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中医学；辨证论治；唯物主义
中国医药学有数千年的历史，其基本理论形成于秦汉时期，是历代中国人与疾病斗争的实践经验的总结，为保障人们的身体健康和中华民族的繁衍做出了难以磨灭的功绩。但随着西方医学的涌入，中医本来的诊治疾病病种及就诊人群逐渐被“蚕食”，中医原有的垄断地位已不复存在，那么中医学如何应对目前既成事实的局面？中医学和其他科学门类一样，都存在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但从中医学现在所处的境遇分析，发展要重于继承，在发展中求生存，本文试图从中医学亟待发展的几个领域谈谈笔者的一点点薄见，以飧同仁。
1中医学基本理论发展的亟待性
中医学基本理论的形成基石是《黄帝内经》，其总结了秦汉以前的医疗成就和医疗经验，是目前现存最早的中医学典籍，尽管距今历时近两千年，其基本理论对当今中医学的发展仍旧起重要的指导和导向作用，其吸纳了当时中国自然科学、哲学、天文、地理、历法、气象等多方面科学成就，渐渐形成了以“五脏”为中心，以气血为物质基础，以经络沟通内外，配以六腑、形体诸窍，以脏腑经络的生理病理为基础，辅以“天人相应”，“自身统一”的辨证法思想，来阐明人体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同时突兀“辨证论治”为特色的诊疗体系，其理论博大精深，堪为当时的医学奇迹。后世中医学临床实践证明，《黄帝内经》及以此为基础的一系列中医理论体系无疑是正确的、科学的，就当时科学技术发展水平来讲具有一定的超前意义，其间活人无数，为中华民族的繁衍做出了难以磨灭的功绩。
但中医学由于受到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辨证法的深刻影响，以“阴阳学说”来概括世界上万事万物（包括人体）矛盾双方的对立，以“五行学说”来阐明世界的本原和相互关系，进而拓展到人体的“五脏”“六腑”“五官”、形体、情志等的关系，因而在思维逻辑上难以摆脱表面性、直观性、机械性和猜测性，并且对人体错综复杂的生理病理变化的看法过于简单化和随意化，同时理论又抽象、晦涩，令人难以理解和接受。如由于肺位最高，故称“华盖之脏”，那么就有了“伤于风者，上先受之”的“肺为首当其冲”之说；又因肺叶娇嫩，不耐寒热，故易被外邪侵袭，故肺又为“娇脏”，至于肺叶何以“娇嫩”的更深层次原因则无以说明。再者，如果对只有大脑才有情志活动这个常识不曾持否定意见的话，那么肝、心、脾、肺、肾的在志归属分别为怒、喜、思、悲、恐的观点，就不能不让当代之人费解不已。中医学对很多组织、器官的定位也是功能上或概念性上，如“三焦”是上焦、中焦、下焦的合称，为六腑之一，对于它的位置张介宾在《类经·藏象类》中是这样定义的：“脏腑之外，躯体之内，包罗诸脏，一腔之大府也”，这种定义未免有些牵强。又如，最具中医学特色的经络理论，它是人体运行全身气血，联络脏腑肢节，沟通上下内外的通路，但其解剖位置、物质实体至今无从定论，尽管可以用目前科技水平尚达不到定位其存在的水平为藉口，但也可以从另一角度表明中医学抽象性、玄妙性、模糊性、表象性、猜测性之所在。
中医学基本理论的形成发展都是建立在《黄帝内经》的基础之上，从那时至明清时期近两千年的历史中，应该承认中医学理论一直在逐渐发展和完善，其间著名医者层出不穷，医学典籍可谓是汗牛充栋，但从本质上讲中医学基本理论仍未从根本上突破《内经》范畴。真理是绝对的，但也是相对的、发展的，世界上没有终极的理论，中医学亦然。毕竟《黄帝内经》诞生于特定的历史时代，具有浓厚的朴素唯物主义辨证法色彩，那么时至21世纪的今天应该对中医基本理论的继承采取“扬弃”的态度，只有如此中医学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发展。
2中医诊断手段的局限性
中医学诊断疾病的手段基本是“望、闻、问、切”，简称“四诊”，就是通过医生的感觉系统来察知就诊者的正常和异常表现，收集病情资料，通过医生的理论知识和经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等中医学辨证思维的运用，获取疾病的病因、病位、性质以及邪正之间的关系等材料，力求透过现象来抓住本质，给出正确诊断，其诊断疾病的重要理论支撑就是“司外揣内”“见微知著”“知常衡变”。“司外揣内”就是通过审察患者外部的表现来推测机体内在的病变，此与现行的控制论、信息论、“黑箱”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见微知著”近似于生物全息理论；“知常衡变”也是现代哲学认识事物及现代医学诊断鉴别疾病常用方法。同时，中医学在疾病诊断过程中重视整体审察，避免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限性，收集病情资料强调望、闻、问、切四诊合参，重视诸多外在表现在反应疾病内在本质的作用和地位，综合权衡，防止以面盖全；疾病诊断力求“病症结合”，既注重疾病在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变化，又不忽视疾病发展变化的全过程特点和规律。因此，中医学在病情资料的采集及诊断思维过程都具有自身独特的理论体系，在临床实践过程中具有掌握病情资料的客观性（依赖患者的客观表现）、思维逻辑的合理性、诊断结果的正确性等等积极因素，这正是中医学历经两千余年一直被视为人类健康保护神的有力保证。
尽管中医诊与断的科学性毋容质疑，但其局限性也随着西方医学的涌入而日益凸显。首先中医诊断学诊断手段的落后性。中医学自其诞生之日至今的漫长岁月里，诊断手段几乎无任何革命性变化，即望、闻、问、切。在科学发展仍处于落后、萌芽时期的古代，用望、闻、问、切尚可理解，且在当时应该说尚具有一定的先进性。但随着科学的发展，尤其在科学已日新月异的今天，中医病情资料的采集手段还墨守陈规、对现在科学技术发展仍无动于衷，仿佛是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能与科学同步，势必被科学所淘汰；可作对比的现在医学主流――西医，在其发展之初，医生耳朵贴近患者皮肤来了解患者体内的声音的变化，接着改良为听筒、听诊器，乃至发展为X线透视、CT、核磁共振等技术的应用，可见西医的诊断技术紧紧跟随科学技术发展的步伐，采用一切能利用的技术手段来延伸医生的“眼睛”、“耳朵”，因而西医随着科学技术的革新而革新。直至目前，西医诊疗手段与其产生发展之初已不可同日而语了。相比之下的中医，仿佛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充耳不闻”，我行我素，自保一方“净土”，因此其诊断手段自其始至今无突破性进展，那么其相对于西医的落后就不足为怪了。
此外，中医以“四诊”为主要手段的“诊”法，以中医辨证思维为逻辑方式的“断”法具有浓厚的主观主义色彩。中医诊断学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石就是“有诸内者，必形诸外”，表明中医诊断的方法就是捕捉疾病的外在临床表现而揣摩机体内部病变的本质。“望、闻、问、切”四种诊法其实质就是通过医生的感官系统去体会疾病的外在表现，那么感觉器官对疾病外在表现的感受往往因人而异，医生的心态、临床经验、身体健康状况、感觉的偏差、环境变化等等不确定的因素均可影响，因此在这么多的不确定因素下采集的病情资料很难确保是基于客观、疾病本质的检查所得。而且，中医学的“断”就是在中医逻辑思维的指导下的“辨证”，寓于其中的主导因素仍难以摆脱主观因素的羁绊，也就是说中医学整个诊断过程过多地依赖人的主观思维活动，而客观因素的制约度很少，其结果势必导致主观臆断的可能性增加。
给疾病诊断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做到反映疾病本质，以便有针对性地制定治疗方案，但中医学对疾病的诊断往往也过于表面化、肤浅化。因为其诊断的病名基本是疾病某个临床症状或病位，如水肿、内伤发热、癃闭、眩晕、黄疸、泄泻、不寐、肺痈、心悸、腹痛、胃痛、头痛等等，故此这些诊断很难反映疾病的本质，因而对制定治疗方案没有太大的指导意义，因此中医学就有“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的理念。值得思索的是如果同一个疾病可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案，或不同的疾病可采用同一治疗方案，那么这样的诊断还有多大的价值？
3中医治疗措施的保守性
中医学的治疗方案的制定是建立在辨证基础之上，其治法涵盖“汗、吐、下、和、温、清、消、补”八种方法，而且此八法相辅相成，相互制约，相互为用。对于具体方药讲究“君、臣、佐、使”，既可针对主证进行治疗，同时又兼顾次要表现或兼证，并且在同一方剂中可以运用药性完全相反的药物，达到“佐制”作用，这是西医治疗难以想象的，正是这些方面的优势，使得中医药有时产生不可思议的疗效，治愈了许多西医界颇感棘手的疾病，这也是中医药具有顽强生命力的重要佐证。而且，中医药还有一个重大优势就是中药（除少数外）基本都是天然药物，副作用少，这也是中医药为许多患者青睐的重要原因。
中药不是一点毒性都没有，这个观点慢慢为医患双方所共识，但比起化学药物，其毒副作用相对要小得多（少数剧毒中药除外），因而中药比西药要更安全，除了中医药可靠的疗效外，正是由于这方面的优势，中医药是许多患者就诊的重要选择。但中药汤剂入口太苦，使许多患者望而却步，尤其是年轻患者，虽然中药剂型还包括片剂、针剂等等，可目前中药主要给药途径仍就是汤剂，这也是中医药就诊人群逐渐缩小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中药方剂剂型改革是目前研究的热点。市场上能购得的中药丸剂、片剂、膏剂、散剂、丹剂、针剂等也不少，但仍没有形成中药给药的主流，而且质量也良莠不齐，很多没有统一的质量标准；另一方面能打入国际市场的中药丸、片、针剂更是凤毛麟角，严重影响中医药行业的国际化进程。
众所周知，与西医比较中医药在治疗急性疾病方面明显处于劣势地位，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中药可选择针剂太少，因为水针剂在体内作用时间要比口服药要快，口服药通过胃肠道的吸收、肝脏首过作用，达到血液循环至少需要20min的时间，而且中药的煎煮又要耗费一定的时间，而急性疾病患者的治疗往往是争分夺秒，20min或更多时间的耗费往往为病情不能容许；另一方面，中药方剂所含成分复杂，因而作用效果较为广泛，所以又被称为中药的“散弹效应”，但“散弹效应”带来负面代价就是疾病治疗的针对性不强，中医药理论中本来就有“力专则效洪”的说法，作用面广泛就无异于“无的放矢”了。因此，如何提高中药方剂作用“靶点”的准确性和缩短单次用药的起效时间，是中医药治疗方面突破的重要指针。
4中医人要迫切加强创新思维
纵观中医药两千来的发展历程，中医药一直没有摆脱《内经》的思维模式。事物的发展总是从量变到质变、螺旋式上升的过程，现代科学知识更是以加速度的形势发展，人们形容为“知识爆炸时代”的来临。而中医药的发展似乎永远处于“量变”之中，而且这种量变的步伐过于缓慢，其根本原因就是中医人思想观念的保守性、封闭性、排他性。
中医药的发展不能回避的问题就是如何摆正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没有继承的创新中医学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最终导致中医的灭亡；但没有创新的继承中医学就会固步自封、泥古复古，知识渐老，最后为时代所淘汰，渐渐消亡。因此，中医学的发展之路在于继承和创新双管齐下，缺一不可，但从目前中医的发展来看，是创新不足，继承有余。其实中医学自古就有厚古薄今的传统，太注重经典及考证，如《内经》《伤寒论》等的注者达数百家，考身世、考故里、考学术渊源、考流派、考字句文法等等。汉代医学宗师张仲景有一句名言：“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至今为许多中医人视为座右铭，因而绝大多数历代中医人对于“古训”，敬若天命而不敢轻易“篡改”，现在依然。目前，在中医论文或理论探讨文章中，动辄“《内经》云……”或“仲景云……”等，从古代医家古籍中寻章择句，断章取义，寻求理论依据，仿佛《内经》就是终极真理，与《内经》不同“政见者”，就值得怀疑或否定。“中医治病往后看，查查古人怎么办；西医治病向前看，看看有何新进展”［1］，这句话是目前中西医思维最大不同之处，也是西医逐渐“蚕食”中医就诊人群和治疗病种的重要原因。
现在又有人倡议加强中医学人文因素的研究。诚然，中医学的起源和发展与中国文化是密不可分的，中医学是在悠悠数千年中国文化的土壤中孕育起来的，具有明显的中国文化特色，因此研究中医学的人文因素对于揭示中医学的发展规律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但是，如果把中医学归属于自然科学范畴无异议的话，那么其发展就应该遵从自然科学的发展规律。单从中医学文化层面去咀嚼、挖掘，很难想象能揣摩出什么中医学的“突破”来；另一方面，中医人文因素的研究不是什么新课题、新思路，自古有之，从某个角度说中医学发展史就是中国文化发展史，多少年来不是研究太少了，而是研究的够透彻、够详尽了，还能研究出什么“新大陆”？
