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海西；闽台文化；闽南传统文化；两岸文化交流
[作者简介]杨行健，集美大学政法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福建厦门361021
[中图分类号]G1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0)05－0113－06
改革开放后，在两岸20多年的交流中，闽台之间的文化交流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些交流利用共同的文化源流，为两岸开启了宝贵的沟通之门。可以说，两岸关系能有今日之成就，闽台文化交流功不可没。就渊源看，闽台血脉相承、文化同根，闽台文化是中华文化范围内的地域文化，而这种地域文化是立基于海西地方传统的。闽南传统文化作为海西地方传统乃至中华文化的一个子系统，其内涵精深丰厚。
一、关于闽南传统文化
(一)闽南传统文化的含义及内容
闽南传统文化泛指民俗(单民俗方面就包含很多宗族节日现象)、方言、戏曲、建筑、、民间文艺、手艺等事象。
传统文化是一种很广泛的概念。通常所说的传统文化，是指从古沿袭至今的、具有世代相袭特点的文化事象。一般而言，闽南传统文化包括两层含义：其一，这种文化事象必须是从古沿袭至今的。有些产生于近代而不是从古沿袭下来的文化事象，或者对民间社会影响不大的文化事象，便不能算传统文化，一般不纳入闽南传统文化研究的范畴。其二，传统文化必须具有族群认同感及世代传承特点。那些虽然从古沿袭下来，但由于中原人南迁闽南、地域及气候等因素的改变导致迅速解体的文化事象，一般不作为闽南传统文化研究的内容。所以，我们所说的闽南传统文化，不是指单纯中原古汉文化的大量保存及继承，而是指在此基础上结合闽南本地气候、地形、土著文化等而发展起来的文化现象。
闽南传统文化方面：关帝圣君、玄天上帝、开漳圣王、保生大帝、三平祖师、天上圣母(妈祖)、广惠圣王、水仙尊王、广泽尊王、清水祖师三代祖师、惠泽尊王信仰。
戏曲方面：泉州代表戏曲南音、高甲戏、漳州竹马戏、厦门歌仔戏、潮汕与漳州云宵、东山、诏安一带戏种潮剧等闽南地区各类木偶戏。
民间手艺：木版年画、八宝印泥、剪纸手艺、木雕、石雕手艺、漆工、扎灯、染布等。
民俗方面：送王船、拾福分、普度、尾牙、端午、中秋、抢头香、割香、做功德、巡镜、镇五营、巡安等。
闽南民间文艺：舞狮、龙艺、踩高跷、大鼓凉伞、拍胸舞、漳州木偶、泉州高甲戏、同安宋江阵、小坪褒歌等。
(二)闽南传统文化与中华文化
闽南传统文化是中华文化这一母体文化中的重要分支之一，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种不可分割性具体表现在如下几方面：其一，全世界使用闽南方言的人口达4000万人以上。闽南方言的形成与中原汉人在历史上三次大举南迁紧密相联。现泉州、漳州等地使用的闽南语中的“十五音系统”即源于东晋中原汉语。中原汉人的第二次大举南迁是在唐末年间，带来了唐朝的中原汉语。中原汉人第三次大举南迁大约在宋高宗年间，带来的是唐宋时期的北方方言。这种北方方言就是现在流行于闽台等地的闽南方言前身。由于历史与地理方面的原因，闽南方言至今基本保留唐宋时期中原汉族北方方言的风貌。其二，闽南的经济文化和风土习俗源于中原文化。现在的泉州地区，包括惠安、南安、晋江、石狮等县市，其工商文化和风土习俗保留着与中原文化非常密切的乡土遗迹。泉州、惠安、晋江的梨园戏、高甲戏、南音南曲等戏曲艺术，至今仍保留着晋唐时期的艺术风韵。闽南文化在其历史变迁中，历经沧桑，但始终保留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无论土木建筑还是石雕木刻，无论是造船打铁还是渔猎农耕，也无论是婚丧礼仪还是节日庆典等，至今仍可以从中领略到中华民族文化的余韵。其三，闽南沿海地区有着悠久的造船历史。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福建的先民就“以船为车，以楫为马”。隋唐时期，泉州地区是当时全国主要的造船基地之一。宋元时期是泉州海外交通鼎盛时期，也是泉州地区造船业最发达的时期，惠安的洛阳、白沙、西方、百崎、秀涂、崇武，石狮的坩江、祥芝，晋江的永宁、金井、深沪、东石、安海，泉州的乌屿、埔等地遍布船厂。其四，闽南地区自古以来海外交通贸易发达。在宋元时期，闽南作为福建南部的一个重要地区，也是进行海外交通贸易的重要港口。两宋时期，泉州、晋江、惠安等地的海外交通贸易非常发达。其五，闽南沿海地区的人民，自古以来以海为生，世世代代以海为家，奋斗不息。闽南沿海由于其土地贫瘠、海岸线长，老百姓大多以海为家以海为生。深海捕捞、远洋运输、近海养殖。战狂风、斗恶浪，以海为生，成为闽南渔区人民世世代代奋斗不息的历史画卷与现实写照。
二、深入研究闽南传统文化的现实作用
(一)有利于加强闽台交流、促进祖国统一
总书记2006年元月视察福建时指出，80％以上的台湾居民祖籍福建，闽南话也是台湾的重要方言，闽南文化深深地扎根在台湾民众精神生活中，福建要运用这些丰富资源，在促进两岸交流合作中更好地发挥作用。因此，我们要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充分发挥闽南文化资源优势，加强文化遗产保护，进一步深化闽台文化交流，促进祖国统一。
闽南地区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厦门、漳州、泉州与台湾一衣带水，是台湾民众的主要祖籍地。人们常说的闽台之间地缘相近、血缘相亲、文缘相承、商缘相连、法缘相循的“五缘”优势也在这里充分展现。闽南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由不同历史时期南移的中原文化与古闽越文化、外来文化多次交融、层层积淀而发展起来的。宋元时期，海外交通贸易发达，泉州刺桐港成为东方第一大港，闽南文化随着“海上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传播到台湾地区和东南亚各地落地生根、发萌滋长。特别是作为共同文化区域的闽南和台湾，尽管历史风云变幻，但闽南的文化习俗和文化精神至今仍然深深地扎根在两岸和世界各地的闽南人的生活方式之中。“闽南”这两个字，在海峡两岸，在一代又一代同胞的心底，始终是一个难以割舍的理念和向往。
泉州、漳州、厦门三地，也是闽南文化的发祥地和保存地。闽南文化与台湾地方文化之间，可谓“一脉相承、相互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之基因处处可寻，构成了闽台文化之间多彩的景观。2005年福建省人民政府公布的101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有40多项与台湾地区有着紧密关系，有许多至今仍在台岛广为流衍传播。福建地方戏曲中，在闽南一带盛行的梨园戏，素有“宋元古南戏遗响”的美称，弥足珍贵，
在台湾都拥有热心的观众；歌仔戏(也称“芗剧”)既是福建的五大地方剧种之一，也是台湾的主要地方剧种，它发萌于闽南，成形于台湾，返流入闽南，至今盛行两岸，成为闽台文化同根同源的鲜活见证；精美精细的木偶雕刻、雅致幽婉的南音、脍炙人口的闽南歌谣等无不传载着两岸的文化关怀和诉求。
近年来，持续不衰的“闽南文化热”吸引了两岸各界的关注。海西文化论坛、闽南文化节、闽南语歌曲大赛、两岸姓氏谱牒展暨学术研讨会等文化活动和学术活动，使闽台文化交流更加主题鲜明、深入广泛。“闽南文化热”，也推动了以“闽南文化”为主题的闽台文化交流进一步密切与丰富，成为维系两岸人民情感的重要纽带。我们可以期待，随着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和发掘、整理、交流的加强，必将使“五缘”的优势得到充分的发挥，“六求”(经贸、交通、旅游、农业、文化交流和载体建设)进一步拓展、合作，也必将为闽台关系的良性互动和发展提供重大的物质和精神支持。
(二)有利于传承文化遗产、促进文化繁荣
闽南地区文化积淀深厚，传统文化生态充满着生机和活力。泉州市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24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是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6个综合性试点之一。泉州拥有20处部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0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1项首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20项省级非遗保护项目，数量列省内各设区市之首。漳州是1986年公布的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现有国保单位15处、省保单位58处、6个首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16个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厦门市现有7处国保单位、19处省保单位、5项首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8项省级非遗保护项目。闽南三地的文化遗产项目分别占福建省目前拥有的部级和省级保护名录项目总数的51％和43％。同时，全省26个部级民间艺术之乡中，有18个聚集于此；同时还聚集了众多成规模、成建制的民间职业剧团；民间南音、北管吹奏、吟诵等民间社团更是近2000个。流布于闽南民间的乡土文化，灿若星海，美不胜收。
海内外闽南乡亲、闽南籍闽商，是保护和弘扬闽南文化的重要力量。热心文教、回馈桑梓，是海内外闽南乡亲和闽南籍闽商的共同心愿和实际行动。在闽南，许多文化设施场馆、民间信仰场所的建设，民俗文化活动的举行，都是在闽南乡亲、闽南籍闽商捐资捐赠下而成；在闽南，无论是政府、社会、民众，还是台胞、侨胞，无不希望闽南文化代代相传、薪火不熄。闽南还是全省经济发展最快、最活跃、基础最扎实的地区，当地党委、政府亦高度重视社会经济文化协调发展及其闽南文化生态的整体性保护。随着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和发掘、整理、交流的加强，有利于传承以闽南文化为主的优秀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以地域文化的繁荣推动海西以及全省文化的繁荣。
(三)有利于促进文化强省建设
福建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福建文化强省建设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十分强调文化是根、是主题，文化是软实力、是生产力。2006年3月，在厦门闽南文化生态保护研讨会上，黄小晶省长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加快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具体要求和目标任务。2008年，福建省人大开展了“一法一例”(《文物保护法》《福建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条例》)的执法检查，主题是文化遗产保护。省委、省政府分管领导还多次深入闽南地区调查研究，提出了闽南文化整体保护的措施和办法。同时，组织专家学者进行周密研究和多方论证，制定了《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规划纲要》，从保护区建设的指导思想、方针、原则、保护目标，到保护范围和对象、保护方法、步骤和计划、保障措施和政策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规划。强调对闽南地区文化生态的整体性保护，要坚持试点先行、总结巩固、规范交流并推广；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坚持重在持续、重在提升、重在运用、重在实效。有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有文化部的精心指导，有国家一批专家学者的关心帮助，有省直各部门的大力支持，有闽南三地的通力合作和共同努力，随着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和发掘、整理、交流的加强，一定会不断取得新成果，从而对全国和全省其他有代表性区域文化的整体保护起到示范和推动作用，从而有效地促进福建文化事业繁荣、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化强省建设。
三、闽南文化传统传承研究现状及举措
(一)在全国首创文化遗产学校教学机制
早在上世纪90年代，泉州市政府就把南音纳入到了中小学校音乐教学课程。泉州师院开设南音专业，招收本科生。厦门在幼儿园开展“闽南民间艺术教育的课改实践”，在小学建立“闽南童谣基地”，在中学开设“闽南文化基础课程知识”，先后编辑出版了8本乡土教材。而漳州则在小学开展了木偶戏、锦歌、灯谜等教学课程，还成立了相关的少儿艺术表演团体。
如今，这一成功的实践已为国家政策所借鉴，《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指出：“教育部门要将优秀文化遗产内容和文化遗产保护知识纳入教学计划，编入教材。”
(二)建立文化遗产社会普及机制。让专业传承与社会普及相结合
据不完全统计，泉州、厦门、漳州三市的南音、北管、咏诵等民间社团近2000个，民间职业剧团250多个。泉州专门成立了拍胸舞俱乐部，厦门举办各类打嘴鼓培训班等。2005年1月，《福建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条例》正式颁布实施，福建成为全国最早以省级立法形式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三个省份之一。这将更好地保持闽南传统艺术多样性、完整性和独特性风貌。
