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基于建筑创作、城市设计的基本认识，认为：建筑创作的根本目标和本质特征与城市设计有着同样的核心价值评判――建筑职能空间标志性的构筑与城镇特色形象的建构，特别是建筑职能的标志性和独具文化、艺术、个性化空间的生成与城市设计文化、艺术、审美的特质性存在着内在的空间契合；表现在：建筑创作命题、文化意象生成与物质形态空间构筑的城市设计基本命题与区位空间特质性的一脉相承。
【关键词】建筑创作；城市设计；城镇特色形象的建构
引言
目前，城市设计与相关学科关系是学界广泛探讨的问题，其中建筑创作与城市设计相关性的探讨，主要从学科的对象、范围、操作程序、工作手段等方面展开讨论，主要的讨论与经典的理解都局限于尺度、规模、过程等，笔者试图从建筑创作与城市设计根本目标与本质特征探讨学科之间的内在关联性。
1 关于城市设计的基本认识
城市设计作为人类基本的生存实践活动古已有之，随着现代城市设计理论探讨与实践的不断发展，对于城市设计的认识，不同国家及地区、不同历史阶段、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的价值信仰的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诠释他们个人的城市设计观，导致了对城市设计存在不同的理解和认识。就目前而言，在学术界要形成一个能够被广泛认同与普遍接受的城市设计概念是有一定难度的。我国已经有学者对中西方众多学者的城市设计概念进行梳理和总结：1.西方学者关于城市设计理论探讨主要集中在：[1] “景观―视觉”、“认知―意象”、“环境―行为”、社会、功能、程序―过程、类型―形态七个领域。2.我国学者已开展的理论探讨主要有：[2]形体环境论、建筑论、规划论、政策论、全过程论、区位论六个领域。从以上中西方研究成果来看，我国学者的研究在城市设计概念、目标等认知层面与实际操作层面取得巨大的成果，但在社会生活、人文景观、历史文化等层面未得到应有关注，或者说同西方学者的研究相比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基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其理论研究的广泛性，从注重功能形式，到视觉感知，再到当代引入人的行为活动、社会学、类型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理论知识，提出坚持以人为本，统筹兼顾，处理好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公众与个人的关系，强调公共生活空间环境的塑造。本文认为城市设计的是以城镇外部环境的物质形态空间为主要对象，其本质目标与整体特征是致力于城镇形象特色的建构，城镇历史、艺术、文化、审美的区位空间审视下的时空表达与城镇特质空间与城镇特色形象品质空间的生成与发展。
2 关于建筑创作的基本认识
古罗马时期的建筑师维特鲁威在《建筑十书》中提出“坚固、实用、美观”三项基本原则，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师阿尔伯蒂也在其著作《建筑论》中论述“实用、坚固、美观”三项基本原则及评价标准，并强调通过基础科学（数学与几何）知识表达对美的理解；而我国伟大的道家哲人老子在《道德经》中论述了关于建筑的认识――“器”的概念。
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西方现代建筑理论与实践就非常丰富而多元化了，大家开展了前所未有的广泛讨论。如，有从强调功能角度提出“形式追随功能”（沙利文），有的从侧重与环境的结合，提出“有机建筑论”（赖特），还有的主张把精神和愿望适宜的融入建筑空间的特性中，还有的从公共的角度，提出“市民建筑”的概念等等，其实关于建筑的认识与实践无论怎么变，始终没有离开“坚固、实用、美观”这个“器”的本体论，无论从什么角度的探讨与实践，只是这个本体的一个变异或引申而已。换句话说，建筑创作一直没有离开建筑的物质空间形态，及其所蕴含和承载的各种形式的精神文化。
就建筑创作的概念而言，看似简单，实则不然；看似人们个个能“耳熟能详”，但学术界长期以来并没有一个标准而统一的定义。基于以上相关论述，笔者认为建筑创作是以建筑职能空间标志性的构筑和城镇特色形象建构为目标，主要侧重于建筑物质形态空间所具有的文化、艺术、审美与时代品质形象的创作，在理性思维、原创和发展的基础上，突出建筑空间标志性的构筑和独具文化、艺术的个性化品质空间生成。
建筑的坚固、实用更多是满足人们的物质、生理需求，寻求对身体的各种庇护；然而对当代人来说更重要的是其物质空间所具有的精神与文化形象上的意义。因此，我们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寻找区位空间特质性的精神与特色形象上，并以此指导生成独具特质性的个性化品质空间；而特质性恰恰又是当下我们在建筑创作实践活动中最缺乏的，而且可以肯定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在这方面的追求上有所收获，只要我们的心中抱有希望并且知道我们能做多少就可以了。
3 建筑创作与城市设计的内在关联性
基于上文关于建筑创作、城市设计的论述与研究，笔者认为建筑创作的核心价值在于建筑职能空间的标志性与城镇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城镇形象特色的建构。应从区位主体（建筑）所在城镇及城镇所在地域的自然地理特征、历史文化、传统特色、时代品质发展的区位空间特质性战略命题审视开始，其整体目标与本质特征应都是致力于城镇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城镇形象特质与空间标志性的建构，与城市设计有着同样的核心价值评判；特别是建筑创作的标志性和独具文化、艺术、个性化空间品质的生成与城市设计文化、艺术、审美的特质性存在着内在的空间契合，表现在：建筑创作命题、文化意象生成与物质形态空间构筑的城市设计基本命题与区位空间特质性的一脉相承。具体而言：
3.1 建筑创作命题的确立，在现状与区位空间研究分析的基础上，对区位主体与区位空间关系的特质性进行城市设计战略命题的审视与把握，将建筑创作的命题与建筑职能空间的标志性、城镇形象特色建构相融一脉。
3.2 建筑创作的文化意象的生成是基于城市设计命题的文化传承与发展，在强调文脉的同时更为关键的是文脉传承与发展的时空性，因为文化的本质与主流是发展，今天的创造即是明天的历史。
3.3 建筑物质形态空间的构筑，应突出建筑、环境、景观的文化、艺术、审美品质及其物质形态空间命题与空间形式的整合性。
4 结语
基于相关的建筑创作与城市设计理论研究与实践成果，为本文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基础，但在研究过程中，笔者发现相关研究对于建筑创作与城市设计内在关联性的探讨，缺乏较为详尽的描述，仍是一个亟待探讨、完善与丰富的新领域，还需要全面、系统、科学的研究。鉴于笔者相关的建筑、城市设计理论与实践经验的不足，本文的观点必然存在失之偏颇的地方，敬祈引起更多的学者对建筑创作与城市设计内在关联性的关注及相关问题的探讨。
参考文献（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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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建筑、批评意识、形态文化、建筑形式
一、马克思主义与建筑意识形态批评
建筑作为最具公共性的艺术和文化表现形式，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评的角度来看，它与其他艺术形式一样，是表现“经济的世界中各种冲突和变化过程的许多手段”，是反映“阶级利益与阶级地位”的工具。由于建筑与社会文化现实之间的紧密联系以及其中所蕴含的复杂性、矛盾性与特殊性，建筑成为了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进行哲学思考与意识形态论战的重要领域。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现代大工业城市”、“使城市最终战胜了乡村”的城市化过程中“尽可能地消灭意识形态、宗教、道德，的社会现实，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对巴黎改建——近代两方城市规划与建设的最早探索——进行了意识形态批判l853年，拿破仑三世委任奥斯曼制定巴黎扩建工程计划，史称“欧斯曼计划”(又译“奥斯曼计划”)巴黎改建工程历时17年之久，在拆毁了25000座旧建筑的同时新建了75000座新建筑，建设了在今看来依旧高大、雄伟、美观的巴黎歌剧院、香榭丽舍大街和星形广场。恩格斯认为“穿过房屋密集的工人街区开辟一些又长、又直、又宽的街道，在街道两旁修建豪华的大厦”，并“把巴黎变为一个纯粹的豪华都市”，将市中心“最不成样子的小街小巷”改造成大商场或街道，使之成为资产阶级“大肆自我吹嘘”的巨大成就的欧斯曼计划的最终目的在于“使街垒战难于进行”。但是“这种小街小巷立刻义在别处，并且往往是就在紧邻的地方出现”。南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我们的工人每夜都被圈在里边的这些传染病发源地、极恶劣的洞穴和地窟，并不是在被消灭，而只是在……被迁移”，所以恩格斯敏锐地指出：“同一个经济必然性在一个地方产生了这些东西，在另一个地方也会再生产它们”。因而得出“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存在的时候，企图单独解决住宅问题或其他任何同工人命运有关的社会问题都是愚蠢的”的论断，并进一步指出解决住宅问题的办法在于“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工人阶级自己占有全部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
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的建筑意识形态批评模式在西方得到了继承和发展。经典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在现实和理论的双重危机中被反思、探索和突破，试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这种努力在哲学、社会学、文学和艺术学等不同的领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在建筑学领域更是异军突起，构建了具有深邃洞察力和原创性的建筑意识形态批评理论。如曼夫雷多·塔夫里的《走向建筑的意识形态批判》、《建筑与乌托邦》和《建筑学的理论和历史》，列菲伏尔的《对空间政治的反思》，詹姆逊的《建筑与意识形态批判》、《砖块与气球：建筑，唯心主义与地产投机》和《后现代主义的限制》，哈贝马斯的《现代建筑与后现代建筑》，戴维·哈维的《(共产党宣言)的地理学》、《城市中的后现代主义：建筑与城市设计》等论著，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与建筑批评之间构建了一种如影相随的亲缘关系，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对城市建筑和空间进行了犀利而深邃的阐释。
