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经济增长理论，农业经济的增长来源于生产要素的投入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随着技术的进步，农业生产率提高对农业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但对于处在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依靠要素的投入来实现农业经济的增长仍然占很大比重，同时也是主要途径；对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短缺资本的投入显然是非常有效的。目前，中国农业的资本投入渠道除了政府以外还有农户和其他私人社会资本。政府对农业投资的理论基础是农业具有准公共物品的性质。显然，农户和其他私人资本的投入对农业增长的作用同样是不可忽略的，但本文只研究政府农业投资中，投资规模、投资结构的状况以及与农业增长的关系。通过对中国转型期(本文指1978年以来，尤其指1990年代以来)农业GDP数据和政府农业投资的规模、结构状况数据的相关性分析，发现政府农业投资规模对农业增长有极强的正相关作用，而且不同的投资结构所产生的边际产量不同，所以改善农业投资结构也能对农业增长产生正的影响。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农业投资也对地方农业增长有重大作用，这种作用是十分重要的。研究结果提示我们，导致我国政府农业投资不足和结构不合理的根源在于我国现行的公共财政体制存在缺陷，因此必须从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和农业投融资体制改革的高度来进行政府农业投资规模扩大和结构优化调整。
1.转型期农业增长与政府农业投资规模变动分析[2]
中国农业经济的转型期可定义为1978年以来至今的农村经济改革期。自此，中国农业经济开始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全面迈进的步伐。这个阶段也是中国政府农业投资的重要转折期。与此相伴，中国农业GDP、农业增加值在这个时期以后也发生了巨大变动。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农业投资规模都空前增长。
1.1转型期中国政府农业投资的规模变动与农业增长水平变化
农业投资规模是指各个年份或各个时期农业投资的总量。按照本文的统计口径(中口径)，我国农业投资规模在各个五年计划期是不同的，总的趋势是增长的，尤其从“七五”开始，我国农业投资力度明显加快，其累计投资额是“六五”时期的两倍还多，“八五”、“九五”也是成倍增长(见表1[3])。
资料来源：转引自陈锡文.中国农村公共财政制度：理论、政策、实证研究，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5年，第116页。
如果将政府农业投资与农业经济增长情况联系起来，并使用逐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可以发现，自1978年以来，无论是农业GDP还是农业增加值，其总的趋势也是增长的，虽然个别年度间存在着波动。尤其在近期，这两个指标的增速开始加快，增幅明显。(均以当年价格计算，未转换为可比价格)。将农业GDP、农业增加值及政府农业投资的变动趋势画在一张图上，如图1所示[4]。
图1（）略
自1978年以来，我国政府农业投资的增长曲线比较陡峭，证明增速很快。农业GDP、农业增加值也呈现出相同的增长趋势，即先缓慢、平稳增长，后急速增长。如果将我国政府农业投资占财政支出比重和我国政府农业投资占农业GDP的比重计算出来，发现后者较低，见表2。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2004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年。
我国政府农业投资占农业GDP比重平均在5％～6％左右，但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农业发达国家中，政府对农业提供的财政支持相当于农业本身GDP的25％以上，日本、以色列等国甚至更高(45％～95％)，即使在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国家财政支农支出占农业GDP的比重也达到了10％。(当然，我们这里所说政府农业投资与政府对农业的财政支持口径不完全一致，但基本上反映了我国政府对农业支持的力度)。在我国，虽然财政的总体实力有限，财政支农支出仅占农业GDP的5％～6％，但农业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份额维持着相对较高的水平，近10年来，大体在8％～10％之间。建国以来，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总额，1950年为27.4亿元(当年价格，后同)，1960年增长到90.52亿元，1970年曾降到49.4亿元，1980年为149.95亿元，1990年增长到307.84亿元，1998年已达1147亿元(这一年的数字包括当年增发国债用于农业方面的支出)，增长速度还是相当高的。特别是1978～1998年间财政支农投入年平均增幅达到11.4％[5]。所以，从投资规模上来看，我国政府农业投资逐年增长，对农业经济的增长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2中国农业增长与政府农业投资规模的关系分析
运用计量经济学实证分析方法，对1978年以来的我国农业GDP和农业财政投资的变动进行相关分析，发现两者间具有很强的正相关性。假定两者间存在一元线性关系，以农业GDP为因变量(用Y表示)，政府农业财政投资为自变量(用X表示)，在有限观测数据下进行拟合，可得出以下一元线性回归模型：
Y=2955.47+17.71X
(2.27)(11.18)
可决系数R[2]=0.87，调整可决系数为R[2]=0.86，F值为124.95，回归方程总体显著性检验通过，拟合程度较好。该模型说明，每增加1亿元的财政农业投资，我国的农业总产值就会增加17.71亿元。可见，增加政府农业财政投资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极其显著的。当然，这一结论并不否认其他生产要素(诸如劳动力、土地、技术、制度等)在农业增长中的重大作用，每一要素在农业增长中的贡献率也不相同，本文暂不讨论。
1.3地方政府对农业的投资与地方农业增长
以上分析了中央政府对农业的投资情况，由于我国自1994年以来一直实行分税制，这种体制对地方政府农业投资的影响是很明显的。地方政府投资的数额、方向、结构、目标与中央政府有很大的不同。在中央财政农业投资中，很多情况下要求地方政府进行配套，但在实施过程中往往有的地方政府能做到，有的地方政府做不到。原因可能多种多样，但地方财力的大小起着决定性作用。这就导致我国各个地方政府农业投资有很大的差距。这种投资的差距是不是也已经成为各地区间农业增长差距的一个极其关键的原因呢？这成为我们分析的重点。
这里我们仅仅选用两个省份进行对比，即选用经济发达省份江苏省与一般省份河南省为研究对象来观察政府投资与当地农业增长的关系，以及地方农业差距产生的部分原因(显然，各地区农业经济增长产生差距的原因不仅仅于此，其他原因本文暂不述及)。
1.3.1地区农业增长与地方政府农业投资之间的关系
首先分析各省农业增长与农业投资之间的关系(选用1978年至2001年的数据，江苏省数据来源于《2002年江苏统计年鉴》(电子版)[6]，河南省数据来自《2003年河南农村统计年鉴》[7])，发现无论是发达省份还是一般省份，其农业增长和农业投资的变动趋势与全国的变动趋势一致，即先缓慢增长，后快速增长。采用同样的分析方法对两者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如果模型中用Y[，j]表示江苏省农业GDP，X[，j]表示江苏省政府农业投资，Y[，h]表示河南省农业GDP，X[，h]表示河南省政府投资，设定模型y=a+bx+ε，ε为随机扰动项，在有限观测值条件下可分别得到如下一元线性回归拟合模型：
江苏省的数据计算结果为：Y[，j]=235.514+39.84X[，j]
(1.527)(7.140)
R[2]=0.80，调整后的R[2]=0.78，F=50.99，方程总体性检验通过。该模型表明，江苏省政府每增加1亿元的农业投资，可得到39.84亿元的农业GDP增长。
河南省的数据计算结果为：Y[，h]=-208.95+72.75X[，h]
(-4.02)(21.32)
R[2]=0.96，调整后的R[2]=0.95，方程总体性检验通过。此模型的经济含义为河南省政府每增加1亿元的农业投资，则可以产生72.75亿元的农业GDP增长。两个省份的政府农业投资对农业的增长作用都是很明显的，不过两省的投资力度不同，农业GDP的增长幅度也不同。见图2：
图2（略）
资料来源：河南省统计局，《2003年河南农村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年。江苏省统计局，《2002江苏统计年鉴》，/sjzl/tjnj/2002/nj13/nj1302.htm。一部分数据经过计算整理。
1.3.2地区差距与政府农业投资的关系
