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出现，生态危机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这种关注从某个角度上讲已远远超过了国家之间、地区之间、民族种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人类越来越关注自身共有的生态环境和生存家园--地球。对生态危机的关注迫使人类重新审视自身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重新审视人类自身原有的思维方式、生产及消费方式、发展模式、意识形态、伦理观、发展观，以及世界各国经济、文化、政治发展前途和命运。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出现，使得任何国家，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又一次重新走到一起。
基于上述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的出现，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风起云涌的生态政治运动。7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每年以"地球日"、"世界环境日"等为契机而不断壮大，至今方兴未艾。80、90年代在生态政治运动的推动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纷纷建立了众多形形的生态组织和生态绿党（简称生态党或绿党），生态学与政治学由此联姻形成了生态政治学、政治生态学等新兴交叉边缘学科，传统政治发展观也由此向政治生态发展观转变。
二、生态政治的兴起、发展及意义
（一）生态危机--生态政治兴起的动因和基础
所谓生态危机，指的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或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由于人为的不合理开发、利用而引起的生态环境退化和生态系统的严重失衡过程。
自工业革命以来，尤其是20世纪后50年全球环境遭到空前严重破坏和污染，并被一些生态学家、政治家称为20世纪人类犯下的三大愚蠢行为之一和"第三次世界大战"。"地球日"发起人盖洛德·纳尔逊曾精辟说道：来自自然的威胁（生态危机）是比战争更为危险的挑战，从德国和日本我们知道一个国家可以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起来，但没有一个国家能从被毁坏的自然环境中迅速崛起。50年代以后，世界环境相继出现"温室效应"、大气臭氧层破坏、酸雨污染日趋严重、有毒化学物质扩散、人炸、土壤侵蚀、森林锐减、陆地沙漠化扩大、水资源污染和短缺、生物多样性锐减等十大全球性环境问题。全球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正残酷地撕毁人类关于未来的每一个美好愿望和梦想，这一影响不仅会殃及一代、两代人，而且将影响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生存繁衍。
全球环境问题及生态危机从以下一些数据和事实我们就可窥见一斑。例如，目前地球上的动植物物种消失的速率较过去6500万年之中的任何时期都要快上1000倍，大约每天有100个物种从地球上消失。20世纪以来，全世界哺乳动物中3800多种中已有110种和亚种灭绝，另外还有600多种动物和25000余种植物正濒临灭绝。生态学家指出，迄今为止，人类对生物多样性的损害如要使其自然恢复至少要一亿年以上。水污染使人类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生存环境不断恶化。据统计有17亿以上的人没有适当安全饮用水供应，30多亿人没有适当的卫生设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一项调查指出，在第三世界由水污染引起的疾病平均每天导致的死亡人数达2.5万人。再如1983~1984年埃塞俄比亚因植被破坏、土壤流失形成的特大旱灾使得100万人因饥饿而死亡，1991~1992年，非洲大陆12个国家持续旱灾，使得约3500万人濒临死亡。因水土流失和沙漠化加重，中国古文明中心的发源地--黄河，目前年断流最长达227天，与此同时，长江由于洞庭湖等大湖泥沙淤积加速，湖体面积和容量正逐年锐减，洞庭湖1825年面积约6000平方公里，1949年减少到4360平方公里，到1998年长江"特大"洪灾时湖面面积仅为2653平方公里，据此缩减速度，洞庭湖将可能在不到200年的时间内成为又一个"罗布泊"，从中国自然地理图册上消失。目前，长江中下游防洪大堤也逐年升高，古时?quot;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悲剧在不远的将来又将可能在长江重演。今年我国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多次发生的历史上罕见的沙尘暴天气，再次使得中国人感受到了环境破坏程度之深和距离之近。
全球环境恶化的直接后果就是经济损失。据估计，我国每年因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亿人民币，这相当于20个唐山大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仅1998年长江洪水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1600亿人民币，而每年全世界因环境污染和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低于2.5万亿美元。因此，生态学家指出地球生态系统正在遭受地球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污染和破坏，全球十大环境问题已直接威胁着全人类的生存和文明的持续发展，生态危机已经超越局部区域而具有全球性质，来自于生态危机的威胁，已远远超过战争、瘟疫，保护地球家园已刻不容缓、迫在眉睫。
生态学理论认为，人类和其他任何生物一样，都必须以一定的生态环境、特定的生态系统作为其生存繁衍的基础，在整个地球生物圈这个最基本、最重要的生态系统中，人类虽在整个生物界中一方面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并无时无刻不对自然生态环境进行所谓的"改造"和"征服"；另一方面，人类自从诞生之日起又无时无刻不依赖于其他生物和自然生态环境。同时，它与国家及国际政治生活息息相关，而政治又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政治是人类社会的政治，政治是人的政治。生态危机既然已关系到全人类的生死存亡，因此政治就必然与生态危机发生必然而深刻的内在联系，它必然延伸到社会之外的自然环境之中，因此当今全球性环境问题引发的生态危机对全球人类所构成的巨大威胁，此时的全球生态危机就不可能不成为一个政治问题，政治及政治行为对此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生态危机的推动下，政治必须谋求一种全新的政治发展观：生态政治发展观。
（二）生态政治的兴起、发展及意义
生态危机的加剧使人类认识到，社会是身处自然环境中的社会，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具有辨证的双重互动效应，自然生态环境是社会环境的基础，社会又对自然环境有着深刻的正负效应。因此，到20世纪50、60年代全球环境问题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日益成为一个敏感而重要的政治问题，生态政治理论也应运而生。生态政治理论认为，人类不仅是社会的人，同时也是受自然环境限制、约束的人，如果政治行为仅仅去把握人与人、人与社会间的社会属性关系，而忽略自然生态规律对人的影响，甚至违背自然生态运行规律，以人类自身生态环境及资源的牺牲为代价，去达到少数集团、阶级、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那么整个人类最终将自掘坟墓，走向自我毁灭的绝境。覆巢之下，焉有安卵？因此，生态政治理论是站在全人类生存利益的高度上指导生态政治运动有序地进行，一定程度上讲，它是超阶级、民族、种族、国家界限的。
最初的生态政治运动主要局限于民间自发组织的政治运动。60年代末，由于生态环境问题直接导致生态政治出现最明显的标志是"生态运动的出现"、"生态党的产生"、"国际环境组织作用的提高与加强"。这标志着全球生态政治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60年代后期，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公众关心的热点。到了70年代，生态政治运动的目的也已从单一化向多元化趋势发展，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生态政治运动已成为环保、和平、女权运动的多元全球性群众政治运动。最为著名的生态运动当属1970年4月22日美国爆发的有2000多万人参加的公民环保政治运动，正是这次运动促成了世界"地球日"的诞生和1972年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的召开。90年代以来，生态政治运动从公众关注生态环境问题发展为公众与政府共同关心"可持续发?quot;的全球环境问题。"公共决策"过程的"生态化"使生态运动真正成为生态政治运动。与此同时，从60年代末至今，世界生态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家以及科普学家一道推出了一系列生态环境发展与预测报告。如卡尔逊的《寂静的春天》、米都斯等人的《增长的极限》、加博尔等的《超越浪费的时代》，以及由58个国家152位世界著名生态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家共同编写的《只有一个地球》等。
伴随着生态政治运动规模的扩大和深入发展，世界各国"绿党"组织应运而生，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影响的日益增强。1972年新西兰诞生了世界第一个绿党，此后的70~80年代，西欧国家出现了绿党组织兴起的高峰，其中德国的绿党组织对全球绿党组织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到1983年，德国绿党以5.6%的选票出人意料地首次获得27个议席，这标志着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正式步入历史舞台。由于德国绿党以崭新的政治风格展现在公众面前，其党纲将生态、经济、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反对核军备竞赛，谋求国际和平和女权、人权等，并提出相当完备的持续发展方案，因此在1987年议会选举中得票率突破了8%，并获得42个联邦议席，到两德统一后的1994年，绿党已在联邦议席中占有49个席位，成为联邦议院内第三大政党，到1998年，绿党领导人菲舍尔出任德国外交部长，首次成为国家政府中重要领导人。同时，80年代以来，欧洲比利时、奥地利、意大利、英国、法国、瑞典等国家以及90年代东欧及其他多党制的发展中国家也相继建立?quot;绿党"组织。据统计，1979~1989年，西北欧15个国家的绿党共有117名成员进入11个国家的议会，并于1999年2月在巴黎召开了欧洲绿党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有28个国家的300多名代表参加会议，提出了许多"绿色国际"等国际生态政治发展新概念和新趋势。
在各国绿色组织纷纷建立和民间生态政治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时，像联合国下属的教科文组织（UNESCO）、人与生物圈计划（MAB）、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国际自然资源保护同盟（IUCN）、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WWF）、世界环境与发展研究所（IIED）、地球之友（FOE）等绿色和平组织政府和非政府间国际生态保护组织也纷纷成立，至今全世界已有7000多个非政府和政府环保组织活跃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他们用生态思想、环境意识、生态伦理、生态哲学、持续发展等理念为解决国际争端、冲突、战争，最终为维护国际和平，为国际间经济、文化、政治协调发展以及跨国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作出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60、70年代西方民间自发的生态政治运动意义有三方面：一是在生态运动影响下"生态环境保护"成为各国政治家选举和施政的口头禅，即使最狂妄的政治家也必须首先提倡保护环境，以"生态牌"来夯实其竞选实力和政治地位，例如1976年美国卡特成功当选总统，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提出了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承诺；二是在公众舆论压力下，西方各国政府不得不直接或间接介入生态环境的保护、治理行动中来，并制定相应严厉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和环境法规，增加环境开支比例；三是在公众生态政治运动宣传下，西方发达国家从工业文明时代逐步向生态文明时代过渡。到了90年代，公众生态政治运动发生了新的变化，尤其是1992年里约联合国环境与发展盛会召开以后，不仅发达国家，而且发展中和不发达国家公众也从纯粹关注环境问题发展为政府与公众共同关心全球环境变化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生态政治运动几乎触及到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人权等每一个领域。
综上所述，全球性环境问题导致了全球生态危机，生态危机又成为民众生态政治运动的源动因和基础，把环境问题作为政治范畴并纳入政治家的视野，用全球性的环保联盟来代替军事、经济联盟，这是全球政治生活和政治战略的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变。由于世界各国绿党的参政，以及民众生态政治运动的深入和范围的扩大，使得各国政治和国际政治向新的方向发展，这就是目前国际及各国内部政治发展的生态化趋势。
三、生态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政治生态化
