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税制改革国际化本土化
在当代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如何适应国际经济与税制改革发展趋势，建立符合本国国情的税收制度，是所有发展中国家也是中国面临的重大问题。到底中国税制应向何处去？笔者认为，要从本国经济、社会实情出发，冷静思考加入WTO后如何坚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政策，适应经济全球化以及WTO的原则要求，走国际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发展道路，在新一轮改革中对税收制度作进一步的调整与完善。
一、中国税制应走国际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发展道路
所谓中国税制的国际化是指中国税收制度的制定、施行与管理要充分考虑国际经济领域中税收制度的联系、运行规律和共同特征；要符合世界税制改革与发展趋势，有效地借鉴和运用各国税制改革的成功经验，为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服务。税制国际化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在WTO原则框架下设置税制；二是充分借鉴国外税制改革的成功经验。
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相互依赖，虽然一些大国和富国在相互依赖的国际社会中处于优势地位，但是发展中国家在这种相互依赖的国际社会中如果能够把握好自己的机遇，是能够获得一定的利益的。中国加入WTO意味着开始加快了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的进程，税收作为政府试图获得经济全球化利益和减少其消极影响的不可或缺的手段，只有与国际惯例接轨进行调整，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要求，才能确保中国入世后获得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的双赢效果。中国税制改革的进程实际上是不断借鉴各国税制改革成功经验的历程，是逐步实现国际化的过程。我国1994年进行的税制改革从税制国际化的角度来说，是一次具有初步接轨意义的改革。目前世界各国推行减税，尤其是与中国处于同等地位的国家实施减税，将直接影响到中国市场对国际资本和人力资源的吸引力。因此，认真研究世界减税政策，对中国的经济运行现状及其税制和税负进行客观科学的分析，实施结构性减税，既是遵循税收国际化发展的需要，更是我国经济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的政策选择。
所谓中国税制的本土化是指中国税制在遵循国际化的前提下，要从中国国情出发，从中国的现实改革与发展需要出发，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税收制度。中国税制不仅要适应加入WTO要求走国际化道路，而且要适应国内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发展的现实需要，走本土化发展的道路。税收从来都是国家（政府）宏观经济政策运用的重要工具，税制的设置是基于本国（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生产方式和产业结构状况，离开这些考虑片面追求税制国际化和趋同化是不现实的。我国的现实是：（1）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人均GDP水平低下；发达的东部与落后的西部并存；先进的现代高科技企业与落后的传统企业并存；大型企业集团与众多中小企业并存；生产力先进的城市与生产力低下的广大农村并存，小生产方式普遍存在等等。税制改革必须从这一现实出发，要有利于经济结构及其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有利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有利于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2）现行的税制结构是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及政府管理能力等多种原因，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仍将维持这种格局，不可能马上建立以所得税为主体或所得税与流转税为双主体的税制结构。这种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的特点决定了税收所具有的“内在稳定器”作用发挥的有限性，而需要更多地依赖于政府采取相机抉择的税收政策，发挥税收的宏观调节作用。（3）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宏观经济运行进入温和和紧缩的发展时期，有效需求不足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特定人口背景下的失业问题及其他相关矛盾进一步突出。经济改革必须有利于扩大内需、维护社会稳定、人民税收负担合理，税收制度改革只能表现为渐进式、阶段性改革的特征。
从经济全球化的负面效应来看，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处于主导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发达国家总是期望把所有发展中国家都置于可控制的水平。国际规则制定的不平等，各市场主体的原始起点不同，最终导致的结果也不一样。所以发展中国家必须坚持国家及税收，不能因为对国际社会全面开放而自动放弃国家和税收权益，中国税制的建设与发展也必须立足于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
二、新一轮税制改革的基本思路
（一）促进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
必须实现内外税制的统一，包括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统一内外资地方税制，将现行只针对内资企业和中国居民的税收的征收范围扩展到包括外资企业和外籍居民在内的所有纳税人。应统一城乡税收制度，按照对商品和所得征税的原则，改革现行与自然经济相伴生、歧视农业和农业生产者的税收制度，从税收制度上消除对城乡市场的分割。要建立与现代企业制度相适应的税收制度，建立统一的公司法人所得税制，对不同所有制性质、不同区域的企业实行统一的企业所得税；根据产权重组的实际需要，对企业并购的所得税问题参照国际惯例作出科学规定。要进一步强化增值税、营业税的中性特征，减少税收对价格信号的扭曲。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消除由于增值税和营业税分别设置而对经济运行和税收征管产生的负面影响；适当扩大一般纳税人范围、减少税率档次；在暂时不能取消营业税的情况下，应统一营业税税目、税率。要进一步统一税政、统一税权，通过立法明确划分中央与地方税权，使不同层次的政府依法行使法律赋予的税权，把区域间的税收竞争纳入法制化的轨道。（二）以扩大社会有效需求、促进经济发展为中心
税制改革要消除税收政策障碍，促进全社会投资尤其是民间投资的增加。要进行增值税转型、消除股息重复征税、降低企业所得税税负、取消土地增值税、优化营业税等。要进一步优化税收政策，促进国内消费的增加。对汽车、商品房、旅游、保险、教育等消费热点，制定和完善有关消费税、营业税以及相关地方税的税收政策。要调整直接税与间接税的比例，适度加大直接税在整个税收中的比重，优化税制结构，减轻出口退税对国家财政收入的影响；通过综合调整税收政策，如增值税转型和扩大征收范围、取消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等，为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稳定的税收政策环境。
（三）以促进科技进步、保持生态环境为重点
要统一科技税收优惠政策，打破部门、行业、区域的界限，进一步调整科技税收优惠政策，将科技优惠政策的重点放到补偿和降低高新技术投资风险上来。改变目前以流转税优惠为主的格局为更多的以所得税为主的税收优惠。要制定对高新环保技术的研究、开发、引进和使用的税收优惠政策，征收环境污染税。完善现行资源税制度，扩大征收范围。
（四）按照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要求改革税制、调整税收政策
进一步消除现行税制中对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不利的因素，对采掘业实行增值税转型、减轻水电业税负，将森林资源、水资源纳入资源税征收范围。逐步取消东部沿海地区的税收优惠政策。
（五）进一步完善促进再就业、保障失业人员基本生活的有关税收政策
首先在税收政策上对资本含量不高但技术含量较高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以鼓励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其次应开征社会保障税，规范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方式，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最后应对中小企业在税收政策上给予更多的税收优惠，积极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增加就业机会，扩大就业门路。对提供新就业岗位和吸纳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的企业给予税收政策支持。
（六）优化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税收制度与政策
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发挥个人所得税在再分配环节调节收入分配的主力作用。在税制上要完善立法，改变现行单一分类所得税制的模式为分类综合所得税制的模式；调整课税范围、税率结构、税前扣除项目和扣除标准；完善纳税申报制度，建立个人收入信息的归集报告制度。进一步完善财产税制，在个人财产积累和转让环节加大税收调节力度，发挥财产税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的作用。通过流转税的政策设计，充分体现对低收入者的优惠、对高收入者的收入调节，充分发挥流转税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积极作用。
（七）加强国际税收协调
遵循WTO涉税规则尤其是国民待遇原则、反补贴原则，调整现行税收政策中不符合这些原则的内容。积极利用WTO规则，调整和优化中国的税收政策，包括出口退税政策、促进国内幼稚产业发展的政策、西部开发的税收政策、对技术改造的扶持政策、支持农业发展的税收政策、内外资企业的税收政策等。应认真清理现行税收政策，规范管理程序，增强我国税收制度的透明度和统一性，为企业实施“走出去”发展战略创造有利的税收环境。
（八）进行税费同步改革
进一步确立税收在政府收入中的主导地位，加快税费改革，规范政府收入形式和机制，重新审视目前各类收费项目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保留部分有偿服务的事业性收费项目，将具有税收性质的收费项目改为收税，坚决取消不合法、不合理的收费。
参考文献
（1）锡德里克*桑福德《成功税制改革的经验与问题》（第4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刘军等《世界税制改革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一、我国证券税收制度的现状及问题
从世界发达国家来看，其政府都无例外地利用证券市场为人们提供筹资和投资场所，充分利用有价证券融资特点，集中社会资金，优化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由于证券税法具有强制性、固定性等特性，大多数国家都注重利用税收手段对证券市场上的投资行为进行调节，使证券市场朝着健康方向发展。税收对证券业起着导向作用，因为税收开征与停征、税收减免、税率的升降对证券业风险性、投机性起着高与低、扩张与抑制的影响，可以增强股民的风险意识和投资意识。
通过在一定范围内选择不同的纳税方法等鼓励性或限制性措施，可以达到促进或抑制证券市场的目的。如果对公开上市公司股票的资本收益免税或减税，对公开上市证券投资的个人或企业所分得的股息、红利实行低税率，能起到鼓励个人或法人购买证券的作用。从证券发行角度来看，还本付息是在税前支付或在税后支付，对证券供给会产生重大影响。如果还本付息是在税前支付，就可将它计入成本，在筹资成本（与银行贷款相比）相同情况下，企业就会大量发行股票和债券，增加证券供给。从证券转让角度来看，如果证券交易的税负较重，投资者宁可长期持有，减少转让频率，从而减少证券的供给。相反，证券的供给就会增加。
目前，我国证券市场税收调节力度不够，主要体现在：
（1）我国把有价证券作为一种法定权益证书列入印花税的征税对象，用征收印花税来取代证券交易税。1990年6月，深圳经济特区在股价暴涨时，为适度调节炒股收益采取了向卖方征收6‰的税收。后来，参照香港的作法，借用我国印花税法的产权转移书据税目对股票交易双方各征3‰的印花税。1991年上海参照深圳经验，对股票交易课征了3‰的印花税。1992年国家税务局和国家体改委联合发文肯定了上述做法，从而建立了我国股票交易的税收制度。
印花税是以商业活动和产权、特许权的转移行为所立书据，以及使用、领受的凭证为征税对象的一种税。可见，印花税是凭证税，用其代替证券交易环节的行为税，显然是不科学的；再有，我国利用印花税代替证券交易税，且对证券买卖双方都征收3‰的税，不利于国家利用税率作为经济杠杆，抑制不法分子投机行为，规范证券机制顺利运行。因此，我国应停征印花税，采纳国际通常做法，征收证券交易税。
（2）1994年国家宣布股票转让所得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我国现阶段在对个人股民的股票交易不纳税的情况下，用印花税来补充所得税的空白。免收股票交易所得税从宏观上看，有鼓励投资者参与股市的一面，但也存在着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我国现行证券税制中对证券投资征收的税种只有证券投资所得税（主要是股息、红利征税）和印花税，且互不交叉，彼此缺乏有机联系，难以发挥调节资金流量和证券结构的作用。
（3）我国现行证券投资所得税法对企业所得仅规定了对企业债券所得利息征税，对各种国债、金融债券及重点企业债券免征利息所得税，并且允许企业将贷款利息列入成本，贷款与国家银行或储蓄于国家银行所取得的利息一直是免税的内容。对从事国库券交易所获得的增益及国库券交易行为也都没有纳入税收政策中，使税收在个人投资中缺乏有效的调节作用，对金融资产多样化也同样缺乏适当的引导。
（4）我国现行证券投资所得税主要体现在对股息、红利征税上。根据《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第五条规定：利息收入和股息收入征收33％的比例税率。《个人所得税法》第二条规定，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适用20％的比例税率，实行源泉课征；对股息、红利的征税没有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相衔接，出现重复征税。实际上，股东得到的股息、红利是企业税后纯利的分配，但按现行税法规定，股东在取得这部分收入的同时，还应再缴纳所得税，这显然是有悖税收公平原则的。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研究国际上证券税制，我们发现各国一般通过征收证券交易税，证券交易所得税、证券投资所得税这几种手段来发挥税收对证券市场的调节作用。试分述之并提出针对上述我国有关问题的建议。