除个别年份外(1985年、1990年、1991年、1992年)，江苏省政府农业投资均大于河南省农业政府投资，而且这种投资差距越来越大。那么，两省的农业GDP变化是否呈现出同样的差距呢？为了消除两省间由于巨大的农业人口差额而形成的误差，在这里选用农业人口人均农业GDP进行比较。从图中结果很容易地看出，两省在农业增长方面的差距竟然与两省在农业投资方面的差距变动很一致。可见政府农业投资是中国农业增长的充分条件，也成为地区农业增长差距产生的充分条件。如果不改善地方政府农业投资的状况，这种差距将会继续存在，也可能会导致差距继续发散而形不成收敛的态势。
2.中国农业政府投资的使用方向和结构变动与农业增长
农业投资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作用不但表现在数量规模上，也表现在投资方向和投资结构上。所谓的投资方向和结构指投资的资金使用去向及所形成的不同投资项目构成。我国农业投资主要由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农村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和其他费用这几部分构成。农业基本建设支出主要用于公路建设、农业水利设施等的建设以及农业综合开发。农业基础设施可以有效地降低自然环境给农业生产带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改进投入与产出的质量，降低农户的生产成本，增加农业产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投资形成的农业科研成果可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增加农业产出。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农村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中，支援农村生产支出主要通过转移支付补贴农户，降低其生产成本，调动农民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增加农业产出；农业事业费支撑农业事业单位的运转，并通过农业事业单位提供的各项服务，扩大农户生产及交易的规模，减少农户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增加农业产出[8](39)。
有关统计资料显示，各项支出中，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农业基本建设支出比重、其他支出比重逐渐降低，而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在90年代中前期快速增长，90年代后期有所趋缓，进入2000年后又开始增长，并占据着财政农业支出的绝对比重[9]。见表3。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4，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年，第81页，计算整理
表3中，由于资料所限，项目的分类比较粗，比如未能将支援农业生产支出与事业费分开，基建支出也很粗略，这与我国农业投资方面的统计口径各不相同有很大的关系，这里是按本文开头所定义的农业支出中口径来计算和划分的。上表也充分说明了我国政府农业投资的使用方向特征十分明显，即农业投资中的主体部分投向了农业事业费、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和农业基本建设，这几项所占比重超过了按这一口径计算的90％，投向农业科技(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只是农业科研投资的一部分，不是全部)和其他方面的项目很少。农业基本建设中，主要投向了大中型水利建设。有观点认为，不同的投资项目对农业增长与发展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朱晶曾就中国6个农区的农业科研公共投资与3种主要粮食作物产量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10]，研究结果表明，农业科研公共投资对各种作物单位面积产量具有明显的正效应；钱克明[11]研究了农业产值增长与公共教育投入、公共基础设施投入、公共科研投入、农牧户自身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农业科技投入的边际回报率最高，农村教育投资和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的边际回报率次之，农牧户自身投资的边际回报率最低。李焕彰、钱忠好的一项研究结果[8](40)表明，中国财政支农支出项目中边际产出效应高低的次序为：科技三项费用最高，基本建设支出次之，生产性支出和事业费最差；而现行财政支农支出比重由高到低的序列为：生产性支出和事业费比重最高，基本建设支出比重次之，科技三项费比重最低。现行财政支农支出政策与投资结构效应方面出现了较大的偏差，效应小的投资过多，效应大的反而投资过少。
3.简短结论
在我国农业投资中，一个很明显的特征是社会和私人投资不足，政府农业投资在整个农业投资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又由于农业在某些方面的准公共品性质，政府对农业进行投资和扶持是WTO框架下公共财政体系的重要内容。本文的研究表明，我国财政支农体制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投资规模与国外相比，比重仍然偏低，虽然纵向比较中一直保持增长势头；投资结构与方向不合理，投资效应与投资方向错位；地方政府农业投资的差异性很大，并且也直接影响了地方农业经济的发展。因此建议，在公共财政方面应该做到：在中国财政支农资源极为有限的条件下，大幅度增加农业科技投入；适度增加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根据需要确定农业事业费支出，保持原有规模不变甚至有所压缩；调整财政支农支出结构的方向和目标；构建促进地方政府投资农业的动力机制，以避免地区差距拉大。总的原则是不但要加强农业的支持力度和投入规模，还要优化投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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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失地农民与创业投资
失地农民，是指在城市化进程中因土地被征用而失去土地、无法再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农民。由于土地被征用后，征用者只提供少量的经济补偿而不负责就业安排，导致我国许多地区出现了这样的相似景象：大量失地农民转变为“城市人”后，难以进入城市的经济职业结构，成为城乡夹缝中的“似农非农，似工非工，似商非商”的庞大的“三不像”群体。引起这一现象的原因就是失地农民职业虚化，这将最终导致失地农民家庭现有的经济结构失衡、家庭成员地位和关系变更，进而衍生出诸多的社会问题。因此，失地农民问题实质上是后续生计表象下的就业问题，相对稳定的就业，可以瓦解一切失衡与不稳定，实现市民身份的转换与安居乐业。如前文所述，失地农民就业通常也有两种形式：从他人处获得劳动报酬的工资就业和创业投资的非工资就业。第一种就业对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依赖性较强，异地就业情况下易于造成儿童、妇女和老人留守人，“尤其是这6000万留守儿童，本来有望成为祖国未来建设的栋梁人才，但目前城市化的现实却极可能使他们成为流浪失学儿童乃至少年犯的最大后备军”，会伴生较多的社会问题。第二种就业方式意即失地农民创业投资，是指农民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通过开辟新的生产领域和经营形式，扩大劳动就业，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此种方式可以催生大批个体经营者和中小型企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推动经济发展和繁荣。国内外经验表明，鼓励和扶持创业投资，不失为一种破解失地农民就业的有效方式。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第一，基于背景差异，国外学者关于失地农民创业投资研究成果很少，基本倾向于农民创业投资的研究，研究的焦点汇集于三个方面：1.农民创业概念界定。西方学者将创业划分为农村创业与城市创业，这里的“农村创业”就是“农民创业”，认为所谓的农村创业是指“在农村创建新组织以生产新的产品或提供新的服务，或者创建新市场或采用新的技术”（Wortman，1990）。2.农村环境对农民创业的影响研究。西方学者认为农村创业环境反映了不同的创业机会，并且受到不同条件的限制；不同的创业机会与限制条件最终影响创业过程及其结果（Stathopoulou，2004)，比如创业所在农村地理位置的偏远程度对所创事业的业务创新、业务增长以及就业创造等会有显著性的影响（Smallbone，2000)。