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娱乐：最近很多人都是讨论糟糕的原生家庭对个体的负面影响，例如在最近热播的某电视剧中，有位女主角一直被她重男轻女的家庭压榨。如果在现实中遇到这样的问题，该如何理性地解决？糟糕的原生家庭给孩子困扰，是否很难根治？
陈启山：通常小孩的整个生长过程都发生在家里，原生家庭的环境和内部生态直接决定了小孩子怎么看待这个世界、看待别人，家庭生活痕迹在她身上就像烙印，建立起来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是很难消除的，如果想一下子就剥离开原生家庭的影响，自己也会受伤。
与其消除这种影响，不如去与它共存，通常从认知、情感、行为三个方面去看，自我认识的改变是很容易的，别人可以通过说理、教育去改变当事人的认识，但做到了认识还不够，负面影响依然存在，那就要进行第二步，情感上的策略，如果我是这个女孩子，我会减少情感上的投入，对我父母、兄弟的情感投入减少，当把他们看得不是太重时，那事情我就可以放开手去做，可以理所当然地去拒绝不合理的要求，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认知的改变是很好改的，但直接落实到行动中就很难，选择减少情感投入作为铺垫，然后再去改变行为就顺理成章。 原生家庭的影响像无法格式化的U盘，但我可以用新的文件覆盖掉它，你新的经历就会慢慢覆盖掉以前家庭对你的影响，这个时候就是一个跟家庭比较成熟的关系了。 南都娱乐：原生家庭是否会直接决定孩子的未来？
陈启山：家庭对一个人的影响的确很大的，但普通家庭对小孩子的影响可能看不太出来，一旦这个家庭内部成员的关系、结构跟普通家庭的差别很大，产生负面影响的可能性就会增大，比如父母离异、双亲去世，有的女孩子小时候丧父，她在以后的婚恋可能会倾向选择年纪大的男生。原生家庭直接决定孩子的未来，这个说法太过绝对，但原生家庭影响小孩子怎么看待自己、怎么看待人际关系，怎么看待别人，这种看法和想法的确会影响到他的行为举动，也就影响到他的未来。而且，家庭对小孩子的影响，也要看小孩子本身的特质，有些小孩子人际关系敏感度跟别人不同，他可能受家庭的影响并不大，甚至相反，所以不能得出一个绝对化的结论。 南都娱乐：为什么看起来中国有许多的原生家庭都像对孩子造成了不少伤害？
陈启山：这个问题或许是个假命题，这种伤害本身可能没有我们感受得这么大，就像你有一颗蛀牙，你拿舌头舔一舔，感觉牙洞好像很大，但这跟实际检测出来的结果可能是两码事。我们身边确实有受伤害的案例，但我们感受到这种伤害的大小和实际的伤害很多时候不一定是符合，另外，负面信息比正面信息可能引起更多关注，很多普通的健康家庭对小孩子是没有伤害的，但我们很难注意到。所以，我们首先斟酌这个问题对不对，然后还要跟别的国家去比较才有意义。假如这个问题是真的，为什么会这样子，可能就要要谈到文化的问题，我们中国人对后代子女的态度与国外不一样，国外通常把孩子看成独立的个体，而我们把孩子看成生命的延续，对他们未来的投资和预期就很高，控制欲变强，一旦我们对于预期很高，我们可能会做出一些不太合适的举动。
大家好！我是来自马塘镇热水小学的胡学婉。今天我要说课的题目是《说说我的家》。我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我的说课：
1．说教材
《说说我的家》是人教版《品德与社会》三年级上册第二单元中的第一课。教材主要通过说说我的家庭成员及家庭成员与亲属关系，让学生感受家庭生活的温馨，体会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爱，增进家人之间的感情。
2．说教学思路
我根据新课程标准的要求，结合学生实际情况，合理安排此次教学活动，使每个教学环节环环相扣。我首先以歌曲《我爱我的家》引入主题，和学生展开三个小活动：组织、引导学生观看、讨论家庭合影；交流、讨论填写好的“家庭情况调查表”和“家庭问卷调查表”；多媒体展示“小华家的故事”。通过这些小活动，使学生逐渐学会交流、学会讨论，了解自己的家庭成员情况，感受“家爱”，从而使学生“爱家”的情感得以升华，懂得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爱”。其次，我利用多媒体给学生播放歌曲《家庭礼貌称呼歌》，让学生在愉快的环境中边听边学。最后，学生通过填写爱心卡来表达自己的心声，激发学生情怀。
3．说教学目标
根据新课程标准及我对教材的理解，结合农村学生的实际，我确定了以下几个教学目标：
3．1 知识与技能目标：
3．1．1 懂得家庭成员间相互关爱的重要性，学会以恰当方式表达对父母的感激和关心。
3．1．2 学习用家庭小调查的方法，了解现在的家庭和过去的家庭，感知社会进步给家庭带来的变化。
3．2 过程与方法目标：
学生通过欣赏歌曲、展示家庭合影、家庭情况小调查、讨论评价等活动来进行自主、合作和探究性学习。
3．3 情感、态度及价值观目标：
3．3．1 让学生感受家庭生活的温馨，体会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爱，增进家人之间的感情。
3．3．2 以“爱”为主线，培养孩子们从“小爱”到“大爱”，即从爱父母爱家庭开始，进而到爱祖国、爱人民。
4．说教学重点、难点：
教学重点：让学生了解自己的家庭成员情况和之间的关系。
教学难点：理解家的概念，体会家的亲近感和归属感。
5．说教法及学法
本课主要采用了谈话教学法、情境教学法、合作学习法、讨论学习法。这些教法和学法都具体体现在教学过程中。
6．说教学手段
6．1 我和每个学生准备一张家庭合影。
6．2 填写好教材17页的“家庭情况调查表”和教师分发的“问卷调查表”。
6．3 利用多媒体辅助教学。
6．4 准备爱心卡。
7．说教学过程
整个教学过程，我以学生对家的“爱”作为教学的情感线索，以学生对家的感受和理解来展现亲情。设计了欣赏歌曲，期待亲情；展示照片，再现亲情；调查问卷，探究亲情；学会关爱，增进亲情；填写爱心卡，升华亲情这五个教学环节。下面，我具体谈谈这五个教学环节：
7．1 欣赏歌曲，期待亲情。我根据学生喜爱音乐的特点，课堂一开始就播放歌曲《让爱住我家》。在学生跟着轻声哼唱的同时，出示本课的学习内容——《说说我的家》。这样设计的意图，目的是给学生创设一个愉悦、温馨的情感氛围，让他们产生情感共鸣，想到自己的爸爸妈妈，自己的家，为下一步学习内容产生期待。
7．2 展示照片，再现亲情。
7．2．1 展示老师的家庭合影，介绍老师的家，讲述照片中的家庭故事。这样做目的是亲近学生，和学生一起分享家的“爱”。
7．2．2 学生拿出自己的家庭照片，与身边的同学交流。这样设计的意图，是通过运用照片，使学生获得直观感受，唤醒学生“爱”的意识，体会亲情中“爱”的份量。
7．3 问卷调查，探究亲情。课前我让学生调查自己现在的家庭成员情况，调查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或祖父祖母等老一辈的人，他们像自己一样大的时候，家庭情况和你们现在相比有什么不一样？
课堂上先请学生将自己课前的调查情况在小组中交流，接着在班级中汇报。比如有的学生会说：“那时爷爷生活非常艰苦，连饭都吃不饱”；有的学生会说：“那时没有电灯、电扇，爸爸只有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做作业”；“夏天炎热，蚊子又特别多，当时又买不起蚊香，奶奶只好在旁边为爸爸驱赶蚊子”等等。
这样设计的意图，是通过学生问卷调查进行探究性学习，从而突破教学难点，使学生在调查中感知社会进步给家庭带来的变化，共同感悟出：时代在变，生活在变，但亲情永远不变。
7．4 学会关爱，增进亲情。学生的生活是课程的基础，回归生活是课程的基本目标。我联系实际，深入学生的家庭生活，我安排了以下五个步骤：
7．4．1 看一看。多媒体展示：“小华的家的故事”。请学生看一看，说说图中小华一家人在做什么？从中体会到怎样的亲情？（第一至第四幅图：一家人一起做事、吃饭、看电视、玩游戏，其乐融融！第五幅图：小华闹别扭，爸爸给他耐心讲道理。第六幅图：妈妈病了，全家都很着急）。通过看图文解说，让学生进入情境，感受浓浓的亲情。
7．4．2 议一议。（1）、爸爸妈妈在外打工，“我”能感受到他们的爱吗？（2）、在家，“我”能感受到爷爷奶奶的爱吗？这样设计的意图，是通过学生讨论和分析，让学生真正懂得：即使家庭生活中有些烦恼和困难，哪怕是误解和矛盾，但不管怎样，大家总要互相理解，互相关心，互相惦记，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7．4．3 听一听。通过播放歌曲《家庭礼貌称呼歌》，让学生知道家庭成员与亲属关系及称呼。
7．4．4 说一说。同桌之间互相说说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及称呼。我通过谈话式教学，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相互提问，相互学习，从而实现生生互动。
7．4．5 做一做。引导学生完成教材18页的练习题，巩固新知识。
7．5 填写“爱心卡”，升华亲情。这时学生爱家的感情已空前高涨，内心有许多话都想对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说。我把课前准备好的爱心卡发给学生，让他们在爱心卡写上“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我想对您说：…… ”来表达自己的心声，再请学生站起来读一读自己写的心声。对写得好的及时鼓励、表扬。
在孩子们沉醉于浓浓亲情之时，我适时进行总结，用饱含深情的话说：“同学们，家是我们成长的摇篮，是我们温馨的港湾。爸爸妈妈用心血、汗水培育了我们，我们爱他们！同时党和国家又给了我们这么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共同生活在这个大家庭中，我们要怀着感恩的心，爱祖国，爱人民，爱父母，爱社会上每一个善良的人！”
【关 键 词】妇女/婚姻家庭/法律实践/实证研究/分析
