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贡布里希；修辞学；人文主义；艺术风格；新艺术史
按照新艺术史家诺曼·布列逊的看法，贡布里希立足于认知心理学，将艺术史视为一种视觉图式的发展和修正史，完全将图像研究孤立于广阔的社会背景之外，拒斥将语言学、符号学引入艺术史，对话语理论持批判看法。贡布里希的确倾心于视觉心理学的研究方式，但是，他同时也是将语言学应用于艺术史研究的先驱，并且强调修辞学对于艺术史研究的重要价值。在这个意义上，贡布里希又是将语言学、修辞学应用于艺术史研究的奠基人，而这又直接启发了后来新艺术史家将符号学应用于艺术史研究的理论实践。探究贡布里希如何将语言学、修辞学方法应用于艺术史，有哪些创见，以及他这种研究方法与新艺术史家到底有何关系，就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重要艺术史和视觉艺术理论问题。
一、作为修辞学的文艺复兴人文主义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为现代艺术的诞生提供了一个宏阔的历史背景，从而成为艺术史研究必须加以考察的课题。按照布克哈特的看法，文艺复兴时期是一个古典学术复兴的时代、个人主义的时代、发现了世界和人的价值的时代，是现代的开端。人文主义主要是指文艺复兴时期形成的强调人性价值和追求现世幸福的理论体系，它使人们走出了中世纪神学统治的枷锁，恢复了人性的尊严。因为布克哈特的巨大影响，强调对于人的发现和人性价值，成了人们对于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一般看法。贡布里希对此提出了不同观点，他从修辞学角度重新定义了“人文主义”——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源于一些从事修辞和语言研究的人文学者对于人文学科的强调。贡布里希认为布克哈特的观点无法解释以下历史现象：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者虽然强调人性的尊严，但当时的人们也没有对宗教神学大加鞭挞；人文主义复兴了古希腊罗马的学术，但它与中世纪之间并没有截然而立的鸿沟，不能因为注重文艺复兴对于古典学术的复兴就忽视它与中世纪的直接联系。
以布克哈特为代表的19世纪学者更多地从古典学术的复兴、艺术的繁荣、人与世界的发现等角度看待文艺复兴，强调文艺复兴与中世纪的分歧与差异，将文艺复兴时期视为现代的开端。贡布里希虽然认同前者的结论，但他更加强调文艺复兴与中世纪的联系，认为把文艺复兴看作一个与中世纪截然不同的时期忽视了历史的连续性，把问题简单化了，似乎文艺复兴是突然来临的历史转变。贡布里希将文艺复兴视为“运动”而不是“时期”，意在强调历史的连续性及复杂性：恰恰是中世纪文化孕育了文艺复兴。贡布里希认为，文艺复兴与基督教世纪之间的对立被19世纪的人夸大了，二者之间的相互联系被轻视了，而文艺复兴与中世纪之间的重要文化纽带正是语言，是当时占据人文学科核心地位的修辞学。不同于19世纪一般学者的观点，贡布里希从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的联系出发，认为文艺复兴人文主义主要与中世纪的“七艺”学术传统有关，“文艺复兴是三种初级的学艺对四种高级的学艺的反叛，那些教语言而不愿充当次要角色的人的反叛”*。“三种初级学艺”是指语法、修辞和逻辑，之所以被称为“初级学艺”，是因为它们都是关于语言的基础学科，人在学习其他高级学问之前必须先学会如何表达；而“四种高级学艺”是指天文、算术、几何、音乐，这四科之所以“高级”，是因为它们比较抽象，其学习一般安排在“三门初级学艺”之后。“三种初级学艺”和“四种高级学艺”并称“七艺”，构成中世纪的学术传统。一直以来，“三种初级学艺”在地位上似乎要低于“四种高级学艺”，而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从事语法、修辞、逻辑的人文学者不满自己的“初级”地位，进而强调自己的“高级”和“基础”地位。贡布里希认为，我们现在理解的“人文主义”是19世纪的发明，而不是原初意义上的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前者更接近于“人道主义”，而后者来源于“语文主义”——即强调语言重要性的主张，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对于人文学科的强调，这些人文主义者主要是语言学者、修辞学家。“人文主义者这个词对我们来说不再表示他们是‘对人的新发现’的先驱，而是表示umanisti，即这样一些学者，他们既非神学家亦非医生，而是专心研究‘人文学科’，主要是语法、辩术和修辞的trivium[三艺]”。*
英国历史学家阿伦·布洛克的研究支持了贡布里希的观点，他指出，人文主义“是迟至1808年才由一个德国教育家F.J.尼特哈麦在一次关于古代经典在中等教育中的地位的辩论中，最初用德文humanismus杜撰的，后来由乔治·伏伊格特于1859年出版的一部著作中首先用于文艺复兴，书名是《古代经典的复活》，又名《人文主义的第一个世纪》，这比伯克哈特的名作《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明》早一年”，文艺复兴时期也不是没有与“人文主义”相关的词，“十五世纪末意大利的学生就使用了一个词叫umanista，英文即humanist，这是学生们用来称呼他们教古典语言和文学的教师的。”*也就是说，人文主义的概念源于humanist(人文主义者)，而人文主义者是指从事古典语言和文学的教师或学者，而不是指重新发现人的价值的先驱者。文艺复兴研究的权威学者克里斯特勒也说，“人文学者把自己当作演说家和诗人”*，不能从人的价值这种现代意义上讨论人文主义，而应该在文艺复兴的具体语境中考察人文主义，将之视为人文学者对于人文学科的强调与复兴，而修辞学在此时的人文学科中占据核心地位。“文艺复兴修辞学的重要性和所需要的研究和关注，都大大超过了过去几代大多数学者所愿意承认的程度。”*克里斯特勒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文化中的修辞学》一文中指出，修辞学不仅对于文艺复兴时期的语法学、诗学、历史学、道德哲学、逻辑学等人文科学有直接影响，而且对神学、法学、自然科学、形而上学、医学和数学都有影响。在文末，克里斯特勒不无赞同地说，已经开始有学者将修辞学与当时的音乐和视觉艺术研究联系起来。贡布里希正是将修辞学与视觉艺术研究结合起来的最重要的艺术史家。克里斯特勒认为，中世纪有三种现象促成了文艺复兴的兴起，分别是在中世纪意大利流行的形式修辞学(formalrhetoric)、研习拉丁文法、学习拜占庭传统的古典希腊语与文学，这三种现象都直接与语言学和修辞学有关。形式修辞学(formalrhetoric)又称为arsdictaminis(手札艺术)，是书信、文件和公开讲演的谋篇技巧，用于培养起草文书的秘书和书记员；研习拉丁文法是指在中世纪的学校一直有着拉丁文法的教养传统，并且与阅读古典拉丁诗歌和散文结合起来；转向拜占庭东方的传统是指，意大利人文学者除了研习拉丁文学和形式修辞学，又开始学习古典希腊语与文学，继承了拜占庭传统。*当时这些复兴古典学术的“人文学者是专业的修辞学家，即作家和批评家们不仅希望说出真理，还希望从他们的文学趣味和标准的角度说得优雅”*。
贡布里希不仅强调修辞学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核心地位，把人文主义理解为“语文主义”，而且他还第一次明确指出，修辞学对于艺术领域具有无所不在的影响，“修辞术是劝说的技术，在古代的教育中占据着核心地位。我希望这些论文能够说明，这种对于合适的演说风格的关注，如何传播到其他的艺术领域。”*通过对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学术考辨，贡布里希揭开了修辞学与视觉艺术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得出了在古代修辞学就是视觉艺术理论的结论。温故知新，通过追溯修辞学传统，贡布里希批判、解构了人们的现代艺术观：第一，不同于布克哈特强调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是对于人和世界的发现的观点，贡布里希强调人文主义的修辞学基础及其与中世纪学术传统的联系，也就批判了简单地把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截然分开的历史观点。第二，因为修辞学是一门致力于演讲说服的实用学问，揭示视觉艺术的修辞学渊源也就打破了艺术无功利的现代艺术观，从根本上批判了艺术自律论。第三，揭示视觉艺术的修辞学渊源，打破了把语言与图像截然而立的一般看法，更在语言学和图像学之间建立起一座桥梁，为后来的艺术史研究打开了新视野，开启了新路径。
二、修辞学与艺术风格学
按照现代的一般看法，修辞学是关于语言的学问，风格学(本文特指视觉艺术风格学)是关于图像的学问，二者之间相距甚远。然而，贡布里希却常常从修辞学的角度理解艺术问题，阐释其艺术理论。他认为，关于语言的修辞学与关于视觉艺术的风格学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在古代的理论中，修辞和艺术之间其实没有什么区别”*。语词与图像、修辞学与艺术风格学之间被夸大的鸿沟，很大程度上源于把艺术分门别类的现代艺术观，对现代人来说，将艺术分门别类已成为本然之事。从某种程度上说，修辞学是关于语言的风格学，艺术风格学是关于视觉的修辞学。鉴于修辞学在西方有古老的传统，西方人在古希腊时就非常注重在演讲和辩论中修饰辞藻、讲究布局，以达到最佳的说服效果。这些关于语词、语调、句式、篇章的语言形式的研究，既是修辞学的核心，又与诗学有着根深蒂固的联系，并直接成为视觉艺术风格研究的理论来源。
