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悖论。上海为自己制定的中长期发展目标是，面对充满机遇而又富有挑战的21世纪，把上海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和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之一，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而对于文化，则把上海定位为“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社会本就是以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为一体，文化自身所产生的社会凝聚力是任何其他力量所不能比拟的，这个定位与其说是一种选择，倒不如更确切地说是一种退步。因为如果仅仅是交流中心，则上海就失去了文化存在、生长和发展的根基，仅仅是文化的漂流地，不久之后，或许上海也就真的成了时下部分人士口中的文化荒漠。这与上海自身的国际定位是非常不相称的。
中国发展的世界意义是通过文化显示出来的，从历史上看，上海历来是中国发展的历史库、文化库，尤其是在20世纪初，上海文化，以电影为例，是与好莱坞并头的；到30年代，中国或国际知名的大文豪等莫不是出自上海或与上海有很深的渊源。现如今，上海在文化建设上却是停滞甚至是萎缩的，在世界各种文化和文明相互激荡的今天，这是任何一个现代化都市（国家）发展中不正常的现象。因此，政府应该大力扶植电影等文化事业，一定要从“国家定位”、“国际竞争力”的角度来看待和发展上海的文化事业：上海不应只是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也应该是文化的生产和消费中心。
在这里，需要着重提出的一点是，近些年来，面对好莱坞的霸气和日韩文化的冲击，上海的整个文化原创态势是越来越萎缩，没有优秀的创作队伍，拿不出拳头产品，没有反映上海改革开放以来巨大变化的经典巨作。造成这样局面的重要原因就是上海在文化方面的措施太软，很多措施甚至倒退到了邓小平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祝词发表以前的状态。因此，上海的文化产品如何走出新路，如何发展出多样化，怎样出来优秀的和时展相呼应的作品是当务之急。
服务悖论。社会主义文化应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应坚持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大众服务。那么，在城市文化建设过程中，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就应成为一种常态，真正让普遍的人民群众欣赏、享受和吸收到文学创作者的优秀成果甚至世界级的经典作品。因为，文化产品如果不能辐射到最广大人民群众，那么这种文化就不能在广大群众心中扎根，文化也就失去了创作、存在和发展的灵魂。
可以肯定的是，上海这些年来在社区文化建设方面有很大发展，但是我们更应看到，目前上海市的各大剧院、影院、音乐厅等公共文化设施实际上是与绝大多数普通市民的精神生活绝缘的，那些天价的演出/放映票，也只有少数人享受得起，有时候宁愿没人看也不愿降价出售。而与此同时，不知哪一天，记载着无数人欢笑和记忆的露天电影院已经成为记忆中那副褪色的山水画，露天的空地上不再支起白色的大幕，连排的凳子也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那些绚目却呆滞的摩天大楼，我们躲在钢金水泥的窄小空间里萎靡不振。经济的进步给我们带来了更高层次的物质享受，却把最普遍的精神和文化享受给生生剥离。
以复旦大学研究生为例，硕士生每月补助是231.5元，博士生每月是271.5元（就本人所知，这样的补助额度在全国重点高校里是倒数的），这些补助不仅不能买那些已经天价的书籍去认真搞研究，就连一个月的伙食费都不够，而上海大剧院的演出票价一般最低就是一两百元，更有甚者在上海图书馆复印一页复印本古书就是1元（市面上复印一张才几分钱）。于是，上海市这么多学校，庞大的正在接受优质教育的高校学生群体，只有自己排演自己欣赏，只有去买廉价的盗版。也就是说，这些影响大众生活，本来应为大众服务的公共设施，实际上却完全走到了相反的道路上。这种占用了大多数人的生存空间，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用普通纳税人的钱建立起来的本应非营利性的公共设施，成为了上海少数人享用的所谓高雅资源，实际上就变相成了一种剥削。这在国外是不可想象的，许多外国人士对中国的公共文化设施能赚钱都感到很稀奇，因为在国外，这样的公共文化设施基本都是不盈利甚至赔钱为尽可能广大的公民服务的。或许我们可以认为，因为这些公共设施只有启动基金没有运作基金，无法支持后续支出，所以不得不这样做。但是与不能赚钱相比，文化一旦失去了大众和为大众服务的理念，其生命就会逐渐枯竭，那些所谓的经典也只能永远存放于高阁并最终灰飞烟灭。
品牌悖论。品牌的背后是文化，品牌文化是市场成熟标志。“可口可乐之所以长盛不衰，原因就在于它是美国文化的一个载体，是美国立国精神的一个符号。”很明显，上海要提高国际竞争力，全面推动实施品牌战略极为重要。当前，上海品牌和上海创建国际大都市的地位相距较远，主要表现在：一是真正叫得响、有竞争力的上海品牌数量少，二是品牌价值低，三是品牌缺乏文化内涵。上海必须以世界一流的产品质量、世界领先的创新技术、赢得广泛消费者的市场占有率、关键领域的关键人才、提高产品附加值的文化这五大要素作为切入点，做大、做强、作响上海品牌。但令人尴尬的是，尽管我们做了很多努力，上海至今仍然没有世界级的品牌。当然这不能说是上海没有能力创造出世界级名牌产品，上海历史上是曾出现过诸如美加净、霞飞等国际知名的品牌，但是现在都没落了，我们甚至因为不重视品牌把“美加净”卖掉，若干年后绕了个大弯又花大价钱再买回来。
当然，老品牌的魅力渐去有其自身的原因，品牌是附在产品身上的情感认同，产品不行了，品牌就自然失去。但是，不能不说，目前上海的无品牌和现在上海的文化政策及氛围有关，从这一点上来说，和过去相比，上海不是进步了而是退步了。任何产品都必须有在这个时代存在的理由，当市场经济的利益最大化原则渗透到文化领域的时候，文化产品首先致力于的是创造经济效益而不再是社会效益。一个品牌的创立，其背后需要的是文化的支撑，当我们知道“申城”的“申”是来自战国四君子之一的春申君，上海文化的源头可以追溯到6000年前的崧泽文化，或许我们才会发觉古老上海的绵泽。只是我们缺乏的不仅仅是对古老文化的了解，更多的是对上海新文化的深刻诠释和发扬。于是，当巨大的上海市场充斥着巨多的世界名牌，我们又看到了一个悖论：上海有悠久的文化，但是上海却没有自己的经典文化品牌。所以上海只能是一个大大的空场地，上面摆放的都是别人的东西，仅仅而且也只能是世界品牌的聚散地而已。
因此，一定要有一批反映上海新变化和改革开放成果的作品出来，以各种不同的表现方式展现上海的新风貌，增强上海的吸引力和文化力。目前，上海制订了名牌战略，计划3到5年内打造50个上海大品牌，希望能有所收获。
对中国社会的进程，艺术家陈丹青说：“现代化过程是三个层次，一是器物，一是制度，一是文化。由于‘器物’层面的超速现代化，制度、文化的滞后日益凸显。”本人以为，在制度和文化建设的过程中，政府是不能缺位的，不但不能缺位，而且还应当积极引导甚至起主导作用，尤其是在建设主流文化的过程中，政府更应该有所作为。但是目前是我们的文化产业还没有形成，政府却又退出了这个市场。邓小平说，社会主义文艺工作者都应当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社会主义文化活动担负着教育、教化等重要的社会功能，其价值取向应是以社会效益为首要原则。而实际上，市场化把文化产业的社会效益给摒弃掉了，当前的文化市场发展处于一种畸形的状态，绝大多数纯粹只是为了经济效益，这个和政府缺位紧密相关。
因此，面对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产业竞争，政府要有保护性策略和开拓性战略，两者要灵活运用，不能把文化建设简单推向市场。我们不仅要制定经济发展战略，也要制定文化发展战略，加快文化立法。在我国致力于建成法制国家的目标引导下，加快文化的机制、体制和法制建设，把包括文化人力资本、文化产品与文化资格在内的上海文化资本科学组合起来，鼓励文化的多元尤其是民营资本投资体制，开拓创造渠道，加大上海的文化吸引力；一定要发掘民间文化创作的潜能和能动性，打造真正的公民而非私民，培育积极向上的公民精神，鼓励、支持和认可公民自发的多种娱乐文化形式，调动公民文化建设的自觉性和创造性，真正从源头树人才，树新智、树新风。也只有这样，我们的文化建设才有活力、有动力、有希望，2010年的世博会也才更圆满和令人难忘。
有人认为，“如果说巴黎是19世纪的世界城市，纽约是20世纪的世界城市，那么上海就是21世纪的世界城市。”只有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都健康发展和建设好了，上海才能真正走向世界，成为世界城市。
那么，让我们努力把这个愿望变为现实，让上海这座城市的生活更美好。
[摘要]作为文化消费的主流城市，上海的文化建设近些年来在取得了可喜成绩的同时也在文化定位、服务及品牌意识上出现了悖论。
上海开埠以后，在商业文化的确立、外来文化的引进、文化传统的继承中，逐渐构成了上海文化的商业性、开放性、个性化的特征。在上海文化的制约下，上海文学更多了消费特色、现代手法、人性内涵，深刻影响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与嬗变，使中国文学明显具有与传统文学不同的新质素。上海文学的消费特色开拓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市场运作形式，并建立起了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传统。现代手法的运用，构成了上海文学的先锋性，也使中国文学走向了世界。
一
上海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近代中国发展最快的现代都市，也逐渐形成了上海独特的文化形态与内涵。1904年，蔡元培等主编的《警钟日报》发表了题为《新上海》的社论，对上海的地理位置作了生动的描绘，并感慨：“美哉上海，何幸而得此形势!”①由于面对浩瀚的大海、背靠长江三角洲平原优越的地理位置，使上海在近代中国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小渔村的上海浦，至南宋末年正式设置了上海镇，到元代始设立了上海县，清康熙二十四年上海正式设立了江海关，雍正年间上海逐渐成为苏州、松江、太仓三个地区的行政中心。清嘉庆的《上海县志》载：“上海为华亭所分县，大海滨其东，吴淞绕其北，黄浦环其西南，闽、广、辽、沈之货，鳞萃羽集，远及西洋暹罗之舟，岁亦间至。地大物博，号称繁剧，诚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也。”②虽然上海为东南之都会已得到了认可，但由于清政府长期以来的闭关锁国政策，上海作为对外贸易港口远远落后于广州、厦门、宁波等城市。1843年11月8日，英国首任驻上海领事巴富尔抵达上海，宣布上海于11月17日正式开埠。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给上海提供了发展的基础，上海迅速发展成为一个繁华的移民城市，成为中国最富庶的长江三角洲的商品集散地，上海文化也在都市的发展中逐渐形成，在其形成的过程中诸多因素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首先，商业文化的确立是上海文化形成的基础。开埠以后的上海，英国领事巴富尔将上海县城以北的外滩一带建立了第一块租界。接着，法租界、美租界等相继在上海建立。租界内实行治外法权，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政治、经济侵略获得了特权、提供了便利，也为资本主义在上海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由于治外法权租界的存在，外国工商业资本纷纷来上海投资，外国的轮船公司、造船厂先后在上海出现，外国的银行、煤气公司、电话公司、电厂电光公司、自来水公司等先后在上海建立。这刺激了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至辛亥革命时，上海新创办的民族资本经营的工厂已达到112家，到1928年已跃升至1229家③。至19世纪末，上海已经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外贸、商业、金融和制造业的中心，成为一个畸形发展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性质的现代商业大都市。租界先进便利的生活设施、相对自由的活动空间、比较安全的化外之地等，使得诸多华人纷纷迁居租界，形成了华洋杂居的状况。由于上海逐渐成为了一个移民城市，外地的移民纷至沓来，外国的移民纷纷迁入，上海市区的人口激增：1852年由开埠前的20余万增加到了54余万，1910年增长到128万，到1921年时，已经超过150万④。都市人口的激增，为上海作为商业化都市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成为全国对外贸易的中心⑤，确立了上海文化所具有的商业文化的特征。其次，外来文化的引进是上海文化形成的新质。开埠后，外来文化加快了在上海的传布，外国传教士的影响、外国文化文学著作的翻译、洋学堂的建立与教育等，使上海在外来文化的传入与接受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上海文化中西合璧的特点。