3.创业者自身条件的研究。学者们认为，创业农民自身条件与创业活动本身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年龄和性别都会对创业意愿产生影响（BlanchflowerandMeyer，1994）。第二，国内学者对失地农民创业投资的研究主要汇集于：1.失业农民创业融资研究。学者认为，资金短缺是制约失地农民创业的关键（韩志新，2009），只有创新金融机制、拓宽融资渠道，才能有效破解农民创业资金不足的“瓶颈”（张梅，2009）。2.失地农民创业培训研究。学者认为创业培训效果与创业绩效存在正向关系（罗军、张叶平，2013）。因此，通过合理设置创业培训内容、增强实用性，采用多元化的创业培训方式，提升创业培训实效就显得尤其重要（花月，2014）。3.失地农民创业政策研究。学者认为，单纯的考虑补偿和保障不足以彻底地解决失地农民长远生计问题，只有建立完善的创业支持体系，才能很好地解决失地农民生计问题（郑风田、孙谨，2006）。国内外学者研究，为更好地解决失地农民创业投资问题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些许问题还需进一步的探讨：失地农民创业投资行为界限界定不清晰；鲜有对西部多民族聚居省份失地农民创业投资问题研究。本文拟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开辟新视角，将这一问题的研究更进一步。
三、失地农民创业投资行为界定
我国目前尚未对失地农民创业投资行为范围进行界定，梁惠清、王征兵（2009）以投资规模是否在于2万以上确定了其研究农民创业行为的范围与界限。周易、付少平（2011）认为“失地农民创业”是指既包括投资数万元办企业，也包括投资数千元开饭店、经商，或进入非农产业部门，或从事有别于传统小农生产方式的农业生产活动。由此可知，“失地农民创业投资”包括两类形式：资本增值形式和扩大就业形式，且差异明显：首先，起始条件不同。资本增值形创业投资多存在于失地前就已在参与创业行为，已有一定的财产积累的情况下的土地被征用，失地对其经济来源影响不太明显，甚至会出现财富累积的马太效应；失地前家庭财产积累较多，失地后国家赔偿也多，成为失地农民中的最大受益者，无论资金来源还是创业投资经验，都明显优于扩大就业形式创业投资者。其次，投资诉求不同。资本增值形式的创业投资主要目的是实现现有财产的保值和增值，而扩大就业形式的创业投资，主要的目的是寻求一个个人及家庭成员的就业机会，解决眼前及将来的生计问题。依据笔者前期调研显示，青海省东部农业区失地农民中，资本增值形式创业投资者与扩大就业形式创业者并存，第二种投资情形占绝大多数，应该做为研究和扶持重点。
四、失地农民创业投资中存在的问题
（一）创业投资项目选择盲目好的项目是创业投资成功的一半。失地农民在创业投资项目选择过程中最常见如下问题。第一，盲目跟风。笔者调研中看到，失地农民创业投资过程中不会抓市场空白，而只会盲目跟从，加剧竞争同时严重影响投资效果。第二，轻视非农领域。数据显示，青海省东部农业区农民现有创业实践及创业意向涉农倾向明显，57%受访者选择种、养殖作为创业首选。第三，盲目的风险预判。失地农民对风险的预判往往表现为两个极端，即盲目的悲观和过度的乐观。两种极端要么导致机遇错失，要么经营受挫，都极不利于创业投资的顺利进行。
（二）创业投资培训效果欠佳创业培训是提高农民心理素质和能力素质，促成其取得创业成功的关键。调查显示，75%以上的失地农民对创业投资培训抱有较高期望，然而实际的创业培训却因诸多问题难以达到期望。第一，培训内容脱离实际。原因之一，大部分培训师本身不具有创业投资的经验，能向学员灌输的仅仅是书本上的创业方式以及创业理念；之二，培训内容的选择上缺少市场调研和可行性分析环节，内容不接地气；之三，培训内容零散，课程间没有形成体系。第二，培训形式单调。现有的培训以课堂灌输为主，造成培训内容过于抽象和枯燥，难以吸引失地农民的目光。第三，培训主要集中于创业前的培训，忽视了创业过程中的指导服务，使得创办企业的失败率高达70%以上，影响创业培训效果达到理想状态。
（三）缺乏必要创业投资金融支持金融支持的缺乏主要表面为两个方面：第一，缺乏必要的金融信贷支持。创业的实施与资金支持是密不可分的，这也是创业与工资性就业重要的区别。商业银行作为最重要的资金融通渠道，仅有农村商业银行和农业银行在县以下设立分支机构，金融网点少，且贷款审批程序复杂，抵押要求严苛，无情地关上了为失地农民提供融资服务的大门。第二，创业投资风险保险无门。保险经济补偿功能的发挥，就能够解除创业者的后顾之忧，推动失地农民积极投身创业投资。但是，我国目前只有极少部分地区和保险公司提供针对农民创业投资风险的保险险种服务。
（四）失地农民与政府工作人员合作协调性偏低生计问题单纯凭借失地农民的单打独斗是难以彻底解决的，离不开政府的支持与协作。但笔者调研过程中发现，失地农民与基层政府工作人员间的对立较为明显，导致政府的理性与善意往往会被农民曲解，各种惠民性质的培训、项目推介都会不同程度地遭受农民质疑，严重降低政府工作效率，也使很多商机随着质疑的消释而烟消云散。
五、失地农民创业投资引导对策
（一）搭建创业投资项目推介平台鉴于失地农民创业投资项目选择的盲目性，专业性与公信力兼备的推介平台的搭建是非常必要的，这一平台的搭建任务应主要由政府来承担。可以通过赋予相关部门创业投资信息的收集与职责，借助与企业及其他民间组织的合作，通过设立投资项目公告栏、信息公告网页或印刷品的方式，由专人负责定期更新与发行，及时将创业投资信息传递给失地农民。这一平台主要承担如下职责：第一，关注创业投资行业的宏观布局，适当引导失地农民投资行业与项目的选择，防止一窝蜂现象滋生与漫延。第二，鼓励非农投资。以旅游业为代表的非农产业,一般投资周期短、技术要求低、生态负担小，易于形成招牌式特色产业链，如互助县小庄村等，政府可以通过奖励与补偿方式更好地发挥这一职责效能，推动产业结构的合理布局。第三，宣传科学合理的创业投资理念，在失地农民中树立正确的投资风险观，正确对待投资风险，提高创业投资成功率。
（二）落实创业投资培训针对现有培训方式中的不足，加大国家对农民教育培训的支持和财政支出力度的同时，首先，应该严格失地农民创业投资培训机构与师资遴选，选择口碑好、实战经验丰富的机构与师资开展培训。其次，设立农民培训相关问题研究课题，邀请专人有针对性地对失地农民创业投资内容体系、培训方式做研究，从理论上攻克失地农民培训零散、不成体系的难题。第三，借鉴日本和韩国的经验，分层次和分部门对失地农民开展培训，杜绝培训流于形式。第四，建立农民创业实训基地，帮助想创业的农民进入企业近距离学习实践，在具体的管理、操作中让想创业的农民身临其境地学习，促进其迅速成长。第五，增加创业中培训与指导。
（三）拓宽创业投资金融服务领域为了更好地推进失地农民创业投资，必须做好如下工作：第一，改革现行农村信贷制度，对农民开展信用评级、分级授信，简化对农民贷款手续，使其有更多的资金创业。第二，开办涉农商业保险。政府要积极引导商业保险机构，创新保险机制，积极推出费率低，覆盖面广的涉农商业保险，增强创业农民抵抗风险的能力。第三，创新贷款担保机制，组建农民创业贷款担保机构，为农民创业提供贷款担保，帮助创业农民解决融资难问题。
哈萨克斯坦独立后，为摆脱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艰难困境，把引进和有效地利用外资作为其主要目标之一，在吸引外国投资方面给予了诸多政策支持，颁布了一系列促进和保护外资的法律和法规，希望通过吸引西方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周边国家的资金来解决其国内资金不足的问题，进而带动本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哈萨克斯坦地域广阔，资源丰富且分布广泛，加之各联邦主体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不平衡，各地投资环境也不尽相同。中国与哈萨克斯坦接壤，地缘区位优势明显，双方在农业资源、农业技术、农业人才方面互补性很强，中国对哈萨克斯坦的农业投资潜力很大，因此，在当前背景下，评估比较哈萨克斯坦的地区农业投资环境，将会为中国政府或企业在哈萨克斯坦选择较优的农业投资地区、降低投资风险提供现实指导。在哈萨克斯坦农业投资环境研究方面，叶芳芳、昆波拉提(2008)从投资软环方面进行分析，认为哈萨克斯坦投资法律环境总体上较好;程杰、武拉平(2008)和郑国富(2009)认为哈萨克斯坦尽管投资政策优惠，但腐败泛滥，政府干预市场力度较强;郑国富(2009)认为，哈萨克斯坦在吸引外资方面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独特的地缘政治环境以及广泛的政策优惠等优势，但也存在着基础设施落后、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腐败泛滥及行政效率低下等不足。