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是教师和学校赖以存在的重要因素，教师的教学都是为了让学生能更好地发展，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然而在一个班级中，教师所面对的是各式各样的学生，由于学生的遗传因素、学校教育、家庭生活、社会环境以及主体努力程度的不同，在个体的发展过程中往往会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正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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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同样的作业,势必会造成“优生做完无事做,差生忙着抄作业”的不良现象，布置作业的初衷也将无法达到。因此，在布置作业时也应该考虑到学生的差异，体现作业的差异性。在布置作业的时候我们可以采取如下的方法：首先，根据教师对学生的了解，按照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的高低，分层次实行动态管理,根据学生今后的学习变化及时调整,促使学生主动学习。在每节课教学完成后,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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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束语
虽然，在实施差异教学的过程中会碰到这样那样的困难，但是一旦我们克服了困难，顺利地实施了差异教学，那么它的效果是明显的，也会让学生在各方面都能够得到最优发展，这就需要我们的教师共同努力，为差异教学的顺利实施添一份力！
参考文献：
1.史爱荣，孙宏碧.教育个性化和教学策略.沈致隆[译].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
【关键词】叙事差异；互文性；意识形态；宏大叙事；情感取向
近一时期热播的电视连续剧《激情燃烧的岁月》(以下简称《激情》)是根据石钟山的短篇小说《父亲进城》、《父亲和他的警卫员》、《父母离婚记》、《父亲离休》等系列作品进行改编的。对其进行文本比较及文化研究，或许可以为我们进一步阐释这一电视剧以及我们身处的文化环境提供另一思路与角度。
一、三个文本之间互文性的叙事差异
《父亲进城》以父亲石光荣与母亲褚琴之间的爱情、生活为主线展开叙事，基本上采用的是单线索的叙事结构。其他如儿女辈的故事，作者分别用了不足一千字的篇幅展现，只是故事梗概式的介绍。电视剧《激情》对原作进行了极大的丰富与创造，按照时间自然流程纵向展现的男女主人公石光荣与褚琴一生的爱情、生活虽然是作品主线索，但同时也围绕着石光荣与战友、与蘑菇屯乡亲、与部下、与儿女等之间放射状地同时构织了人物关系与故事情节，从多侧面、多角度展现了石光荣对待爱情、友情、乡情、亲情等的性格特征与人生态度，蛛网状的立体结构避免了原作单线索表现人物可能出现的单薄问题。几条副线索和主线索之间的关系也被处理得较为自然、和谐，既保持了副线索各自的戏剧张力，又不曾因副线索的发展过度而喧宾夺主。作品中，叙事结构从主线索独立发展(石、褚从相识到结合)到主线索与副线索(几个孩子先后出世、长大)齐头并进，再到石生病后，几个孩子回到家中，主线索与副线索合并于一处，这样的安排又和人物生命自然流程的发展逻辑相一致。这样就在叙事形式与故事内涵之间形成了某种内在的关联，既自然随意，又颇具艺术匠心。编导对全剧结构高超的驾驭水准以及娴熟的场面调度保证了该剧叙事节奏的流畅、戏剧冲突的张弛得当。
如果说叙事结构的差异主要是由两种媒介本身的特点与要求内在决定的：短篇小说在故事容量上限制较大，而电视连续剧必须以更为丰富复杂的故事情节、戏剧冲突为依托；两个文本的内在蕴涵与精神实质的差异却不单单是由媒介形式所决定的。原作以平实的笔调叙述了农民出身的我军队高级干部——“父亲”石光荣进城后多少带有捆绑式的爱情生活真相。石光荣的一厢情愿、执著蛮横与褚琴的被动冷漠甚至是仇恨怨怼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无爱结合、无奈相守、婚姻的残破、尴尬与悲剧色彩显露无疑，与电视剧的深情、浪漫大相径庭。
原作在题材的开拓上富于新意，因为像这样细致入微地正面表现我军高级将领爱情生活的作品并不多见。但描写工农干部和小知识分子爱情生活的作品在当代文学史上还是有不少先例的。其中比较著名的如萧也牧于1949年创作的《我们夫妇之间》①，在50年代就曾引起过极大的争议。作品最终虽然对工农干部来自知识阶层的妻子进行了热烈的赞美，发自内心地反省了知识分子存在的弱点，但由于它直面了不同出身主人公之间的某些本质特征与差异，仍然被认为贬低了工农干部，而受到过严肃批判。《父亲进城》在表现这一问题的立足点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就是在情感取向上表现出对知识分子更深的理解与同情。书中的石光荣这个人物身上存在着许多很难让人肯定的东西。这两部作品之间实际上形成了某种互文性的景观。借用解构主义批评的说法，“互文”主要是指称文本之间的相互指涉及其复杂关系。它“既包括文本之间空间上的组合关系，又包括此时的文本与彼时的文本在时间上的聚合关系，它体现空间与时间、历时与共时的统一”。②两部作品情感倾向上的差别显然是由写作年代与环境的变化而引起的。建国时期与当下知识经济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显然发生了诸多变化，它必然会投射在具体作家的创作之中，通过叙事者对人物的性格塑造、情感倾向等方面反映出历史、时代、环境与文化的影响。
更有意思的是，原作中作者迥异于以前的叙事倾向在电视剧中却获得了根本的修正，在情感与价值判断上再次与上世界50年代的创作遥相呼应，石光荣与《我们夫妇之间》中的妻仍然是作者所讴歌礼赞的对象。由此，不难感受到影响我们当下主流意识形态的复杂性。一方面，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建国以来的主流意识形态虽然变换了表现的方式，《激情》一剧显然摈弃了《我们夫妇之间》在描写上留下的时代印记，把解剖思想、反省自身等外在的政治性转变为更富人情味的当代表述，不再把重点放在思想意识的冲突上，而着力于对他们夫妇之间家庭矛盾、性情性格摩擦的日常生活表现。但曾经的思想倾向仍然以其超时空的力量笼罩着半个世纪后的创作主导意识；另一方面，从共时的角度来看，小说原作与改编后作品之间的叙事差异，又鲜明地呈现出当下文化环境的内在差异性与异质性存在特征。这样，三个作品面对相同或相近的表现对象采取的不同叙事立场与情感倾向，恰好从互文的横向与纵向的联系上，说明了当代主流意识形态的微妙变迁以及对文艺创作投射的影响。
二、情感道德取向与文化环境力量
两个作品叙事基调上的根本差异是通过大面积的改写得以完成的。石光荣由一个粗鲁蛮横、并不真正懂得爱情的胡子式军官，变成了一个真正的英雄——阳刚豪放、有情有义。其中，电视剧删去了他与上司胡麻子为褚琴大打出手、拔枪相见的情节，变为石以吹口哨捉弄胡、两人比饭量等饶有趣味的细节，石的不服输、有才干与孩子气被表现得真率自然。不怎么可爱的胡麻子被改造为一个年轻英武的军官，后来他与石光荣之间的肝胆相照、意气相投如陈年的醇酒绵厚悠长，是剧中塑造石性格的重要一笔。褚琴在原作中耽于幻想、自怨自艾，而又对命运无可奈何。后来竟一度背叛石，与恋人谢枫私下幽会。一生都在怨恨丈夫毁了自己的爱情与前途，一生都没有让“父亲”真正地征服过。在电视剧中褚琴则被塑造为一个忠贞贤淑、吃苦耐劳的典型；谢枫则由原作中有点不可理喻的懦弱、忧郁被改造为一个内心丰富坚强的知识分子形象。谢枫在褚琴结婚后上吊自杀，后在朝鲜战场被流弹打中等情节都在电视剧中得到根本的修改。相爱改成了单相思，自杀改成了来自谢枫充满血性的一声枪响。在朝鲜战场上的舍身炸碉堡则完成了对这个人物塑造的最富光彩的一笔。
另外，副线内容的变动也颇有特色。原作中石林在对越前线死去。石晶则是一个泼辣野蛮、性格暴烈的女人，她既不像电视剧中那般聪慧漂亮、健康勇敢，也没有美好的初恋，更缺乏美满的归宿，粗糙得有些缺乏女人味。石海则敏感病态，爱好文艺，暗恋姐姐。这一切在电视剧中也得到了根本的改造。随着这种对人物性格及其相应情节、动作、语言的调整，小人物的卑微、委琐被英雄气概——崇高、奉献所替代，凡俗人等的软弱、动摇也一变而为美好、高尚的情操。另外，父与子的冲突与对抗，是贯穿在电视文本中的一条相当明晰的线索。作品最终表现的对父亲的回归，不仅是对权威的服从，而且是心悦诚服地认同父亲的人生理想与价值理念，特别是结尾小儿子石海——一个温和敏感的男孩子，也入伍奔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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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小说文本试图对某种生活真相进行揭示，对人性的偏执与软弱、爱情生活中的无奈、隐忍进行描述；那么，电视文本则将这个因历史原因造成的无爱婚姻悲剧改写成了一个革命浪漫言情(套用网上的介绍)正剧。尽管媒介形式本身并不先天地决定其本质特点，小说创作中采取大众流行文化的叙事与包装策略比比皆是。电视剧创作中也曾出现过一批如《希波克拉底誓言》、《四世同堂》、《月亮背面》、《一地鸡毛》等纯文艺作品。然而，《激情》一剧对原小说素材采取的修改、加工策略却极有代表性地说明了电视剧作为大众流行文化的基本特征以及当下文化形态的异质性。它不大可能如小说原作那样去展现我军高级将领的爱情，也不可能如原作去展现压制个人意愿、由行政命令主宰的婚姻悲剧的本来色彩。然而，这显然不是负载着道德教化与精神塑型功能的电视剧流行文化通常的情感价值取向与伦理道德取向。因而，经过改编工作中的大手术，作品就由原来的透视小人物卑微生存际遇并对历史进行反思转变为一个革命浪漫主义、英雄主义的言情剧了。它是主流意识形态诉求与文化环境制约在电视剧改编与创作中的双重投影。