上海开埠以后，为西方传教士的进入提供了便利，传教士麦都思、文惠廉、裨治文、林乐知等先后于1843年、1845年、1847年、1868年抵达上海。在传教的过程中，也传播着西方科学与文化。傅兰雅参加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工作三十余年，在与诸多中国学者的合作中，翻译了139部科技著作，涉及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质等诸多领域，还编辑了《西国近事汇编》、《格致汇编》等科普刊物。他谈到西书翻译时说：“考中国古今来之人性，与格致不侔；若欲通变全国人性，其事甚难。如近来考取人才，乃以经史词章为要，而格致等学置若罔闻，若今西人能详慎译书而传格致于中国，亦必能目睹华人得其大益。”⑥据统计，1843年到1898年间“中国共出版各种西书561种，其中上海出版的达434种，占77.4%。从质量上看，无论是自然科学，应用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凡影响很大的，带有开创意义的，几乎都是在上海出版的”⑦。
1897年，梁启超在《论译书》中说：“处今日之天下，则必以译书为强国第一义。”⑧国门被打开之后，上海的学者、翻译家等纷纷开始翻译外国文化文学著作。1869年上海华草书馆翻译出版了英国班扬的长篇小说《天路历程》。1871年王韬翻译了《普法战记》。1872年4月《申报》连载了英国斯威夫特的《格列夫游记》汉译的第一部分，取名为《谈瀛小录》。1873年至1875年文学期刊《瀛寰琐记》连载了蠡勺居士翻译的英国小说《昕夕闲谈》、静轩居士翻译的日本小说《江户繁昌记》。在近代上海的翻译史上，严复与林纾的成就为最，在甲午国耻的刺激下，严复系统地翻译介绍西方学术思想，1898年后他翻译出版了《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等西方八大学术名著。林纾自1897年翻译《巴黎茶花女逸事》后，与人合作共翻译了外国文学作品170余部。1906年创刊的《月月小说》和1907年创刊的《小说林》为世纪初的文学翻译提供了重要的阵地，这两大刊物发表的翻译小说占其发表作品的百分之六十以上。除此以外，周桂笙、周瘦鹃、张碧梧、陈冷血、俞天游、包天笑等都是当时颇有声望的翻译家，均有翻译作品发表在上海鸳鸯蝴蝶派的刊物上。“五四”以后，更是加快了对于西方文化文学作品的翻译。
上海开埠以后，洋学堂纷纷先后在上海创办，绝大多数为教会学校。传教士爱菲尔认为：“中国确实需要西方学者所传播的哲学和科学，但中国必须从基督教传教士那里获得这些知识。”⑨传授西方科学知识成为教会学校主要课程之一。教会学校“用基督教和科学教育他们，使他们能胜过中国的旧式士大夫，从而取得旧式士大夫所占的统治地位”⑩。教会学校开设的课程除了有关宗教教育和儒家经典的课程外，还有化学、物理、数学、天文、动植物学等有关科学知识的课程，对于传授现代科学知识、培养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于上海接受西方的文化与思想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再次，上海的文化传统是上海文化形成的血脉。在从上海浦发展成大都市的过程中，上海在传承中国文化的传统中也有着其自身的建树与传统，有着诸多载入史册的成就：魏晋时期陆机的《文赋》是我国第一部探讨文学内部规律的名作。晚年居于松江的元代诗人杨维桢的《铁崖古乐府》，拟古咏史，想象奇异、诗风奇诡。隐居吴淞的明代诗人高启的诗文，感时怀古，抒情写景，涵浑中见清逸，从容中现才情。明代嘉定人李流芳，诗文写景酬赠，清新自然，画幅描画山水，笔墨疏朗峻爽。南明松江人陈子龙，诗歌感时伤世反映民间疾苦，直抒孤愤悲慨苍凉。南明华亭人夏完淳，诗赋抒发政治抱负、书写国破家亡之悲痛，凄楚激昂慷慨悲歌。清朝张南庄的小说《何典》以村言俚语嘲讽幽默的笔调，以鬼蜮世界展示人生事相。龚自珍在上海完成了他以经术做政论的著作《乙丙之际塾议》，抨击封建专制、针砭社会时弊、强调个性张扬。任上海龙门书院主讲14年之久的刘熙载，完成了《艺概》、《昨非集》的编撰。受雇上海墨海书馆达13年之久的王韬，协助传教士翻译西学著作，著述甚丰、创作甚勤，政论强调变法自强；创作强调“必先见我之所独见，而后能言人之所未言”11。戊戌变法后，梁启超提倡“文体革命”，开创了平易畅达抒发感情的上海报章文体。章炳麟自1897年来上海后，在上海的报刊上发表了诸多论析时政的文章，以古奥的言辞、尖锐的语气针砭时弊倡导革命。在“小说界革命”的倡导中，以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为代表的官场谴责小说不断在上海涌现，以嬉笑怒骂的文笔谴责官场的腐败堕落。以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为代表的“发表政见，商榷国计”的政治小说纷纷在上海刊载12，在官与民的对立中倡导新的政治理想。以吴趼人的《恨海》为代表的言情小说大量在上海问世，以男女之间的悲欢离合展示社会历史的变迁。辛亥革命以后长期居住上海的南社成员柳亚子等，以其诗文强烈的政治色彩、忧国忧民的胸怀，呈现出慷慨激昂的风格。上海文化与文学的传统，为上海现代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上海开埠后，在商业文化的确立、外来文化的引进、文化传统的继承中，在融会贯通中逐渐构成了上海文化的商业性、开放性、个性化的特征。
商业化的大都市注重经济利益关注市场效益强调商场竞争，“近代文明使一切东西都商业化，物质的精神的各方面都商业化了。在中国内地还不明显，在上海这情形就十分明显了”13。商业化是社会进步的一种特征，商业性也成为上海文化的一种特点，在商品交换极度发达的都市社会中，以物化的商品特性衡量事物的社会价值，突出事物的消费特质。上海是一个最具流动性的都市，海纳百川兼容并蓄成为上海文化开放性的特征，外国文化的引进、外地文化的融入，使上海文化在中西合璧多元交融中具有一种开放的气度，纳外来文化于传统，融异地文化于一体，这也导致上海文化呈现出追求创新的精神，无怪乎30年代曹聚仁就曾经说过：“京派笃旧，海派骛新，各有所长”14。由于西洋文化不断传入与移民城市的特点，与中国儒家血缘文化家族文化强调群体性不同，在西方文化注重个体性的影响下，上海文化呈现出突出个体强调自我的特征。不迷信权威而看重自己对于事物的感受，不为他人见解所左右而注重自我的看法，五方杂处华洋杂居，各抒己见众说纷纭，灵活多样不拘一格，就成为上海文化中的一种现象。
上海开埠以后面向世界的过程中，在东西方文化的撞击与融汇中，形成了上海文化的商业性、开放性、个性化的特征，上海成为了中国走向现代的缩影，上海文化制约着上海文学的发展，也影响了中国文学的走向现代化。
二
都市的繁华、文人的云集、出版业的发展等，使上海逐渐成为中国的文化中心。晚清维新运动中，康有为于1895年12月在上海设立了上海强学会，并创办《强学报》；梁启超于1896年在上海创办了《时务报》。此后，在上海出现了许多鼓吹新学和维新变法的团体和报刊。1898年戊戌政变后，为躲避清政府的迫害，诸多维新派志士汇集到上海，在传统文化的中心北京处于没落状态时，上海逐渐取代了北京成为全国文化的中心。1915年上海群益书社《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的创刊，拉开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序幕。直皖战争后，直系军阀张作霖、曹锟控制北京政权，“五四”新文化阵营逐渐溃散，1920年陈独秀被捕获释后南下上海，将《新青年》又带回上海，在上海创建了共产主义小组。上海租界的特定环境形成了相对宽松的氛围，无怪乎胡适、傅斯年等曾提议“把北大迁到上海租界去，不受政府控制”15。20年代末至30年代，上海作为文化中心的地位日益明显，诸多知识分子来到上海，使文化中心的南移成为定局。
在上海成为全国文化中心的过程中，上海文化的商业性、开放性、个性化的特征，深刻制约了上海文学的发展，使上海文学更多了消费特色、现代手法、人性内涵，这也影响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与嬗变，使中国文学明显具有新的质素。
上海在不断都市化过程中，稿酬制度在上海逐渐确立，使文学日趋显现其商品特性，促进了作者队伍的壮大与职业作家的出现。由于传统抑商扬士观念的影响，文人撰文大都以谈润笔为耻，而商业化的上海却开拓了稿酬制度，并逐渐使文人有了商品意识。1907年徐念慈在《小说林》上刊载“募集小说启事”：“本社募集各种著译家庭、社会、教育、科学、理想、侦探、军事小说，篇幅不论长短，词句不论文言、白话，格式不论章回、笔记、传奇，不当选者可原本寄还，入选者分别等差，润笔从丰致送：甲等每千字五元；乙等每千字三元；丙等每千字二元。”这种按质论价的稿酬致送，无疑催生了许多作家，尤其发挥了取消科举制度后文人们的才华。在谈到民国初年文学的繁盛时，范烟桥说：“除了晚清时代的前辈作者仍在创作外，更平添了不少后继者，也可以说是新生力量。而旧时文人，即使过去不搞这一行，但科举废止了，他们的文学造诣可以在小说上得到发挥，特别是稿费制度的建立，刺激了他们的写作欲望”16。稿费制度的建立，使写作不仅成为抒写性灵的方式，而且成为了一种谋生的手段，文学阅读也成为了一种消费，这必然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商品意识的介入显然促进了文学创作，而上海正是促使作家商品意识形成的大本营。“五四”期间反对文学的拜金主义，在文学革命倡导的过程中，北京的新文学作家们郑重宣告取消稿酬，当时北京的《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少年中国》、《星期评论》、《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等新文学报刊概不支付稿酬，甚至构成如此印象：“判断哪一份报刊是否是新文学报刊，哪一位作家是否是新文学作家，无须看作品内容，只要看这份报刊给不给稿费，这个作家要不要稿费便一目了然了”17。从某种角度看，这却是一种倒退，以致于郭沫若后来反省说：“这些正是我们那时候还受着封建思想的束缚的铁证，并不是泰东能够束缚我们，是我们被旧社会陶铸成了十足的奴性”18，“把文章来卖钱，在旧时是视为江湖派，是文人中的最下流。因此，凡是稍自矜持的人，总不肯走到这一步”19。1926年，郭沫若等创造社作家与泰东书局决裂，在上海成立了自己的出版部，郭沫若思索道：“‘卖文’是作家应有的权利，没有什么荣辱可言”，“由卖文为辱转而为卖文为荣，这是一个社会革命，是由封建意识转变而为资本主义的革命”，是“意识上的革命”20。由封建意识的卖文为辱而转变为具有现代意味的卖文为荣，是中国现代作家在上海文化商业性影响下的一种进步，具有了商品意识的现代作家使上海文学具有鲜明的消费特色，这也影响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在上海商业性文化的影响下，上海文学具有了鲜明的消费特色。上海文学在商业化文化背景中走向文学消费，在注重文学的读者市场中，注重文学创作的世俗性、可读性、趣味性。在商业化大都市的氛围中，用商业化的方式创作与推销文学，用文化的趣味来欣赏、表现商业都市，文学在表现都市生活中走向消费，并呈现出对于都市生活的审美观照，使上海文学更具有消费色彩的某些特征。在商业性文化的影响下，上海文学的消费特色使20世纪中国文学创作开始注重文学的消费市场、注重读者的阅读趣味、注重世俗的社会生活、注重作品的雅俗共赏，而不再将文学创作仅仅视为作家的独抒性灵自娱自乐。
