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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论：在您撰写法律文化研究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一、文化与法律文化
（一）什么是文化
从狭义上说，文化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或社会的观念形态。它包括社会意识和思想体系等等。从广义上说，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还有一种是中义的文化观。它是指人类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的总和。
我比较认同中义的文化观，并把它作为阐述法律文化这一概念的基础。因为由于我们研究的是法律文化，而法律文化研究的对象主要是法律现象，法律现象则主要表现为法律意识形态和法律制度、组织机构等等，而且法律文化的构成内容与中义的文化观的构成内容相吻合。
（二）什么是法律文化
关于法律文化的界定学术界各持所据、分歧极大。归纳起来，以下几种最具代表性:
第一种观点：从三个层面界定法律文化。首先，法律文化是支配人类法律实践活动的价值基础和这个价值基础被社会化的运行状态。其次，法律文化作为客观存在物，表现为法律实践活动所取得的成果。最后，法律文化作为一种主观的观念形态。第二种观点：从方法论角度解释法律文化。此说认为，法律文化首先应该是一种研究立场的方法。第三种观点：认为法律文化是社会群体中存在的较为普遍的某些生活方式。
综上，对于法律文化的定义是，法律文化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社会意识形态、社会规范、制度和社会心理中涉及法的那一部分形成的一个统一的体系。
二、中、西法律文化的差异及其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
（一）人治精神与法治精神
人治精神是中国传统法的根本精神。人治精神是指法在本质上所体现的是拥有极权的个人或极少数人的意志，从而在政治上构成一种专制的治理模式。
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产生人治精神，而西方产生的是法治精神的最根本的原因是，西方是以商品经济为主，而传统的中国是以农耕经济。商品经济是法治的物质基础，商品经济社会，每个人要想自己的利益得到保障，必须有规则来进行规制，并且要求体现公平正义。而人都是自私的，所以法律成为必要的选择。商品经济形态所需要并决定的法律规则，商品经济孕育的社会契约观念、主体意识、权利意识、平等和自由观念等，是法治的社会文化基础。以商品经济关系为内容的民法是法治的法律基础，民法中的人权、所有权和平等权是近现代公民权利的原型，民法充分体现了法治的价值，民法传统中的权利神圣和契约自由精神，是和法治的文化源泉。
（二）伦理化与宗教化
伦理化实质上就是礼教化，一堆礼教的精神和原则贯彻到法律中并成为立法和司法的指导思想，进而外化为具体的法律制度和原则，就是实现了法律的伦理化。相对中国传统法律的伦理化，西方法律只具有宗教性，因为，作为西方法律文化的源头的古希腊，其早期的法律和宗教没有多大区别。
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伦理化，是由于礼教对我国传统法律的影响，而且是由于在国家产生的早期，我国国家的产生是随着部族之间的征战而逐渐成长起来的，这个过程是它不断地对同一血缘的认定，对异族的否定的过程，血缘是区分的标志。这使得部族内部的血缘关系结合更加的紧密，在部族内部选出统治者，下属既是臣子又是亲属，从而国家充满了伦理性。而西方国家的建立是通过氏族之间的战争，西方国家的战争使血缘关系越来越疏远，这和中国是相反的，自然伦理关系就不可能受到重视，相反的宗教成为了法律文化的特点。
（三）公法文化与私法文化
所谓公法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刑事性的法律体系及其意识，私法文化则是一种民事性的法律体系及其意识。前者以“义务本位”为其特征，后者则以“权利本位”为其特征。
造成中西差异的原因在于，我国形成公法文化的主要原因就是传统中国国家权力和国家观念的发达。我国是君主专制的国家，君主是最高统治者，为了有利于国家的统治，必须要刑法来加以惩罚，自然公法就比较强盛。而在西方国家，早期通过氏族内部贵族与平民之间的斗争成长起来的，斗争围绕着“权利”。“法”变具有了平等性与民主性，慢慢转化为个人本位，个人本位实质就是一种私法文化。
四、结语
法律文化作为一个时期法律的集合，是非常值得我们重视和学习的。在构建法治社会的今天，我们要做的就是，在充分了解我国的传统法律文化的基础上，吸收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优秀成果，并且结合西方的法律文化，真正的构建出适合我国发展的一整套体系，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打下基础。
参考文献：
[1]辞海(缩印本)[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
[2]梁治平.法律的文化解释[M].北京：三联出版社,1994.