同时，改编中显示的这种唯“美”、唯“善”、唯“浪漫”、唯“激情”的追求，多少压抑了原作中对人性多维度的丰富表现，对人物的塑造向着单一向度发展。在“美好”与“壮烈”中失去了与之相对的“丑恶”、“懦弱”而呈现出某种人为美化的趋向，从而在某些故事段落中不能不显得失真。对石褚爱情浪漫化结局的处理，轻而易举地放弃了原作中对于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捆绑婚姻、权势对爱情的扼杀，对个人意志的打压等等反人性问题的审视。电视剧中谢枫的呼号本来足以构成剧中内在的颠覆与思考而振聋发聩。但对石褚爱情的渲染，却很快淹没了这个声音，也淹没了人们对石褚爱情、婚姻质量可能的质疑：褚琴对石光荣的感情是爱情吗?——自然，媒体大力造势的男女主人公扮演者的戏外戏更加钝化抵消了人们可能进行的思考，而沉浸在这戏里戏外革命言情与浪漫团圆的氛围之中。这一戏里戏外相衔接的高潮正是2002年8月23日晚播出的《同一首歌·艺术人生》节目，人们的沉醉之情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当下社会日益为经济驱动力所左右，传统道德、伦理观念、情感价值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一些老年人因为历史时代的制约，情感的荒芜与淡漠显而易见，生活的惯性又让他们欲罢不能，仍然在旧轨道上维系着面目全非的感情。《激情》中两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历经旷日持久的对峙、摩擦，最终彼此真正理解。这种从心底流淌的掺杂着岁月苦涩的爱情老歌足以扣响他们心底的琴弦，让情感得以宣泄并获得必要的安慰。石光荣的死而复生所带来的圆满结局又具有某种警示力量。在移情作用的影响下，观众会珍惜所拥有的一切，忘却烦恼、保持宽容。与此同时，人们也得以规避对历史的反思、对自身命运、性格的检视——这原本就不让人轻松，从而沉醉在一个温馨、感人的白日梦中。审视这部电视剧的情感力量与教化功能，恰恰可以明晰地见出电视剧如同我们“当代的史诗”，通过审美意象、情感力量所传递的意识形态“支配着一个人或一个社会群体的精神”，也再现了“个体与其真实的生存状态的想象性关系”。③一方面让传统道德的内在凝聚力作用于观众；另一方面，又与对历史、社会、人性的深度思索保持应有的距离，恰如其分地完成了它所充当的大众媒介的宣传娱乐使命。“电视剧与现实生活之间互相渗透、互相混淆、互相模仿”的情形在此得到了再一次印证。
电视文本中对父子冲突的表现也是主流通俗剧文化观念的有力说明。在亲情的感召下，子辈心甘情愿地放弃了各自对人生可能的多元化抉择。这是为大众伦理观念所认可的，“顺”即是孝的别解，无论是石林继承了父亲的事业，还是石海的人生选择，都首先是符合父亲意愿的好儿子；同时，这个父亲又是为主导文化所肯定的，是传统、秩序与理想的化身。回归父亲，让父亲满意，也就是向父亲所代表的传统与秩序的回归。这样叙事就以隐喻的方式，透露了作品的情感立场与价值取向，与新时期小说、影像叙事中子辈对父辈的挑战、抗争与超越形成了鲜明对照。在后者的作品中，子辈常常是要克服伦理道德与血亲情感的力量，最终听从新生活的召唤。比如《人生》、《老井》等等。《激情》则明显代表了相反的情感价值取向，是子辈向父辈抒发的由衷的敬服心曲。
三、微观真实与宏观虚幻的巨大反差
在这些添加的叙事段落中，叙事策略上存在着一个极明显的特征，这就是微观真实与宏观虚幻之间形成的巨大反差。作品展现的人物近40年的生活里程，恰好与建国前后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如抗美援朝、、三年自然灾害、、知青上山下乡、打倒“”、改革开放等有关，但除了对抗美援朝等事件进行了正面表现以外，对其他历史事件与人物行为、命运之间的关系明显回避着。只把历史作为一个模糊的远景放置在人物活动的舞台深处，同时几乎找不到当代史上各个历史阶段文艺、影像进行的所谓宏大叙事。这样人物命运的变化、人物之间的冲突也由此与历史时代产生了疏离感、断裂感。比如，表现石光荣与石林之间的父子冲突，作品有意模糊了时代背景——前后，仅仅将其处理为父子间在择业问题、对待磨炼意志品质问题的冲突；由于单纯强调石光荣对军队生活的痴迷与热爱，割裂了人物性格行为与历史时代之间的内在关联，这样就在把人物塑造推向鲜明个性化的同时，失去了通过人物性格行为折射历史社会的时代蕴涵，造成了生活细节的真实与宏观情境的虚幻之间的反差，使人物的审美价值与认识价值处于不大平衡的态势之中。
石林参军后在部队锻炼的表现以及石晶热情浪漫、富于诗意的部队生活也多多少少抽离了当时那个时代的特征，不大经得起现实主义创作准则的审视。尽管编导、演员都赋予了作品人物过人的光彩与个性，还是很难让人真正感受到历史的厚重感与真实感。对警卫员小伍子在中受冲击的描写，也避开了正面表现，石的思想情感显得模糊暖昧，简单地将其处理为保护、调整与重返阵地的过程。石光荣一家与蘑菇屯乡亲的故事很可能是发生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或前后，但编导者更明显地绕开了这个敏感的问题，把它编写为家长里短的夫妻打闹，通过展示城乡矛盾、性格冲突这一超历史的家庭纠葛的同时，在孩子们充满谐趣的“一个老藤结三个瓜”的童谣中将真实的历史面目遮蔽并有意淡化了。于是，人们在分享石、褚家庭冲突的烦恼与趣味的同时，完成了对沉重过往的遗忘、超越与消费。电视剧中的故事结束在建国35周年之际，这一安排颇具深意，这样可以自然地让作品收束在一个辉煌、热烈的场景之中，同时在叙事上呼应了作品开篇，对表现人物心理、情感极其有力。同时，它又自然地规避了8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90年代以来的诸多现实尴尬，如军队经商、高干子弟腐败等问题，只将一个美好、光明的画面定格在观众心中，再次绕开了对问题的发现与批判。
90年代以来文艺创作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倾向，这就是不再像当代史上文艺作品中展示的宏大叙事那样去表现历史，世俗化、平民化的创作倾向成为主流，在赢得生活实感的同时，剥离了宏大叙事拥有的历史重量与丰实。它反映了创作者身处主导文化、精英文化以及遵循市场法则的大众文化彼此交织、影响的文化环境里，有意识或下意识的创作心态，这就是在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同时，最大可能地规避政治风险。在这种主导心态的左右下，一切可能引发争议的对历史的反思与评价就都尽可能地被淡而化之，而把焦点集中在故事的亲和力、可视性与趣味性上。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该电视剧在戏剧冲突的组织上、在生活细节的设置方面较为成功，但也存在一些经不起推敲的地方。比如，晚年的石光荣与褚琴之间的对峙、厌烦在电视剧中一再表现，如褚琴嫌石给菜浇大粪，在屋里也戴口罩，两人开始分居。在这个矛盾没有办法解决时，老战友胡、柳夫妇的到来，一席话让石茅塞顿开，随后行动产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让人感到颇突兀；剧中，石林十八年不回家也是不符合生活逻辑的，石晶与旧日恋人胡达凯的火车相遇，尽管演员的表演都相当自然，细节设计得生动感人。但是，手法却仍然逃不脱传统说书的“说曹操，曹操到”的窠臼，缺乏生活逻辑链条发展的必然性：一个女人会用七年的生命等待一个人，却从不去寻找打听，而只能傻傻地等着编导安排的火车一遇，方可投身新的生活?随后，成子路遇逃犯，两人英勇配合，石晶终于投入男友的怀抱，则更是草率糊涂得只能借助于无巧不成书来给人物安排归宿了。然而，这一结局又与石、褚爱情的完满同样显示了言情剧大团圆的模式特征。
注释：
①王庆生主编：《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3版。
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社会的产物；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是人类历史文化的沉淀。所谓“文化”，是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指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和和一般的知识，也特指某一领域或某一范畴体现的思想观念，道德和行为规范以及风俗习惯等。各个民族，各个国家有着鲜明的文化特性，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作为信息传递的工具，地位举足轻重。
“翻译”，把一种语言文字所表达的意义转换成另外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也指民族共同语与方言，方言与方言，古代语与现代语之间地转换。作为语际的交流，把握文化所传承的信息，至关重要。曾经有一个翻译的轶事：一位外国人参加中国的朋友的婚礼，他称赞新娘很漂亮，新郎谦虚地回答：“哪里，哪里。”外国朋友大吃一惊，以为是问哪里美，只好硬着头皮说：“鼻子，眼睛，耳朵，嘴巴都很美。”无独有偶，在我们地现实生活中，大型公司也因为不懂文化的内涵，同样犯了大笑话。BraniffAirlines（布兰尼夫空公司）想宣传其舒适的座位，可当它的广告语从英语翻译成西班牙语时，意思却告诉人们乘坐他们的飞机可以不穿衣服。同样theChevroletautomobilecompany（雪佛莱公司）试图在拉丁美洲推销theChevyNovacar，广告译文同样也很糟糕。Nova意思是星星，而在西班牙语里是走不动的意思。
故而，翻译不仅仅单纯是语言的转换，更蕴含与文化之中。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说：“对于真正成功的翻
译而言，熟悉这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
二、地理位置的不同
语言文化离不开人类的生活的环境。正是在人们的生活中，语言渐渐形成。因而各自的文化被赋予其独特的自然环境特色，有浓厚的地域风采。
英国是一个海岛，渔业和航海业在经济中占有很大比重，而中国传统是内陆文化，农业在经济中占有较大比重。因而在英语中很多习语与水有关，但在汉语中很难找到相同的对应。例如：
Restonone’soars暂时放一放
Allatsea不知所措
Drankthefish牛饮
Neveroffertoteachfishtoswim千万不要班门弄斧
气候同样也带有地域特色。中国人喜爱东风，因为东风象征着春天，给大地带来一片生机，通常用来比喻革命地气势和力量。而西风是冬天的象征，给大地带来一片萧瑟和凄凉，通常用来比喻没落地腐朽势力。“东风压西风”（），如果不了解此殊涵义，外国人势不会明白其特殊含义。但在西方，英国是海洋性气候，西风代表着春天，象征着生气勃勃，大地复苏。雪莱的《西风颂》正是对春天的讴歌。同样，中国的夏天是炎炎夏日，烈日难耐，通常人们觉得不舒服。但是英国的夏天气候凉爽宜人。莎士比亚曾经写了《仲夏夜之梦》，并且还在他的一首十四行诗把爱人比作夏天：
ShallIcomparetheetoasummer’sday?
