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受环境和人口因素的影响，导致社会发育十分缓慢。西海固地区降水稀少、气候干旱、山峦重叠、梁峁星罗棋布，是一个自然环境恶劣地区，资源匮乏，贫困面积大，贫困人口多。由于地处相对封闭的环境条件以及人们生育观念等因素，导致了人口的快速增长。人口增长过快和生态环境恶化不仅给土地带来了巨大压力，也制约了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大部分贫困户受自身文化限制，加之受制于被沟壑纵横地形地貌相互分割的小块田地，无法进行机械化耕作，在频繁的自然灾害面前，脱贫与返贫形成了持久的拉锯战。近年来，贫困人口绝大多数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但解决温饱的标准很低，仅能满足最低生存需求。
二是潜在的致贫因素多。由于受地理区位的制约和资源等方面的影响，贫困地区与全区教育水平差距长期累积，导致教育不平等问题比较突出。一些山大沟深的乡村学校由于教学条件差，许多教师纷纷外流，师资队伍的薄弱和不稳定成为山区基础教育的一大困扰因素。因教育质量低而导致了大面积的文化贫困。山区卫生条件差，大部分家庭因缺少经济积累，健康状况低下导致发病率较高，一些温饱户因病致贫的问题突出。收入差距扩大，相对贫困日益凸显，表现为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差距的扩大和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在收入差距逐步拉大的同时，城乡、区域之间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也在不断扩大。
三是深入调研不够，扶贫摸底不足。由于扶贫摸底不足，扶贫项目仅限于偏僻农村和交通不便的地方，忽略了许多“非贫困村”的真正贫困。目前，一些贫困地区“非贫困村”被边缘化现象不同程度的存在，一些基础项目严重缺失，导致了经济社会发展异常缓慢。地方政府应该问需于民，要做好深入调查研究，要及时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要对症下药，把扶贫资金投放在最急需的地方去。四是面子工程、浮夸作风严重存在，决策不科学，造成了资源的大量浪费。在农村，浮夸作风引起了群众的强烈愤慨。一些地方官员为了应付上级部门的检查，或为了迎合领导的口味，或为了自己的升迁，不顾群众的疾苦搞一些面子工程。许多农村，没有打碾粮食的场地，农民经常把粮食拉到公路上晾晒和打碾，埋下了严重的交通隐患;一些草垛常年暴露在村庄周围，埋下了严重的安全隐患。科学决策是建立在调查研究基础上的，缺少调查研究，造成了许多“长远规划”变成了“短视行为”，决策不科学，使有限的资源变成了“奢摆品”。
二、多元化扶贫开发与扶贫文化构建
1．在政府主导扶贫框架下开展的有针对性扶贫工作为扶贫理论研究奠定了基础。宁夏作为全国最早开展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区域性扶贫开发工作的地区，在政府主导扶贫开发的同时，建立了专门从事扶贫开发的组织机构，各县(区)成立相应机构，形成了各级领导组织体系。根据扶贫工作形势发展需要，相继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扶贫政策、规划和措施。如《宁夏西海固农业建设规划》《尽快解决西海固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决定》《宁夏“双百”扶贫攻坚计划》《宁夏农村扶贫开发规划(2001～2010)》《千村扶贫开发工程实施意见》等等。这些扶贫政策、规划及措施针对当时贫困状况对症下药，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统筹发展，成为各个时期实现减贫的重要保证，也成为各个时期指导扶贫开发工作的基本原则，丰富了扶贫理论，为后来的扶贫研究奠定了基础。
2．总结提升扶贫开发成功经验，针对不同阶段扶贫开发面临的新形势，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探讨。扶贫开发31年来，宁夏扶贫工作者加强扶贫文化研究，总结提升扶贫开发成功经验和做法，深入探讨了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形势下扶贫开发工作的思路和举措，开展了前瞻性研究，进一步凝聚了全社会参与扶贫开发的精神力量，成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和自治区扶贫开发工作精神、组织实施扶贫开发规划以及提升扶贫开发工作的科学化水平提供了智力支撑。许多理论研究者坚持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相结合，在研究中不断挖掘、推陈出新，在实践的基础上，提出破解问题的对策建议，由实践上升到理论高度。
31年来，宁夏社科界、高校的理论工作者及扶贫工作者，通过论文、调研报告的形式撰写了大量反映扶贫开发方面的研究性文章。这期间出版了许多研究贫困的专著，如秦均平主编的《走出贫困———西海固反贫困农业建设研究》，李宁的《再造家园》，吴海鹰、李文录、杜正彬主编的《挑战贫困———宁夏农村扶贫开发20年回顾与展望》，董玲主编的《西海固扶贫攻坚战———“三西”建设30周年纪念》等等。归纳起来:一是比较全面地研究和反映了扶贫开发工作的整体状况、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二是针对扶贫开发工作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站在专家学者的立场，对扶贫开发工作进行了前瞻性的研究和探讨;三是以独特的视角和全新的方法，对扶贫开发工作进行了多角度、多层面的剖析，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建议;四是用理论指导实践，用实践印证理论，理论联系实践，既从理论高度研究和探讨问题，同时从实践角度关注和解决问题，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五是用发展的扶贫理念，关注扶贫开发过程中的不可持续性问题，从而探讨了若干重要问题，比如如何选择适合区域特征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和路径，如何发挥各区域的不同优势，实现最优的整体可持续发展，如何促进贫困地区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
三、加强扶贫文化建设，在理论界开展扶贫文化研究
1．理论工作者要做好扶贫开发的“先行官”。进入21世纪，宁夏扶贫开发进入攻坚阶段。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在全面调查研究宁夏扶贫开发现状后，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的扶贫政策和措施，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对1000多个贫困行政村进行综合开发，对人均收入较低的贫困人口，进行有计划、有步骤的重点扶持，取得了较好成绩，但目前的扶贫开发已进入深水区，扶贫难度不断增大。21世纪以来，随着国内外情况的发展变化，扶贫工作的主体、条件、环境、标准、对象、内容、范围、规模、方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理论工作者作为指导实践的“先行官”，必须深入扶贫第一线研究新时期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扶贫开发的新思路新对策，以攻破深水区的贫困堡垒。
2．大胆进行理论探索，使理论更好地指导实践。党的十报告提出，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根据多年的扶贫经验，只有把扶贫和开发结合起来，才能产生造血功能，这就成了摆在扶贫者面前的一道难题。作为理论工作者，要大胆进行理论探索，使理论更好地为指导实践服务。因此，进一步加强全区扶贫文化包括扶贫理论的研究和建设，把31年来甚至新中国成立以来扶贫开发、建设发展中创造、沉淀、积累的扶贫文化加以全面科学地总结和归纳提炼，从而提升为能够进一步指导未来扶贫开发的科学理论和振奋广大群众精神状态的文明成果。
3．从多元化扶贫中进行对比分析和研究，使扶贫效益最大化。近年来，宁夏的扶贫在形式上呈现多元化趋势，如开发扶贫、劳务输出、互助资金、对口扶贫、项目扶贫、招商引资、少生快富、交通扶贫、教育医疗扶贫、引水扶贫、科技扶贫、产业扶贫、旅游扶贫、文化扶贫、对口扶贫等等。在组织上还出现了国家机关、派、社会团体、机关单位、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基金会、慈善机构、民间组织团体和协会等多元化主体出钱、出力、出政策、出思想、出技术等格局。这些不同形式的扶贫都为农民脱贫致富，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但怎样充分利用这些扶贫资源，使扶贫效益最大化，是摆在理论工作者面前的重大课题。
4．研究新问题破解新难题，使扶贫研究落地有声。在扶贫开发转型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影响因素，理论工作者要在调查研究中对症下药并破解这些难题。一是理论工作者不但要总结扶贫经验，把它升华成扶贫理论，而且还要寻找扶贫工作中的阻力所在。在实地调查中发现，一些地方在扶贫中掺杂了许多虚假成分，如村官腐败、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扶贫资金的流失、扶贫缩水等，这些现象的出现伤害了农民的感情，激化了干群矛盾。因此，加强扶贫监管已迫在眉睫，作为理论工作者，要到扶贫前线进行调查研究，探求腐败的根源，寻找提高各级领导素质和觉悟的办法，寻找防止腐败的路径，寻找化解矛盾的办法，从而更好地推动扶贫工作健康有效。二是扶贫与扶志相结合。首先是扶贫，贫困地区的农民受其生存环境的制约，生产生活成本高，对未来没有预期，心理上畏惧，行动上裹足不前固步自封，思想僵化因循守旧。因此，理论工作者要深入基层，倾听群众呼声，把群众的所需所求所盼通过媒体介质和调研报告的形式进行呼吁，开展各种形式的扶贫济困活动，最终迈向富裕。另外是扶志，要研究贫困地区文化教育落后的盲区，多方位、多层次地进行技术和技能培训。要鼓励困难群体增强自信心，勇敢的面对生活，开展生产自救，寻求发展途径，要有意识地引导贫困农民在生产生活中发挥主观能动性，转变“懒散慢等靠要”的观念，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
5．立足区情、民情，挖掘潜在的扶贫盲点。要关注和研究扶贫开发过程中的“死角”问题，要挖掘潜在的扶贫盲点，要提出妥善解决问题的办法。作为理论工作者，既要发现新问题也要研究新情况，更重要的是将发现的问题及时梳理总结，站在专家学者的立场，提出对策建议，从而为政府分忧解难。扶贫开发需要理论工作者的广泛参与，需要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了理论工作者的积极介入，就能把各种社会力量吸引到扶贫行列中来，就能把政府的意志、社会的关爱与贫困群众的意愿相结合，从而达到被扶者与扶贫者之间的相互促进、相互协调。理论工作者要深入实际进行调研，要有敏锐的洞察力，敢于说真话说实话，充分发挥理论工作者在扶贫开发中的舆论引导作用，作一个推动贫困地区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践行者。宁夏是欠发达地区，立足区情民情，全面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充分了解和认识广大群众对生活的期待，挖掘潜在的扶贫盲点，为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生活环境是理论工作者肩负的神圣职责。
6．文化扶贫与扶贫文化相结合，是新时期宁夏扶贫事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主要途径。文化扶贫和扶贫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扶贫是所有扶贫开发活动的总称，文化扶贫是扶贫开发中偏重思想意识的一种扶贫方式。贫困文化是贫困群体在长期的贫困生活中形成的一种自我维护和修复的文化，即贫困阶层以一种独特生活方式，在长期的贫困生活中所产生的思考问题方式和行为习惯以及价值观等。贫困文化表现为:信息闭塞固步自封和因循守旧思想;麻木不仁消极处世听天由命人生观;安于现状不求进取的懒惰思想及行为;等等。这种文化具有示范性和代际传递性，一个群体长期生活在这种环境中，就形成了一种贫困文化，贫困文化对穷人来说，不但具有顽固性和沿袭性，对维护贫穷发挥了作用，而且还有很强的自我修复作用。