修辞学属于语言学，艺术风格学属于艺术理论，这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可是“当今称之为风格学的相当一部分早已存在于古希腊、古罗马一连串论述修辞的文章之中”*。“风格”这个词原来主要用在修辞学领域，主要是指演说家的演讲风格，也可以表示作家的写作方式，“希腊、罗马的修辞学教师的著作对风格的各种潜力和类别所作的分析至今仍是最精妙的分析。”*所以，在西方的学术传统中，艺术风格学是修辞学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艺术风格分析才逐渐开始从修辞学领域移入视觉艺术领域，而视觉艺术风格学的成熟则迟至18世纪中期，其标志是温克尔曼的艺术史著作。不过，从“风格”(style)一词的起源来看，它恰恰与书写或语言无关，而与“雕刻”、视觉形象有关。根据德国语言学家威廉·威克纳格(1806—1869)的考证，“风格”一词源于希腊文στυλos，意为“木堆、石柱”，或“一柄作为写和画用的金属雕刻刀”，后来拉丁文将之译为“stilus”，取其“雕刻刀”的意思。*无论是“木堆、石柱”，还是“雕刻刀”，“风格”一词的原意都与视觉形象相关。拉丁文用“stilus”表示语言风格，是取其比喻义，而不是其作为“雕刻刀”的本意。我们现在说用语言“刻画”某个对象鲜活生动，倒是更接近风格一词的本义。词源学考察告诉我们，风格既可以指代视觉对象，也可以指代语言，在风格学的视野中，语言与视觉艺术之间并没有截然而立的鸿沟。不过，因为远在古希腊、罗马时期，修辞学就已经是一门非常发达的学问，所以修辞学要远比视觉艺术研究(包括艺术风格学)成熟得多，自然也就成了其他艺术样式的理论渊源。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视觉艺术声誉渐著，研究也逐渐发达，但修辞学仍然占有统治地位，“古代演说术的风格问题也是视觉艺术的问题。”*风格从根本上来讲是艺术形式的问题，贡布里希认为，正是由于文艺复兴时期修辞学的发达，导致人们注重语言表述及其形式，并且逐渐从对语言形式的关注过渡到对视觉艺术形式的关注。作为修辞学家或演说家的人文主义者，奠基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理论，“正是在那些人中，正是在那个时刻，对文字的关注和态度开始向视觉艺术风格的变化直接转移，这是不足为奇的，我们从瓜里诺那里了解到，尼科利对书籍中的‘点、线、面’有多么操心。”*通过考察人文主义者尼科利与其他学者的论争，贡布里希详细阐明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革新以修辞学为基础，认为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理论就是当时的修辞学，而当时的艺术理论家基本上是当时的人文主义者，即修辞学家。贡布里希还饶有兴味地指出，达·芬奇虽然认为绘画胜过文字，但他极其热衷于探索语义相近或相同的词汇在使用时的不同表达效果，这实际上是对语词风格的研究。*
修辞学是炼词造句、布局谋篇的学问；艺术风格学是择取与组织点、线、面、色彩、图式等视觉语言的学问。贡布里希认为，风格源于“选择”，没有对于不同表达方式的选择就不会有风格。他援引斯蒂芬·厄尔曼(StephenUllmann)的《法国小说的风格》(StyleintheFrenchNovel)中的话来论证自己的观点，“有关表现力的全部理论的中心就是选择的观念。如果没有替换表达方式可供说话人或作者选择，那么无疑也就不会有风格同义[synonymy]——就这个术语的最广意义而言——是全部风格问题的根源。”*简单说来，语言风格是一个修辞学问题，即语言风格源于说话者对于语词的选择，不同的词语会引起不同的感受；同样，视觉艺术风格也是一个修辞学问题，它源于艺术家对于视觉语言的选择，不同的点、线、面、颜色和图式给人的感觉截然不同。贡布里希从新词汇的引入会影响人们的感知入手来说明这一问题。新词汇的引入扩展了语言使用者的选择范围，那么，同一语义的新词与旧词之间就存在着一种潜在的竞争关系，人们在使用语词时就会斟酌，哪一个词能够更加微妙地表达自己想要的风格或效果。“当剃头匠[barbers]变成理发师[hairdressers]，抓耗子的人[ratcatchers]变成捕鼠手[rodentoperatives]，相比之下，剃头匠、抓耗子的人听起来就有点俗气了。”*也就是说，新词汇的引入绝不是简单地增加了同一语义的不同说法；相反，新词汇增加了对不同措辞之间的微妙感受，包括对于旧词的理解和感受。换言之，选取不同的词汇和语言，就是选择不同的语言风格和表达效果。艺术家在绘画时，也有很多先在或潜在的视觉语言供他选择，他选择不同的图式和画法，就是选择不同的视觉风格。绘画中新画法的引入，正如语言中新词汇的引入，扩展了艺术家的艺术语汇和表达空间，也改变了人们对于旧有的艺术手法和艺术形象的感受，甚至改变了整个艺术史的风格体系。
贡布里希也注意到艺术风格与生活风格的复杂关系，他仍然从修辞学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古代世界的典型艺术是演说术；关于演说术的得体理论如此发达，以至于它和西方艺术的古典传统一样根深蒂固。”*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得体理论”。不同阶层、社群的人拥有不同的生活风格，这种生活风格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他的艺术风格，反之亦然。不同阶层、社群的人拥有不同的艺术风格，这个风格源于他对语言、视觉乃至行为方式的选择，选择的标准是“得体”——符合特定的社会阶层、社群和生活情境所规定的“得体”原则。不同的人对生活风格的“得体”有不同的要求，艺术风格亦是如此。艺术风格会影响人的生活风格，生活方式的变化也会影响到艺术风格的变化，在这个意义上，贡布里希否定了艺术自律论的观点，认为艺术能够建构人们对自我和社会的认知和认同。但是，艺术风格和生活风格之间并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决定与被决定关系，贡布里希拒绝对艺术风格作庸俗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
人们现在把修辞学与视觉艺术看作相互独立的两个领域，这是现代艺术自律论的结果。“是克罗齐提倡在他所称的修辞学与他看作纯粹表现的事物间的最基本的区分。修辞学服务于实用的目的，因此他会把在阿尔加罗蒂那里发现的工具的艺术观归类为修辞学的观念。”*贡布里希在此指出了现代人把修辞学与艺术分裂开来的思想根源，克罗齐作为表现主义美学的代表，坚持艺术自律性，排斥艺术的实用性，甚至排斥艺术的制作(他认为艺术在直觉中即已完成)，也就自然不会把纯粹、自由的艺术与服务于实用目的的修辞学联系起来。然而，修辞学在古代是一个无所不包、无所不在的学问，而且古人也没有在实用的修辞学和纯粹表现的艺术之间进行区分。贡布里希立足于艺术史传统，批判艺术自律论和现代艺术观，认为艺术并不是一个完全自律的领域，它始终具有修辞学意义上的实用性和目的性，把修辞学与艺术分裂开来使现代人很难真正理解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甚至很难全面理解现代艺术，因为即使在现代艺术中，视觉修辞也没有完全消失，它们只是转移到大量的广告中去了。巴尔特在1964年发表《图像修辞学》*，把图像视作一种视觉修辞，用符号学的方法去分析广告、服装、电影中的话语建构。对于图像的修辞学维度的重视与发掘，使得以尊重传统著称的贡布里希的艺术观不但不守旧，反倒走在时代前列，甚至比后结构主义者更早地注意到视觉艺术的修辞效果，揭示了图像符号的话语建构功能，在艺术史领域内部开启了将语言学、符号学应用于艺术史的研究范式，为“新艺术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三、视觉修辞学与艺术符号学
在最新的艺术史研究视野中，不论是绘画的底边、画框、透视法，还是雕塑的基底，都被视为一种视觉修辞，一种塑造、规范人们观看行为与视觉方式的符号。*贡布里希正是20世纪将语言学、修辞学引入艺术史，研究图像修辞的先驱者。
他在艺术史研究中对于语言学与修辞学的倚重，无论怎样强调都不过分，其代表作《艺术与错觉——图画再现的心理学研究》最早被命名为“可见世界和艺术语言”，他本人甚至称之为“图像的语言学”*。他尤其注重图像的修辞学研究，在《象征的图像》中，贡布里希主要探讨了图像的象征和拟人；在《艺术与错觉》中，贡布里希花费了大量笔墨探讨图像的隐喻。在所有的修辞手法中，贡布里希最强调语言的隐喻功能，他从某种程度上接受了维科的观点，不仅将隐喻视为一种修辞手法，而且从语言哲学的角度将其理解为一种把握世界的根本方式，这使他倾向于把图像视作隐喻符号。根据英国符号学家泰伦斯·霍克斯(TerenceHawkes)的考证，“‘隐喻’一词来自希腊语的metaphora，其字源meta意思是‘超越’，而pherein的意思则是‘传送’。它是指一套特殊的语言学程序，通过这种程序，一个对象的诸种方面被‘传送’或者转换到另一个对象，以便使第二个对象似乎可以被说成第一个。”*在亚里士多德传统的意义上，世界先在于语言，语言是为现存的世界贴标签，这个标签似乎是把意义固定于特定事物的封印，而隐喻是把意义从一物转移到另一物，也就是揭开封印，使人们看到意义的转移，从而揭示出对象世界的丰富性与共通性。然而，贡布里希既不认同亚里士多德关于语言是对事物贴标签的看法，也不把隐喻看作意义的转移，“有一个现代语言学派则以激进的方式颠倒了语言和现实的关系。他们坚持认为，是我们自己通过语言创造了范畴，甚至创造了经验中的固定物体。……语言范畴可以使我们区分事物和过程，因为语言为我们提供了名词和动词。从这一激进的观点出发，隐喻不再代表一种意义的转移，而是代表世界的重组。”*贡布里希所说的现代语言观与亚里士多德传统的语言观有两个根本不同：第一，是语言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在后者看来，语言是为现有的世界贴标签，世界先在于语言，语言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是对已然确定的实存事物的“命名”。然而，现代语言学却认为，语言不是为现有的世界贴标签，并不是先有一个现成的世界，然后我们再寻找与之对应的语词。对于人类来说，世界在对其命名之前并不存在，世界是与语言一起诞生的，甚至可以说，是语言创造了人类经验的世界，因为人不能脱离语言把握和理解世界。作为人生在世的存在方式，语言发生变化，语言所揭示的世界也为之而变，这就颠倒了亚里士多德传统的语言与现实的关系。第二，是语言与修辞的关系问题。在传统的修辞学中，隐喻只是比喻的一种，是以一种事物暗喻另一种事物的修辞手法，是对逻辑语言的背离、对语言规则的故意破坏。然而，按照现代语言观，隐喻既不是对逻辑语言的背离，也不是对语言规则的蓄意破坏，而是语言的根本属性。有语言处必有修辞。从根本上来讲，语言就是按照隐喻原则运行的，甚至人的认知方式也遵循着语言的隐喻原则。“隐喻不仅仅是语言的事情，也就是说，不单是词语的事。相反，我们认为人类的思维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隐喻性的。”*如果语言及人的思维过程本身就是隐喻性质的，那么，不仅仅人类的诗歌、文学、音乐、绘画等艺术是隐喻性质的，连整个人的现实世界都有隐喻渗入其中。我们对于世界的认知，就基于我们关于世界的隐喻之上。这就彻底颠覆了本质主义的世界观和理性主义的语言观，把世界都视为一种符号建构。尼采早就指出，“事物的绝对本质截然不可体知”，“比喻(tropes)，这非字面的意指活动，被看作是修辞的最具巧艺的手段。然就其意义而论，一切词语本身从来就都是比喻。”*与尼采强调语言的修辞本质如出一辙，贡布里希这样强调图像的隐喻性与修辞功能，“我认为，艺术史家有时所忽视的(这也同样适用于我的博士论文)正是那种戏剧和修辞的维度。当我们谈到一件艺术作品的意义时，我们没有必要认为这件作品意在宣称真理。”*因为人既不能离开语言来言说，也不能脱离图像去观看，言说和观看决定了人类思维和想象世界的方式，而语言和图像无法根除其隐喻性质。那么，人们通过语言和图像所把握的世界，就是一个隐喻的世界、一个修辞学意义上的符号世界。
