见，培训与继续工程教育现在已引起了企业与工程师共同的关注，接受过在职培训或教育项目的工程师已经占到了样本的近2／3。在接受过不同类型的培训的工程师中，加权之后得出平均的培训天数达29．3天。另外个人接受培训的最长时间总计可达到1447天，而最短的培训天数只有1天。由表3可以看出，工程师参加专业知识类的培训比通识技能类的培训要多；接受过在职学历学位教育的工程师比例仅为5．68％，公司提供的培训参与的人数最多，主要原因是大部分的样本都参加过由公司提供的新员工入职培训等，而在职的学历学位教育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且人数名额有限。
三、数据分析结果
1．线性回归结果（OLS）。表4展示了工程师收入水平与接受不同类型培训的时间长短的线性回归结果，工程师收入水平为因变量。第一大栏报告了关键自变量为参加培训总时间的回归系数，第二大栏报告了关键自变量为参加通识技能类培训时间的回归系数，第三大栏报告了关键自变量为参加专业知识类培训时间的回归系数，第四大栏报告了关键自变量为参加公司提供的培训的回归系数，第五大栏报告了关键自变量为参加第三方提供培训时间的回归系数，第六大栏报告了关键自变量为参加学校提供培训时间的回归系数。每一大栏的第一行为对总样本的分析结果，后面各行是针对各子样本的分析结果。由于文章篇幅有限，其他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标准差及p检验值均不做汇报。整体来说，所有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均大于0．2，P值检验均小于0．001，模型拟合效果较好。具体结果如下：整体而言，工程师接受继续工程教育的总天数的长短对其收入水平并没有显著的影响；按照性别分类研究可得，女性工程师接受继续工程教育的总天数对其收入水平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即时间越长，收入越高，男性工程师则不显著；按照参加工作年代来分，1980～1991年及2000年之后工作的工程师接受继续工程教育的总天数对其收入水平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即时间越长，收入越高。工程师接受通识技能类培训的时间、1980～1991年及2000年之后参加工作的工程师以及专业技术岗位的工程师接受通识技能类培训的总天数和接受通识技能类培训对工程师收入水平有显著的正影响，即时间越长，收入越高。工程师接受专业知识类培训的时间、1980～1991年及2000年之后工作的工程师以及技术岗位和管理岗位的工程师参加专业知识类培训的时间对其收入水平有显著的正影响，即专业类培训时间越长，工资收入越高。工程师总体样本以及1992年之前参加工作的工程师接受公司提供培训的时间对其收入水平有显著的正影响，即时间越长，工资收入越高；1992年之前参加工作的工程师接受第三方提供培训的时间对其收入水平有显著的正影响；工程师接受大学提供培训（在职学历教育）的时间对其收入水平没有显著影响。表5报告了高级工程师职称晋升时间对培训的线性回归系数。表格结构同表4。整体而言，工程师接受继续工程教育的总天数的长短、按照性别分类对其晋升高级工程师职称并没有显著的影响；而1980～1991年和1992～1999年参加工作的工程师接受培训的时间与其晋升高级工程师职称有显著相关性，即培训时间越长，晋升所需时间越短。工程师总体样本、1980～1991年及1992～1999年参加工作、专业技术岗位的工程师接受通识技能类培训的时间对其晋升高级工程师有显著相关性；工程师总体样本接受专业知识类培训时间对其晋升高级工程师职称并没有显著相关性，而1980～1991年参加工作及管理岗位的工程师接受此类培训的时间与其晋升高级工程师职称有显著相关性，即培训时间越长，晋升所需时间越短。工程师总体样本接受由公司提供培训和大学提供的在职学历教育时间与其晋升高级工程师职称并没有显著的相关性，但接受第三方提供的培训对高工晋升有显著相关性；1992年之前参加工作的工程师接受三类培训的时间与其晋升高级工程师职称有显著的相关性，即培训时间越长，晋升所需时间越短。2．倾向分数配对法（PSM）结果。表5为运用倾向分数配对法与线性回归方法的结果比较，将不同类型的继续工程教育设为虚拟变量（是否参加培训），通过配对之前、配对之后和线性回归三个结果来深入探讨从而减少自选择问题引起的结果的偏差。由表6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在参加培训的总体样本中，OLS与配对之后结果皆显著为正，说明是否参加培训是显著影响工程师收入水平的提升；参加通识技能类培训和由第三方提供的培训在OLS中回归结果都显著为正，但是在配对之后显著性影响消失，说明其存在自选择问题，引起收入显著差异的原因不是是否参加此类培训，而是能力更强、收入更高的人更有机会参加通识技能类培训；参加专业知识类培训的工程师和由公司提供的培训在OLS回归结果中对收入水平没有显著影响，但是在配对之后存在显著的正影响，说明这两类培训对工程师的职业发展有显著正影响；在OLS结果和配对之后由学校提供的在职学历教育都对工程师收入水平均没有显著影响。在1992年之前参加工作的工程师分样本中，是否参加培训、通识技能类培训和由第三方提供的培训对工程师收入水平在OLS中回归结果都为正面显著，但是在配对之后显著性影响消失，说明其存在较严重的自选择偏误问题，引起收入显著差异的原因不是是否参加此类培训，而是能力更强、收入更高的人更有机会参加通识技能类培训；专业知识类培训、由公司提供的培训和由大学提供的在职学历教育在OLS结果和配对之后均对收入水平没有显著影响。在1992年之后参加工作的工程师分样本中：是否参加培训在OLS和配对之后的结果均为显著正影响，说明是否参加培训是影响工程师收入水平的因素；是否参加通识技能类培训、专业知识类培训和由学校提供的培训在配对前后结果均不存在显著影响；是否参加公司提供的培训在OLS回归结果中对收入水平没有显著影响，但是在配对之后产生显著正影响，说明收入水平的增加有参加此类培训的原因；是否参加由第三方提供的培训在OLS中回归结果为正显著，但是在配对之后显著性影响消失，说明其存在自选择问题，引起收入显著差异的原因不是是否参加此类培训，而是能力更强、收入更高的人更有机会参加通识技能类培训。由对全样本的平衡性检验可得，协变量在配对之后的差异显著性消失，配对的结果有效；倾向分数的重叠部分足够充分，配对有效。
四、讨论
一、总体思路和目标任务
(一)总体思路
以党的十精神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1号文件精神，围绕省、市、区实施的重大战略部署及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总体目标和中心任务，以农村一二三产业从业人员，特别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培训对象，按照“政府推动、部门实施、机构培训、农民受益”的总体要求，组织开展培训，强化监督管理，提高培训针对性和实效性，着力提升农民科技文化素质、生产经营水平和就业创业能力，培养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和农村实用人才，为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推进农业现代化和美好乡村建设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
(二)目标任务
2014年，全区计划阳光工程农业职业技能培训240人，农业专项技术培训1700人。
二、实施内容
主要面向农业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以及从事农业经营管理和农村社会管理的农民，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其中突出培训植保员、畜禽水产养殖技术员、村级动物防疫员、农机手、农民合作社经营管理人员、沼气工等农业社会化专业化服务人员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训内容以农业生产、农产品贮藏加工、农机操作及维修、沼气建设及维护等技术及农业经营管理和农村社会管理知识等为重点，同时辅助开展以农业农村政策法规、农产品质量安全、科普知识等为主要内容引导性培训。
培训按照农业部制定的分类培训规范执行。采取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相结合方式，培训时间一般累计约4天。补助标准为人均约650元，其中：中央财政补助人均约600元（按2012年中央补助资金测算，具体额度待2014年中央补助资金下达后确定），市、县（区）配套每人50元。