用新的文化价值观念改造旧的、迂腐的文化价值形态，是文化扶贫的本质所在，因此，文化扶贫首先要革除贫困者因贫守旧的贫困文化，通过人为因素将文化扶贫融入到顺应自然的发展规律之中，从而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文化是一种强大的软实力，具有影响人、塑造人的功能，人们的心理、行为习惯无一不和一定的社会文化密切相关。文化不仅决定一个人的生存，更决定一个人的发展，文化与贫困、发展之间有着内在的本质联系，贫困与其说是物质贫困，不如说是文化贫困。文化贫困是农民贫困的根源之所在，实施消解农村贫困文化工程，增添文化扶贫新引擎，就要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农村社会思潮，筑牢农民思想道德素质基础。贫困文化的价值观念直接制约着贫困群体的脱贫致富。西海固地区的大面积贫困，除了自然条件以外，农民作为贫困的主体，成为了“文化的饥渴者”，因此，从文化扶贫入手，向贫困者输入新文化、现代信息知识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等新鲜血液，分层次、分阶段、分工种(如设施农业、生态农业、现代农业、饲养业以及劳务输出的不同工种等等)传授农业生产适用技能，逐渐提高农民群众的文化素质，从而达到文化富民的效果。
针对贫困地区相对闭塞的环境，手机文化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扶贫过程中，政府除了农家书屋、农村电影放映、文化大院等投入外，对贫困地区应该更多地提供手机扶贫扶持，如提供使用上便利，通过手机通话、手机短信、手机微信、手机微博、手机上网等社交方式，让农民群众弥补电脑网络的不足。同时，通过手机这种通信工具，还可减少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和家人不必要的见面联系，从而能有效降低农民异地传统的社交成本，增加城乡交往的频率和机会，增强信息传递的速度，提高城乡沟通的效率，给贫困地区农民带来更多的发展信息、发展动力和发展机会。
旅游业是当今世界发展最快、前景最广的现代服务业。当前全国各地都把旅游业作为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途径。要重新认识自身的旅游资源价值，谋划将旅游业真正发展成为贫困地区战略性支柱产业，把旅游业摆在优先发展的地位，精心组织实施，全力推进，全面部署以推动旅游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努力把宁夏建设成为“全国知名的红色旅游、生态旅游和文化休闲避暑度假基地”。
【摘要】高校在教育从“摆脱贫困”到精准教育脱贫中具有独特的优势，是国家精准扶贫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福州外语外贸学院践行精准教育扶贫为例，探索精准教育扶贫主体、精准教育扶贫识别、精准教育扶贫培养、精准帮扶脱贫等精准模式，充分利用高校的优势，经济发达地区高校精准帮扶贫困地区，对口精准扶贫，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精准教育 教育扶贫 高校优势
引言
教育脱贫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由之路。（2013）指出“要紧紧扭住教育这个脱贫致富的根本之策，再穷不能穷教育，再穷不能穷孩子，务必把义务教育搞好，确保贫困家庭的孩子也能受到良好的教育，不要孩子们输在起跑线上。” 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指出：“加快实施教育扶贫工程，让贫困家庭子女都能接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精准教育扶贫能让贫困地区的孩子掌握知识、改变命运、造福社会，是最有效和最直接的精准扶贫。本研究将结合本校精准发力教育扶贫实际情况，开展高校精准教育脱贫模式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国外相关研究的梳理及现状
纵观国外文献，Thodore W.Schults（1962）提出贫穷国家或地区的根本原因不在于物质资本的短缺，而在于人力资本的匾乏，发展教育扶贫事业，影响人力资本形成、促进经济发展。Karl Gunnar Myrdal（1972）在《世界贫困的挑战：世界反贫困大纲》中提出了反贫困理论，他在“积累因果关系理论”的基础上， 提出了、教育改革和权力关系改革三个方面的反贫困战略模式。
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教育的发展也曾发生过贫困地区教育发展严重落后的问题，美国《中小学教育法》（1965）的实施是朝贫困宣战的重要举措，该教育法为贫困地区中小学教育获得大量精准资助。发达国家对贫困地区的精准教育扶贫和资助的特点主要集中于义务教育阶段，形成比较完善的教育经费投入体制。对教育的支持性援助由一般性资助转向精准分类资助，形成有差异性的经费分配机制，经费投入对象逐步精准教育扶贫到学生。Thomas L. Jennings（2014）通过对公立学校教育经费和学业成就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二者呈明显正相关系，即学校教育经费投入越多，学生的学业成就水平越高，其研究结果为处于低收入地区的学校提供额外的经费支持提供了证据。
二、国内研究梳理及现状
我国的教育脱贫研究的成果当中，有相当的部分是结合某个贫困地区的个案研究，还有部分调研报告。如，张久兰（2010）对小凉山区、杨海平（2011）对湘鄂渝黔桂边区的教育扶贫进行研究；对精准扶贫概念、内涵及本质的分析（ 黄承伟2015、汪三贵2015）；与经济的关系理论有教育反贫困（汪祥2015、彭腾2015）、扶贫开发（扬波2015、饶勇2015）、产业扶贫（段淇斌2015、马楠2016）；与社会的关系理论有教育公平（周晔2015、程玮2013）；与文化的关系有扶贫文化（李禄胜2015）等。
专门针对高校教育精准扶贫模式的研究成果目前尚凤毛麟角，陈大柔（2004）认为高校对口扶贫教育应该紧扣时代的脉搏，充分利用各种理论和技术，尤其是现代计算机技术及信息通讯技术的优势，来克服现存模式的不足之处。熊文渊（2014）提出不同层次和类型的高
校应根据自己所处的位置和能力，借助资源优势，在教育扶贫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其他关于教育精准扶贫的研究主要有何丕洁（2015）认为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有利于对贫困人口进行精准扶贫。杨定玉（2016）认为教育精准扶贫是国家精准扶贫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程华东（2017）提出高校精准扶贫地方的新路径：“找准农户致贫或返贫的原因；高校与政府联动，做好扶贫规划；高校与企业联动，抓好产业建设；加强高校、企业与地方政府联动”。
本文认为探索精准主体、精准识别、精准培养、精准帮扶脱贫等精准模式，充分利用高校的优势，经济发达地区高校精准帮扶贫困地区，对口精准扶贫，实施教育精准扶贫，对于解决贫困地区农户减贫脱贫，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实现共同富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等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三.教育精准扶贫模式的构建和举措
1.精准教育扶贫主体
甘肃省定西地区是中国西部典型的贫困地区，灾害频发，自然环境恶劣，经济基础薄弱我国扶贫开发任务最艰巨、最困难的地区之一，“苦疾甲于天下”曾是甘肃定西的真实写照， 通过经济发达地区高校精准帮扶贫困地区，对口支援我国贫困地区人才培养，提高贫困生的受教育水平，直到消灭贫困，全面奔向小康。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认真贯彻精准教育扶贫重要战略思想，深刻认识教育扶贫开发的重大意义，2016年开始，福州外语外贸学院响应福建省委有关部门积极推动福建省帮扶甘肃定西精准扶贫工作，参与“双百助学工程”、“千名结对帮扶工程”等爱心帮扶活动。
首先加强顶层设计，精准教育扶贫主体，识别教育扶贫对象。本着“教育是一种大爱”
的情怀，决定精准结对帮扶甘肃定西临洮县衙下中学。明确扶贫教育精准主体后，全校教职员工自觉为精准教育扶贫贡献教学和物质力量；同时注重“协同作战”，以学校精准教育扶贫为主、充分调动当地党政部门、群众团体、社会组织、企业公司等单位共同参与教育扶贫。
2.精准教育扶贫识别
建立贫困户精准识别评价体系，建立贫困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学生云信息数据库，准确掌握建档立卡学生信息，以大数据分析教育精准反贫困的工作进展情况和政策实施效果。福州外语外贸学院派出常务副校长等有关人员赴甘肃省定西市开展奖教助学活动，先后赴定西市通渭县马营镇，陇西县福星镇马营湾村、大安村，渭源县锹峪乡锹峪村、田家河乡西沟村，临洮县南屏镇康家沟村等，深入了解当地教情、社情及民情，实事求是地确定精准扶贫目标、任务和举措，科学制定教育精准脱贫方案。
3.精准教育扶贫培养
2013年12月，到河北阜平考察时专门指出，“治贫先治愚，要把下一代的教育工作做好，特别是要注重山区贫困地区下一代的成长。把贫困地区孩子培养出来，这才是根本的扶贫之策”。人才培养是大学的基本职能也是最本质的教育扶贫。要发挥高校的优势，落实贫困生接受个性化教育的责任目标。加大高校对口支援，面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加强招生倾斜力度，开展高等学校定点扶贫工作，充分发挥高校在人才扶贫、科技扶贫、智力扶贫和信息扶贫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帮助当地学校更新教育理念，提高教学质量，开阔学生视野，为定西市临洮县培育更多的应用型人才，为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4.精准教育帮扶脱贫
坚持“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原则，帮扶提高当地教师的教学水平，培训师生的应用技能，从“人”“钱”和精准扶贫方案落实，确保贫困生识别出来以后，精准帮扶措施和效果落实到每个人。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精准教育帮扶主要方式是：
（1）筹集1500万元对口帮扶甘肃省定西教育事业。
（2）与衙下中学开展一对一结对帮扶，筹集资金奖励优秀教师、免费邀请优秀学生到福州夏令营培训和教师教学培训等方面进行帮扶。
（3）为定西贫困学生上学提供了有力的资助，充分体现了福州外语外贸学院关注西部教育扶贫、热心公益事业的博大爱心，也体现了学校奉献社会、服务社会的强烈责任感。
（4）定向录取的来自定西的贫困学生已免费开始在大学勤奋学习，用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
（5）全校教职工教师节自愿捐款4.3万元助学金给结对中学献爱心。
四. 精准扶贫建议
1.精准扶贫已经成为扶贫的主要路径，高校要发挥学校学科、专业、人才等资源优势，要找准贫困县需求与本校本单位优势的结合点，采取的帮扶措施既要反映教育特色又要符合当地实际，努力探索一条体现规律性、富有创造性的多元高效扶贫路径。
2.建立一套涵盖各个子系统的扶贫效果评估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等方法，评价和识别贫困生的现状，特别是适龄贫困生失学的现状，汇集各受教育阶段的扶贫对象、扶贫现状、扶持措施、扶贫效果等综合信息，建立教育评价指标体系，客观评价各地各类各级学校教育资质的现状，为教育精准扶贫模式研究提供大数据依据。
3.开展教育与精准脱贫的相关关系分析，在高校教育反贫困模式的理论和大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分析如何实现教育精准脱贫。教育精准扶贫模式的机理研究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我们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立足于大数据理论研究前沿，围绕教育扶贫大数据的采集、处理、存储、分析、呈现及应用服务全过程，从技术层面实现了各类学校与贫困生的数据的量化与显现，着力探索教育与反贫困之间的相关关系，建立一对一的精准教育扶贫机制，提供贫困生文化建设、个性化教育引导、贫困生学习成绩预测、教与学方式方法改善、教育反贫困决策制定、教务教学管理优化等教育反贫困的精准模式，以期从国家战略层面出发，构建动态的教育反贫困评价与跟踪机制，不让一位学生因为贫困而失去人生出彩的机会。
4.应用精准教育扶贫模式理论，结合近年来我国开展的大数据驱动教育工程，汇集高校教育脱贫领域的海量数据，在对精准扶贫的数据挖掘和学习分析技术的基础上，结合分析教育反贫困博客等社会化网络教育数据，构建高校精准教育扶贫模型，探索教育与反贫困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精选典型案例，实证分析教育精准扶贫思维方式变革、精准扶贫教学评价方式重构、个性化教育提供，精准教学扶贫模式创新，为高校精准扶贫教育模式提供有效的决策支持服务。
参考文献：
[1]U.S.Congress.The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Act of 1965.Public Law 89-10[Z].Washington，D.C.，House Report Number HR-2362.Pub Date 11 Apr.1965.
