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针推辞书在整个辞书领域中属于专科性辞书,而针推辞书中又有针推的专科辞书(如针灸经络腧穴辞典、临床针灸辞典、针灸医籍辞典等)、专题辞书、专人辞书(如皇甫谧辞典,可收《甲乙经》及其所有著作词目)、专书辞书(如《甲乙经辞典》、《灵枢辞典》之类)等专性辞书和针推的综合辞书。截止目前,针推辞书的编纂在取得相当成绩的同时也存在着某些不足。本文对这些不足作了初步的分析,并对今后的工作提出了一些设想和建议。
主题词 针灸学 推拿学 辞书学
辞书学是工具书学下的一个子学科,但工具书学在我国尚未完全形成,而辞书学在我国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学者们较公认者是以《辞书研究》的创刊为标志)。笔者当时正在进行《中医难字字典》、《中医药中的易错字》、《中医药通假字、区别字与古今字字典》三书的资料搜集工作,故辞书学在中国一建立,笔者就投身其中。20多年来,边学习、研究,边从事中医药、针灸推拿学辞书编纂实践,独立编纂或主编、参编大小辞书八、九种,并对部分古代、当代综合及中医药、针灸推拿专科辞书作过一些比较研究,因而有不少体会。今简撷几点以就教于辞书学界和针推学界的方家贤达。
1 针推专科辞书编纂中的问题
针推辞书在整个辞书领域中属于专科性辞书,但在针灸推拿领域中又有针推的综合与专科辞书的区分。针推辞书编纂取得了相当的成绩,这一点毫无疑问,并值得肯定。但由于没有正规、系统地培养辞书编纂人员,绝大多数编纂者没有充分、认真地学习、钻研辞书学理论知识,以致所编出的针推辞书尚存在一些问题。
1.1 针推辞书的编纂无整体规划 学术发展上需要填补空白的收词较全的大型针推综合辞书或临床、教学、科研亟需的针推专题辞书长期缺如,而中小型的针灸综合辞书(注意:非指小型专科、专题、专人、专书辞书)却编得较多(篇幅所限,例略,下同)。
1.2 内容收载不够全面 具体表现在:
(1)词目(或字头)失收过多,"大辞典"中查不到常用词目,"工具功能"不够甚至很差。
(2)词条中所收义项太少,相当多的词条仅有一个义项,以致有辞书学家戏称一些"大辞典"不象"辞典"而象"名词解释"。义项少作为专性辞书犹可,而作为综合性针灸辞书就有些名不符实,特别是大型辞书。
1.3 编排体例不规范 比如:
(1)解释词义的义项排列杂乱无章,看不出本义、派生(引伸)义、后起义、通假义,反映不出语言(或针推名词术语)演变的脉络和学术发展的源流,有悖于古文献类辞书编写的规范。
(2)词义缺少书证、例证。在辞书学界有句常说的行话(也是国外一位辞书权威的名言):"没有例证或书证的辞书是没有灵魂的辞书。"所谓"例证",即文献(最好是流传久、较权威的文献)中使用该词、字的例子,一般要求语义完整的全句。"书证",是指古代训诂学专著(如《说文》等传统语言学著作)中对该字、词的诠释。一般人又往往将二者统称为"书证"。编纂字典(尤其是较大型或较权威的),每个义项下都应引书证与例证,找不到书证的,起码也得有例证。而编写辞典通常只要求引例证。如果不引书证、例证,则释义语出无据,难让使用者信服,影响辞书的准确性、科学性和权威性。但我们的一些针灸辞书偏偏就缺例证、书证,或所引例证的出处(文献)篇名、卷次不详细,甚至有错,令使用者难以核对。
1.4 明显的错误及对字词不妥当的处理
(1)词目或字头、释义、书证或例证乃至按语中出现的错误太多。任何书都难免有错,这一点笔者充分理解,也深有体会。问题是有的辞书错得太多太离谱。有的错误是排版、校对产生的,而有的则明显属于编纂者知识局限所造成。这就需要我们注意和重视了。
(2)对通假字、通假义的处理欠当。不少辞书将通假义误当成一般义,使用错误的训诂术语进行处理。这主要是因为分不清究竟何为通假所致。
(3)对区别字的处理更是不当。迄今为止,除了笔者20多年来陆续编写的几本中医药辞书外,针灸学辞书中确确实实只有笔者近年参与协助梁繁荣教授所编的《针灸推拿学辞海》对区别字进行了比较正确的处理。笔者的导师,著名语言学家、辞书学家,国家语委原主任,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教授曾在《伤寒论校注》论证会上及多种场合呼吁中医(包括针灸推拿)辞书和医籍、针籍整理一定要分清区别字与通假字,要用不同的术语分别处理,说明正确处理区别字非常重要。笔者对此已发表了数篇论文(见《医古文知识》1996、1998、1999这三年的第四期),并将有专著问世。但愿中医界、针推界能逐渐了解有关区别字的知识,在今后的辞书编纂中能对区别字进行正确处理。
(4)对古今字的界说和处理欠当。《医古文》教材将古今字与区别字完全混为一谈(古今字与区别字不能完全混同,详许嘉璐师指导,笔者撰写的学位论文《古今字、区别字论》,载《中华文史论丛》57辑),致使中医及针灸推拿学者大多分不清两者,结果反映到针推辞书的编纂中,造成混乱。
2 对今后针推辞书编纂工作的设想和建议
2.1 培养针推辞书编纂队伍 目前中医药、针灸学界既通医(针)又通文的学者并不多,真正通辞书学的学者更少,因此,要编出适应学术发展需要的大批高质量辞书,就必须重视对编纂队伍的培养。