二、证券交易税
对证券交易行为征税，各国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国家认为既然是交易，就应与一般商品流转一样课税；有的国家则从鼓励资本流动的角度出发免予课税。
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意大利、瑞士、西班牙、阿根廷、以及我国台湾地区都征收证券交易税。在日本，有价证券交易税是由资本利得的形式转化来的，原来的出售股份所得金额的5.5‰降至3‰，可转移公司债券和附认股权证的公司债券的转让税收则从原来销售金额的2.6‰降至1.6‰；在韩国，对股票出售者按销售额的0.2％征收证券转让税；我国台湾从1987年开始开征了证券交易税，税率为6‰；新加坡、泰国等一些国家则对证券转让者征收印花税；在英国，对证券购买者征收1％的交易税；在德国，对交易双方征收0.8％的交易税；美国在证券市场形成初期，开征证券交易税，目前业已停征。
可见，证券市场发育初期，各国为加强对证券市场的管理和引导，征收交易税是很普遍的现象，而且很多国家的证券交易税都存在过较长时间，如美国、英国等，只是近几年才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而逐步取消。目前发达国家多采用证券交易税名称（或证券转移税、证券周转税），很少征收证券印花税。而即使少数征收证券交易印花税的国家和地区也不再征收证券交易税，二者只居其一。
我国把有价证券作为一种法定权益证书列入印花税的征税对象，针对这种情形，有关专家建议改成“证券交易税”。取消或替收印花税，认为有利于证券市场公平竞争和合理监管。
笔者赞同这种观点并认为我国应停征印花税，开征证券交易税.凡是上市交易的股票、企业债券、金融债券和国家债券，都应征税。各国开征证券交易税都是以证券交易额为基税，而税率一般比较低，如日本从0.1％到3％，比利时股票5.5％，债券1.4％。我国证券交易税的税率采用复合税率，即根据不同的交易对象规定不同的纳税比率，股票交易投机性大且收益也大，债券交易投机性小收益也较小，因而股票交易税率要高于债券交易税率，股票交易税税率可考虑定为2‰，债券税率为1‰。纳税人既可以是经批准从事有价证券出售业务的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等也可以是在证券交易所、证券公司及信托投资公司从事有价证券出售业务的单位和个人。证券交易税由卖方交纳税，而证券承销商、证券经纪人、受让人负有代扣代交义务。
三、证券交易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因其收入的数量和在财政税收政策中的意义被誉为“税中之后”。现代意义上的个人所得税最早是1799年在英国产生的。从各国所得税法的理论和实践看，应税所得可界定为：法人和自然人在特定时间具有合法来源性质的并以货币形式表现的纯所得，从总体上可概括为经营所得、财产所得、劳动所得、投资所得、其他所得五类。财产所得又分为两类：一类是不动产所得和动产所得，另一类是因财产包括各种动产和不动产的转让过程中所产生的溢余收益，这类所得通常称为资本利得。当股票转让时，转让值与持有值会发生差异，当转让收入大于持有成本时，便产生收益；反之，出现损失。从税收理论上讲，对收益征税属于所得税范畴。但它是否是一种盈利。如果征税，是征收“普通所得税”还是“资本利得税”？目前除马来西亚、新加坡、墨西哥、香港、南非外，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征收了证券交易所得税或资本利得税，但对其征税的具体规定又各有千秋。
有的国家，如德国、奥地利在税收结构中没有单列资本利得税这一税种，而是把它看作是普通所得的一部分直接课征所得税。
有的国家在税法中作了明确规定，转让证券增益属于资本利得范畴，与普通所得税一样征收所得税或资本利得税，美国、英国、西班牙、比利时、日本、澳大利亚即如此。如美国规定将其与土地、建筑物等不动产一并列入资本利得课税，并依其持有期间长短分为长期资本利得（1年以上）和短期资本利得，在税率设计上，个人长期资本利得视同一般所得，税率为28％，短期资本利得为38.5％。此外，如果长期与短期资本损失大于资本增益时，其损失可全部冲抵一般所得，但减除额不得超过3000美元。日本对自然人取得的这部分资本利得采取两种缴税方式，纳税人可任选一种：一是在取得销售收入时按销售价缴纳1％的税收；二是按正常程序在提交纳税申报时按净资本利得缴纳26％的所得税，对居民公司分配的股息征收20％预提税。法国对个人因出售股票而取得的资本利得中超过28.1万法郎的部分征税，税率为16％，对公司则分短期（2年以内）、长期分别征42％和15％的资本利得税。
还有一些国家由于在政策上不倾向于把资本利得和经营利润等同起来，而对其采取了一些特殊的税收征免规定。
国际经验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个人所得税的比重将逐步高。美国著名现代财政学家马斯格雷夫在60年代曾对近40个国家的有关资料进行分析，得出结论：间接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呈负相关，而个人所得税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呈正相关。即随着一国经济的增长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间接税在税收收入中的比重将相应下降，个人所得税的税收收入比重将相应上升。从我国现实看，近几年来，特别是1994年以来，我国个人所得税都保持了很高的增幅（年均递增50％以上），这充分说明我国个人所得税税源潜力巨大，我国目前已具备提高个人所得税收入比重的经济基础。与此同时，据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的一份课题报告显示：我国目前个人所得税的征收面尚不足总人口的1％，个人所得税的平均税负亦不足1％，远远低于世界各国平均水平。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个人的收入会朝多样化、复杂化、多渠道的方式发展，可以将资本所得、超劳动报酬所得、股票交易收入纳入征收范围，以拓宽税基。
我国要不要征收证券交易所得税，始终存在赞成和反对两种意见。
赞成说认为：（1）从税法理论上讲，居民和企业的这部分买卖价差收益应作为个人收入征收个人或企业所得税，凡是有收益就要征所得税；（2）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国家理所当然地要利用税收杠杆来缓解收入分配悬殊的矛盾，缩小市场机制可能带来的两极分化的消极作用。
反对说认为：（1）在证券市场发育初期，由于资本利得税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投资风险，降低了居民投资信心，因而不宜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2）资本利得税的征收，还必须充分考虑到具体操作中的可行性，若盲目开征，不仅增加课税成本，而且还可能出现大量逃税现象，最终导致税收调节目标的失败。
我国目前没有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修改后的《个人所得税法》采取列举的方式，将个人应税所得分为11项，有关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问题，新个人所得税法在外延上大大扩展了原个人所得税法所定义的“存款、贷款及各种债券的利息收入及投资的股息、利息收入，它不仅包括因现金债权、股权而取得的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而且还包括了个人因持有实物债权而取得的这类所得。为了适应我国股份制和证券业的发展，新个人所得税法增加了对”个人转让有价证券、股权、房屋、机器设备、车船等所得“的财产转让所得的规定。这是一个进步。
笔者认为应完善企业证券交易所得税，试点征收个人股票交易所得税。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是顺应国际潮流，符合所得税原理，有利于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和国家宏观调控证券市场的能力。课征证券交易所得税对于公平收入分配，引导投资结构合理化，防止大户操纵证券市场均有积极功效。
现在我国试点开征对全社会来说，是十分必要的和十分合理的。非金融机构和个人的证券（股票）行为一直免征营业税，促进股市造就出的百万、千万富翁，其股票交易收益如果对所得税不征收，这种影响是负面的。从税源的角度看，个人证券交易是一个巨大的、潜在的税源。美国证券行业吸引的资金约占全国资金三分之一，银行业占三分之二。如果将我国银行业和证券业发展来比较，可以看出证券交易行业的发展加速度更快。我国证券业资产总额中的个人资产，高的时候可能达到7500亿，少的时候也会在3800亿元。银行资产总额虽然更大，但总体经营效益不好，信贷资产形成呆帐过多。相比之下，证券交易的收入是现货交易，即时清洁，记录完整，电脑处理业务的自动化程度高，所得税计算和操作比较容易。
征收股民个人股票交易所得税的最大顾虑是影响市场的个人参与。个人股民的资金与银行的个人储蓄有直接联系，个人储蓄多，银行贷款增多，反之，个人股民入市的多了，银行储蓄就要下降，银行工商企业贷款就相应减少。从国家金融市场总额来看，此消彼涨，此涨彼消，只是不同市场不同资金的转换。另外股票转让个人所得税，目前还是集中在小部分人身上的一种所得税，参与证券交易的“股民”不会超过1500万人口，占我国总人口不到1.17%，对全国经济影响不大，不象银行个人储蓄那样大众化。
股票投资正日益成为个人证券投资的重要渠道，但是我国股市尚不规范，多数上市公司利用股市赚钱的动机极为强烈。在投资回报方面，他们更热衷于送红股、股分拆细甚至配股，而不是实实在在地派发现金红利。投资者对现金股利这一投资回报的期待已逐渐转化成对新增股分走出填权效应的期望，这样投资者就可以通过抛出股票获利。可以说在我国，股息红利与股票转让收益相比，在多数情况下是微不足道的。
从现阶段看，我国试点征收个人股票交易所得税的外部条件已经基本具备：
一是随着多年来大张旗鼓的税法宣传，税收知识的广泛普及，公司纳税意识已有很大提高，随着利息所得税的开征，公民对税收的心理承受能力进一步加强，不至于排斥和抗拒个人股票交易所得税；二是经过20年的个人所得税征管实践，我国已积累了丰富的个人所得税征管经验，税收征管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正在稳步推行的税收计算机网络化管理，为个人股票交易所得税的科学征管提供了基本的条件；三是从1999年10月1日对居民身份实行终身号码不变制，以及2000年4月1日开始实施的存款实名制，是科学地掌握纳税人收入来源，防止税收流失，提高征管效率的有效保障；四是我国法律制度和会计制度进一步健全，并与国际惯例接轨，亦有利于个人股票交易所得税这个国际化税种的征收。
当然，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我国个人所得税征管水平相对较低，征管手段还相对落后，但西方发达国家较为完善的个人所得税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也经历了逐步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因此，我们在构建证券交易所得税时要立足于现有的条件，并在实践中逐步加以完善。必须把握以下几点：
第一、对证券交易或转让的增益所得也是一种广义资本所得，对证券资本因买卖而发生的增值所得或资本利得，是由证券资本价格波动的结果，是一种不能预期的利得，其出发点是投资，如果滥加征税或税负过重，将导致对原有资本的剥夺，所以，国际通常采用低税率的资本利得税，加之我国证券市场刚起步，急需国家扶持。因此，其税率要从低，并规定一定数额的免征额，我们可以考虑把其税率定为3％。为了促进证券市场稳定发展，在税收政策上应把长期投资和“短线操作”区分开来，对其分别适应不同税率，以达到鼓励投资，制约投机行为的目的。
第二，由于证券资本的增值包含不可预期所得，包含通货膨胀的因素，它是一种投资承担风险成功的报酬，所以对这种资本增益应给予较宽的优惠，规定适当的免税额或扣除额，可以参照我国目前开征特许权使用费征税的做法。对于买卖国家发行的公债所得可以按实际常规给予免税待遇。对于中长期证券交易所得给予税收优惠，如对卖出持有两年以上的证券所得可以减半或减少一定比例交纳所得税。应规定凡是年从事证券交易收益在3万元以下者免征。
第三，各国立法皆规定了纳税人在纳税后的一段时期内，如证券交易出现亏损，可以申请一定的税收抵免，返还部分税金。我国证券市场正处于初级阶段，采纳这一国际惯例，对于证券市场健康发育具有积极作用。
四、完善证券投资所得税
综观各国所得税法，公司与自然人无不为独立的纳税主体，这样，在实践中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即作为纳税人的公司其所得在依法征收公司所得税后，税后利润中的一部分以股息形式分配给股东时，股东是否还要纳税。
对此，各国所得税法实践中曾经有基于两种不同理论。
一种是“法人实存说”，该理论认为，法人是一个独立于它的股东而实际存在的经济实体。对法人的所得，向法人征税，对股东的所得，向股东征税，是两个不同纳税人的事情，并不存在重复征税的问题。日本在1950年以前，法国在1965年以前，就是持这种理论，它们对法人和股东分别征收所得税。
另一种是“法人虚构说”，该理论认为，法人不过是一种法律上的虚构物，它仅为股东所得提供渠道。如果对法人的所得征税，那么，就应该完全排除对股东的股息所得征税，否则，就属重复征税，违反公平税负原则。美国在1935年以前就是持这种理论，它对股东取得的股息所得是不课税的。
随着各国所得税法与公司法的发展和完善，对法人和股东双方分别征税，已日渐成为世界各国政府财政利益之所在。各国逐步折衷调和而趋向大致统一.即对分配股息的法人，仍就其未分配股息前的全部所得征收所得税；对取得股息的股东，原则上将从法人已税所得中分配的股息所得计入总所得予以课税，但可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以消除或减轻对公司股息重复课税因素。
证券投资所得税是根据投资者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利息收入来征收的。由于证券投资所得税充分体现了税负公平原则，各国几乎都利用它来调节投资者的收入水平，缩小社会贫富差距。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对证券投资所得予以征税，但各国征税方法不尽相同。
美国税法规定，个人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属于“任何来源的所得”范围，列入毛所得内，在计算净所得时允许扣除借款利息；对公司所获得股息、红利，则作为公司所得税的应税所得额计列，计征公司所得税。据德国个人所得税法第20条规定，相对于工作收入的是资金财产收入，这是来源于资金财产的托付而取得的盈利。它可分成三类，其中包括盈利来自于参与资本公司以及工商的经济团体，如股息，红利。
我国所得税法对股息所得在实践中有三种作法：一是对内资企业的股息所得不作任何扣除，计入其所得总额中按33％税率课税；二是对外商投资者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利润（股息）和外籍个人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分得的股息、红利，免征所得税；对持有B股或海外股的外国企业和外籍外人，从发行该B股或海外股的中国境内企业所得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三是对中国公民取得的股息所得并不适用工资薪金所得九级超额累进税率，而是一次性地适用20％的比例税率.
