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材料与方法
1.1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中国新一轮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政策虽然在2003年就开始在部分省份进行了试点，但在全国推广则是在2008年。相对于时间序列数据或是截面数据来说，面板数据更能表现变量之间的真实关系。选取中国除港澳台之外的30个省为研究样本，所用数据时间区间为2005～2012年。因为此区间正是中国大部分省份先后开展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试点及推广甚至改革主体任务完成的时期，各省份对集体林改的试点开展时间和任务完成时间并不完全一样，因此2005～2012年的数据既包括林改前的数据，又包括了林改后的数据，以便于用比较研究的方法。研究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林业统计年鉴》、各省份统计年鉴以及国研网数据库等。为了消除物价的变动影响，所用数据中凡是涉及价格指标的都采用1997年物价指数进行平减。
1.2变量定义和说明本研究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经济效益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将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指标进行细化，也即直接将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里的指数作为解释变量，它们分别是政府治理能力、地区经济基础情况、金融发展程度、制度与诚信文化。另外，林权发证率被用来衡量集体林改程度，也是重要的解释变量。在此基础上，充分运用产权理论、制度变迁理论及产融结合理论等知识对林改的现实情况进行分析。此外，还有诸多可能影响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经济效益的因素被引为控制变量，这些控制变量主要包括自然资源基础(集体林面积占比、生态公益林面积比)、林业投入(林业财政补贴占地区财政支出比、林业系统营林基本建设投资中林业教育投资额占比)、集体林权制度配套措施实施情况(包括林权交易市场、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机构、林业合作组织、林业法人单位等数量)、集体林权制度配套措施实施与否(林权抵押贷款、森林保险、林业税费减免与否，设置为虚拟变量)及其他可能的因素，在确定这些变量的时候还要考虑各个变量数据的可得性等问题［5］。各变量的解释说明如表1所示。林改经济效益的计算说明如表2所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经济效益计算中的指标设计以及指标权重的确定是根据陈幸良的研究结果:运用层次分析法，建立各指标层的判断矩阵并求解，最后通过一致性检验确定最终的指标体系［6］。
1.3模型选择与设计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对全国30个省份2005～2012年的面板数据资料进行分析。为了分别考察林权体制改革程度、金融生态环境各因子变量对林改经济效益的影响，而建立了模型⑴:1.4研究假设基于以上研究思路，就金融生态环境差异对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经济效益的影响作出以下假设。其中有关政府治理、经济基础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制度与信用文化等指标体系的构建参照了李扬［7］等对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假设1:政府治理能力对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经济效益具有正向影响作用。政府治理能力指标包括政府主导性(用政府财政支出、辖区内企业税负率衡量)、财政平衡(用财政自给率、非税收收人占预算内外财政收人比重、地出让收人占GDP比重衡量)、政府规模(用行政事业费总倾/GDP衡量)、政府诚信(用政府透明度、政府政策的连续性和一致性衡量)。假设2:经济基础水平对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经济效益具有正向的影响作用。经济基础水平指标包括经济发达水平(用人均GDP、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城市化率、人均社会零售商品总额衡量)、经济结构(用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金融业增加值占比、房地产业增加值占比)、基础设施(用高速公路里程数/土地面积、人均地区邮电业务总量衡量)、私人部门的发展(用非国有部门工业总产值占比、非国有部门投资占比、非国有经济就业人数占比衡量)。假设3:金融发展水平对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经济效益具有正向的影响作用。金融发展水平指标包括金融深化(即经济货币化程度，用非国有部门获得的有效贷款/GDP来衡量)、金融竞争(用政策性贷款在辖内贷款规模中占比、非国有商业银行存款所占份额、非国有商业银行贷款所占份额衡量)、金触效率(用辖内商业银行体系的存贷比、辖区内商业银行体系效益指标衡量)、私人部门获得的金融支持(用非国有部门获得的信贷占比衡量)、金融市场发育(用企业直接融资额占比、人均个人消费信贷额、人均证券交易额、保险深度也即人均保费收入等指标衡量)。假设4:制度与信用文化对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经济效益具有正向的影响作用。制度与信用文化指标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分别是法治环境(用对辖区内司法的信任程度、司法公正性、司法的独立性、司法的效率以及银行诉讼债权的回收率衡量)、诚信文化(用企业诚信度、地方政府对于诚信建设支持、地区征信体系建设衡量)、市场中介组织发展(用律师占人口比例、注册会计师占人口比例、担保机构数占人口比例、地区行业协会作用衡量)。假设5:金融生态环境质量对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经济效益具有正向影响作用。也就是说，金融生态环境良好地区的集体林改的经济效益要优于金融生态环境质量差的地区。假设6: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程度对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经济效益有正向影响作用。这里用林权发证率来衡量集体林改程度。这是因为林权证是证明林农对林地使用权的主要方式，在林改配套措施中，无论是进行林权抵押贷款，还是申请森林保险等都需要出示林权证，故而用林权发证率衡量集体林改程度较为科学，而很多官方数据以林地确权率作为衡量集体林改程度的指标是不太准确的，仅仅确权而不及时发放林权证也会影响林农对集体林改政策的信任和信心，只确权不发证也就意味着部分“缺权”。显然地，林改程度越高，拥有林权的林农就越多，按照林改政策的设计机理，那么林改程度越高对林区经济的发展越有利［8］。
2实证分析
2.1林权体制改革程度、金融生态环境各因子变量对林改经济效益的影响对模型⑴进行面板数据分析的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模型调整拟合优度(R2-Adjust)R2为0.7820。这表明模型的解释能力较好。政府治理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政府的治理能力会显著影响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经济效益，且影响方向为正，因而验证了假设1的内容;经济基础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经济基础的强会显著提高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经济效益，因而验证了假设2的内容;金融发展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金融发展情况良好则会显著提高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经济效益，验证了假设3的内容;制度与文化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制度与文化的状况会显著影响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经济效益，且影响方向为正，验证了假设4的内容。林改程度的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林改程度的提高也会显著提高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经济效益。因此，积极推进林权主体改革任务的完成是提高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效益的第一步。在控制变量中，集体林面积占比的系数和生态公益林面积占比的系数都在5%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集体林面积和生态林面积的增加都会减少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经济效益。可能的解释是:集体林属于“准公共物品”，集体林面积越多，意味着归属于集体大众的物品越多，因此容易形成“牧场悲剧”，从而造成经济效益下降［3］;同样，生态林着眼于保护生态环境，其生态效应可能明显些，但是经济效益不显著。