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唯物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在吸收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合理内核的基础上进行唯物主义改造的结果，是分析历史发展规律和趋势，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把握社会主义前途命运、历史走向和无产阶级解放道路的哲学工具，其内容丰富而深厚，其中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客观性以及世界历史首先是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是该理论的两个重要维度。作为揭示历史发展规律的世界历史理论，最早是由黑格尔提出并系统化的。
在此之前，无论是史学领域还是哲学领域，都认为历史处在无规律的状态，偶然性是历史的主流，黑格尔从绝对精神出发以理性的方式首次深刻反思了历史发展的过程、本质、动力和规律。在他看来，历史不是孤立的个体，整个世界的各个地区、各个部分，不同民族、种族和国家都是联系在一起的；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有其内在的发展逻辑，这种发展遵循着某种规则，呈现出规律性的更替。黑格尔以世界性的历史尺度整理凌乱的历史理论并以其规律化的历史哲学超越了以往历史哲学的狭隘的民族视界，这是黑格尔的一大理论贡献。对此，恩格斯给予了高度评价“：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形式尽管是那么抽象和唯心，他的思想发展却总是与世界历史的发展紧紧地平行着……他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尽管他的历史哲学中的许多东西现在在我们看来十分古怪，如果把他的前辈，甚至把那些在他以后敢于对历史作总的思考的人同他相比，他的基本观点的宏伟，就是在今天也还值得钦佩……这个划时代的历史观是新的唯物主义观点的直接的理论前提。”[1]恩格斯在高度评价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的同时也鲜明地指出其理论的“形式是那么的抽象和违心”等等的缺陷，其世界历史理论是唯心主义的，是倒置的。黑格尔认为历史发展的动力是绝对精神的演绎，是绝对精神通过一系列民族精神所体现的世界精神“，我们所研究的对象———世界历史———是属于‘精神’领域，”[2]“世界历史自身本质上是民族精神或世界精神的辩证法。”[3]对此，马克思指出，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演变不是绝对精神的演绎，而是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的“，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4]“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5]“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化，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6]世界历史是经验的存在，是在实践交往的基础上形成的。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世界历史的第一个样态是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化的真正实现首先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完成的。资本主义大工业造就了一种走向全球的力量，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7]大工业需要依托全球的原料市场和消费人群，需要不断地向外扩展“，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下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他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简历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许多民族和地方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8]同时，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为资本主义工业走向世界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资本主义大工业极大地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并把一切民族相继卷入进来，造就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化。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最大限度地追求剩余价值是其本性和不断扩张的源动力，马克思曾引证邓宁在《工联和罢工》中的话说：“如果有10%的利润，资本就会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资本就能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资本就会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以上的利润，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9]。资本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的本性决定了资本必然冲破一切阻碍它盈利的限制，所有的生产都变成资本的生产，变成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生产，“资本的趋势是（l）不断扩大流通的范围；（2）在一切地点把生产变成由资本进行的生产。”[10]在资本冲破生产的禁锢的同时，也在冲破流通的禁锢，“资本作为财富一般形式—货币—的代表，是力图超越自己界限的一种无止境的和无限制的欲望。任何一种界限都是而且必然是对资本的限制，否则它就不再是资本—自我生产的货币了。”[1]只有以不断扩大的流通范围来支撑，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才能真正地实现，在不断冲破生产和流通的禁锢过程中，资本造就了全球化的生产和世界市场。“资本一方面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的趋势，同样，它也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交换地点的补充趋势；在这里从绝对剩余价值或绝对剩余劳动的角度来看，这也就是造成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作为自身的补充；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推广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任何界限都表现为必须克服的限制。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2]马克思的这些论述深刻揭示了“世界历史”的本质和形成根源。
二、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化：中国道路形成的时代场域
中国道路是中国人民慎重选择和自主探索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国情有机结合的创举。这种选择、探索和结合是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时代场域中实现的，世界历史构成了中国道路的时代场域，决定了其历史方位和走向。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历史走向世界历史，中国的发展被纳入世界的体系中，成为世界发展体系的一部分，与世界的紧密结合是中国发展的重要路径；另一方面首先实现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是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中国的发展必须科学地处理和重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其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化，使人类由传统走向现代，现代的价值追求和行为法则成为时代的标尺；造就了全球化的时代洪流，每一个国家无论是革命还是发展都被纳入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使世界由封闭走向开放，与其他国家交往、交流，向其他民族学习、借鉴成为每一个国家快速发展的基本途径。在这一场域中成长起来的中国道路必然坚持追求社会现代化为根本诉求，坚持对外开放，积极主动融入全球化的行为姿态。“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化”，落后国家的革命也必然成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向全世界衍射，就造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世界化，使得落后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也成为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为其由民族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提供了历史机遇。以中国革命为例，中国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追求民族解放独立的同时，又具有了世界的意义，对其他落后国家，特别是对亚非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不仅为其提供了革命的范例，同时也牵制了帝国主义的力量，减轻了他们的压力。同样，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场域中，落后国家的发展也必然成为世界发展的一部分。落后国家可以充分利用资本主义一切积极成果，避开资本主义发展中所遇到的不可克服的矛盾、危机和弊端，相对顺利地实现现代化并缩短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虽然“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3]。能够缩短落后国家发展的时间历程，减少发展的曲折。中国道路是坚持对外开放的道路，积极地吸收资本主义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坚持对外开放是我们的基本国策，自1979年对外开放以来，开放的层次、领域和水平都在不断的提升和扩展。全球化是世界历史的表征，积极主动融入全球化是中国发展的自觉行动。邓小平多次强调，我们要做“世界公民”，就是要以主动积极的姿态融入世界的全球化进程，一个没有摆脱封闭性、地域狭隘性的民族，不可能成为一个拥有现代文明的民族；就是要努力承担起世界的责任，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社会主义的中国应该用实践向世界表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不称霸。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1]就是要以自己的建设成就为人类做出贡献，中国的发展强大能为世界提供一个最具潜力和活力的商品出口和对外投资市场，支持“亚太世纪”的到来，为第三世界的发展提供道路、模式或经验的积极影响和促进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建立等等。其二，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第一个阶段是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资本主义是世界的主流，这决定了中国道路必须科学的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能否科学的处理这一关系决定着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社会主义能否的存续和发展的大问题。共产党人在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上也在不断的调整和发展。在19世纪，社会主义者把资本主义视为死敌，在理论上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在目标上把将其消灭作为最崇高的任务。
二十世纪总体上说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和抗衡，是势不两立的，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两个平行、对立的市场，不可能实现和平共处，只能是严重的对立和对峙。我国建国后虽然与资本主义展开了交往，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严重对立的认识还处于主流。邓小平站在时代的高度，立足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指出要辩证地看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一方面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根本制度上是对立的，因此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反和平演变的斗争是长期的、艰难的，也是非常重要的，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防范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我们要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在根本原则上不动摇，不让步。事实上，在国际范围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从未停止。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等等都是这种斗争的体现，得手之后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把和平演变的主要矛头迅速转向了中国，加紧了对中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对此邓小平鲜明地指出，“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他们“不喜欢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2]美国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是“两手”：一手是与我们接触，另一手是要用资本主义制度取代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两手同时使用，但后“一手”是根本的，前一手从属于后一手，因此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上，要看到二者根本对立的一面，这是根本的不可动摇的原则。与此同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还存在着相互合作、交流和借鉴的一面，看到这一面并积极的利用这一面才能促进社会主义的快速发展。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并存的条件下，两者之间存在着依赖性“，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革命世界发生联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在目前的情况下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3]那种“以为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绝对闭关自守、绝对不依赖周围各国国民经济的东西，这就是愚蠢之至。”[4]在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时代，资本主义国家是先发国家，处在生产力的高端，社会主义国家需要学习借鉴资本主义一切对自己有用的成果加速社会主义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总之，在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时代，要重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在看到二者根本对立的同时，要积极学习借鉴资本主义的一切文明成果，利用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的成就”来建设社会主义。中国道路坚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资本主义并对资本主义作具体的分析，主张把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文明成果与资本主义制度剥离开来，把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与其体制机制区分开来，坚持对基本制度不能简单照搬，但对积极的文明成果要认真吸取。中国道路不搞“全盘西化”，也不走“自我封闭”。