[3]刘作翔.法律文化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关键词】法律;文化;困境;出路
中国法学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科学，在发展过程中有一个最基本的品格，这就是它的移植性，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概念分析工具、分析框架、理论模式，大体上都是从西方移植进来的。
正是这样一种基本的品格，决定了中国法学和中国社会科学不太可能向纵深发展，而只能在一个平面上展开。20世纪中国法律史的研究是沿着近代西法东渐，从而引起中国法的自觉反思而兴起的。[1]在全球化时代，中国法学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科学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在主张普遍性的同时，对普遍性本身进行反思和检讨，这就要求我们对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问题，全球性与地方性的关系问题加以重新思考。正是在这样的思考中，中国法学和中国社会科学有了向纵深推进的机会。当然这个机会并不等于现实，它要成为现实还要取决于我们对这个机会的认识和把握本身，更取决于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能否对既有的学术研究成果进行反思。
1．法学文化品位提高
中国进入世界结构是1978年以后的事，准确地说，是在进入WTO以后的事情，进入这一世界结构的代价，是遵守既有的游戏规则，但是这个代价，也给我们带来了好处，使我们获得了参与修订或者参与重构世界游戏规则的资格。在1840年以后，中国面临民族存亡的危机，中国的学术人开始思考，他们思考了一切问题，但是唯独一个问题没有思考，那就是对思想根据本身的思考。我们还必须认识到中国的基本国情。我们要建立文化的中国，就是要努力建构中国的文化身份和认同的标准。
法学文化品位的提高决不应该是单纯的文化装饰，而是源于法律现象研究的需要。法学家的文化品位“首先是指法学家不应该成为只精通法学或一门法学学科的专家。法学家必须博才多学，能够并且善于运用相关学科的知识，丰富研究的领域和内容，扩大研究的视野。与此相关，法学家的思维起点要高，法学家关于法学问题的思维，不能只满足于从法学到法学的线性思维方式。[2]”法学文化不仅是活动的结果，它还是活动的方式。在这个意义上，精神法学文化被看作思维方式及行为的规范和标准。[3]可见，提高法学家的理论素养作为深化法学研究的前提。法学家文化品位的提高，其目的是从宏观上整体上把握法学。
2.相关研究的基本限定
第一个限定是，我所讲的中国法学，是指1978年至今，这30年当中的中国法学的发展，在这30年当中，中国法学通过中国法律人的共同努力和贡献取得的成果.。因此我把这30年称作为一个伟大的时代。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无论这个时代多么伟大，都不构成我们停止思想的理由，更不构成我们停止对这些学术成果进行反思和批评的理由[4]。
第二点限定是，“法律只能是特定社会的产物。中国古代法所反映的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5]我所讲的中国法学是说在这30年中，占支配地位的一些法学思潮，我把它称之为四个基本的理论模式。第一个理论模式，主张权利本位，反对义务本位的权利本位观；第二种理论模式，指强调根据法条出发进行思考，对法条本身加以注视的法条主义理论模式；第三个理论模式，是认为法律是多元的，但是必须最后要通过国家一元的方式的本土资源论；第四种理论模式认为，中国法律问题，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文化问题，需要用西方现代的文化来替代中国的文化，以求得中国法律发展。
3.法学的无尽的标准之争
通过对“民法”之争的分析，我们就可以比较清楚的认识到当前法律文化比较研究中存在的冲突及困境。传统中国的“礼”及散布于民间的风俗、习惯在实际的功用中与现代的民法大致相当，它们虽然没有通过国家的正式成文颁布，但在实际的操作中可以被当作民法来看待。标准的争论很难有什么明确的结果，这也就造成了法律文化研究中形式上的自圆其说以及实质上的进程停滞。研究的僵持表明双方的论证都是有说服力的，但双方的说服力又恰恰暗示出了对方的缺陷所在。当前的法律文化研究虽然整体上是分为两派，并且表面上也有着针锋相对的冲突，但在其背后又隐含着大家均不满足我们处于劣势，均相信传统中国在调整民事关系方面蕴含着博大的智慧，但又都存在着难以解决的问题，这就在事实上形成了僵持的困境。
4.可能的出路：深入的民间法考察
在这一僵持着的困境中，大家耗费了大量精力来重复论证自身话语体系的合理性，却忽视了将此问题深入研究下去的重要意义。事实上，学界以“民间法”这一范畴为载体对传统中国民事习惯的研究已是收获颇丰，山东大学谢晖、陈金钊教授主持的《民间法》出到第五卷，其中就有很多关于传统中国民事习惯的具体研究。另外，黄宗智教授、田成有教授、赵旭东教授及一些日本学者对此问题也广有探讨。这些研究很少有对于民事习惯的定性，相反大部分都是对每一个具体问题的深入考察。由于定性涉及到参照标准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争论可能会是“永无止境”的，并且会白白浪费了时间和精力。我们不妨暂时放弃标准的争论，转而进行一些具体的深入考察，具体到“民法”之争的问题上，我们可以暂时不考虑非官方的“礼”及民事习惯是否为“民法”，我们的任务就是把它们放到历史的社会中深入地、具体地考察。笔者相信，等到在世界范围内大家都充分认识到传统中国民事习惯所蕴含着的博大智慧，至于给“它”定性什么，可能就不再是一个问题，这种做法可能要比空洞的搞一些标准争论明智的多，同时，我们的法律文化研究也会因此更加的真实有物，更富于生命力。最后，中国不仅需要研究西方和中国先哲的知识，更要立足于当下的中国，对中国在世界结构中的命运，进行认真的思考[6]。这是每个法律学人的使命，是每个中国学术人的使命，更是每个中国人的使命。■
【参考文献】
［1］黄震.20世纪的《周易》法律文化研究――以中国法学文献为中心的实证考察.
［2］葛洪义.法学家的文化品位与法律现象研究――答尹伊君先生.
［3］王哲.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
［4］邓正来.中国法学的困境与出路.
