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雷禹 左滕慧子 单位：长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随着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之后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医疗保障也越来越出于城乡二元分裂状态。农民医疗保障缺失的问题日益明显，农民工的医疗保障问题没有得到政策落实。农村大批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他们的经济承受能力较差，只能居住在城市边缘的城乡结合部，居住环境极差。农民工群体成为新农村合作医疗的“真空地带”。［2］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和规定，他们不能参加务工城市的新农村合作医疗，也不能被纳入到城镇医疗保障体系。他们将游离于农村合作医疗保障体系与城镇医疗保障体系之外，为城市做出了诸多的贡献，却得不到医疗的保障。政府管理的缺位（1）政府不够重视，投入资金少。城乡结合部作为城市边缘地区，是城市各种污染的承担者，他们要为城市的发展埋单，这种不良的环境本身对他们就是一种很大的危害，而政府却没有为他们为城市发展的贡献作出很好的补偿。（2）医疗保障尤其是公共卫生保障是一种“公共产品”，没有得到很好的分配与运作。政府在社会公共事务中处于主导地位，那么这种“公共产品”却只能是由城市居民得到。在这关乎国计民生的事业中，农村居民的医疗保障没有得到良好而有效的覆盖。城乡结合部居民经济水平和保健意识低下（1）城乡结合部居民的构成与特点决定的。城乡结合部居民的混合性、复杂性和流动性增加了医疗卫生事业的难度。对于农民工，一是长期居住在城市居住的农民工，其户籍仍属于农村。二是农闲时在城市务工，农忙时又回到农村。农民工结构的复杂性和易流动性对医疗保障事业管理的难度造成了很大的冲击，所以城乡结合部这一区域的医疗保障事业就亟待解决。（2）城乡结合部居民的经济水平决定的。他们居住在城市边缘，而且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农民工，他们的收入来源单一，且收入总量少。而且当前药价高，医院收费高，他们没有足够的能力来支付。因此，当下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情况越来越普遍，越来越突出。（3）城乡结合部居民不重视医疗保健。很多大病都是由小病恶化过来的，生病很多都是由于不注意预防与保健。对于这一地区，本身综合环境就不好，不注意预防更容易诱发疾病。那么他们很大程度上是没有得到良好的健康宣传教育，没有一般常见病理知识的普及。
医疗资源匮乏（1）城乡结合部医疗资源少，服务质量不高。在医学上哈特有一个悖论：“哈特反比保健定律”。哈特认为，获得充足的医疗资源与良好的医疗服务与服务人群成反向变化的趋势，也就是人们对医疗的服务要求越高，医疗资源就越少，服务质量也就不高。城乡结合部医疗设施齐全的医疗机构很少，大型的医院几乎没有，只有一些门诊、私人诊所和农村卫生室，而且普遍服务水平和服务能力不高。荆州城区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有9个，卫生服务站有29个，覆盖率达100％，医生有188人，护士有162人。而在全市农村2936个行政村中，农村卫生院只有102家，荆州区城乡结合部25个行政村平均只有25名医生和25名护士。（2）城乡结合部医疗基础设施落后。城乡结合部的一些门诊，私人诊所和农村卫生院，主要体现在医疗用房严重不足和医疗设备陈旧落后，有很多目前还没有配备B超，心电图机、血球计数仪、洗胃机、尿十项分析仪等基本的医疗设备，而且很多都已陈旧过期。再就是医疗用房严重不足，1所卫生院只有750平方米，2所只有800平方米，远远不能满足业务发展的需要。（3）人员专业知识水平不高，结构不合理，整体素质不高。据统计，全市乡镇卫生院441名卫生技术人员中本科学历5人，占11．1％，大专85人，占19．27％，高中及以下172人，占39％。可以看出。中高级卫生医护人员缺乏，医疗质量难以保证，那么就会拖后医疗服务的水平。
