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引有技术竞争力的跨国公司区域集聚是长江三角洲先进城市高新技术产业集群迅速形成的直接动因。这方面上海、苏州和无锡都取得了重要进展。上海园区集聚的跨国公司是该行业享有一定地位和技术竞争力的跨国公司。上海化工区总投资金额超过了80亿美元，30家企业几乎全是外商独资或中外合资，世界三大化工巨头英国石油、德国拜耳和巴斯夫公司在该园区集聚投资。而规划面积2平方公里的浦东微电子产业带，国际知名芯片公司集聚效应也十分明显，目前该园区建成或在建的微电子项目达到66个。其中，8家投资额过亿美元的企业，均以境外投资为主。包括：中芯国际30亿美元、宏力16．3亿美元、华虹NEC12亿美元、泰隆10亿美元、英特尔5亿美元、IBM3亿美元、威宇2亿美元、贝岭1．3亿美元。到2003年底，苏州吸引世界500强的91家企业投资了240多个项目，超1亿美元以上的项目超过100个。到2003年底，苏州吸引世界500强的91家企业投资了240多个项目，超1亿美元以上的项目超过100个。全市出口对外资的依存度接近100％，投资和就业的依存度均超过了40％。外商投资企业成为长江三角洲高新技术产业化的主体力量。苏州高新企业中，外商投资企业占了45％。苏州沿苏沪高速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效应蓄势待发。无锡沿高速公路沿线IT产业集群和江阴港新材料产业集群发展势头很好，小天鹅、申达、华晶、威孚等重点企业集团，成为利用外资高新技术产业化的主导企业。华晶集团加盟香港华润集团，以设计、芯片制造、封装测试等为主业，成为无锡IC产业集群的重要微观主体。无锡沿高速公路沿线IT产业集群和江阴港新材料产业集群发展势头很好，小天鹅、申达、华晶、威孚等重点企业集团，成为利用外资高新技术产业化的主导企业。
吸引世界﹁流跨国公司参与了区域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微观基础再造，在无锡市区域创新体系建设中取得了的重要进展，世界一流的跨国公司已成为无锡IC产业集群的重要微观主体，成为无锡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微观基础再造的主要对象。目前无锡拥有世界500强跨国公司企业52家。无锡希捷集中了国际领先的研发技术和生产能力，硬盘驱动器的技术每三月更新一次。无锡电子、机械、化工、医药四大重点特色产业集群经济效应开始产生。通用电气、柯达、索尼、阿斯利康等30家具有国际一流技术的世界500强企业集聚进入，建立了41家企业，总投资14亿美元。全市又新批日资企业93家，协议注册外资4亿美元，同比增长88.5％，占全市比重11.4％。进入世界500强前30位的12家日资企业中，有8家投资无锡；无锡电子产品如电容器的集群就是世界最优秀的多家日本企业无锡区域集群发展的结果。外国有技术竞争力跨国公司团队模式的形成，表明无锡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条件体系已得到较大程度的完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内在机制开始形成，跨国公司与本土企业之间的产业链体系和产业配套体系相对完善。
必须指出，长江三角洲先进城市世界跨国公司吸引集聚能力正在形成预期的溢出效应，区域产品链和产业链配套体系和配套能力开发，提高了长江三角洲分工和合作的水平，也相应提高了区域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分工和合作水平。昆山外商投资企业的集聚为提供了3100亿元的配套总量。目前，昆山地方民企累计超过7万家。这进一步提高区域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规模效应。因为依据波特国家竞争优势理论,某些高级要素和专门要素供给条件,是一国产业获得长久国际竞争力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对国家而言，创造出生产要素的机制(mechanism)远比拥有生产要素的程度重要。长江三角洲先进城市跨国公司集聚溢出效应的扩散，将会提高和改善区域某些高级要素和专门要素供给条件，改善长江三角洲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在国际分工和合作体系中的地位。
特色高新技术产业基地的区域竞争优势将进一步显现
特色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建设对长江三角洲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竞争优势培育和提升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一方面，几乎所有15个长江三角洲城市都没有发展所有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优势条件和能力。这不仅因为这个区域不可能提供相应的研究与开发供给能力，而且因为这地区也不可能具有众多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孵化条件体系及产业配套体系。因此，包括上海在内的长江三角洲15个城市必须科学定位，合理选择，发挥比较优势，扬长避短，选择有限1－3个高新技术产业进行重点集群孵化和服务，促进相应的微观基础和制度安排的形成和创新，在此基础促进了区域创新体系的完善。江苏省虽然在软件和集成电路产业集群方面不具备历史优势，但由于该我省依托国家高新区在南京、苏州、无锡、常州市规划建设了4个火炬计划软件基地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化基地，吸引了软件和集成电路设计企业500余家及15000余名软件从业人员的集聚。据初步统计，这个软件和集成电路产业带集聚了该省50％以上软件企业，2002年实现销售收入47亿元，集群规模效应基本形成，产品链和上下游关联企业链机制也已形成，在江苏沿江地区初步形成了“软件、集成电路、计算机及其设备、现代通信和数字音频”等五大类上下游软件和集成电路产业集群体系，鼠标、显示器、激光视盘机、通讯光缆等产业集群优势也正在形成。南通化工新材料特色产业基地建设有力促进了区域性技术创新体系建设。位于南通的联合国农药剂型开发中心是亚太地区最先进的农药剂型开发中心，装备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农药剂型开发的仪器设备，完成了多项世界先进水平，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成果；依托该中心的7家孵化器和一批公共技术服务平台为南通化工新材料特色基地的成果转化和规模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形成了富有特色的区域技术创新体系。江阴和海门是两个县级市，正是通过高新技术特色产业基地建设才形成了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成为我国县域经济高新技术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成功典范。2002年江阴市新材料产品的销售额达到180亿元，江阴沿江新材料产业基地是全国新材料产业规模最大、新材料生产和出口基地最多、集聚的规模型高新技术企业最密的县等；全国第一家产业基地——海门新材料产业基地，2002年以新材料为主的高新技术产业实现销售收入44.3亿元、利税5.2亿元，新材料成为海门市重要的支柱产业。
高新技术特色产业基地是推动区域高新技术转移和辐射的最有效途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高新技术特色产业基地的相继建设，直接形成长江三角洲高新技术产业带的规模优势和竞争优势。一方面，这扩大了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产业升级的“机会窗口”，这特别对于科技资源配置相对不足的长江三角洲以下诸城市如舟山市、湖州市、泰州市、嘉兴市、绍兴市、常州市、南通市、镇江市和扬州市地区产业升级和高新技术产业成长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借助长江三角洲城市群高新技术特色产业基地的建设，长江三角洲区域高新技术产业的规模优势得以迅速形成。而这又是促进长江三角洲城市群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优势提高的重要来源。
科技经济一体化将是长江三角洲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制度创新的重要方向
区域科技经济一体化是长江三角洲城市群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制度创新的方向。科技经济一体化是指科技与经济相互融合和相互依赖的过程和机制，是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竞争优势构建的前提和基础。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科技经济一体化，是由外部环境和内部现状所共同决定的，如新经济的崛起、国际直接投资竞争压力递增的环境和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之间科技资源的不平衡性以及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等。
基于FDI的长江三角洲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对要素跨国流动吸引能力和集聚规模十分依赖。而如何形成相应的制度优势，这是影响长江三角洲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绩效的重要因素。为了更有效的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长江三角洲除了建立城市群各自制度竞争优势外，还要建立起区域整体竞争优势。
长江三角洲区域整体竞争优势，既包括对密集国际贸易和大规模要素流动的被动反应,更为主要的是指为成功地竞争市场份额和国际可流动要素而对制度进行的预先调整。区域科技经济一体化将是长江三角洲先进城市促进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最重要的制度安排。以完善区域创新体系和区域创业景气提升为主要目标，加强长江三角洲城市群整体创新能力提升的功能开发，提高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科技资源全球一体化配置能力，是长江三角洲科技经济一体化的目标导向。
沪苏浙共建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区域创新体系乃大势所趋。浙江省科技厅在2004年4月份出台了《积极参与“长三角”科技合作与交流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加强浙江省与上海、江苏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方面的分工协作，联合制定“长三角”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规划，目标形成优势互补、制度互动的区域创新新体系。这无疑会使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科技资源配置效率水平得到迅速提高。为此，各地在形成与上海科技经济一体化的战略措施上大胆进行了相关制度创新。以上海为经济中心和高科技中心的长三角其它14城市战略功能定位既是长江三角洲城市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发展优势形成的基础，也是长江三角洲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政府促进行为转换和创新的支点。苏州近10年的高速增长正是因为苏州形成了与上海十分密切的经济联系。地缘优势是苏州全面接轨上海先声夺人，而形成“错位发展”产业战略（“上海做的，苏州就不做；而苏州要做的，是上海不想做的”）则是苏州政府行为创新的重要标志。因此，在招商引资上，苏州避免在石化、钢铁、汽车制造等行业上与上海的同构，而积极促进以电子、IT业为主的电子产品、机电一体化产业、生物医药、家用电器和新材料产业等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发展。2001年，苏州市利用外资竟高于上海。这也充分利用了苏州土地成本、商务成本和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无锡也提出了“对上海的产业进行配套”的集群战略。无锡市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集群就是这方面成功的典范。由中国华源集团、无锡市人民政府、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政府共同创办的无锡惠山生命科技园区，则以建设21世纪大上海经济圈、发展大上海知识经济和生命科学的对外窗口为己任。常州确立了上海工业的后方基地为目标，把常州建成长江三角洲地区重要的现代制造业基地。2002年底出台的《南通市城市总体规划》，提出建设“亚上海”的目标。扬州也提出要成为“北上海”。南京定位为承接和延伸上海的辐射，成为长三角地区向中部省份辐射的一个“中转加油站”。嘉兴把接轨上海作为发展的首选战略，争当浙江省接轨上海的桥头堡，建成“半小时交通圈”。湖州欲成为浙江省承接上海辐射的“门户城市”。绍兴作为中国的轻纺名城提出“接轨上海，就是融入长三角经济圈，就是接轨世界，就为自身的发展抢抓了机遇，打造了较高定位的借力平台。”宁波积极利用杭州湾跨海大桥的建设机遇，融入沪杭甬之间2小时交通的“金三角”。
