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第二次鸦片战争；华工出洋；招工出洋合法化
Abstract:BeforetheOpiumWar,ChineselaborershadbeenbannedtogoabroadforworkbyQingGovernment,butafterthiswar,moreandmoreChineselaborerswentabroadandtherequirementforlegalizationofemployingChineselaborersforoverseasworkgraduallybecameurgent.BymakinguseoftheSecondOpiumWar,theBigPowerlegalizedthispolicyandspreaditfromGuangzhoutoeveryothercommercialandtradingportsinChina.
Keywords:theSecondOpiumWar;Chineselaborersgoingabroadforwork;legalizationofemployingChineselaborersforoverseaswork
鸦片战争之前，由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封闭性以及对海外反清力量的防范，严禁华工出洋是清政府的一贯政策。鸦片战争以后，由于通商口岸的开放、外人领事裁判权的获得以及各资本主义国家及殖民地劳动力的短缺等原因，华工出洋规模不断扩大。因沿海口岸非法招工活动日益猖獗，对正常的贸易活动产生了不利影响，使得招工出洋合法化呈现出必然趋势。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使招工出洋合法化的大门首先在广州打开，《北京条约》的签订使招工出洋合法化从广州一口扩展到了中国各通商口岸。
一、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华工出洋背景及原因
鸦片战争之前，清政府一直实行海禁政策，之所以实行这样的政策，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的：
（一）经济上，中国的自然经济具有强烈的封闭性。清代前期，尽管商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清初的社会仍然是以农业为根本的自然经济社会形态。政府一贯主张“农为天下之本，而工贾皆其末也”。又由于经过长期的战乱，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耕地大量荒芜，农民死伤逃徙。尤其是在实行“迁界”的沿海地区，一片荒凉萧条景象。当清政权稳固之后，便采取了一系列鼓励农业生产的政策，以增加国库收入，这种“强本抑末”的政策要求百姓安土重迁，从事“本务”。在统治者看来，那些出洋之人竟为小利远赴南洋经商，这是舍本逐末，必须制止。另外，实行这一政策还有赋税制度上的考虑。康熙晚年及雍正年间，在赋税制度方面进行了大改革。康熙五十一年颁令：“将现今钱粮册内有名丁数勿增勿减，永为定额，其自后所生人丁，不必征收钱粮。”［1］1723年（雍正元年）在全国推行“摊丁入亩”。赋税制度改革的目的在于清查户口，保证财政税收，同时也可避免百姓因丁税太重到处逃亡，缓和阶级矛盾。正当清廷着力清查户口，落实新的赋税制度的时候，闽粤等省的人民却不断移民南洋，导致人丁“潜在外邦”，丁银自然无从征收，这样一来，国家的财政收入便会受到影响。因此，实行海禁政策便成为必然了。
（二）政治上，清政府对外国殖民势力及东南沿海抗清力量的防范。17世纪中叶，新建立的清王朝所面临的形势是东南亚许多地区已经沦为葡、西、荷、英、法等国的殖民据点，并在不断的扩大之中；国内反清力量此起彼伏，特别是东南沿海的反清斗争，对清政权构成了巨大的威胁。1646年，郑成功举起抗清大旗，得到不少前明遗民的拥护，队伍迅速壮大，成为东南沿海抗清武装的一支劲旅。1656年（顺治十三年），在一道上谕中，清廷明确指出，严禁下海的目的在于肃清沿海的抗清势力：“海氛未靖，必有‘奸民’暗通线索，资以粮物，若不立法严禁，何由廓清？今后凡有商民船只私自下海，将粮食货物等项与‘逆贼’贸易者，不论官民俱奏闻处斩，货物入官；本犯家产尽给告发之人……凡沿海地方口子，处处严防，不许片帆入口，一‘贼’登岸……”［2］
可见，清初的海禁政策是基于经济和政治两方面因素而制定的。但实际上地方官员并没有严格地执行这一政策，因为在他们看来，沿海各地居民出洋谋生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并且那些游手好闲放荡无行的人是些地方上惹是生非的祸根。另一方面经常发生的饥荒也使地方官员惊慌不安，因为由饥荒造成的骚乱和动荡会让他们丢掉官职。因此地方官们深深懂得移民出洋对他们是有好处的：它可以减轻人口过多而粮食不足所产生的压力，并且那些桀骜不驯游手好闲之徒流放到外洋也是个保境安民的好办法。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官员不愿也不敢过分严厉禁止华民出洋。
鸦片战争以后，华工出洋的规模较战前不断扩大。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有国外和国内两方面的原因：
（一）国外原因。从世界范围内看，资本主义在这一时期得到迅速发展，北美西部和澳洲南部陆续发现金矿，引起了狂热的淘金热潮，这些地方对于劳动力的需求骤增。与此同时，英、法先后于1834、1848年废除了它们在西印度群岛的奴隶制度，禁止贩运黑奴和使用奴隶贸易。奴隶制度的废除使许多奴隶逃离种植园和工场，造成了劳动力的极度缺乏。鸦片战争以后，蜂拥而至的西方人惊喜地发现中国是个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好地方。因此，1840年以后企图从中国获得劳动力的国家骤然增多，不仅包括原来的英国、荷兰等国，法国、西班牙、美国等国也纷纷加入到抢夺中国劳工的队伍中来。各国的雇主资本家为了能够保证劳动力的供应，纷纷提高招工的佣金，答应种种优厚条件，委托香港、澳门等地“客头”或洋行作为的经纪人来进行活动。而且这些急需大量劳工来发展本国经济的国家也向雇佣中国劳工的种植园或工场提供补贴。政府的激励更加刺激了各国投机商人和招工贩子纷纷涌向中国。由于竞争激烈，一些招工贩子甚至雇用匪徒流氓，教唆他们去拐骗绑架，不论使用什么方法，只要能诱使中国苦力上船，便可以拿到报酬。鸦片战争以后，由于通
商口岸的开放以及外人领事裁判权的获得，使各国在华招工商人更加有恃无恐，用这种特殊权利保护为其招工的“客头”们，造成了被雇佣的爪牙无所顾忌，甚至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潜向僻地掳捉孤单行人”［3］。由于苦力贸易没有遇到清政权强有力的干预，很快在沿海地区猖獗起来，随着香港割让，五口通商，原先只在澳门等地进行的苦力贸易活动很快便扩展到东南沿海，厦门、香港、澳门、广州不久便成为华工出洋的主要港口。
（二）国内原因。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口岸的开放和中外通商活动的频繁，东南沿海的社会经济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大量的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失业。再加上鸦片的大量输入极大地冲击了当地经济的健康发展，一方面烟毒侵入下层人民，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社会购买力低下，造成东南沿海地区农业手工业生产和商品市场相应地受到削弱而萎缩。另一方面，鸦片的大量输入造成了银贵钱贱的局面，引起了严重的银荒，造成了老百姓赋税负担的加重。除此之外，频繁的自然灾害、人口的快速增长造成土地相对不足以及社会局势长期动荡不安，也是形成大量流动人口出洋务工的重要原因。