以上是笔者对中医发展存在问题的一点点拙见，但不意味着否定中医，中医有中医的优势，西医有西医的局限性，提出中医的不足，目的是希望中医能更好更快地发展。总之，世界上没有终极的理论，无论中医还是西医，只有不断的创新、发展，才能渐近完善，西医亦然，中医亦然。
在20世纪末，随着社会的发展，全球疾病谱的变化，WHO提出卫生服务要求，使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将生活质量与健康水平提高到一个新阶段，为维护人类健康需要，社会健康保障体系亟待建立一种良性运行机制，社区卫生服务发展尤为重要，因此中医全科医学发展应运而生。结合实际，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与有关部委，适时制订了有关中医全科医学发展的纲要性、指导性文件：《国务院关于建立全科医生制度的指导意见》，要求到2020年，在我国初步建立起充滿生机和活力的全科医生制度，基本形成统一規范的全科医生培养模式和“首诊在基层”的服务模式，全科医生与城乡居民基本建立比较稳定的服务关系，基本实現城乡每万名居民有2~3名合格的全科医生，全科医生服务水平全面提高，基本适应人民群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及《云南省以全科医生为重点的基层医疗卫生队伍建设规划》（云发改社会【2010】1871号）等文件精神。随之，组织相关专家开拓性地推出了相对完整的中医全科医学临床培训试用教材，对中医全科医学的人才教育、临床的发展具有填补空白的里程碑意义，其功巨焉!转眼，跨入21世纪已15年了，中医全科医学的发展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尤其是中医全科医学教育思路、人才培养仍不容乐观，亟待修正。详细研读上世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与相关部委制订的有关中医全科医学临床人才培训纲要性文件，考察相关的培训教材，不难发现：20世纪末，中医医学全科人才培训教育思路是普及最初级中医临床基本技能（如望闻问切、推拿、刮痧等），适当补充现代医学科技与社区卫生紧密结合又十分必须的实用技术（如心理咨询等），以适应刚刚成立的诸多社区卫生中心的业务需要，以及诸多转岗的初级卫生技术人员的需要。同时，在此后开展的中医全科医学临床硕士研究生教育思路也是围绕这一教育思路开展，存在对全科医学硕士专业学生的培养缺乏经验，且方向不明朗，培养方案存在制定重点把握不好，水平不高，对学生在校期间、就业等前瞻性不足。尤其是课程设置（除了硕士公共课以外，要求重点在中医内科常见病、多发病及中医妇、儿、外科的多发病了解），显然，这就是一个中医住院医师的强化培养。经过近几十年的发展，我们不难看到，这个教育思路与现在中医全科医学的临床及人才培训已不再吻合。中医全科医学学科发展也不再是20世纪末叶的最初阶段了，随之，中医全科医学临床预防和健康教育思路也亟待与时俱进，进行调研、论证、修改、提高、完善！
2中医全科医学学科亟待定位
中医全科医学应运而生，是因为二十世纪末，全面大力发展起来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全方位服务。相关人才培训教育思路是根据少量的中医和大量的非中医专业出身的卫生技术人员转岗的现实而确定的；故而，相关的培训教材就着重于最基础的中医临床适宜技术的强化培训；随之而确定的中医全科医学专业临床硕士研究生教育也是在此大格局下开展起来的。尽管在现在看来，这些相关决策和措施与眼下中医全科医学的发展状况不大吻合，但是，这是适应中医全科医学最初级发展阶段的、合适的、正确的决策和措施，毋庸置疑！然而，为什么这些决策和措施与当今中医全科医学发展不大吻合呢？或者说，为什么这些决策和措施没有得到及时修正或修订呢？我们认为其关键的因素是因为大家对中医全科医学学科发展亟待重新定位，因为没有对中医全科医学学科进行定位。那么，这个中医特殊的分支学科，就没有发展方向，就没有自己人才队伍培养的特定目标。换句话讲，这个特殊的分支学科，尚未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分支学科，其独具特色的学科特点尚未形成。显然，大家都是在摸索中艰难前行，中医全科医学的发展正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初级阶段！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一门分支学科，或者是一门专业，必须有自己区别于其他学科或专业的特色，有自己学科发展的方向和目标，有自己独特的人才队伍、与之相关的独特的教育体系，如独自的教学方法、教材，理论体系、管理体系，网络平台……。这些诸多因素的确定或明确化的前提，必须是这一分支学科的定位。也就是说这一学科的理论体系必须要尽快相对完善，如果仅仅是根据临床需要，调整措施而进行的经验总结，那么，根本就上升不到理论层面，也根本形成不了学科。因此，对中医全科医学的学科理论层面亟待进入全面并且深入的研究。否则，中医全科医学发展的思路仍将停在上世纪末叶，显得有点僵化；培训教材仍是20世纪90年代的，显得有点老化；临床硕士生培养仍在摸索、试探，显得有点幼化；而整个中医全科医学理论研究仍在上世纪末叶，显得有点忒初级化。
3中医全科医学是中医临床最高端的综合性专科
据我们所知，在当今我国医疗卫生体系及我国教育学科体系中，中医药学科是医学学科的子学科。而临床上，中医科、中医医院都是专科性质的，即使三甲中医医院，在综合评级评价中也仅仅是专科性质的三甲医院。这就是党和政府十分重视中医药学发展，而中医药发展与西医发展之比较又如此相对困难之学科原因。换句话讲，我们中医药学原来就是不分科，本来就是全科医学或者是综合医学。而现在残酷的现实：我们中医药学是专科，这样，当今又提出中医全科医学的学科定位就显得多么不严肃而多少有点滑稽的味道，中医全科医学遇上了极大的挑战和机遇。然而，现实是，愈来愈发展的大量的社区卫生机构又急需全面的、多面手的中医科技实用型人才，而推而广之，大量的高端的综合医院的发展，也同样急需全面的、多面手的高端的中医药学科的实用型科技人才。因此，我们认为，中医全科医学应该是中医临床最高端的综合性专科。对于中医全科医学这一最高端的综合性专科，即便是初级或低级阶段，也同样要求是综合性医学人才，而并非是一般的专科或单纯病种专科，如儿科、心血管科等。显然，与之相应的教育学科、教材或培训教材、教学方法都应该随之而有变。鉴于此，我们认为，中医全科医学的初级人才培养，应该是本硕连读的不分科的中医临床研究生，而并非中医临床专业的本科生。中医本科生再考中医临床研究生，大多是分科的专业较强的专科人才的培养，而非中医全科医学人才的培养。换言之，具有不分科中医本硕连读的中医临床硕士研究生，才是比较对口基层社区卫生机构中医综合科这一专科即中医全科医学的全面的、多面手的、实用型中医药人才。如果是中医本科后再考中医全科医学硕士临床研究生，要有2年的中医师临床实践，才能进入中医全科医学硕士研究生的学习。推而广之，大型综合型医院的“中医科”，有的叫“中西医结合科”，这样的最高端的综合性中医专科非中医不分科的硕博连读的高端中医多面手、全面的实用人才不能胜任工作。
设想一下，一个中医本科生，考了中医肝病临床硕士研究生，又读了肝病博士生，然后，到三甲医院中医科，每天遇到的是多专科多病种的诊疗现实，他该是多么多么痛苦！这就是中医全科医学的现实！因此，提示我们：中医全科医学作为中医学科分支，或作为临床的专科科室，与一般的专科是有着其独特之处和高端全面系统特性的，是很值得深入研究的。然而，中医临床本科生是否就是中医全科医学之专科人才呢？我们并不这样认为。大家都知道中医院校的本科生有2个中专生之戏称，即一个西医临床中专生，一个中医临床中专生。显然，对于仅是一个西医中专生兼中医中专生水平的医生来讲，面对日益重视健康、对健康服务水平要求日益提高的广大社区卫生机构的服务群体，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一群体主要集中于老年病和慢性病康复人群，还有急性病、危急重病、社区的急救处理、院前处理或首诊处置，这些远非中医本科生能力所能及。这样的基本情况，我们认为，应该是一个长期有临床一线工作的副主任医师才能达到的基本水平，并且，不应该是专病分科的专科医师。这就再次提示我们，中医全科医学的高端性和综合性，并非一般的专病专科专业。从中医全科医学的临床现实及人才需求，可以基本确定人才培养培训的基本目标。
随着21世纪人类卫生事业的迅速发展，“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逐步建立，“加快发展全科医学，培养全科医师”已成为我国今后若干年内卫生改革的重要内容。全科医学是“最经济、最适宜”的医疗服务模式，是适应我国卫生事业发展需要、满足群众对医疗卫生服务需求的最理想的医疗服务形式。中医学的理论体系与全科医学的理论基础基本是一致的，都是以整体医学为主线。中医“治未病”及“简、便、验、廉”的特点，社区居民更容易接受，更符合集预防、治疗、康复为一体的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创立具有中医特色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是农村、社区卫生服务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高等中医药院校培养中西医结合全科医学人才具有突出的优势。高等中医药院校如何培养出高素质、适应社区卫生服务需要的全科医师，关键在于如何制定科学的培养方案，确定培养目标，合理设置专业课程体系及实践教学，这样相应的教学大纲确定、教材的编写、课程的设置，就不再成为问题了。值得说明的是，现在有些中医院校的本硕连读的课程设置并非是针对中医全科医学人才的培养而设。因为，不少是侧重了外语教学，也有是侧重了西医教学，其中，大多是取消中医经典的临床教学，这都不是在培养中医全科医学人才。因为我们认为，中医经典临床教学才是中医全科医学人才培养的核心课程。在此，对于中医全科医学的学科发展定位，从不同侧面给予简单的描述或提示，远没有上升到理论层面，只是希望我国中医界能立足世界中医界、卫生界的现实，对中医全科医学有一些认知。
4中医全科医学的发展是系统工程
中医学中蕴含丰富“全科”思想，集中体现在大医精诚的医德观、天人合参的整体观、阴平阳秘的健康观、内外相因的疾病观、辨证论治的诊疗观、未病先防的预防观、形神并调的养生观、针药并用的医技观等，这些观念涵盖了现代全科医学在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下突出“以人为中心”的医学观。当今中医学的发展，需要传承更需要创新，文章旨在通过对中医学中全科医学观的探源，理清中医学之"全科"与现代全科医学之“全科”的联系与区别，为探索构建有中国特色的中医全科医学奠定理论基础。中医全科医学作为中医药学科的一个独特学科分支，或独特中医专科，其学科发展或临床科室建设是牵涉到多部门多方面长时间的复杂工作，远非单一科室单一人员一天半天能完成的。因此，中医全科医学的发展是系统工程。中医全科医学作为临床综合性专科，牵涉到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方方面面，与卫生、医药、中医药系统关系紧密。中医全科医学作为中医教育学科的一个分支学科，课程设置，教材编写，事无巨细。这就需要教育部门各中医全科医学教学专家牵头，由中医全科医学临床专家（切记：非专病专科中医临床专家）重点参与的专家队伍共同努力，才能确定正确的教学大纲，编写合适的教材。而在人才培养和使用方面，离不开人事、劳动等各方面的政策，如建议中医临床专科博士，进行2~3年的中医全科医学博士后的研究与学习（训练），以成为一个以专病为专长的中医全科医学高端合格人才。中医全科医学人才在社区卫生机构，在综合医院中医科或中西医结合科的待遇及配置，都需要相应的政策配套，如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人事教育司开展的世中联（北京）远程教育科技发展中心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研修项目，实际上就是在培养中医高端的全科医学人才。此项目已开展三批，近10年了，培养近千人，旁听课者近3千余人。这些人才都是主任医师，大多临床已近30年，已具有丰富的临床一线经验，分内、外、妇、儿、针灸、推拿、口腔多科，而现在培训的重点是中医经典临床应用，并不分内外妇儿各科，要求每人至少要拜名师3人，并且本省1人，外省2人，这就要求临床上更要多看多练，对于各自专科，要求到国家重点专科学习。我们认为，这是专科特长的中医全科医学高端人才培养途径之一。
[关键词]医学美学演进过程思想内涵发展展望
医学美是医务工作者维护与塑造人体美的创造性实践的产物，是医务工作者在维护人的生命力的实践活动中体现出来的一种和谐的信息，是医务工作者医学道德美、学术理论美、专业技能与技巧美、服务行为美、医学环境美以及它所维护、修复、塑造和强化了的富有形体美和生命活力美感的医学人体美。恩格斯指出，科学的发生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无论医学还是美学，其发生和发展都离不开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作为这两者的结合，医学美学也是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逐渐形成和发展的。医学美学思想的发展源远流长，探寻其来龙去脉和科学内涵，对于认识美、维护美、创造美意义重大。