在我国，将法律文化作为一个新的概念和问题进行研究最早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刘作祥作为当代我国法律文化研究的先驱，曾经详细比较人类最早对于文化概念的研究，通过对文化概念的产生、发展过程的研究归纳出三种文化观：广义文化观、中义文化观和狭义文化观。通过对三种文化观所包含的内容的比较，刘作祥认为，我们对于法律文化的研究应当定位于中义文化观。因为中义文化观的核心概念是“精神文化”，对应的是广义文化观中所包含的“物质文化”，它不承认“物质文化”是文化，而只承认与人的精神相关之创造物及其表现形态为文化。
自此，基于以上学者们在历史上曾作出的论断，我们终于可以开始对于法律文化概念展开讨论了。法律文化亦是一个多义的概念，法学界对于法律文化的界说仍存在许多不同的观点，这是因为法律文化作为一个新的概念和范畴，人们对它的理论研究的历史较其他概念来说还是比较短暂的。西方在对于法律文化的研究上早于我国，但也只早了20余年。虽然从法律文化走进我国学者视野至今的时间并不长，但综观众多的法律文化著作与文章，我国学者对于法律文化概念的定义不下几十种，足以证明他们已经开始注意到了法律文化对于法律研究的重要性。
1 法律文化的概念
在我国，随着中国学界对于文化问题的愈加关注，“法律文化”在法学界开始走红。在西方首先创造“法律文化”一词的是美国学者劳伦斯・弗里德曼。他认为，法律文化是指“与法律体系密切关联的价值与态度，这种价值与态度决定法律体系在整个社会文化中的地位”当然，我国学者在深入研究时也对法律文化的概念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卓泽渊教授认为，法律文化“是指在一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作用下，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所创制的法律规范、法律制度和人们关于法律现象的态度、价值、信念、心理、感情、习惯以及学说理论的复合有机体，包括物质性的法律文化和精神性的法律文化两个层面”。而周旺生教授将法律文化概括为实体性要素、意识性要素和精神品格要素的复合。刘作祥教授认为，“法律文化是指内隐在法律理论、法律规范、法律制度、法律组织机构和法律设施当中并通过这些法律现象表现出来的法律思想观念价值体系，它指导并制约着这些法律现象的变化发展”。虽然各位学者的观点表面上看来各不相同，但其中蕴含的两个普遍存在的特征是明显的，那就是人化和法律化。所以，我们也可以简单地看待法律文化的概念，可以说它是一切人化了和法律化了的物质、意识的复杂结合体。
2 法律文化的分类
在对法律文化概念进行深入研究之后，不同的学者依据不同的标准又可以将法律文化作出不同的分类。依据“法系”和“法统”这两个概念作为标准，我们可以将法律文化分为罗马―日耳曼的法律文化、普通法的法律文化、社会主义的法律文化以及其它或非西方的法律文化。还可以依据社会形态将法律文化分为奴隶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法律文化。甚至还可以依据法律文化所反映的不同的精神世界将其划分为宗教法律文化和世俗法律文化。其中，世俗法律文化还可以分为伦理型和现实型两种类型的法律文化。但是，被大多数学者所认同的还应当是刘作祥教授的观点。他认为法律文化可以分为显型结构上的法律文化和隐型结构上的法律文化。因此我们可以将法律文化也从显型结构和隐型结构层面上进行分析，构造出法律文化的结构模式。其中，隐型结构层面上的法律文化分为三个次级层面：法律意识、法律心理（法律观念）和法律思想；显型结构层面上的法律文化分为：法律法规、法律制度和法律设施三个次层级面。而这两个次层级面也正是法律文化的主要内涵。
3 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
虽然我国学者对于法律文化的研究是近些年来才兴起的，但是我国作为文明历史悠久的国家，我国的法律文化自古有之，且源远流长。我们国家的法律文化不仅博大精深，它还对周边国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世界法律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时至今日，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依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其主要内容体现在：皇权至上，等级特权，权力支配法律；以宗法关系为基础，主张法律道德化，轻视法律的作用；法律以义务为核心，重刑轻民、律学独秀；重视人际关系的和谐，重视调解，强调“徒法不足以自行”。这些都汇成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精髓，它们对于目前我国建立社会主义现代化法治社会也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所以我们必须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进行深入的研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我所用。
参考文献
[1] 刘作祥：《从文化概念到法律文化概念――“法律文化”：一个新文化概念的取得及其“合法性”》，《法律科学》，1998年第2期，第17页。
[2] 高鸿钧：《法律文化的语义、语境及其中国问题》，《中国法学》，2007年第4期，第23页。
[3] 张文显：《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60―361页。
[5] 刘作祥：《法律文化理论》，商务印书馆，第118页。
[关键词]文化公司；社会责任；法律规制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6.16.000
[中图分类号]D922.291.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94（2016）16-0-02
1 文化公司社会责任的含义
