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民国时期；明清档案；整理
最近，收到上海师范大学张会超博士惠赠大作《民国时期明清档案整理研究》（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年12月出版），拜读后颇有感想。
张会超是我的大学同窗。他自大学本科、硕士直到博士，专攻历史档案学，对历史档案编研问题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对宋朝架阁库、少数民族文书档案、简牍档案等都有深入的研究。张博士现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档案学系副教授，兼任中国档案学会档案学基础理论学术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档案学基础理论（中国档案史）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民国时期明清档案整理研究》一书是作者长期以来孜孜以求的研究成果，也是历史档案学研究方面的力作。著作通过史料的挖掘与梳理，还原了明清档案抢救、保护和整理这一复杂过程，展现了具体翔实的细节，对民国时期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故宫博物院文献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清华大学历史系和禹贡学会等机构及其人士先后参与明清档案的保管和整理作了细致的探讨和阐述；并在史实构建基础上进行了理论分析和意义阐释，剖析了整理方法的运用与变化，揭示了档案思想的积淀和升华，阐明了档案整理的经验与教训。明清档案整理的影响逐渐深入人心，而其作用也日益突出，并成为中国档案学形成的推进因素和重要内容。纵观全书，主要特点体现如下：
1 构建历史事实，史论相佑
为还原当时明清档案整理的真相，不至于使过去的景象埋没于历史的烟尘中，作者构建史实廓清了当时整理明清档案的状况。从“八千麻袋”事件入手，详述故宫内的明清档案厄运和悲惨状态，展示了当时众多人员在历史档案方面表演的一幕情景剧。以重笔叙述了民国时期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故宫博物院文献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清华大学历史系和禹贡学会等机构及其人士先后参与明清档案抢救、保护和整理这一复杂过程。
著作在写作过程中十分重视理论与史料的结合。在论述明清档案整理实践过程时，多引用当事人的记述、往来信件、文书资料等印证当时的档案流转、档案整理过程。在论述档案整理理论凝结时，遵循“从史料中来，到史料中去”的原则，从史实中引出理论，用史实说明理论，用理论分析历史事实。如，在论述档案分类、档案编目等问题时，多节录当时的相关规定，由规定得出各个整理单位的档案分类、编目思想，再引用当时人记述的史实印证理论。在论述明清档案整理意义时，作者说：“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为论述这“光辉灿烂”的成就，文章引用了大量史实，用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证明了自己的观点。作者也说：“对民国时期明清档案整理这一事实作一还原，‘论从史出’，从获取的史料中得出结论。”
2 提炼理论方法，辩证论述
档案整理的实际需要，推动了档案工作研究。作者在档案整理的大量史实中提炼出档案整理一些理论和方法。在整理档案的原则上，作者指出：不同的机构和人士在对档案进行整理时，各有原则。北京大学视如珍宝，妥善保管，并及时整理；故宫博物院设置机构保管档案，由专职人员来整理，按系统保管，尊重档案的形成规律；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集中精力，按重要程度、紧急程度进行分工协作，尊重原有的整理基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未雨绸缪，整理之前即制定规则，整理过程中注重联合，携手文献馆一起编制出目录，并且，整理与刊布并重；清华大学历史系和禹贡学会珍视明清档案，积极参与抢救和整理档案。同时指出：各个机构整理档案的原则不完全一样，但对档案的重视是一样的；不同的原则恰恰是各个机构基于不同情况而作出的选择，既是因地制宜、实事求是的结果，也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结果。
在档案分类上，作者指出：民国时期对明清档案的整理采取了相对科学的分类方法。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对档案的整理重在形式整理，最初，将档案分为题本、誊黄、贺表、报销和杂件五种，后来，对整理方法作了修改和完善，但分类方法基本没有大的改变，仍是按照档案的文种和名称进行分类。故宫博物院对档案的整理初期是先分大类，多采用形式和文种的分类方法，而后，再进行具体的类别。1934年以后，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确立了普遍整理的原则，同时，尊重来源，按照机关、程式、来源、名称、时间、地域和人物的类别进行档案整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清华大学历史系和禹贡学会的整理档案根据档案的具体情况采取了机关、事由和文种等不同的方法。同时，作者还指出：无论哪个进行历史档案分类工作的文化学术单位，都特别强调档案分类法的实用性，都把实施验证作为评价和修正档案分类法的重要依据。
在档案编目上，作者指出：除了分类方法不断革新外，档案的编目工作也一直在进行着。从《北京大学整理清代内阁档案报告》上可以见到编目的雏形，为规范学生的整理行为，又制定出了统一的编目格式。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对编目作了详细的规定，从编缮卡片到编制索引都有明确的说明。清华大学历史系在整理档案的过程中，对编目进行了试验。作者认为：这一时期明清档案分类和编目虽然因时宜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但是也借鉴国内外的图书和档案分类法，而采用了适合自己的方法。
学术界似乎有这样的共识：学术研究需要避开政治的干扰，才可能具有科学性、准确性，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政治形势必然会影响学者，有的学者还会自觉与不自觉地去迎合时政。学术研究与时政可以说有不解之缘，尽管崇尚纯学术的学者不愿看到这种情形的出现，但也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问题是如何尽量避免它的干扰。清史研究与其他领域的学术研究一样，需要处理好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才有可能顺利开展。在清史研究历程中，我们看到政治对清史研究影响之大之深的实际情况，因而思考下述诸种现象和问题。
一 反满革命与清史研究
反满民族革命史观。人们因反对清朝（反满）和辛亥革命之需要而研讨清史，以民族革命、痛责满洲人的清朝为旨归，有四种情形：
一是强调“华夷之辨”，以满洲为“非我族类”，主张用革命推翻它。被誉为学者革命家的章太炎在辛亥革命前后参加反清排满斗争，为说明革命的正当性，写作关于清史的文章，他以“华夷之辨”作为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惟一标准，认为满洲是强盗，窃取汉族政权，对汉人残暴统治，残害明朝宗室，大兴文字狱，贪婪无度，本身野蛮，不讲人伦，到了后世，使中国陷入外国侵凌的灾难之中，势必造它的反。他的研究，第一是为政治，第二才是为学术。我在《章太炎清史研究评议》文中论其治史主旨：“他的治史，是要明了政治历史变化的轨迹及其原因，教育民众，让历史向前进的方向发展，他讲历史，侧重的是政治史，是认识政权、政体的更迭，以及人们的活动在其中的作用。这就是他所认识的治史与政治的关系，用现在的话说是研究历史为政治服务。”他在辛亥革命前后的政论、史论，都同“逐满独立”有关。[1]
二是历史演义的丑化清朝。辛亥前后及民国初年有一股思潮，人们乐于编造、演说关于清朝的坏话、丑闻故事，而且常常打着历史实录的旗号。如蔡东藩的名著《清史演义》，写成于1916年，自云不满于时人用宫闱传闻，“横肆讥议”清朝历史的状况，主张实事求是地编写清史演义。但是实际上对丑化清室之传闻就多所采纳，比如第20回叙述董鄂妃事，即以其“南中汉人，被虏北来，没入宫中”，受顺治帝宠幸。这基本上是按照董鄂妃即董小宛的故事写的，显然不合事实。第37回写香妃事，全据俗传，还拉上和坤从中牵合乾隆帝与香妃关系，纯系子虚乌有之事。这部书尚且如此，等而下之的更加离奇了，如燕北老人作于1919年的《满清十三朝宫闱秘史》，自称史料来源，是自幼在京听宫中苏拉闲淡所得，陈鹤炜为此书写序，称赞作者“搜访既确，去取尤严，即无一字不有来历，即无一字不加斟酌，褒贬悉本原文，异同间或并列”，纯系溢美之辞。该书说雍正帝的生母是卫某的妾，召进宫中，六个月生子。有历史常识的读者不难发现，这是套用秦始皇出生的故事。该书据此又敷衍出一个故事，即卫某将康熙帝传位十四子的遗诏，把“十”字涂掉，雍正帝因而继位。这是把隆科多篡改遗诏的传说，安放到不知其名的卫某身上。这类书数量很多，常以武侠小说面目出现，仅涉及到雍正帝的，笔者所知，不下八种，即《血滴子》、《剑侠吕四娘》《血滴子大侠甘凤池》等。
三是与反满密切相联系，为了张扬汉族之民族反抗精神，开展明末清初史的研究，以明末之抗清史论证反满正当性与必要性。仅以《明遗民录》为名的书就出现三种，其一的作者孙静庵有志于反清，他的书出版于1912年，宣扬遗民不屈不挠的精神，鼓舞反清斗志。张其淦撰辑《明代千遗民诗咏》，表彰明末遗民，出版于1928年。九龙真逸辑《胜朝粤东遗民录》，专门表彰广东明代遗民。周作人写于1935年的《隅卿纪念》，说研究明清小说戏曲的马廉，搜集明末文献，“是受了清末的民族革命运动影响，大抵现今的中年人有过这种经验，不过表现略有不同，如七先生（引者按，指马太玄）写到清乾隆帝必要称曰‘弘历’亦是其一”[2]。因着反满观念而研究明末历史，人们讲到清朝皇帝，必呼其名，而不称皇帝，表示立场不同的决裂态度。
四是一批应急清史之出现，如吴增祺《清史纲要》（1913年），许国英《清鉴易知录》（1917年），文明书局编辑的《清鉴辑览》（1918年），还有刘法曾的《清史纂要》，印銮章的《清鉴》。在人们渴望了解清代历史之时，不无其应世作用，但学术水准不高，而反满观念强烈。不仅如此，还有迎合舆情编造历史的情形，如许国英在《清鉴易知录》中编造清室丑事，为孟森所揭露批评。根据这些情况，可以说早期清史研究是在反满革命名义下之汉族民族主义史学。
二 反帝爱国与清史研究