一、前言（注：参加河北省区域的调查员有：李秀华、李慧、李玉勤、秦美从、刘玉伟等。本文调查问卷设计：李秀华。统计员：谭振波、李秀华等。特别感谢加拿大国际开发署、加拿大社区学院联合会，特别感谢全国妇联，感谢河北省妇联、邯郸市妇联、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室、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室，感谢河北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感谢为本课题提供帮助的所有朋友，也特别感谢我的父母。）
1999年10月，笔者有幸承担了全国妇联中加妇女法律项目之一，即关于“妇女婚姻家庭条文与法律实践差距之实证研究”这一研究课题。从法律与社会视角作为切入点，探讨妇女法律条文与法律实践之差距在中国尚属空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妇女的地位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尤其是妇女婚姻家庭领域中的地位变迁尤为引人瞩目。但现实中法律的完美与实践中的差距还是存在的，如何缩小两者间的差距，是本文的主旨所在。笔者在走访了河北省妇联、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及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及不同职业群体的基础上，认为需要通过调查来论证这一课题。本课题采用了抽样调查、座谈、个案访谈、实地调查等方法。本文仅限于对河北省区域的调查，其中对农村人口及对女性的调查比例相对高些。
二、调查概况
本次调查在河北省区域内发放调查问卷1150份，共回收960份， 回收率为83.47％。有效问卷903份，有效率为78.52％。从性别看， 男性共295人，占32.7％，女性共608人，占67.3％；从区域看， 城市共259人，占28.68％。其中城市男性为88人，占10.26％，城市女性为166 人，占18.38％；农村共649人，占71.87％。其中农村男性为207人，占22.92％，农村女性为442人，占48.94％；从文化程度看， 男性大专以上的共91人，占10.1％，高中文化共87人，占9.6％，初中文化共86人，占9.5％，小学文化共20人，占2.2％；女性大专以上的共118人，占13.06％，高中文化的共244人，占27.02％，初中文化的共207人， 占22.92％，小学文化的共34人，占37.65％；从职业来看，工人244人， 占27％。农民253人，占28％。职员160人，占17.7％。干部180人，占19.9％；从婚姻状况看，未婚49人，占5.4％。已婚的831人，占92.02 ％。离婚的共14人，占4.7％。丧偶的9人，占1％；从家庭结构看， 夫妻独立居住的共占56.4％，住男方家的占39.5％，住女方家的占4.98％，其它家庭结构占2.1％。笔者组织了46名调查员，展开调查， 主要采取面访填卷之方式。因问卷涉及到个人隐私、加之有人对调查本身不理解，问卷的总收回率及有效率尚未达到理想程度。
三、中国妇女婚姻家庭法律之机制
（一）婚姻家庭权益之内涵。
婚姻家庭权益是指婚姻当事人及家庭成员在婚姻家庭关系中依法享有的权益。这些权益蕴含着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人身方面的权益；二是财产方面的权益。中国宪法、婚姻法、收养法、民法通则、继承法对此作了较全面的规定。基于妇女的历史地位、现实状况及妇女的生理特点等因素，1994年中国首次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对妇女在婚姻家庭方面权利作了更加明确具体之规定。
（二）中国妇女婚姻家庭方面权利内涵。
妇女婚姻家庭方面权利主要指女性与男子享有平等的婚姻与家庭方面的权利，其内涵十分广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婚姻自主权。
中国民法通则、中国婚姻法、中国妇女法对此都作了明确的规定。所谓婚姻自主权是指妇女在婚姻问题上有决定自己婚姻大事的自由，不允许一方对他方进行强迫或任何第三者进行干涉。
2.人身自由权。
妇女享有独立的姓名权、名誉权；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参加工作、生产、学习和社会活动的自由；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抚育子女的权利；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实行计划生育之权利与义务。
3.财产方面的权利。
妇女与男子一样享有对共同财产平等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妇女继承权与男性平等；妇女在特定情况下有要求丈夫扶养的权利。
四、研究妇女婚姻家庭条款与实践差距之意义
妇女地位是一个相对概念，妇女地位被定义为妇女在家庭、社会中取得和控制物质资源包括食物、收入、土地和其他形式的财富和社会资源包括知识、权利和声望的程度。中国妇女婚姻家庭地位是其社会地位之缩影，主要是相对于男性而言的。中国现行法律对妇女婚姻家庭地位从不同视点与程度作了相应规定，这对切实维护妇女在现实中的婚姻家庭地位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笔者认为研究这一论题，旨在缩小妇女法律条文与实践中的地位落差，并为达到这一目的找到一个最佳的结合点。
（一）重视这一问题的研究是完善中国妇女法律的突破口。
（二）从立法上保障妇女婚姻家庭权益是提高妇女整体地位的重要步骤。
（三）缩小妇女婚姻家庭条文与法律实践之差距，有助于消除封建夫权思想、男尊女卑思想及资产阶级思潮对婚姻家庭的侵蚀，对弘扬社会主义婚姻家庭道德有着重要作用。
（四）缩小妇女法律条文与实践中的差距有助于建立民主、和睦、平等、幸福的婚姻家庭关系。
（五）现实社会呼唤立法充分切实保障妇女婚姻家庭权益。目前中国现实生活中，仍存在岐视、虐待甚至残害妇女之现象。在农村及经济发展滞后的地区，拐卖妇女、包办婚姻、买卖婚姻、遗弃女婴等现象仍十分突出。现实告诉我们法律与实践还有一定的距离，法律对妇女权益保障的操作性尚显微弱，尤其是家庭暴力方面、离婚妇女的群体中，这种差距尤其明显。如何缩小这种差距，使妇女权益得到切实地维护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艰巨任务。笔者认为法律对妇女保护的视角应进一步拓展。
五、关于妇女婚姻家庭地位之调查分析
（一）妇女在婚姻家庭问题上的自主权。
1.中国婚姻状态的基本分析。
据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中国1990年15岁—19岁人口的有配偶的比例男性为1.78，几乎等于1982年0.91％的2倍；15岁—19 岁组女性有配偶的比例尽管比1990年高（4.63％），但与1987年和1982年的相差不很明显。1990年20岁—24岁男性有配偶比例与1982年比明显超过女性，全部早婚人口占同龄人口的5.78％，占已婚人口之和的1.37；其中女性早婚人口占同龄人口的4.68％，占女性已婚人口的0.87％；男性早婚人口中同龄男性人口的6.5％，占男性无婚人口的1.9％（注：参见总顾问巫昌祯、程深、郑小川编著：《妇女权益的法律保护》，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年6月版，第288页。）。
2.15岁以上有配偶人口比重总的呈下降趋势。
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及人口平均寿命延长所导致的15岁以上丧偶人口比例呈下降趋势。1982年—1990年15岁以上丧偶比例呈下降趋势（注：参见总顾问巫昌祯、程深、郑小川编著：《妇女权益的法律保护》，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年6月版，第288—289页。）。 这既是人口健康水平提高的一种标志，亦是家庭健全程度提高的反映。
3.离婚比例的绝对数依然较低，其增长呈定势。
根据普查资料，34岁以前各组的离婚人口比例，无论男女，1990年平均已超过1982年的相应水平，女性增幅较大。以25岁—29 岁组起，1990年男性各年龄组的离婚比例低于1982年，但女性1990年40—59岁离婚比例却明显高于1982年。从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1995年与1999年的统计看，1995年调解离婚与判决离婚的对数共计35012对，1999 年调解离婚与判决离婚的对数达37566对。1999年比1995年离婚对数多2554 对（注：数据由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室提供。）。河北省婚姻登记机关准予登记离婚的对数1990年为10010，1995年为11163，1996 年为12445，1997年为13681，1998年为15344。1998年准予离婚登记的对数比1990年多5334对（注：河北省统计局、河北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河北经济统计年鉴》（1999年卷）。）。这说明河北省的婚姻状况基本上是平稳的，但离婚率仍呈上升之趋向。
4.关于妇女婚姻家庭自主权状况之调查。
所谓自主权利是指实现个人目标之能力，即个人有权决定自身行为的权利。婚姻自主权则是指在婚姻关系中，男女两性个人有支配、决定感情与器官的权利，即有权决定结婚、与谁结婚、结婚方式、性、生育及选择离婚、离婚方式等方面的权利。一般而言，包括初婚决定权、夫妻性生活自主权、生育决策权和家庭重大事务决策权。婚姻家庭自主权是衡量妇女自主权及妇女在家庭中地位的一个重要测量指标。在传统婚姻家庭制度中，结婚宗旨主要是为传宗接代，是基于以经济利益之考虑，婚姻与爱是分离的，男女没有自由选择伴侣及解除婚姻关系的机会与权利。
（1）妇女婚姻自主权之调查。