（一）政治生态化的内涵--政治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化"一词目前经常出现，比如经济生态化、教育生态化、科技生态化等。"生态化"是将生态学原则和原理渗透到人类的全部活动范围内，用人和自然协调发展的理念去思考和认识经济、社会、文化等问题，根据社会和自然的具体情况，最优地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政治是人类的政治，人类生存发展一刻也离不开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因此政治的发展与人类与自然存在着必然的内在联系。
"政治生态化"这一概念在国内外还鲜为少见。所谓政治生态化，其实质是把生态环境问题提到政治问题的高度，进而使政治与生态环境的发展一体化，把政治与生态有机辨证地统一起来，最终促进全球政治与生态环境持续、健康和稳定发展。环境在宏观上影响着政治区域的结构、功能和政治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并制约着政治区域系统的运行以及政府高层决策者的政治举措。因此，政治生态化的提出就是要正确地解决政治与环境的关系，把环境问题纳入到政府决策、公民政治参与、国际政治行为和政治教育等过程中，使政治过程与生态环境的发展有机协调起来。这样政治与环境的内在关系就成为政治生态化研究的核心内容。政治生态化所遵循的是公平性、持续性、协调性、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循环再生、生态平衡等生态学基本原则和原理。在当今世界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过程中，它将成为传统政治发展的历史转折点，从而构成与生态文明时代相适应的新型政治生态观，以推动世界经济、文化、政治、生态环境间的协调发展，使人类战胜生态危机，走?quot;人类中心主义"的阴影，向"生态中心主义"转变，步入生态文明时代。
（二）政治生态化对国家及国际政治发展的基本要求
笔者认为，政治生态化认识和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政治过程生态化。广义上说，政治过程既包括国家内部的政府行为过程，也包括国际政治环境、政治秩序的动态过程。政治过程生态化对政治发展的具体要求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政治生态化要求各国政府决策行为生态化。政府决策行为在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政府的政策、法令、规章制度、教育方式等对环境保护进行直接干预，同时政府的政策、法令、规章制度、教育方式对经济发展模式、公众行为的影响又间接影响生态环境的保护。因此，政府决策行为在促进生态环境持续发展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它可以把各种权利、手段有效结合起来，去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科学素质，去调控人口数量和素质；通过政府实施教育工程去改变人们无节制地追求物质享受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培育全新的政治生态观。
事实上，世界各国都曾因政府决策失误导致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当今世界面临的生态危机如此严峻，相当部分发展中国家还在继续西方发达国家的老路--先污染、后治理。中国的生态环境破坏及人口问题也正是50~70年代政府决策的严重失误所致。某种意义上讲，如果没有""、"大炼钢铁"，没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错误政府决策，就不会出现我国北方近年来越演越烈的沙漠化和沙尘暴；没有对马寅初的批判，中国也许就不会有今天如此沉重的人口负担，而这些政治发展观念和政府政策的失误所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失是无法用数学概念来衡量，这种破坏是快捷、持续、长期的，甚至是不可逆转的，不是一代几代人可以偿还的，往往需要数十代人的不懈努力才可能改变。而这种努力一旦失败，人类数千年的文明可能就将付诸东流。这一点从人类曾经消失的古文明即可作为佐证：曾经灿烂一时的楼兰古国"、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文明、尼罗河畔的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古代印度文明的兴衰都为人类当今面临的生态危机提供了前车之鉴。未来政治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重塑生态地球村的和谐。政府和政治家们将面临社会团体、公众越来越多的压力，政府官员和政治家也必须用更多的财力、物力、人力来维护生态环境的持续发展，以此促进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与全球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这是未来各国政治和世界政治的必然趋势。因此，当今世界各国亟需一批具有环境意识的、富于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政治家。将环境保护知识与法律等基础知识同等列为国家政府公务员报考、考核的内容之一是当务之急，同时考核政绩时应对经济政绩对等考核，以此来促进政府政治行为的生态化。
其次，政治民主和公民政治参与行为生态化是政治环境生态化的必然要求。当生态环境问题从自然向社会领域转移并危及人类的生存发展时，生态环境问题就自觉转变为政治问题。政府是公民的政府，因此公民的政治参与将对政府决策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一方面，生态环境问题及生态危机的出现不自觉地促进了公众的政治参与，政治参与主要通过政治选举、投票、公众对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活动等方式从而达到对政府环境政策和环境管理起作用；另一方面，公众政治参与又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有着促进作用。因此政治生态化中广泛的公众政治参与及意识的增强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从而改变经济靠市场、环保靠政府"的传统消极的观念。广泛的政治参与对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政治参与有助于和平解决生态环境问题，避免政治动荡；政治参与有助于实现对政府的监督，避免政府决策失灵；政治参与有助于政治决策的科学化、公开化；政治参与有助于实现公民的环境权这一基本环境生存权利。
政治民主与政治环境生态化是当今世界各国政治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①，任何国家如果没有政治稳定，就没有国家、社会秩序的稳定、经济的有序健康发展，不稳定的社会使人们把过多的物力、才力、财力投入到权利与财富的斗争之中，经济也因此没有和平环境和可持续的自然资源供应而停止不前，甚至倒退。他的这一论述实际上已经从政治环境生态化的高度上阐述了政治与环境协调发展这一跨世纪战略目标。这一点""就已经经受了惨痛的教训，不但经济倒退20年，而且因政治环境的不稳定导致对环境、资源的破坏、人口数量的膨胀造成了数十年甚至数百年都难以偿还的恶果和环境债务。另一方面，由于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又会反过来影响政治环境稳定和政治民主。例如，严重的粮食短缺、土地荒漠化、水资源污染与枯竭，人口剧增并超过环境承载量等一系列生态危机的出现必然引起政治上的恐慌和不稳定的社会局面，因此，政治环境的不稳定必然导致生态环境的退化，环境的退化又反过来影响政治的不稳定，从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同时，政治民主与经济发展也具有紧密联系，在遵循环境持续发展基础上的快速经济增长不仅为推进政治民主化提供了经济基础，为生态环境的保护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政治民主的进程加快，又会反过来促进经济的发展、政治的稳定。因此政治民主与政治环境生态化在解决环境问题和生存危机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三，建立国家、地区间平等、和谐、和平共处的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地球村联邦"是政治生态化的另一基本要求。目前，世界政治秩序很大程度上还是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1999年的科索沃问题即是有力佐证。强权政治与霸权主义的直接后果是地区、国家、民族间的冲突、战争、核军备竞赛等，这些军事、政治行为的最终后果是对生态环境最大的污染和破坏。由于国际政治旧秩序的混乱，导致60年代以来地区冲突不断扩大和升级。这种冲突最根本目的还是为各自的"狭隘生态利益"。中东地区长年不断的战火的根源就在于争夺水资源是全世界不争的事实。世界各国尤其是核大国，裁军和削减核武器是当务之急，强权、霸权政治不仅加剧地区动荡、国家冲突，更不利于环境的持续发展。目前全球每年军费开支超过一万亿美元，这些费用的十分之一用于环境，那么所有发展中国家的自然保护区就可有效地得到保护。
生态学认为，任何生物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物种间不论强弱、大小、进化时间的长短，它们在生态系统中的地位是平等的。因此国际政治新秩序中各国也应遵循这一平等性原则，减少或消除强权和霸权政治，避免地区、国家间的冲突，以及对地球生态环境威胁最大的核军备竞赛，以此来保证全球生态环境的持续发展。
因此，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促进国际政治生态化，就必须建立全球伙伴新关系。这种新的全球伙伴关系既要求推动国际社会间在维护、恢复地球生态环境方面的合作，又要推动国际社会在经济、社会方面的合作，这种新的全球伙伴关系必须包含环境与发展两方面，改善国际经济环境，以利于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实现保护环境和经济发展协调的可持续目标；这种新型关系必须是公正平等的，建立在平等的国际关系准则基础之上，要实事求是地考虑造成地球生态环境恶化的不同国家间的责任，并以此确定相应的义务，在制定有关措施时，必须考虑到各国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能力，不能不顾及历史和现实而用同一标准来要求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这种新型关系必须有国际社会共同有效、积极、务实地参与，在承担这一责任时各国之间也必须停止无休止的争吵，因为全球自然生态环境是一个整体，只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才能建立这"新型全球伙伴关系"，确保全球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人类共同目标。
第四，政治教育生态化。教育是人类改造自身的一种实践活动，教育过程中蕴涵了人类与自身的关系、与身外自然之间的关系。教育对人类自身自然的改造及影响，是以人类对身外自然的改造为前提和基础的，因此，教育并非纯粹的精神文化现象，它并没有远离自然界，相反它是以人类自身自然为对象，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作为政治教育亦不例外，政治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公民政治文化与政治意识。政治教育生态化是将生态学的基本原理、知识、原则渗入到政治教育之中，将受教育者的政治文化、政治意识提升到全人类的生存文化、生存意识上来，从而促进受教育者的环境素质和环境意识的提高。因此，在生态危机遍及全球的严峻形势下，现代政治教育向生态化方向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它推进政治教育进入一个崭新的教育生态化时代。通过政治教育生态化过程，使人类认识到工业文明时代已走向尽头，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是时展的总趋势。
综上所述，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是全球生态政治运动兴起的根本原因，而生态政治运动及各国生态绿党的成立发展成为政治生态化产生发展的基础，政治生态化成为解决当今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促进世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协调、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和途径，政治生态化也就成为未来政治发展的新趋势和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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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近 现代 工业 文明给人类带来了巨大进步的同时，由于人类对 自然 和自身的不正确认识及盲目开发行为，导致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全球性生态危机。生态危机的产生与 发展 成为生态 政治 运动兴起的动因和基础。在此基础上推动了各国政治和国际政治生态化的发展。生态政治产生发展是政治生态学、政治生态化形成的前提和基础，政治生态化是生态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结果，是解决当前全球生态危机的不可或缺的根本措施之一，是全球 经济 、 社会 、文化、生态环境协调、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未来政治发展的趋势之一。 一、引言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性环境 问题 的出现，生态危机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这种关注从某个角度上讲已远远超过了国家之间、地区之间、民族种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人类越来越关注自身共有的生态环境和生存家园--地球。