20世纪上半叶和50年代前期，有成就的学者大多是诚挚地爱国主义者，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正是中华民族观念和民族国家的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人们以争取祖国的独立富强为己任。他们的学术研究有着强烈的使命感，诚如文字学家黄侃的治学为“存种姓，卫国族”那样[3]，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并通过自身的特长使用文字表达出来。
（一）反对日本侵略与清史研究
国人耻于外国人先于我研究清史，如稻叶君山《清朝通史》的于1915年推出，刺激国人研讨清史，萧一山之下功大写作《清代通史》，为的是不为外人耻笑，在清史研究的学术水平上与外人争高低，为国家增光。学界有共同认识，侵略者欲亡其国，必先亡其历史，故应加强国史之研究。
“九一八事变”以后，反对日本侵略和制造“满洲国”，以及后来出现之华北、南京敌伪政权，激发学者爱国反侵略意识与加强清史研究的自觉性。最早组织明清档案整理的朱希祖，为“借历史以明国家之绵延，鼓励民族之复兴”，撰著《伪齐录辑补》、《伪齐国志长编》，致力于抨击伪政权。在清史研究方面，学者自觉反对侵略者谬论，进行满洲与中国关系史研究，郑天挺于抗战中写作《清代皇族之氏族与血系》，指明满族只是部族称谓，不是地名，更不是国名，清朝皇室，融合了满、蒙、汉族的血统，新血素的参入，对清初的武功奋张，文化调融，均有益处。
（二）反帝反美与清史研究
学术界反对日本侵略的同时，对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国耻史同样为清史研究者所关注，写出很多作品。如果从1915年国文书局出版的《国耻史》算起，到1980年的《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将沙皇俄国侵华史著作除外，有一百一十多种。这些书的出版大多在20年代后期至50年代前期，内容上遍及各个帝国主义，而在四五十年代之交，专门抨击美帝国主义的尤多，有二二十余部，其中出现在1947年—1952年的多达25部，对中美望厦条约的研究盖过了对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的关注。
谴责帝国主义侵略的有名著作有：
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
郭廷以的《近代中国史》，《近代中国史事日志》；
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
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刘大年的《美国侵华史》。
富有忧患意识与历史使命感的学者，不仅是揭露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更在寻找救国之道，一部分学者，如蒋廷黻等，以民主主义意识检讨中国内政，总结历史经验，倡导改革，争取国家独立富强；另一部分学者，如范文澜等，信仰马克思主义，总结中国近代史经验，主张革命挽救中国。
在研究帝国主义侵华史中，人们提出以鸦片战争的历史影响作为划分中国历史的分期法，即鸦片战争改变清代中国面貌，在那以前中国历史为古代史，此后为近代史。蒋廷黻、毛泽东、范文澜等倡导这种历史分期方法。这种分期法充分认识到外国侵略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将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历史的开端，有着学术价值，但是清史被分为古代与近代两大部分，使得对清朝通史的研究难于进行。
以反帝为使命的清史研究，与20年代以前的反对清朝的民族主义不同，是新的民族主义史学，在满洲与中国关系问题上，由世纪初的强调差异、矛盾斗争，进到认识两者之间的共同性，令对清朝历史的准确认识大有进展。
三 “反修”（反对苏联“修正主义”）与清史研究
关于沙皇俄国侵略清代中国的历史研究，在20世纪上半叶少得可怜，笔者在书目中仅见到1929年问世的《俄罗斯侵略中国痛史》一部。到中国实行“一边倒”国际政策之时，则成为一个学术禁区，无人能够研究，而清史学家当然知道沙皇俄国对我国东北和西北领土侵占的历史。60、70年代中苏交恶，珍宝岛之战，史学界一方面是适应时政之需要，紧跟政府“反修”（反对苏联“修正主义”）政策，另一方面是将积压的情绪抒发出来，进行老沙皇侵华史研究，产生具有学术性和一般宣传性的读物三十余种，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沙俄侵华史》[4]第一、二卷，《小俄关系史论文集》[5]，均系研究之作，不过大多数作品，与当时的文风相同，属于大批判的类型。与此相关的是对关于我国东北边疆史的研究有所关注，如《清代柳条边》一书的出版。
四 革命、继续革命与清史研究
前述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学者研究清史，在反帝使命感之外，还要推翻国民政府，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又在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指导下，强调历史就是阶级斗争史，因此在清史研究中，有着影射蒋介石、赞扬农民战争、提出厚今薄古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的特点。
研究曾国藩。抗战时期，中国面临着国内两大势力的斗争和抗日战争两大难题，亦即传统的“安内攘外”问题，清朝历史上咸丰帝、曾国藩等碰到这个问题，是先安内后攘外，还是反过来？范义澜于1943年出版《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后来作为他的《中国近代史》附录），认为曾国藩“把外国侵略者当作救命王，把本国人们当作惟一的仇敌，假‘安内攘外’之名，行‘按内让外’之实，假尊孔复古之名，行亡国灭种之实，这正是曾国藩传给后来统治阶级的‘不朽’衣钵”[6]，用以影射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其时候外庐在山西，对阎锡山“评论曾国藩，大骂蒋介石师承曾国藩，一样的卖国求荣，终将成为中国历史的千古罪人”[7]。都以研究曾国藩为名，反对蒋介石。
太平天国史与农民起义史研究。50年代初，恰值太平天国起义一百周年，纪念活动的开展，引起学者研讨太平天国史，范文澜撰文《金田起义一百周年纪念》，强调农民战争的历史意义，并在对比中贬低辛亥革命价值：太平天国“破天荒提出消灭封建制度的土地纲领。它又不同于后来资产阶级所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因为它敢于发动广大农民参加战争，而资产阶级则是不敢唤起民众。太平天国革命如果得到成功，资本主义将在中国顺利地发展起来，比之60年后的辛亥革命，成就要大得多。谁都知道，辛亥革命只是推翻了清朝统治，但不曾改变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6]。太平天国起义纪念稍后，毛泽东发起批评电影《武训传》，胡绳著文《为什么歌颂武训是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表现》，认为武训是争取充当地主阶级奴才，破坏农民革命。[8]由此引发对武训同时代、同地域的宋景诗农民起义的调查与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由农村包围城市取得胜利的，颂扬农民革命乃是说明政权正当性的一个方面，以太平天国百年纪念和批判《武训传》为契机，在史学界兴起农民战争史的研究，使它成为50年代史学研究的“五朵金花”之一。清代其他农民起义、暴动，以及少数民族反政府暴动，秘密结社、秘密宗教的活动与暴动，得到广泛的关注。至于太平天国史研究的著述，仅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1900—1980八十年来史学书目》著录的就有195种，并以50年代出版的著作为最多。
资本主义萌芽与《红楼梦》研究。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也是“五朵金花”之一，它是二三十年代社会史大论战的延续，是研讨民主革命前的中国社会性质。《红楼梦》的研究也是肇始于毛泽东对胡适思想及胡适派的《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而学术界将资本主义萌芽与《红楼梦》两事联系在一起，是探讨《红楼梦》的社会背景，是否是市民文学，是否有资本主义产生后的民主主义观念。“文革”中《红楼梦》研究长盛不衰，亦因毛泽东把它当作政治历史小说，要人阅读五遍，笔者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写出《封建社会的一面镜子——红楼梦》小册子。[9]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实际上是将社会形态与社会性质的大题目具体化，清史研究受其影响，讨论满族入关前的社会性质问题。
厚今薄古与加强近代史研究。1958年高举“二面红旗”之时，学术界紧跟革命形势，也要大跃进。陈伯达、范文澜号召史学界“厚今薄古”，后者发表《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一文，阐述学术与政治的关系，认为“厚今薄古与厚占薄今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厚今薄古的历史学，“主要是研究无产阶级领导革命的中国史，其次是资产阶级领导旧民主革命的中国史”。[6]事情被提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这吋讲的厚今薄古，就不是简单地研究古代的历史还是现代和近代的历史问题，而是要通过近当代史的研究，去颂扬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虽然其时毛泽东并未正式提出继续革命理论，不过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思想和行为中已露端倪。厚今薄古的延续，文革中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史学研究只剩下四种内容，即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农民战争史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
肯定清朝的历史贡献。对于清朝的历史，历来多是批判的，难得给予积极方面的评价。60年代初听传达：毛泽东说，对于中国，满族的到来是阔姑娘下嫁；我们现在吃的是乾隆的饭。这是从国家现有疆域出发的认识，感到清朝有奠定国家版图之功。其时，刘大年在《历史研究》杂志发表《论康熙》长文，比较全面地评价康熙帝，肯定他的平定三藩，统一台湾，三征噶尔丹，驱逐在西藏的准噶尔势力，与俄国签订《尼布楚条约》，等等功业，使中国成为疆域辽阔、民族众多的强大而统一的国家。
五 基础知识传播与清史研究
