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基础论起源于关于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思想,是建国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关于农业的地位与作用的基本理论。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要按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生产,并且认为这个次序应被规定为国民经济计划的基本原则和方法;1962年,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他又发展了这一思想,明确提出“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同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的原则和方法相比,无疑具有更重要的意义,更有普遍指导性,说明农业在经济工作中被提到了更重要的位置。从此以后,本来是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却被理论工作者当作经济规律、奉为经典了,并总结概括出了农业基础论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主要是从国民经济各部门间关系的角度看问题,主张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其基本依据主要是:农业为国民经济其他部门提供粮食等基本生活资料和劳动力资源;为国家提供大量的积累资金;是工业原料的重要基地和工业品的重要市场。建国初期,照搬苏联经验,我国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发展战略,从农业中提取大量积累来支持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发展。
五十年代初期,苏联这套体制的缺陷日益暴露出来,农业发展滞后,重工业畸形高速发展,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在吸取苏联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上述主张,强调发展国民经济要讲究综合平衡,在进行综合平衡时要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经济计划。他的目的是:先要重视发展农业,农业发展了,就可以为工业提供更多的积累,待有了资金,工业也能发展起来,这样工业和农业都能得到发展,而且不会出现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现象。按照上述分析,强调农业是基础,就是强调要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提取适当的积累,但不要超过农业所承受的限度。这实际上并没有改变农业为工业提供积累的实质,还是把农业当作为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发展提供便利条件的产业部门。不言而喻,这是为高速实现工业化的发展战略服务的,具体地说是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服务的。理论工作者又进一步扩展、放大了的这一思想,把我国特定经济发展阶段的方针理解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形成了影响深远的农业基础论,从理论上说明了从农业中提取积累的合理化。在该理论的指导下,农业自然被定位于为工业发展积累必要的资金,一系列以农补工甚至于挖农补工的政策因此得以长期实行。据统计,自1953年实行统购统销政策至1978年,国家仅通过低价收购农产品一项,就从农村无偿集中了6000亿元人民币,这还没有算上时间价值及农民生产积极性受挫而造成的间接损失。对由此导致的农村积贫积弱、停滞不前的状况,邓小平感同身受,曾坦率地说:“在没有改革以前,大多数农民是处在非常贫困的状况,衣食住行都非常困难。”[1]237-238农业基础论是与计划经济时期资源配置的基本方法即综合平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进行了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取向的改革。此时,宏观经济层面的综合平衡已经为产业政策指导所代替,计划部门不可能再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去安排国民经济计划,而必须以市场机制为主进行资源配置。这就使从农业中提取积累的基本手段失去效应。同时在强调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二十多年里,农民依然生活在贫困之中,农村的发展速度大大落后于城市,农业问题相当严重。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邓小平洞悉国内外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对农业的地位与作用进行了更为科学的概括。1982年9月,邓小平指出,为了实现党的十二大翻两番的奋斗目标,战略重点有三个:一是农业,二是能源和交通,三是教育和科技。同年10月,邓小平说,整个经济发展战略,能源、交通是重点,农业也是重点。在这里,他首先是用了“重点”这个词。1983年1月,邓小平在论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又讲“农业是根本,不要忘掉”[1]23,此时他使用了“根本”这个词,明确地将农业定位于社会稳定与发展的根本,从而形成了被学者称之为农业根本论的思想。农业根本论是从社会稳定的角度强调农业的根本性地位与作用的,也就是说考虑农业问题时,其着眼点不是放在农业对于经济发展贡献的大小上,即主要不是考虑农业与轻工业、重工业之间的关系,而是着眼于农业与社会稳定的关系,把农业看作社会稳定的根本因素。因而强调要保护农民利益,实行农业保护政策。因为只有农业发展了,广大人民群众才能丰衣足食、社会才会安定,包括国民经济在内的整个社会才能稳定发展。这是对农业基础论的历史修正和超越。
二、农业根本论是对市场经济体制下农业的准确定位
(一)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农业已不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基础论失去了理论和现实依据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是指国民经济中其他产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起点产业。这些产业能够消除经济发展的瓶颈,支撑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如此就意味着只要基础产业上去了,整个国民经济就能上去。从前面的叙述来看,农业基础论主要是以农业为工业等其他非农产业部门提供原材料、市场和劳动力的理由来说明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的,似乎农业具备这些功能是独一无二的。然而,在以分工协作、商品交换为基本生产方式的市场经济下的今天,哪个产业部门不能为其他产业部门提供些什么呢?若以一个部门对国民经济其他部门是否有重要作用视为衡量其能否成为基础产业的标准,国民经济中究竟谁是基础产业就难以搞清了。如果非要用“基础”这个词来表达农业与工业的关系,现代农业以现代工业为基础似乎更能成立。因为有了现代工业提供的机械、化肥、农药、电力等物质技术装备,才能形成真正的现代化农业,否则将无法克服我国从传统农业发展到现代农业的瓶颈。由此看来,农业基础论的理论依据已不成立。建国初期,我国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农业的丰欠同整个国民经济的状况休戚相关,国民经济往往随着农业而波动。此时,可以勉强地说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实际上,农业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但因为这一时期,农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主体的变动自然引发整个国民经济的变化)。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少,农业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已经日趋微弱,如1990年的农业总产值与粮食作物总产量均大幅度增长,而次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和工业总产值指标的增长却比较平稳。相反,在1991年农业总产值微长并且粮食作物减产的情况下,1992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和工业总产值指标却陡然增长,创造了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这反映出农业与国民经济的增长已经没有什么明确的相关关系。所以继续把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是不符合经济常识的,也不符合实际经济状况的。
(二)农业在市场经济中的弱质性和满足人们基本生存需要的特性决定了必须把农业作为社会稳定与发展的根本农业具有弱质性,是市场经济中的弱质产业。主要表现为:农民对当期农产品的市场需求往往难以准确把握,基本上是依据上期市场信息进行当期的生产安排,所以经营风险比较大,在市场竞争中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农产品尤其是粮食的需求价格弹性很小,供求关系稍微出现变动,价格上就会表现出剧烈的波动;农业生产很容易受自然因素的影响,气候的变化对生产结果有直接的影响,若天公不作美,即使付出了再多的劳动,最后仍可能颗粒无收。在这一系列的农业弱质性的表现中,农产品的价格弹性虽小,但对社会的影响最大,因为不管是农业丰收还是减产,处理不好的话,不仅会对市场造成很大冲击,甚至可能引起社会的动荡。农业具有满足人们基本生存需要的特性,农产品是人们生存所必需的,是不可缺少和不可替代的。必须保证农产品的稳定供给,否则社会稳定就无法保证。农业的这两个特性决定了农业不是国民经济中一个单纯的产业部门,不能把农业问题当作讲究产出效益的国民经济问题来看待,而应视其为必须解决的社会问题。正是基于市场经济下农业的这种实际状况,邓小平适时改变了原先从国民经济的角度看待农业的视角,转而从社会稳定的角度看待农业问题,将农业定位于社会稳定与发展的根本。为此,他多次强调了农业对于社会的稳定作用。1982年5月,邓小平对一位外国元首说:“重视发展农业,不管天下发生了什么事,只要人民吃饱肚子,一切就好办了”[2]。1984年6月,在会见日本民间人士时,他指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首先解决农村问题。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1]65。1987年他又指出,“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1]237,“没有安定的政治环境,什么事情都干不成”[1]244。1989年2月26日,他再次强调说:“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1]284。这些论断清楚地表明,邓小平在看待农业问题时,着眼于农业的外部效益,是从政治的高度看待农业的地位和作用的。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农业作为百姓的衣食之源、生存之本,乃是稳人心,安天下的战略产业,所以抓稳定,就要抓农业,只有社会稳定才有经济发展。农业是国家稳定与发展的根本,这是对市场经济体制下农业的准确定位。
三、农业根本论的作用与意义
