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物同源论是道教医学的重要理论基础
道教医学的形成与发展是以其人生哲学和宇宙论为基础的。在道教学者看来，人与宇宙天地万物共同源于'炁'，'炁'者，'气'也，或称'无极'。葛洪在《抱朴子内篇·至理篇》中明确指出：'夫人在气中，气在人中。自天地至于万物，无不须气以生者也。'陈抟说：'两仪即太极也，太极即无极也。两仪未判，鸿濛未开，上而日月未光，下而山川未奠，一气交融，万气全具，故名太极，即吾身未生之前之面目。'(《玉铨》)人类模拟自然的一切手段，包括道教医学中提取药物的种种方法和治疗手段都是以人物同源论为基础的。老子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诠释之即为人法地而生，地法天而行，天的运行是循着道的，道便指自然，实际上是要求人'法自然'，依照自然界的规律行事。道教医学认为'人是一个小乾坤'，是天地自然的一部分，天供人以生存的必要条件，人应顺应天地自然的关系和规律，使之达到'天人相应'的境界，这样才能'长生久视'，尽终天年，反之则灾害降临，疾痛丛生。
道教医学通过认识自然界的变化规律来研究掌握人体生命活动的变化规律，发现自然界的运动变化常常影响着人体，会使人产生心理、生理及病理的变化。如自然界的风寒暑湿燥火六种自然气象被称为六气，正常时不会引起人们致病，若太过、不及或不应时，则成为六淫，影响到人体的调节适应机能及病原体的孳生传播，成为致病的因素，侵犯人体而造成疾病的发生，这种取类比象的方法不但阐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且广泛应用于医疗保健之中。葛洪曰：'夫五谷犹能活人，人得之则生，人绝之则死，又况于上品之神药，其益人岂不万倍于五谷耶?夫金丹之为物，烧之愈久，变化愈妙。黄金入火，百炼不消，埋之毕天不朽，服此二物，炼人身体，故能令人不老不死。此盖假求于外物以自坚固，犹如脂之养火而不可灭。铜青涂脚，入水不腐，此是借铜之劲，以插其肉也。金丹入身中，沾沾荣卫，非但铜青之外传矣'。(《抱朴子内篇·金丹篇》)。这段话生动而形象地描述了人们对健康长寿的追求和向往。幻想人也能像某些自然物一样永世长存。
道教人生哲学提倡修道成仙，追求长生不死，这种信仰和理论促使其信奉者孜孜追求长生不老之药，并伴随'内以养己'的炁功，通过养生、避世、清心寡欲以达到祛病延年、强健体魄的目的。并在修炼过程中积累了大量有关医药养生、祛病延年、保健强身的知识与方术，它包括了服饵外用、内丹导引等。在对不死之药的代代相继追求中，炼'仙丹'以求长生不老之药，服金石以求长生不老之道的风气曾炽盛一时。'仙丹'中所采用的水银、黄金、硫黄、铅等矿物类药物对人体健康造成了严重影响，并使人们逐渐认识到了它的危害性，但道教医学中的外丹术却由此得到蓬勃发展，发现了一些新的药物药性，化合了一些新的药品，丹、膏、丸、散等药物层出不穷。葛洪、陶弘景、孙思邈等道教医学家专门收集记载了多种外丹烧炼方法和矿物药方、动植物药名。如孙思邈的'太一神精丹'就是利用磁石(四氧化三铁)等氧化剂从雄黄、雌黄中制取砒霜的方子，是世界上用砒霜治疟疾最早的有效方剂。
道教医学崇尚内修外养，其内修摄养之术大多效法自然，如知龟鹤之遐寿，效其导引以延年，法其食气以辟谷。在内丹术中以自身的精、气、神三宝为内炼药物，经过一定的炼养步骤，使在人体内形成能按一定经络循行状如鸡卵的有自我感觉的丹而致长生。内丹功法认为万物相通，天人合一，正如李道纯在《沁园春》中所说：'物皆虚化，形形相受，物物交参。'内丹融汇了服气、行气、导引、胎息等多种修炼方法，成为道教医学的一大特色，形成了一门玄妙高深的学问，古人多用以修炼成仙，今人则用以疗病延年，其中虽然有鬼神迷信之糟粕，但其祛病健身，延年益寿的功效已被人们所接受证实。内丹术的形成也促进了中医经络学的发展，如宋代张紫阳著的《八脉经》就是一部划时代的经络学名著。
二、整体治疗的系统结构
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的自身也是精神与形体相结合的统一体，因此，人类自身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也需要顾及人和自然、人际关系、人体自身的精神和形体。道教医学融自然、人际关系、人之精神与形体为一个统一的系统结构，治病时兼顾诸种因素，在中国医学史上可谓整体治疗探索的典范。陶弘景的《养性延命录》明确指出：'欲延年少病者，诫勿施精，命天残。勿大温，消骨髓。勿大寒，伤肌肉。勿咳唾，失肥液。勿卒呼，惊魂魄。勿久泣，神悲戚。勿恚怒，神不乐。勿念内，志恍惚。能行此道，可以长生。'在这里，陶弘景说明了外部环境，人的精神等与人体健康的关系。陈撄宁在讲静功注意事项时提出了十条：①环境寂静。②空气新鲜。③光线阴阳调和。④口味宜淡薄。⑤气候寒温适度。⑥食物营养适当。⑦隔离世缘。⑧寄情于自然。⑨注意身体姿势。⑩注意练功时间。这些注意事项即包括了人和自然、人际关系和人体自身等多种关系。
美国的查尔斯·帕纳蒂说过：'过去是医生医治身体，精神病医生医治头脑，教士医治灵魂。而二十世纪八十和九十年代里，整体治疗的医生们需要承担所有这三项任务。作为病人将积极地参与医治，这在医学史上是第一次。接着，我们将检验新的精神--身体治疗法，这可能在你的一生中就会变成现实。'(《科学和技术23项突破》)在中国历史上，道教学者对精神--身体这种整体治疗的方法曾自觉或不自觉地作过一些有益的探索。《太平经》的作者提出了'以乐却灾法'，要求'以乐治身守形顺念致思却灾'。作者对人的精神在治愈人体疾病中的作用十分重视，理由是：①世间万物皆以气相通，乐则相安无病。所以他说：'故元气乐即生大昌，自然乐则物强，天乐即三光明，地乐则成有常，五行乐则不相伤，四时乐则所生王，王者乐则天下无病，行乐则不相害伤，万物乐则守其常，人乐则不愁易心肠，鬼神乐即利帝王。'(王明：《太平经合校》，中华书局1960年第1版第13～14页)在这里，作者赋予万物以喜怒的精神是其万物有灵论观点所主使，他提倡人与万物，人与人之间，人的自身都应和乐融洽，不相伤害，这样才能使万物遵循其运作的法则，人本身也不会因愁苦而患疾病。②万物与人，人与人，人体自身等若以喜乐之善气相通，就可以通达神明，从而长生久存。《太平经》的作者对人体疾病的产生作过多方面的探索，一是人体各部分器官都有神住其中，神在即无病，神去即有疾。例如《太平经》作者多次谈到守一法，既要求人们了知'一'为'道'之根，万物之源，命之所系(包括人与生物)，众心所归，又要求集中精神，各自意守每个部位的'一'(即主宰)。如头之一为顶，七正之一为目，腹之一为脐，脉之一为气，五脏之一为心，四肢之一为手足心，骨之一为脊，肉之一为肠胃。而守一就是为了延命。因此，他们认为'凡事各自有精神'，世间万物'各自存精神'，只要精神充沛，万物才能茁壮成长，人才能健康。二是世间万物包括人在内，都是由元气生成的。在他们看来，元气不和，无形神人不来至；天气不和，大神人不来至；地气不和，真人不来至；四时不和，仙人不来至；五行不和，大道人不来至；阴阳不和，圣人不来至；文字言不真，大贤人不来至。如果天地阴阳五行之气不和，则天下混乱，人亦会有灾害。三是人体各部分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一处有病，他处皆伤。《太平经》中说：'夫天地人三统，相须而立，相形而成。比若人有头足腹身，一统凶灭，三统反俱毁灭。若人无头足腹，有一之者，便三凶矣。'对于疾病的治疗，除了悬象还神法纯属宗教性祈祷外，《太平经》中的草木方、生物方、灸刺法等都带有整体治疗的性质，并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片面治法。例如作者谈到灸刺疗病的原理是，调安人体三百六十脉，使阴阳之气相通而除病。理由很清楚，人体脉络周旋身上，总于头顶，内系五脏，脉络无时不在移动，人有病则不应，度数往来失常，或结或伤，或顺或逆。灸刺即在调安脉络，使其恢复正常。虽然灸刺并非涉及人体所有经络，但灸刺一穴即动全身，调一脉即治疾病，这都是以人身为一整体来治疗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太平经》的作者十分重视精神治疗在医治疾病中的作用，也特别强调以人身内在因素来增强自身健康，认为精、气、神为人身三宝，若欲长寿，应当爱气尊神重精。这些观点逐渐成为道教医学的核心并被历代道教医学家所继承发扬。如晋代道教学者、医学家葛洪在整体治疗中将精神与形体，人们寿命的长短与道德修养相联系，认为只有精神、躯体都无病才健康。梁代陶弘景在其所著《养性延命录》中所论述的观点也与整体治疗息息相关，一是强调'精神内伤，身必死亡。''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毙。神形早衰，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认为'魂神不守，精竭命衰，百病萌生。'例如陶弘景谈到养生应做到十二少，即少思、少念、少欲、少事、少语、少笑、少愁、少乐、少喜、少怒、少好、少恶。切忌十二多，即多思则神殆，多念则志散，多欲则损志，多事则形疲，多语则气争，多笑则伤脏，多愁则心慑，多乐则意溢，多喜则忘错昏乱，多怒则百脉不定，多好则专迷不治，多恶则憔煎无欢。按照陶弘景的观点，以上十二少、十二多，除了多事即形疲，多笑即伤脏，多怒即百脉不定外，其他各项都与精神有关。总而言之，即是养神与养形并重，两者都是人体养生中不可缺少的。陶弘景在引用歧伯、彭祖、《名医叙病论》等论及人的寿命的长短时，也指出'聚毒攻神，内伤骨髓，外贬筋肉'，对身体十分不利，而'心不劳，形不极，常导引纳气胎息'即可延年益寿。二是对于房事养生中的禁忌，他既考虑了天时、地利、人忌中对夫妻双方交接中的精神影响，也分析了对双方身体的损害。