前述同政治运动、政府政策密切相关的清史研究，在一定的时间和场合遭到强调学术研究的学者的抵制和批评，他们更多地从学术考虑对清史进行研究。他们的特点，大约有两个方面，一是强调学术性，反对政治功利性；二是进行有关清代的基本知识和制度文化的研究。
强调学术研究的学者，对清朝和清史持有应有的尊重态度，并且呼吁摒弃反清革命时期否定清朝历史的态度。这类学者以孟森的表现最为突出。他于抗战前在北京大学讲授清史，撰著《清史讲义》，开宗明义，肯定清朝是强盛王朝的历史地位，应予公正对待：（清朝）“自当占中国累朝史中较盛之一朝”，因此“不应故为贬抑，自失学者态度”。他进而针对抹煞清朝地位的研究者，批评道：“近日浅学之士，承革命时期之态度，对清或作仇敌之词。”[10]他希望用公正客观的态度研讨清史，革命时期的实用主义态度不足为训。有了这样的治学态度，才能终结反满的清史研究，取得新的成就。
这类清史学者的研究关注于清代历史的基本内容，主要是清朝的基本制度、重大事件、重要人物、与后世关系特别密切的事情，可以说是致力于有关清朝基础性知识的认知和传播。重要的清史专家研究重心，表现在下述方面：
孟森研究清史的内容，诚如商鸿逵所说：“大致可以分作两类：一、历史事实的论述，二、文献资料的考订。”[11]孟森在史实方面，试图明了清朝开国史、满洲族称、国号和八旗制度、太后下嫁、顺治出家、雍正继位三大疑案、科场案、字贯案、彭家屏收藏明季野史案等文字狱；在文献方面，他论述《四库全书》的编修与目的，清朝对有关明史特别是南明史民间著作的态度，清朝编写实录的作伪。孟森的著述内容，既注意到清代的基本史事，义是结合时事，即人们的关注点，如三大疑案考释，并非不顾事情，作脱离现实的考证。事情的关键之处不在这里，而是他尊重历史的态度，事情是什么样子，就争取还原其原貌，如他对清朝文字狱、篡改史书都是持批判态度，而对清朝的文治武功则予赞扬。这里要附带说一句，孟森的《明清史论著集刊》得以在1959年结集出版，《明清史讲义》梓刻于1981年，《明清史论著集刊·续编》于1984年印行，均系商鸿逵整理，全部由中华书局发行，这得力于吴晗和中华书局负责人金灿然的提倡及支持[12]，须知1959年出版孟森的书是很不容易的。
萧一山的《清代通史》，对清史做出较全面的论述，基本制度、事件和人物都写到了。他认为历史内容中文化、政治、国民生计最重要，而文化在社会生活中占最高地位，并以此认识编排清史的内容。
陈垣，并非清史专家，其实他对清史是颇为留心的，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他是最初的指导者之一，并创造整理档案的原则——档案八法，他关于清史的论文，我们从《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二集来看，集中在文字狱和《四库全书》两方面，如《编纂四库全书始末》、《四库撤出书原委》、《书于文襄论四库全书手扎后》；再如《钱名世轶事》、《方孝标方苞轶事》等。此外，他对清初佛教史特加留意，著作《清朝僧诤记》（1934年）。
郑天挺的清史研究，早期的重点在制度方面，除前述的《清代皇室之氏族于血系》之外，有《满洲人关前后几种礼俗之变迁》、《清代包衣制度和宦官》、《清世祖入关前章奏程式》、《多尔衮称皇父之臆测》、《释阿玛王》、《清史语解》、《清代的八旗兵和绿营兵》等文，并汇集于《清史探微》一书；他在研究的后期关照于历史的解释，如作《清入关前满洲族的社会性质》、《鸦片战争前清代社会的自然经济》、《清代的幕府》，尤其是著《清史简述》，只有几万字的书，然而涵盖量较大，且有通贯的观点，指出清代史的六个特点。
谢国桢，侧重于对明末清初历史和文献的研讨，著述《明末清初的学风》、《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南明史略》、《清初流人开发东北史》和《增订南明史籍考》、《清开国史料考》、《清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明清笔记谈丛》等书，他瞩目于社会运动和文献学。
邓之诚在《中华二千年史》中给予清史大量篇幅，还著有《清诗纪事初编》。
罗尔纲，以研究太平天国史著名，作有《太平天国史纲》、《太平天国考证集》、《太平天国史料考释集》、《太平天国金石录》，此外他对清代兵制的研究，成就显著，有《绿营兵志》、《湘军新志》和《晚清兵志》行世。
王钟翰著《清史杂考》，已经出版四集，由《杂考》之名可知，他重在对史事的考订，在此基础上做出诠释。他运用满文资料进行研究，是一个特色。他发现关于抚远大将军允禵的史料，将雍正继位疑案的讨论引向深入。近著《满族礼尚往来与文化》（1996年）。
许大龄著《清代捐纳制度》一书，开辟清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领域。
作为思想史专家的杨向奎，对清代学术史亦有兴趣，撰著《清儒学案新编》（1985年）。
陈寅恪撰著中的《柳如是别传》、《论再生缘》，是关于清史的名著。
上述各位学者，治史有一个特点，即释史之外，均重视对古文献的研究，不少人兼有专门的论著，所以他们的研究是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的。
总起来说，孟森的《清史讲义》、萧一山的《清代通史》和郑天挺的《清史简述》三部通史，似为研治清史不可不参考之作。清朝灭亡后问世的概述性之作，内容重在政治史方面，且多偏见，学术价值不高，会被时间所淘汰。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清史研究，逐渐走向新方向，开辟新领域，研究者的目标锁定在：开启人们智慧，崇尚高尚生活情趣和高尚人格，希望使之成为智慧与塑造人之学问。
六 满族民族情结与清史研究
满族之反对歧视与要求。50年代末满族人士对“满清”政权（王朝、政府）概念表示反感，政府通知改正，故60年代以后“满清”一问基本绝迹。
满族人士赞助学术研究。北京成立满族研究会并展开活动，推动满族史与清史研究。不定期论文集——《满学研究》业已出版六集，连续召开了不下四五次研讨会，对八旗制度、满族文化之讨论尤可注意。
写到这里，不禁要提出如何认识带有政治性的史学研究、清史研究的问题？
（一）学术研究，独立思考，实事求是
有的学者极力主张历史研究的政治性，认为这是党性的表现，强调史学研究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从而将专注学术性的学者视为脱离政治。是资产阶级的，予以批判。对于他们的意见可以分四个层次来说明：
一是史学历来是服务于政治的。范文澜认为历史著作反映当时政治生活，“是史学的正常形态，是史学的主流”，否则是“变态支流”。[6]尹达也说“史学服务于现实政治，是中国史学的一个传统”[13]。
二是资产阶级以脱离政治为幌子。范文澜批判说：“反动统治阶级的学者们，为了对抗革命，提倡学术与政治脱离，企图使学术脱离革命的政治，变成没有灵魂的死东西”。
三是史学是政治性强的理论之学，或者说是党性之学。胡乔木说：“历史本身就是一种理论性的研究。”[13]尹达说史学家“必须具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和无产阶级的感情，才能够准确地分析和研究祖国的历史，才能够从祖国的历史里发现珍贵的遗产，才能够把这些遗产变为推动当前革命实践的积极因素”[13]。侯外庐赞扬尹达实践了“做学者要做党的理论战士”的人生目标[13]，他又称颂翦伯赞，谓其“史学著作党性强”[7]
四是史学为政治服务就是为无产阶级革命和政权服务。尹达说“把研究历史与研究现实紧密地联系起来”[13]。“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则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分析社会历史，写出科学的历史，并以此教育广大人民热爱我们的祖先世世代代所创造的历史，认识劳动人民创造历史所走过的曲折道路，从而热爱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积极投身于祖国的四化建设。这正是我们历史工作者最大的政治任务”[13]。侯外庐原先研治古代历史，写作《中国古典社会史论》，1941年周恩来要求他“致力马克思主义史学阵地的继续开拓与建设”，他理解到，“研究近代历史与确定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所面临的革命任务，这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因而转向近代史的研究，著述《中国近世思想学术史》。[7]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目标，研究有极强的政治性，刘大年称颂范文澜的著作表现了“批判性、战斗性”的特点。[6]
如此强调学术研究的政治属性，或者说党性、阶级性，今天很难再听到了。但要说学术研究者与政治了不相干，那是不符合事实的，人们生活在社会中，必然会有或多或少的政治倾向，这种倾向也许会影响到学术观点，那怕是微弱的，此其一；其二，人总会受时代思潮的影响，时代在思考什么，人往往也会随着思索什么，就以上述强调学术研究的学者来说，他们留意清代文字狱史，南明史，清朝三大疑案，乃因反满革命学者致力于此，他们也就把这些历史问题也作为研究对象了。不过他们的结论和革命学者有相同之点，亦有相异之处。受时代的思潮影响则是共同的。所以问题不在于强调学术研究的政治性，或者否认它的政治性，而是需要明确：学术研究，独立思考，实事求是的准则。惟其如此，史学研究才会走在正确的轨道上，做出应有的成绩。否则政治政策和政治思潮影响学术研究，一种观念掩盖另一种观念，总是倾向性太强，以致研究清史的初期，几乎全盘否定清代的历史贡献，而如今对清朝皇帝和重大政事几乎是一片颂扬之声。这是多么值得警惕和避免的呀！
（二）政治干预对史学正负两方面的影响
正确认识政治对学术研究、清史研究的影响，或者说政治干扰，不要作绝对化的结论，不必给予一概否定，实际上它有正负两方面作用，需要进行分析。而这种分析，笔者认为要先明确下述三点：第一，学者自觉之政治情怀与外加的政治干扰是两回事；第二，政论家之研究与学者有所不同，前者政治目的性强烈，因不能深入研讨必然会有某种误谬，然而学者应理解他们的学术观点的某些误失；第三，恶劣政治需要的篡改历史与为政治理想服务的误解历史应当区别开来，即为明了国家历史的正常需要同执政者为一己之私而研究历史有别，后者容易伪造历史。
从清史研究历程看政治对清史研究的正面影响。反满革命、反帝爱国、反修的政治需要，首先使清史进入学者的研究范畴，对于清史学的产生起了促进作用。其次逐渐扩大清史研究的领域：研究帝国主义侵华史和中外关系史，揭露外国侵略者的罪行；反满精神的再造，研究清朝政治史和满汉关系史；因“反修”使得中俄关系史和我国东北边疆史的研究得以开展。复次，爱国主义观念之注入清史研究，激发学者研究热情。这里是从客观后果来观察的政治对清史研究的影响，并非着眼于主观动机。