众所周知，贡布里希在《艺术与错觉》中提出的核心概念是“图式”，多数学者从知觉心理学的维度去理解他的“图式论”，这固然不错。但忽视了“图式论”背后的语言学和修辞学维度，我们不可能真正理解“图式论”的内涵和价值。“‘艺术的语言’一语并不是一个不确切的比喻，即使是用图像去描写可见世界，我们也需要一个成熟的图式系统。”*可见，贡布里希倾向于从语言学角度阐释其图式论，将图像的图式系统视为语言系统，认为语言和图像都描绘同一个可见世界。“图式论”强调人没有天真之眼，人们在观看世界之时，其实是用带着先入之见的图式去烛照世界，并且不可避免地将图式置于图像的感知、创作与欣赏之中。贡布里希是以理解语言的方式理解图式的，图式是世界和观者之间的中介，正如语言是世界和言说者之间的中介，图式内置于图像的制作与欣赏活动，正如语言内置于言语活动。从根本上说，图式是关于世界的图像语言，是世界的视觉化的象征或隐喻，人们透过图式观看世界及其图像。“图式”的改变，意味着观者世界之改变，反之，世界的改变，也会改变人们的视觉和观看，进而修正人们的视觉图式。图像制作中产生的新图式，标志着一种新的烛照和把握世界的方式的诞生。正如隐喻——语言修辞——的变化，标志着世界的重组一样，图式——视觉修辞——的改变，也代表了视界/世界的再调整，标志着人们所见世界及其图像的改变。比如，透视短缩是文艺复兴时期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视觉图式，这种图式作为一种视觉修辞，“不仅涉及图像或符号的修辞策略，还涉及对受众的观看方式的影响。”*作为隐喻的语言与作为图式的图像一样，都是一种象征符号。因此，贡布里希的“图式论”既是“图像的语言学”，也是艺术符号学。图式作为图像的生成方式、视觉主体的观看方式，是世界的隐喻，是关于世界的符号系统，本身便可以被看作一种关于世界的图像修辞。
关键词：成功智力理论；小学语文；作业设计
【中图分类号】G623.2
自从新课标实施以来，在减负和增效之间的权衡变得更加艰难，学生作业负担过重，课堂效率低下，作业设计意识淡薄等问题都成为制约小学语文教学质量的因素。在这样的情况下，积极倡导将成功智力理论作为引导思想，实现小学语文作业优化设计，显得尤为必要。
一 成功智力理论概况
所谓成功智力，是指学习主体在生活中取得成功需要的能力，他能够正确认识自己获取成功的能力，也能认识到自己存在的缺陷和不足，由此在权衡之后，采取正确的方式方法去达到预期的成功目标。从理论上来讲，其主要分为分析性智力，创造性智力和实践性智力。斯滕伯格认为成功智力是智力多元化的整体，是不统一传统智力的，以其更好的操作性和效果，在判断学习主体成功智力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二 当前小学语文作业设计存在的缺陷和不足
通过对于当前小学语文作业布置情况的调查发现，现阶段小学语文作业布置还存在以下的缺陷和不足：其一，作业布置目的性不强，教师布置作业没有任何规划，任何准备，随意性很强，难以保证作业布置的合理性；其二，作业布置功能较单一，更多的教师将作业作为课堂知识巩固的手段，忽视了学生发展性能力的培养，使得作业布置格局单一；其三，作业布置度量不统一，难以把握作业时间，很多时候都布置了过多的作业，很容易使得学生产生厌恶感；其四，作业布置忽视评价机制建立，难以将学生作业中存在的问题反馈到课程教学中去，失去了作业布置的意义。以成功智力理论的角度来看，机械重复性的作业不利于学生分析能力提高，知识巩固题型的增多不利于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培养，书面作业过多不利于实践性思维和能力的培养。
三 成功智力理论下小学语文作业设计策略
之所以倡导将成功智力理论运用到小学语文作业设计中去，是因为成功智力理论与小学语文作业设计之间存在很多的契合点。具体来讲，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同样关注于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其二，注重学生创新意识培养，强调学生创造能力的提升；其三，强调学生知识的运用，希望可以实现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因此，成功智力理论下小学语文作业设计，设计到很多方面的内容，我们应该正视当前小学语文作业设计中存在的缺陷和不足，积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3.1强化理解辨析，实现分析性智力的培养
从理论上来讲，分析性智力是成功智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关注的是有意识的规定心理活动方向，以便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案。为此我们应该在小学语文作业布置的过程中，强化理解辨析内的作业比重，以实现分析性智力的培养。以小学语文游记类型的课文《颐和园》为例，在安排此课程作业的时候，教师就应该要求学生回去以游客的身份画出颐和园的旅游图，或者以导游的身份向大家介绍颐和园的最佳游览路线，由此使得学生对于颐和园的整体空间有着清晰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可以更加明确的去开展本课程的教学活动。切记在学生绘画颐和园路线图的时候，千万不要由教师或者家长参与，避免其形成依赖意识，从而不利于其分析性智力的培养。
3.2启发学生思维，关注创造性智力的锻炼
处于小学阶段的学生，其想象和创造力都是无穷的，这些都是锻炼创造性智力的重要基础和前提。为此，教师在布置作业的时候，关注学生思维培养，促进创造性智力的锻炼，也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可以以小学语文《新型玻璃》的课程为例，教师可以布置这样的作业：要求学生结合课本学习，想一想自己要是玻璃制造商，自己会制造出什么样特点的玻璃，并且写出其能够运用到哪些地方，能够帮助哪些人。在回答清楚这些问题之后，以写一份新型玻璃生产建议信的方式，将学生这样的创新想法邮寄给玻璃生产商。即使这样的行为不会得到供应商的答复，但是这样的举动可以激发学生去思考，这对于培养其创造性智力是很有帮助的。
3.3强调动手实践，关注实践性智力的发展
素质教育关注于学生全面能力的发展，而不仅仅是学生学习成绩的提升，这就要求在将成功智力理论运用到小学语文作业设计的过程中，强调动手实践，关注实践性智力的发展。具体来讲，应该积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其一，找到课程内容的实践性内容，要求学生以实践操作的方式去熟悉课本内容，从而使得教学过程更加高效的开展下去；其二，通过实践性教学，使得学生意识到小学语文作业也是富于乐趣的，而不是单调的做作业，由此激发其学习语文课程的积极性，从而营造更加健康的小学语文学习氛围；其三，尽可能的加大对于小学语文实践课程的投入，引导教师学习实践课程教学知识，以保证实践课程与课后作业相互吻合，保证小学语文教学质量的不断提高和进步。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成功智力理论为引导，去实现小学语文作业优化设计，不仅仅是改变当前小学语文作业现状的重要途径，还有利于推动我国小学素质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我们应该针对当前小学语文作业设计中存在的缺陷和不足，积极采取对应的措施进行改善和调整，尤其是以成功智力理论为引导，去实现小学语文作业设计内容的调整，设计方法的改善，设计体系的完善，以保证成功智力理论与小学语文作业设计实现更好的融合。相信随着在此方面实践经验的积累，小学语文教学质量将会得到不断的提高，为推动我国语文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突出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刘维琼. 小学语文家庭作业生活化设计[D]. 天津师范大学 2013
[2] 彭晓霞.小学语文作业的有效设计及实施[D]. 四川师范大学 2013
[3] 陆露.小学家庭作业优化设计研究[D]. 浙江师范大学 2012
[4] 王璇.小学语文家庭作业价值取向研究[D]. 东北师范大学 2010
【关键词】 布依语泰国语对比；平行语料库；在线双语词典；机器翻译
一、应用对比语言学相关理论及发展
对比语言学是对两种或多种语言进行系统比较的学科，旨在描述语言之间的近似与差异。对具体语言和语言结构的对比描写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具体语言及其结构特性。应用对比语言学属于对比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应用对比语言学的目的是将理论对比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应用到外语教学、翻译、词典编纂等相关活动中去，为应用服务，并探讨应用中的一些理论和方法。
语言对比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末，至今也有近百年的历史了，但这个领域是在近几十年内才真正受到重视，产出大量有益的研究成果。四十年代前受到业内肯定的成果有1892年罗曼语文学家格兰德琴特（CharlesH.Grandgent）出版的《德语和英语的语言》；还有1906年法国语音学家帕西（PaulPassy）的《简论欧洲主要语言的比较语音学》；以及1933年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出版的《英语语调与汉语语调初探》。这个时期的对比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语音对比研究方面，而其他领域鲜有涉足。
我国的对比研究起步与发展有三个阶段。首先的起步阶段是以马建忠的《马氏文通》和严复的《英文汉诂》算起，到四十年代末。在这段时间内，不少研究人员都开展了非常有价值的汉外对比研究，主要集中在英汉对比研究领域。第二个阶段集中在1949-1976年这个时期，在这段时间内，中国的对比语言学相关研究走向沉寂，少有成果。第三个阶段是从1977年5月吕叔湘先生发表《通过对比研究语法》开始的。对比语言学开始受到关注和重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如王克菲大型英汉双语平行语料库的建立。潘文国对比语言学的目标，研究范围和新发展进行的探索和研究。二语习得和翻译研究与教学得到长足发展，跨文化交际也有了飞跃式的进步。机器翻译和在线词典的出现使得不同文化之间的合作与交流日益频繁，为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革和发展。