二、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招工出洋合法化的过程
由于中国沿海条约口岸所在省份的封疆大吏对招工出洋通常持以下三种态度：（1）以中国历来施行的禁止民人出洋法令来约束下属；（2）对于外人在华招工活动，只要不闹出大乱子威胁到当地的法纪秩序，便采取“自保”政策，对之漠不关心；（3）对来华的西方国家官员试图与中国当局商讨管理移民问题的要求置之不理。因此，尽管西方国家对谋求在华招工合法化蓄谋已久，但一直无法实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使列强获得了向中国施加压力、实现在华招工合法化的机会。可以说，第二次鸦片战争给西方国家谋求在华招工合法化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契机。
（一）广州招工合法化。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1857年，英法联军攻陷广州，并控制了广州衙门，华工出洋合法化的大门首先在广州打开了。
英法联军占领广州以后，主要致力于对清政府进行政治和军事上的要挟，并未把主要精力放在苦力贸易的问题上，因而在英法联军控制下的一年多的时间里，广州地区的苦力掳掠并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尽管联军统治当局也屡次禁止苦力掳掠拐贩的禁令［4］。为了打击掳掠拐贩苦力行为，同时利用这一时机谋求华工出洋合法化，联军统治当局迫使广州衙门一步步做出让步。在联军统治当局的压力下，1859年4月6日，南海县、番禺县正堂颁布告示，表示严惩拐贩，但确系自愿出洋之人准许出洋，告示中还含糊地表示“出洋作工之事亦宜及早妥立章程”［5］。三天之后，署广东巡抚柏贵再出告示，明白宣告“若实属情甘自愿，自可毋庸禁阻，令其任便与外人立约出洋”［6］。但另一方面也明示严禁“拐骗良民”，并表示要“严密稽查，务使罪人就逮祸患消弭”。而且还悬赏缉捕拐贩。这一告示另外国领事们欣喜不已，他们认为“从今以后，外国人就可以按照最令人满意、最无可非议的条件招工出洋；他们需要多少劳工，就可以为他们供应多少了”［7］。联军统治当局本打算趁热打铁，利用柏贵的妥协迅速制定出完整的招工章程，但是柏贵的死亡使得这一计划推迟。继任的劳崇光认为贫民出洋不应禁也不可禁，且又要消解外国的压力，此外又需遏止日益猖獗的拐骗案件，于是与外国订立“招工章程十二款”。但是就是这样一个章程也没能满足外国的需求，英美等国很快便利用第二次鸦片战争带来的绝佳机会，与清政府签订了《北京条约》，使在华招工得以正式合法化。
（二）各通商口岸招工合法化。由于合法化招工以后广州地区的招工受到严格的限制，再加上劳崇光对拐贩的严厉打击，使两广地区拐风稍敛，但这却影响了外人在两广地区招到足够的华工，因而英法等国不得不考虑将招工合法化扩大至其它口岸。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与英国在北京签订了《北京条约》，该条约第5款规定：“戊午年（1858年）订约互换以来，大清大皇帝允于即日降谕各省督抚大吏，以凡有华民情甘出口，或在英国所属各处，或在外洋别地承工，俱准予英民立约为凭，无论单身或愿携带家属一并赴通商各口，下英国船只，毫无禁阻。该省大吏亦宜时与大英钦差大臣查照各口地方情形，会订章程，为保全前项华工之意。”［8］（中法条约略同）。从此条内容可以看出，清政府对华工出洋一事以中央政府的名义实行了开禁政策，并且将合法化招工的区域由两广地区扩大到条约规定的各个通商口岸，进而延伸到全国的各个角落。
三、招工出洋合法化的必然性分析及影响
在暴利的驱使下，沿海口岸非法招工活动日益猖獗并严重影响了正常的贸易活动，而招工合法化的出现是有其必然性的。可以说，招工合法化的出现有国外和国内两种条件，即内外因促成了招工合法化。
（一）国外条件。迅速膨胀的苦力贸易和苦力所遭受的残酷的非人道待遇使沿海地区居民非常痛恨苦力掳掠的行为，使得“广州城内和附近地区的居民已经意识到大家共同面临着一场重大灾难”［9］。在人人自危的情况下，为了自保，群众对拐贩进行了坚决抵制，甚至采取报复手段。这样必然会影响苦力出洋的进展。而且群众将掳掠苦力的罪恶都算在输送苦力最多的英美国家头上，“在运送中国移民船上发生的一切虐待、骚扰和流血惨剧，现在已经一概算在英国的帐上，使英国承受了全部罪名”［10］。这种在群众中间酝酿的普遍反抗情绪无疑会给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其它经济贸易造成巨大影响，但另一方面这些国家又面临着极度缺乏劳工的困境，因而唯一途径就是主动与中国政府制定出招工章程，使招工逐渐走上制度化，这样既满足了殖民地对劳工的大量要求，又可以保证其它贸易正常进行不受影响。
（二）国内条件。鸦片战争以后，地方官吏在海禁问题上左右为难，一方面是中央政府的严禁政策，尽管这种严禁往往只是重申祖训，以示尊重传统罢了；另一方面是被中国人视为“猛于虎”的夷人，使地方官员不敢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因为一旦就招工问题与洋人发生交涉，甚至产生摩擦，那么就会被上司认为是办事不力，就会有丢乌纱帽的危险。因此一些地方官吏便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做法。沿海苦力贸易的恶化当然不能完全归咎于地方官吏的不作为，这其中还有一些不能忽视的客观因素，领事裁判权便是妨碍地方官吏履行职责的主要障碍。英美等国在鸦片战争后通过不平等条约先后获得了领事裁判权，这就意味着从事苦力贸易的商人在中国违反了法律以后，中国官吏无权逮捕和审判他们，中国官吏唯一能做的就是将他们交由外国领事们处理。在清朝政府没有制定完整的华工出洋政策以前，中国地方官吏一边谨慎地维护着传统的禁止华民出洋的禁令，另一方面小心翼翼地与外人进行着交涉，艰难地维持着由于苦力贸易的冲击而造成巨大变动的沿海地区的社会秩序。由于面对着中央政府和洋商都不可能有太大作为，沿海的地方官吏们便只能将打击的矛头指向内地参与苦力拐卖的拐贩。地方官吏这种治标不治本的努力尽管也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日益猖獗成灾的苦力贸易问题，也不可能扭转中国在苦力贸易中所处的被动地位。因此与外国制定招工章程便很快在地方官吏与外人的交涉中提上议事日程。
基于以上两方面原因，招工合法化的要求被提出。此时双方都认为制定招工章程才有可能避免沿海地区苦力掳掠和贸易的无序状态，这样对双方来说都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在这种情况下，招工出洋合法化的出现便成为必然。
综上所述，招工出洋合法化对中国近代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方面，它标志着清朝从开国之初就实行的禁止华工出国政策被废除，华工出洋合法化从地方官府的默许上升到中央政府的承认，清政府第一次以中央政府的名义允许华工在“情甘自愿”的情况下自由出洋。另一方面，招工出洋合法化使在华招工无论是规模上还是法理上都有了空前的扩大：规模上的扩大是显而易见的；法理上的扩大表现为招工从两广进而扩展到全国各个通商口岸，以后随着通商口岸的日益增多，招工的触角伸向全国各个省份。
[参考文献]
[1]清实录·圣祖实录(卷二四九)[Z].北京:中华书局,1985.
[2]光绪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七六七)[Z].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p3.
[3]陈翰笙.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一辑)[C].北京:中华书局,1984.p17.