2.2 对针推辞书的编纂应有总体的规划和合理的布局 就"应急"而言,适当编纂一些针推综合性辞书是可以的,事实上这种辞书也已出得不少。但要编出真正"够用"的高质量综合性特大型辞书,目前尚不具备条件。只有在编出足量的针推专人辞书、专书辞书、专科辞书、专目辞书、专题辞书、断代辞书的基础上,高质量的针推综合性辞书的问世才有可能。所以,当务之急是抓各种专性辞书的编纂,为特大型综合性辞书积累足够的"原料"和培养编纂人才。
关键词：同义词 替代功能 确切功能 修辞功能
一.引言
在各种语言中，同义词都是一种普遍现象。可以在语义相近或是特定的上下文中相互替代，不改变原文内容，这是确定同义词的标准。本文主要研究俄语同义词的三个基本功能：替代功能，确切功能，修辞功能。替代功能可以使语言避免重复，确切功能在于从不同角度揭示事物的特征，修辞功能就是增强言语表现力，表达说话人的主观态度。本文归纳梳理了俄语同义词的各个功能，旨在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和使用俄语同义词。
二.同义词的功能
1.替代功能
同义词的替代功能是同义词的初始功能。在特定的语境场合之下，根据表达或交际需要，在句子或语段中，可以选择同义词进行相互替换。同义词之间相互替代可以使语言避免单调乏味和不必要的重复，也可以避免词汇表达量少的尴尬情况。例如：
Не знаю кому пришлав голову мысльорганизоват
ьизкультурныйпразднтник
，этобыла смелая и оправда
вшаясебя идея.（我不知道是谁想出来组织一个体育节的想法，但是这是一个大胆的而且被证实是正确的想法。）[4]在这一段话中，使用了两个同义词，使得句子表达前后连贯，衔接恰当。俄语中类似的同义词数量繁多，不仅全部词汇意义或对应义位的全部意义成分重合，搭配领域完全相同，而且在表达色彩、语体属性、适用范围、使用频率等方面也没有差别[6]。替代功能在绝对同义词中是典型的，但在现代俄语中这样两个词意义完全相同的情况并不多。同义词的替换“主要是为了从不同的角度指称同一事物、现象，或指称同一事物、现象的不同方面，同义词的替换这种功能从而使语言表达的更准确，更细腻，更具有表现力”[7]。
2.确切功能
确切功能是同义词的普遍功能，它揭示事物的不同特性和典型特征。同义词的确切功能多出现于语义同义词之中。语义同义词的确切功能在于从不同角度揭示事物丰富多彩的特征，这些特征往往不为一个词所能囊括。同义词的区别义素在特定的上下文中，可以起到相互补充和相互取代两种不同的确切作用。
（1）相互补充的确切作用，如：
Рядом был старыйхоро
ший товарищ，друг，скоторы
мничего страшно.（Д.Грани
н）（在身边有一位多年的好同志，好朋友，和他在一起没什么可怕的。）[3]两个词都是指好伙伴，好朋友，但是前者通常理解是社会层面的，而后者是指自己，个人很亲密的伙伴，好朋友，作者是用друг来补充说明，来进一步说明товарищ不能说明的意义。
另外，同义词的这种确切功能在辞书编纂以及外语教学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有许多词典辞书都采用了同义词相互解释的方式。在С.И.Ожегов的词典中这种方式表现的特别充分，这种方法通常来讲不够精确，但简明易懂，但是一直被辞书编纂者使用。
（2）相互取代的确切作用，如：
А что，вы друг ему？
Друг не друг，атоварищ
.（Ю.Семенов）[7]
（怎么？他是你的朋友？――朋友倒不是，是同志。）
在这个例子中，两个同义词的区别义素不是合取关系，而是析取关系。
И тут на губах Моны Лизы появилась усмешка，именно усмешка，а не улыбка.（Нагибтин）[8]（就在此时，蒙娜丽莎的嘴角展现出一丝嘲讽的笑，就是讥讽的笑，而不是微笑。）在усмешка和улыбка中都有表示笑的义素，前者中包含后者的意义，但句子强调了这两个词的区别，使得表达更确切，完整。有时在一定的上下文中，同义词的强弱程度对比十分明显。
确切功能与替换功能有很大的区别，确切功能主要是利用同义词之间的差别，替代功能主要是利用同义词之间的一致性。
3.修辞功能
修辞功能在本质上区别于语义功能。修辞学主要的作用是美化语言，修饰语言，使语言更富有表现力。这种作用的实现需要借助一定的语言手段，词汇手段就是一种常用的手段。同义词的修辞功能包括语体组织和表达主观情感两个方面。词在言语中的搭配，不仅要在语法和语义上协调一致，而且在语体属性上保持一致。修辞同义词为言语的语体组织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例如：
Лодыри，просыпайтесь！Др
ыхнуть сюда приехалиРаботать надо.（В.Ажаев）（你们这群游手好闲的家伙，该起床了！来这里是睡大觉的么？要干活啊！）[3]句中的лодыри和дрыхнуть 分别是бездельник
и，спать的同义词，他们的口语属性与例句的主观词序在语体属性上构成了彼此协调一致的关系。
修辞同义词通常包含主观评价的语用意义成分，带有各种表彩，是增强言语表现力的重要手段。例如：