当代建筑的意识形态批判始于意大利威尼斯建筑学院。1969年，其代表人物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建筑理论家曼夫雷多·塔夫里发表了题为《走向建筑的意识形态批判》的长篇论文，将意识形态批评引入了建筑批评之中，以一种新马克思主义的视角，重新审视建筑学的理论和历史，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转译为建筑批评。塔夫里对现代主义和当代建筑生产的批判，具有重要的开拓性意义。塔夫里在《走向建筑的意识形态批判》一文中指出：“对建筑和城市的意识形态进行一种内在统一性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就是揭示隐藏在艺术、建筑、城市等统一范畴背后的偶然的、既不客观也不普遍的历史现实。作为一种历史和客观的阶级批评，建筑批评必须成为关于城市意识形态的批判，并想尽一切办法避免陷入与处理资本矛盾的理性技术进行‘进步’对话危险之中。”因此，在《建筑与乌托邦》(1973年)一书的序言中，塔夫里声称要“用意识形态批评所提供的方法，来重读现代建筑史，用最严格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认同的术语，来理解现代建筑史”，以此构建一个参照体系，“以便进行深一层的检验”。例如，塔夫里用意识形态批评的方法解释新艺术运动建筑风格的产生与衰落时，认为新艺术运动建筑如同“最有想象力的火焰，它点燃了希望之光，成为表达真理的工具”，就像是播下了种子，它使理想得到萌芽”。它是“上层中产阶级文化思想的反映，它标志着这个阶层企图用一种共同的语言来适应各个阶层的需要”。“由奥尔布里奇、麦金托什、霍夫曼所创造的含有神奇色彩和颓废氛围的新艺术运动是对新兴资本主义社会反抗的表现，他们不愿看到金钱左右一切的现象在建筑艺术领域产生，他们企图用新的艺术手法来表达新的希望。但是，在新的社会条件下，那些墨守成规的新作品同样是不受欢迎的”，因为“他们的这种努力并没有得到资产阶级的支持。大量的新资产阶级不赞成这种主张，而新兴的工业化方法才对他们有吸引力”。塔夫里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出发，揭示了隐藏在建筑形式背后的经济和文化动力的运作秘密。但是，我们从塔夫里的建筑意识形态批评中可以看出，塔夫里认为建筑师和建筑批评可以有意识形态的立场，但建筑不可能是意识形态的，因此建筑批评应该坚决揭露当代的或历史的建筑意识形态。这种将意识形态视为“虚假意识”的否定性意识形态批判，毫不妥协地否认了意识形态对于建筑创造可能具有的积极肯定意义，导致了塔夫里对当代建筑创新努力的悲观主义态度：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建筑是一个负面范例。尽管文化环境在不断变化，人们却只是以新的方式一遍遍复述古老的故事。当代建筑的各种原则已经将伟大的语言学实验演变成了一场悲剧，以致错接与放弃，然而事实上当代建筑基本上没有在它们的诗篇中赋予这些原则以一种中心地位。当人们的注意力集中于未来时，对传统的依赖越来越成为束缚。建筑，就像俄狄浦斯，命中注定会因自己要实现单一的神话而必须同时要承担不同要求的惩罚。因此，在塔夫里那里，充满了对当代建筑的谴责与批判：菲利普·约翰逊的“学院气来自贪婪的搜集欲，而不是来自浏览中冷静的、独立的态度”，他“暧昧不明的折衷主义终究不过是一场魔术表演”：詹姆斯·斯特林“徘徊于结构主义和未来主义之间，徘徊于对技术的敏感和对维多利亚的追忆之间”，“粗看起来它们虽然有一种反讽的味道，却没有提供解决谜题的方法”；路易·康“为学院派创造了一种缺乏表情的建筑。在这里，世界沉没消失”；文丘里和布朗的“势利态度为大量的美国神话涂脂抹粉。他们为费城两百年纪念活动的美化建议只是一种以特意幼稚的灯光视幻效果对大众社会用滥了的符号的再次使用”。塔夫里揭示了当代建筑的风格、形式与社会文化之间所存在的一种悲剧性张力，其批评方法显然是意识形态的，正如塔夫里在其名著《现代建筑》的最后一句所指出的：
我们希望所追寻的足迹在今天会变得更清晰一点。我们试图显示的不是一条道路的历史，而是许多道路的历史，以及它们是如何从特定的建筑作品中产生的——产生于现实和乌托邦的相互作用。我们所关注的不是这些道路所制造的外在形式，而是隐藏在它们后面的思想。
美国建筑批评家弗兰姆普敦在《现代建筑：一部批判的历史》(1980年)一书的前言中声称自己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影响：“和许多同代人一样，我受到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影响，但即使对本书最粗略地翻阅也会发现，书中没有引用马克思主义既定的分析方法。另一方面，我接受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却无疑帮助我润色了对整个历史时期的看法，‘并使我尖锐地意识到欧洲启蒙运动的阴暗面：它以不合理的理性主义为名，把人引入了这样一个境地，使他异化于自己的生产活动，也异化于自然世界”。尽管弗兰姆普敦否认其引用了马克思主义既定的分析方法，但从他关于人的异化的分析和充满辩证法的表述中可以看出他确实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该书《第三版序》(1991年)中弗兰姆普敦指出：由于“所有的历史都无可例外地受到观察模式的限制，人们既不可能写一部绝对的历史，正如他们无能创造绝对的建筑”，因此在第三版中引入“反思实践”的模式，作为批判性建筑实践的基础，挖掘建筑作为一种批判性活动所具有的潜力。弗兰姆普敦对“十人小组(TeamX)”在“他们的创作能量衰减”后其“作品仍能持续到现在”的原因进行分析时，指出它“不在于其建筑艺术的视觉形象，而在于他们文化批判的启示力量”。一个例子是，“十人小组”的成员之一，德·卡尔洛(DeCarlo)认为建筑理论与实践“往往是为掩盖那个渗透在整个社会中的权势与剥削的网络服务的”，指出CIAMⅦ(现代建筑国际会议第7次会议)对城市中心感情用事的评议使传统城市核心遭到践踏，城市更新成为了迁移穷人的借口。这与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对19世纪中叶法国巴黎改造的“欧斯曼计划”所进行的批判具有一脉相承的批判锋芒。
德国建筑批判家克鲁夫特在《建筑理论史——从维特鲁威到现在》(1985年)中指出“建筑理论被政治上的意识形态搅得乱七八糟，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甚至就变成了意识形态本身”，“在那些极权主义的国家中，就像20世纪已经显示的那样，建筑理论以一种标准与统一的形式，表现为某种堕落：‘一体化’成为某种意识形态的工具，这些冒充的理论，是专用来为那些粗劣的艺术作品涂脂抹粉的。在这些社会中，艺术批评所能起到的重要的正确影响也被扼杀了”。
塔夫里、弗兰姆普敦和克鲁夫特等西方建筑批评大师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评理论汲取丰富的营养，在建筑批评中展现出批判的锋芒毕露的精神。这一批判传统对当代中国建筑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冯果川借用德波“景观社会”的概念，认为“鸟巢”、CCTV新楼等造型奇特的前卫建筑“被权力从建筑学的语境中剥离出来后置于新的意识形态叙事中，它们的先锋性已经被‘’，这些建筑不再是革命性的建筑而是枯萎成空洞的布景，成为权力装点门面的一尊尊‘门神’。王南溟则认为所谓“中国式建筑”只不过是意识形态及其全球化中的后殖民状况的体现，贝聿铭的苏州博物馆新馆和其他中式建筑是全球化文化霸权以及弱势文化的国际处境的表现，对这些中式建筑风格的赞美掩盖了很多需要讨论的文化政治问题。可见在当代中国建筑批评中，意识形态批判成为了建筑批评的一个重要维度，中国当代建筑的意识形态批评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中犀利的批判传统，认为建筑形式是社会文化现实中主宰力量作用的结果，是反映意识形态霸权的上层结构，因此必须揭开笼罩在建筑形式表面的意识形态面纱，从而破除意识形态的迷雾获得现实的真相。在这种背景下，建筑意识形态批评成为对隐藏在建筑形式背后意识形态的揭示、批判与否定，不同程度地忽视了当代中国独特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积极的建构意义。学术界有必要对当代中国建筑的意识形态批评理论的思想资源、批评立场和批评模式等进行全面的研究以期获得适应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现实的深度拓展。
二、当代中国建筑的意识形态批评模式的构建：多维与辩证
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建筑理论家曼夫雷多·塔夫里引入了建筑的意识形态批评，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转译为建筑批评。塔夫里对现代主义和当代建筑生产的批判具有重要的开拓性。
——郑时龄
正如不可能存在阶级的政治经济学，而只存在针对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批判一样，我们也不可能建立一种阶级的美学、阶级的艺术、或者阶级的建筑，而只能建立起一种针对美学、艺术、建筑和城市的阶级批判。
——曼弗雷多·塔夫里
在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评方法来进行建筑批评时，“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既给我们指明了方向，又给我们带来了困惑与疑问。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关于事物本质与表现形式的隐喻，使我们在考察两者关系时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一方面，对深度的挖掘——试图穿越形式表层进入深层结构揭示隐藏在表象背后的真正本质，成为了建筑批评家们身不由己的本能追求；而另一方面，对这一模式的教条理解使建筑批评滑入了经济决定论和机械反映论的泥潭，导致‘剥开’、‘揭露’、‘揭去面纱’之类的简单化的分析方法”大行其道，因而遭到许多学者的质疑与反击。
罗杰，斯克鲁顿在《建筑美学》中对建筑形式的经济决定论指出了质疑：“把一座建筑反射到它的经济环境中去，我们能够揭示什么‘含义’呢?”“当这种理论应用来作为一种评论工具时，它那‘反射’的概念是模糊不清的。”“没有比建筑艺术自身更能证明‘上层建筑’具有自发的生命力了，在那里各种风格的建筑、城镇都已使它们自己不依那浮动的经济环境而复活和不朽。例如看看从帕提农神庙到圣凯琳船坞的多立克柱子的历史”。因此当我们对文艺复兴时期的伯齐小教堂进行评论时，我们并不知道15世纪佛罗伦萨独特的经济状况对评论的结果会产生什么影响。虽然斯克鲁顿的质疑似乎不无道理，但是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评的角度来看，他显然走入了歧途。当然我们研究的重点并不是斯克鲁顿们是如何被经济决定论和机械反映论引入歧途的，而是要寻找如何走出歧途的途径。
事实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一直都是困扰马克思主义文学艺术理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尤其是两者关系的本质，它所造成的疑问似乎无法分析。于是，根据威廉斯的观点，人们这才通过一些隐喻来解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者之间的差距，而反映论则是其中最主要的一种隐喻。”“所有这些暗喻——从对理想性整体的反映到对隐蔽物的揭露再到对物质生活多样性的呈现——都只不过揭示了对艺术的不同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论为什么如此千差万别?最直截了当的答案是：因为必须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缺口处搭起一座桥梁。换而言之，正是因为这个缺口才产生出多种多样的暗喻。”长久以来，人们为解释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诸多模式，取得了许多进展，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思想资源。这些模式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型：反映论和中介论。