由此可见，应用对比语言学的研究已经成为语言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和研究热点，如何开展有意义的应用对比语言学研究，是摆在相关研究人员面前的重要课题之一。
二、基于信息技术的布依语泰国语应用对比研究的重要性
以计算机多媒体和网络通信为基础的信息技术，已经深入到我们生活、教育、医疗和服务等各个领域，应用对比语言研究也同样面临着巨大的机遇和挑战，基于信息技术的应用对比语言研究不仅是应用对比语言学的新发展，同样也为语言的研究、翻译和教学拓宽了新的研究领域，并产出了大量有价值的成果。这充分说明，基于信息技术的应用对比语言研究是值得深入探索的领域，它必将为应用对比语言研究的发展带来更多的有益的成果，并促进社会和时代的发展与变革。
泰语与中国布依语都同属于汉藏语系侗台语族的台语支，泰国人和布依族他们来源于古越人，虽然双方距离遥远，但在经济文化上至今仍有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而中国布依语现在面临着城镇化和汉语及主流文化的冲击和影响，其生存和发展都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和挑战。如何保护和传承布依语及其文化已经成为相关研究人员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结合信息技术对布依语和泰语进行应用对比研究，不仅会保护布依语及其文化，而且于对比语言学的发展、双语教学以及翻译研究与实践也都有着重大应用价值。
三、基于信息技术的布依语泰国语应用对比研究形式思考
笔者在CNKI上搜索了相关论文，进行整理分析后，总结了以下三种可行的也比较有价值的基于信息技术的布依语泰国语应用对比研究形式。
1、平行语料库建设
在非计算机状态下，语言数据，不仅数据资源少，而且还分散在各种印刷媒体上和非专业化的录像和电影中，这样的数据源对于相关数据需求者来说，使用很不方便，查找，摘抄一个信息往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也不容易保管。而有了信息技g的支持，网络上搜寻相关数据，已经是非常方便快捷，也易于储存。但仍然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没有进行系统的管理，对于数据的初步整理分类都成为了相关数据需求者的难题。而语料库，即经科学取样和加工的大规模电子文本库，就恰恰解决了这个问题，因为语料库可以借助计算机分析软件，对语料库中的海量数据进行提取分析。
而双语平行语料库更是语料库突破性的发展，它是一种重要的语言资源，统计机器翻译系统可以借此研制翻译统计模型，基于实例的机器翻译系统和各类计算机辅助翻译系统能够以此作为翻译记忆库，翻译人员也能从中观察和选取鲜活的语言与翻译实例，与当前单语语料库的建造动辄上亿词的庞大库容相比，这类资源研制的数量要少得多。
平行语料库的研制历史并不长，从世界上第一个初步的平行语料库加拿大议会会议录英法平行语料库（TheCanadianHansardCorpus）建成到目前也只有20年左右。但是因为平行语料库在语言对比研究，翻译研究，翻译教学，双语词典编纂等领域都具有巨大的潜在应用价值，因而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迅速发展。克姆尼茨英-德翻译语料库（ChemnitzE-GTranslationCorpus）、德-英文学文本平行语料库（GEPCOLT）、英语-挪威语平行语料库（ENPC）、英语-意大利语双向平行语料库（CEXI）、葡-英双向平行语料库（Compara）相继建成。国内平行语料库的研究起步较晚，但也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研究中心王克非主持和研制的北外“通用汉英对应语料库”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双语平行语料库，目前容量为3000万字词，并在进一步建设中。
布依语泰国语平行语料库的建设，是布依语泰国语应用对比研究最有价值的呈现形式：第一，促进对比语言学的发展。建立一个双语平行语料库，不仅能为后续的语言对比研究提供最可靠的数据源，而且其还是应用对比研究最有价值和开发潜力的实践成果之一。第二，布依语及其文化的最原生态的记录。第三，为双语词典编纂和机器翻译提供可靠数据源。
2、在线双语词典的编纂
双语词典使用领域非常广泛，例如机器翻译、交叉语言信息提取等，对语言的学习和教学也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双语词典既能够进行语言翻译，还可以帮助使用者进行文化交流。传统双语词典编纂都是通过人工完成的。这种词典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下应运而生的，能够满足当时的社会发展需要。但是自从第一台计算机问世至今，计算机科学与通信技术日新月异，更新速度快，数据信息存储大的在线，查询便捷，成本低的在线词典已经成为了新时代的宠儿。
建立布依语泰国语在线双语词典主要的问题在于，网络上布依语的语料数据量和泰国语的语料数据量肯定是不能匹配的，布依语作为一种地区性的民族语言，在汉语及其文化的影响下，以及城镇化的发展破坏了原来布依语使用的原生态母语环境，使得布依语的使用人群开始出现了严重的老龄化倾向，年轻人在生活中主要使用汉语作为日常生活中的社会交际语言。因而在网络上布依语的语料会相对泰国语的语料来说会少很多。所以，研制布依语泰国语在线双语词典可以有两个解决途径。第一，加大网络布依语料的上传。这个可以通过政府相关政策支持，建立一些布依语汉语双语网页，或者布依语英语双语网页，对布依族的生活文化教育风俗等方面进行文章的撰写和配图、配音，相关视频制作等。然后建立一个基于网络语料库的布依语泰国语在线双语词典。第二，可以先建立起布依语泰语双语平行语料库，然后研制一个基于这个平行语料库的布依语泰语在线双语词典，这种在线双语词典会促进布依语网络上语料的增加，当网络中的布依语语料自然累积到足够数量时再建一个基于网络语料库的在线双语词典。
辞书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的集中体现。双语词典是辞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线双语词典的出版有助于推广民族语言和文化，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对我国的经济建设、科技发展、文化繁荣等都具有很强的实用价值。
3、双语机器翻译系统的开发
自然语言理解，是研究如何利用计算机来理解和生成自然语言的理论和方法。用以完成这一过程的软件叫做机器翻译系统。而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成为文化交流过程中的关键所在。面对海量的语言信息，人工翻译已经远远无法满足需要，因此能够实现自动化的自然语言翻译的机器翻译技术在过去十几年中一直是人工智能研究领域的热点。随着经济全球化及互联网的飞速发展，机器翻译技术在促进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等方面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机器翻译的研究起源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20世纪30年代初，法国科学家G.B.阿尔楚尼开始了用机器来进行翻译的理论探索。随后不久，信息论的先驱、美国科学家W.Weaver和英国工程师A.D.Booth在讨论电子计算机的应用范围时，于1947年论述了基于计算机的语言自动翻译。1949年，W.Weaver发表《翻译备忘录》，正式提出机器翻译理论。但由于1966年ALPAC委员会对机器翻译的译文质量进行调查后，否定了机器翻译的应用价值，机器翻译研究因此长期停滞不前。最近的二十年，随着语言学理论的发展、计算机科学和通信技术的不断完善，翻译理论和研究的进步，人们对机器翻译也有了更加准确的认识，机器翻译在此背景下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全自动高质量的机器翻译系统仍未出现，其原因在于语言知识的复杂性和人类认识语言规律的有限性。
尽管如此，相关研究仍然在强烈的需求下应运而生，不断发展。笔者认为对布依语泰语双语机器翻译系统的开发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它们在发音、词汇、语法甚至文化方面都十分近似，所以，对这两种语言进行机器翻译的效果应该会大大胜过以往民族文化不同源，发音，语法文化差异大的两种语言的机器翻译效果。那么双语机器翻译的最有效的应用领域也许会找到答案。
四、结语
布依语是区域性民族语言，目前处于濒危的困境。而与之同源的泰语却在东盟经济圈的建立背景下，越来越受到中国学习者的青睐。布依语和泰语有许多相同和相似之处。本文探究了在应用对比语言学的理论框架下如何在实践中去有价值地描述和呈现这两种语言的相似和差异的三种途径，以期在丰富和发展应用对比语言学的理论和实践的同时，能为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和传承贡献应有的力量与价值。
【参考文献】
[1] 潘文国.对比语言学的新发展[J].中国外语，2006（6）14-19.
[2] 林雯.对比语言学在英语教育中的应用[J].鸡西大学学报，2014（3）83-84.
[3] 潘文国.汉英对比研究一百年[J].世界汉语教学，2002（1）60-86.
[4] 伍文义.布依语与泰国语的语音比较研究[J].贵州民族研究，1999（1）164-172.
[5] 龙海燕，蔡吉燕.布依语的使用现状及其结构特征――以贵阳市花溪区养牛村布依语为例[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1）13-17.
[6] 何高大，刘凡.信息技术与语言实验室的发展[J].中国教育技术装备，2006（5）1-5.
[7] 王克非.中国英汉平行语料库的设计与研制[J].中国外语，2012（6）23-27.
[8] 黄立波，朱志瑜.国内英汉双语平行语料库建构与研究现状及展望[J].代外语研究，2013（1）45-49.