在哈萨克斯坦农业引资以及与我国农业合作的研究方面，布娲鹣·阿布拉(2008)认为，哈萨克斯坦农业资金投入不足，我国对哈萨克斯坦农产品加工业进行投资战略意义重大;王海燕(2009)指出，当前中国在哈萨克斯坦从事农业和农产品加工的多为中小企业，投资合作涉及如养猪、养鸡、蔬菜种植、面粉加工、兽药生产及农机服务等多个行业，但多数项目规模较小，中哈在种植业、农产品加工等领域有投资机会;库里什耶夫(2010，哈萨克斯坦)认为，金融危机后哈萨克斯坦更加注重保障粮食安全，推动农业科技创新，大力发展农业基础设施，吸引外国投资农业;段秀芳、胡国良(2010)从投资政策视角研究了2004年—2007年哈萨克斯坦投资行业的变动情况，认为该国的外资环境为中国企业在哈国投资创造了条件，应引导中国企业进一步提升对哈国投资的水平和层次，推动中国“走出去”战略和“面向中亚扩大开放”战略的实施;依马木阿吉·艾比布拉(2010)认为，我国对哈萨克斯坦的农业投资水平落后于其他重要国家，中哈之间有广阔的农业合作空间;彭文进(2012)认为，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农业合作尚未充分展开，农产品贸易规模较小，农业技术交流有限，合作潜力巨大;阿不都斯力木·阿不力克木(2010)认为，加强新疆与中亚国家的农业合作必须实行开放的农业经济政策，积极改善投资环境，放宽投资管制，使外资企业能够在公平条件下顺利经营和竞争。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哈萨克斯坦农业投资的研究基本是中亚经济或上海合作组织经济功能的研究的附带性成果，视角单一，针对哈萨克斯坦乃至中亚农业投资的研究鲜有涉足。农业经济合作的研究中重贸易、轻投资的研究现象突出。从已有研究可以看出，目前对哈萨克斯坦农业投资风险评估的基础性研究不足，更缺乏对哈萨克斯坦国内分地区的农业投资环境评价的研究，且在研究方法上多以描述性统计为主，计量方法在农业投资领域的运用有待扩展。故本文借鉴因子评价方法，采用专家打分法，拟通过硬环境和软环境两个方面的指标构建来评价哈萨克斯坦地区农业投资环境，以期为我国投资者对哈国进行农业投资提供量化分析的参考。
二、指标体系的构建及研究方法的选取
(一)指标体系的构建
1．影响农业投资环境的因素。农业投资环境的优劣体现在很多方面，有的体现在光热条件、水土水文、基础设施等方面，有的表现在投资政策、市场发育程度、居民收入等方面。本文将影响哈萨克斯坦农业投资环境的因素分为两类，投资“硬环境”和投资“软环境”。投资“硬环境”主要涉及土地资源、交通运输和通讯设施;投资“软环境”主要涉及政治法律环境、经济发展环境和社会管理环境。由于是在一个国家宏观管理的大背景下评价不同州、市的农业投资环境，可以认为政治法律环境同质，因此“软环境”只考虑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两个要素。2．指标的选择。由于反映“硬环境“和“软环境”所涉及到的土地资源、交通运输、通讯设施、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的具体指标较多，以及鉴于哈萨克斯坦地区数据获取的可得性，本文根据德尔菲法选择了13个指标来反映哈萨克斯坦14个州和2个直辖市的农业投资环境。选取的指标有农作物种植面积M1(土地资源)、货运量M2(交通运输)、百人拥有固定电话数量M3、互联网渗透率M4(通讯设施);国内生产总值M5、人均GDPM6(经济发展)、农业产值M7、农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比M8(农业发展水平)、高等院校数量M9、科研机构数量M10(教育科技水平)、居民月平均收入M11、居民月平均消费支出M12、每万人拥有卫生人员数量M13(居民生活水平)
(二)因子分析方法
1．因子分析的思想。因子分析的基本目的就是用少数几个因子去描述许多指标或因素之间的联系，即将相关比较密切的几个变量归在同一类中，每一类变量就成为一个因子，以较少的几个因子反映原始资料的大部分信息。因子分析法可以减少变量的数据，指标的综合性强，可以突出主要的因素，且该方法主要适用于对多个区域的比较分析。2．因子分析的具体步骤。首先，确定待分析的原始变量是否适合因子分析;其次，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和主轴因子法、极大似然法等构造因子变量;最后利用回归法、贝叶斯法等方法计算因子得分。使用该方法得到的因子得分是有偏的，但计算结果误差较小。
三、实证分析
(一)样本的确定和数据来源
本文以哈萨克斯坦14个州和2个直辖市为样本，研究其农业投资环境。指标数据均来自2010年哈萨克斯坦地区统计年鉴和哈萨克斯坦国家统计署。由于各个指标均为定量指标，并且大部门指标均有不同的计量单位或形式，为了统一综合评价尺度，需要将各种不同计量单位和形式转化为无量纲形式。通常无量纲化的方法主要有线性归一法、指数化转换法、标准化转换法等(周丽娟、许敏，2007)。本研究拟采用线性归一法来进行无量纲化，从而实现各指标标准化。
(二)实证分析过程
1．统计量的检验。表1给出了KMO检验和Bartlett球度检验结果。其中，KMO值为0．521，根据统计学家Kaiser给出的标准，KMO取值小于0．6，不太适合因子分析。而Bartlett球度检验给出的相伴概率为0．00，小于显著性水平0．05，因此拒绝KMO的假设，适合进行因子分析。2．公因子的提取。根据因子分析方法的原理，运用统计软件SPSS17．0计算出各因子所对应的特征值、贡献率、累计贡献率以及各指标变量正交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按照特征值大于1、累计方差贡献率大于85%的原则，提取4个公共因子，这4个因子作为公共因子已经对大多数数据给出了充分概括，损失只有8．932%(见表2)。3．因子命名。表3是由最大方差旋转得到的因子载荷矩阵。由于第一个因子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数量、互联网渗透率、每万人拥有卫生人员数量、居民月平均消费支出、百人拥有固定电话数量和国内生产总值这7个变量上具有较高的载荷，并且这些指标主要反映了社会服务设施(硬件设施和软件设施)，因此命名为社会服务因子。第二个因子在农作物种植面积、农业产值占GDP比重以及农业产值这3个变量上具有较高的载荷，并且这些指标主要反映了农业经济发展状况，因此命名为农业发展因子。第三个因子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居民月平均收入这2个指标上具有较高的载荷，并且这2个指标直接与经济发展相关，因此命名为经济发展因子。第四个因子在货运量上具有较高的载荷，并且设计到交通运输环节，因此命名为交通运输因子(详见表4)。4．各因子得分。根据4个因子的得分系数矩阵，运用回归方法得出4个主因子的得分，并依据4个主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占总的方差贡献率的比重作为加权得到各州、市的总得分(见表5)。
(三)实证结果分析
1．社会服务环境分析。在社会服务因子上，阿拉木图和阿斯塔纳这两个直辖市得分分别为1.0455和0.4870，阿拉木图市得分最高，远远高于其他州，说明阿拉木图市和阿斯塔纳市的社会基础服务设施要远远好于其他14个州，尤其是阿拉木图市的社会基础服务设施最优;其次，科斯塔奈州、卡拉干达州、阿克莫拉州、北哈萨克斯坦、阿克纠宾斯克、东哈萨克斯坦和巴甫洛达尔的社会基础服务设施较好，社会服务环境因子得分均高于0．2，分别为0．2763、0．2675、0．2610、0．2582、0．2553、0.2489和0.2286;而曼格斯套州和阿特劳州得分较低，分别为－0.0097和－0．0316，说明这两个州的社会基础服务设施最差。2．农业发展环境分析。在农业发展因子上，北哈萨克斯坦、科斯塔奈州和阿克莫拉州的得分分别为1．0800、1．0314和1．0230，远远高于其他州和直辖市，说明这三个州的农业发展水平要远高于其他地区;其次，阿拉木图州、东哈萨克斯坦和巴甫洛达尔农业发展水平较高，农业发展因子得分分别为0.5407、0.4759和0.4135;而曼格斯套州的农业发展水平最低，农业发展因子得分位列最后，仅为0.0834。3．经济发展环境分析。在经济发展因子上，阿特劳州的经济发展水平要优于其他州和直辖市，经济发展因子得分最高，为1．0921;其次是阿斯塔纳市和曼格斯套州，经济发展因子的得分分别为0．7113和0．6629;而南哈萨克斯坦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差，经济发展因子得分位列最后，仅为－0．0719。4．交通运输环境分析。在交通运输因子上，卡拉干达州和东哈萨克斯坦的因子得分较高，分别为0．9871和0．7123，远高于其他州以及直辖市，说明这两个州的交通运输条件较好;其次，科斯塔奈州、阿特劳州、曼格斯套州和阿拉木图州的交通运输条件次之，其因子得分均高于0．2，分别为0.4161、0.2617、0.2563和0.2480;北哈萨克斯坦和西哈萨克斯坦的交通运输条件较差，其因子得分分别为－0.0043和－0.0062，远低于其他地区。5．投资环境的总体评价。2009年哈萨克斯坦14个州和2个直辖市的外商农业投资环境的综合得分及排名见表5，阿拉木图市的外商农业投资环境的综合得分最高，为0．593，说明阿拉木图市的农业投资环境相比其他地州最优，尽管阿拉木图市农业发展因子得分不高，但因社会服务因子以及经济发展因子等得分较高，因而使其成为哈萨克斯坦外商农业投资的最优地区;其次，科斯塔奈州、北哈萨克斯坦、阿克莫拉州和阿斯塔纳市的外商农业投资环境相对较好，外商农业投资环境综合得分排名分别位列第2位到第5位，其中，科斯塔奈州、北哈萨克斯坦和阿克莫拉州农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是哈萨克斯坦重要的农业生产区;江布尔州、南哈萨克斯坦和克孜勒奥尔达州的外商农业投资环境综合得分排名分别为最后三位，说明这三个州的外商农业投资环境较差，投资风险较大。
四、结论及启示