Thouaremorelovelyandmoretemperature.
三、思维方式的不同
民族思维方式属于传统文化，这种观念文化的主要载体式语言的句法结构。汉语句子重“意合”，反映中国人重“综合”，英语句子重“形合”，反映西方人重“分析”。在中文的句子中多采用“流水句”，在叙述事实的过程和动作先后的句子里，可以包涵几个甚至十几个句子。譬如在《水浒传》中就多采用这样的“流水句”。但西方人注重逻辑分析，惯与“由一到多”的思维方式；句子结构以主语和谓语为核心，统摄到各个短语和从句，由主到次，层层叠加，形成“树杈形”的句式结构。所以在英文翻译中，译者通常用连词“and，but，or”等，并多用分句，从句来表达原文层层递加，有主到次的信息。此外，汉语多主动句，英语多被动句，反映了中国人不重本体的思维方式，而西方人重本体的思维方式。汉语通常从已知到未知，从大到小的词序和英语从未知到已知，从小到大的词序，反映了中国人的顺向思维和西方人的逆向思维。譬如在地址和时间地顺序上，中国人先省份，后城市，再地方，而西方人则习惯与先小地方，再大地方。
四、人名文化的差异
人名的文字形式以及人名的结构模式影射出不同的信仰、习俗和价值观。中国传统的姓名由三个字组成，第一个是姓，第二个是家族的辈分，第三个才是名。名字的选取代表着取名者的所寄托的希望。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人们都有名有姓，但是在姓名的排列顺序上，却有很大不同。中国人姓在前，名在后；西方人则是名在前，姓在后。这种姓和名的不同排列顺序体现了中西方不同的传统文化内涵。中国传统文化重视宗族观念，而姓代表这宗族、氏族、群体和血缘关系。在这种文化氛围中，代表宗族、家族的“姓”必然在前，而代表个性的“名”理应在后。然而与中国传统文化相比，西方更强调个性和个体，尊重个体独立的人格和主体意识，所以必然把代表个体的“名”放前，而代表共性的“姓”放在后面。故而，这种“重姓”和“重名”的观念识中西方人人名文化中最明显最重要的差异。所以中国有“百家姓”，蕴含深厚的文化积累，但西方的“姓”则多来源与以父姓、地名、诨名、职业、颜色或自然现象。
五、意识形态文化的不同
任何一种语言，都有自己民族文化的烙印，其文化与政治、经济、文化相关联。
（一）政治上的概念和知识
中国传统信奉儒家学说，所以“孔孟”特指儒家学说。在美国，MartinLutherKing是美国著名民权运动领袖，他的生日“马丁·路德·金日”是美国法定的节日，象征着着民权，尤其是黑人的民权。“lobby”是美国政治生活的一个常用词。原指“休息室”，国会在会议期间对议员的游说活动多半在议会前面的休息室进行。“lobby”在政治生活指对议员进行游說。“Naverick”指在政治生活中我行我素。“Naverick”原为美国德克萨斯农场主的名字。因其养牛方法上与众人不同，以我行我素著称。所以这个词指在政治生活中不循规常理、出人意料、不墨守成规，与一般人政见不同的人。
（二）经济上的概念和知识
以美国为例，“NikkeiIndex”即我们常常听到的“日经指数”。它是由东京证劵交易所根据美国道琼斯阿囡公司的股价修正计算方式计算出来的每日股价指数，列入计算表的股票有225种。它被经济学家们认为是亚洲经济状况的晴雨表。“Fed’（federalReserveBank）指美国联邦储备银行。“SiliconValley”（硅谷）位于美国加州旧金山附近的圣克拉拉县，该地区因集中了一大批半导体公司及新兴地信息产业而声名远播。由于硅是制造半导体的原料，这个地区便称之“硅谷”。同时，硅谷有时一大批网络公司的聚集地。“硅谷“已经成为高科技信息产业地代名词。例如中国北京西北海淀区地中关村汇集了大批知名信息产业，被称为“中国的硅谷”。“bioeconomy”（生物经济）是本世纪出现的一个新词。它指以生物经济为主导的经济模式。例如克隆技术、生物工程食品、优生等生物技术。
（三）文化中的概念和知识
同样以美国为例，“Hippie”指美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现的一些年轻人，他们对现实不满，标新立异，崇尚先锋派艺术，表面与社会格格不入的性格，称之“嬉皮士”。”Yuppie”是指美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现的雅皮士，即城市中上阶层的青年专业人士，是”YoungUrbanProfessional”的缩写。他们一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富有、有雄心、追求金钱和享受、衣着讲究、追崇时尚。”Broadway”是一条纵横美国纽约市的“百老汇大街”，集中了众多家剧院，电影院等娱乐场所，每天都有大量的戏剧和娱乐演出，是被公认为纽约戏剧和娱乐中心，是美国戏剧和娱乐业的代名词。著名的林肯表演艺术中心究坐落在百老汇大街上。
（四）其他典故传说的反映
典故传说是历史的精髓，是文化的浓缩，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典故传说具有隐喻性，这一特点表明人们在以文化语境为基础，通过想象、联想、映射等途径进行一系列认知活动时，典故传说的隐喻文化才能得到充分的体现。
汉语中的“怒发冲冠”，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据说赵国大臣蔺相如带和氏璧去秦国换十五座城，献璧时秦王拒不给城，“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发冲冠。”由于这个典故，汉语成语“怒发冲冠”形容头发竖立，表示非常愤怒。
有些典故本身就是对历史事件的概括。如“卧薪尝胆”、“负荆请罪”、“四面楚歌”、“闻鸡起舞”等。
有些典故表达了人们对历史的看法和评价，具有一定的社会认识价值。例如“助纣为虐”、“殷鉴不远”等。
在神话传说中，汉语“点石成金”来源于古代神仙故事，说的是仙人用法术可以使铁或石编委金子。还有“夸父追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等，通过这些神话传说，表达说话人的见解或对现实的隐喻。
在西方，“aJudaskiss”（犹大之吻）比喻口腹蜜剑，阴险的背叛，源自《圣经》。指耶稣十二门徒之一犹大以接吻为暗号出卖耶稣，导致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TheGordianknot”（戈尔迪结）比喻棘手的问题，源自希腊传说，戈尔迪在木桩上系了一个众人皆无法解开的绳结，后由亚历山大王一刀斩开。
“theswordofDamocles”（达摩克里斯之剑）比喻临头的危险，源自希腊传说，古Syracuse过往命令其廷丞达摩克斯坐在以一根头发悬挂的剑下，以示君王多危。
“Crocodiletears”（鳄鱼的眼泪）比喻假慈悲。“Eden”（伊甸园）比喻乐园，安乐之所。“olivebranch”（橄榄枝）是和平的象征。“aSphinx’riddle”（斯芬克斯）比喻难题或难解之谜。“Solomon”
（所罗门）比喻聪明人或贤人。
六、结语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世界文化大融合的今天，翻译离不开文化，文化也离不开翻译。“文化具有民族、地域、时代特征，因此不同地文化需要交流和沟通，而交流和沟通离不开语言地的翻译，文化及其及其交流是翻译发生的本源，翻译是人员交往和文化交流的产物”。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文化的传播，民族特色的集中体现。只有充分地了解民族文化和语言，才能领悟到文化负载的内涵和信息，才能进行有效的翻译。只有对民族特色文化深刻了解，才能做一名优秀的翻译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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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世界经济发展变化对财务管理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我国现有的财务管理理论尚不能满足财务管理工作实践的需要,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较滞后。通过我国与西方财务管理理论的比较,谈一下我国未来财务管理理论的研究方向。
1我国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基本内容
在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第一阶段,我国财务管理理论研究在关于企业财务本质、经济核算的实质、客观依据、考核指标体系、国民经济核算和专业核算与群众核算的关系以及社会主义的资金理论、成本理论、财务与会计的关系等问题取得了很大进展。