1957年，理查德，沃尔海姆归纳了艺术批评中所采用的三种方法，即因果法、表现法和轶事法。因果法认为艺术是在某个特定的社会阶层或者是在整个的经济基础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原因和结果的关系就好像台球桌上不同球之间的相互碰撞一样，即使不那么明显但却是必然的；表现法认为艺术作品会反映某种文化价值或是文化危机，艺术作品和文化是一种平行关系而非因果关系；轶事法认为艺术作品和物质环境或社会环境之间并不存在某种必然的联系。阿尔都塞通过对传递因果关系模式和表现因果关系模式的批判，构建了结构因果关系的多元决定论分析模式。1965年，路易·阿尔都塞在《读(资本论)》中指出“马克思以前的理论思考大体上提供了两种对作用问题进行思考的模式：一种是伽利略和笛卡尔的传递因果关系，另一种是黑格尔从莱布尼茨那里因袭的表现因果关系”。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的统一性包含不同的相对独立的层次，这些层次“按照各种特殊的、最终由经济层次决定的规定，相互联系，共同存在于这种复杂的、构成的统一性中”。因此，“只有多元决定才能使我们不把有结构的复杂整体的具体演变看作是外界‘条件’作用于一个固定的有结构的整体而产生的偶然演变，而把这种具体演变看作是复杂整体内部的具体结构调整，每个范畴、每个矛盾以及通过结构调整得到反映的主导结构各环节，都在结构调整中起了‘本质’的作用”。
雷蒙·威廉斯和詹姆逊则另辟蹊径，提出了用“中介论”取代“反映论”的分析模式。威廉斯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1977年)一书中提出，在讨论社会与艺术或者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时，我们不能指望找到艺术中被直接反映的社会现实，因为由于间接表达的缘故，这些东西经过中介后原有的内容改变了。社会现实被“投射”或“伪装”，要想还原它们就要返回中介过程找同它们的本来面目。
詹姆逊指出中介化是一种分析手段，是对诸如“艺术作品的形式与其社会根源之间，或国家政治的内部动力与其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的确立”。詹姆逊将中介化分析模式应用到建筑批评巾，试图通过中介来确立建筑形式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寻找建筑风格变化的深层动因，对建筑的意识形态批评产生了重要影响。一个经典案例是詹姆逊对“晚期金融资本主义”的建筑风格的分析。詹姆逊指出必须在经济层面和美学层面之间加上一个具有“新的活力的中介”，才能解释新的建筑风格涌现的丰富性与复杂性，避免做出类似“地产投机和对日益增加的对建筑物的新要求开辟了新的建筑风格涌现的新空间”这样的简单粗暴的论断。詹姆逊的“中介”概念“存在于已经发展到被自身内在的法则和动力所控制的社会之中”的“半自律”领域。詹姆逊总结了当代建筑风格的所呈现的两个显著特征，即所谓“极端等距空间”和“含壳体积”。在解释其产生的动因时，詹姆逊在经济基础(地产投机、金融资本)和上层建筑(建筑的美学形式)之间加入了“晚期资本主义文化”这一中介，使其分析更具穿透力：“极端等距空间”和“含壳体积”是晚期资本主义抽象化文化的结果，前者“迷恋均衡”，使“密斯(Mies)无边无际的宇宙空间逐渐变为现实”；后者追求“非物质化”，使建筑“减少了质量和重量，同时增加了空间和轮廓线——这正是砖块和气球之间的区别”。
“反映论”的分析模式直接而明了，但其分析框架过于严谨保守，缺乏阐释的创造性与灵活性：“中介论”的分析模式丰富而复杂，但其分析框架过于松散开放，缺乏解释的稳定性与方向性。我们试图通过对两种模式的整合，建构一种多维与辩证的建筑意识形态批评模式。其基本框架是，在建筑批评中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或“本质／表现形式”模式中加入“社会文化”中介，构成“经济基础，社会文化／建筑形式”模式。多维与辩证的建筑意识形态批评模式坚持经济基础是建筑风格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这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同时，对当代中国语境中社会文化实现与建筑形式之间互动关系进行多维度的辩证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考察意识形态在建筑批评中的作用。
在讨论建筑形式与社会文化现实的关系时，当代社会中文化所呈现出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极大地拓展了我们分析问题的深度和广度。弗雷德·英格利斯认为文化“变化多端，规模宏大，海纳百川，极富争议”；雷蒙·威廉斯认为文化是由主导文化、残余文化和新兴文化构成的不断运动的三角关系，在它们相互运动的动态关系中，物质现实由于社会、文化和艺术的多样性而呈现出极大的复杂性，布洛赫提出的“非共时性”概念则表明我们可以同时生活在一个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之中，各种文化可以在冲突中共存。阿摩斯·拉普卜特认为文化处于不断的演进之中，它是缓慢变迁的恒定因素与急速变更的变化因素的融合。现实社会中文化的多元共存理论为我们解释建筑的矛盾性与复杂性提供了，重要启示。
多元与辩证的建筑意识形态批评模式从多个维度来理解社会文化现实与建筑形式之间的互动关系，一个维度代表一个单一而独特的分析方向，因此每一维度的分析都不可能全面地反映社会文化现实与建筑形式之间的关系，同时在每一维度中，从“反映论”的角度来看，建筑形式与社会文化现实之间关系具有“因果关系”、“表现关系”和“疏离关系”等三种分析模式，显然它们之间的关系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由于每一维度不可避免地具有优势与局限、洞见与盲点，因此多维度的意识形态分析模式必须是辩证的：一方面通过各维度分析的相互观照以提供更富洞见和包容性的分析，并试图借此揭示建筑形式背后潜藏的意识形态；而另一方面，借助威廉斯和布洛赫的概念，我们必须在“非共时性”的多元文化中发现主导的、新兴的或残余的文化维度，当然这种判断仍然带有意识形态色彩或者说它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
意识形态是一个极具复杂、歧义纷呈的概念，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既“渗透着情感与幻想”同时又“关系到行动、合法性与权威”的信仰体系与价值体系。雷蒙·威廉斯归纳总结了意识形态在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三种用法：特定阶级或集团所特有的信仰体系；虚假的信仰体系——即与真实的或科学的知识相对立的虚假观念或虚假意识所构成的信仰体系；意义与观念生产的一般过程。雷蒙德·盖斯在《批判理论的理念：哈贝马斯与法兰克福学派》一书中区分了三种意识形态的类型：一是描述性意义(中性和客观的)的意识形态；二是批判性意义(否定和批判的)的意识形态；三是积极意义(建构和创造的)的意识形态。阿尔都塞则试图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这一范畴内解释意识形态的作用同时又避免经济简化主义。在《保卫马克思》(1965年)一书中阿尔都塞提出了独具特色的解释：“意识形态所反映的不是人类同自己生存条件的关系，而是他们体验这种关系的方式；这就等于说，既存在真实的关系，又存在‘体验的’和‘想象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意识形态是人类依附于人类世界的表现，就是说，是人类对人类真实生存条件的真实关系和想象关系的多元决定的统一。在意识形态中，真实关系不可避免地被包括到想象关系中去，这种关系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意志(保守的、顺从的、改良的或革命的)，甚至一种希望或一种留恋，而不是对现实的描绘。”“正是在想象对真实和真实对想象的这种多元决定中，意识形态具有能动的本质，它在想象的关系中加强或改变人类对其生存条件的依附关系。”我们正是受到威廉斯、盖斯和阿尔都塞等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启发，提出了多维与辩证的建筑意识形态批评的分析框架：通过对建筑形式与多元文化现实之间“真实关系”和“想象关系”的辩证考察，揭示“真实关系”与“想象关系”之间的多元决定过程中意识形态通过“想象关系，，强化、改变或异化“真实关系”的过程，从而使我们能够更为深刻地理解建筑形式与社会文化现实之间的辩证关系。
例如，当我们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维度讨论当代中国建筑时，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当代中国社会多元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建筑形式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既存在一种“真实关系”——中国现代建筑脱胎于传统并与传统血肉相连同时又逐渐疏离传统的现实，又存在一种充满矛盾的“想象关系”——对传统的坚守与颠覆、对创新的冲动与对复古的眷恋、对中国传统建筑文艺复兴的梦想和对建筑革命的期待等等。此时“真实关系”与“想象关系”本身的矛盾性与复杂性导致“真实关系”与“想象关系”之间多元决定的矛盾性与复杂性，坚守传统与颠覆传统两种极端的意识形态以及两者之间为数众多的处于折衷状态的意识形态，通过矛盾与复杂的“想象关系”对同样矛盾与复杂的“真实关系”进行了有选择的、“能动的，，强化与改变，构建了一种“既传统又现代的中国特色现代建筑”的“想象性”的“真实关系”。当然。这时“真实关系”实际上已经在多元意识形态的博弈下转变成为了“想象关系”。建筑意识形态批评通过对上述事实的揭示，破解了为什么经过几十年的努力“除了建造出一些有着变了形的大屋顶、深挑的檐口、简化的斗拱、马头墙、柱廊、清砖加灰瓦等模式化的‘中国特色的现代建筑’之外，再也难以出现新的突破”的深层原因：因为中国特色现代建筑与当代中国文化现实之间只不过是一种被意识形态改变了的“想象关系”，它在当代中国全球化、现代化和改革开放成为意识形态的背景下，注定是难以实现的。
三、结论
[关键词]建筑批评 意识形态 文化 建筑形式
[中图分类号]B036；G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0)07―0020―07
一、马克思主义与建筑意识形态批评
建筑作为最具公共性的艺术和文化表现形式，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评的角度来看，它与其他艺术形式一样，是表现“经济的世界中各种冲突和变化过程的许多手段”，是反映“阶级利益与阶级地位”的工具。由于建筑与社会文化现实之间的紧密联系以及其中所蕴含的复杂性、矛盾性与特殊性，建筑成为了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进行哲学思考与意识形态论战的重要领域。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现代大工业城市”、“使城市最终战胜了乡村”的城市化过程中“尽可能地消灭意识形态、宗教、道德，的社会现实，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对巴黎改建――近代两方城市规划与建设的最早探索――进行了意识形态批判 l853年，拿破仑三世委任奥斯曼制定巴黎扩建工程计划，史称“欧斯曼计划”(又译“奥斯曼计划”) 巴黎改建工程历时17年之久，在拆毁了25000座旧建筑的同时新建了75000座新建筑，建设了在今看来依旧高大、雄伟、美观的巴黎歌剧院、香榭丽舍大街和星形广场。恩格斯认为“穿过房屋密集的工人街区开辟一些又长、又直、又宽的街道，在街道两旁修建豪华的大厦”，并“把巴黎变为一个纯粹的豪华都市”，将市中心“最不成样子的小街小巷”改造成大商场或街道，使之成为资产阶级“大肆自我吹嘘”的巨大成就的欧斯曼计划的最终目的在于“使街垒战难于进行”。但是“这种小街小巷立刻义在别处，并且往往是就在紧邻的地方出现”。南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我们的工人每夜都被圈在里边的这些传染病发源地、极恶劣的洞穴和地窟，并不是在被消灭，而只是在……被迁移”，所以恩格斯敏锐地指出：“同一个经济必然性在一个地方产生了这些东西，在另一个地方也会再生产它们”。因而得出“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存在的时候，企图单独解决住宅问题或其他任何同工人命运有关的社会问题都是愚蠢的”的论断，并进一步指出解决住宅问题的办法在于“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工人阶级自己占有全部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