【关键词】近代/茶叶贸易/中荷关系
【正文】
饮茶在中国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至唐朝时饮茶之风盛行，“滂时浸俗，盛于国朝”（注：陆羽：《茶经·六之饮》。），“田闾之间，嗜好尤切”（注：《旧唐书》，卷一八三“李珏传”。）。中国饮茶习俗逐渐外传，并出现茶马贸易的活动。随着中国向外移民活动日益增加，茶叶被华侨带至海外。15世纪末东西航路开通之后，西方人对茶叶慢慢有了直接的接触，终于在17世纪初开始中西茶叶贸易的活动。
一
欧洲人最初关于茶叶的知识来自阿拉伯人。现存最早记述茶叶的书籍是1559年意大利人詹巴蒂斯塔·拉莫西奥（GiambattistaRamusio）写的《航海与旅行记》（NavigatianeetViaggi），在这本书中，拉莫西奥引用阿拉伯人哈兹·（HajjiMahonmed）有关中国茶叶的记述（注：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上册，中国茶叶研究社1949年版，第14页。）。随着中西交往的扩大和加深，欧洲人对中国茶叶有了感性认识，16世纪进入中国的传教士加斯帕·克路士（GaspardaCruz）和利玛窦（MatthienRicci）根据自身经历将中国饮茶习俗较详细介绍到欧洲（注：C.R.博克舍编注，何高济译：《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98页；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7～18页。），到16世纪末，许多欧洲人写的关于东方的著作都述及中国茶叶的知识。
1595年，霍特曼（CornelisdeHoutman）率领第一支荷兰远征东方的船队达印尼万丹，之后，荷兰纷纷组织公司，掀起东方贸易热，单1598年就有5支船队共22艘船到达亚洲（注：J.C.VanLeur，IndonesianTradeandSociety，Hague，pp.144～145.）。1602年，荷兰组织联合东印度公司，全权负责在东方的殖民事业。荷兰东印度公司企图像葡萄牙人一样在中国沿海地区建立殖民据点，多次用武力侵犯澳门和澎湖，一度，但均被击退。1619年，荷兰人占领印尼雅加达，并将雅加达改名巴达维亚，从此巴达维亚成为荷兰在亚洲的殖民统治中心，荷兰对华贸易也主要通过巴达维亚来进行。
尽管荷兰人到达东方的时间比葡萄牙人整整迟了一个世纪，但首先将茶叶输入欧洲的是荷兰。1607年，荷兰从澳门运茶至印尼万丹，然后于1610年带回荷兰（注：G.Schlegel，FirstIntroductionofTeaintoHolland，in“T''''ongPao”，SeriesⅡ，V.I，1900.），从而揭开中国与欧洲茶叶贸易的序幕。
早期中荷茶叶贸易的形式是中国——巴达维亚——荷兰的间接贸易形式。以巴达维亚为中心的间接贸易有赖于来往于中国和东南亚的中国帆船贸易。在荷兰占领印尼以前，中国与印尼就有十分密切的贸易关系。葡萄牙占领马六甲后，东南亚的贸易中心从马六甲转至巴达维亚。每年中国帆船运载陶瓷、丝绸、茶叶等物品到巴达维亚交换胡椒、香料等土产。17世纪20～30年代，平均每年到达巴达维亚的中国帆船有5艘（注：伦纳德·鲍乐史（LeorardBlusse）：《荷兰东印度公司时期中国对巴达维亚的贸易》，载《南洋资料译丛》，1984年第4期。）。1683年清朝解除海禁后，中国帆船到达东南亚的数量有明显的增加，从1690～1718年间，平均每年有14艘中国帆船至巴达维亚（注：C.J.A.J＠①ry，PorecelainandDutchChinaTrade，MartinusNijhoff，1982，p.20.）荷兰人除从巴达维亚进口中国茶叶外，还通过波斯进口部分中国茶叶（注：D.W.Davies，APrimerofDutchSeventeenthCenturyOverseasTrade，MartinusNijhoff，1961，p.100.）。
茶叶在欧洲最初不是被当作饮料，而是被视为药物放在药店出售。茶价相当昂贵，如1684年阿姆斯特丹每磅茶叶的价格高达80荷盾（Florijn）（注：KristofGlamann，Dutch—AsiaticTrade：1620～1740，MartinusNijhoff，1981，p.212.），一般人是消费不起。饮茶的荷兰人主要是来往东方的商人、水手及达官贵人。欧洲人对饮茶是否有益争论不休，不少博物学家、医生、教会人士卷入争论，意见尖锐对立。荷兰莱顿大学教授科内利乌斯·博特科伊（CormelieusBottrekoe）力排众议，于1649年写了《茶、咖啡和巧克力》的论文，推崇饮茶的好处（注：JosephM.Walsh，Tea，itsHistoryandMystery，HenryT.Co.，1892，p.19.）。关于饮茶的争论，其结果是使人们对茶叶有更深刻的认识。饮茶在1638年传入法国，1645年传入英国，1650年传入德国。17世纪中叶，荷兰人将饮茶传至美国（注：威廉·乌克斯上揭书，上册第18、19、28页；F.W.F.Staveacre,TeaandTeaDealing，SinIsacPitman&Sons.Ltd.，1933，p.2.）。到17世纪末，荷兰的饮茶已较普遍，茶叶不再放在药店出售，改在杂货店售卖。很多人家专辟茶室品茗啜茶，将此当作一种高尚的消遣。饮茶习俗的兴起，为茶叶贸易的发展奠下基础。
在整个17世纪和18世纪初，荷兰是西方国家中最大的茶叶贩运国。1651～1652年度，荷兰阿姆斯特丹开始举行茶叶拍卖活动（注：KristofGlamann，op.cit，p.220.），茶叶成为独立的商品。阿姆斯特丹成为欧洲的茶叶供应中心。荷兰从中国进口的茶叶，除自身消费外，还贩卖至欧洲其他国家和北美殖民地。1666年，英国贵族奥索雷（Ossory）和阿林格顿（Arlington）从阿姆斯特丹带一批茶叶到伦敦变卖，获得可观的利润。当时阿姆斯特丹每磅茶叶售价为3先令4便士，而伦敦则高达2英镑18先令4便士（注：OsbertLancaster，TheStoryofTea，in“TheGeographicalMagazine”，Vol.VⅡ，No.2，June1938.）。至17世纪末，荷兰的茶叶贸易规模已较大，168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在给荷印总督的指示中，要求供应2万磅新鲜上等茶叶（注：G.Schlegel，FirstIntroductionofTeaintoHolland，in“T''''ongPao”，SeriesⅡ，V.I，1900.）。进入18世纪，中荷茶叶贸易的规模进一步扩大。171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董事会要荷印当局订购6～7万磅茶叶，次年又要求增加到10万磅，到1719年，荷兰的订茶量达20万磅（注：KristofGlamann，op.cit.，pp.220、221.）。茶叶贸易的发展，导致茶价下跌，1698年荷兰每磅武夷茶的售价是7.75盾，至1701年跌至2.32盾。阿姆斯特丹的茶叶交易十分活跃，1714年拍卖的茶叶有36766磅（注：Ibid.，p.273.）。
欧洲饮茶风在18世纪已很盛行。茶叶贸易的巨大利润吸引欧洲国家竞相加入茶叶贸易的行列。英国在17世纪末开始大量运载茶叶回国，法国、丹麦也派船到亚洲收购茶叶。奥斯坦（Ostend）商人更是异军突起，以快速的运输、价廉质优的茶叶打入欧洲茶市。1719年，奥斯坦商人在广州定购了1500担茶叶，超过其自身的运载能力，企图垄断广州茶市（注：H.B.Morse，TheChroniclesoftheEastIndiaCompanyTradingtoChina，TheClarendonPress，Oxford，1926，Vol.Ⅰ，p.147.）。奥斯坦商人在欧洲倾销茶叶的结果，使荷兰茶叶在欧洲市场上滞销，阿姆斯特丹甚至出现街头叫卖茶叶的惨象（注：C.J.A.J＠①ry，PorecelainandDutchChinaTrade，MartinusNijhoff，1982，p.20）
面对这种竞争局面，荷兰为维护其地位，竟采取肆意压低在巴达维亚向中国商人收购茶叶的价格。1717年3月2日，荷印当局决定将松萝茶价格压为每担40荷盾（rixdollars），珠茶每担60荷盾，一等武夷茶每担80荷盾。虽然中国商人进行抗争，最后迫于无奈有14艘中国商船按荷兰的定价出售茶叶，但发誓不再与荷兰交易（注：KristofGlamann，op.cit.，pp.216～218.）。从1718年～1722年间，没有中国商船到巴达维亚。葡萄牙人趁机介入，单1718年从澳门到达巴达维亚的葡萄牙船就有23艘（注：C.R.Boxer，FidalgosintheFarEast:1550～1770，Hague，1948，p.211.）。荷兰为维持在欧洲茶市的地位，被迫以比1717年贵75％的价格向葡商收购茶叶，从而导致严重亏损，单1720年荷兰茶叶贸易的亏损额就多达3万荷盾，但也只买到茶叶需求量的一半。荷兰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对此忧心如焚，指令荷印当局设法招引中国商船重来贸易，并准备直接派船到广州购茶。1722年，中国商船又运茶到巴达维亚。（注：KristofGlamann，op.cit.，pp.217～218.）
尽管巴达维亚的间接贸易重新恢复，尽管荷兰纠集英、法、普鲁士迫使哈布斯堡朝查理六世解散奥斯坦公司，但对荷兰来说，中国商船罢驶造成的损失记忆犹新，奥斯坦商人对荷兰茶叶贸易的冲击历历在目，在欧洲国家竞相直接从中国买茶的情况下，继续通过巴达维亚采购缺乏竞争力的陈茶已无法保护荷兰在欧洲茶市上的地位。另一方面，荷印当局为了自身的利益，没有按照公司董事会的旨意行事，以各种藉口迟迟不派商船到中国买茶，双方的矛盾日益激化。在此之下，荷兰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决定开辟对华直接贸易。
