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晚清到民初,正是中国从传统帝国之宗主权向现代国家之主权、传统帝国之疆域向现代国家之领土转化的关键时期,所以,政学两界的舆论也从晚清的“寻求自强”转向民初的“保全国土”。“五四”之前中国边疆意识之觉醒,与日本政界的步步进逼难以分开;对四裔历史认识之资源,也和日本学界的满蒙回藏研究息息相关。中日关系的这种复杂纠葛,正是“五四”前夕“救亡”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以浮田和民《中国之将来》一文的发表为标志,“五四”之前日本有关中国保全和割裂的言论,对中国社会上下造成强烈刺激。以往学界用“启蒙”和“救亡”双重主题描述“五四”并无不妥,只是,“启蒙”和“救亡”的次序宜调整为“救亡性的反帝政治运动过程,碰上了启蒙性的新文化思潮,二者结合促成了这场”。“救亡”始终是现代中国的中心话题和巨大力量,“启蒙”则是局限于精英世界的话题,远远没有成为民众世界的共识。因此,“启蒙”至今仍是国人未竟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