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在1950～1982年一直徘徊在5.0%以下，之后开始上升，至2000年达到7.0%，进入世界卫生组织定义的老龄化社会，预计2025年前后该指标将达到14.0%，进入老龄社会，2040年前后该指标将达到23.3%，进入超老龄社会[1-2]。反观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日本，1920～1955年该指标徘徊在5.0%以下，1970年达到7.1%，1995年达到14.5%，2010年达到23.0%[3]。
上述数据表明，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时期尽管与日本相差30年，但老龄化速度却非常相似，从平稳期的5.0%上升到7.0%的第一阶段都是不到20年，从 7.0%上升到14.0%的第二阶段都是25年左右，从14.0%上升到21.0%的第三阶段都是15年左右(我国部分为预测数据)。与此同时，我国人口结构转变的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社会经济背景也与日本十分相似。在第一阶段，都是在社会急速转型和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日本用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的20年时间经历了战争结束和恢复重建，实现国民收入倍增，经济的发展显著地改善了以传染病、营养不良和死婴等为中心的健康问题，平均预期寿命大幅度提高等事件。同样，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末的20年间经历了结束混乱，市场经济转轨，GDP总量翻两番，疾病谱发生改变，温饱问题得到解决，健康状况与平均预期寿命大幅度改善与提高等事件。在第二阶段，日本随着经济的发展出现社会阶层分化以及贫富差距的显性化，社会经济地位以及生活方式等社会因素变成了影响健康的重要因素[4]。我国人口结构转变的第二阶段始于世纪之交，同样出现了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阶层分化以及贫富差距不断加剧等问题，社会因素对健康的影响作用日益加重。因此，如何有效地利用这30年的时间差，深入探讨社会因素影响健康状况的作用机制，是提高我国老年人生活质量的重要课题。
健康与社会经济地位关系的研究有多种学科视角，其中社会学探讨的是社会分层所产生的社会经济地位不平等是如何导致健康不平等的[5]，即研究的重点是社会分层，而健康不平等只是社会不平等的不良后果之一。社会医学探讨的是各个社会群体的健康状态以及生活状况如何受其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目的是为了从医学和社会的角度维持、增进、改善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群体的健康水平。本文将以社会医学的视角为主，并借鉴社会学的观点分析城市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的作用机制，为我国健康介入研究以及老年政策的制定提供基础数据。
二、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和健康关系的理论以及先行研究
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之间的因果关系存在争议[6]，即同时存在社会经济地位不同导致健康状况结果不同的社会因果论和健康状况不同导致社会经济地位不同的健康选择论[7]。在将老年人作为研究对象的情况下，社会经济地位在退休之前已经形成，观察时点的健康状态以及其后的生存时间与社会经济地位有明确的时间先后，二者的关系更符合社会因果论的观点。可以说个人的健康状况受社会结构因素限制，即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决定了他们的健康水平，社会经济地位越低的人，其健康状况越差[8]。我国学者的实证研究也证明了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存在影响，其中，齐良书等人认为20～65岁的成年人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健康状况越好[9]，汤哲等人认为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老年人有更长的预期寿命和健康预期寿命[10]，顾大男等人认为社会经济地位对高龄老年人的生活自理能力等身体健康的影响较小[11]。另外，反映社会经济地位的相关变量同样对健康产生影响，黄枫等人认为不同的社会医疗保险待遇对于老年人口的健康有着显著而长远的积极影响[12]，刘平贵认为60岁以前的职业是高龄老年人死亡风险的重要预测变量[13]，曾宪新认为是否有养老金对于老年人的死亡风险有显著影响[14]。
上述研究尽管证明了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健康水平越高的观点，但是重在阐明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的理论机制的研究却很少[15]。社会因果论包括两个方面的影响机制：一是物质环境论认为社会经济地位带来的收入与生活环境差距是影响健康的重要因素;二是生活方式论认为社会经济地位带来的不同生活方式是影响健康的重要因素。王甫勤以成年人为对象验证了生活方式论，即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人越倾向于拥有和维护健康的生活方式，健康的生活方式又直接影响了人们的健康水平[16]，而对于普遍维持良好生活习惯的我国老年人来说，这样的解释机制是否合适有待进一步讨论。
在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之间有可能存在如文化性闲暇活动这样的第三变量。顾大男分析3年的追踪数据，发现具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和较多医疗资源的老年人外出旅游和健身锻炼的比例较高，而出游和健身锻炼有利于身体健康以及降低死亡风险[17]。吴金晶等人分析截面数据发现，经常参与志愿者活动的城市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水平高[18]。杨宗传认为文化素质是老年人参加老年活动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19]。齐良书等人认为社会经济地位通过多种途径作用于个人健康状况，如果仅用单一指标进行量化分析，难以全面深入地揭示其作用机制[20]。
当然，我们也发现先行研究中尚存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是如何影响健康的?其机制尚未得到解释，多数研究只证明了存在影响。二是健康指标不全面，未同时考虑健康状态(健康的质)和生存时间(健康的量)：同样是讨论男性与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不平等，导致的是男性健康状况比女性好，却又导致女性寿命比男性长。三是追踪时间较短且未考虑生存时间。寿命或生存在先行研究中一般追踪时间只有2～3 年，追踪时间过短很难排除基线调查中既成事实的干扰，不能说明因果关系。多数研究只分析死亡率或生死结果而不考虑生存时间的多少，造成分析存活一年的老人和存活十年的老人会得到同样的结果。四是统计分析方法不适用于综合作用机制的研究。双变量分析、多元回归、Logistic回归分析或Cox风险回归等只能分析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的直接影响而不能分析间接影响，而且有些先行研究使用不同模型分别研究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的关系、生活方式与健康等的关系，却主观推断出社会经济地位通过改变生活方式而影响健康的结论。
三、研究方法
1.研究设计与研究假设
基于上述分析讨论，本研究以社会因果论为基础，探讨城市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的作用机制。通常人们在进入老年期后不仅有足够的时间照顾自己的生活，而且由于健康水平的下降更意识到需要维持一个良好的饮食作息习惯，因此，对于老年人来说，良好的生活方式是健康变化的结果而不是原因。老年人由于家庭生活与社会生活的责任不断减少，生活责任性外出大幅度减少，其文化性闲暇活动的增加可能是维持老年人社会交往的重要因素。城市老年人在基本生活已经得到保障的前提下，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同可能更多的是带来文化性闲暇活动的不同。
本文使用前瞻性队列研究方法，将2000年调查时点之前已经形成的社会经济地位作为基本潜在因子，将2000年调查时点的文化性闲暇活动作为中间潜在因子，将2000年调查时的健康状态(健康的质)和其后9年时间里的生存日数(健康的量)作为结果潜在因子(其中，健康状态使用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包括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社会健康三个方面)，分析基本因子如何通过中间因子对结果因子产生直接影响与间接影响(如图1所示)，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社会经济地位直接影响城市老年人的健康状态与生存时间，并通过健康状态间接影响生存时间。
假设2：文化性闲暇活动直接影响城市老年人的健康状态与生存时间，并通过健康状态间接影响生存时间。
假设3：社会经济地位直接影响城市老年人的文化性闲暇活动，并通过文化性闲暇活动间接影响健康状态和生存时间。
2.调查方法与调查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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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基线调查是由作者负责的日本东京都立大学城市科学研究所与沈阳市卫生局的合作项目，调查时间是2000年6月1日至6月20日，调查总体是沈阳市的和平区、皇姑区、沈河区、大东区、铁西区五个市区的45万人老年人。抽样方法是使用分级抽样方法，在五个市区中分别抽出两个老年人口比率与所在区老年人口比率相近的街道办事处，再从中各抽出一个老年人口比率与所在街道办事处老年人口比率相近的社区。调查对象是被抽出社区的全部60岁及以上老年人，全市共计抽取了10个社区的4460名老年人。调查员由经过多次培训的各区疾病控制中心的医生和街道的地段医生以及社区居民委员会的职员担任，使用自填式和询问式两种问卷，最终回收问卷3654份，回收率为 81.9%。
本研究的追踪调查为作者负责的2012年度日本文部科学省学术振兴会资助的中日养老文化比较研究项目，对基线回答者的死亡日期以及死因进行追踪调查。追踪调查的对象是从基线调查回答者的3654人中减去未登录户籍者134人、姓名与身份证号码等个人情报记录不清者703人、问卷回答不完全者51人，实际追踪调查对象为2766人。追踪期间为2000年6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的共3135日。本研究为了减少调查期间已经濒临死亡者的影响，分析对象是从追踪期间的全部538名死亡者中删除了基线调查结束后6个月内的死亡者，最终为2001年1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死亡的506人。
3.调查指标与统计方法
2000年基线调查中与本研究有关的项目包括社会经济地位、文化性闲暇活动、健康状态三大类指标。社会经济地位指标包括退休前的职业、教育程度、家庭收入三项。文化性闲暇活动包括社区活动、旅行游乐、个人兴趣三项。世界卫生组织在1948年提出的健康概念已被广泛认可，即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或是虚弱，而是身体的、精神的、社会的一种良好状态，因此，在本研究中将健康状态分解为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社会健康三个构成部分。描述身体状态的身体健康包括主要疾病、疼痛症状、生活能力三个项目，其中生活能力测评选用东京老年综合研究所开发的老年人活动能力评价指标①中的银行存取款与缴纳水电费这两项差异较大的敏感指标投入了方程;描述与群体或他人关系适应性的社会健康是指个体与他人及社会环境相互作用并具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实现社会角色的程度，本研究中使用去公园晨练、购物办事、广场聊天等外出活动频度测评城市老年人生活中的偶遇性社会适应程度，同时使用与邻里、朋友、同事等的互访活动频度测评老年人主动性社会适应程度;精神健康主要是指人们的一种主观的快乐的人生体验，而不是描述是否患有精神疾患，本研究中使用对人生幸福的感觉和对现在生活满足的感觉这两项指标。年龄在描述分析中用年龄阶段表示，在结构模型中为实际年龄。本研究使用结构方程分析方法，统计分析软件为SPSS18.0版和 Amos17.0版。
四、城市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的作用机制
1.分析对象的变量分布
本研究的追踪对象为2776人，追踪期间为2000年6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分析对象为剔除了基线调查结束后半年内的死亡者，剩下的2001 年1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的死亡者506人，其生存时间为228～3134日，平均生存1808.34日。表1为506名死亡者的基线调查的变量分布。
2.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状态与生存时间的结构方程模型
在结构方程模型中，我们将身体健康、社会健康、精神健康及其构成的综合健康状态、社会经济地位、文化性闲暇活动等潜在因子用椭圆形表示，将直接观测到各个变量(包括生存时间)用长方框表示，用e、d、z表示未知部分，箭头连线表示因果关系，连线上的数值为标准化路径系数，在(-1，1)之间表示关系强度与方向，方框或椭圆形的右上角数值为回归解释率，GFI为数据与模型间的调整拟合度。本研究的拟合模型不仅AGFI值达到0.921，而且健康状态解释率为70.0%，生存时间的解释率为10.0%，说明是一个非常合理的结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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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状态对生存时间具有较强的正向直接影响，其路径系数为0.46，其中身体健康影响最大，达0.70×0.46，社会健康的影响仅次于身体健康的影响，达到0.59×0.46，精神健康的影响力较小，仅为0.26×0.46。在身体健康的各指标中，老年人的身体能力对生存时间的影响力远大于身体病症的影响力。本研究的结果与吴晓光等人的8年追踪数据均发现，老年人日常生活能力、健康自评以及认知功能对死亡有较高的预测价值[21]，并与曾宪新分析65岁以上城乡老年人的3年跟踪数据所发现的死亡风险与生活能力等身体健康指标关系稳定的结果呈现一致性[22]，但本研究不仅验证了上述身体健康的作用还证明了社会健康对死亡有较高的影响力与预测性。
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状态有着很强的正向的直接影响，其路径系数达到0.70，对生存时间的直接影响极其微弱，其路径系数不具有显著性，社会经济地位通过改变健康状态对生存时间产生很大的间接的正向影响，其路径系数为0.70×0.46。上述结果可以发现，假设1部分被验证，部分被否定，即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状态有很强的正向的直接影响，而对生存时间并无直接影响，该指标是通过改变健康状态而间接影响生存时间。齐良书等人认为20～65岁成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健康状况越好[23]，本研究发现60岁以上城市老年人也具有上述倾向。刘贵平分析80岁以上城乡高龄老年人的2年跟踪数据发现，死亡风险与社会经济地位中的退休前职业有一定相关性[24]。但是，曾宪新分析65岁以上城乡老年人的3年跟踪数据发现，控制了其他变量后社会经济地位对死亡风险的影响不明显[25]。本研究认为，城市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对生存时间或死亡风险不具有直接影响，而是通过改变健康状态产生间接影响。
社会经济地位对文化性闲暇活动具有中等强度的正向的直接影响，其路径系数为0.25，同时由于文化性闲暇活动对健康状态具有中等强度的正向的直接影响，其路径系数为0.26，所以社会经济地位通过文化性闲暇活动又对健康状态产生间接影响，强度为0.25×0.26。上述结果表明，假设2部分被验证而假设3完全被验证，即社会经济地位直接影响城市老年人的文化性闲暇活动，并通过文化性闲暇活动间接影响健康状态。本研究与杨宗传以及顾大男的观点一致，都认为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社区活动与旅游等文化性闲暇活动越丰富[26-27]。而且本研究与吴金晶等人的观点相似，志愿者活动等文化性闲暇活动越多的城市老年人，包括幸福感在内的精神健康水平越高，其综合健康状态越好[28]。但是，顾大男使用3年的追踪数据分析死亡与出游的双变量关系认为，旅游对健康长寿的作用是直接的[29]，本研究在控制健康状态的情况下认为，文化性闲暇活动对生存时间不具有直接影响，而是通过改变健康状态间接影响生存时间。
与此同时，我们发现年龄对社会经济地位的路径系数为-0.42，具有一定的负向影响，说明年龄越大社会经济地位越低。因此，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状态、文化性闲暇活动的影响包含着年龄对健康状态与文化性闲暇活动的间接影响，强度达到0.42×0.70和0.42×0.25，而年龄对生存时间、文化性闲暇活动以及健康状态的直接影响极小，路径系数均不具有显著性。
五、结论与讨论
为了探讨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的作用机制，本研究运用前瞻性队列研究方法对沈阳市2766名60岁及以上城市老年人进行9年追踪调查，对其中506名死亡的老人使用结构方程分析方法解析其社会经济地位、文化性闲暇活动与健康状态以及生存时间的结构关系，得到以下结论。
城市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一方面对健康状态产生直接影响，另一方面通过改变文化性闲暇活动而对健康状态产生间接影响;社会经济地位对生存时间没有直接影响，而是通过影响健康状态延长生存时间。健康状态对生存时间有较大影响，其中身体健康对健康状态的影响力最大，其次为社会健康，最后为精神健康。另外，身体健康中身体能力对生存时间的影响力大于身体病症。因此，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老年人其文化性闲暇活动越丰富，其外出交往频繁，从而提高了社会健康，满足了精神健康，维护了身体健康，间接延长了生存时间。
在我国社会经济的转型期，由教育程度、收入、退休前职业构成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标受年龄的影响，高龄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状态与文化性闲暇活动的影响包含着一定的年龄因素。
既有的关于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作用机制的理论包含两个方面的解释：一是认为不同社会阶层拥有不同的亚文化，其社会经济地位决定了人们的饮食烟酒、作息运动、毒品以及性行为等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反过来又影响着人们的健康;二是社会经济地位不同的人所享有的医疗资源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人得不到及时救治。
