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孵化功能。
文化产业园区的一个重要功能是产业孵化器的功能。“六位一体”的文化产业园区可以为新创文化企业的发展提供一系列所需的管理支持和资源网络，辅助和促进文化企业发展。“六位一体”的文化产业园区内的企业集群构成不仅包括相关文化艺术创意设计企业、文化创意产品生产企业、提供高科技技术支持的数字网络内容企业，而且还包括具有经济管理、商品管理等方面丰富经验的公司。这些不同类型的企业构成了一个多重交织的产业链条网络，因此可以实现产业之间、企业之间的良性互动，并通过集群对周边产生辐射效应，促进整个区域内产业的发展。“吉林省东北亚文化创意科技园”就是“六位一体”的文化产业园区的典型代表，是目前全国唯一的民营部级文化产业园区，是全国第一家拥有部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的产业园区。其目前已经集聚了创意设计、动漫游戏、软件及服务外包、新闻媒介、教育培训、金融机构等企业近200家，搭建了“国家动漫游戏公共技术平台”等十大公共服务平台，并与长春建筑学院合作创办了“文化创意产业学院”和“东北亚文化产业研究院”，构建了“政产学研资介”零距离整合，创建了一体化发展的多维服务环境，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起到了产业孵化器的作用。
2．教育培训功能。
教育培训也是文化产业园区具有的重要功能，特别是那些依托高新区和大学等教育机构的文化产业园区，这项功能显得尤为突出。如吉林省东北亚文化创意科技园位于长春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并且毗邻吉林大学和吉林动画学院等知名高校，教育培训是该园区的一个主要功能。长春建筑学院是该文化产业园区的合作方，其“文化创意产业学院”下设舞蹈、设计、视觉艺术、创意写作、音乐、新闻、广告、动画、电视媒体及数字媒体等专业，为该园区及当地培养了大批文化产业发展所需的创意产业人才。
3．研发创新功能。
文化产业园区也是研发及创新的重要基地。如吉林省东北亚文化创意科技园除了具有培育本地区创意人才的功能，同时其也是该地区的创意产业研究开发基地。吉林省东北亚文化创意科技园合作方长春建筑学院的“文化创意产业学院”和“东北亚文化产业研究所”，其研发领域主要包括传播设计、数字媒体、策略性广告等。主要研究这些领域在文化创意产业上的实务发展及具体应用等内容，其研究成果也为政府部门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规划、相关政策制定等提供了依据。
4．促进就业功能。
文化产业园区内集聚了众多的相关企业，而企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相关人才的支持，因此文化产业园区为相关领域的人员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文化产业园区同时也是重要的消费场所，园区为各种艺术品的消费提供了诸多的机会。文化产业园区还在集会地点、戏曲影院、音乐厅、酒吧等公共空间为年轻人创业提供了大量的机会。
二、“政产学研资介”发展模式主体角色定位
“政产学研资介”六位一体的文化产业园区发展模式是我国目前文化产业园区发展的高级模式，该模式立足于地区经济发展，可以实现资源的优化整合，是文化产业发展体制创新的新探索。“政产学研资介”发展模式的各主体之间关系是以政府为指导，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中心，充分发挥研究机构、高等院校、资本方以及中介机构等各主体的相关作用。该文化产业园区发展模式注重“政产学研资介”各主体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提高文化产业园区的整体实力，其最终目标是使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在该文化产业园区发展模式中，各主体的作用不同，其定位以及承担的角色也不同。
1．政府的角色定位。
该文化产业园区发展模式中的“政”是指政府。政府在“政产学研资介”六位一体的文化产业园区发展模式中处于指导地位，其角色主要是作为各方的协调者与服务者。也就是政府为文化产业园区各主体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主要包括制定政策法规、打造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营造合宜的社会文化氛围等，从而使科技成果尽快实现市场化;政府要为各主体搭建信息沟通、技术咨询、政策咨询、技术支持的平台，以及提供数据咨询等，为“政产学研资介”模式的文化产业园区的有效运行提供相关服务;政府利用政策导向来约束各主体的行为，协调各主体间的关系，使该文化产业园区发展模式中的各个主体间能够有效沟通、和睦相处，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2．企业的角色定位。
该文化产业园区发展模式中的“产”是指企业。企业在“政产学研资介”各主体间的关系中处于核心地位，是创造科技成果的重要角色。文化企业在市场中直接面对消费者，因此其对科技成果的需求反映最迫切、最敏锐、也最真实，能及时、准确地将市场的需求信息反馈给文化产业园区，从而保证文化产业园区各主体能够以市场为导向，将科技成果转化为产品或者服务，最终实现自身的价值。
3．高等院校的角色定位。
该文化产业园区发展模式中的“学”是指高等院校。长期以来，我国高校一直承担着科研和人才培养的重任，在积极参与国家的各项创新活动的同时也为各个行业培养了大量的各类人才。高等院校智力资源丰富，并拥有庞大、稳定的高水平教学及科研教师队伍，可以为文化产业园区的发展输送大量的各类优秀人才，同时依据自身科研实力帮助文化企业解决众多的发展难题。高等院校既要致力于人才培养，也要重视与政府和企业等主体的合作，使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够产业化。“政产学研资介”六位一体的文化产业园区发展模式可以为高等院校的科研成果顺利进入市场、实现产业化创造条件。高等院校要积极寻求与文化产业界的合作，形成良性互动的促进机制，使自己的科研成果转换为生产力，与市场实现对接，实现文化资源的优化配置。
4．科研机构的角色定位。
该文化产业园区发展模式中的“研”是指科研机构。科研机构是我国基础研究的最主要承担者，是我国技术创新的生力军。科研机构是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参与者和合作者，既要为企业提供技术咨询、技术成果、技术服务等，又要为政府的相关产业政策制定等提供高质量的决策咨询。在“政产学研资介”六位一体的文化产业园区发展模式中，科研机构承担了大量前瞻性、基础性、交叉性及战略性的研究工作，为“政产学研资介”六位一体的文化产业园区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5．资本方的角色定位。
该文化产业园区发展模式中的“资”是指资本方。资本方主要为文化产业园区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文化产业科技成果的研发和市场化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因此离不开资本方的参与。我国的资本市场经过长期的发展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当前中小企业的直接融资渠道有股票融资、债券融资、民间融资等。社会风险资本公司是国外发达国家高科技创业型公司早期孵化资本的提供者，风险资本是一种以私募方式募集资金，以公司等组织形式设立，投资于未上市的新兴中小型企业的一种承担高风险、谋求高回报的资本形态。风险资本一般都支持增长势头强劲，发展前景良好，并可以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的新兴行业，而我国的文化产业就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如“吉林省东北亚文化创意科技园”属于民营企业，是由民营资本全资打造并整合多方面优势资源而创办的民办公助的新型企业。目前社会风险资本已成为该园区融资活动的重要支持力量。这种企业能使民营资本和政府资源优势组合，从而形成符合市场规律、适应产业发展的灵活机制。
6．中介服务机构的角色定位。
该文化产业园区发展模式中的“介”是指中介服务机构。中介服务机构为宣传和推介“政产学研资介”合作的新进展、新成果、新做法、新经验搭建科技平台，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政产学研资介”六位一体的文化产业园区建设中，企业是核心主体，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是提供科研成果和人力资源的依托，政府管理部门是宏观调控中枢，而中介服务机构则是实现知识快速转移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与推广的中间环节。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大力发展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因此在文化产业发展中，应加强文化中介服务机构建设，健全文化中介服务体系，引导文化中介服务业快速健康发展，提高文化中介的服务质量，充分发挥以民间为主体的沟通、交流、协调、合作，充分发挥文化中介服务机构的重要作用。
三、“政产学研资介”六位一体文化产业园区发展策略
文化产业园区的“政产学研资介”发展模式要求其各主体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其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有计划、有步骤地逐步推进，协调和规范好各方的关系。
1．建立以政府为指导的协调机制。
文化企业对文化产品、服务、相关技术及创新等具有广泛的需求，但大部分文化企业都比较弱小，在人力、科研、资金等方面都缺乏实力，而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则可以为企业提供人力资源及相关科研成果，资本方可以为企业解决资金问题，但要将文化企业的现实需求与资本方、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所拥有的资源整合起来，则需要中介服务机构和政府的参与。政府在各方协调中应该起到指导的作用，通过各种方式与手段协调好各方关系，实现科研成果、人力资源、资金等要素有效合理地流入文化企业，使科研成果能够顺利产业化，实现各主体共赢的发展局面，促进文化产业园区的健康发展。
2．建立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资源配置体系。
在“政产学研资介”六位一体的文化产业园区发展模式中各主体之间是一个密切联系的通路系统，企业只有及时准确地捕捉到市场的真正需求，并将这些需求信息及时准确地传递给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使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研发和人才培养有针对性，才能确保企业获得需要的人才、技术、产品和服务等，才能使科研成果顺利产业化，使企业、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三方实现共赢。当然在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资源配置过程中也不能缺少资本方和中介方以及政府的参与，资本方为科研成果的产业化提供必要的资金，中介方为各方提供相关的信息、咨询等服务，政府则负责主要问题的协调和沟通等，确保整合各方资源，更好地满足市场的需求。
3．培养文化产业园区发展需要的复合型人才。