邓小平把农业作为社会稳定与发展的根本,对于正确处理农业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根据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农业思想与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历程,可以把农业根本论的作用与意义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为保护农业、发展农村经济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计划经济时代,在农业基础论的理论指导之下,过分强调了农业对于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把农业看成了积累的源泉,农业处于受剥夺的地位,导致了建国以后近30年的农业的衰落与农民的贫穷。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农业根本论的理念之下,不再要求农业为工业提供积累,而是主张对农业进行保护。因而在农业政策取向上不再以伤害农民的利益为代价来发展非农产业,而是强调支持农业的发展。在该理论的指导下,农村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从实行让农民休养生息的政策,到支持农民进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性改革,再到提高农产品价格、鼓励农民发展乡镇企业,所有关系农民利益的重大决策都让农民得到了实惠。这极大地调动起了基层和农民的积极性,短短数年,农村生产力即得到恢复和发展,农村面貌发生了殊为可喜的变化。
(二)为新时期处理农业发展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提供了基本准则农业作为传统的产业部门,经济效益比较低,尤其是当前,农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变小,有时甚至起负作用,依靠抓农业来推动经济增长已不可能,因此各级政府开始忽视农业,主要通过发展其他非农产业来推动经济的发展。这样,农业的发展就常常与其它产业部门的发展产生矛盾冲突。按照农业根本论的要求,在这样的矛盾冲突下其他产业必须让位于农业。因为农业的发展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更是个社会稳定问题,相比于经济增长来说,社会稳定不能不居于首位,经济增长必须让位于社会稳定。同时农业的弱质性决定了农民难以依靠自身力量实现农业的高速发展,因而,在今天我国工业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工业等其他非农产业部门不仅不能剥夺农业、压制农业的发展,而且要确立为农业服务的思想,反哺农业,支援农业,以促进农业的现代化。
当前国际国内的经济形势
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重大考验中取得的显著经济成果。2009年是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面对严峻复杂的经济形势，党中央、国务院全面分析、准确判断、果断决策、从容应对，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共克时艰，努力化挑战为机遇，有效遏止了经济增长明显下滑态势，率先实现经济形势总体回升向好。我们隆重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极大激发了全国各族人民的爱国热情。我们对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作出全面部署，继续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为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证。经过全党全国共同努力，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都取得了新的重大进展。
在复杂经济环境中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积累的重要经验。这些经验是：我们必须坚持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有机结合，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不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通过推进改革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必须坚持长期发展目标和短期增长目标有机结合，注意把握好宏观经济政策实施的力度和节奏。增强政策针对性和有效性，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必须坚持扩大内需和稳定外需协调发展，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实现内需和外需有效互补；必须坚持改善民生和扩大内需内在统一，更加注重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来谋划发展，把增加居民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重点，通过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增强经济发展拉动力。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当前我国经济回升的基础还不牢固，积极变化和不利影响同时显现，短期问题和长期问题相互交织，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相互影响，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难度增大。从外部环境看，世界经济复苏基础并不稳固，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仍然存在，全球性挑战压力增大。从国内环境看，经济回升内在动力仍然不足。结构性矛盾仍很突出，农业基础仍不稳固，就业形势依然严峻。全党全国既要增强必胜信心，又要增强忧患意识，努力在新的起点上把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2010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
2010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根据新形势新情况着力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特别是要更加注重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更加注重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更加注重推进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增强经济增长活力和动力，更加注重改善民生、保持社会和谐稳定，更加注重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努力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2010年经济工作的重要原则
这些重要原则，可以概括为“六个结合”。即：在2010年经济工作中，必须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与结构调整结合起来，切实提高发展的可持续性；把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与稳定外需结合起来，着力增强经济发展的均衡性；把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与推进城镇化结合起来，大力拓展发展空间；把推动自主创新与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结合起来，努力实现创新发展；把深化改革与促进发展结合起来，全面提升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把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结合起来，进一步提高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
2010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
一、提高宏观调控水平，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要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势头。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把握好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重点。要突出财政政策实施重点，加大对民生领域和社会事业支持保障力度。增加对“三农”、科技、教育、卫生、文化、社会保障、保障性住房、节能环保等方面和中小企业、居民消费、欠发达地区支持力度，支持重点领域改革。要保持投资适度增长，重点用于完成在建项目，严格控制新上项目。要加强税收征管和非税收人管理，继续从严控制一般性支出。货币政策要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增强针对性和灵活性。要密切跟踪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把握好货币信贷增长速度。加大信贷政策对经济社会薄弱环节、就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产业转移等方面的支持，有效缓解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保证重点建设项目贷款需要，严格控制对高耗能、高排放行业和产能过剩行业的贷款，着力提高信贷质量和效益。要积极扩大直接融资，引导和规范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二、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要以扩大内需特别是增加居民消费需求为重点，以稳步推进城镇化为依托，优化产业结构，努力使经济结构调整取得明显进展。一是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要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增强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消费能力。要保持政策连续性，进一步做好家电、汽车摩托车下乡工作，继续实施家电和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增加农机购置补贴，增加普通商品住房供给，支持居民自住和改善性购房需求，加大农村危房改造支持力度。要适应群众生活多样性、个性化的需要，引导消费结构升级。二是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提升城镇发展质量和水平。要坚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着力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发挥好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带动作用，壮大县域经济。当前，要把重点放在加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上。要把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提高城市规划水平，加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城市管理，全方位提高城镇化发展水平。三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进产业结构调整。要抓紧研究提出培育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总体思路，强化政策支持，加大财政投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要抓紧落实国家重大科技专项，落实重点产业调整