文化公司社会责任指的是文化公司这一主体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公司社会责任在不同的语境下有不同的含义。本文所指的公司社会责任是指公司为满足自身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遵循法律法规、社会规范和商业道德，在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对环境等社会问题所承担的责任，既包含道德方面的责任评价，也包含法律方面的义务和责任承担。传统的公司理论即认为“公司存在的目的是确保股东利润的最大化”，公司的这种逐利本性某种程度上对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有益处的，但这种自由放任的经济体现了公司唯利是图的本质，忽视了公司在牟利之外还应当承担其他必要的社会责任，由此导致随之带来的社会问题日益增多。因此，从现今社会和谐发展的角度出发，公司社会责任会越来越被立法和实践重视。因此，从公司法视野探讨公司社会责任理论，同时考虑其他部门法律对公司社会责任予以完善，可以将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理论具体落实于法律实践之中。
2 文化公司社会责任的内容
目前我国公司法研究中对公司社会责任的研究无论是就内容方面还是范围方面，因理论研究的视角差异，导致存在诸多不同看法。本文鉴于文化公司行业的特殊性，文化公司除了承担其他生产或技术型公司的有形的社会责任外，更应该承担无形的建设精神文明社会责任。具体而言，应涵盖以下方面的内容。
2.1 公司对雇员的社会责任
公司对雇员的社会责任是所有的公司企业都要承担的社会责任。公司对雇员的责任是多方面的，既包括劳动合同法意义上保障劳动者的权利，也包括公司承担的内在本职责任，如按时足额发放工资、奖金和福利；保证工作环境的安全，积极预防职业病；根据公司经营状况提高工资标准；建立员工培训制度；建立人性化的管理制度等。
2.2 公司对消费者的社会责任
公司对消费者的社会责任，除法律规定的公司承担的提供质优价廉的产品等义务外，还应当承担一些最基本的社会责任，具体而言，应包含以下内容。第一，公司应有社会责任感，制作的文化产品应符合消费者心智的正常发展并对消费者的人生观、价值观的正确树立有帮助。如：某文化公司制作、发行的动画作品只追求新颖搞笑，但实际上不论对于青少年儿童的品行树立还是对其智力提升都没有任何的帮助，反而鼓励建立不正确的是非观及从事不合法合理的行为。这样的作品反映了文化公司对社会责任的漠视；第二，文化公司为了追求商业价值，会制作发行商业大片或者出版发行某些低俗文化的作品，在追求高回报的同时却损害了消费者正确人生观、价值观的建立，从而也损害了社会精神文明的建设。
2.3 公司的环境保护社会责任
无论是从事何种行业的公司，将环境保护作为其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是大多数研究公司社会责任的学者们一致支持的观点，并且，该种观点也已在相关的环境保护的立法中得到确认。在公司承担环境责任方面，公司应至少遵守以下原则：第一，公司应当遵守法律规定，严格履行环境保护立法的要求，保证自己的经营活动不得破坏自然生态环境，尤其应在自身制度的规范中，特别制定环境保护的发展规定；第二，公司应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作业程序、操作规范和安全保护要求，建立安全环保的作业环境，做到节能减排；第三，公司获取利益时，严禁通过污染环境的手段获取；第四，承担起公司的社会责任，确保工作过的场地的环境卫生和无污染。
2.4 公司对公益活动的社会责任
公司对公益活动的社会责任是一项传统意义上的公司社会责任，是对公司的道德标准的衡量，通常以高于法律的标准对公司所作的道德要求。文化公司作为宣传的前沿阵地，对公益活动的宣传、推广和建设起着重要的作用。公司在这方面可以实行公益事业的捐赠、举办公益性的社会教育宣传活动等。虽然公司履行捐赠方面的立法不完善，但对履行了社会责任的公司应授予荣誉或者优惠。
2.5 公司对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责任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需要社会个人、组织的共同努力。文化公司提供的作品所传播的思想对人们人生观、价值观等思想的影响乃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文化公司理应承担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社会责任，在文化的宣传、推广乃至传承方面，引导人民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以上仅是列举公司社会责任应包含的内容，但实际上公司社会责任涉及面要广泛得多。但无论其内容如何广泛，其精神实质却是不变的，那就是要求公司在追求利润最大化、追求自身发展的同时，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以此来促进自身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3 文化公司社会责任法律规制现状
3.1 法律规范缺失
目前，关于公司社会责任的研究在理论界如火如荼，但在立法当中，还没有充分的体现。关于公司社会责任的规定只是分散在一些法律法规和行政性文件中，还没有专门的法律规范对公司社会责任做出明确具体的规定。因此，关于公司社会责任的立法体系还没有形成，由此导致实践当中可操作性不强。
3.2 政府对公司社会责任的监管缺失
目前，对公司监管的相关行政部门倾向于事后处罚，而事先预防和监管则处于空白状态。立法也没有赋予特定的行政部门具有监管公司对社会责任履行的情况。因此，公司在发展自身的同时，缺少权力部门的引导和监管，这也导致了公司对社会责任承担的漠视。
3.3 公司社会责任承担的社会监督机制缺失