意识形态和主流观念支配下的清史研究，不可避免地出现两个问题，一是指导观念运用不当造成的观念上的偏颇，在满族统治、中西文明碰撞、西方宗教在华传播、民众运动、清朝的民族政策等重大问题的评价上，较长时期缺乏正负两方面作用的分析，在一些重要历史人物，如对曾国藩、林则徐、李鸿章等的评价，清朝的历史地位的评价，道光以来的八大运动和历史主线的论定等方面均出现过颇有可议的思想倾向。二是研究领域不均衡，有的领域研究过热，有的则成为空白。因为政策和意识形态的作用，有的领域成为学术研究的禁区，如一个时期内俄国侵华史之不能涉猎，有的领域成为学术研究的过热点，如为强调阶级斗争和农民战争，集中在太平天国、几次农民起义、《红楼梦》历史背景等方面，而在广泛的领域或无人问津，如对于社会各阶层，只留心于两极，而忽略中间阶层的考察；或始有而中断，如清代制度史、清代社会史的研究。偏颇的出现，与50——70年代的政治状况，关系甚为密切。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与反右运动令知识分子失去独立思考与独立研究之可能，自觉地去适应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助长了研究方向的某种不恰当和研究领域的不均衡状况。
固然，政治对于学术研究有着正负两方面的影响，承认它的积极因素的那一方面，并不是为了赞扬它，欢迎它，只是认识到这种事实而已，并以此知道纯学术研究是不可能的。其实事情的关键是如何排除政治对学术研究的干扰，让学术研究真正成为学人的事业，能够独立自主地健康地进行，寻觅对人类社会发展有益的经验及建议，得出符合历史实际的学术结论。要而言之，“史学研究，排除政治干扰，独立思考，实事求是，以历史经验的总结服务于社会”，应当是历史学工作者所追求的目标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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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汉学对史学的影响，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汉学对宋明理学空疏学风的批评，导致了史学领域重考证、轻议论的治史风格的形成。自顾炎武对宋明理学空疏学风进行批评，提倡健实学风以后，乾嘉汉学，由此推衍，进一步批评宋儒“舍故训而凭胸臆”。他们指出，宋儒释经，连经书中的文字句读、名物典制都没有搞清楚，甚至连经书的真伪都没有考察，就猜度臆说，以言心言性之空言而取代圣经之本意，空发议论而于世无补，学风虚浮而没有根柢，所谓“自晋代尚空谈，宋贤喜顿悟，笑问学为支离，弃注疏为糟粕，谈经之家，师心自用，乃以俚俗之言诠说经典”，[4]（P377） “学者空谈名理，不复从事训诂，制度象数，张口茫如”。[4]（P411）于是人们纷纷舍义理而沉迷于名物训诂，主张以考文知音之功夫治经，以治经之功夫明道，“训故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5](P505) 要下一番切实的考证功夫，将字、词、句的本意搞清楚，才有可能正确理解经义。汉学这种反对空发义理，重视文字名物之训诂的思想，直接导致了史学思想上的反对任情褒贬，驰骋议论，主张考证求实。经学上反对空言义理，主张训诂明而义理明，与史学上反对横生议论，主张史实真而是非见，在思维模式上是一样的，遵循的是相同的法则。对此，王鸣盛的一段话颇有说服力：“经以明道，而求道者不必空执义理以求之也，但当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则义理自见，而道在其中矣。……读史者不必以议论求法戒，而但当考其典制之实，不必以褒贬为与夺，而但当考其事迹之实，亦犹是也。”[6](自序)义理不可凭虚而得，必须经考据实证而得，影响到史学，那就是注重考典制事迹之实，反对未考史实便驰骋议论、任情褒贬。在此之下，清代史家对受理学影响的宋明史学注重发挥义理而不甚关注史实的做法进行了批评。认为他们褒贬议论是“颠倒是非，颇亦荧听”。并反其道而行之，张扬重考证、轻议论的史学观念：“大抵史家所记典制，有得有失，读史者不必横生意见，驰骋议论，以明法戒也。但当考其典制之实，俾数千百年建置沿革，了如指掌。而或宜法，或宜戒，待人之自择焉可矣。其事迹则有美有恶，读史者亦不必强立文法，擅加与夺，以为褒贬也。但当考其事迹之实，俾年经月纬、部居州次，纪载之异同，见闻之离合，一一条析无疑，而若者可褒，若者可贬，听之天下之公论焉可矣。书生胸臆，每患迂愚，即使考之已详，而议论褒贬，犹恐未当，况其考之未确者哉！盖学问之道，求于虚不如求于实，议论褒贬，皆虚文耳。作史者之所记录，读史者之所考核，总期于能得其实而已矣，外此又何多求邪！”[6]（自序）这样的治史观念在乾嘉时期被学界认可，史家治史不轻发宏论，而醉心于古史之考订辨证，在考史的基础上论史，言必有据，无征不信，学风敦实。
其二，汉学治经的方法被运用到史学上，丰富了治史方法。考据作为一种治史的基本方法，并非始自清代，但很明显地是，清代考史方法的缜密完备和丰富多彩，却非仅仅依靠史学方法自身的积累，它主要渊源于汉学治经的方法。清初，经顾炎武、阎若璩、胡渭等人的提倡和实践，考证方法日趋完备，尤其是顾炎武“博学于文”，阎若璩“一物不知，以为深耻”等观念的提出，人们开始将治经的一套方法扩展到各个学科领域，史学便是重要阵地。乾嘉学者，多数兼通经史，以治经方法治史，事属必然。张之洞曾说：“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由经学史学入理学者，其理学可信；以经学史学兼词章者，其词章有用；以经学史学兼经济者，其经济成就远大。”[7]（P258）就点出了清代史家取得成绩的途径和方法以及由此在其他领域的扩展。经学家治经着重文字训诂，反对主观武断发明经义，以小学为工具，进行校勘，以究典制名物。从小学入手以治经，是清代汉学的首要法门，这种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的方法运用到史学上，就是究版本、校文字、阐释字句、洞察事迹，考证天文、地理、职官、名物等问题，在专门和精深上做文章，形成了一套可以操作的、涉及文字、音韵、训诂、版本、校勘、辨伪等众多学科的庞大的方法体系，具有一定的可靠性和有效性。他们运用这些方法，考证文献，克服了以往史家依靠个人的学识主观先验地凭事理推测、鉴别史料方法的局限，构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操作程序，对于史学的科学化、客观化起了推动作用。
另外，汉学研究中常用的通例归纳法也被运用到史学研究上。清人治经，特别认识到读书必明其例的重要性，将其视为治学的重要方法之一，他们认为“读古人书，必先寻其义例，乃能辨其句读，非可妄议。”[4]（P173）戴震对《水经注》通例之归纳，卢文弓召对古书行款版式通例之归纳，段玉裁对汉儒旧注通例之归纳，凌廷堪对《仪礼》通例之归纳，王念孙、王引之对发疑致误之归纳等等。都是当时以通例归纳治经的显例。这种方法波及史学，钱大昕、王鸣盛、赵翼等人均不同程度地在治史过程中运用义例归纳法，取得了显著成就。
其三，在历史编纂学上，史家反对《春秋》笔法，反对以正统论著史，也是受了汉学的影响。《春秋》笔法是对传统史学影响很深的一种观念。宋学家对《春秋》研究、解说，形成《春秋》学。这种研究又渗透到史学中，在治史中形成了重《春秋》褒贬，重正统论，重《春秋》义例的现象。[3]清代汉学家一反宋儒重心性义理，好阐发议论的作风，变而为重文字训诂，好考证求实，张扬“实事求是”的学术个性。在史学上，则是轻史义，重史实，反对只重褒贬大义，而于史实却不甚理会的作史态度。尤其反对在历史编纂上搞《春秋》笔法，辨正统、闰统。钱大昕通过归纳、剖析《春秋》义例，指出《春秋》从不在文字上搞褒贬，而是“直书其事，使人之善恶无所隐而已”。[4]（P17）他批评欧阳修编纂《新唐书》、朱熹编纂《紫阳纲目》使用《春秋》笔法的做法，认为二人之书既掩盖了历史的真实，又褒贬不当，给读史者造成极大困难，因此他提出：“史家纪事，唯在不虚美，不掩恶，据事直书，是非自见。若各出新意，掉弄一、两字以为褒贬，是治丝而棼之也。”[8]（P350）与钱大昕一样，王鸣盛也反对治史模仿《春秋》笔法，认为“《春秋》书法，去圣久远，难以揣测，学者但当阙疑，不必强解，唯考其事实可耳。……究之是非，千载炳著，原无须书生笔底予夺，若因弄笔，反令事实不明，岂不两失之”。[6]（卷71）他同样批评《新唐书》和《通鉴纲目》意主褒贬的著史宗旨，认为记载事实乃史之天职，妄加予夺，实不可取。《四库全书总目》批评欧阳修以《春秋》笔法著史，于“事实不其经意”，“传闻多谬”。[9](P411)总之，以《春秋》褒贬大义治史的观念受到了批判。宋人由重义理而重《春秋》笔法，清人由重考实而反对《春秋》笔法，反映了宋清间史学由重阐发向重事实的转变。
与《春秋》笔法相联系的是正统观念。宋人著史重正统、闰位之辨，清人这一观念比较淡漠。尽管在清代史学史上，由于宋学的不绝如缕，正统观念也时隐时显，但总的趋向是受到批评。清初，王夫之即对正统论作了反思，认为以正统解说历史，真伪混淆，无法自圆其说，故而他评论历史，“不言正统”。[10](P1106)乾嘉时期，钱大昕更对朱熹在《通鉴纲目》中虚引中宗年号以记载武氏事迹，以明正统归李唐的写史方法表示不满，指出“史者，纪实之书也。当时称之，吾从而夺之，非实也。当时无之，吾强而名之，亦非实也”。从史以纪实的角度否定正闰之争的不合理。这些，都可以看出汉学求实精神的渗透。
其四，由于受汉学的影响，乾嘉时期的史家在解释历史的发展时，很少使用“天理”、“心性”这些宋儒惯常使用的概念，他们多数已不再执着“天理”这种封建纲常名分的标准评价历史事物，议论历史人物的功过，讨论历史的盛衰。而是就历史事物本身发论，冲破先验的“理”来评说历史。如王鸣盛对王伾、王叔文“永贞革新”的评价，赵翼对武则天的评论等，都能冲破成规，得出新颖的结论。在思考历史盛衰变动时，乾嘉学者在哲理上发明不多。赵翼用“地气说”解释历史兴盛衰亡的变动，认为政治兴衰是因“地气”转移，这样的解释带有神秘的色彩，但又是一种宏观的历史运动观。崔述对社会历史的变化也有自己的看法，且能贯通古今思考问题，以“势”解释历史变动。[2]这些都是乾嘉时期较有价值的思想。但总起来看，由于受汉学名物训诂、重文献考实之风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史家在历史哲学上没有大的建树，论史而蔽于理。倒是受公羊今文学影响的一批人，在历史哲学上有一套宏通的系统看法。
总之，汉学对史学的影响，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从积极的一面看，它培养了中国史学的求实精神和理性精神，创造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考证辨析史料的方法，扭转了长期以来史学著作资料选择的主观性和论点的直觉性。从消极的一面讲，由于汉学过分强调考证辨伪为“实”，分析评论为“虚”，从而严重限制了史家宏观把握历史的能力，他们对历史的盛衰运动、历史运动的支配力量等历史哲学问题思考甚少，无法对历史进程、历史运动这一历史客观性的问题做出系统解释，他们缺乏自己的哲学体系。又由于汉学崇古，有愈往前古，愈得其真的儒学求本化思想，影响到史学，“博古”现象严重。我们不能说乾嘉学者都博古而不通今，但“博古”思想影响到他们上下贯穿的通识眼光，也是事实。