二
1727年10月29日，荷兰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决定派2艘船直接到中国买茶（注：C.J.A.J＠①ry，op.cit.，p.21.）。这样，中荷茶叶贸易便由中国——巴达维亚——荷兰的间接贸易形式改为荷兰——中国的直接贸易形式。阿姆斯特丹商会受命筹划荷中直接贸易的事宜，并为此新造2艘商船。1728年12月初，科斯霍恩号（Coxhorn）离开荷兰向中国疾发，稍后的布朗号（Buuren）却因港口结冰未能启锚（注：C.J.A.J＠①ry，op.cit.，p.21.）。科斯霍恩号载着价值30万荷盾的白银于1729年8月到达广州，8月9日便以武夷茶每担24.6银两的价格与广州行商签订第一个买茶合同，茶叶在100天后交货。1730年新年过后，科斯霍恩号启锚回国，7月13日返回德塞尔（Texel），共运回茶叶27万磅，丝绸品570匹以及陶瓷等物，总值27～28万荷盾。货物脱手后，扣除各种费用，净得利润32万5千荷盾（注：KristofGlamann，op.cit.，p.234.）。首航的成功，使公司董事会和荷兰商人深受鼓舞。热兰商会不甘落后，向公司董事会提出派船参加对华直接贸易的要求（注：C.J.A.J＠①ry，op.cit.，p.21.）。从1731～1735年，荷兰共派出11艘商船至中国，其中属于阿姆斯特丹商会的船只8艘（注：KristofGlamann，op.cit.，p.234.）。
荷兰从对华直接贸易中尝到甜头。茶价在广州与荷兰相差2～3倍，以武夷茶为例，1733年在广州每磅0.73荷盾，而在荷兰每磅卖到1.44荷盾（注：C.J.A.J＠①ry，op.cit.，p.81；N.W.Posthumus，InquiryintotheHistoryofPricesinHolland，E.J.Brill，Leiden，1946，Vol.Ⅰ，p.189.），茶叶贸易成为利润丰厚的买卖。1729年，荷兰在广州购买茶叶的总值是242420荷盾，在荷兰售卖后获利355681荷盾，利润率达147％。1733年，荷兰在广州购买价值336881荷盾的茶叶，到荷兰后却卖得988510荷盾，获利651629荷盾，利润率高达194％（注：C.J.A.J＠①ry，op.cit.，p.81，Table3.）。因此，从1729～1735年间，茶叶贸易在荷中直接贸易中始终占据绝对重要的地位。
但是，荷兰对华直接贸易存在不少问题。首先，荷兰与中国贸易主要用白银作为支付手段，不像巴达维亚拥有中国所需要的胡椒、香料、铅锡等物。贸易进一步发展的结果，造成荷兰白银大量外流，使公司银库空虚，出现信用危机并损害其垄断地位。其次，船员走私现象严重，上至大班、船长，下至水手都不同程度参与走私。他们为避开检查，在船未到荷兰前便在其他地方卸下私货，其茶叶走私的规模多达250万磅（注：KristofGlamann，op.cit.，p.239.）。第三，管理贸易的大班等职员谎报采购价格，虚报额达20％（注：C.J.A.J＠①ry，op.cit.，p.25.），从中贪污中饱。第四，航运成本高企不下。商船每走一趟的维修费十分惊人，如1731年伊宾罗德（Ypenroode）号的维修费多达22804荷盾（注：Ibid.，p.24.）。公司支付船员的工资也不少，以一只商船四个大班的工资总额而言，一个航程（约一年半）就要付5千多荷盾（注：C.J.A.J＠①ry，op.cit.，p.25.）。贪污、走私、费用多使公司利润不断下降。1731年达伊费号（Duijfie）的贸易利润率与科斯霍恩号相比下降了20％（注：C.J.A.J＠①ry，op.cit.，p.25.）。
资料来源：C.J.A.J＠①ry，PorcelainandDutchChinaTrade，MartinusNijhoff，1982，p.217。
拥有公司股份但又被排斥在对华贸易之外的其他商会对此十分不满。1731年秋，鹿特丹商会强烈抨击阿姆斯特丹商会和热兰商会一手遮天的做法，要求公布贸易收支详细情况（注：Ibid.，p.22.）。公司董事会为改善对华直接贸易的状况，于1732年3月决定采取减少白银输出，尽量推销荷兰产品，裁减大班人数，节省航运开支等措施，并计划在广州设立商馆（注：C.J.A.J＠①ry，op.cit.，p.25.）。可是，实践无情毁灭这个计划。最后公司董事会于1734年春决定停止对华直接贸易，由巴达维亚荷印当局每年派2只船至广州，然后一只直接回荷兰，另一只先至巴达维亚再回荷兰（注：Ibid.，pp.26～27.）。
新的贸易形式从1735年起至1756年止，共存在21年。这种形式是过去间接贸易与直接贸易的混合物。其目的在于减少白银输出，减轻公司对荷印殖民地的财政补贴，保证公司从对华贸易中得到更多的利润。为更有效控制贸易活动，公司董事会破例任命大班罗伊兰·布洛克（RoelandBlok）和伊索·达·温德（EyaodeWendt）为公司董事（注：Ibid.，p.28.）。
在这一时期，茶叶走私十分严重。对于这种欲禁不能的走私活动，公司于1742年规定公司职员只要交纳运费就可以从巴达维亚带茶回荷。非法一旦合法化，情况益发不可收拾。单1747年私人带茶回荷的数量就达1837500磅（注：Ibid.，p.28.）。私茶大量涌入，造成荷兰茶价不断下降。1746荷兰武夷茶每磅1.52荷盾，至1750年降为0，97荷盾（注：N，W.Posthumus，op.cit.，p.189.），公司茶叶贸易利润随之减少。更严重的是，来自巴达维亚的茶叶品质低下，售价比欧洲国家从广州进口的茶叶低40％～50％（注：C.J.A.J＠①ry，op.cit.，p.34.），这使荷兰在欧洲茶叶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
为扭转这种颓势，公司董事会和荷印当局不得不限制私人带茶并派更多的商船到广州买茶（注：Ibid.，p.209.）。1753年，公司首次派试茶师到广州，以提高购茶质量（注：H.B.Morse，op.cit.，Vol.Ⅰ，p.292.），但这也无济于事。1754年荷兰茶叶贸易利润率跌至7％，到了危机的边缘（注：C.J.A.J＠①ry，op.cit.，p.81，Table3.）。经过权衡利弊，公司董事会于1755年又作出恢复对华直接贸易的决定。
荷兰东印度公司吸取以往的教训，专门成立负责对华贸易的中国委员会，这在荷兰东印度公司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它反映出对华贸易对荷兰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中国委员会每年秋天开会，根据上一贸易年度的情况决定新的贸易活动。荷兰东印度公司给每艘来华的商船配备约30万荷盾的银币，规定商船先至巴达维亚以便装载锡、铅、香料等土产，至广州贸易完毕后即直航回荷。至于荷印殖民地，公司每年给一笔财政补贴，不足部分由荷印当局自行解决（注：C.J.A.J＠①ry,op.cit,p.35.）同时严禁巴达维亚私派商船至中国贸易（注：伦纳德·鲍乐史（LeorardBlusse）：《荷兰东印度公司时期中国对巴达维亚的贸易》，载《南洋资料译丛》，1984年第4期。）。为加强控制和监督，公司董事会任命一名董事随船掌管具体贸易活动，并取消以前大班及其助手所享有的私人仓位特权，代之从利润中提取一定的比例予以奖励，防止他们走私（注：C.J.A.J＠①ry,op.cit,p.35.）。
荷兰对新的对华贸易抱着很高的期望，中国委员会一成员甚至制作一钱袋，上写“1756年恢复阿姆斯特丹对华贸易特志”（注：C.J.A.J＠①ry,op.cit,p.37.）的字样，等待财源滚滚而来。1756～1763年英法七年战争为荷兰提供天赐良机，荷兰趁机大量运载茶叶，大发战争财。1758年荷兰茶叶贸易的利润率高达196％，达到18世纪荷兰茶叶贸易最高点。荷兰从广州购买的茶叶价值在1758年是777409荷盾，到1765年增加至2199097荷盾，增长幅度几达3倍（注：C.J.A.J＠①ry,op.cit.，p.81，Table3.）。当七年战争即将结束时，荷兰加紧增派商船至广州大购茶叶（注：C.J.A.J＠①ry,op.cit,p.37.）。1759～1762年，茶叶贸易占荷兰对华贸易总值从78.9％～89.6％不等（注：Ibid.，pp.218～219.）。
七年战争结束后，欧洲国家特别是英国对华贸易再次活跃起来。荷兰遂调整对华贸易的政策。1766年规定每年到中国的商船数为：阿姆斯特丹2只，热兰1只，北方或南方地区1只。1774年为弥补公司力量的不足，允许小商会加入对华贸易活动，但每4年只轮1次（注：C.J.A.J＠①ry,op.cit,p.37.）。从1756～1762年，荷兰年均进口茶叶16441担，1763～1769年年均28546担，1770～1777年年均34818担（注：LouisDermigny，LaChinaetL''''Occident：LeCommeroeàCantonauXVⅢ[e]siècle1719～1833，S.E.V.P.E.N.1964，TomeⅡ，p.539.），1778～1780年年均35497担（注：H.B.Morseop.cit,Vol.Ⅱ,pp.35、40、50.）。
荷兰所进口的茶叶大部分流入英国。由于英国对茶叶科以重税，造成茶价比其他国家高。以武夷茶为例，1756～1762年，伦敦的茶价比阿姆斯特丹高43.91％，1763～1769年高30.11％（注：LouisDermigny，op.cit.，TomeⅡ,p.639.）。因而英国成了荷兰走私茶叶的对象，而热兰更是走私茶叶的重镇。但是，荷兰不肯出好价购买质优的茶叶，所售的茶叶大都是质次陈茶或在欧洲茶市上属于档次较低的茶种，所以荷兰茶在欧洲声名狼籍，荷兰一名儿成为劣茶的同义语。