努力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实现城乡一体化城乡二元体制从最开始就使城市与农村获得的医疗资源不平等，破除城乡二元体制，缩小城乡结合部与城市的差距，实现城乡一体化，让农村居民也能享受到与城市平等的医疗保障。构建农村新型三级服务网络农村三级服务网络是一市县级医疗卫生机构为龙头，一乡镇卫生院为主体，以村卫生室为基础，加大市县级大型医院对乡镇医疗的对口扶持与支援，用坚实的技术与医疗支持，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制定相关政策完善农民工的医疗保障体系农民工的医疗保障体系在宏观上属于农村医疗保障体系，首先要完善农村医疗保障体系建设，实现地域之间农民工看病服务均等化、一体化，建立统一的账户信息，让异地农民也可以享受农村医疗。加强政府对城乡结合部的重视与管理程度。（1）加大政府对城乡结合部医疗保障事业的投入。政府的投入与支持将会是一个强有力的动力，会有力地推动医疗保障事业的发展。充足的资金支持会使其有足够的资金更换和引进先进的医疗设备，从硬件上提高其服务能力。政府政策的倾向与支持会创造更多更有利的条件来促进医疗保障事业的发展。（2）加强政府对城乡结合部环境的专项整治力度。城乡结合部是城市化进程中环境污染的承担者，对城市的发展起到了一个缓解的作用。同时又是城市扩张的地带，各建筑用地遍布。那么如果政府对其有个良好的规划与整治，这就会对居民的健康居住环境产生了一个很好的影响。3．提高城乡结合部医疗主体的服务水平（1）增加城乡结合部的医疗资源，改善与引进先进的设备。科学合理地布局医疗网点，提高其覆盖率，扩大其服务范围，满足居民即时看病的需求，减少看病的路途时间的耗费，提高医疗服务效率。及时进行设备更新，淘汰过期与损坏的设备，满足病人各方面的要求，有效提高服务水平与能力。（2）大力培养医疗技术人才，从队伍建设上提高整体的医疗技术水平。加强对现有医疗人员的培训，使其适应不断变化发展的需要，同时不断引进高技术水平人才，带动当地医疗服务技术水准。同时特别要加大对各卫生院、村卫生室医疗人员的引进与支持，比如可以实施退休补贴、养老金保障等措施，吸引人才。（3）实行卫生院改革，积极探索改革新模式。以往的卫生院服务能力低，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在运行机制上，各地可以结合实际，选择不同的改革形式，试行合作经营、租赁及委托经营等国有民营的多种实现形式。［3］这样的创新机制可以带来活力和适当竞争，映入绩效机制，促使其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完善国家相关政策，加大政府投入，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解决城乡结合部医疗问题的前提和基础。而普及宣传与生活密切相关的基本医疗知识，让城乡结合部居民对各疾病的产生与发展有个清晰的认识，各相关医疗单位机构要多次深入城乡结合部地区开展医疗预防与保健知识的宣传，提高居民的防病意识。
作者：齐刚 单位：河北大学人事处
目前医疗保险住院报销主要依据药品目录来区分医保报销比例，医保患者不论病情大小，住院起付金标准相同，起付金以上部分按药品目录分类计算报销比例，这容易导致部分医保患者“小病大养”，同时也让部分经济困难的医保患者对大病治疗承受不起。保定市目前采用的药品目录为《河北省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10年版）》，其中甲类药报销比例为70％，乙类药报销比例为65％。药品目录对指导医保患者就医和控制统筹基金支付起着重要的作用，但作为唯一报销比例依据，不能充分提高统筹基金的使用效率。城乡居民享受医疗保险的待遇相差甚远，有失公平。尽管在农村推行的是与城镇医疗保险体制不同的合作医疗制度，但由于农民收入、乡级财政等诸多限制，实施状况令人担忧，看病难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我国现行医疗保障制度是按城镇职工、城镇居民、农村居民分别设计的，造成城乡居民在参保缴费标准、报销比例、报销范围、就医选择等方面待遇不一，农村居民的合作医疗保障水平偏低。