三、资本规制：世界历史时代中国道路的资本应答
资本和市场的逻辑是资本主义世界历史的内在逻辑，资本主义世界历史不过是这一内在逻辑的现实运动。身处资本主义世界历史场域中的中国，要谋求自身发展不得不面对资本和市场。但是资本的幽灵从来就是具有双重历史作用的存在物，一方面，其在推动生产发展、经济繁荣、财富增长、城市扩张的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历史文明作用“，如果说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一方面创造出普遍的产业劳动，即剩余价值，创造价值的劳动，那么，另一方面也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甚至科学也同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属性一样，表现为这个普遍有用性体系的体现者，而且在这个社会生产和交换的范围之外，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表现为自在的更高的东西，表现为自为的合理的东西。因此，只有资本才能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一切以前的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真正是人的对象，真正的有用物；……资本按照自己的这种趋势，既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又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1]另一方面，资本在创造财富、促进交往、创造人类文明的同时，也发挥着另类牵引作用。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详尽的史实和严谨的推论，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作为资本家的活的灵魂所具有的无比贪婪的本性，“作为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获取剩余价值，用自己不变的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2]“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3]其吸血鬼般的逐利本性吞噬着人性，异化和物化着社会。如何面对资本，对于这一绕不过的课题，中国道路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对待资本既要反“左”的错误，又要反右的错误，既要坚持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又要以制度等多种手段遏制资本的消极作用。在资本上的“左”的错误表现为只看到了资本的消极的罪恶的作用而没有看到其积极作用，因而主张消灭资本；右的错误则相反夸大了资本的积极作用而忽视了其消极作用，主张以资本彻底改造中国。二者共同的错误在于都没有科学的定位资本，没有看到资本是一个历史性的存在。资本作为推动技术、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强大动力杠杆不可或缺，我们要承认它的历史地位和积极作用，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充分利用资本形式、特别是资本创新来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与此同时，运用社会主义制度等一切必要的手段驾驭资本，不断削弱和消除资本的消极影响。
摘要：社会主义在世界的历史进程可以分为从空想到科学等四个阶段，作为具有伟大历史转折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具有伟大的历史功绩，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起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虽然还在继续发展和完善之中，但是它的基本内涵已经大致清楚。30年的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及其取得的巨大成功，不但造福于中国人民，而且有利于世界人民。
关键词：建国60周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进程创新
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论断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经验的精辟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正确选择和伟大创造，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脉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探索于。作为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的先驱者。领导全党以苏联经验为借鉴，提出“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的思想。［1］他在积极探索过程中，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提出了许多富有创见和远见的重要观点。在经济建设方面，他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和战略思想，并对改革经济管理体制进行了初步探索，甚至还提出“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在政治建设方面，提出正确认识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在思想文化建设方面，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在发展战略方面，他提出了大约用50年的时间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化工业、农业和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等等。然而，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构想的某些教条式理解和对当时局势的认识偏差，也提出了一些错误观点，使中国社会主义事业遭遇了严重挫折，但他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所做的艰辛探索和所取得的宝贵经验我们要永远铭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基于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顺应时代潮流，把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定位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不仅领导否定了“两个凡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科学评价了同志和思想，扭转了党和国家工作中心，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题，亲自主持制定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启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以他名字命名的邓小平理论，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首次系统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当代中国最大的历史性课题，在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上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于和。从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十六大，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党的十六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立足于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历史起点上，围绕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重大历史课题，先后提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及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建设和谐世界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前进。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近现代中国的时代特征及中国社会的独特个性，决定了中国新民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特殊性。在探索中国式革命道路时摆脱了苏联模式的束缚，带领全党全国人民赢得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创建了社会主义制度，用实践证明了中国式革命道路的成功与伟大。同样，在他逝世以后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强调走自己的路，不把书本当教条，不照搬外国模式，也是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适应了国际环境变化的客观要求。当今之世，知识经济已成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新一轮全球化空前加速，国际竞争的中心已经从军事对抗，转移到实质是以经济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面对这一变化，世界各国顺应时代潮流，重新调整了发展战略，力争占据有利的地位。面对时代与历史条件的重大变化，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点、路线、对内对外的方针政策，以及党的战略思想，如果不能适应时代特征和国际环境的变化，自觉地进行历史性调整，仍然固守马克思的“本本”和封闭的、僵化凝滞的苏式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模式，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抑制新的生产要素的增长，用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力打压新的社会要素的孕育，用铁板一块的意识形态禁锢创新智慧，那么在新一轮技术革命和全球化浪潮中就只能错失机遇，甚至可能重蹈落后挨打的覆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主动应对这一严峻挑战的产物。
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历史进程。这个进程可以分为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社会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阶段。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的中国，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当首推。在1918年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后来又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在中国传播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而且对在中国如何实现社会主义，提出了必须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的看法。第二个阶段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为什么叫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什么说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带有一定的社会主义因素，它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就是讲的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这一步和后来的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和更多的步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不能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新民主主义革命那一段是为后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准备的，没有那一段的准备就没有后来社会主义的发展。试想，不推倒三座大山，不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不由工人农民联合起来夺取政权，怎么能够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建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时，分析和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当时欧洲的英国、法国、德国，还有美国等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国家，但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恰恰是在资本主义不是那样发展或者是很不发展的国家开始进行的。在中国要搞社会主义，就必须经历民主革命这一段，这种民主革命又不同于孙中山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所领导的辛亥革命这样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它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为社会主义作准备的新的民主主义革命。所以这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序幕。第三个阶段就是基本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和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初步探索的阶段。大家都知道，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经过和一段恢复时期，开始进行“一化三改”，即实现工业化，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农业、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由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者实行了“赎买”政策，这种改造得以顺利进行，到1956年基本完成。这时，我们不但在政治方面，而且在经济方面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那个阶段，领导全党又进行了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初步探索，而且发表了光辉的文章，如《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这些文章中的很多思想至今还闪耀着真理的光芒，对于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指导作用。第四个阶段就是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前进阶段。这一阶段又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前十年，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同时，这十年中，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经历了反斗争扩大化、“”和化运动等曲折的发展过程。尽管有这些失误，成就仍然是这一时期的主导方面。正是在这一阶段，我们党领导人民群众战胜了历史罕见的三年自然灾害和国际上的干扰带来的巨大困难，使得国民经济得到迅速的恢复。第二阶段是“”的十年，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第五个阶段是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探索和理论创造阶段，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新的历史时期。