本文使用Frontier4.1软件对不考虑技术进步和考虑技术进步因素的C－D生产函数分别进行参数估计和假设检验。在分析全国及10个省区农业技术效率和农业资金投入结构对农业技术效率的影响时，首先，选用考虑技术进步因素的C－D生产函数进行随机前沿分析，模型统计结果显示，全国、辽宁、吉林、河南、山东、江苏、福建、四川的γ值分别为0.673、0.697、0.724、0.921、0.905、0.945、0.957和0.668，表明全国及这7个省区农业生产存在技术效率损失的问题，可以采用考虑技术进步因素的C－D函数来分析农业资金投入结构对农业技术效率的影响;而在分析湖北、甘肃和新疆3个省区时，我们也首先选择了考虑进步进步因素的C－D生产函数，但是模型估计结果显示，γ值为0，这表明农业生产中不存在技术效率损失，这与现实农业生产条件不相符;此外，若不存在技术效率损失的问题，那就无从探究农业资金投入结构对农业技术效率损失的影响，为此，在分析这3个省区时，我们放弃使用考虑技术进步因素的C－D生产函数，选用不考虑技术进步因素的C－D生产函数进行随机前沿分析，模型估计结果显示，湖北、甘肃、新疆的γ值分别为0.974、0.981和0.987，说明农业技术效率损失显著，进而说明采用不考虑技术进步因素的C－D生产函数来分析湖北、甘肃、新疆农业资金投入结构对农业技术效率较优。
2生产要素的投入弹性
首先，从全国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弹性来看，技术进步(θ)为正值，说明农业技术进步在我国农业生产中得到有效的转化，能有效的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农作物总播种面积(β1)、农业机械总投入(β2)、农村农业从业人员总投工量(β3)、化肥及农药总投入(β4)和水电及灌溉总投入(β5)也为正值，说明这些生产投入要素的增加亦能提高我国的农业生产效率，其中化肥及农药总投入的增加对我国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效果最显著。其次，从10个省区农业生产投入要素的产出弹性来看，各省区农业投入要素的产出弹性差别性显著，说明我国农业生产受自然条件、要素结构及区位因素等条件影响，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别，并非同质结构体。具体来讲，(1)辽宁、吉林、河南等7个省区农业技术进步的投入弹性θ均为正值，说明农业技术进步在农业生产中得到了有效的转化，对提升该地区农业生产效率有着积极的作用;而湖北、甘肃、新疆由于考虑技术进步因素的生产函数没有通过假设检验，说明农业技术进步在农业生产中没有得到有效的转化，对该地区农业生产效率的贡献不明显。(2)辽宁、吉林、河南等4个省区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产出弹性β1为正值，说明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增加对农业生产效率有着很好的促进作用，但是由于耕地资源的有限性和稀缺性，农作物播种面积不可能持续增长，这就需要通过其他方式来提高该地区农业生产效率;而山东、江苏、福建等6个省区β1为负值，说明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增加对农业生产效率产生负的影响，中央和地方政府应该限制该地区农作物播种面积，优化农作物种植结构和质量。(3)河南、江苏、福建等8个省区农业机械总投入的产出弹性β2为正值，说明增加农业机械总投入对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政府和农户应该在该地区增加农业投入，提升农业机械化生产水平;而辽宁和吉林2个省区β2为负值，这可能是由于该地区农业生产机械的拥有量存在过剩，导致其不能充分发挥出生产效率。(4)辽宁、吉林、山东等6个省区农村农业从业人员总投工量的产出弹性β3为正值，说明增加农村农业从业人员总投工量能进一步提升该地区农业生产效率;而河南、四川、湖北等4个省区β3为负值，说明增加农村农业从业人员总投工量会导致农业生产效率的下降，这可能是由该地区农村存在剩余劳动力过剩的问题引起。(5)河南、江苏、福建等5个省区化肥及农药总投入的产出弹性β4为正值，说明增加化肥及农药总投入对该地区农业生产效率提升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可以提升农业产出水平;而辽宁、吉林、山东等5个省区β4为负值，说明在农业生产中该地区化肥及农药的总投入过多，已超出了土地的承载能力，因此，在日后的农业生产中应该控制化肥及农药总投入的增长。(6)除了辽宁、吉林、江苏等3个省区水电及灌溉总投入的产出弹性β5为负值外，河南、山东、福建等其他6个省区β5为正值，说明增加水电及灌溉总投入会带来该地区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
3农业技术效率
通过表3我们不难发现，2003－2009年间全国农业平均技术效率为0.70，说明我国农业技术效率水平并不高，仍有很大的上升空间。具体来讲，辽宁、吉林、河南、山东、江苏和福建农业技术效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四川、湖北、甘肃和新疆农业技术效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从农业技术效率变动的趋势来看，除了四川农业技术效率呈现下降的趋势外，全国及其他9个省区农业技术效率均呈现上升趋势，其中河南增幅最快，由2003年的0.69上升到2009年的0.81。
4农业资金投入结构对农业技术效率的影响
首先，基于全国层面的模型测算得出，2003－2009年间我国财政支农资金和农户自有资金对农业技术效率损失的参数值分别为－0.31、－0.38，说明我国财政支农资金和农户自有资金对农业技术效率具有促进作用;而农业信贷资金和农村集体资金对农业技术效率损失的参数值分别为0.10、0.04，说明农业信贷资金和农村集体资金对农业技术效率的促进作用不显著。其次，从10个省区农业资金投入结构对农业技术效率影响看，各省区农业资金投入结构对农业技术效率影响各不相同。具体来讲，(1)辽宁和吉林2个省区财政支农资金对农业技术效率损失的参数值δ1为正值，说明在该地区政府财政支农资金对农业技术效率的促进作用不明显，而河南、山东、江苏等8个省区δ1为负值，说明增加政府财政支农资金能够有效提高农业技术效率水平。(2)辽宁、吉林、四川等6个省区农业信贷资金对农业技术效率损失的参数值δ2为正值，说明农户农业信贷资金的增加在该地区不会对农业技术效率的提升有促进作用，而河南、山东、江苏等4个省区δ2为负值，说明农户农业信贷资金的增加可以提升农业技术效率水平。(3)辽宁、吉林、福建等5个省区农户自有资金对农业技术效率损失的参数值δ3为正值，说明增加农户持有自有资金对农业的投入不能够在该地区对农业技术效率产生促进作用，而河南、山东、江苏等其他5个省区δ3为负值，说明增加农业持有自有资金对农业的投入能够对农业技术效率产生促进作用。(4)辽宁、吉林、山东等7个省区农村集体资金对农业技术效率损失的参数值δ4为正值，说明增加农村集体资金对农业的投入不能够有效提升该地区农业技术效率水平，而河南、四川、新疆3个省区δ4为负值，说明增加农村集体资金对农业的投入能够有效提升农业技术效率水平。
5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政府对农村农业的投资
国家财政用于农村农业的支出从1978年的150.66亿元增长到2004年的2357.89亿元，年均增长11.16％。其中增长最快的是支农支出，年均增长12.63％。但是，用于农业的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呈下降趋势，到2003年只有7.12％，2004年才有所恢复，为8.28％。同期，农业务税增长速度快于国家财政用于农业支出的增长速度，年均增长14.23％，因而用于农业支出与农业各税的比值呈下降趋势，1996、1997两年小于2，2003也只有2.01，2004年有所恢复，为2.61。
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国家财政支出、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和信贷投放，要按照存量适度调整、增量重点倾斜的原则，不断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建立健全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2006年，国家财政支农资金增量要高于上年，国债和预算内资金用于农村建设的比重要高于上年，其中直接用于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资金要高于上年，并逐步形成新农村建设稳定的资金来源。要把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重点转向农村。”
与这一要求相一致，我国财政也正在逐步向公共财政转变，但农村公共产品总量不足、结构失衡、渠道分散等问题依然比较突出。