相对于上述生活方式论和物质资源论，本研究寄希望于就城市老年人提出文化性闲暇活动论从而对上述理论做一定的补充。城市退休老年人由于健康状态下降而且有足够的时间，一般都能维持健康的生活方式，但由于社会责任与家庭责任下降，外出活动减少致使社会健康恶化。如果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老年人仍然维持一定水平的文化性闲暇活动，这样就增加了外出交往活动的内容与事件，客观地促进了社会健康与生活能力，并改善了精神健康，进一步延长了生存时间使得死亡风险降低。
〔关键词〕健康心理学；健康教育；心理健康
一、确立以预防为主的健康教育目标
健康教育是指通过有计划、有组织、有系统的社会教育活动，使人们自觉地采纳有益于健康的行为和生活方式，消除或减轻影响健康的危险因素，预防疾病，促进健康，提高生活质量，并对教育效果作出评价［2］。健康教育的核心是使人们树立健康意识，改变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养成良好的生活方式，以减少或消除影响健康的危险因素。健康教育应该从中小学做起，在不同学段开设健康教育课，让学生成为身体健康、人格健全、心理健康的完整社会人，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劳动者。《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明确将学校健康教育工作作为健康中国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建议学校建立健康教育推进机制［3］。健康生活理念需要从小培养，中小学生是祖国未来的希望，是健康中国的中流砥柱，培养中小学生的健康素养应当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重视。当前的学校教育重心是提升学生的学习成绩，对学生的健康状况关注度不够。如今，校园中的小胖子随处可见。为了减少日后患肥胖症、心血管病、糖尿病等慢性病的概率，学校应对此加以重视，做好健康知识的宣传和普及工作，提前预防。健康心理学理论预防疾病的思想尤其突出，以全新的角度阐释疾病与健康的关系，强调“治未病”［2］。该理论认为，我们不应该等到身患疾病时才去反省日常的生活方式及行为习惯，要时时刻刻有预防疾病的意识，保持身心健康。学校健康教育工作应以健康心理学理论为指导，坚持以预防为主，提高学生的健康素养与健康教育质量，促使学生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为日后的健康生活打下基础。
二、以强化健康信念为关键内容
当前，中小学生健康教育主要以宣传与普及健康知识为主，忽视了健康信念的培养。健康教育工作的难点在于将健康信念植入学生的日常生活中。部分学生在课堂上了解了健康知识以及预防疾病的一些手段，但是在理解以及运用等方面还存在问题。在健康心理学知信行理论中，“知”代表“知道”，要正确认识健康知识；“信”代表正确的信念与积极的态度；“行”代表行动，改变不良行为，形成健康行为［4］。健康心理学视角下的健康教育应该以强化健康信念为关键内容，以宣传普及健康知识为辅。在实际工作中，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关注中小学生的心理成长
健康心理学强调运用心理学的理论知识和方法来维护和促进人类健康，预防和治疗身心健康问题［5］。在健康教育过程中，教育者要了解中小学生的生理和心理发展特点：生理发展日益成熟，心理发展相对滞后，两者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冲突，具体表现为：他们既要求独立自主，同时又对父母和老师有着深深的依赖；自我意识逐渐发展，更加关注自己的外貌、能力、学习成绩、人格、情绪特征等，并且有很强的自尊心。因此，在开展健康教育时，除了传授健康知识、强化健康信念之外，教育者更要关注他们的内心世界，关注他们的心理成长。
（二）发挥校园文化的教育功能
中小学生在校时间长，学校是他们主要的生活和学习场所。积极正向的校园文化对学生健康信念与积极态度的培养有重要作用。学校应开展健康知识小课堂、疾病预防我在行、火灾地震逃生演练等活动，建设有利于学生健康信念养成以及积极品质形成的绿色环境。
（三）充分发挥班集体力量
知识的传授与行为养成应相互促进、相辅相成，要以健康行为养成为出发点，传播健康知识和技能，提升学生的健康素养。学校教育主要以班集体作为组织形式，班集体的力量对学生影响巨大。学校在开展健康教育教学工作中应充分发挥班主任的作用，创建健康的班级文化，在班集体中多开展健康主题活动，通过群体力量带动个体的健康发展，强化学生的健康信念，提高他们的健康素养水平。
（四）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相协调
在当代健康中国大背景下，各中小学除了配备卫生保健教师外，还应充分发挥生物教师、体育教师和心理教师的健康教育作用，在生物课、心理课和体育课程中渗透健康教育。坚持问题导向与健康需求相衔接的原则，围绕学生的需求，针对学生的主要问题，合理选择健康教育的内容和形式，确保健康教育取得实效。另外，健康教育教师应扩充自己的知识储备，提高自身的健康素养，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为学生做出表率。课堂教学是传授健康知识和技能的主要渠道，课外实践是践行健康知识和技能的主要场域。学校要结合课堂教育教学内容，合理安排健康实践活动，促进学生健康知识的运用与良好行为的形成。
（五）发挥网络的教育力量
在开展健康教育时，要引导学生正确利用社会媒介资源，尤其要注意引导学生科学利用互联网这一资源，通过浏览互联网网页、关注与健康相关的公众号等方式，了解科学的健康知识，逐步培养自己的健康理念。
三、家校社联合，开展健康教育
心理学家布朗芬布伦纳提出了生态系统理论，该理论认为个体的发展与所生存的环境息息相关，认为环境有四个系统，分别是微观系统、中间系统、外部系统以及宏观系统［9］。中小学生健康教育工作不能仅仅依靠学校，需要整个生态系统中的人共同努力，建立一个多元的健康教育团队。健康教育团队应当集合教师、家长、社区卫生工作者，共同促进学生健康意识的形成，提高他们的健康素养。健康教育目前主要依靠学校的力量，通过学校的宣传，引导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关注青少年的健康成长。除此之外，还要协同家庭和社区，共同做好健康教育工作。教师与家长应经常联络，协力合作。同时，发挥社区卫生机构的优势，充分发挥社区文化的健康教育功能。社区卫生机构可以在寒暑假组织开展各类丰富的活动，让学生感受健康的重要性，提升自身的健康素养。
关键词：体育；健康；竞技
中图分类号：G8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29-0275-01
体育与健康，是学校体育的重要任务之一。但是，在其现实的实践中，却存在着许多的谬论与存在很大的实践误区。不指出这些谬论不解决这些错误的实践问题，体育与健康事业就得不到健康的发展，并亦将不可避免地走向歧途。
一、竞技有害论与现代大众竞技决定论
竞技从来就是体育与健康的重要来源地，竞技中的大众竞技，从来比一般的体育活动与锻炼具有更大的健康意义与作用。关于大众竞技的决定性与优越性，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法看到：
第一，大众竞技是公认的体育比赛项目，具有技术的标准化、国际化，具有游戏特殊自然之比学赶帮的组织与可比性质，因此，它决定了体育的项目文化价值，决定了体育的文化性、技术性与国际化、社会化程度，决定了体育的性质与效能。
第二，大众竞技比一般体育锻炼更具有竞技的要求性与练习的难度、强度、量，更具有社会综合能力的运用性，并且，众所周之，没有为健康体育拼命的，除非是重病患者；而大有为好玩、为比赛或竞技拼命与付出的，大有为全面发展拼命与付出的。因此，大众竞技或学生竞技，具有比单纯健康的体育，具有更加显著的锻炼价值或健康效能。
第三，大众竞技是以“公平、公正比赛”为核心的体育活动，也可以说是典型的具有严密竞赛组织性作引导的群众运动、人民战争，而这种以“公平、公正比赛”为核心的群众运动、人民战争，无疑更加成倍地决定了体育的刺激性、决定了更具时间密度的体育规模。
第四，大众竞技是社会化很高的通用体育，因此，决定了市场体育、终身体育、阳光体育等的广泛展开与巨大效果。因此，大众竞技，在宏观上决定了体育项目的社会性与未来、决定了体育教学的社会性质与未来效能。
第五，大众竞技是比体育健康模式更体现有竞争特点的体育模式，能够更好地培养与发展学生的竞争意识、竞争能力，有益于尊重规则的习惯培养；有益于动手能力的培养；有益于社会活动能力的培养，从而有益于竞争意识、习惯、能力的培养。
二、唯体育健康论与现代科学健康论
体育其实并不是唯一的健康方法，简单枯燥的体育运动更没有那么大的健康功能。其实，健康是多源的，现代科学健康论是全面的。通常，我们的健康来源于“现代生活健康方法，现代体育健康方法，现代全面综合交叉健康方法，增强体质方法”。
关于这个问题，除了现代体育健康方法和增强体质的方法之外，特别要指出的是：
第一，我们必须掌握生活健康的科学方法。一方面，人要健康，首先在于或根本在于“减少生活或生命的折损”。寿命及其年龄特征是健康最根本重要的标志，而人只要没有任何折损，就能活到175岁，就能达到最大的健康目的（不能活到175岁的原因，就是遭受了这样或那样的折损）。折损是对健康、体质、寿命最重大、最深层次的破坏。常常十年健康抵不上一次重大折损，一贯健强抵不上一刻生命。能够保持身心与寿命的完好，就是最大的最有意义的健康。另一方面，人要健康，主要的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修身养性。要善于平衡生心；要善于合理运动；要善于适应或改造改变自然的或社会的环境。
第二，我们必须掌握全面综合交叉健康的基本方法。
中医、西医、体育，可谓是人类三大健康的特效途径与方法。其中，中医主要是从根本上进行日常的疗养与治疗，其方法主要是根据人体身心理特征和自然、社会的特点，利用食物、酒、中草药、中医疗法，对人进行调理，总体上属比较温和的健康方法。西医主要是从现象上进行对应的解除式治疗，其方法主要是根据人体身心理症状，利用手术等物理方法和药物等化学方法，对人进行急救，总体上属于比较暴烈的健康方法。相比之下，体育属于最自然阳光的健康方法，其方法主要是利用物理运动与社会活动的巨大力量对人的身心进行刺激，通过刺激获得巨大的健康效益。对于中医、西医、体育这三种健康方法，我们必须区别对待与合理运用。
三、结语
显然，竞技有害论和唯体育健康论是我们认识与实践中的谬论与误区，它严重地误导与损害了体育健康事业，必须加以批判与纠正。然而，现代大众竞技决定论和现代科学健康论，才是正确的现代健康科学观与方法论。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确立正确的健康科学观与方法论，并运用它去更好地指导我们的体育与健康实践。
关键词：健康教育学；课程教学；对比
健康教育学以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的基本理论与方法为研究对象，是医学与行为学科相结合的边缘学科，贯穿于现代医学各学科的实践中。健康教育学课程的开设旨在帮助健康教育者面对不同层次背景的对象，选择有效的健康教育方式，有针对性地开展健康教育活动，促使个体改变不健康的行为方式与生活习惯，同时提高疾病管理技能。健康教育在疾病管理中的重要性日益显现，已成为提升全民健康素养、增进国民健康的重要手段。随着当前对健康教育人才需求的不断增加，对课程教学的关注也日渐提高。本文通过查阅国内外健康教育学课程开设情况的相关文献，对比国内外课程的发展历史、师资力量、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并分析发达国家健康教育学课程教学中值得借鉴之处，旨在为进一步完善国内健康教育学课程教学提供建议。
1国内外对比
1.1发展历史
发达国家的健康教育理论和实践发展起步较早，“健康教育”一词在20世纪70年代就出现于加拿大的公共卫生文献，作为预防医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健康教育在全球迅速发展，学科体系逐步形成。此后，健康行为理论的兴起推动了西方健康教育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在西方各国中，加拿大被公认为国际社会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的倡导者，加拿大政府于1974年发表里程碑式的政策性宣言——《加拿大健康新展望》，是西方国家政府第1次以官方文件的形式提出“健康促进”作为国家战略。1979年，多伦多大学创建加拿大首个健康促进专科学位。20世纪90年代，西方健康教育学的发展进入快速发展阶段。1991年，美国的126所医学院校中有65%专门为学生讲授个体患者的健康教育技能，有74%向学生提供社区健康促进课程[1]。德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注重以行为为导向的健康教育学，重在提高学生的自主性和课堂的时效性[2]。日本是亚洲地区较发达的国家，1991年，大阪大学健康体育部教授大河内寿一就曾指出开设健康教育学课程的必要性[3]。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初在医学院校开始创立健康教育专业。1991年，天津师范大学开设了专业大专班，之后上海、江苏、北京、广东等地也相继开设健康教育学课程，当时健康教育学课程主要开设于卫生学校等专科学校。华西医科大学、北京医科大学、同济医科大学等高等学府相继创办了健康教育的专科学习，开展了健康教育专业队伍建设[4]。1993年，健康教育学曾作为“预防医学类”、“预防医学专业”下的一个专业方向进行设置。2002年原国家卫生部教材办公室将健康教育学列入规划教材编写计划，2004年，第1版《健康教育学》出版。近年来，随着疾病谱的改变，慢性病发病率显著增加，健康教育作为慢病管理的重要手段，重要性也日益提升。“十一五”期间，国家各部委出台了《全国健康教育专业机构工作法案》等相关政策，提出“让每位医生不仅仅是治疗者更是健康促进者、保护者”的目标，开启了健康教育学的快速发展阶段。2016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2030健康中国”规划纲要》，提出“健全健康促进与健康教育体系”，健康教育作为慢病管理的重要手段被提升到战略高度。2020年6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更是首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健康教育的重要地位，提出要“加强健康教育工作及其专业人才培养”，“医疗卫生人员在提供医疗卫生服务时，应当对患者开展健康教育”。目前，大部分医学院校都开设了健康教育课程。总体而言，历经30多年，健康教育学在我国不断发展，实现了办学层次提高、授课对象扩大、理论性增强和教学手段优化。
1.2授课对象
国内外医学院校主要针对护理专业、预防医学、临床医学等医学及相关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开设该课程。此外还有一些综合性高校还对体育教育学专业开设本课程。随着健康教育对象和功能的扩大，以及基层对健康教育专业人员需求的增加，有健康教育专业知识学习需求的人群也日益扩大，除医护人员、公共卫生人员外，还包括营养师和社工志愿者等健康教育从业人员；人员从业岗位包括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和健康管理机构等。这些接受过健康教育学课程专业培养的人才服务于相应岗位，不仅有利于从整体上改善我国专业健康教育队伍的薄弱状况，而且对医疗卫生事业与社会的协调发展起到切实推动作用。
1.3课程内容
总体而言，国外健康教育学课程专理论、重实践。健康教育以行为科学为理论基础，如知信行模型、健康理念模型、阶段变化理论等。这些理论于20世纪70年代起源于西方，对健康教育学科发展起到重要影响，因此国外在教学中特别强调行为科学理论及其模型的应用。其次，由于国外医疗卫生体制的特点，教学注重面向社区和基层，如新加坡尤其重视实习期间的社区健康教育[5]。此外，各国的健康教育课程设置结合地方特点各有特色：日本由于历史原因和老龄化严重，有专门的核辐射后遗症防治教育和老年康复护理专业教育；全球范围内，根据疾病发展特点，艾滋病、慢性病和心理疾病的健康教育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国内健康教育学课程的教学内容正逐步优化。主要发展趋势体现在加强现代健康教育理论与健康相关行为改变理论和模型的教学，突出现代健康传播方法和新媒体在健康教育领域运用成果的教学，并且更注重对学生实践操作技能的培养。
1.4教学方法
国外健康教育学课堂教学注重以学生为主体，除理论教学外，强调课堂实践。新加坡多采用翻转课堂的形式，即教师在课前给学生大量的学习资料，经过学生自己的分析和理解后，在课堂上进行讨论、交流[5]。德国的教学以行动为导向，教师给学生提供信息并提出问题；学生在得到信息后要自主思考、分析问题，再最终得出结论[2]。日本还经常采用颇受师生好评的角色扮演法，学生们组成4~5人的小组，通过扮演患者、医生、家属等角色在模拟情景中真实体验健康教育学的学习成果[6]。很多国家临床医学院的学生也会在高年级的临床实践中深入康复医院、社区医院对重点人群开展健康教育。我国的健康教育学课程的教学，过去以传统的课堂讲授为主，填鸭式、满堂灌的教学方法单一，不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缺少实践，导致许多学生学习后仍不具备开展健康教育活动的能力。20世纪末，随着我国的健康教育学科迅猛发展，学校开始注重教学方法的改革。目前，案例分析法、小组讨论法、角色扮演法等激发学生学习主动性的教学方法逐渐运用在课堂之中，实践教学作为理论教学的补充也日益受到重视。首都医科大学运用整合式教学法，结合案例教学、情景教学、课外实践等手段，发掘学生的思维潜力，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7]；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开展项目教学法，在课堂中导入项目情景、落实项目任务，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8]；上海中医药大学与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联合，开展情景模拟教学，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健康教育实践，加强学生健康教育实践技能的培养[9]。
1.5师资力量
发达国家健康教育学发展时间久远，设置了专业学位，学历教育体系完备，培养了许多专业的健康教育师资力量。如美国有200多所大学或学院设有授予健康教育学士学位的健康教育系,有22所大学和公共卫生学校设有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的健康教育系[10]。我国健康教育学目前尚未设置独立专业，在专业人才培养方面缺乏专业性。师资力量主要由具备经验的临床医学、预防医学、卫生管理学等专业人员构成。这些教师虽然实践经验丰富，但许多并不是健康教育专业出身，理论功底略显不足，因此，专业师资建设任重道远。
2国外健康教育学发展的政策与社会背景
2.1政策保障，推动健康教育学科发展
西方国家政府重视健康教育，学科发展的社会基础好。以加拿大为例，早在19世纪80年代，加拿大政府就开始以传统媒体为媒介，开展以传播卫生信息为主的健康教育。1969年，《医疗保健法案》（MedicalCareAct）首次以立法的形式，提出了通过健康促进和疾病预防，提高人群健康水平，降低卫生费用支出的目标[11]。1974年，加拿大政府发表了《加拿大健康新展望》，这是西方国家政府首次以官方文件的形式倡导大力推进“健康促进”作为提供公众健康的重要策略，健康教育被广泛应用于公共卫生领域[11]。在政府的积极推动下，1986年第一届国际健康促进大会在渥太华召开，发表《渥太华宪章》，标志着健康促进理论体系正式建立。健康教育学在西方的快速发展离不开政府政策的支持和保障。
2.2开展从业者的准入和专业化要求助推学科发展
西方国家建立了严格的健康教育从业者准入制度，这一制度对于学科发展具有重要的助推作用。在美国，只有通过CHES（CertifiedHealthEducationSpecialist）资格认证的专业人员才能从事健康教育工作。在加拿大，要想成为专业的糖尿病健康教育者，必须经过加拿大糖尿病教育认证委员会考试认证，并且每满5年要进行资格的重新认定[12]。一方面，严格的专业认证制度保证了健康教育从业者的专业素质；另一方面，这种准入制度也推动了专业教育在人才培养模式上与职业准入的衔接，能够提升教学质量。
2.3以学生为中心，强调实践能力培养的教学理念培养了大批实践人才
健康教育事业在国外的大力发展离不开大批专业人才在这一领域的理论推广和实践传播。回溯到国外的人才培养理念和方法，相较于国内，更多以学生为中心，运用参与式教学方法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部分医学院校会特别注重临床见习中面向社区的健康教育，强调实践能力的培养。正是这样的人才培养方式，造就了既具备一定理论水平又具备开展健康教育实践能力的传播者和推广者，推进了健康教育在国外的蓬勃发展。