我国应当允许股份制企业扣除分配的股息，仅就余额部分征收企业所得税，以消除由于对分配股息部分既征企业所得税又征个人所得税而产生的重复课税现象。
一、优化税制理论：国际税收竞争模型的出发点
追根溯源，国际税收竞争的研究始于戴蒙德和米尔利斯(DiamondandMirrlees，1971)对“优化税制理论”的研究。根据优化税制理论的基本观点，税制优化首先要符合税收效率原则的要求，其次税制设置在满足效率原则的同时，还要兼顾税收公平原则的实现；而一个能够实现效率与公平两大目标的税制，将能够较好地解决对经济行为主体的刺激问题。但是，这一优化税制目标能否实现、如何实现以及实现的方式等，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对实现这一优化税制所需的信息的获取程度；现代优化税制理论的最大特点，在于它能够从税制优化与信息需求这对矛盾统一体的相互关系入手，将在充分的、完全的、对称的信息获取条件下的优化税制形态作为一种理想化的参照系，来探讨现实中不充分的、不完全的、不对称的信息获取条件下的优化税制设置问题，探讨在这一过程中税制对经济行为主体的刺激作用。
虽然优化税制理论并未直接探讨国际税收竞争问题，但其在讨论效率与公平原则并存性时，始终将税制对经济行为主体决策的刺激作用列为首要研究问题，进而论证在不充分信息条件下对经济行为主体决策过程提供刺激的方法、目标和约束条件，这种分析思路为研究国际税收竞争奠定了理论起点。尤其是优化税制理论摒弃了孤立、封闭地看待一国税制设置的研究思路，而现实性地将经济的开放作为外部约束引入一国的最优税制分析，这正是国际税收竞争理论模型的一个最基本的假设前提。戴蒙德和米尔利斯在1971年撰文分析了开放经济的小国在资本可以自由跨国流动从而追求世界资本市场收益率的约束条件下，如何制定最优资本所得税的问题，并认为对于开放经济的小国，原则上应该放弃按收入来源地原则对资本所得从源征税，而应采取居民管辖权原则对资本所得采取从人征税。这样，税收不会干扰国内投资与国外投资之间的选择，从而实现资本的有效配置。进而，当本国无法充分获得其居民在国外的收入的充分信息、以至不能实施监控时。开放经济的小国此时最优的选择是对资本所得不征税。
正是在优化税制理论的研究思路以及分析方法的基础上，西方经济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建立了一些重要的国际税收竞争模型，这些模型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3个方面：一是关于所得课税国际协调原则的研究；二是关于生产要素流动和税负分布的研究；三是关于国际税收合作的研究。
二、关于所得课税协调原则的研究
这一方面的研究试图对所得两种基本课税原则及所得税国际协调具体原则进行优劣比较。戈登(Gordon，1992)在《CanCapitalIncomeTaxesSurviveinOpenEconomies?》一文中，对戴蒙德和米尔利斯的结论的假设前提进行了全面的重新审视，认为优化税制理论得出的结论——出于效率考虑应采取从人征税原则和开放经济的小国应放弃对资本所得征税，其理论假设前提应受到质疑。例如，当国家规模相对于世界资本市场较大，或者如果国家经济是不完全开放的，那么上述结论是否仍然成立?如果这些理论假设被，那么优化税制理论得出的结论就站不住脚。戈登在此文中着重分析了一些国家规模相对于世界资本市场较大的情况，认为这些国家如果能通过其拥有的市场力量对借贷进行限制从而影响利率使自身获利，那么资本输出国和资本进口国在税制的设定上就应该有很大的差异，这显然不同于优化税制理论所推导出的标准税收模式。事实上，优化税制理论无法解释很多国家的资本所得税收现状。在现实中，几乎所有国家都对其境内发生的公司和个人所得征税，同时在许多国家的税制结构中，存在着一个实际上普遍存在的特征：即对本国资本在外国发生收入的双重税收管辖权。这种惯例通过赋予本国居民将其在外国产生收入的已纳税收在本国应纳税收中进行抵免的权利，从而可以避免该笔收入的双重征税。
戈登对此现象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如果国家之间存在这种协定，则无法导致纳什均衡(Nashequilibrium)税率的出现，但是当存在着主导市场的资本输出者时，会出现斯坦克尔伯格均衡(Stackelbergequilibrium)的结果。如果资本输出国采取双重税收管辖权的惯例，就会激励资本进口国采用资本输出国的所得税率对进口资本征税。因为跨国投资人可以将这一税负在母国应纳税收中抵免，所以这种从源课税不仅不会阻碍国外投资，而且会达到增加财政收入的结果。这样，资本输出国通过采取双重税收管辖权，可以使自己制定的国内资本所得税率在世界范围内设定。同时，资本输出国诱使资本进口国采取它制定的税率从源征税，也减少了其居民通过海外投资逃避国内税收的动机。但是，如果资本进口国成为斯坦克尔伯格主导者时，资本输出者将不会采取双重税收管辖权，在这种情况下无法得出对资本所得课税的均衡结果。这一理论分析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战后美国作为主导资本输出国对其他国家税收政策的影响。但随着世界经济的变化，世界资本市场结构愈加复杂，已没有一个单独的国家可以在世界资本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
采取双重税收管辖权，并利用税收抵免法消除双重征税，是国际上对资本所得征税最普遍的做法。然而，利用税收扣除法来消除双重征税也仍然在一些国家得到使用。财税理论界对这两者的优劣争论已久。就目前而言，主流观点认为抵免法优于扣除法，因为抵免法
可以彻底消除双重征税，并可以实现资本的有效配置，而扣除法由于不能彻底消除双重征税，会产生阻碍资本流动的结果。但邦德和萨缪尔森(BondandSamuelson，1989)的研究认为，之所以得出抵免法优于扣除法的结论，是因为这一结论是在税率和资本流向固定的假设前提下得出的静态均衡结果。实际上，如果采取两国博弈分析，并假定国家可以区分属于国内居民的资本和属于国外居民的资本，则在税收抵免法和扣除法的不同规则之下，国家在博弈中将采取不同的战略行为。在税收抵免法下，两国采取的战略行为将导致国家间资本流动的消除。其原因是：东道国将试图设定和母国税率一样高的税率，以试图获得最大的税收收入，而母国则会试图使自己的税率设定得比东道国更高，以从限制资本的流动中获取最大收益。这种税收竞争的纳什均衡的最终结果是：税率设定太高以至限制了资本的跨国流动。相对于税收抵免法，税收扣除法下得出的均衡结果表明：扣除法将不会阻碍两国间的资本流动，均衡产出在国家福利上也优于抵免法。和传统上达成共识的观点相反，这一分析结论表明，恰恰是税收抵免法而不是扣除法阻碍了资本的国际间流动，同时，采取扣除法对资本进口国和资本出口国都有好处。
三、关于生产要素流动与税负分布的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涉及国际税收竞争对流动程度不同的要素所承担税负的不同效应及其对公共物品提供的影响。由于现实中资本跨国流动频繁，国家间税收政策缺乏交流和协调，因此，母国往往对本国居民的国外收入缺乏有效监控或因成本太高而使监控实际上成为不可能。这样，居民管辖权原则实施的效果就要大打折扣。政府出于财政收入的需要，从源征税就不可避免，同时，为了吸引稀缺资本而大大降低资本所得税率。国际税收竞争模型对此所持的主导观点是：一方面，税收竞争将导致资本所得课税的低税率，导致公共物品提供的不足(Wilson，1986)；另一方面，如果不能有效地实行居民管辖权原则，政府的最优选择是应免除对流动资本的课税，而代之以对国内非流动性要素如土地和劳动征税，这样就可以有效地满足公共物品提供的需要，对开放经济的小国而言尤其是这样(RasinandSadka，1991)。
然而，布克维斯基和威尔逊(BucovetskyandWilson，1991)的国际税收竞争模型，针对上述观点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首先假定政府在给定一组税收工具的条件下，除了对资本所得从源征税以外，仅仅对工资收入征税。其得出的结果是：在不实施居民管辖权的情况下，政府对公共物品的提供依旧不足，对资本所得课征的税率仍然很低且缺乏效率，并且低于对工资所得课征的税率。然后，他们假定一国相对于世界市场足够小，从而政府放弃对资本所得的从源征税而仅仅依靠对工资征税的收入提供公共物品，结果还是得出了工资所得课税缺乏效率、税率过低导致公共物品提供不足的结论。这个结论和“开放经济的小国可以通过放弃对流动资本征税而代之以对国内非流动要素征税以有效提供公共物品”的结论显然是相左的。布克维斯基和威尔逊认为，两种观点冲突的根源在于后者模型的假设前提是两个小国面对的是外生的、固定的世界资本市场利率，而他们的模型则假定世界上每个国家的税收政策都是内生决定的。为了寻找能有效提供公共物品的税收工具组合，他们最后考虑了政府同时采用收入来源地和居民管辖权对资本所得征税、并放弃对工资所得征税的组合，结果证明政府的均衡行为将有效地利用这两种征税方法，而使公共物品需求水平得到有效满足。可以看出，实际上其最终结论为：是放弃了对资本所得课税的居民管辖权。而不是缺少对劳动等非流动要素的课税，才导致了对公共物品提供的不足。这种结论和优化税制理论也是有区别的，因为优化税制理论所推崇的最优税制中通常包括对劳动的征税。
四、关于国际税收合作的研究
众多国际税收竞争模型都试图论证在各国经济存在异质性的条件下，国际税收合作的可能性以及可能采取的方式。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模型是近期由莱斯穆森(Rasmussen，1999)提出的。他认为，既然国际税收竞争将导致无效产出，那么就为国际税收合作提供了实施空间。国际税收合作应是两国间税制的全方面的合作，包括税收信息的交流、税收管辖权和税率的选择以及是否采取资本流动限制等。作为一种参与约束，国际税收合作的前提是：每一个参与国际税收合作国家的合作均衡产出必须比非合作状态下的均衡产出更好。这样，国际税收合作的可能性就取决于非合作均衡的结果。
莱斯穆森假定在非合作的税收竞争中，由于采用居民管辖权原则对国外资本所得课税需要东道国提供充分的税收信息，政府只能采取收入来源地的原则，这样在一个两国的税收竞争模型中，对资本跨国流动进行限制就成为缓解税收竞争不利后果的重要政策工具。同时，他分析了两国存在经济异质性的3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两国完全相同。分析结果表明，税收竞争会导致缺乏效率的产出而使公共物品提供不足，但此时对资本跨国流动进行完全限制将会导致有效率的产出结果。进一步分析表明，国际税收合作均衡的产出等同于对资本跨国流动完全限制的非合作均衡的产出。也就是说，在国家经济同质性的假定下，完全限制资本流动和采取国际税收合作的政策是可以相互替代的。第二种情形是：两国仅仅在经济规模上存在不同，一个是大国，一个是小国。分析结果表明，国际税收竞争将是缺乏效率的，小国将会利用税率的差异作为税收竞争的工具，最终导致小国国内的过度投资和大国国内的投资不足。此时大国将会对资本跨国流动进行限制，从而会对小国产生不利影响。但就总产出而言，大国对资本跨国流动进行限制，其结果将是有效率的。分析结果同时表明，在产出水平上，虽然进行国际税收合作将无法替代资本流动的跨国限制，然而大国以对资本跨国流动限制的威胁将通过影响双方非合作均衡的产出，从而最终影响双方合作均衡的产出。因为如果在合作无法达成时，大国将会运用资本跨国流动限制，小国不合作利益则会受到损害，而大国则至少会获得有效资本跨国限制带来的利益。这时，大国限制资本流动的威胁就是可置信的，它不仅改变了国际税收竞争中大国与小国讨价还价的地位，也为国际税收合作提供了可能性。第三种情形是：两国资本禀赋上存在不同，一个是富国，一个是穷国。在这种情形下，所有的非合作均衡的产出结果都是无效率的，甚至引入资本跨国流动限制也不能产生有效率的结果。当两个国家具有足够大的资本禀赋差异时，他们都会倾向于让资本自由流动和进行国际税收合作，使双方的福利获得改善，即使这种国际税收合作不一定会产生有效率的产出结果。
以上是对一些重要的国际税收竞争模型的介绍和评述。总体而言，虽然这些模型的假设前提有较大的差别，其得出的结论也有所不同，但它们基本上都是建立在产出市场完全竞争的基础之上的。同时，这些模型假定政府作为博奔的参与者，通过税收政策的制定来实现国家福利最大化。虽然政府拥有市场力量，但这些模型将政府利用税制操纵贸易条件的可能性限制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
五、战略性国际税收竞争模型
在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中，国家间贸易利益的冲
突已成为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政府作为经济的管理者，总是试图通过政策工具来操纵贸易条件，进而对产出市场产生影响。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发展起来的新国际贸易理论——战略性贸易理论(EatonandGrossman，1986；HelpmanandKrugman，1989)正好为政府这种干预经济贸易的行为提供了理论支持。标准的战略性贸易模型是建立在以下基本假定基础之上的：一是产出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二是存在规模收益递增的效应。不难理解，一且这两个理论假设前提成立，就为政府介入厂商贸易行为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性。战略性贸易理论一个很重要的结论是，政府应该对国内企业进行税收补贴，以提高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从而获取最大的福利效果。同时，两国的战略性贸易模型的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假定前提是，厂商通常是不可移动的，它们只能在国内生产，产品在第三国消费。那么，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就被提出来了：当转移成本为零，厂商可以自由跨国移动到国外进行生产时，对厂商的税收补贴是否会加剧税收竞争，或者这种补贴最终是否有效率?