(三)开展基础性的调研工作
近年来，福建省文化部门已经作了两项基础性的调研工作：一是“非遗”项目保护现状调查。调研的福建“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共计232人。调查结果显示，“非遗”项目中自我造血能力较强、有一定产业基础和市场规模的约占10％，这部分传承人既有艺术基础又善于经营，有适度的市场规模，已探索出一条适应市场规律的经营机制、实现新型的传承发展之路。“非遗”项目中自给自足式的局限型约占55％，这部分传承人有一定的市场意识，基本解决生存的问题，小有盈余。但经营模式传统、观念相对保守。“非遗”项目中自生自灭式的濒危型约占35％，这些非物质文化面临着老艺人相继去世、年轻人转业，得不到及时帮救与扶持，市场萎缩乃至濒临消亡的境地。在保护、扶持的过程中，应充分认识到每个“非遗”项目的个性特点和真实需求，采取相应的切实有效的方式和措施。另外，为了记录、保存、抢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厦门、泉州、漳州三市全面开展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并建立了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体系。在此基础上，福建出版了《福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是中国第一部双语版非物质文化遗产图典，也是福建省第一部完整、系统地介绍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工具书。
(四)设立我国第一个文化生态保护区
2007年6月9日，文化部批准设立了我国第一个文化生态保护区――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在厦门、漳州、泉州先行开展区域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工作。2008年5月，福建省文化厅组织专家学者经过周密研究和多方论证，制定了《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规划纲要》，从保护区建设的指导思想、方针、原则、保护目标，到保护范围和对象、保护方法、步骤和计划、保障措施和政策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规划。坚持“试点先行、整体保护、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的实施原则和“重在持续、重在提升、重在运用、重在实效”实践要领。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设立后，省文化厅正协调厦门、漳州、泉州三地按照《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规划纲要》的要求，分步实施，协同建设，整体保护，力争在规划的时间内。在全国率先建成区域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取得经验并推广。“文化遗产日”期间，省文化厅会同有关部门和单位组织了部分文化遗产项目晋京展演展示；部分文化遗产项目展演、展览和讲座；文化遗产保护论坛；公益性文化场馆和“世遗”项目免费开放；地方戏展演；闽台传统文化交流项目；文化遗产进校园、社区、农村展览等，呼应了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设立。
(五)两岸文化交流活动方兴未艾
近年来，“闽台对渡文化节暨蚶江海上泼水节”、“海峡两岸保生慈济文化节”、“海峡两岸民间文化艺术节”、“海峡两岸三平祖师文化旅游节”、“漳台族谱对接和民俗展览”等两岸文化交流活动持续开展。
2008年，在泉州举办的主题为“弘扬闽南文化，增进交流合作，推动海西先行，加快泉州发展”的首届海峡两岸闽南文化节，就有闽南文化论坛、第九届国际南音大会唱、海峡两岸戏剧展演与交流、南少林武术系列活动等15项闽南特色文化活动亮相。
2006年以来，厦门海沧每年举办文化节，并先后多次成功组织了保生大帝神像赴金门、澎湖巡游，有力地促进了两岸文化交流，扩大了海峡西岸经济区的知名度和闽南祖地文化的影响力。
2010年，刚刚落幕的为期12天的“庚寅年保生大帝神像赴台湾巡游暨海峡两岸保生慈济文化节”活动由台北保安宫(台湾保生大帝信仰总会)承办，此次活动是厦门海沧青礁慈济宫、漳州龙海白礁慈济宫和台湾保生大帝信仰总会三地合办并轮流承办保生慈济文化节的第一年。活动主题仍为“健康、慈济、和谐”、“弘扬闽南文化、促进两岸交流”，分巡游活动和文化节活动，主要活动有过境踩街、仪阵表演、家姓戏、养生药膳及药材展、古迹艺术展览等。全国政协常委黄志贤和台北市长郝龙斌为启动仪式开锣。来自厦门海沧青礁慈济祖宫的保生大帝神像自北向南，巡经岛内18个县市，巡游包括保安宫在内的9座保生大帝宫庙，这是保生大帝神像巡游时间最长、路程最远、巡游宫庙最多、参与人数最众的一次。大陆第一部公开赴台拍摄的电视剧《神医大道公――保生大帝》也在文化节期间在台北首映。大陆方面组织巡游交流团100多人、旅游团400多人前往参加开锣仪式等活动，随后赴台中、南投、嘉义、台南、高雄等地8座宫庙开展巡游，5月6日从高雄走“小三通”返回厦门。这些活动，既是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也是展示文化遗产和促进对台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对促进两岸同胞深层次的文化交流、文化认同，增强中华文化的凝聚力，维护祖国的和平和民族的共同利益，具有其他地域文化不可替代的意义和作用。
四、今后闽南传统文化研究的着力点
(一)进一步理解认识闽南文化
闽南通常是指厦、漳、泉。不过，从语言上看，则有一个闽南文化圈，讲闽南话的基本上都是，如福建的龙岩、漳平，台湾地区(台湾同胞的祖籍地主要是泉州和漳州)，广东的潮汕地区，海南，浙江的平阳，江西的上饶等等。
闽南保存了很多古老的节日，如普渡节、中原节等保留得很完整。从宗教、习俗、语言等看，闽南确实保存了许多古代的东西。最有趣的是《世说新语》里面的许多六朝口语词，至今还可以在泉州、莆田一带听到。
闽南的确实相当普遍，这也是闽南文化的一个特点。内地其他地方，各个地区有各个地区的，但是像闽南这里，每个地方，每个村，甚至泉州市区每条街道，每个铺境，都有其信奉的神。另外一个特征，就是和生活密切相关，如生病有医药神，生孩子有保生大帝。老百姓某方面生活比较困难，他就会在某方面造出相关的神，如“床母”、“灶神”等。
闽南的宗教文化也很有意思。宗教本来是封闭的，排他性也最强，可在闽南地区，各种宗教却能共存兼容、和谐相处，不同宗教间的冲突斗争基本没有，这种奇观在外地难得一见。
宗教和海洋文化关系很大。传统认为“坐船跑马三分命”，所以凡能保护自己的神都相信。闽南人地区差别很大，观念也有很大不同。像惠安人乡土观念就很重，同样是靠海，但远渡重洋经商。惠安人就特别少，而晋江人却大量往外跑。两个地方靠得这样近，就是没有互相影响。
闽南的历史文化积淀是非常深厚的。从历史渊源来说，是中原传进来的，但传进来以后。出现了这样一个情况，它在闽南地区生根、开花、结果以后，就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文化子系统――闽南文化。而中原文化本身发生变化以后，它却很少与中原文化再进行交流。
闽南文化的形成可能有这么几个因素：第一，源于农耕社会。当时的中原是农耕社会，所以，闽南文化是农耕社会的产物。第二，夷夏之辩，中原中心主义很突出。当时凡不是闽南人，都被称为“阿北仔”(闽南话，北方佬)。第三是海洋的影响。从一千多年前的唐代开始，闽南人就越海渡洋，形成了新的和中原人不一样的品格。第四，宋代以后，理学在福建的特殊影响。后来到了明代，西方文化传进来，闽南得风气之先，多种因素综合起来，就形成一个很奇特的闽南文化。可以说，闽南华侨经历这么长时间，却基本没有受西方的价值观影响，比中原人、东北人更古老。这说明了文化根深蒂固，不容易变化。而华侨来认祖，实际上认的就是文化。
(二)处理好存古与创新的关系
这实际上是闽南文化的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处理问题。闽南人最引以为骄傲的是文化积淀丰厚。方言、南音、南戏都有“活化石”的美誉。但是另一方面，也面临一个问题：对慢节奏的南音、南戏，现代的许多年轻人适应不了、接受不了。怎么办?就拿闽南非常盛行的南音来说。厦门主张以革新来吸引观众。目前，在地处厦门文化艺术中心的厦门夏商好清香美食坊新设的荷音轩，可边品美食边欣赏从演唱到表演方式都令人耳目一新的南音表演，食客如织。可有些泉州人看了，却说这怎么行啊，这还叫南音吗?认为全变味啦。再如现在的女子十二乐坊，争议也很大，但是年轻人喜欢。这有个见仁见智的问题。申报联合国人类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这样的东西，越古老越好；但是因为很
古老，除了那些忠实的老观众外。年轻一代都敬而远之，它又怎么生存?
存古是优势，也可能变劣势；是优点，也可能成缺点，特别是当它成为创新的包袱和绊脚石的时候。要存古最好不要动，一切都原汁原味地保存下来。但这又不符合时代潮流，社会总是在不断地前进发展，人的思想和欣赏习惯也在跟着发展。你要永远停留在那个地方是不现实的。因此，如何保护继承又与时俱进是关键，值得深入研究。
(三)研究视角要革新扩展
闽南文化面临着这么一种尴尬――说起来，闽南文化是正统的中原文化，闽南人经常以自己的文化来源于中原文化而自豪。但它又很封闭，所以造成人们把它当作一个古董，尤其是闽南人，没有自觉地把它放在中华文化背景上来看，经常无奈地面对曲高和寡、后继乏人这么一种尴尬的局面。这是非常严峻的现实。一种地方文化若不向前发展，终究是会消亡的。这可能是闽南文化怎么生存下去要首先解决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怎样把闽南文化同中原文化有机地联系起来?保存的许多东西怎么让它显露出来?这一定要有一种前瞻的意识。首先，作为主体的闽南人，思想观念要开放、革新。其次，客家文化、潮汕文化，这些都要联系起来。再进一步，可能还要联系东南亚华文文化圈。这些都是一个大背景下的产物。
(四)政府要持续加大投入
对闽南文化的保护，政府重视很重要。政府关注了，有一定的资金投入，很多事情就有条件去做。其实，从事这方面整理、研究工作的还是大有人在。这个工作不做，再过一二十年，有些材料可能就会消亡。因此，抢救是很有必要的。这些年，泉州对这方面的工作比较重视，如南音、南戏方面的抢救和保护措施就很得力。最近，泉州又启动了编撰《泉州文库》的工程，准备每年拿出100万元来整理出版泉州的地方历史文献。这是功德无量的大工程。但还有很多实质性的抢救工作需要去做。抢救的力度若能加大，损失就会减少。尽管从理论上讲。有些文化现象的消失是不可避免的，但每一种文化现象的消亡，都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损失。联合国之所以要提倡保护人类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如果我们能尽早采取些有效的保护措施，起码可以起到减少损失或减缓消亡的作用。何况现在还可以用各种先进的现代科学手段把它相对完整地保存下来，这未尝不是对人类文化的一种贡献。
(五)弘扬闽南传统文化，促进两岸文化交流和两岸关系的稳定发展
【关键词】闽南文化;企业文化;影响
福建省闽南地区主要指“以厦、漳、泉”为中心的三角地区，闽南文化发源于泉州，它深受外来文化和移民文化的双重影响，形成了闽南人敢于冒险犯禁、爱拼敢闯、积极进取和勇于开拓的积极人文精神，一直在激励着闽南的企业家爱拼敢闯，同时也融入到了企业文化之中。当中与此同时，家族思想、本位思想等传统思想的影响下，众多企业无法摆脱传统枷锁的禁锢，是企业始终无法实现长远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企业文化现状
（一）敢于冒险犯禁、爱拼敢闯的精神
泉州人从小受到的来自社会的教育就是只当“头家”，不做“伙计”。所谓 “泉州人个个猛”、“卖三文豆腐也要做头家”。在80年代末，有大批的有为青年，抛开传统的观念，开始创建作坊式的小型工厂，这与福建素来有“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地理特点十分搭配。这些青年本着“宁当鸡头，不做凤尾”的心态，从“草根”做起，顺应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步步走向成功。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家们的精神也自然而然的成为了其企业文化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时刻激励和影响着内部员工的行为方式，甚至影响了整个企业经营理念。
（二）积极进取和勇于开拓的精神
企业文化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影响企业内部员工甚至是整个企业的行为方式。一种积极的企业文化能够为企业长远发展带来良好的机遇和发展动力。闽南文化中具有的积极进取和勇于开拓的精神在很多企业中都有得到运用。
上世纪90年代一直是运动鞋业的卖方市场，晋江几乎所有的鞋厂都是订单不断，生产多少鞋都能迅速被市场消化掉，保持企业运营的“小康”状态根本不是问题。安踏领导者丁志忠和安踏人并没有满足现状，他和他的团队居安思危的想到，如果安于现状，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才想到转型，注定要被无情的市场淘汰。因此安踏开始聘请体育明星作为产品代言人，这让安踏有机会进入以体育营销为主的品牌时代，单一的生产运动鞋的产品线丰富为运动服装和运动配件，安踏也向综合性体育用品公司的方向转变。
二、闽企企业文化存在的问题
（一）家族思想影响下的企业文化
闽南众多的企业在发展的初期几乎都是都依赖于家庭纽带，利用家族的亲密关系聚集力量，发展企业。在早期，这样的方式确实有利于企业的发展，但是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家庭关系和组织结构相互交织，由于夹杂复杂的感情关系，使得领导者在处理利益关系时会处于更复杂，甚至是两难的境地。企业领导人的亲属和家人违反制度时，管理者很难像处理普通员工那样一视同仁，这给企业内部管理留下了隐患。