上海文化的开放性在文学上形成了向世界文学开放的姿态。“五四”以后的中国文坛，上海仍然是对国外文化思潮文学思潮特别关注的地方，《小说月报》、《东方杂志》、《文学月刊》、《文学旬刊》等刊物不断译介西方文化文学，仅《小说月报》就出版了《被损害民族文学专号》、《法国文学研究号》、《拜伦纪念号》、《安徒生号》、《现代世界文学号》、《藿普德曼研究》、《芥川龙之介研究》等专号，对于外国文学分别做了详细的翻译介绍。由于上海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文化氛围，诸多国外的文化人士进入中国常首先来到上海，传播着西方的文化与思想。上海不断向西方的开放，也就使上海文学受到了西方文学的深刻影响，尤其在对于西方现代派文学关注与影响下，上海文学的运用现代手法使20世纪中国文学在形式上更具有了现代色彩。
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中，上海自觉地承担着对于西方文学新潮引进的重要职责，上海的作家们在对于外国文学的模仿与借鉴中运用现代手法，在文学创作的艺术方面不断探索，引领着中国20世纪文学的新潮流。在诗歌创作中，上海文学开拓了中国现代派新诗的道路，使现代派诗歌在上海走向成熟。20年代李金发在上海出版诗集《微雨》、《食客与凶年》、《为幸福而歌》，是象征主义诗歌在中国诗坛最初的操练。30年代梁宗岱在上海出版诗集《诗与真》、《诗与真二集》，将中国传统诗学融入象征主义。30年代戴望舒在上海出版诗集《望舒草》、《望舒诗稿》等，追求象征派形式与古典派内容的统一，将中国象征派诗创作拓展到成熟的阶段。1932年《现代》杂志的创刊，标志着中国现代派诗歌在中国诗坛形成了气候，施蛰存说：“《现代》中的诗是诗。而且是纯然的现代的诗。它们是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的现代的情绪，用现代的词藻排列成的诗形”21。上海的《诗歌月报》、《文饭小品》等刊物都发表现代派诗作。1936年10月，戴望舒、徐迟、路易士在上海创办了《新诗》，并邀请冯至、卞之琳、孙大雨、梁宗岱等参与主编，形成了中国现代派诗歌的强大阵营。辛笛、唐祈、唐、杭约赫、陈敬容等诗人在40年代中国刮起现代主义的旋风，在西方后期象征主义诗歌理论的影响下，他们的诗歌是现实主义精神与现代派手法撞击出的绚烂火花。可以说中国现代派诗歌是从上海引进，又在上海走向成熟。
在小说创作中，上海文学拓展出现代心理分析小说的新天地，并推进了现代都市小说的成熟。1920年，上海的《东方杂志》、《民铎》分别刊载了“Y”的《佛洛特新心理学之一斑》、张东荪的《论精神分析》，对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作了细致的介绍。1928年后，张东荪的《精神分析ABC》、黄维荣的《变态心理学ABC》、章士钊翻译的《佛罗乙德叙传》、高觉敷翻译的《精神分析引论》等先后在上海出版，促进了精神分析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在小说创作中，心理分析小说的创作在上海也逐渐形成气候。上海是创造社的大本营，郭沫若的《叶罗提之墓》、《残春》、《喀尔美萝姑娘》等小说，以心理分析的手法描写人物的潜意识性心理，常将浪漫主义的自我表现与心理分析的幻想结合在一起，表达了其文艺创作譬如在做梦的思想。郁达夫的《沉沦》、《南迁》、《银灰色的死》等小说，关注人物性的冲动、灵肉的冲突、性心理的涌动，将私小说的题材、浪漫主义的情绪、心理分析手法糅合在一起。叶灵凤的《女娲氏之遗孽》、《浴》、《昙花庵的春风》等小说，描写人物的性本能的冲动、红色的梦境、隐秘的心理，将个性自由的表现、至美境界的追求、人物心理的波澜结合起来。白采的《微眚》、周全平的《楼头的烦恼》、滕固的《石像的复活》等小说，都在关注人物的隐秘心理的描写中，使小说透露出心理分析的意味。受到创造社影响寓居上海的许杰，他的《萤光中的灵隐》、《暮春》、《雨后》等小说，“差不多想以性的行动，为一切的中心行动，而去解决、观察一切的人生问题
社会问题了的”22。在中国心理分析小说的创作中，施蛰存、穆时英、张爱玲的出现，使中国现代心理分析小说真正走向了成熟。施蛰存的《梅雨之夕》、《魔道》、《旅舍》等小说，以细腻的心理分析手法描写人物的潜意识、性心理；他的《将军底头》、《石秀》、《鸩摩罗什》在对历史故事的重新阐释中，突出人物色欲和民族情感的冲突。穆时英的《白金的女体塑像》、《空闲少佐》、《某夫人》等小说，在对人物潜意识、性心理的展示中突出人物的二重意识、两重人格。张爱玲的《金锁记》、《封锁》、《花雕》等小说，将都市人的欲望追求和心理波澜细致入微地描写了出来。中国心理分析小说到30年代已经形成气候走向成熟。
30年代，在日本新感觉派、欧洲现代派的影响下，刘呐鸥、穆时英、杜衡等以具有现代色彩的新感觉手法，反映都市光怪陆离的生活与心理，拓展了都市文学的表现手法。徐接受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营构荒诞情节与浪漫情调的故事，构成了现代主义的浪漫化、通俗化。无名氏受到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将哲学的思辨与宗教情绪融合，以浪漫笔调与现代手法交织，被称为“后期浪漫主义作家”。在都市文学的创作中，章克标、黑婴、徐霞村、予且、周楞伽、丁谛、苏青、施济美、东方、谭惟翰等都以其各自的小说创作，构成了都市文学创作的兴盛与发展，拓展了以茅盾为代表的左翼作家的都市文学创作。在戏剧创作中，上海成为文明戏的大本营，孕育了中国话剧的雏形。洪深在上海创作的《赵阎王》是中国第一部表现主义剧作，以大段的内心独白描写一个士兵的罪恶与痛苦，展现出社会的黑暗、现实的荒诞。曹禺的《日出》、《原野》在上海发表与演出，汲取了外国剧作家的艺术营养，在反映社会的深度与力度上达到了中国话剧艺术的高峰。
儒家文化在强调礼的规范中忽略个体的独立性与个人的权益，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上海文化注重个人的价值与尊严，强调个性的张扬与追求，这使上海文学更具有了人性内涵，这也影响着中国文学的嬗变与发展。“五四”时期，陈独秀在谈到东西民族之差异时说：“西洋民族，自古迄今，彻头彻尾，个人主义之民族也。……思想言论之自由，谋个性之发展也。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也。个人之自由权利，载诸宪章，国法不得而剥夺之，所谓人权是也。”23“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先驱者们引进了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的人文主义思想，康德、叔本华、尼采、弗洛伊德、柏格森、萨特等人的人文思想纷纷被介绍进国内，重视人的价值和权益，突出个人的地位和作用，尤其注重西方强调自由、平等、博爱等近代人道主义思想，注重灵肉的统一、理性与情感的统一，使新文学具有了鲜明的人性内涵，这在上海文学中表现得尤其明显，这主要体现在强调个体的自由独立、表现人性的丰厚复杂、突出人生的世俗况味等方面。
摆脱传统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强调个体的自由独立，成为上海文学突出表现的主题。郁达夫的小说集《沉沦》将表现自我作为艺术构想的基点，塑造了极富个性色彩抒情主人公形象，以愤世嫉俗的姿态表现出对于封建伦理道德挑战的个体自由独立的追求。郭沫若的诗集《女神》以丰富的想象、夸张的笔调、喷涌的激情，抒发了抒情主人公的张扬个性、追求自由的时代呼声。叶圣陶《隔膜》、《一个朋友》等小说，将在封建伦理体系浸淫下个体心理的变异揭示得十分深刻。茅盾的《幻灭》、《动摇》、《追求》描写大革命时期知识分子的幻灭、动摇、追求过程，突出了现代知识分子对于个性自由、自我价值的追求。戴望舒的《望舒草》等诗集以其低吟浅唱的韵律抒写时代重压下青年知识分子的复杂内心，突出对于个性自由的崇尚、美好人生的向往。巴金的《激流三部曲》等小说，以洋溢的激情描绘青年人如何冲破封建家庭的束缚走上社会斗争的过程，充满着对于个体自由独立的追求。
在现代西方哲学思想文学思潮的影响下，上海作家努力通过多种多样的艺术手法，表现人性的丰厚复杂。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以典妻过程中被撕裂了的慈母心，写出封建陋习中人性的被摧残。《二月》通过萧涧秋在江南小镇中的彷徨与挣扎，将人物的复杂心理性格刻画得十分生动。叶紫的《丰收》以大革命中农村的丰收成灾，写出农民们在窘困中的心理与觉醒。《星》以饱受封建势力凌辱折磨的农村妇女梅春姐复杂心态的刻画，展示出农民运动中人性的欲求和解放。施蛰存的《梅雨之夕》以在梅雨之夕与一女子邂逅时男主人公的性心理的勾勒，突现出人性的丰富复杂。《石秀》以石秀捉奸的情节注重于人物性心理的描绘，突出了原始本能与江湖道义的冲突。
上海文学在满足市民的文学消费过程中突出了人生的世俗况味，在对于人的存在与价值的发现中，注重对于世俗人生的体察描写，强调生活本身的丰厚性生动性，注重对于日常生活琐事的细致描写中展现出世俗况味的真趣。包天笑的小说常常在充满市民气息的故事中达到引人入胜的效果。他的《一缕麻》以女主人公嫁与丑陋痴呆富家子的不幸婚姻，表达要求婚姻自主爱情自由的追求。《爱神的模型》以画家寻找裸体模特却屡屡受挫，终于找了一个荡妇才完成题为爱神的作品，揭示出社会的虚伪、妇女的不幸。张恨水的小说大多以反对强暴同情弱小的母题受到欢迎，他的《啼笑因缘》将言情与侠义融合起来，在波澜起伏的爱情故事中迎合市民的阅读趣味。《金粉世家》在民女冷清秋与国务总理公子的婚姻悲剧中，揭示出官场腐败、人格的独立。张爱玲的小说在对于洋场生活中畸形人生的描写中，展现都市生活的丰富与复杂。
上海文学中呈现出的人性内涵，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产生着十分重要的影响，文学创作从一味对于人的外部世界的描写，逐渐转入对于人的内心世界的关注，从一味对于社会现实的反映，逐渐转入对于人的世俗生活、心理心态的展示，从对于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的方式，逐渐转入对于人的生活情趣人生境界的细腻描写，使中国文学更加丰富更加生动了起来。
三
作为西方文化输入的窗口，上海在中国20世纪发展过程中的影响是勿容置疑的，上海文学也具有导引影响中国文学发展与嬗变的重要作用，在上海文化影响下的上海文学对于中国文学的走向世界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上海文学的消费特色开拓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市场运作形式，并建立起了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传统。上海开埠不久，英国传教士就在上海设立了墨海书馆，用来自英国的印刷机从事宗教宣传品的印刷出版。随后外国人的字林报馆、美华印书馆、清心书馆、申报馆、点石斋石印局等先后创办。西方先进的印刷技术很快就为中国人所掌握，开办起同文书局、蜚英馆石印局、鸿文书局、富文阁、拜石山房等，上海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印刷业的重镇。印刷业的发展与新闻事业的发达密切相关，上海较早的报刊是外国人办的外文报《北华捷报》、《字林西报》、中文报《上海新报》、《教会新报》、《申报》等。中国人创办的《强学报》、《时务报》、《实学报》、《蒙学报》、《工商学报》等也纷纷出现。据统计仅1896年至1898年上海创办的报刊就近50种之多。20世纪以降，《笑林报》、《寓言报》、《方言报》、《花世界》、《娱闲日报》等诸多文学性小报在上海的创办，扩大了文学作品发表的阵地。民国初年姚公鹤在《上海报业小史》中说：“全国报纸以上海为最先发达，故即在今日，亦以上海报纸为最声先。”24在报刊业的发展中，报纸文艺副刊的开辟促进了上海文学的发展，也强化了文学的消费特色。文学期刊的创办更是促进了上海文学的繁荣，据统计仅民国初年全国创办的59种文学期刊中，在上海出版的就有55种。在商业化都市中逐渐形成了文学的市场运作方式，逐渐影响到全国的文学消费与出版。
上海文学的消费特色开创并发展了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传统。范伯群在谈到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的发展时，指出：“这种‘存真’的文学——近现代中国通俗文学也只有在上海这个现代化工商业中心才得以诞生……这说明了一个问题，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繁荣皆离不开现代化”25。这不仅指出了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的诞生地在上海，也道出了上海在新文学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上海是通俗文学的大本营，从20世纪初至“五四”前夕，在上海创刊出版的通俗文学期刊就有《新小说》、《绣像小说》、《新新小说》、《小说世界》、《小说世界报》、《月月小说》等几十种。上海的广智书局、商务印书馆、文明书局、小说林社、有正书局、新世界小说社、改良小说社、中华书局等也出版通俗小说。从20年代的鸳鸯蝴蝶派李定夷、周瘦鹃、胡寄尘的言情小说，到程小青、孙了红、陆谵安的侦探小说；从30年代张恨水的新章回小说、张资平的言情小说、顾明道的武侠小说，到徐卓呆的国难小说、王小逸的言情小说、叶灵凤的恋爱小说；从40年代张爱玲的洋场小说、秦瘦鸥的言情小说、苏青的自传体小说，到徐的爱情传奇故事、无名氏的浪漫爱情小说、予且的市民通俗小说……上海构成了中国20世纪上半叶通俗文学雅俗流变与整合发展的全过程，在突出文学的娱乐性、消遣性中造就了大批的市民读者，促进了通俗文学的发展，构成了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传统。