具体分析一下，这五个阶段有十五个历史关节点：1、1918年发表《庶民的胜利》等文章，这是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开端；2、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有了领导核心力量；3、1935年的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没有这次会议所采取的措施，中国革命的胜利还要推迟。4、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后来虽然改为“具体化”，但当时的原话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5、1945年七大和抗战的胜利，七大确立了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奠定了在全国胜利的政治、思想、组织基础。6、1949年新中国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7、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和的召开，当时所制定的路线和对国内主要矛盾的分析是正确的，虽然具体措词可以斟酌，但基本思想是正确的。而且在修改的报告当中，邓小平提出了要加强执政党的建设问题。8、1957年反右斗争是必要的，但扩大化是错误的。同时，这个时期我们对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获得具有历史意义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9、1966年“”开始，连续十年的内乱给我们国家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10、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邓小平成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11、1982年党的十二大召开，邓小平提出了“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2、1989年和以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产生，也就是十三届四中全会。13、1997年十五大召开，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的重要内容。14、2002年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的重要内容，产生了以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15、2007年十七大召开，使我们党和国家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在这15个历史关节点中，有两次会议具有历史转折性意义。这就是遵义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地位，确立了在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历史转折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从此中国革命开始走上胜利的道路。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使我国进入了由邓小平指引的以改革开放为最鲜明特点的历史新时期。
三、历史转折的实现与崭新道路的开辟
历史表明，任何一次历史性的转折都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实现的。1976年10月粉碎“”斗争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但由于以“两个凡是”为代表的党内“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思想的严重阻挠，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陷入了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面对这种情况，邓小平代表党心民心，以伟大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胆略和理论勇气，提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思想”，矛头直指当时在党内严重存在的“左”倾教条主义。紧接着，邓小平通过抓科技和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从实践方面冲破“两个凡是”错误思想的束缚。1978年5月开始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开始解放人们的思想，使人们认识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在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面前终于站不住脚了。这场大讨论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作了思想上的准备。1978年12月中旬，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召开，邓小平在会议闭幕会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这个讲话实际上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作为具有伟大历史转折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它的主要历史功绩，一是通过解放思想、打破党内存在的僵化半僵化状态，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的思想开始深入人心。二是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厘清了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应当坚持的政治路线，使“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成为历史上的过眼烟云。三是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恢复党的民主集中制和正确的组织路线，使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得以形成。四是提出要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指出“实现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同时还提出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以及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等，开辟了一条改革开放的强国之路。总之，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的错误，恢复了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指明了党和国家前进的方向。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说：“胜利前进的航道已经打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历史功绩使中国陷入严重挫折的社会主义建设峰回路转，走上了一条崭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次具有伟大历史转折意义的会议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起点。
有人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里说的，为什么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这条道路的历史起点呢?其实，只要研读一下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就清楚了。讲话提出了一系列非常重大的问题，包括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问题，改革开放的大政策问题，进行一系列的调整问题，特别是恢复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问题。讲话虽然没有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但其中一些重要问题都提出来了。此后，邓小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并没有完全搞清楚的问题进行了集中的思考、总结和概括，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明确地提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众所周知，任何一个新的、重要的观点的提出，都有一个酝酿的过程。虽然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1982年的十二大，但其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应该定在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本国意义和世界价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虽然还在继续发展和完善之中，但是它的基本内涵已经大致清楚。十七大报告对此作了精辟的阐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里包括领导力量、国情基础、基本路线、根本任务、制度保证、建设格局、奋斗目标等基本要素，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科学内涵的权威诠释。30年的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及其取得的巨大成功，不但造福于中国人民，而且有利于世界人民。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本国意义。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强国之路。经过短短30年，我们的综合国力有了显著增强，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力已今非昔比。整个国家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程度大幅提升，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有效推进，中国已成为令世界瞩目的、对世界经济政治文化产生愈来愈大影响的国家，解决世界重大问题包括中国问题无视中国存在的时日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富民之路。30年的实践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现在虽然还存在着分配不公、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但全国各族人民的总体生活水平有了与30年前不可同日而语的明显提高。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相适应，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水平也有了相应的提高。中国人民不但腰包鼓了，而且精神状态更加自信、自强了。再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健党之路。这条道路的开辟和取得的巨大成功，使中国共产党更加健壮和坚强。正是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征程中，党的执政能力、党的工作作风、党的民主建设都有了进一步增强和改善。中国30年来的巨大变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实现的，这是一个谁也否认不了的事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和取得的巨大成功，集中反映了党的先进性，是使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取得新进展的坚实基础。强国、富民、健党这三者是结合在一起的，体现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综合效应”。这种综合效应，在当前这场由汶川特大地震激起的抗震救灾伟大壮举中得到了集中的、强烈的体现。正是由于国力增强了，抗震救灾才有了过去所没有的物质基础；正是由于老百姓手头有钱了，才能踊跃地捐款捐物；正是由于党的执政能力提高了，才能作出人民赞扬、举世称道的优秀表现。在抗震救灾中高扬的伟大民族精神，也是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和进展密不可分的。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次抗震救灾的伟大壮举和必然取得的胜利，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伟大意义的一个证明。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世界价值。曾几何时，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了低谷。然而，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非但没有成为“人类20世纪的历史遗产”，相反却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形态在世界的东方蓬勃崛起。尽管一些资本主义的政客和媒体，出于其制度的利害，厌恶社会主义，诋毁迅速发展着的中国，不断发出“中国”、“中国崩溃论”等论调，意欲妖魔化中国和唱衰中国。但正如李白的诗句所说的那样：“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艘航船，将会继续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和已经取得的巨大成果，不但证明了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证明了这个制度的科学性、自恰性和优越性，而且给世界上发展中国家实现发展提供了可以借鉴的宝贵经验。同时，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和平发展之路、自强予人之路，是一条促进共同发展、建设和谐世界之路，因此它的成功不但造福国人而且惠及世界。至此，我想起了剧变以后邓小平说过的一段高屋建瓴、穿越时空的至理名言：“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以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和不断取得新的成功，就是7000万中国共产党员和13亿中国人民为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复兴作出的重大贡献。
参考文献：
关键词：中国特色；先进文化；科学发展；文化强国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06-0237-0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是建设先进文化之路，是科学发展之路，是强基固本之路，是以人为本之路，是改革创新之路，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必由之路。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全面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丰富内涵，围绕文化的地位作用、发展方向、发展目的、发展动力、发展思路、发展格局、发展战略、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等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深刻回答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决定》明确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作为根本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内核，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凝魂聚气、强基固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根本标识。