文化产业属于高科技产业，人才问题一直是困扰和制约其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要培养既懂文化产业理论、技术，又懂管理的复合型人才。高等院校与科研机构应该与文化产业园区的管理部门及各相关企业密切联系，并进行充分调研，与企业合作培养亟需的各类人才。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政府需要给予一定的政策和资金等支持，确保人才培养计划能够顺利实施，为文化产业园区发展提供人力资源保证。
4．建立各方利益保障体系。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大体上经历了以下三个主要阶段：
一、拨乱反正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期—90年代初期)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学术界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主要是拨乱反正，其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打破斯大林关于生产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理论教条，恢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相应的生产关系的科学理论观点；二是否定了斯大林关于生产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的传统观点，科学阐述了马克思的生产方式范畴的基本涵义与具体内容。在这两方面的探讨中首当其冲的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马家驹先生。1980—1981年，马家驹先生先后在《经济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了题为《生产方式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重要论文，最先提出了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新见解。他十分明确地提出，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规定，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各个阶段上特定生产方式及其相应的生产关系。根据这一规定，生产方式是政治经济学的首要研究对象。不仅如此，马家驹先生还根据马克思的有关论述，否定了斯大林关于生产方式定义的错误观点，系统地、科学地阐明了生产方式的涵义。
首先，马家驹提出生产方式是有别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一个独立范畴。他指出：“马克思所讲的生产方式并不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把这两者包括在自身之内，而是介于这两者之间从而把它们联系起来的一个范畴。”其次，马家驹较为全面地阐述了生产方式的具体含义。他写道：“马克思所讲的生产方式有两个含义。第一，它是指劳动的方式；第二，它又是指生产的社会形式。”“作为劳动方式的生产方式，马克思通常不加任何限定地简单称之为‘生产方式’，指的是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相互结合的方式以及使用劳动资料的方式。生产方式的这样一个含义是同生产过程作为劳动过程的这一面联系着的。”“生产方式的第二个含义即作为生产的社会形式的生产方式，是同任何生产过程都不单纯是劳动过程，同时又是一个具有特殊的社会规定性的过程这一方面相联系的。——生产方式和生产过程的一定的历史形态或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完全是同义语。”“劳动的社会形式和劳动者与生产资料依以结合的形式分不开，它并且和后者一样直接表现出一种社会生产方式的性质。”最后，马家驹阐述了生产方式这两个方面含义之间的相互关系。他写道：“一定的劳动方式和生产的一定社会形式之间确实又存在着一种历史必然的统一关系，并且归根到底还是作为劳动方式的生产方式决定着作为生产的社会形式的生产方式，而劳动方式的根本变革又总要以生严资料或劳动资料的变革为前提。”这样，马家驹先生一方面明确指出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及其相应的生产关系，充分肯定了生产方式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首要对象，另一方面科学地分析了生产方式的涵义。
与此同时，我国学术界其他许多学者在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中也提出了一些相似的观点。如吴斌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应研究生产方式》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研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与其相应的生产关系。马克思是在两种含义上使用生产方式这一术语的：一是生产方式本身，一是生产方式的社会性质。陈招顺在《从生产方式的含义论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一文中提出，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中间阶段和中间环节。一定的生产力状况是一定的生产方式得以建立的基础，而一定的生产方式又是一定的生产关系得以产生的依据。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不能成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但是，如果不研究生产力，也就不能说明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变化。这是一个矛盾。而生产方武概念的出现意味着这个矛盾的解决。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学术界对于生产方式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这一重要问题进行探讨，并取得了很大进展，其主要标志是郭树清等在《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5期上发表的《生产方式和<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的专题系列论文。其中，郭树清在《生产的自然形态和生产的社会形式的辨证统一——马克思的生产方武概念》一文中不仅具体地指出了作为《资本论》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生产的自然形态，即生产的自然物质条件和形式，劳动的技术组合方式；其二是生产的社会形式，即生产的社会条件和形式，人们的活动发生社会联系和关系的形式。”“生产方式就是通过生产的社会形式表现出来的生产的自然形态；或者说，生产方式就是反映了生产的自然形态的生产的社会形式。”袁绪程在《从<资本论>研究对象的提法看生产方式的含义》一文中也指出：作为《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生产方式既不是生产力，也不是生产关系，而是“生产要素的组织结合的方式。”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从劳动的自然过程来看就是生产要素的“技术组合方式”，从劳动过程的社会属性来看就是“生产要素组合的社会形式。”彭新政在《生产方式在不同地方有不同含义》一文中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所讲的《资本论》研究对象中的生产方式是指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作为劳动者和生严资料的结合方式的生产方式是生产关系变化发展的重要依据，而生产关系则是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有什么样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就会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这三篇重要论文一方面从总体上继续肯定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另一方面分析了生产方式的具体内容并由此概括出了生产方式的基本涵义。这标志着我国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在该时期有了新的进展。
二、全面推进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
进入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1992年党的十四大之后，我国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全面展开，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这一时期探讨的主要特点是对生产方武的含义的探讨全面展开，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见解。在此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与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展开深入研究，并逐步形成普遍共识。
20世纪90年代，我国学术界许多学者在以往探讨的基础上，对生产方式的含义继续进行探讨，提出了一些颇有价值的新见解。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吴易风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发表的《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论文中所提出的见解，即认为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特殊方式。胡钧在《对<资本论>研究对象的再认识》提出，生产方式是生产的技术方式或具体的劳动方式，是劳动技术过程和社会组织。其他学者不同意上述三种关于生产方式单一含义论观点，奚兆永在《究竟如何理解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方式》一文中认为生产方式有多种含义，生产方式是物质生活资料的谋得方式、生产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和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等：于金富在《马克思关于生产方式一般的基本原理》一文中提出，生产方式是人们运用生产资料进行生产以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社会生产的特殊的社会形式、社会生产机体本身的特殊方式和方法和人们进行生产的技术与社会条件等。