贾尼巴(Janeba，1998)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不完全竞争市场中的税收竞争模型。他通过给国际税收竞争模型增加不完全竞争的假定，并将厂商流动性假设赋予战略性贸易模型，从而将这两种模型结合在自己的分析之中。其结论是：不完全竞争和厂商流动性并不会产生相互增强效应以至加剧税收补贴竞争。相反，当政府无法或不可能对外国企业实行差别待遇时，会使政府放弃补贴采取不干预的态度。在这个模型中，厂商可自由选择在两国进行生产，但消费在第三国进行，同时假定政府对所得从源征税并使净剩余最大化。这一模型得出的结论是一个多阶段博弈均衡的结果：由于对国内生产进行补贴时无法排除外国企业，那么过度补贴将是一种浪费。在税收竞争博弈的最后阶段，每个国家都希望自己的厂商在对方国家生产，以享用对方给予的过度补贴的好处，其结果是大家都放弃补贴而不去干预贸易。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贾尼巴的结论是建立在一系列假定基础之上的，其结论在很大程度上还存在着争议，但他创见性地将国际经济学和国际税收学的研究成果和分析思路交叉结合在一起来研究国际税收竞争，无疑是具有相当重大的理论意义的。
六、国际税收竞争的政治经济学
现行对国际税收竞争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一般均衡分析和博弈均衡分析的结合，这种分析方法也代表了这一研究领域的主流分析方法。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一些经济学者开始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来研究国际税收竞争。虽然这些对国际税收竞争的研究方法并不是主流研究方法，但从这样一个新的角度探讨国际税收竞争，不仅对主流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经济全球化下的国家税收制度设计有一定的理论启发性。
第一种观点是从“管理竞争”(regulatorycompetition)的角度研究税收竞争(Vogel，1995；SunandPelkmens，1995)，认为税收竞争规则取决于社会、政治和利益集团相互斗争的结果，并因此在每个国家有不同的政策倾向，其结果也是不确定的。第二种观点是从税收竞争产生的财政负外部性入手，研究其对不同类型国家带来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并寻求将财政负外部性内部化的制度解决方案(KanburandKeen，1993)。还有一种观点则应用寻租理论，假定政府决策者本身是有集权倾向的寻租者，他们有强烈的扩大国家财政的动机。这种分析的一个典型结论是：一定程度的国际税收竞争是必须的，它可以遏制财政权力寻租者不断扩大财政的内在冲动(Mclure，1986；SiebertandKoop，1993)。
摘要：碳税作为应对气候变化最有效的经济政策手段之一,其对二氧化碳排放的控制效果已经在开征碳税的OECD国家得到验证。以节能减排为背景,对国内外有关碳税问题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综述国内外学者关于开征碳税对经济影响和构建碳税税制的探索,以期对今后的研究有所启示。
关键词：碳税；节能减排；低碳经济；税制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1）05-0196-02
0 前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取得辉煌业绩。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发现经济的快速增长是以能源的过度消耗和环境的严重污染为代价。化石能源大量消耗,温室气体的排放量正逐年上升,由此导致了全球气候变化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问题。
1 国外碳税的研究概述
国外对碳税的研究,最早起源于庇古税,经过数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从基础理论到应用理论,以及具体的税收实践的完整基本框架。
1.1 国外对碳税基础理论的研究
英国经济学家Arthur C. Pigou（1962）根据外部性理论指出,要使环境外部成本内在化,应由国家采用干预的手段进行外部性的内部化,就是通过税收或补贴的办法,消除边际私人成本和边际社会成本相背离的状况,即对边际私人成本大于边际社会成本的部门征税,对边际私人成本小于边际社会成本的部门实行补贴,这就是著名的庇古税。为解决庇古税的实施问题,Baumol和Oates（1975）对庇古税进行了拓展,提出了“环境标准―定价方法”,即政府首先设定一个污染排放标准（ 环境质量标准），税率根据可接受的环境标准进行调整,直至合适的水平。Burrows（1979）提出,在不完全的信息条件下,政府可以有两种选择: 一是可以通过逐步控制法,对太高或太低的庇古税进行持续调整,直到找到最优的税率,以达到社会最优。二是规制成本以及确定标准和收费法。
1.2 国外对碳税应用理论研究
国外对碳税的应用研究主要包括双重红利和税收中性理论。一、双重红利效应：双重红利,也被称为“双赢”效应,是环境税的主要特点,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发达国家对环境税的研究着重关注以环境税替代现行的扭曲性税收,以实现环境税改善环境质量和降低超额税负、增加就业等非环境目标的双重功效,这就是所谓的环境税双重红利效应。二、税收中性理论是伴随着对碳税的研究同时进行的,通常有三种形式：一是直接返还给纳税人,而不考虑其用途和性能；二是返还相关领域,包括直接将税款退还纳税人治理污染或用于激励其投入节能环保领域；三是基于双重红利理论,政府在增加与环境相关的税收收入同时,同比例降低从工资所得、财产或者利润等方面的税收收入。
2 国内碳税的研究概述
中国国内碳税的研究起步较晚,大多研究都关注其应用性,主要停留在引入碳税和发展和完善碳税税制构建的阶段。国内学者的讨论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2.1 碳税基础理论的研究
国内的研究主要是在国外碳税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碳税开征的理论依据有外部性理论、公共产品理论、双重红利理论和污染者付费原则。对于碳税概念的界定,国内理论界大多都倾向于碳税是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为目的,对化石燃料（如煤炭、天然气、汽油和柴油等）按照其碳含量或碳排放量征收的一种税。
2.2 碳税应用理论与实践研究
国内研究主要包括对OECD国家开征碳税国际实践和借鉴性研究,主要是对实施环境税较成功的国家,如芬兰、丹麦、瑞典、美国等进行详细的介绍和分析评价,并结合中国国情（社会、经济、环境与税制特点）提出相应建议。同时,对开征碳税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的探讨,分析碳税对经济的影响,并从碳税的课税对象、税率选择和实施方案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2.3 有关碳税税制构建的研究
对于我国的碳税税制设计同样应该紧密结合我国的国情,充分考虑国家对环保税、资源税以及其他税种的宏观布局。
张明文等（2009）认为现阶段我们应该分地区、分税率进行碳税征收,以使我国大部分地区在保持经济增长和体现社会公平的前提下实现节能减排目标。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苏明等（2009）在《我国开征碳税问题研究》等系列报告,从税制诸因素角度初步设计了碳税制度的基本内容,并提出了中国碳税制度的实施框架,包括碳税与相关税种的功能定位、开征碳税的实施路线图以及相关的配套措施建议等。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合会）2009年11月的政策研究报告《能源效率和环境保护经济政策》中关于碳税的具体制度设计基本同财政部财政科学科研所的设计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国合会在碳税的税率选择上,提出比前者更低的方案,并建议建立碳税税率的动态调整机制。中国环境规划院王金南（2009）等采用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自主开发的我国能源政策综合评价模型―能源经济模型（IPAC-SGM模型）,模拟不同碳税方案对中国国民经济、能源节约和CO2排放的影响,最终认为：近期在中国征收碳税是一种可行的选择,对中国抑制温室气体排放、促进节能减排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政策选择。为使碳税方案不对经济发展产生较大影响,中国碳税税率宜从低方案起征,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逐步形成完善的碳税税制。同时,必须切实加强碳税收入的合理使用,达到碳税征收的预期激励效果。
本文认为,我国目前应充分借鉴国外成功实践经验,根据本国国情,综合考虑环境、社会、与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择机开征碳税,碳税的开征之初实施低税率,此后逐步上升,不同能源实施差别税率。碳税的征收环节建议设在生产环节,建立专项基金,专款专用,同时考虑本国国际竞争力,对一些行业给予豁免或特殊优惠。
3 碳税对经济的影响分析
从国外方面研究来看,Goto（2005）通过一个简化的一般均衡模型分析碳税对宏观经济和工业部门的影响。Floros和Vlachou（2005）探讨了碳税对希腊制造业以及能源相关行业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结果显示碳税能够有效的减缓气候变暖。Wissema（2007）利用CGE模型分析碳税和能源税对爱尔兰经济的影响,发现碳税会显著改变生产及消费模式,使其向新能源及低碳能源转变。Lee（2008）分析了碳税和排污权交易对不同工业部门的影响,结果显示仅征收碳税对GDP有负面影响,若同时实施排污权交易则会拉动GDP增长。
从国内的研究来看,大多通过构建模型（主要是一般均衡模型）,对不同的碳税方案进行模拟。分析碳税对经济增长、能源消费和收入分配等方面的影响。高鹏飞和陈文颖（2002）通过建立一个MARKAL―MACRO模型研究了碳税对我国碳排放和宏观经济的影响,发现碳税的开征将导致较大的国外生产损失,但存在减排效果最佳的碳税。魏涛远（2002）利用一个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定量分析了征收碳税对中国经济和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征收碳税将使中国经济状况恶化,但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将有所下降。张明文等（2009）利用1995―2005年我国GDP、能源消费和资源税样本数据,通过构建基于面板数据的伎俩模型,分析了开征碳税对我国28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经济增长、能源消费于收入分配的影响,结果发现征收碳税能够提高我国大部分地区的经济规模,同时对东部地区的能源消费具有抑制作用,但会扩大大部分地区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的收入分配差距。
本文认为,开征碳税短期内可能会加重企业和个人的负担,经济成本较高,但从长远来看由于资本积累提高生产率,政府收入增加必将促进环境状况的好转和经济的可持续,而且设计良好的碳税制度可以将碳税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4 结论
国外对于碳税的研究文献,不管是对碳税理论基础,还是碳税税制构建,都有不同层次的探讨。由于气候问题的特殊性,碳税国际协调偶有实践,但还处于理论层面。而且国外的研究都基于发达国家立场出发,没有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缺乏对发展中国家的指导作用。
国内的研究较晚,大多直接引用国外的一些理论和分析方法,注重碳税的经济影响分析和碳税制度的构建。而对于我国是否应该征收碳税的可行性研究、适合中国国情的碳税税制、征收方式,以及碳税的国际协调等方面的研究相对缺乏。因此,本文认为,有关碳税问题的现阶段研究仍应以评估、探索我国开征碳税的可行性进行详细深入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建构适合中国国情的碳税税制和具体实施方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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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税收；双语教学；教学方法改革；创新；教学资源库建设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6-0132-03
《国际税收》是财税专业本科生或研究生的专业主干课程。上海金融学院近几年对该课程实施中英双语教学，取得一定经验，也面临一些挑战，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创新。本文分析我国当前《国际税收》双语教学的现状，并结合上海金融学院的双语教学改革实践，提出了《国际税收》双语教学的改革创新设想。
一、《国际税收》实行双语教学的必要性
《国际税收》双语教学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要求、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必然要求、国际化财税人才培养的现实需要。
（一）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客观要求
经济全球化作为当今的时代背景，日益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国际化已经成为高等教育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而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亦成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必然选择。可见，各高校的教学目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改革，都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之下一项广泛、深入而艰巨的任务［1］。