20世纪上半叶，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运行的过程中，上海文学构成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运行的秩序，而且这种运行并非沉潜的、凫藏于时代的浪涛之下的，而是浮出历史地表的，并且可以说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中新文学、通俗文学、现代派文学三种流脉，虽然现代派文学是“五四”新文学的延伸，但是已经在其基础上有了较大的拓展，已经具有了新的质素，左右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运行秩序，使中国文学贴近了世界文学潮流。
“五四”以后，中国新文化运动先驱者们倡导呼唤人文主义，强调“人”的发现，“人的发现，即发展个性，即个人主义，成为‘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的主要目标；当时的文学批评和创作都是有意识或下意识的向着这个目标”26。20世纪的中国，从封建的注重群体伦理的社会向现代的注重个体价值社会转化，上海文学以其对于个体自由独立的强调、人性丰厚复杂的表现、人生世俗况味的突出等，构成了上海文学丰富深刻的人性内涵，在中国文学转型与嬗变的过程中，促进了人道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回首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我们也看到在上海文化影响下的上海文学对于中国文学发展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在上海文化的商业性、开放性、个性化特征的影响下，上海文学的消费特色、现代手法、人性内涵等方面也导致了文学的某些偏向。在商业性文化主宰下文学的消费特色中，常有为了商业利益追求消费效益而一味降低文学品位粗制滥造的现象，“追逐时髦，卖弄噱头，粗制滥造，形成了海派文化商品化的另一些特点，人们称之为‘恶性海派”27。这种“恶性海派”的文化商品化的倾向，显然影响了文学的品位，将文学的创作演变为制作，将文学的通俗化演绎为庸俗化，构成了上海文学有时一味迎合读者迎合市场，一哄而上制造文学潮流，而导致文学品位降格的状况。在借鉴西方文学的现代手法进行文学创作中，有的作家的创作往往又显示出急功近利囫囵吞枣的倾向，在追求创新的心态下，又常常简单地模仿西方作家的创作，而往往置中国文学传统于不顾。在猎奇创新的努力中，有时创作演变为文学的杂耍、域外的拷贝。上海文学的人性内涵有时在个体的自由独立中，呈现出仅注重维护自己的个体自由、而不顾他人的个体自由的倾向，各执己见各行其是中相互诋毁，各自为阵中难以形成群体或流派。有时在强调个体的自由与独立中，拉帮结派党同伐异，使文学运动演变成一场党派斗争、政治斗争，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将文学引入政治宣传、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误区中。在人性的丰厚复杂的描写中又往往表现出过多的肉欲追求，在人生的世俗况味的展示中又常常充满享乐庸俗色彩，这又使某些文学作品中的人性内涵具有了及时行乐自私颓废的色彩。
20世纪，上海作为全国的文化中心为中国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上海文化的商业性、开放性、个性化铸成了上海文学的消费特色、现代手法、人性内涵的特性。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政策制约下，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在历次政治运动的干扰下，上海文学的传统逐渐失落了，上海文学融入了建国初期的颂歌主旋律中。在“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又几乎变异为策划与实施政治阴谋的大本营，上海文学几乎沦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舆论工具，上海文学的传统至此已经丧失殆尽了。新时期以后，上海文化的商业性、开放性、个性化逐步得到了弘扬，上海文学逐渐努力恢复上海文学的传统，但上海文学也未能引领全国的文学潮流。综观上海文学近百年的发展历程，20世纪上半叶的辉煌与下半叶前30年的衰微构成了鲜明的反差，虽然新时期的上海文学有着新的生机新的面貌，但是在继承弘扬上海文学传统中仍然有着诸多的缺憾。我们期盼着上海文学在努力恢复与弘扬其消费特色、现代手法、人性内涵的传统中，保持传统中优良的部分，对中国21世纪文学的发展继续做出重要的贡献。
*此文为上海市重点学科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学研究项目。
注释：
①见《警钟日报》1904年6月26日。
②转引自朱少伟：《海派文化浅论》，见《海派文化之我见》，上海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
③⑤⑦见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0页，第59页，第923页。④见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
版社1980年版，第7页。⑥傅兰雅：《江南制造局翻译西书事略》，引自《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第23页。
⑧转引自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⑨⑩见《基督教在华传教大会记录，1890年》，转引自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2页，第233页。
11王韬：《蘅花馆诗录自序》，转引自陈伯海、袁进主编：《上海近代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3页。
12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序言》，转引自欧阳健《晚清小说史》第26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13高植：《在上海》，见1934年5月20日《大上海半月刊》第1卷第1期。
1427转引自陈旭麓：《说“海派”》，见马逢洋编《上海：记忆与想象》，文汇出版社1996年版，第169页，第170页。
15见沈尹默：《我和北大》，《文史资料选辑》第61期。16范烟桥：《民国旧派小说史略》，见魏绍昌《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17鲁湘元：《稿酬怎样搅动文坛——市场经济与中国近代文学》，红旗出版社1998年版，第192页。
181920郭沫若：《革命春秋》，上海海燕书店1949年版，第144页，第206页，第206页。
21施蛰存《又关于本刊中的诗》，《现代》4卷第1期，1933年11月出版。
22许杰：《火山口?新序》，见许杰《火山口》，上海乐华图书公司1930年版。
23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页。
24姚公鹤：《上海报业小史》，转引自陈伯海、袁进主编《上海近代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1-42页。
25范伯群：《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绪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
宋朝与高丽朝之间的海上航路，是中韩两国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发展，宋丽海上航线先后经过由山东半岛的登州（今山东蓬莱）至高丽翁津（今朝鲜海州西南）航线变迁为宋明州（今浙江宁波）到高丽的礼成江碧澜亭（今开城西海岸）航线。宋丽海上丝绸之路，不仅体现了两国物质贸易的繁盛，也承载着两国人文往来和精神文化的交流。
[关键词]
海上丝绸之路；宋丽海上航线；海洋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G1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007（2017
）01008907
[收稿日期]2016-09-07
[作者简介]
1魏志江，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韩国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延边大学朝鲜半岛协同创新中心兼职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韩关系与丝绸之路区域史；2魏珊，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东亚国际关系。（广州510275）
宋朝与高丽朝之间的海上航路，是中韩两国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发展。海上丝绸之路（Maritime Silk Road，简称海丝路或MSR），迄今为止虽然中外学术界对其概念和内涵仍然莫衷一是，但本文认为其内涵应该是指从中国东南部沿海港口出发，然后向东北亚延伸至朝鲜半岛，接着沿朝鲜半岛西海岸南下、后经日本博多湾、九州以及西南诸岛、琉球群岛地区的东北亚航线和中国东南沿海继续向西南方向延伸，经过中南半岛南下后通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然后抵达红海、最终行至地中海沿岸的航线。因此，宋丽海上航线和两国海洋经济文化的交流，毫无疑问构成了中韩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内容。目前，中外学术界对宋丽海上航路与经济文化交流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其中中国学术界的主要代表有陈高华、宋、吴泰、杨渭生、王文楚、陈炎、祁庆富等学人；分别参见方豪《中西交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宋《宋商在宋丽贸易中的贡献》，载《中韩关系史论文集》，时事出版社1979年版；陈炎《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陈高华、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陈高华、吴泰《海上丝绸之路》，海洋出版社1991年版；王文楚《古代交通地理丛考》，中华书局1996年版。而国外的主要代表性学者有韩国东亚大学的金庠基、高丽大学的李镇汉、金渭显、尹明哲、姜仲吉等教授和日本学者内藤h辅、森平雅彦等先生，他们撰写了一系列研究宋丽海上航路与海洋经济文化交流的论著。本文拟在学界先贤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就宋丽海上航路与海洋文化交流等问题加以论述。
一、宋丽海上航路的演变和发展
宋丽海上丝绸之路航线的变化，与两国的政治外交关系和辽宋丽三国关系密切相关。因而，宋丽海上丝绸之路的演变和发展大致经历了前、后两个阶段。