一、中国医学美学思想的发展历程
1.中医美学思想的发端（远古——春秋）
数百万年前，人类祖先经历了漫长的原始群体生活。随着物质生产活动的开展，出现了卫生保健和爱美倾向的萌芽。人类通过了解自身疾病的知识的积累和扩大利用自然物治疗，回归健康。通过实践的探索，产生了医学美的萌芽。
2.中医美学思想的初创（春秋——三国）
人们对疾病和卫生工作有了新的了解，建立了医事制度。一批医学家撰写了《黄帝内经》，形成为中医早期美学思想的基础。南阳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为我国辨证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医学审美的坚实基础。外科专家华佗，创造了“五禽之戏”的医疗体操，开创了我国保健体操之先例。
3.中医美学思想的丰富（晋——元）
西晋短期统一以后，经南北朝的分裂局面，至隋代又复归于统一，到了唐代呈现出经济文化的空前繁荣，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极盛时期，中医美学思想随之出现向纵深发展的趋势。在医学理论、临证医学、药物学、方剂学等方面，都体现了医学美的要求和医学审美思想。
隋唐时期，随着生产的恢复和发展，科学文化的进步，医学获得了迅速发展，医学著作大量出版，临证医学、预防医学出现了新的成就，扩大了医学美学思想的范畴。
宋朝的全盛时期，由于医学教育的发展、教育方法向真实性方面不断改进。医学绘图在求真、求美方面要求更高。
宋、金、元时代的中医学美学思想很活跃。人们常以刘、李、张、朱四家为代表。刘河间在阐发了《素问•至真要大论》病机十九条时，大量地观察了人们在生活环境中不协调而出现的疾病作为火热证的辩证论治依据，充分发扬“亢害承制”的理论，在临床上具有一定的控制疾病转化的意义。李东垣强调要避免疾病的发生则应从增强胃肠机能着手，必须增加营养，加强人体对疾病的抵抗能力，著成《脾胃论》。张子和在治法上独树一帜，善用汗、吐、下三法，根据不同发病原因和疾病发生的不同部位进行辨证施治。朱丹溪以“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立论，提倡“收心养心”调养神明。除四大家外，养生学家丘处机，营养学家忽思慧，骨科专家危亦林，外科学家齐德之，治痨专家葛可久等，都以各自特长著称于世，并丰富了中医美学思想。
4.中医美学思想的发展（明——清）
明、清中医美学思想表现了曲线发展或持续过程。许多医家在人与自然的协调中，追求整体美，内在与外在的统一，维护了人体阴阳的平衡。由于温病的流行，温病学派兴起。叶天士系统地提出了温病的卫气营血辨证，吴鞠通又提出三焦辨证，从而丰富和发展了中医在防治疾病中的辨证美。
二、西方医学美学思想的演进过程
公元前五世纪左右的古代希腊是欧洲医学史上值得骄傲的时期，百家争鸣的学术风气，使医学纳入了理性的轨道。医学美学思想以古希腊、罗马医学和美学为基础，随着自然科学的进步和人们的审美意识不断完善而逐渐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人体美与健康的和谐统一；基础医学的发展促进医学审美认识的提升；医疗实践丰富美的内涵；医德与医美相得益彰的演进过程。
三、医学美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阶段
1.朴素的自然哲学医学模式阶段。这一阶段由于科学文化还很不发达，人们对自然和人体健康的认识非常模糊，认为患病的原因就是邪气侵入，治病的手段也以驱邪为上，其理论是极其朴实的，施治方法源于某种简单的推理，命运确定着人的健康归宿。
2.生物医学模式阶段。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医学家对于疾病有了借助认识的手段，也有了对抗病因的生产能力。这一阶段，医学家从细胞学水平上认识人体的健康与疾病，从消灭、控制生物学致病因素上驱除疾病，保护人体健康。抗菌素与磺胺类药物的发明与产生，在这一阶段被誉为第一次卫生革命。
3.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阶段。这一阶段，医学服务的宗旨从生物学范畴向心理学、社会学方向扩宽，它不仅使人躯体上没有疾病，同时还重视消除心理社会致病因素，从生物心理和社会适应维度确定健康的质量。
4.增强健美素质，提高生命质量阶段。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社会人群对健康的需要提出了更新的要求，这就是躯体无病损，心理上要健康，社会适应上使人有美感。人们的生命质量层次从初级生命质量观，经过中级生活质量观正向着高层次的满足生理、安全、爱与隶属、尊重和自我实现过渡。要实现人们生命质量的高要求，必须把医学人体美作为医学审美对象的核心，进行医学审美实施，评价医学实施质量，从生物、心理、社会圆满适应的基础上，满足人们的医学人体审美需求。
四、医学美学的科学内涵和研究对象
综上所述，对于医学美学及其研究对象大致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表述。
1.医学美学是一门以医学和美学原理为指导，运用医学手段和美学方式的结合来研究、维护、修复和塑造人体美，以增进人的生命活力美感为目的的边缘学科。它既具有医学人文学科的性质，又具有医学技术学科的性质。一方面，是由于它与传统美学的亲缘关系所决定；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它的医学应用技艺的广泛性特征所决定，人们可以运用医学美学知识于美容医学的各个方面，也可以把它广泛地应用于预防、康复及临床医学各科的医学实施中。医学美学将会把传统的“医学科学”升华为一门“医学艺术”。医学美学的研究对象是医学领域中一切美和审美及其规律，即医学美与医学审美及其规律。这是医学美学研究的基本对象。医学美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具有生命活力的人体美及其健康之美，即医学人体美。二是维护、修复和塑造医学人体美的一切医学现象，包括有助于增强医学人体美的医学技术实施、医学审美理论、医学审美行为、医学审美环境和医学审美关系等。因此，医学人体美是医学美学研究的核心。强调“具有生命活力的人体美”。
2.医学美学是一门研究和实施医学领域中的美与审美的一般规律和医学美的创造的科学。其宗旨在于调整和增进人与自然、人与人、人自身的高度和谐和统一，不断提高人体素质和生命活力美感。它具有人文医学和应用医学的双重性质。
3.医学美学是在研究人的健康美的基础上，对医学领域中的一切美和审美及其规律的研究。
五、医学美学思想发展展望
随着医学发展的进程，人们在医疗和医学科学研究的实践中，日益扩大了对医学美的认识，重视和突出了医学审美观点在医学中的应用。我国十几年来，陆续出现了医学文章论述医学美学问题，但多数文章还是在探讨各分支医学和临床各科医学论述中，涉及医学美和审美选择，审美处理等方面。为了把医学实践求美的经验提高到理论高度，推广应用，使医务人员、医学生在工作及学习中按照医学美的客观规律更好地解除病人的心身疾苦，满足人们追求健美的正当需求。全国第一次“医学美学”学术讨论会上对医学美学系列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初步形成了医学美学的理论体系。
爱美是人的天性，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使人类对自身健美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医学美和审美理论将得到更普遍的运用。医学美学研究和应用的发展前景将是灿烂的，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从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化
著名的瑞士医史学家HSigerist指出：“医学的目的是社会的，医学的目的不仅是治疗疾病，使机体复元，医学的目的还要使人调整以适应周围环境，作为一个有用的社会成员，为了做到这一点，医学经常要应用科学的方法，但是最终目的乃是社会的……增进人的健康无疑是一项社会任务，要求政治家、劳资双方，教育工作者和医师等各方面协调努力。”自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由于机械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渗透医学领域，对健康和疾病普遍存在着“生物医学观”，形成了基于生物科学的单一医疗模式。但是，人作为自然界本身及社会人员的综合体，人体的健康和疾病就不仅仅是生物体变化的一面，而且社会和心理等因素也不断交融影响，原来的医学模式已被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所取代。医学美学的研究，正是适应全方位医学模式的转化。它要求研究人际关系的和谐、环境美、审美心理对健康的作用，还要求研究所有能增进人体健美的广阔领域。我们还应注意研究因长期保持着中国传统文化所铸就的中国传统医学的物质和模式：天地人综合整体的医学模式；以五行—脏象学说为主体的哲理性医学理论；实用理性精神的医疗体系；伦理主义的医学精神等等。
2.医学重心从治病向防病的转化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生物工程和新材料新技术的兴起，医学美学对于指导防治疾病，保障人体健美将产生巨大的作用。贝尔纳指出：“未来医学所关切的，当是健康而不是疾病。”人类不希望一旦疾病缠身而去求医，而是追求疾病的预防。因此，除了营养和适当运动维持健美的手段外，凡是有利于保障健美的因素都将是预防医学中的课题。向保障“健康”人的健康发展，是医学发展的前景。这些都将以医学审美观为引导，作出最好的抉择。
3.健康需要从防治疾病到追求形体美
当今医药已进入日用品领域。如保健食品、抗衰老药、药用化妆品、药物肥皂和药物牙膏等，这些物品有助于维护机体和容貌健美，适应了人们追求青春常驻，推迟衰老的需要。还必须看到，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将并不满足只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形体和容貌的健美措施，还追求能在原有基础上增添健美的途径。因此，对医学，美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能真正改善、纠正形体容貌的某些缺陷和不足的整形外科、整容外科、口腔科、运动医学等产生了新的需求。不远的将来，有助于人的形体美的医学技能将不断脱颖而出。
4.保健需要从单纯延长寿命到提高生命质量的转化
老年人比其他年龄组更易患病，特别是慢性病。因此，保健问题更为突出。近年来，老年医学正在蓬勃发展。增加老年人的生活福利设施和适合老年人娱乐的场所；在人际关系方面给老年人以尊敬和温暖；开展适合于老年人的体育活动；创设能使老年人舒畅心情的美好环境；使老年人健美、长寿，也将成为医学美学研究的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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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丘祥兴．医学伦理学．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3．
在中医现代化的呼声越来越强烈的今天,从儒家文明中找到中医学自身发展的科学精神,并作为指导今后中医现代化的发展走向,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儒家文明的科技思想,其中不少就有先进及闪光的一面,“格物致知”便是其一。本文就“儒家文明的格物致知、儒家文明的格物致知与中医学、中医现代化需要格物致知重新崛起”等命题与同道们展开讨论,但求争鸣与共鸣。