由于汉学对史学的影响主要在治史态度、研究方法以及历史编纂等史学客观性这一层面上，无法对历史进程、历史运动这一历史客观性的问题做出系统解释。因此，当外部社会发生动荡，需要人们预见历史发展趋势时，汉学就无能为力了。而注重哲理思辨的宋学就有可能抬头，站出来论证历史之发展变化。但宋学的过分虚妄也使人生厌，于是有人就试图将汉学的求真务实与宋学的思辨议论结合起来，汇合汉、宋，摒弃汉学的琐细和宋学的虚妄，在史学上做到事实真和义理明，以便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这也是为什么晚清以后史学逐步摆脱经学束缚而独树一帜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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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汉学对史学的影响，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汉学对宋明理学空疏学风的批评，导致了史学领域重考证、轻议论的治史风格的形成。自顾炎武对宋明理学空疏学风进行批评，提倡健实学风以后，乾嘉汉学，由此推衍，进一步批评宋儒“舍故训而凭胸臆”。他们指出，宋儒释经，连经书中的文字句读、名物典制都没有搞清楚，甚至连经书的真伪都没有考察，就猜度臆说，以言心言性之空言而取代圣经之本意，空发议论而于世无补，学风虚浮而没有根柢，所谓“自晋代尚空谈，宋贤喜顿悟，笑问学为支离，弃注疏为糟粕，谈经之家，师心自用，乃以俚俗之言诠说经典”，[4]（p377） “学者空谈名理，不复从事训诂，制度象数，张口茫如”。[4]（p411）于是人们纷纷舍义理而沉迷于名物训诂，主张以考文知音之功夫治经，以治经之功夫明道，“训故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5](p505) 要下一番切实的考证功夫，将字、词、句的本意搞清楚，才有可能正确理解经义。汉学这种反对空发义理，重视文字名物之训诂的思想，直接导致了史学思想上的反对任情褒贬，驰骋议论，主张考证求实。经学上反对空言义理，主张训诂明而义理明，与史学上反对横生议论，主张史实真而是非见，在思维模式上是一样的，遵循的是相同的法则。对此，王鸣盛的一段话颇有说服力：“经以明道，而求道者不必空执义理以求之也，但当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则义理自见，而道在其中矣。……读史者不必以议论求法戒，而但当考其典制之实，不必以褒贬为与夺，而但当考其事迹之实，亦犹是也。”[6](自序)义理不可凭虚而得，必须经考据实证而得，影响到史学，那就是注重考典制事迹之实，反对未考史实便驰骋议论、任情褒贬。在此之下，清代史家对受理学影响的宋明史学注重发挥义理而不甚关注史实的做法进行了批评。认为他们褒贬议论是“颠倒是非，颇亦荧听”。并反其道而行之，张扬重考证、轻议论的史学观念：“大抵史家所记典制，有得有失，读史者不必横生意见，驰骋议论，以明法戒也。但当考其典制之实，俾数千百年建置沿革，了如指掌。而或宜法，或宜戒，待人之自择焉可矣。其事迹则有美有恶，读史者亦不必强立文法，擅加与夺，以为褒贬也。但当考其事迹之实，俾年经月纬、部居州次，纪载之异同，见闻之离合，一一条析无疑，而若者可褒，若者可贬，听之天下之公论焉可矣。书生胸臆，每患迂愚，即使考之已详，而议论褒贬，犹恐未当，况其考之未确者哉！盖学问之道，求于虚不如求于实，议论褒贬，皆虚文耳。作史者之所记录，读史者之所考核，总期于能得其实而已矣，外此又何多求邪！”[6]（自序）这样的治史观念在乾嘉时期被学界认可，史家治史不轻发宏论，而醉心于古史之考订辨证，在考史的基础上论史，言必有据，无征不信，学风敦实。
其二，汉学治经的方法被运用到史学上，丰富了治史方法。考据作为一种治史的基本方法，并非始自清代，但很明显地是，清代考史方法的缜密完备和丰富多彩，却非仅仅依靠史学方法自身的积累，它主要渊源于汉学治经的方法。清初，经顾炎武、阎若璩、胡渭等人的提倡和实践，考证方法日趋完备，尤其是顾炎武“博学于文”，阎若璩“一物不知，以为深耻”等观念的提出，人们开始将治经的一套方法扩展到各个学科领域，史学便是重要阵地。乾嘉学者，多数兼通经史，以治经方法治史，事属必然。张之洞曾说：“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由经学史学入理学者，其理学可信；以经学史学兼词章者，其词章有用；以经学史学兼经济者，其经济成就远大。”[7]（p258）就点出了清代史家取得成绩的途径和方法以及由此在其他领域的扩展。经学家治经着重文字训诂，反对主观武断发明经义，以小学为工具，进行校勘，以究典制名物。从小学入手以治经，是清代汉学的首要法门，这种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的方法运用到史学上，就是究版本、校文字、阐释字句、洞察事迹，考证天文、地理、职官、名物等问题，在专门和精深上做文章，形成了一套可以操作的、涉及文字、音韵、训诂、版本、校勘、辨伪等众多学科的庞大的方法体系，具有一定的可靠性和有效性。他们运用这些方法，考证文献，克服了以往史家依靠个人的学识主观先验地凭事理推测、鉴别史料方法的局限，构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操作程序，对于史学的科学化、客观化起了推动作用。
另外，汉学研究中常用的通例归纳法也被运用到史学研究上。清人治经，特别认识到读书必明其例的重要性，将其视为治学的重要方法之一，他们认为“读古人书，必先寻其义例，乃能辨其句读，非可妄议。”[4]（p173）戴震对《水经注》通例之归纳，卢文弓召对古书行款版式通例之归纳，段玉裁对汉儒旧注通例之归纳，凌廷堪对《仪礼》通例之归纳，王念孙、王引之对发疑致误之归纳等等。都是当时以通例归纳治经的显例。这种方法波及史学，钱大昕、王鸣盛、赵翼等人均不同程度地在治史过程中运用义例归纳法，取得了显著成就。
其三，在历史编纂学上，史家反对《春秋》笔法，反对以正统论著史，也是受了汉学的影响。《春秋》笔法是对传统史学影响很深的一种观念。宋学家对《春秋》研究、解说，形成《春秋》学。这种研究又渗透到史学中，在治史中形成了重《春秋》褒贬，重正统论，重《春秋》义例的现象。[3]清代汉学家一反宋儒重心性义理，好阐发议论的作风，变而为重文字训诂，好考证求实，张扬“实事求是”的学术个性。在史学上，则是轻史义，重史实，反对只重褒贬大义，而于史实却不甚理会的作史态度。尤其反对在历史编纂上搞《春秋》笔法，辨正统、闰统。钱大昕通过归纳、剖析《春秋》义例，指出《春秋》从不在文字上搞褒贬，而是“直书其事，使人之善恶无所隐而已”。[4]（p17）他批评欧阳修编纂《新唐书》、朱熹编纂《紫阳纲目》使用《春秋》笔法的做法，认为二人之书既掩盖了历史的真实，又褒贬不当，给读史者造成极大困难，因此他提出：“史家纪事，唯在不虚美，不掩恶，据事直书，是非自见。若各出新意，掉弄一、两字以为褒贬，是治丝而棼之也。”[8]（p350）与钱大昕一样，王鸣盛也反对治史模仿《春秋》笔法，认为“《春秋》书法，去圣久远，难以揣测，学者但当阙疑，不必强解，唯考其事实可耳。……究之是非，千载炳著，原无须书生笔底予夺，若因弄笔，反令事实不明，岂不两失之”。[6]（卷71）他同样批评《新唐书》和《通鉴纲目》意主褒贬的著史宗旨，认为记载事实乃史之天职，妄加予夺，实不可取。《四库全书总目》批评欧阳修以《春秋》笔法著史，于“事实不其经意”，“传闻多谬”。[9](p411)总之，以《春秋》褒贬大义治史的观念受到了批判。宋人由重义理而重《春秋》笔法，清人由重考实而反对《春秋》笔法，反映了宋清间史学由重阐发向重事实的转变。
与《春秋》笔法相联系的是正统观念。宋人著史重正统、闰位之辨，清人这一观念比较淡漠。尽管在清代史学史上，由于宋学的不绝如缕，正统观念也时隐时显，但总的趋向是受到批评。清初，王夫之即对正统论作了反思，认为以正统解说历史，真伪混淆，无法自圆其说，故而他评论历史，“不言正统”。[10](p1106)乾嘉时期，钱大昕更对朱熹在《通鉴纲目》中虚引中宗年号以记载武氏事迹，以明正统归李唐的写史方法表示不满，指出“史者，纪实之书也。当时称之，吾从而夺之，非实也。当时无之，吾强而名之，亦非实也”。从史以纪实的角度否定正闰之争的不合理。这些，都可以看出汉学求实精神的渗透。
其四，由于受汉学的影响，乾嘉时期的史家在解释历史的发展时，很少使用“天理”、“心性”这些宋儒惯常使用的概念，他们多数已不再执着“天理”这种封建纲常名分的标准评价历史事物，议论历史人物的功过，讨论历史的盛衰。而是就历史事物本身发论，冲破先验的“理”来评说历史。如王鸣盛对王伾、王叔文“永贞革新”的评价，赵翼对武则天的评论等，都能冲破成规，得出新颖的结论。在思考历史盛衰变动时，乾嘉学者在哲理上发明不多。赵翼用“地气说”解释历史兴盛衰亡的变动，认为政治兴衰是因“地气”转移，这样的解释带有神秘的色彩，但又是一种宏观的历史运动观。崔述对社会历史的变化也有自己的看法，且能贯通古今思考问题，以“势”解释历史变动。[2]这些都是乾嘉时期较有价值的思想。但总起来看，由于受汉学名物训诂、重文献考实之风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史家在历史哲学上没有大的建树，论史而蔽于理。倒是受公羊今文学影响的一批人，在历史哲学上有一套宏通的系统看法。
总之，汉学对史学的影响，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从积极的一面看，它培养了中国史学的求实精神和理性精神，创造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考证辨析史料的方法，扭转了长期以来史学著作资料选择的主观性和论点的直觉性。从消极的一面讲，由于汉学过分强调考证辨伪为“实”，分析评论为“虚”，从而严重限制了史家宏观把握历史的能力，他们对历史的盛衰运动、历史运动的支配力量等历史哲学问题思考甚少，无法对历史进程、历史运动这一历史客观性的问题做出系统解释，他们缺乏自己的哲学体系。又由于汉学崇古，有愈往前古，愈得其真的儒学求本化思想，影响到史学，“博古”现象严重。我们不能说乾嘉学者都博古而不通今，但“博古”思想影响到他们上下贯穿的通识眼光，也是事实。
由于汉学对史学的影响主要在治史态度、研究方法以及历史编纂等史学客观性这一层面上，无法对历史进程、历史运动这一历史客观性的问题做出系统解释。因此，当外部社会发生动荡，需要人们预见历史发展趋势时，汉学就无能为力了。而注重哲理思辨的宋学就有可能抬头，站出来论证历史之发展变化。但宋学的过分虚妄也使人生厌，于是有人就试图将汉学的求真务实与宋学的思辨议论结合起来，汇合汉、宋，摒弃汉学的琐细和宋学的虚妄，在史学上做到事实真和义理明，以便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这也是为什么晚清以后史学逐步摆脱经学束缚而独树一帜的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1]刘师培. 刘申叔遗书[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2]王记录. 中国史学思想通史（清代卷）[m]. 合肥: 黄山书社,2002.
[3]吴怀祺. 宋代史学思想史[m]. 合肥: 黄山书社,1992.
[4]钱大昕. 潜研堂文集[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5]戴 震. 戴震全书（六）[m]. 合肥: 黄山书社,1995.
[6]王鸣盛. 十七史商榷[m]. 北京: 中国书店,1987.