前一阶段（960-1071年），宋丽海上航线的内容主要是指登州（今山东蓬莱）到高丽翁津（今朝鲜海州西南）的航线。918年，泰封部将王建杀弓裔自立，建立高丽王朝，之后与中国五代十国的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政权均维持着朝贡关系，利用朝鲜半岛西北海岸的翁津与中国山东半岛的登州展开交往，从而维持其与中国中原王朝的交流。宋朝建立后，高丽与宋的交往同样也是利用此条航线，据《宋史・高丽传》载：淳化四年（993年）“正月，治遣使白思柔贡方物，并谢赐经及御制。二月，遣秘书丞、直史馆陈靖、秘书丞刘式为使，加治检校太师，仍降诏存问军吏耆老。靖等自东牟趣八角海口，得思柔所乘海船及高丽水工，即登舟，自芝冈岛顺风泛大海，再宿，抵翁津口登陆。行百六十里，抵高丽之境，曰海州，又百里，至阎州，又四十里，至白州，又四十里，至其国。治迎使于郊，尽藩臣礼。延留靖等七十余日而还。遗以袭衣、金带、金银器数百两、布三万余端，附表称谢。”[1]（14040）通过考察可以知道，宋朝时期的登州，郡名东牟，为现今山东的蓬莱县；八角海口，为现今山东福山县西北的八角镇；芝冈岛，为现今山东烟台北芝罘岛，其距离登州约20公里。高丽人归国，亦沿此航路，“先是，式等复命，治遣使元证衍送之。证衍至安香浦口，值风损船，溺所赍物。诏登州给证衍文据遣还，仍赐治衣段二百匹、银器二百两、羊五十口。”[1]（14042）安香浦，距离登州10公里左右，其虽非登州治下，然仍有登州给发文据放行。故宋朝天圣年间以前宋人出使高丽，多由登州附近如八角海口启航，并由登州管辖。高丽翁津，也就是现在朝鲜海州西南的翁津；阎州，是现在朝鲜的延安，高丽时代称为盐州；白州，是现在朝鲜的白川。据《宋史》记载：“往时高丽人往返皆自登州，（熙宁）七年，遣其臣金良鉴来言，欲远契丹，乞改途由明州诣阕。从之。”[1]（14046）因此，五代、宋初以来，登州一直是与高丽通航往来海上航线的起点，《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载：“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二月甲戌令登州于八角镇海口治官署，以待高丽、女真使者。”[2]（1918）宋仁宗时也说：“新罗、高丽诸国，往年入贡，其舟船皆由登州海岸往还。”[3]（3829）因此，自高丽王朝建立直到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这段航线不仅是宋丽海上交通时利用的主要航线，也是唐朝与新罗时期进行海上贸易和文化交流的主要航线，同时还是日本遣隋使和遣唐使往来的主要航线。另外，密州板桥镇至高丽的航线是此段航线的支线，即由密州板桥镇（今山东胶县）出港到高丽翁津口后登陆，据《长编》记载：元丰六年（1083年），入内供奉官、勾当龙图、天章、宝文阁冯景为高丽国信使，“令排办修补过河船及按视近便海道，今至登、密州，问之得二处海道并可l船至高丽，比明州实近便。”[4]又据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记载：“自中国适高句丽，唯明州道经此，若自登州、板桥以济，则可以避之。”[5]（121）故密州通高丽之港口，实为板桥镇，元v三年（1088年）改板桥镇为胶西县，但此海路很少使用。
1020年，辽丽两国恢复朝贡关系，在这之前由于战争的关系两国处于敌对状态，朝贡关系也一度中断。1020年后，辽丽关系进入了一个相对持久稳定和平发展的新时期，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1125年辽国灭亡。在这一时期，辽丽两国使节的往来频繁密切，高丽通过以下名义遣使辽国，比如四季问候、谢横宣、谢册封、谢恩、进贡、贺正、贺即位、吊祭、告奏、告哀等，辽国则主要通过吊慰、告哀、横宣、册封、贺生辰、来祭、来诏、起复等名义，如此之后，辽丽两国朝贡体制终于全面确立起来，并且构成了东亚地区国际秩序的基础。因为辽丽之间关系的改善，使得高丽先前结盟宋朝以牵制契丹的外交政策，此时已经显得不太重要。1022年（宋天禧五年，高丽显宗十三年），高丽决定停止使用宋“天禧”年号，“复行契丹年号”，并且在高丽显宗二十一年（宋天圣八年，辽太平十年，1030），遣使元颖等前往宋“贡金器、银厨、刀剑、鞍勒、马、香油、人参、细布、硫璜、青鼠皮等物”[1]（14045）后，断绝了对宋的朝贡，“其后绝不通中国者四十三年”。[1]（14045）故以宋仁宗天圣年间开始，宋丽两国由于断绝邦交，两国航路基本上亦处于断绝的状态。迄1071年（宋熙宁四年），由于宋朝“联丽制辽”政策的再度实施，宋丽邦交得以恢复，宋丽海上丝绸之路也进入了后一阶段。
后一阶段（1072-1279年），宋丽之间的海上航线主要是由明州（今浙江宁波）到高丽礼成江碧澜亭（今开城西海岸）的航线。关于航路改变的原因，学术界已多有论及，主要是北宋从国家安保立场，以登州“地近北虏，号为极边。虏中山川，隐约可见，便风一帆，奄至城下。自国朝以来，常屯重兵，教习水战，旦暮传烽，以通警急。”[6]故宋朝在庆历年间，特下诏实行海禁，以禁止海商自海道往登、莱州进而与辽国经商贸易，故登州通高丽海道亦渐废弃。直至宋熙宁四
年（1071年），宋恢复邦交，宋出使高丽的海上航路改为明州往返，盖亦由于高丽之请求，《宋史・高丽传》载：“往时高丽人往返皆自登州，七年，遣其臣金良鉴来言，欲远契丹，乞改途由明州诣阙。从之。”[1]（14046）而宋朝册封出使高丽和宋商赴高丽贸易，则规定由明州往返。其具体航线，在《高丽史》、《高丽史节要》以及《宋史》、《宋会要辑稿》等史籍中所载甚略，唯宋人徐兢所撰《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以下简称《高丽图经》），其卷34 至39《海道门》对宋丽海上航路进行了十分系统、明确的记载，为研究宋丽海上航路和高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宋丽关系的重要史料。除中国学者王文楚、祁庆富等教授对《高丽图经》做了较为深入的考证外，近年来，日本九州大学东洋史学科森平雅彦教授结合文献记载和实地考察，对宋丽海上航路进行了考证、复原。宋丽航路自明州出发，到达定海（今镇海县）后、经过虎头山（今镇海县招宝山东北的虎蹲山），向东航行到达昌国县（今定海县）的沈家门、梅岑（宋代又称补陀洛迦山，即为现在的普陀山）。从这里出海后，进入白水洋、黄水洋、黑水洋，即从现在浙江沿海、长江以北到淮河入海口为黄水洋，黑水洋
也称黑水沟，即淮河入海口以东、山东半岛以东、以南的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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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夹界山
又称古五屿，“华夷以此为界限”，现在的五屿西南为小黑山岛，岛南是中韩两国的领海分界处，也就是中国与高丽的海上分界线。
，
过白山而至高丽。据王文楚先生考订，白山即为现在大黑山岛东南面的荞麦岛，并谓徐兢《高丽图经》记载有误，王氏谓“《高丽图经》记载，先过白山，后至黑山，同书又记载徐兢等归国，‘早过黑山，次过白山，’则黑山在北，白山在南。今大黑山岛东南有荞麦岛，恰为航路所经行，盖是。《高丽图经・黑山下》云：‘黑山在白山之东南’，与海路途径不符，当误，或为‘白山在黑山之东南’之误。”[7]（37）然而，中国学者祁庆富和日本学者藤田明良均认为，白山为黑山岛西北之红岛，日本学者森平雅彦经过实地勘察后亦认为徐兢记载之“白山”，当为今之红岛，朝鲜时代亦称红衣岛，其距黑山岛西北约十八公里，海岸线为高耸的断崖所环绕，其恰如徐兢所谓“连亘如城”，其断崖显露的硅岩、砂岩在日光下映照得如白玉一般，故名白山。
王文楚先生虽然注意到《高丽图经》有关黑山和白山的途径航程，但是却忽略了其“白山”条谓：“是日午后，东北望一山极大，连亘如城。日色射处，其白如玉。未后风作，舟行甚快。”[5]（75）而荞麦岛，不过为周围一公里左右圆锥状的小岛，显然与其状如城垣的白山岛不符，故徐兢使团先经过白山岛，后抵达黑山岛的往返记载无误，而王氏实误矣；使团由白山所抵达的黑山，也就是现在韩国的大黑山岛，是宋丽时期海上丝路南路的枢纽，也是船舶往来停歇的地方；经过黑山岛，沿群山列岛海岸向北，抵达紫燕岛
即现在韩国京畿道广州境内，处于首尔东南方向，日本学者津田左右吉考证为现今的仁川西部的永宗岛。参见[日]津田左右吉《关于元代高丽西北境之混乱》，《朝鲜历史地理（卷二）》。
。然后到达急水门水道，进入礼成港，在碧澜亭登上陆地后，再由陆路抵达高丽的都城开城。碧澜亭，位于现在开城西礼成江东岸，船舶在这里停舟靠岸登上陆地，前往开城。从宋神宗熙宁后直到南宋，宋丽之间的海上航路都是经过此段路线，如果能够顺着季风之便，五、六日就可以到达。
另外，宋丽海上丝路南路航线的泉州港，也是宋朝与高丽贸易的重要港口，如《宋史・罗拯传》写道：“拯使闽时，泉商黄谨往高丽，馆之礼宾省。”[8]（10646）苏轼亦谓：“切问泉州多有海舶入高丽，往来买卖。”中国学者陈高华先生曾经就《高丽史》的记载，归纳出北宋时期泉州海商往返高丽的史料，达十九起。其中，前述泉商黄谨（为“慎”之误）还充当了宋丽恢复邦交信使的角色。如高丽文宗二十二年（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七月，“宋人黄慎来见……遣慎等来传天子之意，”[9]熙宁二年（1069年），黄慎等由高丽返宋，“其国礼宾省移牒福建转运使罗拯云：“本朝商人黄真、洪万来，称运使奉密旨，令诏接通好……今以公状附真、万西还。”[1]（14046）由于宋朝规定：诸赴高丽、日本贸易者，例由明州市舶司给予公凭发解启航，即“凡中国之贾高丽与日本，诸番之至中国者，惟庆元得受而遣焉。”庆元，即北宋之明州，据《宋史・地理志》载，南宋绍熙五年（1194年）升明州为庆元府，故名。所以福建海商由泉州出港赴高丽贸易，显然违背了宋明州市舶司管辖之规定，以致苏轼不得不奏请云：“元丰三年（1080年）八月二十三日中书扎子节文，诸非广州市舶司辄发过南藩纲舶船，非明州市舶司而发过日本、高丽者，以违制论。”[10]（459）然而，根据陈高华先生统计，《高丽史》明确记载明州商人不过三起，数量上远低于泉商十五起，盖“福建狡商专擅交通高丽，引惹牟利，如徐戬者甚众。”[11]（445）因此“泉州多有海舶入高丽，往来买卖。”[12]（448）徐戬，泉州海商，苏轼说他：其“先受高丽钱物，于杭州雕造《夹注华严经》，费用浩瀚。印版既成，公然于海舶载去交纳，却受本国厚赏。”[10]（459）又谓哲宗元v四年（1089年）十一月，徐戬“于海舶内载到高丽僧统义天手下侍者僧寿介、继常、颖流，院子金宝、菱善等五人，及赍到本国礼宾省牒云：‘奉本国王旨，令寿介等五人赍义天祭文来祭奠杭州僧源梨。’”[11]（445）苏轼让他从明州回国，但是“访闻明州近日少有因便商客入高丽国，”[12]（448）而“泉州多有海舶入高丽往来买卖，”[12]故而将寿介等“发往泉州，附舡归国。”[11]（445）故北宋后期至南宋，明州虽然一直是朝廷出使高丽往返之港口，但也不能否认民间海商由泉州赴高丽贸易者亦多。不过，由泉州出港，驶往高丽礼成港的航路，应该仍然是由泉州港海岸北上，循着明州往高丽的航路往返。南宋时，由于海外贸易发达，泉州成为了北上连接明州和高丽，向西连接广州、粤东，从而通往南洋的海上航路枢纽，东南亚、印度洋以西等地区的商舶常常往来于此。不过，与明州港相比，泉州主要是印度洋、南洋以西的船舶往来停靠的港口，在与高丽海上往来的交流中，依然不能取代明州的地位。
其次，在宋丽海上丝绸之路往来中，增进了两国人文典籍的交流。高丽使臣于海上来华，通常会进行大量的求书、购书活动，如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赐予高丽《大藏经》一部，太宗淳化元年（990年），又赐予高丽使节《密藏诠》、《逍遥咏》和《莲花心轮》等佛经。淳化四年（993年），应高丽之请，赐儒家《九经》于高丽。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高丽使郭元辞归，真宗应其所请，再赐予《九经》、《史记》、《两汉书》、《三国志》、《晋书》以及《圣惠方》、诸子、历日、御制诗、《国朝登科记》等。宋哲宗元v元年（1086年），高丽使来贺哲宗即位，哲宗应其所请赐予《文苑英华》一部。哲宗元符二年（1099年），高丽进奉使尹等乞赐《太平御览》等书，哲宗诏曰：“所乞《太平御览》，并《神医普救方》，见校定。俟后次使人到阙给赐。”[1]（14045）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高丽使王r、吴延宠回国，宋徽宗又赐高丽国王《太平御览》一千卷。除宋朝廷赐予外，高丽使节还被允许自行前往书肆购书。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诏国子监许卖《九经》以及其它经史子集诸书给高丽使节。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高丽使求买《大藏经》、《华严经》各一部，诏从之。宋哲宗元v七年（1092年），哲宗不顾苏轼反对，允许高丽使购买《册府元龟》以归。宋丽典籍交流还体现在高丽大量高僧、留学生以及宋朝商贩于宋朝购买书籍以献于高丽国王，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年），高丽博士任老成从宋朝购买了《大庙堂图》一铺并记一卷，《社稷堂图》一铺并记一卷，《文宣王庙图》一铺，《祭器图》一卷，《七十二贤赞记》一卷，以为高丽营造有关庙堂之参考。此外，宋商李文通于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赴高丽时献给高丽国王图书579卷，宋哲宗元v二年（1087年），宋泉州商人徐戬等二十八人至高丽献《新注华严经》版，宋光宗绍熙三年（1192年），宋商又献《太平御览》，高丽奖励其白金六十斤。