三、实施步骤
(一)准备与部署（2014年1－2月）
1.摸清培训需求。通过认真调研、广泛征求意见，摸清培训需求。在此基础上，申报年度培训需求计划。
2.组织申报项目。根据省下达培训任务，组织开展项目申报工作。
3.认定培训机构。区农委和财政局根据培训需要，严格按照培训机构认定条件，公开招标、择优认定培训机构，经公示后与培训机构签订培训合同，明确责任、权利和义务。
4.制定实施方案。区农业部门会同财政部门研究制定年度实施方案，全面部署培训工作。
(二)实施与验收（2014年3－10月）
1.制定培训计划。培训机构根据培训合同和分类培训内容，结合我市主导产业发展和农民培训需求，制定培训实施方案，经区农委批复后实施，在此基础上制定每期培训班教学计划，针对性地安排培训内容。
2.确定培训对象。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广泛宣传培训政策和进行招生，充分发挥乡镇和村“两委”的力量组织生源，引导和鼓励农民参训。
3.落实培训教师和教材。择优选聘培训教师，确保培训师资质量。根据培训需要，科学选用培训教材，确保受训农民人手一册省级以上统编教材和地方编印教材（讲义、明白纸）。
4.集中授课与实训实践。因地因时制宜，分类办班，组织教师进行集中授课。在开展理论培训的同时，安排学员到实训实践基地，进行实践操作，给予现场指导。
5.督查与验收。开展项目检查，加强培训全过程监管，及时研究解决培训中存在困难和问题。培训机构在完成培训班次培训任务后，适时向区农委提出验收申请，区农委会同财政局组织进行验收，对验收中发现问题立即整改，整改后再验收。验收结束后，对验收合格及时拨付培训补助资金。
健全培训档案，每期培训班要建立培训台账（台账后附学员身份证复印件）、学员签到簿、培训过程影像资料等。学员签到簿、项目验收表和档案目录等继续按照省农委《关于印发新型农民培训民生工程培训台账、验收表格和档案目录的通知》执行。
(三)总结与评价（2014年11－12月）
区农委在项目验收基础上，认真做好总结工作，并对年度项目实施情况进行自查自评，接受省农委年度评价。
四、有关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地要把培训作为推进现代农业发展和美好乡村建设重要举措，实行目标管理，建立职责明确、分级负责管理机制，逐级落实责任。完善议事协调制度，定期研究、统筹谋划培训工作，加强统筹协调，建立多部门协作、多方面参与、上下联动培训工作机制。严格落实目标责任合同、管培分离等各项管理制度，推动培训规范化、制度化实施。
(二注重能力建设。严格培训机构认定和管理，确保培训机构具备与培训内容相适应的培训条件。健全区级新型农民培训讲师团，增强师资力量。实行省级以上统编教材和地方编印教材（讲义、明白纸）相结合，提高教材质量。加强实训基地建设，培训机构要与现代农业示范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综合试验站和农业科技示范园等，协作共建培训实训基地，适应农民学习技术技能需要。
(三)创新培训工作。一是围绕需求培训。紧密围绕粮油棉高产创建、粮食生产三大行动、农民合作社发展、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和美好乡村建设等重点工作，结合地方主导产业、特色产业发展，组织开展培训。二是创新培训方法。实行培训与农时农事相结合、培训与指导服务结合，理论培训与实训实践相结合，增强培训针对性和实效性。三是强化跟踪服务。采取培训教师入户指导、建立电话咨询、手机短信和QQ群服务平台、在媒体开设专栏等形式，开展培训后跟踪服务，提高培训效果。
(四)强化项目监管。坚持实行第一堂课制度，上好每期培训班第一堂课，宣讲培训政策，督查培训机构组织开展培训工作情况，了解学员到课情况和参训要求等。建立满意度调查制度，每期培训班结业时，现场调查每位参训农民对培训的满意度。定期或不定期深入培训机构开展检查督查，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落实。严格项目验收程序，确保项目实施到位。完善项目绩效评价办法，创新评价机制，实行日常评价和阶段性评价相结合，根据省统一安排，全市重点组织开展中期和年终两次评价活动。改进培训效果回访制度，原则上采取随机走访方式回访学员，市级在中期和年终评价时采取按适当比例电话抽查的方式了解学员参训情况及效果。
关键词：农民工；人力资本；非农收入；样本选择性偏差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1)06―0040―07
引言
人力资本是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一种资本类型，它以劳动者的数量和质量，即劳动者的知识程度、技术水平、工作能力以及健康状况来表示，是这些方面价值的总和。人力资本理论的开创者西奥多・w・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是通过投资而形成的，像土地、资本等实体性要素一样，在社会生产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大量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表明，在决定个体收入的诸多因素中，人力资本是最重要的因素，而且其对劳动报酬的影响越来越明显。各种关于社会结构转型趋势的研究结果也显示，随着产业发展的知识化和信息化，人力资本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但是在针对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的研究中，人力资本的作用并未得到一致的认同。许多学者研究发现部分人力资本如培训、健康等变量对农民工非农收入的影响不显著甚至是负影响，与传统人力资本理论存在着较大分歧。由于我国长期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形成了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使得劳动力市场划分为两个或多个具有不同特征和不同运行规则的领域，不同市场在工资决定机制、工作稳定性等方面有着明显的区别。在农民工市场中，关于人力资本作用的分歧究竟是因为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使然，还是由于研究本身存在着偏差?正确回答上述问题对指导制定提高农民工收入的措施，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对安徽省合肥市农民工市场的调查，采用相关统计分析方法和计量经济模型，对上述问题进行探寻，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一、人力资本对农民工非农收入影响的文献回顾
传统上人力资本是指影响人们经济生产力的教育和健康水平。而广义的人力资本则包括知识、技能以及人们生活和工作必需的种种能力。在针对农民工人力资本对其非农收入影响的相关研究中，前期的研究者主要选择了人力资本变量中的教育、培训、健康状况等变量。下面就常用人力资本变量对农民工非农收入影响的相关研究成果作一简要概述。
Gisser，Hufman和Hanson等以农业劳动者为研究对象，通过调查和实证分析发现，工资性收入与农业经营者文化程度呈显著正相关。在国内，陈玉宇和邢春冰、陈至发通过对农民工的调查发现，农民工受教育时间越长，其外出收入越高，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与其受教育水平呈正相关。但是，有部分学者的研究结论相反，认为教育对我国非农就业者工资的影响并不明显，甚至为负值。如都阳和魏众的实证结果。
培训是影响农民工非农收入的另一重要因素。研究者就培训对农民工非农收入的影响展开了调查和分析。侯风云对山东、河北、江西等15个省市农民工的调查显示，其他培训和工业技术培训对于增加农民工收入起了重要作用。平均而言，参加培训可增加27.89％的收入，并且认为培训的作用甚至大于正规教育所起的作用；蔡荣生、赵亚平、金驰华的研究显示，2000年受过专业培训的农村转移劳动力人均汇寄款为5143.22元，比农村转移劳动力总体人均汇寄款4522.15元高出13.7％。但Yang的研究成果显示，培训对农民工非农工资的回报并不是很高；陆文聪、叶建利用1997―2002年浙江和湖北省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基于面板数据模型方法，研究发现受过职业教育和培训劳动力的回报与普通劳动力的回报没有显著的差别。