家族企业存在着的勾心斗角、任人唯亲的现象与一般企业相比尤为严重，电视剧里对这方面的描绘倒不是空穴来风。在家族思想影响下的不安因素随着企业发展，时间推移，越来越严重的阻碍着着整个企业前进。
（二）企业文化中潜在的本位思想
本位思想可以看做是家族思想的一个细分，由于本位思想过分强调个人甚至是局部而忽略了整体的利益，导致了整个企业整体利益的损失。众多的晋江民营企业的企业文化中都隐含着本位思想。部门的领导者在本位思想的影响下，可能与其他部门争一时之长短，抢短期之利益，而忽略了整个企业作为一个整体所需要的通力合作、提高效率。员工也可能过分看重自身的利益，做出一些损人利己的做法。如果企业长期如此，必将导致整个企业人心惶惶，内部动荡，而员工也不能安心工作，积极性下降。
晋江磁灶天宫大酒楼就是一家家族式大酒楼，拥有员工60人左右，地理位置优越，处于晋江天宫陶瓷城的出口处。在经营初期，由于是在本地较为上档次的酒楼，通常都是商业人士在此吃饭、谈生意的地方，日营业额有20万以上。一年之后，由于家族关系的影响，内部员工本位思想严重，导致出现各种“派系”，甚至各种明争暗斗。有些在“斗争”过程中失败的员工可能会被辞退，被辞退员工不满，以至于出现被辞退员工回酒楼盗窃、破换的事件发生。
（三）注重企业文化的形式而忽视了内涵
在闽南企业文化建设过程中十分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盲目追求企业文化的形式，忽视企业文化的内涵。企业文化所形成的经营理念和价值是通过各种活动和形式表现出来才是比较完整的。如果只是打着企业文化建设的口号，不但使优良的企业文化难以维持，而且对企业的推动和发展将起到阻滞作用。在闽南， 有很大一部分中小型民营企业天天开会倡导产品“质量”，然而天天在处理产品质量问题。没有把问题落到实处，没有把出现质量问题的根源予以切断并从根本上去分析原因，也就是没有把企业文化内涵的主体内容予以细分并实施，对企业文化的发展造成影响。
三、对闽南企业文化建设的建议
（一）立足当下，不断挖掘，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不管是大型上市公司，还是小型的私企，都具有自己企业特色的文化理念。对闽南企业来说，务必要在原来的文化基础上，不断探索，最后发现、归纳、宣传属于自己的企业文化。尤其是在闽南文化的熏陶下的优秀传统文化，更要将它们发扬光大，科学的的进行文化传承和创新。而对于阻碍企业长期发展的糟粕文化，需要合理的的进行抵制和摒弃。家族思想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有它的积极作用，但随着时代的变迁，企业的发展，那些已经不能适应企业发展的文化必须适时的丢弃，不要让过去推动企业发展的财富到最后制约着企业的前进。
（二）海纳百川，广纳贤才
文化的主体是人。企业的发展存在着一个难题就是如何容纳四方之才，如何留下四方之才，如何使用四方之才，闽南企业亦是如此。其破题对闽南企业文化建构的意义，就在于闽南企业文化建构需要吸纳、包容、融合、创新外在的诸多先进企业文化，引进大批外地人才，就能消解他们的经营理念、经营模式，造就一大批有地方特质又有现代企业文化意识的文化人和企业家，进而造就闽南特质的企业文化。
（三）确实树立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理念
树立以人为本的文化理念，并不是单从宣传上、口头上、书面上的树立。而是要确实转变把员工看成企业的“包袱”的想法，看清员工是企业利润的创造者;要建立与之相配套的企业制度。在制度的保障之下，以培养人、塑造人、成就人为目标，构筑高素质的企业团队;通过各种方式的激励手段，建设亲情文化，使职工保持永不满足、永远进取的精神状态。要对职工政治上尊重、思想上塑造、能力上培养、生活上照顾，进一步培养他们的团队精神。
（四）打造品牌，树立独有的企业文化
一个成功的品牌代表了一种文化，或者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一种区域文化。例如看到泡菜就可以想到韩国的饮食文化，看到葡萄酒就想到新疆等等。品牌从另外一种意义上说，代表着的企业知名度和美誉度，是企业的无形资产，它代表企业形象。树立品牌的过程，就是企业扩大市场份额乃至占有市场的艰辛过程。它必须以规范管理为基础，以先进的技术为质量后盾，以严格制度进行制约，以诚信为内涵。因此，基于现代企业市场竞争与规模性集约发展的需要，闽南企业的发展可以考虑将闽南文化所特有的地域特色文化与企业文化相融合，努力做出成绩。
四、结束语
在当今，决定企业成败的不是资源，不是技术，不是资金，有的人甚至说不是人才，而是企业文化。这句话正确与否有待商榷，但是可以看出企业文化在企业发展道路上的作用越来越明显、越来越重要。闽南企业若能结合闽南文化的优秀传统，加以创新，与企业的实际相结合，继承、创造、发扬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定能为企业的发展推波助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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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手机游戏 闽南元素 闽南传统文化
一、闽南手机游戏美术的概念
手机游戏美工是指手机游戏画面中的美术组成部分，我们在游戏中所能看到的一切画面都属于游戏美工的工作范畴，其中包括了建筑、地形、人物、动物、植物、动画、特效、界面等等的制作。由于游戏美术的工作量庞大和种类繁多，通常游戏公司会对游戏美术部分再进行细分为：原画设定、场景制作、角色制作、动作制作、特效制作、等不同的工作岗位[1]。游戏画面能否长时间吸引游戏玩家的眼球，让玩家爱不释手，手机游戏美术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手机游戏美术是一款游戏在制作前期所要进行的一项重要工作，这个过程将提供游戏项目所需要的全部美术设计方案，主要包括概念类原画设计，制作类原画设计两种，为后期的游戏美术制作提供标准和依据。随着现在游戏行业的发展，画面越来越接近电影级的画面表现效果。在众多的手机游戏玩家当中，有很大一部分人都是以貌取“戏”的，根据游戏的画面来选择是否进行体验，游戏美术的重要性自然就不言而喻了。
二、闽南手机游戏的构思
任何一款手机游戏在开发制作前都要有一个明确的游戏主题，游戏主题的创新与表达在整个手机游戏设计中占重要的地位。游戏中的所有元素都是是围绕游戏的主题展开的，那么手机游戏的设计思路就应该按照所表达的主题来设计[2]。本论文的手机游戏主题思想和设计思路是通过数字绘图软件来绘制经过矢量化的游戏角色、场景、道具在数字无纸中的游戏动作表现，表现不同质量的物体在手绘游戏动作中的运动表现，同时展示用数字绘图软件制作手机游戏美术的优越性。
游戏主题：从小生活在泉州这个闽南文化古都中，受闽南文化的长时期熏陶，一直想为闽南文化宣传做一点贡献，所以利用自己工作职业之便构思了一款真正具有闽南特色的游戏。此次的闽南手机游戏创想的故事背景与情节刚好可以利用与地方特色文化的结合，达到对手机游戏创新的一大亮点，让所有的闽南人玩这一款游戏自豪感会由然而生。也可以借助这款手机游戏把闽南特殊的文化传统发杨光大，为闽南文化宣传上出点力。
三、闽南手机游戏创意设计
1.闽南手机游戏焦点：它是一款具有一定故事性、融合了角色扮演元素的类冒险类游戏。在游戏中，玩家可以任意选择一个比较有个性的闽南特色人物（例：惠安女、拍胸舞者等）做为游戏的角色，在游戏中玩家必需不停的对两边出现的变种基因怪进行攻击，才能获得相应的金币，换不同的武器继续攻击。游戏只有一个关卡，怪物会从游戏界面两端源源不断的出现，怪物等级不同，需要用打怪获得的金币购买不同级别的武器才能消灭不同级别的怪物，直到把所有的怪物消灭了游戏就通关了。而该游戏不一样的探险环境以及里面特有的闽南风土人情，给玩家带来非常不一样的体验。玩家可以在游戏中一边玩一边了解与欣赏泉州闽南风俗文化，这样也起到了宣传闽南文化的目的。
2.手机游戏手绘风格：根据本游戏的选材特点以及现有制作技术限制，确定了做单纯的二维动画，平面感强，色彩鲜明易于吸引人。在游戏风格还没有完全确定之前，当然得先做一些准备功课那就是游戏素材收集，特别是对泉州闽南文化特色材料的收集，甚至还对拍胸舞的起源发展，舞蹈动作做专门的研究，绘制了不少关于拍胸舞的草图。
3.闽南手机游戏角色设定：在闽南手机游戏当中，游戏的故事背景与剧情对游戏来说显得更为重要，所以我们把角色的设计依赖于游戏的剧情，在设计角色形象之前，先考虑角色的背景故事，再根据故事的特点来确定角色的形象风格。剧情驱动的角色设计要求设计者真正地理解角色，然后将他们形象化[3]。这种角色设计方法能够使角色形象更加有血有肉。参照闽南民俗舞蹈拍胸舞作为游戏角色造型的研究基础，可以把闽南手机游戏角色设计成简单的卡通造型，使玩家置身于一个充满闽南风土人情的游戏世界中，这样让玩家在边玩的时候还可以顺便熟识闽南文化，对于闽南文化的推广将会有很大的帮助。手机游戏的故事情节跟风格已经确定下来，那就可以着手对手机游戏的角色进行设计。
4.游戏场景设定：游戏的场景是指运行在游戏中的主控角色可以到达的场地[4]。在游戏中，主角置身其中的场景、以及场景内一切除游戏元素之外的物品，构成了游戏的场景。游戏的场景制作，根据对游戏故事情节的定位，游戏场景设计应该也是具有闽南特色的。闽南有什么特色可以做场景，闽南地带文化历史悠久，至今还保留着很多古建筑物，所以游戏的场景就先以闽南（泉州）古建筑特为背景绘制。
四、闽南手机游戏相关动画制作
在传统手绘动画中，角色的连贯动作需要使用大量的动画定位纸来进行手工绘制，在这期间产生了大量的纸张成本投入，绘画工作量巨大与图像的检查和修改的条件限制决定着这样的工作方式的逐渐淘汰。当然依然喜欢传统手绘制作动画方式的动画设计师，还是会使用动画定位纸来绘制动画。而对于接触过电脑的新生代大学生来说，大家更热衷于直接用软件绘制动画，如今市面上比较流行的动画制作软件有Flash，闽南手机游戏动画当然也是直接用软件绘制动画。
五、小结
如今手机游戏已经向有故事情节方向发展，游戏大都是来自一个童话故事或者电影电视改编过来的，很少有那种具体体现一个地方文化特色的游戏出现。都知道闽南很有特色，也知道一些有关闽南的游戏比如闽南人喜欢，例如也只是在游戏当中添加了闽南语进去。这样是远远不够的，现在泉州被评为东亚文化之都，很多媒体看好这点，都拿这个当点子对各自的产品进行包装宣传，绝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制作或宣传闽南文化的环节。把手机游戏制作的故事情节设定在闽南文化特色这个大背景下，再对手机游戏的制作与设计过程进行研究。本文通过具体的手绘案例直观的向读者初步了介绍了闽南手机游戏中文化元素的制作与创意方法，主要是通过游戏美术设定一方面来推广闽南手机游戏产业。当然这个手机游戏创意还存在很多不足的地方，希望在以后的实施与创作过程中能不断的对闽南手机游戏进行改善与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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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闽南多元文化形成的政治体制原因
自唐朝灭亡之后，中国一直处于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蒙古兴起时，全国各地尚有南宋、金、西夏、大理、土蕃、西辽等多个政权并立。蒙古统治者依靠武力先后灭亡其他政权，完成了空前的全国大统一。为了巩固统一，确保元朝政府在全国实施有效地统治，元朝统治者在政治体制等方面作出了许多创造性的发展。而直接影响闽南地区社会文化发展的主要是行省制度和市舶司制度。关于元代行省制度和市舶司制度，前人已多有研究，1此处重点探讨的是与闽南地区发展相关联的方面。
元代以行省作为地方最高官府和一级区划是前代所未有的。行省是行中书省的简称，其辖区相当于宋代的几个路。但职权之重是前代地方政府望尘莫及的。元代学者柳贯曾对行省职权有过评述：“外廷之谋议，庶府之秉承，兵民之号令，财赋之简籍”。2实际上行省职司对辖区“凡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军国重事，无不领之”。3元代行省制度的确立，从而使中央通过行省有效地实施对地方的统治。元代初期，行省的建置区经常有所变化，以后基本固定的行省有十个，即岭北、辽阳、陕西、四川、河南、甘肃、云南、江浙、江西、湖广等行省。4
元代闽南地区在元世祖时，曾一度隶属过福建行省。5成宗大德三年（1299年）二月，元朝政府“罢四川、福建等处行中书省”，6原福建辖区归属江浙行省。此后，闽南一直归属江浙行省管辖。江浙行省所辖三十路和一府：杭州、湖州、嘉兴、平江、常州、镇江、建德、江阴、广元、婺州、衢州、绍兴、温州、处州、宁国、徽州、饶州、集庆、太平、池州、信州、广德、福州、建宁、兴化、邵武、延平、汀州、泉州、漳州和松江府。7涵括今浙江、福建两省和江苏南部地区，以及江西和安徽部分地区。当时，在十行省中，江浙行省被元朝政府视为重中之重。“江浙行省视诸省为尤重，土地广，人民众，政务繁，而钱谷之数多也，朝廷之注倚”。8“所统列郡民物殷盛，国家经费之所出，而又外控岛夷，最为巨镇”。9
元朝政府实施的这种行省建置对闽南地区的影响，与前代有何不同呢？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是提升了闽南地区的地位。唐、宋（包括北宋和南宋）地方行政机构是州、县两级，闽南地区在唐、宋时期，一直作为地方州的行政建制设泉州和漳州。宋制定了以路作为州、县之上中央派出监察辖区的制度。宋以福建为一路，福建路下设“州六：福，建，泉，南剑，漳，汀州”。10当时泉、漳两州的权限及在全国的影响力并不大。元代在行省之下采用路、府、州、县的地方建制。在这种行政管理体制下，泉州和漳州分别被升格为路一级的建制。而且在前后管理体制的演变过程中，闽南地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大大提高了。据《元史·地理志》载：“漳州路，下。唐析闽州西南境置，后改漳浦郡，又复为漳州。宋因之。元至元十六年（1279年），升漳州路”。“泉州路，上。唐置武荣州，又改泉州。宋为平海军。元至元十四年（1277年），立行宣慰司，兼行征南元帅府事。十五年，改宣慰司为行中书省，升泉州路总管府。十八年，迁行省于福州路。十九年，复还泉州。二十年，仍迁福州路”。11上述的记载反映出，漳、泉地位的前后变化情况。唐代划闽州南部为漳州，宋沿袭未变。元代统一江南后，对闽南的重视程度超过前代。元代不仅将漳、泉建制升为路级，而且对作为闽南核心之地的泉州关爱有加。先后在泉州立行宣慰司、兼行征南元帅府事、总管府，还曾两度作为行省治所。至元二十年，元廷还曾“复令行中书省于漳州”。12这一举措，大大提升漳、泉在福建和全国的政治地位。此后，闽南地区社会发展与其政治地位的提高有很大关系。