文化是人类改造客观世界过程中创造的精神成果的总和。从精神生产的特有属性和内在规律来看，任何文化都包括虚体部分和实体部分，虚体部分就是文化所蕴涵的精神价值，实体部分则是承载文化精神价值的物质基础和传播形态。同时，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也是政党的精神旗帜。我们党历来都高度重视文化建设，文化工作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深刻总结我们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新的实践，不断深化对文化发展特点和规律的认识，在文化的地位作用、文化发展方向、文化发展目的、文化发展动力、文化发展思路、文化发展格局、文化发展战略、文化发展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等有关文化发展的一系列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上，形成了许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开创了中国文化建设的新局面，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进一步回答了中国文化建设走什么路、朝着什么样的目标迈进的重大问题，进一步指明了中国文化建设的前进方向和发展路径。只有坚持这条道路，才能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才能实现中华文化繁荣兴盛，才能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一、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从根本上说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不断开拓文化发展新思路、提升文化发展新境界之路，就是走向文化强国之路。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不同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更加复杂，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人们思想更加多样，社会价值更加多元，社会思潮更加多变，思想文化领域噪音杂音不绝于耳，一些反马克思主义、主义的不良思想意识时有出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就要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紧密结合，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解决文化改革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努力在纷繁复杂的文化生态中辨析主流与支流、区分先进与落后、划清积极与消极；就要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
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必须发挥人民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坚持文化发展为了人民、文化发展依靠人民、文化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社会主义文化是人民大众的文化，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就要把人民作为文化建设的重要依靠力量，坚持以人为本，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定维护广大人民的文化权益。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就必须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群众观，自觉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依靠人民群众，尊重人民群众主体地位，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做到文化发展为了人民、文化发展依靠人民、文化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文化发展为了人民”，要求我们在文化创造的过程中，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反映人民群众的生活，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体现人民群众的愿望，始终把人民群众是否满意作为衡量文化工作成败的根本标准，努力提高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文化发展依靠人民”，要求我们始终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者地位，充分尊重人民群众在文化建设中的首创精神，为人民群众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者创造机会、提供舞台，让人民的文化创造潜能得到充分表现，人民的文化创造活力得到极大激发，人民的文化创造成果得到广泛认同；“文化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要求我们把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化发展的根本动力，进一步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增加农村文化服务总量，缩小区域和城乡文化差距，多提供人民群众特别是基层群众能享用得上、享用得起、享用得了的文化产品，努力让文化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必须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吸收外来有益文化，大力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对于任何一个民族来说，优秀传统文化都是安身立命之本。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厚重的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弘扬者，我们党始终强调，优秀传统文化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必须建立在对传统文化精华的发掘和继承之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就是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传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文化发展道路，就是植根民族历史文化土壤而又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文化发展道路。只有坚定不移走这条道路，才能把坚持和发展、继承和创新统一起来，使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彰显民族性，体现时代性。从科学标准来说，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不仅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本质，而且表现为它是以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为指导的文化。在当代中国，坚持先进文化，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建设中的指导地位，才能真正以科学态度继承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和吸收外国文化的积极成果，才能引领国内多姿多态多样的文化思潮，使其有利于而不是妨碍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发展。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必须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大力弘扬中华文化。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人们对中华优秀文化价值的认识越来越清晰，越来越自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深刻地揭示了“走什么样的工会发展道路，建设什么样的工会”这一重大的时代课题，解答了中国工会面临的许多理论和实践难题。通过开展学习宣传实践活动，我们深深体会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一定要处理好“四个关系”。
一、弄清工会性质，正确处理坚持党的领导与工会独立自主开展工作的关系。中国工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阶级群众组织，具有广泛的群众性，鲜明的阶级性和高度的政治性。这是中国工会与国外工会的明显区别。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工会性质决定的，任何时刻都不可动摇。工会依据《中国工会章程》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必须以坚持党的领导，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前提，必须以维护全国人民共同利益与维护工人阶级的具体利益相统一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实质上就是在党的绝对领导下，依照工会的性质和特点，高度发挥其创造性和主动精神，敢于和善于独立自主地开展各项工作，发挥工会应有的社会职能和作用。这既是党对工会工作的基本要求，也是工会组织发挥作用的根本原则。只有把党对工会的要求和职工对工会的要求有机地结合起来，把贯彻党的主张和反映职工的愿望有机地结合起来，工会工作才能有动力、有活力、有旺盛的生命力。从我从事工会工作多年来的实践看，坚持党对工会工作的领导，除了注重经常性的请示、汇报、沟通外，还要坚持“五个必须”：一是工会换届选举时，主席、副主席的人选由工会组织推荐，但必须经过同级党组织的批准；二是谋划安排工会工作必须服从服务于党委、政府工作大局；三是工会开展的重要工作必须争取以党委、政府的名义安排部署；四是工会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必须把对党负责与对职工负责统一起来；五是工会召开的大型会议或举办的大型活动，必须争取党委、政府领导参加并给予大力支持。
二、把握工会工作方向，正确处理全局工作与工会工作的关系。工会是职工自愿结合的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既不是党委部门，又不是行政部门。团结职工、联系职工、教育职工、服务职工，是工会组织永恒的职能。这是工会组织的特点所决定的。但是，工会的具体工作任务，必须服从服务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在改革、发展、稳定中来体现、来发挥、来完成。只有牢固地树立全局意识，把握工会工作的大方向，在党和国家全局工作中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工会才能得到自我发展的支撑条件。因此，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工会工作必须放到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去定位、去思考、去谋划、去部署。改革是发展的动力，是推进社会进步的必由之路。工会服从服务于改革大局，一定要教育引导职工拥护改革、支持改革、参与改革，在改革中维护自身权益，分享改革成果。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经济建设是党的全面工作的中心。工会组织服从服务于发展大局，一定要坚持以经济为中心，努力推动党的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方针的落实，教育职工树立牢固的主人翁意识，充分发挥他们在经济建设中的主力军作用。要组织广大职工开展劳动竞赛，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开展合理化建议、技术创造、技术创新等活动，激发他们的创造性，为推动经济建设平稳快速发展争做新贡献、大贡献。工会服从服务于稳定大局，一定要注重新形势下的职工群众工作，参与社会创新管理，开展和谐企业创建活动，抓好劳动关系争议及案件调处，畅通职工利益诉求表达渠道，维护职工队伍稳定，确保社会和谐稳定。
三、理清工会维权工作的思路，正确处理维护全国人民总体利益与维护职工具体利益的关系。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工会的基本职责。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必须贯彻落实“组织起来，切实维权”方针，全面履行工会各项社会职能，突出维护职能，切实把职工群众的利益落实好，维护好、发展好。由于中国工会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工会，与资本主义国家工会在维权上具有本质上的区别，所以决不能为了维权而维权，误导职工与党和政府搞对立。正确的途径是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在维护全国人民总体利益的同时，更好的表达和维护职工群众的合法权益。在维权工作中，我们坚持了四个原则：一是依法维权原则。一方面教育各级工会干部增强法制观念，学会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并要健全工会维权机制，把维权纳入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的轨道。另一方面，教育引导职工依法规范自身行为，以合法的方式和渠道表达利益诉求，对有关部门或企事业单位发生侵权问题的，逐级向工会反映，决不采取极端的违法手段维权。二是超前介入原则。对县委、县政府制定有关政策，出台有关文件，凡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县总工会及时代表职工向县委、政府提出合理化建议，做到超前介入，主动维权。三是实事求是原则。劳资矛盾大多是利益冲突。有的问题是属于企业方面的，比如不能执行最低工资标准，拖欠职工工资等；有的问题是属于职工方面的，主要是期望值过高，脱离了企业承受能力。因此工会在维权工作中必须认真进行调查研究，按照实事求是原则，有针对性地组织劳资双方平等协商解决问题。四是组织协调原则。工会维权工作涉及面广，政策性专业性强，单靠工会自身维权难度大，一定要与政府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协调维权，并要借助人大的法律监督、政协的民主监督和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
这条道路，可以说是中国前期文学理论发展道路的合理的延伸。中国具有现代性质的文学理论从“五四”算起，大体经历了三个“三十年”：第一个三十年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诞生的阶段，它对应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二个三十年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全国范围内的实践阶段，它对应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第三个三十年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理论新形态的构建阶段，它对应的是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这三个“三十年”，在理论的历史逻辑和学理逻辑上，有着内在连续性。但由于不同时期的巨大差别，各个阶段的文学理论又有着各自鲜明的特征和面貌。
那么，近三十年我国文学理论究竟形成了哪些特点，这一阶段文学理论研究的基本经验是什么，这是需要认真探讨和总结的。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今天，为了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的文学观念，解决影响和制约文学理论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构建有利于文学理论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推动文学理论研究进一步走向繁荣，就尤其有必要把总结经验的工作提上日程。