在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第二阶段,我国财务管理理论研究从以下方面入手,并取得了了很大成就:
(1)对财务本质的继续讨论,提出财务本质“价值分配论”、“价值运动论”、“本金投入与收益论”等。
(2)关于财务的职能,提出财务的两种职能、三种职能、四种职能、六种职能等观点。
(3)关于财务调控机制。
(4)关于财务的主体。提出作为企业财务主体的,应当是企业本身。
(5)关于财务管理的目标。
(6)关于财务管理假设。
(7)从产权角度对财务管理的研究。
(8)关于宏观财务或国家财务,即将国家作为国有资本所有者与作为社会管理者所具有的不同经济权利及责任的学说。
(9)关于财务理论体系,即讨论财务理论体系的构成。
(10)关于预算管理。
2西方财务管理理论的基本内容
现代西方财务管理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前大体包括如下内容:
(1)有效市场理论。说明的是金融市场上信息的有效性,即证券价格能否有效地反映全部的相关信息。
(2)证券投资组合理论。这一理论给出了关于证券投资组合收益和风险的衡量办法。
(3)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该理论用于对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价值的评估。
(4)套利定价理论。该理论提出了一种比资产定价模型理论更为通用的定价学说和方法,是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扩展,将资产的定价从单一因素模型发展成为多因素模型,这样就更好地适合了现实中的复杂情况。
(5)资本结构理论。负债企业的价值等于无负债企业的价值加上负债所带来的节税利益,而节税利益的多少依所得税的高低而定。当节税利益与财务危机成本、成本相互平衡时,便是企业的最佳资本结构。
(6)期权定价理论。期权定价研究的是期权签出方补偿价格的确定问题。
(7)股利理论。股利理论是关于企业采取怎样的股利发放政策的理论,分为股利无关论和股利相关论两类论点。
3中、西方财务管理理论的比较
从以上的概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中、西方财务管理理论的差异,这表现在:
西方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对象是财务活动本身,着重研究资金筹集、投资行为(主要在市场上)和股利分配,研究工作偏重于财务管理实务。研究的内容是这些财务活动如何开展,具有哪些规律,如何去做会更好。我国财务管理理论的研究对象主要是财务活动中的财务关系和财务概念,研究工作偏重于财务管理的上层建筑。研究的内容主要为:财务关系应当是怎样的;财务管理应当建立哪些概念,这些概念应当如何表述,相互关系如何,等等。
从财务研究的客观环境看,建国以来我国财务研究的重点放在财务关系上。而西方国家财务研究没有过多地关注企业的财务关系,最近美国的会计造假,冲击了关国的经济,这引起了西方学者对其制度建设的重新审视。当前西方经济学,包括获得诺贝尔奖在内的各类经济学说,研究和解决的主要是其经济运行中的实际问题,很少涉及社会经济制度,这与其当前的财务理论研究是一致的;而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之前和建立之初的经济学说,主要论述的则是经济关系和经济制度。
从财务活动的实践来看,由于我国的经济制度处于变动和建设之中,经济活动不稳定且无序,这使我国的财务理论研究不可能像西方的研究者那样针对一贯性的财务活动进行研究,这是中、西方财务研究对象和内容存在差异的另一个原因。
从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前提和惯性来讲,西方财务管理理论的发展紧紧结合其经济、金融理论的发展,与其经济、金融理论相辅相成,水融;这既是西方财务理论发展的必要前提,也是其他任何国家财务理论发展的必要前提。我国的经济理论与西方经济理论不同。首先,我国传统经济理论主要围绕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展开,研究的是社会政治经济关系;其次我国传统经济理论所运用的基本是宏观的和定性的分析方法,很少有微观的和定量的研究。
从研究方法看,西方财务理论研究较多地采用实证的方法,我国财务理论研究则完全采用规范研究的方法。
4未来我国财务管理理论研究探讨的方向
(1)就研究方向而言,当前我国财务管理理论对财务关系的研究是必要的并应当进行下去,但应有相当部分的力量转移到对财务实务的研究上来,以使我们的财务管理理论与实践更多地结合,更好地指导现实财务活动,发挥解释和预测功能。实际上,目前已经有不少研究者注重了对财务实务的研究,比如对企业预算的研究即是一例。
(2)就研究方法而言,需要在进行规范研究的同时,下更大的力气开展实证研究,以增强研究的可靠性。为什么实证研究重要?关键在于它是建立在较为可靠的依据之上,类似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具有可验证性。应当说,我们并非没有进行财务管理的实证研究,只是研究的量和研究面较小。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也越来越具备了开展财务实证研究的条件,这种研究方法的大规模推广不应该太迟。
(3)财务管理中加入量化方法。随着运筹学、数学等为财务管理提供基础工具支持的学科的发展,从而为企业理财建立更加科学、合理的量化财务模型提供了支持,如定量预测、滚动预算、风险决策及不确定性决策等。特别是当跨国资本经营目标确定后,财务管理就要运用价值管理的方法,将经营目标进行分解、量化,做出实现经营目标的规划,为企业进行跨国投资与融资,优化跨国资本存量和流量,防范与控制外汇风险提供有用的财务会计信息。此外,旨在防范风险、提高效率的财务控制方法和包含人力资本、知识资本的指标在内的财务分析方法等也应引起足够的重视,以满足新的环境对于财务管理的要求。
(4)加大推行财务预算管理方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必须克服过去在管理工作中存在的消极依赖心理,要根据多变的市场状况,从企业战略目标出发,进行财务预算管理。财务预算管理通过编制财务预算表来规范和矫正企业的经济行为,把企业内部各部门,生产经营各环节有机联系起来,其目的是以预算求平衡,以平衡求发展,使企业经济行为更科学、更合理,从而实现财务目标。
(5)建议用资本代替资金。资本是进行商品生产和流通而垫支的资金,它从货币资金垫支开始,经过运用、耗费、收入、分配几个阶段又回到原垫支的货币资金形态,并在这一过程中带来资金的增值。资本与资金的区别主要在于:其一,资本是能够带来增值的价值,增值是资本内在的本质要求;而资金只有在成为资本后刁有增值性。其二,资金作为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财产物质的货币表现,其外延过于广泛。
(6)将资金的概念进一步扩展。关于资金,有这样一些定义:“资金是国民经济中物资价值的货币表现”;“资金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物资运动的价值形式”等。这两种表述虽略有不同,但以财产物资形态作为资金存在的物质内容这一点是相同的。随着我国对知识产权的日益重视,知识、人才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在经济活动中,大量存在着以专利、专有技术、商誉、商业秘密、人力资本投资入股的现象,如果我们这时还把资金概念限于是财产物质价值的货币表现,而资本作为财务管理客体,就不能包含上述内容。这显然是与客观经济现实不符的,也是缺乏解释力的。因此,这里认为,资金的内涵必须进行拓展,我们把资金定义为“国民经济中人力资源、物力资源价值的货币表现”。这样,在客观经济生活中存在的以专利、专有技术、商誉、商业秘密、人力资本投资入股的现象都能迎刃而解。客观经济环境的改变和财务管理目标的变化致使资金范畴扩大,而资金概念理论上的突破又进一步推动财务管理对象的扩大。
(7)风险管理成为重要的内容。无论是筹资还是投资,都必须重视风险管理。在融资方面,筹资渠道是日益增加,其品种将丰富多彩,特别是风险投资基金将成为主要的筹资渠道。企业财务管理者应首先识别所面临的各种风险,再对各风险因素进行估计和评价。采用定性和定量分析方法,例如敏感分析法,盈亏平衡分析法,概率分析法等,确定不同风险的存在,估计风险的大小及今后发展趋势,结合企业自身的承受能力,比较、分析、权衡得失,选择最佳方案,以较小风险取得较大收益,并采取一系列防范、保全、补偿措施。
参考文献
[1]王桂芝,朱洪友.财务管理国际化新动态[J].森林工程,2004,(3).