随着儒家经典和《史记》、《汉书》、《三国志》等史书大量输入高丽；高丽也有诸多书籍传入宋朝，如高丽宣宗八年（1091年），宋哲宗以高丽国书籍多好本，特命馆伴将所求书目录授予高丽使李资义，嘱其“虽有卷第不足者，亦须传写附来”。[14]故次年（1092年），高丽使即献《黄帝针经》于宋哲宗。此外，原本宋朝已保存不完全的《说苑》，由高丽献出后才得以补全完整；还有已经失传的《周易占》、《黄帝针经》等古籍，也是通过高丽重新输入到宋朝。加强了两国以书籍为载体的人文文化交流。
再次，宋丽两国佛教文化的交流，构成了宋朝与高丽海上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主要体现在两国《大藏经》之交流、僧侣的往来和中国科举制度、儒佛道三教教义对高丽佛教的影响等。其中《大藏经》等佛教典籍的互赠和交流影响较大，如前述泉州海商徐戬，其“先受高丽钱物，于杭州雕造《夹注华严经》，费用浩瀚。印版既成，公然于海舶载去交纳，却受本国厚赏。”；
《东坡奏议》卷六。按，《续通鉴长》卷四三五引苏轼奏议，称：“泉州商人徐戬。
而高僧人文往来，则主要是高丽僧人谛观、义通以及高丽王子义天到宋朝的访问交流，其中谛观、义通为中国天台宗的复兴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特别是对天台宗相关典籍的回归起到了重要作用，高丽僧义通也被后人尊其为天台宗的第十六祖。高丽王子义天是在宋哲宗时期来到中国的，他遍访名山古刹，带来的大量华严宗典籍弥补了中国华严宗典籍的缺口，并受到宋哲宗的接见，拜杭州慧因寺的净源法师为师学习华严宗，对华严宗的复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此外，义天还请天竺寺的从谏法师讲解天台教观之道，其回国时，带回佛教典籍和儒家经书一千多卷，在高丽弘扬天台宗、华严宗，提倡“教观兼修”，主持高丽国清寺，创立高丽的天台宗，并拜从谏为初祖。因此宋丽两国高僧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行文化交流，极大地丰富了两国人文文化交流的内涵。
此外，随着两国人文往来和科举制度传入高丽，高丽除科举取士外，还实行僧侣的科举考试制度，称为僧科制度。僧科有预备试和正式试之分，预备试主要在各山门或宗派内进行，预备试合格才能参加国家正式大选。大选也有禅宗选和教宗选之分，禅宗大选一般是在广明寺的禅宗僧侣中进行，教宗大选则于王轮寺在各教宗僧侣中进行。如果禅、教大选合格，就授予初级法阶大选，然后按照如下法阶晋升：禅宗法阶：大选-大德-大师-重大师-三重大师-禅师-大禅师；教宗法阶：大选-大德-大师-重大师-三重大师-首座-僧统。而高丽时代的僧职主要是僧钅录司，僧钅录司有左右两衔，两衔各有都僧录，下设副僧录、僧正，都僧录掌管一切佛教活动，其渊源显然是受到宋朝科举制度的影响。
随着宋朝儒佛道三教传入高丽和宋丽两国佛教文化的交流，中国的儒佛道思想对高丽的佛学思想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高丽儒佛道三教合一和天台宗的创立。高丽太祖以佛教立国，但是，佛教内部的宗派矛盾不断，尤其是以海印寺为中心的南岳和北岳两派水火不容，相互攻击。为了解决佛教内部的门户之争，从宋朝回国的义天大师提出了“教禅合一”、“教观兼修”的主张，义天认为：佛有教禅二法，但两者各有偏执，教法注重外修而忽略内心观照；禅法则强调内心作用而无视外部修炼，故“学教之人多弃内而外求，习禅之人好忘缘而内荨2⑽偏执，俱滞一边，其犹争兔角之长短，斗空花之浓淡。”[15]（452）因此，义天提出“教禅兼修”。但是，在教宗和禅宗的关系上，义天主张教宗融摄禅宗，并对“不立文字，以心传心”的禅法颇有微词，其提出禅宗本义是“籍教习禅”而非“离教习禅。”其实，义天的“教观兼修”的思想并非自创，而是深受中国华严宗高僧圭峰、晋水和清凉大师的影响，华严宗即主张“教禅一致”，尤其是清凉大师认为：华严宗“法界缘起”与天台宗的“三谛圆融说”相互契合，并认为华严宗靠经典义理解悟、洞彻法界，与禅宗不立文字，以心传心的解悟过程是一致的，因而华严宗与禅宗是相通的。义天大师不仅与上述晋水（净源大师）相互往来切磋佛法，而且，对华严宗经典颇多研究。在儒佛道的关系上，义天十分重视三教合一，尤其是对宋朝援儒入佛的思想大力弘扬。其主张“得释门遍于五时，儒典通乎六籍，包罗大小，通观尊卑，虽设教有殊，而崇孝无别。”[15]（452）这些思想显然受到了宋朝佛法的影响。此外，十二世纪末期，郑仲夫、崔忠献等武臣之乱，高丽教宗势力受到重大打击，1205年，高丽改吉祥寺为曹溪山修禅寺，高僧知讷以《金刚经》、《六祖坛经》为本创立了曹溪宗，其亦主张“教禅不二”，但与义天主张“教主禅从”不同，而是强调“禅主教从”，在具体修行方面，主张“定慧双修”，从而将“渐悟”和“顿悟”统一起来。此外，受到宋僧大慧普觉禅师的影响，知讷融合儒家的忠义，提出禅宗的“忠义之心”即佛教“菩提心，乃名异而实同。”从而体现出三教融合和诸宗汇通的倾向，此与中国佛教的儒释道三教合一，显然是一致的。
综上所述，宋与高丽海上航路的发展，可以说是中韩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演变的重要阶段，宋丽海上航线先后经过山东半岛的登州（今山东蓬莱）沿岸至高丽翁津（今朝鲜海州西南）航线和由南部明州（今浙江宁波）至高丽礼成江碧澜亭（今开城西海岸）航线的变迁，而南方福建的泉州港，亦成为宋代对高丽海上贸易和人文交流的重要口岸。宋丽海上丝绸之路，不仅体现了宋代海上对外贸易的发达，而且也体现了宋丽两国物质贸易的繁盛，宋丽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丝绸、瓷器、茶叶等贸易品和高丽其他土特产品的交流，也承载着两国制度文明、海神信仰和宗教文明等人文和精神文化的交流。
⒖嘉南祝
[1]脱脱：《宋史・高丽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 年点校本。
[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十四），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
[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五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零五），神宗元丰六年六月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5]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年。
[6]苏轼：《东坡奏议・登州诏还以水军状》，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7]王文楚：《两宋和高丽海上航路初探》，《古代交通地理丛考》，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
[8]脱脱：《宋史・罗拯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
[9][韩]郑麟趾：《高丽史・世家・文宗二》（卷八），朝鲜古书刊行会本。
[10]苏轼：《东坡奏议・乞禁商旅过外国状》，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11]苏轼：《东坡奏议・论高丽进奉状》，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12]苏轼：《东坡奏议・乞令高丽僧从泉州归国状》，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1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零二），神宗元丰三年正月辛巳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关键词]上海文化 文化定位 文化服务 文化品牌
一个没有文化底蕴和基础的城市、国家或地区，其 经济 发展 无论如何强劲，也必是不能长久的，其民众的精神状态也必是浮躁和空虚的，那么其吸引力也必是大打折扣且最后要消失了的。我们承认，上海是
六年前蒙特卡洛国际展览局第132次全体代表大会上，上海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口号在政府的不懈支持下，取得了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举办权。毫无疑问，这是展现上海改革开放以来的繁荣发展、展现上海人民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和健康和谐的文化含蕴，使新上海走向世界并屹立于世界城市舞台的绝佳机遇。但是，我们在文化建设发展过程中却出现了一系列的悖论：
定位悖论。上海为自己制定的中长期发展目标是，面对充满机遇而又富有挑战的21世纪，把上海建设成为社会主义 现代 化国际大都市和国际经济、 金融 、贸易、航运中心之一，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而对于文化，则把上海定位为“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社会本就是以 政治 、经济、文化三位为一体，文化自身所产生的社会凝聚力是任何其他力量所不能比拟的，这个定位与其说是一种选择，倒不如更确切地说是一种退步。因为如果仅仅是交流中心，则上海就失去了文化存在、生长和发展的根基，仅仅是文化的漂流地，不久之后，或许上海也就真的成了时下部分人士口中的文化荒漠。这与上海自身的国际定位是非常不相称的。
或许我们可以认为，因为这些公共设施只有启动基金没有运作基金，无法支持后续支出，所以不得不这样做。但是与不能赚钱相比，文化一旦失去了大众和为大众服务的理念，其生命就会逐渐枯竭，那些所谓的经典也只能永远存放于高阁并最终灰飞烟灭。
品牌悖论。品牌的背后是文化，品牌文化是市场成熟标志。“可口可乐之所以长盛不衰，原因就在于它是美国文化的一个载体，是美国立国精神的一个符号。”很明显，上海要提高国际竞争力，全面推动实施品牌战略极为重要。当前，上海品牌和上海创建国际大都市的地位相距较远，主要表现在：一是真正叫得响、有竞争力的上海品牌数量少，二是品牌价值低，三是品牌缺乏文化内涵。上海必须以世界一流的产品质量、世界领先的创新技术、赢得广泛消费者的市场占有率、关键领域的关键人才、提高产品附加值的文化这五大要素作为切入点，做大、做强、作响上海品牌。但令人尴尬的是，尽管我们做了很多努力，上海至今仍然没有世界级的品牌。当然这不能说是上海没有能力创造出世界级名牌产品，上海 历史 上是曾出现过诸如美加净、霞飞等国际知名的品牌，但是现在都没落了，我们甚至因为不重视品牌把“美加净”卖掉，若干年后绕了个大弯又花大价钱再买回来。
当然，老品牌的魅力渐去有其自身的原因，品牌是附在产品身上的情感认同，产品不行了，品牌就 自然 失去。但是，不能不说，目前上海的无品牌和现在上海的文化政策及氛围有关，从这一点上来说，和过去相比，上海不是进步了而是退步了。任何产品都必须有在这个时代存在的理由，当市场 经济 的利益最大化原则渗透到文化领域的时候，文化产品首先致力于的是创造经济效益而不再是社会效益。一个品牌的创立，其背后需要的是文化的支撑，当我们知道“申城”的“申”是来自战国四君子之一的春申君，上海文化的源头可以追溯到6000年前的崧泽文化，或许我们才会发觉古老上海的绵泽。只是我们缺乏的不仅仅是对古老文化的了解，更多的是对上海新文化的深刻诠释和发扬。于是，当巨大的上海市场充斥着巨多的世界名牌，我们又看到了一个悖论：上海有悠久的文化，但是上海却没有自己的经典文化品牌。所以上海只能是一个大大的空场地，上面摆放的都是别人的东西，仅仅而且也只能是世界品牌的聚散地而已。
[关键词]上海文化 文化定位 文化服务 文化品牌
一个没有文化底蕴和基础的城市、国家或地区，其 经济 发展 无论如何强劲，也必是不能长久的，其民众的精神状态也必是浮躁和空虚的，那么其吸引力也必是大打折扣且最后要消失了的。我们承认，上海是
六年前蒙特卡洛国际展览局第132次全体代表大会上，上海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口号在政府的不懈支持下，取得了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举办权。毫无疑问，这是展现上海改革开放以来的繁荣发展、展现上海人民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和健康和谐的文化含蕴，使新上海走向世界并屹立于世界城市舞台的绝佳机遇。但是，我们在文化建设发展过程中却出现了一系列的悖论：