林业财政补贴、林权交易市场和林业税费减免都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林业财政补贴的增多、林权交易市场的完善和林业税费的减免都会显著提高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经济效益。这也容易理解，从集体林改的现实情况可知，政府的林业财政补贴和林业税费减免增加了林农的的收入，从而在计算集体林改经济效益时，表现出了显著的正向效应。森林保险在10%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完善森林保险制度也会提高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经济效益。此外，人均林改面积和人均活木蓄积量表示着森林的资源禀赋，二者和林农知识水平都是影响集体林权体效益的内生因素。根据回归分析结果可知，人均林改面积、人均活木蓄积量和林农知识水平对集体林权体制改革效益都变现出了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2.2整体金融生态环境质量对林改经济效益的影响对模型⑵进行面板数据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金融生态环境水平好与金融生态环境水平差的Adj-R2分别为0.86234和0.79613。根据不同金融生态环境水平下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经济效益回归结果表明:在金融生态环境好的样本组中，林改程度的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而在金融生态环境差的样本组中，林改程度的系数在10%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与金融生态环境差的样本相比，金融生态环境好的样本组中林改对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经济效益的提高作用更显著，因而验证了假设5的内容。在两类不同金融生态环境下，集体林面积占比对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经济效益的影响分别在10%和5%水平上显著为负，生态公益林面积占比对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经济效益的影响均在10%水平上显著为负。金融生态环境好的样本组中，林业财政补贴的系数和林权交易市场的系数分别在10%水平上和1%水平上显著为正，而在金融生态环境差的样本组中都不显著。可能的解释是，与金融生态环境好的样本相比，金融生态环境差的样本地区中，林权交易市场不发达，林权流转速度较慢，因此不能发挥林权交易融资和林业财政补贴带来的应有经济效益，因而其对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经济效益的影响不显著。不同金融生态环境水平下的森林保险和林业税费减免对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经济效益的影响均在10%水平上显著为正。人均林改面积、人均活木蓄积量反映了林地内在的资源禀赋，不同金融生态环境水平下二者对集体林权体制改革经济效益的影响显著为正，说明二者对集体林权体制改革经济效益有正向的促进作用，由影响系数可知，二者对金融生态环境较好组的集体林权体制改革经济效益有更大的促进作用。此外，林农知识水平在不同金融生态环境下的集体林权体制改革经济效益也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且此促进作用在金融生态环境好的地区有更好的体现。综上所述，通过对30个省份2005～2012年的面板数据进行的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金融生态环境水平会显著影响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经济效益，且影响方向为正;金融生态环境的4个主要构成方面(政府治理、经济基础、金融发展、制度与文化)也都显著对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经济效益有正的影响作用;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程度本身会显著影响集体林改经济效益的发挥，即改革越彻底，其效益发挥地越好，不过其影响程度的强弱会受到金融生态环境质量好差的影响，且影响方向为正。
3结论与建议
关键词：政府经济伦理；涉农中小企业集群；环境负效应；义利观；释义
中图分类号：F82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255（2014）03-0018-04
一、相关概念及研究综述
经济伦理是指产生于经济活动中的、可以调控各主体经济行为及其各种关系的价值观、伦理观以及道德认识、判断、评价的总和。政府经济伦理是指政府在经济活动中产生的、可以调控其自身经济行为及其各种关系的价值观、伦理观以及道德认识、判断、评价的总和。经济伦理学可分为广义与狭义的概念。广义经济伦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宏观伦理，即传统意义上的“经济伦理学”；狭义经济伦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中观及微观伦理，可称为“企业伦理学”或“公司伦理学”。涉农中小企业是指从事农业领域生产经营活动的中小型企业。涉农企业集群是指在农产品生产所辐射的范围内，直接从事农业领域或与其相关的企业及与之有紧密联系的科研机构、各级政府、金融机构等，通过开展合理且专业的分工，使区域经济形成强大且有竞争优势的统一体。由于多数涉农企业集群是劳动密集型集群，所以，它具有一些自身独特的特征：如，涉农企业集群发展地域性和季节性更强、对质量安全性要求更高，等。涉农中小企业集群生态化是指涉农中小企业根据产业生态学和循环经济理论，利用经济生态规律及集群内部各要素间物质流动和能量梯度关系，保证资源及能量的合理高效使用，降低
涉农中小企业集群对资源的消耗和对环境的污染，从而促进生态环境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实现经济社会与生态效益的最大化，其根本目的在于化解涉农中小企业集群发展与资源可持续利用之间的矛盾。本文从政府经济伦理学出发，深入解析我国涉农中小企业集群的资源环境负效应，提出符合经济伦理要义的解决方法，为相关决策机关破解生态难题提供全新视角。
近年来，我国经济伦理学研究趋势是如何将其理论与当前经济社会热点问题紧密结合进行研究。具体而言，首先，学界强化了对传统问题的认识，增强了其研究的历史感与现实性；其次，学界研究出现新的热门问题，即经济伦理体系建设和社会热点问题研究；最后，经济伦理学更多地采用了多学科交叉研究方法，如价值分析法、规范分析法、实证分析法、数学建模法等。在本课题研究综述方面，近年来也取得了诸多成果，如，刘丹丹强调产业集群发展的根本保障在于政策工具的有效性，集群地政府应根据集群的实际情况来制定和颁布一系列扶持性财政政策和保障政策，同时也要通过一系列限制性政策来约束“高碳”行为，发挥好激励与约束的共同作用[1]；吴荻认为，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应建立并完善基础设施以降低集群中各行为主体间的交易成本，运用政策指导来推广环保知识与技
术，提高人力资本的环境保护素质[2]；王晓霞通过研究我国地方政府集群升级政策问题，指出为增强集群升级政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必须建立有利于集群升级的地方政府绩效考核长效机制，增强集群政策的稳定性和动态性。[3]张洪潮认为，要完善集群生态化政策，政府应充分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通过颁布政策法规来激励和引导煤基型产业集群中各种群间的生态合作。[4]季建兵强调政府在制定具体政策时应注重培养专业人才和培育产业核心竞争力，进而解决企业发展过程中的资金、市场、人才和技术等问题并促进集群生态化的发展。[5]Philippe Martin等指出，政府在产业集群的成长阶段应着重采取技术创新、人才和公共政策。强调通过建立政府与集群企业间合作平台、有效结合产业需求与公共研究，促进生态产业发展，最终转化成创新成果。[6]Lilian Bechara等强调政府应积极做好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战略规划，同时政府应协同公共机构发挥行政手段，帮助集群改善环境状况，实现生态化发展等。[7]
二、我国涉农中小企业集群的资源环境负效应
传统意义上的涉农中小企业集群几乎都不注重生态环境保护而导致其遭到严重破坏。这些问题可以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总体来说，我国现阶段大量产业集群既存在资源严重浪费现象也面临着资源短缺的问题，这成为制约产业集群尤其是对资源依赖性更强的涉农中小企业集群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有数据显示，我国当前的资源使用率不及日本的七分之一，大约相当于印度的一半。这说明，支撑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经济快速增长的动力是对以水、电、煤、油为代表的基础性资源的掠夺性利用，最终导致了资源危机。
其次，具体来讲，涉农中小企业集群中有许多产业都是对环境影响较大的产业。以造纸业例，全国各省纸品及区域布局的集中化程度越来越高，使得我国造纸业集群迅速发展起来。在造纸产业集群规模化、现代化的同时，也形成了我国资源日益短缺的格局。“如山东省造纸工业用水约占全省的47%，2003年耗水为4.3亿立方米。山东省人占有水资源344立方米，仅占全国人均占有量的四分之一。山东省造纸业要持续发展，制约的最主要因素就是水资源短缺。”[8]缺水也导致了各地超负荷开采地下水，导致次生灾害。“如到2003年底，宁波市的沉降区域总面积达175平方千米，宁波整个市区已成为一个巨大的碟形洼地。据宁波市有关部门估算，持续几十年的地面下沉，已累计造成40亿元的经济损失。”[8]原因在于，传统涉农中小企业集群产业组织核心是产品配套协作体系，没有形成以能量循环为核心的结构体系，导致其与生态环境矛盾突出，缺乏集群可持续发展能力。