以保定市为例，保定市城镇职工和居民在一级、二级、三级医院住院起付金标准上不同，但住院报销比例均为70％；农村居民在乡镇卫生院、县级医院、县外医院住院不设起付金，分两档报销，300元以内（县外医院为20000元）报销比例分别为40％、30％、20％，300元以上（县外 医院为20000元）报销比例分别为55％、40％、35％。农村居民的医疗保障水平明显偏低，致使农村居民多发生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补充医疗保险与商业医疗保险未发挥其应有作用。根据我国目前生产力发展水平，基本医疗保险推行“低水平、广覆盖”的保障原则，这是客观经济条件所限。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结构和疾病结构的变化，城乡居民越来越迫切需要不同层次、不同需求的医疗服务保障，补充医疗保险和商业健康保险在保险设计上可灵活设计，对基本医疗保险形成有益补充。补充医疗保险和商业医疗保险的保障特点就是“多层次、差异化”，符合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目前保定市开办的补充医疗保险仅限于公务员医疗补助、大病保险等少数险种，企业补充医疗保险、商业健康保险开展不普遍。医疗救助未充分发挥自身功能。医疗救助是医疗保险体系的托底机制，医疗救助对象主要为具有当地常住户口的城镇低保户、农村低保户和农村五保户。保定市目前总人口为1100万人，城乡低保户30余万人，农村五保户3万余人，救助对象占总人口的3％。随着经济的发展，低保和五保对象会逐步减少，但城乡低收入家庭重病患者，尤其是重大疾病的医保患者，也同样面临应当救助而无法救助的尴尬局面。医疗救助作为社会医疗保险体系的一部分，救助功能未 得 到 充 分发挥。统筹基金筹资水平比较低，医疗保险保障水平有限。医疗保险目前已基本实现了全民广覆盖，但由于政府与个人对医疗保险的投入不足，医保统筹基金筹资水平仍然比较低，保定市目前城乡居民统筹基金使用率均在90％以上，当年统筹基金基本无结余。在整体缴费水平不变的前提下，医保统筹基金无法提高和改善个人医保待遇。只有大力拓宽统筹基金的筹资渠道，才能逐步改善和提高个人医保待遇水平。
科学设计个人账户资金使用范围，提高统筹基金保障水平。可以改革城镇职工个人账户资金的使用范围，利用个人账户资金设立门诊报销与小型住院报销新的统筹基金，既解决了新医疗保险业务统筹基金的资金来源问题，同时也改善了个人医疗费用实际负担问题，由“活期”个人账户转变为“定期”个人账户，实现医保个人账户的充分利用。适当扩大医疗保险统筹基金使用范围，将门诊治疗费用与低于住院起付标准的医疗费用一并纳入支付统筹基金范畴，根据个人账户资金的划转金额予以一定比例配套补贴，不仅可以提高统筹基金医疗保险保障水平，同时也能控制个人账户资金非正常支出。研究设 立 疾 病 目 录 报 销 办 法，提 高 统 筹基金使用效率。对于普通疾病，一般通过普通治疗就能康复，而且花费总额不高，报销比例可以适当调低；但对于重大疾病，一般医疗费用较高，即便统 筹 基 金 可 以 报 销 约70％部 分，个 人绝对负担金额仍然较 高，适 当调高重 大疾病报销比例，可有效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研究制定疾病目录办法，由单一的依靠药品目录确定医保报销比例，改 革为 依据药品目录与疾病目录确定医保报销比例，这不仅 提高了统筹基金的使用效率，而且促进 了医疗 卫生资源的合理分配。推动城乡居民医保一体化建设，提高医保统筹层次。推动居民医保制度城乡一体化是医疗保险体系建设的未来趋势，这是均衡城乡医保待遇，促进社会公平的改革措施。对于尚不具备城乡统筹的地区，可在保证正常统筹基金支付的前提下，适当增加医疗保险基金盈余额，建立市县医疗保险基金调剂互助机制，为市县统筹管理做好基础准备。在提高医保统筹层次的基础上，建议由卫生部门统筹管理城镇职工、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医疗保险工作以及医疗救助工作。卫生部门直接管理卫生机构，天然具备管理优势，统一部门管理有利于医保政策的协调和规范。大力加强补充医疗保险与商业医疗保险建设。医保机构应充分发挥医疗保险举办人的优势，合理利用自身资源，为广大城镇职工、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提供切实可行的、大众化的补充医疗保险途径。