[2]阿马蒂亚・森 詹姆斯？福斯特.王利文等译.论经济不平等（增订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11.
[3]徐鹏等.大数据视角分析学习变革――美国《通过教育数据挖掘和学习分析促进教与学》报告解读及启示.远程教育杂志[J]2013（6）.
[4]李怀杰； 夏虎.大数据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创新探究.思想教育研究[J]2015（5）.
[5]彭腾.基于反贫困的农民教育投资矛盾分析.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 2015（2）.
[6]梁文政.重庆市教育精准扶贫存在的问题及对策.重庆行政（公共论坛）[J] 2015 （6）.
[7]李禄胜.多元化扶贫开发与扶贫文化理论构建――以宁夏为例.宁夏党校学报[J]2015（1）.
[8]马楠.民族地区特色产业精准扶贫研究―以中药材开发产业为例.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J]2016（1）.
[9]吴刚.大数据时代的个性化教育：策略与实践.南京社会科学[J]2015（7）.
[10]程华东，刘.高校教育精准扶贫模式探究―――以华中农业大学精准扶贫建始县为例.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2017（3）.
[11]王三秀.教育反贫困：中国教育福利转型研究[M]人民出版社.2014.12.
关键词：教育扶贫；理论；模式；述评
中图分类号：G40-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059(2012)03-0066-06
教育扶贫，是指针对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进行教育投入和教育资助服务，使贫困人口掌握脱贫致富的知识和技能，通过提高当地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以促进当地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并最终摆脱贫困的一种扶贫方式。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国内外关于扶贫开发理论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从“贫困文化理论”Ⅲ、“资源要素理论”、“人力素质贫困理论”到“系统贫困理论”的发展，从经济、文化、人力资本、社会政策系统的角度分析了贫困的成因，并从经济、文化、教育、结构调整等方面提出相应的扶贫方式。而对于教育扶贫的研究大多是在扶贫开发理论假设下，从教育的扶贫功能这一角度去阐述。
一、教育扶贫的理论渊源
1、贫困文化理论
贫困文化论是由美国学者奥斯卡·刘易斯(OscarLewis)提出的。他认为，贫困文化是贫困群体在与环境相适应的过程中产生的行为反应，并且内化为一种习惯和传统文化，它的特点是对自然的屈从感、听天由命、对主流社会价值体系的怀疑等。也就是说，贫困地区人口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生活态度，内化成群体的一种思维定势和行为准则。在这种贫困文化的熏染下，形成一种低水平的经济均衡，并在贫困地区一直延续。
2、资源要素理论
国外学界资源要素论的主要代表有马尔萨斯(T.R.Malthus)的土地报酬递减理论、纳克斯(R.Nurkse)的贫困的恶性循环理论、莱本斯坦(H.Leibonstein)的临界最小努力理论。他们主张增加贫困地区的资本投入力度，使其达到国民收入增长的速度，强调资本的积累和形成，以期推动社会的经济增长。中国学者姜德华最早对我国贫困地区的类型进行了分析，并总结了自然资源的不合理开发与自然生态恶性循环的过程。他把贫困的原因归结于对自然资源的不合理开发，或是过度开发导致环境恶化从而造成深度贫困。资源要素理论主要从经济学的角度认为贫困是对土地、劳动力、资金等生产要素不能进行有效地合理配置的结果。
3、人力素质贫困理论
1960年，美国学者舒尔茨(T.w.Sehuhz)在美国经济学会上发表了题为“人力资本投资——一个经济学家的观点”的演说，提出经济的发展取决于人的质量，而不是自然资源的丰瘠或资本存量的多寡。他认为，贫困地区之所以落后，不在于物质资源的匮乏，而在于人力资本的缺乏；加强教育事业的发展，对人力资本的形成、经济结构的转换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上世纪80年代，我国学者王小强、白南风通过“进取心量表”测量人的素质，量表包括改变取向、新经验、公共事务参与、效率感、见识、创业冲动、风险承受、计划性等8个指标。他们将贫困地区人口的特征描述为：创业冲动微弱，易于满足，风险承受能力较低，不能抵御较大困难和挫折，不愿冒险；生产与生活中的独立性、主动性较差，有较重的依赖思想和听天由命的观念；难以打破传统和习惯，接受新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大多数新事物、新现象较差，安于现状；等等。他们总结出“人口素质差”是贫困地区贫困、落后的本质原因。
4、系统贫困理论
系统贫困理论认为，贫困是由诸多综合因素系统运行的结果，贫困的根源是由“陷阱一隔离一均衡”所构成的一个“低层次、低效率、无序的、稳定型区域经济社会运转体系，这个体系规定着贫困延续的轨迹”。在这个贫困区域系统中，社会的能力机制、资源基础与求变能力之间未能参与整个外部区域经济全面增长与社会持久进步过程。在发展的内部关系上，三者之间需要构成一定的相互适应关系。可以说，系统贫困理论已经脱离出对于贫困的平面的、静态的描述，而是从一个更广阔的视野来研究贫困。
综上所述，对扶贫理论的研究首先从贫困的定义和分类开始，但对贫困的定义有不同的角度，暂时学界还未能将其统一；有关贫困的绝对和相对的生存状态已得到大家的共识，只是量化的标准不一样；对贫困成因的分析也衍生出相关的理论，即由单一的贫困文化发展到系统观理论，并且由分化走向了共融。可以说，扶贫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部门的问题，而是不同学科和不同部门协同研究和管理的问题。这必然会产生不同的扶贫机制，这是扶贫理论发展的新趋势。
二、教育扶贫模式研究
199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尽快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把扶贫开发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农民素质的轨道上来”，在扶贫开发的内涵上拓展了教育扶贫的功能。我国学者林乘东于1997年提出教育扶贫论。他认为，教育具有反贫困的功能，可以切断贫困的恶性循环链；应该把教育纳入扶贫的资源配置中，实现教育投资的多元化，使公共教育资源向贫困地区倾斜。他同时提出，教育不能独善其功地反贫困，需要具备四个条件：1.提高贫困地区的人口综合素质；2.建立相对公平的经济分配制度；3.优化贫困人口配置，提高贫困人口劳动力与生产要素的结合度和效率；4.增加资本积累和投入，为反贫困提供经济基础，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集美大学的严万跃认为，现代社会的贫困问题都是知识与能力贫困的表征和结果，发挥教育的扶贫功能不仅能增强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能力，还可以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教育扶贫的功能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同，但是针对我国贫困地区教育扶贫问题和现象的实证研究模式才刚刚开始。
1、经济学视野下的教育扶贫研究
厦门大学的杨能良认为，教育扶贫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公共产品。加强对教育的政府投人，提高贫困人口的教育水平，使之能受到帮助其脱离贫困的教育，需要建立一种普遍的社会保障体系，弥补贫困人口的收入缺口。同时，要加大基础设施的建设，改善经济环境，提高贫困人口的就业率。在他看来，教育扶贫是一种最有效、最持久的扶贫方式。兰州大学博士生张宏从经济学角度对甘肃省麻安村的参与式扶贫开发模式进行了研究。他通过深度调研，了解了不同类型农民特殊的生态和社会经济条件限制因素，分析了其中存在的问题，总结了扶贫开发模式中的一些规律，从而认为参与式扶贫开发是一种最优的模式。四川大学的龚晓宽运用计量模型对近年来的扶贫效益进行了分析，提出扶贫模式的创新要以提高贫困人口的素质为核心理念㈣。周丽莎根据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提出的“解决贫困和失业的根本之道是实现社会机会的自由”这一理论，对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进行了实证研究。她指出，实行集中办学、民汉合校和“双语”教育的扶贫模式能让少数民族学生平等地接受教育，实现了“实质自由”，缓解了能力贫困。教育扶贫是一种值得推荐的扶贫方式。学者们大多从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改变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加大教育投入力度等方面去阐述教育扶贫模式。
2、社会学视野下的教育扶贫研究
对教育扶贫模式的社会学视角更多倾向于对贫困地区自然生态环境衰退背后的传统人文因素进行研究。此类研究认为，提高贫困地区人口的素质、改变传统落后的思想观念是改变贫困地区的关键。西南大学的欧文福专门从产业发展和人力资源能力建设的角度探讨了西南贫困地区的教育扶贫，综合了民族学、社会学、教育学方法，揭示了民族教育与经济发展的规律，为教育扶贫提供了不同的视角。沈红对宁夏、甘肃两省区的扶贫调查分析对不同地区扶贫的方式、过程和结果进行了描述，并比较了各自的利弊，从而为“八五”期间的扶贫工作提供了数据参考。
3、以问题和现象为出发点的教育扶贫实证研究
针对不同地区教育扶贫方式、过程、结果的比较研究有助于我们总结扶贫过程中存在的一些共性和特性问题，如针对农村长期贫困现状与教育改革的研究、农村贫困地区教育扶贫的对策研究等。随着教育扶贫力度的加大，有些生态环境恶劣的地区还出现了生态移民和教育移民。以此为背景的研究包括甘肃四个干旱贫困县的教育移民调查研究、海南省“教育移民”情况的调查研究、宁夏吊庄开发性移民以及三峡库区教育移民的个案实证研究等。以问题和现象为出发点的教育扶贫实证研究还包括：针对教育扶贫体系中贫困地区基础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的研究；不同地区的教育扶贫个案研究，如浙江省永嘉县的教育扶贫研究、西部开发过程中的凉山教育扶贫战略研究等；针对教育扶贫过程中的新方式的研究，如对河南远程教育扶贫网的思考等。可以说，对教育扶贫的实证研究层出不穷，硕果颇丰。
三、教育扶贫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理论研究的不足
贫困是一种与人类发展进程相伴生的社会现象，能否处理好贫困问题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一直以来，对教育扶贫的研究都是建立在贫困理论基础上的一种对策研究。从经济学、教育学、政治学、人类学的角度去分析贫困问题都显得有些片面，因为贫困产生的原因是多元的。教育扶贫也只是扶贫开发体系中的一种方式。如何界定教育扶贫的功能，怎样在社会资源配置中发挥其效果，如何处理在教育扶贫过程中产生的一些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问题，都还需要不断地探索。我国对教育扶贫研究的经济学解释认为，资本和权力在反贫困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增加基础教育的投入，势必会带动贫困地区的社会发展。但是，城乡教育的差距，在导致贫困地区的教育成本上升的同时，也产生一些教育致贫的现象。对于如何平衡贫困地区的教育投入还缺乏量化的标准。教育扶贫的社会学角度研究针对不同地区的共性和个性问题进行实证研究，以期通过改变当地人口的综合素质，从救济式的扶贫转变成自发性的扶贫，但是也忽视了经济投入和生态环境因素的影响。现在的系统观研究侧重于从一个宏观的角度去分析教育扶贫的功能应该如何去协调和整合资源配置。然而，怎样设定一个有效的区域评价体系去评价教育扶贫的效果，有没有一个确实可行的实证研究能证明教育扶贫的系统整合能起到反贫困的作用，目前还未得见。