总之，我国涉农中小企业集群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生态环境负效应问题不仅不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而且也阻碍了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的整体推进。究其原因，虽然这与我国生态文明制度有着直接的关系，但是，矛盾的政府经济伦理观却是其存在和发展的不可忽视的原因。
三、政府经济伦理学视角下的我国涉农中小
企业集群生态负效应及其生态化制度释义
义利关系是经济伦理领域中研究的重点和热点问题。一切经济活动都体现着二者的矛盾运动，而利益则处于核心位置。马克思曾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9]而实现这样的目标就需要将效率与公平、经济价值与道德价值统一起来。事实上，效率与公平要求的经济利益最大化就是经济伦理之“利”，即道德与利益是相互统一的关系，道德是实现利益的前提和基础，“义”所约束和反对的是不当得利、一已私利和损人之利，二者的不断协调促进了正当利益的发展。在现实中，义利关系的矛盾表现为经济价值与道德价值的冲突，而经济行为与道德行为互利的背离是造成矛盾的原因所在。经济行为的道德价值在于结果，而动机则不具有道德价值。这就是说，利已的动机并不能保证结果永远是利他的，损人利己仍然存在；而道德行为则统一了结果与动机，实现了结果利他与动机利他的统一。从理论看政府责任，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行使者，应当承担依法合理使用公共权力对社会进行管理，高效地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建立和维护公共秩序的责任，并以普遍伦理规则来控制政治权力边界，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因此，公共利益视角下的矛盾协调平衡就是政府责任的实质所在。
课题中，政府义利观的矛盾是造成产量集群尤其是涉农中小企业集群发展非生态化的重要推手。政府产业集群管理部门通过行政政策来过度且过快地发展会对生态环境形成潜在威胁的产业，如造纸业与皮革业，这不仅会加剧我国现有以水、电、煤、油为代表的资源浪费与紧张局面，而且会使以氮氧化物、悬浮颗粒物为代表的一系列污染物指标持续上升，并引发次生灾害，给各地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影响。政府之“义”就是在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科学评估各地资源现状并严格评估存在生态环境负效应的产业集群，尤其是涉农中小企业集群，以保证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其“利”在于符合生态环境利益诉求的产业集群发展政策给整个经济社会带来的福利。然而，许多产业集群政策制定部门却更多地从本地区和部门的短期经济利益出发，忽略了某些涉农中小企业集群的生态负效应，甚至试图通过污染产业在短期内提高当地的财政收入，这种政策的“不作为“甚至是失职行为必然会损害公共利益。可以说，我国涉农中小企业集群生态化过程中出现问题的实质就是相关政策制定部门所持道德价值与经济价值的矛盾，即部门短期经济利益与公共利益发生了冲突，结果利他与动机利他不一致，加之我国当前涉农中小企业集群生态化构建仍处于起步时期，制度建设有待完善，这些都会导致公共利益受损情况的发生。
具有道德因素的经济行为通常可以实现个体道德与制度文化的有机融合，即道德价值与经济价值的统一。库柏指出：“符合道德的行为是不可能在孤立的情况下形成并得以有效维持的。”[10]因此，加强政府经济伦理建设是解决涉农中小企业集群生态化问题的关键。
首先，不断强化政府经济伦理理念建设。作为公共事务管理的主体，政府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所秉承的一般伦理准则受到市场经济价值观的严重冲击，这就要求政府不断更新与之相匹配的经济伦理意识，以满足其更好地调控经济活动、提高经济效率的需要。在构建生态化涉农中小企业集群方面，政策制定部门的职责就是明确市场经济中的自身位置，以“服务型政府”理念作为自身的行为准则，不仅要从区域发展的大局考虑经济利益，而且要通过自我学习、自我教育的方式来认识到涉农中小企业集群的生态负效应，增强其构建生态化农业集群的动力，为最终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的农业发展模式创造条件。
其次，不断加强政府服务职能的经济伦理机制建设。一方面，政府应渐近地转变以GDP为中心的政绩考核方式。这是因为，这种政绩考核方式与地区发展的长远利益相矛盾。而政府经济伦理内在地政绩考核方式应体现社会公众的长期综合效应而非仅仅是短期经济利益；另一方面，政府要为涉农中小企业集群形成生态化模式创造良性竞争的环境。这就是说，涉农中小企业集群非生态化发展的现状说明了相应的市场环境也是非公正的，这势必会影响各类经济主体参与农业生态化建设的积极性。所以，政府应通过具体的政策来保障公平市场环境的建立，践行服务型政府的价值理念。
最后，不断加强蕴含现代经济伦理价值的制度建设。经济伦理意识的培育与完善是制度建设的前提，而制度建设则是经济伦理实现的保障。涉农中小企业集群生态化的发展需要在正确经济伦理指导下构建起一整套完整的生态制度体系，主要包括法律制度和经济措施两个方面。第一，法律制度。作为各种制度中约束力最强的制度，涉农中小企业集群生态化的法律制度体系要制定清洁生产审核办法及相关的生产指南和技术手册，制定可以促进资源综合利用的法律法规和规章；要修改过时的法律法规，强化涉农中小企业集群的法律责任，将可持续发展战略写入宪法，构建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及产品责任制度；要加大执法力度，建立适应涉农中小企业集群生态化发展的领导责任制度，将其决策过程纳入行政程序，对破坏环境及盲目利用资源的产业项目，实施一票否决并追究相关责任主体，保障涉农产业生态化的有效落实。第二，经济措施。在财政政策方面，对环保涉农中小企业实施税收减免、退税等优惠政策，并对其生产的新产品进行财政补贴以及优先列入政府采购计划；在投资政策方面，政府主要投资于集群区域内与生态建设有关的公共物品，其他领域应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并注重生态导向功能，实现生态环境的保值和增殖；在金融政策方面，政府要对涉农中小企业申请的贷款实行政策担保、贴息、延期还款等优惠政策，鼓励其通过资本市场进行直接融资，并积极吸引外资，促进集群的生态化发展；在资源价格改革方面，政府要通过资源产权改革、重构资源税费、建立资源开发补偿机制等方式反映资源开采和利用的全部社会成本，遏制资源过度利用和低效率配置的现象。
总之，构建我国涉农中小企业集群生态化发展模式的关键在于纠正政府“惯性”经济伦理意识，形成满足各方利益诉求的经济伦理制度，并不断借鉴各地在这方面取得的经验，为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做出贡献。
四、结语
涉农中小企业集群生态化发展作为现代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乃至整个中国的发展都会产生重要影响。改革开放30年来，虽然我国对生态农业的发展给予了许多支持，但是，农业的生态集群化发展仍然面临着一系列的思想以及体制难题，并不断地困扰着决策者。可以说，随着政府对市场经济伦理认识的不断加深，涉农中小企业集群生态化发展必将突破传统价值观及体制的束缚，构建起中国特色的农业生态化发展之路，这最终会有利于包括涉农企业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的整体利益。
参考文献：
刘丹丹.对我国低碳产业集群发展现状的述评[J].经济师，2012（1）：14-15.
吴荻.产业集群生态化发展策略探讨[J].商业时代，2012（30）：119-120.
王晓霞.我国地方政府集群升级政策的问题探析[J].科技管理研究，2013（5）：30-34.
张洪潮.生态学视角下煤基型煤炭产业集群模式研究[J].中国流通经济，2011（6）：69-73.
季建兵.我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产业集群发展现状和政策建议[J].织造布，2013（2）：92-94.
Philippe Martin， Thierry Mayer. Public support to clusters： a firm level study of French “local productive systems [J].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2011（2）：108-123.
Lilian Bechara Elabras Beige. Eco-industrial park development Rio de aneiro， Brazil： a too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J].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2009（7）：
653-661.
刘巧绒.涉农中小企业集群生态化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95-96.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820.
0库柏.行政伦理学：实现行政责任的途径[M].张秀琴，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156.