郊县在长江三角洲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中的载体功能将进一步显著
长江三角洲先进城市近年来区域经济综合实力持续高速增强，与郊县经济活力形成和不断提升几乎一一对应。2003年苏州、无锡、杭州、宁波县域经济总量已经占到这些城市经济总量的60％以上，在2003年12月公布的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百强县（市）中，长三角地区就有49个，占据了半壁江山，在前10位中更是占了8个席位。2003年江阴市的GDP突破500亿元大关，财政收入达到68．61亿元；长江三角洲先进城市县域经济增长速度比地区平均水平高出了百分点。2003年江阴、常熟、张家港、吴江等地的GDP增幅都在20％左右，昆山更是高达32％。另外，郊县经济的富有生机也使长江三角洲先进城市利用外资能力迅速提高。城郊县域经济规模竞争力的不断提升，也得益于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有力促动。苏州的经验表明，郊县域正在成为苏州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富有竞争优势的载体，没有县域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优势的构建，就不可能有苏州近年来高新技术产业集群规模效应的产生。昆山抓住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先进制造业向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地区重点转移的契机，提高引进先进制造业的战略共识，构造出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后发优势。道达尔•菲纳、利乐、诺华、通力、耐斯迪、DSM、丹尼斯克等数十家世界500强企业以及一批行业领先的国际知名企业、财团和跨国公司在昆山投资，并逐步形成了以电子信息、精密机械、精细化工为主的高新技术特色产业集群。到2003年底昆山市已累计批准来自54个国家和地区的投资项目2600多个，全年一年实际利用外资68亿美元。2003年昆山工业总产值达到938亿元。昆山通过仁宝、DELL等世界六大笔记本生产基地集群落户的优势，大力发展信息电子产业集群，昆山已形成了以笔记本电脑产品为主体、电脑、鼠标、显示器等相关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产品链。目前，昆山生产的笔记本电脑已占到国际市场总量的1/3，成为国际上最大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
地方政府促进行为创新是长江三角洲县郊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准增长极”或“亚增长极”功能开发的重要条件。这方面，长江三角洲地方政府在官产学研合作中的地位和作用明显提高，表明政府科技合作正在由过去的单纯口号宣传、优惠政策激励向区域创新条件体系、创业条件体系建设、有效制度安排等方向转变。这将推动着新经济条件下政府科技行为的全面创新。推动国家重大高科技成果和地方高技术产业集群、新兴产业发展的紧密结合，必须进一步拓宽多元化的官产学研合作形式，建设区域产业集群平台，形成区域特色高新技术优势产品、特色高新技术优势产业集群。昆山传感器产业集群基地就量昆山市和中国科学院官产研合作建设的成果，通过昆山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区位优势与中国科学院技术优势和人才优势的有机结合，昆山形成了吸引国内外各类从事传感器研发的人才区域创新创业平台和条件体系，形成了传感器产业集群竞争优势。目前昆山已集聚15家传感器应用开发和制造的高新技术企业，其中省高新技术企业8家，形成了压力传感器、气敏传感器、超声波传感器、热敏传感器、红外传感器、霍尔效应传感器、光电传感器等七大系列传感器产品群。昆山传感器产品95%销往美欧和东南亚地区，红外传感器销售量已占国际市场的70%，光电传感器占国际市场的20%。这表明，昆山传感器产业集群对国际市场正在产生重要影响。
分工与合作的产品链和产业链配套体系和配套能力开发，是长江三角洲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
分工与合作的产品链和产业链配套体系以及配套能力开发，对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区域竞争优势建设十分重要。价值链将企业分解为战略性相关的许多活动。企业正是通过比其竞争对手更廉价或更出色地开展这些重要的战略活动来赢得竞争优势。其一，客观上，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微观主体是“小而精”或“大而专”的科技型企业，这与传统的“小而全”、“大而全”的企业结构具有明显区别。其二，产品链和产业链的形成是高新技术产业市场形成的基础条件，这对于提高高新技术产业集群规模效应、对于提升高新技术产业市场集中度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三，产品链和产业链配套体系的形成构造了集群微观主体之间相互学习和相互合作的新机制，这既提高了区域学习效率，也放大了集群载体的“集体效应”。其四，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优势构建依赖于其产品链和产业链配套体系和配套能力的形成和提升。其五，新型分工与合作的产品链和产业链配套体系有助于提高区域专业分工水平。其六，产品价值链扩张是跨国公司产业整体转移的基本方式之一。调查表明，不少跨国公司在长江三角洲产业转移过程中采取了投资链和产品链等模式，产品链、企业链、以及生产、研发、销售链发展迅速。索尼在无锡新区打造其全球制造业基地，将研发中心、笔记本电脑的软件研究等都集聚在该区域。长江三角洲先进城市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在这方面成功的经验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建立产品链和产业链配套体系和提高区域产品链和产业链配套能力是长江三角洲先进城市吸引国际先进产业转移的成功手段。苏州市能从战略高度认识到产品链和产业链配套体系建设与国际先进制造业区域集群优势构建之间的互强机制，积极筹划民企与外企的配套协调会，以提升地区产品链和产业链配套能力为重点，开拓吸引国际先进制造业区域集群的新路径。昆山市地方民企为本地区集群的台资和其他外资企业提供了3100亿元的配套总量，昆山地方民企累计超过7万家，同时也大大降低外来投资企业昆山集群的商务成本，成为昆山企业集群最大的竞争优势所在。
通过产品链和产业链配套体系建设来提高本土企业国际化水平。产品链和产业链配套体系建设，为本土企业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机会，更为本土企业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和国际竞争开拓了崭新的思路和途径。无锡积极引导地方企业参与国际分工，在形成与区域特色产业和骨干外商投资配套体系上大做文章，拓宽了本土企业学习机会。同时还通过民企与外资嫁接和融合，提高了本土企业与外资企业合作的效率。这方面尤以跨国公司研发机构的区域集聚为代表。这为本土企业学习能力提升和接受先进技术辐射创造十分有利的条件。随着昆山制造业发展和产业链的不断完善，越来越多的跨国大公司，在昆山建立研发中心。目前昆山集群了微星科技、通力电梯、恩克斯、统一食品、台湾神达等30多家研发中心。这标志着长江三角洲产品链和产业链配套体系正在走上一个新台阶。
地方政府在产品链和产业链配套体系建设进行了有益探索。与传统集群不同，决定高新技术企业集群优势高低的主要因素不是区位因素或市场因素，更多是新型人力资本因素和区域产品链和产业链配套能力因素等。因此，决定一个地方或一个城市、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和产业集群竞争力高低的主要因素已由传统的区位条件、市场条件向产品链和产业链配套体系和能力因素转变。而人力资本条件和创业文化制度条件等都是影响区域产品链和产业链配套体系完善和能力提升的基本因素。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台商对大陆的投资主要以劳力密集型为主和中小企业为主。2000年下半年以来，台商投资开始转向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大中企业为主导新格局。这使推动台资实现从珠江三角洲向长江三角洲城市区位转移的重要背景。长江三角洲人力资本积累优势、产业配套优势和创业制度优势等推动了台资的上述“区域大转移”。2001年，设立在福州马尾的台湾中华映管由于当地不具有产业配套体系能力，不得不到江苏吴江再投资8亿美元，生产液晶显象管，与投资昆山的台商笔记本电脑厂家实现产业链配套。台湾高科技产业加速在长三角地区聚集，苏州新区、昆山已形成台资电子信息企业的产业链，无锡新区已成为台湾光电企业的基地。苏州和无锡等地方政府较早地形成了这种战略性认识，积极提高区域产品链和产业链配套体系建设水平，促进了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和产业集群的政府行为的有为创新。长江三角洲不少城市区域经济活力和竞争力的凸显，在较大程度上得益于区域内各地政府行为在区域产品链和产业链配套体系建设上的有效定位上。这是提高地方政府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和产业集群促进行为定位的准确性和政府行为效率性的前提。上海市通过实施“聚焦张江”战略，促进中外生物医药企业和研发机构的张江集中度，构造生物新药创新体系和产业化体系。目前，张江“药谷”初步形成以“一所七中心”为代表的创新平台，集聚了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上海新药研究开发中心等14家生物医药领域的研发机构，集群了350多名高层次生物医药创新创业人和90多家生物医药科技型企业（包括世界医药产业前20强的罗氏、史可必成、勃林格殷格翰等为代表的跨国公司等）、吸引了注册资金15亿元的近50家风险投资机构、CRO药物开发临床服务机构、通用GMP生物医药孵化基地等专业服务机构等的集聚。
区域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和产业集群竞争优势构建是微观基础建设和制度创新安排的互动过程，这是长江三角洲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最重要的发展趋势
其一，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模式的优劣最终会在集群微观基础和制度安排的优劣上体现出来，会在集群微观基础与制度安排的互动性上体现出来。
其二，长江三角洲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微观基础和制度安排建设具有明显的外商直接投资导向。这既是长江三角洲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某种竞争优势，也是一种劣势。
其三，在形成促进区域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微观基础本土化特别是企业微观基础本土化和研发机构本土化方面，长江三角洲还任重道远。一方面，目前以外商直接投资为主体的集群微观基础格局难以从根本上提高长江三角洲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自主创新竞争力；另一方面，FDI导向的制度安排体系导致长江三角洲区域创新体系存在着路径依赖，难以从根本上促进区域创新体系的功能开发。
其四，形成FDI和内资企业兼顾的高新技术产品微观基础再造的制度安排将是长江三角洲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制度创新的重点、这对建立长江三角洲区域科技资源配置能力持续提升机制，对区域创业文化和创新环境的培育和地区高新技术集群景气度优化等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长江三角洲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微观基础再造和制度创新安排将是一个长期行为，不能低估长江三角洲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微观基础再造和制度创新安排的艰难性和复杂性。