[7]张之洞撰. 范希曾补正. 书目答问补正[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8]钱大昕. 十驾斋养新录[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清代汉学对史学的影响，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汉学对宋明理学空疏学风的批评，导致了史学领域重考证、轻议论的治史风格的形成。自顾炎武对宋明理学空疏学风进行批评，提倡健实学风以后，乾嘉汉学，由此推衍，进一步批评宋儒“舍故训而凭胸臆”。他们指出，宋儒释经，连经书中的文字句读、名物典制都没有搞清楚，甚至连经书的真伪都没有考察，就猜度臆说，以言心言性之空言而取代圣经之本意，空发议论而于世无补，学风虚浮而没有根柢，所谓“自晋代尚空谈，宋贤喜顿悟，笑问学为支离，弃注疏为糟粕，谈经之家，师心自用，乃以俚俗之言诠说经典”，[4]（p377） “学者空谈名理，不复从事训诂，制度象数，张口茫如”。[4]（p411）于是人们纷纷舍义理而沉迷于名物训诂，主张以考文知音之功夫治经，以治经之功夫明道，“训故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5](p505) 要下一番切实的考证功夫，将字、词、句的本意搞清楚，才有可能正确理解经义。汉学这种反对空发义理，重视文字名物之训诂的思想，直接导致了史学思想上的反对任情褒贬，驰骋议论，主张考证求实。经学上反对空言义理，主张训诂明而义理明，与史学上反对横生议论，主张史实真而是非见，在思维模式上是一样的，遵循的是相同的法则。对此，王鸣盛的一段话颇有说服力：“经以明道，而求道者不必空执义理以求之也，但当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则义理自见，而道在其中矣。……读史者不必以议论求法戒，而但当考其典制之实，不必以褒贬为与夺，而但当考其事迹之实，亦犹是也。”[6](自序)义理不可凭虚而得，必须经考据实证而得，影响到史学，那就是注重考典制事迹之实，反对未考史实便驰骋议论、任情褒贬。在此之下，清代史家对受理学影响的宋明史学注重发挥义理而不甚关注史实的做法进行了批评。认为他们褒贬议论是“颠倒是非，颇亦荧听”。并反其道而行之，张扬重考证、轻议论的史学观念：“大抵史家所记典制，有得有失，读史者不必横生意见，驰骋议论，以明法戒也。但当考其典制之实，俾数千百年建置沿革，了如指掌。而或宜法，或宜戒，待人之自择焉可矣。其事迹则有美有恶，读史者亦不必强立文法，擅加与夺，以为褒贬也。但当考其事迹之实，俾年经月纬、部居州次，纪载之异同，见闻之离合，一一条析无疑，而若者可褒，若者可贬，听之天下之公论焉可矣。书生胸臆，每患迂愚，即使考之已详，而议论褒贬，犹恐未当，况其考之未确者哉！盖学问之道，求于虚不如求于实，议论褒贬，皆虚文耳。作史者之所记录，读史者之所考核，总期于能得其实而已矣，外此又何多求邪！”[6]（自序）这样的治史观念在乾嘉时期被学界认可，史家治史不轻发宏论，而醉心于古史之考订辨证，在考史的基础上论史，言必有据，无征不信，学风敦实。
其二，汉学治经的方法被运用到史学上，丰富了治史方法。考据作为一种治史的基本方法，并非始自清代，但很明显地是，清代考史方法的缜密完备和丰富多彩，却非仅仅依靠史学方法自身的积累，它主要渊源于汉学治经的方法。清初，经顾炎武、阎若璩、胡渭等人的提倡和实践，考证方法日趋完备，尤其是顾炎武“博学于文”，阎若璩“一物不知，以为深耻”等观念的提出，人们开始将治经的一套方法扩展到各个学科领域，史学便是重要阵地。乾嘉学者，多数兼通经史，以治经方法治史，事属必然。张之洞曾说：“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由经学史学入理学者，其理学可信；以经学史学兼词章者，其词章有用；以经学史学兼经济者，其经济成就远大。”[7]（p258）就点出了清代史家取得成绩的途径和方法以及由此在其他领域的扩展。经学家治经着重文字训诂，反对主观武断发明经义，以小学为工具，进行校勘，以究典制名物。从小学入手以治经，是清代汉学的首要法门，这种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的方法运用到史学上，就是究版本、校文字、阐释字句、洞察事迹，考证天文、地理、职官、名物等问题，在专门和精深上做文章，形成了一套可以操作的、涉及文字、音韵、训诂、版本、校勘、辨伪等众多学科的庞大的方法体系，具有一定的可靠性和有效性。他们运用这些方法，考证文献，克服了以往史家依靠个人的学识主观先验地凭事理推测、鉴别史料方法的局限，构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操作程序，对于史学的科学化、客观化起了推动作用。
另外，汉学研究中常用的通例归纳法也被运用到史学研究上。清人治经，特别认识到读书必明其例的重要性，将其视为治学的重要方法之一，他们认为“读古人书，必先寻其义例，乃能辨其句读，非可妄议。”[4]（p173）戴震对《水经注》通例之归纳，卢文弓召对古书行款版式通例之归纳，段玉裁对汉儒旧注通例之归纳，凌廷堪对《仪礼》通例之归纳，王念孙、王引之对发疑致误之归纳等等。都是当时以通例归纳治经的显例。这种方法波及史学，钱大昕、王鸣盛、赵翼等人均不同程度地在治史过程中运用义例归纳法，取得了显著成就。
其三，在历史编纂学上，史家反对《春秋》笔法，反对以正统论著史，也是受了汉学的影响。《春秋》笔法是对传统史学影响很深的一种观念。宋学家对《春秋》研究、解说，形成《春秋》学。这种研究又渗透到史学中，在治史中形成了重《春秋》褒贬，重正统论，重《春秋》义例的现象。[3]清代汉学家一反宋儒重心性义理，好阐发议论的作风，变而为重文字训诂，好考证求实，张扬“实事求是”的学术个性。在史学上，则是轻史义，重史实，反对只重褒贬大义，而于史实却不甚理会的作史态度。尤其反对在历史编纂上搞《春秋》笔法，辨正统、闰统。钱大昕通过归纳、剖析《春秋》义例，指出《春秋》从不在文字上搞褒贬，而是“直书其事，使人之善恶无所隐而已”。[4]（p17）他批评欧阳修编纂《新唐书》、朱熹编纂《紫阳纲目》使用《春秋》笔法的做法，认为二人之书既掩盖了历史的真实，又褒贬不当，给读史者造成极大困难，因此他提出：“史家纪事，唯在不虚美，不掩恶，据事直书，是非自见。若各出新意，掉弄一、两字以为褒贬，是治丝而棼之也。”[8]（p350）与钱大昕一样，王鸣盛也反对治史模仿《春秋》笔法，认为“《春秋》书法，去圣久远，难以揣测，学者但当阙疑，不必强解，唯考其事实可耳。……究之是非，千载炳著，原无须书生笔底予夺，若因弄笔，反令事实不明，岂不两失之”。[6]（卷71）他同样批评《新唐书》和《通鉴纲目》意主褒贬的著史宗旨，认为记载事实乃史之天职，妄加予夺，实不可取。《四库全书总目》批评欧阳修以《春秋》笔法著史，于“事实不其经意”，“传闻多谬”。[9](p411)总之，以《春秋》褒贬大义治史的观念受到了批判。宋人由重义理而重《春秋》笔法，清人由重考实而反对《春秋》笔法，反映了宋清间史学由重阐发向重事实的转变。
与《春秋》笔法相联系的是正统观念。宋人著史重正统、闰位之辨，清人这一观念比较淡漠。尽管在清代史学史上，由于宋学的不绝如缕，正统观念也时隐时显，但总的趋向是受到批评。清初，王夫之即对正统论作了反思，认为以正统解说历史，真伪混淆，无法自圆其说，故而他评论历史，“不言正统”。[10](p1106)乾嘉时期，钱大昕更对朱熹在《通鉴纲目》中虚引中宗年号以记载武氏事迹，以明正统归李唐的写史方法表示不满，指出“史者，纪实之书也。当时称之，吾从而夺之，非实也。当时无之，吾强而名之，亦非实也”。从史以纪实的角度否定正闰之争的不合理。这些，都可以看出汉学求实精神的渗透。
其四，由于受汉学的影响，乾嘉时期的史家在解释历史的发展时，很少使用“天理”、“心性”这些宋儒惯常使用的概念，他们多数已不再执着“天理”这种封建纲常名分的标准评价历史事物，议论历史人物的功过，讨论历史的盛衰。而是就历史事物本身发论，冲破先验的“理”来评说历史。如王鸣盛对王?伞⑼跏逦摹坝勒旮镄隆钡钠兰郏?砸矶晕湓蛱斓钠缆鄣龋?寄艹迤瞥晒妫?贸鲂掠钡慕崧邸T谒伎祭?肥⑺ケ涠?保??窝д咴谡芾砩戏⒚鞑欢唷U砸碛谩暗仄?怠苯馐屠?沸耸⑺ネ龅谋涠??衔??涡怂ナ且颉暗仄?弊?疲?庋?慕馐痛?猩衩氐纳?剩??质且恢趾旯鄣睦?吩硕?邸4奘龆陨缁崂?返谋浠?灿凶约旱目捶ǎ?夷芄嵬ü沤袼伎嘉侍猓?浴笆啤苯馐屠?繁涠??2]这些都是乾嘉时期较有价值的思想。但总起来看，由于受汉学名物训诂、重文献考实之风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史家在历史哲学上没有大的建树，论史而蔽于理。倒是受公羊今文学影响的一批人，在历史哲学上有一套宏通的系统看法。
总之，汉学对史学的影响，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从积极的一面看，它培养了中国史学的求实精神和理性精神，创造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考证辨析史料的方法，扭转了长期以来史学著作资料选择的主观性和论点的直觉性。从消极的一面讲，由于汉学过分强调考证辨伪为“实”，分析评论为“虚”，从而严重限制了史家宏观把握历史的能力，他们对历史的盛衰运动、历史运动的支配力量等历史哲学问题思考甚少，无法对历史进程、历史运动这一历史客观性的问题做出系统解释，他们缺乏自己的哲学体系。又由于汉学崇古，有愈往前古，愈得其真的儒学求本化思想，影响到史学，“博古”现象严重。我们不能说乾嘉学者都博古而不通今，但“博古”思想影响到他们上下贯穿的通识眼光，也是事实。
由于汉学对史学的影响主要在治史态度、研究方法以及历史编纂等史学客观性这一层面上，无法对历史进程、历史运动这一历史客观性的问题做出系统解释。因此，当外部社会发生动荡，需要人们预见历史发展趋势时，汉学就无能为力了。而注重哲理思辨的宋学就有可能抬头，站出来论证历史之发展变化。但宋学的过分虚妄也使人生厌，于是有人就试图将汉学的求真务实与宋学的思辨议论结合起来，汇合汉、宋，摒弃汉学的琐细和宋学的虚妄，在史学上做到事实真和义理明，以便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这也是为什么晚清以后史学逐步摆脱经学束缚而独树一帜的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1]刘师培. 刘申叔遗书[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2]王记录. 中国史学思想通史（清代卷）[m]. 合肥: 黄山书社,2002.
[3]吴怀祺. 宋代史学思想史[m]. 合肥: 黄山书社,1992.
[4]钱大昕. 潜研堂文集[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5]戴 震. 戴震全书（六）[m]. 合肥: 黄山书社,1995.
[6]王鸣盛. 十七史商榷[m]. 北京: 中国书店,1987.