据表1，1990～2004年我国农业各税为国家财政累计增加收入5961.06亿元。但由于公共产品供给上的城乡差别政策，农村公共产品主要靠农民白筹解决，国家仅给予少量补助，造成城乡公共产品供给水平的巨大差异。据统计，目前占全国总人口近60％的农村居民仅享用了20％左右的医疗卫生资源，农村每千人拥有的病床数仅为城市的32.9％；农村中学生享受到的国家中学教育经费仅占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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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农村中本应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往往以农民为主承担。例如，基础教育、计划生育都是基本国策，双拥优抚和民兵训练是国防事业的组成部分，这些均属于典型的公共产品，应由中央财政承担。但因这些事权都下放到了乡镇，甚至村委会，致使乡镇政府事权大于财权，摊派或举债运作屡屡发生，乡镇财政不堪重负，村级负担过重。
二、农村集体单位和居民个人对农村农业的投资
1980年以来，我国农村集体单位和居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额大幅度增长，特别是1990年代以后，更是飞速增长。1987年上了一千亿元台阶后，1991年超过一千五百亿元，1992年上了二千亿元台阶，之后连年快速增长，特别是近几年增势迅猛，到2004年已超过一万亿元。但是，这种发展速度仍然落后于全社会的发展速度。农村集体单位和居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额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呈波浪式的下降趋势，特别是1997年以来连续下滑，到2004年只有16.25％，几乎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该比重水平的一半。
两项投资分开来看，1992年以前，农村居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额高于农村集体单位固定资产投资额，且前者增长速度也高于后者。之后，情况发生逆转，不但农村居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额低于农村集体单位固定资产投资额，而且前者增长速度也低于后者，这种局面在近几年变得尤其显著。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农村农业资金投入的一半左右来源于农村集体的积累，农村集体是农村农业投资的重要主体。但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和普遍实行后，由于农村集体的经济职能迅速弱化，一方面农村集体的积累水平下降，另一方面投资的非农化倾向严重。因此，这一时期是农村集体单位固定资产投资低迷发展时期，在1989～1990年甚至出现两年下降的局面。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农村集体经济壮大，1992年起，农村集体单位固定资产投资迅速提高，进而极大地拉动了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农村社区改善和经济发展。但是，这种快速提高，只是相对农村居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比较而言的。表2表明，1992年后农村集体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呈现出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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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改革开放以前，农民的积累水平和消费水平都很低，基本上没有能力进行投资活动。改革开放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确立了农民在农业生产活动中的主体地位，配合农产品流通体制和价格体制的改革，使广大农民获得了一定的生产资料占有权和使用权，跨入了商品生产者的行列，使其有能力成为实实在在的投资主体，且在1981～1992年成为农村农业固定资产投资的主体。1992年以后，其地位虽然被农村集体超出，但其固定资产投资仍然在稳步上升。
农村居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速度1992年相对趋缓主要缘于农户农业投资的相对下降，这是由宏观经济环境、特别是产品和要素的市场结构和相对价格等因素综合所致。其直接原因则是农业比较效益低下、缺乏获取资源的竞争能力。
表3表明了农村居民不同产业的投资效益。农村居民家庭经营的第一、二、三产业投入与产出比从低到高依次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2004年一、二、三产业的投入与产出比分别为：1∶2.81、1∶4.16、1∶5.49。第一产业的单位投资效益只相当于第二产业的67.55％、第三产业的51.18％。二、三产业的高投资回报，吸引了大量本应投向第一产业的农村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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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农村住户调查年鉴》。
三、其他投资主体的农村农业投资
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我国在农业领域开展了日益广泛的经济和技术国际合作。自1980年农业开始利用外资以来，我国先后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农业贸易活动，并与若干国际性农业组织建立了联系，已初步形成了一个多渠道、多形式的农业利用外资体系。2004年，农副食品加工业“三资”企业就已经有1776家，资产总计1362.74亿元。目前，在我国的东、中、西部的大部分地区均已建立了外资农业项目。外资已成为我国农村农业资金的一个重要来源，在农村建设、农业发展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一是外资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农村农业投资的不足，支持了我国农业的开发建设。如江西的红壤改良，山东、四川的速生产防护林建设，三江平原百万亩低洼涝地开垦改造等。二是引进了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培训了一大批科技和管理人才。同时，在农业投资管理决策上，也引进了先进管理水平，并结合本国实际，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投资管理办法。三是通过合资、合作经营、外商独资等形式，加速了农业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四是扶持了贫困地区的发展，创造了相应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如利用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无偿粮食援助，项目区农民收入比项目前成倍增加，有效地改善了贫困农民的生存和发展环境。
近年来，随着农业产业一体化的发展，农业与工商业之间形成了产品和要素交换的新型关系，农工商得到协同发展，为了通过分工、协作和交换而获得规模效益，并在收入流的分割中获得收益增值，一些工商企业与农户(基地)缔结了契约关系，向农业注入资金和技术，为农业投资开辟新的来源渠道。
就农业投资来看，如表4所示，1995年以来农林牧渔业基本建设投资上升较快，特别是在2002年从2001年的四百多亿元跃至一千多亿元，占全社会基本建设总投资的比重呈跳跃式上升，但这一比重仍然较小，只有5％左右。农林牧渔业更新改造投资虽然也在上升，但只有区区几十亿元，占全社会更新改造总投资的比重没有什么改善，最高年份2002年也只有0.78％。这种供给与实际需求存在较大差距，需要大力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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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农业部《2005年中国农业发展报告》。
在农村农业金融贷款方面，农业贷款和乡镇企业贷款1995年以来都在逐年快速上升，且农业贷款上升更快，在2002年已超过乡镇企业贷款，说明金融对农业生产的支持力度在不断加强。但是两项之和占全社会各项贷款余额的比重在1999年以后不但没有上升，反而在微降。为了加快新农村建设，金融对农村农业的支持必须要有一个更大的提高。