FDI在长江三角洲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发展中主导功能将会持续10－15年时间
外商投资企业是长江三角洲先进城市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最重要的企业微观基础。长江三角洲不少先进城市如苏州、无锡已形成FDI“结伴”集群现象，如苏南地区的“台资群”现象、“日资群”现象、“韩资群”现象等。考虑到区域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发展中本土微观基础如企业、研发机构的成长客观上有一个起步周期，同时这些本土集群微观基础国际竞争力提升也需要时间积累。因此，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FDI在长江三角洲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中的主导功能还会持续甚至加强下去。如果本土集群微观基础如企业、研发机构和地方政府在这场接受国际技术转移和先进产业转移的“战略机遇期”中的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没有得到预期提高，这种时间周期会更长。这种FDI长周期作用模式既有优点又有缺点。研究表明，在美国，拥有内部R＆D机构的许多企业不愿意采购外部的技术创新。这种现象被称为“非本处发明”（NotInventdeHere,NIH）综合症。我们认为，长江三角洲高新技术产业集群FDI主导功能长周期模式容易形成对本土创新基础和外部创新信息的“排他”现象。这表明，如何缩短FDI在长江三角洲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发展中的主导功能作用周期，也是长江三角洲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竞争优势得以迅速形成的关键。而这必须借助本土集群微观基础如企业、研发机构和地方政府有效的学习能力、技术能力、创新能力的持续积累，借助积极响应和超越FDI导向的集群制度安排和制度创新，来提高本土企业和研发机构的特色高新技术产业自主创新能力。在近期，特别以提高本土企业技术能力更为迫切。所谓技术能力，是指对于外部技术价值的认识、模仿和实现其商业价值的能力。这也说明，构造长江三角洲区域本土企业和研发机构的技术能力和构造特色高新技术产业自主创新能力一样重要，也是构造长江三角洲城市群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竞争“后发优势”的基础。
不遗余力地推进区域科技经济一体化，是长江三角洲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竞争的总体制度框架
接轨上海，实现共赢，推进长三角科技经济一体化，已成为长三角各地政府的共识，成为政府制度创新的重中之重。原来江浙各地对地方著名企业“孔雀上海飞”，变相采取种种阻碍手段。现在不少长江三角洲先进城市政府不再视为“挖墙脚”举动。虽然促进长江三角洲城市政府之间一体化合作的制度安排还没有产生，但不少城市政府却进行了有为而大胆的探索。长三角科技经济一体化，是长江三角洲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基本条件，而这首先需要长江三角洲城市政府间的合作，这才是激发企业间科技经济一体化合作的重要保障。积极推进长江三角洲科技经济一体化，这不仅是一种观念的全新创新，而且是一种战略创新。从长远看，长江三角洲城市群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竞争优势的获得和提升就在于区域科技经济一体化。当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长三角科技经济一体化将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创新过程，各城市政府领导一体化口号与相应的制度安排还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具有促进区域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导向的地方政府制度创新供给还大多处于“缺位”状态。再加上长江三角洲行政区划的限制，各级地方政府为代表的诸多利益主体矛盾的客观的存在，长三角“诸侯经济缺陷”还不可能在短期内消除。长江三角洲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竞争特别是利用外资的竞争将日趋剧烈，区域科技经济一体化的难度在递增。上海提出绝不走“产业空心化”之路，而要成为国际大都市中制造业最具竞争力的城市。如何协调长江三角洲各城市之间利用外资和产业集群竞争中的深层次利益矛盾，是摆在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各政府面前的重要课题。
必须全面推动长江三角洲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由区域比较优势向区域竞争优势的跨越
当前，电厂集控运行模式主要表现为三种模式，分别为分级阶梯控制模式、分散控制模式与综合控制模式。其中分级阶梯控制模式属于一种阶梯型分层结构，分级阶梯控制模式是将整个系统所执行的监控层次与控制层次划分为若干层次，通过层级实现相应工作，其控制模式下，将管理模式进行阶梯化与等级化，能够提高集控运行集约化管理，有助于提高电厂集控管理效率。分散控制模式与传统集控管理系统存在着较大差异，其属于一种分散化的集控模式，在具体的操作环节中，对运行超负荷、运行风险等进行分散化管理操作，其控制模式有助于避免系统操作出现事故问题，降低事故影响范围。集中控制模式，即通讯传输控制模式，属于电厂集控运行控制模式中的重要内容，建立于现代通讯技术基础之上，对电厂设备运行控制中所产生的数据信息进行分析处理，该控制模式安全稳定运行的条件较多，主要包括电厂运行模式数据管理与处理、远程网络通讯技术与计算机技术等。信息技术属于集中控制模式运行的前提性条件，多元化系统接口装置的发展与应用，为保障集中控制模式运行质量提供了可靠支撑。
2电厂集控运行控制模式应用的核心技术
电厂集控运行控制模式依托集控运行技术来实现，即为DCS系统，DCS系统作为一种综合性控制系统，其在提高电厂设备自动化水平，实现能源节约保障系统运行安全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电厂自身设备具备一定的自动化水平是应用集控运行技术的重要基础。当前，在电厂工业生产领域，采取集控运行技术取代传统的单独控制技术，能够更好发挥集控运行技术的自动化与集成化优势。电厂集控运行核心技术为生产线管控技术，生产线管控技术的应用，能够通过借助网络技术与计算机技术，实现对电厂生产线中所进行的生产作业执行管理与控制操作，从而大幅提高了电厂作业自动化水平。采取4C技术可以实现对大中型生产线进行实时监督与管理控制，能够有效预防电厂设备运行安全事故发生，对集控运行中获取的信息及数据进行合理分析，加强集控运行优化操作，从而在提高电厂生产作业效率的基础上，实现电厂集控运行控制的经济性与有效性。
3提高电厂集控运行模式管理科学性以保障其运行效益
为切实保障电厂集控运行控制模式及应用效益，要求不断革新信息技术，通过深化信息技术提高集控系统运行可靠性，提高信号集中控制能力，降低工作人员负担并提高工作效率；不断加强工作人员专业素养，切实掌握集控运行控制模式操作技术，优化资源及技术配置，提高工作专业水平；高度重视操作细节，加强电厂集控运行控制系统硬件与软件维护，确保整个系统运行的安全性与可靠性。
4结语
1．个体网中异质性同质性（Homophily）最早由Lazarsfeld和Merton？（1954）提出［28］，起始于社会学研究，其指行动者之间某种属性上的相似或相同。异质性和同质性的研究多聚焦于个体网层面，关注个体的异质性对个体间连接造成的影响，如性别、种族、年级等对友谊的影响［29，30］。研究结果表明相似的行动者之间更容易形成连接。不同原因会导致同质性的分类有所差别。如Kossinets和Watts（2009）针对大学邮件网形成的研究中［7］，将同质性分为结构同质性（StructuralHomophily）和个人同质性（Individ－ualhomophily）。前者用来解释相同的选课、小组讨论等结构性因素导致人与人之间建立联系，后者则用来解释因相同性别、种族等建立的连接。这种因相似而主动进行的选择也可称为选择同质性（ChoiceHomophily）。随着网络理论的发展，逐渐有学者开始关注组织层面的异质性对连接的影响，而这些研究的背景往往并不尽相同，如组织间个人网络形成的研究关注选择同质性的作用［31］，但联盟的研究则关注结构同质性的作用［32］。笔者研究的对象是集群内的技术结块，技术之间也具有异质性。技术虽是由个体开发，属于组织的，但并不能将其简单的划归至个体网络或组织网络的研究之内，因此之前的研究结论并不能简单的适用于技术网络。2．异质性对技术结块的作用产业集群的形成往往是因为组织地理上的邻近能够为其带来信息和技术优势，次级产业集群的形成的主要原因则有可能是组织在技术或产品上的邻近性［9］。高技术企业结块的重要原因在于彼此的知识溢出［33］，组织倾向于与拥有特定技术的其他组织在技术结构上进行聚集。那么，研究的问题实际上表达的是不同技术之间是如何形成联系的。从网络视角考察，研究的问题即是同质或异质属性的点之间如何形成边的问题。衡量技术网络中的异质性需要确定不同技术之间的差异，这些差异影响着组织间的技术转移和吸收［32］。笔者认为这种差异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形式上的差异性，如专利申请人、技术的表现形式上的差异或基础研究和理论研究的不同；二是实质差异，如技术实质内容和技术基础的不同。现有的关于技术和知识异质性的研究主要关注技术间的实质差异。可以分为两派，一派认为组织不会轻易让同质性知识在组织间流动，因为这会削弱组织的竞争优势［34］。而竞争异质性影响着组织间的知识和信息交换，因此异质性的知识因其互补的特性更容易产生创新的机会［24］，使网络行动者获得更好的绩效［35，36］，组织更乐意与拥有异质性的组织进行技术和知识的交换。这意味着在技术网络中，异质性技术间更容易形成连接。另外一派学者认为同质性知识更容易吸收和转化，集群聚集就是因为企业在原件性知识上有着极高的相似性知识［37］，因而集群内企业可以更好的获得技术溢出。因此，在技术网络中，同质性技术间更容易形成连接。这些研究结论之所以不同，除了研究背景的差异外，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知识异质性的具体划分不同，形式上具有同质性的技术间并不一定易于形成连接；第二，未考虑集群动态性的发展，如企业在初创期可能更倾向于吸收同质性的知识［36］，发展成熟期则可能更愿意吸收异质性的技术。因此，需要重点关注两方面，其一是特定网络可能需要不同的异质性分类，其二是异质性技术在集群发展不同阶段的连接亦有可能有所不同。3．技术异质性和组织异质性在不同研究背景之下，同质性或异质性的分WANGLUOJINGJIYANJIU｜网络经济研究类一直是研究者需要首先关注的问题［27，28］。笔者认为，知识间的异质性在技术网络内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为内容方面的异质性，即技术的主题是不同的，如计算机技术和原子能技术具有内容异质性；另一个分类为形式方面的异质性，即技术的表现形式有差异，如理论研究和基础研究。具体到生物技术产业集群，内容方面的异质性可以表示为技术间所属次级分类的差异，称之为技术异质性；形式方面的异质性则重点表现在技术是否更具应用性。一般认为，企业的技术更偏向于应用，科研机构的技术更偏于基础理论，能够得到更为广泛的引用。集群发展的技术源一般为科研机构［38］，称之为组织异质性。技术异质性差异较大的技术可能具有互补性，相互连接更有可能引发突破式的创新。因此，在创新对组织绩效影响巨大的生物技术产业中［39］，组织更愿意引用技术异质性差异较大的技术。同时，生物技术产业依然处于发展阶段，产业未完全细分，如诊断设备的专利多基于在先的诊断方法技术。这使前面的论断得到加强。另一方面，技术异质性差异较小的技术之间的连接更易于产生渐进式创新，其技术主题相差不远，因为相同的知识基础集群内组织更容易从同质性技术间得到技术溢出。基于此，提出本文的两个相反的论断。论断1在生物技术产业集群中，技术异质性差异较大的技术间更容易形成连接。论断2在生物技术产业集群中，技术异质性差异较小的技术间更容易形成连接。在产业集群中，公共研究机构的重要作用在于输出或溢出其基础性知识［39］，企业亦愿意基于理论知识进行技术上的研发（有许多生物技术企业本就源自公共研究机构的衍生，即academicspin－offs）。而公共研究机构（大学和科研院所）的技术往往基于本身开发的前期技术或其他公共机构的在先技术，较少受到企业的技术反哺。医院有的技术具备理论性，与公共研究机构技术的连接更多；有的具有实用性，与企业技术连接的较多。基于此，提出本文的第三个论断。论断3在生物技术产业集群中，组织异质性差异较大的技术间更容易形成连接。。同时，生物技术的发展不过短短数十年，在发展初期，许多知识和技术是同质性的，但随着科学的发展，异质性知识和技术逐渐增多，开始出现许多交叉领域［15］，如生物信息学等。因此，需要考虑到网络的动态性。在集群发展初期，集群规模较小，组织的聚集往往是基于某一类技术，还未出现众多差异化的技术。在集群发展后期，会有边缘技术出现，一些边缘技术也会逐渐变为核心技术［32］；研发人员的增多和流动带来知识和技术交换，技术异质性差异大的技术间的连接逐渐增多。因此可得出如下推论。推论1在生物技术集群发展初期，技术异质性差异小的技术更容易形成连接。推论2在生物技术集群发展成熟期，技术异质性差异大的技术更容易形成连接。同理，在集群发展初期，许多生物技术企业来自于学术衍生，集群技术多来源于作为理论前沿阵地的公共研究机构。随着集群发展，企业数量增多，规模增大，企业的研发能力增强，技术间的连接开始出现以企业技术为核的结块。医院在研究基础理论的同时，也需要进行实践活动，其技术部分处于基础理论的研究和部分属于应用技术的研究。因此得出如下推论。推论3在生物技术集群发展的初期，公共研究机构的技术多与组织异质性技术结块。推论4在生物技术集群发展的成熟期，医院的技术起到连接企业和公共研究机构的作用。推论5在生物技术集群发展的成熟期，公共研究机构和企业的技术皆多与组织异质性技术结块。