根据本次问卷调查显示，中国妇女婚姻自主权的比例较高，表明当代妇女与男子结婚决定权基本平衡，但仍存在着城乡与性别间的差别。城市男性决定权较城市女性比例高。农村男性结婚决定权的比例较农村妇女高。城市男性婚姻自主权的比例高于农村男性。中国妇女婚姻自主权，很多是在父母、家人及他人的认同下实现的。
（2）中国妇女的择偶模式。
择偶是建立婚姻的前提，择偶方式从一个微观视角可反映出婚姻家庭关系的层次。尽管影响交往的各种因素随着时代的变迁有所变化，但择偶方式对婚姻自主的程度与质量仍是不可低估的重要因素之一。
本次调查中，自由恋爱的共占20％，父母包办的占3.89％，别人介绍的占45.5％，通过征婚的占1.62％，其他方式占0.97％。这说明我国的自主婚占相当比例，是主流，但是自主婚的充分实现还受到诸多方面的限制。从自主婚实现的质量来看还有待提高，一些包办婚还存在。调查显示经人介绍成婚的占比例最大，说明择偶途径的狭窄。要真正地提高婚姻质量，拓宽择偶途径也是重要举措之一。
（3）关于结婚动机之调查。
笔者设计的问题依次是：经济、感情、习惯、逃避孤独、其他。其中选择“感情”的共514人，占56.92％，其比例最高。以年龄界分选择“感情”的，25岁以下占4.8％，25岁—30岁占16.1％，40岁—45 岁占16.9％，45岁以上占8.19％。说明中青年人对婚姻中的感情要求很高。在婚姻中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重大变化，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感情、重视感情，说明感情因素在婚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但也不能忽视少数婚姻，是基于经济、习惯等因素建立的。调查说明女性较男性更注重感情在婚姻中的位置，这与社会及男性对女性的价值定位有一定的关联。男性选择感情的占男性总数的54.92％， 女性选择感情的占女性总数的57.82％，比男性高出3.10百分点；城市选择感情的较农村的比例高。城市居民选择感情的占城市总人数的61.02％；农村为55.32％；选择感情为结婚动机的城市比农村高出5.7个百分点。 这说明在结婚的动机方面尚有性别之间及城乡间的差别，结婚动机不纯或有瑕疵也是影响妇女在婚姻家庭中地位的主要障碍之一。
5.妇女遭受家庭暴力比例。
抽样问卷调查表明，在903名被调查者中， 遭受家庭暴力的妇女共266人，占调查总数的29.45％，占妇女总数的43.7％；其中城市女性为77人，占8.52％，占城市妇女总数的46.39％；农村妇女为189人，占20.9％，占农村妇女总数的42.3％。女性遭受家庭暴力的情况显然高于男性。调查还表明文化层次较高的女性也受到家庭暴力之侵犯。遭受家庭暴力大专以上的女性占16.92％；高中以上的女性占34.59％；初中文化的女性占45.86％；小学文化的女性占6.36％。 本次调查说明尽管家庭暴力与受虐者的文化程度及区域有一定关联，即文化程度越高遭受家庭暴力的比例越低，城市妇女遭受家庭暴力的比例低于农村妇女。但本次调查同时说明，城市妇女与文化素质较高的妇女遭受家庭暴力的现象不容忽略。
从河北省各级妇联受理的来信来访看，尽管维护妇女权益之工作取得很大成就，但夫权思想、男尊女卑等封建观念在某些人头脑中根深蒂固。例如：1999年度河北省妇联统计县以上来信来访中婚姻家庭类的占了信访总数的54.22％，反映家庭暴力的占婚姻家庭类的9.32％。 家庭暴力不仅是家庭解体的重要原因，也是影响社会稳定的不利因素。
6.妇女家庭结构变迁之调查。
（1）家庭结构模式之调查。
1990年中国各种家庭类型模式日趋多样，单身家庭与四代同堂家庭并存。在中国单人户家庭占家庭总数的6.32％，与发展中国家的单人户家庭水平接近。如印度1990年为5.5％，但低于发达国家。 如美国1980年为22％，加拿大1986年为21.5，法国1982年为24.6％，瑞典1980年为32.8％（注：参见总顾问巫昌祯、程深、郑小川编著：《妇女权益的法律保护》，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年6月版，第288页。）。本次调查显示核心家庭占56.4％，与中国妇女地位调查结果相吻合。中国核心家庭占家庭总数的67.31％，其中父母与未成年人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占57.81％，这是中国家庭之主体。在核心家庭中， 不完全核心家庭的比重低，如单亲父亲与子女占1.83％，单亲母亲与子女占3.18％。反映出中国离婚率较低，及男性再婚率高于女性之现实，也反映出在中国夫妻离婚后，子女多随母亲生活的现实。本次抽样调查住所状况：夫妻独立居住的共509人，占56.43％；住女方家的共45人，占4.98％；住男方家的共357人，占39.58％。反映中国家庭日趋小型化、独立化，家庭关系简单化，也说明中国传统的男娶女嫁的婚嫁模式仍占有相当的市场。住所决定权以夫妻共同商量的占绝大多数，说明了女性在家庭中的位置越来越重要。但仍可看出男性在住房问题上的决定权处于优势位置的倾向。
（2）男女平等的家庭模式成为重多人的选择。
家庭模式是妇女婚姻家庭地位高低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本次调查选择“男主外、女主内”家庭模式的共232人，占25.69％。其中男性的比例高于女性。反映出男女两性之间在此问题上的统一与对立；选择“女主外、男主内”共38人，占4.20％；选择“男女平等”家庭模式的共408人，占45.18％；从区域上看，城市居民选择男女平等的家庭模式较农村高出6.4个百分点。 家庭模式对男女两性在家庭中的位序有直接的影响。调查说明男女平等的意识在城市有更深刻的渗透。
7.中国妇女生育动机及生育行为上的决定权。
据1998年千分之二生育率抽样调查资料分析，中国农村妇女在一生中生育3个和2个孩子的比例从1979年的76％下降到1987年的52％。1990年人口普查结果表明1989年三孩以上的出生数占总出生数的19.32％，生育率达到2.3。经过20年的生育转变，中国的生育率， 从整体上而言，已降到更替水平。这次抽样调查，反映出人们的生育观的变化，也反映出男女两性对待生育问题之差异。
（1）本次问卷调查：已婚者共831人，占调查的92％； 未育的共123人，占13.62％；一个子女的共467人，占56.71％； 两个子女的共218人，占24.14％；三个以上子女共59人，占6.53％。
（2）生育目的以传宗接代、养儿防老居多。选择传宗接代、 养儿防老的共378人，占调查总数的41.86％。由于中国无固定的养老金，养儿防老仍是很多农民的普遍心理。本次调查显示在城市这种生育目的也是较突出的。本次调查农村男性持这一生育目的的共89人，占调查总数的9.85％，占农村男性总数的42.99％。农村女性共195人，占调查总数的21.59％，占农村女性总数的44.11％；城市男性共31人，占调查总数的3.43％，占城市男性总数的35.22％。城市女性共63人， 占调查总数的6.98％，占城市女性总数的37.95％。 由此可以看出在生育目的上性别之间、城乡之间的差别。而这种差别与传统的观念、文化构成及家庭模式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3）实施计划生育措施之调查。调查显示，在生育决策权上， 妇女的决定意识在增强。就总体而言，丈夫的决策权高于妻子，妻子并未完全享有与丈夫平等的决策权。因此笔者认为妻子完全决定自己是否生育的时代尚未到来。
从采取措施而言，妻子采取节育措施的共576人，占已婚者的69.31％；丈夫采取措施的仅75人，占已婚者的9.02％。由此可以看出妻子采取措施的比例比丈夫高出60.09个百分点，远远高于丈夫。 这说明在此问题上还有一些认识上的误区。从此现实出发，笔者认为立法上强调中国家庭生育意愿之问题，必须考虑夫妻双方之因素，要深化计划生育之政策，不只是要提倡晚婚，更要坚决落实晚育措施。此外要进行广泛的宣传，使生育上的性别平等更趋于现实，对生育问题的社会综合治理也是不容轻视的。其一，生育上的性别平等是女性家庭及社会上的地位与男性平等的重要前提；其二，转变人们的重男轻女、多子多福的生育观。但笔者认为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8.关于对婚外恋的态度的调查。
本次调查问题的设计是：对婚外恋态度依次是反对、无所谓、理解、正常、说不清。女性持反对态度的共230人，占女性总数的37.8％； 男性持反对态度的共156人，占男性总数的52.9％。 本次调查说明男性对此问题的反映从绝对比值而言高于女性，这表明男性对女性贞洁的要求仍是很高的。
9.关于妇女财产权利之调查。
（1）本次调查显示在家庭重大事务的决策方面， 双方共同决策的比例，在城市为77.72％，高于以妻子6.7％或丈夫15.54％为主的比例；在农村双方共同决策的比例为71.30％，高于以妻子6.38％或丈夫22.32％为主的比例。家庭存款等经济的决定权上，夫妻双方共同协商的比例在城市是83.85％，高于妻子16.15％或丈夫12.5％的单方面的决定权；在农村夫妻共同协商的比例64.66％，高于妻子18.26％或丈夫17.06 ％的单方决定权。
（2 ）在买衣服和其他非生活必需的消费上在农村家庭中子女的消费占36.87％，妻子的消费占28.12％，丈夫的消费占18.04％， 说不清的占16.98％；在城市家庭中子女的消费占45.93％，妻子的消费占46.67％，丈夫的消费占4.81％，说不清的2.60％。
（3）对女性财产权利重视程度的评估。
调查显示，在农村选择女性的财产权利很受重视的占16.21％， 受重视占57.89％，不受重视的17.29％，不太重视的占15.79％； 在城市选择女性财产权利在家中很受重视的占16.18％受重视的占65.20％，不重视的11.27％，不太重视的占7.35％； 大专以上文化选择妻子的财产权利在家中很受重视的占24.29％，受重视的占62.71％，不重视的6.21％，不太重视的占6.78％；高中文化选择妻子的财产权利在家中很受重视的占20.16％，受重视的占56.98％，不重视的占9.35％，不太重视的占13.57％；初中文化选择妻子的财产权利在家中很受重视的占14.15％，受重视的占58.04％，不重视的12.19％，不太重视的占15.61％； 小学文化选择妻子的财产权利在家中很受重视的占6.52％， 受重视的占43.48％，不重视的占15.22％，不太重视的占34.78％。 妇女的财产权利在家庭中的重视程度与区域及文化水平有密切的关联。城市中的妇女及文化程度高的妇女在家庭中的财产权利受重视的程度相对要高。