Research on Government Economic Ethics from the Angle of Ecologization of China’s Agriculture-related SME Cluster
NIU Wen-hao1， WANG Lin2
（College of Law and Politics， Tianj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ianjin 300222， China； 2. Tianjin Raffles Design Institute， Tianj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 Tianjin 300134， China）
一、相关概念及研究综述
经济伦理是指产生于经济活动中的、可以调控各主体经济行为及其各种关系的价值观、伦理观以及道德认识、判断、评价的总和。政府经济伦理是指政府在经济活动中产生的、可以调控其自身经济行为及其各种关系的价值观、伦理观以及道德认识、判断、评价的总和。经济伦理学可分为广义与狭义的概念。广义经济伦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宏观伦理，即传统意义上的“经济伦理学”；狭义经济伦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中观及微观伦理，可称为“企业伦理学”或“公司伦理学”。涉农中小企业是指从事农业领域生产经营活动的中小型企业。涉农企业集群是指在农产品生产所辐射的范围内，直接从事农业领域或与其相关的企业及与之有紧密联系的科研机构、各级政府、金融机构等，通过开展合理且专业的分工，使区域经济形成强大且有竞争优势的统一体。由于多数涉农企业集群是劳动密集型集群，所以，它具有一些自身独特的特征：如，涉农企业集群发展地域性和季节性更强、对质量安全性要求更高，等。涉农中小企业集群生态化是指涉农中小企业根据产业生态学和循环经济理论，利用经济生态规律及集群内部各要素间物质流动和能量梯度关系，保证资源及能量的合理高效使用，降低
涉农中小企业集群对资源的消耗和对环境的污染，从而促进生态环境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实现经济社会与生态效益的最大化，其根本目的在于化解涉农中小企业集群发展与资源可持续利用之间的矛盾。本文从政府经济伦理学出发，深入解析我国涉农中小企业集群的资源环境负效应，提出符合经济伦理要义的解决方法，为相关决策机关破解生态难题提供全新视角。
近年来，我国经济伦理学研究趋势是如何将其理论与当前经济社会热点问题紧密结合进行研究。具体而言，首先，学界强化了对传统问题的认识，增强了其研究的历史感与现实性；其次，学界研究出现新的热门问题，即经济伦理体系建设和社会热点问题研究；最后，经济伦理学更多地采用了多学科交叉研究方法，如价值分析法、规范分析法、实证分析法、数学建模法等。在本课题研究综述方面，近年来也取得了诸多成果，如，刘丹丹强调产业集群发展的根本保障在于政策工具的有效性，集群地政府应根据集群的实际情况来制定和颁布一系列扶持性财政政策和保障政策，同时也要通过一系列限制性政策来约束“高碳”行为，发挥好激励与约束的共同作用[1]；吴荻认为，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应建立并完善基础设施以降低集群中各行为主体间的交易成本，运用政策指导来推广环保知识与技
术，提高人力资本的环境保护素质[2]；王晓霞通过研究我国地方政府集群升级政策问题，指出为增强集群升级政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必须建立有利于集群升级的地方政府绩效考核长效机制，增强集群政策的稳定性和动态性。[3]张洪潮认为，要完善集群生态化政策，政府应充分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通过颁布政策法规来激励和引导煤基型产业集群中各种群间的生态合作。[4]季建兵强调政府在制定具体政策时应注重培养专业人才和培育产业核心竞争力，进而解决企业发展过程中的资金、市场、人才和技术等问题并促进集群生态化的发展。[5]Philippe Martin等指出，政府在产业集群的成长阶段应着重采取技术创新、人才和公共政策。强调通过建立政府与集群企业间合作平台、有效结合产业需求与公共研究，促进生态产业发展，最终转化成创新成果。[6]Lilian Bechara等强调政府应积极做好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战略规划，同时政府应协同公共机构发挥行政手段，帮助集群改善环境状况，实现生态化发展等。[7]
二、我国涉农中小企业集群的资源环境负效应
传统意义上的涉农中小企业集群几乎都不注重生态环境保护而导致其遭到严重破坏。这些问题可以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总体来说，我国现阶段大量产业集群既存在资源严重浪费现象也面临着资源短缺的问题，这成为制约产业集群尤其是对资源依赖性更强的涉农中小企业集群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有数据显示，我国当前的资源使用率不及日本的七分之一，大约相当于印度的一半。这说明，支撑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经济快速增长的动力是对以水、电、煤、油为代表的基础性资源的掠夺性利用，最终导致了资源危机。
其次，具体来讲，涉农中小企业集群中有许多产业都是对环境影响较大的产业。以造纸业例，全国各省纸品及区域布局的集中化程度越来越高，使得我国造纸业集群迅速发展起来。在造纸产业集群规模化、现代化的同时，也形成了我国资源日益短缺的格局。“如山东省造纸工业用水约占全省的47%，2003年耗水为4.3亿立方米。山东省人?占有水资源344立方米，仅占全国人均占有量的四分之一。山东省造纸业要持续发展，制约的最主要因素就是水资源短缺。”[8]缺水也导致了各地超负荷开采地下水，导致次生灾害。“如到2003年底，宁波市的沉降区域总面积达175平方千米，宁波整个市区已成为一个巨大的碟形洼地。据宁波市有关部门估算，持续几十年的地面下沉，已累计造成40亿元的经济损失。”[8]原因在于，传统涉农中小企业集群产业组织核心是产品配套协作体系，没有形成以能量循环为核心的结构体系，导致其与生态环境矛盾突出，缺乏集群可持续发展能力。
总之，我国涉农中小企业集群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生态环境负效应问题不仅不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而且也阻碍了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的整体推进。究其原因，虽然这与我国生态文明制度有着直接的关系，但是，矛盾的政府经济伦理观却是其存在和发展的不可忽视的原因。
三、政府经济伦理学视角下的我国涉农中小
企业集群生态负效应及其生态化制度释义
义利关系是经济伦理领域中研究的重点和热点问题。一切经济活动都体现着二者的矛盾运动，而利益则处于核心位置。马克思曾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9]而实现这样的目标就需要将效率与公平、经济价值与道德价值统一起来。事实上，效率与公平要求的经济利益最大化就是经济伦理之“利”，即道德与利益是相互统一的关系，道德是实现利益的前提和基础，“义”所约束和反对的是不当得利、一已私利和损人之利，二者的不断协调促进了正当利益的发展。在现实中，义利关系的矛盾表现为经济价值与道德价值的冲突，而经济行为与道德行为互利的背离是造成矛盾的原因所在。经济行为的道德价值在于结果，而动机则不具有道德价值。这就是说，利已的动机并不能保证结果永远是利他的，损人利己仍然存在；而道德行为则统一了结果与动机，实现了结果利他与动机利他的统一。从理论看政府责任，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行使者，应当承担依法合理使用公共权力对社会进行管理，高效地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建立和维护公共秩序的责任，并以普遍伦理规则来控制政治权力边界，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因此，公共利益视角下的矛盾协调平衡就是政府责任的实质所在。
课题中，政府义利观的矛盾是造成产量集群尤其是涉农中小企业集群发展非生态化的重要推手。政府产业集群管理部门通过行政政策来过度且过快地发展会对生态环境形成潜在威胁的产业，如造纸业与皮革业，这不仅会加剧我国现有以水、电、煤、油为代表的资源浪费与紧张局面，而且会使以氮氧化物、悬浮颗粒物为代表的一系列污染物指标持续上升，并引发次生灾害，给各地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影响。政府之“义”就是在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科学评估各地资源现状并严格评估存在生态环境负效应的产业集群，尤其是涉农中小企业集群，以保证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其“利”在于符合生态环境利益诉求的产业集群发展政策给整个经济社会带来的福利。然而，许多产业集群政策制定部门却更多地从本地区和部门的短期经济利益出发，忽略了某些涉农中小企业集群的生态负效应，甚至试图通过污染产业在短期内提高当地的财政收入，这种政策的“不作为“甚至是失职行为必然会损害公共利益。可以说，我国涉农中小企业集群生态化过程中出现问题的实质就是相关政策制定部门所持道德价值与经济价值的矛盾，即部门短期经济利益与公共利益发生了冲突，结果利他与动机利他不一致，加之我国当前涉农中小企业集群生态化构建仍处于起步时期，制度建设有待完善，这些都会导致公共利益受损情况的发生。