这一时期我国学术界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研究继续推进的突出标志，是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的观点同西方经济学关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源配置的观点联系起来考察，从而摈弃把二者完全对立起来的传统做法，科学探讨二者之间的主要区别和密切联系。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区别，其代表性观点是吴易风先生在《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中所提出的：“在研究对象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根本分歧不在于要不要研究资源配置，而在于：(一)要不要研究生产方式；(二)要不要研究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三)要不要区分抽象的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和具体的特定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以及要不要研究具体的特定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回答都是肯定的，而西方经济学的回答都是否定的。”在这里，吴易风先生在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主要区别的基础上，指出了二者之间的联系，即它们都研究资源配置，所不同的是如何研究资源配置。
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联系，其代表性观点是王生礼在《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新论》一文中所提出的见解。王生礼提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资本经济方式，作为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源配置方式是市场经济方式。二者之间的密切联系主要在于：资源配置方式实际上是社会运用稀缺资源进行生产的方式，即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为谁生产的问题。资源配置方式问题就是一个社会组织生产的方式问题。因此，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可以引申为：它研究一个社会组织生产的方式和方法，亦即社会生产方式。进一步说，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即资本经济，同作为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源配置方式即市场经济之间是同一的、不可分割的：资本经济是市场经济的内在实质和灵魂，市场经济是资本经济的外在表现。资本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资本经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相近、相通、相同之处就在于此。二者之间的区别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既有本质的分析，又有表象的分析，而西方经济学只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表面现象，只研究市场经济，只研究市场上价格、供求、竞争等要素与资源配置之间的表面联系，只在表面的联系中兜圈子。从而在肯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相通性的基础上指出了二者之间的对立性，从而使我国学术界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三、继续深化阶段(2000年以来)
跨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学术界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特别是生产方式问题的研究出现了进一步深入的趋势，其主要表现有以下三个方面：
1对生产方式涵义的继续深入研究
许兴亚提出，“商品生产”只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种“形式”、“方面”或“侧面”，并不是这个生产方式的全部。除此之外，它还有其物质和技术方面的特征，亦即协作、分工和机器大工业。即使从生产的形式方面来看，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的也不是商品生产，而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于金富等在《从<资本论>结构重新认识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一文中对生产方式的基本涵义和具体内容作了比较系统的分析，他们认为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大量的科学论述，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是指生产过程的条件与形式。生产过程的条件包括生产的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生产过程的形式包括生产形式与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具体说来，生产的技术条件指生产资料的规模、效能与生产方法或生产工艺水平；生产的社会条件指生产过程的分工、协作程度及相应的生产组织。生产形式指一定社会的生产是自发的商品生产还是自觉调节的产品生产；生产的社会形式指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即生产的社会性质。因此，《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指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条件与形式，其内容包括：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以及它的生产形式与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
2对生产方式与资源配置方式之间关系的深入探讨
2000年以来，有学者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生产方式与资源配置方式之间关系进行了一些深入探讨。孟捷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武的生产方式与资源配置方式》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但这不仅并排除对资源配置方式的研究，而且还可以把对资源配置方式的研究包含在对生产方武的研究之中。事实上，马克思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名研究了资本主义资源配置方式。资源配置方式与生产方式在下述意义上可以作为同义词来使用：在微观层面，它们是指直接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结合以生产产品和服务的方式。在宏观层面生产方式或资源配置方式是指经济资源以何种方式分布于生产不同产品和服务的社会分工各部门。这样，就把作为劳动方式和生产形式的生产方式，同资源配置方式在两个层面上结合起来、统一起来了。
3对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的探讨
李铁映同志在《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读书笔记》(《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的重要论文中明确提出：“我们今天研究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要揭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生产方式和基本生产关系，使其有利于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刘烈龙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历史定位》一文中提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总体对象，不是传统的社会主义即超越阶段的社会主义，而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亦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应当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自身的生产方式与制度安排。
上述观点一方面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仍然是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从而保持了同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研究对象的一致性；另一方面明确提出现代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研究的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从而明确指出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这标志着我国学术界对政治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有了进一步深入。
根据我国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探讨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1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总体对象，既不只是生产关系，也不是生产力或资源配置(经济体制)等，应当而且只能是以一定的生产力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其中。生产方式既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首要对象也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所谓“生产方式”，既不是指生产力或生产关系，也不是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而是指生产的条件与形式，即生产的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社会的生产形式与生产的社会形式。
德姆塞茨（Demsetz,1964,1967）认为“产权出现”是这样的：当成本太高而难以定价时，物品可能出现一个市场（假如有的话）的零的价格。但是技术的、人口的或社会的变化可能带来正的价格。然后产权有效的配置物品，以免造成错误使用（如造成污染）或者过度使用（如公地的悲剧）。市场配置因此取消指令配置或者最初的配置。⑴