[9] 肖忠华，戴光荣.语料库在语言教学中的应用――中国英语学习者被动句式习得个案研究[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4）189-200.
[10] 韩军.基于万维网资源的双语词典的构造和查询处理技术研究[D].北京：清华大学，2014.
[11] 孙娜.耗散结构理论视域下的双语词典出版研究[D].四川：西南交通大学，2014.
[12] 王博.机器翻译系统的自动评价及诊断方法研究[D].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2010.
[13] 关晓薇.基于语义语言的机器翻译系统中若干关键问题研究[D].山东：大连理工大学，2009.
[14] 郭永辉.英汉机器翻译系统关键技术研究[D].河南：信息工程大学，2006.
【关键词】哈尔科夫语言学派、社会心理语言学、波铁布尼亚
【中图分类号】J9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3036（2016）02-0043-03
引言
18世纪欧洲语言学兴起了新的研究方向，即历史比较学，它以历史比较法为基础，研究语言的亲属关系。历史比较语言学是历史语言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现代语言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是语言学走上独立发展道路的标志。欧洲一大批学者，如拉斯克、博普、格林，新语法学派的很多学者都为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提出了系统的理论原则和研究方法。在俄罗斯也有一批语言学家加入到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的行列中。1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语言学界，在洪堡特语言思想的影响下，产生了新的语言学派，即哈尔科夫语言学派（Харьковская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аяшкола），又被称为俄罗斯社会心理学派(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психологизм)。该学派产生于哈尔科夫大学（全名卡拉津哈尔科夫国立大学Харьковскийнациональныйуниверситетим.Каразина）。哈尔科夫大学是东欧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学校于1805年1月29日开始正式招生，它是当时小俄罗斯和当今乌克兰境内最早建立的大学，也是俄罗斯沙皇敕造的五所大学之一。很多世界知名的学者都出自这所综合大学，如生物学家埃黎耶•埃黎赫•梅契尼可夫，物理学家列夫•达维多维奇•朗道，化学家巴捷多夫•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历史学家科斯多玛洛夫•尼古拉•依万诺维奇等等，还有就是语言学家波铁布尼亚•亚历山大•奥巴纳索维基。后者为乌克兰、俄罗斯语言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哈尔科夫语言学学派取得的最大成就与其密切相关。哈尔科夫语言学学派的学者以文化和民族历史为背景研究语言，研究语言的起源与发展。主要分析东斯拉夫语族各语言的语音、语法特征，搜集大量的民间文学作品，作为语料进行描写。哈尔科夫学派的主要代表有斯列兹涅夫斯基И.И.Срезневский、拉夫罗夫斯基П.А.Лавровский、波铁布尼亚А.А.Потебня、奥夫相尼科-库利科夫斯基Д.Н.Овсянико-Куликовский等著名俄国语言学家。哈尔科夫学派学术理念每个阶段的发展体现在以上几位语言学家的研究探索中。本文笔者将哈尔科夫学派的发展概括为三个阶段：前期———斯列兹涅夫斯基和拉夫罗夫斯基的学术思想；中期———波铁布尼亚的语言学思想；后期———奥夫相尼科-库利科夫斯基等学术思想。哈尔科夫学派的形成的基础是斯列兹涅夫斯基及其学生拉夫罗夫斯基在语言学领域的成就。
1.前期———斯列兹涅夫斯基和拉夫罗夫斯基的语言学思想
斯列兹涅夫斯基作为斯拉夫语言学奠基者之一，在俄国语言学界有着特殊的地位。“斯列兹涅夫斯基的名字被列在沃斯托科夫、布斯拉耶夫、卫谢罗夫斯基、沙赫马托夫等俄国最优秀的学者之中。这些学者为民族语言学开辟了新的视野”[1]19世纪30年代正是改革时期，无论是学术领域还是社会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斯列兹涅夫斯基周游斯拉夫国家，学习斯拉夫各语言，记录了大量的民间传说，期间在葆朴的带领下研究梵语，为发展斯拉夫学搜集了大量的语言事实。斯列兹涅夫斯基延续了沃斯托科夫的学术观点，他称赞当代俄国语言学家在词典编纂方面做出的努力。他认为俄语语言学作为一门学科源于民族，它研究的对象不应该是脱离现实的逻辑或者哲学问题，而应该研究具体的语言学问题：通过语言揭示民族精神、历史、文化。在“关于俄语历史的思考”（《Мыслиобисториирусскогоязыка》）著作中斯列兹涅夫斯基提到：“民族的精神越强大、人民对知识和教育越是渴望，学术中民族的分量就越大。语言是一个民族最准确、最深度的映射。民族和语言是不可分割的。”[2]斯列兹涅夫斯基在该书中研究了民族语言与书面语言的关系与区别，他指出“俄语的研究在历史上与同族方言及亲属语言是不可分离的。”[3]斯列兹涅夫斯基最大的成就，沙赫马托夫认为，则是他把俄语引入到斯拉夫语的历史比较法的研究中。“从而奠定了俄语历史语法的基础”[4]斯列兹涅夫斯基在词典编纂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在他诸多的著作中最有影响力是“古代俄语文字与语言著作-当代概述”（《Древниепамятникирусскогописьмаиязыка(Х-ХШвв.).Общееповременноеобозрение》）。他搜集了大量的古俄语词汇作为语料，编写了古代俄语书面语体词典，毕生都在编写古教会斯拉夫语及古俄语的词典。斯列兹涅夫斯基为俄国熟语学的建设与发展也做出巨大的贡献。拉夫罗夫斯基继承了老师-斯列兹涅夫斯基的学术思想，进一步发展了斯拉夫语言学。在哈尔科夫大学任教期间创造了大量的作品，“济利禄与梅笃丢斯”“КириллиМефодий”、“有关俄语全原音音组”“Орусскомполногласии”等，创立了斯拉夫语文学派。波铁布尼亚在老师的影响下，对斯拉夫语言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2.中期———波铁布尼亚的语言学思想
哈尔科夫学派诸多学者中影响最为显著的是波铁布尼亚。波铁布尼亚是现代俄语语义学的奠基人之一，也是俄罗斯语言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波铁布尼亚的研究是一种综合研究，把哲学、语言学、心理学、民族学、民俗学、文学等有机地糅合在一起，形成了独特的语言研究风格，即语言哲学观、历史-哲学观和心理语言观在哲学高度上实现完美统一。[5]波铁布尼亚掌握包括俄语、乌克兰语在内的多门语言，他的学术研究范围非常广泛，涉及的问题有：语言与思维的关系、语言的起源、普通语言学、词源学、语义学、语音学、斯拉夫方言学、历史比较语法、民间文学、文艺学理论和民族学理论等。在语言学理论方面，波铁布尼亚接受并发展了洪堡特和施坦塔尔的某些见解，奠定了俄语语言学研究中心理学倾向的基础。波铁布尼亚在语言学领域主要研究问题有：语言的概念和本质、词的内在形式和内容、语言与思维的关系。波铁布尼亚接受“语言产生的声喻论”，即洪堡特和施坦塔尔后进一步深化该理论。最早洪堡特在著作中提出“关于人类语言构造的不同以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波铁布尼亚在这一问题上做出了大量的研究。“他认为，诗歌创作才是语言的发展源泉。这种假设符合十九世纪末的标准语的发展特征，文艺作品成为一种最大众化、最有影响力的标准语言”[6]文学创作为语言中带来的创新，一部分进入通用语言，也就成为言语中非创造性生产的组成部分。维诺格拉多夫把波铁布尼亚的文艺论界定为主观唯心主义。但对于所处年代，波铁布尼亚的理论从公民目的的角度来说是先进的。他的理论对俄语教学有着很大的影响，乃至至今俄罗斯、乌克兰等前苏联加盟国的语文学教育体系都包含文学与语言学。波铁布尼亚认为，语言是人的一种最初始的创造潜能，是一种活动，在这种活动的过程中发生不断的语言更新。“语言并不是传达思想的途径，而是创造思想的方法。”[7]他认为，语言具有民族性，不同民族的语言有截然不同的特点。“词只有出自他人的口中才能被理解，语言是共同努力的产物，社会先于语言的产生。”[8]“波铁布尼亚看到洪堡特语言研究范围的恢弘庞大而不容易深入的弱点，因而在洪堡特研究的框架中，他缩小语言研究的范围，结合民族历史文化，以自己熟悉的斯拉夫语族语言为语料，找到语言研究的最好切入点-词”[9]波铁布尼亚提出的核心概念是词的内部形式。“词的内部形式是思想内容与思维的关系，它展示了人的思想呈现。”[10]这也说明了语言中词的同义及多义现象。他强调，词只能有一个意义，也就是呈现在具体言语行为中的意义。词体现的不是全部思想，词有两个内容：主观内容和客观内容。“前者是词的最近的词源，并总包含仅仅一个特征，即词的近义，后者是最远的，并能够包含许多特征，即词的远义。”较为突出的还有他有关语法的研究。维诺格拉多夫称“波铁布尼亚正是在这方面体现出真正的创新精神”。[11]对于波铁布尼亚来说，语法范畴就是思维的基本范畴。语法范畴的空间交接则是句子。句子的结构等同于所表达思想的结构。所以波铁布尼亚认为，句子类型的进化代表着思维的历史规范。哈尔科夫学派最突出的成就在于语言学与历史、文化、心理学的结合。这一观点充分的体现在波铁布尼亚的语言哲学中。他强调，除语言范畴和思维之外，主导意义的范畴就是“民族”、“民族性”。人民(民族)是语言的创造者。语言是“民族精神”的产物。与此同时正是语言决定了一个民族的特质。他认为，语言创作的初始类型和所创造的语言类型注定了以后的语言创作。语言的质量决定了民族的世界观，也就是说，语言决定了民族的生活方式、思维的类型与习惯。波铁布尼亚所提出的“语言与民族”问题在哈尔科夫学派其他学者的研究中得以延续，如奥夫相尼科-库利科夫斯基，库德里亚夫斯基，特鲁别兹基等。