唐代的药王孙思邈是一个集内外科、神经科、妇产科、儿科等为一身的医学专家，他的医学理论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就是精神与形体为重，他在论述保胎与胎教时，既强调孕妇注意身体，勿饮酒，不乱吃药，又要求孕妇观珠玉、宝物，礼乐、诵诗书，见道德高尚的人，注意居处简静，弹琴瑟，调心神，和情性，节嗜欲。这些方面充分体现了精神与形体的相互密切关系。
当然，我们应当看到，道教医学中也含有一些带有迷信色彩的东西，不过道教学者毕竟看到了精神与形体相结合、相互依存的联系，从不同角度探讨了精神与形体进行整体养护或治疗的问题，这在中国中医学与未来医学的发展中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三、提倡辨证治病
道教医学在实施过程中提倡辨证治病，主张治疗途径和方法不拘一格。
首先，认为食疗是治病的基础。如陶弘景认为：'饮食过差，百病萌生。'(《养性延命录·教诫篇》)孙思邈明确指出药与食的辨证关系：'安身之本必资于食，救疾之速必凭于药。不知食宜者不足以存生也，不明药忌者不能以除病也。……夫为医者，当先洞晓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千金要方》卷26《食治》)将食治放在治疾病的重要位置，注意人与自然、四时气候，地理环境等方面的影响，指出了食物是人体营养之根本，人体只有得到食物的供养，才能健康成长，抵抗疾病。主张一年四季的饮食应有区别，如春季阳气升发，万物始生，不宜过食辛热及酸味之品，应常食梨、甘蔗等清淡甘凉之物；夏季炎热，肌腠开泄，汗出较多，不可贪食生冷、寒凉，勉伤脾胃，宜食清淡、利湿解暑之品，如西瓜、冬瓜、绿豆汤之类；秋季干燥而凉，燥咳较多，故应食梨，苹果，鸟梅之类酸甘化阴、清润之品；冬季寒冷，人体耗散热能较多，宜食辛热、血肉有情之物，如鳖、龟、羊、狗肉之类。食治还须注意地方性，由于气候条件及生活习惯的不同，人们的生理活动和病变特点也不相同。我国地域广阔，东南潮湿炎热，病多湿热，宜清化之品；西北地高气寒，多燥寒，宜辛润之品，这样，采取综合辨证，分别对待的方法，方能达到治病效果，有益健康。
一、人物同源论是道教医学的重要理论基础
道教医学的形成与发展是以其人生哲学和宇宙论为基础的。在道教学者看来，人与宇宙天地万物共同源于'炁'，'炁'者，'气'也，或称'无极'。葛洪在《抱朴子内篇·至理篇》中明确指出：'夫人在气中，气在人中。自天地至于万物，无不须气以生者也。'陈抟说：'两仪即太极也，太极即无极也。两仪未判，鸿濛未开，上而日月未光，下而山川未奠，一气交融，万气全具，故名太极，即吾身未生之前之面目。'(《玉铨》)人类模拟自然的一切手段，包括道教医学中提取药物的种种方法和治疗手段都是以人物同源论为基础的。老子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诠释之即为人法地而生，地法天而行，天的运行是循着道的，道便指自然，实际上是要求人'法自然'，依照自然界的规律行事。道教医学认为'人是一个小乾坤'，是天地自然的一部分，天供人以生存的必要条件，人应顺应天地自然的关系和规律，使之达到'天人相应'的境界，这样才能'长生久视'，尽终天年，反之则灾害降临，疾痛丛生。
道教医学通过认识自然界的变化规律来研究掌握人体生命活动的变化规律，发现自然界的运动变化常常影响着人体，会使人产生心理、生理及病理的变化。如自然界的风寒暑湿燥火六种自然气象被称为六气，正常时不会引起人们致病，若太过、不及或不应时，则成为六淫，影响到人体的调节适应机能及病原体的孳生传播，成为致病的因素，侵犯人体而造成疾病的发生，这种取类比象的方法不但阐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且广泛应用于医疗保健之中。wwW.133229.COm葛洪曰：'夫五谷犹能活人，人得之则生，人绝之则死，又况于上品之神药，其益人岂不万倍于五谷耶?夫金丹之为物，烧之愈久，变化愈妙。黄金入火，百炼不消，埋之毕天不朽，服此二物，炼人身体，故能令人不老不死。此盖假求于外物以自坚固，犹如脂之养火而不可灭。铜青涂脚，入水不腐，此是借铜之劲，以插其肉也。金丹入身中，沾沾荣卫，非但铜青之外传矣'。(《抱朴子内篇·金丹篇》)。这段话生动而形象地描述了人们对健康长寿的追求和向往。幻想人也能像某些自然物一样永世长存。
道教人生哲学提倡修道成仙，追求长生不死，这种信仰和理论促使其信奉者孜孜追求长生不老之药，并伴随'内以养己'的炁功，通过养生、避世、清心寡欲以达到祛病延年、强健体魄的目的。并在修炼过程中积累了大量有关医药养生、祛病延年、保健强身的知识与方术，它包括了服饵外用、内丹导引等。在对不死之药的代代相继追求中，炼'仙丹'以求长生不老之药，服金石以求长生不老之道的风气曾炽盛一时。'仙丹'中所采用的水银、黄金、硫黄、铅等矿物类药物对人体健康造成了严重影响，并使人们逐渐认识到了它的危害性，但道教医学中的外丹术却由此得到蓬勃发展，发现了一些新的药物药性，化合了一些新的药品，丹、膏、丸、散等药物层出不穷。葛洪、陶弘景、孙思邈等道教医学家专门收集记载了多种外丹烧炼方法和矿物药方、动植物药名。如孙思邈的'太一神精丹'就是利用磁石(四氧化三铁)等氧化剂从雄黄、雌黄中制取砒霜的方子，是世界上用砒霜治疟疾最早的有效方剂。
道教医学崇尚内修外养，其内修摄养之术大多效法自然，如知龟鹤之遐寿，效其导引以延年，法其食气以辟谷。在内丹术中以自身的精、气、神三宝为内炼药物，经过一定的炼养步骤，使在人体内形成能按一定经络循行状如鸡卵的有自我感觉的丹而致长生。内丹功法认为万物相通，天人合一，正如李道纯在《沁园春》中所说：'物皆虚化，形形相受，物物交参。'内丹融汇了服气、行气、导引、胎息等多种修炼方法，成为道教医学的一大特色，形成了一门玄妙高深的学问，古人多用以修炼成仙，今人则用以疗病延年，其中虽然有鬼神迷信之糟粕，但其祛病健身，延年益寿的功效已被人们所接受证实。内丹术的形成也促进了中医经络学的发展，如宋代张紫阳著的《八脉经》就是一部划时代的经络学名著。
二、整体治疗的系统结构
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的自身也是精神与形体相结合的统一体，因此，人类自身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也需要顾及人和自然、人际关系、人体自身的精神和形体。道教医学融自然、人际关系、人之精神与形体为一个统一的系统结构，治病时兼顾诸种因素，在中国医学史上可谓整体治疗探索的典范。陶弘景的《养性延命录》明确指出：'欲延年少病者，诫勿施精，命天残。勿大温，消骨髓。勿大寒，伤肌肉。勿咳唾，失肥液。勿卒呼，惊魂魄。勿久泣，神悲戚。勿恚怒，神不乐。勿念内，志恍惚。能行此道，可以长生。'在这里，陶弘景说明了外部环境，人的精神等与人体健康的关系。陈撄宁在讲静功注意事项时提出了十条：①环境寂静。②空气新鲜。③光线阴阳调和。④口味宜淡薄。⑤气候寒温适度。⑥食物营养适当。⑦隔离世缘。⑧寄情于自然。⑨注意身体姿势。⑩注意练功时间。这些注意事项即包括了人和自然、人际关系和人体自身等多种关系。
美国的查尔斯·帕纳蒂说过：'过去是医生医治身体，精神病医生医治头脑，教士医治灵魂。而二十世纪八十和九十年代里，整体治疗的医生们需要承担所有这三项任务。作为病人将积极地参与医治，这在医学史上是第一次。接着，我们将检验新的精神--身体治疗法，这可能在你的一生中就会变成现实。'(《科学和技术23项突破》)在中国历史上，道教学者对精神--身体这种整体治疗的方法曾自觉或不自觉地作过一些有益的探索。《太平经》的作者提出了'以乐却灾法'，要求'以乐治身守形顺念致思却灾'。作者对人的精神在治愈人体疾病中的作用十分重视，理由是：①世间万物皆以气相通，乐则相安无病。所以他说：'故元气乐即生大昌，自然乐则物强，天乐即三光明，地乐则成有常，五行乐则不相伤，四时乐则所生王，王者乐则天下无病，行乐则不相害伤，万物乐则守其常，人乐则不愁易心肠，鬼神乐即利帝王。'(王明：《太平经合校》，中华书局1960年第1版第13～14页)在这里，作者赋予万物以喜怒的精神是其万物有灵论观点所主使，他提倡人与万物，人与人之间，人的自身都应和乐融洽，不相伤害，这样才能使万物遵循其运作的法则，人本身也不会因愁苦而患疾病。②万物与人，人与人，人体自身等若以喜乐之善气相通，就可以通达神明，从而长生久存。《太平经》的作者对人体疾病的产生作过多方面的探索，一是人体各部分器官都有神住其中，神在即无病，神去即有疾。例如《太平经》作者多次谈到守一法，既要求人们了知'一'为'道'之根，万物之源，命之所系(包括人与生物)，众心所归，又要求集中精神，各自意守每个部位的'一'(即主宰)。如头之一为顶，七正之一为目，腹之一为脐，脉之一为气，五脏之一为心，四肢之一为手足心，骨之一为脊，肉之一为肠胃。而守一就是为了延命。因此，他们认为'凡事各自有精神'，世间万物'各自存精神'，只要精神充沛，万物才能茁壮成长，人才能健康。二是世间万物包括人在内，都是由元气生成的。在他们看来，元气不和，无形神人不来至；天气不和，大神人不来至；地气不和，真人不来至；四时不和，仙人不来至；五行不和，大道人不来至；阴阳不和，圣人不来至；文字言不真，大贤人不来至。如果天地阴阳五行之气不和，则天下混乱，人亦会有灾害。三是人体各部分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一处有病，他处皆伤。《太平经》中说：'夫天地人三统，相须而立，相形而成。比若人有头足腹身，一统凶灭，三统反俱毁灭。若人无头足腹，有一之者，便三凶矣。'对于疾病的治疗，除了悬象还神法纯属宗教性祈祷外，《太平经》中的草木方、生物方、灸刺法等都带有整体治疗的性质，并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片面治法。例如作者谈到灸刺疗病的原理是，调安人体三百六十脉，使阴阳之气相通而除病。理由很清楚，人体脉络周旋身上，总于头顶，内系五脏，脉络无时不在移动，人有病则不应，度数往来失常，或结或伤，或顺或逆。灸刺即在调安脉络，使其恢复正常。