А у Ули глаза были большие，темно-карие，---не глаза，а очи.（А.Фадеев）（乌丽娅长着一双深棕色的眼睛，不是眼睛，而是明眸。）[3]
同义词的修辞功能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使语言表达准确，精密，恰到好处;
例如在普希金的《致诗人》里面有一句：Ты сам свой высший суд，всё строже оценить умеешь ты свой труд，ты им доволен ли，взыскательны
йхудожник. （你是你自己的最高审判者，你会越加严格评价自己的创作，你对它满意吗，严厉的艺术家？）普希金用过其他几个词，但都无法准确表达艺术家做学问严格的态度，也不能准确的表达作者的意思。[1]
（2）同义词的使用使语言生动形象，富于变化，增强表达语意;
Мира жаждёт все чело
вечество，и за мир оно будет твёрдо，решительно，непоколебимо в любой точке шара.（Павленко）（全人类世界和平，它在地球的任何角落都会坚定，坚决，毫不动摇地争取和平。）在这个例句中，同义词的连用，使内容不断加深，表达感情不断加强，最终达到增强感染力的作用。在俄语中有不少固定短语来表示事物，例如царь зверей----лев（百兽之王――狮子）等，这些表达也使得语言生动形象，富于变化。有时为了表达生动，在句子中本来不是同义词的两个词也可能当作同义词使用，在语境中“临时同义”。
三.结论
在俄语中，同义词发挥着很大的作用。使用同义词可以使言语表达准确，生动，精致，具有感染力和表现力。借鉴不同学者的观点，本文粗略地将同义词的功能分为三类：（1）替代功能，是同义词最基本的功能，主要依据的是同义词之间的相同点;（2）确切功能，是同义词非常重要的功能，是利用同义词之间的区别义素来进行表达的，（3）修辞功能，是装饰语言的重要手段，从修辞的角度，同义词可以使言语表达更加生动，形象，具有感染力和表现力。 在俄语中存在着大量的同义词，这样使俄语的表达更加生动灵活，也令语言的使用者极具表现力地表达阐述自己的思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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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曹文明.俄语同义词的性质、功能与分布研究[D].[硕士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11.
祝辞也称“祝词”，是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对兄弟单位或合作伙伴即将开始的工作、事业表示祝福的言辞或文章。
贺辞也称“贺词”，是对兄弟单位或合作伙伴已经取得成功的工作或事业表示祝贺，以及欢庆节日时表示庆贺的言辞或文章。
二者的区别在于祝辞一般在事先，贺辞一般在事后。但这个区别不是绝对的，有时可以混用。
祝辞和贺辞有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现场即席致辞祝贺，另一种是信函电传祝贺。后一种肯定是书面形式，前一种，为了庄严郑重，多数情况下也需要认真拟稿。
（二）祝辞贺辞的基本格式和写法
祝辞、贺辞的样式和写法是灵活多样的，既可以采用一般文章的样式，也可以采用诗词、对联等形式。这里主要谈谈一般文章样式的祝辞和贺辞的基本格式和写法。
1.标题
基本写法有两种。一种是由致辞者、致辞场合和文种共同构成，如《××书记在××公司开业庆典上的祝辞》。另一种写法是由祝贺对象和文种组成，如《国庆集体婚礼贺辞》。
2.称呼
称呼写在文章开头顶格处，要写明祝贺对象的单位名称或个人姓名。为了表示敬重，可以在姓名后面加上祝贺对象的职务或身份，如“敬爱的总司令同志”。
3.正文
正文通常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向祝贺对象致意。如：“今天是××公司的××庆典，在这个喜庆的日子里，我谨代表各位来宾和广大用户，向××公司和××董事长表示衷心的祝贺。”
二是概括地评价祝贺对象已取得的成就。
三是展望未来的美好前景，再次向对象表示衷心的祝贺。
4.落款
如果是书面祝贺，最后应该署上祝贺单位名称，或致辞人的姓名，最后是日期。
【 例 文 】
共同创造美好的新世纪
──主席二一年新年贺词
20__年新年钟声即将敲响。人类社会前进的航船就要驶入21世纪的新航程。中国人民进入了向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迈进的新征程。
在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我向全国各族人民，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和台湾同胞、海外侨胞，向世界各国的朋友们，致以新世纪第一个新年的祝贺！