二是直接促进了闽南地区与其他区域的密切联系。由于闽南泉州、漳州等路被纳入江浙行省，增强了与同一行省区划内的各路之间的交流。通过江浙行省，闽南地区与元朝中央政府乃至全国联系比已往更加密切。元人黄溍说：江浙行省“当东南之都会，生齿繁多，物产富穰，水浮陆行，纷轮杂集，所统句吴于越七闽之聚，讫于海隅；旁连诸蕃，椎结卉裳，稽首内向。擎兵民二枋而临制于阃外，事任至重，非元勋懋德两有文武，莫克膺其寄”。13陈旅亦云：江浙行省“夫物大则制劳，务繁则理艰，土赋居天下六七，则辨（办）集之责殷矣。是故朝廷恒选勋戚大臣与猷为之优著者，行中书省于兹，厥惟重哉”。14黄、陈二氏所说不谬。如元成宗铁穆耳即位后，“朝议以江浙行省地大物众，非世臣有重望者不足以镇之”，遂命木华黎后人、元世祖忽必烈的养子脱脱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脱脱离京赴任时，成宗“命中书祖道都门外以饯之”。15可见元朝政府视江浙行省非同一般。闽南归入江浙行省管辖之后，加强了与江浙行省其他地区联系。同时，闽南地区也进一步引起朝廷的重视。这为闽南的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除行省制之外，对闽南地区发展影响最大的当属市舶司制度。市舶司是对外贸易的管理机构。最初，唐代在广州曾设过市舶使。宋代开始正式有市舶司制度，但是这一时期的市舶司制度还很不完善。当时，宋代设市舶司的主要地点是广州、杭州和明州（今浙江宁波）。而福建路泉州直到宋哲宗元祐年间才新增设市舶司，以后又一度废止泉州市舶司。南宋建立后，高宗赵构曾以“市舶司多以无用之物，枉费国用，取悦权近”为由，罢两浙和福建路市舶司，以“两浙、福建路提举市舶司并归转运司”。16以后，市舶司虽又恢复职能，但在这种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不能不对闽南地区的发展及宋代海外贸易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
元朝灭宋统一江南后，即在“至元十四年，立市舶司一于泉州”。17随后，又在庆元（今浙江宁波）、上海、澉浦（今浙江海盐）等地设立市舶司。几经运作，最终形成了稳定的泉州、庆元、广州3处市舶司。至元三十年（1293年），元朝政府下令各市舶司“悉依泉州例”。18说明元代泉州市舶司的地位是很高的。而且，有元一代，泉州市舶司的地位就没有动摇过。由于泉州市舶司事务通常是由江浙行省直接管理，这也无疑加强了泉州及闽南的区域地位。元代的市舶司制度不仅使海外贸易制度化，而且进一步加强了南方市舶口岸与大都和北方的联系。元代泉州港成为国内最大的海外贸易港，与元代的市舶司制度有着必然的联系。可以说，元朝政府对泉州及其闽南地区重要性的认识是有远见的。元人吴澄曾见证元代泉州的繁荣，他说：“泉，七闽之都会也。番货远物，异宝珍玩之所渊薮，殊方别域富商之窟宅，号为天下最”。19元朝的政策对闽南地区多元文化的发展是有利的。
二、闽南多元文化形成的地域因素
闽南多元文化形成有着特殊的地域因素。闽南具有得天独厚的地域优势，其东、南两面凭海，晋江、九龙江流经闽南入海，水路交通便利，形成易于船舶停靠的多处港湾口岸。这与域外交往带来便利。中国有着广阔海岸线，凭海城镇不止闽南一处，何以闽南在元代独据优势？自然地理环境只有充分地开发利用，才能发挥其蕴涵的潜在优势。
闽南的地域优势在元代以前已开始受到关注，元代正是在承袭了前代所提供的积累之上大大地向前迈进了一步。尤其是泉州港成为元朝最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后，使闽南更显出地域的优势。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期间，完成的几大交通工程中，其中有一条重要交通路线是从市舶主港泉州出发，经福州、建宁越武夷山，循信江至鄱阳湖入长江，至真州，再沿新开通的大运河北上。于是“海外诸蕃土贡、粮运、商旅、懋迁，毕达京师”。20另外，开通闽地到天津直沽的海上航道。这一举措，使闽南地区与北方政治中心——大都之间有了畅达的通道相连系。“顺风十日到闽海”，21从而缩短闽南与北方路程。闽南有江浙行省广阔而雄厚的经济腹地作为物质支持，使其对内对外发展游刃有余。闽南的地域优势在元代才有了前所未有的更大发展空间。
元人汪大渊在《岛夷志后序》中，曾盛赞元朝大一统所带来的中外交流的发展，以及他撰写《岛夷志略》一书经过，这与元代闽南有关，现引录于下：
皇元混一声教，无远弗届，区宇之广，旷古所未闻。海外岛屿无虑数千国，莫执玉贡琛，以修民职；梯山航海，以通互市。中国之往复商贩于殊异域之中者，如东西川焉。大渊少年，尝附舶以浮于海。所过之地，窃尝赋诗以记其山川、土俗、风景、物产之诡异，与夫可怪可愕可鄙可笑之事，皆身所游览，耳目所亲见。传说之事，则不载焉。至正已丑冬，大渊过泉南，适监郡偰侯命三山吴鉴明之续《清源郡志》，顾以清源（泉州）舶司所在，诸蕃辐辏之所，宜记录不鄙。谓余方知外事，属《岛夷志》附郡志之后，非徒以广士大夫之夷闻，盖以表国朝威德，如是之大且远也。22
此处记载告诉我们：汪大渊在至正已丑（1348年）冬，来到泉州，正遇到泉州路达鲁花赤偰玉立组织人续修郡志，汪氏应邀将其海外见闻编成《岛夷志》附于郡志之后。由此可见，汪氏有关元朝的弘论就是站在闽南大地之上抒发的。汪氏业已看到泉州这一“诸蕃辐辏之所”，与元朝中外交流发展之间的关系。正是由于元朝统一之后，闽南的地缘优势得到较大的发挥，闽南明珠才得以绽放异彩。
元代闽南成为中外商品的集散地，源源不断的各种货物在这里装上装下，行销全国各地和海外诸国。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名扬中外的声誉，使四方“蛮商夷贾”、传教士、旅行家、使节、僧侣、道士、少数民族等纷踏而来。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摩洛哥旅行家依本·白图泰曾先后来过这里，并为世人留下赞美刺桐城（泉州）之壮观的名篇。23各种人物会聚在这个神奇的地方，从而为多种文化的交流创造了条件。闽南在元代成为多元文化交汇点。
三、闽南多元文化形成的人文因素
闽南不仅是重要的经济区域，还是学术氛围浓厚的地区。传统的文化积淀对一个地区思想文化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元人修《宋史·地理志》时说：福建“多乡学，喜讲诵，好为文辞，登科第者尤多”。24元代学者吴鉴说：“闽文学始唐，至宋大盛。故家文献，彬彬可考。时号海滨洙泗，盖不诬矣”。25元朝史官与吴鉴所说自然涵括闽南地区(吴鉴说上述话时正在泉州修方志)。在文化领域对闽南学术影响最大的当属儒学。这与南宋的朱熹有很大的关系。朱熹生于福建尤溪，入仕后首任泉州同安主簿，以后又曾知漳州，并长期在此地讲学。他“主泉州同安簿，选邑秀民充子弟员，日与讲说圣贤修已治人之道”。26 “一时从学者众。建经史阁，作教思堂，访求名士徐应中、王宾等，以为表率，日与讲论，正学规甚严。五载秩满，士思其教，民思其惠”。27因此，朱熹对闽南儒学文化的发展影响很大。“文公（朱熹）既没，凡所居之乡，所任之邦，莫不师尊之，以求讲其学，故书院为盛”。28闽南籍的儒学学者多为其师友门人。历史文化和学术传统对特定地区文化发展有一定影响。
入元以后，元朝政府重视文化教育。元灭南宋后，原南宋的地方官学统归于元朝各级政府管理。此后，元朝政府在陆续恢复传统学校的同时，并创办了一些新学校。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 “令江南诸路学及各县学内，设立小学，选老成之士教之，或自受家学于父兄者，亦从其便。其他先儒过化之地，名贤经行之所，与好事之家出钱粟赡学者，并立为书院。凡师儒之命于朝廷者，曰教授，路府上中州置之。命于礼部及行省及宣慰司者，曰学正、山长、学录、教谕，路州县及书院置之”。29元朝政府教育政策对包括闽南在内福建文化教育有推动作用。元代学者虞集说：“国家奄有四海，郡县无大小远迩，莫不建学立师。乃若先贤讲学故地，遗迹所在，及贤士大夫好善者，或因或创，为之书院。其以文公而有所创立者甚众，而七闽为尤甚。”30虞集是在漳州路龙江书院落成时说这番话的，反映了当时闽南的文化教育情况。
元代以尊孔崇儒的方针为指导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元世祖忽必烈曾多次崇奉孔子的诏旨。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七月，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八月，中书左丞孛罗铁木儿进用蒙古文字译写《孝经》，武宗下诏：“此乃孔子之微言，自王公达于庶民，皆当由是而行。其命中书省刻板模印，诸王以下皆赐之。”31此时，朱熹学说在文教思想领域开始占了主导地位。这种情况，在当时许多学者的著作中有反映。“虽戴惠文身，为刀笔筐箧之行，与非华人，亦手披口诵是书，求厕士列者，往往多然。”32 “海内家蓄朱子之书，人习圣贤之学。”33 “穷徼绝域，中州万里之内外，悉家有其书。”34元仁宗时期，朱学在全国文教思想领域完全取得了统治地位。尤其是延祐年间元朝实行科举考试之后，考试内容主要采用朱学，“专以周、程、朱子之说为主，定为国是，而曲学异说，悉罢黜之。”35 “非程、朱学不试于有司，于是天下学术，凛然一趋于正。”36以后，朱学在有元一代的学术文化领域一直占有主导地位。
元代闽南地区路学、县学、社学、书院齐全。当时闽南的最高学府是泉州路学和漳州路学。泉州路学是在南宋州学的基础之上创办的。据元人朱文霆记：“元大德三年，福建都元帅扎剌立丁重建明伦堂。至治改元，总管廉忱始甃台塑两庑从祀像，筑杏坛于棂星门之南，康里巎（巎）为记。明伦堂前，旧有泮池，行循两斋。至正九年，郡判卢僧孺桥之。十年，监郡偰玉立重建明伦堂，并修议道堂，为斋舍四十间及先贤等祠”。37漳州路学，其校址是原建于北宋庆历二年（1042年）的州学。朱熹任职漳州时，曾经修建过“宾贤”、“受成”二斋。后州学于南宋末年毁于兵战火。“元延祐三年，郡守张泉逸、教授高元子，重建大成殿、两庑及戟门、棂星门。殿后为杏坛，又后学廪；廪之东为神厨，厨之东为宰牲房；厨前为神库殿，西为明伦堂，左右为四斋堂；前为亭，亭外为书楼，楼下为大门，门外砌石为桥，桥下为泮池；堂后为乐器库，堂西为馔堂，东为教授廨舍，又东为训导廨舍。天历二年，达鲁花赤纳兄占伯重修明伦堂”。38从泉、漳两路学情况来看，元代闽南学校条件是相当不错的。当时，在学校和书院担任教授、学正、学录、教谕、山长等学官的人员，多为学有所成的儒师。如泉州路教授闻人梦吉、陈天锡，漳州路学正的晋江人傅定保等，都是一代名儒。元代闽南各地的还创办不少书院，如孔子五十三世孙孔公俊于同安县所建大同书院，漳州路的龙江书院等。这些教育机构对元代闽南地区文化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闽南儒学原本有朱熹亲自教化的基础，元朝的尊朱方针更使闽南的崇尚儒学之风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现存于闽南的泉州府文庙（孔庙），始建于南宋，也是元代路学所在地。这是闽南尚儒的历史文物见证。
元代闽南除儒学之外，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摩尼教等多种宗教文化在闽南也很流行。这多种宗教文化汇聚在闽南地区，在全国也不多见。下面对元代闽南宗教文化的情况作一简述，重点放在研究者关注较少的方面。
中国的佛道两教由来已久。道教生于本土，佛教传自外邦。闽南地区佛道早已有之，而元代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有关闽南佛教的情况，学者王荣国著有《福建佛教史》，对福建佛教历史研究甚深，其书内列有闽南佛教寺庙统计数字，现将王氏成果转录，以供参考。元代泉州有寺院2所、庵堂38所，漳州有寺院5所、庵堂3所。漳州路寺院5所、庵堂3所。在原址重新修复的寺院分布是：泉州路13所 ，其中晋江县4所，南安县5所，惠安县1所、永春3所；漳州路3所，其中龙溪县2所，漳浦县1所。39
关于元代闽南道教的状况，笔者未见有专门涉及元代闽南地区的道教研究成果。因此，依据福建方志等相关记载（笔者掌握的资料很不完备），对闽南地区的道教的宫观情况作了一些粗略的考察。明以前，泉州路的宫观共有46所，漳州路宫观有7所，其中有一定数量建于宋和宋以前，但元代尚存。泉州路有明确记载建于元代的道教宫观是：晋江县的灵济行宫，建于元至元间（未注明是世祖至元，还是顺帝至元）；南安县的凤山宫，建于元泰定四年（1327年）；永春县的三清观，建于元至正间。漳州路有两所宫观记载是元代重建；龙溪的东岳行宫，元大德元年（1297年）重建；龙岩县的东岳观，元至正九年（1349年）重建；漳浦县崇真观，宋建于县西门外，元至正间移建“县治西朝无坊内”。40由于历史久远，史籍记载往往有疏漏。一般情况下，道观的实际数目要高于据史籍统计数字。闽南的道教，主要教派当属于正一道。目前仍踞坐在闽南清源山右锋山麓宋代巨型石雕老子像，昭示着闽南地区兴于宋而盛于元的道教历史文化。
从我们见到的资料来看，元代闽南佛、道两教的寺院道观分布较广，数量也是很可观。但是，总的来说，闽南佛教势力要高于道教。弘治《八闽通志》所说：闽地佛道在明以前，“名山圣地多为所占，绀宇琳宫罗布郡邑。自二氏较之，佛氏之居，视老氏十八九矣”。41这也应当是与元代闽南地区的情况相符合的。