虽然灸刺并非涉及人体所有经络，但灸刺一穴即动全身，调一脉即治疾病，这都是以人身为一整体来治疗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太平经》的作者十分重视精神治疗在医治疾病中的作用，也特别强调以人身内在因素来增强自身健康，认为精、气、神为人身三宝，若欲长寿，应当爱气尊神重精。这些观点逐渐成为道教医学的核心并被历代道教医学家所继承发扬。如晋代道教学者、医学家葛洪在整体治疗中将精神与形体，人们寿命的长短与道德修养相联系，认为只有精神、躯体都无病才健康。梁代陶弘景在其所著《养性延命录》中所论述的观点也与整体治疗息息相关，一是强调'精神内伤，身必死亡。''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毙。神形早衰，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认为'魂神不守，精竭命衰，百病萌生。'例如陶弘景谈到养生应做到十二少，即少思、少念、少欲、少事、少语、少笑、少愁、少乐、少喜、少怒、少好、少恶。切忌十二多，即多思则神殆，多念则志散，多欲则损志，多事则形疲，多语则气争，多笑则伤脏，多愁则心慑，多乐则意溢，多喜则忘错昏乱，多怒则百脉不定，多好则专迷不治，多恶则憔煎无欢。按照陶弘景的观点，以上十二少、十二多，除了多事即形疲，多笑即伤脏，多怒即百脉不定外，其他各项都与精神有关。总而言之，即是养神与养形并重，两者都是人体养生中不可缺少的。陶弘景在引用歧伯、彭祖、《名医叙病论》等论及人的寿命的长短时，也指出'聚毒攻神，内伤骨髓，外贬筋肉'，对身体十分不利，而'心不劳，形不极，常导引纳气胎息'即可延年益寿。二是对于房事养生中的禁忌，他既考虑了天时、地利、人忌中对夫妻双方交接中的精神影响，也分析了对双方身体的损害。
唐代的药王孙思邈是一个集内外科、神经科、妇产科、儿科等为一身的医学专家，他的医学理论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就是精神与形体为重，他在论述保胎与胎教时，既强调孕妇注意身体，勿饮酒，不乱吃药，又要求孕妇观珠玉、宝物，礼乐、诵诗书，见道德高尚的人，注意居处简静，弹琴瑟，调心神，和情性，节嗜欲。这些方面充分体现了精神与形体的相互密切关系。
当然，我们应当看到，道教医学中也含有一些带有迷信色彩的东西，不过道教学者毕竟看到了精神与形体相结合、相互依存的联系，从不同角度探讨了精神与形体进行整体养护或治疗的问题，这在中国中医学与未来医学的发展中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三、提倡辨证治病
道教医学在实施过程中提倡辨证治病，主张治疗途径和方法不拘一格。
首先，认为食疗是治病的基础。如陶弘景认为：'饮食过差，百病萌生。'(《养性延命录·教诫篇》)孙思邈明确指出药与食的辨证关系：'安身之本必资于食，救疾之速必凭于药。不知食宜者不足以存生也，不明药忌者不能以除病也。……夫为医者，当先洞晓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千金要方》卷26《食治》)将食治放在治疾病的重要位置，注意人与自然、四时气候，地理环境等方面的影响，指出了食物是人体营养之根本，人体只有得到食物的供养，才能健康成长，抵抗疾病。主张一年四季的饮食应有区别，如春季阳气升发，万物始生，不宜过食辛热及酸味之品，应常食梨、甘蔗等清淡甘凉之物；夏季炎热，肌腠开泄，汗出较多，不可贪食生冷、寒凉，勉伤脾胃，宜食清淡、利湿解暑之品，如西瓜、冬瓜、绿豆汤之类；秋季干燥而凉，燥咳较多，故应食梨，苹果，鸟梅之类酸甘化阴、清润之品；冬季寒冷，人体耗散热能较多，宜食辛热、血肉有情之物，如鳖、龟、羊、狗肉之类。食治还须注意地方性，由于气候条件及生活习惯的不同，人们的生理活动和病变特点也不相同。我国地域广阔，东南潮湿炎热，病多湿热，宜清化之品；西北地高气寒，多燥寒，宜辛润之品，这样，采取综合辨证，分别对待的方法，方能达到治病效果，有益健康。
一、人物同源论是道教医学的重要理论基础
道教医学的形成与发展是以其人生哲学和宇宙论为基础的。在道教学者看来，人与宇宙天地万物共同源于'??，'??者，'气'也，或称'无极'。葛洪在《抱朴子内篇·至理篇》中明确指出：'夫人在气中，气在人中。自天地至于万物，无不须气以生者也。'陈抟说：'两仪即太极也，太极即无极也。两仪未判，鸿?魑纯??隙?赵挛垂猓?露?酱ㄎ吹欤?黄?蝗冢?蚱??撸?拭????次嵘砦瓷??爸?婺俊?(《玉铨》)人类模拟自然的一切手段，包括道教医学中提取药物的种种方法和治疗手段都是以人物同源论为基础的。老子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诠释之即为人法地而生，地法天而行，天的运行是循着道的，道便指自然，实际上是要求人'法自然'，依照自然界的规律行事。道教医学认为'人是一个小乾坤'，是天地自然的一部分，天供人以生存的必要条件，人应顺应天地自然的关系和规律，使之达到'天人相应'的境界，这样才能'长生久视'，尽终天年，反之则灾害降临，疾痛丛生。
道教医学通过认识自然界的变化规律来研究掌握人体生命活动的变化规律，发现自然界的运动变化常常影响着人体，会使人产生心理、生理及病理的变化。如自然界的风寒暑湿燥火六种自然气象被称为六气，正常时不会引起人们致病，若太过、不及或不应时，则成为六淫，影响到人体的调节适应机能及病原体的孳生传播，成为致病的因素，侵犯人体而造成疾病的发生，这种取类比象的方法不但阐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且广泛应用于医疗保健之中。葛洪曰：'夫五谷犹能活人，人得之则生，人绝之则死，又况于上品之神药，其益人岂不万倍于五谷耶?夫金丹之为物，烧之愈久，变化愈妙。黄金入火，百炼不消，埋之毕天不朽，服此二物，炼人身体，故能令人不老不死。此盖假求于外物以自坚固，犹如脂之养火而不可灭。铜青涂脚，入水不腐，此是借铜之劲，以插其肉也。金丹入身中，沾沾荣卫，非但铜青之外传矣'。(《抱朴子内篇·金丹篇》)。这段话生动而形象地描述了人们对健康长寿的追求和向往。幻想人也能像某些自然物一样永世长存。
道教人生哲学提倡修道成仙，追求长生不死，这种信仰和理论促使其信奉者孜孜追求长生不老之药，并伴随'内以养己'的?殴Γ?ü???⒈苁馈⑶逍墓延?源锏届畈幽辍⑶拷√迤堑哪康摹2⒃谛蘖豆?讨谢?哿舜罅坑泄匾揭┭??㈧畈幽辍⒈＝∏可淼闹?队敕绞酰????朔??庥谩⒛诘さ家?取T诙圆凰乐?┑拇??嗉套非笾校??仙丹'以求长生不老之药，服金石以求长生不老之道的风气曾炽盛一时。'仙丹'中所采用的水银、黄金、硫黄、铅等矿物类药物对人体健康造成了严重影响，并使人们逐渐认识到了它的危害性，但道教医学中的外丹术却由此得到蓬勃发展，发现了一些新的药物药性，化合了一些新的药品，丹、膏、丸、散等药物层出不穷。葛洪、陶弘景、孙思邈等道教医学家专门收集记载了多种外丹烧炼方法和矿物药方、动植物药名。如孙思邈的'太一神精丹'就是利用磁石(四氧化三铁)等氧化剂从雄黄、雌黄中制取砒霜的方子，是世界上用砒霜治疟疾最早的有效方剂。
道教医学崇尚内修外养，其内修摄养之术大多效法自然，如知龟鹤之遐寿，效其导引以延年，法其食气以辟谷。在内丹术中以自身的精、气、神三宝为内炼药物，经过一定的炼养步骤，使在人体内形成能按一定经络循行状如鸡卵的有自我感觉的丹而致长生。内丹功法认为万物相通，天人合一，正如李道纯在《沁园春》中所说：'物皆虚化，形形相受，物物交参。'内丹融汇了服气、行气、导引、胎息等多种修炼方法，成为道教医学的一大特色，形成了一门玄妙高深的学问，古人多用以修炼成仙，今人则用以疗病延年，其中虽然有鬼神迷信之糟粕，但其祛病健身，延年益寿的功效已被人们所接受证实。内丹术的形成也促进了中医经络学的发展，如宋代张紫阳著的《八脉经》就是一部划时代的经络学名著。
二、整体治疗的系统结构
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的自身也是精神与形体相结合的统一体，因此，人类自身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也需要顾及人和自然、人际关系、人体自身的精神和形体。道教医学融自然、人际关系、人之精神与形体为一个统一的系统结构，治病时兼顾诸种因素，在中国医学史上可谓整体治疗探索的典范。陶弘景的《养性延命录》明确指出：'欲延年少病者，诫勿施精，命天残。勿大温，消骨髓。勿大寒，伤肌肉。勿咳唾，失肥液。勿卒呼，惊魂魄。勿久泣，神悲戚。勿恚怒，神不乐。勿念内，志恍惚。能行此道，可以长生。'在这里，陶弘景说明了外部环境，人的精神等与人体健康的关系。陈撄宁在讲静功注意事项时提出了十条：①环境寂静。②空气新鲜。③光线阴阳调和。④口味宜淡薄。⑤气候寒温适度。⑥食物营养适当。⑦隔离世缘。⑧寄情于自然。⑨注意身体姿势。⑩注意练功时间。这些注意事项即包括了人和自然、人际关系和人体自身等多种关系。