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的建筑意识形态批评模式在西方得到了继承和发展。经典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在现实和理论的双重危机中被反思、探索和突破，试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这种努力在哲学、社会学、文学和艺术学等不同的领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在建筑学领域更是异军突起，构建了具有深邃洞察力和原创性的建筑意识形态批评理论。如曼夫雷多・塔夫里的《走向建筑的意识形态批判》、《建筑与乌托邦》和《建筑学的理论和历史》，列菲伏尔的《对空间政治的反思》，詹姆逊的《建筑与意识形态批判》、《砖块与气球：建筑，唯心主义与地产投机》和《后现代主义的限制》，哈贝马斯的《现代建筑与后现代建筑》，戴维・哈维的《(共产党宣言)的地理学》、《城市中的后现代主义：建筑与城市设计》等论著，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与建筑批评之间构建了一种如影相随的亲缘关系，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对城市建筑和空间进行了犀利而深邃的阐释。
当代建筑的意识形态批判始于意大利威尼斯建筑学院。1969年，其代表人物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建筑理论家曼夫雷多・塔夫里发表了题为《走向建筑的意识形态批判》的长篇论文，将意识形态批评引入了建筑批评之中，以一种新马克思主义的视角，重新审视建筑学的理论和历史，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转译为建筑批评。塔夫里对现代主义和当代建筑生产的批判，具有重要的开拓性意义。塔夫里在《走向建筑的意识形态批判》一文中指出：“对建筑和城市的意识形态进行一种内在统一性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就是揭示隐藏在艺术、建筑、城市等统一范畴背后的偶然的、既不客观也不普遍的历史现实。作为一种历史和客观的阶级批评，建筑批评必须成为关于城市意识形态的批判，并想尽一切办法避免陷入与处理资本矛盾的理性技术进行‘进步’对话危险之中。”因此，在《建筑与乌托邦》(1973年)一书的序言中，塔夫里声称要“用意识形态批评所提供的方法，来重读现代建筑史，用最严格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认同的术语，来理解现代建筑史”，以此构建一个参照体系，“以便进行深一层的检验”。例如，塔夫里用意识形态批评的方法解释新艺术运动建筑风格的产生与衰落时，认为新艺术运动建筑如同“最有想象力的火焰，它点燃了希望之光，成为表达真理的工具”，就像是播下了种子，它使理想得到萌芽”。它是“上层中产阶级文化思想的反映，它标志着这个阶层企图用一种共同的语言来适应各个阶层的需要”。“由奥尔布里奇、麦金托什、霍夫曼所创造的含有神奇色彩和颓废氛围的新艺术运动是对新兴资本主义社会反抗的表现，他们不愿看到金钱左右一切的现象在建筑艺术领域产生，他们企图用新的艺术手法来表达新的希望。但是，在新的社会条件下，那些墨守成规的新作品同样是不受欢迎的”，因为“他们的这种努力并没有得到资产阶级的支持。大量的新资产阶级不赞成这种主张，而新兴的工业化方法才对他们有吸引力”。塔夫里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出发，揭示了隐藏在建筑形式背后的经济和文化动力的运作秘密。但是，我们从塔夫里的建筑意识形态批评中可以看出，塔夫里认为建筑师和建筑批评可以有意识形态的立场，但建筑不可能是意识形态的，因此建筑批评应该坚决揭露当代的或历史的建筑意识形态。这种将意识形态视为“虚假意识”的否定性意识形态批判，毫不妥协地否认了意识形态对于建筑创造可能具有的积极肯定意义，导致了塔夫里对当代建筑创新努力的悲观主义态度：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建筑是一个负面范例。尽管文化环境在不断变化，人们却只是以新的方
式一遍遍复述古老的故事。
当代建筑的各种原则已经将伟大的语言学实验演变成了一场悲剧，以致错接与放弃，然而事实
上当代建筑基本上没有在它们的诗篇中赋予这些原则以一种中心地位。当人们的注意力集中于未来
时，对传统的依赖越来越成为束缚。
建筑，就像俄狄浦斯，命中注定会因自己要实现单一的神话而必须同时要承担不同要求的惩
罚。
因此，在塔夫里那里，充满了对当代建筑的谴责与批判：菲利普・约翰逊的“学院气来自贪婪的搜 集欲，而不是来自浏览中冷静的、独立的态度”，他“暧昧不明的折衷主义终究不过是一场魔术表演”：詹姆斯・斯特林“徘徊于结构主义和未来主义之间，徘徊于对技术的敏感和对维多利亚的追忆之间”，“粗看起来它们虽然有一种反讽的味道，却没有提供解决谜题的方法”；路易・康“为学院派创造了一种缺乏表情的建筑。在这里，世界沉没消失”；文丘里和布朗的“势利态度为大量的美国神话涂脂抹粉。他们为费城两百年纪念活动的美化建议只是一种以特意幼稚的灯光视幻效果对大众社会用滥了的符号的再次使用”。塔夫里揭示了当代建筑的风格、形式与社会文化之间所存在的一种悲剧性张力，其批评方法显然是意识形态的，正如塔夫里在其名著《现代建筑》的最后一句所指出的：
我们希望所追寻的足迹在今天会变得更清晰一点。我们试图显示的不是一条道路的历史，而是
许多道路的历史，以及它们是如何从特定的建筑作品中产生的――产生于现实和乌托邦的相互作
用。我们所关注的不是这些道路所制造的外在形式，而是隐藏在它们后面的思想。
美国建筑批评家弗兰姆普敦在《现代建筑：一部批判的历史》(1980年)一书的前言中声称自己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影响：“和许多同代人一样，我受到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影响，但即使对本书最粗略地翻阅也会发现，书中没有引用马克思主义既定的分析方法。另一方面，我接受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却无疑帮助我润色了对整个历史时期的看法，‘并使我尖锐地意识到欧洲启蒙运动的阴暗面：它以不合理的理性主义为名，把人引入了这样一个境地，使他异化于自己的生产活动，也异化于自然世界”。尽管弗兰姆普敦否认其引用了马克思主义既定的分析方法，但从他关于人的异化的分析和充满辩证法的表述中可以看出他确实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该书《第三版序》(1991年)中弗兰姆普敦指出：由于“所有的历史都无可例外地受到观察模式的限制，人们既不可能写一部绝对的历史，正如他们无能创造绝对的建筑”，因此在第三版中引入“反思实践”的模式，作为批判性建筑实践的基础，挖掘建筑作为一种批判性活动所具有的潜力。弗兰姆普敦对“十人小组(Team X)”在“他们的创作能量衰减”后其“作品仍能持续到现在”的原因进行分析时，指出它“不在于其建筑艺术的视觉形象，而在于他们文化批判的启示力量”。一个例子是，“十人小组”的成员之一，德・卡尔洛(De Carlo)认为建筑理论与实践“往往是为掩盖那个渗透在整个社会中的权势与剥削的网络服务的”，指出CIAMⅦ(现代建筑国际会议第7次会议)对城市中心感情用事的评议使传统城市核心遭到践踏，城市更新成为了迁移穷人的借口。这与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对19世纪中叶法国巴黎改造的“欧斯曼计划”所进行的批判具有一脉相承的批判锋芒。
德国建筑批判家克鲁夫特在《建筑理论史――从维特鲁威到现在》(1985年)中指出“建筑理论被政治上的意识形态搅得乱七八糟，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甚至就变成了意识形态本身”，“在那些极权主义的国家中，就像20世纪已经显示的那样，建筑理论以一种标准与统一的形式，表现为某种堕落：‘一体化’成为某种意识形态的工具，这些冒充的理论，是专用来为那些粗劣的艺术作品涂脂抹粉的。在这些社会中，艺术批评所能起到的重要的正确影响也被扼杀了”。
塔夫里、弗兰姆普敦和克鲁夫特等西方建筑批评大师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评理论汲取丰富的营养，在建筑批评中展现出批判的锋芒毕露的精神。这一批判传统对当代中国建筑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冯果川借用德波“景观社会”的概念，认为“鸟巢”、CCTV新楼等造型奇特的前卫建筑“被权力从建筑学的语境中剥离出来后置于新的意识形态叙事中，它们的先锋性已经被‘’，这些建筑不再是革命性的建筑而是枯萎成空洞的布景，成为权力装点门面的一尊尊‘门神’。王南溟则认为所谓“中国式建筑”只不过是意识形态及其全球化中的后殖民状况的体现，贝聿铭的苏州博物馆新馆和其他中式建筑是全球化文化霸权以及弱势文化的国际处境的表现，对这些中式建筑风格的赞美掩盖了很多需要讨论的文化政治问题。可见在当代中国建筑批评中，意识形态批判成为了建筑批评的一个重要维度，中国当代建筑的意识形态批评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中犀利的批判传统，认为建筑形式是社会文化现实中主宰力量作用的结果，是反映意识形态霸权的上层结构，因此必须揭开笼罩在建筑形式表面的意识形态面纱，从而破除意识形态的迷雾获得现实的真相。在这种背景下，建筑意识形态批评成为对隐藏在建筑形式背后意识形态的揭示、批判与否定，不同程度地忽视了当代中国独特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积极的建构意义。学术界有必要对当代中国建筑的意识形态批评理论的思想资源、批评立场和批评模式等进行全面的研究以期获得适应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现实的深度拓展。
二、当代中国建筑的意识形态批评模式的构建：多维与辩证
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建筑理论家曼夫雷多・塔夫里引入了建筑的意识形态批评，将经济基础与上
层建筑的关系转译为建筑批评。塔夫里对现代主义和当代建筑生产的批判具有重要的开拓性。
――郑时龄
正如不可能存在阶级的政治经济学，而只存在针对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批判一样，我们也不可能
建立一种阶级的美学、阶级的艺术、或者阶级的建筑，而只能建立起一种针对美学、艺术、建筑和
城市的阶级批判。
――曼弗雷多・塔夫里
在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评方法来进行建筑批评时，“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既给我们指明了方向，又给我们带来了困惑与疑问。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关于事物本质与表现形式的隐喻，使我们在考察两者关系时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一方面，对深度的挖掘――试图穿越形式表层进入深层结构揭示隐藏在表象背后的真正本质，成为了建筑批评家们身不由己的本能追求；而另一方面，对这一模式的教条理解使建筑批评滑入了经济决定论和机械反映论的泥潭，导致‘剥开’、‘揭露’、‘揭去面纱’之类的简单化的分析方法”大行其道，因而遭到许多学者的质疑与反击。