3.后期———奥夫相尼科-库利科夫斯基的语言学思想
关键词： 爱德华·萨丕尔 布龙菲尔德 《语言论》 语言学观点
1.引言
爱德华·萨丕尔的《语言论》是美国观念主义语言学的代表作，该书基本上是建立在意大利唯心主义哲学克罗齐的《心灵哲学》基础之上的。该书系统地讨论了语言学对象、语言成分、语音、语法程序、语法概念、语言的结构类型及语言的发展等问题。他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一种文化现象，“语言是一种文化功能，不是一种生物遗传功能”，他还注意到语言对其使用者的思维和行为产生的影响。
布龙菲尔德的《语言论》是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奠基之作，研究重点在于方法论，其理论思想深受机械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影响。布龙菲尔德继承索绪尔的结构主义思想，又深受行为主义思想的影响，力图将心灵主义的影响排除在语言学研究范围之外，在这一方面他与萨丕尔的观点对立。他认为语言行为的产生是由一系列的外界刺激所引发的，“内心的形象、感觉和类似的东西只不过是人体各种活动的一般通行的术语”（费俊慧：2008）。本文对萨丕尔与布龙菲尔德的《语言论》里的重点观点进行对比陈述，呈现二人对同一语言现象不同的研究视角。
2.语言性质的比较
萨丕尔在《语言论》中探讨了什么是语言这一问题，他认为不是一种“人类遗传的生物功能”，它需要一定的社会环境，然后语言才能产生，所以说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一种“非本能性的、获得的、‘文化的’功能”。感叹词和象声词带着发出者想要传达的意思，并经过发出者大脑的处理，是想象力发挥的成果，特别是感叹词，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感叹词表达同一种情绪，这是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造成的，更说明语言受社会文化的影响。萨丕尔认为声音发出的过程，听者听到的过程，脑海中产生的印象等都可成为“经验成分”，但当所有经验成分都联合在一起，才能成为语言。
布龙菲尔德在《语言论》中，并没有对语言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他讨论了多种语言起源论，认为语言行为的产生是在外界一系列的刺激下形成的，并使听话者产生一定的反应。语言不具有生物学的遗传性，在一个言语社团里，一个初生婴儿学说什么语言，是由出生环境决定的。布龙菲尔德继承索绪尔的思想，将语言与言语分开来，区分语言的共时和历时状态。他把语言共时系统的描写放在语言研究的首要地位，也被认为是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突出特点。
3.语音系统的比较
萨丕尔发展了音位理论，根据语音的分布模式分析语音，是形态音位概念最早提出者之一。他还指出同一个音在不同的单词中发音依然有区别不仅是因为受邻近字母发音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还受到心理因素的影响。在《语言论》里，萨丕尔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关于语音模式或语音系统的格局的概念。他认为在表面的语音系统背后，“还有一个更有限制的、‘内部的’或‘理想的’系统”，表面系统的音可以发生变化，内部的模式却不变，“甚至在它的语音内容久已改变了之后，它还能作为一个格局坚持下去，包括语音成分的数目、关系和作用”。萨丕尔同时意识到这种格局不是不能变的，只是它的变化远不如语音本身变化得快。萨丕尔的看法大致就是现在音位学的看法，“音位是说话人自己下意识地感觉到的‘精神的’音位”。
布龙菲尔德进一步区分了语音学和音位学的概念，语音学研究的是声音如何发生和听者如何接受的声音即生理上的语音学和物理上的语音学，将意义的探究排除在外。语音有区别性特征和非区别性特征的差异，区别性特征对于交际是必要的，因为它与一部分意义相连，能与其他词分开。针对这一问题，布龙菲尔德列举了“man”这个例子：在英语中，无论用什么声调读“man”，它都表示“男人”的意思；在汉语中用不同的声调读“man”，就会产生不同的言语形式，表达不同的意义，那么这些不同的声调就成为“man”这个语音的区别性特征，这同时说明某种语言的区别性特征，在另一种语言中就可能成为非区别性的。当语音研究与意义联系在一起，就成了音位学或实用语音学。布龙菲尔德以“pin”这个词进行测试，得出该词全部区别性特征就是三个不可分的最小单位即音位，它是区分意义的最小单位。他根据发音部位和发音器官的不同区别了不同的音位类型，由此可以看出，作者对语音系统的描述深受行为主义和机械主义思想的影响。
4.对“词”理解的比较
萨丕尔认为，所谓的语言的成分大概来说就是指词，语言真正有意义的成分就是词，或是词的有意义的部分，或是词组。词可以分成表示基本概念或主体概念的“根本成分”A和表示附加意义的（b）（表示时间、人称和数的变化），所以词可以用A+（b）来表示，当然词根和附加成分有其他不同形式的改变。萨丕尔还对语言成分进行了划分：词根、语法成分、词和句子。他认为语言成分不仅具有区别的功能，还具有指示的功能，“根本成分或语法成分和句子是语言的主要的基本功能单位，前者是抽象的最小单位，后者是一个统一的思想的叫人感到美满的体现”。萨丕尔同时看到，词尤其像感叹词还带有个人情绪色彩，“在心理上存在”，但他认为这些个人色彩不那么重要。
布龙菲尔德指出，一个音位、一个单词甚至一个句子都是语言形式。他还对对语言的形式进行了划分：自由形式和粘着形式、复合形式和简单形式。不能独立使用的叫粘附形式，如Jonny和Billy中的-y，playing和singing中的-ing；能够单独使用的叫自由形式，如John、Bill和sing等。有些语言形式与另一些语言形式在语音和语义上部分相同，这叫复合形式。复合形式有组成成分构成。只出现在个别复合形式中的组成成分叫独特组成成分，例如cranberry中的cran-。复合形式皆由词素组成，如PoorJohnranaway中有五个词素：poor、john、ran、a-、-way，这叫最终成分。他提出了“直接成分”概念，主张把复合形式切分成直接成分。简单形式又称为语素，比如bird、play、-ing等，都称为语素。布龙菲尔德认为语素可以用语音描写，但它的意义（义素）却不能在语言学范围内分析，因为它们是用来任意标示现实世界的某个特征的信号的，信号可以分析，但它标示的事物却无法分析。语素是由音位或音位的组合构成的，而全部语素就构成一种语言的词汇。
5.哲学基础和研究重点的对比
萨丕尔的理论思想深受意大利唯心主义哲学家、新黑格尔学派的克罗齐的《心灵哲学》的影响，他从人类学的角度看待语言，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一种文化现象”。例如萨丕尔认为音位系统是语言的“理想系统”，属于说话人的“直感”知识，在语音的音位学说中，他属于“心理派”。他的研究重点是所谓人类语言学或人种语言学，也就是结合操作这种语言的民族（一般是土著民族）的民俗、文化、社会心理等研究语言，或者通过语言研究这些民族的文化（广义的文化），他是美国人类语言学或文化语言学的奠基人。布龙菲尔德主要是为研究语言而研究语言，从语言本身出发，确立了语言结构的描写原则和严格的描写方法。布龙菲尔德深受索绪尔的影响，他的许多语言学理论都是在索绪尔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创新的。他称自己为机械主义者，受当时盛行的行为主义的影响，力图将心灵主义的影响排除在语言学研究范围之外。他的研究重点在方法论方面，用刺激——反映论解释语言的产生和理解过程，并提出一个著名的公式：Sr……sR。S指外部实际刺激，r指语言的代替性反应，s指语言的代替性刺激，R指外部的实际反应。布龙菲尔德的《语言论》对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形成、发展有重要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
6.结语
萨丕尔和布龙菲尔德作为两位伟大的语言学家，至今他们的语言学理论和观点被世界范围内的语言学界的学者广泛借鉴、运用和发展。虽说二人都著有《语言论》，但他们属于不同的语言学研究流派，其独特的见解和独创的语言学观点，对推动世界语言学的发展有不可估量的作用。通过对比二人对同一语言现象的观点和见解，可以帮助扩展语言学者的研究视角，有助于语言学者从不同的研究领域或研究学科看待语言学的研究，而萨丕尔和布龙菲尔德的《语言论》给这样的语言研究提供了极其有益的借鉴。
参考文献：
[1]布龙菲尔德著.袁家骅，赵世开，甘世福译.语言论（Language）[M].北京：商务印书馆，1914.
[2]费俊慧.萨丕尔与布龙菲尔德的《语言论》之比较[J].《科教文汇》，2008，7：241.
[3]辜向东.布龙菲尔德的《语言论》——一部划时代的作品[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3，19（2）：119-122.
[4]李力.布龙菲尔德与萨丕尔论语言的及物性[J].《外国语》，2002，2：36-40.