有条件的大型企事业单位要主动与医保机构或商业保险公司协商合作、参与补充医疗保险建设。应对不同层次的医疗保险需求，需要引导商业保险公司参与医疗保险体系建设。商业保险公司参与医疗保险体系建设，不仅为医疗保险体系建设提供强大的资金支持，分担政府压力，并且帮助医保机构抑制患者过度消费和医疗机构违规收费等不合理医疗行为，通过在大额补充医疗保险环节发现的不合理医疗行为，及时弥补在基本医疗保险环节发生的漏洞，减少医保基金的不合理支出，提高医疗保障体系整体抗风险的能力。改革医疗救助对象管理，发挥医疗救助功能。在优先对低保和五保人员实施救助的基础上，应逐步将低收入家庭重病患者和无力承担个人医保费用的参保人员，纳入医疗救助的对象。对于中低收入的城乡居民家庭而言，重大疾病的医疗费用是难以承受的，许多家庭因无力支撑医疗费用而放弃治疗。医疗救助基金可以通过多种渠道筹集资金，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适当扩大救助范围，为更多确需救助的人提供帮助，确保社会医疗保险体系健全发展。探索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的统筹基金调剂使用机制，提高医疗保障水平。城乡居民的医疗卫生需求与个人的养老问题息息相关，没有健康保证做前提，养老也就失去意义，当发生医保患者无力支付住院医疗费用的同时，还要继续缴纳个人养老保险就显得很无奈。这时，对于患者而言，医疗是第一位的，养老就退居次要了。在目前整体社会保险筹资水平不高的前提下，可以探索建立养老统筹基金调剂医疗保险统筹基金的机制，这部分调剂资金可以通过降低个人养老待遇与补偿缴纳养老金的方式解决，以达到医疗保险统筹基金的更大支付比例。
[关键词] 乡镇 畜牧兽医 公共服务 建立健全 措施
[中图分类号] S8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1650 （2013）06-0174-01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在我国的国民经济组成中占有十分基础性的地位，但是，畜牧业在我国农业产值领域中的比重大小已经成为了直接衡量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程度十分重要的标志，当前形势下以及今后的时期中，加强我国农业综合能力建设已经成为了乡镇经济工作中以及农业经济工作中十分重要并且紧迫的战略任务。现代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已经成为了增强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加强畜牧业自身发展，对于促进我国乡镇经济发展以及农业经济发展，全方位建设小康社会一直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但是，做好我国动物防疫工作已经成为了保证我国农业稳定发展最为根本的保障，动物防疫工作不仅仅关系到了我国畜牧业生产以及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更加关系到了人们身体健康，下面，笔者就对如何建立乡镇畜牧兽医的公共服务体系进行浅析。
一、建立乡镇畜牧兽医公共服务体系的现状
近些年来，我国各个地区的畜牧兽医机构都实施了改革工作，改革主要从三个方面开展，原来畜牧兽医的站点不改变，在畜牧兽医机构改革过程中保持着我国乡镇畜牧兽医站基本不变，不管是在资产所有权方面还是在经费供给渠道方面，甚至是隶属关系方面都不变，重点将其放在运行机制方面来实施改革，在增强我国乡镇畜牧兽医内部活动方面做文章，将工作重点放在增加服务功能方面。建立起乡镇畜牧兽医技术综合服务中心，把乡镇里面所有畜牧兽医机构都合并成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人员实施统一调配，资产要实施统一管理，工作也要实施统一安排。还要做到职能分离，实行一个区域站管理以及中心站管理，我国乡镇畜牧兽医行政执法以及部分公益性仅仅由县级的畜牧兽医主管部门来进行负责，饲料销售以及药品销售等等经营性活动都要实行社会化的管理，过去原有的乡镇畜牧兽医工作人员都要进入到中心站中，受委托来实施品种改良工作以及产地检疫工作，并且从事一个具有经营性的活动。