有许多研究者就人力资本中的个体健康程度与其工资性收人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如Schultz&Tanselll钉对科特迪瓦和加纳的研究发现，健康和工资性收入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是有的研究结论并不支持健康对工资有正向影响的观点，如Sum―ner[1 的研究认为健康对非农工资率的作用不显著。在国内，魏众利用1993年中国营养调查数据，从微观层面对中国农村地区非农就业者健康与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健康对其收入的决定并没有表现出显著性影响。侯风云用霍尔沃斯(Halvorsen)和帕姆奎斯特(Palmquist)方法进行实证研究的结果也表明健康状况对于农村劳动力非农收入的影响不显著。
从以上可知，人力资本对农民工非农收入的影响，不同的学者在不同时间、针对不同地区的研究结论并不统一，许多研究结论甚至相反。通过分析，本文认为在针对农民工人力资本对其非农收入影响的先前研究中存在以下不足，需要进一步完善。其一，研究缺乏对实证结论尤其是有悖于人力资本理论的结论即人力资本对农民工非农收入没有影响或者有负面影响的解释。其二，在分析人力资本对农民工非农收入影响时，没有剔除其他变量的影响，即没有考虑控制变量的设置。例如对行业变量的控制，即使人力资本几乎完全一样的农民工双胞胎，因为工作的行业不一样，收入也可能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因此要想得到人力资本变量对农民工非农收入的净影响，必须对诸如行业的相关变量进行控制。其三，在缺少样本整体信息即全体农民工(包括参与和未参与打工的农民工)相关信息的条件下，分析人力资本变量对农民工非农收入影响时，没有考虑选择性样本偏差的影响。
基于上述考虑，根据当前我国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现状以及调查走访信息，文章就人力资本对农民工非农收入的影响重新进行分析并推测如下：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工业化程度越来越高，知识和技能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越来越大，教育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理应越来越明显。因此，就教育对农民工非农收入的影响作如下假设：
假设1：教育对农民工的非农收入有正的影响，农民工受教育时间越长，其非农收入越高。
培训能够让农民工掌握更多的技能、提高其工作效率，其收入也应该得到相应地提高。但是在对农民工的调查中得知，部分农民工虽然接受过相关的培训，但是培训质量令人堪忧。部分受访农民工反映他们接受的政府培训就是一种形式，没有实质性的内容，部分培训点甚至根本没有进行培训就给农民工颁发了培训证书。此外，农民工到工作单位接受的培训主要是熟悉公司的规章制度以及工作安全教育等，培训并没有使他们掌握一门专门的技能。因此本文推论，培训不一定对农民工的非农收入产生正的影响。为了进一步验证上述推测，调查问卷中增设了受访者是否拥有非农技能的问题，用于对
照和比较。农民工如果拥有一门非农技能，无疑能够提高其收入水平，因此我们作如下假设：
假设2：农民工是否接受过培训对其非农收入的影响不一定显著；但是否拥有非农技能显著影响其非农收入水平，拥有非农技能的农民工的非农收入要显著高于没有非农技能的农民工。
劳动力的健康时间越多，人力资本也就越多，体能、精力就越充沛，相应的人力资本的投资效率和收益率也就越高。但是通过调查发现，在目前劳动力市场中，主要是以体力劳动为主，相同工种、相同岗位的农民工收入基本相同。由于我们调查的都是在岗的农民工，既然在岗，说明受访的农民工在接受调查时的身体状况能够胜任当时的岗位，因此对处于同一岗位的农民工而言，即使自测身体健康状况不同，其收入也基本没有差别。而那些身体真正欠佳的农民工被排除在我们的调查之外，没有进入研究样本，造成了样本选择性偏差。样本选择性偏差的存在使得农民工的健康状况与其非农收入间的关系难以得到真实的反应。基于上述考虑，我们推断：
假设3：农民工自测的健康状况对其非农收入的影响不一定显著。
此外，工作经验是影响劳动者收入的一个重要因素，对于农民工也不例外，工作经验越丰富，其收入也应该越高，在此我们假设：
假设4：农民工工作经验对其非农收入有着正的积极影响。
二、研究方法
(一)调查方案及数据来源
基于人力资本理论，本文引入受教育程度、培训状况、是否接受过非农技能培训、工作经验(用在外累计打工时间代表)以及自测身体健康状况作为农民工人力资本变量。为获得人力资本对农民工非农收入的净影响，本研究加入了控制变量，这些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周工作时间以及工作所处的行业等。围绕着上述相关变量调查问卷共设计了19个问题。
本次调查于2009年3月至5月在安徽省合肥市进行。采取抽样调查的方式，在调查过程中主要以采访和座谈的形式一对一进行，这样不但可以让每个受访者能够清楚地理解每一个问题的正确含义，保证所获取的数据能够代表他们真实的想法，而且能够获取在问卷中不能够反应的信息如培训质量等，从而有利于分析研究。
本次调查只限于在合肥打工的农民工，与其户籍所在地无关。按照农民工的严格定义：年龄在16―60岁，从事非农产业工作，具有劳动能力的农村户籍人口。本次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221份，文章分析均基于这221份有效问卷的信息。
(二)实证模型
本文参照Mincer于1974年提出的半对数函数作为分析人力资本对农民工非农收入影响的模型，检测人力资本对农民工非农收入的影响，所使用的横断面回归模型如下：
其中EDU、EXP分别代表受教育年限和工作经验(以累计工作时间代表)；TRA、SKIJ和HEAL为虚拟变量，分别代表培训、拥有非农技能和身体健康状况，受访者接受过相关的技能培训，TRA取值为1，否则为0；受访者拥有非农技能，SKI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受访者自测身体状况良好时，HEAL取值为1，否则为0。SEX和AGE分别代表性别和年龄。考虑到农民工年龄变量对其收入的影响通常呈U形状，即随着年龄的增长，收入呈先增后减的趋势，因此把年龄的平方AGEz引入到模型中。考虑到不同农民工每天工作时间不同，因此引入周工作时间变量WTIM，作为控制变量。IND：表示受访农民工所从事的行业，本研究中受访的农民工所从事的行业涉及建筑业、制造业、清洁工、门卫或保安、小商贩、街头临时工、家政服务业以及其他8个行业，因此本文引入7个行业虚拟变量，作为模型的控制变量。本研究的分析均使用的是SPSS12.O软件。
三、实证研究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1．受教育程度与农民工非农收入。在被调查者中，高中以下学历的农民工有186人，占样本总数的84.16％，在这部分人群中，又以初中学历为主，有
从表1
和图1
可以清楚地看到，中专及其以下文化程度农民工的收入差距并不明显。收入最高的是初中学历，为1502.23元／月，最低的是高中学历，为1383.93元／月。但是学历为中技和大专的农民工收入水平要明显的高于文化程度在中专及其以下的农民工。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中专及中专以下文化程度的农民工所从事的工作主要以体力为主，对学历没有很高的要求，也不需要很专业的技能，因此收入间没有明显的差距。但是学历为中技或者大专的农民工，通常学有所长，从事着对专业技术有一定要求的工作，创造的价值较高，因此获得的报酬也相应较高。
通过表2
可以看出，在被调查的221个样本中，接受过非农培训的有84人，占样本总体的38.O％，平均月收入为1 596.43元；没有接受过非农培训的有137人，占样本总体的62.O％，平均月收入为1 443.87元，两组收入绝对差值为152.56元／月。拥有非农技能的有107人，没有非农技能的有114人，分别占样本总体的48.4％和51.6％，这两部分人的平均月收入分别为1 669.16元和1344.82元，两组收入的绝对差值为324.34元／月。在被调查的农民工中，身体状况良好的有182人，一般的有33 94人，占样本总数的42.53％。表1列出了不同文化程度的受访者工资水平状况。
2．培训、拥有非农技能及健康状况与农民工非农收入人，差的有3人，比较差的有3人，身体状况良好的占总体样本的82.4％，平均月收入为1541.81元，身体欠佳的(非良好)占总样本的17.6％，平均月收入为l315.38元，两组收入绝对差值为226.43元／月。