美国的查尔斯·帕纳蒂说过：'过去是医生医治身体，精神病医生医治头脑，教士医治灵魂。而二十世纪八十和九十年代里，整体治疗的医生们需要承担所有这三项任务。作为病人将积极地参与医治，这在医学史上是第一次。接着，我们将检验新的精神--身体治疗法，这可能在你的一生中就会变成现实。'(《科学和技术23项突破》)在中国历史上，道教学者对精神--身体这种整体治疗的方法曾自觉或不自觉地作过一些有益的探索。《太平经》的作者提出了'以乐却灾法'，要求'以乐治身守形顺念致思却灾'。作者对人的精神在治愈人体疾病中的作用十分重视，理由是：①世间万物皆以气相通，乐则相安无病。所以他说：'故元气乐即生大昌，自然乐则物强，天乐即三光明，地乐则成有常，五行乐则不相伤，四时乐则所生王，王者乐则天下无病，行乐则不相害伤，万物乐则守其常，人乐则不愁易心肠，鬼神乐即利帝王。'(王明：《太平经合校》，中华书局1960年第1版第13～14页)在这里，作者赋予万物以喜怒的精神是其万物有灵论观点所主使，他提倡人与万物，人与人之间，人的自身都应和乐融洽，不相伤害，这样才能使万物遵循其运作的法则，人本身也不会因愁苦而患疾病。②万物与人，人与人，人体自身等若以喜乐之善气相通，就可以通达神明，从而长生久存。《太平经》的作者对人体疾病的产生作过多方面的探索，一是人体各部分器官都有神住其中，神在即无病，神去即有疾。例如《太平经》作者多次谈到守一法，既要求人们了知'一'为'道'之根，万物之源，命之所系(包括人与生物)，众心所归，又要求集中精神，各自意守每个部位的'一'(即主宰)。如头之一为顶，七正之一为目，腹之一为脐，脉之一为气，五脏之一为心，四肢之一为手足心，骨之一为脊，肉之一为肠胃。而守一就是为了延命。因此，他们认为'凡事各自有精神'，世间万物'各自存精神'，只要精神充沛，万物才能茁壮成长，人才能健康。二是世间万物包括人在内，都是由元气生成的。在他们看来，元气不和，无形神人不来至；天气不和，大神人不来至；地气不和，真人不来至；四时不和，仙人不来至；五行不和，大道人不来至；阴阳不和，圣人不来至；文字言不真，大贤人不来至。如果天地阴阳五行之气不和，则天下混乱，人亦会有灾害。三是人体各部分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一处有病，他处皆伤。《太平经》中说：'夫天地人三统，相须而立，相形而成。比若人有头足腹身，一统凶灭，三统反俱毁灭。若人无头足腹，有一之者，便三凶矣。'对于疾病的治疗，除了悬象还神法纯属宗教性祈祷外，《太平经》中的草木方、生物方、灸刺法等都带有整体治疗的性质，并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片面治法。例如作者谈到灸刺疗病的原理是，调安人体三百六十脉，使阴阳之气相通而除病。理由很清楚，人体脉络周旋身上，总于头顶，内系五脏，脉络无时不在移动，人有病则不应，度数往来失常，或结或伤，或顺或逆。灸刺即在调安脉络，使其恢复正常。虽然灸刺并非涉及人体所有经络，但灸刺一穴即动全身，调一脉即治疾病，这都是以人身为一整体来治疗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太平经》的作者十分重视精神治疗在医治疾病中的作用，也特别强调以人身内在因素来增强自身健康，认为精、气、神为人身三宝，若欲长寿，应当爱气尊神重精。这些观点逐渐成为道教医学的核心并被历代道教医学家所继承发扬。如晋代道教学者、医学家葛洪在整体治疗中将精神与形体，人们寿命的长短与道德修养相联系，认为只有精神、躯体都无病才健康。梁代陶弘景在其所著《养性延命录》中所论述的观点也与整体治疗息息相关，一是强调'精神内伤，身必死亡。''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毙。神形早衰，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认为'魂神不守，精竭命衰，百病萌生。'例如陶弘景谈到养生应做到十二少，即少思、少念、少欲、少事、少语、少笑、少愁、少乐、少喜、少怒、少好、少恶。切忌十二多，即多思则神殆，多念则志散，多欲则损志，多事则形疲，多语则气争，多笑则伤脏，多愁则心慑，多乐则意溢，多喜则忘错昏乱，多怒则百脉不定，多好则专迷不治，多恶则憔煎无欢。按照陶弘景的观点，以上十二少、十二多，除了多事即形疲，多笑即伤脏，多怒即百脉不定外，其他各项都与精神有关。总而言之，即是养神与养形并重，两者都是人体养生中不可缺少的。陶弘景在引用歧伯、彭祖、《名医叙病论》等论及人的寿命的长短时，也指出'聚毒攻神，内伤骨髓，外贬筋肉'，对身体十分不利，而'心不劳，形不极，常导引纳气胎息'即可延年益寿。二是对于养生中的禁忌，他既考虑了天时、地利、人忌中对夫妻双方交接中的精神影响，也分析了对双方身体的损害。
唐代的药王孙思邈是一个集内外科、神经科、妇产科、儿科等为一身的医学专家，他的医学理论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就是精神与形体为重，他在论述保胎与胎教时，既强调孕妇注意身体，勿饮酒，不乱吃药，又要求孕妇观珠玉、宝物，礼乐、诵诗书，见道德高尚的人，注意居处简静，弹琴瑟，调心神，和情性，节嗜欲。这些方面充分体现了精神与形体的相互密切关系。
当然，我们应当看到，道教医学中也含有一些带有迷信色彩的东西，不过道教学者毕竟看到了精神与形体相结合、相互依存的联系，从不同角度探讨了精神与形体进行整体养护或治疗的问题，这在中国中医学与未来医学的发展中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三、提倡辨证治病
道教医学在实施过程中提倡辨证治病，主张治疗途径和方法不拘一格。
首先，认为食疗是治病的基础。如陶弘景认为：'饮食过差，百病萌生。'(《养性延命录·教诫篇》)孙思邈明确指出药与食的辨证关系：'安身之本必资于食，救疾之速必凭于药。不知食宜者不足以存生也，不明药忌者不能以除病也。……夫为医者，当先洞晓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千金要方》卷26《食治》)将食治放在治疾病的重要位置，注意人与自然、四时气候，地理环境等方面的影响，指出了食物是人体营养之根本，人体只有得到食物的供养，才能健康成长，抵抗疾病。主张一年四季的饮食应有区别，如春季阳气升发，万物始生，不宜过食辛热及酸味之品，应常食梨、甘蔗等清淡甘凉之物；夏季炎热，肌腠开泄，汗出较多，不可贪食生冷、寒凉，勉伤脾胃，宜食清淡、利湿解暑之品，如西瓜、冬瓜、绿豆汤之类；秋季干燥而凉，燥咳较多，故应食梨，苹果，鸟梅之类酸甘化阴、清润之品；冬季寒冷，人体耗散热能较多，宜食辛热、血肉有情之物，如鳖、龟、羊、狗肉之类。食治还须注意地方性，由于气候条件及生活习惯的不同，人们的生理活动和病变特点也不相同。我国地域广阔，东南潮湿炎热，病多湿热，宜清化之品；西北地高气寒，多燥寒，宜辛润之品，这样，采取综合辨证，分别对待的方法，方能达到治病效果，有益健康。
科学哲学作为一门哲学学科，以科学为分析和研究的对象，对科学活动和科学理论从认识论、方法论及本体论、价值论角度进行考察和分析，旨在提供关于科学认识及其发展的逻辑性、历史性和社会制约性的模型，探讨科学知识的本质，获取方法、评价标准、逻辑结果和目的等。中医基础理论作为一种科学理论，当然也在科学哲学研究的范围内，可以用科学哲学的观点来考察。
根据科学哲学的认识，理论（或假说)能得到经验证据的确证，就表明该理论具有解释或说明经验事实的可行性，从而引起科学家共同体或个人的信任，就被认为是科学的。121理论的可行性取决于理论自身的逻辑可行性、理论的可检验性以及理论的解释能力和预测能力等几个方面，以下从这几个方面对中医基础理论加以剖析。
1.理论的逻辑可行性
科学理论或科学假说都是由基本概念、基本命题以及得到解释的经验陈述，依据一定的逻辑法则组成的演绎系统。这样的系统必须是基本概念明晰，基本命题成立，命题之间协调而无矛盾的。因此评价理论的逻辑可行性就是要审视理论内部的结构要素及其逻辑关系。一个逻辑可行的理论，首先是具有逻辑一致性的理论，自相矛盾的和缺乏内在联系的“理论”都不是真正的理论，充其量也就是语句或命题的无规则组合。12中医基础理论在这方面还有着不足之处。首先是概念的明确性，中医基础理论中的许多概念是模糊的，如“心阴”、“心阳”、“肾阴，，、“肾阳，，等，而对“三焦”、“命门，，概念的具体所指更是争论不断。
其次，中医基础理论中的许多命题是否成立以及其成立的条件也有待进一步考察，主要是理论可检验性的问题。
再次，命题之间的协调性也存在着问题。中医基础理论的某些内容间缺乏内在联系，本来围绕着同一问题的不同内容之间的相关性差，不能构成完整的理论，这也是导致中医临床上片断地运用基础理论的原因之一。
如中医基础理论中关于汗有“汗为心之液”、“血汗同源”、“阳虚自汗，阴虚盗汗”的理论，又有肺主皮毛，司汗孔开合的理论，还有“膀胱气化失职，津液不能化为尿液，逆行于上而出汗”13、“脾运化失常，津液旁达于四末而出汗”131等理论，但并没有一个可以涵盖以上所有内容并且明确说明不同命题间相互关系的理论，如“汗为心之液”和“肺主皮毛，司汗孔开合”间有何联系？运用于临床的时候只能是各说各的，能用哪个算哪个。究其原因，是中医基础理论以辨证逻辑为主要形式，而形式逻辑的成分较少.这是中医的特色，但一种理论如果没有了形式逻辑的确定性而过于灵活，就会变得难以掌握并且使可信度降低，还会让理论的使用者在实践中无所适从或者对其随意使用。
2.理论的可检验性
理论的可检验性是由理论的本质所决定的，理论原本是用来解释经验事实的。如果某理论不具有可检验性特征，那么该理论就不可能具有可行性。因为理论的可检验性表现为该理论蕴含着若干经验陈述，这些经验陈述可以接受经验的检验。这一点也恰好就是理论确证的必要条件，如果由一个理论不能导出经验事例，或者经验事例是不可检验的，该理论就不可能获得确证，也就没有解释或说明经验事实的可行性。例如，“物体受热会膨胀”和万有引力定律，都是可以直接或者间接地以某种方式加以检验的。
由于中医基础理论中的许多基本概念是哲学、辩证思维和意象思维参与形成的产物，并不是完全以客观物质实体为基础一这也是中医基础理论区别于现代科学实体论哲学基础的特点所在，所以中医基础理论中存在着一些可以找到需要检验的陈述却无法进行检验的命题。例如，要检验命题“尿液的生成和排泄依赖于肾中精气的蒸腾气化”，首先要明确“肾”、“肾中精气”以及“蒸腾气化”的概念；之后，由此命题可以导出的经验陈述之一是：肾中精气蒸腾气化失常，就会导致尿液生成和排泄的障碍。要想验证这一陈述，最大的困难是如何确定“肾中精气蒸腾气化失常”的状态，“精气”看不见摸不着，其“蒸腾气化”更是难寻踪迹(包括其内在和外在的表现）这里，虽然可以得到理论的经验陈述，但是其检验却是无法实施的。因此，不能照搬现代科学的检验思路，但必须结合中医基础理论自身的特点提出新的检验思路，毕竟理论如果是不可检验的，就无从知道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难以使人信服和接受，更谈不上通过自身的不断完善来取得发展了。
3.理论的经验解释力