过去的一年，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标志意义的一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国民经济继续保持较快的发展势头，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顺利部署实施。西部大开发取得良好开端。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进一步加强。我们在过去几年取得成绩的基础上，胜利完成了第九个五年计划。我国已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发展阶段。
面对新世纪，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是：继续发展人类以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克服20世纪困扰着人类的战争和贫困问题，推进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创造一个美好的世界。
我们希望，新世纪成为各国人民共享和平的世纪。在20世纪里，世界饱受各种战争和冲突的苦难。时至今日，仍有不少国家和地区的人民还在忍受战火的煎熬。中国人民真诚地祝愿他们早日过上和平安定的生活。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与自由，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永远站在人类正义事业的一边。我们愿同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为促进世界多极化，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努力奋斗。我们希望，新世纪成为各国人民共同发展的世纪。在20世纪里，世界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但是，世界上仍有许多人民尚未摆脱贫穷和饥饿，有的甚至连基本生存条件都不具备，时刻面临着死亡的威胁。经济全球化对生产力发展的新推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带来的新成果，应该造福于全人类，特别是应该用来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改善极度贫困人口的生活境遇，使他们得以具备自我发展的条件。中国人民将坚持不懈地为此作出自己的贡献。
我们希望，新世纪成为各种文明共同进步的世纪。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世界各国的文明，都是人类的宝贵财富，应该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历史充分证明，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各自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在继承和发展本民族文明的基础上吸取其他文明的精华，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并享受美好的生活，是世界发展的重要动力。只有加强各种文明之间的交流，推动各种文明共同进步，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才能真正实现。
先说通用的情况。在意义上，“词”和“辞”是同义词。在上古时代，一般只说“辞”而不说“词”，汉代以后逐渐以“词”代“辞”。诸如“辞令”、“辞海”、“辞藻”、“辞章”、“言辞”、“托辞”、“遁辞”、“致辞”、“发刊辞”以及“辞典”中的“辞”，均可以通用为“词”。相应地，工于言辞的人，可叫做“辞人”或“词人”。成语“词不达意”和“辞不达意”也可相互通用。
但是在用法方面，“词”和“辞”又各有习惯用法。如在“台词”、“誓词”、“歌词”中用“词”，“修辞”、“辞色”、“谦辞”、“辞书”等用“辞”，久而久之，约定俗成，二者就不能通用。
再来谈谈“词”和“辞”的区别。
若表示语言的基本单位，用“词”而不能写作“辞”，如“词根”、“词语”、“词缀”、“词组”、“词句”和“词序”等。
关键词：文章辨体文体明辨歌行乐府