[2]黄菊波.新中国企业财务管理发展史[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
电视广告的表意过程和行为就是一项文化实践活动。广告把人们从现实生活中带出来，带入到一个图像的世界，又将图像的世界带入生活。在这样的实践循环活动中，文化被广告图像符号表征（representation），广告图像符号也是文化的表现形式。本文将通过对香港大陆、文化-意识形态的差异以及对广告创意的影响的分析，揭示差异生成的原因。
关键词：广告创意意识形态文化差异
Asatypeofculturalpractices,thesignificationofTVadvertisementcirculatesmeaningsbetweenimaginationandeverydaylife.Advertisementhasbecomeakindofculturalrepresentation.Thispaperattemptstodiscoverthedifferencesofculture-ideologybetweenChinesemainlandandHongKong,theirinfluencesonconceptionofadvertisement,andtomakeclearthecausesofthedifferences.KeyWords:conceptionofadvertisement;ideology;culturaldifferences
（一）
一、问题的提出
文化作为一种“表意的过程与行为”，其“包括的范围广泛，由语言、艺术、哲学，一路直到新闻、时尚与广告。”[1]按照这个定义，我们可以将文化理解成为“一个表意的系统”[2]。随着电视这种具有现代性标志的媒介深入到家庭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人们获知各种信息，享受多样娱乐，接受教育的主要传播工具后，看电视的行为实践本身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内容。电视多样、日常与随意的性质，使它在图解我们文化生活的过程中，也将其自身所形成的意义作为一种文化符号，与其它符号一起建构起现代文化的含义和解释的系统。
广告在电视传播中的重要性除了经济原因，即作为商业促销的手段为受众提供商品信息，现代广告也像一面镜子，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变迁及思维方式的差异。电视广告图像伴随着所有的电视节目进入家庭生活，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角色，这种日常性较至于其他文化实践就更为明显了。广告图像记录着社会物质生活的变化和这种变化的文化意义，它利用业已成型的文化观念把人们从现实生活中带出来，带入到一个图像的世界，又将现实生活中的诉求转移到广告图像创造的平面世界，达到推销产品的目的。
作为广告的创意者，立足于一种文化环境，这个环境中话语支配权在其创作实践过程被实施，即一种不得不接受的、代表了主导阶层利益的意识形态对广告实践过程产生影响。
香港和大陆虽然有着共同的文化历史渊源，但是，由于香港与大陆一直实行的是两种制度，不同的制度形成不同的社会管理系统和证明系统合法性以维护系统运作的意识形态。作为生活在不同体制下的人们，在适应体制的前提下，在接受正统的思想教育为必须的同时，发展每个人所认可的传统、民间传奇和道德故事。正是这种意识形态、生活历史、社会结构、个性发展的不同，构成了大陆和香港不同的广告文化。
二、理论观点
本文主要的理论依据是霍尔的文化循环论。霍尔在其著作《表征》[3]中对文化循环理论作了如下论述：
（1）文化循环理论提出，“文化”生产就是符号生产。文化已经从原来要根据另外一些因素才可得到实体性解释的东西，现在变成了与社会文化基础或社会“深层”文化符码相关的原文化问题。[4]
意义事实上产生于几个不同的情景，并通过几个不同的过程或实践进行循环(文化循环)。意义给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是谁以及我们归入哪类人以一个概念。
（2)意义持续不断地在我们参与的每一次个人及社会的活动中产生出来，并得以交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文化与意义的最具特权的场所。
(3)意义还产生于我们用文化“物”表现自己的意思，利用、消费和占有文化物时，也就是说产生于我们以不同的方式把它们结合进每天的日常定规仪式和实践活动中，以及这种方式给它们以价值和意义之时。
（4）意义还规范和组织我们的行为和实践——意义有助于建立起使社会生活秩序化并得以控制的各种规则、标准和惯例。因此，意义也是那些想要控制和规范他人行为和观念的人试图建立和形成的东西。
三、研究方法
在上述理论的指导下，主要采用电视文本分析方法。从具体文本——图像符号的研究入手，进入电视广告图像意义的生成场所，给这些图像一种理解，这个理解不是对作品要再现的表层观点和目的的重复性的表达，而是把图像的创意当作一个已经被“规范和组织”的人的实践活动的结果。透过图像表层的意义（广告的意图），揭示它在进入到广告文本过程中发生了什么。即进入到文化循环的过程中，探讨香港、大陆广告图像符号文化的差异。
（二）
一、文化——意识形态差异之比较
意识形态是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概念之一。意识形态是指建立在某种经济、政治的理论或体系基础上的，或某些阶级特征基础上的各种观念、价值和信仰。用霍尔的话来说，作为意识形态——观念规范和组织我们的行为和实践，包括建立各种规则、标准和惯例，使社会生活秩序化并得以控制的。因此，意义也是那些想要控制和规范他人行为和观念的人试图建立和形成的东西。意识形态不仅组织人们关于现实的观念和形象，而且使人们形成关于自己在社会中的形象认识，并据此在这个世界占领一个位置。即通过意识形态，人们获得一种身份，成为有自己的认识、自己的意志、自己好恶的主体。除了关于自己形象的认识外，意识形态也提供他人的形象。不仅一个人自己的身份是以这种方式形成的，而且意识形态还能勾勒出其他人的身份。[5]
对大陆和香港在各自意识形态形成过程中不同之处进行分析，我们看到：
香港由于长期的殖民统治，英国人将西方的一套行政管理规章制度照搬到香港，加上香港人(中国人)独特的吃苦耐劳、勤俭持家的传统，二者的结合，使英国殖民者在东方的行政管理获得了一定的成功。同时，香港人也在语言和文化诸方面接收着殖民者的教育，与大陆的中国人形成差距(以与香港语音最接近的广东人比较，香港的语言中多处有英语音译出现，如草莓叫士多啤梨，打球叫打波，警察称作沙展等)。香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形成了即不同于台湾、澳门，也不同于大陆独特的中国人的文化景观，这些景观既可以看作是香港社会——政治、经济、日常生活的具体影像。又是形成香港文化独特性的主要因素。香港学者对香港文化身份的形成及其特点做了如下的分析：
1、香港意识形态的特点
香港人的意识形态的形成颇为复杂，有来自大量的颇为完整和系统的民间传奇、宗教学说，以阐释善恶，印证报应。这些意识形态成份比较成形，有系统的看法和判断，牵涉生活各个层面。各种成份由于牵涉范围和题旨有别，可以并肩而存，互不拖欠。市民按能力、兴趣、机遇和利益各取所需，接纳改良，形成一套或多套个人理解事物原因和行为对错的、较明确可辨的认知和道德地图。[6]
复杂的意识形态形成过程，使香港的市民对政治的兴趣和热情低于大陆的市民。市民社会认定的靠个人努力改变生存状况的价值，形成香港人的生活风格。即香港这个群体经年累积下来的自卫生存姿态是“走精面”、“无执输”、“弱肉强食”等。这些风格更多地见证于香港人到圣安娜“挤提”西饼，地铁车箱空无一人仍然坚持要飞身上车的拼搏精神。这是香港社会的调子和素质(toneandtimbre)。
由于意识形态的非一统化，香港人的日常意识由即时、片断、零散的观念构成。港人日常生活竞争激烈，危机接踵而至，市民守成应变唯有事事拼搏。一些配合、解释和理性化了此类生活经验的意识，变成了民间的智慧，广为流传。能“走精面”和所谓精面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实践的。日常意识来自日常生活实践，又成为日常实践的指南。它们的特征是：实用、自然、浅薄、反方法、通俗。同时也具备认知和道德判断的成分。
2、大陆意识形态的特点
大陆与香港相比较，除了传统的道德观念和生活传统的一致方面，大陆博大深厚的传统文化和一直实行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以及为了保护这种视社会为优先的制度，建立起的一整套理论和体系，建立起的有效实施这种制度的自上而下的管理机构等，结合在一起形成大陆主流文化场域。张扬党的政治理想、目标和价值一直被有效的坚持下来。党和社会确立的一致关系，使得社会优先意识在公共场合被认可。这种认可通过从上至下党的组织和政府机构宣传、落实（政治表现的考核、媒体的宣传、各种会议的传达），潜入到日常生活中，使其作为一种被社会肯定的价值转化成知识，融入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中，继而成为一种知识体系——意义。这种意义形成过程，“有助于建立起使社会生活秩序化并得以控制的各种规则、标准和惯例”，它“给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是谁以及我们归入哪类人以一个概念”。（霍尔1997年）
大陆市民长期接受着较系统的、政治色彩较浓的观念的影响，这种观念和中国传统价值体系的结合，使大陆人在处理日常事物时，体现出强烈的政治倾向，至少在公共场合。这一套知识和道德地图久而久之成为传统漫游在大陆的文化景观中。因此，这种“意义”对于创造的实践形成控制和规范，显示出了力量和权威。长期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生活的人们，其作为创意的动机和基础获得与这样一种政治、经济知识体系价值取向的一致性，生出别样于香港的广告文化是必然的。
不同的意识形态对广告创意的影响如何呢？
二、文化——意识形态对创意的影响
西方马克思主义把把文化解释为有权利者和无权利者争夺领导权的场域，这是目前文化研究最有趣的一种潮流[7]。当本文在分析两地广告作品时，从创意的实践中看到优势意识形态如何不着痕迹地获得支配权并被普遍表现的事实。
1、文化差异对“颠覆”[8]的限制