理论可行性的关键在于它解释经验事实的能力，而逻辑可行性与可检验性只是解释力的必要前提。一般地说，科学家考察理论的可行性，首要的是关注理论对经验事实的解释能力。从现象E。中逆推的猜测性理论H是否具有可行性，就在于它能否用来推导现象E。以及相关的同类现象El、E2、En。如果逆推理论H是可行的，那么，应能导出;
在考察理论的可行性时，对现象的解释是主要的。这是因为理论原本就是用以说明现象的，同时科学活动的目的也在于建立既可圆满地解释巳知事实又可成功地推导未知事实的理论。所以理论可行性的评价也就主要表现为对理论解释力的评价，这种评价只是从逻辑上对理论进行的主观评价，不同于评定理论真理性的事实验证。在理论可行性的评价中，有时还出现这种情形：当某一逆推的理论H能够成功地解释更多的新事实时，人们也由此得出H是比较可行的。正如库恩所指出的：人们评价、选择某一理论的标准之一就在于，该理论“应有广阔视野:特别是，一种理论的结论应远远超出他最初所要解释的特殊观察、定律或分支理论。
陈宣章
毛泽东指出：“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是中医，第二是曹雪芹写的《红楼梦》，第三是打麻将牌。”中药是中医的一部分。1954年，毛泽东重要批示：“中药应当很好地保护与发展。我国的中药有几千年历史，是祖国极宝贵的财产，如果任其衰落下去，将是我们的罪过；中医书籍应进行整理……如不整理，就会绝版。”
我父亲自学中医中药，给我们弟兄治病；我军医大学毕业后，曾经“西学中”一年，先后在军队医院、职工医院、区中心医院和中医院四类医院工作（分别为20年、6年、5年与7年）；又在五十年医学学习和临床实践中研究中医中药，尤其是在治疗急、慢性肝炎等的临床实践中一直深入研究。中医、西医之间究竟如何结合，我一直在脑海中思维。
中医中药，甚至草医草药，究竟处于什么历史地位？仅仅是没有西医时的权宜之计吗？中医、西医之间究竟如何结合？这个问题应该提高到哲学高度思考。
一百年前梁启超说，中医能治好病，就是没有人能把中医能治好病的道理说清楚。胡适说，西医能说清楚他得的什么病，病在什么地方，什么性质，什么原因，虽然治不好，但是西医是科学的；中医能治好他的病，就是说不清楚他得的什么病，所以中医不科学。
医学从科学高度是研究疾病发生、发展的机理与规律；从实践方面是研究疾病诊断、治疗的方法与结果。“治不好病的是科学的；治好病而说不清楚的是不科学的”，这是“胡说”（胡适自己的习惯用语）。所谓“说不清楚”，只是体系不同。中医自有一套独特的理论。用“猫论”讲：“不管白猫黑猫，治好病就是好猫。”
现今的医院种类有附属医院、综合型医院（分级）、专科医院、中医院和中西结合医院。附属医院因医学大学（或医学院）有西医、中医之别；综合型医院、专科医院内设中医科；中医院是西医诊断、中医治疗，有的中医院也设西医临床科。中西结合医院则比较复杂。
1958年10月11日毛泽东对卫生部党组《关于西医学中医离职学习班的总结报告》批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但是，这个伟大的宝库里不是现成的宝玉，而是比较原始的，和砂砾混合而形成玉石的砂矿、沉积矿；也有一些是没有经过加工的美玉原石“玮”，或是经过简单粗加工的“璞玉”。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美玉“和氏璧”，被奉为“无价之宝”，与“随侯珠”齐名，共为天下两大奇宝。和氏璧最早记载于《韩非子》、《新序》等书：春秋时期，楚国琢玉能手卞和在荆山（今湖北省南漳县内）得到一块璞玉，捧着去见楚厉王。厉王命玉工查看，玉工说这只不过是一块石头。厉王大怒，以欺君之罪砍下卞和的左脚。厉王死，武王即位。卞和又捧着璞玉去见武王。武王命玉工查看，玉工仍然说只是一块石头。卞和因此失去右脚。武王死，文王即位，卞和抱着璞玉在楚山下痛哭三天三夜，眼泪流干，接着流出来的是血。文王得知后派人询问为何？卞和说：我并不是哭我被砍去了双脚，而是哭宝玉被当成石头，忠贞之人被当成欺君之徒，无罪而受刑辱。于是，文王命人剖开这块璞玉，见真是稀世之玉，后来就是和氏璧。
西医起源于埃及医学、希腊医学和罗马医学。在1800年前属于“环地中海医学”，很原始。1800年后逐渐成了欧美医学，俗称西医。西医传入中国，最早是教会医学院：协和（美）、华西（加拿大）、湘雅（美）、同济（德）。后有中央医学院，即复旦大学医学院。
在西医确立并传入中国之前，几千年中医发展，确立中医学，这是历史的产物。但由于当时科学的水平，中医学不可能有西医的基础理论，这是历史的局限性。中医学是稀世璞玉，但是需要“努力发掘，加以提高”即使已经剖明是稀世之玉，也需要加工整理。古人云：“玉不琢，不成器。”玉皮厚度，从小于1毫米、几厘米到20-30厘米。色皮形态各种各样。明·宋应星《天工开物》：“凡璞藏玉，其价无几。璞中之玉，有纵横尺于无暇玷者，古帝王取以为玺，所谓连城之璧，也不易得。起纵横五六寸无暇者，治以为杯，此已当之重宝也。”我们既不可把中医学（璞玉）说成是石头，抛弃之；也不可不去除砂砾、皮壳、围岩，全盘照搬。
中西医结合不是中西医混合、中西医凑合、中西医并立，更不是中医融入西医。中、西医有许多差别：基础理论不同，中医有阴阳五行；病因病理不同，中医有中医病因学；诊断基础不同，中医有四诊八纲；治疗理论不同，中医有辨证论治。西医则是辨病论治。
中医的“证”不是简单的症状、症候，而是病因、症状、脉象等等全面的综合。所以，中医有“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特征。同病异治，就是同病分型；异病同治，就是注重机体整体调理，而不是单一地针对病原。西医主要方向是努力找病原，它的主要任务是打击敌人。而中医则侧重机体调理，提高自我免疫能力。西医免疫学的发展为中医治病机理提供了理论基础。其实，西医也清楚，许多病可以自我痊愈。例如：从根本上说，骨折痊愈就是机体自身作用为主，西医、中医都只是为骨折痊愈创造条件。中医小夹板与西医大夹板相比，由于骨折两端的关节始终处于活动状态，所以痊愈更快、更好。
疾病定义：机体在一定条件下，受病因损害作用，自稳调节紊乱而发生异常生命活动过程。疾病是病因与机体两方面的斗争过程，但是，许多西医师常常忘掉机体的生物、心理、社会作用，单打一地抗病因。
机体在与病因斗争过程中，有不同阶段，这也是同病异治的理论根据。例如：“感冒”分风寒、风热。这是机体出于不同的反应阶段，治疗方法不同。又例如：“外伤”必然引起局部出血、水肿。其后果是局部循环不良，所以早期用冷敷，减轻局部出血、水肿程度。但是“外伤”愈合必须有局部“渗出性”机理，渗出物有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功能，所以后期用热敷。“外伤”愈合主要是依靠机体自身的作用。病因、治疗方法（药物与非药物）都是外因，必须通过机体自身的内因，才能发挥作用。把病因、治疗的外因提高到不适当的高度，从哲学层次上都是错误的。
西医讲的“炎症”大多指生物源性者，各种微生物作为病原引起疾病。但是，同样的流行季节和环境，人体因机体免疫功能不同，结果绝然不同。许多致病菌长期位于人体中，并没有引起疾病。中医中药中，直接针对致病菌的药物也不少，而起常常不引起抗药性，原因就是中药治疗是调理机体与针对致病菌双管齐下。
西医由于分科越来越细，造成许多西医师“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例如：转氨酶与传染性肝炎之间并不具备特异性。许多西医师一看到转氨酶高就诊断为“传染性肝炎”。其实，转氨酶高是个很常见的情况，不一定是肝脏出了问题。因为转氨酶非常敏感，很多因素会引起转氨酶正常值的上下波动，许多疾病可以引起转氨酶高，即使健康人在一天之内不同时间检查，转氨酶测量结果都可能不一样。
转氨酶高的原因：1。病毒性肝炎与其他类型肝炎，尤其是药物性（含化学制剂性）肝炎。药物性肝炎没有传染性，关在病毒性肝炎病房“隔离治疗”，后果如何？2。大量或长期饮酒者。3。肝硬化与肝癌活动期。4。胆道疾病。5。心脏疾病。6。其他感染性疾病，如：肺炎、伤寒、结核病、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等。7。女性“自身免疫性肝炎”。8。过度劳累、剧烈运动、检查前油腻食物、肾炎等疾病。
关于中医治病“不可重复性”问题。这是指责中医不科学的“杀手锏”。其实，根据数学“常态分布理论”，西医也从来没有100%治愈的事情。数理统计学有两条“线”：95%和99%。当P<；0。05时，有显著差别；当P<；0。01时，有非常显著差别。总是有少数人太敏感或太不敏感，俗话说：“两头小，中间大。”
所谓中医治病“不可重复性”，是因为用西医的“辨病论治”的模式去套用中医的“辨证论治”。几千年来，中医治疗有效，这是长期总结出来的“可重复性”的方法。我们的任务是进一步搞清楚其中的机理，而不是一手抹掉。
1956年，毛泽东指出：“应该学外国近代的东西，学了以后来研究中国的东西。就医学来说，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要发展中国的新医学。”这就是研究中医，“努力发掘，加以提高”、“中西医结合”的正确途径。1955年毛泽东在杭州邀请著名针灸专家、卫生部副部长朱琏一起吃晚饭。毛泽东指出：“中医的经验，需要有西医参加整理，单靠中医本身是很难整理的啊。”
著名中医蒲辅周治疗急性小儿肺炎有西医达不到的水平。许多被西医判为治不了的患儿，被几味常用中药救活了。用蒲辅周的理论还是阴阳五行、四诊八纲和脏腑辨证等等。我太太董桂英用高等数学对蒲辅周治疗急性小儿肺炎的用药规律（中药种类、用药病期、用药配伍、用药剂量、用药方略）等进行研究，在《中西医结合杂志》1990年第11期。
著名中医学家关幼波治疗肝炎经验丰富。1978年他与中医医院电子计算机室合作，把治疗肝炎经验编制成“关幼波肝病诊疗程序”，为中医现代化做了大胆尝试，是中西医结合的历史创举。
历来，著名老中医在去世后，除了书籍，医案留下了，而丰富的经验失去了。书籍的理论与实践的经验并不是一回事。第谷一生留下来的天文观测资料与他的“地心说”理论不是一回事。开普勒用第谷的天文观测资料发现了行星三大运行规律。