总结三十年文学理论活动的经验，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总结经验同样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革创新。在总结经验过程中，不同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得出的结论是不同的。观念决定思路，思路决定出路，因之，总结经验需要把住观念这个总阀，这样，才能科学地分析出哪些意见是正确的，哪些意见是不正确的，才能既看到成绩又找出问题。
为了获得科学回顾、梳理、总结、反思的能力，为了不被一堆论述细节和各种争执意见所迷惑，毫无疑问，在处理和考查问题和矛盾的时候，我们不能忘记理论与理论之间的基本的历史联系，不能忽视把问题提到一定的语境和范围之内来加以讨论。无视各种问题在我国语境中存在发展的特殊性质，就容易认识不到该语境对于文学理论的内在规约，就容易丧失理论前进的方向感。文学理论的历史同其他精神生产的历史一样，只有放在整个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各个环节的深刻联系中，才能找到其正确路径与方位。
新时期我国文学理论，表面上看最大的特点莫过于追求一个“变”字，不停的变化，令人眼花缭乱。但是深入地看，又不难发现，在这个“变”的背后，在炫目的五光十色、纷纭杂乱之下，仍可以看到许多因袭的、凝固的、不变的东西。有些研究，追求的不是学理的进步，而是“轰动”的新闻效应；有些观点，貌似新颖，实际离真正的文学理论相去甚远。因此，对于“变”，要加以具体分析。如果站在时代的高度，平心静气、拉开距离地加以俯瞰和审视，那么就能看出新时期文学理论之“变”的真实意义。同时也会看到，有些变化，其轨迹往往还是在一种旧的理念上重复和轮回。
拨开现象看本质，从全局上讲，近三十年我国文学理论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是多方努力推动有中国特色文学理论与时俱进的历史，是中国化文学理论自我更新、自我完善、不断前行的历史。由此推论，那种认为近三十年我国文学理论的历史是一部在实践基础上推进学理创新、方法创新、观念创新的历史的意见，是完全能够成立的。
这是我们进行回顾、反思和总结的认识基础。如果我们脱离这个基础，否认新时期文学理论的变迁史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国化的历史，是以当代形态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为主导的文学理论整体结构形态生成和建构的历史，那么，我们对新时期文学理论和文学活动矛盾性质的把握，以及对它所取得的进展和所经历曲折的判断，就会出现偏差。
新时期文学理论的进步是显著的，这种进步至少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一是文学观念突破了旧有的束缚，在新的历史时期，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文学理论中国化结合起来，张扬了适应中国历史新阶段的人文精神和审美理念；二是随着吸收借鉴中外文论及其他学科方法和思想资源的不断增强，新时期文学理论突破了单一、独语的模式，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呈现出多元发展、日臻成熟的态势；三是文学理论研究的视野达到了相当宽阔的程度，外国文论的引入和译介达到了十分丰富的程度，本国文学理论与外国文学理论的交流和对话达到了准同步的程度；四是三十年来我国文学理论研究的著述成果，在数量、质量和话语方式上，都超过了原先的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那么，取得这些成绩的基本经验是什么呢？我认为，
其一，新时期文学理论的研究没有割断历史，没有割断与先前文学理论的血脉联系。在承前启后上，它的建设同改革开放之前的历史时段，同近百年我国文学理论的历史进程，都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这样就清晰地把握住了新时期文学理论发展的来龙去脉。而“要了解一个限定的历史时期，必须跳出它的局限，把它与其他历史时期相比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0 页）只有经过比较，才会发现，新时期的主流文学理论同改革开放之前的文学理论，在其基本属性上是一脉相承的，它的变化是丰富了方法，扩大了视野，革新了观念。前后的两个三十年，只是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它们虽有很大差异，但二者之间既不是相互撕裂，也不是彼此对立的。正因如此，新时期文学理论的主航道才没有发生大的偏斜。
其二，新时期文学理论在指导思想上，依然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与我国文学实践的结合。历史证明，什么时候坚持了这一指导思想，什么时候文学理论研究就能得到创新和进步；什么时候轻视、疏忽或丢弃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指导，排斥它与我国具体文艺实践的结合，什么时候文学理论研究就会出现扭曲、波折或失误。要想发展，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文艺学说，否则，就会远离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理论的大目标。那些貌似新锐的“艺术至上主义是一种艺术上的唯心论，这种主张是不对的”。（《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1页）上述经验，在新时期文学理论“人性论”、“主体论”、“向内转”、“本体论”、“审美论”等问题的讨论上，已经清楚地反映出来。
其三，在文学理论创新的路径上，一定要把“问题意识”作为变革的条件，一定要树立创新的主轴和支点。没有“问题意识”，就容易固步自封，守旧因循；没有创新的主轴和支点，就容易分散混乱，遮掩主线。这个创新的主轴和支点是什么，就是要实现文学理论“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科学属性”和“人文属性”的互为表里的有机统一。这是文学理论走向未来的康庄之路。经验表明，文学理论要创新，就要结束在“内”“外”两极中像钟摆一样，左一下右一下、往返回荡、不断易位的摇摆状态，努力实现“从形而上学的思维到辩证思维的反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6页）新时期有些文学理论之所以走过“由外而内”、“由内而外”的两个阶段，其研究重心不断“位移”，研究方法不断“转向”，而且每次都以所谓“深刻的片面”告终，其根本原因就是离开了创新的科学性，自觉不自觉地步了某些西方文论的后尘。
其四，在文学理论布局上，进一步认识到重视和加强文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极端重要性。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单凭观察的经验是不能充分证明事物的必然性的，必须进行理论概括和合理抽象，必须使文学理论从“搜集材料的科学”进入到“整理材料的科学”，进而进入到“创造观念的科学”，这样，才能发挥其文学理论的效能和威力。基础理论研究是理论进步的先导，自主创新的源泉，是学科的立命之本。只有以深入的基础理论研究作后盾，才能不断提高理论的原创力，增强理论发展后劲。指出：“第一要充分认识基础研究的战略意义和重大作用，第二要加大在这方面的投入力度，第三要重视培养从事基础研究的人才特别是创新型人才，第四要营造宽松的学术环境，从而推动我国基础研究取得更多优秀成果。”（《人民日报》2008年1月20日，第1版） 这是总书记对自然科学家讲的意见，但其精神对文学理论研究来说，同样也很贴切。
其五，在文学理论中国化的进程中，进一步认识到，要坚持以实际问题的研究来带动理论的研究，这是文学理论中国化的基本途径；以现实问题为中心来带动理论的更新，这是文学理论中国化的基本模式；与传统文论的深层结合，这是文学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条件；以唯物史观为显微镜和望远镜，这是文学理论中国化的灵魂。文学理论只有成功地诠释和说明了中国的文学问题，它才能拥有世界的意义，才能作为话语的主体为自己赢得更多的倾听者和对话者。
无疑，经过三十年的变化，我国文学理论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一场新的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正在来临。如何用科学发展观指引文学理论继续前进，这将是今后一段时期文学理论上的重要课题。
面对文学理论的巨大变化和转型，我们要正视和承认其中已经产生和可能产生的负面作用。尽管没有人预期过变革和转型所带来的仅仅是成绩而没有负面的效果，但如何应对这些负面效果，却是必须回答的现实问题。
由于理论多元和急剧变迁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少人对文学理论的现状和未来充满了焦虑和迷惑。面对这一局面，我们一方面要珍视三十年来文学理论变革的巨大成果，一方面也要继续探索更加科学的发展途径，继续向前看。但这个“前”到底是什么，必须弄清楚。这个“前”就是“目标”，就是“方向”，而这个“目标”和“方向”，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理论。如果这个“前”弄模糊了，那么曾经是文学理论变革的力量，也会逐渐演化成阻碍理论发展的力量。
譬如，倘若像有种意见那样，主张我们当今的文学理论要接续到“20世纪头20年”以王国维、梁启超和早期鲁迅学说那里去，才能接续文学理论的“现代化”，那么，这个所谓的“前”就成了向“后”看了。这样的经验总结，是容易成为文学理论发展观上的“断裂论”和“空白论”的，是容易抹杀我国文学理论自身特色的社会主义性质的。说“五四”以前的文学理论比“五四”以后的文学理论好，说30、40年代进步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创造性贡献没有“现代性”，说50、60年代我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一无是处，说新时期文学理论的“转型”就是要转换到旧民主主义或现代西方文学理论范式那里去，显然，这样的判断是不实事求是、难以成立的。
再如，目前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似乎出现一种“多元化”、“普泛化”与“普世化”的倾向。什么学说都不加分析地被说成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只要同另外一种非马克思主义学说“嫁接”，就成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新发展”；明明是国外批判、攻击、解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点，也说成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新见解”。凡此种种，很可能从根本上消弭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同诸种非马克思主义或假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分明界线。这种倾向，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理论体系，坚持文学理论的正确方向和价值取向，也是十分不利的。
关键词：文化发展；中国道路；内涵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0-0240-03
在当代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的历史时期，以正确的思想文化指导人民精神生活，构建先进文化的地位凸显。归结起来，文化发展的“中国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符合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国情、现阶段中国社会基本矛盾为现实依据；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基本内核，坚持按照文化科学发展的规律，满足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的根本需求；是既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又吸收借鉴世界优秀文明成果和先进经验的道路；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集体实践智慧的结晶。这条道路内涵丰富而深刻，意义影响深远。
一、文化发展的“中国道路”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发展之路
当代中国文化的健康发展，必须以科学的、先进的、正确的思想为指导。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就举起马克思主义这面旗帜，将其与中国实际结合并不断使之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形成了思想和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成为引领中国文化进步的根本指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之所以正确，从根本上讲是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下使文化发展开拓创新、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坚定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指导人民社会物质和精神财富创造的实践。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是一种社会意识，产生于人与自然改造和被改造的关系中，劳动实践决定着文化的本质特性。文化渗透在人类劳动的各个方面，并随着人类社会发展不断由低级向高级、由片面向全面、由落后向先进转化。马克思主义对文化的这种理解包含着文化为人类社会服务的意识，而劳动的群体性特征必然决定文化是群体所创造的和最终为人民群众服务的价值观点。这些被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汲取，进而提出了“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创造更多反映人民主体地位和现实生活、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精神文化产品”等人民创造文化为人民的科学指导思想。此外，在阶级社会，意识形态具有阶级性，集中体现一定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必须有主流意识来指导。加强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就要求无产阶级把自身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就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对文化发展的“中国道路”起着直接的指导作用。我们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领导人民文化建设，不断总结先进文化经验，并且丰富建党、治国方略；特别是党的十七大以来，提出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就必须站稳人民大众立场；就必须自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武器；就必须用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武装头脑，指导实践。要研究和解决文化改革和发展中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就要深入实践文化科学发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不仅反映了党对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方向的科学把握，也反映了我们党对当今文化发展趋势和文化建设规律的科学把握。那么，我们沿着文化发展的“中国道路”迈向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目标实现与否，与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指导密不可分。
二、 文化发展的“中国道路”是建设先进文化之路
