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干宝曾任职著作,这段史官经历与其编纂《晋纪》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本文通过考辨干宝的仕历与《晋纪》编纂的关系,认为干宝之撰史应主要在东晋成帝年间其第二次出任史官之时,上限不早于咸和四年二月,下限不晚于咸康二年三月。当此之时,随着庾、王矛盾的激化,建康政界亦发生着分化,时任史官的虞预不为王导所信任,而另一位史官王隐则带着一部尚未完成的晋史投奔了庾亮。在某种意义上,庾亮、王导围绕争夺历史解释权在有意无意间形成了对峙,而干宝作为王导亲近之人,其复掌史任及编纂国史《晋纪》之背后实际上体现出的是王导的政治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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