定位悖论。上海为自己制定的中长期发展目标是，面对充满机遇而又富有挑战的21世纪，把上海建设成为社会主义 现代 化国际大都市和国际经济、 金融 、贸易、航运中心之一，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而对于文化，则把上海定位为“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社会本就是以 政治 、经济、文化三位为一体，文化自身所产生的社会凝聚力是任何其他力量所不能比拟的，这个定位与其说是一种选择，倒不如更确切地说是一种退步。因为如果仅仅是交流中心，则上海就失去了文化存在、生长和发展的根基，仅仅是文化的漂流地，不久之后，或许上海也就真的成了时下部分人士口中的文化荒漠。这与上海自身的国际定位是非常不相称的。
或许我们可以认为，因为这些公共设施只有启动基金没有运作基金，无法支持后续支出，所以不得不这样做。但是与不能赚钱相比，文化一旦失去了大众和为大众服务的理念，其生命就会逐渐枯竭，那些所谓的经典也只能永远存放于高阁并最终灰飞烟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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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老品牌的魅力渐去有其自身的原因，品牌是附在产品身上的情感认同，产品不行了，品牌就 自然 失去。但是，不能不说，目前上海的无品牌和现在上海的文化政策及氛围有关，从这一点上来说，和过去相比，上海不是进步了而是退步了。任何产品都必须有在这个时代存在的理由，当市场 经济 的利益最大化原则渗透到文化领域的时候，文化产品首先致力于的是创造经济效益而不再是社会效益。一个品牌的创立，其背后需要的是文化的支撑，当我们知道“申城”的“申”是来自战国四君子之一的春申君，上海文化的源头可以追溯到6000年前的崧泽文化，或许我们才会发觉古老上海的绵泽。只是我们缺乏的不仅仅是对古老文化的了解，更多的是对上海新文化的深刻诠释和发扬。于是，当巨大的上海市场充斥着巨多的世界名牌，我们又看到了一个悖论：上海有悠久的文化，但是上海却没有自己的经典文化品牌。所以上海只能是一个大大的空场地，上面摆放的都是别人的东西，仅仅而且也只能是世界品牌的聚散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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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没有文化底蕴和基础的城市、国家或地区，其经济发展无论如何强劲，也必是不能长久的，其民众的精神状态也必是浮躁和空虚的，那么其吸引力也必是大打折扣且最后要消失了的。我们承认，上海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龙头，但是我们同样应该承认，更多的主观原因导致上海固有的文化底蕴在市场经济的狂潮中正一点点离我们远去。
六年前蒙特卡洛国际展览局第132次全体代表大会上，上海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口号在政府的不懈支持下，取得了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举办权。毫无疑问，这是展现上海改革开放以来的繁荣发展、展现上海人民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和健康和谐的文化含蕴，使新上海走向世界并屹立于世界城市舞台的绝佳机遇。但是，我们在文化建设发展过程中却出现了一系列的悖论：
定位悖论。上海为自己制定的中长期发展目标是，面对充满机遇而又富有挑战的21世纪，把上海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和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之一，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而对于文化，则把上海定位为“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社会本就是以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为一体，文化自身所产生的社会凝聚力是任何其他力量所不能比拟的，这个定位与其说是一种选择，倒不如更确切地说是一种退步。因为如果仅仅是交流中心，则上海就失去了文化存在、生长和发展的根基，仅仅是文化的漂流地，不久之后，或许上海也就真的成了时下部分人士口中的文化荒漠。这与上海自身的国际定位是非常不相称的。
中国发展的世界意义是通过文化显示出来的，从历史上看，上海历来是中国发展的历史库、文化库，尤其是在20世纪初，上海文化，以电影为例，是与好莱坞并头的；到30年代，中国或国际知名的大文豪等莫不是出自上海或与上海有很深的渊源。现如今，上海在文化建设上却是停滞甚至是萎缩的，在世界各种文化和文明相互激荡的今天，这是任何一个现代化都市（国家）发展中不正常的现象。因此，政府应该大力扶植电影等文化事业，一定要从“国家定位”、“国际竞争力”的角度来看待和发展上海的文化事业：上海不应只是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也应该是文化的生产和消费中心。
在这里，需要着重提出的一点是，近些年来，面对好莱坞的霸气和日韩文化的冲击，上海的整个文化原创态势是越来越萎缩，没有优秀的创作队伍，拿不出拳头产品，没有反映上海改革开放以来巨大变化的经典巨作。造成这样局面的重要原因就是上海在文化方面的措施太软，很多措施甚至倒退到了邓小平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祝词发表以前的状态。因此，上海的文化产品如何走出新路，如何发展出多样化，怎样出来优秀的和时展相呼应的作品是当务之急。
服务悖论。社会主义文化应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应坚持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大众服务。那么，在城市文化建设过程中，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就应成为一种常态，真正让普遍的人民群众欣赏、享受和吸收到文学创作者的优秀成果甚至世界级的经典作品。因为，文化产品如果不能辐射到最广大人民群众，那么这种文化就不能在广大群众心中扎根，文化也就失去了创作、存在和发展的灵魂。
可以肯定的是，上海这些年来在社区文化建设方面有很大发展，但是我们更应看到，目前上海市的各大剧院、影院、音乐厅等公共文化设施实际上是与绝大多数普通市民的精神生活绝缘的，那些天价的演出/放映票，也只有少数人享受得起，有时候宁愿没人看也不愿降价出售。而与此同时，不知哪一天，记载着无数人欢笑和记忆的露天电影院已经成为记忆中那副褪色的山水画，露天的空地上不再支起白色的大幕，连排的凳子也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那些绚目却呆滞的摩天大楼，我们躲在钢金水泥的窄小空间里萎靡不振。经济的进步给我们带来了更高层次的物质享受，却把最普遍的精神和文化享受给生生剥离。
以复旦大学研究生为例，硕士生每月补助是231.5元，博士生每月是271.5元（就本人所知，这样的补助额度在全国重点高校里是倒数的），这些补助不仅不能买那些已经天价的书籍去认真搞研究，就连一个月的伙食费都不够，而上海大剧院的演出票价一般最低就是一两百元，更有甚者在上海图书馆复印一页复印本古书就是1元（市面上复印一张才几分钱）。于是，上海市这么多学校，庞大的正在接受优质教育的高校学生群体，只有自己排演自己欣赏，只有去买廉价的盗版。也就是说，这些影响大众生活，本来应为大众服务的公共设施，实际上却完全走到了相反的道路上。这种占用了大多数人的生存空间，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用普通纳税人的钱建立起来的本应非营利性的公共设施，成为了上海少数人享用的所谓高雅资源，实际上就变相成了一种剥削。这在国外是不可想象的，许多外国人士对中国的公共文化设施能赚钱都感到很稀奇，因为在国外，这样的公共文化设施基本都是不盈利甚至赔钱为尽可能广大的公民服务的。
或许我们可以认为，因为这些公共设施只有启动基金没有运作基金，无法支持后续支出，所以不得不这样做。但是与不能赚钱相比，文化一旦失去了大众和为大众服务的理念，其生命就会逐渐枯竭，那些所谓的经典也只能永远存放于高阁并最终灰飞烟灭。
品牌悖论。品牌的背后是文化，品牌文化是市场成熟标志。“可口可乐之所以长盛不衰，原因就在于它是美国文化的一个载体，是美国立国精神的一个符号。”很明显，上海要提高国际竞争力，全面推动实施品牌战略极为重要。当前，上海品牌和上海创建国际大都市的地位相距较远，主要表现在：一是真正叫得响、有竞争力的上海品牌数量少，二是品牌价值低，三是品牌缺乏文化内涵。上海必须以世界一流的产品质量、世界领先的创新技术、赢得广泛消费者的市场占有率、关键领域的关键人才、提高产品附加值的文化这五大要素作为切入点，做大、做强、作响上海品牌。但令人尴尬的是，尽管我们做了很多努力，上海至今仍然没有世界级的品牌。当然这不能说是上海没有能力创造出世界级名牌产品，上海历史上是曾出现过诸如美加净、霞飞等国际知名的品牌，但是现在都没落了，我们甚至因为不重视品牌把“美加净”卖掉，若干年后绕了个大弯又花大价钱再买回来。
当然，老品牌的魅力渐去有其自身的原因，品牌是附在产品身上的情感认同，产品不行了，品牌就自然失去。但是，不能不说，目前上海的无品牌和现在上海的文化政策及氛围有关，从这一点上来说，和过去相比，上海不是进步了而是退步了。任何产品都必须有在这个时代存在的理由，当市场经济的利益最大化原则渗透到文化领域的时候，文化产品首先致力于的是创造经济效益而不再是社会效益。一个品牌的创立，其背后需要的是文化的支撑，当我们知道“申城”的“申”是来自战国四君子之一的春申君，上海文化的源头可以追溯到6000年前的崧泽文化，或许我们才会发觉古老上海的绵泽。只是我们缺乏的不仅仅是对古老文化的了解，更多的是对上海新文化的深刻诠释和发扬。于是，当巨大的上海市场充斥着巨多的世界名牌，我们又看到了一个悖论：上海有悠久的文化，但是上海却没有自己的经典文化品牌。所以上海只能是一个大大的空场地，上面摆放的都是别人的东西，仅仅而且也只能是世界品牌的聚散地而已。
因此，一定要有一批反映上海新变化和改革开放成果的作品出来，以各种不同的表现方式展现上海的新风貌，增强上海的吸引力和文化力。目前，上海制订了名牌战略，计划3到5年内打造50个上海大品牌，希望能有所收获。
对中国社会的进程，艺术家陈丹青说：“现代化过程是三个层次，一是器物，一是制度，一是文化。由于‘器物’层面的超速现代化，制度、文化的滞后日益凸显。”本人以为，在制度和文化建设的过程中，政府是不能缺位的，不但不能缺位，而且还应当积极引导甚至起主导作用，尤其是在建设主流文化的过程中，政府更应该有所作为。但是目前是我们的文化产业还没有形成，政府却又退出了这个市场。邓小平说，社会主义文艺工作者都应当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社会主义文化活动担负着教育、教化等重要的社会功能，其价值取向应是以社会效益为首要原则。而实际上，市场化把文化产业的社会效益给摒弃掉了，当前的文化市场发展处于一种畸形的状态，绝大多数纯粹只是为了经济效益，这个和政府缺位紧密相关。
因此，面对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产业竞争，政府要有保护性策略和开拓性战略，两者要灵活运用，不能把文化建设简单推向市场。我们不仅要制定经济发展战略，也要制定文化发展战略，加快文化立法。在我国致力于建成法制国家的目标引导下，加快文化的机制、体制和法制建设，把包括文化人力资本、文化产品与文化资格在内的上海文化资本科学组合起来，鼓励文化的多元尤其是民营资本投资体制，开拓创造渠道，加大上海的文化吸引力；一定要发掘民间文化创作的潜能和能动性，打造真正的公民而非私民，培育积极向上的公民精神，鼓励、支持和认可公民自发的多种娱乐文化形式，调动公民文化建设的自觉性和创造性，真正从源头树人才，树新智、树新风。也只有这样，我们的文化建设才有活力、有动力、有希望，2010年的世博会也才更圆满和令人难忘。
关键词：上海文化；现代派；传统质；施蛰存；张爱玲；徐計；浪漫情怀