罗杰，斯克鲁顿在《建筑美学》中对建筑形式的经济决定论指出了质疑：“把一座建筑反射到它的经济环境中去，我们能够揭示什么‘含义’呢?”“当这种理论应用来作为一种评论工具时，它那‘反射’的概念是模糊不清的。”“没有比建筑艺术自身更能证明‘上层建筑’具有自发的生命力了，在那里各种风格的建筑、城镇都已使它们自己不依那浮动的经济环境而复活和不朽。例如看看从帕提农神庙到圣凯琳船坞的多立克柱子的历史”。因此当我们对文艺复兴时期的伯齐小教堂进行评论时，我们并不知道15世纪佛罗伦萨独特的经济状况对评论的结果会产生什么影响。虽然斯克鲁顿的质疑似乎不无道理，但是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评的角度来看，他显然走入了歧途。当然我们研究的重点并不是斯克鲁顿们是如何被经济决定论和机械反映论引入歧途的，而是要寻找如何走出歧途的途径。
事实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一直都是困扰马克思主义文学艺术理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尤其是两者关系的本质，它所造成的疑问似乎无法分析。于是，根据威廉斯的观点，人们这才通过一些隐喻来解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者之间的差距，而反映论则是其中最主要的一种隐喻。”“所有这些暗喻――从对理想性整体的反映到对隐蔽物的揭露再到对物质生活多样性的呈现――都只不过揭示了对艺术的不同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论为什么如此千差万别?最直截了当的答案是：因为必须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缺口处搭起一座桥梁。换而言之，正是因为这个缺口才产生出多种多样的暗喻。”长久以来，人们为解释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诸多模式，取得了许多进展，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思想资源。这些模式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型：反映论和中介论。
1957年，理查德，沃尔海姆归纳了艺术批评中所采用的三种方法，即因果法、表现法和轶事法。因果法认为艺术是在某个特定的社会阶层或者是在整个的经济基础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原因和结果的关系就好像台球桌上不同球之间的相互碰撞一样，即使不那么明显但却是必然的；表现法认为艺术作品会反映某种文化价值或是文化危机，艺术作品和文化是一种平行关系而非因果关系；轶事法认为艺术作品和物质环境或社会环境之间并不存在某种必然的联系。阿尔都塞通过对传递因果关系模式和表现因果关系模式的批判，构建了结构因果关系的多元决定论分析模式。1965年，路易・阿尔都塞在《读(资本论)》中指出“马克思以前的理论思考大体上提供了两种对作用问题进行思考的模式：一种是伽利略和笛卡尔的传递因果关系，另一种是黑格尔从莱布尼茨那里因袭的表现因果关系”。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的统一性包含不同的相对独立的层次，这些层次“按照各种特殊的、最终由经济层次决定的规定，相互联系，共同存在于这种复杂的、构成的统一性中”。因此，“只有多元决定才能使我们不把有结构的复杂整体的具体演变看作是外界‘条件’作用于一个固定的有结构的整体而产生的偶然演变，而把这种具体演变看作是复杂整体内部的具体结构调整，每个范畴、每个矛盾以及通过结构调整得到反映的主导结构各环节，都在结构调整中起了‘本质’的作用”。
雷蒙・威廉斯和詹姆逊则另辟蹊径，提出了用“中介论”取代“反映论”的分析模式。威廉斯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1977年)一书中提出，在讨论社会与艺术或者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时，我们不能指望找到艺术中被直接反映的社会现实，因为由于间接表达的缘故，这些东西经过中介后原有的内容改变了。社会现实被“投射”或“伪装”，要想还原它们就要返回中介过程找同它们的本来面目。
詹姆逊指出中介化是一种分析手段，是对诸如“艺术作品的形式与其社会根源之间，或国家政治的内部动力与其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的确立”。詹姆逊将中介化分析模式应用到建筑批评巾，试图通过中介来确立建筑形式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寻找建筑风格变化的深层动因，对建筑的意识形态批评产生了重要影响。一个经典案例是詹姆逊对“晚期金融资本主义”的建筑风格的分析。詹姆逊指出必须在经济层面和美学层面之间加上一个具有“新的活力的中介”，才能解释新的建筑风格涌现的丰富性与复杂性，避免做出类似“地产投机和对日益增加的对建筑物的新要求开辟了新的建筑风格涌现的新空间”这样的简单粗暴的论断。詹姆逊的“中介”概念“存在于已经发展到被自身内在的法则和动力所控制的社会之中”的“半自律”领域。詹姆逊总结了当代建筑风格的所呈现的两个显著特征，即所谓“极端等距空间”和“含壳体积”。在解释其产生的动因时，詹姆逊在经济基础(地产投机、金融资本)和上层建筑(建筑的美学形式)之间加入了“晚期资本主义文化”这一中介，使其分析更具穿透力：“极端等距空间”和“含壳体积”是晚期资本主义抽象化文化的结果，前者“迷恋均衡”，使“密斯(Mies)无边无际的宇宙空间逐渐变为现实”；后者追求“非物质化”，使建筑“减少了质量和重量，同时增加了空间和轮廓线――这正是砖块和气球之间的区别”。
“反映论”的分析模式直接而明了，但其分析框架过于严谨保守，缺乏阐释的创造性与灵活性：“中介论”的分析模式丰富而复杂，但其分析框架过于松散开放，缺乏解释的稳定性与方向性。我们试图通过对两种模式的整合，建构一种多维与辩证的建筑意识形态批评模式。其基本框架是，在建筑批评中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或“本质／表现形式”模式中加入“社会文化”中介，构成“经济基础，社会文化／建筑形式”模式。多维与辩证的建筑意识形态批评模式坚持经济基础是建筑风格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这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同时，对当代中国语境中社会文化实现与建筑形式之间互动关系进行多维度的辩证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考察意识形态在建筑批评中的作用。
在讨论建筑形式与社会文化现实的关系时，当代社会中文化所呈现出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极大地拓展了我们分析问题的深度和广度。弗雷德・英格利斯认为文化“变化多端，规模宏大，海纳百川，极富争议”；雷蒙・威廉斯认为文化是由主导文化、残余文化和新兴文化构成的不断运动的三角关系，在它们相互运动的动态关系中，物质现实由于社会、文化和艺术的多样性而呈现出极大的复杂性，布洛赫提出的“非共时性”概念则表明我们可以同时生活在一个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之中，各种文化可以在冲突中共存。阿摩斯・拉普卜特认为文化处于不断的演进之中，它是缓慢变迁的恒定因素与急速变更的变化因素的融合。现实社会中文化的多元共存理论为我们解释建筑的矛盾性与复杂性提供了，重要启示。
多元与辩证的建筑意识形态批评模式从多个维度来理解社会文化现实与建筑形式之间的互动关系，一个维度代表一个单一而独特的分析方向，因此每一维度的分析都不可能全面地反映社会文化现实与建筑形式之间的关系，同时在每一维度中，从“反映论”的角度来看，建筑形式与社会文化现实之间关系具有“因果关系”、“表现关系”和“疏离关系”等三种分析模式，显然它们之间的关系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由于每一维度不可避免地具有优势与局限、洞见与盲点，因此多维度的意识形态分析模式必须是辩证的：一方面通过各维度分析的相互观照以提供更富洞见和包容性的分析，并试图借此揭示建筑形式背后潜藏的意识形态；而另一方面，借助威廉斯和布洛赫的概念，我们必须在“非共时性”的多元文化中发现主导的、新兴的或残余的文化维度，当然这种判断仍然带有意识形态色彩或者说它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
意识形态是一个极具复杂、歧义纷呈的概念，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既“渗透着情感与幻想”同时又“关系到行动、合法性与权威”的信仰体系与价值体系。雷蒙・威廉斯归纳总结了意识形态在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三种用法：特定阶级或集团所特有的信仰体系；虚假的信仰体系――即与真实的或科学的知识相对立的虚假观念或虚假意识所构成的信仰体系；意义与观念生产的一般过程。雷蒙德・盖斯在《批判理论的理念：哈贝马斯与法兰克福学派》一书中区分了三种意识形态的类型：一是描述性 意义(中性和客观的)的意识形态；二是批判性意义(否定和批判的)的意识形态；三是积极意义(建构和创造的)的意识形态。阿尔都塞则试图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这一范畴内解释意识形态的作用同时又避免经济简化主义。在《保卫马克思》(1965年)一书中阿尔都塞提出了独具特色的解释：“意识形态所反映的不是人类同自己生存条件的关系，而是他们体验这种关系的方式；这就等于说，既存在真实的关系，又存在‘体验的’和‘想象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意识形态是人类依附于人类世界的表现，就是说，是人类对人类真实生存条件的真实关系和想象关系的多元决定的统一。在意识形态中，真实关系不可避免地被包括到想象关系中去，这种关系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意志(保守的、顺从的、改良的或革命的)，甚至一种希望或一种留恋，而不是对现实的描绘。”“正是在想象对真实和真实对想象的这种多元决定中，意识形态具有能动的本质，它在想象的关系中加强或改变人类对其生存条件的依附关系。”我们正是受到威廉斯、盖斯和阿尔都塞等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启发，提出了多维与辩证的建筑意识形态批评的分析框架：通过对建筑形式与多元文化现实之间“真实关系”和“想象关系”的辩证考察，揭示“真实关系”与“想象关系”之间的多元决定过程中意识形态通过“想象关系，，强化、改变或异化“真实关系”的过程，从而使我们能够更为深刻地理解建筑形式与社会文化现实之间的辩证关系。