在文化研究者的视野中，一个社会存在着主流文化和亚文化，所谓的亚文化也就是被视为“反文化”的社会现象。[9]作为“反文化”的实践，具体现象有身着奇装异服招摇过市，或表现一种离经叛道的生活方式与行为方式——带鼻环、舌环、跳街舞、剃光头、穿破牛仔裤等。总之，这种亚文化对于主流文化而言是一种颠覆性的对抗。电视作为大众文化的主要实践场域，当它将自己置于大众的范畴时，自然会代表大众的利益，表现他们的观念。广告从其诉求对象（这些亚文化的实践者往往是主要的时尚消费者）和创作者本身来讲（广告创作队伍年轻化），与这种亚文化有着直接的经济利益上的联系和一致性。就此而言，电视广告由于与经济的同步发展，较少政治意识的控制，成为亚文化的活跃场所是自然的事情。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仍然看到这种颠覆必须保持对优势意识形态的敏感，必须在其规则下操作。
作者在分析大陆和香港的电视广告图像时发现，尽管广告内容很少涉及到政治意识形态方面意义，但是在具有颠覆性的创意里，却看到了社会政治意识的强弱对创意者颠覆企图的接纳和包容的不同尺度。虽然，这种尺度不是硬性的规定，但是创意者仍然自愿地遵守规则，也就是前面所说的“臣属”[10]于此处。因此，通过对颠覆尺度之差别的分析，可以描述出造成差异的“最具特权的场所”[11]。
区别在于：大陆的颠覆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实现的，也就是说，大陆所谓的颠覆有一个政治的前提是不能越过的，加之在这个政治前提下被培植的思考习惯本身，象是一种警号自动（至少表现为自动）地强调着不能越过的事实。与之相比，香港电视广告在创意上是“自由”的（此处主要针对有无政治意识控制而言），不受束缚，唯新唯奇，不拘理念，想象力出格。
如香港电视关于一家餐厅削价的广告画面：黄昏，僻静的巷道，一位大妈手拎一个提袋行走。突然，一名年轻男子冲到大妈面前抢夺她的提袋，大妈与之争夺并且大声喊人捉强盗。街坊闻讯出来，将强盗制服；一家餐厅大堂内，大妈等人围坐在餐桌旁美餐，个个脸上露出满意的神色。从大堂往外看到，刚才的青年人被警察反扣了手，他的脸贴在玻璃上被压得走了形，看着大妈一家人美餐，垂涎不已。这时观众看到的画面是：玻璃窗上一张被压得变了形的脸和这张脸旁边的关于削价的内容。这个广告涉及到三类人：警察——国家政治的象征；市民——被国家保护的对象；小偷——警察、市民的对立面，破坏力量。同时，小偷也是警察存在合理性的证明。广告意义的第一个层面表达了警察捉小偷，警察保护市民的利益这样一个符合主流社会利益的价值观念。第二个层面上，小偷的破坏性消解了，警察的意义被颠覆，小偷和大妈（市民）成了同一类人——到削价餐馆美餐一顿的强烈欲望者。这时候画面的所指转移为对美食的欲望，它给拦路抢劫者一种新的解释：即餐馆的美味食品和价格太诱惑人了，使他不得不用抢劫的手段满足被深深刺激起来的食欲。这样强调抢劫行为的动因，冲淡了抢劫行为本身，使观看者把大妈的美餐与强盗的馋相联系在一起，对抢劫的愤怒也被忽略了。大妈的欲望满足了，另一位与大妈有同样欲望的强盗不仅被捉牢了，捉牢后心思还在吃美餐上，令人生出同情。这时候，抢钱和被警察捉住都没有吃这件事重要了。消费在先，其余不在话下。这种对社会已有制度以及这种制度确定的关系的颠覆性的展示，是通过对强盗的同情取消现实中对与错的判断界限。为了达到突出餐馆的美食和低廉的价格，不惜颠覆事件本身的主要意义，或者说随意间将主要意义消解了——抢东西不再与犯法的有关。
类似的颠覆还可以用另一个“垃圾虫”形象意义先后倒置的例子来说明。在香港清洁运动中，为了配合政府的行动，公益广告设计了一个“垃圾虫”形象。垃圾虫是乱扔垃圾的人制造的：一片草地，经过此处的男男女女随手将吃剩的食物或包装材料扔在草坪上，草坪渐渐从里面凸起，变成一个绿色的可以行走的动物，其身上的垃圾变成一个个红色的凸起的粘状物，垃圾虫蹒跚走出镜头，原来的绿地成了的水泥地。广告的意义不言而喻，垃圾虫是一个被否定的形象。以后，在街头张贴的清洁香港的广告画中，虽然出现了与垃圾虫相对立的形象——清洁龙，但是其影响无法与当年的垃圾虫相比，因此，许多清洁香港的广告还是以垃圾虫为清洁标志：一个绿色底上带有红色块的垃圾虫，头戴一定高筒礼帽，向上摊开双臂，旁边立有垃圾箱。在这样一幅宣传画中，垃圾虫站在中间，作为主角进入清洁香港运动的实践，被清洁的对象这时成了清洁的标志。同一个形象，其意义在介入了时间的因素后，发生了变化。对此，香港的广告人士李悦说：这正是广告宣传中“正不胜邪”的最好例子。[12]
上述两则广告在大陆可以播放吗？
大陆的意识形态以及这种意识形态所维护的政治体系——标准和价值不论是在何种场合，都要维护其严肃性。在大陆的政治意识形态中，法庭、警察代表着国家的尊严和政治的稳定，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生长在大陆这样的文化环境中，人们会自觉遵守这个规则，即使有违规，电视媒体作为的责任也不允许表现这样的颠覆内容。
虽然在大陆人的生活经验中，上述“垃圾虫”反面变到正面的现象会发生。但是，对这种变化表示公开的认可，并由垃圾虫——“邪”告示市民应该清洁香港，“以邪胜正”大反串式的意义颠覆，在一种被养成正反界限分明，不可倒置的大陆政治文化环境里是难以实践的。例如，“红桃K”（补血的药物）曾经登出一则广告：在红桃K形象标志下，写着“呼儿嗨吆······”。它套用了大陆妇孺皆知的歌颂的《东方红》歌曲的句式：“呼儿嗨吆，他（）是人民大救星”。这样一个形式被政治化后，意义的转移难以实现。这则广告刊登在一家报纸上，没过多久即被取消了。它违反了政治规则。红桃K广告又恢复到原来的样子（本文后面将再次提起这则广告）。
大陆广告创意对于传统文化意义的颠覆实践生出的是另一种样式。例如有一个跨国航空公司的广告，模拟了孙悟空与太上老君的对话。孙悟空让老君把自己放回到炼丹炉里，因为“家事、国事、单位的事，烦死了。”而老君则笑着指点道：“快快加入××航×日游吧”。这是一个广告版的《西游记》。还有SONY牌walkman广告语更有意思，它把《长恨歌》中的“天长地久有尽时，此恨绵绵无绝期”，改为“天长地久有尽时，此乐绵绵无绝期。”能否由“恨”转“乐”，只看有无walkman。“小糊涂仙”酒广告特意用传统的酒坛子作为广告的背景，让一个身着古装的美女作为广告人物，她眉清目秀，面带微笑，使人想起古人豪饮以及美女为英雄斟酒的情景。[13]
大陆与香港“以邪胜正”似的颠覆的不同处在于：1、这种颠覆的基础还是传统文化（人们熟知的文学作品、典故、成语等），只有对这些文化的内涵有认识和理解，对它的颠覆才生出新的意义来。这种“颠覆”严格讲只能算是“篡改”。香港市民的生活风格中较少有这种文化的因素，因此，这种类型的颠覆意义难以生成。2、意识形态化对大陆人思想的导向较强，如果一种意义表达方式有政治色彩的话，对其的颠覆会受到官方制止，如在在公开场合（媒体）上“邪”与“正”是不会被“颠覆”的。
2、文化差异对隐喻的影响[14]。
在广告创意中隐喻是最具有个人风格的。但是，隐喻的过成也是漫游于社会文化环境中的。
隐喻在香港电视广告图像意义生成中具体表现为夸张、虚构的倾向，这种夸张、虚构建立在一种大惊小怪的反应方式上。前面提到香港人的生活风格中有“大声”“招积”的特点，与广告中的这种风格不谋而合。这类广告在叙述事件常常寻找令人惊讶不已的对应物以解释其目的。效果是强烈刺激观众。如香港一家电视台播放的广告出现了女鬼的形象，以女鬼吓煞人的效果形容手机使用价格骤跌给人们带来的惊讶程度(这则广告后来因为观众的投诉其过于恐怖而被取消)。广告画面：夜静时分，在一处停车场，一位司机正在发动汽车，突然一位身着红色衣裙的女鬼飘然而至，女鬼把脸贴在汽车的玻璃上，其恐怖的表情吓昏了司机。这时候，画面才出现与手机有关的内容。在汉语的词汇中，人们经常使用“见鬼了”来表示对某事发生的不可思议之感觉。但是直接把鬼的形象搬出来时，形象本身的刺激导致的效果，并不只是话语“见鬼了”的感觉。当人们说“见鬼了”时，并没有一个具体的鬼的形象相伴这句话而出现，说这句话既不会吓昏自己也不会吓昏别人。
这一则广告完全符合“新潮、搞怪、难懂、无厘头”[15]的后现代特点，选择女鬼形象出现的效果以对应广告要表达的“价格低至吓死人的程度”的意义，说明在香港广告创意者那里，它们可以归为一类。这种认可体现出了香港生活风格的某些方面。就“鬼”的形象而言，在香港的文化环镜中，“鬼”在人们的“日常定规仪式和实践活动中”[16]没有经历过被彻底批判的实践，鬼的形象没有到过政治的话语系统里。因此，它的出现与大陆相比较而言，是独特的。
大陆文化发展中，有过对迷信的批判，鬼在的话语中又被阶级阵线统统划到人民的对立面，牛鬼蛇神等于了地富反坏右，所以鬼曾经是臭名昭著。通过了对鬼形象的这种认识后，鬼的形象难以归如正面符号类别。在组合一个正面完整意义时，也不会给它留下位置。
接下来分析另一则广告：一位着一袭黑色紧身衣的蒙面女子，脚登旱冰鞋在一家超市的货架之间来往穿梭。一条胳膊前伸，手做削割状。手到之处，物品的价格统统被削价。用女杀手削价，意味着超市的价格削得彻底。电视画面唯有以加强视觉的冲击力，才能引起观众的注意。为达此目的，追求感官刺激不必在意与参照物的相像（对应性）问题，即广告要告诉的意义与它用来表达这个意义的物的出现是否符合已经形成的理解模式，已经不重要了。上述两个广告就是靠画面令人吃惊、不知所云的感觉引起人们的注意，广告要告诉观众的总是最后才出场。当削价的意义出现时，反视广告对削价本身所作的解释——犹如女杀手出现，其形象与杀得狠之行为给人一种过分的感觉——选择的不可思议与组合的出人意料（这也许就是广告希望的效果）。
这两则广告画面的共同特点是观众因为摸不着头脑而产生了注意力，对画面生出的惊讶和广告内容的逻辑关系已经不重要了。如果说这两者之间有逻辑联系的话，就是让杀价能获得如同见到女鬼或女杀手一样的效果。尽管这两种惊讶（杀价、见到女鬼）有质的区别：一是恐怖引起的(女鬼与女杀手形象)，一是对购买欲望的刺激。但是在香港广告人的隐喻中，把这两者联系在一起又是自然的，即追求图像效果与效果之间的相似，不是经过思考以后对两者之间意义的认可。不追求画面之间的逻辑性，只在乎对画面的注意力形成香港与大陆广告图像的差异。这样一种现象可以从香港人接收知识习惯的分析中，找到解释。
3、文化差异生成不同的解读习惯
前面提到香港人的生活节奏非常快，即使是空车，也要飞身而上。他们每天要作许多事情，物质的诱惑使他们不得已而为之。阅读文字作品与这种快节奏生活不相适应。这也可以作为香港人喜欢阅读漫画的一个原因。另外，有学者对香港人接收知识教育时状态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香港的现代人读书时经常耳听音乐，眼睛一边看电视，一边读书。在地铁或公共交通车上随处可以看到一边读书，一边打手机的人。就是说香港人自小养成一心二用甚至三用的习惯，因此，大学的课堂也应该创造这样的氛围，以适应学生自小养成的读书习惯，否则他们读不好书。
以上两种解释，为本文提供的答案是：香港大众文化的消费与制造者习惯于对画面连续的逻辑性产生注意力。因为MTV或卡通跳跃闪烁的画面，使人们紧张地跟着变化迅速的电视图象走，每一个画面跳跃闪烁时，吸引住你的眼球就可以了，至于吸引你眼球的物与想利用这个物表征的另一个物之间有没有逻辑上的联系，在这种解读方式中不被注意。当他们仅仅陶醉于那些由众多画面连接闪现的萤幕图像所造成的紧张与观光刺激时，[17]难以把那些形象的所指，连接成为一个有意义的叙述。久而久之，培养起来的对这种跳跃性画面的接收习惯遮掩了逻辑思维的重要性。