3对我国健康教育学发展的启示
3.1建议把健康教育学纳入高等院校通识课
目前，各高校主要把健康教育学作为预防医学专业、护理学等专业的专业必修课或选修课。但随着慢性病患病率的提高，健康教育作为慢病管理的有效手段，已经成为广大医学生面对患者的必备技能。同时，随着基层健康教育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对专业人才的需求量增加，医学人才培养体系面临着新的挑战。因此，建议医学院校增加课程教学对象的覆盖面，可以将健康教育学作为通识课程开设，使更多的学生能够系统学习健康教育理论与技能。
3.2开展继续教育
健康教育是一项有组织、有计划、有评价的专业活动，健康教育者除了需要具备医学专业知识和技能，还需具备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传播学、行为科学等多方面的知识及良好的沟通能力。我国目前从事健康教育工作的人员很多没有接受过健康教育理论与技能的专业学习或培训，这将限制健康教育工作的开展。上述问题的解决可以通过：①建立健康教育从业人员继续教育和培训体系，促进人员队伍的专业化发展；②吸纳志愿者等社会力量，通过培训使其具备专业知识，承担健康教育工作；③未来在各方面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尝试建立准入制度，提高从业人员专业素质，推动专业教育在人才培养模式上与职业准入的衔接。
3.3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打造健康教育“金课”
在当前大学课堂要打造“金课”的时代潮流下，我们可以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通过慕课、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建设虚拟教学平台等手段来实现课堂现代化。既可以使课程学习不再局限于课堂，鼓励学习者利用碎片化时间开展线上、线下交互学习；又能够扩大课程的辐射面，使得教学对象不仅局限于在校学生，满足临床医护人员、健康管理机构从业人员、社工志愿者等的学习需求。
3.4不同高校在教学中探索内容和方法的创新
[摘要]：本文从介绍健康传播的历史入手，从研究特点、研究方法、主要的学术专着及论文、重要的会议和代表人物等方面论述了健康传播研究的国内外研究现状，最后指出国外健康传播研究趋势为以下四个方面；媒介的传播效果、如何增进医患之间的互动、新兴媒体中的健康传播及对边缘性文化群体的关注。国内今后一段时间内健康传播实践领域面临的重要研究课题包括：大众健康传播媒介与效果研究，组织健康传播研究，以“医患关系”为核心的人际健康传播研究，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研究，健康传播的外部环境研究，健康传播与文化研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健康危机的传播研究），健康传播史研究，艾滋病、安乐死、同性恋、器官移植等特殊健康议题的研究等。
传播是人类社会古老的行为。传播学的开山祖师施拉姆说：传播是最繁忙的交叉口，但许多人只路过而不逗留。20世纪40年代，传播学特别是大众传播学开始迅速发展。健康传播学就是医学与社会学在路过传播学这个交叉口时“逗留”下的产物。21世纪是健康的世纪，越来越富足的人类，开始关注人本身，健康已经成为大众、政府和学者一致关心的议题。健康传播就是要满足大众对健康信息的渴求，而传媒在传播健康的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关于健康传播的定义有很多种，有学者从人际传播方面给健康传播下定义，认为健康传播是病患和医疗提供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治疗室里无数的人际传播活动，美国着名的传播学者罗杰斯（M. Roger S）则认为凡是人类传播类型涉及到健康的内容就是健康传播。在美国健康传播领域有两大分支：一是“健康促进”，二是“健康服务递送”。前者的议题主要是以媒介和大众传播为主，后者主要是以医患关系和人际传播为主。美国国家癌症学会和疾病控制中心给出了以下定义：健康传播是指通过各种渠道，运用各种传播媒介和方法，为维护和促进人类健康而收集、制作、传递、分享健康信息的过程。上述各种定义从不同方面强调了健康传播的各种特性，都有不同程度的可取性。
一、健康传播研究的历史
作为传播学一个分支领域，健康传播学属于专业传播研究的范畴。健康传播在学科构成上非常多元及杂糅。医学、公共卫生学、卫生保健学、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符号学、法律、人类学、教育学、管理学和市场营销学等多个学科从不同角度为健康传播学的学科框架和理论范式的形成提供了支持。其中，健康教育学、医学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对健康传播学的诞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大多数者认为，美国是健康传播学的学科发源地，时间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1971年，美国心脏病学专家 J.法夸尔 (Dr. Jack Farquhar)和传播学家 N.麦科比 (Nathan Maccoby)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实施着名的“斯坦福心脏病预防计划” (Stanford Heart Disease Prevention Program，SHDPP)，该计划在实施过程中成功地运用了社会学习理论、创新扩散理论和社会营销策略等理论框架。（Everett M.Rogers，1994）这些理论和方法日后均成为健康传播重要的理论组成。研究者认为，在健康传播中大众传播加上人际传播效果最佳，但大部分情况仅有大众传播，效果同样很理想。这一试验被视为健康传播研究的开端。1991年，美国疾病防控中心 ( The Center of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设立了专项基金和健康传播办公室，开始组建全国范围内的健康传播机构。1972年，“治疗传播兴趣小组” ( Therapeutic Communication Interest Group)成立，后易名为“健康传播分会”(Health Communication Division)。该小组隶属于着名的“国际传播学会”（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ICA），成为其下属的众多分支机构之一。该小组奠定了健康传播的在学术领域的地位，也使健康传播学向学科的规范化发展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 1973年，治疗传播兴趣小组编辑了第一份简易专业性刊物《国际传播学会简讯》，专门刊登健康传播的宗旨、研究领域和特点并刊登专业文章和资料，有效扩大健康传播在专业领域的影响。在1975年举行的国际传播学年会（ICA）上“治疗传播兴趣小组”正式更名为ICA“健康传播分会”（Health Communication Division）。这是学术界首次正式使用“健康传播”这一提法。
20世纪80年代，“预防艾滋病运动”标志着健康传播研究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传播学届从隐性走向显性。众多的着名学者和研究基金投入，使健康传播研究在很短时间内迅速发展，也成为健康传播学研究的重点领域。在80年代健康传播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成为独立的专业。同一时期，美国健康传播专业研究机构的出现为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从研究的人员构成看主要来自四个领域：即具备医学、公共卫生学教育背景人员是现代美国健康传播研究的主力，所占比例为一半；其次传播学研究者，约占25%左右；最后是社会学与教育学领域的研究者和来自综合性大学的研究者，两者总数占25%左右。（孙晶，2005）
一般认为，某个学科的成型必须有专业书籍的出版、专业协会的成立、专业课程的开展 以及专业刊物的发行作为标准，而健康传播从 70年代诞生至今，经历了一系列的飞速发展的过程。首先是专业书籍的大量出版。第一本有关健康传播的理论着作是 1984年由着名的传播学者Kreps和Thornton撰写的《健康传播理论与实践》( Health Communication ： Theory and Practice)。同年出版的第二部专着是由夏夫（Sharf）所着的《内科医生优化传播指南》。诺索斯（Northouse）于次年出版了该领域的第三部专着《健康传播专业人员手册》，此后各类专业书籍和论文层出不穷，巩固和丰富健康传播的发展。
其次是有关健康传播的协会的建立。为了适应学科的发展，美国传播学会领域最大的专业团体——“口语传播学会”（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SCA）于1985年美国设置了“健康传播委员会”(Commission for Health Communication)，作为对国际传播学会（ICA）“健康传播分会”的补充。原先ICA很多健康传播分会成员同时加入SCA“健康传播委员会”。再次是与该学科有关的专业会议的召开 ，这是该学科发展专业化规范化的必备条件。同年召开的“医学传播会议”(Medical Communication Conference)是健康传播的第一次学术会议。1986年又召开了由国际传播学会ICA和牛津大学合办的“基础医疗保健中的健康教育”会议，以及在加拿大西昂塔里奥举办的 “医患传播”会议。除此之外，国际传播学会ICA和口语传播学会（SCA）每年定期召开的学术年会也成为健康传播学者定期交流和学习的平台。
美国大学中健康传播学专业逐步设立，目前明尼苏达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南加州大学、斯坦福大学、肯塔基大学马里兰大学都开设了健康传播传播学课程，而肯塔基大学、斯坦福大学、马里兰大学已成为全美健康传播研究中心。根据全美传播学协会的不完全统计，全美高校约有20个主要的健康传播学博士项目和40个硕士项目。（Everett M. Rogers，1994）美国着名的健康传播结构有肯塔基大学疾病预防研究中心、南加州大学健康促进和和疾病预防研究院、斯坦福疾病预防研究中心、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人口与家庭健康署。
美国的健康传播研究经过80年代的全面发展，其基本框架已经建立，开始进入逐步完善的阶段。国际传播学会ICA、口语传播学会SCA等专业机构和设有健康传播课程的着名高校开展了频繁的学术交流活动，极大的促进了学科的繁荣。1996年，全美另一份重要的健康传播研究专业学术期刊《健康传播季刊》（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创办。与1989年创办的《健康传播》相比，《健康传播季刊》上发表的论文偏重于国际性、应用性研究，而《健康传播》的定位则偏重于理论性研究。进入90年代，美国健康传播研究对联邦研究基金的吸引力越来越大。除此之外，大量私人基金组织的资金注入也为90年代美国健康研究传播学蓬勃发展的重要保证之一。
二、健康传播研究的现状
（一）国外健康传播的研究现状
现阶段，国外健康传播的研究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研究内容日益丰富，研究手段相对与发展初期也更为科学，笔者通过浙江大学的电子资源相关数据库ProQuest和Web of Science中分别输入“health communication”关键词进行检索，共查到相关论约数十篇，经分析总结，新时期国外健康传播研究主要呈现如下特点
1.研究问题的具体化，更加注重实证研究
健康传播在上世纪70-80年代成立之初主要关注的是对学科发展具有全局指导意义的重大理论问题，随着这些问题研究的深入和学科内容的日益丰富，研究人员开始把侧重点放在具体问题上，研究某一事件甚至事件中某一过程的传播规律，且更加注重实证研究。如有学者通过调查基于数字媒体的健康传播问题，对数字媒体在促进健康饮食、减少肥胖方面的作用进行了分析，通过195名志愿者对两个社区进行为期6个月的调查，认为数字媒体在促进人们的健康生活方面较传统媒体有很多优势，因此应该发挥数字媒体的优势，促进人们合理科学的生活习惯。[1]同时Lee等学者调查了公众通过互联网获取健康信息的行为与人们去看医生行为之间的关系，认为网络健康传播能够有效地向公众提供健康信息，促进公众健康意识的提高，从而使他们能够更加自觉的去看医生（Lee，2009）。此外针对陪护人员与病人之间通过网络的交互行为日益增多，Tustin对陪护人员和病人之间通过互联网的进行交流研究，通过调查发现大多数病人认为陪护人员网络的使用程度和服务质量以及满意度呈负相关性，但是医生的网络使用却和服务质量以及病人满意度呈正相关性，因此作者认为在实践中应该加强陪护人员和病人之间的实际交流（Tustin，2010），该论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应陪护机制的合理设计有很好的指导意义。这方面的文章还有很多，其实最近几年出版的《健康传播》以及《健康传播期刊》上面的论文大多数是分析健康传播的细节问题。
2．研究角度的多维性
健康传播学本质上是医学卫生和传播学的一门交叉学科，在其发展中不可避免的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思想和研究方法来为自己服务，近几年来健康传播的研究越来越多地借鉴于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以及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方法，注重研究健康传播信息的心理认知过程、社会影响以及从健康传播的角度来研究健康政策。例如H. Wang等对人们对禁烟广告所产生的个人感知进行了研究，研究认为相对与非吸烟者来说，吸烟者对禁烟广告的关注情况要更高一些，因此应该针对吸烟者加强禁烟广告的传播力度（H. Wang，2010）。针对酒后驾车问题的日益严重，Ebina同样对不同人群对酒后驾车态度的差异进行了考察，最后得出结论认为只有考虑到受众的个体差异以及对信息的感知的差异才能够有效的提高健康传播的效果。（Ebina，2010）该研究对健康政策的制定有很好的指导意义，值得注意的是文章中提到了心理因素的重要作用。Kathryn Green的《Communicating Health： Strategies for Health Promotion》是一部研究提高公众健康素养策略的非常有价值的着作，内容涉及健康素养的理论和模型、文化因素、大众媒介、信息技术以及评价标准等诸多因素，在该着作中作者详细论述了健康传播的文化内涵，从政治、经济、心理以及人文等多学科角度分析了健康传播如何促进人们的健康意识，激励人们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Gazmararian等从社会心理的角度来理解了人们对临床试验信息的关注，该研究将风险信息寻找处理模型（Risk Information Seeking and Processing ，RISP)应用与人们的健康决策中，通过分析临床试验固有的内在风险，他们认为参与临床试验是一项风险——收益的决策过程，最后作者指出该研究可以用于指导相关健康传播策略的问题制定（Gazmararian，2010）。随着人们对健康传播认识的不断深入，健康传播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程度还有进一步加强，越来越多的其他学科的专业人员将会加入到健康传播研究的领域，因此预计以后该方向仍然是研究的热点。
3．关注边缘文化群体
目前国外，特别是美国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特殊人群，如妇女儿童、老人、少数裔人口以及某些亚文化群体。针对非洲裔群体在美国认可人口中所占据的比重日益增多，Davis等学者对非裔美国人的健康传播问题进行了研究，以往认为在健康传播的研究中可以将非裔美国人作为相同的群体进行对待，但调查发现这一群体的健康文化、行为以及信念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然后提出了针对这一群体的细分模型（The Black Identity Classification Scale，BICS)，利用这一模型可以很好地解释某些现实现象（Davis，2010）。学者Adeline研究了美国老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认为互联网的使用在美国老年人当中存在着两级分化的现象，大多数互联网使用者都是教育水平较高的人群，文章考察了网络对老年人产生的心理影响，认为必须采取相应措施来缩小贫富差距所产生的数字鸿沟。学者Leung研究了针对肥胖儿童的健康传播问题，提出了使他们养成健康生活习惯的传播策略，并研究了传播效果的评估模型以及传播策略对儿童所产生的心理影响。最后作者认为该策略能够给儿童创造一个健康知识的良好学校环境，从而使他们养成良好的健康生活习惯。跟这种趋势类似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关注某一单独的群体，如吸烟人群、酗酒人群、特殊心理疾病人群的健康传播问题进行研究，以发掘跟特殊群体相关的特殊规律。而Burton认为在健康知识的宣传策略方面应该根据种族、文化、教育状况以及不同人群的认知水平的差异进行宣传，文章讨论了一些针对特定人群的模型和方法。文化的多样化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因此基于不同群体的健康传播研究是健康传播研究发展的必然结果。（Burton，2010）
4．研究手段日益精确化，注重利用数学方法来定量地研究健康传播问题
随着健康传播研究的深入，很多问题的研究需要有精确的度量，因此不可避免的要使用数学方法，特别是统计学的相关方法。如在2008年由美国健康协会（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组织了关于健康传播和饮食习惯之间关系的研究。Mccormack等学者考察了公众健康素养度量问题，对以往的度量指标进行了改进，去除了那些在度量中表现不好的指标，通过回归分析等方法得出了25个基本指标，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基于网络的健康素养度量模型（Mccormack，2010）。Fairlie通过电话采访了330名年龄在18-25岁的大学生，根据所得到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认为周末酒会较多、年龄21周岁以上和公众交通工具供应的不足是导致酒后驾车的主要原因，作者认为大学应该加大对学生在饮酒方面健康引导的力度（Fairlie，2010）。Larkey对医生和患者之间的交流语言进行了量化研究，文章主要是关注口头交流语言，利用计算机辅助的方法利用相关指标对交流语言的质量进行评估，得出的结果能够很好的反应实际情况，文章中的方法也可以拥有书面语言（如病例、处方等）的研究（Larkey，2010）。Nan等学者研究了禁烟广告和烟民的吸烟习惯之间的关系，对未吸烟的人群将来的吸烟趋势进行了预测，同时对吸烟人群未来的戒烟趋势进行了预测，该研究对实践有很强的指导意义（Nan，2010）。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当代美国健康传播研究使用的手段日益精确化，注重利用数学方法来定量的研究健康传播问题。
5．重视网络等新媒体对健康传播的重要作用
针对数字媒体的使用日益增多的现实，美国密苏里大学的研究人员研究了数字媒体对美国健康传播的影响，指出通信技术的进步能够有效的提高公众的健康素养，消除信息获取的不公平等因素。Van对互联网健康传播进行了调查，研究指出相对与传统媒体互联网能将健康信息传播到更多的受众，而且信息获取的费用也相对较低，研究进一步指出通过网络干预能够有效的改变人们的健康行为，最后作者探讨了互联网正面引导的方法（Van，2010）。Nora J通过对2020个健康成年人的信息产品使用情况进行调查，指出互联网和电子个人健康管理系统是人们获取健康信息的重要途径，然后利用上述现实对目前的健康传播效果模型进行修改，认为信息产品的使用应该在模型中占据较大的比重。Michelle Lisa研究了普通人健康知识的获取来源，主要研究了网络对健康传播的影响。研究中首先询问人们对转基因食品安全的认识，然后让他们上网查询相关内容后重新回答相同的问题，通过比较差异来研究网络如何对人们健康知识的架构产生作用。健康传播的研究跟传播所依据的载体密切相关，随着信息传输技术的进步，未来还会出现更多的传播工具和交流方式，因此这类的研究将永远随技术的进步而不断发展。