例如，当我们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维度讨论当代中国建筑时，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当代中国社会多元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建筑形式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既存在一种“真实关系”――中国现代建筑脱胎于传统并与传统血肉相连同时又逐渐疏离传统的现实，又存在一种充满矛盾的“想象关系”――对传统的坚守与颠覆、对创新的冲动与对复古的眷恋、对中国传统建筑文艺复兴的梦想和对建筑革命的期待等等。此时“真实关系”与“想象关系”本身的矛盾性与复杂性导致“真实关系”与“想象关系”之间多元决定的矛盾性与复杂性，坚守传统与颠覆传统两种极端的意识形态以及两者之间为数众多的处于折衷状态的意识形态，通过矛盾与复杂的“想象关系”对同样矛盾与复杂的“真实关系”进行了有选择的、“能动的，，强化与改变，构建了一种“既传统又现代的中国特色现代建筑”的“想象性”的“真实关系”。当然。这时“真实关系”实际上已经在多元意识形态的博弈下转变成为了“想象关系”。建筑意识形态批评通过对上述事实的揭示，破解了为什么经过几十年的努力“除了建造出一些有着变了形的大屋顶、深挑的檐口、简化的斗拱、马头墙、柱廊、清砖加灰瓦等模式化的‘中国特色的现代建筑’之外，再也难以出现新的突破”的深层原因：因为中国特色现代建筑与当代中国文化现实之间只不过是一种被意识形态改变了的“想象关系”，它在当代中国全球化、现代化和改革开放成为意识形态的背景下，注定是难以实现的。
三、结论
关键词:当代建筑理论;导向更新;发展轨迹;传统;创新
Abstract:Early formation of the theory are the basis of practice and gained from, the special architectural theory is that, in the architectural design of the creation and practice the theory derived, can be extended to the universal from the individual to obtain a wider range of applications. The development of architectural theory should not only apply to general situations, but also take into account special circumstances, and form a sound theoretical system.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new China architecture theory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Keywords:new architectural theory;orientation update;development track;tradition;innovation
中图分类号:TU-0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422(2010)08-0092-02
1引言
对我国现阶段的建筑理论,人们通常认识的不够全面,也难以摸清我国建筑理论的发展现状。究其根源,是由于我们基于自身文化的理论发展不够,没有正确的理论研究发展;而对西方的建筑理论又盲目推崇,忘记了建筑理论本土化的需求。由此造成了现在国内建筑理论体系混乱,理论发展滞后,理论难以指导实践。我们只有科学地认清当前的理论构成情况,才能对未来的建筑理论发展起到良好的指导作用。
2建筑理论发展的指导作用
2.1建筑理论对城市生活的引导作用
建筑的功能性要满足人们日渐丰富的日常文化生活,而不是简单的遮风避雨,工作休息,因此建筑师对建筑的理解不能单一的定位在一个固定不变的角度上,使人们不能充分地利用建筑本身构建自己的文化生活。[1]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和对生活质量要求的不断提高,人们对包括建筑在内的生活元素的使用要求也越来越高,伴随着新技术的发展,建筑设计该何去何从?这就需要有正确的建筑理论来引导。
2.2建筑理论对建筑文化的引导作用
传统的“机器生产财富,建筑消耗财富”的思想,早已深入人心,并且还将长期的对人们的认知产生影响。[2]然而,当人们越来越多的认识到,建筑本身的欣赏性和功能性,使建筑兼顾了精神上的文化需求和物质上的使用需求。[3]针对同样的建筑功能要求,在相同的预算条件下,不同建筑设计师的设计创作对建筑精神价值的体现也大不相同。这就要求建筑设计师要在满足建筑功能需求的同时将无形的精神文化需求最大化地体现出来。建筑理论的创新可以很好的引导建筑创作去遵循地方文化,表现地方特色。
3中国建筑理论发展应回归传统,注重创新
3.1建筑理论发展应当回归传统
建筑风格是建筑文化的一部分,是建筑理论无法回避的元素。盲目追求建筑的形式美,过分的标新立异,使得近年来许多设计脱离了理论的指导;而任何脱离理论指导的设计实践都是茫然的,都不会是成功的设计实践。与此同时,建筑理论的研究,在极度繁忙的建筑设计市场面前被无情的边缘化了,理论的知识地位不断降低,人们对理论的认识存有成见。因此,建筑理论在中国回归传统内涵,更具有其特别的意义。提倡理论回归,就是要让社会的进步来不断触动理论的发展创新,让理论充满活力。设计的基本道理是相通的,但形式是变化无穷的。简单地回归到过往的基本原理,并没有实际意义;而中国和世界的建筑理论面临着众多的变革因素、现实问题乃至人类的生存问题,就要求我们必须要以前瞻性的思考来重新整合理论,使之回归到既能传承过往经验,又能解决现实问题,并不断进行自我更新的良好状况。
3.2建筑理论发展应当注重探索创新
传统的建筑理论研究重心,总是徘徊在诸如建筑构件等小问题上,如探讨屋顶采用何种形式,空间及色彩的安排和搭配等,将这些看似极具代表性的特点加以归纳,继而总结出一段时期或者某个特定区域内的建筑特色。相当一段时间以来,我国的建筑理论发展,更多是借鉴西方发达国家以及苏联的建筑理论研究成果,继而套用到我国的国情上来,谋求中西结合,继续发展。而基于这些理论所进行的建筑创作,套用借鉴而来的设计方法,在实践上就难免总是带有一定局限性,而且脱离了理论创建之初的背景基础也只能是模仿到“形似”阶段。[4]如果想要能够对过去的一段时期的建筑理论建立起充分的理解,想要在实践的基础上恰当地运用,就要寻求根源,不仅掌握形式上的特点,还要结合当时或当地的文化、民俗、伦理等各项人文因素,力求能够在“精神”的层面上深刻地理解建筑理论。只有这样,才能在理论继续创新和探索的路上不断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也为我们实现过去不可能完成的构想提供了条件,因此建筑与科技进步相结合的理论创新,将是一个庞大的理论发展体系,不仅是从建筑一个单一的领域,也并不是过去简单的建筑师实践,而应是多领域的,跨学科的综合探索。
4 当代中国建筑理论的发展趋势
4.1建筑理论向系统化方向发展
近来建筑界呈现出一种对建筑系统理论的依赖,从整个理论体系出发,例如建筑的流派,风格以及人体工程学,环境心理学等一切建筑理论体系内的相关理论。运用综合的系统理论看待建筑,可以更加全面,并升华建筑理论的范畴。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是20世纪40年代先后形成的科学方法论,它们是当代人类认识史上的里程碑,是人类科学成就达到的前所未有的新高度。[5]在国内,侯幼彬先生在这方面走在了前面。他认为建筑是高度复杂的非线性系统,需要从多角度,多层面来解读,而不是使用简单的,二维的非此即彼的处理方式。无论是进行建筑创作还是从事理论研究,都应该通盘考虑,把握大局,从多角度出发,全面系统地思考设计问题,解决矛盾。邹德侬先生也提出了建筑理论向系统化方向发展的观点,他勾勒出的建筑理论与建筑实践的双峰图(图1),便很好地表达了各种创作元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框架以基本理论为基础,左侧是建筑理论创作的发展,右侧是建筑创作实践的进步,两者都以相近的史学观点与设计理论为基础,交互共生,协调发展。
4.2建筑理论向广义建筑学方向发展
广义建筑学是一种新兴的建筑观,并演变成为当前甚至以后整个建筑业的发展方向。广义建筑学是将建筑学、地景学和城市规划学的理论基础有效地整合为一个整体,对建筑的本真进行综合性的追寻。将规划建设、新建筑的设计、城市历史环境的保护、原有建筑的维修与改建等问题,纳入一个动态的循环体系中,是广义建筑学的一项重大使命。同时,广义建筑学也有着鲜明的“本土化”特性,植根于当地的文化根源,结合外来的精华,从而加快当地建筑行业的持续性发展。清华大学吴良镛先生较早地提出“广义建筑学”的概念,他所倡导的人居科学理论,对建筑学的发展和变化进行了广义的诠释(图2)。他认为人类的聚居环境除人工环境外,也应当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因此建筑学的概念也应该是广义的,想要深入地研究,就不可避免地要涉猎到众多互相联系的学科群。要同时考虑到自然科学、环境科学,以及人文科学等诸多学科之间的联系,把建筑的问题放到复杂的巨系统里观察分析,力求全面高效的解决问题。
广义建筑学概念里所定义的建筑师,应该是一个出色的综合协调者,他的工作应该是负责协调与建筑物有关的各种形式,解决技术与社会经济等方方面面的问题,无论是小到房屋街道的改造,还是大到城市的发展与规划。而且广义的建筑学将涵盖比单体建筑更加广阔的范围,所以建筑理论的发展必须要做到统筹兼顾。当然这并不是说要求建筑师成为无所不能的专家,而是需要建筑师加强自身修养,扩大知识面,寻找问题的结合点,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这样不断实践才能进一步促进建筑理论的发展。
4.3建筑理论应当寻求中国特色的表现
系统化的建筑理论观点所不可回避的问题是,建筑设计的创造性思维是非线性的,是不容易捕捉到的,它们很难被定性观察,也很难用相对严谨的系统论来阐释;而广义的建筑理论由于是正在发展中的科学,而且它涉及到不同阶层的社会利益,兼顾到各种矛盾冲突,在学术上要取得进一步发展一样很困难。
当代前沿学科交叉渗透,相互融合的进程在逐步加快,建筑理论的发展需要用新的思维方式来面对新的局面。张钦楠先生曾经说过,工程学是技术学的分支,它的理论是具有全球性和普适性的;而建筑学则同时涉及技术科学和人文科学两个方面,因此它的理论就既有全球性和普适性的一面,也应该具有民族性和地域性的一面。最近几十年来,我们的经济有了较大发展,建筑创作的环境也有了很大改观,建筑市场生机盎然。而在追求四个现代化目标的过程中,一切向发达国家看齐,已经让建筑界的面貌有了较大改观。但我们必须注意到,这其中大量的建筑设计作品往往只是注重对建筑形式的刻意模仿,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要知道西方的建筑体系是经历过了不同的发展阶段,通过长时间的实践与自我完善才达到今天这样的水平。西方的建筑理论内容已经非常丰富,也达到了一定的深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拿来照用,因为它们未必适合中国的建筑发展,也不可能给我们提供现成的答案。中国的建筑理论发展,必须要顾及到中国的地域文化特色,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认真思考分析,不断实践不断反思,才能真正有所作为。用早日实现建筑界的现代化为借口,盲目建设,不考虑自然条件与经济局限,一味追求高大全的建筑形象,这种做法是万万不可取的。
建筑理论的创作,应该体现出在工程建设基础上的人文关怀,它不但应该能够指导我们改善人居环境,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增进与城市规划相融合的多层次的理论建构;同时也应该是强调民族地域性,不断彰显个性的创作历程。
5结语
我国的建筑理论发展滞后,究其原因,受两个方面的影响较多:一是我国既有的建筑理论发展缺失,一直缺乏比较系统的建筑理论研究;二是盲目引进西方建筑理论,习惯于生搬硬套。自有的建筑理论不完善,外来理论又很难本土化,两种因素综合作用,就直接导致了建筑理论发展的严重滞后。
20世纪人类建筑学取得了巨大发展。要让建筑理论在新世纪里不断发展,就必须把现有的成就整合起来,回归基本的理论,并以此为出发点,不断创新。从这个角度来分析,符合中国国情的建筑理论发展过程,正是应该不断整合,不断吸纳新知识,不断自我完善的过程。
参考文献:
[1] 周浩明.生态建筑――面向未来的建筑[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12-13.