2001年教育部颁布的《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质量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和科技革命的挑战，本科教育要创造条件使用英语等外语进行公共课和专业课教学。”该项意见使得在我国大规模展开和推进双语教学成为可能和必需。《国际税收》因其产生背景的国际化、理论体系的国际化、规则案例的国际化而成为一门双语教学课程亦是必然。
（二）是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必然要求
教育对外开放是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推动力。教育对外开放其核心是以“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指导，以经济全球化为背景，以培养有国际意识、国际交往能力、国际竞争能力的人为目标，其实践路径主要包括学生跨境流动、教师学者跨境流动、学术思想的跨境流动、不同国家之间的院校合作等等［2］，而双语教学因能贯穿于上述路径始终而成为一个有效的国际化载体。
对于上海而言，推动教育国际化是上海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必然选择。《上海市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进一步扩大教育对外开放，加强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大力培养国际化人才，提升上海国际化水平”［3］。这就尤其要通过加强双语教学，提升学生的国际语言交流能力和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三）是培养国际化财税专业人才的现实需要
对国际化财税专业人才的不能仅仅理解为能讲外语、熟悉国外环境来理解。从个体的视角，是看个人的能力和素质，能不能适应国际市场竞争、就业市场竞争的需要，能不能在国门内外适应市场创造价值；而从学校来看，就是能不能构建一个国际化财税专业人才培养的环境［4］。这就需要学校设计出符合科学合理的双语教学体系，《国际税收》则是这个体系中的首选双语课程。
《国际税收》双语课程的开设，并非专业教学和语言教学的简单组合。语言作为知识的载体，在双语教学的课堂上，语言已经从一种工具变为一种思想，一种知识库。财税专业学生通过英语这个媒介，通过专业知识的学习，可以阅读国外原版的书籍、论文和研究报告，可以掌握国外先进的理论和实践，可以拓展国际视野拥有世界人文情怀。
二、《国际税收》双语教学存在的问题
《国际税收》双语教学的现状并不容乐观，无法较好地满足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之下对国际化财税专业人才以及留学生培养的需要。存在的主要问题主要如下：
（一）双语教学的质量受到师资水平的限制
双语教学要求双语教师不仅要具备较强的专业知识，还有拥有良好的外语能力和扎实的教学能力。但当下制约双语教师的瓶颈是外语专业教师缺乏的是专业知识，专业教师缺乏的外语口头表达和思维。各高校教授《国际税收》双语教师虽然一般都具有硕士、博士学位，专业基础比较扎实，并有一定英语基础，但这些教师绝大多数没有一年以上国外的学习或工作经历，英语能力并不全面，阅读能力强而听说能力弱，对国际经济、西方社会的了解仅来自于媒体或有限的阅读，很难在教学中将《国际税收》中所依托的国际背景、所伴随的国际经济发展形势讲解透彻。同时，《国际税收》课程中有大量的国际双重征税、国际逃避税案例，各高校教师普遍缺乏在实务部门、跨国公司、中介机构的工作经验或挂职经历，对案例的掌握仍然是纸上谈兵，难以案例的来龙去脉讲解清楚。所有这些都严重制约了《国际税收》双语课程的质量。
（二）双语教学的效果受制于学生的专业基础和英语水平
学生作为双语教学的主体和接受者，其接受能力直接影响教学效果。《国际税收》要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不仅需要学生有较为扎实的理论基础，还需要学生具备一定的英语水平。从理论基础来看，《国际税收》需要有相关的先导课程，如财政学、税收学、外国税制、经济法等。学生掌握上述课程的基础上再学习《国际税收》，才可能起到有源可追有本可溯的效果。但目前就现实情况来看，各高校针对财税本学生的教学效果可能因学生前期理论基础不扎实、理解能力薄弱的原因无法保证，而对非本专业的如会计、国际贸易、国际商务的学生开设，其效果更是无法保障。同时，该课程还要求学生熟悉相关术语的英文表述，并具有较强的对相关专业知识的英文理解和表达能力。但我国虽然一直重视英语教学，长期形成了注重读写能力，忽视听说能力的教学模式，这使得学生在接受英文的专业知识时困难重重。另外，因各地区的英语教学水平差异很大，学生的英语水平也参差不齐，课程设计凸显得相当困难。而英语水平较低的学生，大量陌生信息的涌入成为他们阅读和理解的障碍，甚至产生厌学心理，极大地影响了双语教学的效果。
（三）双语教学的内容受到教学资料的制约
双语教材是双语教学的核心教学资源，是实施双语教学的重要基础。目前，国内相关《国际税收》的教材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中文版教材，这类教材自成体系，其中不乏许多优秀的教材，诸如葛惟喜、朱青、杨斌、方卫平等编著的各类《国际税收》教材，其编著的体系脉络相近，侧重点各不相同，可以较好地满足教学需求，起到很好的互补作用，但是该类教材尽管对部分专业术语进行了英语标注，但毕竟是中文教材，难以满足双语教学的需要。另一类是英文原版教材，如Brian J．Arnold and Michael J． McIntyre．编写的International Tax Primer（2nd edition．ASPEN Publishers， INC．， New York， New York,，U．S．A，2004）等。但由于思维习惯的不同，原版教材在内容编排上较为零散，编排系统性不足，且价格昂贵，篇幅巨大，与我国开设的课程衔接不紧密，内容不一定与教学计划相符等缺点。从参考资料来看，UN和OECD的英文原版范本、以及两个组织的网站都有丰富的国际税收信息资源，但是由于受学生阅读能力的限制，这些参考资料难以发挥预期的果效。
三、《国际税收》双语教学的改革创新实践
上海金融学院自2008年2月始在全校开设《国际税收》双语课程，除面向财税本专业之外，授课对象还包括：公共管理、金融学、国际金融、保险学、社会保障、会计学、国际会计、财务管理、国际贸易、国际商务等十多个专业的国内学生和海外留学生。三年多来，通过教学团队的努力和学生的积极配合，开展了以下创新实践。
（一）明确人才培养目标，更新双语教学理念
我校的《国际税收》教学根据学科专业建设规划和“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和国际化”的“三型一化”人才培养特色，确立了以“应用型财税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突出“以素质为基础、以能力为本、以就业为导向”的人才培养特色。以此人才培养目标为依托，《国际税收》课程以学生的基本素质和应用能力培养为主线，以专业知识学习为主兼顾英文学习目标，使学生熟练掌握经济全球化下国际税收的基础理论，国际惯例与国际准则，了解国际税收学科领域的前沿问题，能够运用国际税收的基本理论分析现行税收政策和制度；促进学生结合专业知识强化对第二语言的学习和实际运用，进而拓宽学生专业学习和交流的界面，同时培养学生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们最终的落脚点是两种语言的学习既是对专业知识的掌握与应用，也是对两种社会文化、语言、思维习惯差异的熟悉与了解。
（二）突出教学设计，改革教学方法
在教学设计上，《国际税收》突出“四个结合”，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教材与前沿相结合、教师传授与学生参与相结合、个体教学与团队合作相结合。为了突出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我们增加了课程中的实验实践教学内容，重点选择了税收管辖权、国际双重征税及其减除、转让定价、国际税收竞争四个项目，作为实践教学项目，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其中，通过如下流程设计，即课堂确定教学主题学生查阅相关资料小组讨论写出项目论文进行课堂交流小组修改并提交项目论文，达到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和独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的目的。
在教学方法上灵活运用启发式、讨论式、互动式、情景式等教学方法，力求从多角度、多层面提高学生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学中教师根据具体情况，进行案例教学、课堂讨论、教学演示、专项研究、小组实践等。同时推广现代信息技术在日常教学中的应用，教学团队注重多媒体技术在课堂教学中的运用，制作了素材丰富的多媒体教学课件。一方面采用典型的讲授型模式进行常规教学：播放课件创设情境教师讲授提出问题学生思考讨论教师归纳总结。另一方面采用案例视频教学型模式：利用多媒体呈现案例视频引出问题教师引导学生分析案例，解决问题学生网上浏览、分析其它相关案例师生共同归纳总结。案例的遴选采取中外结合的办法，既有国外经典案例，又有中国国际税收实务的案例，以使学生能够发挥主观能动性，对知识点更好地加以理解和把握，从而提高综合分析和解决国际税收问题的能力。而在进行专项研究时，为充分发挥学生的能动性，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其中，采用了主题探究型模式：确定研究主题制定研究计划，明确小组成员分工搜集网络资源网上协商研讨完成研究报告汇报研究成果师生评价总结。
（三）注重教材选择，精选教学内容
为了使学生更好地运用和掌握相关知识，本课程选用了国内反响较好的人大版教材，同时辅之以英文原版教材，二者结合使用。由于《国际税收》是研究跨国国际税收关系的一门课程，其研究领域既涉及到经济理论，又涉及到国际税收的法律、法规，还涉及到国际税收的实践，且该课程采用双语授课，目的是培养既懂专业又懂外语的国际性人才、以适应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因此，针对实际教学需要，我们已着手英文教材的编写工作，在参考国内外相关教材的基础上，按照国内较为成熟的内容体系，采用全英文编写，既可以保证教材编写体系的完整，同时又可以保证英文教学的需要，且相较于购买原版教材，经济实用。我们已在近几年的教学中将部分在编教材内容添加到日常教学中，学生反响较好。
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一方面沿袭以往对基础理论的重视，积极引进国内外最新的基础理论和研究成果来更新和深化教学内容，夯实学生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根据课程实务性较强的特点，增加案例教学，尤其对一些真实案例进行分析，从而提高课程内容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同时也可以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为了拓宽学生的研究视野，教学团队正着手该课程教学资源库的建立，一方面多方收集国外最新的文献资料，《国际税收》双语教学改革与创新探讨
申 燕 王 莹
（上海金融学院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上海 200061）
摘 要：《国际税收》课程实行双语教学很有必要。要提高《国际税收》双语教学的水平，需要进一步明确人才培养目标更新双语教学理念；突出教学设计，改革教学方法；注重教材选择，精选教学内容，编好英语配套教材；完善适应双语教学的课程评价体系；建设好从事双语教学的师资队伍。
关键词：国际税收；双语教学；教学方法改革；创新；教学资源库建设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6-0132-03
《国际税收》是财税专业本科生或研究生的专业主干课程。上海金融学院近几年对该课程实施中英双语教学，取得一定经验，也面临一些挑战，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创新。本文分析我国当前《国际税收》双语教学的现状，并结合上海金融学院的双语教学改革实践，提出了《国际税收》双语教学的改革创新设想。
一、《国际税收》实行双语教学的必要性
《国际税收》双语教学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要求、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必然要求、国际化财税人才培养的现实需要。
（一）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客观要求
经济全球化作为当今的时代背景，日益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国际化已经成为高等教育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而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亦成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必然选择。可见，各高校的教学目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改革，都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之下一项广泛、深入而艰巨的任务［1］。