振兴规划，大力推进技术改造，加快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四是推进节能减排，抑制过剩产能。要强化节能减排目标责任制，加强节能减排重点工程建设，坚决管住产能过剩行业新上项目，开展低碳经济试点，努力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加强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五是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引导产业有序转移，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要继续实施西部大开发、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地区崛起、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积极扶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加大扶贫开发力度，提高自主发展能力，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三、务实“三农”发展基础，扩大内需增长空间。要坚持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完善强农惠农政策，增加涉农补贴规模，加快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稳步扩大农村需求，巩固和发展农业农村好形势。要巩固农产品保障供给能力、促进农民增收，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完善农业补贴和价格支持制度，保持主要农产品价格基本稳定，提高主要粮食品种最低收购价格水平。要搞好主要农产品市场调控，深入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对农民创业的金融和财税支持，培育农民收入新的增长点。要大力加强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实施新增千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全面完成大中型水库除险加固任务，加强水利特别是中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加快建设高标准农田，推进电网改造、饮水安全、农村道路等建设。要加强农村公共服务能力建设，改进教育培训、医疗卫生、公共文化服务，强化乡村正常运转的财力保障，培育农村新型金融组织，解决好农村融资难问题。要推动农村改革创新，加快健全有利于农业农村发展的制度体系，完善农业经营体制，引导家庭经营向生产集约化方向发展，鼓励农户运用现代科技和物质装备，加快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培育发展专业化、市场化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四、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增强经济发展动力和活力。一是进一步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建设服务型政府。二是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对经济服务功能。三是进一步优化所有制结构，完善市场竞争机制。
邓小平农业经济思想的内容丰富而深刻。他多次强调，农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他认为，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业能不能发展，这是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根本性问题。没有农业的牢固基础和农业的积累与支持，就不可能有国家的自立和工业的发展；没有农村的稳定和发展，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全面进步；没有农民生活的小康和富裕，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生活的小康和富裕；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整个国家的全面的现代化。只有近十亿农民进入了现代化进程，才能盘活国民经济全局实现可持续发展；只有广大农村的落后面貌明显改变，才能实现更大范围、更高水平的小康。小平同志还多次谆谆告诫全党：“农业是根本，不要忘掉”、“农业问题要始终抓得很紧”[1]。可以说，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是邓小平农业经济思想最基础的内容。
“民以食为天”，古今中外概莫能外。邓小平深刻分析我国的基本国情，认为人口多、耕地少，占世界7％的耕地要养活占世界22％的人口，13亿多人的吃饭问题只能靠自己解决。如果我国粮食生产出了大问题，任何国家也救不了我们。对于我们这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放松农业生产，想靠大量进口粮食过日子，是不切实际的危险想法。邓小复告诫我们，不管天下发生了什么事，只要人民吃饱肚子，一切就好办了。这就十分清楚地说明，考虑中国问题，首先必须要考虑农业问题，这是一个关系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大问题。他认为，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必须走中国特色的农业发展道路。他指出，“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在农村，工业的发展，商品的和其它的经济活动，不能建立在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贫困的基础之上”，[1]他还认为“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1]农业发展了就不会拖现代化的后腿，农村工业化、城市化的问题就会解决。
二、改革农村经济体制，给农民充分的经营自，尊重农民意愿，确保农民利益
邓小平尊重群众，时刻关注农民群众的意愿。特别强调农民问题与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意义，明晰了以加强农业基础，发展农业经济，搞好农村工作来解决农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的新思路。并以此为切入点和突破口，把农民问题当做中国最基本的问题、改革的先导、发展的基础、稳定的根本。把农民问题与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联系起来，认真总结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对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步骤、方法进行了深入思考。首先根据我国的国情和人民的需要，提出以农民个人利益取代抽象的集体利益，充分肯定了农民追求物质利益的合理性，把农民积极性的调动和农民物质利益的满足有机结合起来。他说：“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不讲物质利益，那是唯心论。”[2]邓小平摒弃了过去只重视精神而忽视物质利益的做法，提出重视物质利益，实行多劳多得，提倡一部分农民先富起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理论。从理论和实践上肯定了农民追求正当物质利益的合理性。
邓小平尊重农民意愿，时刻关注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提出尊重农民的意愿。“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哪个地方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村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3]他在1980年《关于农业政策问题》中指出，发展农业生产关键是解放思想，而解放思想就必须“从当地具体条件和群众愿意出发，这一点很重要。”[2]1992年在南方谈话中指出：“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1]他毫不隐讳他的思想是从群众中来的，并善于发现、总结和推广群众的智慧。另外他还认为，解决中国农业问题的关键是发展农村生产力，最大限度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使农民富起来。农业本身的问题，主要还得从生产关系上解决。明确指出：“农村改革的内容总的说就是搞责任制，抛弃吃大锅饭的办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4]自始至终把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作为农业改革和发展的主题。并由此开启了中国农村改革的伟大进程。
三、澄清在农民利益问题上的认识误区，把对农民利益问题的认识与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联系起来
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对农民利益问题的认识和处理与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密切相关。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对待农民利益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源于其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偏差，不论是在列宁或斯大林时期直到苏联解体，一直沿用的政策是损害农民的利益。虽然列宁后来也意识到了农民利益的重要性，并指出应当承认和尊重农民的私人利益，并开始把满足农民愿望和要求作为制定政策的出发点，开始把农民利益问题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结合起来了。然而新经济政策的实行并不意味着农民利益问题得到一劳永逸的解决。列宁去世后，斯大林再次犯了剥夺农民、侵犯农民的错误，而且这种错误一直延续到苏联解体。
中国与前苏联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在落后的农业大国里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在民主革命时期，由于中国共产党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农民利益问题，所以革命很成功。但是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期间，由于对农业的改造过急过快，迫使农民与土地、与劳动成果分离，严重侵犯农民的利益。特别是“”、“”、“”，则是对农民生活资料和自主经营权的剥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首的党中央围绕着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政策创新，而且把政策创新的突破口放在占全国80％人口的农村。邓小平始终坚持把解决农民问题与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本质问题联系起来，将社会主义标准与农民利益标准有机地统一起来。他反复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人都有追求物质利益的权利，应当保护人民群众的正当个人利益。把在经济上充分关心农民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农民的民利作为新时期解决农民利益问题的基本政策，从而启动以解决农村问题和满足农民利益为目标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为使农民得到看得见和摸得着的物质利益，他在摒弃“贫困有利于社会主义”，“穷则革命富则修”的错误论调的同时，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贫穷，而是富。但是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由此可见，由于邓小平对农民利益问题的正确认识和深刻见解，不仅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程度，而且也为党今后制定方针政策指明了方向。新世纪党中央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这一目标的制定和实现是以新农村建设为出发点，以农民利益问题为突破口的。这也正是邓小平把对农民利益问题的认识和处理与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深化和创新结合起来的时代价值所在。