1儒家文明的格物致知儒家文明是中华文明发展成熟的标志。儒家不主张对自然做那种穷究底蕴的形而上学式的思考,“不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谓天职。如是者,虽深,其人不加虑焉;虽大,不加能焉;虽精,不加察焉。”“惟圣人为不求知天。”“大巧在所不为,大智在所不虑。所志于天者,已其见象之可以期者矣。??”但儒家不否认人具有认识自然及其规律的能力,“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疾。”朱熹注孟子这句话时说:“德慧者,德之慧;术知者,术之知。”“德慧”,即人天生具有的知是知非、知善知恶的道德理性;“术知”,则是人认识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对未来发展作出预测的能力“,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顺应自然),则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1]。人因为有“术知”这种认识客观事物的能力,因而可以根据日月星辰运行的规律推算出千年之后的冬至日。那么他们如何认识自然事物及其规律的呢?先秦儒家提出具有经验论性质的“薄物征知”说和“格物致知”说。“薄物征知”说是荀子提出的。“心有征知,征知则缘耳而知声可也,缘目而知形可也,然而征明必将待天官之簿(薄)其类然后可也。”“薄”即接触、接近。“薄物征知”即耳目等感官通过接触外界事物而感知其声音、颜色、形状、大小,然而心再加以综合、判断,从而达到对事物及其规律的认识。“格物致知”说是《大学》首先提出的。“致知在格物。”对于“格物致知”,郑玄、二程(程颐、程灏)、朱熹、王阳明、颜元、王夫之等人的解释都有所不同。其中朱熹将其解作穷理,与《大学》本义最为相近,虽然朱熹主要是从道德论角度来解释“格物致知”,即让人通过格一草一木来穷尽人间伦理,但其中包含了就自然事物而求其规律的科学认识论因素。事实上后来很多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儒家学者正是在后一意义上使用“格致”二字的,如朱熹五传弟子朱震亨将其医学著作称之为《格致余论》;明熊明遇以《格致草》名其介绍西学的著作;清陈元龙以《格致镜源》名其自然科学著作。到清末洋务运动时“格致学”更成为自然科学通称,而“格物致知”也成为自然科学的认识论。
2儒家文明的格物致知与中医学儒家文明是中医学形成发展的摇蓝。儒家文明的格物致知贯穿于中医学的始终。《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有“治疗必求于本”的记载。《素问.标本病传论》云“知标本者,万举万当;不知标本,是谓妄行。”《素问.至真要大论》云“标本之道,要而博,小而大,可以言一而知百病之害。”《素问.通评虚实论》有“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的记载,宜“实则泻之,虚则补之”。《素问.至真要大论》有“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微者逆之,甚者从之”及“热因热用,寒因寒用,塞因塞用,通因通用”等关于“逆者正治,从者反治”的详尽论述。这些精辟的论述都是正确认识与处理宏观辨证标本关系的具体写真。可以说,儒家文明的格物致知与中医学的联系是从这里开始的。中医学常将本学科的“薄物征知”、“格物致知”思想,名之“治病求本”、“四诊合参”、“审证求因”、“审因论治”等等“,治病求本”是中医学“薄物征知”、“格物致知”处理现象与本质这对范畴的最常用的思维方法。儒家文明的格物致知与中医学的联系,体现在治病求本方面的例子及具有创新思想的医家是数不胜数,但对于治病求本富有挑战意义的要算清?周学海,他在《读医随笔.评释类》曰:“治病必求其本。所谓本者,有万病之公本,有各病之专本。治病者当求各病专本,而对治之,方称精切。”“治病求本”应当寻找诊治具体疾病的个性特殊性———“各病之专本”,而不仅仅只是停留在疾病的共性普遍性———“万病之公本”阶段。他在理论上对治病求本当求各病专本作了高度概括,是宏观治病求本思想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在中医学的格物致知———微观探索方面,也有先期或萌芽的认识,如吴又可在《瘟疫论》中指出:“伤寒与中暑,感天地之常气,疫者感天地之疠气,在岁运有多寡。在方隅有厚薄,在四时有盛衰。此气之来,无论老少强弱,触之者即病。??邪之所着,有天受,有传染,所感虽殊,其病则一。”这里可反映当时已认识到瘟疫这种烈性传染病发病有其特殊的病原———疠气,及其传播途径和发病规律,是非常难得的。可以这样认为,它是后世西方医学微生物病原体学说的先期认识。
清?王清任“业医诊病,当先明脏腑。”改正了古人对脏腑认识上的某些错误。如纠正了肺有六叶两耳、肝有七叶、心有七孔三毛等形态学(解剖学)思想。这些都标志着中医学在认识自然事物及其规律方面的格物致知化。而上述朱震亨的医学著作《格致余论》,从内容到形式都表明了中医学的格物致知化。从唐容川的“中西汇通”到张锡纯的“衷中参西”,从恽铁樵的“群经见智”到解放区提出的“中医要科学化,西医要中国化”,正如恽铁樵1929年在上海的一次演讲,“中医是符合国情的医学;西医自有长处;中西医化合是必然的趋势。”足见20世纪前50年乃至以前,在中西医学的实践中提出中西医“化合”的必然性。在1958年党中央和为卫生部党组“关于组织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的总结报告”的批示后,全国范围内广泛组织了西医学习中医班,以“西学中”为主要形式的中西医结合实践活动形成了一个高潮。从《内经》“治病必求于本”,到后世丰富多采的宏观辨证的形成;从宏观辨证的不断补充与完善,到“治病者当求各病专本”的创新思想;从吴又可的疠气学说,到王清任的形态学(解剖学)思想;从20世纪前50年中西医化合,到后50年的中西医结合;从中医现代化的提出,到中西医结合从科学的论证阶段进入创新发展阶段的认识,整个中医学发展进程中儒家文明的自然科学认识论———格物致知尽在其中。
3中医现代化需要格物致知重新崛起近代著名学者蔡元培先生关于学术研究曾有中肯的评述:“研究也者,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非徒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这对于当今中医现代化是颇有启发的。那么对于中医现代化来讲,如何让自身具有的自然科学认识论———格物致知重新崛起?笔者认为主要应该把握整体观念、辨证论治、直觉灵感、特色优势等方面的重新崛起。
311中医现代化需要整体整理提供观念重新崛起整体观念是中医学的理论内核。整体观念存在的价值是自不必说的。作为整体的宏观体系是由许多部分的微观客体组成的,它又具有各个部分本身所不具有的整体性;或者说,在大量的个别部分组成一个整体时,要出现质的改变,产生只有作为整体才具有的新的性质。如果单一地强调辨病诊断、强调微观考察、强调单体药物,而忘记或淡化了辨证论治、整体观念、方剂配伍,就等于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没有从根本上把握疾病的本质。需要指出的是,整体观念的崛起十分需要建立在高度分析的基础之上,离开了高度分析谈整体观念也是形而上学的。中医学的发展进程中尤其需要补整体性本身缺少或不具有的东西。中医学理论不是建立在形态解剖结构基础上的,尽管形态结构是客观存在的对象,但没有进入中医学的认识视野。这说明中医学把握客观世界的超自然性,随着对客观对象的不断逼近,随着认识内容的不断扩展,需要中医学不断更新其认识形式,放弃不能准确反映对象的形式,从微观分析上认识它的客观对象。整体观念的重新崛起还有一个在整体中寻找出路的问题。没有整体就没有出路。宏观整体把握有不依赖于微观考察的一面,即宏观把握的相对独立性,认识这一点,对于寻找中医学的发展出路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医学实践中,依靠宏观把握、宏观辨证取得较好临床疗效的例子是屡见不鲜的。
312中医现代化需要辨证论治创新发展辨证论治是需要创新发展的。中医学的发展进程中尤其需要补充辨证性本身缺少或不具有的东西。当中医学的合理内核———辨证论治遇到现代科学包括现代医学挑战时,人们首先从科技发展规律、自然观的发展阶段中寻找答案,由于中医学发展进程中缺少形而上学自然观这一阶段,而这一阶段主要使用微观分析方法,这一微观分析方法自然就有可能被引入辨证论治内核之中,此时中医学辨证论治(宏观辨证)的形式发展为微观辨证[2],而现代医学是以疾病作为认识对象的,它与辨证论治甚至与微观辨证都存在内容与形式的不一致。要使中医学认识对象不断逼近客观对象,当引入现代医学这一现存成果。笔者认为疾病诊断也可整合到辨证论治之中,这个内核至少应包括辨病(主要是现代医学的诊断)、微观(更先进的诊疗手段)、辨证(来源于宏观辨证可高于宏观辨证)三方面融一的内涵。名之曰:“专病微观辨证”。如果说微观辨证是用微观指标认识与辨别证,辨证微观化是探寻各种证的微观标准的话,那么,专病微观辨证是用更先进的微观指标认识与辨别具体疾病的证,专病微观辨证化则是探寻各个具体疾病各种证的更先进的微观标准[3]。辨证论治的创新发展实际上是一个医疗模式转变的问题。中医学与西医学研究的客观对象是同一的,在认识对象上也完全可以通过借鉴医学之长而达到一致。在临床医学疾病诊断方面,完全可以取西医之长补中医之短。确立以辨病论治为主体的诊疗模式是实现中医临床医学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313中医现代化需要直觉灵感再创辉煌中医学是以形象思维为思维方式,以直接领悟或取类比象为研究方法的与唯象科学相似的生命科学。中医学的直观性,从形式上看似乎比较朴素,但未必没有存在的价值。也就是说,以形象思维为思维方式,以直接领悟或取类比象为研究方法的中医学也是有其存在价值的。也许你有这样的体验,在某事发生之前,你心里总有一种模模糊糊的预感。世界上到底有无灵感和直觉呢?爱因斯坦说:“我相信直觉和灵感”[4]。人的悟性尽管有高低之分,但每个人都有预测的潜能。而且这种潜能可以通过后天的学习与实践得到开发和强化。以人本身的预测潜能为基础,通过开发和利用人类与生具有的这种超前认识能力来获取所需的未来未知信息,这种直观性尽管朴素,但可能已属唯识预测的范畴,其存在价值是十分显见的。但是,仅仅把握中医学的直观性,仅仅运用形象思维,仅仅运用直观观察、直接领悟和取类比象研究方法,只靠直觉灵感是远远不够的。
中医学是儒家文明的一个缩影,儒家自然哲学和科技思想的某些缺陷也影响了中国科学技术后来的发展。儒家本身不曾对思维规律作出系统研究,不曾产生亚里士多德逻辑学那样的形式逻辑体系。在儒家文明形成后,先秦墨家的逻辑学说也很快成为绝学。这一缺陷使中国数学未能产生欧几里德几何那样经过严密证明的数学体系。儒家虽然提出了实验、测验、试验等方法,但总的说,儒家的科学方法论是不系统的,尤其不曾提出对近代科学发展至关重要的数学方法,即在实验所得数据基础上提出一个包括察各量之间的数学关系式的方法。作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代表之一的中医学,在它的发展进程中尤其需要补充直观性本身缺少或不具有的东西。例如,当中医学的合理内核———辨证论治遇到现代科学包括现代医学挑战时,人们已经从科技发展规律、自然观的发展阶段中寻找了答案,而中医学的直观性,如直观观察、直接领悟和取类比象等研究方法依从它的合理内核,也从科技发展规律、思维方式的发展阶段、研究方法的发展中寻找答案,由于中医学发展进程中缺少逻辑思维和实验性研究方法这一阶段,自然就应该引进借鉴这些内容,并在此基础上实现辨证思维和分析与综合统一的研究方法。直觉灵感的再创辉煌还有一个捕捉信息的问题。超级秘书网
中医学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具有丰富临床经验的医学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讲,离开了临床实践,中医学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其捕捉信息的途径主要依据临床。应当尊重临床证据,用循证医学原则确认临床疗效和安全性。临床方案要按照标准化、规范化、随机化等原则。依据循证医学将中医学的直觉灵感再创辉煌。
314中医现代化需要特色优势发扬光大中医学的优势与特色,尽管可体现在许多方面,不少学者也曾作了不懈努力,试图从不同的角度认识与挖掘中医学的优势与特色,如在目前中医临床的优势病种、中医诊治方法的特色和优势、中药在新药开发医药市场等方面的特色和优势、中医药学理论的特色优劣及其文化哲学基础、中医政策中医科研与中医特色优势的关系[5]等方面进行了探索,但从本质上讲它是整体、宏观、辨证的医学理论与实践。中医长于诊治多系统、多器官、多组织的综合病变,精神神经、内分泌、免疫系统疾患、病毒性疾病以及功能性、原因不明的病证等,而在形体和器质性疾病、原因单纯而明确等病变的诊治上,则与西医学不可同日而语。
这里的多系统、多器官、多组织的综合病变,精神神经、内分泌、免疫系统疾患、病毒性疾病以及功能性、原因不明的病证[5],今天可以说是中医有优势的一面,是中医学的优势与特色,而当这些综合性、功能性及原因不明的病证一旦原因被揭示以后,是否依然还是中医学的优势与特色病症呢?或者说是否依然能保持中医学的优势与特色呢?因此,笔者认为,从中医学的本质性———“证”出发,在微观分析和形态结构上下功夫、找突破,不仅牢牢把握机能,而且牢牢把握形态,不仅牢牢把握宏观形态,而且牢牢把握微观形态,是中医现代化需要发扬光大自身特色优势的认识所在,也是中医现代化需要格物致知重新崛起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理由及方面。特色优势的发扬光大还有一个临床疗效的问题。临床疗效的突破是中医学的生命。如果没有临床疗效的突破,结构搞得再清,机理说得再好也是徒劳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医学兴也疗效,衰也疗效,振兴崛起更需疗效。从临床疗效方面下功夫、找突破是实现中医现代化的一个不容忽视的正确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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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自本世纪以来,现代临床医学发展中出现了一些十分重要的人文走向,是令人十分高兴的,也是值得认真加研究的。