从上述统计数据可知，不同人力资本状况的农民工，其非农收入存在着差异，但是从统计意义上说，上述差异是否显著存在呢?为了解答上述问题，本文对不同人力资本状况的非农收入进行了独立样本T检验和非参数Mann―Whitney检验，具体结果见表2。对于培训变量而言，独立样本T检验的结果表明接收过培训组与没有接收培训组的非农收入在统计意义上没有差别，但是Mann―Whitney非参数检验结果表明两组收入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存在着显著性差异。对于是否拥有非农技能变量而言，无论是独立样本T检验还是Mann―Whir―ney非参数检验，拥有非农技能农民工组的收入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均要高于没有非农技能的农民工收入组。对于健康变量而言，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健康状况良好组的收入水平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高于健康状况欠佳组，但非参数检验结果并不支持上述结论。
上述分析结果表明，无论是参数检验还是非参
通过表3
中模型(1)可以看出，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是否拥有非农技能、工作经验变量都在不同程度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即上述各变量均对农民工非农收入水平产生显著影响。其中，男性农民工
数检验均支持拥有非农技能对农民工非农收入有着正的积极影响；但是关于培训和自测身体健康状况对农民工非农收入的影响，参数检验和非参数检验的结果并不一致。
(二)横截面回归结果分析
虽然描述性统计分析对各人力资本与农民工非农收入的关系进行了粗略的判断，但是分析结果一方面没有考虑其他变量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没有回答各个人力资本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决定非农收入的问题。为了进一步探讨各个人力资本对农民工非农收入的影响，本文按照第二部分设计的模型，利用调查数据进行了横截面回归模型分析，具体结果见表3。的收入在5％的显著水平下高于女性农民工；年龄变量回归系数为正，但不显著，年龄的平方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结果表明农民工年龄变量对其收入的影响呈U形状，结果同预期相同。受教育年限在5％的显著水平下通过了t检验，回归系数为O.017，说明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每增加1年，收入会上涨1.7％，结果同假设1相一致。
是否拥有非农技能变量在5％的显著水平下通过了t检验，而且回归系数为正，表明拥有非农技能对农民工的非农收入有着积极的影响。但是培训变量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而且方向为负，不符合传统人力资本理论。考虑到模型(1)中同时纳入了培训和是否拥有非农技能变量，可能存在变量信息重合的问题，因此在模型(2)中删去了是否拥有非农技能变量。但从表3模型(2)的结果可以看出，培训变量的符号依然为负，且不显著。综合模型(1)和模型(2)的结果可知，培训变量对农民工的非农收入的影响的确不显著，实证结果同假设2相一致。为了进一步提高模型的精度，存模型的(1)基础上，删去不显著的培训变量，其他变量不变，具体结果见表3中的模型(3)。模型(3)同模型(1)、模型(2)相比，整体拟合效果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调整的拟合优度(Adj―R2)从O.32提高了0.33，F值也提高到了8．33，除了是否拥有非农技能变量的显著性所有降低外，其他各变量的符号及其显著性均未发生变化。
模型(1)、模型(2)和模型(3)的结果均显示健康状况变量对农民工非农收入的影响不显著，结果同假设3相一致。此外，农民工的在外工作的累计时间，可视为农民工的工作经验，在5％的显著水平下通过了t检验，说明农民工在外工作的时间越长，经
针对模型中健康变量不显著，文章推测认为可能是因为样本选择性偏差所致。目前主要有两种检测样本选择性偏差的方法。一种方法是以“参与”特征变量为对象，用二元统计的方法比较“参与者”与“未参与者”是否存在显著的差异。具体到本文，就是用二元统计的方法比较调查范围内农民工群体与被排除在调查外农民工群体在健康变量的取值上是否存在着差异，若两群体间存在着显著性差异，则认为存在着样本选择性偏差。另一种方法是使用多元回归特别是二元概率回归或Logistic回归，该方法验越丰富，收入也越高，结果同假设4相同。
(三)推论的进一步验证与探讨
文章推论认为培训变量对农民工非农收入的影响不显著可能是因为培训质量不高所致，为了进一步验证上述推论，文章利用调查问卷中的信息对农民工培训效果进行了分析。一个农民工参加培训，如果培训质量良好可以使其掌握一门非农技能。因此，可以借助接受过非农培训农民工的非农技能掌握情况对培训效果进行判断。通过表4
可以看出，在接受过非农培训的84人中，有62人拥有非农技能，22人不拥有非能技能，分别占接受过培训样本总体的73.8％和26.2％。在未接受过非农培训的137位农民工中，有45人拥有非能技能，占未接受培训农民32,总体的32.8％，结果说明农民工拥有非农技能不一定都是通过培训获得的，也可能是通过其他途径获得。因此在接受过培训的农民工组中，农民工拥有的非能技能也不一定都是通过培训途径获得的。在此，我们可以粗略地认为接受过培训的农民工组中拥有非能技能来自于非培训途径的比例等同于未接受过培训的农民工组，即32.8％。这样可以测算得出在接受过培训的农民工组中，拥有非农技能的农民工约有20人的技能是来自于非培训途径，剩下的42人拥有的非农技能为通过培训途径获得。经过培训获得非农技能的农民工仅占培训样本的50％，可见目前农民工的培训质量有待提高。可以检测多变量联合造成的样本选择性偏差。使用上述两种检测方法前提都必须知道“未参与者”的相关信息，具体到本文，就是要知道排除在调查外的农民工的健康信息。由于受条件的限制，本研究在问卷调查时并没有对不在岗的农民工进行调查。因此不能直接使用上述方法对模型中是否存在样本选择性偏差进行检测，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些间接的方法对模型中是否存在样本选择性偏差进行大致的判断。Goodfellow，Kiernan，Ahern，&SmyerE阳认为样本选择性偏差产生的根本原因是那些“非参与者”不是从总体中随机产生的。正如我们在前文中分析的那样，目前我国的农民工主要从事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工作，能够在岗的都是身体健康状况较好的个体，身体状况欠佳的个体被自然排除在相关岗位之外，显然这部分“非参与者”不是从总体中随机产生的。而且，排除在调查外的农民工主要为留在农村的老弱病残，身体健康状况与调查范围内的农民工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因此，无论是依据样本选择性偏差产生的机理还是二元统计比较法，均可以推测认为模型中存在着样本选择性偏差。
四、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关键词：农民技能培训；农民经济收入；培训效益
对农民进行技能培训，是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发展的有效途径之一，为了全面掌握村域农民技能培训与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弄清农民技能培训与农民经济收入的关系，进一步挖掘农民技能培训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的潜力，为今后农民技能培训投入提供指导性依据，我们对陕西省镇安县青铜关镇前湾村、大坪镇芋园村、结子乡栗湾村的300户农户2007、2008、2009年3年的技能培训与经济收入情况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调查。本次调查内容的基本特点：突出农民技能培训对农民经济收入的促进作用的实际性；突出农村产业结构与培训方式现状；突出调查活动的直接性和翔实性；突出农民技能培训和农民经济收入状况的普遍性，从普遍性中总结典型性和代表性。采用的基本方法：将全县208个村，按产业发展情况分为好、中、差三个类别，在每个类别里随机抽出一个村，作为样本村，共计3个村，每村随机抽取100户（不包括居民户和五保户）作为调查对象，每村派4名调查员进行逐户调查，填写调查表格和问卷，获取基础数据信息，之后将基础数据进行统一汇总。做到统一标准，统一方法，得出有说服力的指标体系。通过调查和研究，提炼了一些农民技能培训与农民经济收入之间的密切性关系数据，现总结如下：