10.有关婚姻家庭质量之调查。
（1）婚后感情交流之调查。
在城市选择夫妻间经常沟通感情的共104人，占已婚的12.51％，占城市总数的40.94％。偶尔沟通感情的共74人，占已婚的8.9％，占城市总数的29.13％，从来没有沟通感情的共4人，占已婚的0.48％，占城市总数的1.57％；在农村经常沟通感情的250人，占已婚的30.08％，占农村总数的38.52％，偶尔沟通感情的201人，占已婚的24.18％， 占农村总数的30.97％，从来没有沟通感情的31人，占已婚的3.73％， 占农村总数的4.77％。婚后感情的交流程度是直接影响婚姻质量的一个因素。由此看出加强夫妻之间交流是夫妻感情融洽的手段之一。
关键词：角色显著性；工作要求；工作-家庭冲突；工作满意度
中图分类号：C9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409（2013）12-0023-04
一、引言
研究工作和家庭的关系，需要多学科、多层面的合作[1]。研究表明，工作-家庭冲突对个人、组织和社会都会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2]。比如，工作家庭之间的矛盾冲突会影响员工身心健康，降低工作绩效，甚至造成家庭破裂、社区纷扰等问题。关于工作-家庭冲突的研究并不少见[3]。然而，既往的研究大部分都侧重于环境变量、情景变量，缺乏对个体主观能动性的考虑。Greenhaus等曾经提出：“工作和家庭压力反映了社会期望和自我期望，容易受到通过社会化过程内化的价值观、信念和与角色相关的自我概念的影响。”[4]社会角色帮助个体确定自己的身份，而且能影响个体对事物的感受和所作所为。角色显著性则用来解释人们对多种角色的偏重和选择[5]，即个体认为某种角色越重要，就会在该角色上有更多投入。当同时面临工作和家庭的压力时，有人选择了工作活动，有人选择了家庭活动。工作-家庭冲突在任何职业人身上都不可避免，但冲突大小的主观感知却大相径庭。个体的工作-家庭角色价值观可能会加剧或减轻工作-家庭冲突。所以，工作-家庭冲突的研究中必须考虑个体价值观的影响。角色显著性是研究工作-家庭冲突方面比较新的切入点，因此，本文重点研究中国员工的角色显著性类型以及角色显著性是如何影响工作-家庭冲突的。
二、文献回顾及研究假设
（一）工作要求与工作家庭冲突
工作家庭冲突的研究有两个方向：工作-家庭冲突和家庭-工作冲突。研究表明工作-家庭冲突发生频率高于家庭-工作冲突，Frone等[3]报告称个体感受到的工作-家庭冲突是家庭-工作冲突的三倍，因为家庭比工作更容易被渗透，工作容易干扰到家庭。例如，履行家庭责任的时间比工作时间更容易缩减，家庭责任也比工作责任更灵活。因此，本文只关注工作-家庭冲突这一方向。
研究表明，工作要求是导致工作-家庭冲突的一个直接原因[3]。当个体分配时间去履行一个角色的责任时，对另一个角色的投入必然有所减少，角色间的冲突必然产生。工作要求作为一种压力源，会给个体带来身心负担，这些负担会给个体在履行家庭义务时带来一定的困难，从而导致两个领域之间的冲突。Aryee等[6]检验了Frone等[3]提出的模型在跨文化背景下的适应性，发现华人群体中工作要求与工作-家庭冲突也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因此，得到本研究假设1：
H1：工作要求越多，工作-家庭冲突越大。
（二）工作-家庭冲突与工作满意度
以往研究表明，工作-家庭冲突越高，工作满意度越低[2，7，8]。Parasuraman等[7]发现花更多时间工作的员工，工作负荷更大，同时感知的家庭要求也较高；但由于在家庭方面的投入比较少，这样的员工会感受到更高的工作-家庭冲突，进而增强了工作方面的压力，降低了工作满意度。我国学者证实了中国文化背景下工作-家庭冲突与工作满意感显著负相关[8]。因此，提出本研究假设2：
H2： 工作-家庭冲突越高，工作满意度越低。
（三）工作要求、角色显著性与工作-家庭冲突
在研究工作-家庭冲突时，有学者用社会角色相对重要性进行研究，并证明了偏重工作的人和偏重家庭的人在工作-家庭冲突中的体验是不同的。Carr等人研究的工作要求对工作-家庭冲突/家庭-工作冲突的作用是受到主观认知影响的，要求和冲突的相关强度受到工作-家庭角色价值观的影响[1]。Greenhaus等[4]提出角色显著性可能对外部压力源与工作-家庭冲突之间的关系起调节作用。对角色越看重的个体就会花更多精力在该角色上，而那些不看重该角色的个体，他们更多地回避这个角色的要求。Carlson等[9]发现当家庭更受重视时，工作领域的前因变量对工作-家庭冲突和满意度有更显著的影响。当冲突存在时，个体常常对引起冲突的原因（工作/家庭）有更多的抱怨，而对那些更重视的角色领域的态度和行为则比较缓和。
所以，当工作领域的要求导致工作-家庭冲突时，偏重工作的个体感受到的工作-家庭冲突比偏重家庭的个体更低，因为他们对工作角色的看重。 Cinamon等[10]发现工作偏重型的员工比家庭偏重型的员工有更低的工作-家庭冲突。对于工作和家庭并重的个体，无论把冲突的原因归于工作还是家庭，都是他所看重的角色，这种紧张得不到缓冲，因此导致了更高的冲突。对于两种角色都不看重的人，因为他们对工作和家庭并没有很多概念，冲突发生时找不到归因的地方，因此工作家庭都不看重的人遭受的工作-家庭冲突也会高些。因此，得到本研究假设3：
H3：角色显著性对工作要求和工作-家庭冲突之间的关系起调节作用。
（四）工作-家庭冲突、角色显著性与工作满意度
Carr等[11]把工作-家庭中心性定义为工作和家庭对个体生活的相对重要性的价值判断，并证明了工作-家庭中心性对工作-家庭冲突和离职意向、工作-家庭冲突和工作满意度有调节作用。比起那些以工作为中心的个体，以家庭为中心的个体所感受到的工作-家庭冲突会导致更差的工作态度和更高的离职意向。本研究认为对于工作偏重型的个体，工作-家庭冲突和工作满意度的负相关关系会减弱，因为他们很看重工作，所以这种负相关关系会得到“缓冲”；而家庭偏重的个体在同样的工作-家庭冲突条件下，工作满意度会更低。对于工作和家庭都重视的个体，工作-家庭冲突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会更强烈，因为工作、家庭对他们都很重要，冲突发生时对哪一方都会有影响，从而降低了满意度。对于工作、家庭都不看重的个体，他们的价值观对冲突和满意度之间的关系起到的缓冲作用也不明显，感受到的工作满意度相对也更低些。因此，提出本研究假设4：
H4： 角色显著性对工作-家庭冲突和工作满意度之间的关系起调节作用。
三、问卷调查数据与变量测量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收集
本研究数据样本来源于多家企业以及校内在职MBA班学员，因此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本研究总共发放调查问卷800份，回收584份，回收率73%，其中有效样本共577份。
（二）变量与测量
1.工作-家庭冲突
工作-家庭冲突是一种角色间冲突，产生于工作和家庭领域之间某些不可协调的压力。对它的测量采用Carlson等[12]开发的工作-家庭冲突量表，该量表包括三个维度：时间冲突、紧张冲突、行为冲突。
2.工作要求
工作要求是指工作对员工个体在身体和心理上及物质的、社会的和组织的等各方面的期望，与特定的生理和心理付出有关。对它的测量采用Karasek[13]制订的工作要求分量表，用于测量时间压力和工作负荷等心理压力。
3.工作满意度
工作满意度是指员工对工作进行评估后产生的愉快或正向的情绪状态的程度。采用Cammann等[14]开发的测量整体工作满意度的量表来衡量被试的工作满意。
4.角色显著性
角色显著性主要是指工作和家庭两个领域内角色对于个体的相对重要性。对它的测量采用Amatea等[15]编制的生活角色显著性问卷，针对工作、父母和配偶三个角色，要求被试对这三个角色的重要性进行评估。
四、数据统计与分析
（一）信度分析
表1显示各量表的信度系数都在0.75以上，说明各个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
（二）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2反映了角色显著性的总体特征，工作角色价值观的均值为3.7，父母角色价值观的均值为3.8，配偶角色价值观的均值为3.374。其中父母角色价值观和工作角色价值观均比较高，且很接近。父母角色价值观的均值要高于配偶角色价值观，反映了人们总体上对父母角色的看重要高于配偶角色，这符合“中国家庭是以孩子为中心，对孩子的关注往往要高于对配偶的关注”的情况。另外，从相关分析结果来看，工作要求与工作-家庭冲突在0.0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这为验证H1提供了基础；工作-家庭冲突和工作满意度在0.0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这为验证H2提供了基础。
（三）聚类分析
对角色价值观的研究一般是对单个角色进行研究，这样的研究思路与生活实际不符。综合考察工作和家庭领域内角色对个体的相对重要性，参考Cinamon等[10]的引入角色显著性的分类方法，本研究采用层级聚类分析的ward method方法对角色价值观进行聚类，结果聚为4类，各类之间的特征如表3所示。
对比上表中各类的均值及总均值可知，第一类人在工作角色价值观、父母角色价值观、配偶角色价值观上都远远高于总均值，把这个群体归为两者兼顾型；第二类人在父母角色价值观和配偶角色价值观上得分都较高（高于总均值），但工作角色价值观的得分较低（低于总均值），归为家庭偏重型；第三类人在工作角色价值观上得分较高（高于总均值），但父母角色价值观和配偶角色价值观的得分较低（低于总均值），归为工作偏重型；第四类人在工作角色价值观、父母角色价值观、配偶角色价值观上的得分都远低于总均值，归为两者忽视型。其中，两者兼顾型比重最大，占39.86%；家庭偏重型占20.28%，工作偏重型占18.24%；两者忽视型占21.84%。
（四）层级回归分析