德姆塞茨的解释存在着新古典政治经济的典型缺陷（William,1988）,“为均衡规定条件和规定均衡的财产，而没有规定这些条件在真实世界里如何产生。”⑵从现实中来看，有时条件被满足，但是产权并没有出现。实际上，德姆塞茨的条件充其量是必要的，而不是充分的。这是因为，新古典方法把政治结构完全排除（Riker,1988），⑶但是，真实的经济活动深深地镶嵌在政治活动中，“产权必然是政治制度，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现存权利结构的性质和实施都是由政治力量决定的”，⑷因此，有必要以一个比新古典模型更为现实的背景，来研究产权的起源。
与德穆塞茨不同，本文关注的是政府官员和政治家在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演进过程中的作用。（5）此外，这种演进无疑是动态的，其中政治和经济的相互作用不仅影响到结果，而且影响各种参与者的处境。在这里，发挥作用的是一种政治-经济力量。
二、70年代末至今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经验研究
（一）1978年至1983年
在1978年中国农村的一些地区，土地的“集体所有”产权向相对较小的群体或个人控制转变这一趋势是很明显的，在浙江温州、安徽的肥西县、凤阳县以及四川的部分地区，已经出现了“分产到户”，以及“分组作业”、“定产分工”、“超产奖励”等土地产权的初级形式。这种趋势很明显同诺思和托马斯（1973）以及德姆塞茨（1967）阐述的产权理论假设相一致，正如博什阿普（Boserup,1981）的研究所表明的：人口压力最大、商业性农业收益最高和最可能接近技术进步的地区，如果不是完全私有化的话，它们将最快地朝着排他性产权的方向发展。（6）《中共党史重大事件述评》中描述到，“1978年安徽大旱，大部分地区已经是10个月没有下雨，400多万人口饮水告急，秋种无望”，生存的危机使排他性产权形式的萌芽成为可能。
在这里，农民自发组织实施的以“家庭契约”代替“集体契约”的创新，由于大大“内部化”了“成本”，直接导致了生产的高效率，从而也回答了德姆塞茨（1967）提出的产权制度变革所必须满足的第一个条件问题：“产权制度变迁所带来的收益必须高于为此而支付的成本，以证明这种变迁是正当。”(7)关于这一方面的资料翔实而充分，权威史料表明：“1979年，凡是实行包产到户的地区都获得大丰收”。
但是，与德姆塞茨（1967）所提出的产权变革必须与非正式制度吻合这一问题不同的是，(8)这场变革在最初是向一种农民分散化经营的“小农状态”回归，并且，这种回归与中国数千年封建社会和近代社会中“自给自足”小农经济是一致的，双方具有共同的行为规范和准则、习俗乃至文化积淀。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作为一种内生（非强制）产权，它的产生本身就说明与文化中衍生出来的非正式约束之间具有内在的契合性，它所要求的是制度的“供给方”——政府实体、执政党组织或者法律体系对此予以制定、通过或者颁布，即：正式制度的承认和确定。
最初，这种承认和确立是小范围和非正式的，但是，“政治市场”上的竞争已经出现并且以舆论辩论这一特殊的方式进行，这场辩论在1979-1980年最为激烈，以持反对态度的《人民日报》、内部刊物《农村工作通讯》和持赞成态度的新华社和联产承包的发起地安徽省为代表。(9)无疑，政治家和一小部分政府官员是产权变革的推动方。在这里，经验证据已经表明了，与詹•威尼基（Jan.Winiecki，1991）假说相悖的是，（10）“政治家”们在中国70年代末乃至整个二十世纪中后期绝对不是“无能力的”、受牵制于人集团的，相反，他们拥有相当大的能够独立改变规则的权力。这种权力来源于政治家个人在执政党内部的资历和威望。政治家获得和掌握权力是为了实施推行自己的思想和路线，这种思想和路线凝炼自政治家们对共产主义信念的不同或者独特理解。因此，如果对政治家的行为特征做出假设，“信念最大化”是合适的，需要明确的是，这里的“信念”来自于政治家在自身在所处时代背景下对整个国家目标体系的预设。（11）
至于中层和地方政府官员阶层，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行为特征和目标函数绝不是单一的，如果按照威尼基假设的他们有“维持现状”激励，(12)那么就无法解释一小部分地方官员对农民自发举动的默许和支持，并且这种支持的程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加大；由默许向公开支持转变。（13）
事实上，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这段时间内，促使政府官员支持或反对产权变革的动机或原因中，主要是意识形态原因和政府官员自身的道德伦理观。西方政治经济学中无论是布坎南和公共选择理论还是斯蒂格勒-佩尔兹曼-贝克尔范式的理论假设在这里都是得不到经验证明的。为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在他们所论述的分析框架下展开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变革中政府官员的成本收益分析，在这一时期，政府在推动产权变革中的现实成本包括：政府要承担启动和实施改革的财务费用，承担改革可能引起的社会震荡成本以及政治风险；政府的机会成本则是“维持现状”下给政府带来的收益，或者说，“潜在的租金流”。由于政府本质上是一个虚拟主体，政府和社区成员之间存在着委托关系，因此，政府成本实际上是社区成员的成本，对具体政府官员而言转移不出去的成本只有政治风险和潜在租金收益损失。在70年代末的中国，前者对支持变革的官员是相当大的；而后者对反对变革的官员来说是几乎为零。这是因为，“土地使用权”式的产权变革并没有对既得利益集团造成真正危害。高昂的变革成本和低微的潜在收益损失在以“自利”假设为基础的分析框架下应该得出既没有官员支持变革也没有官员在变革启动时反对的结论。很明显，这与事实相悖。
（二）1983年至今
如果把1978年至1983年“一号文件”的颁布看作是“土地集体产权”向“土地个人使用”这一产权初级形式的突破阶段，那么1983年至今则是残缺向完整、模糊向明晰的产权形式变革的徘徊期。
比较两个阶段，首先可以观察到的相同点是，无论是“使用权”这一土地产权初级形式的变革，还是90年代一些地方私下试行的将模糊不清的“集体产权”、特别是关于土地的各种权利，清楚地界定到农户头上这一“法外”活动（周其仁，1994），(14)都具有自下而上的、由既定体制中内生的特点，同样，它们天然与非正式约束之间存在契合以及要求正式制度的承认和确立也是一样。但是，引起我们关注的是，如果一场变革持续20年时间仍在原地徘徊，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当年始终伴随体制的饥荒和农产品不足的威胁从整体上的消失（周其仁，2001）(15)，还有两点：一是产权的进一步变革对政府官员中的“寻租”阶层的危害，以及这一阶层对变革所起的阻碍作用；第二，如果说第一点是一般性原因的话，具体到中国国情，就不能不考虑到意识形态方面所起到的遏制作用。
在这里，政府官员中的“寻租”阶层是指利用农村土地所有权转让这一机会将“权利租金”转变为“权力租金”的政府官员群体，他们存在于“集体”和土地转让相关的政府部门中，其赖以“寻租”的基础就是国家征用土地制度。巴泽尔等人的研究已经表明，当特权存在时，有特权的人总是想方设法来维护特权并寻求更多的特权。由国家和集体这两个虚拟主体掌握土地产权或者是除使用权以外全部产权的制度安排，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集体”和“政府”的权利往往蜕化成个人的权力。首先，无论是“老式的”集体——，还是现存的“集体”，“从来就不是农民私人产权之间的‘合作’经济，集体公有制既不是一种共有的、合作的私人产权，也不是一种纯粹的国家所有权，它是由国家控制但由集体来承受其控制结果的一种农村产权制度安排”（周其仁，1994）。(16)包产到户之后，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源的使用权“承包”给了农户，但是，绝大部分产权仍然在“集体”名义下共同所有，“集体”掌握调整土地使用权的权力、控制土地使用权以外的经济资源产权、并履行着基层行政职能。当国家因城市或工业用地征用农村土地时，政府首先是向集体支付征地补偿金，然后再进行土地批租。不管是时期还是农民有长期承包使用权的现在，农民必须“退下”，由“集体”（也就是几位乡村权力人物）出面，协调政府征地、领取并分配征地补偿，并且，因为“土地涨价要归公”的要求，这种补偿是微薄或者说与市价的差额是相当惊人的。（17）
其次，由于“土地禁止交易”，在决定工业和城市用地供给的，既不是农地的所有权，也不是农地的使用权，而是政府的行政权力，包括审批、规划和征用等方面。就是说，农地产权在法律上没有资格作为土地交易的一方，无权参加讨价还价。在这里，权力租金——而不是土地产权的权利租金——成为目前农地转向工业城市用地过程中基本的经济刺激。
这种产权制度安排下，政府出面主持的土地转手交易规模以及由此导致本该是农民所有的“产权租金”流失出去的金额有多大？1987年至2001年，中国非农建设占用耕地2394.6万亩，按人均占有耕地0.7亩计算至少有3400万农民因征地失去或减少了土地。而以现在的经济发展速度，2000年至2030年的30年间，占用耕地将达到5450万亩以上，失地和部分失地的农民将超过7800万人（18）。杨小凯在1994年的预测反证了，因为在农地转手交易方面的现状，损失的潜在农业总产出达到30%，(19)这可能是关于目前为止最大胆、最令人惊讶的结论了。
对现有土地产权下寻租阶层的描述，不仅可以证明他们有充分的“维持现状”的激烈，反对以土地转让、抵押和租赁为核心内容的进一步产权变革；而且，也从另一层面说明了70年代末土地产权变革取得突破的一个常被人忽视的原因：土地使用权形式的变革并没有真正危害既得利益集团，从而避免了他们对改革造成的强有力阻碍。
关于意识形态方面原因对产权进一步变革所造成的遏制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意识形态的建立需要很高的沉淀成本（sunkcost），因此成熟的意识形态会在较长时期内占据垄断地位，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变成深入人心的复杂而普遍的思想情感。这个问题的解决不仅需要社会主义理论方面的发展和突破，也要求政治家们的勇气和谋略。
三、结论
综合以上对中国农村70年代至今的土地产权变革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结论：
当前，产学研合作在经济建设与发展过程中的战略地位与重要意义已经得到了来自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普遍认同。在我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也明确指出，“建设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并将其作为全面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突破口”。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产学研合作已成为适应信息化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及推动教育信息化建设的客观要求。较之于产学研合作教育，政产学研合作教育更强调政府机构以及企业、市场的参与，通过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的双重作用，推进科研成果与社会需要的结合，更快地提升国家整体的创新能力。这就要求政府机构、高等院校、生产企业、科研院所、技术成果应用单位、用人单位等各部门充分发挥自身在人才培养方面的优势，扬长避短，通过加强彼此间各种形式的沟通与联系，构建合作办学、合作育人、合作就业、合作发展的平台和桥梁。在服装设计类研究生的创新教育过程中开展政产学研合作，避免了单一课堂教学的局限，将学生知识资源的获取渠道拓宽至政府、科研单位、服装企业等多个部门，让学生在校内外优势资源的整合链条中有机会直接参与服装项目研发、生产管理、行业经营等一系列实践过程中，及时了解最新的技术、工艺方法和应用理论等相关知识信息，将校内教学内容与校外实际应用结合起来，更好地学以致用。政府方面可以发挥自身的指导作用，为服装院校、服装企业以及研发机构、用人单位创造共同培养与合作的政策环境；服装企业提供最新的产品结构变化以及人才需求方向等信息，为服装院校的人才培养计划、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提供咨询，并输送企业高、精、尖人才参与指导研究生学习；服装科研单位积极开发与服装院校的合作项目，并积极鼓励研究生直接或间接参与项目的研究工作；服装相关用人单位则及时反馈研究生参与科研项目的应用情况，以及研究生本人知识结构、创新能力与综合素质等相关信息，从而帮助学校不断改进和提升创新教育的方式、方法与内容。