大陆在此方面与香港有较大区别。大陆承袭传统的教育方法，对子女从小灌输读书要一心一意，不能三心二意。关于小猫钓鱼的寓言故事十分流传，它告诉儿童三心二意是办不成事情的。加之大陆实行计划生育，家长对子女的成才寄予更大的希望。望子成龙已成为社会的共识，同时也是一种压力，伴随着一个人求学的全部阶段。年青人被要求苦读书，以应付应试教育，甚至会被要求在开学阶段不看电视等。这种教育的目的养成了阅读文字的习惯，训练了逻辑思维的能力。尤其是从小学到高中的学习阶段，针对学生理解课文内容的各种质疑题和思考题，都在训练学生理性思考的能力。
尽管大陆的年轻人也喜欢卡通片，但是尚未达到香港普及程度——除了少年，青年也是漫画族的一员，也许年龄还有上升的趋势。此外，大陆人接受电视图像的历史比香港人晚，也可以作为一种解释的依据。香港在60年代初期就开始做电视广告。大陆在80年代初期购买彩色电视机还需要凭票，电视机开始进入寻常百
姓家是在8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情。可以说，“跳跃闪烁”画面对大陆人观看习惯的培养比香港人至少晚了20年。大陆传统的阅读习惯，虽然也受到挑战，与香港的相比较，还是有很大差距。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差距会逐渐消失。
与香港的广告相比，大陆的广告十分注意其画面的逻辑性，如果因为画面本身的说服力受到限制，影响叙述的逻辑性时，就用语言来说明。例如关于“严迪”(一种抗生素)的广告：一位带眼镜，着西装的男士手拿教鞭指着身后写有“严迪”的药盒说：感冒是由大肠内的支原体和因原体······病毒引起的，严迪可以有效地消灭以上各种病毒······这一条广告画面突出的有三点：一是介绍药品的知识分子(这种衣着在公共场合作为知识分子的符号)，二是关于病菌的专业术语。三是把这种典型的课堂教学的方式搬上广告屏幕。这三点联系起来产生的意义是：肯定知识分子在大陆知识领域的权威地位。涉及到专业问题时，知识分子有发言的权利，知识分子说的可信。知识分子又是以追根问底为特色的；肯定课堂说教的有效性。希望产生的效果是：这种药的疗效是可信的。
另一条广告为了突出这类意义，一开始就说：全国有多少教授、院士、博士研究生、科学家、学者的研究证明这种药好。尽管广告词的作者并不十分清楚这些头衔哪个大？但他尽可能把社会上对知识分子各种称谓都罗列出来，以显示权威性。
这种说服力主要靠概念——社会上的某种共识讲述一个意义支持，有赖于观众对画面的“良苦用心”的理性解读，而不是靠“闪烁跳跃”的画面吸引观众的眼球。这类广告如果离开了大陆的文化环境，同样令人费解。
（三）
以上分析得出四点结论：
1、意识形态并非一组静态的世界观，而是不断由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日常运作中复制出来的动态社会实践。实践过程也是个体对自身、对其他人与社会关系的认同过程。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在意识形态的管辖下，臣属于它。[18]也就是说，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运作过程中将人们塑造成符合优势团体利益的意识形态主体。大陆和香港有着同种文化传统（汉语言文化）的血脉，这是两地文化相同的前提。同时，也存在较大差异。政治制度以及与这种政治制度相关的意识形态是这种差异的生产前提。当我们把差别放在文化形态层面寻找原因时，意识形态的差异凸现出来。在有可能对广告创意形成影响的诸多因素：地域差异、语音差异和习俗差异等中，意识形态的差异也最大。
2、在大陆作为意识形态一部分的政治观念由于和国家的行政体制的一致性，使其在意识形态的范畴：价值体系、日常生活观念、行为规范等中处在了支配地位，其他方面都向政治观念自然妥协。
3、这种自然妥协也可以理解为受政治控制，但是这种控制和国家利用政治机构强行控制不同，它主要靠贯穿在大陆泛政治化的话语环境中实现其目的。在这样的话语环境中，任何的文化实践都有一个不可突破的底线——国家的政治目标。
4、随着大陆改革开放政策的继续实施和香港回归大陆，政治“向北望”[19]，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经济力量在社会构建过程的不断增加分量，香港、大陆两地政治会逐步沟通、妥协，因此，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有可能减弱。
注释：
[1]《文化帝国主义》第20-30页汤林森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版
[2]同上。
[3]《Representation：culturalrepresentationsandsignifyingpractices》P1-10StuarthallSAGEPublications97
[4]《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第16-17页麦克·费瑟斯通著刘精明译艺林出版社2000年5月版
[5]《文化研究读本》罗钢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9月版
[6]《阅读香港文化》第87-90页吴俊雄等编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
[7]《电视与当代批评理论》第268-269页RobertCAllen编李天铎译远流出版社1993年版
[8]“颠覆”在此处是指对传统和习惯的反叛。可谓“反其道而行之”。
[9]《文化研究读本》第22-23页罗钢等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10]《电视与当代批评理论》第266-267页RobertCAllen编李天铎译远流出版社1993年版
[11]《Representation：culturalrepresentationsandsignifyingpractices》P1-10StuarthallSAGEPublications97
[12]《广告！广告》第145-146页李悦著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3年版
[13]《为我所用：广告中的文化资源盗用》陶东风《中华读书报》2001年6月3版
[14]隐喻：根据罗兰·巴特的解释，隐喻是指在完整意义的构建过程，在同一类符号（意义相近、相似、相对）中选择一个适合在此处安置的符号的能力。参见《神话——大众文化诠释》p169-176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作者注：由于文化的差异，能够归入同一类的符号也有了差别。
[15]《后现代文化导论》第1-4页康纳著唐维敏译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9年版
[16]
[17]同上第6-8页
中、西职业经理人的差异 “未来,市场中的稀缺资源不再是资本,而是优秀的人才”,这是美国企管界大师史考特·派瑞博士不久前在北京演讲时的开场白。派瑞博士在这场名为“全球化与变革中的企业文化”的演讲中指出了中西方职业经理人的差异所在。
通过对全球7万多名经理人的研究,派瑞博士得出结论,东西方经理人主要的不同在风格,而不是在能力上。
派瑞博士进一步分析,如果把管理风格分成麦克奎格(DOUGLUS MCGREGOR)所说的X理论和Y理论,也就是“父母型”和“成人型”两种不同的管理风格,西方工业化国家较多采用成人型的管理,授权、建立团队、共识这些字眼,说明了员工和主管的关系。在亚洲,长久以来盛行的是父母型的管理,主观扮演父母的角色,期望员工担任忠诚、负责、顺从的孩子角色。这是亚洲文化的一部分,社会、家庭比个人更重要,公司也比个别员工重要。
在能力方面,按“MAP管理才能评鉴”所设定的12项基础能力考察,中国经理人在“目标与标准设定”方面的能力表现最为突出,与17个国家、7万余名经理人做过评鉴的经理人相较,指数为75%,显示该项能力的水准在全球处于前1/4的位置。其他较高的能力为“计划与安排工作”,指数为67%、“决策与风险衡量”,指数为59%。
作者：不详
[关键词]学校管理；差异管理；教师发展
作为中国教育学会教师发展学校，华阳中学十分重视通过差异管理来促进教师发展。从学校管理的角度来看，差异管理就是让每个教师在充分发挥才能的过程中，实现个体的最大化发展和最大化价值贡献，进而推动学生和学校优化发展，这既是对学校管理者管理才能的锤炼，也是提高学校管理效能和组织运行绩效的有效方法。
一、分析差异，找出差距
实施差异管理，必须从分析学校发展和教师发展的差异人手，找准二者的差异。华阳中学自2001年建校至今，短短七年，经历了筹备初创——整体发展——主体发展——深化发展四个阶段，从一所没有文化底蕴、历史传统和骄人业绩的“三无”学校，发展成为拥有“省级示范性普通高中”等60余项荣誉的大型学校。
与众多知名示范性普通高中相比，华阳中学作为一所年轻的学校，仍然面临着诸多困难。一是教育发展形势的压力。在拥有90万人口的双流县，有三所省级以上的示范性高中和两所市级示范性高中。近乎白热化的成都高中竞争形势，加上成都市最近实施新课程改革，大力推进素质教育，全面提高教育质量的一系列举措出台，给发展中的华阳中学既带来了新的机遇，又带来了严峻挑战。二是生源结构的压力。从近年来华阳中学每届新生入学成绩看，学生成绩大多处于全县中考1700名至4900名之间，这样的生源结构短期内难以改变。将生源劣势变成发展优势，促进绝大多数学生获得最大化发展，不仅需要提升学校教育管理水平，更要提高教师专业素质。三是教师专业发展压力。因为学校教师主要来自原双流外国语实验学校和双流师范学校，所以无论是从年龄结构上还是从职称结构上，都呈现出一种“哑铃状”，与名校相比，其专业发展还有相当差距。这主要表现在：年龄结构上，全校近400名教职工，40岁以上和30岁以下约占70％；职称结构上，高级教师和初级教师约占75％；性别结构上，男、女教师各占一半；性格结构上，性格比较特别的教师为数不少，教师队伍主要是由性格直率、个性比较张扬的“个性男青年和性格女青年”组成的教师群体。
华阳中学不缺会“教书”(只传授知识)的教师，缺少的是会教育学生的教师；不缺有个性的教师，缺少的是会实施个性化教育的教师。面对这些差异，管理者如果依然用雷同化的方式、方法去管理教师和学校，势必制约教师发展，并进而阻碍学生和学校发展。因此，学校管理者必须充分考虑在用统一制度规范约束和用统一目标、要求引领教师的前提下，采取不同的管理方法和技巧，去激发和调动全员积极发展、积极作为。
二、凸显差异，激发动力
人才管理的关键因素是激励，建立良好的激励环境和激励机制，根据不同人才采取恰当的激励措施，是取得管理成功的关键。怎样实施有效的激励呢?