本研究采用回归分析方法，控制性别、婚姻、配偶是否工作、是否需要照顾孩子和是否需要照顾老人，然后再把工作要求放入回归方程。结果如表4所示，工作要求与工作-家庭冲突在0.0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β=0.390），H1得到验证。
工作-家庭冲突与工作满意度之间关系的检验也采用同样的方法。结果如表4所示，工作-家庭冲突与工作满意度在0.0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β=-0.166），H2得到验证。
运用层次回归检验H3时，由于角色显著性是类别变量，须将其转为虚拟变量。结果如表5所示，工作要求与D1的乘积项在0.01水平上显著，系数0.193；工作要求与D2的乘积项在0.05水平上显著，系数0.103；工作要求与D3的乘积项在0.01水平上显著，系数0.138。因此，H3得到验证。
对各个角色显著性类型所在组进行回归分析，比较各角色显著性类型的调节效应。四种角色显著性类型的回归结果为：工作偏重型的回归系数为0.147，家庭偏重型的回归系数为0.326，两者兼顾型的回归系数为0.395，两者忽视型的回归系数为0.427。从图1可以看到，在同样的工作要求条件下，工作偏重型的人感受到的工作-家庭冲突最小，其次是家庭偏重型和两者兼顾型，两者忽视型的人工作-家庭冲突最大。当工作领域的要求导致工作-家庭冲突时，对于工作偏重型的个体，他们更重视工作，更能承受工作所引起的工作-家庭冲突，因此他们感受到工作-家庭冲突相对较低；而对于家庭偏重型的个体，他们把家庭看作生活的中心，他们会把对冲突的抱怨更多地归因于工作角色上；对于两者兼顾型的个体，工作与家庭的重视程度相同令归因不明确，使紧张得不到缓冲，从而导致了更高的冲突；对于两者忽视型的人，因为他们对工作和家庭并没有很多概念，冲突发生时无法归因，加剧了紧张情绪，因此这类型人遭受的工作-家庭冲突也会更高些。
采用类似的方法对H4进行检验，如表6所示。工作-家庭冲突与D1、D2、D3的乘积项都不显著，角色显著性在工作-家庭冲突和工作满意度之间没有起到调节作用，H4没有得到支持。
五、结论与启示
中国员工角色显著性分为四种类型：两者兼顾型、家庭偏重型、工作偏重型和两者忽视型。其中两者兼顾型比重最大，两者忽视型也占了一定的比重。这反映了中国员工中有很大一部分对工作和家庭都很看重，工作能维持生活及带来成就感，生活可以提供情感支持，所以他们认为工作和家庭都很重要。有一部分员工对工作家庭没什么概念，他们没有太多地思考工作和家庭的意义。
角色显著性在工作要求和工作-家庭冲突之间的调节作用在本研究中得到支持。在同样的工作要求下，工作偏重型的人工作-家庭冲突最小，其次是家庭偏重型和两者兼顾型，两者忽视型的人工作-家庭冲突最大。对于工作偏重型的人，工作要求和工作-家庭冲突的正相关关系得到最多的缓冲，他们不会太在意工作领域对他们家庭的影响。相比之下，家庭偏重型的员工更多地感知工作领域造成的冲突。两者忽视型的人感受到的工作-家庭冲突会最高，因为他们不看重工作和家庭，所以当冲突发生时，他们往往无法归因使得冲突得不到缓冲。而两者兼顾型的人，工作和家庭对于他们都很重要，这两个领域既存在相互冲突又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因此得到的缓冲作用相对两者忽视型的人更多。
本研究中角色显著性在工作要求和工作-家庭冲突之间起调节作用，但是对工作满意度起直接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在不同领域里，角色显著性的作用机制是不一样的[9]。但是角色显著性对工作-家庭冲突模型内不同领域和不同变量之间关系的影响各有什么差异，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
角色显著性在工作-家庭冲突模型里具有调节作用的研究结果为工作-家庭冲突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帮助研究者更深入地考察工作-家庭冲突内在的影响过程和作用机制，丰富了工作家庭界面的研究。实践中企业要了解员工的工作-家庭角色价值观，进行更加个性化和人性化的管理。而员工要对自己的角色价值观有个全面的了解，在出现冲突的时候才不至于过于焦虑，并能有意识地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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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职学生在其成长过程中，就心理和生理两方面相比较同龄的其他青少年群体，表现更为特殊。从宏观角度开看，受到家庭、学校、社会、企业四方面的共同影响，其在行为上更为独立、在心理建设方面更具有矛盾性，由此，从中职生的心理健康角度出发，文章将以家庭教养和教育对中职生心理健康的影响为切入点进行研究，进而找出可有效推动中职生心理健康发展的方略。
【关键词】家庭教养；中职生；心理健康
一、当前中职生心理健康发展特点
中职学生相对于同龄人来说，作为学校直接向社会所输出的专业人才，其所肩负的压力和责任更为重要，尤其是在当前国内竞争形势日益严峻的前提下，中职学生心理健康和专业能力将直接影响着其综合素质和对岗位的适应性。就当前中职生心理健康发展状况来看，具有着如下特点：
（一）从心理积极方面来看，其特点为：（1） 富有竞争意识、个性化比较明显、懂得自身所肩负的责任以及社会竞争的激烈性。（2）自我意识较强，思维灵活、想法多变、愿意通过对自身的变革来谋求出路，但是在发展方向和革新方式方面缺少相应的认知，需要专业引导。（3）创新意识和对新鲜事物、信息的接纳度较高，乐于与人交往和沟通，思想开放性、社会参与度较高，对社会的融入度相对较好。
（二）从心理消极方面来看，其特点为：（1）容易迷茫和失落，受到学习成绩偏低、得不到家长和教师的重视等因素的影响叛逆心较强。一部分中职学生的自控能力较差，缺少正确的学习方法，在多次努力没有明显的成绩后，很容易自暴自弃、固步自封。（2）惰性思想比较普遍，攀比心和厌学心态比较严重，部分学生的依赖感和虚荣心较强，偏执和报复欲比较明显。（3）社会责任感、职业责任感比较淡薄，对法纪和社会规范以及是非观念则相对淡漠，更注重个人私利，感恩心不强。
二、当前中职生心理健康发展中的家庭教养方式
（一）在当前中职生心理健康发展中家庭教养方式的内容
从家庭教养角度来看，家庭教育作为校园教育的课外延伸，则主要通过父母教养的方式来为中职生提供相应的教育，其内容包括对基本的社会架构的了解、对社会各项因素的认知、对社会各类规范的学习和应对、基本的生活技能和应变力等，家庭教育作为中职生在生活中最重要和密切的学习方式，父母言传身教和家庭生活中所涉及到生存和发展的各类因素会直接弥补中职生对社会认知的空白。
（二）中职生在心理健康方面对家庭教养方式的需要
中职生因为其受教育的方式和教育目的，而成为当代青年群体中比较特殊的一个部分，其受到学校、家庭、社会、自身、企业等方面的影响后，在心理健康教育方面急需比较有科学性和权威性的心理健康教育系统来助其构建起健康的心理。家庭是整个社会的微型缩影，其对信息的传递可以涵盖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此外，家庭教养反映了亲子教育的核心，中职生一般年龄在十五六岁左右，此阶段的孩子对事物的判断力和认知度尚未成熟，而其在此阶段的身体和心理发展比不完备，因此更需要家庭的呵护和有效引导。
（三）家庭教养方式与中职生心理健康发展之间的关系
（1）科学的家庭教养方式可激发中职生的幸福感和独立能力。从教育心理学角度来看，家庭教养方式与中职生的心理健康发展情况呈正相关关系。家庭教养方式越科学，中职生的幸福感和独立能力则越强烈。
从医学角度来看，家庭教养方式中的对盐酸曲马多的服用，可以作为家庭教养方式的判定因素，家庭教养方式中盐酸曲马多越低，中职生的幸福感和满足感则越高，而一旦出现滥用盐酸曲马多，其父母教养方式会直接遏制住中职学生的幸福感和对生活、学习的满足感。
（2）科学的家庭教养方式可增加学生的心理承受能力和应对能力。在家庭教养方式中，父母对中职学生的健康引导程度和关心程度越多，中职生的心理满足感就越高，相应的自暴自弃心态和偏执心就相应的越低。而其面对社会和工作过程中所受到的挫折时，心理承受能力和应对能力则越高。
三、影响家庭教养方式有效发挥的因素
在影响家庭教养方式有效发挥的因素中，家庭教养方式的选择对孩子人格和心理健康的影响作用最大，甚至可远远高于学校。而就当前中职生心理健康问题所出现的问题来看，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家庭社会地位、父母身体健康情况、家庭结构、家庭气氛、父母的受教育方式、家庭经济情况、父母的期望值等均为对家庭教养方式的有效发挥能起到直接影响的因素。其中，子女的性别、父母与子女的感情对家庭教养方式的有效发挥的影响力较大。由此可见，父母的在家庭教养方面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对中职生心理健康方面的影响率比较明显。
四、对中职学生心理健康中家庭教养方式的建议
经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家庭教养方式对中职学生心理健康发展的重要性，由此，笔者建议，从中职学的切实心理健康发展要求角度出发，为孩子们提供一个健康、和睦、温馨、安全的成长环境，并在为孩子们保障物质满足的同时，家长更应该从心里健康角度来为中职生们分析当前的社会发展状况和需要，结合中职生自身的特点、优势、兴趣等为其量身打造一个完善自我、提高综合竞争力的有效心理构建体系，这些应该作为中职学生家长在中职生当前的身心发展需求期，所需要投入更多人力、物力和财力所应做的工作，将命令换为交流和讨论，将教训换位尊重，将一言堂换为指导和民主，只有在如此合理和科学的家庭教养方式下，中职生的敏感性和自卑感才能得到有效的疏导，其进取精神和意志才能得到有效的加强，其心理素质和心理健康程度才能得到切实的提升，当然，与孩子们一起成长并客观的进行换位思考，将助力家长与孩子们共同成长并享受到一起成长的乐趣。
参考文献
[1] 刘丽.中职生心理健康问题研究[D].重庆师范大学， 2012（10）：24-25.