吴讷的《文章辨体》和徐师曾的《文体明辨》是明代前期和后期出现的两部有一定规模的选集。它们所划分的文章体裁种类繁多，复杂细密，对各种体裁的源流、种类和体制规定都有或详或略的研究。其中它们对乐府诗与歌行的分类和研究尤其值得我们注意。明人习惯上将乐府作为诗歌的一种体裁，但它自身又包含着许多体裁，怎样对乐府进行分类和研究确实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工作。罗根泽先生认为吴讷的乐府“去掉《杂歌谣》是对的，去掉《近代曲》和《新乐府》也还可以，为什么连《舞曲》和《杂曲》也去掉呢?分类而以‘杂’名，似近于‘驱龙蛇而放菹’，但不如此便不周延。”(1)罗先生认为徐氏是根据吴书补充修正而成的，只就乐府分类而言，徐氏远胜于吴氏，“但为什么又去掉《横吹》呢?”(2)罗根泽先生认为吴讷为了维护乐府音乐的纯粹性而去掉《杂歌谣词》、《近代曲辞》、《新乐府》，甚至去掉《舞曲歌辞》和《杂曲歌辞》是可以理解的。至于徐师曾为什么去掉《横吹》、吴讷为什么去掉《舞曲》等歌辞他并没有进一步推究。其实，吴氏和徐氏的选集对乐府的分类和取合并不那么简单。因为《文章辨体》和《文体明辨》皆立歌行一体，其所选录的诗歌就是传统的乐府诗。吴讷所选的歌行体涉及了《乐府诗集》中的杂歌谣辞、杂曲歌辞、新乐府辞和郊庙歌辞，多为汉以后作品，以唐代诗歌为主；而徐师曾的歌行体也大致为《乐府诗集》杂歌谣辞的汉以后的诗篇，但不选《乐府诗集》中的杂曲歌辞和新乐府辞。郭茂倩《乐府诗集》中的乐府诗在吴讷和徐师曾这里被分人了乐府和歌行两类诗歌中。吴讷和徐师曾对歌行的认识和归纳也不一样，吴氏将古诗分为四言、五言、七言和歌行等，他把歌行看作是古诗中的一体。而徐氏的歌行非常复杂，在徐师曾的体裁体系中有两种外形相似但性质又非常不同的歌行体，即近体歌行和乐府歌行。同时，杂言古诗、七言古诗跟乐府歌行也非常相似。吴讷将歌行从乐府中分离出来归为古诗，徐师曾则区分了两种相近的歌行，那么他们的各种体裁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吴讷首先说明了歌行体是歌辞的性质，它属于“有辞无声”的歌辞，这些歌辞往往没有曲调。然后他暗用了姜夔对歌行篇名的解释，“本其命篇之义日篇；因其立辞之义日辞；体如行书日行；述事本末日引；悲如蛩螀日吟；委曲尽情日曲；放情长言日歌；言通俚俗日谣；感而发言日叹；愤而不怒日怨。虽其立名弗同，然皆六义之余也。”吴讷又交待了其选诗的两个重要条件：一是即事为题，无所模拟；二是辞义不过于淫伤者。前一个条件至关重要，是后一个条件的基础，它是区别歌行和乐府的首要条件。可以看出，吴讷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元稹的歌行的观念。元稹《乐府古题序》说：“沿袭古题，唱和重复，于文或有短长，于义咸为赘剩；尚不如寓意古题，刺美见事，犹有诗人引古以讽之义焉。曹刘沈鲍之徒，时得如此，亦复稀少。近代惟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依傍。”(3)元稹归纳了沿袭古题、寓意古题、即事名篇等乐府诗歌创作的三种情况，沿袭古题就是沿用乐府古题，遵循古题的情调和意义甚至词语来创作；寓意古题就是沿用古题，可以不遵循古题的情调与意义而是根据作者的所思所感来创作，做到刺美见事；即事名篇就是不沿用乐府古题，根据作者的遭遇和情思，采用乐府的调子(声调、意调和情调)来创作。元稹认为这三种情况是有高下之分的，沿袭古题的诗歌于文采可能有好坏短长的区别，但于文义却是重复累赘。对于寓意古题他是肯定的，但是这类著作太少。相比之下，他更加肯定杜甫即事名篇的诗歌，这类诗歌能够较自由地发挥作者的主观意图，充分表现作者的所遇、所感和所思，当然对于这种创作方式的义理要求也是显而易见的，它必须有助于朝廷、社会和民众。在元稹那里，这三种情况都是乐府，只不过是题目不同，寓意不同，他并没有明确涉及其体裁是否相同的问题。吴讷在这里把那些沿袭古题和寓意古题的看作乐府，把即事名篇、无所模拟的乐府诗歌看作歌行。但吴讷在选诗的时候并没有把这一标准贯彻到底。如其所选歌行沿用古题的有鲍照的《行路难》、李白的《沐浴子》等。《行路难》在刘宋之前就有了，鲍照的创作不是即事名篇，而是沿用古题，而且在意义上也与古调同。李白的《沐浴子》也是这种情况。吴讷在其“歌类”所选录的《天马歌》更是如此，《天马歌》为汉郊祀歌，古辞为三言，李白所作则是三、五、七言杂行的歌行。其所选“行类”的李白的《少年行》严格说也是沿袭古题《结客少年场行》。除此之外的大致为即事名篇之作。以是否即事名篇、无复依傍作为区别歌行和乐府的标准显然是有问题的，吴讷尽管涉及到了歌行与乐府的体制区别和关系的问题，但是他并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经过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徐师曾对歌行与古诗的关系问题探讨得较为深入。在他的诗歌文体体系中，近体歌行是与七言古诗、杂言古诗和乐府歌行形体相似但又有明显区别的。徐师曾在解说近体歌行时说：“按歌行有有声有词者，乐府所载诸歌是也；有有词无声者，后人所作诸歌是也。其名多与乐府同，而日咏，日谣，日哀，日别，则乐府所未有。盖即事命篇，既不沿袭古题，而声调亦复相远，乃诗之三变也。故今不入乐府，而以近体歌行括之，使学者知其源之有自，而流之别云。”(4)他认为乐府歌行与近体歌行的首要区别就是是否入乐的问题。近体歌行是不入乐的，为有词无声者。其实，徐师曾时代乐府歌辞的曲调也大都失传，从音乐区别它们是不切实际的，即使通过音乐，也大多评借古代的书面材料，所以最直接的区分就是近体歌行多为后人所作，乐府歌行多为古辞。但“后人”是什么时代的人呢?从徐师曾所录诗歌来看，除晋代刘琨、陶渊明和刘宋的颜延之之外，其他都是唐人，也就是说“后人”为晋代之后的人。