四、把农民利益与社会稳定的大局联系起来，使农民利益的重要性在社会发展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大国，农民利益的实现和保护程度关系到中国社会稳定的大局。邓小平指出：“中国有80％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80％的人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也是不行的。”[1]“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1]可见邓小平对农民在中国社会稳定中的作用的认识是非常深刻的，指出了农民是影响中国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重要政治变量，其价值不可低估。在改革开放的今天，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民主政治的发展，农民参政议政的积极性日益增强，他们的社会作用越来越显著。要稳定农民，必须关注他们的愿望，满足他们的利益。而农民对政府的态度，则取决于他们的利益是否得到应有的实现和保护。只有农民的利益不断得到实现和保护，农民的积极性才能得到充分发挥，农民对政府的认同感和向心力才会增强，社会才能获得稳定的根基。可见，邓小平同志把农民利益从单纯的经济层面上升到政治层面来思考，把农民利益问题的解决与保护中国社会稳定的大局联系起来，这对于正在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的中国来说，其所蕴涵的时代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五、邓小平农业经济思想对当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新重农思想提供了精神营养
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几千年来实行的都是“以农为本”的重农主义，但邓小平的重农思想和历史上传统的重农思想确有着本质的区别。历史上的“重农”以重税为前提，实行的是剥农、夺农的重农政策。而邓小平的重农思想则是从重视农民利益入手，把农民利益纳入社会主义改革的范畴，建立以利益为核心的机制，既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又能使农民的利益得到实现和保护；既能使农民得到看得见的物质利益，真正地共同富裕起来，又能最大限度地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他的重农思想中所蕴涵的对农民利益问题的深切关注为新一届领导集体的新“重农”思想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营养。
新一届领导集体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审时度势，在十六届五中全会上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决策。这是一个呼应新时期发展战略统领全局的新提法。是缩小城乡差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举措，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也表明了新一届领导集体所奉行的新重农思想是把加强农业基础、发展农业经济、提高农民收入放在新农村建设的首位，体现了新一届领导集体把发展现代农业放在首位的发展目标和政策导向。新一届领导集体奔着为广大农民群众谋求利益的目的，逐步加大对农业的投入，政策上向农业倾斜，给农民平等的权利，给农村优先的地位，给农业更多的反哺。在经济上实行藏富于民的政策，维护他们的利益，确保他们的利益；在政治上善待他们，尊重他们，给他们充分的民利；在文化上教育他们，帮助他们，转变他们的观念，提高他们的素质，增强他们讲民主、讲科学、讲公德等现代文明意识。把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作为制定农村政策的首要出发点。针对农村发展中存在的诸多深层次矛盾，以改革作为解决农民利益问题的最有效的办法，在重农方面进行大胆的政策创新。如改革和创新农村金融体制、户籍制度、就业制度、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农民免税、农村义务教育免费等事关农民切身利益的各项制度。可以说新一届领导集体的重农思想和邓小平重农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是既重视生产力的发展，又重视农民利益的实现。通过重视农民利益，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来解决凸显的“三农”问题。所以，邓小平的农业经济思想对当前新农村经济建设仍具有十分深远的时代意义。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4．
[2]邓小平文选(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4．
科学发展观在2014年的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1.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12月7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2014年中国经济发展定下基调：在中国经济企稳向好之际，明年经济增长将重点在“促进发展方式转变上下工夫”。
从今年“保增长”为首要任务，到明年“促转变”为发展重点，政策思路的调整凸显中国在应对危机中力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决心。
“国际金融危机使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问题更加凸显出来。综合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做好明年的经济工作，要真正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机统一起来，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
（资料来源：《定调2014年宏观经济政策：从“保增长”到“促转变”》，新华网，2014年12月7日）
2.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六大任务
会议强调，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这场重大考验中，我们既取得了显著经济成果，又积累了在复杂经济环境中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经验。我们必须坚持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有机结合，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不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通过推进改革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必须坚持长期发展目标和短期增长目标有机结合，注意把握好宏观经济政策实施的力度和节奏，增强政策针对性和有效性，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必须坚持扩大内需和稳定外需协调发展，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实现内需和外需有效互补；必须坚持改善民生和扩大内需内在统一，更加注重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来谋划发展，把增加居民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重点，通过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增强经济发展拉动力。
会议指出，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当前我国经济回升的基础还不牢固，积极变化和不利影响同时显现，短期问题和长期问题相互交织，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相互影响，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难度增大。从外部环境看，世界经济复苏基础并不稳固，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仍然存在，全球性挑战压力增大。从国内环境看，经济回升内在动力仍然不足，结构性矛盾仍很突出，农业基础仍不稳固，就业形势依然严峻。全党全国既要增强必胜信心，又要增强忧患意识，努力在新的起点上把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会议强调，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使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更加凸显出来。综合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我们要把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标和战略举措，从制度安排入手，以优化经济结构、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重点，以完善政绩考核评价机制为抓手，增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不断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上取得实质性进展。做好明年经济工作，重点要在促进发展方式转变上下工夫，真正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机统一起来，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
会议强调，2014年是实施“十一五”规划的最后一年。做好明年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夺取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全面胜利、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为“十二五”规划启动实施奠定良好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会议提出，明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根据新形势新情况着力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特别是要更加注重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更加注重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更加注重推进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增强经济增长活力和动力，更加注重改善民生、保持社会和谐稳定，更加注重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努力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会议提出了明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