[7]张之洞撰. 范希曾补正. 书目答问补正[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8]钱大昕. 十驾斋养新录[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一、关于诸环境要素的历史变迁
(1)气候变迁。继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后，气候变迁的研究成果斐然。龚高法、张丕远、张瑾瑢等指出仰韶时期普遍较现今温暖，相应的气候带较现在偏北；历史时期亚热带的北界，在最温暖时曾达到华北平原，而在最寒冷时期却移至长江以南(《历史时期我国气候带的变迁及生物分布界限的推移》，《历史地理》第五辑)。倪根全认为历史时期气候变迁造成了我国北方湿润区和半湿润区由北向南的退缩，使得我国农业地区不断南退，这也是我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的重要原因之一(《论气候变迁对中国古代北方农业经济的影响》，《农业考古》1988年第1期)。满志敏《唐代气候分期及各期气候冷暖特征的研究》一文以八世纪中叶为转折点，把唐代气候分为两个时期，认为从七世纪初至八世纪中叶，气候冷暖特征与今相近，而八世纪中叶至十世纪中叶气候转寒，气候带要比现代南退一个纬度(《历史地理》第八辑)。吴宏歧从唐长安驯象的史实入手，对满志敏的上述观点予以反驳，认为其论断不足以否定隋唐温暖期的存在，而传统的关于隋唐温暖期的划分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唐都长安的驯象及其反映的气候状况》，《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4辑)。满志敏还就历史时期黄淮海平原的气候特征进行了探讨(《黄淮海平原仰韶温暖期的气候特征探讨》、《黄淮海平原北宋至元中叶的气候冷暖状况》，《历史地理》第十、十一辑)。邹逸麟对明清时期北方气候进行了研究(《明清北部农牧过渡带的推移和气候变化》，《复旦学报》1995年第1期)。何业恒分析了近五千年来华南地区的冷暖变化情况(《近五千年来华南气候冷暖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1辑)。王开发、韩昭庆就历史时期上海西部和太湖流域的气候状况进行了探讨(《根据孢粉组合推断上海西部三千年来的植被、气候变化》，《历史地理》第六辑；《明清时期太湖流域冬季气候研究》，《复旦学报》1995年第1期)。蓝勇和于希贤则就西南地区的气候变迁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中国西南历史气候初步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2辑；《苍山雪与历史气候冷期变迁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2期)。
(2)海陆变迁。李元芳分析认为：西汉黄河三角洲范围以孟村为顶点，自西向东北方向发展，其沉积特征与近代黄河三角洲相似(《西汉古黄河三角洲初探》，《地理学报》1994年第6期)。张忍顺指出，近岸沙州并岸是江苏滨海平原成陆的重要特征，十五世纪末黄河夺淮入海给江苏岸外沙州田暗沙、明沙、直至并岸造成了巨大影响(《历史时期的江苏岸外沙州及其演变》，《历史地理》第八辑)。张修桂、陈金渊分别分析了上海和南通地区的成陆过程(《上海地区成陆过程概述》，《复旦学报》1997年第1期；《南通地区成陆过程探索》，《历史地理》第三辑)。景爱探讨了科尔沁地的形成过程(《科尔沁地的形成过程及其影响》，《历史地理》第七辑)。冯季昌等则全面系统地描绘了科尔沁河地经历的四个变迁阶段(《论科尔沁河的历史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3辑)。刘德岑撰文探讨了梁山泊的淤平过程(《从大野泽到梁山泊》，《西南师大学报》1990年第2期)；郑宝恒等则就连云港市的水陆变迁进行了研究(《连云港市的水陆变迁》，《历史地理研究》第二辑)。此外，林汀水、张修桂还探讨了海岸线的变迁(《辽东湾海岸线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2辑；《金山卫及其附近一带海岸线的变迁》，《历史地理》第三辑)。
(3)沙漠与沙漠化。李淼在《对历史时期乌兰布和沙漠成因的几点认识》一文中指出，乌兰布和沙漠属于非原生性沙漠，主要是在汉代以后形成和发展的(《西北史地》)1986年第1期)。陈育宁考察了鄂尔多斯地区沙漠化形成和发展的过程，认为自秦汉以来的过度开垦是引起沙漠化的主要人为因素(《鄂尔多斯地区沙漠化的形成和发展述论》，《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他又探讨了宁夏地区沙漠化的情况，认为干旱多风，近百年来气候干化是土地沙化的重要自然因素(《宁夏地区沙漠化的历史演进考略》，《宁夏社会科学》1993年第3期)；景爱、马正林也对引起沙漠化的原因进行了探讨(《木兰围场的破坏与沙漠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2辑；《人类活动与中国沙漠地区的扩大》，《陕西师大学报》1984年第3期)。李并成从敦煌文书中发现了古代瓜沙二州间的一块绿洲，并探讨了这块绿洲的沙漠化过程(《瓜沙二州间一块消失了的绿州》，《敦煌研究》1994年第3期)。他还揭示了河西走廊古绿洲沙漠化区域的分布特点和结构特征(《河西走廊汉唐古绿洲沙漠文化的调查研究》，《地理学报》1998年第2期)。
(4)植被的变迁。对于历史时期植被变迁史的研究，史念海贡献最大。他认为黄河下游及其附近地区在远古之时森林相当茂密；黄河中上游可以称道的森林亦不少；长江流域及珠江流域森林相当普遍；东北地区直到清代尚极繁多(《论历史时期我国植被的分布及其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3期；《历史时期森林变迁的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总第6辑)朱士光《全新世中期中国天然植被分布概况》(《中国历史地理论丛》总第6辑)和《历史时期我国东北地区的植被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4辑)两文深入分析了历史时期植被的更替情况。文焕然、周云庵、袁森坡、郭松平等分别探讨了历史时期新疆、秦岭、塞外承德及凌源的森林变迁(《历史时期新疆森林的分布及其特点》，《历史地理》第六辑；《秦岭森林的历史变迁及其反思》，《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1辑；《塞外承德森林历史变迁及其反思》，《河北学刊》1986年第2辑；《凌源森林盛衰和自然灾害》，《农业考古》1986年第1期)。王守春《明清时期黄土高原植被与环境》一文指出，明清时期黄土高原天然植被受到人类的破坏比以前任何时期都严重(王守春主编：《黄河流域地理环境演变与水沙运行规律研究文集》第五集，海洋出版社1993年11月版)。
楠木是珍贵树种，蓝勇认为先秦时期楠木的分布比现在要偏北一些；唐宋时以今四川为多；明清时期由于采办皇木，加之气候趋冷，楠木资源日渐枯竭(《历史时期中国楠木地理分布变迁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4辑；《明清时期的皇木采办》，《历史研究》1994年第6期)。我国古代黄河流域盛产竹子。文焕然指出华北西部历史上栽培竹林的分布呈面积大小不一，不连续的斑点状，汉代以前最北分布似在40°N，现今似在36°N(《二千多年来华北西部经济栽培竹木之北界》，《历史地理》第十一辑)。
(5)野生动物的变迁。关于历史时期动物的研究，何业恒成果颇丰。他先后出版了《中国珍稀兽类的历史变迁》(湖南科技出版社1993年版)、《中国珍稀鸟类的历史变迁》(湖南科技出版社1994年版)、《中国珍稀兽类(Ⅱ)的历史变迁》(湖南师大出版社1996年版)、《中国珍稀爬行类、两栖类和鸟类的历史变迁》(湖南师大出版社1997年版)。他认为我国历史时期金丝猴的地理分布远比今天为广；我国是曾见朱鹮数量最多，分布最广的国家；而大熊猫的地理分布范围经历了一个由小到大又缩小的变化过程；到十八世纪平原地区的华南虎相继绝迹；历史时期我国三种麝的分布范围远比当今广；而扬子鳄由于气候变化、栖息环境的破坏以及人类的乱捕滥猎，分布北界不断南移(《试论金丝猴的地理分布及其演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4辑；《论试朱鹮地理分布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3期；《试论大熊猫的地理分布及其演变》，《历史地理》第十辑；《试论华南虎在长江三角洲的绝迹》，《历史地理》第十一辑；《中国麝地理分布的变迁和麝香生产的消失》，《史念海八十寿辰学术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2月；《扬子鳄在黄河中下游的地理分布及其南移的原因》，《历史地理》第十五辑)。裴修碧、文焕然分别探讨了历史时期扬子鳄、野马野驴的分布变化(《上古时期扬子鳄分布地域考》，《安徽史学》1996年第3期；《历史时期中国野马野驴的分布变迁》，《历史地理》第十辑)。文焕然、王振堂、蓝勇对野生犀象的历史变迁进行了考察(《再探历史时期的中国犀象分布》，《思想战线》1990年第5期；《犀牛在中国灭绝与人口压力关系的初步分析》，《生态学报》1997年第6期；《历史时期中国野生犀象分布的再探索》，《历史地理》第十二辑)。此外还有刘洪杰《中国古代独角动物的类型及其地理分布的历史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4辑)等。
(6)水文的变迁。对黄河的研究依然是水文变迁研究的重点。邹逸麟的《千古黄河》一书是继岑仲勉《黄河变迁史》之后的又一研究黄河的力作，是学术界有关黄河研究的最新总结(香港中华书局1990年5月版)。谭其骧等老一辈历史地理学家认为黄河在东汉以后800余年间长期处于安流状态。赵淑贞、任伯平对此提出了疑议。他们认为决溢次数的多寡并不等同于洪水泥沙的多寡，东汉以后黄河河道行洪能力有所提高，水患史料的缺失均是导致“安流”局面的因素(《关于黄河东汉以后长期安流问题的再探讨》，《地理学报》1998年第5期)。徐海亮《历史上黄河水沙变化的一些问题》一文推测黄河在历史上的水沙变化可能存在更为宏观的环境背景(《历史地理》第十二辑)。史念海探讨了黄土高原主要河流及西安周围诸河流的流量变化(《黄土高原主要河流流量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2辑；《论西安周围诸河流量的变化》，《陕西师大学报》1992年第3期)。谭其骧、张修桂分别探讨了海河水系分合离聚的历史过程(《海河水系的形成与发展》，《历史地理》第四辑；《海河流域平原水系演变的过程》，《历史地理》第十一辑)。此类文章还有邹逸麟《历史时期华北大平原湖沼变化变迁述略》(《历史地理》第五辑)；朱玲玲《明清时期滹沱河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1辑)；林汀水《辽河水系的变迁与特点》(《厦门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
长江江流的清浊变化引起了周宏伟的关注，他认为历史时期长江干流出现过九次较为明显且持续时间较长的清浊变化，而人类活动和气候变迁可能是造成清浊变化的主因(《历史时期长江清浊变化的初步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4期)。对于河道变迁的研究有助于推动长江研究的开展。中国科学院地理所编写的《长江中下游河道特性及其演变》一书是一部关于长江中下游河道演变的综合性论著，该书详细论述了全新世以来长江中下游河道的变迁情况(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张修桂撰文讨论了长江中游河床的演变过程，为三峡工程提供了背景资料(《长江宜昌至城陵矶段河床历史演变及其影响》，《历史地理研究》第二辑；《近代长江中游河道演变及其整治》，《复旦学报》1994年第6期)。周风琴对湖北沙市河段河道及荆江的历史变迁进行了研究(《湖北沙市地区河道变迁与人类活动中心的转移》，《历史地理》第十三辑)；《荆江历史变迁的阶段性特征》，《历史地理》第十辑)。张修桂推翻了荆江百里洲于十六世纪由水流切滩形成的说法，认为其演变过程是以渐变为主要形式(《荆江百里洲河段河床的历史演变》，《历史地理》第八辑)。满志敏对黄浦江水系的形成原因进行了分析(《黄浦江水系的形成原因述要》，《复旦学报》1997年第6期)。
(7)灾害史。请参见卜凤贤《中国农业灾害史研究综论》(《中国史研究动态》2001年第2期)，此不赘述。
二、关于环境史的综合研究