目前，国外健康传播研究也有一些学者继续关注健康传播的传统问题，在传统的传播学框架内对健康传播进行基础性的研究，如电视禁烟广告的研究、传播语言设计问题研究以及健康传播的基础理论研究等。另外，从检索的相关文章中还可以总结得出美国健康传播研究的主要内容集中在艾滋病、性病、和与性健康相关的研究仍然在健康传播研究中占首要地位，关注抽烟、饮酒、癌症等健康行为相关的健康传播议题也很常见，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多样，主要是问卷调查法、个案研究、内容分析、文献研究、实验法、访谈法等。社会营销理论、创新扩散理论、和社会学习理论是主要采用的理论框架。总而言之，目前国外健康研究的范围界定模糊，也缺少自己的原创性理论，这些都是阻碍其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所在。
（二）华人地区的健康传播研究现状
与西方学界的健康传播研究相比，华人社会的健康传播起步较晚。海内外华人社会有几个较具规模的传播学研究组织，按成立时间先后，依次为（北美）国际华人传播学会CCA（1990）、（北美）华人传播研究学会ACCS（1991）、（台湾）中华传播学会（1996）及中国传播学会CAC（2002）等。台湾传播界（以CCS为代表）起步较大陆早，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组织健康传播研究和探讨。
1.台湾地区的健康传播研究
就华人社会来说，健康传播学研究领域的相关学术成果以台湾方面为优。台湾从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关注健康传播研究，直至今日已汇集了相当一批专业研究学者和研究成果，其中较主要的研究学者包括陈世敏、徐美荃等人。台湾中华传播学会(CCS)成立于1996年，自20世纪90年代末对组织健康传播专题研究和议题深入探讨。同时，作为台湾新闻传播学最重要最着名的学术期刊之一的《新闻学研究》也将1999-2000年的研究重点定为“健康传播”研究。从研究的成员的构成看，公共卫生从业人员、医护人员或教育推广者是主要的成员，但新闻传播研究学者的参与程度相对不足。
当前台湾在健康传播学研究领域，大多以实证研究为主，高达九成的研究着眼于本地的健康传播议题，多以单一时间点的断代议题或事件作为研究对象。在对传播媒介的关注方面，台湾健康传播研究较多关注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介或大众传播媒介与人际传播媒介的效果比较，研究的应用属性远较理论性为强。
从健康传播学研究的议题变化，1980年之前的台湾健康传播研究较多关注公共健康知识与健康政策的传递，如新药与新疗法的普及、家庭计划生育等内容是当时的研究重点。20世纪90年代以后，台湾健康传播进入快速发展期，除了从特定的健康议题或疾病议题（如艾滋病、控烟、禁毒、心理健康、全民保健瘦身减肥）入手进行的重点研究之外，也有针对特定传播媒介或特定理论的应用研究，如互联网健康传播、健康社会营销研究等。与此同时，健康传播研究对健康议题的思考更具人性化与权力意识。
健康传播教学方面，总体而言台湾尚起步不久，仍处于方兴未艾的阶段。这类课程主要开设在高等院校的传播学系或公共卫生与医护系，多为专业研究所或大学部高年级的选修课。其实较早涉及这一领域的高校有台湾慈济大学和台北医学大学等。1999年夏天，台湾慈济大学申请设立了传播学系，并决定了将未来传播学系的教学和研究重点将放在可以结合医学与传播学的健康传播上。2001年，台湾济慈大学设立健康传播、媒介素养两大专业领域，成为台湾传播学界第一个与健康传播相关的科系。目前，台湾在健康传播教学和研究领域实力较强的机构有：台湾慈济大学健康传播中心、台北医学大学公共卫生研究所、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新闻系、台湾世新大学新闻系与口语传播学系。
2．大陆地区的健康传播研究
我国大陆的健康传播研究起步较晚，对于我国健康传播研究的萌芽，有两种不同的认识观点。一种观点从公共健康研究的角度入手，认为始于 20世纪 80年代末的健康教育研究应该被视为中国大陆健康传播研究的开端。另一种观点从传播研究的角度入手，认为传播学研究者的加入以及以“传播学问题意识”为导向的研究课题的开展，是中国大陆在传播学意义上的健康传播研究领域得以发端的必要条件。两种观点的一个重要差别在于对健康传播不同研究取向的选择，前者是公共健康研究取向，后者是传播研究取向。
传播研究方面学术专着来说，目前我国尚没有系统地介绍西方健康传播学的译着，仅有的只是一些以“医学社会学”和“健康社会学”等为标题的译着。这类书籍尽管在内容上对健康传播而言有可借鉴之处，但毕竟存在较大的差别。2004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美国学者的《健康传播：个人、文化与政治的综合视角》(Communication Health：Personal，Cultural，and Political Complexities)一书，是以“健康传播”为标题的着作，此书系统地论述了健康传播与个人、文化和政治的关系，但由于是英文影印版，国入研读起来仍有些费力（盖斯特马丁，2006）。我国学者在该领域的专着，目前可以检索到的只有北京医科大学主编的《健康传播学》和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的由米光明、王官任编着的《健康传播学原理与实践》。2008年2月，学者张自力所着《健康传播与社会》正式出版。
自 2000年复旦大学《新闻大学》杂志首次发表“健康传播论文” ——《论健康传播兼及对中国健康传播的展望》之后（张自力，2001），以健康传播为主题的传播学研究论文在《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大学》、《现代传播》等新闻传播类学术期刊上相继发表，并逐渐增多。在学术研究方面，张自力是较早地系统介绍西方健康传播学并将其理论应用到我国健康传播研究的学者之一。他于2001年撰写了《廿一世纪中国健康传播展望》，之后又陆续撰写了《“健康的传播学”与“健康中的传播学”——试论健康传播学研究的两大分支领域》、《论健康传播兼及对中国健康传播的展望》等多篇学术论文。其中他在《健康传播研究什么——论健康传播研究的9个方向》一文中提出了健康传播研究领域的划分模式图，通过三个维度系统阐述了健康传播的12个领域，并归纳出今后健康传播研究的9个重要课题。 （张自力，2005）此外，近几年我国有关健康传播的研究论文还有：《中国媒介的大众健康传播1994--2001年(人民日报)“世界艾滋病日”报道分析》(陈丹，2002)，以人民日报为例进行个案研究，探讨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中国主流报纸如何呈现与建构艾滋病相关议题；燕晓英在《萌芽中亟待关注的研究领域——我国健康传播的现状分析和前瞻》(2003)中指出，“我国现有的研究成果和数据仍旧散落在各个卫生部门和高校院所，至今国内的健康传播研究仍然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中”；韩纲的《传播学者的缺席：中国大陆健康传播研究十二年——一种历史视角》(2004)，通过对1991年至2002年中国大陆主要发表健康传播相关研究成果的专业期刊的分析，初步探讨了大陆健康传播研究的整体状况，揭示了传播学者的缺席是其中的重要特征。
近年来，以“健康传播”为主题的学术会议渐渐兴起。2003年 11月，“中国健康教育与大众传媒论坛”在北京举行，首次开创性地以健康传播作为论坛研讨的主题。2004年 11月，“清华－拜尔公共健康与媒体研究室”挂牌成立。2006年月10月，由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卫生部新闻办和美国疾控中心共同主办的“首届中国健康传播论坛”在清华大学成功举行，该论坛是我国首次举办的关于“健康传播”的学术论坛，它不仅唤起了社会各界对健康传播的进一步关注和健康传播意识的提高，而且引起了我国传播学学界对健康传播研究的迸一步关注。以后每年定期召开，已以“婚育新风进万家”、“健康传播与疾病预防”、“公共卫生风险沟通”和“疫苗安全”为主题，成为国内外健康传播学者定期交流和学习的平台。2007年 6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主办的“华语健康传播论坛”召开，成为另一个定期召开的高水平健康传播学术论坛。2010年6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与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安妮伯格传媒学院共同主办2010年健康传播暑期学校，邀请了国内外知名专家介绍健康传播与新闻传播学国际国内前沿动态。
目前，在中国普通高校的医学院尚未单独列出“健康传播专业”，而中国的高校的新闻传播专业也除了清华最近新增公共卫生硕士学位外同样没有单独列出“健康传播”专业。健康传播的研究缺乏基础平台的支持，制约了教学、科研和专业人才的培养。目前仅有的健康传播研究主要依靠分散在各个高校的个别学者。现在有少数高校策划或已经成立健康传播中心。例如中国科技大学、清华大学和台湾济慈大学都相继成立此类中心。2003年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与日本东北福祉大学对等成立“健康传播与社会福利研究中心”，致力于为社区研究和中国健康产业把脉，从而成为率先介入健康传播学科领域的中国高校。中国科技大学也于2004年建立“中国科技大学健康传播中心”，依托本校的学科力量和平台资源，结合外部力量，探索当代大学生的健康培养模式，探索社会公众、社区、企业、城市的健康传播发展模式。2010年11月，在清华大学和卫生部共同举办的第五届中国健康传播大会，我国首个公共健康研究中心宣告成立。该中心已经获得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增公共卫生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的批准。
三、健康传播研究的趋势
健康传播学本质上是医学卫生和传播学的一门交叉融合学科，在其发展中不可避免的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思想和研究方法来为自己服务。从纵向和横向两方面来看分析，未来健康传播学有将会两个发展趋势，其中纵向是指社会、文化、政治等不同的研究层面；而横向则是指医学、公共卫生学、卫生保健学、传播学、社会学、法律、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符号学、人类学、教育学、管理学、市场营销学等不同学科的融合（盖斯特马丁，2006）。国外的健康传播与中国的健康传播的发展历程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中国健康传播起步较国外晚，加之地理环境、经济、文化、医疗水平和国民素质等差异，国内外健康传播研究的趋势有所差异。
（一）国外健康传播研究的趋势
这些年，美国健康传播研究的发展迅速而稳健，并已进入黄金期，与传播学中大多数分支领域一样，健康传播的早期研究较多地集中在证实“传播学在健康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和影响”方面。但这远远不是健康传播研究的全部。将来的国外的健康传播研究会更关注健康信息的有效传递、如何增进医患之间的互动交流，新媒体也将带来新的健康传播方式及新议题。此外，对边缘性文化群体，如穷人、少数民族、妇女和老人等的关注，也将成为现代健康传播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向。
1.媒介的效果研究将仍然会是未来健康传播研究的重点
对于健康信息的传播，大众传媒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人们对信息，特别是对日常生活内容相距较远的所谓“非强制性接触议题”的信息获取，绝大多数来源于大众媒体，在国外这部分的研究议题涉及大众传播健康传播的形式、内容技巧研究受众媒介接触行为研究和模式研究，以及效果研究等。相关研究理论包括议题设置、社会学习理论使用和满足理论。涵化理论、沉默和螺旋理论等（孙晶，2005）。
2.如何增进医患之间的互动交流也是未来健康研究研究的重点
医护人员本应担任着为大众提供权威性健康信息的重任，随着患者的个****利意识的强化和传播链中受者地位的凸显，从患者角度探讨传播内容、效果的研究日益成为主流，涉及个性化传播（差异传播）研究、医患关系与患者知情权等研究内容日益热门。但是近年来的研究显示，医患间的互动交流因为各种原因呈减少趋势，虽然现代社会人们几乎处于一个构建媒介的拟态信息社会，但大众媒介提供的信息毕竟是去化人性化的，医患之间人际的交流是为患者心灵、治疗病患最有效沟通方式，所以如何通过有效的传播方式，构建新的医患交流模式并将成为将来的研究重点。
3.新兴媒体为健康传播研究提供了新的传播方式，同时也带来了新的议题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的出现不仅给健康传播带来了技术上的更新，也带来了传播方式和传播理念的更新。作为一种新型的媒介技术，它不仅兼具了大众传播和人际交往的特点，又有两者不具备的独特优势，在有利于健康传播更好地发挥作用的同时，更为健康传播研究带来了新的很多研究议题。从目前看来，互联网在健康传播中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4.对边缘性文化群体的关注也将成为现代健康传播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向
目前在国外，特别是美国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特殊人群，如妇女儿童、老人、少数裔人口以及某些亚文化群体。针对非洲裔群体在美国认可人口中所占据的比重日益增多，因此，对边缘性文化群体的关注也将成为现代健康传播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向。
（二）国内健康传播研究的趋势
健康取向与传播学取向形成健康传播研究的两大主要分支，由这两个分支领域展开的主要研究内容占据健康传播研究的主体部分，但这并不是全部。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的交叉研究领域，健康传播研究是建立在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人类学，法律以及公共卫生学、教育学、管理学等众多学科基础上的融合而成，这就注定了健康传播研究的多维性。其中最主要的维度有传播学维度、社会学维度、公共卫生维度。健康传播学是多维度学科的对接、产生了多元的研究领域，并丰富了健康传播的研究视角。通过对国内健康传播学学者学术成果分析，在众多的子领域中，以下领域是当前和未来健康传播研究的主要方向。
1.大众健康传播媒介与效果研究。这一部分的研究议题主要涉及大众传媒健康传播的传播形式、内容和技巧研究，受众媒介接触行为研究和模式建构，以及效果研究等。
2.组织健康传播研究。这一部分的研究议题主要涉及组织健康传播载体（墙报、讲座、宣传小册子、海报）的内容分析研究和传播效果研究、组织健康传播形式与策略研究、组织传播与大众传播效果相比较研究等。
3.以“医患关系”为中心的人际健康传播研究。医患关系研究是人际健康传播研究的核心议题，主要聚焦点为医与患者之间的信息传播方式、内容、策略、效果及信息不平衡等。这一部分的研究议题主要涉及人际传播、话语权力、知情权等很多内容。
4.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这一部分的研究议题主要涉及健康教育设计和效果评估、健康促进计划策略研究、健康传播材料的制作等。
5．健康传播的外部环境的研究。外部环境研究的议题主要涉及健康政策制定与公众健康的影响研究、卫生保健政策的研究、健康传播法规研究、医患关系中的法律权益的研究等。
6．健康传播与文化研究。涉及的研究议题主要包括健康、疾病和死亡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对其解读及对健康传播的影响、健康传播的人文特性和文化分析、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健康传播比较的研究、现代医学与传统医学在健康传播过程之中的文化差异等。
7．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研究（健康危机的传播研究）。对健康危机的传播研究涉及危机事件发生的原因、机制与体制，应急预案的制定和危机发生后的有效控制传播等，不仅具有很强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8．健康传播史的研究。这里的健康传播史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健康传播研究史研究，另一个、是健康传播实践史研究。
9．艾滋病、安乐死、同性恋、器官移植等特殊健康议题的研究。
以上国内研究方向不仅是当前健康传播研究的主要内容，也将是今后一段时间内健康传播领域面临的重要的课题。需要指出的是，每个研究方向对应的不只是一个单纯的研究子领域，而是多个子领域的结合。对这些课题的研究和推动将会为未来的健康传播打开一片更为广阔的天地（张自力，2005）。
[注释]
[1]参见网址：http//proquest.umi.com/pqdweb?did=2179562451&sid=3&Fmt=3&clientId=41483&RQT=309&VName=PQD
徐美苓，《健康传播在台湾》，（台北，2004），第526-5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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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介绍健康传播的历史入手，从研究特点、研究方法、主要的学术专著及论文、重要的会议和代表人物等方面论述了健康传播研究的国内外研究现状，最后指出国外健康传播研究趋势为以下四个方面；媒介的传播效果、如何增进医患之间的互动、新兴媒体中的健康传播及对边缘性文化群体的关注。国内今后一段时间内健康传播实践领域面临的重要研究课题包括：大众健康传播媒介与效果研究，组织健康传播研究，以“医患关系”为核心的人际健康传播研究，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研究，健康传播的外部环境研究，健康传播与文化研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健康危机的传播研究），健康传播史研究，艾滋病、安乐死、同性恋、器官移植等特殊健康议题的研究等。
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history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worldwide based on the books， periodicals， journals， major symposium， academic conferences and key scholarships. The author finally concludes the research tendency abroad towards four directions: firstly， the communication effects of media; secondly， communication interaction between “doctors and patients”; thirdly， health communication in new media; finally， the communication with marginalized cultural groups. Meanwhile， national research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has important topics including media effects， organizational health communication， interpersonal health communication centered on “doctors and patients” relationship， health education and promotion，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 health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 studies， health emergencies， health communication history， specific health communication issues concerning of AIDS， euthanasia， homosexuality， organ transplantation etc. and so on.