具有道德因素的经济行为通常可以实现个体道德与制度文化的有机融合，即道德价值与经济价值的统一。库柏指出：“符合道德的行为是不可能在孤立的情况下形成并得以有效维持的。”[10]因此，加强政府经济伦理建设是解决涉农中小企业集群生态化问题的关键。
首先，不断强化政府经济伦理理念建设。作为公共事务管理的主体，政府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所秉承的一般伦理准则受到市场经济价值观的严重冲击，这就要求政府不断更新与之相匹配的经济伦理意识，以满足其更好地调控经济活动、提高经济效率的需要。在构建生态化涉农中小企业集群方面，政策制定部门的职责就是明确市场经济中的自身位置，以“服务型政府”理念作为自身的行为准则，不仅要从区域发展的大局考虑经济利益，而且要通过自我学习、自我教育的方式来认识到涉农中小企业集群的生态负效应，增强其构建生态化农业集群的动力，为最终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的农业发展模式创造条件。
其次，不断加强政府服务职能的经济伦理机制建设。一方面，政府应渐近地转变以GDP为中心的政绩考核方式。这是因为，这种政绩考核方式与地区发展的长远利益相矛盾。而政府经济伦理内在地政绩考核方式应体现社会公众的长期综合效应而非仅仅是短期经济利益；另一方面，政府要为涉农中小企业集群形成生态化模式创造良性竞争的环境。这就是说，涉农中小企业集群非生态化发展的现状说明了相应的市场环境也是非公正的，这势必会影响各类经济主体参与农业生态化建设的积极性。所以，政府应通过具体的政策来保障公平市场环境的建立，践行服务型政府的价值理念。
最后，不断加强蕴含现代经济伦理价值的制度建设。经济伦理意识的培育与完善是制度建设的前提，而制度建设则是经济伦理实现的保障。涉农中小企业集群生态化的发展需要在正确经济伦理指导下构建起一整套完整的生态制度体系，主要包括法律制度和经济措施两个方面。第一，法律制度。作为各种制度中约束力最强的制度，涉农中小企业集群生态化的法律制度体系要制定清洁生产审核办法及相关的生产指南和技术手册，制定可以促进资源综合利用的法律法规和规章；要修改过时的法律法规，强化涉农中小企业集群的法律责任，将可持续发展战略写入宪法，构建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及产品责任制度；要加大执法力度，建立适应涉农中小企业集群生态化发展的领导责任制度，将其决策过程纳入行政程序，对破坏环境及盲目利用资源的产业项目，实施一票否决并追究相关责任主体，保障涉农产业生态化的有效落实。第二，经济措施。在财政政策方面，对环保涉农中小企业实施税收减免、退税等优惠政策，并对其生产的新产品进行财政补贴以及优先列入政府采购计划；在投资政策方面，政府主要投资于集群区域内与生态建设有关的公共物品，其他领域应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并注重生态导向功能，实现生态环境的保值和增殖；在金融政策方面，政府要对涉农中小企业申请的贷款实行政策担保、贴息、延期还款等优惠政策，鼓励其通过资本市场进行直接融资，并积极吸引外资，促进集群的生态化发展；在资源价格改革方面，政府要通过资源产权改革、重构资源税费、建立资源开发补偿机制等方式反映资源开采和利用的全部社会成本，遏制资源过度利用和低效率配置的现象。
总之，构建我国涉农中小企业集群生态化发展模式的关键在于纠正政府“惯性”经济伦理意识，形成满足各方利益诉求的经济伦理制度，并不断借鉴各地在这方面取得的经验，为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做出贡献。
关键词:矿山农村经济;生态农业;财政政策;扶持
目前，我国正处在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的新时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效显著，在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下，村级集体经济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日益显现。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不仅是推进农村小康建设的重要经济任务，也是提高农村基层组织执政能力、加强农村社会管理、实现基层社会持续稳定的重大政治问题，对于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新农村建设、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樟村坪镇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宜昌市夷陵区樟村坪镇地处宜昌市夷陵区北部山区，矿产资源丰富，被称为“中国磷矿之乡”。近年来，该镇充分利用其矿产资源丰富的优势大力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积极研究探索多种渠道、多种途径，采取有效措施，不断增强村级组织的经济实力，取得了显著成效。随着形势的不断变化，该镇矿区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也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一些村级集体经济原有的收入渠道趋于萎缩，缺乏新的稳定的收入来源；一些村集体经济收入增长缓慢，而支出刚性很难抑制。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不平衡，收入差距拉大；一些村集体经营管理不善，债务沉重的问题比较突出；对发展村集体经济思想认识、政策措施还不到位等等。以上问题的存在，导致樟村坪镇的部分村党群、干群关系紧张，影响了村级基层组织的号召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因此，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如何创新思路发展矿区村级集体经济，已经成为樟村坪镇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二、樟村坪镇集体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财政资金的扶持
村级集体经济的发展需要以充足的人力资金为支撑，离不开政府财政资金的大力扶持，政府在其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没有政府财政资金的大力支持，村级集体经济的发展将举步维艰。为此，樟村坪应该深入分析财政资金重点扶持的方面，立足地方特色实行生态农业项目化，充分争取扶持资金财政性，促进村级集体经济快速发展。
(一)大力发展生态农业，争取政府政策支持
樟村坪自然条件优越，农业发展基础较好，具备发展生态农业的优势条件。在发展生态农业过程中，应该结合樟村坪农业发展实际，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确定生产经营项目，依靠特色农业和优势产品占领市场。政府应该为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提供多方面的政策服务，加强对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政策支持力度。除此外，还应该积极引导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有效利用集体土地资源，并在法律、政策许可的条件下最大限度的放宽村集体土地资源开发经营的限制；鼓励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盘活集体资产，提高利用现有集体资产开发经营的创收能力，政府要在项目审批、项目融资、税收等方面给予切实的扶持和支持。
(二)积极申报农业项目，争取政府财政扶持
关键词：矿山农村经济 生态农业 财政政策 扶持
目前，我国正处在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的新时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效显著，在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下，村级集体经济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日益显现。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不仅是推进农村小康建设的重要经济任务，也是提高农村基层组织执政能力、加强农村社会管理、实现基层社会持续稳定的重大政治问题，对于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新农村建设、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樟村坪镇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宜昌市夷陵区樟村坪镇地处宜昌市夷陵区北部山区，矿产资源丰富，被称为“中国磷矿之乡”。近年来，该镇充分利用其矿产资源丰富的优势大力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积极研究探索多种渠道、多种途径，采取有效措施，不断增强村级组织的经济实力，取得了显著成效。