从贫困的发生机制来看，它受地区自然条件、历史起点、经济发展的政策环境和文化素质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但对于哪种因素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不同学科的学者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目前学界关于贫困的结构解释与文化解释的对垒，就是这一矛盾的现实反映。不可否认，在现代化程度较低的地方或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地方，贫困总是以一定的规模存在于社会结构之中，结构解释必然会包含着文化因素对贫困的影响；同时文化取向的贫困文化解释又或多或少带有制度的约束因素。呵以说，教育扶贫的提出是解决贫困问题的必然选择，但是，如何使教育结构与社会结构(人口结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相适应，如何处理教育扶贫与教育致贫的现实矛盾，教育的扶贫功能在什么样的社会条件下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对上述方面的理论研究还显不足，有待学界的进一步探讨。
2、研究过于宏观，缺乏对扶贫客体的微观关照
我国目前的教育扶贫研究主要从扶贫主体的角度来探讨。按扶贫主体的不同可以将教育扶贫作以下分类：1.政府主导型教育扶贫。例如，我国自1995年开始在贫困地区实行义务教育工程，希望通过加大对民族贫困地区的教育投人来改善贫困地区的教育水平，相关的研究较为注重教育体制改革、教育投人的经济效益等方面。2.基金主导型社会资金扶贫。比较典型的是“希望工程”。可以说，“希望工程”动员了社会各界力量参与到教育扶贫的过程中，帮助贫困地区的学生享受到教育。但是，如何达到扶贫的真正效果，在实践中还有待进一步完善。3.非政府组织主导型教育扶贫。2001年10月30日，中国非政府组织(简称NGO)国际扶贫会议在北京发表了《中国NGO反贫困北京宣言》，政府、社会和非政府组织共同参与到扶贫过程中来。、相关研究如陈美招等对国际NGO教育扶贫行为的分析。也有研究者从扶贫主体作用于扶贫客体的角度把扶贫分为救济式扶贫和开发式扶贫两种。救济式扶贫是指扶贫主体直接向扶贫客体提供生产和生活所需的粮食、衣物等物资或现金，以帮助贫困人口，也称“输血式”扶贫。开发式扶贫是指扶贫主体通过投入一定的扶贫要素(资源)扶持贫困地区和农户生产自救，逐步走上脱贫致富道路的扶贫行为方式，也称“造血式”扶贫。
从目前的研究来看，教育扶贫研究主要侧重于从扶贫主体或是扶贫主体作用于扶贫客体的角度进行研究，关注政府教育扶贫的政策制定、实施过程、扶贫效果等方面；而很少从贫困人口自身的角度去探讨，如贫困人口的生存技能需要、生存环境、人文关怀和向上流动的渠道等方面，研究上缺乏微观层面的深度关照。
3、注重宏观政策研究，缺乏微观实证研究
大多数的研究者认为，贫困地区发展滞后的原因是制度不健全、资源匮乏、科学技术落后，以及人的文化素质相对低下等，倾向于从宏观的层面去思考；但是贫困地区之间也有差异，不能一概而论，以共性涵盖个性的研究也有失偏颇。目前，从教育扶贫的宏观研究到教育扶贫的方式和方法比较，再到教育扶贫区域的问题和现象研究，试图从小的社会环境中去探索教育扶贫中存在的一些规律性问题，用实证的微观视角去探索教育扶贫过程中的最佳模式，已成为一种新的研究趋势，如金俊峰对云南山区“开发式”扶贫模式的研究等。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还是太少，也没有一个系统的、值得借鉴的、评价效果良好的教育扶贫模式。
4、缺乏从多学科、多角度进行的综合分析
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我国对教育扶贫的研究大多还是在国外扶贫理论预设的基础上开展的。从已有的研究来看，主要从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人力资本等多元角度进行了分析，取得了一些成果，并在我国教育扶贫的政策制定、实施过程和效益等方面提出了一些有建设性的意见，为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但从学术界和整个系统的角度来看，还存在学科衔接不紧、研究不全面等问题，主要表现在：很多研究者局限于特定的学科视角，遵循该学科的方法和调查方式，忽视了研究视角的多元化，在研究方法和内容上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缺乏对大多数贫困者的深度观察，不能全景式地反映其贫困的过程，显得研究结果生硬而表面化。我们要做好教育扶贫研究，必须要理清地区贫困的内在根源和教育之间的关系，不仅要探究教育扶贫的形式、特点，还要做好充分的实证研究，从多学科、多角度去比较不同形式的教育扶贫模式，总结出具有共性的规律，把教育扶贫理论转化为切实可行的公共政策，以切实保障大多数贫困者的利益。
四、教育扶贫研究的反思与建议
贫困地区长期贫困的状态，已经不再单纯是经济贫困、文化贫困的问题。由贫困所派生出的新的社会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地区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障碍。目前学界对教育的扶贫功能已达成一定的共识，但是对如何发挥教育的扶贫功能，怎样将之转变成实践中的公共政策还有待深入的探讨。贫困的发生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综合社会现象，各个地区的贫困问题又各有差异，“一刀切”的扶贫模式难免会顾此失彼。笔者认为，教育扶贫研究还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延伸。
1、将贫困发生机制纳入教育扶贫体系进行研究
从贫困的发生机制来看，经济制度、地区文化、人口素质、地域自然条件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原因，但同时也是贫困的结果；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在一个社会的空间场域中达到一种静态平衡，使得这种贫困的恶性循环在贫困地区延续。正如康晓光所说：贫困的根源是由复合系统与其环境相互作用、协同进化的过程。各种因素构成一个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网络，其中存在众多的反馈回路。区域性贫困陷阱就是各反馈回路相互耦合形成的网络系统，它们共同作用的结果就是使贫困成为区域的持久状态。笔者认为，要达到扶贫的效果，就需要打破这种静态的平衡，把贫困发生机制与教育扶贫模式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分析贫困地区真正致贫的原因是什么，并以此作为扶贫政策的出发点，构建系统的教育扶贫模式。如图1所示，教育扶贫体系的主体包括政府、非政府组织和教育扶贫机构。它们在外部政策的环境下，分别作用于处于贫困环境中的扶贫对象，通过外部因素影响其内部自身的变化，并达到教育扶贫的目的。从已有的研究来看，贫困发生机制与教育扶贫模式研究还存在脱节的现象：一是对贫困发生机制的研究还不够充分；二是针对教育扶贫体系的构建还没有形成系统的认识；三是现有理论基本都强调了政府在教育扶贫中的主体地位，而对于政府、非政府组织以及教育扶贫机构在扶贫体系中的职能如何进行分配，还没有进行系统的研究。
2、教育扶贫政策应注重教育结构的改革，使其符合贫困地区的实际需求
教育扶贫作为一项以政府为主体的扶贫行为，有必要从公共政策的角度去探讨如何制定行之有效的教育扶贫政策。林乘东曾提出，教育不能独善其功地反贫困，经济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都存在贫困现象。贫困问题要在一定政策条件的配合下才有可能缓解，但不能杜绝。他提出：1.要改变目前的教育体制结构，加大职业教育的投资比重，凸显职业教育的地位；2.巴教育投资并人扶贫资源的配置格局；3.采取一种自动分流体制实现教育投资的多元化，使高收人阶层“自动”选择付费教育，从而使公共教育资源向贫困人口倾斜。其重点是通过教育体制改革来实现教育的扶贫功能。但在微观的实践层面上，各个贫困地区的情况各不相同，还需要实证研究的支撑。笔者认为，在贫困地区还要考虑两个条件：1.教育扶贫政策是否契合贫困地区的文化环境和实际需求。目前，很多贫困地区的教育扶贫政策采取“一刀切”的做法，把贫困地区的适龄儿童整体搬迁到县城集中上学，通过加大教育的投入使贫困人口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这同时也使得很多贫困家庭因为上学路途过远和教育成本的增加，辍学率反而有抬头趋势。这不仅伤害了贫困地区人口参与教育的热情，也造成了教育资源的浪费，使得教育扶贫适得其反。2.贫困地区教育扶贫是否适应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教育扶贫不仅要把教育投入纳入到扶贫资源的配置格局中，还要考虑教育结构与社会结构的适应关系。教育要契合当地经济发展的需求，培养地区经济建设需要的人才，保证受教育人才的充分就业，这样才能发挥教育的社会效益，带动贫困人口脱贫致富。虽然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的贫困现象难以杜绝，但如能在一个小的社区、村庄的实证研究中，探索出一条新的路径，也能为教育扶贫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3、教育扶贫政策应着眼于扶贫客体的真正需求
贫困地区最大的教育矛盾在于贫困地区人口的教育成本和教育机会满足不了贫困地区人口对教育的需求。要想改变教育扶贫的现状，就得围绕贫困人口真正的需求去制定政策。其一，加大农村税费体制改革，切实减轻农民的家庭负担，建立多渠道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筹措体制，增加政府投入比例，鼓励社会力量捐资助学，增加贫困人口的教育补助，让贫困人口不再由于高昂的教育成本而选择辍学。其二，建立国家农村教育扶贫专项资金，从法律和制度上保证农村教育扶贫经费的来源。目前，一些地区采取了教育贷款、助学金、奖学金制度，但是这些政策具有一定的随机性、应急性和局限性。应该建立一种长效的扶贫助学资金来保障贫困学生求学。其三，在加大教育基础投入的同时，注重教育扶贫的效率。一般而言，农村义务教育能为贫困人口提供基本的启蒙教育；高中阶段教育能对教育扶贫效率起到较大的促进作用，既能促使贫困人口向上层流动，又能阻止贫困的代际传递；职业教育、继续教育和成人教育能提高贫困人口的职业技能，增强贫困人口的就业能力。因此，要发展多层次的教育，提高教育扶贫的效率。其四，深化教育扶贫模式的研究，以教育扶贫为主，多种扶贫方式并举。目前，针对教育扶贫的实证研究还没有一种切实可行的模式可供参考。教育的扶贫功能可能切断贫困的恶性循环，但是不能独善其功地反贫困，需要不同扶贫方式的互补。建议把输血式扶贫、移民式扶贫、开发式扶贫等纳入教育扶贫模式进行系统研究。
4、教育扶贫实践过程中要转变观念