2001年教育部颁布的《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质量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和科技革命的挑战，本科教育要创造条件使用英语等外语进行公共课和专业课教学。”该项意见使得在我国大规模展开和推进双语教学成为可能和必需。《国际税收》因其产生背景的国际化、理论体系的国际化、规则案例的国际化而成为一门双语教学课程亦是必然。
（二）是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必然要求
教育对外开放是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推动力。教育对外开放其核心是以“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指导，以经济全球化为背景，以培养有国际意识、国际交往能力、国际竞争能力的人为目标，其实践路径主要包括学生跨境流动、教师学者跨境流动、学术思想的跨境流动、不同国家之间的院校合作等等［2］，而双语教学因能贯穿于上述路径始终而成为一个有效的国际化载体。
对于上海而言，推动教育国际化是上海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必然选择。《上海市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进一步扩大教育对外开放，加强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大力培养国际化人才，提升上海国际化水平”［3］。这就尤其要通过加强双语教学，提升学生的国际语言交流能力和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三）是培养国际化财税专业人才的现实需要
对国际化财税专业人才的不能仅仅理解为能讲外语、熟悉国外环境来理解。从个体的视角，是看个人的能力和素质，能不能适应国际市场竞争、就业市场竞争的需要，能不能在国门内外适应市场创造价值；而从学校来看，就是能不能构建一个国际化财税专业人才培养的环境［4］。这就需要学校设计出符合科学合理的双语教学体系，《国际税收》则是这个体系中的首选双语课程。
《国际税收》双语课程的开设，并非专业教学和语言教学的简单组合。语言作为知识的载体，在双语教学的课堂上，语言已经从一种工具变为一种思想，一种知识库。财税专业学生通过英语这个媒介，通过专业知识的学习，可以阅读国外原版的书籍、论文和研究报告，可以掌握国外先进的理论和实践，可以拓展国际视野拥有世界人文情怀。
二、《国际税收》双语教学存在的问题
《国际税收》双语教学的现状并不容乐观，无法较好地满足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之下对国际化财税专业人才以及留学生培养的需要。存在的主要问题主要如下：
（一）双语教学的质量受到师资水平的限制
双语教学要求双语教师不仅要具备较强的专业知识，还有拥有良好的外语能力和扎实的教学能力。但当下制约双语教师的瓶颈是外语专业教师缺乏的是专业知识，专业教师缺乏的外语口头表达和思维。各高校教授《国际税收》双语教师虽然一般都具有硕士、博士学位，专业基础比较扎实，并有一定英语基础，但这些教师绝大多数没有一年以上国外的学习或工作经历，英语能力并不全面，阅读能力强而听说能力弱，对国际经济、西方社会的了解仅来自于媒体或有限的阅读，很难在教学中将《国际税收》中所依托的国际背景、所伴随的国际经济发展形势讲解透彻。同时，《国际税收》课程中有大量的国际双重征税、国际逃避税案例，各高校教师普遍缺乏在实务部门、跨国公司、中介机构的工作经验或挂职经历，对案例的掌握仍然是纸上谈兵，难以案例的来龙去脉讲解清楚。所有这些都严重制约了《国际税收》双语课程的质量。
（二）双语教学的效果受制于学生的专业基础和英语水平
学生作为双语教学的主体和接受者，其接受能力直接影响教学效果。《国际税收》要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不仅需要学生有较为扎实的理论基础，还需要学生具备一定的英语水平。从理论基础来看，《国际税收》需要有相关的先导课程，如财政学、税收学、外国税制、经济法等。学生掌握上述课程的基础上再学习《国际税收》，才可能起到有源可追有本可溯的效果。但目前就现实情况来看，各高校针对财税本学生的教学效果可能因学生前期理论基础不扎实、理解能力薄弱的原因无法保证，而对非本专业的如会计、国际贸易、国际商务的学生开设，其效果更是无法保障。同时，该课程还要求学生熟悉相关术语的英文表述，并具有较强的对相关专业知识的英文理解和表达能力。但我国虽然一直重视英语教学，长期形成了注重读写能力，忽视听说能力的教学模式，这使得学生在接受英文的专业知识时困难重重。另外，因各地区的英语教学水平差异很大，学生的英语水平也参差不齐，课程设计凸显得相当困难。而英语水平较低的学生，大量陌生信息的涌入成为他们阅读和理解的障碍，甚至产生厌学心理，极大地影响了双语教学的效果。
（三）双语教学的内容受到教学资料的制约
双语教材是双语教学的核心教学资源，是实施双语教学的重要基础。目前，国内相关《国际税收》的教材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中文版教材，这类教材自成体系，其中不乏许多优秀的教材，诸如葛惟喜、朱青、杨斌、方卫平等编著的各类《国际税收》教材，其编著的体系脉络相近，侧重点各不相同，可以较好地满足教学需求，起到很好的互补作用，但是该类教材尽管对部分专业术语进行了英语标注，但毕竟是中文教材，难以满足双语教学的需要。另一类是英文原版教材，如Brian J．Arnold and Michael J． McIntyre．编写的International Tax Primer（2nd edition．ASPEN Publishers， INC．， New York， New York,，U．S．A，2004）等。但由于思维习惯的不同，原版教材在内容编排上较为零散，编排系统性不足，且价格昂贵，篇幅巨大，与我国开设的课程衔接不紧密，内容不一定与教学计划相符等缺点。从参考资料来看，UN和OECD的英文原版范本、以及两个组织的网站都有丰富的国际税收信息资源，但是由于受学生阅读能力的限制，这些参考资料难以发挥预期的果效。
三、《国际税收》双语教学的改革创新实践
上海金融学院自2008年2月始在全校开设《国际税收》双语课程，除面向财税本专业之外，授课对象还包括：公共管理、金融学、国际金融、保险学、社会保障、会计学、国际会计、财务管理、国际贸易、国际商务等十多个专业的国内学生和海外留学生。三年多来，通过教学团队的努力和学生的积极配合，开展了以下创新实践。
（一）明确人才培养目标，更新双语教学理念
我校的《国际税收》教学根据学科专业建设规划和“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和国际化”的“三型一化”人才培养特色，确立了以“应用型财税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突出“以素质为基础、以能力为本、以就业为导向”的人才培养特色。以此人才培养目标为依托，《国际税收》课程以学生的基本素质和应用能力培养为主线，以专业知识学习为主兼顾英文学习目标，使学生熟练掌握经济全球化下国际税收的基础理论，国际惯例与国际准则，了解国际税收学科领域的前沿问题，能够运用国际税收的基本理论分析现行税收政策和制度；促进学生结合专业知识强化对第二语言的学习和实际运用，进而拓宽学生专业学习和交流的界面，同时培养学生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们最终的落脚点是两种语言的学习既是对专业知识的掌握与应用，也是对两种社会文化、语言、思维习惯差异的熟悉与了解。
（二）突出教学设计，改革教学方法
在教学设计上，《国际税收》突出“四个结合”，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教材与前沿相结合、教师传授与学生参与相结合、个体教学与团队合作相结合。为了突出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我们增加了课程中的实验实践教学内容，重点选择了税收管辖权、国际双重征税及其减除、转让定价、国际税收竞争四个项目，作为实践教学项目，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其中，通过如下流程设计，即课堂确定教学主题学生查阅相关资料小组讨论写出项目论文进行课堂交流小组修改并提交项目论文，达到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和独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的目的。
在教学方法上灵活运用启发式、讨论式、互动式、情景式等教学方法，力求从多角度、多层面提高学生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学中教师根据具体情况，进行案例教学、课堂讨论、教学演示、专项研究、小组实践等。同时推广现代信息技术在日常教学中的应用，教学团队注重多媒体技术在课堂教学中的运用，制作了素材丰富的多媒体教学课件。一方面采用典型的讲授型模式进行常规教学：播放课件创设情境教师讲授提出问题学生思考讨论教师归纳总结。另一方面采用案例视频教学型模式：利用多媒体呈现案例视频引出问题教师引导学生分析案例，解决问题学生网上浏览、分析其它相关案例师生共同归纳总结。案例的遴选采取中外结合的办法，既有国外经典案例，又有中国国际税收实务的案例，以使学生能够发挥主观能动性，对知识点更好地加以理解和把握，从而提高综合分析和解决国际税收问题的能力。而在进行专项研究时，为充分发挥学生的能动性，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其中，采用了主题探究型模式：确定研究主题制定研究计划，明确小组成员分工搜集网络资源网上协商研讨完成研究报告汇报研究成果师生评价总结。
（三）注重教材选择，精选教学内容
为了使学生更好地运用和掌握相关知识，本课程选用了国内反响较好的人大版教材，同时辅之以英文原版教材，二者结合使用。由于《国际税收》是研究跨国国际税收关系的一门课程，其研究领域既涉及到经济理论，又涉及到国际税收的法律、法规，还涉及到国际税收的实践，且该课程采用双语授课，目的是培养既懂专业又懂外语的国际性人才、以适应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因此，针对实际教学需要，我们已着手英文教材的编写工作，在参考国内外相关教材的基础上，按照国内较为成熟的内容体系，采用全英文编写，既可以保证教材编写体系的完整，同时又可以保证英文教学的需要，且相较于购买原版教材，经济实用。我们已在近几年的教学中将部分在编教材内容添加到日常教学中，学生反响较好。
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一方面沿袭以往对基础理论的重视，积极引进国内外最新的基础理论和研究成果来更新和深化教学内容，夯实学生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根据课程实务性较强的特点，增加案例教学，尤其对一些真实案例进行分析，从而提高课程内容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同时也可以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为了拓宽学生的研究视野，教学团队正着手该课程教学资源库的建立，一方面多方收集国外最新的文献资料，保证学生可以了解到最新的发展动态；另一方面，收集视频素材以及动画素材等动态教学资源，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目前已经收集了包括各类避税地、各国海外逃税案以及瑞士银行保密制度等相关内容的视频资料供教学使用。
（四）完善教学评价体系，推进考核方法的改革
虽然我校的《国际税收》课程的教学对象主要以国内学生为主，但还包括部分相关专业的留学生，而且随着来华外国留学生的增加，越来越多的留学生选择了这门课程，而教学效果则直接关系到高校对于外国留学生的吸引力。因此建立一套可以全面考核双语教学的指标体系成为了当前保证双语教学质量的首要任务和制度保证，因此本课程正尝试在这些方面做出有益的探索，采用对教、学和课堂评估相结合的方式，通过指标设计，合理地对教师的教学，学生的学习以及教学过程进行考核，从而达到全面客观的评价结果。
该课程在考核方式的选择上，采用多元评价，不再拘泥于期末考试，而是将平时的考核与期末成绩结合考虑，通过灵活采用多种形式包括布置作业、小组论文、随堂小测验等方式，检查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及时对学生的平时学习状态进行评价。
此外，课程教研组还积极推进试题库的建设，正在筹建中的试题库包括中英文两种，通过分类试题库的建设，不仅有利于推进《国际税收》的课程建设，有效地实现对该学科课程知识点的分布、覆盖面的宽窄、难易程度的掌握和分数比例的合理搭配；而且规范了《国际税收》课程的考试工作，使试题符合统一化、标准化和科学化的要求，有益于引导学生认真、全面地学习课程内容，系统地掌握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相关专业外语知识，培养和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进一步提高该课程的教学质量。
（五）优化师资队伍结构，提高师资队伍水平
鉴于目前双语教师师资偏少、英语水平及运用能力仍然不高的现状，学校制定了全面的双语教师引进和培养计划。对于财税专业来说，目前正在努力引进高水平海外师资，并且通过聘请外教来加强国际化的师资力量。同时有针对性地对现有师资中英语基础较好并有较大发展潜力的老师给予英语进修、国外短期学习、国内外访问学者等机会，以提高他们的专业和英语水平。为了激发双语教师的教学积极性，学校还建立起了相应的激励制度。如示范性双语教学（即全英文授课）的课时系数为2，普通双语教学（每堂课英语的授课比重在50%以上）的课时系数为1.5。我们则根据授课对象的不同选择不同的教学模式，如对国际金融、国际商务、国际贸易的学生采用示范性双语教学，而对其他专业则为普通双语教学。
另外，鉴于应用型大学对“双师型”教师的渴求，学校出台了教师挂职锻炼的支持计划。《国际税收》实则也是一门实务性很强的课程，为保证教学效果，我们已派出两位教师到税务部门和中介机构开展为期三月的挂职锻炼，并保持与上述单位与机构之间的密切联系，通过项目合作等方式使师资队伍保持实务的先进性。
参考文献：
\[1\]袁崇轶.经济全球化影响下的高等教育\[N\].光明日报（第5版），2001-12-6.