进入18世纪以后，英国不断对荷兰海上霸权进行挑战。1780～1784年英荷战争使荷兰海上霸权遭到沉重打击，荷兰对华贸易在1781～1782年基本停顿。荷兰商船受到英国战舰的掳掠，被迫以第三国名义进行贸易。在广州的荷兰商人由于得不到及时财政补充，被迫举债过日（注：C.J.A.J＠①ry，op.cit.，p.40.）。荷兰对华贸易陷入困境。
战争结束后，荷兰马上恢复对华贸易以弥补损失，可惜今非昔比。英国在1784年通过减税法，大幅度降低茶税。与此同时，美国派中国皇后号也于1784年到达广州，荷兰又多了一个竞争对手。不过，由于英国此时尚不能完全满足本国对茶叶的需求，英国东印度公司卖给本国茶商的价格仍较高，如武夷茶每磅44便士，熙春茶每磅121便士，而法国、荷兰、丹麦、瑞典的走私茶价只是19便士和69便士（注：H.B.Morse，op.cit.，Vol.Ⅱ，p.116.）荷兰继续向英国走私茶叶，单J.J.Voute&Sons公司在1784～1786年走私入英国的茶叶多达800万磅，占英国茶叶市场的40％以上。荷兰对打入英国茶市仍持乐观态度，甚至计划将阿姆斯特丹变成欧洲的茶叶中心（注：C.J.A.J＠①ry,op.cit,p.41.）。
这个计划只是荷兰一厢情愿的梦想。
首先，英国在1784年后对华茶叶贸易有了飞速的发展，1786年英国占广州茶叶出口总额一半以上，超过其他国家的总和（注：H.B.Morse，op.cit.，Vol.Ⅱ，p.119.）。其次，在荷属东印度殖民地，当地人民不满荷印当局的残酷压榨，以“走私”土产的形式进行斗争，使荷兰无法获取足够的土产用于对华贸易，同时，中国帆船不堪荷印当局的横征暴敛，转驶他处，使巴达维亚的贸易急剧下降。（注：伦纳德·鲍乐史（LeorardBlusse）：《荷兰东印度公司时期中国对巴达维亚的贸易》，载《南洋资料译丛》，1984年第4期。）。第三，荷兰东印度公司本身存在严重经济危机，1791年公司的赤字高达9600万荷盾（注：D.G.E.Hall，AHistoryofSoutheastAsia,MacMilllan&Co.，London，1968，p.341.），公司拿不出足够的现金购买较好的茶叶，只能在广州采买在欧洲茶市不再属于热门货的武夷茶，而且还大量赊帐，1788年荷兰欠广州行商的债款多达250万荷盾（注：C.J.A.J＠①ry,op.cit.，p.42.）。荷兰在中国商人中信誉扫地，无法与其他国家争购茶叶。第四，美国于1789年开始对欧洲转口茶叶征进口税，堵住荷兰茶的去路。荷兰本身没有征收茶税，欧洲国家抓住这一点将茶叶反销至荷兰（注：Ibid,p.43.）。外茶倒灌，实际上敲响荷兰茶叶贸易的丧钟。
两起战争皆因鸦片而起，都以清政府丧权辱国为结局。它们不是孤立的，是有着内在联系的历史事件，有其共性。因此在教授这两课时，采用纵横比较的方法，则能使学生对两起历史事件、现象的全过程有一个全面的系统的理解和认识。它有利于帮助学生透过现象看清本质，培养学生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观察、理解、分析和评价历史以及识辨大是大非的能力。这也是根据学生怎样学来设计自己怎样教的重要原则。
首先，这两次鸦片战争，有相似之处，可把它们进行比较、分析，找出它们的异同点。
两次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是西方列强的侵略扩张。第一次，是英国迫切需要对外夺取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第二次是英、法、美等国，想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扩大侵略权益，并使之合法化。所谓战争的导火线，仅是发动战争的借口。基于此，可廓清这一特定历史现象所反映的本质问题。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借口，是中国的禁烟运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借口是“亚罗号事件”和“马神甫事件”。试想，当时如果没有禁烟运动，没有两起事件的发生，它们就会偃旗息鼓吗？否。它们依然会寻找另外的借口发动战争。因为它们早已选中中国作为其侵略对象，蓄谋已久，战争迟早要爆发。
在教学中启发学生透过历史的表面现象，认清侵略者的本质和狡诈手段，区别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发展进程的特点，从而提高学生鉴别事物的能力，这是历史教学应遵循的原则之一。
在这两次反侵略战争中，我们试比较一下清政府、爱国官兵和中国人民各持什么态度，就很容易看出清政府的丧权辱国和人民大众的英勇不屈。如：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清政府内：道光帝惊恐万分，派琦善到广州与英军谈判，琦善妥协，奕山投降，牛鉴临阵脱逃，后来签订了屈辱的中英《南京条约》、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浦条约》。爱国官兵和广大人民：三元里人民抗英，关天培、葛云飞、陈化成等英勇牺牲。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清政府不作认真的战争准备，完全寄希望于俄美两国“调停”。当英法联军攻占天津后，咸丰帝逃往承德避暑山庄，最终签订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瑷珲条约》等。与此相对照的是，南海、番禺两县几万人民成立团练局，抵抗侵略；防守大沽炮台的士兵开炮打击入侵者，大沽人民冒着枪林弹雨，给战士送饼送面。
我们再分析一下战争的性质、结局、战败的主要原因。这里应指出的是，两次鸦片战争对于中国人民来说，都是反对外来侵略的正义战争。英、法、美等国是侵略者，是非正义的，而中国都是战败国。正义之师折旗受辱，究其最主要的原因，是腐朽的封建制度造成的，尤其是清政府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导致中国经济和军事落后，经不起洋枪洋炮的打击，亦是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战胜了落后的、腐朽的封建制度，铸成民族的奇耻大辱。
那么，鸦片战争给中国造成的影响又如何呢？战前，中国是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战后，列强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攫取了巨大权益：中国领土丧失，中国遭破坏；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品源源不断地倾销中国市场，中国经济遭到扼杀。中国从此由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除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更加尖锐外，还增添了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中国人民被迫肩负起反帝反封建的双重革命任务。鸦片战争成为中国历史的转折点。
再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联系《南京条约》加以比较分析，可以进一步认清列强们得寸进尺的强盗嘴脸和清政府步步退让的腐败无能。
两起战争皆因鸦片而起，都以清政府丧权辱国为结局。它们不是孤立的，是有着内在联系的历史事件，有其共性。因此在教授这两课时，采用纵横比较的方法，则能使学生对两起历史事件、现象的全过程有一个全面的系统的理解和认识。它有利于帮助学生透过现象看清本质，培养学生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观察、理解、分析和评价历史以及识辨大是大非的能力。这也是根据学生怎样学来设计自己怎样教的重要原则。
首先，这两次鸦片战争，有相似之处，可把它们进行比较、分析，找出它们的异同点。
两次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是西方列强的侵略扩张。第一次，是英国迫切需要对外夺取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第二次是英、法、美等国，想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扩大侵略权益，并使之合法化。所谓战争的导火线，仅是发动战争的借口。基于此，可廓清这一特定历史现象所反映的本质问题。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借口，是中国的禁烟运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借口是“亚罗号事件”和“马神甫事件”。试想，当时如果没有禁烟运动，没有两起事件的发生，它们就会偃旗息鼓吗？否。它们依然会寻找另外的借口发动战争。因为它们早已选中中国作为其侵略对象，蓄谋已久，战争迟早要爆发。
在教学中启发学生透过历史的表面现象，认清侵略者的本质和狡诈手段，区别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发展进程的特点，从而提高学生鉴别事物的能力，这是历史教学应遵循的原则之一。