随着形势的不断变化，该镇矿区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也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一些村级集体经济原有的收入渠道趋于萎缩，缺乏新的稳定的收入来源；一些村集体经济收入增长缓慢，而支出刚性很难抑制。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不平衡，收入差距拉大；一些村集体经营管理不善，债务沉重的问题比较突出；对发展村集体经济思想认识、政策措施还不到位等等。以上问题的存在，导致樟村坪镇的部分村党群、干群关系紧张，影响了村级基层组织的号召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因此，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如何创新思路发展矿区村级集体经济，已经成为樟村坪镇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二、樟村坪镇集体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财政资金的扶持
村级集体经济的发展需要以充足的人力资金为支撑，离不开政府财政资金的大力扶持，政府在其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没有政府财政资金的大力支持，村级集体经济的发展将举步维艰。为此，樟村坪应该深入分析财政资金重点扶持的方面，立足地方特色实行生态农业项目化，充分争取扶持资金财政性，促进村级集体经济快速发展。
（一）大力发展生态农业，争取政府政策支持
樟村坪自然条件优越，农业发展基础较好，具备发展生态农业的优势条件。在发展生态农业过程中，应该结合樟村坪农业发展实际，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确定生产经营项目，依靠特色农业和优势产品占领市场。
政府应该为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提供多方面的政策服务，加强对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政策支持力度。除此外，还应该积极引导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有效利用集体土地资源，并在法律、政策许可的条件下最大限度的放宽村集体土地资源开发经营的限制；鼓励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盘活集体资产，提高利用现有集体资产开发经营的创收能力，政府要在项目审批、项目融资、税收等方面给予切实的扶持和支持。
（二）积极申报农业项目，争取政府财政扶持
生态农业项目是政府财政资金重点扶持的项目，具有严格的项目申报方式和程序，需要提供完整的项目申报材料等，是一项极为严格而复杂的大事情，而项目申报是获取农业项目发展资金不可逾越的一环。因此，樟村坪在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的同时，还必须做好生态农业项目申报，以便争取更多的政府财政项目扶持资金；同时，政府也应该加大对生态农业的财政扶持力度，减轻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负担。
（一）煤炭经济生态圈的概念
煤炭经济生态圈是经济圈在生态角度和煤炭行业的具体化，是煤炭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煤炭产业聚集效应的实现形式，是煤炭产业、煤炭相关产业和辅助机构互动发展的结果。煤炭经济生态圈是基于低碳经济核心诉求，从生态型、知识型、节约型以及绿色型的社会经济发展趋势出发，以煤炭产业链延伸及产业间协作为基础，以煤炭产业集群为现实载体，在一定的外部环境推动下，通过煤炭产业集群扩张效应而形成的以煤炭产业和谐发展为主导的社会经济形态，是煤炭产业集群发展过程的高级表现形式。随着低碳经济的发展，以煤炭产业为核心的煤炭经济生态圈将日益成为推动煤炭产业“十二五”发展的新模式。
（二）煤炭经济生态圈的内涵
目前，世界各地学者对煤炭经济生态圈探索尚属初步阶段，尚未形成关于煤炭经济生态圈的统一界定标准。本文认为，煤炭经济生态圈是以煤炭洗选、加工产业为核心，并由该核心产业及与这个核心具有一体化倾向的邻接产业及其他相关产业、辅助机构所组成的圈层结构。煤炭经济生态圈是煤炭工业经济发展的一种形式，它以煤炭资源禀赋为基础，以煤炭产业为枢纽，以专业化分工及产业生态化要求为纽带，以政策为保障，依托其他相关产业与辅助机构，在一定的区域空间内形成不同圈层的产业集聚，实现煤炭资源与各种经济要素的优化配置和合理流动，从而实现圈内各圈层间经济的互动发展。煤炭经济生态圈是基于煤炭产业及其相关产业高度集群化发展形成的，其形成是煤炭产业低碳化的趋势使然，是主观推动和客观趋势的产物。构建煤炭经济生态圈的主要原则为，坚持产业系统升级；坚持资源集约开发；坚持经济低碳发展等。根据上述原则，煤炭经济生态圈只有在妥善处理好政府与市场、资源与环境、主体功能与其他功能等几个方面关系的基础上，采取科学合理、有序适度的开发，合理配置公共资源，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适度开发煤炭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在生态和资源环境可承受的范围内发展煤炭产业等一系列措施，提高圈内生态环境承载能力，才能实现圈内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二、煤炭经济生态圈的系统分析
（一）煤炭经济生态圈的要素组成煤炭经济生态圈不仅仅是煤炭产业链延伸而形成的线性产业聚集，而是煤炭相关产业、相关企业在区域内围绕煤炭产业，从开采到使用的各种相关行为主体组成的网络经济系统。煤炭经济生态圈由主体要素、资源要素和环境要素三大要素组成，要素之间彼此相互作用，交叉形成网络分布。
1.煤炭经济生态圈的主体要素。煤炭经济生态圈的主体要素即煤炭产业、煤炭相关产业与辅助机构三大主体。具体来说，煤炭经济生态圈的行为主体即圈内的成员产业，包括煤炭开采加工产业、建材产业、发电产业、煤化工产业、钢铁产业、交通运输产业、矿区旅游产业、煤炭深加工产业、服务机构、政府部门、教育及科研机构、金融机构等。主体要素是煤炭经济生态圈的行为主体，是促进煤炭经济生态圈发展的主动力量，可以通过发挥自身的能动性来影响控制煤炭经济生态圈的发展。煤炭经济生态圈是以煤炭产业为核心存在和发展起来的，煤炭产业是煤炭经济生态圈的核心主体。煤炭产业是煤炭开采、加工的煤炭企业簇群，包括少数大型煤炭企业集团、以煤炭开采加工为主的煤炭中小企业。煤炭企业簇群在煤炭资源富集区集聚，带来企业间煤炭资源的共享与简单的分工协作，形成知识与技术的溢出效应，拉动区域内经济增长，进而吸引相关产业、相关企业向煤炭富集区内靠拢，通过共同性与互补性的交叉影响，进而形成高度的专业化分工与协作，最终在煤炭富集区产生集聚效应，带动区域内经济的发展。可以说，煤炭产业是煤炭经济生态圈的核心主体和经济拉动者。政府部门在煤炭经济生态圈的发展中起着关键性作用。我国矿产资源、土地资源等自然资源归国家所有，对这些资源的开发使用是在国家政策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煤炭经济生态圈的形成起源于国家对煤炭资源的开发，是在国家政策规划和煤炭产业的带动下逐步形成的。政府是制度的制定者，从宏观与长远发展的角度出发，通过有效的制度供给适合煤炭产业生存发展的软环境，维护煤炭经济生态圈内良性竞争和协作的局面。政府是最重要的行为主体，是煤炭经济生态圈的主要推动力量。
2.煤炭经济生态圈的资源要素。煤炭经济生态圈的资源要素包括煤炭资源和社会资源两大资源。资源要素是煤炭经济生态圈的主要投入要素，是主体要素的主要作用对象，主体通过对煤炭资源的开发和使用，对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从而达到资源效益最大化的目的，创造经济价值并促使煤炭经济生态圈的快速发展。作为主要投入原料，煤炭资源始终在煤炭经济生态圈的形成、发展、成熟与衰退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是煤炭经济生态圈的基础。煤炭资源稀缺性与强地理根植性，决定了煤炭经济生态圈必然临近煤炭资源富集区，脱离了丰富的煤炭资源，煤炭经济生态圈也就无从发展。煤炭资源作为煤炭经济生态圈的关键资源要素，一方面，煤炭资源在促进煤炭经济生态圈形成与发展中起了决定性作用，通过资源开发，形成初级煤炭开采加工企业的集中，随着资源开发程度的提高，进而吸引相关产业的聚集，形成煤炭经济生态圈；另一方面，煤炭经济生态圈作为煤炭富集区经济的主要推动力量，能够实现区域内煤炭资源的大规模、高效率开发，延伸产业链条，提升煤炭产业素质，使煤炭经济生态圈成为一种新型的知识型、生态型煤炭主体功能区。
3.煤炭经济生态圈的环境要素。煤炭经济生态圈的环境要素包括市场环境、政策环境与生态环境等三大环境。环境要素是煤炭经济生态圈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在该空间中，煤炭经济生态圈与内外部环境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并通过与环境的因果作用、非线性作用、信息的流动与反馈等进一步推动煤炭经济生态圈的发展演化。在煤炭产业为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同时，受传统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由煤炭资源大规模开发利用而引发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高碳问题日益突出。为恢复正常的生态环境功能，煤炭经济生态圈加大了对外部负效应的补偿及资源环境的治理，如对煤炭开采使用过程中的土地塌陷、土地闲置、矿井水的随意排放、煤层气与瓦斯等资源浪费、燃煤引起的废气污染等现象进行综合整治。生态环境是煤炭经济生态圈最重要的环境要素，煤炭经济生态圈的发展过程中更应注重保持生态环境的平衡。
（二）煤炭经济生态圈的结构层次