首先，确立“力促发展”的用人原则。有能力愿意做、又能把事做好的人，应尽量给予较多的事做，而且让其保持较好的经济收入；愿意做又想把事做好的人，应尽量让其有事可做；有能力做好但不愿意干事的人，应尽量让其无事可做；不能做事又不愿意做事的人，坚决不给他事做。
其次，创建尊重个性差异的组织文化。一是建立健全教师专业发展学校、教学工作委员会、德育工作会员会、教学督导室等“矩阵式”组织，强化部门的自主管理。二是改革年级管理运行模式，设立年级正副主任，建立年级管理委员会管理，年级自主构建发展目标、创造性地实施管理，强化年级自主管理。三是重新定位学科教研组的职能，设立四个学科研究中心、十一个学科教研室，学科教研室下设年级教研组，教研室(组)根据学科特点的文化愿景和学科资源库也强化了教师的自主管理。
这些调整和改革措施的实施，赋予学校各部门、各年级组和各教研室在职、权、责、利上有较大的自主管理和发展空间。现在，学校初步形成了以“人本关爱”教育价值观为统领，以“组织和个人自主发展”为特征的差异性文化。依靠这种富有个性差异的组织文化，学校有效克服了传统管理方式的弊端，较好地适应了现代学校内涵发展的需要。
第三，建立多层面的学习共同体。为了引领教师养成学习和阅读的良好习惯，学校2003年建立了“教师发展学校”，通过举办西南大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在职研究生课程进修班(现已毕业152人)、聘请全国知名专家来校进行全员培训、引进高端课堂、与名师面对面对话等途径，整体推进教师专业发展。与此同时，我们还建立了“青蓝工程”学习班、“栋梁工程”学习班、领导干部学习班、德育教育提高班、备考教师提升班和师徒研讨互助制，使学习成为学校教师日常工作和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四，实施不同形式的校本研究策略。结合学校实际，我们将校本研修分解为学习式研究、专题式研究、问题式研究和课题式研究等多种形式，并根据教师的水平差异开展四个层级的校本研修活动：组织有一定研究水平、能进行课题研究的教师，展开课题实验研究；让不能做课题研究的教师进行专题研究；让不能专题研究的教师从事某项研究的实验工作；其余教师主要进行教育科研成果的实践运用。在研究策略上，学校在借鉴一些地区和学校行之有效的课题研究方法的基础上，逐步探索了“同学科跨年级、小课题短周期、个案加叙事、问题加专题式”的课题研究路径。
从“教研组到教研室，由教研室到年级组，再到学校”的教师学习、研讨、成果交流方式，成为学校专业教师开展校本科研的重要组织形式，这种研究与工作合一的生活方式，正是教师本真的生活状态。
三、因应差异，分类推进
教师的差异发展不仅需要好的机制激励和引领，还需要学校在目标、措施、评价等方面为其提供相应的发展平台。
(一)以“三格”定位教师差异发展的方向
为推进教师差异发展，我们以“一年入门，二年过关，三年达标，五年成熟，八年骨干，十年成名”为目标，帮助教师根据自身年龄、职称、教学水平，以三年为一个周期，从专业发展现状分析、教育信念、奋斗目标、阶段计划、措施与方法等方面规划职业生涯，明确发展方向。
一是人格。30岁以下青年教师必须向高级教师和名、优、特教师拜师学艺。
二是升格。30到40岁的教师，力争三至五年内升格为“学科行家”。学校的具体措施为：大力宣传我国教育大师和本地名师的优秀事迹，进行精神引领；深入开展视频案例教学研究活动，以感悟思想；开展“科研课改活动月”活动及各类学科赛课活动，以体验成功。
三是风格。35岁以上的骨干教师尤其高级教师，参加每学期的“六个一”工程(读一本教育理论著作，记10万字笔记，写一万字的感悟、随笔，参加一项专题或课题研究，上一节示范课。制作一个教学课件)总结提炼自己的教育教学成果，形成独特的教学风格。
我们以“三格”定位教师专业差异发展的层次，意在让每个层次的教师都能根据自己的年龄、职称、学历、教学水平等优势和弱势，选择不同的专业发展方向，明确专业发展的目标。(二)“三大工程”构筑教师差异发展平台
学校实施教师“三大工程”：是以培养优秀青年教师为目标的“青蓝工程”；以培养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为目标的“栋梁工程”；以培养知名教师为目标的“名师工程”。为扎实推进“三大工程”，我们建立了“三大工程”领导机构，制订了考核评价办法和实施意见。每年的赛课活动，科研课改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青年十佳”和优秀指导教师等的评选，都为教师专业发展搭建了—个长效性平台。
2005年和2008年两次双流县学科大比武中，华阳中学大批中青年骨干教师脱颖而出，23人跻身全县学科带头人行列。2007年双流首届“新秀杯”青年教师赛课，华阳中学21名青年教师参赛，14人获得一等奖。
(三)多元评价增添教师差异发展动力
几年来，我们对接学校办学理念，在建立健全统一的教师工作量化评估办法、师德考核办法、课堂教学行为考核办法等评价办法的基础上，依据“三大工程”制订了不同类别教师专业发展年度考核评价标准，每学年结束时从师德、教学、学习培训、教育科研等方面，采取教师自评、教研室(组)互评、学生评教(师德和课堂教学行为)、年级组综合评价和学校终评的方式，从德、能、勤、绩等方面量化每位教师的专业发展成果，初步建立了促进发展、目标多元、形式多样的教师差异发展评价体系。
四、包容差异，联动互补
校长在管理学校的过程中，要善用人才，尤其对那些优点和缺点同样突出的教师要实施差异管理。
首先，管理理念上实行“弹性管理”和“例外管理”。对教师中的特殊人才，学校要以其是否对制度适用来进行取舍，必要时也可“舍制度”而“就真理”；对教师的差异价值和行为的无心之过，要予以宽容和体谅。校长处理人际关系上要把做人与做事分开，从做人角度来说，教职员工都是兄弟姐妹，人格上大家是平等的，要讲感情；但从做事的角度来说，存在着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做事必须按规矩来。
其次，在管理运行机制上，我们将民主决策与校长负责、能级管理与项目管理、年级组全面管理与学科教研室管理结合，通过实施全员聘任制、项目负责制、首问责任制、发展性评价制、结构工资制等途径，为那些个性比较鲜明的教师和干部提供发挥才能的平台。学校的主要措施有：按学校教育工作的需要设岗，每个岗位同等重要，岗位录用时尽可能照顾每位教师的特长；班级科任教师的搭配做到在双向聘任的基础上进行微调，尽可能做到优势互补；评先选优、提薪晋级等涉及教师切身利益的工作，坚持“自主申报、专家考核、组织认定”的程序，力求做到公平、公正、公开；学习、进修机会均等，能者优先；学校每项制度出台，都交与全体教职工反复讨论，充分吸纳意见。
这些差异管理的重大举措，既使优秀教师能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又可为学校增添管理活力，较好地实现了从教师“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的质性转变。
五、尊重差异，促进发展
不同的人，只要工作对他适合或者只要他能胜任岗位，他就是第一流的人才。将这种管理思想运用于学校，就是学校领导者要依据人的个性差异和成长规律，将学校发展目标和教师个人发展目标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差异管理促进教师差异发展，激发、聚生、释放、放大教师教育能量和发展能量，集聚、生成学校核心发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