在这两次反侵略战争中，我们试比较一下清政府、爱国官兵和中国人民各持什么态度，就很容易看出清政府的丧权辱国和人民大众的英勇不屈。如：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清政府内：道光帝惊恐万分，派琦善到广州与英军谈判，琦善妥协，奕山投降，牛鉴临阵脱逃，后来签订了屈辱的中英《南京条约》、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浦条约》。爱国官兵和广大人民：三元里人民抗英，关天培、葛云飞、陈化成等英勇牺牲。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清政府不作认真的战争准备，完全寄希望于俄美两国“调停”。当英法联军攻占天津后，咸丰帝逃往承德避暑山庄，最终签订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瑷珲条约》等。与此相对照的是，南海、番禺两县几万人民成立团练局，抵抗侵略；防守大沽炮台的士兵开炮打击入侵者，大沽人民冒着枪林弹雨，给战士送饼送面。
我们再分析一下战争的性质、结局、战败的主要原因。这里应指出的是，两次鸦片战争对于中国人民来说，都是反对外来侵略的正义战争。英、法、美等国是侵略者，是非正义的，而中国都是战败国。正义之师折旗受辱，究其最主要的原因，是腐朽的封建制度造成的，尤其是清政府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导致中国经济和军事落后，经不起洋枪洋炮的打击，亦是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战胜了落后的、腐朽的封建制度，铸成民族的奇耻大辱。
那么，鸦片战争给中国造成的影响又如何呢？战前，中国是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战后，列强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攫取了巨大权益：中国领土丧失，中国遭破坏；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品源源不断地倾销中国市场，中国经济遭到扼杀。中国从此由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除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更加尖锐外，还增添了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中国人民被迫肩负起反帝反封建的双重革命任务。鸦片战争成为中国历史的转折点。
再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联系《南京条约》加以比较分析，可以进一步认清列强们得寸进尺的强盗嘴脸和清政府步步退让的腐败无能。
关键词：鸦片战争；危害；现代文明
19世纪上半期欧美资本主义正处于上升阶段，英国工业革命已经完成，法、美工业革命也正在迅猛发展。工业资本主义生产的存在和发展，需要不断开辟新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而此时的清王朝依旧做着“天朝上国”的迷梦，清王朝统治集团虚骄自大，闭目塞听，对世界形势茫然无知。
清政府仍旧推行闭关锁国的外交政策，中国依然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正当的中英贸易中中国处于出超地位。当时的英国政府已感到在中国这个封闭了几千年的古老大国，单靠贸易手段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为了扭转对华贸易逆差，英国地向中国输入鸦片，鸦片严重危害到清政府的统治，道光帝任命林则徐禁烟，但林则徐的禁烟运动却成为英国政府使用“炮舰政策”的借口。为了打开中国的大门，1840年英国悍然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
一、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的危害
鸦片战争中国战败，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一八四三年七月与十月，耆英和璞鼎签订了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即《虎门条约》)，对《南京条约》进行了补充和具体化，对关税税率、领事裁判权，最惠国待遇等又达成了协议。一八四四年七月三日，耆英与美国全权代表顾盛在澳门望厦村签订了《中美五口贸易章程》即《望厦条约》，一八四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耆英与拉萼尼在停泊在广州黄埔的法国兵舰上签订了《中法五口通商章程》(《黄埔条约》)美国和法国与中国达成同英国相同的权利。鸦片战争对中国的消极影响深远，中英《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的条约。鸦片战争使中国的社会性质发生变化，中国的领土完整和独立的开始遭到严重破坏，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开始解体。
二、鸦片战争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进步性
中英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的签订，尽管由于中国道光皇帝的无能和当时清政府的腐败，落后与封闭，造成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作为一个失败者的中国不能不赔偿战争的费用和损失，接受外国的一些苛刻条件，甚至有些条件直接有损于中国的完整。但是毕竟腐败、落后和封闭的古老中国大门被英国用“炮舰”强行打开了，尽管这个时候打开的仅仅只是一些窗口，但是，它促进了古老的封建与专制的中国的瓦解，对于推进世界文明在中国的发展都具有一定的意义和作用。其主要表现为：
(一)鸦片战争强行打开了中国腐败、落后和封闭的大门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与专制社会，广大民众局限在有限的土地之中，过着一种自给自足的封闭生活，到了满清的后期，这种封闭性与落后性以及腐败性更加突出，当世界在发展，特别是欧洲经济经过近几百年的迅速发展，先进的技术和现代文明，给欧洲民众不仅带来了生活上的改善，而且还带给了欧洲民众较多的自由和民主，使中国与世界特别是欧洲的差距更大，尽管西方各国在打开中国封闭大门时，采用了“鸦片”和“大炮”两种不文明的手段，但是中国的封闭大门毕竟是需要打开的，外部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这种进程。
(二)促进了中国商业的发展
由于《南京条约》规定了五口通商，先后开放广州、厦门、上海、宁波、福州为商埠。五市的开市和开埠，促进了当时五市商业的发展，旧日的商业中心广州和新起的商业中心上海最为繁盛，其他次之，中国也出现了一批大商人如广州的吴健彰，扬坊等人，这些拥资百万的商人，尽管有些商人是依附于外国人，但是毕竟是中国较早的具有现代商业意识的商人，他们促进了当时中国商业的发展。
(三)带来了欧洲的现代文明和技术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2)05―0056―04
在新中国中学历史课程内容演变史上，鸦片战争乃必选史实。关于鸦片战争的历史定位，史学界和中学历史教学界都一致认定它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自此，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为近代史鸦片战争观。但是，从清史角度看，鸦片战争发生于道光二十年的晚清时代，它又是清史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为清史鸦片战争观。近代史鸦片战争观强调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质变而淡化了清史本身的内在连续性；清史鸦片战争观重视清史本身的内在连续性而淡化了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质变。举目时下的中学鸦片战争史教学，近代史鸦片战争观如观烛照，而清史鸦片战争观则晦暗不明。因此，恰当地调适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于深化中学鸦片战争史教学大有裨益。
一、近代史鸦片战争观聚焦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质变而易淡化清史本身的内在连续性
(一)近代史鸦片战争观的由来
近代史鸦片战争观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抗日救亡时期。当时，空前的民族危亡促使一批史学家把中国近代史的研究重心转向了揭示帝国主义侵华与中国人民的抵抗史，以增强团结御侮的民族凝聚力。于是，鸦片战争就从一般性历史事件转变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蒋廷黼、陈恭禄、李平心等史学家所著的《中国近代史》都从鸦片战争写起，认为鸦片战争开始了中国近代反侵略的历史。其中，李平心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他认为，以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发端，理由很简单。鸦片战争是中国开始为国际资本主义浪潮所袭击，引起社会内部变化的一个重大关键；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才日益走上殖民地道路，引发了社会各方面的巨大转变。