一、提高宏观调控水平，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要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势头。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把握好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重点。要突出财政政策实施重点，加大对民生领域和社会事业支持保障力度，增加对“三农”、科技、教育、卫生、文化、社会保障、保障性住房、节能环保等方面和中小企业、居民消费、欠发达地区支持力度，支持重点领域改革。要保持投资适度增长，重点用于完成在建项目，严格控制新上项目。要加强税收征管和非税收入管理，继续从严控制一般性支出。货币政策要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增强针对性和灵活性。要密切跟踪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把握好货币信贷增长速度，加大信贷政策对经济社会薄弱环节、就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产业转移等方面的支持，有效缓解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保证重点建设项目贷款需要，严格控制对高耗能、高排放行业和产能过剩行业的贷款，着力提高信贷质量和效益。要积极扩大直接融资，引导和规范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二、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要以扩大内需特别是增加居民消费需求为重点，以稳步推进城镇化为依托，优化产业结构，努力使经济结构调整取得明显进展。
一是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要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增强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消费能力。要保持政策连续性，进一步做好家电、汽车摩托车下乡工作，继续实施家电和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增加农机购置补贴，增加普通商品住房供给，支持居民自住和改善性购房需求，加大农村危房改造支持力度。要适应群众生活多样性、个性化的需要，引导消费结构升级。
二是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提升城镇发展质量和水平。要坚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着力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发挥好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带动作用，壮大县域经济。当前，要把重点放在加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上。要把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提高城市规划水平，加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城市管理，全方位提高城镇化发展水平。
三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进产业结构调整。要抓紧研究提出培育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总体思路，强化政策支持，加大财政投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要抓紧落实国家重大科技专项，落实重点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大力推进技术改造，加快传统产业优化升级。
四是推进节能减排，抑制过剩产能。要强化节能减排目标责任制，加强节能减排重点工程建设，坚决管住产能过剩行业新上项目，开展低碳经济试点，努力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加强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五是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引导产业有序转移，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要继续实施西部大开发、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地区崛起、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积极扶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加大扶贫开发力度，提高自主发展能力，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三、夯实“三农”发展基础，扩大内需增长空间。要坚持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完善强农惠农政策，增加涉农补贴规模，加快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稳步扩大农村需求，巩固和发展农业农村好形势。要巩固农产品保障供给能力、促进农民增收，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完善农业补贴和价格支持制度，保持主要农产品价格基本稳定，提高主要粮食品种最低收购价格水平。要搞好主要农产品市场调控，深入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对农民创业的金融和财税支持，培育农民收入新的增长点。要大力加强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实施新增千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全面完成大中型水库除险加固任务，加强水利特别是中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加快建设高标准农田，推进电网改造、饮水安全、农村道路等建设。要加强农村公共服务能力建设，改进教育培训、医疗卫生、公共文化服务，强化乡村正常运转的财力保障，培育农村新型金融组织，解决好农村融资难问题。要推动农村改革创新，加快健全有利于农业农村发展的制度体系，完善农业经营体制，引导家庭经营向生产集约化方向发展，鼓励农户运用现代科技和物质装备，加快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培育发展专业化、市场化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四、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增强经济发展动力和活力。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坚定信心、锐意改革，统筹兼顾、综合配套，加强调查研究和战略规划，不失时机地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
一是进一步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建设服务型政府。要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深化资源价格和财税体制改革，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扎实推进综合配套改革试验。
二是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对经济的服务功能。要加强金融监管机制建设，改善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和服务，继续推进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
三是进一步优化所有制结构，完善市场竞争机制。要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进垄断性行业体制改革。要增强非公有制经济和小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增加就业、发展经济的活力和竞争力，放宽市场准入，保护民间投资合法权益。
五、推动出口稳定增长，促进国际收支平衡。要坚持开拓国际市场和扩大国内市场并举，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健全开放型经济体系。
一是努力促进出口稳步回升，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要保持外需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深入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稳定传统市场，开拓新兴市场，提高出口产品档次、附加值、竞争力，继续严格控制“两高一资”产品出口，努力增加进口，促进贸易平衡。
二是做好利用外资工作，提高引资质量。要发挥利用外资在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坚持以我为主、择优选择，积极稳妥推进服务业开放，促进“引资”与“引智”相结合，引导外资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和增加投资。
三是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拓展经济发展空间。要加强同周边国家的协力共建和优势互补，积极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对外投资，加快完善境外投资促进体系。
六、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全力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我们发展经济的最终目的，也是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和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大举措。明年要把改善民生、发展社会事业作为扩大内需、调整经济结构的重点，坚定不移加以推进。要坚持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努力扩大就业。引导和促进劳动密集型企业、中小企业、民营经济、各种服务业加快发展，积极鼓励和支持劳动者自主创业和自谋职业，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城乡基层、中西部地区、中小企业就业和自主创业；加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鼓励就地就近就业和返乡创业。各级政府要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和公共就业服务，加强对就业困难人员和零就业家庭的就业援助，鼓励有实力的大企业创造更多智力密集型就业机会。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加大对低收入群众的帮扶救助力度，提高城乡低保标准，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和部分优抚对象待遇水平，抓紧制订实施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法，深入扎实地做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各项工作。加快落实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提高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力。加强廉租住房等保障性住房建设，支持棚户区改造。要优先发展教育，改善教育办学条件。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健全教育投入保障机制，促进城乡、区域教育均衡发展，提高教育质量，解决好困难家庭子女上学问题。要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把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推进广播影视、新闻出版等领域重大文化建设项目和产品创新，精心组织和办好上海世博会和广州亚运会。