对生态危机的关注迫使人类重新审视自身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重新审视人类自身原有的思维方式、生产及消费方式、发展模式、意识形态、伦理观、发展观，以及世界各国经济、文化、政治发展前途和命运。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出现，使得任何国家，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 中国 家，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又一次重新走到一起。 基于上述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的出现，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风起云涌的生态政治运动。7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每年以"地球日"、"世界环境日"等为契机而不断壮大，至今方兴未艾。80、90年代在生态政治运动的推动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纷纷建立了众多形形色色的生态组织和生态绿党（简称生态党或绿党），生态学与政治学由此联姻形成了生态政治学、政治生态学等新兴交叉边缘学科，传统政治发展观也由此向政治生态发展观转变。 二、生态政治的兴起、发展及意义 （一）生态危机--生态政治兴起的动因和基础 所谓生态危机，指的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或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由于人为的不合理开发、利用而引起的生态环境退化和生态系统的严重失衡过程。 自工业革命以来，尤其是20世纪后50年全球环境遭到空前严重破坏和污染，并被一些生态学家、政治家称为20世纪人类犯下的三大愚蠢行为之一和"第三次世界大战"。"地球日"发起人盖洛德·纳尔逊曾精辟说道：来自自然的威胁（生态危机）是比战争更为危险的挑战，从德国和日本我们知道一个国家可以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起来，但没有一个国家能从被毁坏的自然环境中迅速崛起。50年代以后，世界环境相继出现"温室效应"、大气臭氧层破坏、酸雨污染日趋严重、有毒化学物质扩散、人口爆炸、土壤侵蚀、森林锐减、陆地沙漠化扩大、水资源污染和短缺、生物多样性锐减等十大全球性环境问题。全球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正残酷地撕毁人类关于未来的每一个美好愿望和梦想，这一 影响 不仅会殃及一代、两代人，而且将影响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生存繁衍。 全球环境问题及生态危机从以下一些数据和事实我们就可窥见一斑。例如， 目前 地球上的动植物物种消失的速率较过去6500万年之中的任何时期都要快上1000倍，大约每天有100个物种从地球上消失。20世纪以来，全世界哺乳动物中3800多种中已有110种和亚种灭绝，另外还有600多种动物和25000余种植物正濒临灭绝。生态学家指出，迄今为止，人类对生物多样性的损害如要使其自然恢复至少要一亿年以上。水污染使人类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生存环境不断恶化。据统计有17亿以上的人没有适当安全饮用水供应，30多亿人没有适当的卫生设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一项调查指出，在第三世界由水污染引起的疾病平均每天导致的死亡人数达2.5万人。再如1983~1984年埃塞俄比亚因植被破坏、土壤流失形成的特大旱灾使得100万人因饥饿而
家用燃料尽可能都用沼气，即使生火，生火用的柴只能是从山里捡拾的枯枝落叶，不能砍伐树木，全屯人都节约用水，每家屋后也都建有一个蓄水池，但与大石山区常见的集雨水柜不同，蓄水池里都是从山上引来的泉水。生活上不求奢侈，勤俭节约。在追求共同生态目标上，弄拉人团结一致，人际关系和谐。弄拉人生态建设中公民权价值观的培育。在生态建设中人是主体，因此重视民主政治中的公民权显得格外重要。哲学家约翰•杜威认为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原则是“有必要让每个成熟的人参与构建作为所有人生活规范的价值观”［2］(P95)。生态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主动参与型的价值观的构建。生态社会的公民权十分强调基层民主，基层民主是生态政治的根本特征和中心环节。在一个生态社群中，主张面对面的直接民主，并要求实行基层决策。因为生态社群中的居民对周围的环境最了解，也最关心。因此，基层民主能够充分反映民众的生态利益，有利于发挥公民的参政热情，并且能提高政治决策的质量。弄拉人形成了主动参与的价值观。在事关弄拉生态发展的一次次会议中，成年人都踊跃发言，献计献策，他们是平等协商的关系:村长(队长)与村民是平等的;党支部书记与党员是平等的;党员与群众是平等的，不存在特权，所以弄拉人能积极参与基层民主与决策。这种积极参与的公民权价值观一直在弄拉人群体中贯彻、培育和成长，没有阻力:一是由于弄拉人全部姓李，同宗同族，相同文化，共同心理，所以他们向来团结互助、上下齐心、平等相待;二是共同的生态利益使群体目标与个体行为非常一致，没有冲突。这些也是弄拉生态政治建设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弄拉屯的生态政治发展途径
(一)制订保护生态的村规民约。首先，禁止乱砍乱伐。1958年的毁林炼铁使一座座郁郁葱葱的青山失去了树木保护，而山地的石漠化使弄拉人遭受了巨大的灾害。从那以后，弄拉屯制订村规民约:只可以进山捡拾作为生活燃料的枯枝败叶，决不可砍伐活树做柴火，如有违反，砍一罚十，决不姑息。如果生活中确确实实需要用木料，如盖房子等等，那也必须先征得大家同意，并且务必先种下树苗。砍一棵树，要种6株苗。为了防止偷伐现象的发生，从1960年开始，选举屯里的6个年轻人当护林员，在弄拉的山林范围内不停地四处巡逻，不准任何人随便进山乱砍树木。那时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时期，实行集体劳动，农民收入主要靠下地干活拿工分，所以村规规定:巡山护林员同样可以按天记工分。弄拉屯本来人口就不多，抽掉6个年轻力壮的劳动力当护林员，足以看出弄拉人保护生态环境的决心。其次，规定每个劳动力都得种竹护山。每户每个劳动力每年至少要种10兜竹子，多多益善。当地64岁的李华勤老人说，到现在为止，他个人所种的竹子起码有300兜;并介绍说竹子长得快，两三年就可以卖掉，既增加收入，又能保护山林，一举两得，甚至一举多得。如今，这种保护生态的村规民约已深入弄拉人的骨髓，他们自觉爱护每一棵花草树木，使以前受伤的青山从此得以休养生息。马克思曾告诫人们:“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且，“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4］(P95)。可见，自然界是人类的无机身体，人类应该象爱护自己的有机身体一样去爱护自然界这个人的无机身体，弄拉人做到了这一点。(二)发挥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和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弄拉屯在2010年4月16日成立了一个党支部，叫弄拉生态旅游专业合作社党支部，且正式挂牌，李荣光任党支部书记，支部另外还有5名共产党员。党员充分发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积极组织和动员村民，广泛充分收集大家的意见;他们没有私利、没有特权，而是为了齐心协力致力于弄拉的生态文明建设。合作社党支部虽然成立得晚，但几个党员早已在组建合作社的过程中一直起着模范带头作用。他们凭着共产党员一贯拥有的“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优良品质积极带领村民走生态旅游的“绿色”致富路;他们的名字早已镌刻在弄拉屯的青山绿水之中;他们是弄拉屯生态模式的“开路人”和“领头羊”。他们一方面想方设法筹措资金，一方面耐心细致地做群众的思想工作以转变村民的传统观念。在他们多年的共同努力下，2008年广西第一个“旅游专业合作社”在弄拉屯挂牌成立，20多户村民相继加入“旅游专业合作社”;入社村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和林地量化入股，参与合作社经营。村里生产的所有土特产都将成为旅游产品;旅游业所得的收益60%分红给村民，使村民的收入有了进一步的提高。这些成就的取得同党员们苦身劳形、以身作则、率民治屯的励精图治的拼搏精神是分不开的。(三)政府扶持、政策引导。中国的农村村落大多是一个个封闭的、相对完整的偏僻社区。很多地方的生产力水平远没有达到现代标准，传统社会属性还相当突出。一些村民一辈子没有走出过祖祖辈辈栖居的偏僻村落，因此村落构成他们毕生社会生活的主要舞台。由于封闭性和落后性，这就决定了农村的现代化建设离不开政府扶持、政策引导，弄拉屯村落也是如此。弄拉屯位于马山县古零镇东北部。马山县领导、古零镇领导对弄拉屯保护生态环境转变发展方式的发展模式十分关心，因而他们对弄拉屯走过的生态发展道路也了如指掌。马山县领导将弄拉走过的生态发展道路总结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60年开始，封山育林，坚持“封、造、管、节”相结合，坚持造林与种果相结合;第二阶段是从1974年到1982年，着力调整产业结构，采取个人承包与集体经营相结合的办法，实行“以果为主，林果结合，套种药材，综合经营，增收保粮”的生产措施，使村级集体经济不断壮大;第三阶段是从1983年开始，把种果作为支柱产业，在农村家庭经营的基础上，有计划地把“零、乱、杂”的果树改造为连片种植、集约经营，并逐步淘汰老品种，向良种化发展，走科技兴果之路，最终形成“以林为主，林果结合，套种药村，综合经营”的绿色经济新格局［5］。三个阶段的发展与转变成就，都是在政府的支持和引导下取得的。马山县和古零镇的领导多次带领弄拉屯的负责人去外地生态示范区考察，学习外地生态发展模式的成功经验，不断丰富弄拉人的生态治屯智慧。当地政府领导还经常提供有效信息，推荐和引进优良作物和果树品种，介绍先进生态科学技术等等，政府的这些扶持和引导对成功打造弄拉生态发展模式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四)发展生态经济奠定生态政治的基础。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所以马克思说:“‘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6］(P103)老百姓是最讲实惠的，毕竟民以食为天。因此，生态政治必须以生态经济作为支撑，否则，这种政治是没有基础的政治，是海客谈瀛、空中楼阁。弄拉屯的生态经济建设非常成功，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因地制宜划分生态种植带。弄拉人根据长期积累的经验，总结出按照具体的生态地理环境种植不同的植物和农作物。他们将山头不同高度的气候特点、坡度大小、土壤性质和生物生长环境特色结合起来，经过实验，模索出了“山顶林，山腰竹，山脚药果，地上粮”的立体生态经济发展模式，即在山腰以上封山育林，以保护原有生态为主，在山腰种植竹子和其它生长周期短、经济效益快且适应性较强的本土树种，以获取经济收益和保护生态的双重效果。在山脚种植柑橘、柿子、龙眼、枇杷等果树和土人参、苦丁茶、金银花等药材，既增加了收入又绿化了环境，使人与环境相互滋补。在平地上则种植玉米、蔬菜等农作物。最终形成了独具弄拉特色的较合理的生态经济结构。其次，创办生态旅游合作社，充分发挥美好生态环境的经济效益，扩大经济来源。经过50多年的守护，弄拉的环境特别美，“美”对人们来说是最好的东西，“最好的东西不需要行动，因为它本身就是目的”［7］(P36)。为了给外地人感受这里环境美的机会，弄拉人创办了生态旅游专业合作社，努力发展休闲度假旅游产业，让村民共享“生态财富”。当旅游业发展起来后，不仅能提高大家的收入，更能让大家坚定生态政治信念。总之，弄拉的生态经济为生态政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论文摘要：“政治生态环境”是相对自然生态、环境生态、经济秩序而言的一种社会政治状态，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环境，是一个地方政治生活现状以及政治发展环境的反映，是党风、政风、社会风气的综合体现。政治生态环境由政策环境、法治环境、舆论环境、用人环境和廉政环境等构成，直接体现在干部的精神状态和工作作风上。广大党员干部是“政治”大环境里的主导力量，广大党员干部的素质、能力直接影响着政治大环境的和谐与进步。如何保持政治大环境的和谐，建设优良的政治生态？
在十七大指出“以造就高素质党员、干部队伍为重点加强组织建设”,“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加强正确用人机制建设”。十七大对党的建设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迫切需要形成自己的、良好的政治生态。而建立健全正确的用人导向机制是创建优良政治生态的关键环节。
一、优良的政治生态对地方党的建设及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政治生态环境优势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优势。政治生态影响全局的发展,引领社会和谐，体现地方形象，对经济社会发展环境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不仅是一个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的重要标志，也是反腐倡廉建设成效的重要表现。保持良好的政治生态，能凝心聚力，鼓舞士气，激发斗志。反之，则会人心涣散，败坏风气，滋生腐败。优良的政治生态更能确保“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进一步加强政治生态建设，着力营造风清气正、团结和谐的良好氛围，形成加速经济崛起的强大合力，对推动经济与社会科学发展将起到一定的作用。目前各地都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格局，更需要一个良好的政治生态。
优良的政治生态建设是一个需要长期培育、持续建设的过程，需要我们齐心协力营造一个有利于与加速崛起的大局同轴运转、同频共振、同向推进，与社会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优良政治生态。
二、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机制是建设良好政治生态的关键环节