[2] 顾孟潮.中国建筑评析与展望[M].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23-24.
[3] 石照.广义建筑学.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45-46.
关键词：方法；哲学；理论思维；建筑理论研究；建筑创作实践
1.0前言
马克思说：“一个民族要达到科学的高峰，不能没有理论的思维”。“李约瑟难题”①的提出不仅让我们感到汗颜同时也引发科学界的深深思考，建筑学界也不例外。中国古代的传统建筑成就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到了近代，我们不得承认“与我国古代的思维方法不属于同一个流源”②的科学的思维方法和建筑理论是落后的。这种从属于理性范畴的东西是近代西方的科学产物。国内学校开不出理论课，设计者设计出的建筑生搬硬套、抄袭模仿、盲目跟风、千城一面。这些不仅使我国的建筑学陷入了“有建筑无学”的尴尬境地同时建筑中的价值判断也在渐渐失落。
另一方面，国内大部分学校培养的研究生走向工作岗位要直接从事建筑生产，在“掌握了理论也不等于真正的会做设计”的意念下，对于论文写作和课题研究往往对于理性的理论指导的要求不高。作为建筑学的研究生，掌握建筑学研究方法不仅是研究设计理论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指导实践的重要途径。
2.0对于《建筑学研究方法》的简单评析
2.1《建筑学研究方法》的内容
笛卡尔说：“最有价值的知识是方法的知识”。《建筑学研究方法》就是介绍这样一种最有价值的知识的书。这本书2005年由王晓梅翻译，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这是面向攻读建筑学博士、硕士、学士的高年级学生、专业建筑师、研究教员、景观设计师等所有建筑学相关领域专业和研究人员的一本关于“研究”的实用指南。旨在广泛全面地为上述人员提供介绍性的指导和有效的切入。
作者琳达·格鲁特和大卫·王将全书共分两个部分：建筑学研究的领域以及七种策略研究。
2.1.1建筑学研究领域
在“建筑学研究的领域”这一部分中，第一章首先提书中所讨论的范围：出什么是建筑学研究和建筑学研究的必要性。在此期间引入哲学概念——认识论和方法论，从而使读者站在了哲学的高度上，培养基本的哲学修养③。在研习这本书的过程中，具有了更广博的视野；同时也介绍了这本书的整个框架，使读者心中对本书的体系有了直观清晰的印象。
第二章中提出了“探索体系”这一概念，告诉我们不论从事任何研究活动的认识论，都是以这一概念为基础。这一章中引入了多个研究方法中的名词，如“知识体系”“范式”这两个词表达的是一种世界观的概念，仍旧把读者带到哲学层面的高度。其中“两分范式”是由朱利亚·鲁滨逊提出的。她认为 “科学”和“神话”可以用来描述两种知识体系，常见的描述两分范式的说法也就是“定量”和“定性”的关系。前者“基于对一些可以量化的现象的掌握”；后者 “基于一些不能量化的证据，可能是文字的、实验的活工艺的”。两种模式体现了不同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假设。下面提出的“三分范式”（如右下图所示）也属于哲学中认识论的问题。三分模式包括后证实主义、自然主义和解放主义。后证实主义建立自然科学的实验模型；自然主义强调“脱离价值取向的绝对客观”，忽视了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的互动关系。接下来又介绍了这三种制式体系的质量标准。
第三章“文献回顾”实际上是对目前国内研究生来说，是最为熟悉的一种方法。章节中系统的阐释了文献查阅的方法、用途、通用技巧、查阅资源以及推荐的查阅方法，非常有实用价值，尤其是关于查阅技巧一节，作者向我们介绍了大量的搜索引擎、相关建筑学网址以及如何使用大学的研究性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
第四章“关于方法的理论”，由一个木版画的例子引入“主观思考”和“关注对象”解释了理论的产生。接下来从理论的定义（用特定的信念和价值观说服别人），理论类型（绝对理论和标准化理论），理论规模（有大型、中性和小型理论之分）的角度，比较系统和抽象地介绍了什么是理论。
第五章“与研究相关的设计”是笔者的重要关注点之一，探讨的是建筑理论研究和建筑创作实践之间的关系。作为建筑学专业的研究生，我们将来会从事“产学研”相结合的工程项目中。本章从一个婚礼的案例出发，详细介绍了一种“生成性设计”的分析研究过程。既从哲学上区分“设计过程”和“研究过程”是两个不同的过程，承认“设计”和“研究”这两个领域属于人类理性活动的不同区域，同时也力求跨越而这之间的鸿沟。认为研究可以在各个方面支持设计。第四章和第五章是接下来的第二个部分中将要重点阐述的七个策略的入口。
2.1.2七种研究策略
第二部分“七种研究策略”也就是从第六章开始，每章介绍一种研究方法，全面系统地介绍“解释性历史研究”、“定性研究”、“相关性研究”、“实验性和准实验性研究”、“模拟和建模研究”、“逻辑论证”和“案例研究和综合策略”七种研究策略。每一张都采用相同的结构进行介绍：用一个真实的实例作为导论引出研究方法——研究策略——研究技巧——结论——推荐策略和读物。两位作者旁征博引，运用大量的理论和案例阐述了各种研究方法。第六章“解释性历史研究”一章中，在除上述的研究方法、策略、技巧的归纳外，还多出提到哲学的概念，如“时间”文中提到“一个单独的主题常陷入一个他不能理解的更大的时代精神之中”，这就说明了历史性研究的认知论这个前提。在公共意识和人类个体意识这个论述中，文中提到“公共意识的整体大于部分之和”这一整体与局部的哲学认识，同时这也是一种重要的价值观。在“对特定时间中的风格统一性的解释方法”一节中，作者用黑格尔的观念“公共精神以物质形式表达自己”来表达自己关于物质和意识的哲学观点。而“哥特和他们作品的研究”一节中实际上对应哲学概念中的群众观点。定性研究，中的访谈、调查、观察为我们所常用。“相关性研究”其实是离我们最近的一种研究方法，文章开头也给出了具体的广场的案例，分析多个变量对于一个因变量的影响。相关研究的案例中提到纽曼“可防卫空间理论”其实
在我国的具体实践中就有这样的例子，如：都市实践在深圳的实践项目“土楼公社”。“模拟和建模研究”实际上在我们的学习中也非常常见，如专业的分析软件eco-tect，清华斯维尔在风环境，日照情况等具体方面都有非常专业的软件。建模方面sketch up，outocad，犀牛等也非常常用。文中提到了模拟危险事件中涉及的伦理问题，比如印度影片《宝莱坞机器人之恋》就反映到了这个问题。
2.2《建筑学研究方法》的一些不足之处
一些章节过于晦涩难懂。书本将所有方法进行了归纳，但是缺少演义，虽然有大量的例证，但都是就题论题，现实中的问题是综合的也常常遇到多种分析方法，比如在婚礼设计中提到了几种分析方法，但是不够系统。尤其是对于“逻辑论证”这些章节应有具体的设计说明。分析人的主观感受。虽然在第五章中提到了POE这套评价体系，但是它涉及的是设计后人的参与和感受。人应该作为设计对象的主题，与环境发生关系。④没涉及到人的感受，正如三分范式中的后证实主义承认的，通常运用于自然科学的实验模型，当研究设计人的时候就不适用了。本书的一些理论是由外国人基于外国的情况提出，具体到分析中国的问题会有空间上的局限性。
3.0《建筑学研究方法》之外的方法
建筑学研究方法为设计研究提供了依据，建筑设计中设计的问题是多方面甚至是多学科问题的综合，并不是所有问题都是因果关系，也并不是研究好各种矛盾之间的关系就能有好的设计，正如“设计与评价”一节中说的：“设计是一个可以学习的过程——但学习并不能保证好的设计”。因此，设计方法绝不仅仅限于书中所提到的几大类。赫尔佐格设计的德国高铁纪念公园，是在做了大量的设计和研究之后触动心灵的一刹那的灵感的激发。将逝去的生命用另一种生命形式——树来取代，使遇难者的家属找到情感的物质形式的寄托。这样的设计几乎不可能只掌握具体的设计方法就能做出，更源于设计者深切的人文关怀和天才的想象。想象力也是重要的方法⑤，而且是不可复制的方法⑦。
另外一方面，在不同的时空下，方法也是发展的，不同的时空下，有些方法会出现它自身的局限性和滞后性。尤其是步入后现代的当代，受多元文化的影响，更没有一种方法可以作为固定的范式。如库哈斯设计的中央电视台总部新大楼，作为一种“奇观建筑”的出现，“历史不再被认为能对建筑物本身提供确定性的解释，理论也不再能为实践行动提供工具式的辅助”⑦。这恰恰就反应除了方法需要不断的学习，保持一种学习方法的状态时建筑学研究最好的方法。
4.0结语
通过方法，神学，玄学以及建筑艺术神秘主义和“不可知论”可以休息了。所以吴良镛先生提出“提高全社会的建筑理论修养”⑧不是一件可望而不可即的事，而是作为每一个建筑学人都可以并应该掌握的。我们应该相信理论是对实践有重要意义的，这本书激发我们去寻找理论和实践之间的转换，值得深思。
参考文献：
[1]（美）琳达·格鲁特，大卫·王著.王晓梅译.建筑学研究方法[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
[2]阎凤祥.诗意栖居——重读建筑学[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1.
[3]吴良镛.人居环境科学导论[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
[4]田利.方法的意义——作为建筑师研究指南的《建筑学研究方法》评介[J].建筑学报 2006（11）：39-40.
[5]肖立春.关于建筑学的理论与研究 ——读《建筑学研究方法》有感[J].华中建筑 2007（02）：21-22.