所谓先进文化，应该是健康的、科学的、向上的，既是人类思维成果的精华，又是代表未来发展方向、推动社会前进的文化。而区分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则看它能否反映和促进社会历史进步，即是否促进社会生产力和人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 可以得出：文化先进与否，首先，取决于整个社会的性质，取决于它所反映的经济、政治的时代内容和不断改革创新。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化就能够促进当前生产力解放和发展，并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一种文化之所以先进，就是能够通过价值体系的构建，知识结构与行为方式的变革，解决国家民族发展中所面临的各种难题。因而，文化的改革创新是其繁荣兴盛的动力。体现在先进文化的指导思想上尤为显著，从新民主主义理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实行“二为”方向、“双百”方针；到邓小平注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齐发展，塑造“四有新人”；到以德治国，科教兴国，党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再到同志提出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谐文化建设等等重要文化战略。这是文化建设理论经过历史和实践检验的创新进步。其次，文化先进与否还取决于吸收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成分。文化与经济政治既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有历史性的传承模式和体系。民族的传统的优秀文化可以交流、保存，可为人们提供塑造社会角色的价值与规范。建设先进文化，就是要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方面，使其融入并展现时代精神和创造精神，比如，中国传统中重仁义，知礼节，尚和合，尊道厚德的良好素养；义利兼顾、乐群贵和、和而不同、勤俭自强、诚信敬业、经世致用、天下为公等文化根基已在当代社会广泛培植。此外，中华民族历史上弘扬爱国主义道德的仁人志士，他们的精神不仅构成了先进文化的成分，而且是对民族精神的升华。如古代“四大发明”的勤劳智慧影响世界文明；宋代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爱国情怀千古流传；历代仁人志士不屈不挠的民族气节和舍生取义、以身报国的爱国热情。为了民族昌盛，谭嗣同、刘光第等维新志士慷慨就义；、刘胡兰等革命先烈视死如归等等，都是激励我们发愤图强的力量，是民族先进文化的最高体现。因此，文化发展的“中国道路”所要建设的先进文化，就是包含着传统文化中优秀的成分，改革创新的成分，是当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厚基础。
三、文化发展的“中国道路”是凝聚共识强基固本的发展之路
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一条红线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它是当代文化发展“中国道路”的根本任务和兴国之魂。如今，有56个民族，13亿多人口的中国，正处于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层次调整的关键时期；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价值取向日趋多样，这就需要全社会形成统一的指导思想，需要有一个让13亿人民广泛认同的正确价值观念来凝聚人心。那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中国文化延续的精神基石。
当代文化的“中国道路”能够凝聚人心强基固本，源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正确取向。价值体系与人类社会发展紧密相连，每个社会都有一种居于核心地位的价值体系，并以此主导整个社会的思想、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价值中最根本的部分，处于统摄和支配地位。而文化是核心价值体系的表现形式和载体，文化对社会的推动作用首先表现在它能提供鲜明的价值导向。早在20世纪初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就认为，西方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生与欧洲宗教改革后价值观念的转变有密切关系。而如今国际社会诸多热点问题，无不渗透着不同民族、国家在价值观念上的碰撞。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各国都十分重视塑造核心价值体系，以维护其民族生存和发展。比如新加坡制定了《共同价值观白皮书》，将“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社会关怀、尊重个人；协商共识、避免冲突；种族和谐、宗教宽容”的价值观念上升为国家意志[2] 。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既是长期以来我们党探索精神文明建设规律的重大发展，也是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的必然要求。同志指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深刻内涵则是体现凝聚力之本。第一，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向更深、更广拓展。赋予社会主义文化中国特色和时代品格。第二，以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展开理想信念教育、形势政策教育、国情教育、革命传统教育、改革开放教育、国防教育等。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当代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各个利益群体认同和接受的共同理想，并有广泛的包容性和强大的感召力、亲和力、凝聚力。第三，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能鼓舞斗志。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思想，激励人们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为民族振兴、国家发展贡献力量。第四，以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社会风尚，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的形成，宣扬真善美，为人们精神文化生活提供良好氛围。作为“中国道路”的根本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超越地域、血缘、种族、语言、行业、阶层等方面的差异，是增强中华民族向心力和归属感，巩固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精神纽带。
四、文化发展的“中国道路”是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以人为本之路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精神文化财富的创造者，是文化发展最深厚的力量源泉。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文化，是人民大众的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是人民群众共建共享的道路。这条道路也必然是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以人民为本根，坚定维护广大人民的文化权益。
文化发展要不断适应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以人为本是我们党十六大以来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中重要内容之一。注重以人为本，就是要认清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直接目的是为人民服务。在当代中国，文化先进与否也取决于文化所成就的人的发展状况。以人为本的“人”包含两方面的主体，要实现文化繁荣发展，就要由什么阶级的人领导、为了什么人而发展的问题，即领导主体和发展主体。文化发展的“中国道路”是党领导人民探索总结出来的文化道路，我们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领导核心；文化活动源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实践，那么其发展主体必然是人民。中国共产党坚持用不断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坚持文化发展依靠人民、为了人民、服务人民；离开了人民群众，文化发展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以，文化工作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近年来，中国不断加强文化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比如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建起农家书屋，各种文化团体深入基层、社区，让文化艺术源于群众生活，又服务于群众生活。
就“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丰富”而言，当今中国，更迫切需要“中国道路”先进文化的指引和充实。一方面，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总体小康，人们对精神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据统计资料显示，1985—2000年，中国城镇居民每人每年用于文化教育娱乐的消费性支出从112.26元增长到627.82元，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由8.7%提高到12.65%；农村人均年文化消费额由占消费总支出的3.89%增至11.18%[4] 。这样的发展趋势迫切需要更多更优秀的文化产品和服务来满足和改善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另一方面，改革开放进程中，各种利益关系的置换，多元文化的交流、碰撞，必然对人们思想认识、心理和信仰等精神世界产生深刻影响。现代化和人的自身发展面临诸多问题，要使人们在精神文化上走向自由全面发展，因此，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中国道路”根基力量在人民，创造潜能在群众。
五、文化发展的“中国道路”是提升中华民族世界影响力的和谐文化之路
中华民族要走向世界大舞台，则中国实力的核心构件在于文化。文化不仅要对全国人民具有感召力和凝聚力，而且对全世界人民具有吸引力和影响力。中国文化的对外输出有助于改善和推进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比如，中国儒家文化的优秀成分“中庸”、“仁政”等思想可以在国家交往中起到剂的作用。一个国家的崛起不仅是经济、政治、军事等硬实力方面的强大，还包括思想道德和文化制度等软实力上的繁荣复兴。古今中外历史上的强盛大国，必然伴随着文化繁荣和广泛传播。中国历史上的强盛时期，也是中华文化最繁荣、影响力最大的时期。在全球化时代，文化的重要作用越来越突出。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也是人类文明中的绚丽瑰宝。现在，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已把解决西方社会问题目光投向中华文化。1988年1月全世界诺贝尔奖得主就在巴黎发表宣言称，“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两千五百年，去汲取孔子的智慧。”[5] 可见，即使在西方文化称霸全球的今天，中华文化仍具有影响世界的生命力和价值。中国文化发展道路就是要让这种价值得到世界的认同和认可。中华文化的广泛传播，可以构建起中国自身强有力的文化认同感，在世界上树立一个良好的大国形象。
如今，我们开展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对外文化交流，在海外多个国家举办孔子学院，同不少国家互办文化交流年活动，各种文化团体的交流活动日益频繁。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谐共处，尊重各民族文化、尊重各国选择的社会发展道路是世界多样性的必然趋势。因而，“中国道路”是不断突破本民族文化的地域和模式的局限性，不断超越本民族文化的国界并在人类的评判和取舍中得到文化价值认同，不断将本民族文化的区域资源转变为人类共享、共有的资源的重要保证。中华文化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的文化，并对周边国家和地区产生影响的文化，越是走向全球化，就越要重视这种国家和民族之间文化的多样性，平等和相互尊重，达到和谐理念中“和而不同”的境界。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2.
[2] 张瑞才，范建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103.
[3]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549.
关键词：新中国；独立自主；文化建设道路；探索创新
作者简介：王铁钢，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生（湖南 长沙 410081）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政治、经济、国防等制度基本上是学习苏联，但是对于文化建设，在学习苏联的同时，党和国家一直努力探索独立自主的建设道路，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建设理论体系。说：“我们的文化教育政策不采取他们（指苏联）的办法，我们采取有领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①经过1949至1965年十七年的探索，党逐步构建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道路，顺利完成了新民主义文化向社会主义文化的过渡，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社会文化新形态、新范式，开创了我国文化建设的崭新局面。
一、独立自主文化建设道路的原因和背景
在这个历史时期，党和国家开创了一条独立自主的文化建设道路，是在深入分析苏联文化建设的教训，并总结我国文化建设的历史和实践经验基础上做出的选择，有其发展的内外驱动力。
1. 苏联文化教条主义和专制主义造成文化发展僵化的教训
苏联十月革命后教条主义盛行，那时的文学团体曾经对作家采取命令主义，强迫别人必须怎样写作。②文化专制主义也相当严重，排斥外来文化，将一切来自资本主义的文化包括先进的现代科技文化都予以拒绝，粗涉文化、科学的发展，用行政命令代替制度建设，严重影响了文化发展的活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发现，我国在学习苏联的同时，盲目照搬的弊端和苏联自身建设的不足逐渐显现出来。针对苏联不允许发表与主流观点不同的意见这一状况，指出，对学术问题的不同意见不应当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该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③。一直负责思想文化工作的部长陆定一也对苏联文化建设提出了质疑，他指出，苏联的某些经验不一定很好。比如，苏联在学术工作中比较粗暴，他们似乎有一种看法：凡是唯心主义都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都是反革命，反革命当然只好送公安部门，这就把思想问题与政治问题混淆起来。苏联常常说文艺落后于现实，但总是赶不上，这是为什么呢？这是方针不对头，党对文艺干涉过多了。④教条主义的盛行，对思想理论、文艺的粗涉使苏联文化思想“越来越趋于僵化和高度集中，真正造成了一潭死水的局面，扼杀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和创新意识”⑤。这些教训与问题使得党更加清醒地意识到，必须探索出一条有别于苏联的更适合中国国情、更有利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道路。这是外部驱动力。
2.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二十多年文化建设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中国共产党是在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腐朽文化斗争中诞生的，在领导武装斗争之前，思想文化斗争一直是党反帝反封建的最有力武器。大革命时期，党利用报刊等舆论工具宣传反帝反封建主张，反对旧文化，提倡新文学和白话文，为革命高潮的到来营造了积极的舆论氛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根据地创办报纸，编辑通俗读物，出版马列主义著作，开设学校，宣传党的任务与策略，普及文化知识。⑥延安局部执政时期，党对文化建设的重要性认识更深刻，要求加强对文化工作的领导，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宣传和文化教育，“推广通俗书报，奖励自由研究，尊重知识分子，提倡科学知识与文艺运动”⑦，举办了《解放日报》等一批报刊，创作了一批反映根据地生活、革命斗争的新戏剧和文学作品。1940年，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成为指导当时以及后来党进行文化建设的行动纲领。可以说，任何情况下，普及文化知识，提高人民群众文化水平，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成为党的一种内在动力和自觉行为。