四、结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投资主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和重整，农业资金来源明显多元化，但在农村农业投资主体现状还存在一些不协调。一是国家财政对农业投入的减少与农业发展所需长期性、全局性的农业基本建设投入保障之间存在不协调。过去，农业各项大型工程及涉及长远性、全局性利益的农业投入均由国家和地方财政负担。近年来，这一状况出现下滑趋势。各地实际决策过程中，为了谋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将地方财政支出中相当大一部分投入到回收期短、见效快、利润高的非农产业，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逐年下降，形成明显的工业偏向。二是乡村集体经济实力的衰退、积累资金的减少与区域性农业基本建设的投入保障存在不协调。在原有投入体系中，区域性的农业基本建设、技术推广体系的建设，都是由乡村集体积累承担的。但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集体经济特别是村级经济实力的衰退，使得集体作为农村一级经济组织，已无力承担对农业较大规模投入的职能。三是农户在农业投入中所处的主体地位与农户经营性投入保障存在不协调，在国家、集体对农业投入同时减弱的情况下，由于没有建立良性的农业投入机制，国家政策诱导不够，以及由于要素市场和相对价格的制约，农户的农业投入冲动被严重抑制，特别是对农业的中长期投入处于严重缺乏状态之中。这些不协调都必须新农村建设中加以关注与解决。
关键词：农业投资；农民收入；实证研究；湖北
中图分类号：F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10-0256-02
1湖北农业投资的动态分析
一般而言,农业投资主体包括:政府、集体合作组织、农户、金融机构、大中型企业和外商。对经济欠发达的湖北而言,政府的投入主要是财政农业支出；集体合作组织的投入主要是农村集体固定资产投资；农户的投入包括农户固定资产投资和农户家庭经营费用支出(简单再生产投入)；金融机构对农业的信贷投入,主要是指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对农业的贷款。
1.1政府财政投入的变化
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总额在不断增加,但所占比重却呈下降趋势(见表1)。从总量上看,1991-2005年间,财政对农业的支出以平均每年大约14%的速度递增,大多数年份在绝对数上都有所增加,其中仅有1992年的财政支农支出为负增长。而且财政支农资金年度间增长幅度差不多,从1994-2002年间财政支农支出的比重连年下降，从2003年开始又有所回升，看来从2003年开始政府又开始加大对农业的投入，更加关注农民问题。
总体而言，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力度不够且不稳定，还应该进一步加大投入，以增加农民收入。
1.2农村集体和农户投入的变化
(1)从农村固定资产的投入变化看(见表2)，1991-2000年间，农村集体固定资产投资总体在逐年增加，2003-2005年间一直下降，其中2005年降到了26.55亿元，比2004年下降了59.52%。农户固定资产投资在逐年增加,1991年为24.47亿元,2005年达到了135.95亿元。看来,各年的农户固定资产投资数额基本均高于当年农村集体的固定资产投资,其中1991、1992、1995、2000和2005年农户固定资产投资分别是当年农村集体固定资产投资的2.2、2.6、1.3、1.1和5.1倍,说明农户是农村固定资产主要投资主体。
（2）从农户简单再生产投入情况看(见表2),1991-1996年湖北农户简单再生产投入是逐年增加的,保持着较高的增长率,年均增长率为18.5%，1997-2000年呈逐年减少趋势,2001年后又开始逐年的增加。而从1991-2005年这15年间,农户简单再生产投入的年均增长率为10%,说明2001年以后,虽然投资总量的整体趋势在增加,但增速却比较缓慢。这说明农户对家庭经营投资的兴趣下降,农户的资金投向多元化。
1.3从农业比较投资率的角度来分析其变化趋势
农业比较投资率,是指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与农业总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之比率。由主要年份农民收入情况以及表3可以看出,2001-2004年间,农业比较投资率均在0.5以下,而且还有下降的趋势,这与世界农业的一般规律(在工业化中期,农业比较投资率的值应接近或超过1)的差距很大,说明湖北农业投资相当不足。
2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与GDP增长的对比分析
由表4可知,在未扣除物价因素情况下,“七五”、“九五”及“十五”时期,各个时期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率均低于GDP的年均增长率,1981-2005年20多年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率低于GDP年均增长率约4个百分点。这说明了农民收入的增长一直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速度。
3农业投资与农民收入间的相关性分析
3.1农业投资与农民收入间的变动关系
由表5可知,湖北农业投资总体呈上升趋势,由1990的189.03亿元上升到2003年的1114.07亿元,年均增长率为13.5%；而同期农民人均纯收入也从539.16上升到2499.33元,年均增长率为11.6%。这说明了随着农业投资的增加,农民人均纯收入也随之增加。但收入的增长速度却低于投资的增速,这一点可以由图1看出,收入曲线比投资曲线显得更为平缓。
通过运用统计分析软件SPSS13.0对农民人均收入与财政农业投资、农村集体固定资产投资、农户固定资产投资、农户简单再生产投入和农业贷款间进行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农户人均纯收入与上述投资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728,0.677,0.979,0.858和0.893,经统计检验均达到0.0l的显著水平。这表明农民人均纯收入与财政农业支出、农村集体固定资产投资、农户投资和农业贷款均有极大的关联性。下面再对其进行回归模型的设定,以确定各投资主体的农业投资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具体影响大小。
3.2回归模型分析
根据可获得的数据,运用E-views3.1计量经济分析软件,对1991-2005年湖北省农业投资与农民人均收入的关系运用C-D生产函数进行回归分析。
Y=Axα1xβ2xγο3x4
其中:Y为人均纯收入(元)；x1为财政农业支出；x2农村集体固定资产投资；x3为农户对农业的总投资；x4为农业贷款额。YCX1X2X3X4
回归结果如下表6。
YCX1X2X3X4
表6农民收入增长影响因素回归分析结果
解释变量系数t-Statistic值
常数项30.6691.264
财政农业支出(x1)55.1874.492
农村集体固定资产投资(x2)7.5752.889
农户总投资(x3)13.7104.593
农业贷款(x4)3.6282.764
调整后的R^20.987
F-statistic193.020
从以上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该模型调整后的拟合优度为98.7%,通过99%显著水平的F检验,且各投入项的回归系数分别通过了95%的T检验,表明其模型整体的拟合优度较好。分析表明:农业投资的各主体财政支农、农村集体和农户投资及农业贷款,对农民人均收入的弹性系数均为正值,说明农民人均收入随着这四项投资的增加而增加。具体而言,每增加1%的财政支农资金,农民人均收入将增加55.19%;每增加1%农村集体固定资产的投资,农民人均收入将会增加7.57%;每增加1%的农户的投资,农民人均收入将会增加13.71%;每增加1%农业贷款的投资,农民人均收入将会增加3.63%。同时可以看出,在农业投资的各个主体中,农户投入的增加对农民人均收入的贡献最大,其次为农村集体固定资产的投资和财政资金投资;农业贷款的投资对农民人均收入增长的贡献位居最后。由此可见,要增加农业的总产值,就要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力度,尤其是鼓励农户和农村集体对农业生产的投资,同时要稳定财政对农业的投资。
4结论与建议
对湖北省农业投资与农民收入的实证分析表明:一定数量的资金投入是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重要前提和保障。提高农民收人的有效途径之一是增加国家、集体和农户对农业的投入。资金投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状况,在目前农业结构调整和农业发展急需资金条件下,应千方百计增加农业投资。
参考文献
［1］杨明洪.农业增长方式转换机制论［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1).