一、农民技能培训对提高农民收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调查中发现，农村经济发展有三个决定性的因素：一是农业生产的基础条件，二是农业生产的资金投入，三是生产者掌握生产技能的熟练程度，其中最具有挖掘潜力的是生产技能。因此，农民技能培训对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们对3个样本村2007、2008、2009年3年的农民技能培训及经济收入状况按种植、养殖、加工、服务、劳务5个类别进行了全面调查，从中发现：（1）从业人员培训人数逐年增加。2007年3村参加各类培训共613人（其中系统培训258人，随机培训355人）；2008年3村参加各类培训共668人（其中系统培训266人，随机培训402人），比2007年增长了10.89%；2009年3村参加各类培训共697人（其中系统培训312人，随机培训385人），比2008年增长了10.43%。（2）在农业生产的基础条件和生产投入不变的情况下，由于培训人数的增加和培训力度的加强，从业人员人均创造劳动价值逐年增加。2007年5872元，2008年6656元，比上年度增长11.33%，2009年7316元，比上年度增长10.99%。（3）系统培训的人均创值远远高于随机培训和未培训的人均创值。具体参数见表1：
二、农民技能培训整体推进更能显现培训效益
在调查的3个样本村中，前湾村是产业发展优秀村，以烤烟生产和劳务业为主。烤烟生产从业人员占到总劳动力的60%以上，烤烟种植面积占耕地面积53%以上。劳务业从业人数占到总劳力的30%以上，且多数在本地就业。该村的所有劳动力从2004年开始系统地接受了烤烟生产技术、建筑技术等专业培训，每个劳动力平均每年至少参加100小时的培训，成为镇安县农民技能培训整体推进的典范村。栗湾村是近几年发展起来的一个板栗种植专业村，以随机培训为主，从业人员年平均接受20多小时的零星培训，农村服务业有所发展，但不完善，劳务业占从业人数比重大，多以外出务工为主。芋园村的生产基础条件优于前湾、栗湾两村，但该村以传统的粮食生产和劳务业为主，没有主导产业。全村60%以上的青壮年劳动力长年外出务工，其中多数全家外出，多数土地荒芜。全村农民技能培训开展较差，各类从业人员每年人均参加培训不到10小时。由于技术培训程度不同，3村农民经济收入明显不同。农民技能培训整村推进，开展系统性的专业化培训的效益突现出来。以2007-2009年3年间种植业、劳务业和人均收入为例，进行以下数据比较（见表2和表3）：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农民技能培训时数及整体性、专业化程度与从业人员创造劳动价值和农民的人均收入成正比，特别是整村整体进行系统化培训是增加农民收入、振兴农村经济的有力保障。
三、抓住主导产业进行系统性、专业化培训是促进村域经济发展的最佳途径
农民技能培训的效益体现在农民经济收入提高的幅度上，体现在主导产业所占农民经济收入的比重上。近年来，随着“一村一品”的产业化发展，使一些“名品”发展成为村域经济的主导产业，这一过程也是村域农民技能培训不断深化的过程。前湾村的烟草种植和劳务业（建筑业）经过多年的探索，现已发展成为该村的主导产业，从业人数占该村总劳动力的73.4%，收入占农民总收入的72.77%（图1）。该村在培育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始终把技能培训作为重中之重来抓。利用农闲时节对全村烟农和建筑劳务工人进行系统的理论培训，结合农时和工程需要对其进行实践操作培训，每年每人参训时间不低于100学时，并且多年长抓不懈，使全村的113户烟农和86名建筑农民工熟练掌握了生产技术，使这两个产业发展成该村的主导产业，凸显出了技能培训工作的作用和效益。
四、对农村服务业和劳务业进行系统化培训的收效高于其他行业
随着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新农村建设的逐步成型，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加快，农村服务业（公共事务管理、运输、商务、餐饮、休闲娱乐）随之而生，一开始，政府就对他们进行了专业化、系统化的培训，并引导他们就业创业。调查的300农户中有27人从事农村服务行业，平均年收入分别为：2007年24996元，2008年33060元，2009年33259元，收益显著。农村劳务业成为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越是贫困山区、农业产业不发达的地区，劳务经济占的比例越大。在我们调查的300农户中，从事劳务业并参加系统培训，有组织输出的108人，他们的人均年收入分别是：2007年16941元，2008年17109元，2009年17357元。而从事种植业、养殖业且参加系统化培训的从业人员，人均年收入不到7000元。从以上数据看，对农村服务业和劳务业人员进行系统化、专业化、规范化的培训，并有组织地引导他们就业，所产生的经济效益远远高于种植业、养殖业和加工业，也远远高于未参加培训或参加零星培训的从业人员。
总之，大力开展农民技能培训，提升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是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保障性措施。只有根据当地实际，抓住主导产业，以村为单位，开展系统化、专业化、规范化培训，实现整体推进，才能保证最佳的培训效益。
1泰兴市农民教育调研基本方法
调研方式采取面上、点上和案头调研相结合，以面上调研为主。面上调研主要为问卷调研，重点是了解农民对教育培训的需求[1]。问卷可分为农民家庭基本情况、农民背景、接受教育培训、农民科技素质等现状、教育培训存在问题和影响因素以及农民的教育培训需求6个部分，选项涉及多种类型，如单选题、限选题、多选题及数字题等，涉及的问题近40个。问卷抽样主要是依据2010年的人均纯收入为排队顺序，采用随机起点、多阶段及对称等距等抽样方式，调查对象的确定可由市抽乡、乡抽村、村抽农户等来确定。全市有14个镇、1个街道办事处和1个乡（根思）、288个村、6 311户农民参加了问卷调查。经过严格的审核、校验、筛选，剔除无效问卷，最终获得有效问卷5 926份，占计划调整问卷数量的93.9%，符合设计要求。通过对问卷进行认真地初步整理及校验，收集到的问卷信息总体上质量较好，可较好地反映出全市不同地区农民教育培训的基本情况和需求状况。调研以实地综合调研为主，重点是通过实地调研，了解全市各地农民教育培训政策、投入、培训机构和农民培训的开展情况。
2调研的主要内容
2.1农民基础现状分析
2.1.1农业人口受教育情况。在受调查的对象中，文化程度在大专或者大专以上的比例为4.3%；文化程度为高中（包括技校、中专）的比例为28.6%；文化程度还达不到初中的比例为67.1%，其中小学程度的为5.8%，不识字或识字不多的占2.0%。农民受教育的平均年数为8.5年。农村普及基础文化教育的任务十分艰巨。
2.1.2农业人口就业情况。农民以一业为主、兼营他业的趋势明显。截至2010年11月底，调查的劳动力（男劳动力16～55岁，女劳动力16～50岁）中，有4 012人从事第二、三产业（其中从事第二产业的有2 549人，从事第三产业的有1 463人，分别占调查对象总数的43.0%、24.7%），占调查对象的67.7%；尚有1 914人从事农业生产（占调查对象的32.3%）。
2.1.3农业人口收入情况。目前，农户家庭经营收入的主要组成是非农收入。平均常住的受访农户人口达到2.98人，平均外出劳动力为1.20人，劳动力人数为2.51人；受访农户的平均家庭总收入为27 827.2元，其中种养业为6 411.6元，占总数的23.04%，非农收入均值为21 415.6元，占总数的76.96%。
2.1.4农业人口科学素质情况。对泰兴市农民教育培训调查结果表明，当前农民普遍具有较低的种养水平。对于种植业过程中最常见的化肥、良种、农药等基本知识及技能方面的知识，受访农民的回答情况为：选择“知道一些”的分别占48.5%、42.6%、46.2%；选择“不知道”和“不太知道”的分别为7.3%、6.7%、8.1%。对于养殖业过程中最常见的疫病处理等方面的常识，受访农民的回答情况为：选择“自己食用”、“赶紧出售”、“封锁消息”和“说不清”等方式的占11.7%，从绝对量来看，仍是一个不小的规模。