二、方法与数据
1．数据来源集群内的知识交换可以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专利属于显性知识，专利中记载的信息量占所有技术信息量的90％以上［40］。生物技术多以专利进行保护，制药业和仪器产业的专利数量在美国所有产业中位居前五［2］。专利引文可分为施引和被引（CitationMade和CitationReceived）两种。引文数据基于以下原因可以较好的适用于研究主题：第一，专利数据具有地理边界性，适合做产业集群的分析［41］；第二，引文数据适合进行动态性分析，数据信息完备，反映了一定时间跨度内的知识和技术的流动［41－43］；第三，专利引文既能够反映企业之间的技术连接［44］，亦能够反映企业间的知识流动，因此可以通过分析不同性质的技术之间的连接程度和方向等指标研究集群内再结块现象；第四，专利数据适用于社会网络分析（SocialNetworkAnalysis，SNA），SNA的方法可以从整体的角度探寻集群的技术结构变化［45］。2．样本与数据整理选择波士顿集群作为研究样本。波士顿集群是全球最早出现的产业集群之一，集群的发展完全契合于生物技术及其产业的发展，发展历程中带有明显的技术特征，其生物技术风险投资项目在全美位于前列［17］。波士顿集群拥有全球领先的生物技术企业，如Biogen、Genzyme、Am－gen、Genetics等，他们与科研院校，如哈佛、MIT、波士顿大学等一同支撑着集群的发展，集群内组织之间有着频繁的知识和技术流动［46］。使用USPTO的专利引文数据［44］，数据中的专利授予时间从1976年至2006年，将专利区域限定在波士顿地区，专利分类限定在医疗领域，并将引文整理为矩阵格式。3．变量设计专利引文的迟滞性可能长达50年，但50％的专利被引发生在授予专利后的十年以内，在第5年的时候被引数量达到峰值［44］。因此，在分析子群体形成时，以5年为一个周期，这可以保证前一周期的最后一年的专利引文在新周期中能够得到最大的体现，从而更好的观察次级集群技术结构的变化，并保证研究的动态性。数据被划分为5个周期。根据Chandler（2009）的研究［47］，将1976年至1993年划归集群发展初始期，1994年至2006年划归成熟期。技术异质性：生物技术可以再细分为多个子领域，同领域之间的技术在各方面都具有相似性。专利因技术相似性可以分为诊断方法、制药、设备制造和纯技术四个子领域［44］。在引文数据库中，则将技术划分为医药、设备、纯技术和混合领域。因为研究的问题是技术异质性对连接形成的影响，除引文矩阵外，还需构造每个专利在技术差异上的属性数据。参照Bell和Zaheer（2007）构建属性数据的方法［5］，以五列向量分别表示五个时期的技术异质性。技术异质性属于分类变量，如果该技术属于医药类别，赋值为1，设备、纯技术和混合领域的赋值分别为2、3、4。组织异质性：专利技术分别属于企业、大学、研究机构和医院，不同主体的技术在理论性和应用性上有不小的差异。同技术异质性一样，五列向量构建组织异质性，用来测量技术在理论和应用上的差异。赋值1、2、3、4分别表示专利属于企业、大学、研究机构和医院。4．统计方法研究需要测量两类关系：一类是技术分类（即技术异质性）对专利引文的形成是否存在影响；一类是组织分类（即组织异质性）对专利引文的形成是否存在影响。但变量并不是独立抽样，而是来自于同一个网络内的关系数据，因此需要使用基于随机置换的检验方法得到较为精确的结果［48］。对于技术异质性和组织异质性对结块的影响，采用随机置换关系列联表（RelationalCon－tingency－Table）的检验方式，该方法能够对矩阵与分组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自相关随机检验［48］，从而估计是否异质性技术间更容易结块。另外，用UCINET软件［49］进行统计分析。
三、结果与讨论
1．集群内的动态结块正如产业集群一样，次级集群也是不断演化的。首先使用图形和描述性统计的结果研究次级集群的结块随时间的变化，这能对次级集群的发展有一个直观的认识。通过探索性的图形分析，可一览子群体是否因技术异质性而结块。技术结构的绘制使用Pajek软件［50］，采取Kamada和Kawai（1989）的绘制方法［51］，每个时期均将连通子图（Component）独立标明。在图中，［1］表示专利属于医药类（Drugs），为黑色；［2］表示其属于诊断与医疗器械类（Surgery＆MedicalInstruments），为灰色；［3］为生物技术类（Biotechnology），为浅灰色；［4］为混合医药（Miscellaneous－Drug＆Med）；为深灰色。顶点越大，表示专利被引次数越高。每幅图中存在数个连通子图，这些连通子图即是集群中的技术次级集群。从图1至图5中可以看出：最初的联通子图在发展中不断加入新的专利，规模不断扩大，这表明集群中技术的影响力存在“马太效应”，即富者越富。要注意的是，这个效应并不是针对单个专利，而是针对单个次级集群的，这个现象产生的原因可能是高被引专利往往是技术先进、影响深远的专利，因此后期专利不断附加其上，新连接的形成遵循偏好连接的模式（PreferentialAttachment）［52］。初期联系较紧密的四个专利形成的次级集群联系依然很紧密，这四个专利皆是器械专利。随着时间增长，出现了规模远超其他群体的最大次级群体，如图5所示，这一定程度上表明了群的技术溢出非常有效，技术间的连接紧密。网络在初期的技术流动局限在同质性圈子里，但在第三期（图3），网络开始出现比较明显医药专利与器械专利的结块，在后两期中，异质性技术间的结块进一步扩大。这意味着在波士顿集群中，初期同质性技术易聚集在一起，在后期才逐渐出现异质性技术的结块现象，这可能是因为集群发展中逐渐出现了对互补性技术的需求。这直观上证明了推论1和推论2。每一期的技术网络结构指标数据如表1所示。可以看到，密度与网络规模负相关，密度之间无法进行比较，但是点度可以进行比较，随着时间的发展，平均点度逐渐降低后又再次升高。这表示初期和后期技术间的连接比较紧密，集群具有明显的技术溢出效应。2．技术异质性对技术再结块的影响本节分析在集群发展的不同时期，技术异质性如何对结块产生影响，并对论断1和2、推论1和2进行验证。其影响如表2所示，对角线以灰色标出，表示技术组内连接数量。每组中连接频数最大的格值以黑体标出。为了更方便直观的对统计结果进行讨论，将组内与组间连接频率进行比较，如表3所示。从30年的区间考虑，医药的组内连接呈现增长的趋势；器械的组内连接则越来越少，越到后期，与其他技术的联系越紧密；混合技术则一直表现出非常低的组内连接，这也和其技术性质符合。因为1976－1981年的大部分格值的期望值都小于5，无法进行卡方检验［53］。但从图1中可以看出，集群内仅有器械和混合两类专利，而两类专利的连接都仅存在同类之中。从表2中可以看到，四个周期的卡方检验都非常显著，表示四个时期异质性差异大的技术间都形成了结块，证实了论断1，否定了论断2。属于集群发展初期的有三个时期（1976－1981，1976－1987，1976－1993）。图1显示了第一个时期的结块状况，结块全部发生在同质性技术之间。但据表2，第二和第三时期的异质性技术之间已经存在结块，在1976－1987年间，技术结块是以器械技术为主的；而在1976－1993年间，技术结块则是以医药技术为核心。这与推论1相反，意味着集群在发展初期即存在了异质性技术间的结块，而技术间的连接往往以某种特定类型的技术为主。3．组织异质性对技术再结块的影响本节分析在集群发展的不同时期，组织异质性如何影响结块，并对论断3、推论3、4、5进行验证。如表4所示，对角线以灰色标出，表示相同组织类型技术的组内连接数量。每组中连接频数最大的格值以黑体标出。同上一节一样，将组内与组间连接频率进行比较，制成表3。表3可以分析技术结块的趋势，大学和科研机构的技术的结块90％左右发生在异质性技术之间，企业技术从同质性结块为主逐渐变化为以异质性结块为主，医院则从异质性结块为主转变为既有同质性连接和异质性连接较为平衡，各占约50％。在集群发展初期，两个时期（1976－1987）的卡方检验都不显著，表示这10年集群技术间以组织同质性的技术连接为主，再增长5年后，卡方检验才显著，意味着组织异质性的技术连接出现在发展初期的末端。这与论断3不符。从表3可以看出，初期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技术连接以组间连接为主，证实了推论3。在集群发展成熟期，除医院技术外，组织差异性大的技术间更容易形成连接。因此若将论断3的时间限定在集群发展成熟期，则其成立。同时，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技术皆多与医院的技术形成连接，这意味着医院技术起着连接两种组织异质性技术的作用，推论4得到证实。根据表3，大学、研究机构和企业的技术结块皆是以组间连接为主，证实了推论5。实际上，该结论再次表明了公共研究机构在集群中具有重要的知识溢出效应。
四、结论
[关键词]知识技术 综合集成视角 集成模型
[分类号]G302
信息服务向知识服务转化是社会需求变化的体现，也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从社会需求变化的角度看，数字化与网络化技术的普及加强了信息用户的自我服务能力和获取信息过程的非中介化趋势。这种发展趋势动摇了传统信息服务机构和从业人员在信息资源上的垄断地位，并对其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提供知识服务。从学科发展的角度看，情报学、文献学、图书馆学、档案学等以信息为基本研究对象、以信息运动规律和应用方法为主要研究内容、以提高各种信息服务为研究目标的诸多学科共同组成了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群。近年来，该学科群的发展出现了交叉互动的趋势，研究目的逐渐在知识服务层次上统一。知识技术是信息服务向知识服务转化的重要推动力。因此，知识技术的研究将是知识服务领域的重要研究课题。
1 知识技术及其特征
1.1知识技术的定义
・国外：英国“先进知识技术”(Advanced KnowledgeTechnologies)的研究计划报告指出知识技术是用于组织从知识资产中创建、管理、抽取价值并把这些技术组合为创建知识生命周期完整方法的下一代信息技术。欧盟第六期研究架构计划(FP6)认为知识技术是用于集成知识采集、模型化、重用、检索、提供和维护的方法和服务的技术。
・国内：曾民族教授认为知识技术的内涵至少包含三层含义：第一，知识技术是信息技术的延伸和扩充，是增强处理知识能力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第二，知识技术是用于知识采集、模型化、重用、检索、提供和维护整个生命周期的技术；第三，知识技术是实现以语义网为核心的互联网第三次革命的关键技术。廖开际等学者认为知识技术是能够协助人们生产、存取、提炼和传递知识的现代信息技术。安小米教授把知识技术的概念分为理念、方法、模式三大类型，并分别讨论了其贡献。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可以从两个角度定义知识技术：广义上的知识技术指的并不是单纯一项技术，而是以语义网为核心的、由来自不同领域的支持知识管理或服务活动的技术组成的复杂性系统，其目的在于管理，对象是知识，手段是综合集成；狭义上的知识技术仅指语义网技术。本文研究的是广义层面上的知识技术。
1.2 知识技术特征
・前瞻性。知识技术是一种正在发展中的技术，其内涵随时间变化而发生变化。随着技术的发展与人们的深入研究，知识技术的核心经历了这样的变化过程：Web技术群件技术与知识库人工智能语义网。因此，相对于信息技术，知识技术更具有前瞻性。
・综合集成性。知识技术并不是一项专门技术，而是多种技术的综合集成，这些技术包含信息技术、语义网、本体、网格技术、技术、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可视化技术、个性化技术、人工智能等。
・复杂性。知识技术并不是多种信息技术的简单集合，而是由多种信息技术和业务技术组成的复杂系统，其复杂性体现在组成知识技术的各要素与其相互联系上，这种联系具有多样性、非线性、非对称性。
2 知识技术的研究进展及其存在的问题
2.1 国内外文献研究
笔者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国内外文献研究。在国内文献研究过程中，《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分别使用“知识技术”、“知识管理技术”、“知识服务技术”作为检索词对篇名进行精确检索，共检索出有效论文70篇。在国外文献研究过程中，Web of Science和ProQuest数据库中分别使用“Knowledge Technology”、“Knowledge Management Technology”和“Knowledge ServiceTechnology'’作为检索词对篇名进行精确检索，共检索出有效论文345篇(最后一次检索时间为2008年4月22日)。
综合国内外文献研究的结果，笔者认为现阶段知识技术可分为16类，如表1所示：