建设良好的政治生态，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机制,党员干部的选拔、任用尤为重要。选准、用好干部，是优化政治生态的关键环节。什么是正确的用人导向?有正确的用人标准，树立注重品行的导向、科学发展的导向、崇尚实干的导向、重视基层的导向、鼓励创新的导向、群众公认的导向，真正把那些政治靠得住、工作有本事、作风过得硬、群众信得过的干部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实践证明，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关系党风民意。公开树立起一个标杆，对广大干部具有鲜明的导向作用，对政治生态建设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选准、用好了干部，就能够凝聚党心、鼓舞人心，优化政治生态。反之，选错、用错了干部，则会形成不良导向，涣散党心、挫伤民心，滋长“反生态”的不正之风。
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要有完善的机制作保障,须通过建立完善的管理机制来完成。形成正确用人导向的机制，使用人导向制度化、规范化，进一步提高选人用人水平，以此引领良好的政治生态。在良好的政治生态条件下，作为提高执政能力、提升决策水平的突破口，进一步提升政府公信力，树立起责任政府的良好形象。
三、建立科学的干部考核、任用、留人和监督体系，形成正确的用人导向机制
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要构建和谐、良好的政治生态，迫切需要造就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人才队伍。形成鼓励人才干事业、帮助人才干好事业的社会氛围，争取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局面。
目前，在干部考核、选拔、任用和监督工作中，存在着不少问题。比如，对干部综合性评价不够，影响了考核结果的真实性；考核结果不全面，影响了考核的准确性；考核等级评定中缺乏层次性，制约了考核工作激励作用的发挥；部分考核结果简单化、公式化，缺乏具体的操作性；年度考核更是形式化，有的为争取考核优秀请同事吃饭拉票；有的单位干脆实行平均主义，将优秀名额逐年轮流安排，无论工作做得如何，人人有份。上述的考核结果难以作为干部奖惩和任用的依据。因而，建立科学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形成正确的用人导向机制，是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必然要求。
1.建立科学的干部绩效考核机制
在干部政绩考核中要坚持、彻底的贯彻四个标准。①系统性。在考核内容和标准的设置上，符合“三化”的要求，体现“三个文明建设”的成果；②针对性。充分考虑不同类别、不同行业、不同层次、不同岗位、不同地区、不同基础情况下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差异，在统一的实绩考核评价标准下，对实绩考核内容赋予不同的权重结构和侧重点；③科学性。考核指标的设置上，要紧紧围绕经济发展这个工作中心，立足本地区实际，从纷繁复杂的工作中确定重要的、有代表性的、足以反映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面貌、工作实效的若干重点工作，作为考核干部实绩的主要内容；④可操作性。合理确定考核目标和目标的不同标准，实事求是地分出优劣好坏的不同档次。对本身有任务指标、能量化考评的工作要坚持做到量化；对那些确实难以量化的目标，在完成标准和时限上要提出明确要求；对没有具体指标但又非常重要的工作，有可能量化的尽量量化，难以量化的，则应采取群众民主测评、群众满意度调查等方式，变抽象为具体。
2.建立科学的干部任用机制
科学、完善的干部任用制度机制管根本、管全局、管长远。正确用人机制的新定位、新建立，是对干部选拔工作的新要求。要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完善选人用人机制，创新选人用人方式，规范选人用人程序，健全民主推荐、民主测评制度。坚持用发展的思路、改革的办法和市场经济的手段，努力探索正确用人机制工作与完善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新路子，建立起思想道德教育的长效机制、正确用人机制的制度体系、权力运行的监控机制，建成具有地方特色的选人、用人机制。营造一种“有为才有位、有位更要有为”的氛围。采用应知应会测试、民主推荐、面试型考察、工作绩效分析等环节确定人选。应知应会测试包括与职位相关的理论、政策、学识与能力的测试，并通过案例分析，全面检测干部的发现问题、解决和处理问题的能力。在此基础上进行工作绩效分析，根据领导干部工作绩效分析评价要点，了解考察对象所在单位的工作状况，重点分析考察对象的工作思路、工作投入和工作成效。这种方式可改变以往单一以推荐为主的产生方式，打破传统的以分取人的做法，使每一个条件都成为干部工作的一个正确导向，让工作业绩突出的干部得到优先重用，真正把那些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群众信得过的干部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如何让优秀的党员干部进入选拔视野，保证选拔的干部是真材实料？这里可以借鉴一下各地的做法。
陕西省实名推荐领导干部，不搞突然袭击，提前将空缺的领导职数情况通报给大家，并将拟推荐人选的任职资格和条件公布，给大家有足够的时间思考，让民主的空间尽可能地大一些；而且规定区级领导一律不参加推荐，把推荐权完全交给大家。这种做法有效地防止搞内定人选，克服了为内定人选量身设定的推荐资格条件或因信息不对称内定人选私下拉选票的弊端，同时也使不具备提拔的人士没有跑官的市场。
重庆市全面公示干部政绩，在考察前，把考察的规程、方法、考察对象的拟定、考察活动的安排等告之于民；在考察中，采取预先考察、公开考察、回访考察、跟踪考察、审计考察等方式，多角度全方位地考察评价干部；考察后，把拟选用对象的现实表现和工作业绩等全面予以公开公示，广泛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有效杜绝了“带病提拔”、“带病上岗”等现象。
这些省市的做法经受住了实践的考验，在干部选拔、任用的过程中发掘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干部，为政府机关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所选拔的干部群众信服，因而群众的参与度高，政府的公信力得到进一步提高，使政治生态更加优化。
3.建立健全良好的“留人”机制
正确对待身边的人才，为人才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①创造一个好的舆论环境，让人才得到广泛的尊重和支持；②创造一个好的道德环境，加强思想作风建设；③创造一个好的实践环境。通过轮岗、干和渠道，让人才在实践中学习、在实践中提高、在实践中成长。④要充分尊重人才的意愿，发挥人才的特长，建立良好的奖励制度。
4.建立健全干部监督制约机制
建立健全正确用人导向，就应建立健全干部选拔任用全过程全方位的监督体系及干部工作全方位程全过程的监督制约机制，为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机制提供环境保障。
①加强健全对公共权力部门的监督机制。公共部门掌握着国家的稀缺资源，享有国家授予的某些特殊权利，容易产生腐败。腐败的产生有两个前提：一是公共权力的存在，二是有谋取私利动机的公职人员。因而除进一步建立和完善行政执行机制，形成行为规范、有章可循的行政执行制度，实现“以制度管事管人”外，还应在权力之外构建完善的制度体系监控和规范权力的运作方式，杜绝人情关系的蔓延，建立一个完善健全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不断强化监督机制，扩大监督范围，权力运用到哪里，监督就到哪里，努力构建与和谐社会要求相符合的干部监督管理新机制。
②改进、优化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办法。强化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经常性督促检查、强化事前和事中监督，注意手握权力的干部的隐性收入和异常的生活方式，发现领导干部有犯错误的苗头，及时通过打招呼、诫勉谈话、函询、召开民主生活会等形式，早作提醒，防微杜渐。坚持预防、监督、查处并举，认真落实过程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责任追究等工作，切实把严格监督和严肃纪律贯穿选人用人始终。
③进一步增强干部工作的透明度和公开性。广开、畅开监督渠道，欢迎群众监督，多听群众的意见，充分发挥专用举报电话的作用，认真受理关于干部选用工作的来电、来信、来访举报。对不署名的来信和电话也应认真对待，细致甄别。同时严惩对举报人员的打击报复，使举报人员无后顾之忧，监督的渠道才能通畅，腐败才会暴露在阳光之下。
④加大犯罪成本，建立相应的经济处罚条例。目前各地都开始实行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如制定“公职人员犯罪，除法律制裁外，其社保养老金充公”之类的条款，将对预防贪污腐化犯罪有积极作用。退休没有保障，生活没有着落，晚年十分凄凉，犯罪代价之大让人怯步，对手握大权且具一定年纪的公职人员将产生影响。
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建设优良的政治生态，肯定能极大地激发和调动各级干部的热情，上下更加的心齐气顺、风正劲足，更有力地推动经济社会的持续全面提速发展。
参考文献：
1.范增玉，坚持正确用人导向为和谐社会提供人才支持，人民网，2007，05，11
关键词：生态政治学；地区共同体；生态社会主义
Abstract:Theaimofenvironmentalpoliticsistofindthepoliticalcausesthatresultinecologicaldestructionandtoprovidepoliticalreasonsandsolutionsforenvironmentprotection.Inenvironmentalpolitics,“localcommunity”isalwaysconsideredasoneofthemosteffectiveapproaches.However,thispaper,fromtheperspectiveofpoliticalphilosophy,holdsthatsuchanapproachcannotdealwiththeglobalenvironmentalproblemsinmodernsocietycompletely,becausethepoliticalviewof“community”isthekeytoenvironmentalproblems.Inthissense,thevalueofecosocialisminenvironmentalpoliticsisreflected.
Keywords:environmentalpolitics;localcommunity;ecosocialism
针对生态问题的讨论之所以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参与，不仅是因为生态破坏的程度越来越严重，而且因为这种负面影响越来越切身地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所以，学术界围绕生态问题的分析和讨论，主要是一种“诊断性/救治性的讨论”。也就是说，它需要完成两个主要任务：第一，要对造成生态破坏的根源和原因进行诊断；第二，提出可以用来消除这些原因从而解决问题的处方。
从不同的学科和视角切入，可以得到不同的诊断结论以及相应的救治方案。如果说生态伦理学主要是要从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中挖掘那些带来生态破坏的伦理观念，并为保护生态提供道德上的理由和方案的话，那么，生态政治学则是要从社会生活的实际状况中挖掘造成生态破坏的社会/政治原因，并为保护生态提供一些政治上的理由和方案。由此观之，生态政治学的讨论，实质上蕴涵着这样一种预设，生态环境之所以出现问题，乃是因为人们在政治结构和政治理念上出了问题；生态政治学就是要把这些问题及其根源揭露出来，加以改造甚至抛弃，以建立一种同生态环境的良性运转相匹配的政治结构及其理念。
在生态政治学的诸多思路中，反对不平等的社会支配关系、提倡“共同体”的政治理念、建设“地区共同体”（localcommunity）往往被认为是一种有效缓解生态压力、规避生态破坏的合适方案，因此得到许多学者的赞同。而笔者却是要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批判性地对其予以梳理和评析。笔者也认为，虽然这一诊断思路及其处方虽具备一定的有效性，但它无力彻底解决现代社会的生态困境问题。因为现代生态困境的基本事实亦其最大特征便在于，生态破坏不再是一个地方性问题，而是一个全球问题。生态问题在全球层面上之所以难以解决，正与人类政治结构中对“共同体”所具有的深刻认同密切相关。只有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发现生态社会主义在生态政治思想领域中的独特价值和卓越意义。
一、不平等的支配性结构：政治视角的诊断
从社会政治层面对生态问题进行诊断并提出解决方案，在这方面，默里•布克钦（MurrayBookchin）的社会生态学（socialecology）思想以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走向显著的环境正义理论（environmentaljustice）是值得首先关注的思想典型。这不仅因为，它们的出现使人们逐步意识到生态问题的政治内涵，而且因为，它们富有启发地提供了一种十分重要的生态政治的诊断思路，即它们都将生态破坏的根本原因，归结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政治结构。由于其观点已得到诸多的专门研究，笔者本文不再重复，而是试图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理解这些观点背后的基本思路。
“所有的生态问题均植根于社会问题”［1］，这是布克钦的一句名言。作为社会生态学的代表人物，他明确指出：“如果不彻底地处理社会内部的问题，我们就不可能清楚地理解目前的生态问题，更不可能解决生态问题。”［2］那么，究竟是什么社会问题带来了生态破坏？布克钦的答案是，症结在于人类社会的政治结构本身，即“阶层制”。这种政治结构意味着，人与人之间在资源占有、社会力量、交往身份等方面总是存在一种地位上的“势差”。因而，一部分人成为支配者而另一部分人成为被支配者。而现代社会的理性化（rationalization）进程，在政治结构上因现代国家的权威建立而强化了这种不平等。布克钦因此认为，国家乃是阶层制最为严格而确定的存在方式；在国家中，“支配—被支配”关系最为强硬。