社会监督机制对公司社会责任承担起着很好的监督和促进作用，在某种程度上监管的效果要优于政府的监管。现在信息社会，社会监督的途径具有多样化，除了依靠依法成立的民间组织或团体之外，媒体、网络、微博等信息传播平台也成了卓有成效的监督途径。但这些监督途径同样存在着或多或少的难题。就我国民间组织而言，民政部作为仅就其设立注销行为进行审批，但很少监管这些组织，由此造成了社会监督机制的缺失。另外，很多组织的核心人员大都出自政府部门或者是一些公司的领导，由于这样的牵连关系，导致这些组织很难正确履行监督公司是否履行社会责任的职能。而且，由于监管规范和标准缺失，导致一些组织很难用科学的方法对公司是否承担社会责任进行监督。另外，就信息传播平台而言，其传播消息的速度快捷，但其消息真假难辨，有待调查核实。因此，在发挥监管公司承担社会责任方面，其功能受限。
4 文化公司社会责任实现机制
4.1 完善公司社会责任的立法
鉴于公司社会责任法律规范缺失现状，结合前述文化公司承担的社会责任内容的范围，应完善以下立法。
4.1.1 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我国公司法设定的治理结构大体来看是以股东利益为中心而展开的，但以股东利益为中心并不意味着股东利益的唯一，其还应该注重实现公司社会责任的社会利益在公司法中的体现。具体而言，在治理结构的设置方面还应突出员工在公司中的作用，促进职工代表的权利真正得到实现，在兼顾股东和利益关系人利益的前提下完善公司制度，防止设置留于形式。另外，法律应规定公司章程中必须具备公司社会责任承担的条款，并对公司造成社会危害的行为追究决策人及实行人的责任。
4.1.2 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是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内容，该权益受保护的程度直接影响公司社会责任的实现程度。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简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了消费者的权利义务以及经营者的权利义务，其中对于消费者权利的保护体现了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因素。但是，由于该法对于侵犯消费者权利的违法行为惩罚力度不足，以及消费者维权中存在的诸多困难，致使经营者经常以低成本的不履行义务的行为来破坏公司社会责任的一般规则，但是却能获得高利润。因此，从立法角度而言，应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经营者不履行法定义务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4.1.3 修订有关环境立法
公司作为商事主体，在经济高速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重要，随之而来的环境破坏问题也越来越严重，可以说，环境破坏的结果和公司未履行社会责任有着直接关系。因此，应当建立公司的归责制度，在环境立法中扩大环保法的调整范围，对公司从设立、运行到终止的过程中非清洁生产、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问题纳入法律体系。另外，完善环保行政管理体制，各政府部门之间的权利界限清晰，从而实现管理的集中性与归责的统一性。
4.2 完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促使公司自觉承担社会责任
股东对公司社会责任的态度及其共同的决策决定了公司能否主动履行社会责任。因此，本文认为，如若要使公司自觉承担社会责任，应坚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在公司章程中规定公司社会责任条款。公司章程是公司的最高行为准则，在公司章程中设立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制度，督促公司有义务自觉履行；第二，公司应建立定期社会责任报告制度。公司定期其在环境保护、治理污染等方面的贡献，并提出经验总结，这会对其他公司起到示范作用；第三，公司应当定期披露重大事件，尤其是涉及到环境污染等事件，以使利益相关者了解公司；第四，将公司承担社会责任作为企业文化加以强调和宣传，提高公司管理人员及职工的社会责任认识。
4.3 严格执法，健全外部引导机制
由于外部引导机制中参与群体的广泛和复杂性，因此，其建立需要政府发挥积极的作用，只有这样才能促使公司积极的承担社会责任。具体而言，需要政府采取的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执法机关应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第二，对公司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行为，公司的相关主管机关应建立公平合理的奖惩制度，对做的好的公司予以认可并奖励。对做的不好的公司，予以否定并惩罚。与此同时，将该奖惩制度形成长效机制，坚持实行到底。第三，司法机关在审理有关公司社会责任的案件时，应扩大其对法律一般条款的解释和适用权。
4.4 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
社会监督主体多样、内容广泛，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可以最大范围内促进公司社会责任的实现。具体而言，应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公司内部员工应增强社会责任人人有责的意识，要勇于对公司不承担社会责任的行为进行监督、举报。第二，消费者权利的充分保障有利于公司社会责任的实现。因此，消费者在选择商品或接受服务时，对公司违反法律或行业惯例的行为，应通过集体的维权行动，保护自身的利益。第三，反映实情的舆论监督可以促使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第四，充分发挥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的作用，健全组织监督形式，以此促使公司提供质量优良的产品或服务。第四，规范各种环境保护组织，督促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为，在不侵犯公司利益的前提下，开展督促活动。