2.2 知识技术的研究与应用所面临的挑战及其分析
虽然近年来国内外知识技术的项目、国际会议越来越多，但其研究仍面临着诸多挑战，问题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缺少对技术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在知识技术的应用中，必须根据业务活动的特殊性，合理的选择和搭配不同的知识技术。因此，研究基于知识管理业务，集成现有的多种知识技术非常重要。经国内外文献研究发现，虽然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提出了适用于各自领域的知识技术，但是缺乏对这些技术的系统研究与梳理。
・缺少对技术、知识、主体之间关系的研究。技术是工具，知识是客体，而主体是人。在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中，技术必须与知识和主体共同发挥作用才能完成一项知识服务任务。因此，解决好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一项知识管理活动能否成功的关键。经国内外文献研究发现，目前缺少对技术与知识、知识与主体、知识技术与主体以及技术、知识、主体三者之间关系的研究。
・缺少对技术与主体、知识、背景信息(context)、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的研究。要想保证知识管理和服务活动的可持续发展，仅考虑技术、知识库、主体之间的关系是不够的。因为处理好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只能保证知识管理活动的一次成功，并不保证知识管理及其实践的可持续发展。知识通过其背景信息被人们正确诠释。有背景信息，知识才可以被挖掘和发现，离开了背景信息，知识很可能变成信息。因此，研究技术、主体、知识、背景信息和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是知识管理及其实践的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经国内外文献研究发现，目前对知识与背景信息、知识与环境、技术与背景信息、技术与环境、主体与环境、主体与背景信息之间的研究很少。
3 知识技术的综合集成视角研究内容
通过上述问题的分析，可以发现知识技术的研究应该将知识技术放回知识生态环境中，并从综合集成视角研究知识技术、主体、知识、背景信息和业务环境。综合集成视角的主要观点是从整体上考虑并解决问题的系统方法论，强调“电脑+人脑”>“电脑”或“人脑”的思想。综合集成视角的理论依据是综合集成方法，其实质是专家体系、信息和知识体系以及计算机体系有机结合起来，构成一个高度智能化的人机结合体系，这个结合体系具有综合优势、整体优势和智能优势。
为了进一步探讨知识技术的综合集成视角研究，笔者从横向集成和纵向集成两个维度分析这个问题。
3.1 知识技术的横向集成
知识技术的横向集成是指在知识技术的研究与实践中，以实现各种技术之间，知识技术与其它影响因素(知识、主
体、背景信息和业务环境)之间的无缝集成为目的的研究方法，具体可分为三个层次，如图1所示：
图1中T、K、P、c和E分别表示技术、知识、主体、背景信息和业务环境；KSO，HKWME和KES分别代表面向知识服务架构、知识综合集成研讨厅和知识生态系统。
・底层综合集成――面向知识服务架构(KnowledgeServices OrientedArchitecture，KSOA)。本文提出该架构的目的是面向知识服务，实现基于业务的各种知识技术的综合集成，其理论依据是当代SOA思想。当代SOA代表的是开放、敏捷、可扩展、可组合的架构，包含自治、高质量、多样厂商、可互操作、可发现和潜在可复用的服务，并可使用web services来实现。SOA能够建立业务逻辑抽象和技术抽象，促进对业务建模和技术架构的改变，从而使这些模型松散耦合。另外，值得重视的是IBM公司最近提出的Smart SOA思想。这是IBM公司在其5 700余家SOA客户实际工作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新观念。该思想通过应用朴素的、健全的原理，帮助组织拓展其研发的商业价值。该思想认为由于客户的需求是动态演变的，所以在实际工作中不仅要面对组织的现有需求，还需要考虑其未来需求。当代SOA的思想为解决基于业务的知识技术的集成提供了新思路，即在集成现有知识技术时必须建立基于知识管理业务的技术集成架构。
・中层综合集成――“知识综合集成研讨厅”(the Hallfor Knowledge Workshop ofMeta―synthetic Engineering，HK―WME)。本文提出该体系的目的是实现技术、知识、主体之间的综合集成，其理论依据是钱学森提出的“综合集成研讨厅”思想。1992年初，钱学森在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方法论的基础上，将国内外科技发展中的成功经验加以总结，进一步将综合集成法进行拓展，提出了“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研讨厅”。综合集成研讨厅是专家同计算机和信息资料情报系统一起工作的“厅”，是把专家和知识库、信息系统、各种人工智能系统以及运算速度为每秒几十亿次的计算机等像作战指挥厅那样综合组织起来，成为“人机结合”的巨型智能系统。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由专家体系、知识体系和机器体系三大部分组成，并采纳讨论班、C3I及作战模拟、综合集成方法、人工智能、“灵境”、系统学和各种先进的信息技术等研究方法。“综合集成研讨厅”的思想为解决知识、技术与人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路，即必须建立以人为中心的知识综合研讨厅。
・高层集成――知识生态系统(Knowledge Ecosystem)。本文提出该系统的目的是在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下，实现技术、知识、主体、背景信息与业务环境之间的集成，其理论依据是信息生态论。信息生态是一个由人、行为、价值和技术在一定的环境下所构成的系统，其基本观点是把人放回到信息环境的中心位置，而把技术推到它适当的位置即。信息生态论思想提示我们在集成现有知识技术、知识、主体、背景信息与环境时必须建立以人为本的知识生态系统。因此，研究知识生态环境是知识技术研究与应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3.2 知识技术的纵向集成
本文认为可将任何一项人类智力活动过程抽象为知识管理的生命期。知识管理的生命期主要分为需求定义、创造获取、标识组织、共享转移、推理提取、利用创新、存储转化七个阶段。知识技术的纵向集成是指在具体知识管理活动的生命期中，无缝集成不同阶段的不同技术、方法、主体、背景信息，它主要解决在一次知识管理生命期中如何集成不同阶段所采用的知识、技术和方法，解决知识管理项目范围、进度、质量和成本的可控性、管理与服务的创新与优化、用户满意的提高等问题，如图2所示：
知识技术的纵向集成的理论依据是集成管理与集成服务理论。集成管理与集成服务理论是指采用集成的理念和原则，以用户服务为核心，将信息管理与信息服务的全过程看成是一个复杂系统，融用户服务控制、管理过程控制和管理结果控制为一体，达到用户满意、管理过程经济高效和管理结果最大价值，实现管理与服务优化的整合过程，是一种最优化管理理念和一种最佳实践模式。在知识技术的纵向集成中应注意以下四个问题：
・不同领域、业务根据其特殊性应总结归纳集成不同阶段的知识管理的最佳实践规范，为同领域的相关业务提供指导。
・具体的知识管理活动可被认为是一个项目管理过程。因此，在具体过程中必须有专人负责项目不同阶段的知识技术的规划、选择和协调工作。
・不同阶段的知识技术的集成应用与用户服务控制、管理过程控制和管理结果控制相结合。
・在方法论上可以采用“物理－事理－人理(WSR)”和“螺旋式推进(sPIPRO)”。在具体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运用“物理一事理一人理(WSR)”的方法论有效地处理技术、业务和主体之间的鸿沟，将人脑和电脑结合起来，并根据“螺旋式推进(sPIPRO)”的方法论，结合知识服务需求和知识管理活动的特殊性，反复循环采用各种不同的技术，推进知识管理的生命期，以达到预期的目标。
关键词装备制造业；产业集聚；技术进步路径；联立方程模型
[中图分类号]F4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7）03-0068-06
一、引 言
改革开放30多年来，装备制造业在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中一直占据着重要位置。然而，在一些领域中，中国装备制造业的核心技术依赖进口、关键零部件发展滞后以及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依然存在。而要实现这一转变，必须明确产业集聚强度，选择适宜技术进步路径。虽然对中国装备制造业的技术进步路径x择多有研究，但是基本上都没有考虑区域要素禀赋和行业特征对技术进步路径选择的影响；同时，对产业集聚与技术进步路径关系的研究目前尚属空白。因此，继续探讨考虑区域要素禀赋和行业特征的中国装备制造业的技术进步路径选择，并且在此基础上，研究中国装备制造业产业集聚与技术进步路径选择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国内外学者主要从理论机制和影响因素两个方面对产业集聚问题进行探讨。在国外，基于马歇尔提出的产业集聚理论，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解释产业集聚的作用方向。在国内，鲜有学者从经济学和地理学角度对产业集聚机理进行研究（王缉慈，2002[1]），大部分学者主要依据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理论和波特产业集聚的“钻石”理论从特定的角度对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此外，国内学者基于新经济地理理论，主要从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两个方面对制造业（特别是装备制造业）、服务业及高新技术产业等的产业集聚问题进行研究（巩前胜和仲伟周，2012[2]；杨仁发，2013[3]）。
国内外学者主要从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两个方面探讨技术进步路径选择问题。国外探讨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路径选择的文献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引进、技术模仿以及发展中国家对先进技术的吸收等方面，形成了技术进步路径选择的“后发优势学说”和“后发优势实践悖论”。国内关于我国技术进步路径及方式选择的研究存在着基于比较优势理论的“要素禀赋说”和基于竞争优势理论的“技术赶超说”的争议。吴延兵（2008）[4]、吉亚辉和祝凤文（2011）[5]等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技术进步的合理性，但是其在实现技术赶超和经济增长收敛中的作用值得怀疑，因此，我国只有加大自主创新（刘小鲁，2011[6]；李光泗和沈坤荣，2011[7]）才能不受制于国外发达国家的技术制约，从而最终实现技术和经济的赶超（刘志彪，2011）。
有关产业集聚与技术进步的关系研究，大多数学者认为产业集聚促进了技术进步（张公嵬等，2013[8]；范剑勇等，2014[9]）；而少数学者（叶建亮，2001[10]）则认为技术进步促进了产业集聚；基于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理论和波特产业集聚的“钻石”理论，潘江玲（2013）[11]等对这一关系进行实证考察并证明两者存在双向关系。促进技术进步的路径包括技术引进和自主研发。以技术引进实现的技术进步与以自主研发实现的技术进步可能存在差异，因此，产业集聚与不同路径实现的技术进步的关系可能存在差异。虽然鲜有研究明确探讨产业集聚与技术进步路径的关系，但现有研究指出产业集聚与自主研发的溢出效应（项歌德等，2012[12]）和技术溢出效应（张公嵬等，2013[8]）相互促进。因此，本文基于联立方程模型，用产业集聚指数衡量产业集聚强度，同时选取了4种主要的技+术进步路径，在产业集聚与技术进步关系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产业集聚强度与技术进步路径的关系。
二、理论分析
迈克尔波特从创新能力的角度探讨了产业集聚现象，主要包括要素条件、竞争战略、需求状况和相关产业。创新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并且该理论认为产业群通过提高生产力、加快创新的步伐和鼓励新企业的形成来影响竞争。而克鲁格曼在新经济地理理论中指出“本地市场”效应、“价格指数”效应等的核心―模型。同时指出技术的“外溢”效应在产业集聚形成中的作用。因此，本文在波特产业集聚的“钻石”理论和克鲁格曼等提出的新经济地理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产业集聚和技术进步路径选择的模型。