[6]杨健，戴志忠.规划·模型·建筑学研究方法——构成性与生成性辨析[J].新建筑2010（01）： 62-66.
[7]和谐人居环境的畅想和创造——2008全国博士生学术会议（建筑·规划）论文集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
解释：
①李约瑟难题是个两段式的表述：第一段是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第二段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
②彭一刚在《中国古典园林分析》中指出：“分析的方法是从属于理性的范畴的，它是近代科学的产物，并且又是从西方传到我国的。他和我国古代的思维方法不是属于同一流源。”
③吴良镛先生在《人居环境科学导论》第98页指出“科学工作者需要有基本的哲学修养”
④Team10在上世纪60年代就提出应关心人与环境的关系，并有“人+自然+人对自然地观念”的公式
⑤爱因斯坦说想象力比知识重要，因此想象力也是重要的方法。
⑥《诗意的栖居——重读建筑学》第235页：《广义建筑学》中：“艺术的价值在于如何驾驭想象力”技术可以复制，但是艺术是不可复制的。
【关键词】可识别性；立面；中国传统建筑；方法论
Identity fa?ade是一个难以清晰定义的词组。众所周知，fa?ade在英文中指代正立面、外观，甚至可以进一步引申为假象，是一种类似于外皮的东西，虽然它本身是由外来词引用而来，但从“facade”中隐约可见的“face”仍然向我们透露了它的本质——面孔。而我们最常使用的立面图的立面准确的讲应该是elevation，个人理解中它更加侧重于投影、视图，不仅仅限于正面，也不是人的视点可以看到的。然而由于对西方建筑史实在是所知甚少，对单体建筑实在不敢妄言。相对而言，identity一词已经成为越来越流行的词汇。在经历了一轮建设热潮后，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盲目的快速大规模建设带来的不只是城市个性的沦丧，更加成为民族认同感降低的祸首。在满足了温饱要求以后，人们开始仰望金字塔顶，向着“独特的”“可识别的”“文化内核”这样的字眼攀爬。
不得不承认，至今最为明确的属于中国的面孔仍然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切。从故宫、寺庙到胡同、四合院乃至京剧、国画，它们是我们最深的印记，是西方认识中国的符号，而我们对这些面孔的研究却远远不够。哪些是属于中国的“identity”？哪些是中国的“face”？哪些是我们真正需要的？（图1）
一位前人曾经说过，越是在急需“务实”的时代，越是需要“务虚”的人才。在城市建设滚滚如潮的时代，我们的理论研究，特别是建筑历史的理论研究却步履缓慢，对方法论本身的探讨更是停滞不前。本文简要回顾建筑历史研究的几个重要的点，仅以此作为笔者认识中国的“面孔”及其可识别性内涵的开始。
一、用西方的眼睛看中国的面孔——大屋顶是谁的发现
西方对中国建筑的研究远远早于我们自己，这早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虽然在十八世纪以前，西方人对于中国文化的介绍仅限于神秘或浪漫的描述，但从十九世纪起，欧洲“汉学”（Sinolgy）研究就开始进入学院化发展，成为西方主流学术体系的重要分支。随后，世界性考古发现的中心逐渐转移至远东地区，大批西方学者以探险队或私人旅行的方式到中国展开了实地调查，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斯坦因、伯希和等人，他们为西方的汉学研究获取了大量的一手资料，成为西方研究的基础，大量的关于中国建筑的图集性书籍得以出版，刺激了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推进了研究的深入发展。
早期研究以西方人惯用理论体系阐述中国传统建筑难免会有偏颇不尽之处。毫无疑问，中国建筑的“面孔”对西方人而言是完全陌生又充满魅力的，外形介绍和简单的技术分析是西方认识中国建筑的第一步，同时正值西方文化思想的启蒙时期，哲学体系刚刚成型，对于西方传统建筑的理论研究尚在逐步完善中，对于东方建筑的态度更接近于“参照”甚至“借鉴”这种从未见过的“面孔”，其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都是完全西方的体系。也正是因为如此，西方人才是“大屋顶”真正的始作俑者——虽然两千多年前大屋顶就已经悄然发源在黄河流域，却是西方人的眼睛最先捕捉到这一特征并将其作为中国建筑最为明确的“可识别的”特征。所以当北大图书馆的正立面摆在西方人眼前，尽管看起来有些异样，他们仍然会毫不犹豫的说
遗憾的是，不仅陈先生远不如梁先生那样闻名于世，甚至研究建筑史的学者仍然有相当一部分人误解他的研究，认为那些是“象牙塔内的自我陶醉”“与实际的建筑原理想去甚远”，令人扼腕。
四、今日是谁的眼睛？谁的面孔？谁在背后？
结构主义的辉煌结束，现象学与阐释学方兴未艾。一本《场所精神——迈向建筑现象学》让西方又一次审视着中国建筑：建筑的历史人情、质感声味以及地域上的独特性与不可替代性本来就是中国传统建筑的核心，中国传统的整体性思维方式正在日益显出它的适用性。中国学者似乎一下子发现了自我、得到了肯定似的活跃起来。用现象学解释古代建筑，用阐释学讲述园林，对建筑现象学相逢恨晚地褒奖着、套用着，一下子从结构的面孔跳转到深邃的背后涵义。而本质上，我们已然在建筑史的研究上停滞了。我们虽然整日谈论“可识别性”的“中国建筑”，却从未拓清什么是属于中国的“identity”，什么是中国的“face”，什么是我们真正需要的抓住的。“大屋顶”是中国的产物，但仅有大屋顶却绝对不是中国的内核；相反，在苏州博物馆现代的外壳之内，我们分明感受到属于中国的“Identity”。还是可惜，贝聿铭隐藏在建筑背后的涵义不是大众探讨的热点，没有启发更深的思索，反倒是花窗、“小屋顶”迅速成为流行的符号了。
对当代各国建筑学科而言，“民族化”研究具有某种“内核研究”的意义。“民族化”是基于文化上的民族化，即所谓的传统性，以维持、发展本民族文化为基本的价值取向。在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时，通过有目的地选择、最大限度地消融外来文化，从而在民族文化内核上赋予新的形式，实现民族文化的重生。2010年，我国上海世博会中国国家馆的落成，使建筑界看到了中国建筑师表达东方建筑文化的意愿。（图1）无论它是否成功，目标却是明确的，即建筑艺术的民族化必然是我国建筑未来发展的趋势。当代中国建筑如何实现民族化，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探讨。
一、符号嫁接
将我国传统建筑造型中的局部符号嫁接在当代建筑中，这在我国接触西方建筑的初期就已经开始，如南京中山陵建筑、广州市中山纪念堂等。这类建筑需要表现增强民族凝聚力与自信心的社会需求，它们基本上并没有脱离传统建筑造型。到了当代，我国的新建筑利用传统符号嫁接表现建筑民族性的日益丰富，它们大多具有删繁就简、注重文脉的特点，如华裔建筑师贝聿铭设计的苏州博物馆（图2），把中国传统园林与江浙传统民居符号运用其中，甚至将一些传统建筑符号进行变形或抽象化处理，创造出现代建筑的新形式，在传统意象思维包裹下的现代建筑，表达着地域与建筑的关系。在当代我国建筑领域，此类作品成为建筑走向民族化的大多数。
二、形式的“中国式”
“中国式”建筑形式是什么？这包括建筑的物质形态和指导建筑的理论体系。物质形态方面，目前比较统一的认识是建筑空间、结构、材料和建筑色彩的利用。在建筑空间上，中国式的建筑一般以半封闭的空间为主。空间形式讲究既遮阳避雨，又视野开阔，直通大自然的感觉。而建筑材料上，追求材料的素雅、柔和，注重生态材料的使用，建筑色彩上大量使用原色调，受光处用暖色、背阴处用冷色。建筑理论上主要是影响世界的现代建筑思潮和当代中国建筑师的思维认识。而影响建筑师思维的是我国所处的时代和传统民族的内核文化。物质形态和理论体系构成了我国当代建筑的形式体系，形成当代中国建筑的特点，有着一定的规律性。在当代“中国式”建筑里面，具有代表性的是大建筑、轴线建筑、半闭合空间的建筑、同一“自然”情结的建筑和整体性的场所等具有民族特点的建筑形式，没有它们是形成不了“中国式”建筑的。如:北京国家体育场鸟巢（图3），就是“中国式”建筑的代表，整个建筑看似是一个与传统无关的现代前卫的建筑。但建筑却在空间、结构、材料和色彩等方面均利用民族化的元素。在空间形态上，外壳的“鸟巢”以一种传统民居冰裂纹的形式塑造了空间的半封闭效果，新颖激进而又朴实无华；色彩方面，在建筑的内部大面积使用中国红，利用冰裂纹半封闭空间呈现出来，体现“中国式”建筑的衬托性的美，整个建筑圆润饱满，与民族的中庸思想相吻合。
三、“和”的审美
我国传统的审美模型不是建立在一个理论框架体系上的，而是建立在体悟上。认为客观事物虽是可以认识的，但不能用精确的语言表达，中国人讲神会，讲心领，讲意得。中国传统建筑思想认为建筑都是有灵魂的。虚实相生，或外实内虚，或内实外虚，所以中国审美的基调是天人合一、“尚中”情结、均衡之美、停顿等，这种审美认识体现在建筑中就是对建筑形态、空间的本质的探索。对于这一点我国现代建筑大师齐康的建筑给了我们很好的诠释，如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纪念馆（图4），整体建筑群顺应地形而建，轴线分明、交错有致，给人以亲切自然之感，而光和混凝土壁体的冷灰色调营造出一种有灵、安宁的心境。经由这样一种建筑空间，人们便会有灵由心生的意念，强化建筑自身意境，使民族认知在建筑环境构成中共生的表现出来，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
在我国，从古至今人们对建筑的认识发生了很大改变。到了近现代建筑发展到传统建筑形式被现代主义时期“简约洁净”的形式所取代，西方建筑的概念在我国出现了泛化的倾向。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人们对现代主义建筑提出质疑，随即后现代主义建筑、乡土建筑等涌入我国，它们既打破了现代建筑信条，也打破了现代主义的建筑概念。但随之而来的“后现代主义表面上对世俗文化和历史文脉的尊重掩饰不了形式上的造作、语言上的混乱和美学上的无聊。本世纪以来，慢慢地退出建筑历史的舞台”。②这些建筑形式本身的问题暴露出来，在全球一体化的冲击下，国民对建筑传统文化回归的呼声越来越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