关键词：单亲家庭；调查分析；家校结合；健康成长
中图分类号：G4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0X（2015）15-0009-03
一、单亲家庭学生的心理现状调查分析
笔者所在高三年级有810个学生，其中54人是离异或一方死亡类单亲家庭，170人为父母一方在外打工类单亲家庭（本校处于城乡结合部，农村家庭孩子较多）。
首先对所在的高三年级810个学生进行学习成绩的统计，结果如下：
通过将单亲家庭的学生和正常家庭的学生在学业和心理方面进行的比较，我们不难看出，来自单亲家庭孩子的问题是明显存在的，而且心理问题也是导致他们学业不济、人际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这一切的根源也就是家庭的不完整。总结起来说，单亲家庭的孩子的性格心理有如下的特点。
1.自卑感。对于离异家庭，由于孩子的心理没有成熟，涉世未深，根本无法了解父母的苦衷和处境，所以无法面对事实，有一种被抛弃感。对于一方死亡的家庭，突然之间失去了父亲或母亲，孩子脆弱的心灵也是无法接受的，尤其当这两类家庭的孩子看到同伴与父母那么亲热，那么幸福美满地玩耍时最容易回忆起之前快乐的生活。两者的反差会让他们的心理受到挫折和冲击，产生极大的失落感，从而有悲伤、失落、忧虑甚至自卑等心理疾病。父母一方在外打工的孩子在这方面要好一点，因为毕竟家庭是完整的，但是父母双方的角色由一个人扮演，终究是有缺陷的。
2.孤独叛逆。由于父母离异，孩子由一方抚养，家庭失去了往日的欢笑，某些孩子的孤独感、不融合感会进一步加强。长期积累，孩子会表现为不爱和同学接触，不善言谈，不和老师沟通，脾气暴躁。有时为了引起别人的注意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如奇装异服、泡网吧、抽烟喝酒等。他们可能是想证明还有人关心他们，这也是缺乏安全感的表现。还有些孩子会因为不理解父母而有憎恨情绪。两年前，在笔者班级有这样一个女孩，父母离婚后和母亲生活，可是在与母亲的接触中，孩子经常辱骂母亲，对母亲态度极其恶劣。最后， 这位女孩无法融入集体不得已转学。就一方死亡或在外打工的家庭而言，另一方家长要密切关注孩子的言行，多与孩子沟通。
3.焦虑情绪。单亲家庭的孩子由于内心觉得没有完整的依靠，容易产生挫败感、失败感、失落感和拒绝感。无论在学习还是生活中，都会在内心深处产生很大的焦虑，表现为坐立不安、情绪不稳、内心急躁、对自己和别人缺乏应有的信心；与人交往感到焦虑，不能放松，缺乏安全感。
4.内心抑郁。失去完整家庭的孩子，家庭的温暖没有了，自己本身有自卑感，加上会遭受别人的冷眼，或受到别人的怜悯，这些对于本来就敏感的孩子来说是雪上加霜。有的孩子性格内向，不愿将自己的想法向别人倾诉，长此以往，孩子感到恐惧和害怕、感到压抑、郁闷、烦躁等，心理困扰无处排解就产生了抑郁。笔者曾经遇到过两个此类的孩子，每天看不到他们的笑脸，心事重重，要经常与他们沟通，才能看到他们的年龄应该有的状态。
5.嫉妒心重。多数单亲家庭的孩子，物质上和精神上得到的都是不全面的、不完整的。特别当他们与完整家庭孩子比较时，自卑、焦虑、压抑的负面情绪统统跑出来，慢慢从羡慕会演变成嫉妒，有的还会有憎恨感。他们希望家长能满足自己的需要，当得不到满足时，就产生距离感，心理上就犯嫉妒，容易导致偷窃等犯罪行为的发生。此外，这些孩子也不会主动去关心别人，还会敌视集体和社会。曾经在中央电视台法制节目中看到关于一位女少年犯的报道，父母离婚后，她跟爸爸生活，做尽了一切叛逆的事情，最后帮着不法分子去找“小姐”，看着自己的朋友被人欺凌，她的自述是“没感觉”！这种漠然的态度出现在这样花季少女身上真是太可悲了，深究原因是直接和她的家庭有关的。
6.厌学严重。从表1中看出，单亲家庭学生的学习成绩明显差于双亲家庭的学生，这也是与他们不健全的心理有关的、没有自信心，没有安全感，焦虑叛逆，这些负能量困扰着这些孩子，阻碍了他们正常的学习和生活。
笔者继续对本高三年级所有单亲家庭的家长（224位）做了问卷调查，结果如下：
孩子的表现和心理受家庭影响巨大，作为孩子第一任老师的家长责无旁贷。更何况家庭是不完整的，只有一方父母在承担这个责任，那么更需要思考如何去教育好孩子的问题了。笔者对本高三年级的单亲家庭的54位家长（离异或一方死亡的）做了家庭发生变故后心态的访谈：乐观开朗的占 15% ，情绪稳定的占25%， 心理失衡（如消沉、沮丧、烦躁易怒等）占60%，考虑重建家庭的占 65% ，已经重组的占20%。
二、单亲家庭学生家校结合心理干预的建议
目前，中国的学校对单亲家庭孩子的教育还是不完善的，建议可以从如下几点做起。
（一）跟踪记录单亲家庭孩子的成长轨迹
也就是说，学校单独给单亲家庭的孩子建立档案，详细记录他们的学习情况、成功体验等。老师要多给他们机会，当他们回顾自己的成功档案时，会有很强的成就感，消除自卑心理，增强自信心。还可以给这些孩子配备心灵导师，在他们遇到挫折或困难时有一个倾诉的对象，并且给予及时正确引导。现在每个学校都设有心理咨询室，心理咨询人员可以帮助做类似的工作。
（二）让孩子学会“爱”
整个班级、整个学校都要营造和谐的氛围，像一个大家庭，使所有学生都能感受到家的温暖。人与人之间能够理解、支持、鼓励。老师有意识地让那些性格开朗、活泼、热情善良的学生与自卑、孤独的学生进行交往，带动他们摆脱自己内心的阴影，融入大家庭，单亲家庭的孩子不会因为自己的遭遇而受到冷眼。教师更要创造平等、尊重的班级气氛，以学生为中心，给学生以真诚的爱，言传身教，给学生一个鼓励的手势，一个赞许的微笑，一句贴心的鼓励，融化学生心中的冰山，化自卑为自信，化孤独为热情。
（三）让孩子学会接受“挫折”
现在会提到“逆商”（AQ），简单说就是面对逆境时的表现，已经作为很多大企业招收员工时必测的项目，是表明一个人是否有潜能晋升及成功的标志。如今的孩子多在顺境中长大，所以畏难胆怯。进行挫折教育可以锻炼孩子坚强勇敢、迎难而上的品格，这是成功者必备的素质。尤其是对于单亲家庭的孩子而言，怎样面对不顺、怎样坚强显得尤为重要。在教育孩子时，老师可以设置各种各样的挑战和困难，同时要跟踪观察，学生成功时要及时表扬鼓励；学生泄气时，要正确引导，暗中帮助克服困难。但是，不能包办太多，因为我们的初衷是要培养学生坚韧独立的性格，让他们面对现实、勇于接受挑战、 勇于承担责任。
（四）老师定期家访
家访，听起来似乎已经过时的字眼，但是确实很有用，它可以使教师更全面了解学生，了解学生的家庭，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工作。对于单亲家庭的孩子，有的不愿意打开心扉与老师交流的，老师可以亲自到他们的家去看看，到他们的房间看看，可以得到很多信息。笔者家访了现在的一位学生，是和妈妈生活的，学生的房间整齐干净，母亲口中的她是听话懂事，但是性格内向，不善交流。在与妈妈交谈中震惊的得知，孩子的爸爸就是10年前轰动当地的谋杀案的受害者！这就是孩子性格内向的原因，这件事肯定对孩子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家访回来后，笔者久久不能平静，想着怎样与这位不幸的孩子交流，怎样帮助这位无助的母亲。
（五）学校与社会机构进行合作
学校向社会呼吁，利用各种形式的舆论宣传，让社会各行各业的人都来关心单亲子女的教育问题，调动社会资源，给予单亲群体经济物质等方面的帮助，给单亲子女机会参加集体活动，展示他们的才华。由笔者学校发起的“311”黄丝带爱心小组，给家庭困难的优秀学子资助，其中有10%是单亲家庭子女；还有以“311”爱心小组为基础创建的江苏省连云港教育公益网也为很多单亲家庭解决了燃眉之急。此外，学校也可以和社区合作，利用社区资源给孩子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街道社区从各方面加强对单亲家庭的关心。生活上，可通过社区互助等形式对离异家庭中生活困难的同学给予经济帮助；思想上，经常走访，了解家长和孩子的思想状态，并及时和学校，老师联系，共同商量研究。
三、结语
苏霍姆林斯基把儿童比作一块大理石。这块大理石要雕琢成一件成功的艺术品，主要依赖六位雕塑家：家庭、学校、儿童所在的集体、儿童本人、书籍、偶尔出现的因素。这六位雕塑家必须配合得当。所以，要教育好孩子，特别是教育家庭不完整的孩子，需要合力。我们坚信：只要家庭、学校、社会三方鼎力配合，单亲孩子的教育是可以做得好的。有很多身边的例子，笔者接触的很多单亲家庭的孩子都能健康成长，心理健全，进入理想的大学，成为有用之才。最后笔者还有一点发现：单亲家庭中，和妈妈生活的孩子成才的较多，可能是因为妈妈心思细腻，对孩子的生活和心理照顾周到，及时教育；爸爸生性马虎，粗枝大叶，对孩子心理不能及时把握，错过了教育的最佳时机。这一点，以后会以另一个课题来研究。