克鲁格曼在马歇尔的外部经济性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经济地理理论（NEG），其核心思想是包括“本地市场”效应、“价格指数”效应等的核心―模型。其中本地市场效应和价格指数效应是产业集聚的原因，具体指基本要素（劳动力）的“蓄水池”效应和技术的“外溢”效应。因此，本文建立如下模型：
ISC=AL？琢 （1）
其中，ISC表示产业集聚；A和L分别表示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分别代表影响产业集聚的两种效应；？琢为待估参数。对式（1）两边取对数可得：
lnISC=lnA+？琢lnL （2）
根据前面的分析可知，影响技术进步的因素包括国外技术引进与模仿、国内技术引进与模仿、外商直接投资与模仿、自主研发等不同技术选择模式，借鉴董景荣等（2015）的处理方法，可以表述如下：
A=e■ （3）
其中，TPP表示技术进步路径。
■γjTPP=γ1FTII+γ2ITII+γ3FDII+γ4R&D （4）
将式（4）带入式（2）可得：
lnISC=■γjTPP+？琢lnL （5）
根据波特产业集聚的“钻石”理论可知，技术进步影响产业集聚的同时，产业集聚也会通过一定的机制反作用于技术进步。张宇和蒋殿春（2008）认为产业集聚通过技术的“外溢”效应影响产业的技术进步。而产业集聚强度不同，适宜技术进步路径的选择就不同，从而造成产业技术进步的程度产生差异。本文建立如下模型：
TPP=ISCδKβ （6）
其中，K表示物质资本；δ和β为待估参数。对式（6）两边取对数可得：
lnTPP=δlnISC+βlnK （7）
三、模型、变量及数据说明
根据式（5）和（7），同时，参考董景荣等（2015）的技术进步路径选择模型，本文设定计量模型为如下形式：
lnISCit=ρ0+■γjTPPit+？琢lnLit+εit （8）
lnTPPit=σ0+δlnISC+βlnKit+■θTCVit+εit （9）
其中，ρ0、σ0表示常数项； εit为随机扰动项；TCV表示控制变量，在参考现有文献的基础之上，本文将规模经济（TSE）、技术能力（TTC）、经济发展水平（EDL）、经济外向度（TEE）、技术水平（TTL）作为控制变量，以期全面反映影响技术进步路径选择的因素。本文的变量主要包括产业集聚、技术进步路径、要素禀赋和控制变量。
由于部分地区数据统计的缺失，本文以我国除港澳台外的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相关数据为研究对象，并将其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①。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统计年鉴》和《中国科技统计年鉴》。部分数据经过整理后得到。主要变量的性质如表1。
四、模型估计方法的确定
根据面板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对模型估计方法进行确定（见表2）。
表2显示了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由表2可知，产业集聚强度、国外技术引进与模仿在全国和西部地区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产业集聚强度、国内技术引进与模仿在中部地区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产业集聚强度与自主研发在东部地区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其他情况显示，产业集聚强度与技术进步路径之间存在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或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由于双向因果关系会产生内生性问题，因此存在双向格m杰因果关系的变量，运用联立方程模型进行估计；存在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或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的变量，运用全面FGLS面板回归模型进行估计。
五、经验研究
根据NEG理论推导分析可知，产业集聚强度与技术进步路径相互影响。并且，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可知，产业集聚强度与技术进步路径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且受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性。由于本文重点考察地区发展不平衡下的产业集聚与技术进步路径，因此，本文根据存在区域差异性的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以及根据NEG理论推导的产业集聚强度与技术进步路径选择模型选择适应不同区域的估计方法进行经验研究。
（一）分区域技术进步路径对产业集聚影响的估计结果及分析
表3显示了式（8）中技术进步路径系数的显著性和正负性。由表3可知，运用全面FGLS和3SLS方法估计的结果存在差异性。除全国和西部地区国外技术引进与模仿和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与模仿的系数至少在10%水平上显著，且对产业集聚强度均有正向影响外，其他技术进步路径对产业聚集强度的影响在显著性或正负影响上存在差异。如运用两种方法，东部地区国内技术引进与模仿的系数均不显著，但是对产业集聚强度的影响方向不同；中部地区国内技术引进与模仿的系数显著性不同，但是对产业集聚强度均有负向影响；东部地区自主研发的系数在显著性和正负影响上均不同。
由上述分析可知，运用全面FGLS和3SLS方法估计的结果存在差异性。下面需要根据一种估计效率较高的方法进行分析，否则分析结果会出现偏差。根据前面的分析可知，式（8）中部分自变量与因变量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因此，3SLS估计方法对式（8）的估计效率较高。下面，我们以3SLS方法的估计结果进行分析。由表3可知，估计结果在显著性和正负性上存在区域差异。全国和西部地区国外技术引进与模仿的系数至少在10%水平上显著，且对产业集聚强度均有正向影响；而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显著性与之相反，东部地区国外技术引进与模仿对产业集聚强度有正向影响；而中部地区的与之相反。这说明国外技术引进与模仿有利于全国和西部地区的产业集聚，对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产业集聚没有显著影响。全国、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国内技术引进与模仿的系数不显著，而中部地区的与之相反；全国和西部地区国内技术引进与模仿对产业集聚强度有正向影响，而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与之相反。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与模仿的系数不显著，而全国和西部地区的与之相反；外商直接投资与模仿在全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对产业集聚强度均有正向影响。全国、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自主研发的系数均不显著，东部地区的与之相反；全国、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自主研发对产业集聚强度的影响为正，西部地区的与之相反。此外，人力资本对不同地区的产业集聚强度基本都存在显著负向影响。估计结果在显著性和正负性上存在区域差异的可能原因在于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国外技术引进与模仿的技术“外溢” 效应仅作用于较落后地区的产业集聚现象上；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存在的产业扩散现象使得国外技术引进与模仿的技术“外溢”效应随之扩散；东部地区是拥有较先进国内技术的地区，国内技术引进与模仿已无法满足东部地区的产业发展，相对于西部地区，毗邻东部地区的中部地区更容易吸收先进的国内技术；外商直接投资往往发生在较落后的地区以依靠改革和政策红利来降低成本，从而使得外商直接投资与模仿对西部地区产业集聚产生影响，这也与外商直接投资在现实中存在由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转移的现象相吻合；拥有丰富要素禀赋的区域和行业才能使自主研发发挥其作用，东部地区是要素禀赋丰富的区域，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却远不及东部地区。根据上述分析可知，全国和西部地区应该选择国外技术引进与模仿和外商直接投资与模仿，东部地区则应选择自主研发和中部地区应该选择国内技术引进与模仿影响产业集聚强度。
（二）分区域产业集聚对技术进步路径选择影响的估计结果及分析
表4显示了式（9）中产业集聚强度系数的显著性和正负性。由表4可知，产业集聚强度对技术进步路径基本都有正向影响，且至少在10%水平上显著。全国、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产业集聚强度对国外技术引进与模仿、国内技术引进与模仿、外商直接投资与模仿和自主研发均有正向影响，且至少在10%水平上显著；而中部地区产业集聚强度对国外技术引进与模仿和自主研发有正向显著影响，对国内技术引进与模仿有不显著的负向影响，对外商直接投资与模仿有不显著的正向影响。存在上述结果的可能原因在于不同地区都存在产业集聚现象，从而导致对不同地区不同技术进步路径的影响。综上分析可知，全国、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产业集聚强度有利于不同技术进步路径发挥其促进技术进步的作用，而中部地区的产业集聚强度有利于国外技术引进与模仿和自主研发发挥其促进技术进步的作用。此外，物质资本、规模经济、技术能力、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外向度和技术水平对不同地区的不同技术进步路径的影响存在差异。
六、稳健性检验
为了确保前文经验研究估计结果的可靠性，进一步采用基尼系数指标来衡量产业集聚强度，对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式（8）和式（9）中主要变量系数的显著性和正负性如表5、表6。
由表5可以看出，不同技术进步路径变量的系数的显著性和正负性与表3的估计结果基本相同，只有东部地区运用3SLS方法估计的外商直接投资与模仿的显著性与之前的不同，即东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与模仿的系数显著的结论不稳健，但是，估计结果在显著性和正负性上存在区域差异的整体结论依然稳健；由表6可知，产业集聚强度系数的显著性和正负性与表4的估计结果相同，从而可以看出，产业集聚强度对技术进步路径的影响基本都有正向影响，且至少在10%水平上显著的结论依然稳健。
七、结论及政策建议
根据上述分析可知，产业集聚强度与技术进步路径的关系在不同区域中存在差异，很有可能是因为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造成的。为了解决区域和行业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协调好产业集聚强度和技g进步路径的关系，提出下列政策建议。
继续深化并发挥东部地区改革开放的作用，积极引进适合我国行业发展的技术并加大创新力度。过去30多年，虽然改革红利促进了我国经济等各方面的快速发展，但是国际经济环境在不断变化，只有继续深化改革开放才能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发挥改革开放的作用。东部地区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首要窗口，全面提升我国经济水平需要靠东部地区发挥好龙头作用。东部地区的装备制造业主要集聚在长江三角洲地区，从而限制了技术进步路径的选择，适度对该地区的装备制造产业及其技术引导扩散，将有利于东部地区和其他地区内部产业的平衡发展和选择适宜的技术进步路径。发挥好中部地区连接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桥梁纽带作用。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呈地区发展趋势，中部地区既能承接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优势又能促进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无论是对我国区域发展的平衡性和行业发展的异质性，中部地区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开发西部地区不仅要依靠国内政策支持，也要依靠周边环境。采取西部大开发战略促进了我国西部地区的发展，受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西部地区发展依然较缓慢。为此，促进与西部地区紧邻的其他国家的交流，共同发展以促进西部地区发展，带动西部地区各产业发展，从而缩小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差距。最后，我国应该加大创新力度，把以技术引进为主的技术进步路径变为以自主研发为主的技术进步路经，从而更加主动把握产业集聚强度，以利于区域和行业平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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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知识溢出 高技术产业 空间集聚