毛泽东指出：“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不套用外国的东西。”他还说，历史上中医的一个很大特点是从不拒绝接受外来的好东西，比如中药胖大海，实际上是进口货，但中医拿过来了，现在谁能说它不是中药呢？中医得到发展，是由于兼收并蓄，博采众长。毛泽东认为：“学习各国的东西，是为了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就医学来说，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西方的医学和有关的近代科学、生理学、病理学、生物学、化学、解剖学等，这些近代的科学都要学。但是，学习西医的人，其中一部分又要学中医，以便运用近代科学的知识和方法来整理和研究我国旧有的中医中药，以便使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
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是一个长期、艰巨的工作。首先应该认真研究医学发展史。不管是中医、西医，都是社会生产力发展过程中派生出来的，都受到当时社会哲学的深刻影响。医学方法则以当时的科学技术为基础。方法学的质变，常常产生极大的影响。例如：CT、核磁共振成像，为诊断提供有力依据。所以，医学发展离不开生产力发展导致的基础科学发展。
其次是创立新的疾病学（病因学、病理学）以及基础医学。尤其是中医的经络这是西医没有的。中医的脏腑、“气、血、精、津液”以及阴阳五行学说应该批判性接受。
第三，创立新的“诊断学”。中医的舌诊、指纹、脉象等等应该进一步发掘，加以提高。中医的八纲辨证、脏腑辨证、温热病辨证、六经辨证、三焦辨证都值得发掘，加以提高。
第四，创立新的“治疗学”。中医的许多独特治疗方法，不应该失传。例如：发疱疗法、针灸疗法等等。中医的“辨证论治”是研究重点。
第五，创立新的“药物学”。中药之多，成分之复杂，研究之难度，都是引人入胜的。用现代的科学方法加以研究，任重而道远。中医派生出来的日本“和医”和韩国“韩医”，注重筛选研究中药的有效成分及分子结构。例如：茵陈蒿是治疗肝炎的重要中药，筛选研究其利胆、护肝等等有效成分，用动物实验证实，用分子研究确定，用工业合成生产。这就是发展中医中药。
当然，有人会说：“一副处方多种中药许多成分，有相辅相成作用，也有相反相成作用。这是整体观念。”那么，把每一种成分搞清楚，又搞清楚是如何相辅相成、相反相成，有什么不好？非要一锅粥混吃吗？
第六，创立新的“预防医学”。中医历来强调“治未病”，又有“食疗”理论、“冬病夏治”理论，也应该加以发掘、提高。
毛泽东说：“看不起中医是不对的，把中医说得都好、太好，也是错误的。”“我们对中医必须有全面的、正确的认识，必须批判地接受这份遗产，必须把一切积极因素保存和发扬。”既然中医具有能治好病这个实际，“说不清楚”是暂时的。要“说清楚”，就要用近代科学的知识和方法来整理和研究。
西医的退烧药、止咳药、止泻药等等不能盲目使用，因为发烧、咳嗽、腹泻也是机体自我保护机制，只有在发烧、咳嗽、腹泻过度时，才可以在对因治疗的同时，适当使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机械对症治疗并不是西医学的错，而是思想僵化的西医师的错。现代医学模式的进展，也注意心理、社会因素的影响。所以，西医也有整体观念。
医学是科学，医疗是职业。中医、西医有理论的区别，有行业的隔阂，有业务的竞争，这给中西医结合形成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带来障碍。中医、西医有方法、设备的不同，如何结合也没有现成的途径。现有的中医院、中西医结合医院并不是样板。现今，许多中医有效的方法却未能普遍开展、进一步研究，还与社会习惯有关。例如：中国的针灸，已有2000多年历史，是最宝贵的医学遗产之一。现今医院中，只有西医治不了时，推给针灸科。
史书中，司马迁《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公元前5世纪的扁鹊，用针刺法使昏迷不省人事的“尸蹶”病人苏醒过来，经综合治疗，使病人完全康复，被誉为“起死回生”妙术；《后汉书·华佗传》记载，华佗用针灸治曹操顽固性“头风”；《旧唐书》记载，鲁州刺史库狄苦于“风痛”，两手无法拉弓射箭，经不少医生治疗均未奏效。名医甄权仅针刺一次“肩髁”穴，两手即能引弓而射；《宋史·许希传》记载，宋仁宗的病被许希用针刺医好。毛泽东说：“针灸是中医里的精华，要好好地推广、研究，它将来的发展前途很广。”1955年，毛泽东对著名针灸专家、卫生部副部长朱琏说：“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的理论，对针灸治病的神秘提供了解释的钥匙。反过来针灸又能够给它提供丰富的实际材料。如进一步研究，一定可以发挥更大的效果，丰富与充实现代的医学，研究针灸，对医学理论的改革将发生极大的作用，是吗？”“你们不要以为针灸是土东西。针灸不是土东西，针灸是科学的，将来各国都要用它。”他还“祝针灸万岁！”1972年尼克松首次访华，参观了中国“针刺麻醉”胸外科做肺切除手术，神经外科做颅脑肿瘤切除手术，看到病人都在清醒的状态下接受开胸、开颅等大型手术，感到十分惊奇，难以理解。这个轰动世界的“针刺麻醉”，现在实际开展如何呢？有多少医院在开展“针刺麻醉”？为什么呢？
现代科学有“全息理论”：研究事物间所具的全息关系的特性和规律。它具有部分是整体的缩影规律；反映事物之间的全息关系的全息等式。它本质上是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性。全息论既是理论科学又是应用科学，既是研究一般的全息理论，又研究一切科学领域的全息现象与全息规律。
【关键词】 整体观念 哲学 中医 方法论
整体观念是中医理论体系的特点之一，但纵观古代医书，并未有整体观念这样的特定词语。整体观念是何时提出的，它对当代中医的发展有何影响，本文从其概念提出、文化渊源和哲学基础以及其优劣性等方面的分析中阐发中医整体观念的意义。
1 整体观念的提出
从孔子时代起，中国人虽然只生活在中国的地域里，但精神世界中，自认为生活在“普天之下”的世界里，并认为中华民族是现实世界里拥有最高文化的民族。因此，尽管佛教传入中国后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激起了中国道教的兴起及儒家新理学的建立，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原来的思想模式。由此，在十六七世纪中国人开始与欧洲人接触时，也就并未对欧洲人十分在意［1］，直到发现欧洲文明可以和中国文明相颉颃时，才极大地动摇了中国人对自己古老文明优越的自信。
医学上，在西医强大的冲击力下，人们对传统医学同样也丧失了信心，可中医仍艰难地存在着，它需要不灭的精神支持点。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西医的比较争论中，开始有中医关于“全体”“整个”的提法，但到建国之初，也没有明确提出“整体观念”是中医特点。1957年左右，有中医名家提出“辨证论治”中医的诊疗规律。最先指出“辨证论治”是中医特点的，却是西学中学者。1960年“整体观念”作为中医特色写进教科书［2］。这两大特点，特别是“整体观念”在建国后取得共识，必然有一定的哲学思想背景。而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无疑是这个时代最伟大、最有影响力的哲学理论。不过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并无“整体观念”这个术语。有人认为［2］，这个观念的提出是为了尽量向辨证唯物论靠近。不过，认识论在中国古代哲学里从未得到发展［1］，即中国哲学不像西方哲学那样有一条明晰的唯物和唯心的界限［3］，所以向“唯物”靠近是一种时代选择。但是“辨证”思维在道家《道德经》“反者道之动”和儒家《易传》“一阴一阳之谓道”中都可见其光芒，中国哲学是富于辨证的，而“整体”和“辨证”是可联系的，因为辨证逻辑要求人们必须把握、研究事物的总和，从事物本身矛盾的发展、运动、变化来观察它，把握它，这样才能认识客观世界的本质。所以“整体观念”是有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味道，或者说是用新的哲学思维方式来解说中医的发现，它源于民族情结，更是新时代下中医的精神支持点。
2 整体观念的文化渊源及哲学基础