乐府歌行与近体歌行的又一个重要区别就是题目和声调。近体歌行是即事命篇，不沿袭古题，乐府歌行则沿袭古题。既然不沿袭古题，但近体歌行“其名多与乐府同”，这是怎么回事呢?从语言上来看，乐府古曲题目的构成方式大致有两种：一是词或语加上“篇”、“歌”、“辞”、“吟”、“行”、“怨”、“引”、“操”等名词构成，如《燕歌行》、《秋胡行》，《白头吟》、《梁甫吟》等；另一种就是没有“篇”、“歌”等名词而直接由其他词语构成，如汉铙歌十八曲的名称，《朱鹭》、《将进酒》，汉横吹曲辞中的《出塞》、《折杨柳》等等。至于第一种方式中“篇”、“歌”、“行”等概念也往往被当作乐府诗的名称或命名方式，前面说过的姜夔是较早研究这些名称意义的学者。徐师曾也吸收了姜氏的观点，
“又按乐府命题，名称不一；盖自琴曲之外，其放情长言，杂而无方者曰‘歌’；步骤驰骋，疏而不滞者曰‘行’；兼之曰‘歌行’；述事本末，先后有序，以抽其臆者曰‘引’；高下长短，委曲尽 情，以道其微者曰‘曲’；吁嗟慨謌，悲优深思，以呻其郁者曰‘吟’；因其立辞之意曰‘辞’；本其命篇之意曰‘篇’；发歌曰‘唱’；条理曰‘调’；愤而不怒曰‘怨’；感而发言曰‘叹’。又有以诗名者，以‘弄’名者，以‘章’名者，以‘度’名者，以‘乐’名者，以‘思’名者，以‘愁’名者。”(5)
关键词：文章辨体文体明辨歌行乐府
吴讷的《文章辨体》和徐师曾的《文体明辨》是明代前期和后期出现的两部有一定规模的选集。它们所划分的文章体裁种类繁多，复杂细密，对各种体裁的源流、种类和体制规定都有或详或略的研究。其中它们对乐府诗与歌行的分类和研究尤其值得我们注意。明人习惯上将乐府作为诗歌的一种体裁，但它自身又包含着许多体裁，怎样对乐府进行分类和研究确实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工作。罗根泽先生认为吴讷的乐府“去掉《杂歌谣》是对的，去掉《近代曲》和《新乐府》也还可以，为什么连《舞曲》和《杂曲》也去掉呢?分类而以‘杂’名，似近于‘驱龙蛇而放菹’，但不如此便不周延。”(1)罗先生认为徐氏是根据吴书补充修正而成的，只就乐府分类而言，徐氏远胜于吴氏，“但为什么又去掉《横吹》呢?”(2)罗根泽先生认为吴讷为了维护乐府音乐的纯粹性而去掉《杂歌谣词》、《近代曲辞》、《新乐府》，甚至去掉《舞曲歌辞》和《杂曲歌辞》是可以理解的。至于徐师曾为什么去掉《横吹》、吴讷为什么去掉《舞曲》等歌辞他并没有进一步推究。其实，吴氏和徐氏的选集对乐府的分类和取合并不那么简单。因为《文章辨体》和《文体明辨》皆立歌行一体，其所选录的诗歌就是传统的乐府诗。吴讷所选的歌行体涉及了《乐府诗集》中的杂歌谣辞、杂曲歌辞、新乐府辞和郊庙歌辞，多为汉以后作品，以唐代诗歌为主；而徐师曾的歌行体也大致为《乐府诗集》杂歌谣辞的汉以后的诗篇，但不选《乐府诗集》中的杂曲歌辞和新乐府辞。郭茂倩《乐府诗集》中的乐府诗在吴讷和徐师曾这里被分人了乐府和歌行两类诗歌中。吴讷和徐师曾对歌行的认识和归纳也不一样，吴氏将古诗分为四言、五言、七言和歌行等，他把歌行看作是古诗中的一体。而徐氏的歌行非常复杂，在徐师曾的体裁体系中有两种外形相似但性质又非常不同的歌行体，即近体歌行和乐府歌行。同时，杂言古诗、七言古诗跟乐府歌行也非常相似。吴讷将歌行从乐府中分离出来归为古诗，徐师曾则区分了两种相近的歌行，那么他们的各种体裁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吴讷首先说明了歌行体是歌辞的性质，它属于“有辞无声”的歌辞，这些歌辞往往没有曲调。然后他暗用了姜夔对歌行篇名的解释，“本其命篇之义日篇；因其立辞之义日辞；体如行书日行；述事本末日引；悲如蛩螀日吟；委曲尽情日曲；放情长言日歌；言通俚俗日谣；感而发言日叹；愤而不怒日怨。虽其立名弗同，然皆六义之余也。”吴讷又交待了其选诗的两个重要条件：一是即事为题，无所模拟；二是辞义不过于淫伤者。前一个条件至关重要，是后一个条件的基础，它是区别歌行和乐府的首要条件。可以看出，吴讷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元稹的歌行的观念。元稹《乐府古题序》说：“沿袭古题，唱和重复，于文或有短长，于义咸为赘剩；尚不如寓意古题，刺美见事，犹有诗人引古以讽之义焉。曹刘沈鲍之徒，时得如此，亦复稀少。近代惟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依傍。”(3)元稹归纳了沿袭古题、寓意古题、即事名篇等乐府诗歌创作的三种情况，沿袭古题就是沿用乐府古题，遵循古题的情调和意义甚至词语来创作；寓意古题就是沿用古题，可以不遵循古题的情调与意义而是根据作者的所思所感来创作，做到刺美见事；即事名篇就是不沿用乐府古题，根据作者的遭遇和情思，采用乐府的调子(声调、意调和情调)来创作。元稹认为这三种情况是有高下之分的，沿袭古题的诗歌于文采可能有好坏短长的区别，但于文义却是重复累赘。对于寓意古题他是肯定的，但是这类著作太少。相比之下，他更加肯定杜甫即事名篇的诗歌，这类诗歌能够较自由地发挥作者的主观意图，充分表现作者的所遇、所感和所思，当然对于这种创作方式的义理要求也是显而易见的，它必须有助于朝廷、社会和民众。在元稹那里，这三种情况都是乐府，只不过是题目不同，寓意不同，他并没有明确涉及其体裁是否相同的问题。