1以动态和发展的眼光看待现今的临床医学
对于从14、15世纪发展起来的、以先进科学技术手段装备起来的现代医学,人们过去和现在都有过许多尖锐的批评,主要集中批评其对人性的淡漠和对技术的过度崇拜。这种批评早在一百多前就曾出现,特别是1972-1973年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J•汤比因和日本文化界著名人士池田大作以他们的伦敦对话为基础出版的《面对21世纪的对话》,最具有理性和代表性。在这本书的第四章,两位作者对现代医学无视医学的人性做了极为深刻的批评。他们说:“医学越是具有直接左右人的生命的力量,医生如何运用它就越成为大问题。”今日在医生面前,“就似乎觉得躺在床上的不是具有生命的人,而不过是一个称作肉体的‘物质’”,“尽管医疗本应以医生和患者的相互人格交流为基础,现在却已濒临崩溃。”“然而在今天,在医生这一方面,对于生命尊严的敬畏观念的降低已成了问题。”“当科学之光照在人的生命之上时,人的生命自身就成了与医生的精神交流断绝的客体。这当然就引起了人类生命的‘物质化’”[1]。而美国的社会学家文森特•帕里罗、约翰•史特森在《当代社会问题》一书对医学的人性化做出了更尖锐的批评。他们说:“医学的进步造成了生命的医学化,使人们屈从于医疗行业人员的控制。不断专业化和医疗机构的发展,使得医疗保健以医院为基础的治疗失去了人性味。”[2]在国内,作为人文社会医学的核心刊物的《医学与哲学》,发表了许多对现代医学淡漠人性的批评:如“消费时代的医学人文价值”[3]、“当今医学缺少的是什么”[4]、“现代医学存在自身缺陷的依据、原因、现象及后果”[5]、“守住医学的疆界”[6]、“呼唤人性的医学”[7]等。这些批评无疑是正确的。正是这些评论与批评,提醒与引起了医学界的重视与关注,促成了医学界为医学人文关怀而努力。在当今“以人为本”的全球呼声日益高涨的环境背景下,我们再度审视当代医学,特别是21世纪临床医学发展的走向时,可喜地看到现代临床医学已经或正在发生变化,出现了许多医学科学与人文相结合的征兆,并且已经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果。不仅在保健服务方面,就是临床实践方面,其变化也是令人高兴的:医学要以人为本,已经成为整个医学界的一致呼声;生物医学的传统模式正在转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对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及效果的评价,开始着眼于整体病人和心与身的统一而不是仅限局部病变;以前那种视技术为对付疾病、增进健康的唯一手段正在让位于技术、心理、社会和环境的综合治理。尽管这些变化其中不少仍只能视为苗头与伊始,尽管还面临市场经济诱惑和技术万能思维模式的压力,但毕竟有了新的转向。我们不能用固定的、静止的眼光看待当代医学,无视当代临床医学正在开始的重要进步,一味地批评,而应当积极发现、分析医学发展过程中的种种新变化,发扬和扩展这些变化,促使其进一步向人性化方向发展。
2当代临床医学迈向人文的十大走向
当代医学,特别是21世纪临床医学的人文走向,最为重要和突出的至少有以下十个方面:第一,从单纯追求延长生命转向对人的整体关怀和生命质量的提高,医学目的正在悄悄发生变化。“现在我们要规定我们认为医学的当代合适的目的,同时为那些目的说明理由……医学目的能在下述四个标题下得到合适的论述:预防疾病和促进健康,解除疼痛和痛苦,治疗疾病和对不治之症的照料,预防早死和安详的死亡。”[8]医学目的这种变化,在癌症治疗决策问题上表现得最为清楚。WHO在癌症预防与控制报告(WHA58/16号文)中指出:“抗癌治疗的目的是治愈疾病、延长生命和提高生活质量”,这就意味着抗癌从单纯地追求延长生命走向延长生命与提高生活质量并重。而晚期癌的治疗上则更加强调生活质量。“对晚期癌症患者的治疗决策,要确保治疗只用于受益阶段。”[9]6第二,从单纯重治疗转向治疗与关照并重,努力减轻病人的心理精神负担。尽管现代医学有了很大的进步,但许多疾病仍然是无法治愈的,特别是那些老年病和慢性病,常常具有终身性质,一直伴随至死亡。而病人通常不只是需要治疗,而且还需要同情、关爱和理解。对于许多疾病来说,医务工作者的大部分时间是管理疾病而不是治疗疾病。管理指的是在感情与心理上的持续心理关怀,帮助病人重新塑造一个新的自我。目前世界各国对晚期癌症病人提倡的姑息治疗(palliativecare),最能反映医学人文关怀的进步。姑息治疗的基本要求是:“改善癌症患者生存质量;帮助癌症患者以较平静心境和较强的毅力面对困难;帮助癌症患者积极生活直至死亡;帮助癌症患者家属面对现实,承受打击。”姑息治疗的主要任务是“缓解癌症本身和治疗所致症状及并发症;减轻患者的躯体痛苦和心理负担。”[9]8第三,从关心病转向关心病人,呼唤全人医疗和整体医疗,这是医学人性回归的重要一步。自从医学从古代聚焦整体转向重视机体的局部病变、重视疾病的微观探索以来,医学对作为整体的人渐渐地被忽视了,在医生们的眼前存在的不是病人而是病、是微生物、是细胞、是基因,因而医学的人性淡薄了,现代医学也因此受到尖锐的批评。但是,现代医学的这些弊病近些年开始引起医学界的重视,许多有先觉的医师们,开始呼唤全人医疗,呼唤医师们回到病人床边,呼唤重视与病人的沟通。“医学的对象是整个人(wholeperson),必须考量人的整体性,人具有尊严性及个性,人的身与心彼此互相影响。”“医业的执行必须超越病人的身体,尊重病人的尊严性,了解病人的心理与情绪,而不能只针对疾病。”因此,“全人医疗受到特别重视,全人了解(whole-personunderstanding)成为医师照顾病人最重要的基础。”[10]24特别是20世纪50、60年代以后,疾病的类型开始发生变化,慢性病成为威胁人们健康的主要疾病,致病原因的多元化与复杂化,医生诊治疾病不能只了解病变的局部机体,还必须了解病人整体,必须了解病人的心理和情绪,而不能只针对疾病。当前,医学界呼唤要重视与病人沟通,要重视了解病人,医学要重新回到病人的床边,已经成为许多医师的共识了[11]。“医师对病人的了解,对人的完整性的了解暨对病人痛苦的体质和来源的了解,医师对人的完整性及其与生病关联的了解,是解除病人痛苦的主要基点。”[10]23第四,从只重视技术,认为技术是万能的治疗观念开始转向同时重视病人的心理社会的全面调理,也是当代医学人文化的重要走向。16、17世纪以来,现代医学走上了迷信技术的道路,认为技术能医治病人的一切,技术是无病不克的万能神。当然,我们应当肯定,技术也的确为人们解除了许多疾病的痛苦,但即使是那些以局部病变为特征的疾病,也要波及全身,而其所带来的痛苦,无疑要刺痛人的心灵。因此,单纯依靠技术的医学,从来都不是完满的医学,因为在这种医学的视野里只有病而没有人,人性的关怀被忽视了,并因此成为冷漠的医学而受到批评。现在,时过境迁,当人们回过头来审视现代医学时,已经认识到“医学以人、人的生命、人的健康为对象,其本质‘为人性化的医疗’。是奠基于人文、哲学及科学的学问。医学教育以培养良医为目标,除了科学教育及技术训练之外,还必须使学生了解医学的人文、哲学层面,确立价值观、伦理观及生命哲学观。”[10]7有的临床学者提出,“临床针对疾病治疗决策的制定,需要遵循规矩原则、证据原则和美德原则。规矩原则存在较大的缺陷是忽视了患者的价值,忽视了患者及家属的意愿,忽视了社会的公平性。美德原则弥补了规矩原则与证据原则的缺陷。”[9]6临床学界对技术医学的这种再认识,反映了医学的人文进步,反映了当代医学人性关怀在提高。乳腺癌治疗观的变化可以视为这种认识变化的一个缩影。自1882年Halsted创立乳腺癌根治术治疗乳腺癌以来,乳腺癌治疗几度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并完成了从可耐受性的最大治疗向有效的最小的治疗的转化。目前,女性疾病,特别是乳腺癌的治疗,不再仅仅满足疾病的治愈,还要尽量保持外形美观,由此保持自信心与心理认同,满足患者对生活质量的追求。这难道不是医学人性的进步么?第五,从对局部病变大动干戈转向在治疗中尽量减少机体的损伤,重视机体自然力的恢复。微创手术和微创医学的问世,也是医学人性化的重要进步。众所周知,传统外科是以切除病变著称的。躯体任何部位的实质性病变,只要一经确立,其对策是尽可能的彻底切除,而不顾忌切除大小对机体的伤害。但是自1985年提出微创外科minimallyinvasionprocedure)概念,德国医生(1986)法国医生(1987)完成腹腔镜胆囊切除以后,被医学界广泛接受。事实上,微创外科不等于小切口手术,它比现行的外科手术能有更小的创痛,能有更好的内环境稳定,更准确的手术结果,更短的住院日以及更美好的心理治疗。尽管微创技术目前主要仍限于外科领域,并且主要是由腹腔镜外科的创建而引导出的,但它无疑反映了人们在寻求尽量减少对机体的损伤的努力。“西方医学发展的一种趋势是在过去20年时,有越来越多的声音要求回到其传统起源,同时也开始寻求一种新的医学智慧。”[11]“现代外科已向着人文关怀为核心的微创外科发展,以人为本是微创理念的核心,在对病人进行任何医疗决策时,都应将微创理念贯彻到决策和治疗的全过程,最大限度地减少诊疗过程中对病人的损伤。”[12]例如,现在前列腺增生大多采用经尿道电切、汽化、激光等治疗,肾脏多发结石也通过经皮肾镜进行治疗,大大减少对病人机体的损伤,而手术效果与开放手术相同或优于开放性手术。因而目前泌尿外科开放性手术,已部分或大部被腹腔镜手术取代,并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微创技术的应用还有不少问题有待解决,但它明显减少了各种手术对病人机体的损伤,减少了对病人心理的损伤。因此可以认为:“微创医学以及在治疗中减少对机体损伤的出发点,是医学人性化的重要表现,是现代医学迈向人性化医学的重要一步。”[13,14]第六,由单一学科向多学科协作的方向转变,意味着现代医学开始抛弃那种将人体视为部件拼凑的机器,承认人是有意识有尊严的活体,从而促进了适应医学人性化的需要在医疗技术组织结构上进行调整。根源于还原论和人是机器的形而上学的观点,现代医学将疾病从人的整体分离出来,设置了以疾病为中心的各种专科,并且越分越细,在每一层次上产生更多的分枝,因而离整体的人越来越远。在专科医生面前的不是活生生的病人而是各种不同的病、病毒、组织、细胞、基因、化验数字和各种影像摄片,因而一些医生对待病人没有同情、体贴、关怀,往往推来推去,医学的人性渐渐被淡化和淹没了;另一方面,现代医学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表明,很多疾病是相通的,是与人的整个机体密不可分。例如,现代医学已经证明,心血管疾病实际上是代谢性血管病。糖尿病又是冠心病的等危症,糖尿病是心血管疾病[15]。一些高血压病,胃病,实际上是某种心理性疾病。再如高血压病的治疗,人们已经认识到,血压是一个动态的调节过程,且人的情绪对血压的影响极大,药物治疗不能稳定病人的情绪。长期服药的无奈和恐惧,极易导致病人的焦虑与不安。因而情绪波动往往是高血压、特别是三期高血压病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重要诱因。所以对高血压的治疗必须引入心理、情绪的概念。如此种种使人们认识到,必须摆脱单纯专科视野的习惯,树立多学科合作的观点,从人的整体视角对待疾病,恢复对人的整体关怀,摒弃那种将人视为机器零件的形而上学的思维习惯。因此,近些年来,国内国际学术界都在呼吁多学科合作诊治病人,如英国许多医院,已经建立由多学科组成的团队,国内北京垂阳柳医院组建多学科疾病治疗中心,都是为克服专科医学人性缺乏、恢复多学科、多视角治疗的努力。第七,从经验医学转向循证医学,转向证据与经验相结合,规范化与个体化结合,为病人提供最优化的治疗奠定了基础。医学的最根本的目的,是为病人提供最优化的服务。医学在为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医学最先是从经验开始的;14、15世纪以后,医学逐步从现代科学中得到了武装,现代科学为医学增添了强大的翅膀,但现代医学依靠仪器装备提供的各种检测资料的运用于每一个病人身上时,仍取决于医生个人的经验。但是,这种情况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有了重大改变,其突出表现就是循证医学(EBM)概念的提出。EBM与传统医学有很大的区别。传统医学是以医生个人经验为主的,医生根据自己经验、教科书和医学期刊的提供的信息来处理病人,这就可能导致实际上无效但理论上推测有效的方法广泛应用,另一些实际有效的真正有效的方法反而未被采用。循证医学的人文意义在于:将病人放在中心地位,让病人充分知情,积极参与;强调医疗行为要适应医学模式的转变,即考虑疾病发生的生物、心理、社会条件;强调要为病人提供充分的信息,为病人提供治疗方案、效果的利弊及并发症、治疗费用等方面的信息,以供病人选择;以预后终点指标来评价治疗方案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其中包括有效寿命、总死亡率、疾病重要事件、生活质量、成本—效益比等。