自1890年马歇尔[1]提出“外部经济”这个概念以后，产业集聚的理论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波特的钻石模型理论，韦伯的区位理论，熊彼特的创新集群理论。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是多种多样的，无论是多样化集聚还是专业化集聚，知识溢出都发挥着重要影响 [2]。我国高校的基础研究因其公共产品属性刺激了技术创新，最终以知识溢出的方式惠及相关企业[3]。但是我国高校知识溢出到底是否影响高技术产业的空间布局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高技术产业，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结论。
1.文献综述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知识对企业效益的影响越来越大。不少学者开始研究知识溢出的效果。有些学者认为，局域的知识溢出效应是影响产业在空间的集聚根本原因。知识溢出程度取决于经济活动在区域内产业的空间集聚，它是所有决定溢出因素的单调函数[4]。刘斯敖，柴春来（2011） 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制造业的产业空间集聚与R&D投入之间存在显著的知识空间溢出效应 [5]。
随着高等院校“增长发动机”的观点的传播，研究两者之间关系的文献也越来越多。杨蕙馨（2005）等认为知识溢出和高技术产业空间集聚之间存在着双向效用，一方面，知识溢出可以强化企业间知识流动和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另一方面，空间集聚度的增加也增加了知识流失的风险[6]。杨晓琴，于津平（2006）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当高科技行业空间分布集中时，同行业员工之间的信息与构想的非正式交流导致的知识溢出有助于企业通过研究竞争对手的产品来获取专业化的知识进而保持技术市场竞争优势[7]。张波（2008年）得出知识溢出和产业集聚是一种互动双向的关系的结论[8]。阮光珍（2010）认为高技术产业集聚在空间距离、市场结构、接受能力及社会网络等因素方面都具有优势，而这四个方面恰好是影响知识溢出的因素。通过缩短了企业间的距离，产生大量的缄默知识溢出。高技术产业集聚区的市场结构近似于一种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十分有利于知识的溢出。高技术产业集聚具有较强的知识吸收能力，这样使很多一流产品和技术能很快地实现成果转化，推动了技术进步和高技术产业的成长。特定地区的人际关系网络促进了知识溢出，进而提高了高技术企业集群企业的创新能力[9]。崔春梅（2011）认为集聚使企业更方便雇佣竞争对手的优秀人力，并获得技术溢出，但这一便利对竞争对手同样存在。因此，只有权衡考虑集聚收益与相对损失，才有可能做出高效的区位决策[10]。
2.实证分析
本文进行统计分析采用的主要工具是EXCEL和SPSSl7.0计量经济学软件。主要统计分析步骤方法为：
第一、进行单因素方差检验，考察各行业不良资产余额与银行业不良资产率之间的关系。
第二、进行回归分析并通过T检验和F检验，对回归方程的显著性和变量的显著性进行检验。
2.1研究对象
本文研究对象是指根据《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12》划分的高技术产业。其中包括：医药制造业、航天航空器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和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
2.2 指标选取
2.2.1产业空间的集聚指数。产业空间的集聚指数是为了反映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情况构建的数据指标。测量空间集聚程度的指标有很多。本文所选取的是区位熵法。
区位熵的主要是对地方专业化水平的测度。其计算公式为：
ri=（qi/q）/（Qi/Q）
其中，
ri为区位熵
qi为i地区高技术产业增加值
q为i地区GDP总值
Qi 为全国高技术产业增加值
Q 为全国GDP总值
r越大，说明高技术产业在i地区集聚程度越强。r<1，说明该产业在i地区集聚程度小于全国水平。r=1，说明该产业在i地区集聚程度与全国水平类似。r>1，说明该产业在i地区集聚程度较明显，即在该地区该产业相较于其他产业而言，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
2.2.2高校知识溢出。本文用高校专利申请量计量高校知识溢出水平。
2.3 模型建立
以上分析了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本文最终提出1条假设：
假设1（H1）：高校专利申请量对高技术产业空间集聚程度不具有显著线性关系。
yi=axi+b
yi为i地区高技术产业空间集聚程度
xi为i地区高校专利申请量
a为专利申请量对技术产业空间集聚程度影响的弹性系数
b为误差
2.4 实证检验
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和代表性，本文选取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10-2012）、中国统计信息网和中国统计局网站。本文选取了2009-2011年93组数据进行分析。
2.4.1 线性回归分析。回归分析是数理统计中一个用来分析客观事物数量依存关系的方法，它常常来处理多个变量之间相互关系。
表一 系数Coefficientsa
从表一的分析可以得出，yi=5.692E-5xi+0.506.但是sig=0.073>0.05，我们接受原假设，认为高校专利申请量对高技术产业空间集聚程度不具有显著线性关系。
2.4.2 相关性分析
表二 Correlations相关性
由表二可以得到，因变量y与自变量x之间的相关系数=0.016远远小于1，即我们认为高技术产业空间集聚的程度与高校知识溢出之间几乎不具有任何相关性。
2.4.3变量的显著性检验。一般来说，拟合优度越高，模型的线性关系越有可信度。但是，拟合优度检验只是一个模糊的判断，不能给出严格意义上的统计结论。所以要进行变量的显著性检验。
表三 方差分析 ANOVAb
a. Predictors： （Constant）， x专利申请数
b. Dependent Variable： y区位熵
表三方程的F检验中，P值为0.073>0.05，这说明模型中的自变量对于高技术产业空间集聚程度这个因变量的影响是不显著的。在此证明了高技术产业空间集聚的程度与高校知识溢出之间几乎不具有任何相关性的结论。
2.5 实证结论
本文针对提出的假设，用93组数据验证了高技术产业空间集聚程度和高校知识溢出之间的相关关系和一元回归分析，本文得出了以下结论：在我国，高技术产业空间集聚的程度与高校知识溢出之间几乎不具有任何相关性。这与现有理论预期不一致。
2.6可能原因分析
指标选取上，对于衡量高技术产业空间集聚的方法有多种，不同的产业集聚指数有不同的特点，本文采取区位熵坐位衡量我国高技术产业空间集聚程度的指标，可能影响了结果的准确性。此外，由于知识溢出分为隐性知识溢出和显性知识溢出，很难进行准确的衡量。当前学术界并没有统一的标准指标。本文依据刘丹（2013）[11]等人采用北京市高校专利申请数作为衡量北京市知识溢出水平指标的学术成果，将指标运用范围的扩大，这可能导致研究结果准确性下降。
空间位置影响知识溢出吸收量。如果一个省份有较少的临近省份，知识溢出吸收量就会偏小，反之则较大。北京、上海和天津的知识溢出吸收量较小，而内蒙古吸收知识溢出量较大就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12]。
缺乏有效率的激励机制。虽然我国高校有庞大的科技队伍，却缺乏有效率的R&D资源分配与激励机制，存在大量科研冗余人员和非原创性的专利产出。高校科研人员的考核只注重基础研究而忽略了R&D创新的市场转化绩效[11]。我国科研人员往往注重成果在技术上的先进性和原理上的合理性，而忽视了其在实践中运行的可行性，只注重其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而不关注其是否存在社会经济价值。科研成果与社会实际需要脱节，致使高校的很多专利成果并不能转化成为企业的效益，所以导致高专利量和低专利影响力同时存在的现象。
企业知识转化能力较差。由于我国学科壁垒还很高，区内高科技人才与智力资源还利用得很不充分，企业间的互相信任程度还很低，这对知识溢出和转化的有较大影响。一方面高校作为知识源对知识接受方缺乏信任，知识转移之后不能得到平等的回报，从而可能会缺少专利市场化的动力。另一方面作为知识接收方的企业认为高校的某些专利是不可信赖的，因此高校的知识溢出对于企业选址的影响程度较小。
市场制度并不完善。知识溢出转换成经济效益的前提是完善的市场基础。在中国多样化区域的发展过程中，企业聚集是以一种无序甚至混乱的自发方式发展的，并且大多数是政府通过提供土地、税收等优惠政策吸引企业集聚，这种发展方式导致区域内企业的知识积累方式出现较大差别，集群内部机制并不完善。产业化的无序发展很难形成知识溢出效应，只能通过市场效应推动区域的发展[13]。
知识溢出具有时滞性。高技术企业受到能力的限制，对R&D成果的取得及技术的转移并非在短时间内就能结束，企业在应用高校申请的专利时需要一定的成本和时间，这就导致了高校R&D活动成果从投入到产出、到企业接受、再到R&D结果的实施，最后影响到企业的定位决策都需要一定的时间。首都地区的技术转移在滞后3年之后才能影响经济的增长。本文的研究期间为3年，很难确定高校知识溢出对于高技术企业空间集聚决策的影响[14]。
3.结论
本文通过选取93组数据，通过 SPSS软件进行实证分析得出，高校知识溢出与产业空间集聚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而很多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学者认为知识溢出对于高技术产业有显著地正向相关关系。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知识对于经济的作用越来越大。而我国的高技术产业受到高校的知识溢出影响较小，这说明我国的高技术产业现阶段大都是靠规模拉动效益增加，发展阶段较低，可持续性较差。在目前我国高技术企业如何将高校知识成果转化成企业的效益是个值得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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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产业集聚 技术进步 装备制造业 拓展的格兰杰检验
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自马歇尔提出集聚经济以来，产业集聚问题就一直是国内外经济学界研究的热点，大量的理论也相继出现并日趋发展成熟，如产业区理论、工业区位论、新工业区理论、新经济地理学理论， “创新集群”理论等。基于这些理论，大量的学者对产业集聚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细致深入的研究。代表性结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产业集聚促进了技术进步。Lundvall（1992）基于新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探讨了产业集聚、技术变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发现产业集聚促进了技术进步；Ellison等人（2007）的实证研究发现，产业集聚诱发的知识外溢和共享劳动力市场效应促进了技术进步 ；二是技术进步有利于产业集聚。波特（2000）从竞争战略的角度理论阐释了产业集聚对技术进步的影响，研究认为集聚区内企业间的合作与竞争能使企业获得技术研发的成本优势，关联组织与企业间的相互作用促进了技术创新；二是技术进步有利于产业集聚。Marshall（1961）在研究产业集聚的成因时发现，获取外溢的技术及知识是企业向特定区域集中的一个重要原因；Josep等人（2008）对集群内企业间的联系进行研究后指出，技术进步使得集群组织网络更加紧密，进而进一步促进产业集聚。