关键词 同伴接纳水平；家庭环境；幼儿
中图分类号 G6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6017（2013）06-0010-06
一、问题的提出
（一）研究的缘起
“同伴接纳（Peer-acceptance）”是一种群体指向的单项结构，它反映的是群体成员对个体的态度――喜欢或不喜欢、接纳或排斥。幼儿的同伴接纳水平是幼儿在同伴群体中的社会地位及受欢迎程度的反映。一般说来，依据幼儿的同伴接纳水平，可将幼儿划分为五类：（1）受欢迎幼儿；（2）被拒绝幼儿；（3）受忽视幼儿；（4）有争议幼儿；（5）普通幼儿。
家庭环境包括物质环境和精神环境。物质环境指的是家庭的物质生活条件、物质生活的安排，诸如家庭经济收入的安排、使用，家庭陈设的布置，家庭环境的美化等等；精神环境指的是家庭成员的思想品德、行为规范，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兴趣爱好和追求等等。家庭是幼儿的第一所学校，是塑造幼儿健康人格的第一环境。裴斯泰洛齐曾指出母亲对儿童进行教育比学校教师更恰当，还声称：“家庭生活必须被看成上帝为教育人类所提供的唯一的外部环境。”“真正教育的最基本的‘外在’源泉。”
布朗芬布伦纳认为“发展是人与环境的复合函数”，即D=f（PE）。其中，D指Development（发展），P指People（人），E则指Environment（环境）。一方面，对于幼儿来说，由于其年龄尚小，还不会主动、自觉地去选择周围的生活环境，因此更易受周围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幼儿时期，幼儿在家庭和幼儿园的时间最长，这两个方面便成了对幼儿影响最直接并且最大的两个小系统环境。从家庭方面来说，家庭教育具有保育、教育、养育三结合的特点，幼儿最初的生活经验、行为习惯都要追溯到其教养者身上。日本学者诧摩武俊说：“不管你立足于什么理论，在婴儿期到青春期的孩子的人格的形成（特别是社会化）过程中，父母子女间的关系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构成要素。”儿童良好的行为模式及心理发育的成熟需要一个稳定而有安全感的环境，依恋理论则认为，婴儿与最初的抚养者之间会形成一种内部工作模型（internal working models-IWM）――对他们自己及他人的认知表征――用于解释事件及形成关于人类关系特征的期望。因此，家庭成员的亲密度、情感的表达、知识性等都可能会对儿童的社会认知能力、社会行为模式和交往技能、技巧的习得产生影响，从而影响幼儿的同伴接纳水平。从幼儿园方面来说，幼儿入园之后，随着社会活动范围扩大，同伴交往（Peer interaction）也随之增多，同伴群体又是幼儿所面对的一个新系统环境。在与成人的交往中，更多的是成人的控制，儿童服从；儿童寻求帮助，成人提供帮助；体现的是一种“权威――服从”的关系，双方在心理和地位上存在不平等性，而在同伴的交往中，儿童彼此之间是平等互惠的。
幼儿的生活和观念中往往孕含着以后发展的各种萌芽，包含着许多值得成人思考的东西。幼儿同伴接纳性与其家庭环境的关系受到多个因素的影响，两者呈现的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而是复杂的多元化的相互作用关系。笔者将幼儿同时置于家庭环境和同伴群体这两个环境系统中，从家庭环境的各个方面来理解和分析幼儿的同伴接纳水平。本研究主要是采用家庭环境量表和幼儿同伴测量法来考查家庭环境和幼儿同伴接纳性之间的关系，并提出假设：家庭环境可能通过不同的层面，对幼儿的同伴接纳水平产生影响。
（二）文献综述
1 同伴关系的相关研究
社会测量技术（Sociometric Techniques）是对某具体群体成员之间相互吸引或排斥程度的测量技术，由美国精神病专家莫雷诺（J.L.Moreno）于1934年所创。近年来，该方法被大量运用于儿童同伴关系的研究。
加拿大学者海梅尔（S.Hymel）曾对大量研究同伴关系的社会测量技术的有关研究文献进行细致的查阅，发现大致有三种类型。这三种类型分别为：（1）同伴提名法（Peer Nomination）：同伴提名法是社会测量技术中最常用的一种，即根据某种人际关系标准，要求儿童提名几个同伴，标准可是正面的，也可是反面的；（2）同伴评定法（Peer Rating）：指让儿童对同伴的被欢迎和被拒绝程度作出评定；（3）配对比较法（Pairing Comparion）：指根据某种标准，向儿童一一呈现研究中所有可能的同伴配对，要求儿童对每个对子作比较与选择。
2 家庭环境的相关研究
美国心理学家鲍德温（A.L.BALDWIN）采用家庭拜访和观察家庭互动的基本频率的方法，研究了父母的宽容民主对幼儿社会化的作用，他发现：采用宽容教养方式的家长，一般受教育程度较高，幼儿在这种家庭中成长会形成爱憎分明的社会行为，如亲社会的攻击行为和领导行为，求知欲高、好奇心强并极具创造性，而限制和不宽容家庭中的幼儿则表现与此完全相反的特点。
美国心理学家鲍姆林特（D.BAUMRIND，女）也采用观察研究的方法，研究了处于不同家庭环境中的限制对幼儿社会化的影响，她认为：父母对幼儿的限制应分为“严格合理的限制”和“惩罚性的限制”，由此提出了三种影响较大的父母教养方式，即权威型、宽容型和专制型。她的研究表明：权威型的家庭中的孩子，具有更多的社会责任感和成就倾向；宽容型家庭的幼儿，缺乏独立性；专制型家庭的幼儿缺乏社会责任感。
在国内，桑标等人也做了大量关于儿童社会性与家庭教养方式的研究，其中包括家长的职业、对子女的态度、文化态度、行为模式等各个方面，发现幼儿社会性发展水平与家庭教育方式存在着很大的相关性。也有研究表明：老人抚养的儿童其社会适应性高于父母单独抚养的儿童。
（三）研究意义
环境教育儿童，环境陶冶原理说明环境陶冶功能大小与儿童年龄呈反比。家庭是人的第一个生活环境，家庭环境对个体的影响表现为复杂的社会化过程的开始。而后，幼儿进入幼儿园，初次向社会迈进，良好的同伴关系是促进幼儿积极情绪情感的形成、社会认知能力获得、人格的健康发展等的催化剂。
关于同伴关系的研究，近年来获得巨大发展，如社会测量技术、同伴选择矩阵、社交关系图（The Sociogram）等。同时，关于家庭环境的研究，无论从教育史的横向还是纵向而言都有相当长的历史。但对幼儿同伴接纳水平及其家庭环境关系的研究甚少，笔者尚未找到相关资料。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通过对随机抽取的101名5岁～7岁幼儿同伴接纳水平及其家庭环境关系的研究，找出对幼儿同伴接纳水平有显著影响的家庭环境因素，提出一些相关的意见及建议，引起家长对优化家庭环境的重视，从而促进幼儿社会化的进程。
二、研究方法
（一）被试
本研究被试为随机抽取的共106名幼儿，其中大班幼儿48名，中班幼儿58名，年龄为5岁～7岁之间，各年龄组男女比例大体相当。
家庭环境量表是以幼儿的父母为调查对象。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分别使用同伴接纳测量法与家庭环境量表对被试及其家长进行调查。
1 同伴接纳测量
采用提名法来估计幼儿在同伴中的受欢迎程度，其实施过程主要包括：利用访谈法让幼儿看着班上的小朋友说出他们最喜欢和最不喜欢的小朋友。提名法最多可选12名，没有最低的限额（可选可不选），每个幼儿都可获得正提名和负提名，然后在班级内标准化。根据标准化后的“最喜欢”（LMz）和“最不喜欢”（LLz）得分来计算社会偏好（SP=LMz-LLz）和社会影响力（SI=LMz+LLz），其中，社会偏好指儿童被同伴喜欢的程度，而社会影响力指儿童被同伴注意的程度。根据表1，可以分为：受欢迎组幼儿21名；被拒绝组幼儿21名；被忽视组幼儿18名；有争议组幼儿23名，普通组幼儿18名。
2 家庭环境量表