由于人与人之间存在不平等，一些人被另一些人支配，因此在生态问题上，这将从两方面带来不利结果：一方面，支配性的政治结构导致人们在处理与“他者”的关系时总是采取命令、指使等具有压迫性、强制性的做法。如果这种做法已成为人类行动的主流方式，那么它不仅会使人在面对同类时采取这种方式，而且在面对自然生态的时候也会采取这种方式。正如布克钦所担心的那样，人对人的支配会“折射”到人对自然的关系上。况且，更严重的是，在人对人的支配关系中，支配者尚只是人类社会的部分成员，而在人对自然的支配关系中，支配者已然是人类社会的全部成员！换言之，支配性的政治结构所具备的支配力量，将在人与自然生态的关系中最充分地展现出来。
另一方面，当然也可以设想，那些在人类社会内部身处底层的被支配者，往往因为最贴近自然环境，所以不一定会穷凶极恶地支配自然。然而，这并不能替生态环境缓解太多压力。因为在阶层制的政治结构中，支配者几乎不必直接承担任何生态破坏的代价，便可享用大量的生态开发成果。这不仅意味着一种资源分配的不正义，更重要在于，它会使支配者可以不必顾及成本地提出更多的开发要求，通过加大对人类社会中的被支配者的支配而加大对自然环境的支配。可以说，只要“支配—被支配”的阶层制政治结构存在，那就必然导致社会成员之间的权利与责任（义务）不匹配——有些人可以享有更多权利而不必承担相应的责任。当这种不匹配涉及人与自然关系时，就不仅带来社会问题，而且带来生态问题。由于现代国家进一步强化了阶层制，国家中的支配者对被支配者拥有更强的权威性和更广泛的社会动员力，因此，生态环境就会在现代国家这一政治格局下承受更大的压力，生态问题因而也就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显著问题。
布克钦从社会的政治结构的角度揭示生态问题的原因，其重要的理论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批评生态伦理学的抽象性。在他看来，笼统地讨论“人”在道德观念上的某些偏差，这种诊断属于“把脉不准”。因为与自然发生互动并带来生态破坏的，并不是一个大写的“人”，而是许许多多身处不同阶层的人，并不是作为一个整体出现的无差别的道德主体（MoralSubject），而是诸多有差异的道德主体（moralsubjects）。在生态问题的研究中，社会生态学将“人—生态”结构中的前者细化为“此人—彼人”结构，并以此作为主要的分析任务。正是这种思路和视角的转换，为环境正义理论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思想预备。
环境正义理论的兴起跟美国当时的环境正义运动——反对有毒废弃物运动［3］和反对环境种族主义运动［4］——密切相关。这类运动实质上反映了一个严重的利益分配不正义的政治问题，即那些看上去净化了生态环境的行为，只不过是净化了一部分人的环境，却同时牺牲甚至加害了另一部分人的环境。更直白地讲，许多污染等问题与其是被解决，毋宁是被转移到低收入阶层和有色人种的社区之中。所以从一开始，环境正义理论就透过生态纠纷而注意到那些曾被统称为“道德主体”的人们之间的差异性和不平等。在环境正义理论的语境中，这种不平等主要体现为因财富拥有量的差异而导致的社会不平等。经济实力强、经济地位高的富裕阶层一方面享有更多的经济自由，并在生态开发中获得比经济实力弱、经济地位低的贫困阶层更多的好处，另一方面又可以同样借此而远离甚至转嫁生态开发所带来的坏处。这样，资源的不公正分配和污染的不公正分配，就同时偏向了有利于富裕阶层的一边（随着全球经济体系的建立，这种不平等已经突破了一国之内的阶层关系，而成为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差异问题）。［5］
由此可见，富裕阶层实际上扮演了社会生态学分析框架中的“支配者”角色——他们拥有影响自然生态和其他社会成员的力量，但又不必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这种权利与义务不匹配的政治结构，当然会刺激富裕阶层无需更多考虑环境——因为他们可以转嫁环境成本，使得环境污染（在很大程度上）与其无关。这样，生态环境不仅目前已经遭受富裕阶层所施加的负面影响，而且，只要不正义的政治格局依然存在，那么生态环境就将继续遭受他们的负面影响。同社会生态学的分析框架一样，环境正义理论不仅注意到人类社会内部的差异性和压迫性，而且同样把带来生态破坏的重要原因，诊断为不平等的支配性政治结构所导致的权利义务不匹配的政治关系。
然而，权利义务的不匹配情况——有人享受自然资源开发所带来的更多好处，却把承担废弃物的义务更多地留给他人——并不必然导致生态破坏。因为，可以享用更多权利却不必承担相应义务，这对一个人来说，只不过是给他了一些可乘之机，刺激了他的投机占便宜心理（比如古希腊寓言中的隐身戒指）。而他要想成功地实现投机活动，真正地占到便宜，还需要具备“希望投机占便宜”的意愿，更关键地，需要具备“能够投机占便宜”的能力和资格。也就是说，那些享用更多权利却不必承担相应义务的人，同时还必须是掌握权力的决策者；只有当他们拥有决策的能量和资格时，他们才能作出一些有利于自己的决定，从而使这种权利义务的不匹配情况，从可能性变为现实。
而“支配者—被支配者”的不平等的政治结构，恰好就满足了这一点。在该结构中，不平等的政治地位不但使人们在权利义务上不匹配，而且使他们在决策的资格、能量和影响力上也有天壤之别——包括生态问题在内的社会决策，主要由处于上层的支配者或强势阶层说了算；处于下层的被支配者或弱势阶层则没有什么发言权，或即便有发言权，也缺乏实际的决策力。更要命的是，对生态环境的健康状态拥有实际影响力的人，却会出于种种原因——比如考虑国家整体实力的提升，或者（更糟糕的情况是）考虑支配者的集团利益和利润增长——对生态环境的健康状态并不敏感。而那些对其敏感的人，即那些更直接地贴近自然、与自然打交道的处于下层的被支配者，却因为身处被支配地位而难以将自己的意见转化成能施加积极影响的社会决策。由此可见，当不平等的支配性政治结构遭遇生态问题时，就会出现一个难以解决的“错位”——有能力和资格影响生态环境状况的人并不关心生态环境的状况；而那些与生态环境发生直接的联系并更关心这一状况的人却又没有施加影响、做出决策的能力与资格。所以，如果一定要说是支配性的政治结构导致了生态危机，那么，其关键倒不在于支配者转嫁了责任而让被支配者替他们承担更多（这顶多是进一步恶化了生态危机），而是在于这种政治结构把影响生态环境的政治决策资格和决策地位不平等地只交给了一部分（其实并不关心生态环境的）人而没有交给所有人，尤其是没有交给那些与生态环境息息相关的基层民众。
二、地区共同体：生态政治学的典型处方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够理解，为什么包括布克钦在内许多生态政治学者都认为，解决生态问题，必须解构现有的政治生活的阶层模式而建立自治、民主、平等的地区共同体。因为地区共同体作为一种政治生活的特殊模式，所反对的正是“支配—被支配”的不平等结构，而倡导一种利害与共、和衷共济的平等的权力架构和交往方式。在地区共同体中，不存在支配结构中的那种高高在上的强势者，因而包括生态决策权在内的各种公共事务的决定权，都被掌握在那些相互平等的基层民众手中。这种“基层民主要把公共政策领域通常的自上而下的方法颠倒过来，让民众和社群有权决定自己的生态命运和社会命运，也让民众有权探寻一种对环境和社会负责任的生活方式”
［6］114。此类政治构思之所以被认为有利生态保护，主要出于如下几点理由：
第一，在一个地区共同体中，由于政治权力下放并平等地赋予每个人，因此意味着一种更充分、更直接的民主政治。对生态问题这一涉及所有人利益的问题来说，让所有（至少绝大多数）人都来参与民主的讨论和决策，显然在政治上十分必要并且正当。巴克斯特指出，生态保护的重要目标之一是促进人类的自我繁荣，而人类的自我繁荣，亦即人们的自治、尊严、自我价值意识和社会本质的全面发展，乃是需要民主的政治生活来予以实现和维护的。不仅如此，随着条件的变化，人们对于自身的自我繁荣究竟是什么、包含哪些重要的内容，仍要不断探讨。这更需要人类社会能够推行公开而平等的民主政治，不仅“确保对重要理论争论的公平探讨能够得到允许和鼓励”
［7］123，而且“鼓励人们以民主所允许的方式对它进行审查”［7］124。因此，更为民主的地区共同体，有利于身处这种政治模式中的人们在生态问题上做出更切实际的准确判断。
第二，在一个地区共同体中，社会决策的制定者同时也是直接受到决策影响的人。科克帕特里克•塞尔（KirkpatrickSale）曾指出：“如果在哪个层次上可以培养生态意识，可以让公民认识到自己是造成环境后果的元凶，那就是在地方层次。在这一层次，所有的生态问题都走出了哲学和道德的领域，被作为切身的问题加以处理。”［8］丹尼尔•科尔曼（DanielColelman）也认为，当决策的制定者“在地区或者社区的层面观察生态问题时，它们（指生态环境——引者注）变成为与己息息相关的身边事”［6］122。地区共同体这种政治模式，由于成员之间平等、紧密的政治关系有助于塑造一种家园感的氛围，因而也就具有将公共事务“切身化”的特性。这样一来，身处地区共同体的决策者在进行生态决策时，当然就会比身处支配结构的决策者更加关心、顾及环境的承受能力和健康状态。正因如此，科尔曼才反复地说道：“最贴近环境而生活的人最了解环境，有关的决策权和监护权应当掌握在他们手中。”［6］101-102“一个生态型社会一定是权力下放的，这样才能保持对环境多样性和社会多样性的敏感度。”［6］102
第三，在一个地区共同体中，公民的共同参与是政治运行的主要方式。而这种方式被认为能有效抑制那些造成生态破坏的因素，并创造有利生态保护的条件和方案。因为，一方面，“（生态的）可持续性需要一个行为规则与规章的框架……而‘参与’正是造就可持续性构型本身的东西”［9］13。只有通过“参与”，亦即参与到公共事务的讨论和思考中，人们才能逐步清晰地认识到，什么是有助于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因素。在这一点上，科尔曼乐观地表示：“以社群为本的协作型经济必定与生态社会携手而来。社群为本的经济意味着于某一特定区域生态特点相协调的合作型企业、工人自我管理和以人为本的组织方式。为强化对环境的监护和社会的责任，一个注重生态、以社群为本的经济会强调自立。社群是自立经济活动的基础，也是政治生活的根基，也是生态社会的根基。正如基层民主使生态型生活成为可能，社群为这种生态型生活提供了一个场所、一个家园。”［6］115
另一方面，只有通过参与政治生活并把决策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公民们才能“有权利、也有责任去挑战非持续性”［10］34，才能有资格、也有能力“介入政治以及其他形式的抗拒和反对环境恶化的结构性原因与不可持续性实践的非环境因素的斗争”［10］33
。这两方面都意味着，解决生态问题的政治构思，必须围绕着一种积极的公民资格或公民权（citizenship）展开。也就是说，它需要人们把包括生态问题在内的任何公共事务当作自己分内的事情，并将维护和促进这些公共利益视作自身利益繁荣的一部分，从而纳为自身的义务，积极主动地承担起这份责任。而地区性的共同体，显然能够通过成员之间更紧密的互动、承认每个成员的政治资格和政治地位而有助于发展、培育和倡导这种公民资格。因此，诚如安德鲁•多布森（AndrewDobson）所言，从政治上解决生态问题的目标“离开了公民参与都是不可能实现的”［9］13。
综上所述，许多生态政治学家相信，一旦当生态决策的政治权力和政治资格能为所有将受到该决策影响的成员平等享有，并且这些成员能积极地参与决策的过程，那么这种“自下而上地创建‘政治与经济权力的大众基础’……（将）建立直接的和经济民主的公共领域”，“创造一种把公民作为在十分宽泛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领域中在民主大会制度框架下进行决策的公民来对待的新公共空间”［11］。在这一空间中，其公民有能力“创立一个有爱心、可持续的社群”［6］138。也就是说，地区共同体的政治模式通过把生态决策的权力下放，不仅能够提升人们的生态意识，对生态问题予以“切身化”的理解，而且能够激发人们去正确处理这类切身事务的实践能力，并提出与之相符的政治、经济方案。
三、集体不负责与亲疏之别：共同体的政治困境
在生态政治的构思中开出“地区共同体”这一药方，其实蕴涵着两点预设，即人们会对自己的切身利益更为关心，并且他们有能力正确处理与切身利益相关的事情。正因如此，“地区共同体”的倡导者才积极要求，要把有关生态问题的决策资格交还给这些既有能力也更关心这一问题的人们去处理。然而，情况真的如此乐观吗？“共同体”作为一个极具争议的政治理论范畴和政治生活模式，它所具有的内部、外部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在生态政治上的表现，是值得重视和辨析的。
首先，从内部问题来看，地区共同体虽然有可能实现某群体的内部平等，解决少数人因为处于政治不平等结构中的有利地位而在进行生态决策时不负责任的问题，但它并不能避免通过整个共同体而得出的决策依然不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情况。换言之，当共同体的政治模式将政治决策权平等赋予所有成员时，这或许可以解决“少数人的不负责”，却不能解决“所有人的不负责”。
对于这种并非源自支配者的压迫或欺骗，而是源自共同体所有成员的共同诉求甚至强烈要求而带来的生态破坏，我们不仅可以想见，而且已经目睹。在许多地方，尤其是对那些欠发达地区的人们来说，生存的压力而非生态的压力才是第一位的，因此，他们——无论是支配者还是被支配者；也无论有没有这两者的区分——不得不首先考虑经济利益的提升和生活福祉的追求。对他们而言，这种追求不仅在政治上具有首当其冲的合法性，在道德上也完全正当。所以，即便这些地区所采取的政治生活模式是一种平等、民主的共同体，即便这种政治模式能够从基层开始推行直接民主，但只要其成员缺乏相应的生态智慧、知识和意识，没有找到保护生态和经济发展可以兼得的办法，那么，他们通过共同的民主参与而得出的政治决策，就仍会是优先考虑经济增长而把保护生态的议程排在后面。戴维•佩帕（DavidPepper）敏锐察觉到：“大多数生态乌托邦假定自给自足的社区和工人合作社在本质上是有利于环境的，因为它们规模小、潜在地有利于生活质量的提高和更关心与环境的互动。然而，所有这些都是值得怀疑的。例如，小规模并非是内在的，它们也不一定体现为民主、包容性或者关心环境。”［12］可见，在生态问题上，采取民主的决策方式仍然不能避免民主本身所具有的内在困境——民主只承诺过程而不承诺结果。一旦遇到“采用赢利和增长这样狭隘的指标来衡量结果时，一个民主的政体也不能保证出台富有环境智慧的政策，所以，光是注重民主也仍有缺陷”［6］96。
其次，从外部问题来看，共同体不可避免地会体现出一种地方主义倾向。这不仅是因为地区共同体在地理位置上必定处于某一地方，而且因为地区共同体会有意识地培育和发展一种地方性的“家园感”。这种典型的共同体感受能够从政治上加强成员的身份认同，使他们更自觉、更强烈地把自己的利益同共同体的利益在一致性的基础上联系起来，并将自己以及自己所处的共同体与外部的“他者”予以区分（否则它就会因为没有边界而不成其为一个地区性的共同体）。在这种“内外之别”的关系中，一个人作为共同体的成员，当然会优先考虑他所在的那个共同体的利益。也就是说，地区共同体的政治构思不但带来了“内外之别”，而且带来了“高下之别”或“亲疏之别”。尽管这种“高下之别”或“亲疏之别”不一定会在各共同体之间导致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但它至少在如下两个方面呈现出不利于生态保护的可能性。