二、我国服装设计类研究生创新教育模式的发展路径
服装设计类研究生教育是培养高层次创新型服装人才的重要环节，随着我国研究生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服装产业、服装企业对于应用型高级应用人才的要求逐年提高，以往以学术训练与研究为主体的教育模式已无法满足服装企业与市场的需求，尤其是服装设计类研究生的整体创新能力还有待加强。这就需要教育者在研究产学研合作教育的基础上，充分重视和发挥政产学研合作教育模式下政府政策的指导作用，以及企业单位的用人反馈作用，明确合作各方在培养研究生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方面的地位和作用，以学校为主体，以政府政策为指导，以企业及产业应用为主导，同时配合科研院所的协作，整合各方优势资源，将学校以课堂为主的教育环境更多地与校外直接获取实践经验和创新能力的生产现场环境以及行业应用环境有机结合起来，共同培养研究生的创新能力。基于这种背景和认识，针对我国服装设计类院校在政产学研合作框架下培养研究生的现状和不足，笔者提出以下构想和对策。第一，基于“互惠多赢”的合作教育机制，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平台，探索多样化的合作形式，增强合作动力。学校与政府、科研机构、服装企业以及相关用人单位各部门由于存在不同的工作属性与任务目标，对培养出来的研究生的需求也必然存在差异。因此，建立稳定与长久的合作关系，需要达成一种平等、互利、多赢、互补的共识，在此基础上实现合作各方的共赢。一方面，服装院校与时俱进，及时把握不断发展变化的人才需求内容，不断深化教学改革，优化课程体系，并积极探索各种形式的校企合作项目。另一方面，政府、科研单位、服装企业等部门也积极向校方反馈人才需求信息，定期提供一定的合作窗口，开展技术培训、人才进修与交流等。合作各方应充分发挥自身在培养创新型人才方面的优势，形成更为快捷高效的合作教育信息链。同时，服装院校还应当充分组织好合作各方的“投入与产出”，在保证长期发展的基础上，协调好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之间的关系，合理有效地将企业、市场需求与服装设计类研究生的科研与实践能力结合起来。第二，增进人才培养过程中的学科交叉与融合，提升服装类研究生的综合能力。随着服装产业的日益发展，服装企业的产学研项目也日益复杂化与多样化，对人才的新需求也逐渐由过去的单一型人才转向综合型人才。因此，服装人才应补充、更新和完善知识结构，不仅需要具备扎实的专业理论，还需要了解本专业以外诸如纺织、管理、信息技术等一系列其他学科的内容。因此，师资队伍的构成与教学内容的设置应当充分考虑学科交叉的需要，组织和展开不同院系和学科的交叉教学，并经常组织跨学科的学术交流活动，鼓励不同学科之间的沟通与互动，进而在实际的政产学研合作过程中形成多学科集成的联合优势与协同效应，在多样化的团队教学中实现服装人才综合能力的培养与提升，为研究生与科研单位、服装企业等部门的课题项目对接创造条件。第三，整合与优化校内与校外师资力量，建立“双导师”联合培养平台，拓宽人才培养渠道。服装设计类研究生知识创新能力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师资队伍构成，尤其是专业导师的影响。师资往往成为服装设计类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瓶颈。因此，应加快现有师资力量的整合与优化，重点引入企业导师与校内导师联合培养，让学生在学习过程采众长，针对不同的问题向不同的导师求教。通过拓展教育资源，加强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一方面，建立健全的企业导师选择与认定途径，完善校外师资介入研究生培养的资质考核系统，并积极鼓励校内师资参与校外实践，建立完善的科研与教学考核制度；另一方面，由校内导师与企业导师共同制定研究生的培养方案，选择科研项目，指导研究生的理论与实践学习，依托长期有效的政产学研合作平台，将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与服装企业、社会的实际需求有机结合起来。
三、总结
当前，产学研合作在经济建设与发展过程中的战略地位与重要意义已经得到了来自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普遍认同。在我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也明确指出，“建设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并将其作为全面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突破口”。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产学研合作已成为适应信息化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及推动教育信息化建设的客观要求。较之于产学研合作教育，政产学研合作教育更强调政府机构以及企业、市场的参与，通过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的双重作用，推进科研成果与社会需要的结合，更快地提升国家整体的创新能力。这就要求政府机构、高等院校、生产企业、科研院所、技术成果应用单位、用人单位等各部门充分发挥自身在人才培养方面的优势，扬长避短，通过加强彼此间各种形式的沟通与联系，构建合作办学、合作育人、合作就业、合作发展的平台和桥梁。在服装设计类研究生的创新教育过程中开展政产学研合作，避免了单一课堂教学的局限，将学生知识资源的获取渠道拓宽至政府、科研单位、服装企业等多个部门，让学生在校内外优势资源的整合链条中有机会直接参与服装项目研发、生产管理、行业经营等一系列实践过程中，及时了解最新的技术、工艺方法和应用理论等相关知识信息，将校内教学内容与校外实际应用结合起来，更好地学以致用。政府方面可以发挥自身的指导作用，为服装院校、服装企业以及研发机构、用人单位创造共同培养与合作的政策环境；服装企业提供最新的产品结构变化以及人才需求方向等信息，为服装院校的人才培养计划、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提供咨询，并输送企业高、精、尖人才参与指导研究生学习；服装科研单位积极开发与服装院校的合作项目，并积极鼓励研究生直接或间接参与项目的研究工作；服装相关用人单位则及时反馈研究生参与科研项目的应用情况，以及研究生本人知识结构、创新能力与综合素质等相关信息，从而帮助学校不断改进和提升创新教育的方式、方法与内容。
二、我国服装设计类研究生创新教育模式的发展路径
服装设计类研究生教育是培养高层次创新型服装人才的重要环节，随着我国研究生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服装产业、服装企业对于应用型高级应用人才的要求逐年提高，以往以学术训练与研究为主体的教育模式已无法满足服装企业与市场的需求，尤其是服装设计类研究生的整体创新能力还有待加强。这就需要教育者在研究产学研合作教育的基础上，充分重视和发挥政产学研合作教育模式下政府政策的指导作用，以及企业单位的用人反馈作用，明确合作各方在培养研究生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方面的地位和作用，以学校为主体，以政府政策为指导，以企业及产业应用为主导，同时配合科研院所的协作，整合各方优势资源，将学校以课堂为主的教育环境更多地与校外直接获取实践经验和创新能力的生产现场环境以及行业应用环境有机结合起来，共同培养研究生的创新能力。基于这种背景和认识，针对我国服装设计类院校在政产学研合作框架下培养研究生的现状和不足，笔者提出以下构想和对策。
1.基于“互惠多赢”的合作教育机制，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平台，探索多样化的合作形式，增强合作动力。
学校与政府、科研机构、服装企业以及相关用人单位各部门由于存在不同的工作属性与任务目标，对培养出来的研究生的需求也必然存在差异。因此，建立稳定与长久的合作关系，需要达成一种平等、互利、多赢、互补的共识，在此基础上实现合作各方的共赢。一方面，服装院校与时俱进，及时把握不断发展变化的人才需求内容，不断深化教学改革，优化课程体系，并积极探索各种形式的校企合作项目。另一方面，政府、科研单位、服装企业等部门也积极向校方反馈人才需求信息，定期提供一定的合作窗口，开展技术培训、人才进修与交流等。合作各方应充分发挥自身在培养创新型人才方面的优势，形成更为快捷高效的合作教育信息链。同时，服装院校还应当充分组织好合作各方的“投入与产出”，在保证长期发展的基础上，协调好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之间的关系，合理有效地将企业、市场需求与服装设计类研究生的科研与实践能力结合起来。
2.增进人才培养过程中的学科交叉与融合，提升服装类研究生的综合能力。
随着服装产业的日益发展，服装企业的产学研项目也日益复杂化与多样化，对人才的新需求也逐渐由过去的单一型人才转向综合型人才。因此，服装人才应补充、更新和完善知识结构，不仅需要具备扎实的专业理论，还需要了解本专业以外诸如纺织、管理、信息技术等一系列其他学科的内容。因此，师资队伍的构成与教学内容的设置应当充分考虑学科交叉的需要，组织和展开不同院系和学科的交叉教学，并经常组织跨学科的学术交流活动，鼓励不同学科之间的沟通与互动，进而在实际的政产学研合作过程中形成多学科集成的联合优势与协同效应，在多样化的团队教学中实现服装人才综合能力的培养与提升，为研究生与科研单位、服装企业等部门的课题项目对接创造条件。
3.整合与优化校内与校外师资力量，建立“双导师”联合培养平台，拓宽人才培养渠道。
服装设计类研究生知识创新能力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师资队伍构成，尤其是专业导师的影响。师资往往成为服装设计类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瓶颈。因此，应加快现有师资力量的整合与优化，重点引入企业导师与校内导师联合培养，让学生在学习过程采众长，针对不同的问题向不同的导师求教。通过拓展教育资源，加强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一方面，建立健全的企业导师选择与认定途径，完善校外师资介入研究生培养的资质考核系统，并积极鼓励校内师资参与校外实践，建立完善的科研与教学考核制度；另一方面，由校内导师与企业导师共同制定研究生的培养方案，选择科研项目，指导研究生的理论与实践学习，依托长期有效的政产学研合作平台，将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与服装企业、社会的实际需求有机结合起来。
三、结语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博士学位论文；选题
DOI：10.15938/ki.iper.2017.01.005