中医学理论体系是经过长期的临床实践，在中国古代哲学的指导下逐步形成的。而哲学的形成又是有其地理和经济的背景的。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中华民族历来依靠农业来维持生存，无论在和平时期或战争时期，农业都同样重要，被认为是立国之本。而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农民得靠天吃饭，太阳、月亮的运行和四季嬗替的自然变化是农业必需跟进的。读书人虽然通常并不亲自耕地，但农业生产的好坏与他们有直接的联系，因此他们的宇宙观及人生观主要反映了农民的思想，而农民的眼界制约着中国古代哲学的方法论［1］。哲学家把直接认知的东西看为哲学思维的出发点，他告诉人们看见了什么，语言简短而内涵丰富，但只作提示而并不明确，因为它来源于直觉，不代表假设或用理性演绎得出的概念［1］。所以，“人与天地相应也”（《灵枢·邪客》）的看法，可以说是一种直觉感受，表达的是对自然的爱慕和顺应。这是中国古代文化及哲学背景所决定的。而从哲学发展上，关于“天人关系”的认识，是自西周以来中国思想史上出现的一个最重要的命题［4］。《书经》中《洪范》篇传说是周武王克商之后，商朝贵族箕子对周武王陈述来自夏朝大禹的治国大法，其中提及五行观念，虽然还没有以水火木金土代表抽象的力量［1］，但它暗含的“天人关系”是：人类社会和自然世界是联结在一起的，国君的恶行伴随有自然世界不正常现象。春秋以后，“天人关系”有两种不同的认识路线［4］，一是老子、庄周道家宣扬的“天人相分”“消极无为”观，《老子·二十五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而人对于自然“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一是自孔孟、《易传》开始的“天人感应观”和“有为观”，主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儒家“天人感应”思想最早表现在对“咸卦”的解释中“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天地感而万物化生，……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在汉武帝即位的前六年，丞相田蚡等人以儒家学说为武器展开了反对崇尚老子道家思想的窦太后把持政权的斗争，这场斗争以窦太后的逝世而告终，从此，儒家取得了正统地位，诸子百家则遭“罢黜”。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大儒董仲舒的许多措施被统治者所采纳而成为当时社会的重要制度，而他吸收先秦方士神秘化了的阴阳五行学说［5］，并利用当时天文、历数、物候等自然科学的新成果所构造出的以“天人感应”为中心的神学目的论，显然也有一定强势影响力。因此有学者认为［4］，《内经》中关于人与天地相应的原理，是源于儒家哲学的演绎，确实不无道理。再者，儒家注重伦理道德，主要关心的是社会，而不是宇宙，关心人际关系的日常功能，和人的今生［1］。由于这种儒家社会伦理观的渗入，《内经》在对“人本身”的认识中，采用的是结构严密、分工有序的社会组织来比喻描述，各脏腑的联系也是用人际关系来比喻描述的，如《素问·灵兰秘典论》言“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故主明则下安，以此养生则寿。”当然，这里并不否认道家等其他诸子学说对《内经》的影响。
中医基础理论的教科书上在表述中医整体观念时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二是人与环境有密切的联系。古人认为，人与天地有相互作用的关系，人本身各脏腑间也有相互作用的关系，我们可以从以上的阐述中朦胧地找到整体观念的景象。
由上述可见“整体观念”不是中医与生俱来的特定概念，它是与西医抗衡而选择的一个比较概念。但它有一定的文化渊源和哲学基础。
3 整体观念的优劣
谈及整体观念，有人会以“天人合一”并谈。“天人合一”这个概念最早明确出现在北宋哲学家张载的《正蒙·乾称》（《西铭》）篇中，但其用意不是要编织宇宙的关系网［5］，注重的也不是人与自然间的相互作用，而只是为了强调个体的道德义务，是指一种对个体的利害得失具超越态度的道德境界。借用这个词语来说明人与自然界之间对立统一的关系，不免有些牵强。倒是董仲舒“天人感应”的宇宙系统论符合辨证法的范畴，而且从历史的时间先后看，“天人感应”才是对《内经》中医理论建构有积极影响的学说。事实上，《内经》也没有天人合一的固定言词。有学者认为，天人合一是“在不了解事物内部要素及其结构的情况下无奈的认识模式”，并以此言“中医这种整体观具有巨大的缺陷”，其实是在言词解读上受的误导和束缚。而且，虽然中医里没有微观机理的结构，但至少有五脏六腑等内部要素及各部分的搭配和排列(即结构)规律。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的《现代汉语词典》中注释“整体”：指整个集体或整个事物的全部（跟各个成员或各个部分相对）。故又有学者认为“中医所强调的整体是一个较为忽略部分的整体”，这是仅把整体观念作为一个单纯词，而不是作为一种方法或原则来看。并且事实上，中医并不忽视和否定局部，局部治疗法也很多。
笔者认为，这个整体观念注重的是事物内部组成间及其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如天人相应、五脏的生克乘侮等，是一种辨证观念，是优势点。然而，这个整体观念强调维持整体自身的平衡、稳定及常态，缺乏有关对立冲突的深刻理解，看不到建立新平衡的重要意义［6］，限制了中医的发展，是劣势点。中医为什么自觉无以突破呢？因为，在黑格尔理论里，当一个事物被否定时，另一新生的事物在更高的层面上开始了；而按照老子和“易传”的思想，当一个事物被否定时，另一个事物又重复过去的旧事物。这就是劣势的根源所在。
任何民族在任何时代的哲学理论都有其时代局限性，但有部分哲学思想具有持久性的价值。理论的更新不只是否定先前的理论，它可以批判地继承先前理论而创造新价值。撇开古中国与古希腊关于哲学的方法论的区别，也不论“元整体”与“合整体”的差别，整体观念作为一种方法论，不仅是中医的精神支柱，它还代表探索复杂性思维方式的先行思想。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系统科学的进展，正为整体观念的发展提供了机会。借用非线性理论的话，医学的任务就是从无序中发现有序，揭示杂乱、破碎、混沌等极不规则的复杂生命现象内部所蕴含的规律，找到一些简单定律，实现对非线性中稳定因素的有效控制，以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这样，整体观念无疑是中医探索生命的有力武器，是有积极意义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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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医学是人文和自然科学中的多种学科的融合体，它是随着古代哲学思想史的发展而发展的，现以传统中医理论的整体观和辨证论治为立足点，结合古典哲学的基本原理，通过对传统中医学的特点及现代医学特点的分析、比较，站在思维方法的高度探讨中医发展的趋向，不但肯定传统中医理论体系和临床实践的科学性，并认为中医现代化势在必行， 中医现代化必须站在哲学的高度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
【关键词】 传统中医理论 中医现代化 古典哲学 中西医结合
中医学是中国的传统医学，英文翻译为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即TCM。中医学具有几千年的历史，在科学迅速发展的今天仍被世人所瞩目，并不是它具有当今公认的先进的科学理论，恰恰相反，它是以东方古老而深奥的哲学思想及同学科所没有的特色与优势吸引着世界。中医学的理论模式是在古典自然哲学“整体观和辨证论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然而，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日益发展，传统中医的科学性越来越被人们所怀疑，因此，中医现代化势在必行，那么什么是中医现代化呢?笔者认为中医现代化的科学内涵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是指在保持中医自身主体、特色和优势的基础上，建立系统完整的科学方法体系，将整个中医学从理论到实践都纳入现代科学整体发展轨道，并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对中医学理论进行合理解构和重建，通过多学科向中医学的渗透，形成新兴的综合性学科，依靠现代科技的不断发展，来促进中医学向更趋系统化、客观化、科学化、国际化方向发展。中医现代化是一个持续发展的实践过程，要求以现代科学思想为指导，以中医学为研究对象，结合中医学固有的理论体系，全方位、多学科地吸取一切现代科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作为自身的养料，使其学术理论和临证实践具备现代科学的特征。其最终目标绝非实现中西医全面结合，中西医结合只能成为推动中医现代化进程的一股巨大力量;西医学只是实现这一过程可借鉴和可吸收的学科，不可能取代中医学［1］。
1 中医现代化与中医特色是否具有相容性
中医的特色是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 是中国传统文化所特有的思维方式在中国传统医学中的自然体现，是哲学与医学相融合的独特的医学理论体系和诊疗实践。中医学的阴阳、五行、藏象、经络、辨证，哪一样都离不开特有的哲学思维方式，而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不过是其中一个具体体现罢了。总之，中医是传统人文观念和传统科学相混合的产物。中医存在了几千年，其科学文化体系表现在，对生命现象、人体功能、生命规律的直接观察、整体把握以及对疾病未病防治，动态整体诊断，激发潜能，自我调节等。中医不仅是一门医学科学，更是一门医学哲学，是中国古代自然哲学所派生出来的医学哲学，与现代科学从根本上存在着互不兼容性。现代科学思维方式不能解释脾与胃关系、经络的走向、中医气的运动。中医基本理论指导下的中医临床实践持续了几千年，并以其具有较好疗效性而为中国人所接受，甚至为世界人们所接受，我学院一位方剂学袁教授在美国纽约的"中医黑诊所"（在美国中医诊所暂无行医执照） 里看到中医的汤药、针灸及拔火罐等很受欢迎，这说明中医的传统疗法是有其效果的，但其理论与现代科学从根本上存在着互不兼容性，那么如何真正的达到中医现代化，使其在理论上和临床疗效上与现代科学具有相容性呢?这是我们所要深思的问题，笔者认为中医现代化实际上仍是继承与发扬的问题，因为中医现代化的基点是中医而不是其他学科，是在中医学原有的基础上现代化，因此对原有中医学就有一个继承的问题，而现代化则应是她的发展，不是中医学受到摒弃或为其他学科所代替。