煤炭经济生态圈以煤炭开采与加工产业为核心产业，其他产业与核心产业的联系程度受各种环境条件的影响而不同，使煤炭经济生态圈因联系程度的不同而呈现出圈层式的结构。本文认为煤炭经济生态圈由三个圈层组成，圈层划分由圈内其他产业与煤炭开采、加工产业的关联度确定。煤炭开采、加工产业为煤炭经济生态圈的核心主体，形成煤炭经济生态圈的核心圈，即内层圈。与煤炭开采、加工产业相关联的相关产业，包括煤炭产业链上下游的产业及其他相关产业，如建材产业、发电产业、煤化工产业、钢铁产业、煤炭深加工产业、交通运输产业、矿区旅游产业等，组成了煤炭经济生态圈的中层圈。对内圈层及中圈层中各企业运营起到支持作用的辅助机构，包括政府部门、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医院等服务机构、教育及科研机构等。圈层间及圈层内部相互开放和兼容，通过专业化分工及相对应的物质流、技术流、资金流、信息流形成有机衔接。
三、煤炭经济生态圈的基本特征
煤炭经济生态圈是我国十二五“主体功能区”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现实表现形式，较之煤炭产业集群，两者间有相似也有不同。煤炭经济生态圈建设始终突出生态性与低碳性的特点，演进过程既体现煤炭产业集群的空间集中性、政府推动与市场引导的动力复合性，又强调了基于地缘优势（资源优势、市场优势、产业优势等）的非煤产业科学延展性，以及区域主导（煤炭）产业与其他产业（非煤产业）间的强关联性。具体体现在空间特征、关联特征、动力特征与生态特征等四个方面。
（一）空间特征———单核心完整性
煤炭资源的稀缺性与强地理根植性决定了一定的煤炭资源禀赋能对其他产业具有较强的经济吸引力和辐射力，是经济圈的核心要素。在空间布局上，煤炭经济生态圈呈单核心型、完整型分布。
（二）组织结构特征———有核式网络型
煤炭产业集群是以煤炭产业为核心的有核式网络型集群，煤炭经济生态圈亦为以煤炭产业为主体的主体功能区。煤炭经济生态圈以煤炭开采加工产业为核心，形成单核心圈；圈内除多个关联产业外，还有支持企业活动的机构和组织，各个要素相互依存，通过协同作用形成一个完整的整体。
（三）关联特征———强联系性
一方面，煤炭经济生态圈内煤炭产业与其他产业之间存在着较为密切的经济社会联系，这样密切的联系能使得圈内产业结构呈现综合、多元的趋势，具有较强的结构转化能力与综合竞争能力，形成互利共生关系。另一方面，企业在地理位置上的接近促使企业间的联系及影响增强，根据知识与技术外溢效应与拉拔效应，煤炭产业可以在圈内相关企业间相互模仿和同质化的持续推进中快速提升竞争力。
（四）动力特征———政府推动与市场引导复合性
区位优势是煤炭产业竞争优势的决定因素，资源优势是形成区位优势的先决条件，而政府是吸引资源优势的主要动力来源。无论从煤炭资源的公共属性，还是从煤炭经济生态圈的形成过程来看，政府部门始终煤炭经济生态圈的主要推力，通过提供有效的制度以供给适合煤炭产业生存发展的软环境，并采用政策引导和项目支持等调控手段，从宏观上引导和促进煤炭经济生态圈的建设和发展。同时，坚持以市场机制为主导，充分依靠市场力量，打破行政区划壁垒，可以实现自然资源、人力资源、资金、技术等资源与要素在圈内的流动和优化配置，实现企业间协同竞争，促进煤炭经济生态圈的优化升级。
（五）生态特征———低碳性
煤炭经济生态圈是产业内及产业间相关自然与人工环境构成的复合生态体，其煤炭资源合作开发、资源共享的机制，最大限度地发挥煤炭经济生态圈的整体优势。煤炭经济生态圈是基于生态学原理，通过产业间耦合与协同作用，逐步建立煤炭经济生态链和生态网，为废弃物寻找利用者或分解者，实现废弃物的循环分层利用，进而实现废弃物在圈内的全回收和向圈外的零排放，使污染负效益变为资源正效益，全面协调现有产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间的矛盾，最终实现煤炭产业低碳可持续发展。
四、结论
（一）煤炭经济生态圈是我国煤炭富集区，有效贯彻落实国家
“十二五”主体功能区战略的现实空间载体基于煤炭资源的地理根植性、不可转移性与路径依赖性，建国以来，我国煤炭资源富集区在客观上形成了煤炭产业聚集现象，形成了煤炭主体要素对环境要素的支配，但受社会环境、经济环境等环境要素的制约，目前我国煤炭产业聚集现象到煤炭产业集群的转化较为艰难。随着生态环境要素对煤炭产业的要求日益加强，把握“十二五”国家主体功能区建设的契机，按照“煤炭产业聚集-煤炭产业集群-知识型与生态型煤炭主体功能区”的梯度进化模式，推进煤炭富集区域煤炭经济生态圈建设，是有效贯彻落实国家“十二五”主体功能区战略的现实空间载体。
随着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和全球气候变暖的加剧［1］，发展低碳经济作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一个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被提出。低碳经济［2］是经济发展的碳排放量、生态环境代价及社会经济成本最低的经济，是一种能够改善地球生态系统自我调节能力的可持续性很强的经济。低碳经济作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必然选择，其发展会给土地利用带来的影响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城市建设中对土地的粗放利用是导致土地利用碳排放增加的重要原因，集约利用［3］可以有效地降低单位土地利用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并减少土地资源的消耗，从而减少碳排放。因此，深入研究低碳经济和土地集约利用之间可能存在的相辅相成的关系对于促进土地集约利用和低碳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鉴于此，本文选用Tapio脱钩指标为评价手段，选取合适的评价指标，以江苏省昆山经济开发区为研究对象，研究低碳经济与土地集约利用之间的脱钩关系，并以此为理论依据，为江苏省昆山经济开发区进一步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和低碳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1研究方法
1．1脱钩定义
“脱钩（Decoupling）”一词源于物理学领域，意为具有响应关系的两个或多个物理量之间的相互关系不再存在［4］。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将脱钩概念应用于农业政策领域分析农业政策与贸易和市场均衡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将脱钩定义为经济增长与环境因素耦合关系的破裂或恢复。Tapio将脱钩状态进一步细分为8大类，来研究交通业能源消耗及二氧化碳排放的关系，促进了脱钩指标构建的系统性。
1．2脱钩指标
OECD脱钩指标构建模式和Tapio脱钩指标构建模式是国际上通用的两种模式。将脱钩指数用于低碳经济发展和土地集约利用的研究，反映低碳经济发展的综合碳耗度是环境压力，土地集约利用作为经济驱动力，如果综合碳耗度增长率与土地集约利用增长率呈现不平行的现象，即称发生了脱钩现象。脱钩关系又分为相对脱钩和绝对脱钩。相对脱钩表现为二者的增长速度都为正且土地集约利用增长率高于综合碳耗度增长率；绝对脱钩表现为土地集约利用呈现稳定增长而综合碳耗度下降。Tapio根据脱钩弹性值的大小对其展开了更加细致地划分，定义了8种脱钩状态，如表1所示。从表1看出，将在土地集约利用程度增强的同时，综合碳耗度相应下降，即土地集约利用与综合碳耗度严格“脱钩”的情况称作“强脱钩”，这是实现土地集约利用和低碳经济互相促进发展的理想状态。而将土地集约利用程度下降的同时，综合碳耗度反而增加，即土地集约利用与综合碳耗度严格“反向脱钩”的情况称作“强负脱钩”，这是土地集约利用和低碳经济不合理的悖谬状态［6］。其他情况虽然也实现了土地集约利用规模的理性增长或综合碳耗度的下降，但伴随其变化出现了综合碳耗度的增长或土地集约利用规模的同时减少，两种状态的脱钩指数均大于零（DI＞0），并未出现土地集约利用和综合碳耗度的“强脱钩”或“强负脱钩”状态。因此对不同状态进行进一步界定，利用0．8和1．2两个临界值，将其他不同状态进一步定量界定出6种状态，分别称为“弱脱钩”（0＜DI＜0．8）、“增长连结”（0．8＜DI＜1．2）、“扩张负脱钩”（DI＞1．2）、“衰退脱钩”（DI＞1．2）、“衰退连结”（0．8＜DI＜1．2）和“弱负脱钩”（0＜DI＜0．8）。这6种状态都不利于土地集约利用和低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脱钩分析体系构建
2．1低碳经济发展指标
低碳经济是近年来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而提出的一个全新经济发展模式，受到各国学术界和政府的普遍关注［7］。一般认为低碳经济是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尽可能地减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发展形态。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是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进步。低碳经济有两个基本点：一是包括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在内的社会再生产全过程的经济活动低碳化，把二氧化碳（CO2）排放量减少到最低限度乃至零排放，获得最大的生态经济效益；二是包括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在内的社会再生产全过程的能源消费生态化，形成低碳能源和无碳能源的国民经济体系，保证生态经济社会有机整体的清洁、绿色、可持续发展。节能减排是低碳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8］，电消耗强度反映了单位GDP的耗电量，集中体现了地区经济发展对能源的消耗程度。由于低能耗是低碳经济三大特征之一，所以该项指标可以作为研究区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低碳经济的低排放特征可以通过单位GDP的COD排放量衡量，反映的是研究区是否达到低碳经济低排放的特征。高新技术企业具备低耗低排低污染的特征，所以高新技术企业业务收入指标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该地区的低碳经济的发展现状及趋势。选取电消耗强度、单位GDP的COD排放量和高新技术企业业务收入作为衡量低碳发展的三大指标，运用层次分析法，评价地区低碳经济发展状况，计算过程中，电消耗强度、单位GDP的COD排放量与低碳经济联系密切，所以两者的权重高于高新技术企业业务收入权重。