家庭环境的测量是采用美国心理学家Moss等编制，费立鹏等人于1991年修订的家庭环境量表中文版，该问卷总共包括90个项目，可分成10个分量表。其中包括的10个方面有：（1）亲密度（Cohesion），即家庭成员之间互相承诺、帮助和支持的程度；（2）情感表达（Expressiveness），即鼓励家庭成员公开活动，直接表达情感的程度；（3）矛盾性（Conflict），也就是家庭成员之间公开表露愤怒、攻击和矛盾的程度；（4）独立性（Independence），即家庭成员的自尊、自信和自主程度；（5）成功倾向（Achievement Orientation），是将一般性活动，如上学和工作变为成就性或竞争性活动的程度；（6）知识性（Intellectual-Cultural Orientation），即对政治、社会、智力和文化活动的兴趣大小；（7）娱乐性（Active-Recreational Orientation），即参与社交和娱乐活动的程度；（8）道德宗教观（Moral-Religious Emphasis），即对伦理、宗教和价值观的重视程度；（9）组织性（Organization），即安排家庭活动和责任时有明确的组织和结构的程度；（10）控制性（Control），即使用固定家规和程序来安排家庭生活的程度。测量结果是每个家庭在这10个方面都有一个得分（1分～10分之内），同时可以分为高、中、低三类。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并建立了中国常模。
（三）施测过程
班级教师利用幼儿区域游戏时间，鼓励幼儿说出自己最喜欢的幼儿和最不喜欢的幼儿。利用同伴提名测量的信息在班级内进行班级标准化转换，获得对幼儿进行受欢迎组儿童、被拒绝组儿童、被忽视组儿童、有争议组儿童、普通组儿童分类的可靠资料。
为了匹配幼儿与家长的问卷，在填写时要求填写孩子的姓名。该研究发出问卷106份，回收103份，其中数据完整的有效问卷共为101份，最终进行统计分析的有效样本为101人。
（四）数据统计与分析
采用SPSS12.0 for windows进行数据的分析和统计。
三、幼儿同伴接纳水平及其家庭环境关系的测查结果
如表2经过方差分析可以看出，五种类型的幼儿（A：有争议组；B：普通组；C：被忽视组；D：受欢迎组；E：被拒绝组；下同）在亲密度、控制性上主效应极其显著，在情感表达、知识性、道德宗教观上主效应显著。主效应显著要进行两两比较的q检验（表3、表4、表5）。通过方差分析，各类幼儿在矛盾性、独立性、成功倾向、娱乐性、组织性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由表3可以看出，在亲密度上，被忽视组明显低于有争议组（q=0.63）和普通组（q=0.72），差异显著；受欢迎组也明显低于有争议组（q=0.69）和普通组（q=0.79），差异显著；其他组差异不显著。从情感表达上看，仅受欢迎组幼儿显著高于普通组（q=1.0），其他组差异不明显。在矛盾性上，在被调查样本中，各组之间并未发现有明显差异。
根据表4可以得出，在独立性、成功倾向上，被调查样本中各组之间差异并不明显。从知识性方面来看，被忽视组高于有争议组（q=1.54）和普通组（q=1.50），差异显著；其他组差异不显著。
由表5分析可得，在道德宗教观上，被拒绝组明显高于普通组（q=1.06）和被忽视组（q=1.06），差异显著；其他组差异不显著。从控制性上看，有争议组显著低于普通组（q=1.25）和被忽视组（q=1.14），差异显著；其他组差异不显著。从娱乐性、组织性上来看，被调查样本中各组之间均无显著差异。
四、幼儿同伴接纳水平及其家庭环境关系的分析与探讨
在该调查中，笔者发现各类型幼儿在家庭环境中的某些要素上存在显著差异，如下即幼儿同伴接纳水平与家庭环境的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分析：
（一）亲密度对幼儿同伴接纳水平的影响
在该调查中，受欢迎组和被忽视组在亲密度得分显著低于有争议组和普通组。亲密度得分较高，可能是由于父母过度保护、过度纵容，容易出现溺爱，养成幼儿任性、自私、偏激、脆弱、难合群的特征，因此多表现在普通组和有争议组。亲密度得分较低，多表现为两种类型：受欢迎型和被忽视型。亲密度低的家庭可能由于和父母的亲密较少，缺乏安全感，就会导致幼儿消极、冷漠，使幼儿被群体忽视；亲密度低，也可能是受欢迎型父母的“撤回爱护”。周宗奎认为，撤回爱护也是一种更隐蔽、更间接的爱的表达方式，多表现在受欢迎家庭中。父母跟幼儿的亲密不仅仅是一种感性的东西，而且是一种较理性的情感的流露。
（二）情感表达对幼儿同伴接纳水平的影响
在该调查中，受欢迎组在情感表达上得分较高，并显著高于普通组。人们常说：“父母爱子女是人之常情。”“父母爱子女是天性。”在与父母的交流中，幼儿更能感受到其父母的爱，进一步的亲近父母、信赖父母；在与父母的交流中，有助于培养幼儿乐观、自信的性格；更为重要的是，在与父母的情感交流中，满足了幼儿归属、爱和尊重的需要。从另一层面讲，亲子间的交流能促进亲子关系，有助于民主和谐家庭的建立，有助于幼儿良好个性品质的形成。子女在与父母的交流中，不知不觉地学习并掌握了一些交往技巧和技能，习得一些亲社会行为模式，从而促进其同伴关系的发展。
（三）知识性对幼儿同伴接纳水平的影响
知识性是指父母对政治、社会、智力和文化活动的兴趣大小。知识性得分高的家长往往文化层次较高。一般认为，家长的文化层次高，教育能力强，会选择和运用正确的教育方式、方法，教育效果也较好。但在该调查中，被忽视组幼儿家长的知识性显著高于普通组、有争议组，这与很多研究相反。可能是由于被试中被忽视组的父母文化层次虽然较高，但大多从事一些较疲劳的脑力工作。父母因为职业等方面的原因，没有时间与幼儿多接触、多交流，忽视了对幼儿的教育，使得幼儿不善于交往也不乐于交往。
（四）道德宗教观对幼儿同伴接纳水平的影响
道德宗教观是指父母对伦理、宗教和价值观的重视程度。在调查中，也就是道德宗教观得分越高，幼儿就越趋向于被拒绝型。中国传统的道德宗教观较强的家庭，有时便会倾向于父母合法权力扩大化，隐性的家长意识强调子女的服从。在这种家庭环境下的传统的伦理道德多为冰冷的道德律令，与幼儿的真实的生活相反。即使父母与其子女沟通也是命令式沟通，父母虽然可能十分娇惯子女，也可能常常惩罚、羞辱子女。孩子自幼就从父母的表情中体会到什么是“住嘴”“不能”“不准”。这类家庭强调角色权威，常使用罚戒手段，家庭关系紧张，使幼儿在同伴中孤僻、被动、难合群。普通组和被忽视组得分显著低于被拒绝组，由于家长道德宗教观薄弱，没有一个合理的道德标准来约束子女，其子女往往被父母所“同化”，是非观念、道德标准较弱，在与同伴交往中不知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阻碍了幼儿同伴关系发展。综上所述，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既是一笔丰富的教育资源，同时也是开展民主合作家庭教育的巨大障碍。
（五）控制性对幼儿同伴接纳水平的影响
中国家庭的行为模式大多表现为规矩和控制，控制往往通过规矩来实现。传统的父母十分看重“规矩”二字，并以此来作为评判孩子优劣的价值标准，家长较多地使用固定的家规和程序来安排家庭生活。从控制性上看，有争议组显著低于普通组和被忽视组。普通组和被忽视组重视控制性，一方面使得孩子很懂“规矩”，另一方面当孩子达不到父母的要求时，父母往往采用加压、强迫的态度，强迫幼儿做不愿意做的事，以自己的感受代替了幼儿的感受，有碍于幼儿良好个性的形成，从而影响了幼儿的同伴关系。而在控制性偏少的家庭中，幼儿多倾向于有争议组，这基于有的父母的思想认为孩子年幼无知，所以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是，因而觉得这一年龄阶段的一切行为都不具有是非意义。此环境下的幼儿有一定的交往能力，但是非意识往往较弱，在交到一部分好朋友的同时也被部分幼儿所“拒绝”，趋向于有争议型。所以，父母在引导孩子掌握一定的规矩的同时，约束、调教和引导应该是合理的，而不是限制和强求。
（六）幼儿同伴接纳水平在矛盾性、独立性、成功倾向、娱乐性和组织性上无显著差异
在该研究中，笔者并未发现幼儿同伴接纳水平在矛盾性、独立性、成功倾向、娱乐性和组织性五方面上差异显著。从矛盾性上来看，可能是被试样本中各类型幼儿家庭本身就无明显差异，也可能是由于社会期望效应促使幼儿家长不愿意暴露家庭中的一些问题；从独立性上来看，一般认为独立性得分较高的家庭，其子女独立性也较强，并且具有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但在该研究中各类型幼儿家庭在独立性上差异不显著；从成功倾向上来看，可能是由于当前工作中竞争日益激烈，处在各岗位的家长大多认为工作、学习是一项竞争性活动，所以差异不显著；在娱乐性上，从各类型幼儿家庭娱乐性的平均分（M）上来看，其得分都较低，说明被调查样本中的家长对家庭娱乐性普遍存在着不容乐观的态度；从组织性上来看，被调查样本中各组均无显著差异，在平均分（M）上得分也都较高，笔者认为是因为现在家庭中的家庭活动大多表现为：父母上班、幼儿在幼儿园，都有良好的结构和明确的组织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