2 中医基础理论的应用体现着整体观
中医学产生于生产力落后的原始社会，《黄帝内经》为其奠定了理论基础。其思维形式采取“比类取象”的方法，停留在宏观的抽象与模糊，是思辨的、逻辑的，把人及其疾病置于多种因素的相互联系中加以考察和分析，不是用一因一果的简单的线性关系来识别疾病［2］。比如在中医整体观中包含以下几点含义: （1）生命有机性，中医学自始至终以人为本，不仅仅局限于人体自身的有机性，更倡导自然界的有机性。“人与天地相参”的天人统一观，认为“天地万物，一人之身也，此之谓大同。”这里的“大同”，无疑就是对“有机”的反映。（2）整体性，系统观认为生命是有序、开放、自我调节和有目的性的整体， 整体观是中医学的灵魂和精华，不论阴阳五行、藏象、病因病机、辨证论治都面向人这个整体，同时把人看作自然界的一个要素，全面加以考察，现代的整体观还包括社会地位，生活和工作环境等方面的考察。（3）以模型描述对象，即研究真实现象形成概念模拟对象行为，这个问题，源于五材学说的五行说体现最明确。当古代医家把反映古代农业生态的“五材”比类于人体某种病理、生理状态，五脏配五行，使中医以模型描述对象的方法确立［3］。《素问·五藏生成篇》指出:“五藏之象，可以类推;五藏相音，可以意识;五色微诊，可以目察。”几千年来，这样的思维方法，始终是中医诊疗体系的指导。由此相关的辨证论治体系，“四诊合参”，“司外揣内”也无不一一对应于信息论原理及控制论核心的“黑箱方法”、反馈调节机制等，另外中医理论把人体生命看成是“形与神俱”的统一体。对形神关系，儒道两家的基本思想都认为神随形生，神赖于形。但道家主要从本体论角度探讨人之生成规律及个体生命之自然本性，以达顺从自然，全生全身;儒家则从认识论和伦理本位出发，探索主体能力发挥和心性修养之有效途径。而中医学的形神观则立足于医疗实践，以人体健康为中心，综合并发挥儒道两家的形神理论［4］。由此可见中医的整体观既是其立足点，又是它的精髓。
3 传统中医理论模式需要现代化重构
中医学是唯一延续至今的与现代医学并存的中国传统科学中的一个学科。近年来，由于现代医学的迅速发展，我国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的提高，加上中医药与现代科学发展的不适应，中医的地位可谓岌岌可危。有学者认为，中医理论是一种“哲理式”的思辨，实践是一种“经验式”的积累，从现象上看，中医在医疗市场的竞争力略显不足，中医的许多分支学科在萎缩，主动或被动地与西医同化;一些中医院为了求生存，放下纯中医的架子，大量地引进大型现代医学检查项目，大量地使用西药，甚至超过中药;反映在人才需求方面，中医院校毕业生普遍面临找工作难的窘境。这一切，都无法令人乐观。但峰回路转，柳暗花明，中医在世纪之交也面临着更大的机遇。人们发现，21世纪将是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交叉发展融合的时代，这也反映在现代医学模式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上。目前西医正经历由微观到宏观的新转变，由生物医学模式到生物-心理医学模式、再到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过渡。而传统中医学由于历史的原因仍然没有从宏观到微观的过程，没有摆脱古老的哲学的约束，中医学偏重于整体的肯定，而对人体的病理生理缺乏细致入微的考察，过分强调整体经验陷入知而不分之弊，不能细致入微地进行解剖、分析。中医学偏向实用，而忽视实证理论，中医理论仅是用来说理及指导临床的工具，而不是对人体内在的规律的阐释，其真理性不是它是否与客观实际相符合，而仅体现在它联络经验过程中的适用性、有效性和有用性上，较现代医学缺乏客观、科学的精神。同时，富有辩证性的中医思想体系缺乏对观念的精确界定和细密分辨，造成现象与实质不分，观念与经验混淆，概念的模糊又造成了理论的模棱两可性。中医作为医学应该具备自然科学的特点，故中医学不能免去现代化这一过程。我们应该有勇气突破前人的金科玉律，对传统的中医体系进行整理，对传统的中医理论模式与中医的文化根基进行反思，在重构发展中继承其科学精髓，剔其庸俗糟粕，让现代科学中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成果给古老的中医增添活力，这样，中医必能获得新的发展。
4 中药的现代化
中药的现代化问题，也是中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首先是传统中药饮片的现代化问题， 中医处方是针对某个患者开的特定的临时组方，包括古方、经方、时方、验方（偏方）、秘方等等，这是传统中医药的优势和特色。传统中药饮片的质量是临床疗效的基础，发展传统医药首先需要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方法和手段，使传统中药饮片现代化。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4.1 名称的统一 我国地域广阔、物种繁多， 不少中医古籍和地方性本草多是民间医生经验的汇集。目前中药同名异物、异名同物的情况没有根本改变，例如有南北区分的药物如南、北五味子，南、北苍术，南、北沙参等。处方调配随意性大，临床疗效不稳定，不良反应难掌握，学术交流说不清。因此，当前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国药典》）为纲，抓住国家颁布《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契机，用生药学的方法，形态学描述、分类学处理制定中药饮片实名原则。如基源名、传统习惯名、加工炮制名、药用部位名等等，使中药饮片的名称统一，处方规范，真正做到“名副其实”，“名正言顺”。
4.2 加工炮制的规范化 中药材前期的加工，多在产地采收季节由药农及时加工，中药材后期加工多在中药饮片加工企业由药工进行。基层医院中药房购入的多为传统的中药饮片，是用药效果与安全性的最后关口。目前中药饮片的质量呈下降趋势，有的是野生资源减少，如甘草越来越细，杜仲、黄柏、厚朴越来越薄;有的是栽培品各地品种不一，如丹参、菊花、党参、黄芪等;更多的是加工炮制方法不统一，如茯苓有块状、片状，鸡血藤、苦参块状有大有小;炒黄、炒焦全凭感官而定，如焦山楂、酒炒黄芩、炒山栀、盐炒杜仲;对中药饮片的粗细、大小、颜色、气味、杂质、灰分等以外观、感官确定其质量优劣，国家无统一标准，主观性强。2000年版《中国药典》收载药材534种，其中有200余种需加工炮制的未提到，使饮片炮制品性状无据可依。生药经炮制后显微特征、化学成分都与生药不尽相同，有的甚至面目全非，没有标准直接影响临床疗效。
4.3 中药剂型现代化 中药剂型的不同与使用者的需要相关，有传统的汤剂、丸剂等和具有现代化表现的超微饮片， 冲剂、气雾剂、胶囊剂、栓剂、缓释剂等新剂型，为方便患者用药、提高中药疗效发挥了作用。中药的现代化应立足于中医药理论，证法方药相结合，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以解决制约优势发展的关键问题为突破口，组织中医药与多学科结合的研究队伍，争取实现飞跃性进展，加快中医药现代化进程。
5 中医现代化的实现应走中西医结合道路
中西医结合是中医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无论从理论还是临床实践，中医和西医都各具特色，中医注重整体观和辨证论治，它主要从疾病当前的病因、病位、病性、发生发展过程和转归五个方面来整体地分析疾病，因而，在临床上出现了“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这就是因为中医强调的是证，以证来论治，而西医只注重病因、病位，具有片面性，有些疾病只治标而未治本，中医则标本兼治，当然西医在急救等方面具有它的优势，因此，中西医结合要“有的放矢”。中西医结合应在发挥中医优势的基础上取长补短，如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病证结合扩大了治疗范围，丰富了辨证论治在临床中的应用。人们的生活方式、生存环境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病因结构、疾病发展规律随之变化，心脑血管病、癌症等慢性病、退行性病、老年病正成为严重威胁人类的主导疾病，其形成中的社会因素、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七情心理等非常重要，而这些因素正是中医理论非常重视的，如何利用中医之优势，找到更好的治疗、预防手段应是21世纪中西医结合的任务与焦点。所以说中医现代化在临床上的突破口有两个:（1）现代的疑难杂证是以病因治疗的西医内科和以手术为主的西医外科的难题，而这恰恰是中医辨证施治的优势;（2）在保健方面，中医的养生术和保健是中医的特色和优势。
综上所述，中医是传统人文学科和自然学科交相融会而成，它具有丰富的内涵:既包含我国古代哲学、文学、美学等人文学科，也吸取了地理学、天文学、气象学、数学等成就，它是人文和自然科学中的多学科的融合体，但在现代层次上将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相互融合，还需我们这一代人的不懈努力，使中医在保持原有特色的基础上，达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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