元代闽南地区伊斯兰教是文化是仅次于佛教和道教又一特殊的文化现象。早在唐代闽南就有伊斯兰教传入，主要是在留居泉州等地的波斯、阿拉伯商人中间流行。42但在元以前，其在闽南传播的规模都不大。入元以后，泉州信奉伊斯兰教的人员大量增加。这些人员，一方面是通过海路经泉州港进入泉州；43一方面是通过内地迁徙过来的中亚各族居民。留居闽南的伊斯兰信徒，带来了伊斯兰和阿拉伯文化，并融入当地社会。泉州现存有国内最早的礼拜寺，始建于北宋，经元武宗至大二年（1309年）、元顺帝至正十年（1350年）两次重修，是伊斯兰教文化在泉州的文物见证。泉州灵山南麓的圣墓埋葬着包括元代来闽南的伊斯兰教信徒，元英宗三年（1323年）所立阿拉伯文纪念石碑犹在。泉州宗教石刻陈列馆所收藏有数量很大的回回人墓碑、礼拜寺碑铭等伊斯兰文物，其中相当一部分出自元代，并有不少还是阿拉伯文的。最近笔者到泉州访古时，曾有幸两次造访宗教石刻陈列馆，仔细观看了有关元代文物石刻资料，精美的伊斯兰教文化遗存令人叹为观止。
元代闽南地区是天主教在江南的主要教区。自元代前期始，奉罗马教皇之命来元朝的约翰·孟特·科儿维诺大主教，即向泉州派遣主教。元代在泉州担任主教的有热拉德、佩里格林、安德鲁等。安德鲁在泉州病逝，并葬在泉州。在鲁不鲁乞《东游记》收录佩里格林、安德鲁写自泉州的两封信：一封名为《刺桐主教、教佩里格林的信》，另一封为《佩鲁贾人安德鲁的信》。前一封信后注明 “耶稣纪元1318年写于刺桐”，后一封信后签署“耶稣纪元1326年1月写于刺桐”。44两封信记述了他们在闽南传教的情况。
元代闽南地区还是摩尼教活动的场所。摩尼教是波斯人摩尼于3世纪创立，又称明教，唐代由波斯传入中国。45教义的核心是“二宗（光明和黑暗）三际（初、中、后）说”。认为经过初、中、后三际，光明即战胜黑暗。宋代摩尼教在闽南已经开始传播，但规模不大。元代摩尼教在闽南有所发展，并建寺传教。现在晋江县境内遗存有草庵摩尼教遗址，即为元代所建。寺内保存有元至元五年（1339年）摩崖浮雕摩尼佛一尊，是元代闽南传播摩尼教的文物见证。此外，元代闽南对天后（妈祖）的崇祀，在民间也广为流行。总之，元代闽南是多种宗教文化的荟萃之地。
元代闽南形成儒学和多种宗教文化的荟萃局面，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元朝蒙古统治者对外来文化和宗教采取兼容并蓄的宗教文化政策，对闽南多元文化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
13世纪的波斯著名的史学家志费尼在他所著的《世界征服者史》一书中说：成吉思汗对宗教“没有偏见，不舍弃一种而取另一种，也不尊此抑彼。……他一方面优礼相待穆斯林，一方面极为尊重基督教和偶像教徒。他的子孙中，许多人已各按所好，选择一种宗教：有的皈依伊斯兰教的，有的归奉基督教的，有的崇拜偶像的，也有仍然恪守父辈、祖宗的旧法，不信任何宗教的；但最后一类人只是少数。他们虽然选择一种宗教，但多数不露任何宗教狂热，不违背成吉思汗的扎撒，也就是说，对各教一视同仁，不分彼此”。46马可·波罗在他写的《行记》中记载了元世祖忽必烈说过的一段话：“全世界所崇奉之预言有四：基督教徒谓其天主是耶稣基督，回教徒谓是摩诃末，犹太教徒谓是摩西，偶像教徒谓其第一神是释迦牟尼 。我对于兹四人皆致敬礼，由是其中在天居高位而真实者受我崇奉，求其默佑”。47在蒙古统治者兼容并蓄的宗教政策下，各种宗教得以自由广泛地在全国流传；而福建本身又有“俗信鬼尚祀，重浮屠之教”的习俗，48于是多种宗教文化在闽南汇聚并发展起来。
四、闽南多元文化形成的社会原因
元代闽南多元文化的形成是有着深刻地社会原因。元代闽南社会人员构成很繁杂，不仅有土著，而且有大量的外来移民。在闽南上流社会的官员、士绅、商人、学官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外来户。虽然这部分人的数量并不很大，但是他们对社会的影响却是巨大的。尤其是当时在闽南社会生活中发挥很大作用的一些有代表性家族，如回回蒲氏、畏兀儿偰氏等需要有做些重点考察，这对我们了解闽南特有的文化现象会有所帮助。
1、蒲氏。闽南最著名的家族当属泉州回回蒲氏家族。泉州蒲氏的祖先原是阿拉伯人，先是从海路到广州经商，以后由广州迁徙到泉州定居。49宋代蒲氏在泉州主要从事香料贸易。当时，蒲氏家族以蒲寿宬、蒲寿庚兄弟为首经商牟利。南宋度宗咸淳年间，蒲寿庚协助官府以平定海寇之乱，因功被授任福建安抚沿海都制置使，兼提举市舶。从此，蒲氏走上官商结合之路。端宗景炎元年（1276年），蒲寿庚升任福建广东招抚使，总管海舶事务。当年十二月，元军兵临泉州，蒲寿庚以泉州降元，并将众艘海舶交元军进攻宋军余部。以后被元廷授闽广大都督兵马招讨使、任江西行省参知政事。至元十五年（1278年），蒲寿庚被任命为福建行省左丞，掌泉州市舶司，负责招海外诸国贸易。其长子蒲斯文，也官授宣慰使左副元帅。至元十八年（1281年），蒲斯文接任掌管泉州市舶司。蒲氏多年掌管泉州市舶司，亦官亦商，成为元代泉州地位显赫的世家大族。蒲寿庚的女婿佛莲也是拥有海船80艘，珍珠130万斛 ，“其家富甚”的回回巨商。50史籍称：“元以寿庚有功，官其诸子诸孙，多至显达。泉人避薰炎者八十余年，元亡乃已”。51
2、偰氏。在闽南历史上偰氏的作用不容低估。元至正九年（1349年），偰玉立担任泉州路最高行政长官达鲁花赤，偰氏遂与闽南发生不解之缘。偰在氏祖地在西北高昌（今新疆吐鲁番高昌故城），是唐回鹘国相暾欲的后裔。元代为畏兀儿人，属色目人的一种。元人欧阳玄曾写有《高昌偰氏家传》，传中记述偰氏家族的历史。52偰玉立的曾祖岳璘帖穆尔，精通畏兀儿文。教授成吉思汗的兄和15岁即随成吉思汗征战，并担任皇弟斡赤斤和诸王子的畏兀儿老师。窝阔台汗时，他出任大断事官，从斡赤斤镇守河北。53祖父合剌普华，年幼“俾习畏兀书经史，记诵精敏”。成年后任忽必烈宿卫，曾先后出任江西宣慰使，广东都转运使，兼领诸番市舶。父偰文质官至江西吉安路达鲁花赤。偰文质“子五人偰玉立、偰直坚、偰哲笃、偰朝吾、偰列篪，皆第进士。偰哲笃官至江西行省右丞，以文学政事称于时”。54偰玉立是仁宗延祐五年（1318年）进士，任泉州路达鲁花赤期间，“兴学校，赈贫乏，考求图志，搜访旧闻。聘寓公三山吴鉴成《清源续志》二十卷，以补一郡故事。郡人皆勤于文学”。55据陈垣考证说： “摩尼教世家，高昌偰氏也”。56闽南偰氏亦崇信摩尼教。
3、马氏。元代闽南漳州马氏也是一大氏族。元代中期，曾任漳州路同知的马润（1255—1313年），生于漳州，长于漳州，卒于漳州。马氏的原籍净州天山（今内蒙古四子王旗西城卜子村），为汪古部人。马氏的远祖名帖木尔越哥，在金朝曾任马步军指挥使。于是，子孙以先人官职首字为姓。马氏家族信奉聂脱礼派基督教，马润祖父名月乃合，是以教名行。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马月乃合出任军储都转运使。马润之父马世昌，曾仕元为尚书省左右司郎中，定居漳州。马润“是生漳州，讳润，字仲泽父，即以文墨入官”。马润先在荆湖、吉州路、两淮、太平路、常州路、光州等地任职，最后才到漳州任职。“漳州负海障崖，龙岩、漳浦数反易。公命吏宣布上意，始受令，渐宁谧”。马润不仅做官有政绩，而且学问也很高，曾著有诗集《樵隐集》。马润长子马祖常，字仲泽，延祐行科举，乡贡、会试、廷试皆名列前矛，历任监察御使、翰林待制、官至礼部尚书等职。马祖常工文章，能诗，参与修《英宗实录》，并著有《石田文集》。次子祖义，乡贡进士；三子祖烈，官至江浙行省宣慰使。闽南漳州马氏子孙地位显赫。57
4、乌古孙氏。在与闽南有关的姓氏中，乌古孙氏居官最高。乌古孙氏原籍北方女真族，史称：“临潢（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人。其先女真乌古部，因以为氏”。乌古孙泽（1250—1315年），元世祖时从军南下灭宋，升福建行省都，以后长期任福建廉访使。“泽宿有德于闽，闽人安之”。58其子乌古孙良真，“资器绝人，好读书”。曾任闽南漳州路推官，“狱有疑者，悉平反之。上言：‘律，徒者不仗，今仗而有徒，非恤刑意，宜加徒减仗’遂定为令”。在担任泉州路推官时，“益以能称”。入朝后，担任中书参知政事、中书右丞，兼大司农等高官。“有诗文奏议若干卷，藏于家”。59可见，乌古孙氏在闽南很有影响的。
5、阿儿浑氏。阿儿浑，又译作阿鲁温、阿鲁浑、阿剌温等。原为中亚突厥部的一支，信仰伊斯兰教。成吉思汗西征时，投附蒙古。元朝建立后，成为元代色目人的一种。60元代先后在闽南任职的有两个阿儿浑：一是马哈谋沙，至正十五年（1355年），任泉州路同安县达鲁花赤。曾几次击败攻同安的反政府武装。在任期间，“复新公廨，复学舍，葺邮传，废毕兴，与民不劳”。61一是迭理弥实，元末曾任漳州路达鲁花赤。62在闽南任职的两个阿儿浑氏，都信奉伊斯兰教。
除上述闽南几个世家大族之外，还有不少在闽南为官名人。如泉州路总管怯来，元末任南安县达鲁花赤的蒙古人迺穆泰，南安达鲁花赤达答剌真，大同书院的创办人孔子第五十三世孙孔公俊，泉州路总管推官、江西武宁人周天凤，元顺帝至元间曾任泉州路学教授的金华人闻人梦吉，元统进士、曾任泉州路同知、泉州路总管的莆田人朱文霆等等，都曾在闽南社会生活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从以上的家族和官宦来看，有信奉伊斯兰教世家，有崇信摩尼教世家，有信仰基督教的家族。官宦涉及的民族成分，有汉、蒙古、回回、女真、突厥、畏兀儿等多种民族。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闽南出现多元文化并存的局面就很自然了。
五、结 语
综上所述，元代闽南是多元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它处在中外文化的交汇点上，所表现出来的文化现象是其他区域难与相比的。同前代相比，元代闽南多元文化有许多新特点：一是兼容和谐，二是开放进取，三是博大精深，四是重古求新。可以说，中国古代历史上没有哪个地方，像元代闽南这样在文化层面上显现出这样五光十色，丰富多彩。
1 参阅李志安：《行省制度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版；陈高华、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9月版；高荣盛：《元代海外贸易》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版。
2 柳贯：《柳待制集》卷17《江浙行省左右司提名记》。
3《元史》卷91《百官志七》。
4《元史》卷58《地理志一》：“立中书省一，行中书省十有一”，包括征东行省。
5《元史》卷9《世祖纪六》载：至元十四年九月，“福建行省以宋二王在其疆境，调都督忙兀带、招讨高兴领兵讨之。”说明此时已设福建行省。
6《元史》卷20《成宗纪三》。
7 参阅《元史》卷62《地理志五》。
8 吴澄：《吴文正公集》卷14《送宋子章郎中序》。
9 黄溍：《黄金华先生文集》卷24《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赠太傅安庆武襄王神道碑》。
10《宋史》卷89《地理志五》。
11《元史》卷62《地理志五》。
12《元史》卷12《世祖纪九》。
13《金华黄先生文集》卷8《江浙行中书省题名记》。
14陈旅：《安雅堂集》卷9《江浙行省题名记》。
15《元史》卷119《木华黎传》。
16《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11、12。
17 18《元史》卷94《食货二·市舶》。
19吴澄：《吴文正公集》卷16《送姜曼卿赴泉州路录事序》。
20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2《丞相淮安忠武王事略》。
21黄镇成：《秋声集》，《元诗选》3集庚集。
22汪大渊原著、苏继廎校释：《岛夷志略》后序，中华书局1981年版。
23参阅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第156章《刺桐城》，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马金鹏译《依本·白图泰游记》，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4《宋史》卷89《地理志五》。
25《岛夷志略》附《清源续志序》。
26《宋史》卷429《朱熹传》。
27乾隆《泉州府志》卷29《名宦》
28 任松乡：《松乡先生文集》卷1《重建文公书院记》。
29《元史》卷81《选举一·学校》。
30虞集：《漳州路新建龙江书院记》，乾隆《龙溪县志》。
31《元史》卷22《武宗本纪一》。
32《牧庵集》卷15《姚枢神道碑》。
33苏天爵：《滋溪文稿》卷30《题晦庵先生行状后》。
34袁桷：《清容居士集》卷18《庆元鄞县学记》
35《滋溪文稿》卷5《伊洛渊源录序》。
36欧阳玄：《圭斋文集》卷5《赵忠简公祠堂记》。
37弘历《八闽通志》卷44《学校·泉州府》。
38同上卷45《学校·漳州府》。
39参见王荣国：《福建佛教史》第294—295页，厦门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40以上资料主要采自弘历《八闽通志》卷77《寺观》，同治《泉州府志》卷16《坛庙寺观》。
41弘治《八闽通志》卷77《寺观》。
42参见田坂新道：《伊斯兰教之传入及其在中国的发展 》第363—364页，东京1964年版。
43参见黄秋润：《伊斯兰教从海上东来泉州传播后的盛衰》，《中国伊斯兰研究文集》第17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44道森编、吕浦译、周良霄：《出使蒙古记》第270—27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45 沙畹、伯希和著，冯承钧译：《摩尼教流行中国考》，《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八编》，中华书局1958年版；陈垣：《摩尼教入中国考》，《陈垣学术论文集》第1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
46志费尼著、何高济译：《世界征服者史》上册第29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47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记》卷2第79章190页。
48《宋史》卷89《地理志五》。
49参见 桑原骘藏：《蒲寿庚事迹》，陈裕椠菁汉译本。
50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卷下《佛莲家资》。
51《闽书》卷152。
52《圭斋集》卷11《高昌偰氏家传》。
53 《元史》卷124《岳璘帖穆尔传》。
54以上见《元史》卷193《合剌普华传》。
55《闽书》卷53《文莅传》。