中图分类号： 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7）01-0021-07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研究人类社会中思想政治教育及其规律的专门学科。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良好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但作为一门学科来加以建设，却是在改革开放后才逐步发展起来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门新兴学科。近年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仅用鲜活的实践经验滋养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的持续健康发展，更重要的是在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过程中，更加坚定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因此，持续研究总结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以及学科专题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005年底，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了《关于增设和调整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的通知》，宣告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作为马克思理论一级学科属下的独立二级学科地位正式成立。十年恚2006-2015），各培养单位以此为契机，不断加强学科建设，学科理论和方法研究以及实践探索都得到很大发展。同时，博士研究生规模快速增长，学位论文研究成果更加丰富广泛。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状况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这门学科的建设水平，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是本学科基本理论和前沿问题的具体化，也是学科发展趋势的重要体现。因此，对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博士学位论文进行文献计量分析，特别是对论文研究选题进行全面探析，有助于全面深入认识该学科的发展水平以及研究态势，对我国今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论文选题以及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学科分布及学位论文产出情况
1983年，国家教委将当时的政工专业命名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并开始招生培养专业人才。经过30多年的努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渐成规模，在全国设置了75个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学位授权点（以下简称博士点）①、282个硕士学位点、275个本科办学点，培养和凝聚了一批较高水平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团队，形成了思想政治教育原理、方法论等20多个研究领域，产生了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研究、历史研究、应用研究等一系列分支学科体系，基本形成了一个内容完备、结构合理、动态开放、成效显著的学科体系。[1]在这些研究领域，产出了一大批高质量的博士学位论文。下面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博士点分布状况和博士论文产出情况进行统计分析。
1.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博士点分布情况
目前，我国具有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博士点的院校共有70所（见表1）。其中，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属下的博士点和思想政治教育独立二级学科博士点各占35个（见表2、表3）。[2]
从表1、表2、表3可以发现，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博士点建设发展具有以下特点：
（1）博士点单位增列迅速 在上世纪具有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博士点的单位仅6所：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和南京师范大学。而2005年前也只有28所，但2005年以后博士点快速增长，由28所增加到70所，增幅达150%，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设立。
（2）博士点区域分布不平衡 虽然72所（在分布统计时，中国矿业大学和中国地质大学同时计入两地）博士点单位分布在24个省区，但是各省区数量差距大，北京12所，江苏8所，陕西6所， 湖北5所， 黑龙江、湖南、辽宁、上海各有4所，这7个省区就有47所，占总数的65.3%，而其余16个省区仅占总数的34.7%。同时，内蒙古、宁夏、贵州、青海、新疆、、海南7个省区还没有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博士点。
（3）博士点院校类型和层次分布较均衡 从表中统计发现，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博士点主要集中在综合类、师范类、理工类和部队院校，院校类型覆盖面较广。在院校层次上，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博士点主要集中在“985”高校、“211”高校及其他院校（主要地部属院校及地方重点大学），其中22所是“985”高校，27所是“211”高校，其他院校占21所，因此，博士点在院校层次上分布较均衡。
2.学位论文产出情况
基于中国知网CNKI，统计思想政治教育学科2006年1月1日到2015年12月7日所公布的博士学位论文，共有599篇（见表4），涵盖50所院校。②对培养单位博士学位论文产出数量前十名的院校进行统计（见表5）。
从表4、表5可以看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学位论文产出具有以特点：
（1）年度产出数量呈非线型增长 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独立的前5年（2006-2010），产出论文数量少，一共才77篇。从2011年开始，论文数量达到100篇，呈现出非线型增长态势。
（2）产出总量不足，院校间差异大 十年间，CNKI收录的50所培养单位共产出博士599篇，年均产出1.2篇/校，这说明思想政治教育博士论文产出量相当低，博士研究生规模较小。从产出量前十名的院校看，东北师范大学、中央党校和武汉大学3所高校产出论文最多，每校年均达3篇左右；据统计，产出总量在5篇以下的有14所高校。这说明院校间对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人才培养差异校大。
二、学位论文选题及研究类别分析
对思想政治教育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进行实证分析，可以反映这门学科的发展水平和研究趋势。下面，着重对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关键词、研究的类别等方面进行统计分析。
1.关键词频次分析
对599篇论文中所有关键词进行统计，不同关键词总量达1713个（统计时对同义词进行了合并，如：“中共”视为“中国共产党”统计，“高校”、“高等学校”、“高等院校”合并统计为“高校”）。统计发现，有一大批高频率关键词，频次达8次以上的高频率关键词有20个（见表6），而仅一次出现的关键词达917个，占关键词总量的53.5%。
通过对思想政治教育博士学位论文关键词统计数据分析，可以发现以下特点：
（1）高频率关键词反映了研究内容的主流方向 从排前20的高频率关键词看，“思想政治教育”频次达140，说明23.4%的论文以“思想政治教育”为研究范畴。其中，以“思想政治教育”为第一关键词的有54篇论文，说明占论文总数9.2%的论文选择它为核心研究内容。从研究对象上看，“大学生”、“高校”、“中国共产党”成为研究焦点；同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重大现实命题成为了研究的热点。显然，高频率关键词基本吻合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对象、方法和特点，也反映了这门学科研究的主流方向和发展态势。
（2）低频率关键词量大，既反映研究领域走向纵深与宽泛，也说明存在偏离思想政治教育主题的研究 在低频率关键词中，如责任论理、政府诚信、终身德育、意志教育、自尊外化、幸福指数、医学人文教育等关键词，表明研究主题更加具体，更加现实，更加深入，理论与实践结合更加紧密。同时，少数论文的关键词如财政权力、创业发展、风险社会理论、知识产权文化、企业文化整合等等，s把思想政治教育过于泛化，偏离学科主旨。
2.选题研究类型分析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研究范畴具有多领域、复杂性、应用性和现实性等特点。一般而言，思想政治教育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研究类型是以研究对象作为分类标准的，主要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研究、方法论研究、应用研究、现实问题研究、历史发展研究、比较研究、跨学科研究以及其他有关领域研究。
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研究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原理研究、理论基础研究、思想品德形成发展研究以及意识形态发生发展研究等；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侧重教育方法研究，包括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形成、变化、发展、运用等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应用研究是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原理、方法与社会具体的人、群体及社会现象结合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现实问题研究是指运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分析解决现实问题；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历史发展研究是针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发展的过程和规律、形成的经验与教训进行历史考察；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是对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思想政治教育开展比较研究，一般是将中国与外国思想政治教育进行比较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跨学科研究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学与其他学科结合研究；其他有关领域研究是指一些博士学位论文偏离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理论与方法。[3]