二、建立乡镇畜牧兽医的公共服务体系措施
1.建立乡镇畜牧兽医公共服务体系要建立筹资机制
长久以来，我国的城市以及我国乡镇公共服务筹资的过程恰恰相反，我国城市畜牧兽医公共服务自上而下进行设置，我国乡镇公共服务自下而上来实施设置，这一种战略存在的弊端就在于1978年至今所实施的改革政策得到了不断放大，进而导致了我国乡镇社会政府转变自身职能，与此同时，不仅仅没有对资金的来源进行解决，反而加重了资金的匮乏。特别是在1994年所实施分税制度以及2000年度所实施的将一改革、两调整以及三取消作为主题的我国乡镇税费改革，进而使得我国乡镇公共服务供给产生了严重的变化。我国基层政府自身的税源得到了萎缩，与此同时，我国中央财政以及我国地方财政上级财政对于我国基层财政转移的支付规模比较小，不能够实施透明管理，缺少规范，很难对乡镇财政进行弥补。所以，要求我国中央政府财政资金必须要实施战略性的调整工作，使得财政资金向我国乡镇地区的基础设施配套进行倾斜，这样也就从本质上使我国乡镇畜牧兽医公共服务具有国家层面制度的保障以及国家层面财政的资金保证，从本质上有利于对制度障碍进行克服。
2.建立乡镇畜牧兽医公共服务体系要建立管理机制
想要建立管理机制必须要实施公开招聘，定岗定责，以钱养事以及动态管理的措施，把我国过去传统乡镇畜牧兽医站所实施的整体改制，进而实现兽医站人员的身份置换，所谓的身份置换就是指从单位人转变成为企业人，在实施改制以后，乡镇服务中心要实施竞争机制，进而将人员分化进行落实，使一部分人员成为乡镇畜牧兽医公益主体，进而获得政府财政，使其能够用在畜牧兽医服务部分实施支付资金的转移，另一部分的人员还要实施相对来说比较个人化的经营，乡镇畜牧兽医机构除了每一年将费用上缴中心之外，其余所获得的收益都要归个人。
三、结语
本文中，笔者首先对建立乡镇畜牧兽医公共服务体系的现状进行了阐述，接着又从建立乡镇畜牧兽医公共服务体系要建立筹资机制以及建立乡镇畜牧兽医公共服务体系要建立管理机制这两个方面对建立乡镇畜牧兽医的公共服务体系措施进行了探讨。
参考文献
[1] 魏生明.石文辉化隆县乡镇畜牧兽医科技服务体系状况的调查与思考[期刊论文]-青海畜牧兽医杂志2008，38（5）.
[2] 王光明.拉亲当前牧区基层畜牧兽医服务体系建设存在的问题与改革措施[期刊论文]-中国动物检疫2010，27（3）.
摘 要 构建城乡衔接的医疗保障制度，已成为新时期我国面临的一个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针对构建城乡衔接的医疗保障制度的相关问题，学术界提出了各种见解与观点，对此本文从必要性、面临的障碍、如何实现几方面进行综述，以期得出解决此问题的有益启示。
关键词 医疗保障 城乡一体化
一、城乡基本社会医疗保障一体化研究现状
（一）建立城乡统筹的医疗保障体系的必要性
当全民医保已经成为既定的目标，建立城乡统筹的医疗保险体系就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一个必然的和关键的步骤。因此，关于必要性，目前学界基本上已基本形成共识，并从制度本身的缺陷、公平和效率、可持续发展等多个角度对必要性进行了论述。
刘斌，认为建立统筹城乡的医疗保险体系是公平性的内在要求；是坚持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需要；是迎接人口老龄化挑战，建立可持续发展医保体系的迫切需要；是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运行效率的需要。董文勇，医疗保险制度不统一的严峻现实不仅损害了公民权利的横向公平，而且不利于提高有赖于劳动力流动的经济效率。盛钢、黄东平，认为在城乡一体化发展趋势日趋明显、城乡资源 日益统筹整合的背景下，实行城乡一体化医疗保障体系是必然选择.并进一步论证了实现医疗保险城乡一体化的重要性.并认为城乡一体化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力求政策推行“一体化”。
（二）建立城乡统筹的医疗保障体系面临的障碍