(1)对环境的综合评价。朱士光通过对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分布及目前残存的植被的考察，对历史时期农业生态环境变迁作了初步探讨(《历史时期农业生态环境境变迁初探》，《地理学与国土研究》1990年第2期)。王乃昂则分析了历史时期甘肃的环境变迁(《历史时期甘肃黄土高原的环境变迁》，《历史地理》第八辑)。李民《殷墟的生态环境与盘庚迁移》一文指出，殷墟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盘庚迁殷的重要原因(《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唐亦功的《金至民国时期京津唐地区的环境变迁研究》(陕西师大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探讨了京津唐地区金到民国时期的环境变迁。此类文章还有徐海鹏《北京新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地理环境》(《北京大学学报(专刊)》1992年7月)、于希贤《北京市历史自然环境变迁的初步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1辑)、赵永复《历史时期黄淮平原南部的地理环境变迁》(《历史地理研究》第二辑)、张宝秀《滦河潮河中上游地区三百年来自然环境的变过(《环境变迁研究》1996年第5辑)、高俊虎《三百年来承德地区地理环境演变趋势初探》(《干旱区研究》1998年第2期)、张自强《江海平源的自然基础和先民文化之探讨》(《东南文化》1996年第1期)、马强《蜀道地带生态环境的历史变迁》(《成都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等。
(2)人地关系研究。90年代以来，人们在加强对环境诸要素研究的同时，也开始探寻人类活动对历史环境的影响。邹逸麟在1998年长江洪灾过后撰文呼吁：现在应该静下心来，实事求是地研究迄今为止的我国全部人地关系发展的历史，分析其中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关于加强人地关系历史研究的思考》，《光明日报》1998年11月6日)。韩茂莉则对历史时期黄土高原人地关系研究作了总体性回顾(《历史时期黄土高原人类活动与环境关系研究的总体回顾》，《中国史研究动态》2000年第10期)。朱士光、马雪芹、王建革、贾毅等也对黄河流域的人地关系进行了探讨(《我国黄土高原地区几个主要区域历史时期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变迁概况》，《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1期；《明清时期黄河流域农业开发和环境变迁述略》，《徐州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马政与明代华北平原的人地关系》，《中国农史》1998年第1期；《白洋淀环境演变的人为因素分析》，《地理学与国土研究》1992年第4期)。
关于长江流域人地关系的研究也有很大进展。蓝勇认为宋代以后尤其是明清以来长江上游地区的水土流失加重了中下游的洪涝灾害(《历史上长江上游水土流失及其危害》，《光明日报》1998年9月25日)。刘沛林认为长江流域水灾频率的增强基本上是与历史上地区开发的进程同步的(《历史上人类活动对长江流域水灾的影响》，《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张润元、张国雄、龚胜生分别就长江流域各重点林区及沿江湖区的人地关系进行了探讨(《清代长江流域人口运动与生态环境的恶化》，《学术月刊》1994年第4期；《明清时期两湖开发与环境变迁初议》，《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2期；《清代西湖地区人口压力下的生态环境恶化及其对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1期)。
此类文章还有祝功武等《广东水土流失历史变迁》(《历史自然地理研究》1995年第2期)，戴一峰《近代闽江上游山区的开发和生态环境》(《厦门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邓辉《全新世气候最宜期燕北地区人地关系研究》(《环境变迁研究》1996年第5期)、《全新世大暖期燕北人地关系的演变》(《地理学报》1997年第1期)，韩光辉《清代以来围场地区人地关系演变过程研究》(《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等。
(3)环境保护史及古人生态哲学研究。罗桂环等《中国环境保护史稿》(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是一部系统论述中国环境保护史的专著。邹逸麟以先秦两汉为例，探讨了我国古代环境意识产生的历史地理背景、不合理的环境行为及后果(《我国古代的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刘世芮分析了先秦文化中的生态文明观念(《先秦文化中的生态文明观念》，《社科纵横》2000年第4期)。倪根全《秦汉环境保护初探》(《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2期)一文探讨了秦汉时期存在的环境问题、自然环境的保护措施及污染防治。陈业新则对秦汉时的生态职官进行了考察(《秦汉生态职官考述》，《文献》2000年第4期)。刘华介绍了唐代环境的保护情况(《我国唐代环境保护情况述论》，《河北师大学报》1993年第2期)。张全明探讨了宋代生物资源保护的特点和宋人的生态意识(《论宋代的生物资源保护及其特点》，《求索》1999年第1期；《简论宋人的生态意识与生物资源保护》，《华中师大学报》1999年第5期)。王风雷分析了元代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律条款(《论元代野生动物保护条款》，《内蒙古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杨昶考察了明人的生态观念(《明代的生态观念和生态农业》，《中国典籍与文化》1998年第4期)。
(4)从文化角度研究生态环境的初步尝试。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状态，文化则是体现人类思想和实践的现象。两者相互影响，而其中生态对文化起着决定作用，这是王玉德、张全明提出的观点。他们的《中华五千年生态文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版)正是基于上述理论展开的。全书共十六章，分上下两编，从横、纵两个方面对五千年来中华生态文化进行了探讨。上编七章分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代、清代七个阶段探讨了中华五千年的生态环境的变迁及其与政治、经济、民俗、学术的相互作用；下编九章分别分析了古代气候、土壤、生物资源、水文、矿产、灾害等诸生态因素的变迁和文化的相互影响，并探寻了中国古代生态旅游文化的特征及古代人们的生态思想。余论部分则从生态文化的角度分析了当代中国所面临的决策、土地、人口、水、大气、森林、废物处理、噪音、珍稀动物、交通等十大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此书作为从文化角度探索我国长时段生态环境的初步尝试，无疑为我们开阔了视野，提供了新的思考角度。
三、关于理论、方法及今后研究的方向
环境史是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出现的以人类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为对象的一门学科。包茂宏在介绍美国环境史学的发展史的基础上提出了对环境史概念的新认识。他认为：“环境史就是以建立在环境科学和生态学基础上的当代环境主义为指导，利用跨学科的方法，研究历史上人类及其社会与环境之相互作用的关系；通过反对环境决定论，反思人类中心主义文明观来为濒临失衡的地球和人类文明寻找一条新路，即生态中心主义文明观”。他把环境史分为三个阶段：人与环境基本和谐相处的环境与前现代文明期，人类中心主义的现代文明对环境的征服及走向生态中心主义的超越现代文明的新文明观。提出了建立我国的环境史学派的大胆构想(《环境史：历史、理论和方法》，《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
王宏志的《洪承畴传》修订本,即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洪承畴是明清之际的重要历史人物,也是一个有重大争议的历史人物,为他写传,对他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有助于读者了解洪承畴这个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以及了解他在明清之交真实的历史地位,还洪承畴以本来的历史面目。这无疑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洪承畴本是明王朝的重臣,镇压农民起义有功,官至三边总督、蓟辽总督。但在松锦战役中,洪承畴受明兵部尚书陈新甲掣肘,不能实现自己的战略思路;加上那时明王朝已经十分腐败,崇祯帝也不可能给洪承畴以必要的支持,导致松锦战役失败,他自己也被清军所俘。经过清最高统治者皇太极的劝降,以及洪承畴的审时度势,他最后投降了清朝,为清朝统一中国出谋划策,参与清朝中央佐理机务,在招抚江南、避免江南百姓生灵涂炭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劝降郑芝龙、得以顺利进军福建时,被誉为“开清第一功”。从历史主义的观点看,洪承畴之所以成为明朝的重臣,是从镇压农民起义军发家的,不值得称颂;而他降清以后,成为清初的开国功臣,在促进清朝统
一、缓和民族矛盾等方面,却是于国家于民族有益的,是应该肯定的。
《洪承畴传》在对洪承畴降清、为多尔衮献策,以及佐理机务、于国家安抚江南等进行认真分析之后,认为洪承畴之所以一直受到非议,是因为有些论者受的影响,总把汉族之外的少数民族视为胡、夷、异族,一旦由他们入主中原,就说中国是亡国。加上清军入关实行过民族压迫政策,增加了民族间的对立。这就是满族贵族入主中原、以清代明,引起汉族百姓、特别是士大夫阶层巨大不满的原因。可以说,在汉族人里的反满情绪从清初到清末自始至终没有间断过。从清初士人黄宗羲、王夫之等的反清情绪到创立天地会等反清组织,沿续了200多年。从清中叶以后直到晚清,不论是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还是辛亥革命,最初都还打着反满旗号。而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作为历史人物的洪承畴始终是主要攻击目标。他们一方面对洪承畴在清初的作用加以拔高,如有些论者就认为洪承畴是清朝入主中原的决定因素,如果没有洪承畴,清朝就站不住脚,明朝就不会灭亡,把以清代明完全看成是洪承畴的个人因素。而拔高的目的是为了加重洪承畴的“汉奸”罪名。另一方面,由于反清复明的力量中,士人起了重要作用,因此许多历史著作、特别是文学著作,通过小说、笔记,以至戏剧,大肆讨伐洪承畴,直到当代一些文学著作中描绘叛徒、汉奸时,还以洪某某为名,影射洪承畴。这样一来,洪承畴就成了家喻户晓的“汉奸”,遭受万世骂名。
由于历史人们对洪承畴存在着如此重大的偏见,要纠正这样沉积多年的历史是非,就不是几篇文章和阐明几个论点就能让人改变看法的。而是要通过大量的史料,把这些材料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去分析、研究,从中得出客观、公正的结论。《洪承畴传》正是这样,在搜集、整理大量史料的同时,对洪承畴所经历的每个历史阶段、历史细节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研究、排比;对洪承畴的历史功过,进行了认真的剖析,得出了洪承畴是一个应该基本肯定的历史人物的结论。从宏观史学看,作者立足于我国是多民族国家,评价历史人物也应从多民族国家的角度出发,把满族看成是中华民族的主要成员之一,把清代看成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王朝,以清代明不过是中国历史上王朝更迭的正常现象。洪承畴弃明事清和历代王朝的建立一样,新王朝缔造者一般都争取大量的旧王朝的官吏到新王朝任职,这可以起到对旧王朝的瓦解作用,以及解决新王朝的官源不足的困难。所以,历代王朝的更替都有大批旧王朝官吏到新王朝任职,几乎没有例外,甚至包括辛亥革命成功以后、新中国建立时,都有大批官员是来自旧政权。不少旧朝代、旧时期的官员在新朝代、新时期起着安邦定国的作用,他们是历史的光明面,而不是黑暗面,洪承畴当然也属于光明面的历史人物。
正因为《洪承畴传》以丰富的历史材料为依据,实事求是,一改几百年来世俗观点对洪承畴的谩骂和贬评,给洪承畴这个历史人物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才受到读者普遍好评。《洪承畴传》出版后,连续印刷多次就可以说明。可以说《洪承畴传》的出版是用历史事实奠定了洪承畴历史功过的基础,贬斥洪承畴的人仍可坚持自己的观点,但不能否定书中这些基本的历史事实。同时,《洪承畴传》的出版,也为今后研究洪承畴提供了一条思路。作为一本传记著作,我以为《洪承畴传》写得是比较成功的。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先生曾欣然为此书题名。北京大学著名历史学家周一良教授看了此书之后,给作者写信说,作者“敢于跳出前人的窠臼”,提出自己的观点,并肯定“这是一部可以改变世俗观点的著作”。《洪承畴传》出版几年后,作者又掌握了许多新的史料,对全书进行较多的修订,并配了许多插图,图文并茂。由于材料丰富,文字晓畅,情节生动,此书具有很大的可读性。我相信,本书的再版,定会受到读者更广泛的欢迎。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