与史学研究相比，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学鸦片战争史教学表现出一定的滞后性，当时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并未将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但是，鸦片战争作为反抗西方侵略的历史起点的看法日益彰显。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持的理论方法虽然与前述史学家不同，但是，在鸦片战争的历史定位上却表现出趋同性。20世纪30年代以后，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一系列著作中反复申明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开端的历史地位。他认为，中国近代史就是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它是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史学界和中学历史教学界普遍接受了关于鸦片战争历史定位的看法，近代史鸦片战争观也就从民国时期的一种史学观点上升为国家和政府的意志，相沿至今而成不易之论。
(二)近代史鸦片战争观揭示了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质变却淡化了清史本身的内在连续性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近代史鸦片战争观的主流内涵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中国人民的抵抗。新中国成立以后，近代史鸦片战争观的主导内涵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经历了一个历史发展过程。1912年，列宁在《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中首次使用“半封建的农业国家”来说明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1915年，列宁又在《社会主义与战争》中首次提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来说明近代中国的国际地位。此时，“半殖民地”和“半封建”还是两个相互分离的不同概念。1926年，随着国民大革命运动的高涨，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第一次将两者联为一个完整的新概念，即“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中国”，以此概括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此后，这一概念就为中国共产党人所普遍认同和沿用。1939年，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从六个方面系统地概括了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特征。后来，的“两半论”就成为新中国近代史学研究和中学历史教学“两半论”的基本立足点。
对于“两半论”的提法，史学界有两种看法。第一种观点是不同意用“两半论”来概括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中，曾经出现过“商业资本主义社会”“宗法封建社会”“封建思想所支配的初期资本主义”等种种提法；又如，在新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学界倾向于使用“半殖民地社会”来界定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而不愿意使用“半封建社会”这一概念。第二种观点是对“两半论”提出新理解。传统观点一向是从政治上的半殖民地和经济上的半封建来分开论述“两半论”的，新观点认为，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一个完整的社会形态，不能机械地把“半殖民地”和“半封建”断为两截。
近代中国社会如何定性，学界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但是，异中求同，大家的讨论还是具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即近代中国社会确实发生了与传统社会不同的一些大变化、大转折。其实，早在鸦片战争以后的晚清社会，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就已经意识到了这种变化，从而形成了“变化”的时代观。例如，李鸿章在1874年的《筹议海防折》提出，中国当时正处于“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遇到了“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此后，“变化”就成为学界对中国近代社会主要特征的概括。那么，这种变化始自何端呢?学界的主流观点定于鸦片战争。因为鸦片战争是英国凭借工业革命之力持续地、正面地、大强度地撞击中国的开始，引起了中国社会内部持久地、剧烈地、全面地变革。鸦片战争之前，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俄罗斯等国家虽然已经叩响了中国的大门，但是，这种撞击毕竟是零星的、时断时续的、局部的，它并没有引起中国社会内部的剧烈变化。总之，近代史鸦片战争观的核心在于揭示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历史质变。
任何史学观点都具有两面性，如果一味地强调一面而忽视另一面，就会带来历史思维的僵化，形成历史认识的误区。近代史鸦片战争观的僵化人为地割裂了清史本身的内在连续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从历史学二级学科的分类来看，鸦片战争划分了中国古代史与中国近代史，也把完整的清史拦腰截断，鸦片战争以前的清史属于中国古代史，鸦片战争以后的清史属于中国近代史。第二，从史学研究来看，清史学者与晚清近代史学者各为畛域，清史学者很少关注晚清近代史，晚清近代史学者也很少溯及清代前中期的历史。通史性著作如此，学术论文索引的编排亦如是。第三，从历史教学来看，鸦片战争史教学往往笼统地罗列晚清社会的历史表象，很少深究其渊源性的内在制度根源，缺乏说服力。所以，在近代史鸦片战争观的局限性日益固化的情况下，清史鸦片战争观或许可以弥补其不足。
二、清史鸦片战争观重视清史的内在连续性却易淡化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质变
对于鸦片战争的发生与失败，近代史鸦片战争观一般会强调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帝国主义的外在侵略本性，它虽然迎合了近代屈辱民族情感的宣泄，却遮蔽了对历史内因的理性深
究。实际上，在国内外史学界，从整体清史的角度来探究鸦片战争史的观点也一直不绝于书。其中，美国“哈佛学派”的观点颇具代表性。费正清和邓嗣禹从清朝传统的纳贡制度梳理出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世界秩序”观，据此分析鸦片战争发生与失败的深层文化观念原因，并指出这是清朝官僚等级制政治结构在对外政策上的反映。徐中约认为，即使把鸦片战争作为近代的起点，也仍需要熟悉清朝前中期的制度，如果对这些制度不甚了了，就很难理解传统中国向近代中国的转化。蒋廷黼认为，对于李鸿章提出的近代大变局，需要考察其由来。李文海认为，认识鸦片战争以后晚清社会性质的巨大变化，就不能把晚清史与清朝前中期的历史割裂开来。循此思路，下面对鸦片战争的内因稍加分析。
提及鸦片战争的成因，中学历史教师已经形成一个模式化的分析框架：政治腐败、土地兼并、军备废弛、闭关锁国。试问，这些历史表象背后的历史本因又是什么呢?这恐怕就会涉及清朝统治者的治国策略，其治国策略又会衍生出一系列的制度架构，而这些制度架构又会演化出应对外来冲击的种种历史行为。所以，笔者始终认为，鸦片战争史的教学，如果不能触及清朝最高统治者内心深处的统治思想，仅仅停留在泛化的历史表象，那么，这样的教学难免流于肤浅。
清朝的统治思想离不开所处的内外环境。在清朝前中期，从外部环境看，来自外部的冲击虽有，但持续性和强度都不大。从内部环境看，一是边疆少数民族问题，虽然一度突出，但在恩威并施下也“四夷宾服”；二是占绝大多数的汉族问题，虽然统治者口称“满汉一家”，但内心的防范意识一直没有放松。所以，清朝前中期的统治思想就是“防内”为上，以求政治稳定。为此，牺牲发展也在所不惜。
“防内”统治思想在清朝制度的各个层面都有体现，限于篇幅，也由于鸦片战争与清朝的军事制度直接相关，下面就重点探讨一下“防内”思想在清朝军事制度上的表现，庶几能够窥探鸦片战争失败之内因。
1.“防内”思想使“重文轻武”渐成社会风尚。在清朝前中期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中，武将的品秩和薪水虽高，却无文官治民理财的实权，文科举成显途，以拉硬弓中试的武将沦为一介鲁莽武夫。督抚将兵，防内治民尚可，一遇强劲外敌则难免纸上谈兵。