[5]刘润清.西方语言学流派[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
一、引言
Chomsky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提出了空语类，与之相关的是空语类所属的控制理论，与Chomsky提出原则与参数理论中其他的次原则系统研究相比，控制理论还需发展。其中相关学者对控制理论中空代词PRO的研究也做出了不少努力，而PRO的分布特点已经明晰，这一特点在相关文献中被称为“PRO定理”（PRO Theorem），即PRO和显性名词短语在句中呈互补分布。这一定理是根据格理论而得来，显性名词短语在句中出现必须具备格，而PRO没有格，不受格限制，所以PRO和显性名词短语在句中呈现互补分布。关于PRO分布特点，相关学者多从格理论出发对其进行研究，而本文拟从词汇角度对PRO的分布进行探究，因控制动词可分为主语控制语动词和宾语控制语动词，本文尝试从这两类动词对PRO分布的例外情况进行阐释。
二、关于控制理论的研究
关于控制理论，温宾利（2002）给出较为简单的定义：“在生成语法中，关于PRO的理论称为控制理论（control theory）”，徐烈炯（2009）则说，“研究控制的理论称为控制理论（control theory）”。国内外不少学者对控制动词进行了研究，南潮（2009）认为，“提升和控制动词属于两类不同性质的动词。语义上，提升主语不是该动词的题元，控制语则为动词的题元，受控语与分句谓词有论旨关系”；许洪巧（2008）认为，“提升动词与控制动词的区别是：1.题元角色指派差；2.非限定性不定式补语分句的被动语态的差；3.主语的语义选择的差；4.虚义主语使用差”。Culicover和Jackendoff（2006）认为，“1.控制动词可分为多种，一些可以表示处所性，另外一些则不能；2.不管处所性是否存在以及什么是控制语，都可从语义角度解释，特别是可从题元角色解释；3.控制动词的句法实现取决于满足题元条件的概念结构和约束理论之间的关系；4.控制动词应该从语义角度出发进行研究，而非从句法角度”。Polinsky和Potsdam（2006）向我们展示了不同类型的控制动词和提升动词，并从句法角度论证这些动词存在的合理性。他们认为“从实证角度讲，控制复写动词这一类型在多种语言中存在，并且超出任何人的想象”。Aldgidge（2010）利用控制移位分析的理论为我们解释了古汉语中“莫”的黏着爬升现象；Dubinsky和Hamano（2010）认为日语中句法的强制控制是由TP出现而形成的阻碍造成。
关于“控制”的概念，吴刚（2006）认为，“所谓控制，指的是PRO与某些名词词组之间存在共指关系，这些名词词组是PRO的先行语，被称为控制语（controller）”。我们先看一个例子，“John i has not described whether [IP PRO i to study Mandarin]。这个例子中，PRO需要依赖句子中的名词短语‘John’确定指称意义。这种依赖关系被称为控制（control）；‘John’控制PRO，PRO受‘John’的控制；‘John’是PRO的先行语，也叫控制语（controller）”（温宾利，2002：168）。此外，徐烈炯也对控制理论做出了定义：“先行语与PRO之间的关系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约束理论。这种关系称为控制（control）关系，PRO的先行语称为控制语或控制成分（controller）”。根据以上我国学者对控制理论给出的定义，本文可以归纳出：PRO与先行语或某些名词词组存在的关系并非依赖关系或约束关系，而是控制关系或共指关系。那么，PRO与名词词组之间就存在控制关系，研究PRO的相关理论就是控制理论。
从以上关于控制理论中我们可以发现，控制理论主要是研究关于PRO的理论。什么是PRO呢？Chomsky根据[+/- Anaphor]（照应性）和[+/- Pronominal]（代名性）两套特征来进行分类，据此空语类分为了四类：NP语迹[+A，-P]、pro[-A，+P]、变项[-A，-P]、PRO[+A，+P]。其中我们可以得知PRO具有照应性和代名性。“具有[+A，+P]特征的名词短语在管辖范围内必须既受约束又不受约束；而这是不可想象的”（温宾利，2002：166）。空语类是在句法、语义表达式中存在，而在音系表达式中没有音系矩阵的成分（徐烈炯，1988）。也就是说，空语类是具有句法和语义作用，但没有语音形式的语言成分。虽然在语音形式上没有体现，但它也是一种语言符号，具有相应的语法和语义功能。
三、关于PRO的研究
（一）PRO的控制语
到目前为止，PRO的控制语还不容易确定，这里有词汇、语义和语用等因素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很难梳理清楚。近年来，这一难题引起了不少语言学家的注意。本文将从词汇因素角度对PRO的控制语进行阐释。
PRO有时有任指的意义，有时则依赖控制语才能得到解释。我们先来看几个例子：
（1）John i was asked [PRO i to leave].
（2）John i was asked [how PRO to leave].
从上面的例子中，我们不难发现当包含PRO的句子S（sentence）中C（complementizer）位置空着的时候，PRO受句定成分的控制，例（1）的PRO就受到先行语“John”控制；当C位置由“wh”词语占据着的时候，PRO不受特定成分控制，这时PRO为泛指（arbitrary reference）的代词，例（2）中PRO不占据C位置，而是由“wh”词语“how”占据，这样，PRO就不受控制，从而成为泛指的代词。例（1）中的PRO受先行语“John”的控制，并且必须受到“John”的控制，这种情况被称为强制控制（obligatory control）。例（2）中，PRO不受先行语“John”的控制，成为泛指的代词，PRO在例（2）中的情况受到的控制就是非强制控制。
在不断地深入研究后，Chomsky发现对确定PRO控制语的方法还有另外两种：
第一，用[+/-CONTROL]（控制）特征给动词分类。Chomsky根据[+/-CONTROL]（控制）特征对动词进行了划分，具有[+CONTROL]（控制）特征的动词要求其宾语从句中的主语用PRO，而具有[-CONTROL]（控制）特征的动词的宾语从句中主语不能用PRO。例如：
（3）John tried [PRO to leave]
（4）*John said [PRO to leave]
“try”是具有[+CONTROL]（控制）特征的动词，“say”是不具有[- CONTROL]（控制）特征的动词，因此，例（4）中的从句主语不能用PRO。这种分类就是词汇分类，不是句法分类。Chomsky认为某个动词属于哪一类都是由词库规定的，并无句法规律可循（徐烈炯，2009：279）。
第二，对具有[+CONTROL]特征的动词进行更进一步得划分，而划分的标准或依据是动词是否具有[+/-SUBJECT CONTROL]特征：具有[+SUBJECT CONTROL]（[+SC]）的控制动词称为主语控制动词（subject control verb）；具有[-SUBJECT CONTROL]（[-SC]）的控制动词称为宾语控制动词（object control verb）。例如英语中的“promise、try、decide”等动词是典型的主语控制动词；而“persuade、tell、force”等是典型的宾语控制动词。例如：
（5）John i promised Mary [PRO i to go early].
（6）John forced Mary i [PRO i to go early].
（二）控制动词对PRO分布的影响
根据以上对控制理论、空语类、控制动词的介绍和说明，本文认为对PRO的分布应从词汇角度出发，并可根据动词的控制特性进行论证。
温宾利（2002）用例子向我们论证了PRO的分布规律为：PRO和显性名词短语呈互补分布，PRO的分布只局限于非时态分句的主语位置。之后向我们介绍了PRO定理：PRO不得受到管辖。并且介绍了“PRO定理说明了PRO在句中的允准条件：即PRO只能在不受管辖的位置上出现”。此后，为了说明PRO和显性名词短语呈互补性分布有例外情况，采用了下面的例子：
（7）John wants Mary to win.
（8）John wants PRO to win.
例（7）是个例外授格结构，不定式“to win”的主语“Mary”受主句动词“wants”的管辖，并得到例外授格。在例（8）中，PRO同样是不定式分句“to win”的主语，也应该受到“wants”的管辖并得到授格。这是否意味着PRO与显性名词短语呈互补性分布这一结论站不住脚？我们无法“PRO与显性名词短语呈互补分布”这一结论。我们要做的是看能否对例句提出合理的解释。一种观点是，动词“want”在例（7）～（8）中选择不同的成分作补语，也就是说，两个句子中动词后的成分具有不同的结构。在例（7）中，“want”选择IP作补语，其结构如例（9）所示。由于IP2的中心语I2不能给其主语授格，IP2构不成管辖障碍，主句动词“want”便“越界”给[Spec，IP2]位置上的名词短语“Mary”授格。
在例（8）中，“want”选择的不是IP，而是CP；其结构如例（10）。例（10）中，“want”不能随心所欲地管辖IP2的标志语。这是因为中间的CP形成了管辖障碍：按照管辖的定义，管辖语和被管辖的节点之间不能有最大投射。所以，纵使IP2不能构成障碍，其标志语位置上的成分也不能从主句动词处得到授格。
因此，在例（7）～（8）中，名词短语“Mary”和PRO仍然呈互补分布：在例（7）中的[Spec，IP2]位置上只能使用显性名词短语，在例（8）的[Spec，IP2]位置上只能使用PRO。例如：
（9）John wants [IP Mary to win].
（10）John wants [CP PRO to win].
对于具有相同结构的两个例子为何有不同的结构图，并说明PRO和显性名词短语呈互补分布是有例外情况的。但从例（9）～（10）中我们可以看出，两个结构图之所以存在差异，是因为例（10）中加入了一个CP，进而导致“want”不能对PRO授格，从而使PRO和显性名词短语呈互补分布。这种解释存在漏洞，为什么例（10）中可以加入CP，而在（9）中的同样位置不能加入CP呢？如果例（9）中也加入CP，就会导致“want”不能对“Mary”授格，从而使PRO可以出现在这个位置，而“Mary”不能出现在这个位置。这样，PRO还是不能和显性名词短语呈互补分布。
对于这种情况，我们认为可以从控制动词的角度对此例进行解释，从而说明PRO和显性名词短语互补分布也有例外情况。从上文可以得知，Chomsky把控制类动词分为了主语控制动词和宾语控制动词。其中主语控制动词是具有[+SC]特征的动词，诸如“promise、try、decide”等；宾语控制动词是具有[-SC]特征的动词，诸如“persuade、tell、force、want”等。让我们再回顾下面两个例子：
（7）John wants Mary to win.
（8）John wants PRO to win.