\[2\]课题组.扩大开放，建设高等教育强国.
【关键词】税制变迁，税收体制，直接税，间接税
一、税制变迁理论概述
1、公平课税论。起源于亨利·西蒙斯，其经济纲领是使政治干预经济生活最小化。其理想税制主要根据综合所得概念对宽所得税基课征累进的个人直接税。其认为宽税基、低税率能实现公平和效率，这种见解被20世纪80年代的很多工业化国家的税制改革所证实。
2、最适课税理论
（1）直接税与间接税应当相互补充而非替代，税制模式的选择取决于政府的政策目标。一般而言，所得税适用实现公平，商品税适用实现效率。若政府目标以公平为主，就应选择以所得税为主的税制模式；若以效率为主，则应以商品税为主。
（2）最适商品税。当各种商品的需求相互独立时，对各种商品课征的税率必须与商品的价格弹性呈反比例。商品的需求弹性越大，征税的潜在扭曲效应也就越大。因此最适商品课税要求对弹性相对小的商品课以相对高的税率，对弹性相对大的商品课以相对低的税率。
（3）最适所得税。政府目标是使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前提下，社会可采用较低累进程度的所得税来实现收入再分配，过高的边际税率不仅会导致效率损失，而且对公平的实现也无益。最适所得税率应当呈倒“U”型，中等收入者的边际税率可适当高些，而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应适用相对较低的税率。
3、财政交换论。魏克塞尔设想了“公平”税制的设计。他认为税收通过政治程序对个人或利益集团进行分配，应当求得国家付给个人的边际效用等于个人因纳税而损失的财富的边际效用。这种财政交换论为现代公共选择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二、影响税制变迁的因素
1、政治制度，其可分解为：战争、国际一体化、政权稳定、政治体制以及不同政党之间的政治竞争。战争和维护国内政权稳定引致的财政压力是推动税制结构变迁的重要原因。跨国经济活动也带来了纳税人收入的国际化，从而引起相关国家间税收权益的分配问题。税收也是政党实现政治目标的重要手段，政治权利变更后，新政府会选择与自己意识形态相一致的税制结构。
2、经济环境，包括收入水平、收入分配格局、生产力布局、产业结构、开放程度、所处经济周期、信用制度等。一国收入分配格局若是金字塔型，向直接税制变迁会有一定阻碍；若是纺锤型，则比较顺利。一国各个地区间的发展差距比较大，向直接税制的变迁就会遇到阻力。国家的产业结构若是资源型经济，其税收收入必然主要来自对资源的课税，改变其税收结构则极为困难。一国若处于高涨期，企业和个人收入提高，向直接税制变迁会比较容易。信用制度上，若习惯使用现金，则在税收监管方面则存在很大的难度，采用直接税比较难筹集收入。
3、纳税人的制约。权威型的政府在推动税制变迁时不会太多顾及民众的意愿和利益，只要上层决策者的利益得到了满足，其主导的制度变迁就会迅速推开。而其推动的税制变迁通常是朝着增加财政收入的方向迈进，因此比较青睐筹集收入能力强的间接税制。
4、非正式制度的制约。重视公平文化传统的国家更易于接受直接税制，而对于重视效率文化传统的国家，更加偏向于间接税制。现有的发达国家普遍是传统，价值理念秉承的是文艺复兴后建立起来的社会契约、人文关怀。比较重视社会的公平程度，这些国家建立直接税制在文化舆论导向上就有比较良好的外部环境。
三、我国税制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税制结构失衡。1994 年税制改革，确立了双主体税制结构模式。这符合对税制结构公平与效率协调的要求，也是世界经济市场下税制结构模式发展的最佳状态。但我国并未真正呈现出双主体税制，商品税仍然居主体地位。从分税制改革到目前为止的数据我们看到，间接税中的货劳税的比重虽有一定的下降，但比重一直偏大，一般占比是在50%—60%之间，甚至2007年以前高达60%以上，而直接税中的所得税占比仅有30%左右。
（二）累退的税制结构。目前中国稅制的整体分布表现为以货物和劳务税系为主，以所得税系为辅的"单主体"结构（与提出的建立货劳税和所得税"双主体"的结构相去胜远）。在取得的全部税收收入中，货劳税系占60%以上，所得税系勉强达到四分之一，其它税种合计占15%。因此，要判断中国税制结构的性质需要从判断货劳税系的性质入手。
四、我国税制改革的对策选择
1、破除税制结构转变的制约。主要从政治、经济方面入手。针对我国情况，政治约束主要为政治体制以及政府、纳税人的权威，归根到底还是政治体制的问题。经济方面，由于当前我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不高，当下不宜直接调高直接税比重，应逐步调整、稳步实施、不断将蛋糕做大。做大蛋糕的同时还需要辅以结构的调整，包括收入分配结构、生产力结构、产业结构等，这也是当下我国调结构、促发展需解决的问题。
2、深化税制改革。（1）科学设置税种，简化税制。这需要合并重复的税种，调整性质相近、征收有交叉的税种，取消过时的税种 ，开征新税种，使税制体系更加合理和简化。其次可以向国际学习，简化税制，减少了税率档次，取消一些不必要的税收减免优惠规定。（2）合理调整直接税和间接税比例。当前国情要求税制既追求效率，也强调公平。我国的经济发展和以金税工程为技术平台的征管手段的加强，使所得税特别是个人所得税逐步成为主体税种成为可能。但直接要从货物与劳务税为主体转变为以所得税为主体，既不必要，也不现实。独联体国家税制改革的反复就是很好的教训。（3）税收征管优化。一是要改进税收征管技术，加快实现税收信息化。二是要加大处罚力度，严格税收执法，在保障纳税人合法权益的同时保证税收处罚的威慑力。三是完善税收征管的法律制度，税收征管的实施需要有确实、明确的法律依据，使税收征管的一切行为都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
参考文献：
追根溯源，国际税收竞争的研究始于戴蒙德和米尔利斯(diamondandmirrlees，1971)对“优化税制理论”的研究。根据优化税制理论的基本观点，税制优化首先要符合税收效率原则的要求，其次税制设置在满足效率原则的同时，还要兼顾税收公平原则的实现；而一个能够实现效率与公平两大目标的税制，将能够较好地解决对经济行为主体的刺激问题。但是，这一优化税制目标能否实现、如何实现以及实现的方式等，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对实现这一优化税制所需的信息的获取程度；现代优化税制理论的最大特点，在于它能够从税制优化与信息需求这对矛盾统一体的相互关系入手，将在充分的、完全的、对称的信息获取条件下的优化税制形态作为一种理想化的参照系，来探讨现实中不充分的、不完全的、不对称的信息获取条件下的优化税制设置问题，探讨在这一过程中税制对经济行为主体的刺激作用。
虽然优化税制理论并未直接探讨国际税收竞争问题，但其在讨论效率与公平原则并存性时，始终将税制对经济行为主体决策的刺激作用列为首要研究问题，进而论证在不充分信息条件下对经济行为主体决策过程提供刺激的方法、目标和约束条件，这种分析思路为研究国际税收竞争奠定了理论起点。尤其是优化税制理论摒弃了孤立、封闭地看待一国税制设置的研究思路，而现实性地将经济的开放作为外部约束引入一国的最优税制分析，这正是国际税收竞争理论模型的一个最基本的假设前提。戴蒙德和米尔利斯在1971年撰文分析了开放经济的小国在资本可以自由跨国流动从而追求世界资本市场收益率的约束条件下，如何制定最优资本所得税的问题，并认为对于开放经济的小国，原则上应该放弃按收入来源地原则对资本所得从源征税，而应采取居民管辖权原则对资本所得采取从人征税。这样，税收不会干扰国内投资与国外投资之间的选择，从而实现资本的有效配置。进而，当本国无法充分获得其居民在国外的收入的充分信息、以至不能实施监控时。开放经济的小国此时最优的选择是对资本所得不征税。
正是在优化税制理论的研究思路以及分析方法的基础上，西方经济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建立了一些重要的国际税收竞争模型，这些模型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3个方面：一是关于所得课税国际协调原则的研究；二是关于生产要素流动和税负分布的研究；三是关于国际税收合作的研究。
二、关于所得课税协调原则的研究
这一方面的研究试图对所得两种基本课税原则及所得税国际协调具体原则进行优劣比较。戈登(gordon，1992)在《cancapitalincometaxessurviveinopeneconomies?》一文中，对戴蒙德和米尔利斯的结论的假设前提进行了全面的重新审视，认为优化税制理论得出的结论——出于效率考虑应采取从人征税原则和开放经济的小国应放弃对资本所得征税，其理论假设前提应受到质疑。例如，当国家规模相对于世界资本市场较大，或者如果国家经济是不完全开放的，那么上述结论是否仍然成立?如果这些理论假设被，那么优化税制理论得出的结论就站不住脚。戈登在此文中着重分析了一些国家规模相对于世界资本市场较大的情况，认为这些国家如果能通过其拥有的市场力量对借贷进行限制从而影响利率使自身获利，那么资本输出国和资本进口国在税制的设定上就应该有很大的差异，这显然不同于优化税制理论所推导出的标准税收模式。事实上，优化税制理论无法解释很多国家的资本所得税收现状。在现实中，几乎所有国家都对其境内发生的公司和个人所得征税，同时在许多国家的税制结构中，存在着一个实际上普遍存在的特征：即对本国资本在外国发生收入的双重税收管辖权。这种惯例通过赋予本国居民将其在外国产生收入的已纳税收在本国应纳税收中进行抵免的权利，从而可以避免该笔收入的双重征税。
戈登对此现象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如果国家之间存在这种协定，则无法导致纳什均衡(nashequilibrium)税率的出现，但是当存在着主导市场的资本输出者时，会出现斯坦克尔伯格均衡(stackelbergequilibrium)的结果。如果资本输出国采取双重税收管辖权的惯例，就会激励资本进口国采用资本输出国的所得税率对进口资本征税。因为跨国投资人可以将这一税负在母国应纳税收中抵免，所以这种从源课税不仅不会阻碍国外投资，而且会达到增加财政收入的结果。这样，资本输出国通过采取双重税收管辖权，可以使自己制定的国内资本所得税率在世界范围内设定。同时，资本输出国诱使资本进口国采取它制定的税率从源征税，也减少了其居民通过海外投资逃避国内税收的动机。但是，如果资本进口国成为斯坦克尔伯格主导者时，资本输出者将不会采取双重税收管辖权，在这种情况下无法得出对资本所得课税的均衡结果。这一理论分析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战后美国作为主导资本输出国对其他国家税收政策的影响。但随着世界经济的变化，世界资本市场结构愈加复杂，已没有一个单独的国家可以在世界资本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因此戈登认为，资本所得课税是否在未来仍然存在或将发生怎样的变化，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采取双重税收管辖权，并利用税收抵免法消除双重征税，是国际上对资本所得征税最普遍的做法。然而，利用税收扣除法来消除双重征税也仍然在一些国家得到使用。财税理论界对这两者的优劣争论已久。就目前而言，主流观点认为抵免法优于扣除法，因为抵免法可以彻底消除双重征税，并可以实现资本的有效配置，而扣除法由于不能彻底消除双重征税，会产生阻碍资本流动的结果。但邦德和萨缪尔森(bondandsamuelson，1989)的研究认为，之所以得出抵免法优于扣除法的结论，是因为这一结论是在税率和资本流向固定的假设前提下得出的静态均衡结果。实际上，如果采取两国博弈分析，并假定国家可以区分属于国内居民的资本和属于国外居民的资本，则在税收抵免法和扣除法的不同规则之下，国家在博弈中将采取不同的战略行为。在税收抵免法下，两国采取的战略行为将导致国家间资本流动的消除。其原因是：东道国将试图设定和母国税率一样高的税率，以试图获得最大的税收收入，而母国则会试图使自己的税率设定得比东道国更高，以从限制资本的流动中获取最大收益。这种税收竞争的纳什均衡的最终结果是：税率设定太高以至限制了资本的跨国流动。相对于税收抵免法，税收扣除法下得出的均衡结果表明：扣除法将不会阻碍两国间的资本流动，均衡产出在国家福利上也优于抵免法。和传统上达成共识的观点相反，这一分析结论表明，恰恰是税收抵免法而不是扣除法阻碍了资本的国际间流动，同时，采取扣除法对资本进口国和资本出口国都有好处。