2.1.5农业人口的组织化程度。从调查的结果来看，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不高，亟待进一步提高。调研中，1 132人参加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或各种专业协会，比例仅为19.1%；4 794人尚未参加任何专业合作组织，占80.9%。由此可见，农村中宣传、组织及普及农民专业技术合作组织的任务任重而道远。
2.2农业人口教育培训需求分析
2.2.1农业部门是农民获取科技信息和知识的主要渠道。科技信息和知识来源的众多渠道中，受访的农民有87.6%选择了农业部门，说明农业科技信息在普及和传播的过程中，各级农业部门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调研结果表明：受访的农民选择报纸、电视、邻居、朋友、杂志、广播和协会的分别占42.1%、66.4%、34.5%、41.7%、13.9%。网络作为现代信息化的传媒工具，其在农民中的应用普及率仅为3.2%。
2.2.2短期培训是农民最愿意接受的教育培训方式。在受访农户中，选择“短期培训”的农户为72.1%，选择“一事一训”的农户为59.1%，选择“证书培训和学历教育”的农户为17.0%。其中，科技示范户及经营大户一般愿意参加学历教育及证书培训。该结果表明种养规模越大、经济发展越好、农民收入越高，对教育培训的需求层次也越高。
2.2.3现场培训是农民最愿意接受的培训方式。最受欢迎的培训方式是面对面地授课及现场实习，调查中选择的农户超过71.0%，选择听广播、看电视或多种方式学习的比例仅为30.4%；选择光盘进行学习的农民人数已达8.3%.由此可见，现代化的学习手段已开始走进农村千家万户。
2.2.4传统种养业实用生产技术是农民最希望接受的培训内容。对于养殖业、种植业及非农领域的相关知识，农民的需求较为强烈。调研的农户中，选择愿意接受粮食生产知识培训的农户占69.4%；愿意接受蔬菜生产知识培训的农户占53.4%，愿意接受特种经济作物、水果、苗木花卉、棚室生产知识培训的农户分别占23.4%、28.1%、7.8%、14.1%。表明农民具有较强的传统种植业教育培训的需求，对特种经济作物、水果种植、棚室、苗木花卉生产等的教育培训也有一定的需求。调研的农户中，选择“科学养猪”的达到67.4%，其他选项按从高到低的顺序为：养鸡36.3%、养牛33.1%、养羊29.5%、养鸭10.4%、水产养殖10.0%。特种养殖的比例已超过15.2%。由此可看出，传统养殖仍然在农民教育培训期望中占有主导地位。
2.2.5农民最愿意接受培训的时间为2～3 d。调研的农户中，选择最愿意接受培训的时间是2～3 d的最多，达到43.0%；愿意接受培训的时间为4～7 d和1 d（或1 d以内）的农户分别占28.4%和29.2%。地点选择上，接受调研的农户基本上都选择在本乡本土，愿意在本村和本乡镇参加培训的农民分别占85.0%和56.5%。结果表明，应综合考虑不同层次农民的需求，确定培训时间及培训形式，时间安排上最好能够灵活，应更多地组织深入农村、深入基层的教育培训。
2.2.6“不方便”是阻碍农民参加教育培训的第一因素。在调研的农户中，选择“不方便”的比例为58%，主要包括培训地点、培训时间、培训校舍及条件等的“不方便”。值得注意的是，调研的农户中，选择“没人管”和“内容不切实际”比例为29.0%，但该现象却在整个泰兴市普遍存在，说明农村基层农民教育培训工作存在很多问题。另外，选择“培训费用太高”的农户占22.0%以上，说明阻碍农民参加教育培训的重要原因之一为经济因素。
3影响因素分析
3.1文化程度
3.1.1文化程度对选择培训时间的影响。分析调研结果可知，选择培训时间为1 d以内的农户人数随着其受教育程度的增高，呈下降的趋势；选择培训时间为7 d、15~30 d、1~3个月、3个月以上系统培训的农户人数随着其受教育程度的升高而逐步增多。
3.1.2文化程度对选择培训地点的影响。分析调研结果可知，选择在本村参加培训的农户人数随着其受教育程度的升高而不断下降；相反，选择在乡镇、县城和城市参加培训的农户随着其受教育程度的升高而升高。在种植业及养殖业的相关培训中，农民的文化程度不同，但选择的培训内容、培训顺序及比例趋势相同。
3.1.3文化程度对内容的影响。不管被调研的农户文化程度如何，其对种植业培训内容选择的总体顺序依次为粮食、蔬菜、水果、特种经济作物、棚室生产和苗木花卉；养殖业培训的顺序依次为猪、鸡、羊、牛、鸭、特种养殖、水产养殖等。受教育的程度不同，其选择的比例也有所不同。一般农民受教育的程度越高，其选择培训内容的技术含量也就越高。
3.2经济收入
3.2.1经济收入对教育培训层次和类型的影响。从调研结果看，家庭收入水平不同的农民都表示愿意在本村参加短期培训和“一事一训”这样简单实用的培训方式。当家庭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选择该种培训方式的比例有所下降。随着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户希望接受的教育培训层次越来越高，家庭年收入不到9 000元的农民，希望参加职业技能及实用技术等相关的培训；家庭年收入超过13 000元的农民，希望参加综合培训、管理培训及学历培训等。
3.2.2经济收入对教育培训地点的影响。不管是家庭经济收入水平如何，被调研的农户选择愿意接受教育培训的地点先后顺序依次为本村、乡镇、县城和城市。
3.3区域条件
通过对不同经济区域、不同乡镇农民对教育培训需求培训要求的分析比较。就全市而言，目前农民对农村教育技术培训的需求有较大的相似性。但是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农地面积大小的限制、农业区域分工的影响及农业劳动力密集程度、对外转移的作用程度，不同地区农民对教育培训的需求有一定的差异。大体可分成3类：第1类，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最高、文化教育最发达、人口最密集的地区，如泰兴、黄桥。第2类，家庭人均耕地面积最多、外出务工人数相对少、对教育培训需求表现中等的地区，如滨江、珊瑚、古溪。第3类，经济收入、社会发展相对落后、人均耕地面积中等偏上、平均受教育年数明显偏低、群众期盼科技文化教育快速提升的地区，如元竹、分界。这为不同文化、不同收入、不同地区进行分类指导、按类培训提供了参考依据。
4政策和组织实施情况
通过对近几年来中央有关文件，中央各部门和省、市开展农民教育培训情况的收集分析，可以看出中央对农民教育培训认识逐步深入，政策强度逐步增强。比较7年来的中央文件，可以明显看出农民教育培训政策的变化：一是政策从满足阶段性、局部工作的需要，变化为长期、全面的要求。二是政策从概括性的原则要求，变化为有具体目标和任务的明确要求。三是政策从不带资金投入的号召性要求，变化为跟着资金投入的操作性要求。中央各部门积极行动，都结合自身的优势和特点采取相应措施，而且更加重视多部门的横向联合，形成了齐抓共管、共同参与农民教育培训的大好局面。但行动和计划过多，内容重复，目标和任务比较分散。各地方都立足自身发展，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措施，不同程度地加大投入力度。主要是依托中央财政支持的农民教育培训项目，针对留地农民，开展实用技术培训，提高农民的科技种田水平[2]；针对转移农民，开展劳动力转移培训，提高农民转移就业技能。工作重点明显偏向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四是开展农民教育培训的关键环节，但其认识、政策、投入和条件都很不到位。农民教育培训，尤其是到市级以下开展农民教育培训的机构主要集中在农业部门，条件和能力就更显不足，迫切需要加强[3]。
5对策
发展农民教育培训应在目标上实现5个转变：一是实现从身份型向职业型转变；二是实现从就业型向创业型转变；三是实现从单干型向组织型转变；四是实现从受体型向主体型转变；五是实现从经验型向知识型转变。思想上确定4个新理念：一是确立人力资本的理念；二是确立以人为本的理念；三是确立创业教育的理念；四是确立终身教育的理念。任务上这里建设5支队伍：一是培养精干的农民技术员队伍；二是培养优秀的村干部队伍；三是培养优秀的农民企业家队伍；四是培养高技能的能工巧匠队伍；五是培养高素质的骨干农民队伍。
5.1强化组织领导
5.1.1建立组织机构。建立起农民教育培训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统筹规划、综合协调，切实对培养新型农民工作中的重大问题进行研究并解决；稳定发展农民教育培训机构，完善农民教育培训体系，促使农民教育培训工作水平的提高。