循证医学体现了医学精益求精、对病人高度负责的精神,在理论与实践上解决了什么是最优化、如何实现最优化的问题,因而是医学人文性的重要体现。第八,从医生决定和包办一切转向病人自主、医患合作与互动,这无疑也是医学人性化的重要进步。长期以来,医生一直被视为医学的主体,病人只能被动地接受医生的安排,这种医患关系一度称之为父权主义的医患关系。医患之间的此种关系,根源于医生对医学知识的掌控与病人对医学的无知。在古代,这种医主病从的状态似未造成医患间的隔阂与不和,是因为当时医生的诊察手段有限,医生必须依靠与病人的交谈了解病情而确定治疗对策。但是,近代医学产生后,医学诊疗技术手段层出不穷,许多医生认为没有必要从与病人交谈中获得治疗依据,只需要开几张化验单、检查单就可以满足诊断决策的要求了,因而医生离病人愈来愈远,临床医学也因医生远离病人床边而演变为实验医学,医患交流的渠道荒芜了,医患之间的关系疏远了,病人眼中慈祥、关爱、体贴的医生形象渐渐消失了,从而构成现代医学人性衰退的一个重要方面。第九,医疗服务组织开始从大医疗中心向社区医疗、向基层医疗的转向,也是医学迈向大众,迈向人人享有保健,实现全人关爱的重要进步。现代化的大医疗中心是适应生物医学、实验医学的需要逐渐发展起来的。在近二百年的历史中,医院有了巨大的发展。真正现代意义上医院明星,是1784年由约瑟夫大帝二世重建的可容纳1600名患者的维也纳医院开始的。随着医学科学的进步,大医院越来越多,医学现代装备越来越多,医院的科室分工越来越细,追求大的医院或医疗中心,似乎成为医学进步和国家、地区医学水平高低的标志。另一方面,大的医院的确可以为经营者带来丰厚的利益。大型医院的发展,为采用新的科学技术提供了条件,为治疗重病患者带来了福音,但是大医院的发展,不分轻重地将大部病人吸引到医院中来,这不仅增加医疗费用的开支,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削弱了预防,削弱了基层医疗,而目前占疾病主要地位的慢性病、老年病、退行性疾病单是从治疗着眼是无法解决的;且大医院由于分工细、科室多、层次复杂,医生与病人交往受限,因而存在医学人文关怀的先天性缺陷。可喜的是,许多国家的政府和一些有远见的医学家已经认识到,保健服务的光明大道,必须重视发展和依靠社区医疗和基层医疗,必须将保健服务的重心从大型医院逐渐转移到社区和基层。只有实现这种转变,才能保证人人享有保健目标的实现,才能有效地控制医疗费用,才能从根本上降低各种慢性病的发病率和有效治愈率,才能从根本上使医学的恩泽落实到大众身上。第十,从治已病、治终末期的病向治未病、向疾病早期、向预防疾病源头的转变。早在两千年以前,人们就认识到“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唐•孙思邈《急备千金要方•诊候》)。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早就将预防为主列为卫生工作的基本方针,但在实际上,除了劣性传染病猖獗时突出了预防外,平时大量的人力、物力仍是以治已病、终末期的病为主,大量的医学研究,也是针对危重病如何抢救为目的进行的。这就形成了医院越盖越大、病人愈治愈多、费用越来越高的恶性循环的后果;客观的印象是,医疗机构在期望着更多、更重的病人,因而也就导致现代医学严重背离了防病治病、增进健康的初衷。以治疗为主,还是以预防为主,实际上成为检验医学人文性的一个重要标尺。因此,将以治疗为主的方针转变为以预防为主的方针,就成为实践医学人文关怀、体现医学的人文性的一项根本性的举措。但是,这种情况最近十多年来开始有了重要的变化,国内外的临床与预防医学的实践使医学界认识到,以治疗为主的办法,是无法控制当前最令医学界烦恼的慢性病、老年病和种种退行性疾病。如对冠心病的治疗,对冠状动脉斑块的处理,任何一种有创性治疗都是破坏板块稳定性的,但这种破坏都是暂时缓解症状,即使放了支架,仍要吃药,离不开他汀类药物、β受体阻断剂、ACT抑制剂和阿斯匹林。但是,如果我们从预防着手,是完全可以大大降低此类疾病的发生的。2004年公布的Inter-HeartStudy有52个国家参加,其中包括7000名中国人实验对照试验报告,证明90%的心肌梗死是可被我们身边可检测、可控、可改变的传统因素所预测所解释。该项研究证明,10个心肌梗死病人9个可以解释,6个心肌梗死病人可以预防。美国30年来人均寿命延长了6年,其中3.9年归功于心血管危险因素的控制与预防。这一事实大大推动了人们对预防观念的转变,呼吁转变生活方式、呼吁戒烟的声音,已成为一些医学专业会议的强音。“心血管疾病一定要强调预防,不管疾病发展哪个阶段,都要把预防放在首位。我们今天讲预防,不仅是救患者,同时也是救自己。”“生命珍贵,它属于人只有一次,作为一个心血管医生应充满自豪感和责任感,让人类,包括我们自己,活得更长,活得更好。”这是我国心血管专家胡大一充满人文气息且发自肺腑的由衷之言[15]。当代临床医学朝向人文方向的变化,还有其他种种表现,本文只不过列举其中的一些主要方面而已。
3基于医学价值观与医学哲学观的转变
当代临床医学的人文转向和医学科学与人文的结合,是基于“以人为本”的医学价值观逐步取代医学技术论的价值观,系统论逐步取代单一的还原论,心身一元论取代了心身二元论。“医学随着人类痛苦的最初表达和减轻这痛苦的愿望而诞生,由于最初需要解释人体发生的各种现象和以人类心灵为主题进行最初的辛勤探索而成为科学。”[16]这样一门起源于为解除人类的痛苦且从头至尾充满着爱人的科学,其价值观无疑是以人定向的。但是,医学自从14、15世纪开始追求以实验科学改造和装备自身以来,其价值取向悄悄地发生了变化。以维萨里的人体解剖学和哈维的血液循环论为启始的现代医学,在近四百年的历史中,涌现了一个接着一个重大发现和发明,极大地加深了人们对对生命和疾病的认识,激发了对医学科学化的追求,甚至无形中在医学界形成了一种默认:一次重大的发现或发明,就意味着对人体和疾病认识的飞跃,意味着对疾病的征服和医学光辉的上升。无数的生物学家、化学家、物理学家和医学家,都在拼命地追求对的生命、人体、病源体、诊疗手段的新发现和新发明,并且毫不怀疑地认为,新技术、新设备的堆积,就是医学,就是医学的发展与进步。这样,医学的价值观,开始从对人的关爱逐渐转变为对技术的关爱,医学技术成为医学的代名词。唯技术论的价值观渐渐代替了对人的关爱的价值观。但是,在人们追求医学技术的无限进步过程中,人被忽略了,人被冷落了,医学的人性淡漠了,大量的事实引起了人们对唯技术论的怀疑。人们发现,无论是搭桥、放置支架、血管扩张、血液透析、花样翻新的各种手术方式,以及诸多脏器移植,大多只是暂时缓解症状,不仅花费巨大,并且常给病人带来终身痛苦。因此,尽管医学自身感觉进步巨大,但人们对对医学的批评与埋怨愈来愈多。人们认识到,技术至上,技术就是医学的一切,以技术水平的高低作为衡量医学进步的标准过于片面了。“医学的价值是多元的,除了基本价值外,医学的价值还可以分为手段价值与目的价值、功利价值与非功利价值、现实价值与理想价值、经济价值与文化价值等等。”[17]但医学的核心价值观仍然只能是对人的关爱。医学不能离开技术,更不是不要技术,但不能将技术作为医学自身的价值的主要取向。医学必须回到将“以人为本”作为医学价值的基点上来。还原论转向系统论,系统论与还原论相结合,为医学的人文转变提供了方法论的基础。现代医学从产生以来,一直是立足于还原论的。没有还原论,就没有人体组织、细胞、血液、蛋白质、基因的揭示,就没有人体内分泌、免疫反应、神经调节机制的清晰认识,就没有对微生物、细菌、病毒、钩状螺旋体等各种病源微生物的了解,从而也没有现代医学对许多疾病的控制与治疗,否认还原论对现代医学的意义似乎没有充分的理由。但是,我们也要承认,还原论有其不足的方面。正是这种还原论的哲学思想与研究方法,将人体化解为组织、器官、细胞、基因微细结构,作为整体的人逐渐消失于这些无限的微细结构之中。生物医学模型包括还原论,即最终从简单的基本原理中推导出复杂现象的哲学观点,是现代医学人文性失落的基本原因。这种状况正在得到改变。人们逐渐认识到,生物医学模型完全依赖生物学的变量来解释疾病的观点,完全排斥社会、心理、行为对疾病和健康的影响是片面的。大量的事实证明,实验室检查的结果只是表明潜在存在疾病,但不一定患有疾病。糖尿病或精神分裂症的生化指标异常,只是此类疾病存在一个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生化指标的缺陷不能解释疾病的一切。病人的心理、家庭、社会、经济、环境、饮食,都是影响疾病的因素。因此,对疾病的认识与控制,还原论必须要有系统论的支持。系统论认为所有的组织层次在等级系统关系中是互相联系的,一个层次的变化就会影响另一层次的变化,采纳系统论作为医学研究的方法将会大大缓和整体论与还原论的分裂。而此种认识基础的调整,就为现代医学要重视人、重视人的整体、重视人的思想情感、重视人的社会及环境提供了哲学基础,从而也为医学的人文性提供了认识论的基础。心身二元论也是医学人性淡漠的重要原因。西方医学和东方医学不同。由于种种原因,源于西方文化背景的现代医学从一开始就走上心身二元论的道路。为谋求克服古代医学模糊性的努力目标,现代医学采用了实证和还原的方法,同时也接受了笛卡尔心身二元论的影响。笛卡尔认为,世界存在两个各自独立、性质不同的本原,即心灵与物体。心灵是精神实体,物体是物质实体,这两者彼此互不依赖。心的属性是思维,物体的属性是广延。有广延性的物体不可能思维,能思维的灵魂无广延性。这两个实体只有在上帝这个绝对实体里才能实现彼此的统一。据拉斯莫森的研究,当年的基督教会允许解剖人体时仍坚持将人的灵魂是神圣不能侵犯的观点,当时准许对人体进行解剖有一个君子协定,即不许对人的精神和行为进行研究[18]。这样,当时的医学只有将人的心理放置一边,先将人体加以研究,才能在客观实证上回答许多疾病的原因及过程,才能找到医治躯体上的各种病症。这样久而久之,人的心理被忽视和遗忘了。而近来大量的事实证明,人的躯体与人的心灵是密不可分的。身与心相互依连,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癌症、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等,其发生无不与精神心理因素相关,其治疗不仅需要采用药物、手术等各种物质手段,而且需要心理调理。心身二元论必须让位于心身一元论。正是这种哲学观点的改变,促进了医学人文观念的提升。超级秘书网
4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以上种种人文转向还只是开始,有的还只是发展中的苗头,还只是一些有远见的临床学家的见解与呼声,远没有成为当代医学的大气候。首先,从认识上看,比如,如何从根本上摆脱慢性病治疗的困局,如何实现还原论与系统论的结合,如何要实现从大的医疗中心向基层医疗的转变,并不是所有医生都赞同的。这方面还有赖于交流、讨论与实践的证实,并逐渐取得共识;其次,上述提到种种医学人文转向,还有许多具体的实际问题有待解决。例如,如何实现从单一学科向多学科合作的转向,目前出现的一些做法,如疾病中心的建立,多学科团队的组织,等等,还远不成熟,须要探索和积累经验;再如,如何更好地为病人提供心理支持,如何在疾病的诊治中体现心身统一,目前的实践还远未使这一问题得到切实的解决;再次,医学的人文转向,不仅是一个观念问题,还涉及医学教育、医疗服务体制、社会保障体制和公共卫生诸多方面,这更是一项复杂的任务。例如,目前的医学教育,基本上仍是生物医学的教育,教学内容远远落后医学实践的发展。再如,我们的医学期刊,大多仍然局限于医学的实证研究,认为只有这样的文章才能登大雅之堂,似乎疾病的治愈与康复只能是技术而与其他无关。而这一切的转变是需要时日的;最后,最为困难的是,医学人文转向还面临着许多阻力,特别是唯技术主义与金钱、资本的诱惑,其中技术主义的影响近二十多年虽有所衰退,但在一部分医生中还严重存在;而市场与资本对医学的诱惑则更为令人忧虑。正如欧洲内科联盟所指出的那样:“现代医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改变医疗卫生体系与兼顾患者的需求,以及达到需求的有限资源都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市场的作用,其中以放弃将患者利益放在首位与传统职业责任之间的挑战最为突出。”[19]现代医学要真正实现人文关怀的转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尽管这种变化才开始,我们仍应十分热情地关心和支持这种转向,及时觉察和总结、宣扬这种转向,并为这种转变叫好。有的学者不赞成对当代医学的这种评价,认为现代医学的市场取向倾向和技术至上的倾向并未改变,对医学以人为本精神的冲击也未削弱。但是,任何事物发展的重要转向,都是从小开始的,都是从少数人的先觉开始迈步启动的。更为令人高兴的是,在临床医学界,已经涌现一批视野开阔的医生,他们曾经十分热衷于高技术,十分热衷于放支架、搭桥、血液透析和各种新式手术,认为不断以各种新技术对抗疾病是医学发展方向,但是他们现已全然改变了这种态度。他们在大声速疾呼要重视预防,要重视生活方式的调整,要重视病人生活质量的改善。北京同仁医院副院长王宁利说:现在年轻医生中出现了一种技术至上主义,可能给医学带来灾难性后果。我们也看到,在一些学术会议上,开始大谈戒烟,大谈规范的行为与生活方式。这难道不是令人高兴的事吗?我们难道不应为医学的这种变化而欢呼吗?