按照上述分类标准，599篇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分类统计分成了7类（见表7）。
从论文选题类型的统计分析可以发现，思想政治教育博士学位论文在选题上具有以下特点：
（1）应用与实践研究是论文主要选题方向 思想政治教育应用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是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研究的主要类型，分别占论文总数的42.2%、22.1%，这表明，近年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着重于理论与方法的实际运用以及现实问题的分析解决，特别在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公民道德建设、思想政治工作方法与路径、和谐社会构建等方面选题多，研究深入，成果丰富。
（2）历史发展研究反映了我国历史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思想政治教育的成功经验和基本理论与方法 论文选题类型处于第三位的是历史发展研究，占论文总数的13.1%，主要集中在中国共产党成立来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方法与实践研究，对三代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较多，对抗战时期、建国初期、改革开放等各阶段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较深。同时，也有少数论文对中国古代和国外思想政治教育史开展研究，如孔子道德教育、马恩列思想政治理论等。
（3）基础理论和基本方法研究成果欠缺 论文以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和基本方法为研究选题的总量少，共37篇（其中基础理论研究24篇）占论文总数的6.2%。从附表8看，已有基础理论研究的成果有较高水平和价值，但产出数量过低，这反映出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和方法创新不足，对学科建设的理论支撑和方法创建乏力。
此外，选题跨学科研究偏少，只有24篇论文把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与伦理学、社会学、政治学、教育学、心理学、美学等学科交叉研究。统计发现，有56篇论文选题几乎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没有研究关联，如“财政权力”、“风险社会理论”等选题研究，这些选题与研究成果不利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建设发展。
三、对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思考与建议
学科调整后的十年，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在研究内容、方法、实践等方面等到快速发展，学科领域不断拓展，具有鲜明的学科特色。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主题也表明，有关思想政治教育的学术研究已逐步形成了本学科的问题领域、研究范式以及方法体系。与此同时，在分析论文选题情况，也发现诸多问题也不足，如选题创新性不够、专业性不强、实证性不多等问题均有不同程度存在。分析取得的成绩与存在的问题，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研究和学科建设，从而更好地掌握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与方法以及教育对象的特点，把握思想品德形成与发展规律，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高水平研究，不断增强分析解决人们思想问题与实际问题的能力。
1.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存在的主要问题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执政规律;研究概况
[中图分类号]D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10)01-0034-03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共产党88年波澜壮阔的历史,就是一部从局部范围执政到全国范围执政过程中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的历史,是一部在局部范围执政到全国范围执政的环境中实现党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的历史。[1]善于总结经验,并善于在实践中坚持和丰富这些经验,是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优良传统。[2]新中国成立之初,同志十分重视学习前苏联的建设经验,提出了“以俄为师”的建设道路。邓小平同志曾说过:“别人的经验可以参考,但是不能照搬。”同志曾经指出:“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必须始终注重总结历史,善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从对历史规律的不断认识和把握中找到指导我们前进的正确方向、道路与经验,不断开辟未来发展的新境界。”总书记也指出:“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一贯重视对历史经验的借鉴和运用。”
2004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83周年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进行第十四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同志强调指出,“要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总结我们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经验,深入分析和研究党执政所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大力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指导。”总书记还指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执政理论与我们党执政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总结历史经验和现实经验的基础上,开展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不断完善我们党的执政理论体系。”2007年9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指出:“要正确认识国内外发展大势,全面把握我国发展的新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认真总结党治国理政的实践经验,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当前与长远相结合,推进理论创新和其他各方面的创新,科学制定适应时代要求和人民愿望的行动纲领和大政方针。”
二、研究的进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曾五次认真、系统、深刻地总结了执政及党的建设的基本经验,分别是:第一次,十一届六中全会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基本经验;第二次,十四大总结了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四大将近14年的基本经验;第三次,1998年同志代表党中央总结了改革开放20年的基本经验;第四次,十六大总结了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13年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验[3];第五次,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以我们党执政55年来的生动实践为背景和基础,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为借鉴,提炼总结了党执政的六条主要经验。认真总结和发扬执政经验,努力认识和把握执政规律,是不断创新党的执政理论和治国方式、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的重要途径,也是中国共产党立足现实、面向未来、再创辉煌的必然要求。
近年来,中外政党的执政经验问题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国内学界有关执政经验的研究逐渐增多,已经陆续发表和出版了不少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和专著。国内学术界研究中外政党执政经验的著作主要有:黄国华、陈廷湘著《苏维埃时期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杨凤城、王顺生、齐鹏飞主编《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研究丛书》(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王树荫主编《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研究》(北京出版社,2007年版),柳建辉主编《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蒋振云主编《中国共产党执政五十年的基本经验》(党建读物出版社,2000年版),朱乔森、李玲玉、柳建辉主编《中国共产党历史与经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版),顾俊礼主编《欧洲政党执政经验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05年版),王鑫著《社会主义建设基本经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温乐群等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经验》(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谭运宏著《世纪之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实践和基本经验》(研究出版社,2005年版),刘长江、董连翔著《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