这二十多年的文化建设为党在建国后继续开拓独立自主的文化建设道路打下了坚实基础，也积累了一些成熟的经验。（1）确立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纲领，即提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后文化建设的基本纲领；（2）党的领导人对文化建设的方针、原则、方法等进行了深入探讨论述，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文化建设思想；（3）组建了文化建设的组织机构，包括各类学校、管理部门、文艺团体、研究机构等；（4）培养了一支文化建设的人才队伍，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有了自己的生力军。这些都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过程中得以延续和完善，为党在短时期内建立起社会主义文化体系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
3.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增强了探索自主道路的自信
作为从古至今没有发生过文化断裂的“连续性文化典范”，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贯穿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始终，不断融合、发展和丰富。它不仅为新中国文化建设提供了良好的文化氛围，还提供了充足的养料与资源。正是有了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党才有了更加坚定的继承优良传统、探索自主道路的自信和自觉。党一直极其重视传统文化，强调必须继承、挖掘和利用好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来发展社会主义新文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⑧因此，“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⑨。他提出中国的新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旗帜鲜明地指出了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与传统文化之间不可割裂的密切联系。
二、独立自主文化建设道路的基本内容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有了对苏联文化建设教训的认识，在继承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党和国家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战线要摆脱苏联教条主义的影响，走出一条党管理科学文化事业的新路来”⑩，并从文化发展方向、建设原则、建设途径、建设动力等方面进行了探索，制定了一系列文化政策，逐渐摆脱了苏联模式的影响，开创了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独立自主的文化建设道路，朝着建设“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的目标前行。我们认为，这条道路可以这样概括：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批判地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学习外国先进文化，尊重文化发展客观规律，充分依靠和发挥人民群众尤其是知识分子的主体作用，激发全社会的文化创造力和文化生产力，推动文化发展为政治、经济建设服务。它包括了以下基本内容：
1. 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
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路往哪儿走的问题，即道路的方向问题。这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复杂的思想意识状况下显得尤为重要。当时，封建残余思想、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仍充斥着中国社会角落，思想文化多元并存。如何尽快清除旧思想，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旗帜，统一和指导人们的思想观念，成为当时文化建设的核心任务。
早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对中国的新文化做出论断：“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11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与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新文化建设只有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并且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而不是像苏联那样以个人崇拜和政治专断僵化马克思主义，才能保障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1951年5月，刘少奇在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指出：“马列主义产生于欧洲，经过我们党的宣传、努力，使它具有了中国民族的形式，同中国劳动人民的实际生活、实际斗争紧密结合起来，这样，马列主义就成了中国劳动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强有力的战斗武器和战斗旗帜。”12也多次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践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才能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他说：“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13
为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党和国家编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理论著作、《选集》，举办了形式多样的学习班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宣讲教育，开展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胡适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等，并配合思想改造运动，清理了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宣传推广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筑牢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一元化指导地位。
2. 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建设原则
“双百”方针是我国文化建设最有别于苏联文化建设的一项基本政策，最能体现出我国文化建设道路的特色，是对党在延安时期提出的“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文艺创作思想的延续，更是对苏联文化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修正。斯大林执政时期，文化建设如同经济建设一样实行统一专制，打击争鸣和批判，禁锢学术民主精神与风气，文化发展陷入单一化模式。这就是所指的我们不能采取的“他们的办法”。
党提出、贯彻和坚持“双百”方针经历了曲折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也是党探索独立自主的文化建设道路复杂过程的一个缩影。在“双百”方针正式提出之前，学术讨论自由、艺术形式多样等思想已经在不同领域实施。1951年4月和1953年8月，就戏曲改革、历史问题研究分别提出了“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原则，作为其工作的指导方针。后来“双百”方针才陆续推广到文化建设各个方面。1956年4月2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双百”方针。他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14并在5月2日的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再次提出要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繁荣发展艺术、学术的指导方针。他分析了“双百”方针提出的背景和主要内容，指出这个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的不同学派可以自由争论”15，他还强调：“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165月26日，陆定一在中南海向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代表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阐述了“双百”方针的目的、内容等。6月13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这一报告。9月15日，刘少奇在中共政治报告中明确指出：“为了繁荣我国的科学和艺术，使它们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党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科学上的真理是愈辩愈明的，艺术上的风格是必须兼容并包的。”17
至此，“双百”方针正式向全社会公布实施。“双百”方针调动了一切文化建设的积极因素，带来了知识界的春天，新的文学艺术作品涌现，学术风气空前自由。但不久，随着1957年“反右”斗争和1958年的到来，“双百”方针一度受挫。20世纪六十年代初，党和国家意识到政策中的偏颇，决定对经济、文化建设进行调整。文化方面相继制定了《科技十四条》、《文艺八条》等，强调继续贯彻实施“双百”方针。1960年7月，周扬在中国文学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的报告，重新强调“双百”方针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他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推陈出新的方针，促进了文学艺术各个门类全面的多样化的发展，促进了旧传统的革新。”181961年2月7日，中央批转中央文教小组《关于一九六一年和今后一个时期文化教育工作安排的报告》，要求继续认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鼓励各种学术见解和不同学派的自由争论，发展多种多样的艺术形式和风格，提高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双百”方针得以继续实施。
3. 坚持批判地继承和批判地学习相结合的建设方法
为了加快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步伐，助推独立自主道路的形成，党和国家创造性地提出了批判地继承与学习相结合的方法，突破了苏联盲目排外、固步自封的文化建设模式，借鉴其他文化形态中的先进成分，不断进行自我批判和革命，创新建设理论和手段，快速建立起社会主义文化新形态。
一是批判地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既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养料和经验，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党从新民主义时期开始就坚持辩证地对待传统文化，强调要在批判与继承中保持新文化的民族性特征。1951年9月，在北京、天津高校教师学习会上谈到文化建设时说：“我们要根据自己民族文化的特点，用我们民族的形式，进一步创造我们民族的灿烂文化。”191955年10月，他在全国文艺工作者大会上又指出：“对于我们的民族传统，不能采取粗暴的态度，好的我们要保存起来，还要发扬它。要保存和发扬，那就需要有选择、有批判地接受。”201956年8月，在同音乐工作者谈话时，再次强调要以民族的传统文化为基础，加以改造，创造出新的文化内容和形式。他说：“艺术离不了人民的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离不了民族的历史问题。”211962年4月13日，中央批转文化部党组和全国文联党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指出要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遗产，认真学国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传统，从中吸取前人留下的艺术宝藏和艺术经验。
二是批判地有选择地学习外国优秀文化。新中国成立之初，学习外国能够帮助我们快速地建立起比较科学的政治、经济、文化体系，避免走弯路。在这方面，党也吸取了苏联全盘否定现代资产阶级文化、排斥外来文化的教训，以尊重、开放的态度学习外来文化的有益成分。首先是学习苏联，同时也不排斥学习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优秀文化。对此作过多次论述，较系统地阐明了学习外国优秀文化的目的与方法，他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22，“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23。这就指明了在具体路径上，我国走的是结合文化建设实际需要坚持“洋为中用”、有选择地学的途径，通过学习和借鉴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4. 坚持尊重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
认识、把握文化发展的自身规律，彰显文化发展的内在价值，是实现党对文化建设进行科学、有效领导的前提，也能避免苏联简单粗涉文化建设的弊端，使文化建设在正确的轨道上运行。苏联文化建设在这方面的教训是惨痛的，由于苏共领导人长期坚持依靠国家机器来加强对意识形态的控制，用高度集权的行政方式进行文化建设，“日趋走向单一、教条和僵化，出现了和‘工业的国有化’并驾齐驱的‘思想的国有化’、‘文化的单一化’”24，严重阻碍了社会文化活力，完全背离了文化发展本身的规律。
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由于生产主体、接受主体的认识角度、深度等都存在差异，其内容和形式必然表现出多样化，体裁、题材、形式、风格等缤纷异彩、绚烂多姿。曾对此作过形象的论述：“一棵树的叶子，看上去是大体相同的，但仔细一看，每片叶子都有不同。有共性，有个性，有相同的方面，也有相异的方面。这是自然法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法则。”25只有尊重这种自然法则，尊重文化的多样性规律，减少对文化建设不适当的干预，“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26，文化建设才会保持繁荣发展。
对这一法则的坚持可以说贯穿了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文化建设全过程，也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文化建设道路上的反映。等党的领导人对“双百”方针的探索与坚持就是一个鲜明写照。同时，党对文化产品生产规律的尊重也体现了这一法则。1953年9月，在中国文艺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指出，文艺创作要注重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不能是杂凑的，生吞活剥的艺术形式。因为艺术有思想和形式的统一性，也有形式本身的统一性”27。1959年5月，他在文艺界代表人士座谈会上提出，文艺工作要两条腿走路，要强调对立的统一，既要有结合，又要有主导，并提出对文艺创作不能催促，不能下指标，给时限，“精神产品不能用数量来说明质量高低”28。在1961年6月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又强调要重视精神产品生产的特点，尊重文艺规律。党对文化发展规律的尊重使文化建设摆脱了不必要的行政干预，保持了丰富多彩的发展方式和内容。
5. 充分体现和尊重人民群众尤其是知识分子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及地位