自我国实施教育扶贫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环境的变化，以往的教育扶贫观念已越来越不适应时代的要求，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转变。其一，从最初的道义上的扶贫转变成制度性扶贫。以往的教育扶贫只是一种提倡，倡导人们帮助贫困地区人口改变教育状况，捐献自己的一份力量；现在的教育扶贫已经成为各个地区政府的政绩考核标准和硬性规定。其二，从以往的救济式扶贫转变成造血式扶贫。救济式扶贫造成了一些贫困地区人口依赖救济的思维惰性，思想上不愿争取、安于现状，等待救济成了一种生活上的依赖；现在的教育扶贫注重从思想上进行教育，鼓励贫困地区人口参与到摆脱贫困的项目中去，让其学习知识和技能，自食其力。其三，扶贫重点从贫困地区转向贫困人口。以往的做法主要是将扶贫资金拨给贫困地区政府，让政府去开展扶贫项目。但是，由于管理监督机制的缺乏，出现了挤占、挪用扶贫资金等现象。现在的做法是，对教育扶贫资金进行分类：项目资金发放到政府，并建立专项资金账号；个人资金以实名发放到个人户头。这样就保障了教育扶贫资金的有效使用。其四，由区域性教育扶贫转变为阶层扶贫。以往的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农村、地理生态环境相对脆弱的地区和少数民族贫困地区；而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在城镇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贫困人口，如市场竞争中淘汰的无业人员、身陷残疾而无法务工的人员、没有收入来源而生活极度贫困的人员等。其五，从单一扶贫向综合扶贫转变。贫困问题已不再单单是经济、教育等方面的问题，而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需要从不同的侧面去思考解决贫困问题的措施。教育扶贫观念的转变是顺应贫困发生的新变化，也是教育扶贫实践过程中的应然之举。
总之，教育扶贫研究还在实践中不断前行。本文只当抛砖引玉，期待学界同仁批评指正，以进一步完善教育扶贫理论和模式。
参考文献
[1]Oscar Lewis.Five Families：Mexican Case Studies in the Culture ofPoverty[M].New York：Basic Books，1966：215.
[2]姜德华.中国的贫困地区类型及开发[M].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1989.
[3]王小强，白南风.富饶的贫困——中国落后地区的经济考察[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
[4]罗必良.从贫困走向富饶(现代化探索丛书)[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
[5]林乘东.教育扶贫论[J].民族大家庭,1997(5)：56-57.
[6]沈红，周黎安等.边缘地带的小农——中国贫困的微观理解[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187.
[7]金俊峰.云南山区”开发式”扶贫模式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6.
[8]沈红.中国贫困研究的社会学述评[J].社会学研究,2000(2)：91.
[9]刘维忠.新阶段新疆农村扶贫开发模式与对策研究[D].乌鲁木齐：新疆农业大学,2010.
[10]夏英编.贫困与发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8-21.
[11]严万跃.论现代教育的扶贫功能[J].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4)：77-80.
[12]杨能良，黄鹏.教育扶贫一我国扶贫的财政学思考[J]福建财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1)：14.
[13]张宏.欠发达地区参与式扶贫开发模式研究——以甘肃麻安村为例[D].兰州：兰州大学,2007.
[14]龚晓宽.中国农村扶贫模式创新研究[D].成都：四川大学,2006.
[15]周丽莎.基于阿玛蒂亚-森理论下的少数民族地区教育扶贫模式研究——以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为例[J].民族教育研究,2011(2)：98-101.
[16]沈红.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人口的边缘化：少数民族贫困的历史透视[J].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2)：53-60.
[17]欧文福.西南民族贫困地区的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基于产业发展与人力资源能力建设[D]成都：西南民族大学,2006.
[18]沈红.扶贫开发的方式与质量——甘肃、宁夏两省区扶贫调查分析[J].开发研究，1993(2)：49.
[19]陈全功等.农村长期贫困与教育改革[J].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06(1)：71.
[20]奂平清，王等等.农村贫困地区教育扶贫及其对策探析[J]西北成人教育学报,2001(1)：47
[21]魏奋子，李含琳，王悦.贫困县教育移民的政策定义与可行性研究——以西部地区四个干旱贫困县为例[J]人口与经济,2007(3)：7.
[22]海南省教育移民联合调研组.海南省“教育移民”情况的调研报告[J].琼州学院学报,2008(2)：43.
[23]杨华.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与教育功能的强化——从宁夏吊庄开发性移民看教育的发展及其功能[J].西北民族研究,2004(3)：98.
[24]张学敏.三峡库区教育移民迁校经费缺口分析与对策研究[J].教育与经济,2001(4)：41.
01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农村扶贫开发政策作为农村反贫困的两项基本制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一方面，农村低保制度是对扶贫开发的有效补充;另一方面，扶贫开发巩固了低保制度的成果。同时它们又有概念、对象、目标和性质等方面的差异。希望以下扶贫开发开题报告范文对你有用。
题目：中国牧区扶贫开发问题研究
一、研究背景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农村扶贫开发走过了30多年的历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1978年至2010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由2.5亿人减少到2688万人，贫困发生率由30.7%下降到2.8%,减贫速度之快令世界赞叹。
2011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决定将农村贫困标准由201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1274元提高至2300元。贫困标准提高，使得全国贫困人口数量由2010年的2688万人扩大至1.28亿人，扶贫对象范围扩大到了全国总人口(除港澳台地区外)的近十分之一。改革开放以来，在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在各族群众干部的共同努力下，牧区的生态环境得到较大改善，基础设施得到较快发展，落后的社会面貌得到较大改观，农牧民的经济收入得到大幅提升。
二、研究意义
在多年扶贫开发实践过程中，专家学者对贫困内涵做了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角度的理解，然而不管是哪个角度的理解都是存在一定不足的。
第一，有助于认识和把握牧区扶贫开发的规律。中国农村扶贫开发是中国反贫困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反贫困格局中的重点和难点。牧区作为中国农村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成为了整个农村扶贫开发中的重点和难点。本研究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角度，以牧区具有的突出特点为基础，在深入分析研究牧区贫困的原因、表现及影响的基础上，对牧区扶贫开发工作的规律进行了总结，这将有助于提升对牧区扶贫开发规律的认识和把握。
第二，有助于丰富和完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理论。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理论是在长期扶贫实践中形成的对农村扶贫开发规律的正确认识和科学总结，它对中国农村扶贫开发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但是，由于长期受重视经济轻视生态和文化的价值导向影响，对牧区问题的调查和研究力度比农村要少得多，因此对牧区扶贫开发理论的研究非常滞后。本研究正是从经济、生态、文化、社会等综合角度出发对牧区扶贫开发工作进行探讨，是对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理论的丰富和完善。
第三，有助于推动中国牧区扶贫开发实践。理论的最大意义在于指导实践。
由于牧区扶贫开发理论的滞后，至今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中国牧区扶贫开发的进程。本文在深入研究牧区实际情况下，对牧区扶贫开发的本质和规律进行正确的认识和把握，这不仅具有丰富和完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理论的理论意义，更具有推动中国牧区扶贫开发工作的实践意义。
三、研究内容
本文将中国牧区扶贫开发作为研究对象，首先对中国牧区扶贫开发的理论基础作出了详细的论述，以各个时期的理论领导人物为线索，对各个阶段的贫困及反贫困理论进行梳理总结，为后面研究牧区扶贫开发问题奠定理论基础。随后，主要从综合研究的角度对牧区贫困表现、原因及影响进行了分析，认为牧区牧民的贫困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收入贫困，更多的还体现在生态环境贫困、社会建设贫困，并进一步探讨了牧区贫困的成因。在此基础上，对1978年以来政府主导的中国牧区扶贫开发工作进行了梳理，将牧区扶贫开发的历程划分为五个阶段，即体制改革推动扶贫阶段、开发式扶贫启动阶段、扶贫攻坚阶段、综合扶贫阶段和两轮驱动扶贫阶段，并就各阶段扶贫的措施和成效做了概况总结。接着，笔者对当前牧区扶贫开发中已经在实践中取得效果的以工代赈模式、易地搬迁模式、产业化模式、雨露计划、科技扶贫等五种扶贫模式进行了阐述。最后重点分析了当前牧区扶贫开发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解决对策，即在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指导下，构建牧区扶贫开发政策理论体系、建立牧区扶贫开发综合考评及干预制度、正确处理牧区扶贫开发出现的经济发展同落后的生产方式和单一的产业结构之间、经济发展同生态保护之间、扶贫同返贫之间的不和谐关系、增强各扶贫主体间的综合扶贫效果的对策建议。
五、研究方法
1.文献资料研究法。本文的研究是通过搜集和分析相关历史文献，特别是我国牧区扶贫开发政策的相关资料、相关年鉴、以及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等文献资料进行的。
2.系统分析研究方法。系统分析研究方法是指，把要解决的问题作为一个系统，对系统要素进行综合分析，从而找出解决问题方法的一种研究手段。系统分析研究法是本文采用的重要研究方法。在论文的组织过程中，作者将牧区扶贫开发问题作为一个系统，分别对这一系统中贫困的表现、扶贫的历程、扶贫的实践模式、扶贫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等要素进行分析，通过综合总结最后得出了解决牧区扶贫开发中存在问题的对策。
3.对比分析研究方法。对比分析研究法是本文采用的基本研究方法，它是将两者或多种事物进行对比，从而研究彼此差异性的一种分析方法。本文在对牧区和农村进行对比过程中，比较分析得出我国牧区贫困的特点、原因，并最终提出牧区扶贫开发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扶贫；精准扶贫；法治化