从我国的实际看，随着东南沿海地区制造业、尤其是装备制造业的迅速崛起和集聚式发展，产业集聚与技术进步的关系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相关研究已经出现，代表性研究主要有：张宇等（2008）在对长三角地区的FDI与产业集聚的关系进行考察时发现，产业集聚与行业技术水平之间存在明显正相关关系；梁琦等（2005）对长三角制造业集聚的研究发现，高集聚产业的技术进步明显快于低集聚产业；苏李等（2010）对中国28个制造业细分行业的地理集聚以及技术进步进行研究后发现，产业集聚是制造业技术进步的重要源泉。叶建亮（2001）研究发现，产业集聚改变了集聚组织内企业的生产函数，诱发了企业技术进步。
国内的现有研究多是在研究产业集聚的经济效应时涉及了技术进步问题，且研究的重点在于产业集聚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对于技术进步对产业集聚的反向作用还未见研究。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理论和波特产业集聚的“钻石”理论认为，产业集聚与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产业集聚作用于技术进步的问题，技术进步对产业集聚的形成与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鉴于此，本文拟利用两位数水平的中国装备制造业行业，对这一双向关系进行实证考察。厘清这一关系不仅有助于拓展产业集聚的成因，而且还能为通过技术研发战略促进装备制造业集聚的发展与集聚升级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
研究方法与相关说明
（一）研究方法
考察产业集聚（以EG表示）与技术进步（以TC表示）互动关系的基本方法就是格兰杰因果检验。但因传统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数据量要求较大，本文借助面板误差修正模型对该检验进行扩展，以突破大样本要求的限制，同时也使得结果更加科学可信。利用面板误差修正模型进行因果关系检验的研究在国外已经出现，但国内的研究还比较少见，其具体过程包括四个方面：面板数据的平稳性检验、面板数据的协整检验、建立面板误差修正模型和因果检验。
1.面板数据的平稳性检验。变量的平稳性检验是规避计量模型“伪回归”问题的重要手段。数据平稳性检验包括两类：一是各截面序列的相同单位根检验，主要检验方法有 LLC检验、Breitung检验、Hadri检验；二是允许参数跨截面变化的各截面序列的不同单位根检验，主要检验方法有Im-Pesaran-Skin检验、Fisher-ADF检验、Fisher-PP检验。
2.面板数据的协整检验。协整反映了非平稳的单整序列数据之间的长期稳定关系。面板数据的协整检验方法很多，但使用最广泛的还是Pedroni检验，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组内检验，主要有Panel v检验、Panel ρ检验、Panel pp检验和Panel ADF检验；二是组间检验，主要有Group ρ检验、Group pp检验和Group ADF检验。
3.建立面板数据的误差修正模型。在对产业集聚与技术进步的协整关系进行检验后，需对两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进一步探讨，为此建立面板误差修正模型，其模型的设定形式见式（1）和式（2）：
（1）
（2）
式中：TCi，t为t时期i产业技术进步项的一阶差分项，EGi，t为i产业t时期的产业集聚项的一阶差分项，εi，t-1为技术进步TC项与产业集聚EG项的回归残差项，TCi，t-k、EGi，t-k为滞后k期的一阶差分项，、η分别为常数项和残差；λ为调整系数，反映当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将非均衡拉回均衡状态的调整力度。
4.因果检验。产业的地理集聚是否是技术进步的原因检验包括两类：一是短期因果关系检验，即根据式（1），对=0进行Wald统计检验。如果检验结果在置信水平下显著，则短期内产业集聚促进了技术进步，即产业集聚是技术进步的短期原因，反之则反是；二是长期因果关系检验，即对+λ1=0进行Wald统计检验。如果检验结果在置信水平下显著，则表明长期内产业集聚有利于技术进步，即产业集聚是产业技术进步的长期原因，反之则不是（J.M.伍德里奇，2003）。
同理，依据同样的方法对技术进步是否为产业集聚的原因进行检验。
（二）装备制造业界定、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1.装备制造业范围与统计口径调整。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02》，装备制造业包括7个两位码子行业，即金属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但因2003年以前工业统计标准采用的是《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1994》，上述7个行业的统计口径在新旧标准下有所不同。其中，新标准下的通用设备制造业和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在旧标准下为普通机械制造业和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经仔细核对，不同标准下这两个行业的统计口径有所变化。对于这一变化，本文按照“国研网统计数据库—工业统计数据库”所提供的三位码子行业统计数据对1998-2002年的数据进行调整。
2.变量说明。一是产业集聚。衡量产业集聚的指标很多，传统的指标主要有行业集中度、赫芬达尔指数、熵指数和哈莱一克依指数。随着新经济地理理论的出现，这些指标的缺陷越来越明显，从新地理角度对产业集聚进行测度的方法相继出现，如空间基尼系数、空间集聚指数、产业自我集中度指数等。考虑到数据可得性，本文采用目前国内外广为使用的空间集聚指数来测度装备制造业的集聚程度，其计算方法如式（3）所示。式中：Sijt为t年j地区i产业的就业人数占全国该产业就业人数的比，Xjt为t年j地区所有制造业就业人数占全国制造业总就业人数的比，Zijt为t年k地区i产业的销售收入占全国该产业销售收入的比，n为全国地区，EGit为t年i产业的空间集聚指数。
（3）
二是技术进步。衡量技术进步指标最具有代表性的是Hausman等（2007）、Traistaru等（2003）提出的技术密集度指数。国内学者樊纲等（2006）、姚洋等（2008）以此指标为基础，对中国制造业及出口品的技术含量进行了研究。其计算方法如式（4）所示，式中j、i、t分别表示地区、产业和时间，Vijt、Lijt分别表示t年j地区i产业的增加值和就业比重，N、M分别表示地区数和产业数。
（4）
3.数据来源。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1998-2009）、《中国统计年鉴》（1998-2009年）和国研网“工业统计数据库”。
结果与分析
（一）平稳性检验
依据上述方法，本文采用LLC检验、IPS检验、F-ADF检验和F-PP检验四种方法对技术密集度指数、空间集聚指数及其一阶差分进行面板数据的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由结果发现：技术密集度指数的四个检验值均不显著，空间集聚指数的检验结果也有三个指标不显著。据此，可以判断两个变量都是非平稳变量。进一步对两个变量的一阶差分值进行检验，发现结果均在10%置信水平下拒绝了原假设，即各变量的一阶差分序列为平稳序列。由此，可以认定这两个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变量。
（二）协整检验
借助Pedroni检验方法对面板数据进行协整检验，以检验两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联系。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由结果可见，检验结果中有5个指标分别在1%和在10%的置信水平下拒绝了原假设，仅有一个接受原假设。由此，可以判断空间集聚指数与技术密集度指数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三）误差修正模型
表3的协整检验结果表明，空间集聚指数与技术密集度指数之间存在长期关系。进一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得到的结果如表3所示。结果显示：模型1中εt-1系数为-1.1480且显著，表明当技术密集度变化偏离均衡时将以1.1480的速度向均衡量调整；模型2中εt-1系数为-0.0215且不显著，表明当空间集聚指数偏离均衡时将有以0.0215的速度向均衡调整的可能。
（四）因果检验
基于误差修正模型，本文得到了空间集聚指数与技术密集度指数之间的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模型1的检验结果显示，空间集聚指数在10%置信水平下显著且为正，说明产业集聚是技术进步的短期原因；空间集聚指数与残差项εt-1的联合检验结果在10%置信水平下显著，表明产业集聚是技术进步的长期原因。模型2的检验结果表明，技术密集度指数在10%置信水平下显著且为正，说明技术进步是产业集聚的短期原因。技术密集度指数与残差项εt-1的联合检验结果不显著，表明长期内技术进步与产业集聚之间无必然的因果关系。
综上结果发现，产业集聚与其技术进步之间存在明显的互动或双向关系，即装备制造业集聚推动了其技术进步，技术进步也是促进装备制造业集聚形成与发展的原因。那么，其背后的原因又何在呢？
就前者看，其原因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竞争效应。产业集聚的典型特征就是企业的群居。大量群居一地必然导致激烈的竞争，这将迫使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以获取竞争优势和生存空间。不仅如此，随着产业集聚的进一步发展，企业之间竞争会诱发它们在研发投入上的“彩车效应”（Band-wagon effect）（多纳德等，2001），进而加速技术进步。另外，群居企业之间的共生关系为创新活动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氛围，激励了企业间的联合研发，降低了创新活动的“学习成本”及创新风险，提高了创新效率，而高级要素的集聚和知识及信息的流动则为创新提供了原动力（蒋满元，2006）；二是技术和知识外溢效应。大量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表明，技术和知识外溢是产业集聚一大经济效应。伴随着产业集聚的发展，以员工流动为载体的技术和知识外溢加快，这必然会推动技术进步（Michael et al.，2004）。同时，伴随产业集聚的发展，共享的劳动力市场也日益发展，大批技术人员集中于此，降低了企业的人才搜寻成本，企业可以较为容易得到所需的技术与研发人员（Mariano et al.，2005）。
就后者看，主要原因同样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合作效应。从实践看，新技术及技术进步的主体多为经营绩效好、规模大的企业或某一产业中的核心企业。这些企业因技术进步获得了在产业竞争中的领先地位，从而吸引上下游的企业与之进行纵向和横向合作，围绕核心企业的集聚因此会得到快速发展。不仅如此，核心技术企业的集聚还会吸引专业化的投入品和服务向该地区集中，关联产业的集聚效应因此显现；二是技术与知识外溢的引力效应。新技术的应用过程同时也就是该技术及与此技术相关的知识外溢的过程。为了获取该新技术和与此技术相关的知识，这些同类竞争企业会主动技术领先企业所在区域转移，进而使得集聚规模不断扩大。不过从长期看，作为一种产业组织的特殊形式，决定产业集聚形成与发展的关键因素仍然是成本、规模经济、政府行为等，技术因素仅仅是推进产业集聚形成与发展的一个短期因素，起着催化剂的作用。
结论及政策含义
本文基于1999-2008年中国装备制造业的统计数据和拓展的格兰杰因果检验法，对产业集聚与技术进步的关系进行考察，结果表明：产业集聚与技术进步之间存在双向关系；产业集聚不仅是推动产业技术进步的短期原因，也是长期技术进步的源泉，但技术进步则仅仅在短期内促进了产业集聚。
上述结论具有较强的政策含义：一是鉴于产业集聚对装备制造业技术进步的显著影响，政府应通过财政、税收、硬件设施条件改善等相关政策措施积极推动装备制造业集聚，以促进中国装备制造业的技术进步。同时，要积极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创新集聚环境，以利于技术扩散和知识溢出，为整体技术水平的提高创造条件；二是由于技术进步是产业集聚形成与发展的短期因素，因而对那些试图通过集聚促进装备制造业发展的地区来说，政府要积极搭建技术平台，为企业的技术引进和研发创新创造良好的环境，充分发挥技术因素在集聚发展中的催化剂功能。但考虑到技术因素仅仅是促进产业集聚一个短期因素，所以政府应将产业集聚政策重点放在那些有助于产业集聚持续发展的财税政策、基础设施、创新平台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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