两个句子的结构基本上一致，例（7）中使用了“Mary”，而例（8）中使用了PRO。两个例子是为了说明能使用显性名词短语的位置，就不能使用PRO。温宾利（2002）是从格理论的角度对此进行了阐释，但增加CP这一方法的说服力不足以证明PRO和显性名词短语呈互补分布存在例外情况。句子中使用的动词为“want”，是具有[-SC]特征的动词，因此“want”在句中是对宾语进行控制的动词。句中“want”对宾语进行控制，所以例（8）的结构图可以为“John i wants [PRO i to win]”，这里的PRO可以指“John”，也可以指任何人。同理，例（7）的结构图也为“John i wants [Mary to win]”，这里是指“Mary”要去赢。这里的“want”是宾语控制语动词，那么主语控制语动词可否这样使用呢？先看下面的例子：
（11）John i promised Mary [PRO i to win]
（12）John i promised [PRO i to win]
从以上两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在作为主语控制语动词的“promise”作谓语的句中，显性名词短语和PRO也是不可互补出现的。
那么，是不是所有的动词都可以证明PRO和显性名词短语不是互补出现的呢？上文我们已经提到过了，有些动词是不具备[+CONTROL]特征的。例如动词“say、arrive、leave”等：
（13）*John said [ PRO to leave]
这样的动词后是不能用PRO的，所以是不存在和显性名词呈互补性分布的。
主语控制动词和宾语控制动词都属于控制动词，而像“say”此类[-CONTROL]特征的动词为非控制动词。根据以上对例句的分析，我们从控制类动词的角度对PRO和显性名词短语呈互补分布存在例外情况进行了论证，同时从本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具备[+CONTROL]特征的动词对“PRO和显性名词短语呈互补分布”这一结论有所挑战。
温宾利（2002）从格理论角度对PRO分布进行了解释说明，此举还有待商榷，本文从词汇特征对PRO的分布进行了阐释。但是，词汇特征对PRO的分布还存在局限性：只适用于PRO所在的分句作动词补语时的情况。带PRO的分句在句中作附加语时PRO也受到强制控制，这种情况显然与主句动词的特征无关。如下列例子为“arrive、leave”不具备[+C]特征，然而句中的PRO必须以主句主语为先行语。带PRO的分句在主句中作主语时PRO的控制就更不能用动词的特征进行解释了。
（14）John arrived [PRO pleased with himself/ * oneself].
（15）John left the band [ PRO to start working on his/ * one's own].
四、结语
本文运用控制理论相关研究的最新成果，指出控制理论就是PRO与先行语或某些名词词组的存在并非依赖关系或约束关系，而是控制关系或共指关系。PRO与名词词组之间存在控制关系，研究PRO的相关理论就是控制理论。而本文认为，PRO的分布除了可以从格理论的角度出发，亦可从词汇角度对PRO的分布特点进行探究，认为控制动词是必须具有[+CONTROL]特征的动词，并根据[+/-SUBJECT CONTROL]特征对控制动词进行细分。基于此，本文从控制动词的角度对PRO和显性名词短语呈互补性分布存在例外的情况进行了阐释，认为具备[+CONTROL]特征的动词对“PRO和显性名词短语呈互补分布”这一结论提出挑战。但只当PRO所在的分句作动词补语时，词汇特征才适用此情况。由此可见，词汇特征对PRO的分布还存在局限性。通过探究，本文发现PRO的分布还受到词汇特征的影响，希望这一发现能够丰富空语类PRO的研究，促进空语类和控制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参考文献：
[1]温宾利.当代句法学导论[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2.
[2]徐烈炯.生成语法理论：标准理论到最简方案[M].上海：上海教
育出版社，2009.
[3]南潮.生成语法中提升与控制动词研究[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9，（6）.
[4]许洪巧.论英语提升动词[D].南京师范大学，2008.
[5]Culicover，P.and R.Jackendoff.Turn over the control to
the semantic[J].Syntax，2006，（9）.
[6]Polinsky.M.and E.Potsdam.Expanding the scope of control
and binding[J].Syntax，2006，（9）.
[7]Aldgidge.E.Clitic.climbing in the archaic Chinese[A].
Hornstein.N and Polinsky.M.Movement Theory of Control[C].Philadephia：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2010：149～182.
[8]Dubinsky.S and Hamano.S.Framing the syntax of control
in Janpanese（and English）[A].Hornstein.NandPolinsky.M.Movement Theory of Contro[C].Philadephia：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2010：183～210.
[9]吴刚.生成语法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10]徐烈炯.生成语法理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8.
[11]Chomsky，N.On binding[J].Linguisitic Inquiry，1980，（11）.
摘 要:西方文论同语言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并直接体现语言学的内容。语言学的发展也深深影响了西方文论的发展。本文关注结构主义理论从语言学到文学批评的发展,主要从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在结构主义文学理论中阐释诗歌文本的理论,和叙事理论这两个方面的发展来研究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在文学批评中的发展.
关键词:结构主义;索绪尔的语言学;文学批评;发展
[中图分类号]:G61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0)-15-0172-01
1.引言
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与结构主义语言学关联紧密。结构主义是一种具有跨学科性,开创性的理论,它质疑学科研究的现状,改变学科研究的对象与方法,力图建立科学化,独立化的人文研究。“结构主义通常是指一批以法国人为主的思想家的观点,他们在本世纪50、60年代受费尔迪南一索绪尔语言理论的影响,把结构语言学的概念运用到了对社会和文化现象的研究上。” 而结构主义所强调的不是某一时期在语言学和文学批评学科领域出现的理论新变而是这些理论新变之间的关联。这些关联就是借用了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
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包含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促使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形成一股用语言学研究方法分析文学问题的批评倾向。雅各布逊、热拉尔・热奈特在他们的著作中提出了文学批评的理论原则。人们把这些理论主张与索绪尔的语言理论联系起来,强调二者之间的关联。雅各布逊等人的理论的价值不仅在于对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理论的运用,还在于其理论主张对文学理论新原则的创建以及开创了文学批评研究的新学科。这些结构主义文论所阐释的理论方法与原则和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理论之间有复杂的转化和发展。本文致力于从结构主义文论的阐释诗歌文本理论,叙事理论来研究语言学理论在文学批评理论中的发展。
2.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在阐释诗歌文本理论中的发展
受索绪尔语言学理论影响,运用到文学批评领域的结构主义就是要建立一种文学科学。雅各布逊用文学材料来开拓语言学的新领域,创建语言学诗学以弥补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漏洞。索绪尔认为语言中任何一个要素的意义都取决于它与前后上下各要素的差异与对立,用他的话说:“在语言里,每项要素都由于它同其他要素对立才能有它的价值。”“他们的最确切特征是,他们不是别的东西。”这一观点启发了雅各布逊对诗歌语言功能的研究。雅各布逊通过自己的研究,对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做了重要的发展,在他的《语言学与诗学》中提出了对等原则理论。
言语的诗歌功能就是在言语展开的线性过程中,把对等原则从具有聚合关系的选择轴投射到具有组合关系的组合轴。对等原则所生成的诗歌文本具有明显的对称、对偶,诗歌文本正是通过突出表现语音之间、韵脚之间、想象之间的相似点,使语言变得丰富复杂。索绪尔提出的符号的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与雅各布逊所描述的语言运用上的相似性与邻近性是相连的:相似性对应聚合关系,邻近性对应组合关系。雅各布逊还进一步将索绪尔的理论与传统修辞学理论联系在一起。他认为建立在相似性关系上的语言符号选择是隐喻;邻近性关系上语言符号选择是转喻;诗歌以相似性为主突出的是隐喻,而散文以邻近性为主突出的是转喻。他把隐喻和转喻看作是语言的基本运作模式,并以隐喻和转喻为基础建立诗学分析的普遍模式。
雅科布森通过对组合聚合关系的改变来研究文学的诗性功能。他认为诗歌语言正不具有对外部世界的指向性,而是注重语言自身。通过对语言的分析,可以揭示诗句的组织特点。这一思想在现代对现代结构主义文本分析中具有启发意义。
3.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在叙事理论中的发展
结构主义理论运用到叙事文本,分析叙事,寻求叙事规则,突破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的适用范围。但这种运用带来了叙述本身特质与结构主义理论的融合:突破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的适用范围而开创了新叙事理论。
结构主义理论运用到叙事文本首先就是分析单元从符号向话语转换。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索绪尔确定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与方法:对共时性的语言结构主义符号系统作了要素的切分与结构的分析。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只适用于语言的封闭系统之内,适用于它的语音层和单词层。而结构主义的叙事分析以划分叙事单元为基础。但与语言学理论以语词符号为基本单元是不同的,叙事分析中所划分单元大于语词符号。
结构主义理论运用到叙事文本是从普罗普1928年《民间故事形态学》对民间故事深层结构的分析中开始的,以功能作为民间故事的基本单位,功能就是根据人物在情节过程中的意义而规定人物的行动。后来热奈特认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是叙述话语。叙事分析都是以语言学模式为基础的,无论功能、神话素,还是陈述、话语都是大于语词符号的要素单元。他研究叙事与故事,叙事与叙述,以及故事与叙述之间的关系,所涉及的结构关系越出索绪尔语言的范围,是个体的话语结构。他所说的结构不仅依赖具体的上下文关系,而且还涉及社会生活背景。他所说的叙事分析离开了索绪尔的语言系统,进入话语世界。
叙事分析从语言结构发展到话语结构,适用了分析对象带来的变化。最初的叙事分析是适用的是个体性和创造性相对较弱的民间故事和神话等文本;而成熟的叙事分析适用的是个体性、创造性相对较强的现代叙事文本。叙事文本的个体性、创造性特点改变了结构主义语言理论。而结构主义语言理论运用到叙事文本研究对象从符号扩展到话语、从语言结构发展到了话语结构。
4.结论
在索绪尔语言学的影响下,结构主义文论重视对文学自身的研究,突出文学的语言意义,关注对作品语言和文学形式的研究,改变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的原有的特点,形成了新的文学研究的基础理论。
结构主义理论从语言学到文学批评的转化,它并不是直接借用语言学的模式从而失去文学批评应该有的文学审美特性。相反,它是以关注文学文本的独特性为方向的,通过阐释诗歌文本的独特性和分析叙事文本的非语言学个体性、创造性形成叙事学原理。结构主义理论从语言学到文学批评的发展过程形成了新的文学批评与研究的基础理论,它促成了文学批评的成熟与独立。
参考文献:
[1]卡勒:当代学术入门文学理论[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P29
[2][3]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明凯译)[M],商务印书馆,1980年:P128,P163
[4]朱刚:二十世纪西方文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5]申丹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6]巴尔特:叙事学研究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