中图分类号：D92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4-0006-02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作为世界减贫的积极倡导者和最有力推动者，中国已经和正在进行的扶贫开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形成了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社会扶贫体系。当代的精准扶贫继承既有的扶贫经验，更呼唤未来的理性设计，形成法律制度，规范政府行为。
一、概念界定
中国扶贫法治化，是指在当代中国，用法治思维和方式引领、规范扶贫开发工作，保证扶贫政策连续、保障扶贫资金运行安全、确保扶贫资金投入使用有效、固化扶贫开发成果，实现扶贫科学化、规范化和法治化。中国扶贫法治化包括当代中国扶贫法律制度与法律实施。扶贫法律制度主要包括：立法目的、立法依据、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扶贫开发对象、扶贫开发规划、扶贫投入、扶贫开发项目管理、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执法监督、法律责任等。中国扶贫法律制度，是一个从理念、概念、原则、制度到权力、权益、责任的完整法律制度。
扶贫和“扶贫开发”“农村扶贫”“农村扶贫开发”“反贫困”等概念在理论研究、官方文件和党政管理中，尽管指向有差异、重心有区别，但是其核心内容均为“扶贫”，更准确地说是指“农村扶贫”。本文旨在探索实践难题，不过多挖掘和刻意区别概念的内涵外延，因而在论文中将上述词语均视为同义词。本文既着眼于中国扶贫法律制度的形成，更关注中国扶贫法律制度的实施，所以题目采用“扶贫法治化”的概念来表述。
需要说明的是，2007年我国建立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农村贫困人口的基本生存问题做了兜底式的制度安排。因此，本文仅研究中国扶贫法治化，而排除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尽管在2007年以前的文献中将此二者共同讨论。
二、学术史梳理及研究动态
国内外关于扶贫开发的研究非常丰富，但是关于中国扶贫法治化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其主要研究成果、理论演变和政策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理论研究的变迁
根据在中国知网检索的结果，国内较早提出此命题的是时任湖北省扶贫办主任的邹水清。伴随着2001年10月1日《湖北省扶持老区建设条例》的实施，邹水清在《老区建设》2001年第11期发表《把老区扶贫纳入法制轨道》，这是国内刊物公开发表中国扶贫法治化研究成果的最早雏形。
以201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为分界线，在此之前的研究成果主要论证中国扶贫立法的重要意义和现实基础，勾勒中国扶贫立法的整体框架和基本内容，列举了世界各国的基本经验和主要做法。此后，研究成果多反思中国扶贫实践存在的问题、扶贫立法解决的难点、扶贫部门的法律地位、扶贫部门运行的机制、扶贫对象的标准界定、扶贫资金管理的障碍、扶贫项目的后期管理、扶贫对象的法律责任等，研究更加P注扶贫立法的具体问题和工作程序。代表性成果主要有马洪雨（2012）的《我国扶贫开发国家立法具体化研究》，张永亮（2013）的《论扶贫开发的法制建设》，高克祥、蔡庭花（2013）的《整村推进扶贫开发政策法治化研究――以甘肃省X县Y乡Z村的调查为例》，孟勤国、黄莹（2015）的《扶贫开发基本问题的立法建议》，刘晓霞、周凯、张学（2015）的《我国农村扶贫开发立法的现状与完善――基于我国10省、区、市农村扶贫开发地方立法文本的分析》。
与理论界研究关注遥相呼应的是基层实务工作者的思考，各级扶贫部门实践者较为典型的成果是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扶贫办工作人员陈代曙、冯世民、张胤、杨天中、杨焕坚（2008）的《扶贫开发立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探讨》。
近年来的学位论文也关注中国扶贫法治化，如吴天铁（2013）的《“湘西地区”扶贫开发立法的思考》、王志鑫（2014）的《贵州扶贫生态移民立法研究》。
中国的扶贫成就令世界各国瞩目，扶贫的模式被一些国家仿效，世界各国对中国的经验和模式非常尊重，但是这些做法和成就多是政策的引导而非法律的规范。与之相适应的是，国外理论与政要关注中国扶贫实践而较少研究中国扶贫法治。
仅就本课题――中国扶贫法治化而言，研究数量在增加，研究成果在深化，理论界的关注程度在持续提高。在中国知网检索本领域的论文有100篇左右，有三篇以上论文的研究者只有一人。中国农业大学的左停是本领域成果最丰富的学者，但其研究重点是农村经济，仅有五篇论文涉及扶贫法治。这表明，与迫切呼唤扶贫立法的社会现实需要相比、与加快贫困地区扶贫立法的中央要求相比，法学界对扶贫法治化研究不够，表现为知名学者研究少、典型研究成果少。从整体上审视，理论研究的成果对社会现实的回应不够，对国家出台立法的理论支撑不够。跳出本文观察与本文相关的研究，如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农村金融制度、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制度、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等研究成果丰硕，为本课题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和理论基础。在党的十以来的中国扶贫实践中，中央与地方强力推动，形成制度保障；改革创新，推进扶贫工作提质增效；精准识别，精准扶贫。这成为本课题研究的实践基础。
（二）社会公众的期望
社会公众的意见，集中反映在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个表达民意的窗口中。2004年全国人大代表郭海亮在“两会”的议案中建议：将《扶贫法》纳入本届人大的立法规划。2005年全国人大代表沈爱琴、刘庆宁等在议案中要求通过立法和修改法律的方式，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其内容已涵盖扶贫立法。此后每年“两会”中扶贫立法成为代表和委员讨论的内容，被新闻媒体报道后在社会上广泛传播。
（三）政策决策的宣示
201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第47条要求加快扶贫立法，使扶贫工作尽快走上法制化轨道。中共中央、国务院2015年一号文件《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第30条中再次要求加快扶贫开发立法。这是中央层面对扶贫立法的公开回应和整体规划。
（四）两级立法的进程
农村扶贫开发法已列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和国务院2014年立法工作计划。国务院扶贫办于2009年开始做扶贫立法的前期准备工作，2012年成立扶贫立法工作领导小组。2014年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审议《扶贫办关于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农村扶贫开发工作情况报告审议意见的报告》时，认为扶贫开发要建立起政府主导、社会支持、自身努力、法制保障“四位一体”的工作机制，需要法制保障，要加快扶贫立法进程。时至今日，扶贫法草案处于人大、党委、政府内部征求意见阶段，尚未向社会公布。在专门立法出台之前，其他法律，如201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第85条涉及扶贫立法。在国务院部门规章层面，1997年的《国家扶贫资金管理方法》、2000年的《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试行）》、2011年的《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调整和规范着扶贫工作。
在省（自治区）级层面，自广西1995年通过《广西壮族自治区扶贫开发条例》始，广东、湖北、陕西、甘肃、贵州、内蒙古、黑龙江、四川、云南、湖南、江苏等省（自治区）先后颁布扶贫条例。在省级以下的自治地方，如四川省阿坝州，也通过了《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农村扶贫开发条例》。
中央和地方的两级立法中，就时间先后而言，地方先于中央；就立法需求而言，地方愿望更强烈。
三、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
相对于已有研究，中国扶贫法治化现状研究的价值在于以下两点。
一是提供立法论证。中国的扶贫模式具有强烈的政府主导色彩，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对中国扶贫工作进行理性设计，其直接目的是规范政府行为，保障最弱势群体权益，扶持最贫困地区发展，根本目的是建设法治国家。
二是提炼成功经验。中国扶贫的成就为世界所尊重。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潘基文在2015年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说：“千年发展目标成功地帮助全世界十亿多人摆脱极端贫困，中国在此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一成就占据了全球减贫的3/4。”世界银行则称之为“中国奇迹”“迄今人类历史上最快速度的大模减贫”。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海伦・克拉克指出，中国使她的人民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从贫困中脱离了出来，“我们呼吁各国分享中国的减贫经验。”中国扶贫法治化研究努力将中国经验转化为中国法治，如果目标能够完成，不仅“各国分享中国的减贫经验”，而且“各国分享中国的减贫法治”。
四、研究难点
中国扶贫法治化的研究难点有两个方面。
一是基层经验如何转化为法律制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全国最贫困地区之一的甘肃省陇南市因电商扶贫成绩突出获2015中国消除贫困创新奖，国务院扶贫办将陇南列为全国首个电商扶贫试点市，其做法已被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中央媒体称为“陇南电商模式”，政府引导、市场推进、社会参与、协会运作、微媒助力“五位一体”。但是，审视其初期做法，政府引导是由村官、乡镇干部特别是基层领导在淘宝开网店这种方式打开局面，进而全面推广。事实上，按照中国法律规定，公务员不得从事营利性活动。中纪委重申，国家工作人员和党员干部不得做微商，不得在网购交易平台淘宝经营网店。这种基层经验与国家法律、党的纪律相冲突的现象在扶贫实践中是常见现象并具有一定规模。从法律层面寻找解决这种冲突的方法是理论工作者面临的重大挑战。
二是应急性行政行为与日常性行政行为如何衔接。目前，中央与地方集中全力实施精准扶贫战略，确保贫困人口到2020年如期脱贫。这是党的重要使命，也是党的庄严承诺。随着2020年的期限日益迫近，党政机关扶贫工作中应急性、短期增多。中国扶贫法律制度既要立足当前，更要注重长远，特别是2020年以后，要尽可能地降低短期的频率和规模，长期规划并且运用法律手段规范日常，用法律制度保障政府在扶贫开发中的主体和主导作用。
参考文献：
[1]左停，赵兴梅.扶贫立法：提升扶贫开发水平的有效途径[J].内蒙古社会科学，2008（5）.