5.1.2制定发展规划。将培养新型农民纳入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总体规划中，明确任务、目标及要求，促进农民教育培训事业发展政策措施的出台，逐步建立面向市场、政府扶助、多元参与的农民教育培训新格局[4]。
5.1.3实行目标考核。将培养新型农民工作纳入各级政府的目标考核，明确职责分工，保证农民教育培训工作的各项工作任务得到顺利实施。
5.1.4加快立法进程。加快对农民教育培训立法工作，有条件的地方可建立相关的专项法规，通过法律的形式对农民教育培训进行组织管理，保障农民教育培训方面的资金投入及农民权益，推进全市农民教育培训立法的进程。
5.2加大资金投入
5.2.1吸引社会资金投入。积极制订相关的优惠政策，运用信贷、金融及税收等手段，鼓励个人、企业及社会民间组织共同参与，吸引社会资金对农民教育培训事业进行支持。
5.2.2加大公共财政的投入。各级财政应在其经常性预算科目中纳入农民教育培训经费，可根据财力的增长不断增加投入。特别是对财政专项加大资金投入，作好示范引导作用。
5.2.3鼓励农民自发投入。创造有利的条件，鼓励农村劳动力主动投入。借鉴金融机构“助学贷款”的成功经验，由金融部门（如农村信用社等），为农民参加教育培训发放小额的培训贷款，担保可由财政贴息或政府提供。
5.3加强基础建设
5.3.1建设高素质专兼职师资队伍。建立和完善师资培训机制，加强师资继续教育，培养“双师型”的师资队伍。
5.3.2建设知识和信息传播渠道。建设中央（省）农民教育培训资源服务平台，提高媒体资源制作和传播能力，实现快捷传播和资源共享。建设全市农民科技培训辐射平台，以“农业科技入户直通车”为重点，发挥流动课堂的综合传播功能。
5.3.3开发制作优质充足的教学媒体资源。围绕发展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及时将各种知识和技术制作成教学媒体资源；同时还要加强农村文化、健康生活、生态环境、民主法制等方面的媒体资源建设，丰富教育培训内容。
5.4建立有效的工作运行机制
5.4.1建立进村入户长效机制。应坚决下沉工作重心，积极探索并总结培训媒体资源进村、推广培训教师进村及实用人才进村等方式和方法。
5.4.2建立资金补贴机制。应不断扩大资金补贴的范围，对不同层次的农民教育培训进行补贴；继续完善培训代金券的发放工作，降低收费标准等，让更多的农民受益。
5.4.3建立需求反馈机制。建立村级农民联系员制度，及时反映农民的需求；利用电话热线及互联网等方式对需求动态进行了解；定期调查农民的实际需求，并对收集的情况进行集中分析，增强教育培训的时效性。
5.4.4建立监督检查机制。要对农民教育培训项目实行全程监督，加强过程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价，强化质量意识，真正让农民能学得会、用得上，办农民满意的教育培训。
5.4.5建立公平竞争机制。开放培训市场，面向社会公开、公正、公平确定教育培训机构，经验丰富、工作负责的教育培训机构承担国家投资的农民教育培训工程项目。
6参考文献
[1] 王克务，黄龙兵，周元春，等.加快农民职业培训 促进农业科学发展——对加快响水县农民职业培训的思考加快农民职业培训 促进农业科学发展[J].种业导刊，2008（7）：37-38.
[2] 岳素梅，王静静，朱新玉.农民工培训教育存在问题及对策[J].种业导刊，2011（6）：33-35.
关键词： 培训模式；结构方程模型；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G7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2）05-0004-02
0引言
高等职业院校服务社会培训教育的实施，已对数以万计的不同阶层、不同职业和身份的社会群体进行了多项多次培训。那么培训内容是否满足学员的学习需求，培训效果是否被社会认可，都是需要我们通过实证研究进行检验的。本课题组已经根据刘红旗老师提出的“就业――增收――幸福”模式进行了实证研究，本文试图通过调研数据建立“培训――创业――增收――幸福”模式[1]的结构方程模式（Structure Equation Modeling，简称SEM）进行实证检验。为高等职业院校服务社会培训的有效实施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1研究方法
1.1 样本本研究是在呼和浩特职业学院进行的历次创业培训学员中进行的调查。采用问卷发放和电话调查相结合的形式进行，主要以问卷发放的调查方式为主，剔除无效问卷12份后，共收回有效问卷169份。其中培训后创业的占64.29%，月收入在6000元以X的占46.43%，文化程度在大专/本科的人数占67.86%，共有95.24%的培训人员获得了培训真书，女性培训人数占60.71%。
1.2 测量工具我们在理论分析、访谈以及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提出高等职业院校服务社会（创业）培训模式的指标体系由创业培训、创业情况、收入幸福三部分组成，并编制了《高等职业院校服务社会（创业）培训模式评价量表》。量表以利克特五点量表测量，共有6个题目，计分方法为：1表示没有任何效果，5表示非常有效果。初始量表的编制在访谈的基础上进行，并以结构化访谈和开放式量表调查相结合进行。初始量表编制完成后，我们选取46位受训人员进行了第一阶段的预研究，并根据预研究的结果对量表进行了修改和调整。
1.3 统计方法目前可用来分析SEM的计算机软件相当多，本文数据分析均采用SPSS13.0[2]和结构方程建模软件AMOS7.0[3]进行相应分析。
2结构方程模型
2.1 效度分析使用SPSS13.0软件采用因子分析法、最大方差旋转法做因素分析，选取原则是特征值的大小和抽取因素所能解释变量的大小。抽取3个公共因素，这三个因素分别是：创业培训、创业能力和增收幸福，共解释了总变异的68.31%。具体数值见表1。每个变量的因素载荷系数均大于0.5，这说明该问卷绝大多数变量能较好的测量它所在的维度，同时说明具有较好的效度。具体数值见表2。
2.2 信度分析在SPSS13.0中采用Alpha值测量问卷项目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信度系数的取值范围为[0，1]），分别计算问卷各维度总体的Alpha信度系数。主要数据详见表3。
问卷总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Alpha=0.713
结果显示，问卷总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是0.713，说明量表需进行修订，但仍不失其利用价值；各维度具有一般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均大于0.88，说明各项目之间具有较好的一致性，基本上能较好地反映所在维度，评价指标体系可以接受。由此我们认为，这份问卷有较好的信度，依此调查得到的数据是可信的，对问卷进行的数据分析也是比较可靠的。
2.3 结构方程模型在理论与结构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构建了职业能力的结构方程模型，即观察变量的测量模型和潜变量的结构模型，并运用AMOS7.0软件按对该模型进行了估计，得到模型拟合的良好性检验结果列表4。
从表4的结果可以看出，整体拟合良好性检验GFI等指标达到了0.976，均方根残差RMR为0.022都达到了可接受的水平。这表明假设的理论模型与观察数据有较高的拟合度。图1是根据完全标准结果绘制的结构方程模型。
关于图1中数据的理解是这样的：观察变量与潜变量之间以及潜变量之间的系数比较高，模型较好地解释了各个观察变量和潜变量。同时也说明潜变量的总体信度效度符合要求，对潜变量所做的预测是可信得。从附图可以看出，创业培训对创业能力以及增收幸福都是正的影响，同时创业能力对增收幸福也是正的影响，相关系数达到0.40的效果。
3研究启示
3.1 关于问卷本身信息的讨论本次调研数据主要针对的是小老板、待创业社会人员和大学毕业生，相对于其他培训对象来说，文化程度普遍较高（67.86%是大专/本科），创业率高（64.29%创业）和收入高倾向（6000元以上收入占46.43%）等特点。因此，从问卷调查结果来看，创业培训的社会效果很好，我们需要在今后的问卷设计中进一步改进，继续提高我们的培训效果。
3.2 关于受训者的讨论通过对创业培训的调查总结发现，参加创业培训的学员学历较高，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较强，培训后实施创业的学员首先可以使收入普遍增加，生活改善，自信心增强等；其次在创业过程中处理问题时有了一定的理论依据，不再感到盲然了；而且在实际创业操作过程中，遇到问题可以随时得到老师的指导，这是学员们得到的最大收获。在调研过程中，学员们反映比较强烈的问题是资金问题，尽管有国家创业贷款，但是额度较小，不能满足创业者们的需求，有时候会影响到创业的效果；在创业过程中，创业者们普遍感觉到的是人才使用问题，毕竟初创时期的企业与大型企业之间有差距，留住人才和使用人才是他们难以解决的问题，希望政策上能对小型创业企业有所倾斜，提供帮助。