一方面，虽然在一个民主参与程度比较发达的地区共同体中，其成员确实更关心生态环境、重视生态利益，也有资格决定共同体的生态决策，维护生态健康，然而，这种“重视”和“维护”却是以共同体的边界为边界。当一项生态决策影响到共同体内部成员的利益时，他们会迸发出巨大的热情和关注度，并积极谋取各种办法来保护自己的环境；可是，当这项生态决策不再影响到该共同体的环境而是转迁他处时，我们就发现，他们几乎以令人惊讶的速度平复了自己的热情，仿佛发生在其他地方的生态污染就跟自己无关一样。无论这项生态决策转迁他处是否是该共同体的成员们有意或无意地推动的结果，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都不是自然界中污染和破坏的整体减少，而只是它们在不同地点上的转移。可见，地区共同体的政治构思固然能为环境保护提供帮助，但是，由于这种构思通过一种政治上的区分——“我们”与“他们”的区分——而把生态环境区分为“我们的环境”和“他们的环境”，因此，其帮助也只是光顾了前者而已。在这个意义上，用于提供这种帮助的政治视野，以及这种帮助所能覆盖到的生态范围，相对于全球层面的生态危机来说，仍显得局促甚至狭窄。
另一方面，既然地区共同体对内是以利益的一致为基础，但对外是以利益的区分甚至分割为基础，那么，它就无法避免共同体之间依然存在相竞争甚至相抗衡的关系。因为只要有利益的分割，就会有竞争；只要被分割开来的利益各方越认同自身的立场和诉求，那么，它们之间的竞争关系也就越明确而持久。而“相互竞争肯定会带来最少程度的对市场进行社会与生态控制方面的共同标准”［11］。在生态问题的讨论中，“地区共同体”的倡导者之所以开出这一药方，或许看中了“共同体”模式对人与人之间亲密的认同关系的设计，但他们往往忽略了这种亲密关系给共同体之间的交往可能带来的障碍。
在这一点上，如果说“地区共同体”尚只是一个理论构思，并且因其“地区性”或“小规模”而不足以使竞争特别激烈，那么在现实中，以“共同体”之名，由现代的民族国家所扮演的利益各方在生态开发中相互竞争、在生态保护中相互推诿的困境，就早已在全球生态问题的磋商过程中明显地暴露了出来。毕竟，目前更多、更重大的也更难以妥协和解决的环境问题，其实主要是在民族国家间的层面上展开。之所以会造成这种局面，一个关键的原因在于人们对民族国家这种共同体形式的强烈认同。尽管民族国家不一定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共同体”，但是在国际的或全球的层面上，各个民族国家都愿意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利益相对统一的共同体，然后以共同利益的不可让渡或退让来鼓动国内民众，使人们在生态环境的国际问题上凝结成具有利益一致性的群体。而对于现代人来说，心目中的“共同利益”，也确实往往是以民族国家这一层面为边界；民族国家这种共同体形式，在人们对政治问题的考虑中，成为一种必然具有正当性的基础性框架和论辩底线。无论什么利益或问题，一旦发展到国家层面，在目前人类的政治生活中，便成了一种不可让步的要素。［13］比如，美国总统布什1992年在拒绝签署“地球高峰会议的生物多样性协定”时就把自己的理由说得清楚明白而且理直气壮：“我们不能允许环境运动中的极端行为关闭美国。”［14］从这个意义上讲，只要“共同体”的政治理念深入人心并常以“民族国家”的利益维护者的面目出现，而我们又不对这种共同体认同及其政治理念加以批判，那么，在处理生态问题的全球实践中，我们就不可能走得比现在更远。生态系统是跨国界的，从不会因为政治区划和国家边界而中断；相应地，生态系统中的危机问题，也不会因为人类彼此间的国界划分，只停留在某国内部而不影响其他国家（尤其是与其接壤的周边国家）。从自然生态的角度看，只有人在活动，而不论这些人被区分成怎样的群体、有怎样的关系。可是，人类生活的最基本的政治结构，却偏偏是以社会性的关系、以地域性或地方性的共同体形式进行的——人们总是把更多关切放在自己的共同体之内，并且具有一种“边界意识”。由于存在“共同体”的政治模式所带来身份区分，所以，人作为社会动物或政治动物，就总会对“外界”、“他者”保持一种不确定、不熟悉的恐惧感和警惕性。既然“他们”不是“我们”，不属于“自己人”，那么“我们”所主要考虑的，就应该是如何使自己能在与“他们”的相互区分和竞争中生活得更加安全而富足。因此我们看到，许多生态资源的（掠夺性的）开采和占有，在很多情况下并非迫不得已，而是政治共同体出于自身战略地位的安全考虑，为了比其他的共同体更占优势、更为强大而进行的。即便现在的生态破坏已经上升到全球层面，人类也仍然囿于各自的共同体认同，相互推诿，不能使用一种全球视野去达成共识。可见，除非上升到一定的思想境界，一个人或一个共同体是难以站在整个生态系统的角度去理解生态环境的整体性和连贯性。现代生态问题在政治上的关键症结在于，自然生态系统的连贯性与人类政治结构的分割性之间的矛盾！
四、结语：作为一种全球主义方案的生态社会主义
巴克斯特指出：“人类政治结构的缺失……将会妨碍人类处理作为生活在生物圈中的一种动物物种所面临的严峻的问题、生命的威胁、生命的变化无常。……在满足生命需要的过程中，没有相关的政治组织来管理和控制人类作用于生物圈的行为，人类迟早要耗尽生命的支持系统。”［7］104-105因此，“我们需要一些机制来对那些‘相互联系性’给予应有关心，并且在追求生态正义的过程中，确保人类的协调努力贯穿整个生态圈”［7］139。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上文对共同体的局限的分析是合理的，那么，一种超出地方层面的全球主义的生态治理，当然就十分必要。而这似乎需要有某种形式的“全球政府”存在，以便能在全球范围内合法地运用某种权威，从而对生态问题这一全球性问题加以统一处理和控制。为了实现这一点，许多学者已经展开的理论的探讨和设计。比如，有人认为，一个既民主又负责的全球制度是要在联合国的领导下，建立世界环境委员会（WorldEnvironmentalCouncil）和国际环境法庭（InternationalCourtoftheEnvironment）。前者为全球环境方面的政治争论和公共监督提供论坛，后者则用来裁决国际层面上的环境争议。
［15］
关于全球政府或者其他全球主义版本的政治构思，是一项宏大的议题，但它所遭到的批评也相当多。其中最常见的质疑是，全球政府或全球主义的统一治理形式何以可能？要知道，如果我们承认，人类政治结构的地方性分割是造成生态困局的关键症结，那么也就意味着我们同时承认，要破解这一症结、化解这一困局，绝不是一件能够轻松实现的事情。人类社会的这种以“共同体”为基本方式和基本理念建立起来政治结构，在可预期的未来是不会完全瓦解的。因此，这就需要我们稍稍调整思路——不是去直接考虑如何解散现有的政治共同体（无论是地方性的，还是表现为民族国家形式的）而建立一个全球政府，而是去考虑如何促使现有的政治共同体采纳有利于生态的生存方式，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对人类的经济基础和社会交往方式予以普遍地改造。
只有从这方面去理解，生态社会主义在当代生态政治思想领域中的独特价值才能得到凸现。因为作为当代左翼思潮的一部分，生态社会主义对于生态问题的诊断思路及其处方，秉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某些重要的思想传统和思维方式——生态社会主义没有直接地考虑政治结构的问题，而是把焦点放在政治问题背后的经济基础和社会交往的层面。
在生态社会主义看来，造成现代社会生态危机的症结，关键的不在于现代国家在管理权威和运作效率上加强了对被支配者的支配，也不在于处于不平等结构上层的强势阶层具有更强的决策权力，而在于，他们的支配活动以及他们所做出的社会决策，都是在资本无休止的逐利性的驱使下进行的。因此，资本主义必会在如下几个方面带来不利的生态影响：（1）它会尽可能地扩大对作为生产资料的自然资源的占有，想方设法地充分使用这些生态资源。而利用自然资源直至其枯竭，显然才是最充分的、最合乎资本本性的方式。（2）它会尽可能地扩大生产规模。正如福斯特（JohnBellamyFoster）所指出的：“资本主义是一种永不安分的制度，投资前沿只要不再扩张，利润只要不再增长，资本流通就将中断，危机就会发生。所以，‘静止的’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16］资本不仅逐利，并且无休止地逐利。而这势必增加人类对自然资源的索取，带来自然资源的大量消耗和大量废弃。然而，地球的有限性不能满足这种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无限扩张和继续，因而导致“资本和自然的冲突”。（3）它会尽可能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将资本投向那些成本更低的地方。这样，资本主义对自然生态的破坏性力量，就通过资本的自我复制而被传播到全球。“资本和自然的冲突”也就相应地发展到一个更严重的程度而导致全球规模的环境破坏。（4）资本主义是以一种排他性的占有式个人主义（exclusivepossessiveindividualism）为前提（这也是最重要的），因此当资本主义成为一个全球性状况时，这种理念就会成为民族国家间处理相互关系的一个基本预设。换言之，在全球层面，排他性的占有式个人将由一整个民族国家来扮演。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当今的国际关系中，一个民族国家能够以一个拥有共同利益的“共同体”的面貌出现，并为其争夺自然资源等利益的行动提供理直气壮的理由。
对生态社会主义而言，要解决生态危机，就必须首先破解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既然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已经在资本的逻辑中遍及全球，所以，生态社会主义自然必须将其矛头指向资本主义所到达的任何地方。在这个意义上，它所针对的对象不是居于一时一地的事物，而是一种已经渗透到全球范围的生产生活方式。因此，生态社会主义就同经典的社会主义学说一样，是一种为所有受到资本奴役的人（在这里还包括自然）谋求解放的理论，因而必定是世界主义或全球主义的。更重要的在于，生态社会主义所追求的，是要构建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的、以可持续发展为原则的政治经济制度。而这种制度层面的东西，可以在承认“共同体”的政治理念和结构前提下运行。也就是说，作为一种全球主义的生态救治方案，生态社会主义为人们开启了一种可能，即它不奢求在很短的时间内建立某种统一的全球治理部门，而是通过经济制度和经济关系的更新，来促使各国采取更加有利于生态的治理方式。当然，这并不是说，生态社会主义的思路只能意味着接受某种政治上妥协。只有首先消除资本主义制度，消除资本主义带给个人和国家的那种由于逐利而引发的排他性的紧张关系，才有可能逐步地破解“共同体”的政治理念和结构所具有的困境与局限，逐步实现全人类的相互认同，实现那个没有国界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的高尚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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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主要的角度，主要从经济出发，更多反映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兴趣，叫作“可持续发展研究”。所谓可持续发展，是指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要能力的发展；它要求在考虑经济增长的同时，注重经济系统与环境系统的相互作用，力求实现一种比较协调、均衡、有连续性的发展。这方面的研究和认识，可以追溯到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在两个世纪以前写下的《人口原理》，简单说，作者的预测是，如果听其自然，人口增长会呈现几何图式（2、4、8、16……），而人类所需的食物的增长最多是算术方式（1、2、3、4……），最后的结局当然十分悲惨。到本世纪50至60年代，欧美一些科学家和经济学家开始研究人类的生产活动、科学技术改进和资源消费方式之短期和长期的不同后果，其中最有名的是60年代末提出的名为“增长的极限”的《罗马俱乐部报告》，这份报告及其他类似的文章、专著的一个共识是：如果人类继续现有的科技开发方式、人口增长速度和资源消耗结构不变，那么，地球的生态环境将遭到严重破坏，资源有可能耗尽，世界人口和工业生产也将最终发生非常突然、无法控制的崩溃。80年代，美国著名学者莱斯特·布朗出版的名著《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对可持续发展观首次做了系统阐述，它分析了经济发展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如土地沙化、资源耗竭、石油短缺、食品不足等，具体提出了控制人口增长、保护资源基础、开发再生资源等途径。最近二十多年，可持续发展研究也逐渐从学术界的议论变成了国际社会的关注焦点和一些国家政府的议事日程。1972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首次召开了《人类与环境会议》，提出了“只有一个地球”的口号；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会议，并首次向国际社会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呼吁；1992年联合国再次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最后通过的《环境与发展宣言》（又称《里约宣言》），正式确立可持续发展是当代人类发展的主题。最近，在1997年年末，为了使21世纪的地球免受气候变暖的威胁，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聚集在日本京都，召开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三次会议（又名“防止变暖京都会议”），并最后通过了《京都协议书》，达成了各国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新尺度。［注1］在这里，归根到底，“发展”是核心的概念，“非持续性”是它的旧有特点，而“可持续”乃一新的属性。从国际政治视角分析，这种发展观使国际关系具有了一种动态的面目，一种在外延上、规模上不断扩大的形态，但它并没有告诉我们，在这种过程里各种行为体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和发生作用，为什么会有这样而不是那样的行为。因此，可以说，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分析，是国际政治学观察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基础，但它还没有解决国际政治学家们关心的问题。