2.“防内”思想使清军的治安警察色彩浓重，防外敌的国防军职能淡化。一是以满人为主的八旗监视以汉人为主的绿营，以满防汉。二是把汉人武装的绿营进行分散驻扎，以汉人防汉人。内地绿营主要是镇压叛民、弹压盗匪，沿海绿营主要是缉捕海盗。据茅海建的考证结论，清军营以下部队没有集中驻扎于一处营房的，而是数名、十数名、数十名、最多数百名分散在汛、塘、卡、台等要冲之地。三是分散驻扎的绿营兵出于给养的方便，平时都在家中生活，上班值勤，下班回家。为了供养家眷，许多兵丁都兼职赚钱，开茶室、做买卖、当帮工、修脚、搓澡不一而足，甚至还有走私鸦片的，“兵匪”之名并非空穴来风。
3.“防内”思想使清军的武器研制长期停滞不前。在清军武器装备史上，火器技术的快速提升是在明、清争夺天下之际。当时，明朝聘请西方传教士制造火器，一度重创八旗兵。满洲人迅速仿制明朝火器，火器技术从无到有并快速发展。但是，明朝灭亡以后，大规模战争结束，清朝对火器的改进动力渐失，致使火器技术长期低水平徘徊。一是火器的普及率低。当时英国已处于初步发展火器时代，而清军仍处于冷热兵器混用时代。例如，据茅海建估算，就全国范围而言，鸟与刀矛弓箭手的比例大约是5：5。二是火器的使用年限长。据茅海建考证，在一般情况下，鸟枪使用几十年极为平常，有的竟达166年之多。三是火器技术还停留在明清之际的水平，以致有“土枪土炮”之谓。清军的鸟枪发射前须从枪口装填火药，再塞入弹丸，以火绳为点火装置，遇到风雨天则极难点火，存在射程近、射速慢的致命伤。英军枪支的点火装置是摩擦式或撞击式，射速快、射程远。清军的火炮铁质差、炮壁厚而粗糙、难移动瞄准而易炸裂自伤。英军的火炮炮壁薄而内膛光洁、炮身轻易转动利瞄准。清军的火药凭感觉经验配方，以手工作坊生产，杂质高、颗粒粗、大小不一，致使燃烧很不充分，威力小。英军的火药按照科学实验数据配方，以工厂生产，燃烧充分，威力大。
从军事角度看，影响战争胜负的直接因素主要包括将领的指挥、士兵的调集以及武器的配备。据此，清军是文官将兵、士兵分散、武器陈旧。英军远道而来，兵力处于劣势，在鸦片战争初期只有7000人，到战争末期也不过2万人。清军以逸待劳，兵力处于优势，在鸦片战争中曾经动员过10万大军。但是，具体到某一战事，清军的兵力往往与英军持平或处于劣势。这样，战争的结果也就早已注定。
由是观之，晚清鸦片战争的失败与清朝前中期的政治统治策略以及军事制度设计有着直接的内在关联。但是，由于近代史鸦片战争观的一统天下，致使中学历史教科书对此未予溯及，极易使中学师生把鸦片战争的失败完全归于英国帝国主义的侵略。
当然，清史鸦片战争观容易使人们忽视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巨变。对于鸦片战争的失败，清人并没有感受到近代世界的大变化，而是把败因归于林则徐等个别人的“误国”。清末的主流教科书称鸦片战争为“鸦片烟之战”，认为鸦片战争只不过是欧人东来以后的一个普通历史事件，对中国的历史进程并没有多大影响。民国初年，一些历史学家主张以“清初”作为中国近世史的开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学历史课程标准和历史教科书也持同论，认为鸦片战争的影响主要是鸦片烟毒的泛滥，尚未认识到鸦片战争的近代转折意义，无法体现中国近代历史的特殊性。
三、历史的延续与变化：近代史鸦片战争观与清史鸦片战争观的调适
从客观历史进程来看，历史是在延续与变化中以曲线形之波浪演进的。历史的延续与变化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但是，从历史学的研究来看，历史变化的研究往往是学界的强音，而历史延续的研究则成为低音。钱穆认为，没有变，不成为历史；历史本身就是一个变，治史所以明变；历史时代之划分，即划分在其变上。张荫麟认为，历史是变动的记录，通史编写要显示出全社会的变化所经诸阶段和每一段之新异的面貌和新异的精神。历史变化之声虽然高亢，但历史延续之音也犹在耳，顾颉刚的历史“层累”说、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年鉴学派的“长时段”理论都在提示历史延续的重要性。其实，历史变化只是体现了历史的动的方面，在历史变化之下，则是沉潜的历史暗流，它静静而缓慢地流淌，以至于我们常常会忽略其存在。但是，历史变化决不是断崖式的突变，也不是中断式的跃进，而是连续性的渐变，历史的延续就是连接各个变化之间的纽带，也是探究历史变化之故的线索。所以，辩证地处理历史变化与历史延续的关系，是搞好中学鸦片战争教学的史学理论前提。
笔者并不以时间来阐述陈舜臣对于整个鸦片战争的看法，而是把这部书分为人物和事件两个方面来论述，因为历史本身就是由人物与事件两个维度构成的，事件是道路，人物是车辆，互为表里才可推动历史的发展。所以，下面就分为《鸦片战争》的重要人物和《鸦片战争》的重要事件两个小标题来展现台湾作家视野下对鸦片战争较客观的呈现。
一、《鸦片战争》中的重要人物
提起《鸦片战争》中的人物，无论是史学家还是文学家最先想到的人物就是林则徐。而陈舜臣的这部书却把林则徐放到了一个次要位置，笔者认为，这与林则徐在整个鸦片战争中做的事密切相关，由于上文已述及，作者是叙述了整个鸦片战争的起止，尤其是起因站到了全部篇幅的三分之一，所以林则徐在这里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鸦片战争的起因无论是中学课本还是专业史论都已经说得很明确了，一句话就是：英商对华贸易是入超，为了变成出超就想到了鸦片贸易，但该贸易并不是政府行为，这也可从很多鸦片战争的档案中得到佐证。林则徐之所以被后人描绘成民族英雄最根本的原因是虎门销烟，再加之他后来又被道光帝革职，就更凸显他的高大，还有在他主持编写的《四洲志》基础上编写的《海国图志》更被后人视为伟大。如果眼光追溯到提出禁言之前来看，林则徐与鸦片问题没有太多的联系，而在鸦片战争爆发三个月后（指1840年9月底）他就被革职了。所以无论从历史的高度看还是具体事件看，林则徐所做的虎门销烟只是一个导火线，即使不硝烟也会通过别的方法禁烟，鸦片的危害连英方都承认，正如曾驻印度的总督哈思丁所说：“鸦片不是生活必需品，而是一种有害的奢侈品，它应当是受到禁止的，明智的政府应该严格限制鸦片在国内的消耗。”不是像过去传统观念中在鸦片战争中起着多大作用，他仅是一个重要人物。
作者的眼界已触及到了思想层面，具体而言就是对龚自珍的刻画。随着近代史学者的不断深入研究发现我们曾经认为的一个先驱思想家，逐渐也被还原成一个具有七情六欲的自然人，对于龚自珍的暴死的一种说法是关于他与某个亲贵的妻子有染另有一种说法是其死于穆彰阿之手，陈舜臣结合了这两种说法和龚自珍诗作对于其与女性的描写进行了合理想象，塑造了穆彰阿收房的一个容貌出众的江南藉小妾与龚自珍一见钟情，即刻苟且。这些塑造都极力地把一个看似不食人间烟火的的思想家，还原成一个真实的人，并且指出龚自珍的诗作里面有很多的关于女人的诗句。其实思想家也好，诗人也罢，总归都是活生生的人。
对上面提及的，过去认为是反面人物的穆彰阿，笔者认为陈舜臣可以说的一句话可以说是一针见血：“希望维持现状的营垒。”[1]“鸦片战争败就败在像潘世恩这样的没有大错的人身上。”[2]说明这些人是鼠目寸光，但是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口，这些人就自然显得鄙陋了。陈舜臣的高度、开阔且客观的视角在中国相关影视剧中是不多见的。
二、《鸦片战争》中的重要事件
由于前面人物部分已把重要人物说了一下。所以笔者下面主要从鸦片战争的起因经过结果截取三件次要人物所做的事件来看陈舜臣立场的客观性。
（一）率船刺探情报
胡夏米是官方史书中确定的侵略分子，这一次确实是未带鸦片，小说通过对话刻画出中英两当事国的国情，一个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想要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一个是具有大国霸气的闭关锁国行为。
他目的是让中国人不要怀疑他们的诚意，实际上是看在广东以有没有合适英国商船停靠的港口，并搜集中国地理资料，这其中穿插着中方不止一次的驱逐，
（二）中立看弛禁
严禁派在我国传统史学界始终是全盘肯定，反过来对于弛禁派一直是全盘否定。但陈舜臣对于两派的论述与其说是中立不毋宁说是写史之笔。严禁派中的重治吸食的办法是不可取的也没有现实可操作性，这在今天看来很容易理解。然而弛禁派中也有很多论述严禁官僚兵丁吸食的，对于普通民众是持放任态度，这在当时是在平常不过了，所以作者认为是一种渐进的方法。笔者认为改革必须渐进，否则产生急转直下的后果。
（三）指挥官不腐败
过去对于鸦片战争的战败归罪于官僚阶层的腐败，现在通过史料的比较来看是有失偏颇的。而陈舜臣笔下在描绘广大将领时的确是相当客观的，在他笔下只有奕山一个腐败分子。陈舜臣以近乎历史的笔触指出这些高官无论琦善还是伊里布、耆英对于指挥战争都有详尽的刻画，把这些高官复杂的内心都暴露了出来，指出都是为皇上背黑锅。笔者认为他们又是满族亲贵，所以更令后人指责。至于裕谦和余步云更是通过心理描写从正反两面很好的解释了人物在当时的选择，即使余步云被判死刑但在作者眼中仍然是过分的。因此，在陈舜臣世界中都不可否定这些人的为官成绩，而且战败甚至是脱逃都与腐败没什么必然关系。所以笔者世纪末认为综合来看腐败导致鸦片战争中国失败这一军事因素是值得商榷。
三、余论
综上，笔者从历史视角看作为历史小说的《鸦片战争》是写得比较真实客观，也是基于这种客观而对于该书的文学性则不敢恭维。作为小说的《鸦片战争》写得再不好的也有好的一面，这是唯物辩证法赋予的智慧。大陆研究历史的史学工作者也要以客观中立的眼光来观察和对待历史，而这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