新中国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它反映着人民群众的意志，而人民群众又通过新文化建设来表达自己的精神生活。人民大众既是文化建设的服务对象，更是文化建设的主体力量，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道路的动力之源。只有把人民大众的文化创造活力激发出来，让全社会都投入到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中，才能避免出现苏联文化专制下人民群众只有绝对服从、完全丧失创造性的局面，使文化建设蓬勃发展。
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是通过知识分子显现出来。因此，党和国家重点从抓好知识分子队伍建设来激发全社会的文化创造力。党一直非常重视知识分子队伍建设，在《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中就强调：“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29新中国成立后，党继续坚持这一思想，完善了知识分子政策，充分尊重、体现他们在文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价值。首先是准确定位知识分子的性质与价值，强调他们的重要作用。1954年9月，刘少奇在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指出：“我国的知识分子，在过去的革命运动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今后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将起更加重要的作用。”301955年3月，在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要建成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没有这支队伍，对我们全党的事业，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主义改造、现代化国防、原子能的研究，是不行的，是不能解决问题的”31。1956年1月，在中央知识分子会议上宣布，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个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这是党中央历史上第一次明确知识分子的身份、性质，改变了过去认为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的认识，为知识分子全面参与社会主义建设扫清了障碍。1962年3月，为全国科学工作、戏剧创作等代表作了“论知识分子问题”专题报告，他指出：“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32
其次是帮助和指导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使他们转变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急需的优秀力量。脱胎于旧制度的知识分子，其发展经历决定了他们具有两重性，既是可以为人民服务的脑力劳动者，又与旧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受到旧风气的影响。党和国家对从旧社会“包下来”的知识分子采取了团结、教育和改造的方针，帮助他们实现自身的转变。1951年9月，在天津北京教师学习会上指出，知识分子应逐步树立工人阶级立场，成为最先进的、为人民、为民族、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坚定力量，而且要加强自身的改造，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10月，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指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33，并进一步阐述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目的是充分适应新社会的需要，同工人农民团结一致，改造的主要内容是“逐步地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逐步地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34
第三是不断改善知识分子待遇，切实发挥出他们的职能和作用。在中央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指出：“正确地解决知识分子问题，更充分地动员和发挥他们的力量，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也就成为我们努力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的一个重要条件。”35他分析了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应该采取的方针，以及应防止的错误倾向。他强调，应该改善对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安排，使他们能发挥专长，应该充分了解他们，给他们应得的信任、支持、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1956年2月24日，中央下发《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要求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充分动员和发挥现有知识分子的力量，以便尽可能迅速地改变我国科学和文化的落后状态。按照中央部署，我国建立了职称晋升制度、知识界的荣誉制度等，提高了知识分子工资待遇，加快了吸收知识分子入党的速度，知识分子住房、办公场地等生活、工作条件也有了明显改善。
有了一系列政策的支持，新中国成立后，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得到认可，文化创造力得到巨大释放，在文化领域和科技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三、独立自主文化建设道路的历史成就
20世纪四五十年代，在社会主义国家普遍以苏联模式为范本的形势下，我国走独立自主的文化建设道路是需要勇气和智慧的。在探索中曾多次发生过政策失误，但追求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的方向不曾改变，并且取得了显著的建设成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道路发展历程中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1. 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文化形态
新中国成立后，党在文化领域的主要工作就是迅速改造旧的文化教育体系，培养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提高人民群众文化水平，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文化的各种机构、设施和形态。1951年2月，中央下发关于健全各级宣传机构和加强党的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要求在文化艺术、学校教育、报纸和广播、书刊出版方面，建立起各级领导机构，拟订党的相关政策或地方性的方针并监督其实施。1954年1月，中央在对《关于目前文化艺术工作状况和今后改进意见的报告》的指示中指出，“文化工作的首要任务是积极地发展适合群众需要的新的文学艺术和电影的创作，同时对民间原有的各种艺术和文化娱乐形式应广泛地、正确地加以发掘、利用、改革和发展”36，并强调要发展报纸、杂志和书籍的出版事业，增加出版物的种类和数量，提高作品和翻译的质量，以满足国家建设事业和人民文化生活的需要。
根据中央的这些政策，全国开展了大规模的文化事业改革，建立和完善了文化管理机构，实现了文化单位的国有化，加强了对文学、艺术、出版、新闻等领域的领导和管理，推行冬学运动、扫盲运动等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同时，通过“改戏”、“改人”、“改制”的三改运动推出了一批新剧目，理顺了新闻出版业的体制，增加了出版物种类，推出了一大批优秀电影作品。经过十七年的建设，我国建立起与社会主义经济相适应的文化形态和范式，生产出了数量丰富的文化产品，改变了旧中国文化贫瘠、单一的落后局面。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截至1965年底，艺术表演团体由建国之初的1 000个增长到3 458个，故事片从零到130部，图书出版数由12 153种增长到348 674种，期刊数由295种增长到790种。
2. 开启了中国化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道路的源头
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国民经济基本恢复的这一段时间内，我国政治、经济建设模式“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教条主义严重，“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37，虽然历史贡献巨大，但死搬硬套带来的危害不小。随着人们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逐渐提高，如果继续按照苏联模式进行建设，文化发展与人民群众需要、全社会文化生产力释放之间的矛盾将更突出。因此，党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领域率先进行了道路选择，开始探索独立自主的文化建设道路，确立了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基本方针、主要措施和实施路径等，并进行戏曲改革、电影创作、剧团改制等，推动文化产品多样化、大众化、普及化，使人民群众享受到更多文化生活。但是这条道路却并不顺利。首先就是来自苏联的反对。以“双百”方针为例，1956年正式实施后，陆定一曾经向苏联政府告知此事，苏联非常不感兴趣，还“拿出列宁的文章要陆定一看，实际上是反对这个方针”38。还有来自国内知识界的不同声音，如陈其通等人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质疑“双百”方针忽视了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等。这些反对声音都显示了中共在文化建设上的独立自主道路必定会受到重重阻力，实施的困难艰巨。
但党和国家领导人仍以中国共产党人一贯的勇气、胆识、魄力推动独立自主文化建设道路前行。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已经找到一条道路。我们有两种经验，错误的经验和正确的经验。正确的经验鼓励了我们，错误的经验教训了我们。”39他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双百”方针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方法，是解决文化发展的根本方法，并以文化建设道路为起点，在《论十大关系》中全面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国情，走自己的道路，开启了独立自主的中国化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整体构思。1964年4月，在召开的文艺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央已经对社会主义文艺制定出来一条路线，有了大的方针政策，很好地推动了我们的文艺工作。这条道路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源头，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了理论探索和实践先行。
3. 初步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体系的框架
中国共产党执掌政权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化建设思想、理念开始变成政策、制度和理论，指导着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践。首先是改革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制度，中央成立广播、电影、出版等文教管理部门，明确了中央和地方各级部门的职责与权限。其次是推进文化事业改革，从具体文化产品范畴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制定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与政策，并在改革实践中创新文化建设的思想与理论。第三是提出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性质目标、指导思想、方针原则、措施方法等，挖掘文化建设的主体力量，探索文化建设的内在规律，从宏观层面形成了一套相对稳定、成熟的文化建设制度与理论。
虽然当时并没有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体系的概念，但这一理论体系框架却在实践中初步形成。1962年4月，中央批转下发《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实际上全面集中体现了这一理论体系。意见指出，十二年来，文学艺术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党对文学艺术工作的领导更加巩固，有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事业的方针和政策，包括“双百”方针、二为方向、提高质量、批判与继承、鼓励创作与正确批评等。文件中提出的政策与理论既包含了对文化建设的宏观指导，也包括一些具体政策，更体现了对文化建设这种精神活动内在规律、价值体系的深刻认识和把握。这些理论符合文化发展特性，内涵丰富且开放包容，为后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的文化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留下了继续完善和补充的空间、接口，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体系不断趋于完善和成熟。
注释：
①②③13141516212223252634：《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53页，第253页，第9页，第116页，第54页，第229页，第279页，第77页，第41页，第83页，第76页，第229页，第225页。
④⑩38陈清泉、宋广渭：《陆定一传》，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1999年，第384页，第427页，第430页。
⑤俞思念：《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历史、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2008年，第109页。
⑥李晓瑜、罗平汉：《民主革命时期党开展思想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7年第2期。
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8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43页。
⑧1129：《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07页，第698页，第620页。
⑨：《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60页。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60页。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4页。
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99页。
19202728：《文化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797页，第148页，第135页，第184页。
24倪稼民：《从苏共自身文化建设问题看苏联解体》，《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年第2期。
303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14页，第16页。
3133：《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95页，第184页。
3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5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