第二个重要的角度，是由所谓“古典的国际政治分析”确定的，它的通用说法是“生态环境问题引出的安全考虑”。在传统国际政治学家关心的这一领域，主要的研究兴趣在于地理及范围更大的环境要素对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和国家等方面的影响和作用上面，这些研究兴趣不象“可持续发展观”那样只是最近几十年才明确形成的概念，甚至不是随着民族国家的生成一道出现的东西，而是从很久远的从前便具有的思想线索。对于很多国际政治学家来讲，要透彻了解国际政治事务，必须参考“一系列环境要素，不论它们是否属于人类的范畴，也不管它们有形还是无形”。［注2］因此，亚历士多德就曾经讨论过海洋和气候对民族特征和人的才智的影响，到了近代西欧更出现了让·博丁和孟德斯鸠等人的“地理决定论”，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欧美国家出现了以麦金德、马汉、斯皮克曼、拉采尔、豪斯浩佛等人为重要代表的不同地理政治学派，到了二战以后、尤其是6－70年代以来，人口及资源、技术要素等全球性课题的显现，促使越来越多的国际政治学家去分析人口、资源、地理、气候及广义的生态环境对国家实力、战争冲突、国家间关系、相互依赖程度、一体化过程、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强化等“高级政治”的影响。这中间又分许多学派、分支，有各种方法、工具和解释，比如，有的侧重纯粹自然条件（气候、地理、自然资源等）的国际后果，有的注意所谓人造问题及环境（污染、人口、城市化、过度工业开发等）的世界性含义；有人看重国家间博奕等“战略性分析”，有学者纯粹关心（国际背景下）个人与自然的联系；有“地缘政治学派”，也有生态学意义上的“人－境关系学派”；等等。与前面提到过的经济学家的视角不同，国际政治学的“经典关注”不在于“发展问题”，而在于“生存”或“权力”等概念（这里面又略有区分：传统现实主义比较强调“权力”，新现实主义更重视“生存”）。总之，国际政治学家们为人们开辟的完全是另一幅国际社会景观，一幅长久以来便存在的人类以群体方式竞争斗争、“优胜劣汰”的政治画面。
还有一个大的角度，也是由国际关系理论家们推导出来的，由于没有定论，这里姑且称之为“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它与前两个角度都有一些关系，但同时存在着重要的区别。与“可持续发展观”的相似之处在于，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也极其重视国际关系中由于生态问题的严峻化所带来的相互依存过程及其深远后果，不同的地方是，后者比前者更加看重各种非国家行为体（如环保组织、绿色和平运动、动物保护机构以及跨国公司等集团力量）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不论消极或积极的作用），对国家扮演的传统角色则有所批评、有所否定；而且，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不只同意“发展”的经济学观念，更强调国际社会的“进步”、“演化”和“质变”等术语包含的可能性及意义。与传统国际政治学家的“国家生态安全”考虑相比，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更多地把关注焦点放在“族际安全”、“人类安全”、“物种安全”甚至“地球安全”等层面，这种安全范畴当然远远超出了狭隘的军事安全或政治安全或国家安全的范围；不过，与国际政治学思想传统一致而有别于经济学思路的一点是，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依然保持了对“安全”问题本身的执着思索。在这一相对较新的角度上，人们研究的主要问题，多半与旧的国际关系分析单元和分析途径（如国家能力、政府治理、现象、国内国外的严格区分、政治经济的泾渭分明等）的失效和困境有关，或者与新的世界政治分析单元和途径（如世界多元主义群体的崛起、各种国际NGO的出现和活跃、“政治”与“权力”等概念的重新界定、国际合作与国际制度的新形态等）的受重视联系在一块。在欧美国际政治学界，前面那种观点多被纳入“传统现实主义”或者“权力政治学派”的范畴内，后面这种观点则基本上属于“全球主义”或者“新理想主义”等学派见解的名下。对于后面这些学派见解的倡导者，生态危机与其说是是一种自然现象，不如讲是一种人为结果，是人类以国家形式和传统国际政治结构管理和开发地球环境的不当所致，所以，解决或缓和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是改进原有的政治结构和思维方式，逐渐把立足点从“国家”放到“国际社会”，建立与旧时代有别的全球主义世界政治文明（包括开发资源方式、生活消费方式、群际交往方式、学习及适应方式等等）。［注3］与传统现实主义不大一样，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建立在一种进化论哲学基础之上，它把人类社会的成长，看成一个由单一性和冲突性朝整体性和协作性过渡、由民族国家为中心的无政府世界状态朝更有向心力的国际社会乃至全球一体化转变的长期历史过程。
显然，角度的各异常能够使人得到重要的启发。避免独断性和简单化，是国际问题研究者应有的分析尺度。在简单的介绍之后，下面，我们就“生态环境政治与国际关系”这一主题，分别从国家的角度和国际共同体的不同角度，进一步探讨国家安全与面临的威胁、全球政治的观念及分析视角等问题。
上篇、生态环境政治——国家的视角
“生态环境”属于合成概念，它既可区分开来讨论（英文分别是“ecology”和“environment”）［注4］，也可作为一个术语使用（ecologicalenvironment）。鉴于本文主要聚焦于国际关系所受到的影响和冲击，从方便计，我们主要使用后一个概念。就是说，这里讲的“生态环境”，是一个广义概念，它包括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理条件、矿物资源、大气和地表等自然环境，以及人类力量对它造成改变以后形成的次生环境（如工业、农业、建筑、交通、通讯等工程造成的人为环境），总之，指以地理条件为基础、人类周围的物理世界。
大体上，我们可以依国际政治学的分析途径，从国家的利害关系出发，将它们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分为地理政治关注、生态威胁关注和国家关注。
1．地理政治关注
地理政治关注以纯粹的自然环境为分析前提。如前所述，它已存在了很长时期，甚至发展出了一门学科——地理政治学（也经常被称为“政治地理学”），这种关注在今天仍然保持了鲜活的生命力。［注5］
地理政治分析的本质，在于揭示国家的政治权力和利益得失与地理、气候、自然资源等外部天然环境之间的关系，象法国当代著名国际政治理论家雷蒙德·阿隆指出的，它“把外交－战略关系与对资源作出的地理－经济分析以及由于生活方式和环境（定居、游牧、农业和航行）而引起的对外态度的解释，从地理角度加以系统化”。［注6］英国当代政治地理学家杰弗里·帕克指出，地理政治学是“关于国家的地理空间现象的研究，旨在探寻对国家实力之地理基础的认识。对国家行为的观察检验是以领土、区位、资源、人口分布、经济活动及政治结构这样一些特征为背景的。各个国家被当作世界政治空间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地理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因此地理政治学具有整体性，其目标是把形形的现象综合起来，总体地加以表述和解释。”［注7］总之，它是一门以地理分析为基础、专门研究国际政治力量与地球自然性质之内在联系的学问；这门学问把领土国家视为国际政治力量的主要单元（非主要单元有诸如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各种超国家集团等等），而气候、植被、土壤、位置、矿物资源、海拔高度、陆块分布等因素则构成“地球自然性质”的内涵。地理政治理论提供了观察国际问题的重要视角。它相信，国家的权力和利益，牢固地根植于地球的天然物性之中；假使人类居住的这个星球象玻璃球一样光滑，对权力的地理研究就失去了意义。现代国家的力量恰恰来源于其安身立命的领土，国土是国家实力的必要条件。国家领土系指隶属于国家的地球表面的特定部分。一个国家是不可能没有领土的，虽然必要的领土可以很小。一个流浪的部落或种族，尽管可能有一个政府，或在其他方面是有组织的，但在没有定居自己的领土以前，它不会被国际社会认定为一个国家。正由于地表及相关因素在不同国家的差异，使地球成为人类上演一出出历史剧的舞台。
地理政治研究的实质在于把人及人的关系放到地球的环境中去看待。纯粹地理分析的对象基本上是固定不变的，地理学者们对特定的地理现象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但它们多半属于认识深浅的不同；地理政治观点则必须随着人类的改造自然的能力的变化而变化，并且随着不同的学者对这种变化之性质的解释的不同而表现出理论的差异。比如，飞机的出现以及人类对外层空间的不断开发，给地理政治学增加了一个全新的方面。正象“海权论”的创始人马汉和“陆权论”的奠基者麦金德教授分析技术在便利海洋和陆地交通上所产生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各自的地理政治理论一样，本世纪前半叶西方一些地理政治学家通过对飞行器技术改善造成的后果（如机动性的大大增加，地形障碍重要性的下降，前方后方观念区别的模糊，等等）的考察，创立了崭新的“空权论”。与此同时，人们常常自觉不自觉地运用地理政治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确定或校准国家当局的对外政策、尤其是涉及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政策；在这种场合，“地理政治”被用于指称处在世界体系中的各国筹划国家安全政策时的某种地理基准。在决策者和决策智囊层那里，专门的地理政治区域并不是由恒定不变的地形所规定的地理区域，而是一方面由自然地理所决定、另一方面由实力中心的动态转移所决定的战略区域。就是说，争夺权力的斗争本身会把一些地区提到显著地位，把另一些地区暂时降到被人遗忘的地位，以致被审视的那些特殊区域有的扩大、有的缩小。地理政治分析与纯粹的地理分析不同，其主要的特点就在于它所研究的是动的而非静的形势。政治世界中条件的改变，会改变某一时期给某些特殊因素所赋予的重要性、因而影响到最终的结局。技术条件的变化也会使形势改变，特别是在行使武力方面，因为交通速度和工业技术的进步，必然会使一定国家的实力地位发生变化。地理因素不会改变，但它们对外交政策的意义却会改变。
总之，地理政治观的根本，在于教会各国如何根据既定的自然地理条件使自己在获得权力与和平的国际斗争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一百多年以前，现代地理政治学说的主要奠基者之一、英国牛津大学地理教授麦金德曾经提醒人们：“政治的进程是驱动和导航两种力量的产物。这种驱动的动力源于过去，它植根于一个民族的特质和传统的历史之中。而今天则是通过经济的欲求和地理的机遇来引导政治的动向。政治家与外交家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是否认识到了这些不可抗拒的力量。”［注8］在人类即将迈进21世纪的当口，这种地理政治观仍有很重要的实际意义。
2．生态威胁关注
与地理政治的关注不同，国际政治学家对所谓“生态威胁”的关注，只是近四分之一世纪的事情，但后者所获重视程度相对前者而言有明显上升趋势。从罗马俱乐部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发表著名的《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处在转折点》两份报告之后，尤其在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大会”以后，世界范围内的人口增长、技术进步、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开始成为国际社会、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关注的中心问题之一。这方面的具体研究涉及许多“技术性”领域，主要是科学进步、技术改进和经济高速增长所造成的一系列始料不及的负面后果，如人口大量增长、现代化、城市化和工业化造成的各种废物对大自然的污染，交通拥挤、食物短缺、药品短缺和资源匮乏，森林过度砍伐、河流改道、饮用水源被污染及大片区域沙漠化，油轮泄漏、电子噪音、化学废物和核威胁的迅速扩散，地球自然物种（植物、动物和其它生物等）的急剧减少和人造“怪物”（城市和工业排放的“三废”造成的“畸形儿”，某些可怕的、类似“克隆人”的试管产品的出现等）的增加，气候变暖、各种人为的灾害越来越频繁；简言之，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失调，地球生态开始以各种灾害的形式惩罚“人的罪孽”。新的形势，迫使国际政治学家从生态危机的角度研究国际关系和权力斗争，而国际政治理论对于生态环境遭破坏的所谓“传统关注”，建立在这样一个信念之上：国家（state）是世界政治中最重要的行为体；国际关系是政治活动的一个领域；国际政治学者探讨的中心内容，应当是在国际无政府的政治体系下、处于相互竞争的各国如何争取各自权力与利益的问题，是对国家之间冲突与合作的分析及说明。从这个立场看，生态威胁的出现，给国际政治分析家提出了许多有重大压力、但并不陌生的研究课题。
这里面有两类课题：
一类课题是，生态问题以何种方式作用到国际权力结构的分配，又如何影响联盟与对抗的新组合模式？在这方面，所谓“南北关系”问题，显得尤其突出。典型的事例之一，是有关气候改变原因的争论。基本上，有倾向于北方国家（发达国家）和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两种基本意见。［注17］前者认为，气候的人为改变主要来自于落后、愚昧地区民众对森林的乱砍乱伐和对植被的各种破坏（包括不恰当的农业耕种方式、食物摄取方式、燃料原料结构等等），所谓“沙漠化过程”完全是某些发展中国家错误的发展政策所致。后者提出相反的意见，认为发达国家的大众消费结构（大量使用家用电器、大量弃置城市垃圾等等）、工业高能耗结构和对发展中地区的不计后果的掠夺性开发（如石油的大量开采和其它矿物燃料的过量汲取），才是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他们以城市化和汽车工业造成的严重生态污染为例，强调工业发达地区各国要对当前生态失衡负主要责任。依照前一种意见，某些发展中国家目前的经济发展方式和由此带来的生态环境破坏速度，已经超出了国际社会的道德容忍度，是完全不负责任的、不顾他人的方式；“不仅对自己的子孙后代缺少责任意识，而且对国际共同体缺少责任意识”。因此，必须采取各种形态——不论是外界鼓励采用合理的、“可持续的发展方式”，或者是提供各种技术、资金等环保援助，或者是使用强制的、国际法的和国际干涉的方式——制止发展中地区的这一势头；对于这种论点的人来讲，所谓“可持续发展”，首要的目标是针对“野蛮的、不能持续的发展”，即制止竭泽而渔、杀鸡取蛋的开发方式。他们批评说，有些发展中国家甚至以破坏环境为要挟，强迫发达国家和国际社会提供他们所需的各种援助。这一派意见体现在国际政治观念中就是，要加强现有的国际制度和国际法的实施力度，加强国际干涉及其哲学基础的研究，加强对不合理开发方式的监督和控制。相反的意见批评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指责是一种虚伪且傲慢的态度，认为发达国家目前实际消耗着地球每日消费的绝大部分燃料、原料，却拒绝让后发展地区的人有享受（或有可能享受）同样的消费模式及舒适生活机会；真正的不道德是“了解事情的利害关系，在自己不肯做出任何让步的同时却让别人做出牺牲”。批评者质疑，这能否算作公正、平等，能否称作道义的选择？！在他们看来，假如发达国家真的愿意与发展国家一道解决生态危机，首先必须从自身着手，比如增加对不发展地区的援助、放弃掠夺性贸易、减少过于奢侈的消费、改造旧的生活观念等等。对于世界共同体而言，这一过程的含义在于改造既有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放弃西方旧式的支配性模式，建立机会更加均等、权利更加平等、规则更加公正的国际民主机制（国际政治格局）。这才是真正的“可持续发展”。［注9］