今年以来农村经济形势及全年趋势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最新的研究结果表明，2009年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经受住了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加深和发生历史罕见特大旱灾等自然灾害的双重考验，保持稳定发展的良好势头，总体形势好于预期。2009年的发展态势表现为：一季度跌入谷底，二季度止跌回稳，三季度企稳向好，全年“保供给、促增收”的目标能够实现。农业农村经济的好形势，为抵御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提供了有力支撑，为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A.农业生产再获丰收。一是粮食有望实现连续六年丰收。在发生50年一遇特大旱灾的情况下，夏粮面积比去年增加约836万亩，平均亩产比历史最高的去年增0.2公斤，总产量达到12335万吨，比上年增长2.2％，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连续六年增产。预计全国早稻面积8800多万亩，比上年增加约300万亩，亩产增加约5公斤，创历史新高；总产3327万吨，同比增长5.3％，创近八年最高水平。秋粮面积继续增长，预计达到11.3亿亩，增加约1300万亩。全年粮食面积有望达到16.2亿亩，增加约2300万亩，粮食总产在高基数上有望实现连续六年丰收。二是夏油产量创历史新高。夏收油菜籽面积达到1.02亿亩，增加937万亩，总产量1290万吨，增长11.7％。水果、蔬菜、茶叶、花卉等园艺产品生产继续保持稳定发展。三是畜牧水产稳步增长。1～9月猪牛羊禽肉产量5280万吨，同比增长5.6％，其中猪肉3495万吨，增长6.3％，生猪出栏和存栏同比分别增长6.4％、2.2％。上半年禽蛋产量1282万吨，牛奶1412万吨，分别下降1.2％和5.6％。1～7月全国水产品产量2.428.9万吨，同比增长5.03％。
B.农产品价格降幅缩小。前三季度，全国农产品生产价格同比下降5.0％，降幅比上半年缩小1.2个百分点。其中，种植业产品价格上升0.2％，涨幅比上半年提高2.1个百分点；林业、畜牧业和渔业产品价格分别下降8.8％、12.3％和2.2％，降幅分别缩小3.7、0.4、0.1个百分点。种植业产品中，粮食价格稳中有升，生产价格同比上涨0.4％。其中谷物上涨2.5％，涨幅分别比上半年提高0.6、1.1个百分点；棉花、油料分别下降17.9％、19.8％，但跌幅缩小了0.8、2.7个百分点；糖料价格上涨1.2％，蔬菜、水果价格分别上涨10.6％、3.1％，涨幅扩大4.2、12.5个百分点。畜产品中，生猪、奶产品价格同比下降21.8％、11.3％，降幅缩小0.3、1.5个百分点；家禽、禽蛋价格分别上涨1.8％、2.5％。
c.农民工就业形势好转。受金融危机冲击影响，农民工就业一度形势严峻，回乡农民工增多。今年以来，在国家大规模增加投资、扩大内需政策的刺激下，农民工外出务工稳步回升。据农业部对全国28个省(区、市)农村固定观察点农户调查，上半年农村劳动力外出人数同比增长1.6％。另据国家统计局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调查，截至9月底，全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15198万人，比一季度末增加479万人，增长3.3％。其中绝大多数已就业。农民工就业形势好转，也得益于乡镇企业较快发展，特别是中西部地区乡镇企业在承接产业转移中发展加速，为吸纳农民工就业发挥了重要作用。上半年乡镇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4.3万亿元，同比增长9.0％，快于同期全国经济增长速度，乡镇企业从业人数已经恢复到去年末水平。
D.农民收入继续增长。1～9月，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4307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2％，增速同比回落了1.8个百分点，但比上半年加快了1.1个百分点。其中，工资性收入增长9.9％，出售农产品收入增长4.0％，二、三产业生产经营收入增长10.5％，财产性收入增长11.7％，转移性收入增长26.4％。工资性收入增速较上半年加快了1.5个百分点，主要得益于中央及各地加大基础设施及重大项目的投资力度，拉动了农民务工形势逐步好转；转移性收入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各项支农惠农政策力度加大和提前到位，以及各项社会保障政策范围进一步扩大，标准进一步提高。
E.工农城乡关系出现结构性改善。前三季度，一些有利于农业农村发展的积极因素正在形成和积累，城乡关系出现了结构性的改善。一是工农业增速差距缩小。前三季度，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0％，增速比上半年加快0.2个百分点。2005～2009年各年前三季度，工业增加值与农业增加值增长速度之比分别为2.24、2.71、3.41、2.35、1.88，近年来呈明显的缩小趋势，并首次降至2以下。二是农村市场趋于活跃。1～9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城市增长14.8％，县及县以下增长16.0％，农村增速比城市快1.2个百分点，扭转了多年来农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速滞后于城市的局面。三是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提速。前三季度，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3.3％，增速加快5.7个百分点，农村投资增长33.6％，增速加快10.3个百分点，农村投资增速多年来首次超过城镇。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中，第一产业投资增长54.8％，明显快于二、三产业投资分别增长26.9％、38.1％的速度，占城镇固定投资的比重同比提高了0.25个百分点。四是国家财政支农力度进一步加大。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在持续多年大幅度增长的基础上，今年继续明显增加。2009年，中央财政计划安排“三农”投入7161.4亿元，比去年增长20.2％，比2006年翻了一番。
F.全年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目标有望实现。从2009年全年来看，尽管金融危机对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冲击和影响还没有结束，但其影响正在逐渐减弱，随着国内宏观经济形势的进一步回暖，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将继续改善，总体形势将继续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一是农产品价格下行压力将有所缓解。下半年以来，农产品价格下行趋势初步得到遏制。粮食价格在国家提高最低收购价和实行临时收储等政策的作用下稳步回升，并超过去年同期水平，近期国家又决定提高明年粮食最低收购价，将对进一步稳定粮食市场价格起到积
极作用；生猪价格自7月份以来持续回升，随着年底消费旺季的到来，价格仍有望稳中有升；棉花、油料、糖料、蔬菜、水果、家禽等产品也出现了上涨趋势。预计年底农产品价格总体水平将高于去年同期。二是农民工就业形势有望进一步向好。随着宏观经济形势逐渐回暖，沿海地区外贸订单增加，用工形势有所好转，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结构性用工短缺。同时，乡镇企业生产经营情况继续好转，景气指数明显回升，许多企业和个体户重新开工，将吸纳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就业。三是农民收入增长好于预期。秋收后粮食等农产品将进入销售高峰期，由于收成较好以及价格回升，预计农民出售农产品的收入增长速度将比上半年有所提高。同时，农民工就业形势的进一步好转也有利于增加农民的工资性收入。预计农民收入增长速度较上半年将有所加快，全年增幅虽然会低于上年，但仍有望达到6％的增速，明显好于年初预期。
当前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和选择
A.宏观经济运行态势仍不明朗。对当前宏观经济运行态势的分析，目前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的困难阶段可能还没有过去，出口复苏迟缓，产能过剩持续，通缩压力不减，经济运行存在着再次探底的可能。如果出现经济二次探底，农产品需求萎缩，价格下行压力加大，农民就业和收入困难加剧。另一种观点认为，投资者和消费者信心明显回升，工业生产复苏加快，经济增长强劲反弹，货币流动性过剩，有可能出现经济过热，引发新一轮通货膨胀。由于食品占我国CPI指数的权重在40％左右，治理通货膨胀时农产品价格往往会受到抑制，进而会对稳定农业生产发展、促进农民持续增收产生不利影响。
B.保持农业农村经济良好发展势头难度加大。近年来，在国家实施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的刺激下，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取得了粮食连续六年增产、农民收入连续六年增幅超过6％的好成绩，即便是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仍然保持了平稳发展的好势头。不过，应当看到，今后影响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不确定因素逐渐增多，强农惠农政策的边际刺激效应递减，在前期高基数高水平上继续保持农业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势头的难度会越来越大。明年又是“十一五”规划的最后一年，是全面实现各项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经验研究表明，到这种特殊年份，各地迫于完成经济增长指标的压力，容易忽视投入周期长、收效慢、贡献小的农业，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势必会受到影响。
C.统筹城乡发展正处在重要时期。进入新世纪以来，我们采取了一系列统筹城乡发展的政策措施，城乡关系出现了结构性改善的态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2003年的3.23:1缩小到2008年的3.19:1，城乡收入差距对全国居民收入总体差距的贡献率由2003年的63.35％缩小为2007年的62.57％。但也要看到，这种改善是不稳固的，也不意味着城乡关系出现了转折性的变化。今年以来，城乡收入差距又出现了扩大的现象，1～9月份城乡居民现金收入之比由上年同期的2.99:1扩大到3.01:1。这说明，如果我们不能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加大对农业农村的投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的基础，城乡关系就有可能出现逆转，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可能继续扩大。
D.统筹区域发展任务艰巨。我国地域辽阔，由于历史、地理位置及经济基础等原因，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近年来，随着西部大开发、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振兴和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等战略的实施，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人民生活也有了很大改善，但区域间发展不协调的趋势仍未根本改变，牧区与农区、传统农区与发达地区、石山地区与平原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仍呈扩大的态势，不仅有收入差距，更有农村基础设施、社会事业等方面的差距，而且后者更为突出，实现统筹区域发展的目标任务极为艰巨。