Key words: Health Communication；History；Present；Tendency
传播是人类社会古老的行为。传播学的开山祖师施拉姆说：传播是最繁忙的交叉口，但许多人只路过而不逗留。20世纪40年代，传播学特别是大众传播学开始迅速发展。健康传播学就是医学与社会学在路过传播学这个交叉口时“逗留”下的产物。21世纪是健康的世纪，越来越富足的人类，开始关注人本身，健康已经成为大众、政府和学者一致关心的议题。健康传播就是要满足大众对健康信息的渴求，而传媒在传播健康的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关于健康传播的定义有很多种，有学者从人际传播方面给健康传播下定义，认为健康传播是病患和医疗提供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治疗室里无数的人际传播活动，美国著名的传播学者罗杰斯（M. Roger S）则认为凡是人类传播类型涉及到健康的内容就是健康传播。在美国健康传播领域有两大分支：一是“健康促进”，二是“健康服务递送”。前者的议题主要是以媒介和大众传播为主，后者主要是以医患关系和人际传播为主。美国国家癌症学会和疾病控制中心给出了以下定义：健康传播是指通过各种渠道，运用各种传播媒介和方法，为维护和促进人类健康而收集、制作、传递、分享健康信息的过程。上述各种定义从不同方面强调了健康传播的各种特性，都有不同程度的可取性。
一、健康传播研究的历史
作为传播学一个分支领域，健康传播学属于专业传播研究的范畴。健康传播在学科构成上非常多元及杂糅。医学、公共卫生学、卫生保健学、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符号学、法律、人类学、教育学、管理学和市场营销学等多个学科从不同角度为健康传播学的学科框架和理论范式的形成提供了支持。其中，健康教育学、医学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对健康传播学的诞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大多数者认为，美国是健康传播学的学科发源地，时间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1971年，美国心脏病学专家 J.法夸尔 (Dr. Jack Farquhar)和传播学家 N.麦科比 (Nathan Maccoby)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实施著名的“斯坦福心脏病预防计划” (Stanford Heart Disease Prevention Program，SHDPP)，该计划在实施过程中成功地运用了社会学习理论、创新扩散理论和社会营销策略等理论框架。（Everett M.Rogers，1994）这些理论和方法日后均成为健康传播重要的理论组成。研究者认为，在健康传播中大众传播加上人际传播效果最佳，但大部分情况仅有大众传播，效果同样很理想。这一试验被视为健康传播研究的开端。1991年，美国疾病防控中心 ( The Center of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设立了专项基金和健康传播办公室，开始组建全国范围内的健康传播机构。1972年，“治疗传播兴趣小组” ( Therapeutic Communication Interest Group)成立，后易名为“健康传播分会”(Health Communication Division)。该小组隶属于著名的“国际传播学会”（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ICA），成为其下属的众多分支机构之一。该小组奠定了健康传播的在学术领域的地位，也使健康传播学向学科的规范化发展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 1973年，治疗传播兴趣小组编辑了第一份简易专业性刊物《国际传播学会简讯》，专门刊登健康传播的宗旨、研究领域和特点并刊登专业文章和资料，有效扩大健康传播在专业领域的影响。在1975年举行的国际传播学年会（ICA）上“治疗传播兴趣小组”正式更名为ICA“健康传播分会”（Health Communication Division）。这是学术界首次正式使用“健康传播”这一提法。
20世纪80年代，“预防艾滋病运动”标志着健康传播研究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传播学届从隐性走向显性。众多的著名学者和研究基金投入，使健康传播研究在很短时间内迅速发展，也成为健康传播学研究的重点领域。在80年代健康传播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成为独立的专业。同一时期，美国健康传播专业研究机构的出现为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从研究的人员构成看主要来自四个领域：即具备医学、公共卫生学教育背景人员是现代美国健康传播研究的主力，所占比例为一半；其次传播学研究者，约占25%左右；最后是社会学与教育学领域的研究者和来自综合性大学的研究者，两者总数占25%左右。（孙晶，2005）
一般认为，某个学科的成型必须有专业书籍的出版、专业协会的成立、专业课程的开展 以及专业刊物的发行作为标准，而健康传播从 70年代诞生至今，经历了一系列的飞速发展的过程。首先是专业书籍的大量出版。第一本有关健康传播的理论著作是 1984年由著名的传播学者Kreps和Thornton撰写的《健康传播理论与实践》( Health Communication ： Theory and Practice)。同年出版的第二部专著是由夏夫（Sharf）所著的《内科医生优化传播指南》。诺索斯（Northouse）于次年出版了该领域的第三部专著《健康传播专业人员手册》，此后各类专业书籍和论文层出不穷，巩固和丰富健康传播的发展。
其次是有关健康传播的协会的建立。为了适应学科的发展，美国传播学会领域最大的专业团体——“口语传播学会”（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SCA）于1985年美国设置了“健康传播委员会”(Commission for Health Communication)，作为对国际传播学会（ICA）“健康传播分会”的补充。原先ICA很多健康传播分会成员同时加入SCA“健康传播委员会”。再次是与该学科有关的专业会议的召开 ，这是该学科发展专业化规范化的必备条件。同年召开的“医学传播会议”(Medical Communication Conference)是健康传播的第一次学术会议。1986年又召开了由国际传播学会ICA和牛津大学合办的“基础医疗保健中的健康教育”会议，以及在加拿大西昂塔里奥举办的 “医患传播”会议。除此之外，国际传播学会ICA和口语传播学会（SCA）每年定期召开的学术年会也成为健康传播学者定期交流和学习的平台。
美国大学中健康传播学专业逐步设立，目前明尼苏达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南加州大学、斯坦福大学、肯塔基大学马里兰大学都开设了健康传播传播学课程，而肯塔基大学、斯坦福大学、马里兰大学已成为全美健康传播研究中心。根据全美传播学协会的不完全统计，全美高校约有20个主要的健康传播学博士项目和40个硕士项目。（Everett M. Rogers，1994）美国著名的健康传播结构有肯塔基大学疾病预防研究中心、南加州大学健康促进和和疾病预防研究院、斯坦福疾病预防研究中心、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人口与家庭健康署。
美国的健康传播研究经过80年代的全面发展，其基本框架已经建立，开始进入逐步完善的阶段。国际传播学会ICA、口语传播学会SCA等专业机构和设有健康传播课程的著名高校开展了频繁的学术交流活动，极大的促进了学科的繁荣。1996年，全美另一份重要的健康传播研究专业学术期刊《健康传播季刊》（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创办。与1989年创办的《健康传播》相比，《健康传播季刊》上发表的论文偏重于国际性、应用性研究，而《健康传播》的定位则偏重于理论性研究。进入90年代，美国健康传播研究对联邦研究基金的吸引力越来越大。除此之外，大量私人基金组织的资金注入也为90年代美国健康研究传播学蓬勃发展的重要保证之一。
二、健康传播研究的现状
（一）国外健康传播的研究现状
现阶段，国外健康传播的研究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研究内容日益丰富，研究手段相对与发展初期也更为科学，笔者通过浙江大学的电子资源相关数据库ProQuest和Web of Science中分别输入“health communication”关键词进行检索，共查到相关论约数十篇，经分析总结，新时期国外健康传播研究主要呈现如下特点：
1.研究问题的具体化，更加注重实证研究
健康传播在上世纪70-80年代成立之初主要关注的是对学科发展具有全局指导意义的重大理论问题，随着这些问题研究的深入和学科内容的日益丰富，研究人员开始把侧重点放在具体问题上，研究某一事件甚至事件中某一过程的传播规律，且更加注重实证研究。如有学者通过调查基于数字媒体的健康传播问题，对数字媒体在促进健康饮食、减少肥胖方面的作用进行了分析，通过195名志愿者对两个社区进行为期6个月的调查，认为数字媒体在促进人们的健康生活方面较传统媒体有很多优势，因此应该发挥数字媒体的优势，促进人们合理科学的生活习惯。[1]同时Lee等学者调查了公众通过互联网获取健康信息的行为与人们去看医生行为之间的关系，认为网络健康传播能够有效地向公众提供健康信息，促进公众健康意识的提高，从而使他们能够更加自觉的去看医生（Lee，2009）。此外针对陪护人员与病人之间通过网络的交互行为日益增多，Tustin对陪护人员和病人之间通过互联网的进行交流研究，通过调查发现大多数病人认为陪护人员网络的使用程度和服务质量以及满意度呈负相关性，但是医生的网络使用却和服务质量以及病人满意度呈正相关性，因此作者认为在实践中应该加强陪护人员和病人之间的实际交流（Tustin，2010），该论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应陪护机制的合理设计有很好的指导意义。这方面的文章还有很多，其实最近几年出版的《健康传播》以及《健康传播期刊》上面的论文大多数是分析健康传播的细节问题。
2．研究角度的多维性
健康传播学本质上是医学卫生和传播学的一门交叉学科，在其发展中不可避免的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思想和研究方法来为自己服务，近几年来健康传播的研究越来越多地借鉴于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以及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方法，注重研究健康传播信息的心理认知过程、社会影响以及从健康传播的角度来研究健康政策。例如H. Wang等对人们对禁烟广告所产生的个人感知进行了研究，研究认为相对与非吸烟者来说，吸烟者对禁烟广告的关注情况要更高一些，因此应该针对吸烟者加强禁烟广告的传播力度（H. Wang，2010）。针对酒后驾车问题的日益严重，Ebina同样对不同人群对酒后驾车态度的差异进行了考察，最后得出结论认为只有考虑到受众的个体差异以及对信息的感知的差异才能够有效的提高健康传播的效果。（Ebina，2010）该研究对健康政策的制定有很好的指导意义，值得注意的是文章中提到了心理因素的重要作用。Kathryn Green的《Communicating Health： Strategies for Health Promotion》是一部研究提高公众健康素养策略的非常有价值的著作，内容涉及健康素养的理论和模型、文化因素、大众媒介、信息技术以及评价标准等诸多因素，在该著作中作者详细论述了健康传播的文化内涵，从政治、经济、心理以及人文等多学科角度分析了健康传播如何促进人们的健康意识，激励人们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Gazmararian等从社会心理的角度来理解了人们对临床试验信息的关注，该研究将风险信息寻找处理模型（Risk Information Seeking and Processing ，RISP)应用与人们的健康决策中，通过分析临床试验固有的内在风险，他们认为参与临床试验是一项风险——收益的决策过程，最后作者指出该研究可以用于指导相关健康传播策略的问题制定（Gazmararian，2010）。随着人们对健康传播认识的不断深入，健康传播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程度还有进一步加强，越来越多的其他学科的专业人员将会加入到健康传播研究的领域，因此预计以后该方向仍然是研究的热点。
3．关注边缘文化群体
目前国外，特别是美国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特殊人群，如妇女儿童、老人、少数裔人口以及某些亚文化群体。针对非洲裔群体在美国认可人口中所占据的比重日益增多，Davis等学者对非裔美国人的健康传播问题进行了研究，以往认为在健康传播的研究中可以将非裔美国人作为相同的群体进行对待，但调查发现这一群体的健康文化、行为以及信念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然后提出了针对这一群体的细分模型（The Black Identity Classification Scale，BICS)，利用这一模型可以很好地解释某些现实现象（Davis，2010）。学者Adeline研究了美国老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认为互联网的使用在美国老年人当中存在着两级分化的现象，大多数互联网使用者都是教育水平较高的人群，文章考察了网络对老年人产生的心理影响，认为必须采取相应措施来缩小贫富差距所产生的数字鸿沟。学者Leung研究了针对肥胖儿童的健康传播问题，提出了使他们养成健康生活习惯的传播策略，并研究了传播效果的评估模型以及传播策略对儿童所产生的心理影响。最后作者认为该策略能够给儿童创造一个健康知识的良好学校环境，从而使他们养成良好的健康生活习惯。跟这种趋势类似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关注某一单独的群体，如吸烟人群、酗酒人群、特殊心理疾病人群的健康传播问题进行研究，以发掘跟特殊群体相关的特殊规律。而Burton认为在健康知识的宣传策略方面应该根据种族、文化、教育状况以及不同人群的认知水平的差异进行宣传，文章讨论了一些针对特定人群的模型和方法。文化的多样化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因此基于不同群体的健康传播研究是健康传播研究发展的必然结果。（Burton，2010）
4．研究手段日益精确化，注重利用数学方法来定量地研究健康传播问题
随着健康传播研究的深入，很多问题的研究需要有精确的度量，因此不可避免的要使用数学方法，特别是统计学的相关方法。如在2008年由美国健康协会（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组织了关于健康传播和饮食习惯之间关系的研究。Mccormack等学者考察了公众健康素养度量问题，对以往的度量指标进行了改进，去除了那些在度量中表现不好的指标，通过回归分析等方法得出了25个基本指标，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基于网络的健康素养度量模型（Mccormack，2010）。Fairlie通过电话采访了330名年龄在18-25岁的大学生，根据所得到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认为周末酒会较多、年龄21周岁以上和公众交通工具供应的不足是导致酒后驾车的主要原因，作者认为大学应该加大对学生在饮酒方面健康引导的力度（Fairlie，2010）。Larkey对医生和患者之间的交流语言进行了量化研究，文章主要是关注口头交流语言，利用计算机辅助的方法利用相关指标对交流语言的质量进行评估，得出的结果能够很好的反应实际情况，文章中的方法也可以拥有书面语言（如病例、处方等）的研究（Larkey，2010）。Nan等学者研究了禁烟广告和烟民的吸烟习惯之间的关系，对未吸烟的人群将来的吸烟趋势进行了预测，同时对吸烟人群未来的戒烟趋势进行了预测，该研究对实践有很强的指导意义（Nan，2010）。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当代美国健康传播研究使用的手段日益精确化，注重利用数学方法来定量的研究健康传播问题。
5．重视网络等新媒体对健康传播的重要作用
针对数字媒体的使用日益增多的现实，美国密苏里大学的研究人员研究了数字媒体对美国健康传播的影响，指出通信技术的进步能够有效的提高公众的健康素养，消除信息获取的不公平等因素。Van对互联网健康传播进行了调查，研究指出相对与传统媒体互联网能将健康信息传播到更多的受众，而且信息获取的费用也相对较低，研究进一步指出通过网络干预能够有效的改变人们的健康行为，最后作者探讨了互联网正面引导的方法（Van，2010）。Nora J通过对2020个健康成年人的信息产品使用情况进行调查，指出互联网和电子个人健康管理系统是人们获取健康信息的重要途径，然后利用上述现实对目前的健康传播效果模型进行修改，认为信息产品的使用应该在模型中占据较大的比重。Michelle Lisa研究了普通人健康知识的获取来源，主要研究了网络对健康传播的影响。研究中首先询问人们对转基因食品安全的认识，然后让他们上网查询相关内容后重新回答相同的问题，通过比较差异来研究网络如何对人们健康知识的架构产生作用。健康传播的研究跟传播所依据的载体密切相关，随着信息传输技术的进步，未来还会出现更多的传播工具和交流方式，因此这类的研究将永远随技术的进步而不断发展。
目前，国外健康传播研究也有一些学者继续关注健康传播的传统问题，在传统的传播学框架内对健康传播进行基础性的研究，如电视禁烟广告的研究、传播语言设计问题研究以及健康传播的基础理论研究等。另外，从检索的相关文章中还可以总结得出美国健康传播研究的主要内容集中在艾滋病、性病、和与性健康相关的研究仍然在健康传播研究中占首要地位，关注抽烟、饮酒、癌症等健康行为相关的健康传播议题也很常见，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多样，主要是问卷调查法、个案研究、内容分析、文献研究、实验法、访谈法等。社会营销理论、创新扩散理论、和社会学习理论是主要采用的理论框架。总而言之，目前国外健康研究的范围界定模糊，也缺少自己的原创性理论，这些都是阻碍其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所在。
（二）华人地区的健康传播研究现状
与西方学界的健康传播研究相比，华人社会的健康传播起步较晚。海内外华人社会有几个较具规模的传播学研究组织，按成立时间先后，依次为（北美）国际华人传播学会CCA（1990）、（北美）华人传播研究学会ACCS（1991）、（台湾）中华传播学会（1996）及中国传播学会CAC（2002）等。台湾传播界（以CCS为代表）起步较大陆早，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组织健康传播研究和探讨。
1.台湾地区的健康传播研究
就华人社会来说，健康传播学研究领域的相关学术成果以台湾方面为优。台湾从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关注健康传播研究，直至今日已汇集了相当一批专业研究学者和研究成果，其中较主要的研究学者包括陈世敏、徐美荃等人。台湾中华传播学会(CCS)成立于1996年，自20世纪90年代末对组织健康传播专题研究和议题深入探讨。同时，作为台湾新闻传播学最重要最著名的学术期刊之一的《新闻学研究》也将1999-2000年的研究重点定为“健康传播”研究。[2]从研究的成员的构成看，公共卫生从业人员、医护人员或教育推广者是主要的成员，但新闻传播研究学者的参与程度相对不足。