吴讷在这里把那些沿袭古题和寓意古题的看作乐府，把即事名篇、无所模拟的乐府诗歌看作歌行。但吴讷在选诗的时候并没有把这一标准贯彻到底。如其所选歌行沿用古题的有鲍照的《行路难》、李白的《沐浴子》等。《行路难》在刘宋之前就有了，鲍照的创作不是即事名篇，而是沿用古题，而且在意义上也与古调同。李白的《沐浴子》也是这种情况。吴讷在其“歌类”所选录的《天马歌》更是如此，《天马歌》为汉郊祀歌，古辞为三言，李白所作则是三、五、七言杂行的歌行。其所选“行类”的李白的《少年行》严格说也是沿袭古题《结客少年场行》。除此之外的大致为即事名篇之作。以是否即事名篇、无复依傍作为区别歌行和乐府的标准显然是有问题的，吴讷尽管涉及到了歌行与乐府的体制区别和关系的问题，但是他并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经过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徐师曾对歌行与古诗的关系问题探讨得较为深入。在他的诗歌文体体系中，近体歌行是与七言古诗、杂言古诗和乐府歌行形体相似但又有明显区别的。徐师曾在解说近体歌行时说：“按歌行有有声有词者，乐府所载诸歌是也；有有词无声者，后人所作诸歌是也。其名多与乐府同，而日咏，日谣，日哀，日别，则乐府所未有。盖即事命篇，既不沿袭古题，而声调亦复相远，乃诗之三变也。故今不入乐府，而以近体歌行括之，使学者知其源之有自，而流之别云。”(4)他认为乐府歌行与近体歌行的首要区别就是是否入乐的问题。近体歌行是不入乐的，为有词无声者。其实，徐师曾时代乐府歌辞的曲调也大都失传，从音乐区别它们是不切实际的，即使通过音乐，也大多评借古代的书面材料，所以最直接的区分就是近体歌行多为后人所作，乐府歌行多为古辞。但“后人”是什么时代的人呢?从徐师曾所录诗歌来看，除晋代刘琨、陶渊明和刘宋的颜延之之外，其他都是唐人，也就是说“后人”为晋代之后的人。
乐府歌行与近体歌行的又一个重要区别就是题目和声调。近体歌行是即事命篇，不沿袭古题，乐府歌行则沿袭古题。既然不沿袭古题，但近体歌行“其名多与乐府同”，这是怎么回事呢?从语言上来看，乐府古曲题目的构成方式大致有两种：一是词或语加上“篇”、“歌”、“辞”、“吟”、“行”、“怨”、“引”、“操”等名词构成，如《燕歌行》、《秋胡行》，《白头吟》、《梁甫吟》等；另一种就是没有“篇”、“歌”等名词而直接由其他词语构成，如汉铙歌十八曲的名称，《朱鹭》、《将进酒》，汉横吹曲辞中的《出塞》、《折杨柳》等等。至于第一种方式中“篇”、“歌”、“行”等概念也往往被当作乐府诗的名称或命名方式，前面说过的姜夔是较早研究这些名称意义的学者。徐师曾也吸收了姜氏的观点，
“又按乐府命题，名称不一；盖自琴曲之外，其放情长言，杂而无方者曰‘歌’；步骤驰骋，疏而不滞者曰‘行’；兼之曰‘歌行’；述事本末，先后有序，以抽其臆者曰‘引’；高下长短，委曲尽 情，以道其微者曰‘曲’；吁嗟慨謌，悲优深思，以呻其郁者曰‘吟’；因其立辞之意曰‘辞’；本其命篇之意曰‘篇’；发歌曰‘唱’；条理曰‘调’；愤而不怒曰‘怨’；感而发言曰‘叹’。又有以诗名者，以‘弄’名者，以‘章’名者，以‘度’名者，以‘乐’名者，以‘思’名者，以‘愁’名者。”(5)
关键词：文章辨体文体明辨歌行乐府
吴讷的《文章辨体》和徐师曾的《文体明辨》是明代前期和后期出现的两部有一定规模的选集。它们所划分的文章体裁种类繁多，复杂细密，对各种体裁的源流、种类和体制规定都有或详或略的研究。其中它们对乐府诗与歌行的分类和研究尤其值得我们注意。明人习惯上将乐府作为诗歌的一种体裁，但它自身又包含着许多体裁，怎样对乐府进行分类和研究确实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工作。罗根泽先生认为吴讷的乐府“去掉《杂歌谣》是对的，去掉《近代曲》和《新乐府》也还可以，为什么连《舞曲》和《杂曲》也去掉呢?分类而以‘杂’名，似近于‘驱龙蛇而放菹’，但不如此便不周延。”(1)罗先生认为徐氏是根据吴书补充修正而成的，只就乐府分类而言，徐氏远胜于吴氏，“但为什么又去掉《横吹》呢?”(2)罗根泽先生认为吴讷为了维护乐府音乐的纯粹性而去掉《杂歌谣词》、《近代曲辞》、《新乐府》，甚至去掉《舞曲歌辞》和《杂曲歌辞》是可以理解的。至于徐师曾为什么去掉《横吹》、吴讷为什么去掉《舞曲》等歌辞他并没有进一步推究。其实，吴氏和徐氏的选集对乐府的分类和取合并不那么简单。因为《文章辨体》和《文体明辨》皆立歌行一体，其所选录的诗歌就是传统的乐府诗。吴讷所选的歌行体涉及了《乐府诗集》中的杂歌谣辞、杂曲歌辞、新乐府辞和郊庙歌辞，多为汉以后作品，以唐代诗歌为主；而徐师曾的歌行体也大致为《乐府诗集》杂歌谣辞的汉以后的诗篇，但不选《乐府诗集》中的杂曲歌辞和新乐府辞。郭茂倩《乐府诗集》中的乐府诗在吴讷和徐师曾这里被分人了乐府和歌行两类诗歌中。吴讷和徐师曾对歌行的认识和归纳也不一样，吴氏将古诗分为四言、五言、七言和歌行等，他把歌行看作是古诗中的一体。而徐氏的歌行非常复杂，在徐师曾的体裁体系中有两种外形相似但性质又非常不同的歌行体，即近体歌行和乐府歌行。同时，杂言古诗、七言古诗跟乐府歌行也非常相似。