三、关于生产要素流动与税负分布的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涉及国际税收竞争对流动程度不同的要素所承担税负的不同效应及其对公共物品提供的影响。由于现实中资本跨国流动频繁，国家间税收政策缺乏交流和协调，因此，母国往往对本国居民的国外收入缺乏有效监控或因成本太高而使监控实际上成为不可能。这样，居民管辖权原则实施的效果就要大打折扣。政府出于财政收入的需要，从源征税就不可避免，同时，为了吸引稀缺资本而大大降低资本所得税率。国际税收竞争模型对此所持的主导观点是：一方面，税收竞争将导致资本所得课税的低税率，导致公共物品提供的不足(wilson，1986)；另一方面，如果不能有效地实行居民管辖权原则，政府的最优选择是应免除对流动资本的课税，而代之以对国内非流动性要素如土地和劳动征税，这样就可以有效地满足公共物品提供的需要，对开放经济的小国而言尤其是这样(rasinandsadka，1991)。
然而，布克维斯基和威尔逊(bucovetskyandwilson，1991)的国际税收竞争模型，针对上述观点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首先假定政府在给定一组税收工具的条件下，除了对资本所得从源征税以外，仅仅对工资收入征税。其得出的结果是：在不实施居民管辖权的情况下，政府对公共物品的提供依旧不足，对资本所得课征的税率仍然很低且缺乏效率，并且低于对工资所得课征的税率。然后，他们假定一国相对于世界市场足够小，从而政府放弃对资本所得的从源征税而仅仅依靠对工资征税的收入提供公共物品，结果还是得出了工资所得课税缺乏效率、税率过低导致公共物品提供不足的结论。这个结论和“开放经济的小国可以通过放弃对流动资本征税而代之以对国内非流动要素征税以有效提供公共物品”的结论显然是相左的。布克维斯基和威尔逊认为，两种观点冲突的根源在于后者模型的假设前提是两个小国面对的是外生的、固定的世界资本市场利率，而他们的模型则假定世界上每个国家的税收政策都是内生决定的。为了寻找能有效提供公共物品的税收工具组合，他们最后考虑了政府同时采用收入来源地和居民管辖权对资本所得征税、并放弃对工资所得征税的组合，结果证明政府的均衡行为将有效地利用这两种征税方法，而使公共物品需求水平得到有效满足。可以看出，实际上其最终结论为：是放弃了对资本所得课税的居民管辖权。而不是缺少对劳动等非流动要素的课税，才导致了对公共物品提供的不足。这种结论和优化税制理论也是有区别的，因为优化税制理论所推崇的最优税制中通常包括对劳动的征税。
四、关于国际税收合作的研究
众多国际税收竞争模型都试图论证在各国经济存在异质性的条件下，国际税收合作的可能性以及可能采取的方式。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模型是近期由莱斯穆森(rasmussen，1999)提出的。他认为，既然国际税收竞争将导致无效产出，那么就为国际税收合作提供了实施空间。国际税收合作应是两国间税制的全方面的合作，包括税收信息的交流、税收管辖权和税率的选择以及是否采取资本流动限制等。作为一种参与约束，国际税收合作的前提是：每一个参与国际税收合作国家的合作均衡产出必须比非合作状态下的均衡产出更好。这样，国际税收合作的可能性就取决于非合作均衡的结果。
莱斯穆森假定在非合作的税收竞争中，由于采用居民管辖权原则对国外资本所得课税需要东道国提供充分的税收信息，政府只能采取收入来源地的原则，这样在一个两国的税收竞争模型中，对资本跨国流动进行限制就成为缓解税收竞争不利后果的重要政策工具。同时，他分析了两国存在经济异质性的3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两国完全相同。分析结果表明，税收竞争会导致缺乏效率的产出而使公共物品提供不足，但此时对资本跨国流动进行完全限制将会导致有效率的产出结果。进一步分析表明，国际税收合作均衡的产出等同于对资本跨国流动完全限制的非合作均衡的产出。也就是说，在国家经济同质性的假定下，完全限制资本流动和采取国际税收合作的政策是可以相互替代的。第二种情形是：两国仅仅在经济规模上存在不同，一个是大国，一个是小国。分析结果表明，国际税收竞争将是缺乏效率的，小国将会利用税率的差异作为税收竞争的工具，最终导致小国国内的过度投资和大国国内的投资不足。此时大国将会对资本跨国流动进行限制，从而会对小国产生不利影响。但就总产出而言，大国对资本跨国流动进行限制，其结果将是有效率的。分析结果同时表明，在产出水平上，虽然进行国际税收合作将无法替代资本流动的跨国限制，然而大国以对资本跨国流动限制的威胁将通过影响双方非合作均衡的产出，从而最终影响双方合作均衡的产出。因为如果在合作无法达成时，大国将会运用资本跨国流动限制，小国不合作利益则会受到损害，而大国则至少会获得有效资本跨国限制带来的利益。这时，大国限制资本流动的威胁就是可置信的，它不仅改变了国际税收竞争中大国与小国讨价还价的地位，也为国际税收合作提供了可能性。第三种情形是：两国资本禀赋上存在不同，一个是富国，一个是穷国。在这种情形下，所有的非合作均衡的产出结果都是无效率的，甚至引入资本跨国流动限制也不能产生有效率的结果。当两个国家具有足够大的资本禀赋差异时，他们都会倾向于让资本自由流动和进行国际税收合作，使双方的福利获得改善，即使这种国际税收合作不一定会产生有效率的产出结果。
以上是对一些重要的国际税收竞争模型的介绍和评述。总体而言，虽然这些模型的假设前提有较大的差别，其得出的结论也有所不同，但它们基本上都是建立在产出市场完全竞争的基础之上的。同时，这些模型假定政府作为博奔的参与者，通过税收政策的制定来实现国家福利最大化。虽然政府拥有市场力量，但这些模型将政府利用税制操纵贸易条件的可能性限制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
五、战略性国际税收竞争模型
在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中，国家间贸易利益的冲突已成为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政府作为经济的管理者，总是试图通过政策工具来操纵贸易条件，进而对产出市场产生影响。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发展起来的新国际贸易理论——战略性贸易理论(eatonandgrossman，1986；helpmanandkrugman，1989)正好为政府这种干预经济贸易的行为提供了理论支持。标准的战略性贸易模型是建立在以下基本假定基础之上的：一是产出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二是存在规模收益递增的效应。不难理解，一且这两个理论假设前提成立，就为政府介入厂商贸易行为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性。战略性贸易理论一个很重要的结论是，政府应该对国内企业进行税收补贴，以提高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从而获取最大的福利效果。同时，两国的战略性贸易模型的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假定前提是，厂商通常是不可移动的，它们只能在国内生产，产品在第三国消费。那么，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就被提出来了：当转移成本为零，厂商可以自由跨国移动到国外进行生产时，对厂商的税收补贴是否会加剧税收竞争，或者这种补贴最终是否有效率?
贾尼巴(janeba，1998)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不完全竞争市场中的税收竞争模型。他通过给国际税收竞争模型增加不完全竞争的假定，并将厂商流动性假设赋予战略性贸易模型，从而将这两种模型结合在自己的分析之中。其结论是：不完全竞争和厂商流动性并不会产生相互增强效应以至加剧税收补贴竞争。相反，当政府无法或不可能对外国企业实行差别待遇时，会使政府放弃补贴采取不干预的态度。在这个模型中，厂商可自由选择在两国进行生产，但消费在第三国进行，同时假定政府对所得从源征税并使净剩余最大化。这一模型得出的结论是一个多阶段博弈均衡的结果：由于对国内生产进行补贴时无法排除外国企业，那么过度补贴将是一种浪费。在税收竞争博弈的最后阶段，每个国家都希望自己的厂商在对方国家生产，以享用对方给予的过度补贴的好处，其结果是大家都放弃补贴而不去干预贸易。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贾尼巴的结论是建立在一系列假定基础之上的，其结论在很大程度上还存在着争议，但他创见性地将国际经济学和国际税收学的研究成果和分析思路交叉结合在一起来研究国际税收竞争，无疑是具有相当重大的理论意义的。
六、国际税收竞争的政治经济学
现行对国际税收竞争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一般均衡分析和博弈均衡分析的结合，这种分析方法也代表了这一研究领域的主流分析方法。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一些经济学者开始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来研究国际税收竞争。虽然这些对国际税收竞争的研究方法并不是主流研究方法，但从这样一个新的角度探讨国际税收竞争，不仅对主流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经济全球化下的国家税收制度设计有一定的理论启发性。
第一种观点是从“管理竞争”(regulatorycompetition)的角度研究税收竞争(vogel，1995；sunandpelkmens，1995)，认为税收竞争规则取决于社会、政治和利益集团相互斗争的结果，并因此在每个国家有不同的政策倾向，其结果也是不确定的。第二种观点是从税收竞争产生的财政负外部性入手，研究其对不同类型国家带来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并寻求将财政负外部性内部化的制度解决方案(kanburandkeen，1993)。还有一种观点则应用寻租理论，假定政府决策者本身是有集权倾向的寻租者，他们有强烈的扩大国家财政的动机。这种分析的一个典型结论是：一定程度的国际税收竞争是必须的，它可以遏制财政权力寻租者不断扩大财政的内在冲动(mclure，1986；siebertandkoop，19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