参考文献
[1]J.汤比因,池田大作.展望21世纪[M].北京:国际人文化出版公司,1985:94-96.
[2]文森特•帕里罗,约翰•史洒森,阿黛思•史洒森.当代社会问题[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417.
中国古代的神农尝百草（《淮南子•修务训》）使人们认识到某些植物的汤液对疾病有治疗作用。这便是人类医学科学的开端——中药的重要起源。从中国的商代以后汤液成为中药的主要剂型。然而，草药虽然能够治病，但并不能延长人的寿命。而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皇希望长生不老，永远处于统治地位。因此，自战国以来，在中国历代皇帝的支持下，便产生了一个长期繁荣不衰的职业——炼丹。起源于道家学派的炼丹家相信，只有自身不腐败的药物才能使人长生不老，青春永驻。当时，人们所用的草药当然做不到这一点，惟有金石能充当这一角色。
我国晋代著名的道教学者、炼丹家和医药学家葛洪（公元284～354年）所著的《抱扑子•内篇》金丹卷中就明确记载：草木之药“煮之则烂，埋之则腐”，而“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这就是说，用中草药炼丹是不行的，因为它们容易腐烂。而朱砂加热后可变成水银和硫磺，反过来水银与硫磺在冷却的条件之下又可转变为朱砂。因此，服用朱砂炼制的丹药，人的生命就像朱砂与水银能互变那样，往返循环，生生不息。并把丹砂（HgS）称为长生不老药的极品。这是丹砂与水银、硫磺进行可逆化学反应的最早的明确记录。这一反应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化学。例如：当水银温度计打碎了之后，洒落在地面的水银容易蒸发，而以蒸汽的形式被人所呼吸，从而引起汞中毒。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通常的做法是在水银上面撒一些硫磺，使之变为HgS，而HgS在常温下是没有挥发性的。有“药王”之称的唐代著名医学家孙思邈（公元581～682年）也是一位非常著名的炼丹大师。他在炼丹过程中发现了黑火药，在其著作《伏硫磺法》中记载了黑火药的配方：两份硝石+三份碳+一分硫。这三种物质一旦发生化学反应，就在短时间内产生大量的气体，从而产生爆炸。这就是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这一技术直到公元8世纪才传到阿拉伯。阿拉伯人把硝石称为“中国雪”，而波斯人（今伊朗人）则称其为“中国盐”。虽然炼丹家们寻找长生不老药的梦想最终破灭，但却在炼丹的过程中创造了很多有趣的新方法和新物质，例如淮南王刘安在组织其门客炼丹过程中偶然发现了豆腐，而被称为豆腐的鼻祖，也把自己造就成了化学家。正因为如此，英国自然科技史专家李约瑟（1994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根据中国古代在炼丹术等方面的成就，在其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了“医药化学源于中国”的论断，认为“整个化学的最重要的根源之一，是地地道道从中国传出去的”。到了16世纪初，药物化学家的奠基者、瑞士科学家巴拉塞尔士首先把矿物质作为药物使用，提出化学的目的是制造药剂。他认为有病就是缺盐、水银和硫磺这三种要素之一（分别比作为肉体、灵魂、精神）。为了治病就要服用所缺的要素。而为了获得能够治疗疾病的药物，必然要进行化学实验，因此，在这些实验过程中，人们便发现了硝酸、盐酸、硫酸、氨和矾等化合物，也产生了元素、化合物、化学试剂等概念，从而推动了化学的发展。
2化学的发展对医学所做的贡献
巴拉塞尔士作为医学的改革者，极力反对伽仑及阿维森纳的学说，并引导人们注意到化学对医学及药学的莫大用处。他的这种主张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而逐渐被证实。随着唯物主义哲学和化学的发展，人们坚信能够治病的这些植物中肯定存在着内在的物质基础。结果在19世纪初，化学家们从药用植物中寻找到了具有药用价值的小分子有机化合物。例如：1763年，爱德华•斯通（EdwardStone）在伦敦皇家学会宣读了题为“关于柳树皮治愈寒颤病成功的报告”。1828年，法国药剂师亨利•勒鲁克斯（HenriLeroux）与意大利化学家拉斐尔•皮里亚（RaffaelePiria）利用化学手段从柳树皮中提纯出了其有效成分水杨酸，化学名是邻羟基苯甲酸。1860年，德国拜尔公司化学家赫尔曼•科尔贝（HermanKolbe）成功实现了水杨酸的人工合成。但是水杨酸对口腔、食道和胃壁的黏膜有严重的刺激作用，从而使其在医学应用中受到了严重限制。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化学家们首先想到的是将其改为酸性较小的钠盐（水杨酸钠），这虽然减小了其刺激性，但却具有令人不愉快的甜味，导致大多数患者不愿意服用。到了1893年，德国Bayer公司的化学家费利克斯•霍夫曼（FelixHoffmann）对水杨酸进行了改造，制成了乙酰水杨酸。水杨酸与乙酰水杨酸具有相同的医学性质，但后者却没有令人不愉快的味道和对黏膜的高度刺激性，这就是“万灵药”阿司匹林。这个例子说明人们已经可以用化学的方法去改变天然产物的结构，使之成为更为理想的药物。1928年，英国细菌学教授弗莱明发现了人类第一个抗生素药物青霉素。虽然弗莱明发现了青霉素，但是青霉素培养液中所含青霉素的量太少，加上他化学底子比较薄弱，一直没法找到富集浓缩青霉素的技术，很难从中提取足够的数量供临床研究使用。因此，弗莱明只好暂时停止了对青霉素的培养和研究工作。
直到1935年，澳洲药理学家弗洛里和侨居英国的德国生物化学家钱恩合作解决了青霉素的富集、浓缩这个技术问题，才使得青霉素真正成为服务于人类的良药。青霉素的大量生产挽救了千百万患有肺炎、梅毒、猩红热等疾病的患者的生命。青霉素的发现被公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原子弹和雷达相并列的第三个重大发明。正是因为弗莱明、弗洛里和钱恩对改善人类健康和延长人类寿命所做出的突出贡献，他们三人共同分享了1945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同样，我国的科学家们在推动医药学的发展和改善人类的健康方面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2011年，我国药理学家屠呦呦教授获得了仅次于诺贝尔奖的世界级大奖——美国拉斯克－狄贝基临床医学研究奖（LaskerDeBakeyClinicalMedicalResearchAward），以表彰她在青蒿素（Artemisinin）的发现及将其应用于治疗疟疾方面所做出的杰出贡献。这一医学发展史上的重大发现，每年在全世界，挽救了数以百万计疟疾患者的生命。这是迄今为止中国生物医学界获得的世界级最高奖项。青蒿作为药物使用，首次记载于《五十二病方》（公元前168年左右）中，这本书出土于马王堆三号汉墓。书中详细描述了如何用青蒿来舒缓痔疮。在公元340年间东晋医药学家葛洪在其著作《肘后备急方》中，明确记载了青蒿能够治疗疟疾：“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屠教授正是根据这一段文字记载受的启发，改变了传统的提取方法，在经过190多次的失败之后，于1972年11月8日从青蒿中获得了其有效成分——青蒿素的单体。1973年，作为其结构研究的一部分，屠呦呦对青蒿素的结构进行修饰，得到了双氢青蒿素，其药效比青蒿素高10倍。双氢青蒿素的合成奠定了合成其他衍生药物的基础。1984年初，上海有机所周维善院士课题组实现了对青蒿素的人工全合成。另外一个极为重要的例子就是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医科张亭栋教授发现As2O3可以治疗M3型白血病的原创性研究。他从民间中医中得到一个秘方：砒霜、轻粉（HgCl）和蟾蜍可用于治疗淋巴结核和癌症。而张亭栋将这个配方主要用于治疗白血病的研究，并分别检测这三种药物在治疗中的作用。通过研究，他发现其有效成分为As2O3，并于1973年在《黑龙江医药》上发表了As2O3用于治疗白血病的开创性论文[4]。1979年，他们在《黑龙江医药》上再次，明确指出As2O3对M3型白血病效果最好，从而清晰地奠定了人类今天的认识：As2O3可以治疗白血病，特别是M3型白血病[5]。1998年美国康奈尔医学院的Soignet教授将张亭栋的研究结果用于临床治疗并将其治疗结果和可能的作用机制发表于世界最权威之一的医学杂志《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从而导致了国际医学界广泛接受As2O3对M3型白血病的治疗作用。而且相关药品已经通过美国FDA批准正式上市。
此外，医药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药物还有很多。例如1908年德国科学家埃尔利希课题组从合成的上千种含砷化合物中筛选出能够用于治疗梅毒的化学药物——砷凡纳明，从而开启了化学合成药物治疗的时代；1911年，波兰化学家CasmirFank在谷物中发现了维生素B1，并且发现缺乏维生素B1会患脚气病，随后新的维生素被不断地分离纯化并进行了结构的鉴定，使人们认识到维生素缺乏与疾病的关系；1932年德国生物化学家多马克发现的第一个磺胺类抗菌药——百浪多息；1963年美国化学家瓦尼（M.C.Wani）和沃尔（MonreE.Wall）从红豆杉中分离到了抗癌活性成分——紫杉醇（taxol）等等，这些重要药物的发现无不与化学的分离和确定结构的技术有关，见证了化学对医学的深远影响和重大作用。化学手段已经成为医学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支撑。如可以用先进的化学手段来测定基因的结构、基因的序列，还可以利用化学手段去改变基因的结构，在基因上连接一个小分子或通过基因的对接来改良基因、甚至创造出新的基因。例如我们现在所见的一些转基因的食品——大豆和玉米等都是通过基因的改变来实现的。这些成就将为人类抵抗遗传性疾病及恶性肿瘤等现阶段无法治疗的疾病提供一种可能的方法。生命过程是无数化学变化的综合体现。尽管关于生命起源的学说很多，但是得到现在科学实验强有力支持的就只有“化学进化学说”，即生命是化学反应的产物。1952年，美国科学家StanleyMiller在实验室中模拟原始地球的大气成分和电闪雷鸣的自然环境，将甲烷、氨气、氢气、水蒸气等置于密闭的容器中，进行持续一周的活化放电，得到了氨基酸——这一组成生命不可缺少的蛋白质原料。而且在1965年9月17日，以钮经义为首的我国科学家用无生命的简单有机化合物合成了具有生命活性的结晶牛胰岛素，这一成果为人类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这些研究结果为生命起源的化学进化学说提供了有力的实验支持。美国著名的有机化学家，哈佛大学E.J.Corry教授（1990年诺贝尔奖获得者）曾经预言：“21世纪，化学将涵盖医学与化学之间的任一事情。”这一预言很快就被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院医学教授科恩伯格所证实，科恩伯格于2001年首次在分子水平上展示了真核的转录过程，并因此荣获了2006年诺贝尔化学奖。这里我们应该要特别注意的是，科恩伯格是位医学教授，但他却荣获了化学奖。