吴讷将歌行从乐府中分离出来归为古诗，徐师曾则区分了两种相近的歌行，那么他们的各种体裁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吴讷首先说明了歌行体是歌辞的性质，它属于“有辞无声”的歌辞，这些歌辞往往没有曲调。然后他暗用了姜夔对歌行篇名的解释，“本其命篇之义日篇；因其立辞之义日辞；体如行书日行；述事本末日引；悲如蛩螀日吟；委曲尽情日曲；放情长言日歌；言通俚俗日谣；感而发言日叹；愤而不怒日怨。虽其立名弗同，然皆六义之余也。”吴讷又交待了其选诗的两个重要条件：一是即事为题，无所模拟；二是辞义不过于淫伤者。前一个条件至关重要，是后一个条件的基础，它是区别歌行和乐府的首要条件。可以看出，吴讷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元稹的歌行的观念。元稹《乐府古题序》说：“沿袭古题，唱和重复，于文或有短长，于义咸为赘剩；尚不如寓意古题，刺美见事，犹有诗人引古以讽之义焉。曹刘沈鲍之徒，时得如此，亦复稀少。近代惟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依傍。”(3)元稹归纳了沿袭古题、寓意古题、即事名篇等乐府诗歌创作的三种情况，沿袭古题就是沿用乐府古题，遵循古题的情调和意义甚至词语来创作；寓意古题就是沿用古题，可以不遵循古题的情调与意义而是根据作者的所思所感来创作，做到刺美见事；即事名篇就是不沿用乐府古题，根据作者的遭遇和情思，采用乐府的调子(声调、意调和情调)来创作。元稹认为这三种情况是有高下之分的，沿袭古题的诗歌于文采可能有好坏短长的区别，但于文义却是重复累赘。对于寓意古题他是肯定的，但是这类著作太少。相比之下，他更加肯定杜甫即事名篇的诗歌，这类诗歌能够较自由地发挥作者的主观意图，充分表现作者的所遇、所感和所思，当然对于这种创作方式的义理要求也是显而易见的，它必须有助于朝廷、社会和民众。在元稹那里，这三种情况都是乐府，只不过是题目不同，寓意不同，他并没有明确涉及其体裁是否相同的问题。吴讷在这里把那些沿袭古题和寓意古题的看作乐府，把即事名篇、无所模拟的乐府诗歌看作歌行。但吴讷在选诗的时候并没有把这一标准贯彻到底。如其所选歌行沿用古题的有鲍照的《行路难》、李白的《沐浴子》等。《行路难》在刘宋之前就有了，鲍照的创作不是即事名篇，而是沿用古题，而且在意义上也与古调同。李白的《沐浴子》也是这种情况。吴讷在其“歌类”所选录的《天马歌》更是如此，《天马歌》为汉郊祀歌，古辞为三言，李白所作则是三、五、七言杂行的歌行。其所选“行类”的李白的《少年行》严格说也是沿袭古题《结客少年场行》。除此之外的大致为即事名篇之作。以是否即事名篇、无复依傍作为区别歌行和乐府的标准显然是有问题的，吴讷尽管涉及到了歌行与乐府的体制区别和关系的问题，但是他并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经过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徐师曾对歌行与古诗的关系问题探讨得较为深入。在他的诗歌文体体系中，近体歌行是与七言古诗、杂言古诗和乐府歌行形体相似但又有明显区别的。徐师曾在解说近体歌行时说：“按歌行有有声有词者，乐府所载诸歌是也；有有词无声者，后人所作诸歌是也。其名多与乐府同，而日咏，日谣，日哀，日别，则乐府所未有。盖即事命篇，既不沿袭古题，而声调亦复相远，乃诗之三变也。故今不入乐府，而以近体歌行括之，使学者知其源之有自，而流之别云。”(4)他认为乐府歌行与近体歌行的首要区别就是是否入乐的问题。近体歌行是不入乐的，为有词无声者。其实，徐师曾时代乐府歌辞的曲调也大都失传，从音乐区别它们是不切实际的，即使通过音乐，也大多评借古代的书面材料，所以最直接的区分就是近体歌行多为后人所作，乐府歌行多为古辞。但“后人”是什么时代的人呢?从徐师曾所录诗歌来看，除晋代刘琨、陶渊明和刘宋的颜延之之外，其他都是唐人，也就是说“后人”为晋代之后的人。
乐府歌行与近体歌行的又一个重要区别就是题目和声调。近体歌行是即事命篇，不沿袭古题，乐府歌行则沿袭古题。既然不沿袭古题，但近体歌行“其名多与乐府同”，这是怎么回事呢?从语言上来看，乐府古曲题目的构成方式大致有两种：一是词或语加上“篇”、“歌”、“辞”、“吟”、“行”、“怨”、“引”、“操”等名词构成，如《燕歌行》、《秋胡行》，《白头吟》、《梁甫吟》等；另一种就是没有“篇”、“歌”等名词而直接由其他词语构成，如汉铙歌十八曲的名称，《朱鹭》、《将进酒》，汉横吹曲辞中的《出塞》、《折杨柳》等等。至于第一种方式中“篇”、“歌”、“行”等概念也往往被当作乐府诗的名称或命名方式，前面说过的姜夔是较早研究这些名称意义的学者。徐师曾也吸收了姜氏的观点，
“又按乐府命题，名称不一；盖自琴曲之外，其放情长言，杂而无方者曰‘歌’；步骤驰骋，疏而不滞者曰‘行’；兼之曰‘歌行’；述事本末，先后有序，以抽其臆者曰‘引’；高下长短，委曲尽情，以道其微者曰‘曲’；吁嗟慨謌，悲优深思，以呻其郁者曰‘吟’；因其立辞之意曰‘辞’；本其命篇之意曰‘篇’；发歌曰‘唱’；条理曰‘调’；愤而不怒曰‘怨’；感而发言曰‘叹’。又有以诗名者，以‘弄’名者，以‘章’名者，以‘度’名者，以‘乐’名者，以‘思’名者，以‘愁’名者。”(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