2．2土地集约利用指标
土地集约利用的内涵可以总结为以下三点：（1）土地利用强度和投入水平的提高［9］；（2）土地产出效益的改善［10］；（3）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的优化［11］。容积率、建筑密度、单位面积投资强度、单位面积产出强度可以有效反映上述三点的发展现状，是反映土地集约利用常用指标［12］。江苏省国土资源厅从2004年开始对全省开发区进行集约利用评价试点，并建立了江苏省建设用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2007年国土资源部将开发区集约利用评价试点扩展至全部省级以上开发区。但由于省内试点时建立的评价指标体系与国土资源部开发区集约利用评价体系存在着较大的差异，2005年、2008年全省开展开发区集约利用评价时对各项指标的阈值和权重均作过较大的调整。借鉴江苏省开展开发区集约利用评价的经验，根据土地集约利用的内涵，考虑分析的全面性，本研究提取综合容积率、建筑密度、单位面积投资强度、单位面积产出强度作为反映土地集约利用的指标［13］，分别与反映低碳经济发展状况的指进行标测算分析。#p#分页标题#e#
2．3脱钩分析体系构建
根据评价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和低碳经济发展的指标选取方法，结合Tapio脱钩指标，构建低碳经济和土地集约利用的脱钩分析体系。分析低碳经济和土地集约利用的脱钩关系，首先初步选取两者的评价因子，反映研究对象的发展状况，根据所选取的评价指标收集数据用于测算脱钩指标，对不同的评价因子计算的脱钩指标进行对比分析，反馈修订评价指标，对初步选取的评价因子过滤，筛选出合适的评价指标。针对筛选后的评价指标，得出低碳经济和土地集约利用的脱钩状态，并据此展开驱动力研究。
3实例分析
3．1研究区概况
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是昆太路以南、吴淞江—黄浦江路—京沪高速铁路以北、柏庐路以东、花桥镇界以西的区域，占地113．22km2，人口规模达到83万人。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处于中国经济发展“T”轴线的核心点，占据沿海和沿江两个优势。昆山市是上海市辐射江苏省的重要联结点，同时亦是苏南经济带与上海市经济区的结合部，区位优势十分明显，交通十分便利，沿江高速、沿海高速、沪宁高速3条高速公路，G312等两条国道和城际铁路、沪宁高铁等3条铁路贯穿全境，离上海虹桥机场、浦东国际机场1h车程，完全融入上海市1h都市生活圈，是江苏的“东大门”，浦东的“连接站”。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创办于1985年，1991年1月被江苏省人民政府列为省重点开发区，1992年8月经国务院批准成为部级开发区。经过十多年的开发建设，昆山开发区已基本形成一个具有现代化气息的综合园区。2009年实现GDP437．97亿元，工业（物流）企业总收入978．99亿元，财政收入达83．91亿元，累计完成工业（物流）企业固定资产投资330．30亿元。
3．2数值分析
选取电消耗强度、单位GDP的COD排放量和高新技术企业业务收入作为衡量低碳发展的三大指标，根据低碳经济特征，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三者权重：电消耗强度（0．36）＝单位GDP的COD排放量（0．36）＞高新技术企业业务收入（0．28），测算该地区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表2）。因为低碳经济评价指标的电消耗强度和单位GDP的COD排放量都为逆向指标，而高新技术企业业务收入为正向指标，为保持一致性，用传统企业业务收入比重替代高新技术企业业务收入指标，同时低碳经济水平用综合碳耗度来表示，综合碳耗度越大，则低碳经济水平越低，反之则越高。提取综合容积率、建筑密度、单位面积投资强度、单位面积产出强度4个指标作为反映土地集约利用的指标进行考核。通过建设用地集约利用评价报告和相关统计年鉴收集2004—2009年昆山地区的综合容积率、建筑密度、单位面积投资强度、单位面积产出强度4个技术指标值。对指标数据进行整理计算，得到2004—2009年6a间指标的变化率，按照本研究构建的脱钩分析体系，利用Tapio脱钩指标计算6a间的低碳经济和土地集约利用的脱钩指标和脱钩状态。
从时间角度分析，2004—2009年的6a间，对于同一年份，4个土地集约利用的评价指标中至少有3个指标呈现出综合碳耗度和土地集约利用指标的强脱钩状态，由此可以得出，2004—2009年的6a间，江苏省昆山经济开发区综合碳耗度和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一直处于强脱钩状态。计算结果同时表明，将综合容积率和产出强度作为土地集约利用的评价指标时，2004—2009年的6a间，江苏省昆山经济开发区综合碳耗度和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一直处于强脱钩状态，土地集约利用程度增强的同时，综合碳耗度相应下降，即低碳经济发展水平提高。而将建筑密度作为土地集约利用的评价指标时，2005—2006年间和2006—2007年间综合碳耗度和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呈现衰退连结，低碳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同时土地集约利用程度降低，相同的情况也出现在以投入强度作为土地集约利用水平评价指标的2006—2007年间。因此，较建筑密度和单位面积投入强度，综合容积率和单位面积产出强度更能够准确地反映出土地集约利用的变化情况。从实际情况分析，由于需要考虑交通和绿化等因素，建筑密度本身存在上限，特别是从2007年以来，昆山地区致力于宜居城市的目标，建筑密度不能准确反映土地集约利用的真实水平；然而昆山经济开发区一直追求高投入高产出的目标，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单位面积投入强度和产出强度无必然关系，将单位面积投入强度作为评价指标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昆山地区从2004—2009年，反映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碳耗度和反映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变化的综合容积率和产出强度的脱钩关系一直处于强脱钩状态，说明低碳经济和土地集约利用二者的发展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低碳经济的发展不仅没有阻碍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的提高，相反，低碳经济十分有效地促进了土地集约利用。2004—2009年昆山经济开发区的综合碳耗度逐年递减，该地区的低碳经济得到了有条不紊的发展，从2006—2009年间，综合碳耗度年减少率超过了10％，低碳经济呈现快速增长态势，通过这几年脱钩指标基本上小于－1可以看出，低碳经济的发展超过了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的提高。总体来看，2004—2009年间，昆山经济开发区的低碳经济快速发展，土地集约利用水平逐步提高，两者起到了相互促进的作用。其所采取的措施概括为以下几点：
（1）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了顺应低碳经济发展，颁布了“用地定额标准”、“投资强度”等一系列措施来控制开发区土地利用规模，提升土地集约利用水平。
（2）2006年至今，昆山经济开发区适度调整开发区内产业格局，提升商业和住宅用地比例，增加公园与绿地面积，大幅提升了区域碳汇能力，降低了单位面积碳排放强度，同时提高了土地的集约利用水平。
（3）通过提高交通运输用地比例，优化产业布局，促进产业集聚，从而提升了资源利用效率，并降低了不必要的物质运输带来的碳排放效应，将住宅和商业插入工矿仓储用地中，达到适度混合利用的目的，从而减少不必要的人员通勤成本带来的碳排放。
（4）近几年，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致力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高消耗企业的“关停并转搬”，提高主导产业生产附加值和高新技术企业业务收入占整个GDP的比重，不断提升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集聚。以上分析进一步验证，合理的政策引导，例如产业结构调整、经济方式转变，能够有效地调控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和低碳经济的稳定发展，实现土地集约利用和低碳经济的双赢局面。#p#分页标题#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