中图分类号：1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2）05—0129—05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现代派”（modernists）文学在广义上通常指的是“现代主义”（modern—ism）文学，但也有学者从文学流派角度把1930年代结集在施蛰存主编的《现代》杂志周围的新感觉派和“现代”诗派称为“上海的现代派”（如杨义、王文英等）。本文在具体论述中主要在广义上使用“现代派”概念，同时也从流派角度将后者作为考察重点。对施蛰存、戴望舒、刘呐鸥、穆时英等人的现代派身份，学界早有共识，而对徐計、张爱玲的现代派归属尚有争议，或称之为“新海派”，或称之为“新浪漫派”，或称之为“通俗的现代派”等，主要是因为他们在形式上融合了现代与传统，在旨趣上化雅为俗，使其作为现代派的现代性和先锋性具有了潜隐性。其实，无论是从他们在形而上层面的哲理探索和人生体验，还是在艺术形式上的大量象征、隐喻、暗示等现代派手法，都无可置疑地标识了他们的现代派身份。因此，本文所论述的现代派包含徐計和张爱玲。
一、上海文化语境中的“现代派”
李欧梵在《上海摩登》一书中指出：“西方现代文学的共通背景就是都市文化；没有巴黎、柏林、伦敦、布拉格和纽约，就不可能有现代主义的作品产生。那么中国有哪个都市可以和这些现代大都市比拟？最明显的答案当然是上海。”都市是现代主义文学产生的土壤，没有巴黎、都柏林、布拉格，就没有波德莱尔、乔伊斯和卡夫卡。而在近代“乡土中国”，只有上海才具有孕育现代主义的都市文化语境。现代性的物质空间构建了上海都市的外部形象，提供了现代派文学想象的空间。商业性的消费生活营造了上海都市的文化氛围，塑造了现代派作家的都市文化身份。在上海开放多元的都市文化语境中，20年代李金发、穆木天、冯乃超、王独清等象征派的诗歌在上海出版，30年代戴望舒、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杜衡等现代派群体在上海形成，40年代杭约赫、唐浞、唐祈、陈敬容、辛笛等“九叶派”诗人在上海聚集，上海正是中国现代主义文艺思潮产生、发展不可或缺的土壤。
然而长期以来，研究者们大多强调的是上海文化“横的移植”，关注的是中国现代派文学的外来背景，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它们“纵的继承”，忽视了它们的本土文化资源。上海文化是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流碰撞中形成的一种开放多元的综合文化，在其无比“现代性”的另一面，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传统质”，“现代”对“传统”的“继承和吸纳是以一种悖反的方式实现的”。从历史沿革来看，古代属于吴越之地的上海，旧时在岁时节庆、婚丧寿诞以及日常生活的饮食起居和交际礼俗等方面都与吴越一致，因而上海素来有“士风似吴十之三，似浙十之七”的说法。《宋史·地理志》说吴越人“人性柔慧，尚浮屠之教，原于洋味，善进取，急图利，而奇技之巧出焉”。这样看来，上海人的精明、进取、图利和崇洋由来已久。上海土话细软悠柔，与吴依软语之间的渊源更是明显可见。可见，上海文化本是吴越文化的支脉，蕴含着“散逸精巧”的气质。开埠以后，尽管西方文化大量输入，从器物到制度再到精神各个层面不断改造和打磨着近代的上海，然而，“就在这个城市，胜于任何其他地方，理性的、重视法规的、科学的、工业发达的、效率高的、扩张主义的西方和因袭传统的、全凭直觉的、人文主义的、以农业为主的、效率低的、闭关自守的中国——两种文明走到一起来了”。既然中国现代派文学是在上海都市文化的孕育中产生、发展和嬗变的，那么当我们在分析上海文化的“现代性”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时，就不能遮蔽上海文化的“传统质”对现代派文学的濡染。早在20年代，李金发在引进西方象征主义时便意识到传统诗歌艺术的重要意义，他说：“余每怪异何以数年来关于中国古代诗人之作品，既无人过问，一意向外采辑，一唱百和，以为文学革命后，他们是荒唐极了的，但从无人着手批评过，其实东西作家随处有同一之思想、气息、眼光和取材，稍为留意，便不敢否认，余于他们的根本处，都不敢有所轻重，惟每欲把两家所有，试为沟通，或即调和之意。”由于李金发传统文化的根基不深，又主要是在异域摄取的“世纪末的果汁”，因而他所进行的融合东西诗艺的努力并未取得明显的效果，以至于胡适、梁实秋把他的象征诗斥之为“笨迷”，而即便是同为象征派诗人的穆木天也讥刺地说：“我读不懂李金发的诗。长了二十七岁，还没听见这一类的中国话。”李金发诗歌的这一“先天不足”在三、四十年代的现代派作家笔下完全得到改观。在上海都市文化的濡染下，施蛰存、穆时英、戴望舒、杜衡、徐計、张爱玲等人在借鉴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经验的同时，也鲜明地彰显出怀乡情结、浪漫情怀、通俗意识等传统文化的精神特征。
二、现代派的“怀乡情结”
乡土情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精神特征之一。近代上海是一个“华洋交错，五方杂处”的移民城市。开埠以后，上海以它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吸纳了世界各地和五湖四海的移民。与当时国内其他城市相比，上海移民不但规模大，而且范围广，成分复杂。从国内移民看，几乎涵盖了中国大多数省份，据统计，当时各省移民比例依次为：江苏48%，浙江25%，广东2%，此外还有安徽、山东、湖南、湖北、天津等，移民总数5倍于本地籍的上海人。从国际移民看，1935年，在上海居住的外国侨民来自5大洲61个国家，多达10余万人，位居国内首位。大量的外来移民怀着冒险的心态来上海滩寻找发展的机遇，“没有多少人，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抱着长期在此居住的希望来到上海。他们多半在几年内发财致富，然后离开”。然而，无论是成功者还是失意者，在都市的浮华背后都常常难以释怀传统的乡土情结。吴福辉曾就此指出：“在洋场内部顽固地保存乡籍文化”，“这是个旅居者的城市，各个地方乡籍民俗的保留（注意并非残留），特别是在饮食起居婚丧礼仪方面的各行其事，是十分显然的”。这一传统的乡土情结在以施蛰存、戴望舒为代表的现代派作家身上有着不同程度的体现。
施蛰存说：“一个作家的创作生命最重要的基础是：国家、民族、土地；这些是他创作的根，是无法逃脱的。”“从江南带书香味的城镇走出来”的施蛰存，常常在都市洋场的繁华和古城小镇的宁静之间，带着淡淡的感伤追忆故园的青春往昔。早期的《上元灯》、《扇》、《旧梦》、《桃园》等作品，大多是对苏州古城和松江小镇早岁生活的怀旧与感伤。在其后的《闵行秋日纪事》、《魔道》、《旅舍》、《夜叉》等作品中，施蛰存的乡土情结继续在都市向乡野的回归中得到延展。从繁华压抑的都市回归纯朴自然的乡土，是这类小说人物常见的一种行为模式。后来，施蛰存还把自己的怀乡情结移植到那些遥远的历史人物身上，《将军底头》中的花惊定、《鸠摩罗什》中的鸠摩罗什、《阿褴公主》中的段功等等，无不在异国他乡怀着各自的乡思。对乡土故园的怀想与感伤，同样也在戴望舒、严敦易、陈江帆等人的现代派诗歌中屡见不鲜。戴望舒自称是一个“怀乡病者”。在《百合子》、《八重子》、《梦都子》等诗作中，诗人把怀乡的忧郁寄寓在三个上海的日本身上。她们虽然置身于“百尺的高楼和沉迷的香夜”，但却都是“怀乡病的可怜的患者”，“萦系着渺茫的相思”，在异国的都市中“度着寂寂的悠长的生涯”，“茫然地望着远处”，“在灿烂的樱花丛里”的故乡。然而，作为现代派的诗坛领袖，戴望舒的所怀之“乡”更深地指向人类的精神家园，在《对于天的怀乡病》、《乐园鸟》和《深闭的园子》等作品中，诗人向往着没有俗世烦恼，充满了自由、静谧和爱意的“乐园”，在传统的“家园”情结与西方的现代主义主题之间搭建起相通的“桥梁”。30年代的现代派诗人大多是都市的外来者，“初到都市”的诗人在复杂多变的都市中常常产生无法融人的焦虑，他们以异乡人、索居者和漂泊者的身份抒发伴着难以排遣的寂寞和乡思。他们或者在都市的大街上发出“这个漂亮的都市于我一无所有”的感叹（严敦易《索居》），或者在都市的公寓中怀想故乡的秋天（陈江帆《公寓》），或者在“都市底大厦下”和“街灯之行列”中，感到“比漠野的沙风更无实感”的忧郁与寂寞（宗植《初到都市》）。
值得注意的是，“怀乡”情结也同样体现在成长于上海的穆时英、张爱玲等人身上。穆时英的都市书写虽然大多规避或悬置了国家、民族、社会、家庭等传统的精神指向，但其文本深处仍然潜隐着一个“家园”的期待。他展示了“现代都市生活的畸形与病态”，这种“畸形与病态”使得他笔下的主人公不管是夜总会里的舞客，还是洋场上的交际花，抑或是流落街头的水手或乞丐等等，无不怀着“海一样深的寂寞”，或诅咒都市的罪恶繁华，或渴望回到日夜思念的故乡。然而，穆时英的怀乡情结还是在他流寓香港时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在《怀乡小品》、《中年杂感》、《无题》等一系列散文中，穆时英尽情抒发了自己对上海的“乡情”，他曾忘情地说“只要能再看见黄浦江的浊水，便会流下感激的泪来吧”，可见这位“新感觉派圣手”的心底实在也蕴藏着传统的“乡愁”。张爱玲虽然是土生土长的都市人，但从她自香港回到上海后发自肺腑的一句“到底是上海人”中，我们不难体味出她已经把上海融化为心中的故土家园，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何张爱玲“总是能用各种方式回到家庭，从上海市民家庭的窗口来窥视这个城市舞台日日演出的浮世悲欢”。总之，无论是施蛰存直接对故土家园的怀想，还是戴望舒、穆时英等在都市漂泊中潜隐着难以释怀的家园情思，或者是萦绕在张爱玲心底的家园意识，这些都无不烛照出中国现代派作家在接受西方文化的同时，内心有着难以割舍的传统文化情结。
三、现代派的“浪漫情怀”
才子佳人式的缠绵与诗情画意般的浪漫是我国古代文人传统的重要表征。以吴越文化为基质的上海文化中总有“那样一种说不出的阴柔绵软”，“晋宋两度的北人南迁，冲击不了江南丝竹的轻音和吴侬软语”，“近代的轮机汽笛仍没能够唤起勾践子孙们的阳刚之气”。鲁迅也曾讥讽现代文人在上海演绎着新式的“才子佳人”戏。置身于现代都市中的现代派作家们不但有难以舍去的乡土情结，在20至30年代，不仅中国传统小说普遍洋溢着一种“浪漫情怀”，即便是在洋场生活中亦是如此，“与传统中国文学的浪漫主义多有相通之处”。戴望舒对施绛年的相思相恋孕育出了他的“雨巷”缠绵。穆时英与仇佩佩的洋场恋情从上海演绎到香港。刘呐鸥的日记里充满了他对风尘女子的真诚与关爱。张爱玲在沦陷时期的上海也与胡兰成演绎了一段才子佳人式的浪漫。然而，现代派作家们的浪漫情怀更表现在他们的创作中。
早在30年代沈从文就指出，施蛰存是“把创作当诗来努力”，“以一个自然诗人的态度，观察及一切世界姿态，同时能用温暖的爱，给予作品中以美丽而调和的人格”。从最初的《上元灯》、《周夫人》、《旧梦》、《扇》，到后来的《梅雨之夕》、《鸠摩罗什》、《将军底头》和《黄心大师》等作品，施蛰存常常把古典诗歌的意象和意境融入他的小说创作，形成了特有的诗意叙事风格。如《上元灯》中的“花灯”和《扇》中的“团扇”寄寓着男女主人公朦胧依恋的青春。《梅雨之夕》中的绵绵“梅雨”和《春阳》中的和煦“春阳”分别昭示了主人公的隐秘心理和萌动的欲念。在穆时英的小说创作中，虽不乏早期《南北极》时的粗暴强悍之气，但也有如《公墓》一类的低徊感伤之曲，“郊外邂逅”的欣喜与“斯人已去”的感伤相交织，静谧的郊外墓园与丁香般的柔弱姑娘相映衬，作者的浪漫情怀得以尽情展露。愈到后来穆时英的这种“柔媚感伤的气质日见其浓”，《圣处女的感情》、《街景》、《莲花落》和《竹林的惆怅》等都是这一抒情写意风格的呈现。戴望舒最擅长对古典浪漫情怀进行现代演绎。《雨巷》中的哀怨徘徊与《忧郁》中的欲哭无泪，东方古典的丁香情结与西方现代的蔷薇意象，《望舒草》中的大部分诗篇既是诗人传统浪漫情怀的写照，也是作者现代忧郁情绪的表达。
在40年代，徐計小说中的浪漫主义色彩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他的现代主义探索，以至有人把他归类到“后期浪漫派”之列。无论是《鬼恋》、《赌窟里的花魂》、《阿拉伯海的女神》、《精神病患者的悲歌》等中短篇，还是《风萧萧》、《江湖行》等长篇，徐訐在虚构的浪漫爱情故事中总是演绎着传统的才子佳人式传奇，譬如《鬼恋》中的“人”“鬼”奇恋、《赌窟里的花魂》中的“花魂”传奇、《风萧萧》与《江湖行》中主人公的多角恋情，只不过在这些爱情传奇中，现代知识分子和都市摩登女郎置换了传统的落难书生与绣楼小姐。至于自小浸润在传统与现代两种生活方式中的张爱玲，在其创作中既因袭传统又融化现代，这早已是众所周知的公论，《倾城之恋》中范柳原与白流苏之间的情场算计、《红玫瑰与白玫瑰》里佟振保在红白玫瑰之问的游移徘徊、《封锁》中吕宗桢与吴翠远封锁时期似是而非的爱情等等，这些沪港两地世俗男女的婚恋故事在纷乱的时代背景下透出人性的千疮百孔。
四、现代派的“通俗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