西方近代以来工业文明的快速发展及其促发的经济全球化浪潮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但伴随人类繁荣的是生态危机的日益加重，新时代背景下的生态危机迫使人类重新审视原有的社会文明发展之路。科考利特认为：“我们正生活在西方世界千年的转变时期。从认识论角度来看，不同于柏拉图时期和笛卡尔时期。一种世界观，现代机械论世界观，正逐渐让位于另一种世界观，谁知道未来的史学家们会如何称呼它———有机世界观、生态世界观、系统世界观……”[1]贝塔朗菲则宣告：“由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开始的西方文明已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它的伟大创造同时己告结束。新的文明，将是一种生存的智慧，一种生态意义上的文明。”[2]早在20世纪40年代，罗素就曾指出：“在人类的历史上，我们第一次达到了这样一个时刻：人类种族的绵亘已经开始取决于人类能够学到的为伦理思考所支配的程度。”[3]可以说，人类已经处于新世纪新千年之“为伦理思考所支配”生态文明时代。可生态危机应当如何化解，生态文明应当如何建设，人类开始踏上了实现人和自然与人与人双重和谐的探寻之路。在这种探寻中，人类发现合法性政治除了自身内蕴的正义价值之外，还可能在协调人与自然关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生态环境问题应当被政府纳入到社会发展的总体框架内来解决———理想的生态环境需借助政府的力量营造，高度的生态文明需要依靠政治的支持才能建成。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理应顺应时代文明发展趋势把生态文明纳入价值视野，谋求一种与传统政治要素结构相容的新的政治观，即生态政治。
生态政治，是一个简称。其中，生态是前提性视阈，它突出了我们所探讨的政治是与生态相关、具有生态学视野的政治；政治是核心性内容，它突出了我们所探讨的生态是上升到政治的高度、需要运用政治力量才能得到解决的生态。因此，我们可以把生态政治表述为：围绕生态环境价值及与之相关的生态环境利益问题所展开的一系列政治现象、政治思想、政治行动的总和，包括由生态利益与经济利益冲突引发的政治矛盾和冲突，以及为解决这些冲突而产生的政党政治、政策制定、政治思想等。生态政治的目的也主要是要运用政治力量和途径解决人类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利益矛盾与冲突，以及以生态环境为中介的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矛盾与冲突，从而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政治相近的环境政治、绿色政治这两个术语基本上与之具有相同内涵。如果说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的话，环境政治是就问题产生的领域而言的，凸显的是问题域；生态政治是就问题所涉及的内容而言的，凸显的实质与方法；绿色政治则是表达上述两个术语的大众化的并带有文学色彩的概念。从某种意义上说，生态政治也可以称为环境政治或绿色政治。
一、马克思主义对环境与政治关系的论述
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建立在劳动这个人类本质活动基础上的，它通过揭示劳动凝结在商品中的二重性，揭露了资本生产剩余价值的奥秘。也正是这个过程中，经典马克思主义涉及到了对政治与环境关系的论述。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并不是孤立的、片面的、纯粹的生态观，而是关于人与自然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本主义的生态观。首先，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人首先是自然存在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要靠自然界而生活，人与自然界是不可分割的。
恩格斯说：“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决不像站在自然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4]其次，马克思主义强调劳动是人与自然之间辩证统一的纽带。劳动“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占有自然物”，“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5]“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6]这种“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在资本主义社会突出表现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导致生态环境的破环，也正是通过揭示资本主义私有制是生态环境破环的制度根源马克思主义论述了环境与政治的关系，从作为经济基础核心内容的生产方式来看，首先，资本主义财产私有制是一种对自然掠夺式开发和浪费性使用的制度。它只把自然当作是原材料、有用物和增加金钱财富的东西，完全无视自然的价值和地位，无视自然的环境效益和生态效益，“剥夺了整个世界———人类世界和自然界———本身的价值，……在私有财产和钱财的统治下形成的自然观，是对自然界的真正的蔑视和实际的贬低。”[7]其次，资本主义财产私有制是一种片面地发展物质生产，单纯地追求剩余价值的制度。这势必导致掠夺自然与剥削人并存，滥用主体性和践踏主体性并存，自然破坏与人的异化并存。在资本主义异化生产条件下，“……甚至对新鲜空气的需要在工人那里也不再成其为需要了。人又退回到洞穴中，不过现在洞穴己被文明的熏人毒气污染……光、空气等等，……肮脏，人的这种腐化堕落，文明的阴沟(就这个词的本意而言)，成为工人的生活要素完全违反自然的荒芜，日益腐败的自然界，成了他的生活要素。”[8]科学技术、劳动产品甚至人本身也“都作为异化的、物的东西而存在并与人自然相对立。”[9]从作为上层建筑重要组成的意识形态上看，资本主义财产私有制必然产生霸权主义。“历史告诉我们，社会能源(财富)集中在一些人和组织手中时，社会其他成员的生存便因能源丧失而受到威胁。”[10]霸权主义为了维护垄断资本的全球性扩张，已经不满足于简单地为土地而战、为商品和资本输出场所以及原料产地而战，而且要为“价值观而战”，力图按照它的利益和需要构建一种“世界新秩序”。上升到价值观高度并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霸权主义在生态环境领域就表现为“生态殖民主义”，它不仅加剧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也急剧造成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环境冲突。#p#分页标题#e#
所以，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要获得解放，必须消灭私有制。消除异化劳动，人与自然矛盾的根本解决，都有赖于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这一基本思想启示我们，正义的社会政治制度是人和自然的历史的统一与人类解放的根本保证。人类作为改造自然的主体力量，在和谐的生产关系、正义的政治制度下，将克服科学技术应用所带来的消极后果，有目的地调节自然界的发展，在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历史进程中，人类自身也将获得全面的、自由的和创造性的发展。
二、生态政治的核心：政治过程生态化
环境危机及其解决客观上产生了生态政治的必要性，而马克思主义关于环境与政治关系的论述则在理论上为我们生态政治构建指明了方向。接下来就是生态政治如何具体构建的问题了，即政治过程生态化问题，这是生态政治的核心。在这里，应从两个方面着手来构建生态政治：一方面，各国政府决策生态化。政府决策行为在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政府的政策、法令、规章制度、教育方式等对环境保护进行直接干预，同时政府的政策、法令、规章制度、教育方式对经济发展模式、公众行为的影响又间接影响生态环境的保护。因此，政府决策行为在促进生态环境持续发展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它可以把各种权利、手段有效结合起来，去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科学素质，去调控人口数量和素质；通过政府实施教育工程去改变人们无节制地追求物质享受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培育全新的生态政治观。未来政治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重塑生态地球村的和谐。政府和政治家们必须确立可持续发展战略，用更多的财力、物力、人力来维护生态环境的持续发展，以此促进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与全球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这是未来世界政治的必然趋势。另一方面，建立国家、地区间平等、和谐、和平共处的国际环境正义新秩序。如果说，各国政府决策生态化主要是关注和解决一国局部的环境问题以及与环境问题相关的人与人的关系问题，那么，建立国际环境正义新秩序则是关注和解决事关人类根本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全球环境问题与国际环境非正义问题。当前，世界政治秩序很大程度上还是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与霸权主义的直接后果是地区、国家、民族间的冲突、战争、核军备竞赛等，这些军事、政治行为的最终后果是对生态环境最大的污染和破坏。过去中东地区长年不断的战火的根源就在于争夺生态资源，这是不争的事实。目前全球每年军费开支以万亿美元计，而西方发达国家占其中绝大部分，就是依赖这些金钱打造出来的政治、军事优势，西方发达国家维持着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旧秩序。即使只是把这些费用的十分之一用于环境保护和援助发展中国家，所有发展中国家的自然保护区就可有效地得到保护，全球环境问题和贫困问题就可取得实质性进展。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是生态运动兴起的客观原因，生态运动及各国生态绿党的成立发展成为生态政治产生发展的现实基础；反过来，各国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上的政治生态化也将成为解决当今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促进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协调、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和途径。生态政治并不奢求在短时间内建立某种统一的全球环境治理部门，而是通过决策制度和经济关系的生态化，来促使各国采取更加有利于生态的治理方式。
三、生态政治秩序：遵循“环境正义”的“理治社会”
从思考问题的角度来看，既然生态政治把生态问题提到了政治的高度，那么这种政治模式要解决环境问题就要以生态法则为前提，即政治过程生态化要遵循自然生态法则。自然生态法则是现代科学对世界复杂性进行探索的重要前沿，它旨在揭示生态系统作为开放系统远离平衡态时发展进化的规律。它具有整体性、多样性、开放性等特点。显然，以原子式个人为基础的机械联合的现代性自由主义社会秩序是生态政治所必然不认同的。从解决问题的角度来看，生态政治把环境问题纳入政治的视野，直接目的是为环境危机的解决确立大家共同遵守的行为规则与制度框架，而根本目的则与传统政治目的相同：形成平等、正义、和谐的社会秩序，只是这里是以自然为中介的人之间的良好秩序，包括人与自然、人与人双重关系。
结合生态环境的自然规律性和政治的正义秩序，我们可以说，生态政治秩序就是遵循环境正义原则以形成人与自然、人与人双重和谐的“理治社会”。生态政治主张可持续发展战略，追求当代人与子孙万代之间的代际正义。人与人之间，特别是当代人与子孙后代之间发生关系，是以自然生态系统为中介的。很显然，当代人破坏了生态环境，那么他们就以破坏了的自然生态系统与后代人发生了关系，后代人就要承受当代人破坏所带来的负面后果。这对无法与当代人进行理性的契约谈判的后代人来说，显然是不公正的。这就要求各国政府制定可持续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可持续发展”所表述的是某种动态的过程、道路或途径，是“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不是一条仅能在若干年内在若干地方支持人类的进步的道路，而是一直到遥远的未来都能支持全人类进步的道路”[11]。生态政治主张发展循环低碳经济，追求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种际正义。自然环境是支撑人类社会的物质基础，人类的发展离不开自然环境的有力支撑。人类的发展是整体的发展，是生态发展持续、经济发展持续、社会持续发展的有机统一。循环低碳经济以协调人与自然关系为准则，模拟自然生态系统运行规律，通过节约资源和提高生态效率，以环境优化的方式利用当代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通过经济系统对环境资源系统的生态补偿，最终实现自然环境系统与人类经济系统的和谐统一，使自然环境与人类经济具有可持续发展活力与能力，形成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相协调的良性格局。因此，生态政治的循环低碳经济主张，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最佳经济模式，将有助于种际正义的实现。生态政治综合对人类生存与发展重要性日益凸显的生态价值与对人类社会秩序重要性历经不衰的正义价值，统筹协调种际正义与社会正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