5 结 语
公司社会责任的实现，是公司内部和外部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找寻外部途径譬如政府监管、社会监督等提高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意识和效果时，还应该从公司自身去寻找解决问题的突破口，毕竟公司能够自觉承担社会责任是更好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因此，本文建议，通过公司章程条款的约定以及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完善来促使公司承担社会责任，以期达到公司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均衡。由于文化公司的特殊性，其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完善文化公司社会责任承担的制度设计，并采取有效措施来实现社会正能量，是公司社会责任立法规制的主要目的。如前所述，文化公司社会责任的实现是法律、公司内部制度、外部监督机制等多种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随着依法治国的推进，生态环境的建立，公司社会责任理论将会深入人心，并在实践中逐步发展和实现，而关于公司社会责任的各项法律制度也会逐步完善。
主要参考文献
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随着我国文化理论的发展，“法律文化”从西方引入我国，开始引起我国法理学、比较法学和法律史学领域学者的关注，“颇有言必称法律文化之势”。但由于学界对法律文化的内涵缺乏明确的界定和深入的研究，使得法律文化现在仍未形成系统的理论，更遑论一门独立的学科。“法律文化”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学者劳伦斯•弗里德曼在《法律文化与社会发展》一文中提出的，指的是“与法律体系密切关联的价值与态度,这种价值与态度决定法律体系在整个社会文化中的地位”。而法念法律文化与社会发展》一文中最先英国法学家科特雷尔则认为“法律文化”仅适用于观察法律与文化一体化的初民社会和小型社区以及特定职业人群的法律观念，与“法律意识形态”等同。也有学者把法律文化视为法律传统或作为一种法律解释方法。概括而言，法律文化是指植根于一个民族或国家长期共同生活的历史文化过程中公认的、稳定的法律价值、观念以及学说的统称，是人们进行法律活动的行为模式和指导规范。
二、当前我国法律文化研究现状与问题
首先，我国法律文化侧重与其他法学学科结合来研究某一问题，而缺少对宏观理论的研究。从我国近几年的研究成果来看，我国当前研究法律文化，主要集中在：（1）与法制史结合来研究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包括礼法、无讼、自然法、律等，这部分研究占绝大部分；（2）与比较法结合来研究法律文化；（3）进行地方性研究，来研究少数民族如藏族、彝族、瑶族等的法律文化。而对法律文化本身的理论基础、体系的研究却明显不足。其次，法律文化没有厘清与一些学科尤其是法学学科的关系，从而影响了自身学科的发展。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学科交叉越来越明显，也越来越重要。这种跨学科的发展前提是相应学科之间的合作关系，而非简单的包含关系。而且我国法律文化的跨学科研究仅着眼于法社会学和法制史，对于其他学科不够重视。而当前世界中关于法与数据、数字时代、工程学、戏剧、数学、人工智能的研究已经变成一种新的发展趋势。最后，对我国法律文化的现代化路径这一理论基础问题，我国学者存在认识偏差。不少学者认为打破法律文化区分的制度性法律文化与观念性法律文化这种二元结构并进行整合，使观念性法律文化向制度性转变，是我国法律现代化的路径。然而，深入分析后我们可以发现这种观念背后体系的是一种法律的一元观，即“趋向于附和占据支配地位的依照法律治理国家的观点”，是“现代科学主义驱动下型构而成的以立法统合整个法律定义”，是“唯法律的”、“现代性的”、“宏大叙事型的”。但就转型期的我国现代化进程而言，我们更多的恰恰是对“现代性”的反思，更关注的是“后现代的”“地方性知识”这样多元格局的存在。我们的出发点不再是看“冲突”，而是看“存在”，不再是进行统一的“整合”，而是研究各自独立的前提下互动的融合来起作用，来满足转型的中国社会现实需要。
三、法律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础——法律多元主义
关键词：文化产业促进法律；商业保险；法律制度
中图分类号：D922.28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4）07-0111-01
一、文化产业促进法律与商业保险法律制度概念厘定
（一）文化产业促进法律概念界定
文化产业（Cultural Industry）概念产生于1947年，由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两位学者在于《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首次提出。[1]促进型法（Promoted Law）是指具有激励、推动作用，蕴含促进激励措施，采取柔性执法手段的法律类型。因此，文化产业促进法律是指调整我国文化产品生产和提供文化及相关服务，以推动经营性文化行业发展为主，以监管文化产业市场秩序为辅，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法律体系，包括法律、法规、规章等法律文件。
（二）商业保险法律制度基本定义