[关键词]旅游 旅游扶贫 研究综述
旅游扶贫开发是一种特殊的开发扶贫形式,以发展旅游业带动经济欠发达地区脱贫致富为主要目标。
一、我国旅游扶贫工作的发展现状
我国旅游扶贫工作是随着我国旅游业的不断发展而不断丰富其实践和理论的。20世纪80年代前期和中期,一些老、少、边、穷地区由于距离中心城市或重点旅游线路景点较近,选择了开发利用当地旅游资源、兴办旅游业的道路,很快取得了脱贫致富的效果,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20世纪80年代后期,“七五”计划将旅游业正式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一批贫穷落后、但拥有较高质量旅游资源的地区得到了国家和地方计划内资金的扶持,开始有计划的旅游资源开发建设工作,在旅游扶贫方面取得了大面积丰收。
宁夏六盘山旅游扶贫试验区于2000年8月8日正式挂牌,拉开了我国“三区”建设工作的序幕,其他各省也纷纷开展“三区”建设,如广东省从2002年5月起全面启动旅游扶贫计划,通过省旅游局和各相关部门、各地方政府的密切配合,采取政策扶贫、规划扶贫、信息扶贫、教育扶贫和人才扶贫等多种方式,对粤北、粤西和粤东地区有针对性地进行旅游扶贫工作,以旅游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
二、我国旅游扶贫研究的主要内容
综观国内的文献,可以看出目前我国旅游扶贫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6个领域:旅游扶贫含义及基本问题;旅游扶贫的资源基础;旅游扶贫模式研究; 旅游扶贫的效应研究; 旅游扶贫开发工作的经验、问题和对策研究;旅游扶贫开发工作的其他专题研究等。
1.旅游扶贫含义及基本问题
旅游扶贫指的是通过开发贫困地区丰富的旅游资源,兴办旅游经济实体,使旅游业形成区域支柱产业,实现贫困地区居民和地方财政双脱贫致富。
认为旅游扶贫的对象,即目标地区主要是具有一定旅游发展基础的经济欠发达地区,是相对贫困地区,既包括了国家所界定的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绝对贫困),也包括了虽已脱贫但经济仍欠发达的地区。刘向明,杨智敏也有类似看法,还认为旅游扶贫不能仅限于“物质的贫困”,更重要的是“观念上的贫困”。
旅游扶贫的提出有多方面的意义和自身特点。高舜礼认为旅游扶贫的意义在于:向全社会展示了旅游业强大的综合功能;扩大了旅游业的社会影响;开拓发展子“大旅游”的思路;为旅游业持续快速发展找到了新的增长点。
2.旅游扶贫的资源基础
乡村旅游资源是旅游扶贫的重要资源基础,因而也是旅游扶贫研究的重要内容。乡村文化被认为是乡村旅游资源的核心之一(王兴水等)。谢彦君认为,旅游城市所具有的巨大的客源输出潜力是乡村旅游开发的重要基础,面向旅游城市的乡村旅游开发的关键是乡土化,具体体现在文化性、特殊性、民俗性、生态性和参与性等几个方面。保持与城市旅游供给的互补性和差异性是乡村旅游开发的基本原则。
3.旅游扶贫模式研究
郭清霞提出旅游扶贫的战略应该以政府为主导、市场为导向;以特色资源为发展依托、以特色旅游产品为发展支柱;以当地居民受益为目的、以脱贫致富为目标;以环境保护、实现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原则。赵丽丽提出我国西南地区“旅游扶贫”启动与发展两大战略。白凤峥和李江生提出了“旅游扶贫试验区”的设想,宜采用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与扶贫开发有机结合的管理模式。吴铮争和杨新军立足于西部地区生态环境脆弱性的分析,提出了基于生态环境价值补偿机制的我国西部地区旅游资源深度开发与旅游扶贫的具体思路和措施。金方梅以乡村民族文化的演化模式为依据,通过对文化旅游者进行分析,提出了“三向参与”的文化保护开发模式。胡锡茹认为云南在多年旅游扶贫的实践中形成了三种基本模式:生态旅游扶贫模式、民族文化旅游扶贫模式和边境旅游扶贫模式。梁明珠依据“实现主体利益持续互动均衡”的原则,就关乎生态旅游成败和农民生计的土地补偿、利益分配、培训与就业社区参与等问题,提出了建立“三农”利益保障机制的设想。
4.旅游扶贫的效益研究
周歆红定义旅游扶贫效应就是讲旅游扶贫功能和意义、旅游扶贫在贫困地区发展中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旅游扶贫的负面影响等。赵小芸从投资贡献(量)和投资效率(质)两个方面对西部地区的旅游投资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影响作了定量研究。阳国亮则探讨了旅游经济中旅游投资的乘数效应与旅游扶贫的关系,指出贫困地区的边际消费倾向大,旅游投资的乘数效应更大,旅游扶贫的效果更显著。操建华运用专家调查法、增加值率法和投入产出法研究了旅游收入和旅游业增加值在城乡之间、城乡居民之间的分配,以及旅游收入乘数和就业乘数。
林红也对“旅游扶贫”的负效应进行了分析,认为“旅游扶贫”,论的最大危害在于引发各地盲目开发、上项目,并提出应冷静看待“旅游扶贫”在西部开发中的效应。贾芳也注意到旅游扶贫中应满足的条件和旅游业的脆弱性。
5.旅游扶贫的经验与问题
经过近二十多年的旅游扶贫开发实践,我国旅游开发扶贫已有不少可以值得借鉴的规律和经验。认识不到位,在实践中忽视社区利益,利益分配不公,从而没有起到旅游扶贫的作用(陈秀琼,黄金火;万青;钟国平等)。同时存在有将旅游扶贫简单地等同于旅游开发、旅游扶贫开发的城市化发展模式(郭清霞)、把陋习当作特色来开发和只关注眼前的效益等问题(程占红)。(曹艳英等;刘红艳)指出我国目前的旅游扶贫存在着项目、产品设计单一、经营粗放,而且季节性明显、模式雷同、缺乏特色,显露出极度的初级化特征。旅游扶贫的规模小,组织形式分散,缺乏灵活有效的市场营销战略,市场竞争秩序混乱,难以形成区域性、规模性的整体布局和具有吸引力的拳头产品从而难以形成真正的经济优势(刘红艳等)。
三、国内研究评述
目前国内系统化旅游扶贫研究才刚刚开始并处在初级阶段。在研究的对象方面,我国扶贫旅游研究的一个明显不足是,尽管对政府作用、社区的参与、乡村文化资源等旅游扶贫的核心问题进行了探讨,但是对贫困人口的关注显然不足。在重大问题的研究深度方面,缺乏理论建树,旅游扶贫的对象、目标不够明确,对扶贫的负面影响认识不足,对扶贫的艰巨性和长期性未给予足够的重视等,对旅游扶贫的研究是一般性研究多,如大都集中在旅游扶贫的功能、模式、问题及对策等方面,对旅游扶贫中一些较深层的主题,如贫困人口受益模式、一些较具可操作性和示范性做法的理论基础分析等较少涉及;对特定地区宏观性分析较多,还未见到对较为成功的微观单元的有深度的实证研究。除了对乡村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建设有比较系统和深入的讨论外,对政府的作用、社区的参与等重要问题的研究大多局限于问题的提出、必要性论述和一般性探讨,缺乏系统的研究及具体的解决方案、机制的建立和模式的设计等。关于社区参与、农户与旅游发展的关系、旅游系统如何与其他经济系统的联系等,缺乏系统研究,缺乏有效地体现于一个模式之中。对贫困人群在旅游中的作用、参与程度、参与中存在的障碍以及现实和潜在的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等的问题,基本没有涉及。
四、我国旅游扶贫研究的发展趋势
1.贫困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是旅游扶贫一种新的可持续模式,目前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难题:如何解决社区参与的个人激励问题;如何使社区居民正确显示其偏好,并如何整合个人偏好以形成促进社区利益的一致决策;社区政府是否能够采纳社区的建议;社区参与促进收入公平分配的途径等问题。
2.应注重将视角对准贫困人口本身,真正将贫困人口作为旅游扶贫系统结构中的重要一环,以他们为主要研究对象之一,通过对各种旅游形式对贫困人口的经济、社会、环境等各个方面的实际影响进行系统的定性与定量结合的实证分析。
3.对非政府组织、私人部门等相关利益主体对旅游扶贫的影响和作用进行分析。在旅游与反贫困的研究中,旅游发展理论和贫困理论相结合,多角度的综合分析和有针对性的具体分析相结合,有利于更好地指导旅游扶贫开发活动,充分发挥旅游在消除贫困方面的潜力。
4.加强对旅游产业与相关产业联系方式和结合模式的理论研究十分必要,有利于跳出就旅游论旅游的思路,注重与贫困地区的主导产业相结合,与农、林、牧、渔、副及乡镇企业协作发展,与本地特色产业相结合。
参考文献:
[1]高舜礼.对旅游扶贫的初步探讨[J].中国行政管理,1997
[2]刘向明.杨智敏对我国“旅游扶贫”的几点思考[J].经济地理,2002
[3]高舜礼.旅游扶贫开发的经验、问题和对策[J].旅游学刊,1997
[4]王兴水,甘巧林.尚志海.乡村旅游文化资源开发研究[J].云南地理环境研究,2004
[5]谢彦君.以旅游城市作为客源市场的乡村旅游开发[J].财经问题研究,1999
[6]郭清霞.旅游扶贫PPT战略及其特征―以湖北省为例[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
[7]赵丽丽.我国西南地区旅游扶贫研究与实例应用分析[D].西南石油学院,2003.