56《元西域人华化考》第3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57 以上引文及史实见袁桷：《清容居士集》卷26《漳州路同知朝列大夫赠汴梁路同知骑都尉开封郡伯马公神道碑》，《元史》卷134《月合乃传》、卷143《马祖常传》。
58 以上引文见《元史》卷163《乌古孙泽传》。
59 以上引文见《元史》卷187《乌古孙良真》。
60 参见杨志玖：《元代的阿儿浑人》，《元史三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一、闽南多元文化形成的政治体制原因
自唐朝灭亡之后，中国一直处于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蒙古兴起时，全国各地尚有南宋、金、西夏、大理、土蕃、西辽等多个政权并立。蒙古统治者依靠武力先后灭亡其他政权，完成了空前的全国大统一。为了巩固统一，确保元朝政府在全国实施有效地统治，元朝统治者在政治体制等方面作出了许多创造性的发展。而直接影响闽南地区社会文化发展的主要是行省制度和市舶司制度。关于元代行省制度和市舶司制度，前人已多有研究，1此处重点探讨的是与闽南地区发展相关联的方面。
元代以行省作为地方最高官府和一级区划是前代所未有的。行省是行中书省的简称，其辖区相当于宋代的几个路。但职权之重是前代地方政府望尘莫及的。元代学者柳贯曾对行省职权有过评述：“外廷之谋议，庶府之秉承，兵民之号令，财赋之简籍”。2实际上行省职司对辖区“凡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军国重事，无不领之”。3元代行省制度的确立，从而使中央通过行省有效地实施对地方的统治。元代初期，行省的建置区经常有所变化，以后基本固定的行省有十个，即岭北、辽阳、陕西、四川、河南、甘肃、云南、江浙、江西、湖广等行省。4
元代闽南地区在元世祖时，曾一度隶属过福建行省。5成宗大德三年（1299年）二月，元朝政府“罢四川、福建等处行中书省”，6原福建辖区归属江浙行省。此后，闽南一直归属江浙行省管辖。江浙行省所辖三十路和一府：杭州、湖州、嘉兴、平江、常州、镇江、建德、江阴、广元、婺州、衢州、绍兴、温州、处州、宁国、徽州、饶州、集庆、太平、池州、信州、广德、福州、建宁、兴化、邵武、延平、汀州、泉州、漳州和松江府。7涵括今浙江、福建两省和江苏南部地区，以及江西和安徽部分地区。当时，在十行省中，江浙行省被元朝政府视为重中之重。“江浙行省视诸省为尤重，土地广，人民众，政务繁，而钱谷之数多也，朝廷之注倚”。8“所统列郡民物殷盛，国家经费之所出，而又外控岛夷，最为巨镇”。9
元朝政府实施的这种行省建置对闽南地区的影响，与前代有何不同呢？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是提升了闽南地区的地位。唐、宋（包括北宋和南宋）地方行政机构是州、县两级，闽南地区在唐、宋时期，一直作为地方州的行政建制设泉州和漳州。宋制定了以路作为州、县之上中央派出监察辖区的制度。宋以福建为一路，福建路下设“州六：福，建，泉，南剑，漳，汀州”。10当时泉、漳两州的权限及在全国的影响力并不大。元代在行省之下采用路、府、州、县的地方建制。在这种行政管理体制下，泉州和漳州分别被升格为路一级的建制。而且在前后管理体制的演变过程中，闽南地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大大提高了。据《元史·地理志》载：“漳州路，下。唐析闽州西南境置，后改漳浦郡，又复为漳州。宋因之。元至元十六年（1279年），升漳州路”。“泉州路，上。唐置武荣州，又改泉州。宋为平海军。元至元十四年（1277年），立行宣慰司，兼行征南元帅府事。十五年，改宣慰司为行中书省，升泉州路总管府。十八年，迁行省于福州路。十九年，复还泉州。二十年，仍迁福州路”。11上述的记载反映出，漳、泉地位的前后变化情况。唐代划闽州南部为漳州，宋沿袭未变。元代统一江南后，对闽南的重视程度超过前代。元代不仅将漳、泉建制升为路级，而且对作为闽南核心之地的泉州关爱有加。先后在泉州立行宣慰司、兼行征南元帅府事、总管府，还曾两度作为行省治所。至元二十年，元廷还曾“复令行中书省于漳州”。12这一举措，大大提升漳、泉在福建和全国的政治地位。此后，闽南地区社会发展与其政治地位的提高有很大关系。
二是直接促进了闽南地区与其他区域的密切联系。由于闽南泉州、漳州等路被纳入江浙行省，增强了与同一行省区划内的各路之间的交流。通过江浙行省，闽南地区与元朝中央政府乃至全国联系比已往更加密切。元人黄?盟担航?阈惺 暗倍?现?蓟幔??莘倍啵?锊?火Γ??÷叫校?茁衷蛹???尘湮庥谠狡呙鲋?郏??诤S纾慌粤?钷??到峄苌眩??啄谙颉G姹?穸?识?僦朴阢屯猓?氯沃林兀?窃???铝接形奈洌??蒜咂浼摹薄?3陈旅亦云：江浙行省“夫物大则制劳，务繁则理艰，土赋居天下六七，则辨（办）集之责殷矣。是故朝廷恒选勋戚大臣与猷为之优著者，行中书省于兹，厥惟重哉”。14黄、陈二氏所说不谬。如元成宗铁穆耳即位后，“朝议以江浙行省地大物众，非世臣有重望者不足以镇之”，遂命木华黎后人、元世祖忽必烈的养子脱脱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脱脱离京赴任时，成宗“命中书祖道都门外以饯之”。15可见元朝政府视江浙行省非同一般。闽南归入江浙行省管辖之后，加强了与江浙行省其他地区联系。同时，闽南地区也进一步引起朝廷的重视。这为闽南的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除行省制之外，对闽南地区发展影响最大的当属市舶司制度。市舶司是对外贸易的管理机构。最初，唐代在广州曾设过市舶使。宋代开始正式有市舶司制度，但是这一时期的市舶司制度还很不完善。当时，宋代设市舶司的主要地点是广州、杭州和明州（今浙江宁波）。而福建路泉州直到宋哲宗元?年间才新增设市舶司，以后又一度废止泉州市舶司。南宋建立后，高宗赵构曾以“市舶司多以无用之物，枉费国用，取悦权近”为由，罢两浙和福建路市舶司，以“两浙、福建路提举市舶司并归转运司”。16以后，市舶司虽又恢复职能，但在这种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不能不对闽南地区的发展及宋代海外贸易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
元朝灭宋统一江南后，即在“至元十四年，立市舶司一于泉州”。17随后，又在庆元（今浙江宁波）、上海、澉浦（今浙江海盐）等地设立市舶司。几经运作，最终形成了稳定的泉州、庆元、广州3处市舶司。至元三十年（1293年），元朝政府下令各市舶司“悉依泉州例”。18说明元代泉州市舶司的地位是很高的。而且，有元一代，泉州市舶司的地位就没有动摇过。由于泉州市舶司事务通常是由江浙行省直接管理，这也无疑加强了泉州及闽南的区域地位。元代的市舶司制度不仅使海外贸易制度化，而且进一步加强了南方市舶口岸与大都和北方的联系。元代泉州港成为国内最大的海外贸易港，与元代的市舶司制度有着必然的联系。可以说，元朝政府对泉州及其闽南地区重要性的认识是有远见的。元人吴澄曾见证元代泉州的繁荣，他说：“泉，七闽之都会也。番货远物，异宝珍玩之所渊薮，殊方别域富商之窟宅，号为天下最”。19元朝的政策对闽南地区多元文化的发展是有利的。
二、闽南多元文化形成的地域因素
闽南多元文化形成有着特殊的地域因素。闽南具有得天独厚的地域优势，其东、南两面凭海，晋江、九龙江流经闽南入海，水路交通便利，形成易于船舶停靠的多处港湾口岸。这与域外交往带来便利。中国有着广阔海岸线，凭海城镇不止闽南一处，何以闽南在元代独据优势？自然地理环境只有充分地开发利用，才能发挥其蕴涵的潜在优势。
闽南的地域优势在元代以前已开始受到关注，元代正是在承袭了前代所提供的积累之上大大地向前迈进了一步。尤其是泉州港成为元朝最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后，使闽南更显出地域的优势。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期间，完成的几大交通工程中，其中有一条重要交通路线是从市舶主港泉州出发，经福州、建宁越武夷山，循信江至鄱阳湖入长江，至真州，再沿新开通的大运河北上。于是“海外诸蕃土贡、粮运、商旅、懋迁，毕达京师”。20另外，开通闽地到天津直沽的海上航道。这一举措，使闽南地区与北方政治中心——大都之间有了畅达的通道相连系。“顺风十日到闽海”，21从而缩短闽南与北方路程。闽南有江浙行省广阔而雄厚的经济腹地作为物质支持，使其对内对外发展游刃有余。闽南的地域优势在元代才有了前所未有的更大发展空间。
元人汪大渊在《岛夷志后序》中，曾盛赞元朝大一统所带来的中外交流的发展，以及他撰写《岛夷志略》一书经过，这与元代闽南有关，现引录于下：
皇元混一声教，无远弗届，区宇之广，旷古所未闻。海外岛屿无虑数千国，莫执玉贡琛，以修民职；梯山航海，以通互市。中国之往复商贩于殊异域之中者，如东西川焉。大渊少年，尝附舶以浮于海。所过之地，窃尝赋诗以记其山川、土俗、风景、物产之诡异，与夫可怪可愕可鄙可笑之事，皆身所游览，耳目所亲见。传说之事，则不载焉。至正已丑冬，大渊过泉南，适监郡?暮蠲??轿饧?髦??肚逶纯ぶ尽罚?艘郧逶矗ㄈ?荩┎八舅?冢?钷??V???思锹疾槐伞N接喾街?馐拢?簟兜阂闹尽犯娇ぶ局?螅?峭揭怨闶看蠓蛑?奈牛?且员砉???拢?缡侵?笄以兑病?2
此处记载告诉我们：汪大渊在至正已丑（1348年）冬，来到泉州，正遇到泉州路达鲁花赤?挠窳⒆橹?诵?蘅ぶ荆?羰嫌ρ??浜M饧?疟喑伞兜阂闹尽犯接诳ぶ局?蟆S纱丝杉??羰嫌泄卦??暮肼劬褪钦驹诿瞿洗蟮刂?鲜惴⒌摹M羰弦狄芽吹饺?菡庖弧爸钷??V??保?朐??型饨涣鞣⒄怪?涞墓叵怠U?怯捎谠??骋恢?螅?瞿系牡卦涤攀频玫浇洗蟮姆⒒樱?瞿厦髦椴诺靡哉婪乓觳省?nbsp;
元代闽南成为中外商品的集散地，源源不断的各种货物在这里装上装下，行销全国各地和海外诸国。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名扬中外的声誉，使四方“蛮商夷贾”、传教士、旅行家、使节、僧侣、道士、少数民族等纷踏而来。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摩洛哥旅行家依本·白图泰曾先后来过这里，并为世人留下赞美刺桐城（泉州）之壮观的名篇。23各种人物会聚在这个神奇的地方，从而为多种文化的交流创造了条件。闽南在元代成为多元文化交汇点。
三、闽南多元文化形成的人文因素
闽南不仅是重要的经济区域，还是学术氛围浓厚的地区。传统的文化积淀对一个地区思想文化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元人修《宋史·地理志》时说：福建“多乡学，喜讲诵，好为文辞，登科第者尤多”。24元代学者吴鉴说：“闽文学始唐，至宋大盛。故家文献，彬彬可考。时号海滨洙泗，盖不诬矣”。25元朝史官与吴鉴所说自然涵括闽南地区(吴鉴说上述话时正在泉州修方志)。在文化领域对闽南学术影响最大的当属儒学。这与南宋的朱熹有很大的关系。朱熹生于福建尤溪，入仕后首任泉州同安主簿，以后又曾知漳州，并长期在此地讲学。他“主泉州同安簿，选邑秀民充子弟员，日与讲说圣贤修已治人之道”。26 “一时从学者众。建经史阁，作教思堂，访求名士徐应中、王宾等，以为表率，日与讲论，正学规甚严。五载秩满，士思其教，民思其惠”。27因此，朱熹对闽南儒学文化的发展影响很大。“文公（朱熹）既没，凡所居之乡，所任之邦，莫不师尊之，以求讲其学，故书院为盛”。28闽南籍的儒学学者多为其师友门人。历史文化和学术传统对特定地区文化发展有一定影响。
入元以后，元朝政府重视文化教育。元灭南宋后，原南宋的地方官学统归于元朝各级政府管理。此后，元朝政府在陆续恢复传统学校的同时，并创办了一些新学校。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 “令江南诸路学及各县学内，设立小学，选老成之士教之，或自受家学于父兄者，亦从其便。其他先儒过化之地，名贤经行之所，与好事之家出钱粟赡学者，并立为书院。凡师儒之命于朝廷者，曰教授，路府上中州置之。命于礼部及行省及宣慰司者，曰学正、山长、学录、教谕，路州县及书院置之”。29元朝政府教育政策对包括闽南在内福建文化教育有推动作用。元代学者虞集说：“国家奄有四海，郡县无大小远迩，莫不建学立师。乃若先贤讲学故地，遗迹所在，及贤士大夫好善者，或因或创，为之书院。其以文公而有所创立者甚众，而七闽为尤甚。”30虞集是在漳州路龙江书院落成时说这番话的，反映了当时闽南的文化教育情况。
元代以尊孔崇儒的方针为指导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元世祖忽必烈曾多次崇奉孔子的诏旨。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七月，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八月，中书左丞孛罗铁木儿进用蒙古文字译写《孝经》，武宗下诏：“此乃孔子之微言，自王公达于庶民，皆当由是而行。其命中书省刻板模印，诸王以下皆赐之。”31此时，朱熹学说在文教思想领域开始占了主导地位。这种情况，在当时许多学者的著作中有反映。“虽戴惠文身，为刀笔筐箧之行，与非华人，亦手披口诵是书，求厕士列者，往往多然。”32 “海内家蓄朱子之书，人习圣贤之学。”33 “穷徼绝域，中州万里之内外，悉家有其书。”34元仁宗时期，朱学在全国文教思想领域完全取得了统治地位。尤其是延?年间元朝实行科举考试之后，考试内容主要采用朱学，“专以周、程、朱子之说为主，定为国是，而曲学异说，悉罢黜之。”35 “非程、朱学不试于有司，于是天下学术，凛然一趋于正。”36以后，朱学在有元一代的学术文化领域一直占有主导地位。