保险法律制度属于金融法律制度范畴，而金融法律制度属于经济法法律制度范畴。保险一分为二，包括由政府主导的社会保险和由市场主导的商业保险。其中商业保险主要作用于市场经济活动：通过《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国务院关于调整金融保险业税收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法律法规与科教文卫体领域紧密联系。因此，结合我国《保险法》第二条对保险的定性，可定义商业保险法律制度概念：是指基于保险合同约定，调整投保人、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经济法制度体系。它不仅以专行法律法规的形式出现，也因为融入到其他法律法规中而形成了以该项法律法规为主体、商业保险法律制度为补充的样态。
二、文化产业促进法律中的商业保险法律制度现状与问题
（一）文化产业促进法律中的商业保险法律制度现状
我国商业保险法律制度在文化产业促进法律中体现：首先，国家立法上，仅有《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文化部关于保险业支持文化产业发展有关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唯一部门规章，其在文化产业保险市场、文化产业保险产品、文化产业保险服务、文化产业投融资上着墨，回应了《中央宣传部、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其次，在地方立法层面，《深圳市文化产业促进条例》第十八条、《太原市促进文化产业发展条例》第四十五条均规定本市人民政府应对文化企业给予金融保险方面支持；安徽省《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强调结合地方实际，发展文化产业保险市场。这成为未来文化产业促进法律融合商业保险法律制度的现实探索。
（二）文化产业促进法律中的商业保险法律制度现存问题
1.暂缺文化产业无形资产保费定价机制。2011年，故宫博物院因7件临时展品失窃而震惊全国，其仅可获赔30余万元，这与文物的实际价值相去甚远，引发了民众对文物保险价值的争论；与之相同，文化企业的无形资产同样难以计算。在商品交易过程中，合理的保费价格有助于降低无形资产的交易风险。但是，每个人对同一文化创意可能估价不同，这在著作财产权交易和艺术品交易市场尤为明显。因此，法律可以建立专业文化保险机构准入制度，构建商业保险法律定价机制，推动无形资产保费定价机制形成。
2. 难对文化产业侵权行为提供保险服务。商业保险能使受到侵害的文化创意、文化商品相关权益得到经济层面的补偿，但因对其的侵权行为难以估算实际损失金额且难以取证，导致保险公司不愿受理其投保请求。也有学者认为在旅游观光、出版印刷等文化产业领域中较为便于计算侵权损失额度，因为其以履行合同的给付行为或者书稿实物为内容，其计算方式更为直观。[2]这都需要在文化产业促进法律中制定更为详细的商业保险侵权赔偿额度赔付规则，并在具体实践中出台相应的保险赔付标准。
三、完善文化产业促进法律中的商业保险法律制度
（一）建立文化企业无形资产评估体系
商业保险公司具有融资功能，其通过投资文化企业的债券、股权和参与文化产业投资基金来实现运营。《意见》提出“建立文化企业无形资产评估体系，为金融机构处置文化类无形资产提供保障”，为保险公司充分发挥资金供给和投融资优势提供制度依据。因此，商业保险公司可携手第三方的文化资产分析公司，在符合市场规律的基础上估算文化企业无形资产的市场价值，然后提供其相应的保险服务，最终推动文化企业无形资产评估体系的建立。
（二）设立文化创意商业保险费率标准
面对侵犯文化创意的行为，法律需要通过设立保险救济途径来实现对受侵犯权益的复归。其可以通过部门规章的形式设立贴近市场经济规律的费率规则，建立文化产业保险风险数据库，依照收益覆盖风险的原则确定合理的费率，专门应对易受侵权的文化产业领域的风险。
（三）扩宽商业保险法律制度适用范围
《通知》规定，文化产业保险市场由人保财险公司、太平洋财保公司、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三家保险公司进行试点。人保财险公司鉴于故宫博物院文物失窃案，适时推出了包括艺术品综合保险、文化活动公共安全综合保险及涉及演艺、动漫领域的多类险种。这类担保能力强、经营规模大的综合性保险公司可依据《目录》所鼓励发展的文化产业类型增加保险险种，拓宽至网络文化业、文化休闲娱乐服务业、文化科技服务业等领域，丰富其险种类型和拓宽其影响范围。
参考文献：
论文关键词 法律 法律文化 法律文化概念
20世纪科技的飞速更新使得社会迅猛发展，从某种程度上也刺激着学术界加快研究的步伐，法社会学（sociology of law）和比较法学（comparative law）的研究也不断发展，随着研究的不断地深入，法律文化的研究比重也不断的加大，那么寻求一个关于法律文化的精确概念对于法的比较社会学研究（a comparative sociology of law）而言就显得颇为重要，因为“法律文化”是法社会学和比较法学之间的一个沟通的桥梁。
一、弗里德曼关于“法律文化”概念的提出
1969年弗里德曼最先提出了“法律文化”这一个概念，这一概念发表于《法律与社会发展》。在此之前，几乎很少有学者独立的思考关于“法律文化”这一独立的概念因素，也很少人将法律文化同法律制度的构建、法律发展、社会发展等相关因素联系研究。关于法律文化，弗里德曼通过提出一系列的问题给我们描绘出一个关于法律文化的问题轮廓，这样可以让人们更明晰的认识了解法律文化。关于提出法律文化这一概念，弗里德曼从多元的角度对法律文化做出了研究，同时希望通过多元的角度解释法律文化本身所具有的特点，“法律文化指向一般文化中的习惯、意见、做法或想法，这些因素使社会势力以各种方式转向法律或背离法律” 。社会和制度不能独生法律，这时候就需要一个介入元素决定社会集团或者社会个体对于法律产生一个态度，那么这个介入元素就是弗里德曼所谓的法律文化。文化具有独特性，每个国家的法律都不同，文化还具有延续性，因而“法律文化是与整个文化具有有机联系的有血有肉的习惯，而不是某个社会可以选择或购买因而不具有任何特定社会遗传标志的中性人造品，具有共同法律遗产的国家之间存在法系上的相似之处。”
二、法律文化作为分析性概念的研究