当前台湾在健康传播学研究领域，大多以实证研究为主，高达九成的研究着眼于本地的健康传播议题，多以单一时间点的断代议题或事件作为研究对象。在对传播媒介的关注方面，台湾健康传播研究较多关注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介或大众传播媒介与人际传播媒介的效果比较，研究的应用属性远较理论性为强。
从健康传播学研究的议题变化，1980年之前的台湾健康传播研究较多关注公共健康知识与健康政策的传递，如新药与新疗法的普及、家庭计划生育等内容是当时的研究重点。20世纪90年代以后，台湾健康传播进入快速发展期，除了从特定的健康议题或疾病议题（如艾滋病、控烟、禁毒、心理健康、全民保健瘦身减肥）入手进行的重点研究之外，也有针对特定传播媒介或特定理论的应用研究，如互联网健康传播、健康社会营销研究等。与此同时，健康传播研究对健康议题的思考更具人性化与权力意识。
健康传播教学方面，总体而言台湾尚起步不久，仍处于方兴未艾的阶段。这类课程主要开设在高等院校的传播学系或公共卫生与医护系，多为专业研究所或大学部高年级的选修课。其实较早涉及这一领域的高校有台湾慈济大学和台北医学大学等。1999年夏天，台湾慈济大学申请设立了传播学系，并决定了将未来传播学系的教学和研究重点将放在可以结合医学与传播学的健康传播上（陈世敏，2003）。2001年，台湾济慈大学设立健康传播、媒介素养两大专业领域，成为台湾传播学界第一个与健康传播相关的科系。目前，台湾在健康传播教学和研究领域实力较强的机构有：台湾慈济大学健康传播中心、台北医学大学公共卫生研究所、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新闻系、台湾世新大学新闻系与口语传播学系。
2．大陆地区的健康传播研究
我国大陆的健康传播研究起步较晚，对于我国健康传播研究的萌芽，有两种不同的认识观点。一种观点从公共健康研究的角度入手，认为始于 20世纪 80年代末的健康教育研究应该被视为中国大陆健康传播研究的开端。另一种观点从传播研究的角度入手，认为传播学研究者的加入以及以“传播学问题意识”为导向的研究课题的开展，是中国大陆在传播学意义上的健康传播研究领域得以发端的必要条件。两种观点的一个重要差别在于对健康传播不同研究取向的选择，前者是公共健康研究取向，后者是传播研究取向。
传播研究方面学术专著来说，目前我国尚没有系统地介绍西方健康传播学的译著，仅有的只是一些以“医学社会学”和“健康社会学”等为标题的译著。这类书籍尽管在内容上对健康传播而言有可借鉴之处，但毕竟存在较大的差别。2004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美国学者的《健康传播：个人、文化与政治的综合视角》(Communication Health：Personal，Cultural，and Political Complexities)一书，是以“健康传播”为标题的著作，此书系统地论述了健康传播与个人、文化和政治的关系，但由于是英文影印版，国入研读起来仍有些费力（盖斯特马丁，2006）。我国学者在该领域的专著，目前可以检索到的只有北京医科大学主编的《健康传播学》和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的由米光明、王官任编著的《健康传播学原理与实践》。2008年2月，学者张自力所著《健康传播与社会》正式出版。
自 2000年复旦大学《新闻大学》杂志首次发表“健康传播论文” ——《论健康传播兼及对中国健康传播的展望》之后（张自力，2001），以健康传播为主题的传播学研究论文在《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大学》、《现代传播》等新闻传播类学术期刊上相继发表，并逐渐增多。在学术研究方面，张自力是较早地系统介绍西方健康传播学并将其理论应用到我国健康传播研究的学者之一。他于2001年撰写了《廿一世纪中国健康传播展望》，之后又陆续撰写了《“健康的传播学”与“健康中的传播学”——试论健康传播学研究的两大分支领域》、《论健康传播兼及对中国健康传播的展望》等多篇学术论文。其中他在《健康传播研究什么——论健康传播研究的9个方向》一文中提出了健康传播研究领域的划分模式图，通过三个维度系统阐述了健康传播的12个领域，并归纳出今后健康传播研究的9个重要课题。 （张自力，2005）此外，近几年我国有关健康传播的研究论文还有：《中国媒介的大众健康传播1994--2001年(人民日报)“世界艾滋病日”报道分析》(陈丹，2002)，以人民日报为例进行个案研究，探讨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中国主流报纸如何呈现与建构艾滋病相关议题；燕晓英在《萌芽中亟待关注的研究领域——我国健康传播的现状分析和前瞻》(2003)中指出，“我国现有的研究成果和数据仍旧散落在各个卫生部门和高校院所，至今国内的健康传播研究仍然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中”；韩纲的《传播学者的缺席：中国大陆健康传播研究十二年——一种历史视角》(2004)，通过对1991年至2002年中国大陆主要发表健康传播相关研究成果的专业期刊的分析，初步探讨了大陆健康传播研究的整体状况，揭示了传播学者的缺席是其中的重要特征。
近年来，以“健康传播”为主题的学术会议渐渐兴起。2003年 11月，“中国健康教育与大众传媒论坛”在北京举行，首次开创性地以健康传播作为论坛研讨的主题。2004年 11月，“清华－拜尔公共健康与媒体研究室”挂牌成立。2006年月10月，由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卫生部新闻办和美国疾控中心共同主办的“首届中国健康传播论坛”在清华大学成功举行，该论坛是我国首次举办的关于“健康传播”的学术论坛，它不仅唤起了社会各界对健康传播的进一步关注和健康传播意识的提高，而且引起了我国传播学学界对健康传播研究的迸一步关注。以后每年定期召开，已以“婚育新风进万家”、“健康传播与疾病预防”、“公共卫生风险沟通”和“疫苗安全”为主题，成为国内外健康传播学者定期交流和学习的平台。2007年 6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主办的“华语健康传播论坛”召开，成为另一个定期召开的高水平健康传播学术论坛。2010年6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与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安妮伯格传媒学院共同主办2010年健康传播暑期学校，邀请了国内外知名专家介绍健康传播与新闻传播学国际国内前沿动态。
目前，在中国普通高校的医学院尚未单独列出“健康传播专业”，而中国的高校的新闻传播专业也除了清华最近新增公共卫生硕士学位外同样没有单独列出“健康传播”专业。健康传播的研究缺乏基础平台的支持，制约了教学、科研和专业人才的培养。目前仅有的健康传播研究主要依靠分散在各个高校的个别学者。现在有少数高校策划或已经成立健康传播中心。例如中国科技大学、清华大学和台湾济慈大学都相继成立此类中心。2003年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与日本东北福祉大学对等成立“健康传播与社会福利研究中心”，致力于为社区研究和中国健康产业把脉，从而成为率先介入健康传播学科领域的中国高校。中国科技大学也于2004年建立“中国科技大学健康传播中心”，依托本校的学科力量和平台资源，结合外部力量，探索当代大学生的健康培养模式，探索社会公众、社区、企业、城市的健康传播发展模式。2010年11月，在清华大学和卫生部共同举办的第五届中国健康传播大会，我国首个公共健康研究中心宣告成立。该中心已经获得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增公共卫生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的批准。
三、健康传播研究的趋势
健康传播学本质上是医学卫生和传播学的一门交叉融合学科，在其发展中不可避免的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思想和研究方法来为自己服务。从纵向和横向两方面来看分析，未来健康传播学有将会两个发展趋势，其中纵向是指社会、文化、政治等不同的研究层面；而横向则是指医学、公共卫生学、卫生保健学、传播学、社会学、法律、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符号学、人类学、教育学、管理学、市场营销学等不同学科的融合（盖斯特马丁，2006）。国外的健康传播与中国的健康传播的发展历程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中国健康传播起步较国外晚，加之地理环境、经济、文化、医疗水平和国民素质等差异，国内外健康传播研究的趋势有所差异。
（一）国外健康传播研究的趋势
这些年，美国健康传播研究的发展迅速而稳健，并已进入黄金期，与传播学中大多数分支领域一样，健康传播的早期研究较多地集中在证实“传播学在健康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和影响”方面。但这远远不是健康传播研究的全部。将来的国外的健康传播研究会更关注健康信息的有效传递、如何增进医患之间的互动交流，新媒体也将带来新的健康传播方式及新议题。此外，对边缘性文化群体，如穷人、少数民族、妇女和老人等的关注，也将成为现代健康传播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向。
1.媒介的效果研究将仍然会是未来健康传播研究的重点
对于健康信息的传播，大众传媒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人们对信息，特别是对日常生活内容相距较远的所谓“非强制性接触议题”的信息获取，绝大多数来源于大众媒体，在国外这部分的研究议题涉及大众传播健康传播的形式、内容技巧研究受众媒介接触行为研究和模式研究，以及效果研究等。相关研究理论包括议题设置、社会学习理论使用和满足理论。涵化理论、沉默和螺旋理论等（孙晶，2005）。
2.如何增进医患之间的互动交流也是未来健康研究研究的重点
医护人员本应担任着为大众提供权威性健康信息的重任，随着患者的个人权利意识的强化和传播链中受者地位的凸显，从患者角度探讨传播内容、效果的研究日益成为主流，涉及个性化传播（差异传播）研究、医患关系与患者知情权等研究内容日益热门。但是近年来的研究显示，医患间的互动交流因为各种原因呈减少趋势，虽然现代社会人们几乎处于一个构建媒介的拟态信息社会，但大众媒介提供的信息毕竟是去化人性化的，医患之间人际的交流是为患者心灵、治疗病患最有效沟通方式，所以如何通过有效的传播方式，构建新的医患交流模式并将成为将来的研究重点。
3.新兴媒体为健康传播研究提供了新的传播方式，同时也带来了新的议题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的出现不仅给健康传播带来了技术上的更新，也带来了传播方式和传播理念的更新。作为一种新型的媒介技术，它不仅兼具了大众传播和人际交往的特点，又有两者不具备的独特优势，在有利于健康传播更好地发挥作用的同时，更为健康传播研究带来了新的很多研究议题。从目前看来，互联网在健康传播中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4.对边缘性文化群体的关注也将成为现代健康传播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向
目前在国外，特别是美国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特殊人群，如妇女儿童、老人、少数裔人口以及某些亚文化群体。针对非洲裔群体在美国认可人口中所占据的比重日益增多，因此，对边缘性文化群体的关注也将成为现代健康传播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向。
（二）国内健康传播研究的趋势
健康取向与传播学取向形成健康传播研究的两大主要分支，由这两个分支领域展开的主要研究内容占据健康传播研究的主体部分，但这并不是全部。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的交叉研究领域，健康传播研究是建立在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人类学，法律以及公共卫生学、教育学、管理学等众多学科基础上的融合而成，这就注定了健康传播研究的多维性。其中最主要的维度有传播学维度、社会学维度、公共卫生维度。健康传播学是多维度学科的对接、产生了多元的研究领域，并丰富了健康传播的研究视角。通过对国内健康传播学学者学术成果分析，在众多的子领域中，以下领域是当前和未来健康传播研究的主要方向。
1.大众健康传播媒介与效果研究。这一部分的研究议题主要涉及大众传媒健康传播的传播形式、内容和技巧研究，受众媒介接触行为研究和模式建构，以及效果研究等。
2.组织健康传播研究。这一部分的研究议题主要涉及组织健康传播载体（墙报、讲座、宣传小册子、海报）的内容分析研究和传播效果研究、组织健康传播形式与策略研究、组织传播与大众传播效果相比较研究等。
3.以“医患关系”为中心的人际健康传播研究。医患关系研究是人际健康传播研究的核心议题，主要聚焦点为医与患者之间的信息传播方式、内容、策略、效果及信息不平衡等。这一部分的研究议题主要涉及人际传播、话语权力、知情权等很多内容。
4.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这一部分的研究议题主要涉及健康教育设计和效果评估、健康促进计划策略研究、健康传播材料的制作等。
5．健康传播的外部环境的研究。外部环境研究的议题主要涉及健康政策制定与公众健康的影响研究、卫生保健政策的研究、健康传播法规研究、医患关系中的法律权益的研究等。
6．健康传播与文化研究。涉及的研究议题主要包括健康、疾病和死亡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对其解读及对健康传播的影响、健康传播的人文特性和文化分析、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健康传播比较的研究、现代医学与传统医学在健康传播过程之中的文化差异等。
7．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研究（健康危机的传播研究）。对健康危机的传播研究涉及危机事件发生的原因、机制与体制，应急预案的制定和危机发生后的有效控制传播等，不仅具有很强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8．健康传播史的研究。这里的健康传播史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健康传播研究史研究，另一个、是健康传播实践史研究。
9．艾滋病、安乐死、同性恋、器官移植等特殊健康议题的研究。
以上国内研究方向不仅是当前健康传播研究的主要内容，也将是今后一段时间内健康传播领域面临的重要的课题。需要指出的是，每个研究方向对应的不只是一个单纯的研究子领域，而是多个子领域的结合。对这些课题的研究和推动将会为未来的健康传播打开一片更为广阔的天地（张自力，2005）。
[注释]
[1]参见网址：http//proquest.umi.com/pqdweb?did=2179562451&sid=3&Fmt=3&clientId=41483&RQT=309&VName=PQD
[2]徐美苓，《健康传播在台湾》，（台北，2004），第526-5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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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美]盖斯特马丁著， 龚文庠，李利群译. (2006).健康传播：个人，文化与政治的综合视角.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Martin， P. G. (2006). Communicating Health: Personal， Cultural and Political Complexities. (trans. By Gong Wenxiang and Li Liqun. )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摘要]：本文从介绍健康传播的历史入手，从研究特点、研究方法、主要的学术专著及论文、重要的会议和代表人物等方面论述了健康传播研究的国内外研究现状，最后指出国外健康传播研究趋势为以下四个方面；媒介的传播效果、如何增进医患之间的互动、新兴媒体中的健康传播及对边缘性文化群体的关注。国内今后一段时间内健康传播实践领域面临的重要研究课题包括：大众健康传播媒介与效果研究，组织健康传播研究，以“医患关系”为核心的人际健康传播研究，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研究，健康传播的外部环境研究，健康传播与文化研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健康危机的传播研究），健康传播史研究，艾滋病、安乐死、同性恋、器官移植等特殊健康议题的研究等。
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history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worldwide based on the books, periodicals, journals, major symposium, academic conferences and key scholarships. the author finally concludes the research tendency abroad towards four directions: firstly, the communication effects of media; secondly, communication interaction between “doctors and patients”; thirdly, health communication in new media; finally, the communication with marginalized cultural groups. meanwhile, national research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has important topics including media effects, organizational health communication, interpersonal health communication centered on “doctors and patients” relationship, health education and promotion,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 health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 studies, health emergencies, health communication history, specific health communication issues concerning of aids, euthanasia, homosexuality, organ transplantation etc. and so on.