[8]白凤峥,李江生.旅游扶贫试验区管理模式研究[J].经济问题,2002
[9]吴铮争,杨新军.论西部旅游扶贫与生态环境建设[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04
[10]金方梅.乡村民族文化旅游保护开发模式探讨―重视文化旅游者在文化保护中的作用[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3
[11]胡锡茹.云南旅游扶贫的三种模式[J].经济问题探索,2003
[12]梁明珠.生态旅游与“三农”利益保障机制探讨[J].旅游学刊,2004
[13]周歆红.关注旅游扶贫的核心问题[J].旅游学刊,2002
[14]赵小芸.旅游投资在西部旅游扶贫中的效用分析[J].旅游学刊,2004
[15]阳国亮.旅游投资的乘数效应与旅游扶贫[J].学术论坛,2000
[16]操建华.旅游业对中国农村和农民的影响的研究[D].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2
[17]林红.对“旅游扶贫”论的思考[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0
[18]贾芳.对旅游扶贫的再思考[J].甘肃社会科学,2000
[19]陈秀琼,黄金火.略论生态旅游开发中的社区参与[J].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
[20]万青.乡村旅游探论[J].许昌学院学报,2004
[21]钟国平.英西.连南旅游扶贫可持续发展研究[D]华南师范大学,2003
[22]曹艳英,魏建国,魏新华.烟台市发展观光农业和乡村民俗旅游业的优势、问题与对策[J].烟台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4
关键词 教育扶贫 理论 综述
中图分类号：G40-05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x.2017.01.003
教育扶贫，是指以政府、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学校、社会培训机构等教育大系统为主体，以贫困人群为客体，以传播知识技能和提升文化素质为内容，以脱贫致富为目标的一种扶贫方式。上世纪40年代开始，国内外学者从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系统科学等多个视角对教育扶贫理论进行了研究。及时梳理和总结这些研究成果，对促进教育扶贫理论发展，指导我国当前教育扶贫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1经济学视野下的教育扶贫理论
1.1 基于经济增长视角的研究
国外教育扶贫思想最先起源于经济学反贫困理论。经济学家在研究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与减贫的关系时，注意到教育对促进经济增长和资源分配的重要作用，进而提出了基于经济学反贫困理论的教育扶贫思想。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是最早从经济增长视角关注贫困问题的人，早在18世纪末，他就提出了土地报酬递减理论，认为人口增长速度大于生活资源的增长速度会使生态环境恶化和土地肥力下降，不利于经济的增长，最终会导致人口贫困，应当通过限制人口增长和加大资源投入来消除贫困。①1943年，罗森斯坦・罗丹提出了大推进理论，认为只有通过国家主导的方式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投资才能使贫困地区摆脱贫困。②到1956年，美国经济学家纳尔逊发表了《不发达国家的一种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他以马尔萨斯理论为基础，研究了发展中国家人均资本，人口增长，产出增长和人均收入增长的关系，说明发展中国家存在低水平人均收入反复轮回，难以增长的现象，并认为发展中国家人口的过快增长是阻碍人均收入迅速提高的“陷阱”，必须进行大规模的资本投资，使投资和产出的增长超过人口的增长，才能冲出“陷阱”，实现人均收入的大幅度提高和经济增长。另外，美籍爱沙尼亚经济学家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美国经济学家莱本斯坦的临界最小努力理论、赫尔希曼的不平衡发展理论、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法国经济学家佩鲁的增长极理论，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的循环积累因果关系理论等，都阐述了通过增加资本投入可以推动经济增长，进而摆脱贫困的观点。
在国内，教育扶贫思想研究始于对西方反贫困理论的总结比较，或结合中国反贫困实践进行理论的检验、分析和整合。③姜德华等人是较早从经济学视角研究教育扶贫问题的国内学者。在1980年代末，姜德华通过研究完成了对中国区域性贫困的分类和描述，认为资源匮乏和基础设施落后是造成贫困的主要原因。④杨能良、黄鹏也认为，加大基础设施的建设，特别是加大对教育的政府投入，提高贫困人口的教育水平，有利于改善经济环境，提高贫困人口的就业率。⑤
1.2 基于人力资本视角的研究
从经济学视角研究教育扶贫思想的另一个关注点是人力资本投资与脱贫关系问题。相关研究者认为，贫困的主要原因不在于经济因素，而在于人的素质和能力，是个人不适应或缺乏生产导致了贫困，强调通过人力资本投资提升劳动力商品化水平。⑥持这一观点的典型代表是美国学者舒尔茨。1960年，舒尔茨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指出经济的发展取决于人的质量，而不是自然资源的丰瘠或资本存量的多寡；贫困地区之所以落后，不在于物质资源的匮乏，而在于人力资本的缺乏；加强教育事业的发展，对人力资本的形成、经济结构的转换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⑦继舒尔茨之后，丹尼森也研究了教育对经济的增长作用问题，并在其著作《美国经济增长趋势》一书中通过计算分析，对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
在国内，王小强、白南风是较早对人力资本贫困论和素质贫困原因说进行研究的人，他们在《富饶的贫困――中国落后地区的考察》一书中，把人口素质确定为贫困的原因，并通过“进取心量表”对人的素质量进行测量。⑧到90年代中期，阎文学也分析认为贫困落后的本质在于人的素质差，甚至通婚圈狭小而造成的落后乃至违法的婚姻方式也会导致人口智力素质低下，造成贫困。⑨龚晓宽则运用计量模型对近年来的扶贫效益进行了分析，提出扶贫模式的创新要以提高贫困人口的素质为核心理念。⑩何家理、查芳、陈绪敖等人通过对陕西7地市18个贫困县教育扶贫效果调查，对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教育扶贫效果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教育扶贫具有推动人口由不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减轻当地环境承载压力、引起家庭收入来源结构发生变化、外出务工的工资同受教育程度成正相关关系、农户由单一的种粮转向种粮与经济作物相结合、人们生育^念发生变化等方面的功效。
可见，经济学视野下的教育扶贫理论研究，国内外学者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是认为资源的匮乏导致了贫困的发生，主张通过加大资本投入促进经济发展，进而摆脱贫困。另一种观点认为人力资本的欠缺导致了贫困，主张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来摆脱贫困。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持何种观点，学者们都是在认同教育对摆脱贫困具有积极功能这一假设基础上进行的论述。
2社会学视野下的教育扶贫理论
2.1 基于文化、观念视角的研究
1959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人类学教授奥斯卡・刘易斯在其作品《五个家庭：关于贫困文化的墨西哥人实例研究》中提出贫困文化理论，认为穷人因为贫困而在居住等方面具有独特性，并形成独特的生活方式。穷人独特的居住方式促进了穷人间的集体互动，从而使得与其他人在社会生活中相对隔离，这样就产生出一种脱离社会主流文化的贫困亚文化。这种亚文化通过“圈内”交往而得到加强，并且被制度化，进而维持着贫困的生活。 同时，他还强调，在这种环境中长成的下一代会自然地习得贫困文化，使得贫困文化“代代相传”。 1968年，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在其《亚洲的戏剧――南亚国家贫困问题研究》一书中指出，现代制度和观念中存在的低效率、教条僵化和不平等，是造成了南亚国家贫困的主要原因，应当通过权力关系、土地关系和教育体制等方面的综合改革来促进一个正常的、良性因果循环积累社会的形成。
刘易斯和缪尔达尔在论述贫困原因时，都强调了共同的贫困文化、观念会导致贫困的延续。贫困文化、观念原因说的提出，给研究者带来了全新的视角。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教育扶贫阻断贫困代际传递问题进行了研究。中国学者吴理财认为，贫困文化是指贫困阶层所具有的一种独特生活方式 ，它主要是指长期生活在贫困之中的一群人的行为方式、习惯、风俗、心理定势、生活态度和价值观等非物质形式。由于贫困文化具有“自己的结构和机理”，贫困文化可以通过儿童社会化得以传递，作为完整生活方式的贫困文化难以通过一时的物质贫困的消除而根除， 因此贫困文化是贫困长期存在的主要根源。 所以，反贫困的关键在于改变贫困人口的价值观及生活方式。 阎文学等认为贫困地区人们头脑中的“守贫”思想和落后的观念是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关键制约。 另外，国内学者在研究贫困的文化原因时，也注意到了文化贫困具有代际传递现象。正如郑杭生所论述，在中国，贫困的世代传递反映了社会代际之间垂直流动率及流动机制的问题。城乡二元户籍体制下，农村贫困将更多受到代际传递影响。 李梦鸽从社会文化和经济的角度分析了贫困代际传递的原因，提出了以教治贫，用教育阻止贫困代际传递的措施，认为教育作为一种促进社会流动的机制，可以有效阻隔贫困的代际传递。
贫困文化、观念原因说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视角，有利于加深我们对贫困问题的认识，但持这一观点的研究者们没有回答“最初的贫困是什么引起的”。他们可以说“是贫困引起了进一步的贫困”，但他们不能说“是贫困引起了最初的贫困”。因此，贫困文化、观念原因说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2.2 基于政策、制度视角的研究
在研究贫困原因时，有的学者认为，在社会化的改革过程中，体制机制不健全、政策的不均衡、制度的缺失、权利分配不公等人为因素会造成贫困的发生，并由此提出了贫困的政策、制度原因说。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最先系统阐述了这一观点。他在1981年出版的《贫困与饥荒：论权力与剥夺》一书中提出了基于能力、权利和福利的权利贫困理论，认为贫困是因为贫困人口没有支配足够食物的能力，而能力的缺乏来源于权利的贫困。因此，应当重建个人的能力，扩大穷人自由范围以增加其选择的机会。教育水平的高低与贫困程度之间具有关联性，通过教育可以重建个人的能力，提高收入并摆脱贫困。近年来，有学者对米兰、那不勒斯等意大利城市的研究表明，现代社会化的改革过程中，政策失衡、制度缺失、机会不均、分配不公等原因使一些碜缘褪杖爰彝ィ受教育程度低的年轻人正成为该地区贫困阶层的主力军。
我国学者周丽莎根据阿玛蒂亚・森的理论观点，对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进行了实证研究。 单丽卿在“教育差距与权利贫困――基于连片特困地区扶贫开发实践困境的讨论”一文中也阐释了以教育差距为代表的公共服务不平等如何导致了贫困的再生产。并强调扶贫政策应该致力于改善农村人口的权利状况，以消灭权利贫困、实现权利平等为主要政策取向。
可见，贫困既有个人层次的原因，更有社会层次的原因。政策、制度的失衡会导致贫富差距的扩大，产生新的贫困群体。教育在打破贫困文化和陈旧观念，优化社会结构，促进权利分配均衡，进而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和消除贫困方面具有积极作用。
3教育学视野下的扶贫理论研究
教育学视野下的扶贫理论研究，是在教育的扶贫功能得到广泛认同的基础上，国内学者试图建立独立的教育扶贫理论的努力。目前，这一视角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教育事业的扶贫研究，即扶教育之贫；二是通过教育对其它事业的扶贫研究，即依靠教育扶贫。
对教育事业的扶贫研究，是建立在认同教育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这一假设基础之上的。它强调加大对教育事业的投入，发展和壮大教育事业，促进科技进步和人才培养，进而达到经济社会大发展和消除贫困的目的。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例如，国外学者关于经济学视野下的教育扶贫思想研究属于这一范畴。国内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号召下，对发展教育与科技进步间的关系进行的广泛讨论也属于这一视角。
通过教育实现对其它事业的扶贫，是反贫困意义上实质性的教育扶贫理论研究。它通过论述教育扶贫的内涵、意义、功能、作用、模式等基本内容，为教育扶贫工作提供理论和方法指导。早在上世纪初，我国职业教育的先驱黄炎培先生就联合社会各界力量创建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力图通过教育解决国民生计问题。现代著名的平民教育家晏阳初，毕生致力于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运动，其丰富的教育思想对当代中国农村扶贫工作也具有启示作用。1997年，学者林乘东首次提出了教育扶贫论，认为教育具有反贫困的功能，可以斩断贫困的恶性循环链；应该把教育纳入扶贫的资源配置中，并通过自动分流体制实现教育投资的多元化，使高收入阶层“自动”选择付费教育，从而使公共教育投资能够向贫困人口倾斜。近年来，国内外众多学者在强调教育扶贫功能的基础上，从初等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不同视角进行了广泛研究。
4系统科学视野下的教育扶贫理论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