3化学对医学贡献的未来展望
面对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世界的现代化程度已经使人类享受到了现代文明的大量成果。但是，人类本身却不断地遭受着环境变化、社会关系和疾病侵扰等诸多问题。摒除客观条件的不易控制性之外，人类在生理病理、应变机制、病症治疗、预防康复等多个方面的认识，实际上还是很肤浅的。举例说无处不在的病毒性感冒早已对人类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可是至今医药学界在防治措施中并无良策，往往处于被动之中。
由此，不能埋怨一百多年来医学理论的迟缓发展，也不能责怪当今的医学科技不发达。究其根本的原因，笔者认为还是世界两大医学体系——中华医学和西方医学目前未能真正地融会贯通，所以不能形成合力以对付病魔和提高人类自身的健康素质。
然而，通过中国对中医药伟大宝库半个世纪的发掘、整理和提高，可以说中华医学已经开始迈入脱离虚玄理论，初步实现现代化的新阶段了——这就是即将崛起的现代中医学。后者通过崭新的生理应激理论，已经能够基本说明中医的科学性、规律性、诊治法则和临床效验。与此同时，对于生理应激理论十分陌生的西方医学来说，也存在着一种继续前进的机遇，从而在诸如现代人体平衡理论、人体机能状态分类、亚健康问题、诊治对策等方面，获得崭新的认识和有益的进步。如是说，以往难于融洽的中医学和西医学已有了一个共同的结合点，这就是当今世界医学界都应关注的生理应激理论的意义所在！就此问题具体阐述如下。
1中国经络科学研究成果的启示
众所周知，经络学说是中医学最为重要的基础理论之一。在中医典籍及现代研究中，对经络有着各式各样的描述和阐释，真是莫衷一是。但是其中有一套学说逐渐脱颖而出，这就是在1986年9月北京召开的“中国针灸学会经络研究会第一届学术讨论会”上，笔者正式宣读的经络本质的“血管及其神经学说”。此学说坚持了古代医家的一贯思路，合理地揭示了经络的主要物质基础就是血管及其交感性神经复合结构！
上述见解，别以为对西医学来说尚属已知结构，但其中却存在有许多的未知认识：例如交感性神经的节段性规律、交感性神经在体表-内脏双向联接中的作用、交感性传入神经的生理属性、交感性神经的感知及与大脑皮层的关系等等。然而根据笔者大量文献资料的论证，我国医家在公元前就发现了脉及支配脉管的交感性神经，并被称为“经脉”或“经络”。解析后来看，它的结构及功能在古代经络学说中阐释的明白清楚，应用的得心应手，并使中华医学在上述领域已经独领两千多年。
深入地说，经络这种人体结构具有流动性和感知性的属性，是血管及其交感性神经复合结构为主要基础的功能性表现；循经感传及慢速性是交感性传入神经基本的内脏性感知功能；“心胸内关谋”，“肚腹三里留”等经验反映了交感性神经潜在的特异性节段联系；针灸经络穴位所导致的神经-体液性调节，是由于激活了血管及其交感性神经以及中枢下丘脑所形成的，后者也是一种血管-神经复合结构，具有交感神经系统中枢和垂体门脉系统的双重作用。如此等等，科学地说明了经络的许多低级属性及在针灸治疗中的重要调节作用。追溯这些原因，可以在环节动物如蚯蚓水平发现血管及其交感性神经复合结构的雏形，并且在人体内现存的交感神经干（链）就是这一进化的痕迹。有关这个问题的详细论证和具体说明请参见笔者专著《现代针灸学概论》一书［1］。
这里不得不指出的是：在当今世界的医学研究中，躯体性神经及大脑的意识支配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经络本质的研究而显得事倍功半，并且还延缓了人体生命科学的深入研究。这是揭示经络本质的另一种意义或启示。
2生理应激理论的发展
在人类探讨自身生命规律的时候，不能不提及西方医学近200年来研究人体平衡理论的经典过程。19世纪里法国伯尔纳（Bernard）提出了以循环系统起核心作用的“内环境”学说，20世纪初美国坎农（Canmon）提出了以交感神经-肾上腺髓质系统为中心的“稳态”学说。在1956年加拿大病理学教授赛里（Selye）提出了以交感神经-肾上腺皮质系统为中心的“应激”学说。这种应激被认为是机体对不良刺激或应激情境的反应，并具有保护性和适应性的功能防卫反应。所以，这种应激学说的特征是可以包含三个反应阶段（警戒期、阻抗期、衰竭期）的一般适应综合征。至此，现代神经-体液理论已经比较深入了，但就学术系统来说，仍给人难以自圆其说的遗憾。
然而，当人们关注中华医学传统经典的时候，当中西医结合学者审视古论的时候，许多灵感可能就会不期而至。正如前述，“经脉”、“络脉”、“气血流注”、“阴阳平衡”、“五行生克”等等，可以说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中国古代朴素的神经-体液调节的雏形。特别是在1963年，中国著名的生理学泰斗蔡翘教授在赛里应激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生理应激”的概念［2］。这种生理应激强调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从刺激反应恢复到原来正常状态而维持机体内环境稳定的过程。由此可见这与赛里应激有着根本的不同，即后者一般被视为“病理应激”。这种不同似乎并未引起西方医学界的高度关注，然而在中国却很早很默契地被用来认识针灸针麻的调节原理了［3］。
深入地说，针灸针麻的实施非常符合生理应激的概念和过程；同时，又反过来极大地促进了生理应激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笔者的系列研究还证实：针灸针麻术所导致的机体反应基本上是在如下七个系统中进行的：交感神经系统、血管系统、血液免疫系统、内分泌系统、神经递质系统、中枢痛觉调制系统、内脏系统。这七个系统不仅是针灸针麻调节原理的物质基础，而且也是整个机体维持体内生理反应和病理反应的基本单位，因此可以统称为生理应激系统。站在人体生命科学的高度还可发现，这个大系统也是人体生命机制的基本调节系统，或经常被人们誉为“生命力（又称为内驱力）”的系统。
解剖生理学指出，血管系统作为血液免疫系统、内分泌系统、神经递质系统等的传输基础，应该是自环节动物以来最基本的生物结构。交感神经系统可以在中枢痛觉调制系统的调控下，直接或间接地通过神经递质调节着血管系统、内脏系统。特别是中枢中的下丘脑，不仅是典型的血管-神经结构，执行着调节垂体门脉和高级中枢植物性神经功能的重要功能；并且也是公认的表现出生命力及维持生理稳态的必需结构。例如在环节动物的血和血管开始构成为一个闭锁性的循环系统，与此同时也才开始具有了由若干神经节组成的链状神经系，这样两者就可以在保持内外环境平衡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联系到实验研究已证明了经络具有的许多低级生物属性，所以笔者有理由认为：作为中国传统医学核心理论的经络学说，可以说在结构布局和调节功能两方面，实际上早已勾划出了一幅神经-体液调节理论的原始画卷。现代研究也已经揭示了经络气血的重要物质基础，即血管及其交感性神经复合结构竟在生理应激状态中起着枢纽样的作用［1］！由此不仅展现了中医学现代化的良好条件，而且也促进了现代医学的成熟发展。
3现代医学理论的重大进展
例如至今尚属天下难题的现代人体平衡理论，在中医学“阴平阳秘，精神乃治”之人体平衡思想的指导下，结合到生理应激理论就可以这样总结出来了：以血管系统和交感神经系统为枢纽的生理应激系统在维持和调节机体内、外平衡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体内平衡是系统性调节的结果。其中枢纽的作用已由中国古代经络学说所全面阐述，其中的系统性调节即是组成生理应激系统的七个子系统之间的平衡或再平衡。由此比较西方医学研究中只强调单一结构的弱点，中华医学的整体观更能全面地认识人体的生命机制了。
这一成果再结合到中医体质学说关于“视人五态乃治之”的思想，现代中医学还创新地提出了现代人体机能的五种状态，即生理状态、代偿状态、生理应激状态、病理应激状态、衰竭状态。这一突破不仅真正体现了古为今用，也使现代医学的生理病理观前进了一大步。特别是在诊治过程中，如果不仅知道病因（这是西医的长处），而且也知道患者所处的状态（这是中医的长处），那么就会使整体诊断更准确，个体治疗更贴切。因此以中西医结合为特征的现代中医学还提出了崭新的复合诊治法［4］。
又例如时下人们喜欢谈论的所谓“亚健康”（又被称为“半健康”或“第三状态”）。很多人都为处于如疲劳、睡眠欠佳、消化不良、多汗、易怒或易忧郁等等状态而苦恼。目前“亚健康”仅仅定义为无病与有病之间的状态是既空洞又不准确的。显然西医学和传统中医学都没有把这个问题说得很清楚。然而，现代中医学采用的现代人体机能状态分类法，就将“亚健康”归为“生理应激”状态。这即是在平常态、代偿态、生理应激态、病理应激态和衰竭态等五种状态中的第三状态。其中既明确了“亚健康”在整体上所处的生理病理状态，又在经络辨证中也有利于病或证（态）的转归分析。这样不仅使现代中医学既有了传统中医的特点又有了现代医学的特点，而且使中医药和针灸成为了调节和治疗这种状态的最佳疗法。
4小结
中国进行医学现代化已经有半个多世纪了。其中的重大步骤就是非常开放地把西方医学也当作主流医学之一，并与中华医学并驾齐驱。与此同时，在中国古代医学丰厚的理论阐述和临床经验的基础上，传统医学的科学内核一旦被破解和揭示，就会升华传统医学达到质的突破—这就是现代中医学的企求和目标！
通过本文对生理应激理论及其应用的初步介绍，特别是已经在现代针灸学的理论和临床中的成功应用［5，6］，说明了应用这套科学的“大理论”来指导现代中医学的总结和应用是非常可行的。站在世界医学的高度，中医学现代化的进程，不仅仅是中华医学的巨大进步和荣光，而且也是现代医学的催熟剂和完善机遇。而今，具有中国自主创新知识产权的生理应激理论已经明明白白地摆在了大家的面前了！如果讲究科学发展观的管理层和医学界能抓住这一重大契机，那么在中西医真正结合之际，就能展示现代神经-体液理论的应有进展，就能展示世界现代医学体系的最新模式，就能展示保障人类健康的最佳方案，也就能早日展示人类“医学大同”的理想蓝图！
【参考文献】
1袁其伦．现代针灸学概论．重庆：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重庆分社，1990.
2蔡翘.Selye应激学说与生理应激.生理科学进展，1963，5（1）：1.
3袁其伦．现代针灸学的理论与临床．香港：华杰国际出版有限公司，1997.
4袁其伦．现代针灸学临床实用手册．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