关键词：农村金融稳定；农村金融规模；因素分析一、研究背景
金融作为现代经济发展的核心部分，其稳定状况关系着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稳定。近年来，农村金融的发展虽然不激进，但导致其不稳定性的因素也在不断地增加，同时农村金融发展的落后性也暴露出了很多问题，因此准确了解金融稳定的现状，积极探讨并找出影响农村金融稳定发展的因素，维护好农村金融稳定局面显得尤为重要。
二、湖南农村金融稳定性的因素梳理
（1）农村信贷供求矛盾突出：从湖南省的金融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农村地区的发展资金需求量较大。不仅需要继续加大惠农支农的一些政策力度，还需要借助政府的财政贴息、财政补贴等相关的政策来积极引导农村的金融机构发展，不断加大对广大农村地区的信贷资金的投入力度。
（2）贷款程序复杂：由于农村金融发展的特殊性以及本身的风险控制的要求，因此农村金融机构的贷款流程比较复杂。与此同时，针对农业贷款所涉及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要比那些商业贷款的风险要高很多，因此，农村金融机构的那些银行专门制定了一些涉农贷款的政策，这些政策使得农业贷款越来越小、办理贷款的相关程序也越来越复杂。
（3）农村信贷资金投入不足：在我国，特别是湖南这农业大省，对于农村地区的信贷资金投入不足一直制约我国农村经济长期发展。尤其是近年来，一些金融机构的信贷服务慢慢在农村消失，农村地区部分储蓄资金也被转移到城市地区服务于城市经济的发展。
（4）保障机制不健全：长期以来，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金融机构缺乏相对完善的保障机制，保障机制的不健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金融的稳定局面。
三、湖南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对农村金融稳定性影响分析
在对农村金融稳定性的影响因素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利用误差修正模型实证检验了金融发展规模对农村金融稳定性的影响。
3.1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对农村金融稳定性的作用机制
湖南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将决定资金供给能力，资金供应影响了农村信贷市场融资效率、成本，从而影响了农村金融的稳定性，其机理如下图
3.2 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对农村金融稳定性的实证分析
就本文而言，采用农村贷款余额与农村GDP比例作为FIR的指标。
对各变量取自然对数以消除异方差：
lnM=α1lnFIP+μ
（1）单位根检验
使用ADF法检验时间序列平衡性，并对各变量取自然对数消除异方差。ADF检验结果如下所示：变量ADF
检验值显著性水平1%临界值5%临界值10%临界值对应P值5%是否平稳ln M-2.0311-4.2971-3.2127-2.74770.2593不平稳d ln M-3.7659-4.4206-3.2598-2.77110.03499平稳ln FIR-2.5556-5.5219-4.1078-3.51500.4232不平稳d ln FIR-7.0575-5.5219-4.1078-3.51500.0059平稳（2）协整检验
。在的前提。采用EG两，得出残差序列，再对残差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稳定性综合指数：
Johasen协整检验检验结果协整数量特征值似然比PNone**0.3553**62.9431**0.0309At most 10.210138.63380.2255At most 20.170017.34510.4674在5%显著性水平下，各区域均拒绝接受残差序列含有单位根的假设，即残差序列为平稳序列，各区域、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农村金融稳定性与其农村金融发展规模之间保持着长期稳定的关系。
（3）格兰杰因果检验
协整检验结果仅说明变量之间至少存在某种单向的因果关系，并不确定彼此之间具体因果关系，即农村金融发展规模的提升并不一定会使农村金融稳定性的提高，也可能收其他因素的影响。本文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表明农村金融发展规模与农村金融稳定性之间的因果关系及方向，滞后阶数按照最小原则确定，如表4-7：
各变量间格兰杰检验变量零假设F统计量P值结论ln FIRln FIR不是ln M的格兰杰原因19.66120.0078拒绝ln M不是ln FIR的格兰杰原因0.37030.2857接受检验结果表明湖南农村金融稳定性与金融相关率指标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单向因果关系，金融相关率能引起湖南农村金融稳定性的增加，而湖南农村金融稳定性的增加不是金融相关率增加的格兰杰因。
（4）误差修正模型
协整检验结果，湖南农村金融发展规模与其金融稳定性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此处继续建立ECM误差修正模型来反映在短期发展中农村金融规模对农村金融稳定性的效应，如下表。
误差修正模型检验结果变量变量（系数）c0.45633ln FIR-0.2941ECM1.8712F6.0013Prob(F)0.0707R20.8523AIC-3.4980SC-3.4105结果表明，各区域AIC和SC两个值很小，各变量模型都通过了检验，误差修正项ECM系数的大小反映额变量波动短期内偏离长期均衡的程度及其调整力度，且当波动短期内偏离长期均衡时，会通过1.8712的调整力度将非均衡状态拉回到均衡状态。
四、对策建议
1.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夯实农村金融稳定基础
通过加大对农村投资，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技术支持，促进消费，提高农村生活质量，创造和谐稳定的农村社会环境，维持良好的农村经济秩序和金融秩序。2.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增强农村金融抗风险能力
金融机构要转变思想观念，树立全局意识和长远发展观，高度重视城乡金融统筹发展；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对农村金融机构准确定位，合理分工，适度竞争，高效服务；建立农村金融服务激励体系，加你农村金融服务财政专项补贴，税收减免扶持，存款保证金及再贷款倾斜等政策，鼓励涉农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积极拓展和创新农村金融服务。
3.加快金融产品创新，促进农村经济与金融协调发扎
创新信贷产品，在推广农户信用贷款和联保贷款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信贷品种，使其更加适合农村的实际需要；创新抵押担保方式，探索动产抵押、仓单抵押以及农业龙头企业为农户担保形式；创新业务拓展，开展财务咨询、、个人理财能适合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产品，全面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水平。
关键词:农村;专业化;集体化
农业兴、天下盛,农业动、天下震是中国经济运动刚性规律的一般现象形态。新中国经济史上,农村生产关系具体形式选择确当与否产生连锁反应,农业“兴”、“动”引发全局经济“盛”、“震”现象反复规律性发生的教训至深。人们对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规律耳熟能详,农村生产关系如何达到与生产力适合?既是历来政治家关注的焦点,学问家长期探索而难得其解之迷,又是农民驾轻就熟之路。以集体化改造小农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一贯思想和中共的一贯方针,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农村生产关系选择呈现政治强制集体化和农民自然选择思路和实践都不相同的发展阶段。回顾新中国农村生产关系变革,反思农村经济改革前沿的创新和发展道路突破,正视当前农村经济组织形式正在进行的升级,对于提高践行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掌握指导新农村建设的主动权大有裨益。
一、家庭承包制面对挑战的创新
(一)总结失误教训的正确论断
把握生产关系选择生产力的总体趋势,是作为社会中心的政府最重要的职能之一。但实践中,政府对农村生产关系具体形式适合生产力准确“度”的把握,却相去农民甚远。农民以生产关系具体形式为实现生产活动的载体,时刻都在直接体验生产关系是否适合生产力,并且能够根据工具和劳动对象的实际,自动组合和配置资源,选择生产组织和管理形式,即自然而然地创造出适合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具体形式。毋庸证明,生产力对于生产关系天然存在自动选择机制。《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深刻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并不存在一套固定的模式。我们的任务是根据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每一个阶段上创造出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这是总结新中国生产关系曲折发展历史经验提炼而成的经济指导思想。基于指导思想的历史矫正,家庭联产承包得以成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实行家庭承包制后相当一段时期内,集体经营层次又名存实亡,大批单家独户经营的农民长期难于摆脱贫困。目前在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建设的农民经济合作组织,正是尊重广大农民自觉选择和创造,生产力自动选择生产关系自然经济运动趋向集体化的实现形式。
(二)农村生产关系创新的机理透视
马克思根据社会细胞内部矛盾运动规定社会发展趋向原理,从剖析社会细胞商品入手,揭示了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的必然趋势。中国社会最常见、最普遍的现象――社会细胞,是农村家庭经济单元。经济社会最深层次的消费和生产矛盾,在农村家庭经济单元内部,具体现象为消费需求多样性和生产供给单一性矛盾。体制下,家庭经济单元生产功能的主要部分因为通过“队”的形式取代、实现而萎缩于自留地的范围,多样性消费需求也主要通过“队”直接分配主要消费品化解。所以,生产供给和消费需求矛盾由于政治强制外部支持,在双向低层次水平上维持平衡。但多样性消费需求作为永恒的动力压而不逝,普遍现象为“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倾向”,只是在全方位的政治强制下呈隐形蓄积、伺机待发之势。此乃实行家庭承包制前农村生产力选择生产关系动态运动暂时定格之基本状态。
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下,家庭重新成为生产功能和消费功能统一的经济单元,消费需求多样性和生产供给单一性矛盾不可避免的成为家庭经济单元必须直面和解决的现实,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驱使农民自发参与市场交换以满足多样性消费需求。农民参与市场交换,迅速对专业化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优势形成非理论的实践认识,自觉推动家庭经营从“小而全”向一业为主的专业化转变。但家庭经济单元生产专业化程度与提高劳动生产率成正比、与满足消费多样性需求成反比,此辨证运动,推动消费需求多样性和生产供给单一性矛盾发生连锁反应,激化到必须通过市场交换外化解决。农村社会细胞普遍参与市场交换而“化”,自然而然地推动农村经济摆脱自然经济旧辄,转轨市场化和社会化。但家庭经济单元“入市”,如同“驾片帆小舟闯大海”,受市场骇浪冲击和远洋巨轮挤压倾覆的概率极高。规律既存在于实践,又是实践的指南。农民对集体生产力大于个体生产力原理同样有着非理论而直观的认识。面对“入市”进则兴、退则衰“入市难”的挑战,农民自发选择走联合经营的道路。