元代闽南地区路学、县学、社学、书院齐全。当时闽南的最高学府是泉州路学和漳州路学。泉州路学是在南宋州学的基础之上创办的。据元人朱文霆记：“元大德三年，福建都元帅扎剌立丁重建明伦堂。至治改元，总管廉忱始?台塑两庑从祀像，筑杏坛于棂星门之南，康里?j（?j）为记。明伦堂前，旧有泮池，行循两斋。至正九年，郡判卢僧孺桥之。十年，监郡?挠窳⒅亟?髀滋茫?⑿抟榈捞茫???崴氖?浼跋认偷褥簟薄?7漳州路学，其校址是原建于北宋庆历二年（1042年）的州学。朱熹任职漳州时，曾经修建过“宾贤”、“受成”二斋。后州学于南宋末年毁于兵战火。“元延?三年，郡守张泉逸、教授高元子，重建大成殿、两庑及戟门、棂星门。殿后为杏坛，又后学廪；廪之东为神厨，厨之东为宰牲房；厨前为神库殿，西为明伦堂，左右为四斋堂；前为亭，亭外为书楼，楼下为大门，门外砌石为桥，桥下为泮池；堂后为乐器库，堂西为馔堂，东为教授廨舍，又东为训导廨舍。天历二年，达鲁花赤纳兄占伯重修明伦堂”。38从泉、漳两路学情况来看，元代闽南学校条件是相当不错的。当时，在学校和书院担任教授、学正、学录、教谕、山长等学官的人员，多为学有所成的儒师。如泉州路教授闻人梦吉、陈天锡，漳州路学正的晋江人傅定保等，都是一代名儒。元代闽南各地的还创办不少书院，如孔子五十三世孙孔公俊于同安县所建大同书院，漳州路的龙江书院等。这些教育机构对元代闽南地区文化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闽南儒学原本有朱熹亲自教化的基础，元朝的尊朱方针更使闽南的崇尚儒学之风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现存于闽南的泉州府文庙（孔庙），始建于南宋，也是元代路学所在地。这是闽南尚儒的历史文物见证。
元代闽南除儒学之外，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摩尼教等多种宗教文化在闽南也很流行。这多种宗教文化汇聚在闽南地区，在全国也不多见。下面对元代闽南宗教文化的情况作一简述，重点放在研究者关注较少的方面。
中国的佛道两教由来已久。道教生于本土，佛教传自外邦。闽南地区佛道早已有之，而元代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有关闽南佛教的情况，学者王荣国著有《福建佛教史》，对福建佛教历史研究甚深，其书内列有闽南佛教寺庙统计数字，现将王氏成果转录，以供参考。元代泉州有寺院2所、庵堂38所，漳州有寺院5所、庵堂3所。漳州路寺院5所、庵堂3所。在原址重新修复的寺院分布是：泉州路13所 ，其中晋江县4所，南安县5所，惠安县1所、永春3所；漳州路3所，其中龙溪县2所，漳浦县1所。39
关于元代闽南道教的状况，笔者未见有专门涉及元代闽南地区的道教研究成果。因此，依据福建方志等相关记载（笔者掌握的资料很不完备），对闽南地区的道教的宫观情况作了一些粗略的考察。明以前，泉州路的宫观共有46所，漳州路宫观有7所，其中有一定数量建于宋和宋以前，但元代尚存。泉州路有明确记载建于元代的道教宫观是：晋江县的灵济行宫，建于元至元间（未注明是世祖至元，还是顺帝至元）；南安县的凤山宫，建于元泰定四年（1327年）；永春县的三清观，建于元至正间。漳州路有两所宫观记载是元代重建；龙溪的东岳行宫，元大德元年（1297年）重建；龙岩县的东岳观，元至正九年（1349年）重建；漳浦县崇真观，宋建于县西门外，元至正间移建“县治西朝无坊内”。40由于历史久远，史籍记载往往有疏漏。一般情况下，道观的实际数目要高于据史籍统计数字。闽南的道教，主要教派当属于正一道。目前仍踞坐在闽南清源山右锋山麓宋代巨型石雕老子像，昭示着闽南地区兴于宋而盛于元的道教历史文化。
从我们见到的资料来看，元代闽南佛、道两教的寺院道观分布较广，数量也是很可观。但是，总的来说，闽南佛教势力要高于道教。弘治《八闽通志》所说：闽地佛道在明以前，“名山圣地多为所占，绀宇琳宫罗布郡邑。自二氏较之，佛氏之居，视老氏十八九矣”。41这也应当是与元代闽南地区的情况相符合的。
元代闽南地区伊斯兰教是文化是仅次于佛教和道教又一特殊的文化现象。早在唐代闽南就有伊斯兰教传入，主要是在留居泉州等地的波斯、阿拉伯商人中间流行。42但在元以前，其在闽南传播的规模都不大。入元以后，泉州信奉伊斯兰教的人员大量增加。这些人员，一方面是通过海路经泉州港进入泉州；43一方面是通过内地迁徙过来的中亚各族居民。留居闽南的伊斯兰信徒，带来了伊斯兰和阿拉伯文化，并融入当地社会。泉州现存有国内最早的礼拜寺，始建于北宋，经元武宗至大二年（1309年）、元顺帝至正十年（1350年）两次重修，是伊斯兰教文化在泉州的文物见证。泉州灵山南麓的圣墓埋葬着包括元代来闽南的伊斯兰教信徒，元英宗三年（1323年）所立阿拉伯文纪念石碑犹在。泉州宗教石刻陈列馆所收藏有数量很大的回回人墓碑、礼拜寺碑铭等伊斯兰文物，其中相当一部分出自元代，并有不少还是阿拉伯文的。最近笔者到泉州访古时，曾有幸两次造访宗教石刻陈列馆，仔细观看了有关元代文物石刻资料，精美的伊斯兰教文化遗存令人叹为观止。
元代闽南地区是天主教在江南的主要教区。自元代前期始，奉罗马教皇之命来元朝的约翰·孟特·科儿维诺大主教，即向泉州派遣主教。元代在泉州担任主教的有热拉德、佩里格林、安德鲁等。安德鲁在泉州病逝，并葬在泉州。在鲁不鲁乞《东游记》收录佩里格林、安德鲁写自泉州的两封信：一封名为《刺桐主教、教佩里格林的信》，另一封为《佩鲁贾人安德鲁的信》。前一封信后注明 “耶稣纪元1318年写于刺桐”，后一封信后签署“耶稣纪元1326年1月写于刺桐”。44两封信记述了他们在闽南传教的情况。
元代闽南地区还是摩尼教活动的场所。摩尼教是波斯人摩尼于3世纪创立，又称明教，唐代由波斯传入中国。45教义的核心是“二宗（光明和黑暗）三际（初、中、后）说”。认为经过初、中、后三际，光明即战胜黑暗。宋代摩尼教在闽南已经开始传播，但规模不大。元代摩尼教在闽南有所发展，并建寺传教。现在晋江县境内遗存有草庵摩尼教遗址，即为元代所建。寺内保存有元至元五年（1339年）摩崖浮雕摩尼佛一尊，是元代闽南传播摩尼教的文物见证。此外，元代闽南对天后（妈祖）的崇祀，在民间也广为流行。总之，元代闽南是多种宗教文化的荟萃之地。
元代闽南形成儒学和多种宗教文化的荟萃局面，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元朝蒙古统治者对外来文化和宗教采取兼容并蓄的宗教文化政策，对闽南多元文化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
13世纪的波斯著名的史学家志费尼在他所著的《世界征服者史》一书中说：成吉思汗对宗教“没有偏见，不舍弃一种而取另一种，也不尊此抑彼。……他一方面优礼相待穆斯林，一方面极为尊重基督教和偶像教徒。他的子孙中，许多人已各按所好，选择一种宗教：有的皈依伊斯兰教的，有的归奉基督教的，有的崇拜偶像的，也有仍然恪守父辈、祖宗的旧法，不信任何宗教的；但最后一类人只是少数。他们虽然选择一种宗教，但多数不露任何宗教狂热，不违背成吉思汗的扎撒，也就是说，对各教一视同仁，不分彼此”。46马可·波罗在他写的《行记》中记载了元世祖忽必烈说过的一段话：“全世界所崇奉之预言有四：基督教徒谓其天主是耶稣基督，回教徒谓是摩诃末，犹太教徒谓是摩西，偶像教徒谓其第一神是释迦牟尼 。我对于兹四人皆致敬礼，由是其中在天居高位而真实者受我崇奉，求其默佑”。47在蒙古统治者兼容并蓄的宗教政策下，各种宗教得以自由广泛地在全国流传；而福建本身又有“俗信鬼尚祀，重浮屠之教”的习俗，48于是多种宗教文化在闽南汇聚并发展起来。
四、闽南多元文化形成的社会原因
元代闽南多元文化的形成是有着深刻地社会原因。元代闽南社会人员构成很繁杂，不仅有土著，而且有大量的外来移民。在闽南上流社会的官员、士绅、商人、学官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外来户。虽然这部分人的数量并不很大，但是他们对社会的影响却是巨大的。尤其是当时在闽南社会生活中发挥很大作用的一些有代表性家族，如回回蒲氏、畏兀儿?氖系刃枰?凶鲂氐憧疾欤?舛晕颐橇私饷瞿咸赜械奈幕?窒蠡嵊兴?镏??nbsp;
1、蒲氏。闽南最著名的家族当属泉州回回蒲氏家族。泉州蒲氏的祖先原是阿拉伯人，先是从海路到广州经商，以后由广州迁徙到泉州定居。49宋代蒲氏在泉州主要从事香料贸易。当时，蒲氏家族以蒲寿?k、蒲寿庚兄弟为首经商牟利。南宋度宗咸淳年间，蒲寿庚协助官府以平定海寇之乱，因功被授任福建安抚沿海都制置使，兼提举市舶。从此，蒲氏走上官商结合之路。端宗景炎元年（1276年），蒲寿庚升任福建广东招抚使，总管海舶事务。当年十二月，元军兵临泉州，蒲寿庚以泉州降元，并将众艘海舶交元军进攻宋军余部。以后被元廷授闽广大都督兵马招讨使、任江西行省参知政事。至元十五年（1278年），蒲寿庚被任命为福建行省左丞，掌泉州市舶司，负责招海外诸国贸易。其长子蒲斯文，也官授宣慰使左副元帅。至元十八年（1281年），蒲斯文接任掌管泉州市舶司。蒲氏多年掌管泉州市舶司，亦官亦商，成为元代泉州地位显赫的世家大族。蒲寿庚的女婿佛莲也是拥有海船80艘，珍珠130万斛 ，“其家富甚”的回回巨商。50史籍称：“元以寿庚有功，官其诸子诸孙，多至显达。泉人避薰炎者八十余年，元亡乃已”。51
2、?氖稀T诿瞿?a class=content_a href=/class_free/171_1.shtml>历史上?氖系淖饔貌蝗莸凸馈T?琳?拍辏?349年），?挠窳⒌H稳?萋纷罡?a class=content_a href=/class_free/81_1.shtml>行政长官达鲁花赤，?氖纤煊朊瞿戏⑸?唤庵?怠?脑谑献娴卦谖鞅备卟?ń裥陆?侣撤?卟?食牵??翘苹伧焦?嚓沼?暮笠帷T???坟6?耍?羯?咳说囊恢帧T?伺费粜??从小陡卟?氖霞掖?罚??屑鞘?氖霞易宓睦?贰?2?挠窳⒌脑?嬖拉U帖穆尔，精通畏兀儿文。教授成吉思汗的兄和15岁即随成吉思汗征战，并担任皇弟斡赤斤和诸王子的畏兀儿老师。窝阔台汗时，他出任大断事官，从斡赤斤镇守河北。53祖父合剌普华，年幼“俾习畏兀书经史，记诵精敏”。成年后任忽必烈宿卫，曾先后出任江西宣慰使，广东都转运使，兼领诸番市舶。父?奈闹使僦两?骷?猜反锫郴ǔ唷?奈闹省白游迦?挠窳ⅰ?闹奔帷?恼荏啤?某?帷?牧畜??缘诮?俊?恼荏乒僦两?餍惺∮邑???a class=content_a href=/class_free/16_1.shtml>文学政事称于时”。54?挠窳⑹侨首谘拥v五年（1318年）进士，任泉州路达鲁花赤期间，“兴学校，赈贫乏，考求图志，搜访旧闻。聘寓公三山吴鉴成《清源续志》二十卷，以补一郡故事。郡人皆勤于文学”。55据陈垣考证说： “摩尼教世家，高昌?氖弦病薄?6闽南?氖弦喑缧拍δ峤獭?nbsp;
3、马氏。元代闽南漳州马氏也是一大氏族。元代中期，曾任漳州路同知的马润（1255—1313年），生于漳州，长于漳州，卒于漳州。马氏的原籍净州天山（今内蒙古四子王旗西城卜子村），为汪古部人。马氏的远祖名帖木尔越哥，在金朝曾任马步军指挥使。于是，子孙以先人官职首字为姓。马氏家族信奉聂脱礼派基督教，马润祖父名月乃合，是以教名行。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马月乃合出任军储都转运使。马润之父马世昌，曾仕元为尚书省左右司郎中，定居漳州。马润“是生漳州，讳润，字仲泽父，即以文墨入官”。马润先在荆湖、吉州路、两淮、太平路、常州路、光州等地任职，最后才到漳州任职。“漳州负海障崖，龙岩、漳浦数反易。公命吏宣布上意，始受令，渐宁谧”。马润不仅做官有政绩，而且学问也很高，曾著有诗集《樵隐集》。马润长子马祖常，字仲泽，延?行科举，乡贡、会试、廷试皆名列前矛，历任监察御使、翰林待制、官至礼部尚书等职。马祖常工文章，能诗，参与修《英宗实录》，并著有《石田文集》。次子祖义，乡贡进士；三子祖烈，官至江浙行省宣慰使。闽南漳州马氏子孙地位显赫。57
4、乌古孙氏。在与闽南有关的姓氏中，乌古孙氏居官最高。乌古孙氏原籍北方女真族，史称：“临潢（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人。其先女真乌古部，因以为氏”。乌古孙泽（1250—1315年），元世祖时从军南下灭宋，升福建行省都，以后长期任福建廉访使。“泽宿有德于闽，闽人安之”。58其子乌古孙良真，“资器绝人，好读书”。曾任闽南漳州路推官，“狱有疑者，悉之。上言：‘律，徒者不仗，今仗而有徒，非恤刑意，宜加徒减仗’遂定为令”。在担任泉州路推官时，“益以能称”。入朝后，担任中书参知政事、中书右丞，兼大司农等高官。“有诗文奏议若干卷，藏于家”。59可见，乌古孙氏在闽南很有影响的。
5、阿儿浑氏。阿儿浑，又译作阿鲁温、阿鲁浑、阿剌温等。原为中亚突厥部的一支，信仰伊斯兰教。成吉思汗西征时，投附蒙古。元朝建立后，成为元代色目人的一种。60元代先后在闽南任职的有两个阿儿浑：一是马哈谋沙，至正十五年（1355年），任泉州路同安县达鲁花赤。曾几次击败攻同安的反政府武装。在任期间，“复新公廨，复学舍，葺邮传，废毕兴，与民不劳”。61一是迭理弥实，元末曾任漳州路达鲁花赤。62在闽南任职的两个阿儿浑氏，都信奉伊斯兰教。
除上述闽南几个世家大族之外，还有不少在闽南为官名人。如泉州路总管怯来，元末任南安县达鲁花赤的蒙古人?穆泰，南安达鲁花赤达答剌真，大同书院的创办人孔子第五十三世孙孔公俊，泉州路总管推官、江西武宁人周天凤，元顺帝至元间曾任泉州路学教授的金华人闻人梦吉，元统进士、曾任泉州路同知、泉州路总管的莆田人朱文霆等等，都曾在闽南社会生活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从以上的家族和官宦来看，有信奉伊斯兰教世家，有崇信摩尼教世家，有信仰基督教的家族。官宦涉及的民族成分，有汉、蒙古、回回、女真、突厥、畏兀儿等多种民族。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闽南出现多元文化并存的局面就很自然了。
五、结 语
综上所述，元代闽南是多元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它处在中外文化的交汇点上，所表现出来的文化现象是其他区域难与相比的。同前代相比，元代闽南多元文化有许多新特点：一是兼容和谐，二是开放进取，三是博大精深，四是重古求新。可以说，中国古代历史上没有哪个地方，像元代闽南这样在文化层面上显现出这样五光十色，丰富多彩。
1 参阅李志安：《行省制度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版；陈高华、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9月版；高荣盛：《元代海外贸易》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版。
2 柳贯：《柳待制集》卷17《江浙行省左右司提名记》。
3《元史》卷91《百官志七》。
4《元史》卷58《地理志一》：“立中书省一，行中书省十有一”，包括征东行省。
5《元史》卷9《世祖纪六》载：至元十四年九月，“福建行省以宋二王在其疆境，调都督忙兀带、招讨高兴领兵讨之。”说明此时已设福建行省。
6《元史》卷20《成宗纪三》。
7 参阅《元史》卷62《地理志五》。
8 吴澄：《吴文正公集》卷14《送宋子章郎中序》。
9 黄?茫骸痘平鸹?壬?募?肪?4《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赠太傅安庆武襄王神道碑》。