key words: health communication；history；present；tendency
传播是人类社会古老的行为。传播学的开山祖师施拉姆说：传播是最繁忙的交叉口，但许多人只路过而不逗留。20世纪40年代，传播学特别是大众传播学开始迅速发展。健康传播学就是医学与社会学在路过传播学这个交叉口时“逗留”下的产物。21世纪是健康的世纪，越来越富足的人类，开始关注人本身，健康已经成为大众、政府和学者一致关心的议题。健康传播就是要满足大众对健康信息的渴求，而传媒在传播健康的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关于健康传播的定义有很多种，有学者从人际传播方面给健康传播下定义，认为健康传播是病患和医疗提供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治疗室里无数的人际传播活动，美国著名的传播学者罗杰斯（m. roger s）则认为凡是人类传播类型涉及到健康的内容就是健康传播。在美国健康传播领域有两大分支：一是“健康促进”，二是“健康服务递送”。前者的议题主要是以媒介和大众传播为主，后者主要是以医患关系和人际传播为主。美国国家癌症学会和疾病控制中心给出了以下定义：健康传播是指通过各种渠道，运用各种传播媒介和方法，为维护和促进人类健康而收集、制作、传递、分享健康信息的过程。上述各种定义从不同方面强调了健康传播的各种特性，都有不同程度的可取性。
一、健康传播研究的历史
作为传播学一个分支领域，健康传播学属于专业传播研究的范畴。健康传播在学科构成上非常多元及杂糅。医学、公共卫生学、卫生保健学、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符号学、法律、人类学、教育学、管理学和市场营销学等多个学科从不同角度为健康传播学的学科框架和理论范式的形成提供了支持。其中，健康教育学、医学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对健康传播学的诞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大多数者认为，美国是健康传播学的学科发源地，时间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1971年，美国心脏病学专家 j.法夸尔 (dr. jack farquhar)和传播学家 n.麦科比 (nathan maccoby)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实施著名的“斯坦福心脏病预防计划” (stanford heart disease prevention program，shdpp)，该计划在实施过程中成功地运用了社会学习理论、创新扩散理论和社会营销策略等理论框架。（everett m.rogers，1994）这些理论和方法日后均成为健康传播重要的理论组成。研究者认为，在健康传播中大众传播加上人际传播效果最佳，但大部分情况仅有大众传播，效果同样很理想。这一试验被视为健康传播研究的开端。1991年，美国疾病防控中心 ( the center of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设立了专项基金和健康传播办公室，开始组建全国范围内的健康传播机构。1972年，“治疗传播兴趣小组” ( therapeutic communication interest group)成立，后易名为“健康传播分会”(health communication division)。该小组隶属于著名的“国际传播学会”（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ica），成为其下属的众多分支机构之一。该小组奠定了健康传播的在学术领域的地位，也使健康传播学向学科的规范化发展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 1973年，治疗传播兴趣小组编辑了第一份简易专业性刊物《国际传播学会简讯》，专门刊登健康传播的宗旨、研究领域和特点并刊登专业文章和资料，有效扩大健康传播在专业领域的影响。在1975年举行的国际传播学年会（ica）上“治疗传播兴趣小组”正式更名为ica“健康传播分会”（health communication division）。这是学术界首次正式使用“健康传播”这一提法。
20世纪80年代，“预防艾滋病运动”标志着健康传播研究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传播学届从隐性走向显性。众多的著名学者和研究基金投入，使健康传播研究在很短时间内迅速发展，也成为健康传播学研究的重点领域。在80年代健康传播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成为独立的专业。同一时期，美国健康传播专业研究机构的出现为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从研究的人员构成看主要来自四个领域：即具备医学、公共卫生学教育背景人员是现代美国健康传播研究的主力，所占比例为一半；其次传播学研究者，约占25%左右；最后是社会学与教育学领域的研究者和来自综合性大学的研究者，两者总数占25%左右。（孙晶，2005）
一般认为，某个学科的成型必须有专业书籍的出版、专业协会的成立、专业课程的开展 以及专业刊物的发行作为标准，而健康传播从 70年代诞生至今，经历了一系列的飞速发展的过程。首先是专业书籍的大量出版。第一本有关健康传播的理论著作是 1984年由著名的传播学者kreps和thornton撰写的《健康传播理论与实践》( health communication ： theory and practice)。同年出版的第二部专著是由夏夫（sharf）所著的《内科医生优化传播指南》。诺索斯（northouse）于次年出版了该领域的第三部专著《健康传播专业人员手册》，此后各类专业书籍和论文层出不穷，巩固和丰富健康传播的发展。
其次是有关健康传播的协会的建立。为了适应学科的发展，美国传播学会领域最大的专业团体——“口语传播学会”（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sca）于1985年美国设置了“健康传播委员会”(commission for health communication)，作为对国际传播学会（ica）“健康传播分会”的补充。原先ica很多健康传播分会成员同时加入sca“健康传播委员会”。再次是与该学科有关的专业会议的召开 ，这是该学科发展专业化规范化的必备条件。同年召开的“医学传播会议”(medical communication conference)是健康传播的第一次学术会议。1986年又召开了由国际传播学会ica和牛津大学合办的“基础医疗保健中的健康教育”会议，以及在加拿大西昂塔里奥举办的 “医患传播”会议。除此之外，国际传播学会ica和口语传播学会（sca）每年定期召开的学术年会也成为健康传播学者定期交流和学习的平台。
美国大学中健康传播学专业逐步设立，目前明尼苏达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南加州大学、斯坦福大学、肯塔基大学马里兰大学都开设了健康传播传播学课程，而肯塔基大学、斯坦福大学、马里兰大学已成为全美健康传播研究中心。根据全美传播学协会的不完全统计，全美高校约有20个主要的健康传播学博士项目和40个硕士项目。（everett m. rogers，1994）美国著名的健康传播结构有肯塔基大学疾病预防研究中心、南加州大学健康促进和和疾病预防研究院、斯坦福疾病预防研究中心、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人口与家庭健康署。
美国的健康传播研究经过80年代的全面发展，其基本框架已经建立，开始进入逐步完善的阶段。国际传播学会ica、口语传播学会sca等专业机构和设有健康传播课程的著名高校开展了频繁的学术交流活动，极大的促进了学科的繁荣。1996年，全美另一份重要的健康传播研究专业学术期刊《健康传播季刊》（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创办。与1989年创办的《健康传播》相比，《健康传播季刊》上发表的论文偏重于国际性、应用性研究，而《健康传播》的定位则偏重于理论性研究。进入90年代，美国健康传播研究对联邦研究基金的吸引力越来越大。除此之外，大量私人基金组织的资金注入也为90年代美国健康研究传播学蓬勃发展的重要保证之一。
二、健康传播研究的现状
（一）国外健康传播的研究现状
现阶段，国外健康传播的研究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研究内容日益丰富，研究手段相对与发展初期也更为科学，笔者通过浙江大学的电子资源相关数据库proquest和web of science中分别输入“health communication”关键词进行检索，共查到相关论约数十篇，经分析总结，新时期国外健康传播研究主要呈现如下特点：
1.研究问题的具体化，更加注重实证研究
健康传播在上世纪70-80年代成立之初主要关注的是对学科发展具有全局指导意义的重大理论问题，随着这些问题研究的深入和学科内容的日益丰富，研究人员开始把侧重点放在具体问题上，研究某一事件甚至事件中某一过程的传播规律，且更加注重实证研究。如有学者通过调查基于数字媒体的健康传播问题，对数字媒体在促进健康饮食、减少肥胖方面的作用进行了分析，通过195名志愿者对两个社区进行为期6个月的调查，认为数字媒体在促进人们的健康生活方面较传统媒体有很多优势，因此应该发挥数字媒体的优势，促进人们合理科学的生活习惯。[1]同时lee等学者调查了公众通过互联网获取健康信息的行为与人们去看医生行为之间的关系，认为网络健康传播能够有效地向公众提供健康信息，促进公众健康意识的提高，从而使他们能够更加自觉的去看医生（lee，2009）。此外针对陪护人员与病人之间通过网络的交互行为日益增多，tustin对陪护人员和病人之间通过互联网的进行交流研究，通过调查发现大多数病人认为陪护人员网络的使用程度和服务质量以及满意度呈负相关性，但是医生的网络使用却和服务质量以及病人满意度呈正相关性，因此作者认为在实践中应该加强陪护人员和病人之间的实际交流（tustin，2010），该论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应陪护机制的合理设计有很好的指导意义。这方面的文章还有很多，其实最近几年出版的《健康传播》以及《健康传播期刊》上面的论文大多数是分析健康传播的细节问题。
2．研究角度的多维性
健康传播学本质上是医学卫生和传播学的一门交叉学科，在其发展中不可避免的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思想和研究方法来为自己服务，近几年来健康传播的研究越来越多地借鉴于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以及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方法，注重研究健康传播信息的心理认知过程、社会影响以及从健康传播的角度来研究健康政策。例如h. wang等对人们对禁烟广告所产生的个人感知进行了研究，研究认为相对与非吸烟者来说，吸烟者对禁烟广告的关注情况要更高一些，因此应该针对吸烟者加强禁烟广告的传播力度（h. wang，2010）。针对酒后驾车问题的日益严重，ebina同样对不同人群对酒后驾车态度的差异进行了考察，最后得出结论认为只有考虑到受众的个体差异以及对信息的感知的差异才能够有效的提高健康传播的效果。（ebina，2010）该研究对健康政策的制定有很好的指导意义，值得注意的是文章中提到了心理因素的重要作用。kathryn green的《communicating health： strategies for health promotion》是一部研究提高公众健康素养策略的非常有价值的著作，内容涉及健康素养的理论和模型、文化因素、大众媒介、信息技术以及评价标准等诸多因素，在该著作中作者详细论述了健康传播的文化内涵，从政治、经济、心理以及人文等多学科角度分析了健康传播如何促进人们的健康意识，激励人们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gazmararian等从社会心理的角度来理解了人们对临床试验信息的关注，该研究将风险信息寻找处理模型（risk information seeking and processing ，risp)应用与人们的健康决策中，通过分析临床试验固有的内在风险，他们认为参与临床试验是一项风险——收益的决策过程，最后作者指出该研究可以用于指导相关健康传播策略的问题制定（gazmararian，2010）。随着人们对健康传播认识的不断深入，健康传播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程度还有进一步加强，越来越多的其他学科的专业人员将会加入到健康传播研究的领域，因此预计以后该方向仍然是研究的热点。
3．关注边缘文化群体
目前国外，特别是美国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特殊人群，如妇女儿童、老人、少数裔人口以及某些亚文化群体。针对非洲裔群体在美国认可人口中所占据的比重日益增多，davis等学者对非裔美国人的健康传播问题进行了研究，以往认为在健康传播的研究中可以将非裔美国人作为相同的群体进行对待，但调查发现这一群体的健康文化、行为以及信念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然后提出了针对这一群体的细分模型（the black identity classification scale，bics)，利用这一模型可以很好地解释某些现实现象（davis，2010）。学者adeline研究了美国老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认为互联网的使用在美国老年人当中存在着两级分化的现象，大多数互联网使用者都是教育水平较高的人群，文章考察了网络对老年人产生的心理影响，认为必须采取相应措施来缩小贫富差距所产生的数字鸿沟。学者leung研究了针对肥胖儿童的健康传播问题，提出了使他们养成健康生活习惯的传播策略，并研究了传播效果的评估模型以及传播策略对儿童所产生的心理影响。最后作者认为该策略能够给儿童创造一个健康知识的良好学校环境，从而使他们养成良好的健康生活习惯。跟这种趋势类似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关注某一单独的群体，如吸烟人群、酗酒人群、特殊心理疾病人群的健康传播问题进行研究，以发掘跟特殊群体相关的特殊规律。而burton认为在健康知识的宣传策略方面应该根据种族、文化、教育状况以及不同人群的认知水平的差异进行宣传，文章讨论了一些针对特定人群的模型和方法。文化的多样化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因此基于不同群体的健康传播研究是健康传播研究发展的必然结果。（burton，2010）
4．研究手段日益精确化，注重利用数学方法来定量地研究健康传播问题
随着健康传播研究的深入，很多问题的研究需要有精确的度量，因此不可避免的要使用数学方法，特别是统计学的相关方法。如在2008年由美国健康协会（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组织了关于健康传播和饮食习惯之间关系的研究。mccormack等学者考察了公众健康素养度量问题，对以往的度量指标进行了改进，去除了那些在度量中表现不好的指标，通过回归分析等方法得出了25个基本指标，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基于网络的健康素养度量模型（mccormack，2010）。fairlie通过电话采访了330名年龄在18-25岁的大学生，根据所得到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认为周末酒会较多、年龄21周岁以上和公众交通工具供应的不足是导致酒后驾车的主要原因，作者认为大学应该加大对学生在饮酒方面健康引导的力度（fairlie，2010）。larkey对医生和患者之间的交流语言进行了量化研究，文章主要是关注口头交流语言，利用计算机辅助的方法利用相关指标对交流语言的质量进行评估，得出的结果能够很好的反应实际情况，文章中的方法也可以拥有书面语言（如病例、处方等）的研究（larkey，2010）。nan等学者研究了禁烟广告和烟民的吸烟习惯之间的关系，对未吸烟的人群将来的吸烟趋势进行了预测，同时对吸烟人群未来的戒烟趋势进行了预测，该研究对实践有很强的指导意义（nan，2010）。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当代美国健康传播研究使用的手段日益精确化，注重利用数学方法来定量的研究健康传播问题。
5．重视网络等新媒体对健康传播的重要作用
针对数字媒体的使用日益增多的现实，美国密苏里大学的研究人员研究了数字媒体对美国健康传播的影响，指出通信技术的进步能够有效的提高公众的健康素养，消除信息获取的不公平等因素。van对互联网健康传播进行了调查，研究指出相对与传统媒体互联网能将健康信息传播到更多的受众，而且信息获取的费用也相对较低，研究进一步指出通过网络干预能够有效的改变人们的健康行为，最后作者探讨了互联网正面引导的方法（van，2010）。nora j通过对2020个健康成年人的信息产品使用情况进行调查，指出互联网和电子个人健康管理系统是人们获取健康信息的重要途径，然后利用上述现实对目前的健康传播效果模型进行修改，认为信息产品的使用应该在模型中占据较大的比重。michelle lisa研究了普通人健康知识的获取来源，主要研究了网络对健康传播的影响。研究中首先询问人们对转基因食品安全的认识，然后让他们上网查询相关内容后重新回答相同的问题，通过比较差异来研究网络如何对人们健康知识的架构产生作用。健康传播的研究跟传播所依据的载体密切相关，随着信息传输技术的进步，未来还会出现更多的传播工具和交流方式，因此这类的研究将永远随技术的进步而不断发展。