根据上述文字对法律文化概念提出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出一个较为明晰的结论，法律文化作为一种文化介质处于法律制度的输入和输出地中心环节上，它的存在给予了法律制度存在性和真实性。要更清晰地学习法律文化的概念，我们就应该将其作为一个分析性的概念还原到法律制度的研究框架下，这样才能更详细更明晰的理解法律文化这一概念。
谈到法律文化概念这一问题，除了主要研究《选择的共和国》著作中关于法律文化的观点，我们应该就这一概念在弗里德曼其他相关论著中涉及法律文化这一概念的内容加以审视和研究，通过清晰的了解才可以展开讨论并通过讨论得出对问题的批判。弗里德曼对研究法律制度的研究始终采取的是一种外部的观察方法，运用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待法律，这种观察方法不同于内部观察研究的方法。从内外部力量的研究来看，法律文化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弗里德曼通过外部社会力量影响法律规则的角度来研究法律文化和法律之间的关系。弗里德曼认为法律制度的结构要素和文化之间相互的作用产生一种复杂的有机体。传统的法学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制度的结构和实体两个方面的内容，但是法律制度真正的意义价值是一种的外部社会价值，经常对法律起作用的社会因素与弗里德曼提出的“法律文化”概念精密相关。因此，弗里德曼将法律文化界定为“某部分公众所持有的关于法律和法律制度的价值、观点、态度和期待”。 通过上文的论述，明显的看出弗里德曼赋予了法律文化一种分析性的功能，他认为法律文化是一种介于社会变化同法律变化之间存在的一种干涉性的变量。在研究了弗里德曼对法律规则对外部社会影响后，我们发现了法律文化同法律之间的关系，当法律行为和人们的行为有因果关系时，这时候法律行为就产生了一种影响。这里所指的法律行为是指：权利的掌握者如法官、律师、立法者和权利官员在法律制度范围内采取的任何相关系的行为，这些行为包括决定、命令和规则等。研究法律行为不是为了说明法律规则本身，这里是强调规则用作的过程中是何种力量让人们去遵守规则的。法律之所以可以对人们产生影响，显示了人们对规则的反应，人们的内在价值的体现等，这些因素都和法律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由此，法律文化作为“法律行为对外部社会之影响”的要素之一，从而法律文化就成为分析法律制度运作的一个重要的概念。因此，将法律文化作为一个分析性的概念研究对于法律制度的建构和法律发展的推进有很重要的意义。
三、法律文化概念及其相关文化聚合体的研究
法律文化作为一个术语必须具有其实践的可行性，要使其的存在有特定的意义，我们就不能仅仅将其看做是海量相关因素的一个抽象概念的存在，相反我们要将法律文化放入到文化学研究这一庞大的研究体系中去。我们应该放大研究范围，面对法律态度、价值、习惯以及社会行为模式这些聚合体时，我们可以发现这些聚合体和弗里德曼提出的外层法律文化相契合。当上述的法律聚合体的规模缩小限定时可行性才是一种可能，只有这样才能和大范围研究的文化相区别。
在深入研究法律文化概念和相关文化聚合体时，首先要了解一下文化聚合体，文化聚合体是用来指称所有相关因素所组成的一个复合体，它所涉及的文化内涵不仅仅是单一的文化，而是一种多元素的复合。因此我们在研究法律文化时应该注意其和文化聚合体的关系，法律文化作为文化聚合体中的一种因素，我们不应该将法律文化和文化的其他方面区别开来研究，如果区别开研究，就陷入的单一研究的陷阱。如果需要将法律文化同文化在研究时区分开来，应当在存在区分的必要性即设定某种假设前提时，才可以进行区分。这就意味着，法律文化应该仅仅是文化的某一个层面，或者是通过法律的视角观察研究文化聚合体而得出的一种结论。按照这种理论研究的路径和思路，法律文化的存在应该只是文化聚合体中的一部分，相反法律文化不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概念性问题。那么按照这样的思路研究下去，关于文化的范围也就存在界定的问题。如果将一种文化概念限定在文化聚合体的范围之内，而不是单独的把某种文化概念视为一种独立的统一体，如果将弗里德曼的法律文化概念限制在某种文化聚合体的范围之内来解释，那么法律文化概念所显现出来的模糊性问题在某些方面就可以得到缓解。
在研究法律文化概念时很容易使人们将法律从社会这个整体中分割出来，但是事实上法律始终是贯穿与整个社会体系之中的，如果想要把法律从社会整体中割离开，那就需要将文化分析成各种因素，这时候就需要法律文化概念要有很大的精确性。然而文化作为一种概念性的理论存在只有指称文化聚合体是才有理论意义，这种意义上的文化所产生的概念并不具有我们所要求的精确性。当法律文化出现在一个相对复杂的复合体背景下时，法律文化这个概念的存在就有一定的价值，在某种特定的情形之下，弗里德曼意义上提出的法律文化这个概念可以当成一种具有精确性的工具来使用。
四、法律文化概念可能面临的困境
弗里德曼关于法律文化这一概念的提出对于西方学界来说是一个重大的突破性事件，但是随着广泛关注和研究的深入，不同的批判声也慢慢的浮出水面，在批判声中具有典型代表性的人物有英国的学者科特雷尔和荷兰的学者布兰肯伯格，他们不仅是对弗里德曼这一法律文化的概念提出批判，在批判之后他们还提出了替代性的概念和对法律文化概念提出的一种不同的界定。
英国学者科特雷尔对于弗里德曼提出的法律文化概念有着自己的观点和看法。首先，他认为法律文化概念本身是法律发展中的一个原因性的因素，并且是法律社会学理论系统中所阐述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法律文化就需要一个精准的指向。但是弗里德曼的法律文化概念的构成要素中：包括习惯、意见、想法等都只是一个一般性的描述，相对与这些概念没有一个实际的可操作性的规定。基于上述的批判观点，科特雷尔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来代替弗里德曼的法律文化，那就是“法律意识形态”。他的法律意识形态包括实践所包含、表达及塑造道德流行的观念、信仰、价值和态度的一种总的概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