(三)破解“入市难”挑战的实践创新
家庭经济单元从被动到主动、从自发到自觉联合经营应对“入市难”,历经专业户、专业村和商品基地,形成“户”、“片”、“带”有机组合的规模化商品生产格局。其间,应运而生的公司等经济实体,居于链接市场和生产中枢,一头连接市场,拿回供货订单;另一头与覆盖范围的农户签订购销合同,组织农户生产,事实上形成以经济实体为核心的新型农村经济合作形式。其形如蝴蝶,经济实体如蝶身,市场需求和农户生产如两翼。冠名蝶型经济形式比较恰当。
二、农村经济发展道路的突破
蝶型经济形式在极为广阔的层面上,实现了农村经济发展的诸多突破。
(一)开拓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稳定和发展创新和谐共荣道路
家庭承包制下的家庭经营形式,是广大农民守可保基本生活,进可创新发展的基础,与现实生产力大体相适应而具有长期稳定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同时,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凡家庭经营向市场经济转轨早、且转轨成功的地方,农民收入水平提高和经济社会发展就快;反之,亦然。事实显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稳定和创新,是实现农村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绕不过去的两难选择。所以,创造既能实现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稳定、又适应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具体形式,乃是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关键所在。新型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形式既以家庭经营为基础,又以保证产品销路的订单为纽带,通过入户的系列化技术指导引导和资金支持(主要是信贷担保)等途径,组合家庭小生产进入规模化商品生产经营序列,实现家庭承包制稳定和组织化有机结合,在几无震荡之下完成农村生产经营从分散向社会化生产组合的转变,破解了稳定和发展二律背反难题。参照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羊吃人”腥风血雨的小农经济强制改造史,则更可见家庭承包经营无震荡完成从分散生产向社会化生产组合的转变,对开辟小农经济社会化改造道路的创造性意义。
(二)奠定构建生产和市场双向稳定机制的基础
虽然农村生产和市场需求双方都有内在的稳定要求,但由于融会和统筹双方稳定要求的机制缺失,双方的稳定要求事实上长期处于割裂和各自为政甚至对立状态。供求平衡主要通过付出巨大代价的生产和市场大起大落途径被动实现。蝶型经济形式将市场需求和农村生产统一于一体,使双方的稳定要求构成“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倚”互动的利益共同体,各自稳定的要求在对方稳定的基础之上实现,构成互为前提的对立统一辨证运动系统,既在沟通产销层次上奠定市场和生产双向辨证稳定的基础,又建造了实现双向稳定的机制架构。尤其值得重视的是,蝶型经济形式按订单组织有计划的商品生产,使其覆盖范围的农户生产进入销售安全保障系统,在解除农产品销售难后顾之忧的同时,不仅在极其广阔的层面上形成生产稳定进而支持市场辨证稳定的基础,为普遍构造生产和市场双向稳定的良性循环机制,提供了极具现实指导意义的模式,而且为推动社会主义经济计划与市场结合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实践支持。
(三)完善和延伸宏观调控系统
面对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和市场化条件下的农村经济,国家宏观调控的对象主体分散成为千家万户,有效抑制农户短期行为冲击的载体部分缺失,调控措施难以进村入户,以致调控目标屡屡失灵。蝶型经济形式中的“龙头”,通过市场订单与农户签订产销合同,变“看不见的手”成为“看得见、抓得牢的手”,在其覆盖范围借助共同利益驱动和法律保护,与农户之间实际形成密切的调控和被调控主、客体关系。又依托组织化程度高的优势,规模化推行科学技术,经营效益一般远远高于农户各自为政的经营效益,农民为比较利益驱动摒弃传统经营方式,所以能够有效抑制农民自发的短期行为。蝶型经济形式中经济实体和农户之间确定的调控主、客体关系,使农村经营主体由千家万户集中成为相对集中的经济合作组织,从而使国家宏观调控农村经济的对象,从“散沙”聚合成为“集成块”而直面范围大大缩小,并借助蝶型经济形式具有的调控机制,弥补国家宏观调控进村入户的缺失部分,事实上构成政府-经合组织-农户式农村经济调控框架雏形,使国家宏观调控延伸、达到进村入户,从而提高宏观调控政策到位率,达到覆盖农村经济末梢――农户的生产经营,国家宏观调控成为更完善的体系。
(四)拓宽农业集体化的发展道路
但实行家庭承包制后,实现农村集体化的依托何在,路在何方?新型经济合作组织形式如下。
第一,将各自为政的经济单元组合成为小农户、大生产社会化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以户为基本经济单位基础上创造出了新型集体经济构造。
第二,将分散的家庭经营组合、纳入产销一体化序列,进行有计划生产形成形散实合的生产经营,使得社会再生产的基础层次事实上进入集体化序列,无疑是实现农业集体化新型模式,从而拓开了农业集体化的新途径。
第三,大规模的专业化商品生产经营发展,催生农村经济内部分工快速发生,各种类型的专业化组织和专业协会普遍产生并稳步协调发展,从各个专门方面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合力,形成专业化生产发展推动分工,分工促进联合的良性辨证循环。
第四,组合家庭小农生产成为大规模商品生产形成的集体生产力,产生“1+1>2”的推动农村社会层次全面提升乘数效应。随着经济实力增强,公益事业建设在“民营”层面范围实现了突破性进展,不仅发达地区而且欠发达地区,相当批量(绝非个别典型样板)的农村出现了“旧貌换新颜”的历史性变化,使农业集体化重新崛起于存亡危急之际,实现了否定之否定发展。也证实了邓小平早在包产到户初发的预见: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
综上所述,选择和创造生产关系具体形式,首先是现实的经济运动。农民既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又直接置身于生产关系具体形式之中,所以最先知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适应与否,实验地创造出适应生产力要求的生产关系具体形式。长期困惑政要和学问家们的历史性难题,已被农民破解了,实现了农村经济发展道路多方面的重大突破。但是,应当清醒地看到,农村经济已经实现的重大突破,主要集中在发展的前沿板块,农村经济存在的器质性问题――农民收入水平低,并没有普遍的根本解决。世界发达板块的经济实践证明,我国近30年来农村生产关系的创造和发展道路的拓开,确实铸就了继续前进的机制载体,但是随着国民经济层次的整体提升,使农村经济组织原本早就存在的挑战,变得更加严峻。农村经济组织形式再度洗牌,实现新的突破,业已成为现实存在的势所必然。
三、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势所必然
近30年来的实践反复证明,发展规模经营是推动农民致富的有效途径。
(一)现实呼唤规模经营
目前,在我国耕地的保有量目标18亿亩,农户大约2.4亿多万户,每户平均耕作面积大约7亩情况下,基于粮食种植业低投入、高产出的基础,再加国家免税减费等惠农政策的支持,在无特大灾害情况下,维持温饱当无所虞。但户均经营7亩耕地维持温饱,既非广大农民之所愿,又非改变农民收入低现状革命性变革的最佳选择,更非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既定目标。而且在全局经济出现不测之时,比如扩大内需,拉动消费,很难有所作为。现实迫切要求对农村经济经营规模形式进行适度调整,组织规模化经营。世界人口密度最大国家之一的以色列,早已普遍地实现农业经营规模化,近30年来我国不少地方农业规模化经营稳步快速发展的事实,都证明发展农业规模化经营是必须的、可能的和可行的。早在1943年就透视指出:“一个处在封建社会的被剥削的农民家庭,一家三口、四口乃至七口、八口,只靠一个劳动力生产的事是很普遍的,这样的一家,不但要维持自己的生活,而且要付出百分制之五十至八十的租税给他人”。据对我国河西灌溉农业区的调查,在使用架子车等手工劳动工具条件下,每个农业劳动力足可承担经营15亩耕地的作业量。每个劳动力经营15亩耕地的农业小型规模经营,在国内不少地方已经成为了事实,且类似“点”、“片”在国内分布很广。事实说明,发展类似规模经营,并非天方夜潭。但根本改变“家家都种田、户户小而全,温饱不困难、富裕差得远”,则必须统筹发展规模经营,使粮食种植业成为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最可靠的途径。
(二)适度规模经营“度”的两大边界限制
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势所必然,前景十分诱人,但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的“度”,存在严格的两大边界限制:
1、农村人口离开耕地转移的限制
假如,每个劳动力经营15亩耕地作为适度规模经营最低“度”界限;普遍实行适度规模经营,那么在全国人均1.3亩耕地条件下,就必须有90%的农村人口脱离耕地。这在实践操作中,几乎是天文数字,至少在相当长时期内显然不具备普遍的现实可行性。显然这是两难的选择。所以,党的十七大报告的提法极其慎重――“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有条件的地方”和“适度”则是刚性边界,必须极其慎重的加重警示。
2、城市吸纳农村失地人口容量的限制
目前,各类城市都存在就业一员难求现象。但一员难求现象实际只存在没有稳定保障的临时就业领域。凡稳定就业领域,普遍都是,一职难求。一方面数百万大学生不能就业,另一方面大批大学生还在不断拥出校门加入待业行列的事实说明,城市稳定就业领域吸纳自身劳动力都十分困难,大量吸纳农村进城人口的能力十分有限。虽然大学生就业、老城市人口就业和农村进城人口就业存在层次差别,但对城市吸纳农村进城人口的能力,不能估计过高。近年来我国土地征用规模达到了每年300万亩。按人均征地1亩地推算,每年大约有300万失地农民。各地普遍采取征地后一次性支付补偿金的方式,然后让农民自谋职业。大量农村失地人口进城、不能稳定就业而实际游离于城市,必将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巨大隐患。将会引发多方面的严重后果。2006年发生的巴黎骚乱就是警示。
3、拓开适度规模经营的前景
发展规模经营边界限制如此严格,是否前景无望,就此止步?答案是:发展艰难、前途广阔。
(1)从户籍管理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农村人口现在有9.4亿。从现实的居住地统计,农村的农民大概是7.5亿左右。而现实真正长期留守农村的人口,大约有2亿农民由于劳动就业的流动以及行政区域的变化,实际上已经不在农村了(其中相当批量未达到稳定就业程度),这种发展趋势目前还在继续。
(2)城镇化水平提高加大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我国城镇化水平1990年为26.4%,2000年为36.1%,2004年为41.8%,2000年至2004年期间城市化水平年均提高1.4个百分点。城镇化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约为1000万左右。发展城镇化是既定的国策,将加快农村人口离土离乡,带动农村规模经营发展。
(3)随着农村产业结构升级换代进程加快,农村产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大幅度提高。比如,经营1亩粮田需要18工日,经营1亩果园需要80工日,经营1亩日光温棚蔬菜需要150工日,用工量分别提高340%和730%。早在10年前,目前,许多农村产业结构升级换展快的地方,已经出现了较大面积的(临时就业)“雇工难”现象。目前,这种现象的存在范围正在稳步扩大,吸纳农村劳动力的前景比较广阔。
综上所述,农业规模经营展所现出的综合发展态势,已经提供宏观决策依据的实践基础。
四、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