目前，国外健康传播研究也有一些学者继续关注健康传播的传统问题，在传统的传播学框架内对健康传播进行基础性的研究，如电视禁烟广告的研究、传播语言设计问题研究以及健康传播的基础理论研究等。另外，从检索的相关文章中还可以总结得出美国健康传播研究的主要内容集中在艾滋病、性病、和与性健康相关的研究仍然在健康传播研究中占首要地位，关注抽烟、饮酒、癌症等健康行为相关的健康传播议题也很常见，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多样，主要是问卷调查法、个案研究、内容分析、文献研究、实验法、访谈法等。社会营销理论、创新扩散理论、和社会学习理论是主要采用的理论框架。总而言之，目前国外健康研究的范围界定模糊，也缺少自己的原创性理论，这些都是阻碍其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所在。
（二）华人地区的健康传播研究现状
与西方学界的健康传播研究相比，华人社会的健康传播起步较晚。海内外华人社会有几个较具规模的传播学研究组织，按成立时间先后，依次为（北美）国际华人传播学会cca（1990）、（北美）华人传播研究学会accs（1991）、（台湾）中华传播学会（1996）及中国传播学会cac（2002）等。台湾传播界（以ccs为代表）起步较大陆早，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组织健康传播研究和探讨。
1.台湾地区的健康传播研究
就华人社会来说，健康传播学研究领域的相关学术成果以台湾方面为优。台湾从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关注健康传播研究，直至今日已汇集了相当一批专业研究学者和研究成果，其中较主要的研究学者包括陈世敏、徐美荃等人。台湾中华传播学会(ccs)成立于1996年，自20世纪90年代末对组织健康传播专题研究和议题深入探讨。同时，作为台湾新闻传播学最重要最著名的学术期刊之一的《新闻学研究》也将1999-2000年的研究重点定为“健康传播”研究。[2]从研究的成员的构成看，公共卫生从业人员、医护人员或教育推广者是主要的成员，但新闻传播研究学者的参与程度相对不足。
当前台湾在健康传播学研究领域，大多以实证研究为主，高达九成的研究着眼于本地的健康传播议题，多以单一时间点的断代议题或事件作为研究对象。在对传播媒介的关注方面，台湾健康传播研究较多关注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介或大众传播媒介与人际传播媒介的效果比较，研究的应用属性远较理论性为强。
从健康传播学研究的议题变化，1980年之前的台湾健康传播研究较多关注公共健康知识与健康政策的传递，如新药与新疗法的普及、家庭计划生育等内容是当时的研究重点。20世纪90年代以后，台湾健康传播进入快速发展期，除了从特定的健康议题或疾病议题（如艾滋病、控烟、禁毒、心理健康、全民保健瘦身减肥）入手进行的重点研究之外，也有针对特定传播媒介或特定理论的应用研究，如互联网健康传播、健康社会营销研究等。与此同时，健康传播研究对健康议题的思考更具人性化与权力意识。
健康传播教学方面，总体而言台湾尚起步不久，仍处于方兴未艾的阶段。这类课程主要开设在高等院校的传播学系或公共卫生与医护系，多为专业研究所或大学部高年级的选修课。其实较早涉及这一领域的高校有台湾慈济大学和台北医学大学等。1999年夏天，台湾慈济大学申请设立了传播学系，并决定了将未来传播学系的教学和研究重点将放在可以结合医学与传播学的健康传播上（陈世敏，2003）。2001年，台湾济慈大学设立健康传播、媒介素养两大专业领域，成为台湾传播学界第一个与健康传播相关的科系。目前，台湾在健康传播教学和研究领域实力较强的机构有：台湾慈济大学健康传播中心、台北医学大学公共卫生研究所、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新闻系、台湾世新大学新闻系与口语传播学系。
2．大陆地区的健康传播研究
我国大陆的健康传播研究起步较晚，对于我国健康传播研究的萌芽，有两种不同的认识观点。一种观点从公共健康研究的角度入手，认为始于 20世纪 80年代末的健康教育研究应该被视为中国大陆健康传播研究的开端。另一种观点从传播研究的角度入手，认为传播学研究者的加入以及以“传播学问题意识”为导向的研究课题的开展，是中国大陆在传播学意义上的健康传播研究领域得以发端的必要条件。两种观点的一个重要差别在于对健康传播不同研究取向的选择，前者是公共健康研究取向，后者是传播研究取向。
传播研究方面学术专著来说，目前我国尚没有系统地介绍西方健康传播学的译著，仅有的只是一些以“医学社会学”和“健康社会学”等为标题的译著。这类书籍尽管在内容上对健康传播而言有可借鉴之处，但毕竟存在较大的差别。2004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美国学者的《健康传播：个人、文化与政治的综合视角》(communication health：personal，cultural，and political complexities)一书，是以“健康传播”为标题的著作，此书系统地论述了健康传播与个人、文化和政治的关系，但由于是英文影印版，国入研读起来仍有些费力（盖斯特•马丁，2006）。我国学者在该领域的专著，目前可以检索到的只有北京医科大学主编的《健康传播学》和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的由米光明、王官任编著的《健康传播学原理与实践》。2008年2月，学者张自力所著《健康传播与社会》正式出版。
自 2000年复旦大学《新闻大学》杂志首次发表“健康传播论文” ——《论健康传播兼及对中国健康传播的展望》之后（张自力，2001），以健康传播为主题的传播学研究论文在《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大学》、《现代传播》等新闻传播类学术期刊上相继发表，并逐渐增多。在学术研究方面，张自力是较早地系统介绍西方健康传播学并将其理论应用到我国健康传播研究的学者之一。他于2001年撰写了《廿一世纪中国健康传播展望》，之后又陆续撰写了《“健康的传播学”与“健康中的传播学”——试论健康传播学研究的两大分支领域》、《论健康传播兼及对中国健康传播的展望》等多篇学术论文。其中他在《健康传播研究什么——论健康传播研究的9个方向》一文中提出了健康传播研究领域的划分模式图，通过三个维度系统阐述了健康传播的12个领域，并归纳出今后健康传播研究的9个重要课题。 （张自力，2005）此外，近几年我国有关健康传播的研究论文还有：《中国媒介的大众健康传播1994--2001年(人民日报)“世界艾滋病日”报道分析》(陈丹，2002)，以人民日报为例进行个案研究，探讨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中国主流报纸如何呈现与建构艾滋病相关议题；燕晓英在《萌芽中亟待关注的研究领域——我国健康传播的现状分析和前瞻》(2003)中指出，“我国现有的研究成果和数据仍旧散落在各个卫生部门和高校院所，至今国内的健康传播研究仍然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中”；韩纲的《传播学者的缺席：中国大陆健康传播研究十二年——一种历史视角》(2004)，通过对1991年至2002年中国大陆主要发表健康传播相关研究成果的专业期刊的分析，初步探讨了大陆健康传播研究的整体状况，揭示了传播学者的缺席是其中的重要特征。
近年来，以“健康传播”为主题的学术会议渐渐兴起。2003年 11月，“中国健康教育与大众传媒论坛”在北京举行，首次开创性地以健康传播作为论坛研讨的主题。2004年 11月，“清华－拜尔公共健康与媒体研究室”挂牌成立。2006年月10月，由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卫生部新闻办和美国疾控中心共同主办的“首届中国健康传播论坛”在清华大学成功举行，该论坛是我国首次举办的关于“健康传播”的学术论坛，它不仅唤起了社会各界对健康传播的进一步关注和健康传播意识的提高，而且引起了我国传播学学界对健康传播研究的迸一步关注。以后每年定期召开，已以“婚育新风进万家”、“健康传播与疾病预防”、“公共卫生风险沟通”和“疫苗安全”为主题，成为国内外健康传播学者定期交流和学习的平台。2007年 6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主办的“华语健康传播论坛”召开，成为另一个定期召开的高水平健康传播学术论坛。2010年6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与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安妮伯格传媒学院共同主办2010年健康传播暑期学校，邀请了国内外知名专家介绍健康传播与新闻传播学国际国内前沿动态。
目前，在中国普通高校的医学院尚未单独列出“健康传播专业”，而中国的高校的新闻传播专业也除了清华最近新增公共卫生硕士学位外同样没有单独列出“健康传播”专业。健康传播的研究缺乏基础平台的支持，制约了教学、科研和专业人才的培养。目前仅有的健康传播研究主要依靠分散在各个高校的个别学者。现在有少数高校策划或已经成立健康传播中心。例如中国科技大学、清华大学和台湾济慈大学都相继成立此类中心。2003年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与日本东北福祉大学对等成立“健康传播与社会福利研究中心”，致力于为社区研究和中国健康产业把脉，从而成为率先介入健康传播学科领域的中国高校。中国科技大学也于2004年建立“中国科技大学健康传播中心”，依托本校的学科力量和平台资源，结合外部力量，探索当代大学生的健康培养模式，探索社会公众、社区、企业、城市的健康传播发展模式。2010年11月，在清华大学和卫生部共同举办的第五届中国健康传播大会，我国首个公共健康研究中心宣告成立。该中心已经获得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增公共卫生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的批准。
三、健康传播研究的趋势
健康传播学本质上是医学卫生和传播学的一门交叉融合学科，在其发展中不可避免的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思想和研究方法来为自己服务。从纵向和横向两方面来看分析，未来健康传播学有将会两个发展趋势，其中纵向是指社会、文化、政治等不同的研究层面；而横向则是指医学、公共卫生学、卫生保健学、传播学、社会学、法律、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符号学、人类学、教育学、管理学、市场营销学等不同学科的融合（盖斯特•马丁，2006）。国外的健康传播与中国的健康传播的发展历程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中国健康传播起步较国外晚，加之地理环境、经济、文化、医疗水平和国民素质等差异，国内外健康传播研究的趋势有所差异。
（一）国外健康传播研究的趋势
这些年，美国健康传播研究的发展迅速而稳健，并已进入黄金期，与传播学中大多数分支领域一样，健康传播的早期研究较多地集中在证实“传播学在健康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和影响”方面。但这远远不是健康传播研究的全部。将来的国外的健康传播研究会更关注健康信息的有效传递、如何增进医患之间的互动交流，新媒体也将带来新的健康传播方式及新议题。此外，对边缘性文化群体，如穷人、少数民族、妇女和老人等的关注，也将成为现代健康传播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向。
1.媒介的效果研究将仍然会是未来健康传播研究的重点
对于健康信息的传播，大众传媒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人们对信息，特别是对日常生活内容相距较远的所谓“非强制性接触议题”的信息获取，绝大多数来源于大众媒体，在国外这部分的研究议题涉及大众传播健康传播的形式、内容技巧研究受众媒介接触行为研究和模式研究，以及效果研究等。相关研究理论包括议题设置、社会学习理论使用和满足理论。涵化理论、沉默和螺旋理论等（孙晶，2005）。
2.如何增进医患之间的互动交流也是未来健康研究研究的重点
医护人员本应担任着为大众提供权威性健康信息的重任，随着患者的个人权利意识的强化和传播链中受者地位的凸显，从患者角度探讨传播内容、效果的研究日益成为主流，涉及个性化传播（差异传播）研究、医患关系与患者知情权等研究内容日益热门。但是近年来的研究显示，医患间的互动交流因为各种原因呈减少趋势，虽然现代社会人们几乎处于一个构建媒介的拟态信息社会，但大众媒介提供的信息毕竟是去化人性化的，医患之间人际的交流是为患者心灵、治疗病患最有效沟通方式，所以如何通过有效的传播方式，构建新的医患交流模式并将成为将来的研究重点。
3.新兴媒体为健康传播研究提供了新的传播方式，同时也带来了新的议题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的出现不仅给健康传播带来了技术上的更新，也带来了传播方式和传播理念的更新。作为一种新型的媒介技术，它不仅兼具了大众传播和人际交往的特点，又有两者不具备的独特优势，在有利于健康传播更好地发挥作用的同时，更为健康传播研究带来了新的很多研究议题。从目前看来，互联网在健康传播中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4.对边缘性文化群体的关注也将成为现代健康传播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向
目前在国外，特别是美国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特殊人群，如妇女儿童、老人、少数裔人口以及某些亚文化群体。针对非洲裔群体在美国认可人口中所占据的比重日益增多，因此，对边缘性文化群体的关注也将成为现代健康传播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向。
（二）国内健康传播研究的趋势
健康取向与传播学取向形成健康传播研究的两大主要分支，由这两个分支领域展开的主要研究内容占据健康传播研究的主体部分，但这并不是全部。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的交叉研究领域，健康传播研究是建立在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人类学，法律以及公共卫生学、教育学、管理学等众多学科基础上的融合而成，这就注定了健康传播研究的多维性。其中最主要的维度有传播学维度、社会学维度、公共卫生维度。健康传播学是多维度学科的对接、产生了多元的研究领域，并丰富了健康传播的研究视角。通过对国内健康传播学学者学术成果分析，在众多的子领域中，以下领域是当前和未来健康传播研究的主要方向。
1.大众健康传播媒介与效果研究。这一部分的研究议题主要涉及大众传媒健康传播的传播形式、内容和技巧研究，受众媒介接触行为研究和模式建构，以及效果研究等。
2.组织健康传播研究。这一部分的研究议题主要涉及组织健康传播载体（墙报、讲座、宣传小册子、海报）的内容分析研究和传播效果研究、组织健康传播形式与策略研究、组织传播与大众传播效果相比较研究等。
3.以“医患关系”为中心的人际健康传播研究。医患关系研究是人际健康传播研究的核心议题，主要聚焦点为医与患者之间的信息传播方式、内容、策略、效果及信息不平衡等。这一部分的研究议题主要涉及人际传播、话语权力、知情权等很多内容。
4.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这一部分的研究议题主要涉及健康教育设计和效果评估、健康促进计划策略研究、健康传播材料的制作等。
5．健康传播的外部环境的研究。外部环境研究的议题主要涉及健康政策制定与公众健康的影响研究、卫生保健政策的研究、健康传播法规研究、医患关系中的法律权益的研究等。
6．健康传播与文化研究。涉及的研究议题主要包括健康、疾病和死亡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对其解读及对健康传播的影响、健康传播的人文特性和文化分析、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健康传播比较的研究、现代医学与传统医学在健康传播过程之中的文化差异等。
7．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研究（健康危机的传播研究）。对健康危机的传播研究涉及危机事件发生的原因、机制与体制，应急预案的制定和危机发生后的有效控制传播等，不仅具有很强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8．健康传播史的研究。这里的健康传播史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健康传播研究史研究，另一个、是健康传播实践史研究。
9．艾滋病、安乐死、同性恋、器官移植等特殊健康议题的研究。
以上国内研究方向不仅是当前健康传播研究的主要内容，也将是今后一段时间内健康传播领域面临的重要的课题。需要指出的是，每个研究方向对应的不只是一个单纯的研究子领域，而是多个子领域的结合。对这些课题的研究和推动将会为未来的健康传播打开一片更为广阔的天地（张自力，2005）。
[注释]
[1]参见网址：http//proquest.umi.com/pqdweb?did=2179562451&sid=3&fmt=3&clientid=41483&rqt=309&vname=pqd
[2]徐美苓，《健康传播在台湾》，（台北，2004），第526-5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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