10《宋史》卷89《地理志五》。
11《元史》卷62《地理志五》。
12《元史》卷12《世祖纪九》。
13《金华黄先生文集》卷8《江浙行中书省题名记》。
14陈旅：《安雅堂集》卷9《江浙行省题名记》。
15《元史》卷119《木华黎传》。
16《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11、12。
17 18《元史》卷94《食货二·市舶》。
19吴澄：《吴文正公集》卷16《送姜曼卿赴泉州路录事序》。
20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2《丞相淮安忠武王事略》。
21黄镇成：《秋声集》，《元诗选》3集庚集。
22汪大渊原著、苏继?F校释：《岛夷志略》后序，中华书局1981年版。
23参阅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第156章《刺桐城》，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马金鹏译《依本·白图泰游记》，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4《宋史》卷89《地理志五》。
25《岛夷志略》附《清源续志序》。
26《宋史》卷429《朱熹传》。
27乾隆《泉州府志》卷29《名宦》
28 任松乡：《松乡先生文集》卷1《重建文公书院记》。
29《元史》卷81《选举一·学校》。
30虞集：《漳州路新建龙江书院记》，乾隆《龙溪县志》。
31《元史》卷22《武宗本纪一》。
32《牧庵集》卷15《姚枢神道碑》。
33苏天爵：《滋溪文稿》卷30《题晦庵先生行状后》。
34袁桷：《清容居士集》卷18《庆元鄞县学记》
35《滋溪文稿》卷5《伊洛渊源录序》。
36欧阳玄：《圭斋文集》卷5《赵忠简公祠堂记》。
37弘历《八闽通志》卷44《学校·泉州府》。
38同上卷45《学校·漳州府》。
39参见王荣国：《福建佛教史》第294—295页，厦门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40以上资料主要采自弘历《八闽通志》卷77《寺观》，同治《泉州府志》卷16《坛庙寺观》。
41弘治《八闽通志》卷77《寺观》。
42参见田坂新道：《伊斯兰教之传入及其在中国的发展 》第363—364页，东京1964年版。
43参见黄秋润：《伊斯兰教从海上东来泉州传播后的盛衰》，《中国伊斯兰研究文集》第17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44道森编、吕浦译、周良霄：《出使蒙古记》第270—27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45 沙畹、伯希和著，冯承钧译：《摩尼教流行中国考》，《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八编》，中华书局1958年版；陈垣：《摩尼教入中国考》，《陈垣学术论文集》第1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
46志费尼著、何高济译：《世界征服者史》上册第29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47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记》卷2第79章190页。
48《宋史》卷89《地理志五》。
49参见 桑原骘藏：《蒲寿庚事迹》，陈裕椠菁汉译本。
50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卷下《佛莲家资》。
51《闽书》卷152。
52《圭斋集》卷11《高昌?氖霞掖?贰?nbsp;
53 《元史》卷124《岳?帖穆尔传》。
54以上见《元史》卷193《合剌普华传》。
55《闽书》卷53《文莅传》。
56《元西域人华化考》第3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57 以上引文及史实见袁桷：《清容居士集》卷26《漳州路同知朝列大夫赠汴梁路同知骑都尉开封郡伯马公神道碑》，《元史》卷134《月合乃传》、卷143《马祖常传》。
58 以上引文见《元史》卷163《乌古孙泽传》。
59 以上引文见《元史》卷187《乌古孙良真》。
60 参见杨志玖：《元代的阿儿浑人》，《元史三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关键词：闽南茶文化 航空服务 课程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2-1578（2014）9-0041-01
据调查，国内部分高职院校中航空服务专业开设茶艺课程作为职业延展课程。但无论是相关教师或者学生多功利地看待茶艺课程，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学习茶艺仅仅是为了弥补学生在应对航空公司面试时才艺不足的缺陷，有些人仅是因为某些航空公司有茶艺表演的活动而略做学习有备无患，他们往往认为只要学会花哨或者烦琐的泡茶动作和程序即可，纯粹将茶艺当成类似某种程序化舞蹈动作的简单行为。正因为许多人对在航空服务专业开设茶艺课程，并推进茶文化对人才培养过程的渗透并不理解或者理解得不够到位，本文将对闽南茶文化背景下开设茶艺课程的意义进行论述，并对该课程的建构提出意见。
1 航空服务专业在闽南茶文化背景下开设茶艺课程意义
1.1闽南茶文化中的茶艺展示程序性与航空服务人才培养中对服务技能的高标准相耦合
福建闽南地区盛产茶，闽南人对茶情有独钟，且闽南人饮茶，从茶具、水质、用茶种类到斟饮的各个程序均备极考究。以乌龙茶铁观音为例，其茶艺表演程序甚至有十八道工序：焚香静气、叶嘉酬宾、火煮山泉、孟臣淋漓、乌龙入宫、悬壶高冲、春风拂面、重洗仙颜、若琛出韵、玉液回壶、游山玩水、关公巡城、韩信点兵、三龙护鼎、喜闻幽香、鉴赏三色、初品奇茗、尽杯谢茶，环节一道接一道，每一道都体现出“纯、礼、雅、和”的文化精髓，每一个动作都讲究规范的操作和程序。而规范化，程序化、标准化服务正是航空服务人才的起码要求，同时在进行程序化的服务同时还要兼顾展示性和艺术性，这也是航空服务人才之所以成为服务行业内人才标杆的原因。通过对茶艺展示程序化的学习就能够使学生在校内有相应的载体体会服务流程的艺术性，养成良好的职业行为习惯，按程序有条不紊、准确到位艺术化地进行服务流程的展示。同时这也是航空公司、地勤公司等用人单位对人才的需求。
1.2闽南茶文化中的“五境之美”茶艺气质营造与航空服务人才培养中对学生美感培养的目标相耦合
闽南茶文化重在围绕着茶元素，通过茶叶、茶水、茶具、火候、环境等展示国人生活之美。以环境中的茶席之美为例，闽南茶文化讲究透过一席茶的布置有机平实、源远流长而生命力不减的方式来体现文化，把茶席当成以生命自身的哲学体现之场。茶席不仅是单纯的视觉美感，更要求符合泡茶逻辑，这个逻辑包含了对茶的解读。种种细节的妥帖安排，会幻化出天然的中澹闲洁。各个因素，如品茗的时令节气、身边的一景一物、水质水温、茶的性情，由此而砧拣择的用那把小壶还是这只盖杯，每一个选择都是那么的用心别具，但在决定前又不是只有唯一的选择，每一个用心就体现在选择的过程里，最后汇聚成一种特殊的气质。航空服务人才美感的塑造也不仅是外表的，训练有素的专业素养，对于美好形象和美好环境的创造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航空服务人才培养的目标就是让学生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一颦一笑都给人带来毫无做作的舒适感，把女性的柔美优雅、男士的绅士帅气演绎得恰到好处，有一种增一分则过，少一分则不足的美感。因此在茶艺课中可以达到对航空服务专业学生进行气质的培养、审美水平的提高以及对于“美境”的创新能力。
1.3闽南茶文化中的茶艺礼仪要求与航空服务人才培养中对礼仪的高要求相耦合
礼仪是茶艺的核心部分。闽南传统茶道表演其实就是待人迎客的过程，它每一个环节都寓意着一种东方待客礼节。而服务礼仪更是航空服务人才培养中的重中之重，特别是服务过程中的礼貌和礼节。包括服务过程中的仪容仪表、迎来送往、互相交流与彼此沟通的要求与技巧等内容。这两者的耦合之处更是不言而喻。
2 关于航空服务专业中茶艺课程的相关建议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民居是劳动人民在与自然共生共存的生活中提炼创造的，在此过程中，结合不同地区的传统文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创造出了无数优秀的民居建筑。如何传承这些民居建筑中的优秀文化，在现代环境设计中更好地服务于当今社会，是设计师应注重研究的领域和课题。本文以闽南民居的研究为着眼点，阐述学习传承传统民居的意义。
0引言
在当今国际经济、文化日趋一体化的大背景下，现代环境艺术中的建筑、景观、室内设计亦越来越呈现出一种趋同化的趋势。如何在规划中更好地保护与传承本土传统民居优秀的特色，并结合现代人的生活方式，设计体现出具有本地特色的城市景观显得特别重要。做为一个环境艺术的学习和研究者，在本土传统民居面对现代化的冲击显得日渐式微而感到遗憾的同时，深感有责任就此课题进行探讨。
1闽南红砖传统民居的解读
单德启在他的《人与环境一一中国传统民居聚落基本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一文中，用英文中的“本土的”(vernacular),“传统住宅”(traditionalrcsidcnce),“没有建筑师的建筑”(archetecturewithoutarchtect),对“传统乡土民居”的含义进行l}释。n]现仅以笔者当下生于斯长于斯的闽南民居为例，就其内部空间形态、外观特征、色彩特征、装饰符号、文化特点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从中探讨其对于今天的环境艺术设计工作的重要性。[z]闽南红砖民居通常指的是用本地特制的红砖结合本地石材和工艺、融合了中原文化及闽南海洋文化的精神而建造的大膺a"詹”是闽南方言，就是通常所说的“房屋”。
1.1闽南红砖民居的空间构成形式
闽南红砖民居一般为单层，其布局以中轴线分布;呈“向心围合式“;左右对称排列;多层次进深。正中间有天井，中设厅堂，一般摆放祖宗神位，前设石煌，两边为厢房，左为大。在闽南方言里，几进一般也称作“几落”，如“三落大膺”的说法，指的即是三进的大詹。
1.2闽南红砖民居的色彩分析
1.2.1主色调
闽南红砖民居以红色为主色调。究其心理及传统因素，红色是中国传统象征意义文化中举足轻重的色彩，红色在几千年的中原传统文化中，象征喜庆、顺利、成功或受人重视、欢迎。“闽南红”呈现的便是一种带有喜庆的红色，它代表了闽南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乐观向上，奋发图强的生活态度，使闽南人对传统文化中代表喜庆、吉祥和朝气的红色情有独钟，并将红色作为建筑主色调延用至今。
1.2.2辅色调
闽南红砖民居中的白石、青石、原木色及饰作的辅助色，与砖红主色调相辅相成。可以说，闽南红砖民居的色彩搭配无论从建筑本身，还是置于在自然的大环境中，都显得既端庄典雅又活泼灵动。
总之，蓝天白云之下、青山绿水之间那一栋栋具有典型的闽南特色的红砖民居，犹如中国传统青绿山水画中一枚枚朱砂色的印鉴，它与环境显得统一而又有变化。
1.2.3闽南红砖民居的装饰符号
闽南红砖民居不仅远观起来赏心悦目，近看局部装饰的符号设计亦别具一格。
a、装饰符号的位置:屋脊、墙面、悬梁、柱子、门窗、斗拱等;b、装饰符号的制作方式为:石雕、砖雕、木雕、灰塑、剪贴、拼凑等;c、装饰符号的题材:吉祥纹样、神话教化、诗词楹联等。这些装饰符号的灵活运用结合民居建筑的材料与工艺，使之无不充分显示营造者的匠心和艺术造诣及文化品位，亦成就了闽南民居独特的魅力。
1.2.4闽南红砖民居的文化
闽南上承古闽越的积淀、下启汉族及西域的交流、再融合东南亚、伊斯兰和西方建筑的影响，在文化面貌上呈多元化的状态。今天，闽南传统红砖民居独特的外观是在闽南地域文化的浸染下逐渐形成的，她受多元文化的影响，在造型式样上处处以装饰视觉元素体现建筑与文化不可分割的关联性。
2传统民居传承之意义
2.1传统民居传承之重要性
弗.赖特曾说:“唯一真正的文化是土生土长的文化”由此可见，其对于本土建筑文化的认识是相当深刻的。传统民居是本民族人民智慧浓缩的结晶，它必然有着我们能够“古为今用”的有益成份。但是，令人深感遗憾的是，今天现代化的民居建筑的大量涌现及外来文化的冲击，各地的民居逐步被所谓异彩纷呈的各色建筑、貌似多元的审美追求的建筑所代替。这表面看是“现代化”的体现，但也是对传统文化传承的缺失，亦反映出民族自信心的缺失;从另一个侧面看何尝不是现代对传统的蚕食与否定，或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让位?如果说房子塌了，可以重建，但一个民族的精神垮了，要重铸又谈何容易?建筑是表现民族精神的一种主要的形式，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可以说亦是民族精神的外化。因此，更好地保护与传承传统民居的优秀文化，是一个民族自信的重要体现，也是一个民族对历史的尊重。
2.2传统民居传承之紧迫性
2.2.1外来因素导致传统民居加速消逝
当今，大量优秀的传统民居，正由干经济加速度增长、生活习俗的变革而快速消失。所以，民居的保护与传承已刻不容缓。早在建国初期，梁思成、林徽音夫妇就曾为了老北京的旧城保护问题竭尽全力、四处奔走。他们的方案是保留老城，将现代化的建设计划移到旁边的城市去;保留城墙，并在上面做出一些景观、休闲娱乐区域，这样人们既可以边饮茶，边徜徉在古城墙上，看老北京、看众生相，试想那是何等的享受!当梁氏夫妇看到古城墙被拆时，不禁痛哭涕零道:“每拆一块砖，都是在剥我的皮啊!”据说苏州郊区著名的水乡一一周庄之所以今天能够留存下来，也多亏已故艺术家陈逸飞先生当时四处呼吁奔走，今天才能依然存在于我们的视线之内。
2.2.2内在因素造成传统民居传承的紧迫性
古民居本身因年代久远及建筑材料的限制，导致古民居保护与传承问题的刻不容缓。我国古民居多为砖、土、木结构，因年代久远、凤吹日晒，老化程度加剧及资金匾乏，更加深了这种紧迫性的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