［2］陈立双,张谛.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农业投资的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4,(4).
关键词：农业投资；农民收入；实证研究；湖北
1湖北农业投资的动态分析
一般而言,农业投资主体包括:政府、集体合作组织、农户、金融机构、大中型企业和外商。对经济欠发达的湖北而言,政府的投入主要是财政农业支出；集体合作组织的投入主要是农村集体固定资产投资；农户的投入包括农户固定资产投资和农户家庭经营费用支出(简单再生产投入)；金融机构对农业的信贷投入,主要是指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对农业的贷款。
1.1政府财政投入的变化
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总额在不断增加,但所占比重却呈下降趋势(见表1)。从总量上看,1991-2005年间,财政对农业的支出以平均每年大约14%的速度递增,大多数年份在绝对数上都有所增加,其中仅有1992年的财政支农支出为负增长。而且财政支农资金年度间增长幅度差不多,从1994-2002年间财政支农支出的比重连年下降，从2003年开始又有所回升，看来从2003年开始政府又开始加大对农业的投入，更加关注农民问题。
总体而言，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力度不够且不稳定，还应该进一步加大投入，以增加农民收入。
1.2农村集体和农户投入的变化
(1)从农村固定资产的投入变化看(见表2)，1991-2000年间，农村集体固定资产投资总体在逐年增加，2003-2005年间一直下降，其中2005年降到了26.55亿元，比2004年下降了59.52%。农户固定资产投资在逐年增加,1991年为24.47亿元,2005年达到了135.95亿元。看来,各年的农户固定资产投资数额基本均高于当年农村集体的固定资产投资,其中1991、1992、1995、2000和2005年农户固定资产投资分别是当年农村集体固定资产投资的2.2、2.6、1.3、1.1和5.1倍,说明农户是农村固定资产主要投资主体。
（2）从农户简单再生产投入情况看(见表2),1991-1996年湖北农户简单再生产投入是逐年增加的,保持着较高的增长率,年均增长率为18.5%，1997-2000年呈逐年减少趋势,2001年后又开始逐年的增加。而从1991-2005年这15年间,农户简单再生产投入的年均增长率为10%,说明2001年以后,虽然投资总量的整体趋势在增加,但增速却比较缓慢。这说明农户对家庭经营投资的兴趣下降,农户的资金投向多元化。
1.3从农业比较投资率的角度来分析其变化趋势
农业比较投资率,是指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与农业总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之比率。由主要年份农民收入情况以及表3可以看出,2001-2004年间,农业比较投资率均在0.5以下,而且还有下降的趋势,这与世界农业的一般规律(在工业化中期,农业比较投资率的值应接近或超过1)的差距很大,说明湖北农业投资相当不足。
2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与GDP增长的对比分析
由表4可知,在未扣除物价因素情况下,“七五”、“九五”及“十五”时期,各个时期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率均低于GDP的年均增长率,1981-2005年20多年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率低于GDP年均增长率约4个百分点。这说明了农民收入的增长一直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速度。
3农业投资与农民收入间的相关性分析
3.1农业投资与农民收入间的变动关系
由表5可知,湖北农业投资总体呈上升趋势,由1990的189.03亿元上升到2003年的1114.07亿元,年均增长率为13.5%；而同期农民人均纯收入也从539.16上升到2499.33元,年均增长率为11.6%。这说明了随着农业投资的增加,农民人均纯收入也随之增加。但收入的增长速度却低于投资的增速,这一点可以由图1看出,收入曲线比投资曲线显得更为平缓。
通过运用统计分析软件SPSS13.0对农民人均收入与财政农业投资、农村集体固定资产投资、农户固定资产投资、农户简单再生产投入和农业贷款间进行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农户人均纯收入与上述投资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728,0.677,0.979,0.858和0.893,经统计检验均达到0.0l的显著水平。这表明农民人均纯收入与财政农业支出、农村集体固定资产投资、农户投资和农业贷款均有极大的关联性。下面再对其进行回归模型的设定,以确定各投资主体的农业投资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具体影响大小。
3.2回归模型分析
根据可获得的数据,运用E-views3.1计量经济分析软件,对1991-2005年湖北省农业投资与农民人均收入的关系运用C-D生产函数进行回归分析。
Y=Axα1xβ2xγο3x4
其中:Y为人均纯收入(元)；x1为财政农业支出；x2农村集体固定资产投资；x3为农户对农业的总投资；x4为农业贷款额。YCX1X2X3X4
回归结果如下表6。
YCX1X2X3X4
表6农民收入增长影响因素回归分析结果
解释变量系数t-Statistic值
常数项30.6691.264
财政农业支出(x1)55.1874.492
农村集体固定资产投资(x2)7.5752.889
农户总投资(x3)13.7104.593
农业贷款(x4)3.6282.764
调整后的R^20.987
F-statistic193.020
从以上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该模型调整后的拟合优度为98.7%,通过99%显著水平的F检验,且各投入项的回归系数分别通过了95%的T检验,表明其模型整体的拟合优度较好。分析表明:农业投资的各主体财政支农、农村集体和农户投资及农业贷款,对农民人均收入的弹性系数均为正值,说明农民人均收入随着这四项投资的增加而增加。具体而言,每增加1%的财政支农资金,农民人均收入将增加55.19%;每增加1%农村集体固定资产的投资,农民人均收入将会增加7.57%;每增加1%的农户的投资,农民人均收入将会增加13.71%;每增加1%农业贷款的投资,农民人均收入将会增加3.63%。同时可以看出,在农业投资的各个主体中,农户投入的增加对农民人均收入的贡献最大,其次为农村集体固定资产的投资和财政资金投资;农业贷款的投资对农民人均收入增长的贡献位居最后。由此可见,要增加农业的总产值,就要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力度,尤其是鼓励农户和农村集体对农业生产的投资,同时要稳定财政对农业的投资。
4结论与建议
对湖北省农业投资与农民收入的实证分析表明:一定数量的资金投入是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重要前提和保障。提高农民收人的有效途径之一是增加国家、集体和农户对农业的投入。资金投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状况,在目前农业结构调整和农业发展急需资金条件下,应千方百计增加农业投资。
参考文献
［1］杨明洪.农业增长方式转换机制论［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1).
［2］陈立双,张谛.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农业投资的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