执政规律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苏希胜主编《共产党执政规律研究》(国防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薛建中、王建政著《跳出历史周期率:执政规律与民主法治》(红旗出版社,2002年版),王长江著《现代政党执政规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张全新主编《共产党执政规律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李君如著《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新认识》(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邢贲思主编《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课题组编《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研究》(党建读物出版社,2004年版),刘宗洪著《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王建政、陈秀梅著《治国史鉴:施政行为与执政规律研究》(红旗出版社,2004年版),李峤、罗东来著《得民者昌:执政规律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刘林元、姚润皋等著《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论》(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任树江、王建政、薛建中著《党的执政规律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赵智奎主编《“三个代表”与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黄宏、王寿林主编《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和执政能力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谭献民、肖光荣著《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探索》(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郑志飚主编《党的执政规律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版),唐君、辛易主编《国外政党执政镜鉴》(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张连月著《政党执政纲鉴:实现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王长江、姜跃主编《世界执政党兴衰史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5年版),梁星亮、杨忠虎、宋炜主编《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局部执政史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蒋世琳、任大立主编《中国共产党执政史鉴》(武汉理工大学出版,2002年版),万福义主编《党鉴:共产党执政实践与规律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等等。
三、研究的概况
自从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正式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思想以来,国内学术界、理论界掀起了一股“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研究热潮,其中颇为引人注目的是有关“党的执政经验”的研究。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和层面,对“党的执政经验”进行了仔细分析和深入阐述,形成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据笔者粗略统计(截止时间为2009年12月15日),以“执政经验”为关键词,从中国期刊网上搜索的文章有154篇,而全文中涉及“执政经验”一词、与其相关的文章有4037篇。在这些研究成果的作者中,有不少是在我国学界有相当影响的著名学者,如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王家瑞部长,中共中央党建领导小组副组长、原全国党建研究会会长张全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朱佳木教授,原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现全国党建研究会会长虞云耀教授,中共中央党校沈宝祥教授,中共中央党校叶笃初教授,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会长、中共中央党校赵曜教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教授,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王长江教授,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主任柳建辉教授,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主任姚桓教授,北京大学赵存生教授,北京大学黄宗良教授,复旦大学余源培教授,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丁俊萍教授等等。
有的博士、硕士研究生还撰写了有关“执政经验”的学位论文,如首都师范大学郑文涛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研究(1949年-1978年)》(2007年5月)、中共中央党校何强的博士学位论文《欧洲社会党执政经验研究》(2006年6月)、中国人民大学何云峰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研究》(2003年)、湖南师范大学肖光荣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研究》(2004年4月)、天津师范大学江新国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性探索》(2004年)、华东师范大学潘世伟的博士学位论文《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执政党建设的教训及规律研究》(2002年)、中共中央党校张荣臣的博士学位论文《论20世纪共产党执政的历史经验和教训》(2002年5月)、华东师范大学刘发国的硕士学位论文《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苏区执政实践的经验研究》(2007年5月)、山东师范大学刘文彬的硕士学位论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中共执政经验研究》(2007年4月)、华中师范大学梅俊的硕士学位论文《新时期党执政的根本经验:基本路线的制定与实施》(2002年12月)、新疆师范大学徐宁的硕士学位论文《论党在革命根据地执政的历史经验》(2006年6月)、东北师范大学丁彬的硕士学位论文《转型期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新探――以基层执政规律的探索为核心》(2007年5月)、扬州大学赵兴银的硕士学位论文《执政规律的新觉醒: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党群关系的理论与实践》(2007年5月)、西南交通大学周全的硕士学位论文《以人为本与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2007年4月)、吉林大学韩蕾的硕士学位论文《中国共产党对执政党执政规律的探索》(2007年4月)、曲阜师范大学李玉芹的硕士学位论文《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论视角探析》(2007年4月)、哈尔滨工程大学冯明宇的硕士学位论文《论“三个代表”思想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揭示》(2004年2月)、郑州大学陈恭正的硕士学位论文《“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共产党执政规律》(2004年5月)、中南大学刘兴云的硕士学位论文《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片论》(2004年5月)、湖南师范大学罗峥嵘的硕士学位论文《、邓小平对共产党执政规律――执政为民的探索》(2003年10月)、福建师范大学程小彬的硕士学位论文《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研究》(2003年4月)、中山大学黄胜海的硕士学位论文《共产党执政规律研究》(2004年)等等。
学术理论界还召开了多次学术研讨会,譬如1999年11月27日至29日,全国党建研究会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执政50年的基本经验理论研讨会”,研讨中国共产党执政50年来,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对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重要发展,改善、加强党的领导和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基本经验,深入研究当前党的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4]。据中国教育在线报道,2005年10月23日,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当代世界社会主义专业委员会年会暨“共产党执政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学术研讨会在西南财经大学召开,大会就国内外政党执政历史经验、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等问题进行了认真深入而富有成效的探讨。另据辽宁东北新闻网报道,2009年7月21日,由中央党校党建部主办、辽宁省委党校承办的全国党校系统“执政经验与执政规律”理论研讨会在沈阳隆重召开。
参考文献:
[1]李光和,欧阳湘.总结党的执政经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5,(6).
[2]刘长泽.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研究――访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柳建辉[J].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0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