3.3 关于职业培训的讨论通过文章的实证研究可以看出，创业培训对创业能力的相关系数是0.17，对增收幸福的相关系数是0.42，也就是每进行1个单位的创业培训，就会增加0.17个单位的创业能力，增加0.42个单位收入和幸福感。从实证的角度来看，创业培训是非常有效果的，教师授课和教材的满意度选择比较满意及非常满意的达到90.48%。目前社会上随着职业竞争的加剧，创业培训成了社会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那么，高等职业院校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怎样办好创业培训工作，挖掘出新的创业培训内容，更好的为创业者提供有效的社会服务。
4文章创新
由于本次实证研究属于初探性研究，从问卷的设计到模型的建立都没有参考依据，因此，这次研究所建立的模型也是比较简单的，但是我们从理论角度做的这次探索是非常有意义的。
①我们设计了高等职业院校服务社会培训（创业）模式的调查问卷，发放了大量的问卷进行了跟踪调查，收集到许多具有指导意义的鲜活案例和丰富的培训效果数据，可为我校新阶段进行创业培训提供理论指导。②我们根据呼和浩特职业学院担负国家相关培训工作以来的调查数据，建立了高等职业院校服务社会培训（创业）模式的数据结构模型，模型验证了刘红旗老师等提出的研究模式“培训――创业――增收――幸福”模式。这一模式在相关理论研究中是一个创新的培训模式，而关于该模式的实证研究也是第一次进行。
本文的研究比较粗略，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提高，希望能与各位同仁共同探讨，共同提高。
参考文献：
[1]刘红旗等.加强培训针对性 探索培训新模式――阳光工程培训模式研究[J].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12.1.
一、总体思路和目标任务
(一)总体思路
以党的十精神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1号文件精神，围绕省、市、区实施的重大战略部署及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总体目标和中心任务，以农村一二三产业从业人员，特别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培训对象，按照“政府推动、部门实施、机构培训、农民受益”的总体要求，组织开展培训，强化监督管理，提高培训针对性和实效性，着力提升农民科技文化素质、生产经营水平和就业创业能力，培养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和农村实用人才，为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推进农业现代化和美好乡村建设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
(二)目标任务
2014年，全区计划农业专业技术培训3230人，重点培训种养大户、农机大户、农民合作社成员等。
二、实施内容
主要面向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包括种养大户、农机大户、农民合作社成员（不含合作社管理人员）和村级农技员等开展农业技术培训，其中突出培训种养大户和农机大户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训内容以农业科技知识、农业实用技术等为重点，同时辅助开展以农业农村政策法规、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业经营管理、科普知识等为主要内容引导性培训。
培训时间累计不少于3天。补助标准为人均440元，其中：省级财政补助人均340元，区配套每人100元。
三、实施步骤
(一)准备与部署（2014年1－2月）
1.摸清培训需求。通过认真调研、广泛征求意见，摸清培训需求。在此基础上，申报年度培训需求计划。
2.组织申报项目。根据省下达培训任务，组织开展项目申报工作。
3.认定培训机构。区农委和财政局根据培训需要，严格按照培训机构认定条件，公开招标、择优认定培训机构，经公示后与培训机构签订培训合同，明确责任、权利和义务。
4.制定实施方案。区农业部门会同财政部门研究制定年度实施方案，全面部署培训工作。
(二)实施与验收（2014年3－10月）
1.制定培训计划。培训机构根据培训合同和分类培训内容，结合我区主导产业发展和农民培训需求，制定培训实施方案，经区农委批复后实施，在此基础上制定每期培训班教学计划，针对性地安排培训内容。
2.确定培训对象。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广泛宣传培训政策和进行招生，充分发挥乡镇和村“两委”的力量组织生源，引导和鼓励农民参训。
3.落实培训教师和教材。择优选聘培训教师，确保培训师资质量。根据培训需要，科学选用培训教材，确保受训农民人手一册省级以上统编教材和地方编印教材（讲义、明白纸）。
4.集中授课与实训实践。因地因时制宜，分类办班，组织教师进行集中授课。在开展理论培训的同时，安排学员到实训实践基地，进行实践操作，给予现场指导。
5.督查与验收。开展项目检查，加强培训全过程监管，及时研究解决培训中存在困难和问题。培训机构在完成培训班次培训任务后，适时向区农委提出验收申请，区农委会同财政局组织进行验收，对验收中发现的问题立即整改，整改后再验收。验收结束后，对验收合格及时拨付培训补助资金。
健全培训档案，每期培训班要建立培训台账（台账后附学员身份证复印件）、学员签到簿、培训过程影像资料等。学员签到簿、项目验收表和档案目录等继续按照省农委《关于印发新型农民培训民生工程培训台账、验收表格和档案目录的通知》执行。
(三)总结与评价（2014年11－12月）
区农委在项目验收基础上，认真做好总结工作，并对年度项目实施情况进行自查自评，接受省农委年度评价。
四、有关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地要把培训作为推进现代农业发展和美好乡村建设重要举措，实行目标管理，建立职责明确、分级负责管理机制，逐级落实责任。完善议事协调制度，定期研究、统筹谋划培训工作，加强统筹协调，建立多部门协作、多方面参与、上下联动培训工作机制。严格落实目标责任合同、管培分离等各项管理制度，推动培训规范化、制度化实施。
(二)注重能力建设。严格培训机构认定和管理，确保培训机构具备与培训内容相适应的培训条件。健全区级新型农民培训讲师团，增强师资力量。实行省级以上统编教材和地方编印教材（讲义、明白纸）相结合，提高教材质量。加强实训基地建设，培训机构要与现代农业示范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综合试验站和农业科技示范园等，协作共建培训实训基地，适应农民学习技术技能需要。
(三)创新培训工作。一是围绕需求培训。紧密围绕粮油棉高产创建、粮食生产三大行动、农民合作社发展、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和美好乡村建设等重点工作，结合地方主导产业、特色产业发展，组织开展培训。二是创新培训方法。实行培训与农时农事相结合、培训与指导服务结合，理论培训与实训实践相结合，增强培训针对性和实效性。三是强化跟踪服务。采取培训教师入户指导、建立电话咨询、手机短信和QQ群服务平台、在媒体开设专栏等形式，开展培训后跟踪服务，提高培训效果。
(四)强化项目监管。坚持实行第一堂课制度，上好每期培训班第一堂课，宣讲新型农民培训政策，督查培训机构组织开展培训工作情况，了解学员到课情况和参训要求等。建立满意度调查制度，每期培训班结业时，现场调查每位参训农民对培训的满意度。定期或不定期深入培训机构开展检查督查，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落实。严格项目验收程序，确保项目实施到位。完善项目绩效评价办法，创新评价机制，实行日常评价和阶段性评价相结合，根据省统一安排，全市重点组织开展中期和年终两次评价活动。改进培训效果回访制度，原则上采取随机走访方式回访学员，市级在中期和年终评价时采取按适当比例电话抽查的方式了解学员参训情况及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