经过改革开放近30年的高速发展，目前我国已具备建立城乡统筹的医疗保险的经济条件，但由于长期二元社会结构导致的巨大城乡差异和地区差异，现有医疗保险体系自身的缺陷 加上理念不清、思路不明、认识不到位等原因，统筹城乡医疗保险体系建设也面临诸多障碍。最大障碍是人们传统的价值观念与错误的思想认识。两大难题在于制度和财务可持续性。难点在于医疗保险法制建设不健全，强制性参保和规范性监管存在法律障碍，公共财政投入机制不到位，基本医疗保险经办服务体系建设存在经济障碍，管理服务体制不统一，整合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统一经办管理服务体系存在体制障碍。
（三）如何实现城乡医疗保障体系一体化
1．本医疗保障一体化改革模式
郑功成等，认为我国医疗保险改革的方向是从多元到二元，再由二元到一元的制度安排。提出了三步走战略：第一步（2008至2012年）：建设覆盖全民的多元化医疗保障体系，推进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并轨；第二步（2013至2020年）：建立区域性统一的国民医疗保险；第三步（2021至2049年）：建立公平、普惠的国民健康保险制度。
顾昕，认为在十一五期间，三大公立医疗保险的运行模式和行政管理体制大体上可以维持现状，即以人群的社会身份划定参保目标，分立运作。但十二五期间，三大公立医疗保险可以打破身份限制，向全体国民开放，构成保险缴费水平不同、给付水平不同、服务水平不同的三层次公立医疗保障体系。随着户籍制度的改革，医疗保障的城乡一体化水到渠成。
王东进，也提出实施三步走战略。第一步，到2010年，把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乡医疗救助四项保障制度的框架建立起来；第二步，探索各项保障制度之间衔接的有效途径；第三步，2020年基本建成覆盖城乡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
杜长宇，多元基本医疗保险体制从封闭走向开放的改革路径可以分为三步：第一步，继续扩大基本医疗保险的覆盖面，到2011年实现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城乡全体居民的目标。第二步，财政继续加大对两项制度补贴，提高农民的缴费比例，缩小筹资水平的差距，并最终并轨成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形成二元全民医保体制。第三步，从2021年开始，根据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效果、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等综合因素，择机将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并轨，建立全国统筹的一元基本医疗保险。
2．建城乡一体化医疗保障制度的切入点
一些学者以农民工为切入点，如：朱俊生，建议由农民工根据本人的经济情况和医疗需求选择参加新农合还是城镇居民医保制度，在制度之间建立通道与接口以便于相互转换，鼓励有缴费能力的农民工参加城镇居民医保。李珍，指出将外出务工人员捆绑在新农合制度内的做法给被保人带来不便，建议将农民工逐步纳入城镇医疗保障体系，建立在就业地区参保的机制。宋宝安，认为应根据农民工的流动性特点，区分不同情况，有针对性地做出制度安排。
另外有学者以富裕地区为切入点，如：陈文玲，认为富裕地区农村可以率先实行城乡一体化的医疗保障制度，其他地区分阶段实现与城市居民享受的医疗保险制度接轨。以上三个学者城乡医疗保险制度衔接的第一步应着眼于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制度的整合。
二、简要评述
通过上述文献研究可以看出，分歧与争论一直影响着构建城乡衔接的医疗保障制度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下列问题值得进一步关注：一是应在宏观性与概括性研究基础上，进行深入细致的定量研究与可行性论证；二是要注重城乡医疗保险制度衔接的突破口研究与系统性研究，避免孤立地探讨城乡医疗保障体系的构建问题；三是在城乡医疗保险制度如何衔接的问题上，操作性不够强，研究比较模糊，缺乏详细的分析与论证；四是应重视医疗保险体系建设的实证研究，尤其要对解决医疗保险基金存在的潜在财务危机问题进行制度设计：如何根据经济增长和城乡差距等因素确定合理的缴费标准，如何对医疗保险的待遇标准以及各方责任的调整给予定量分析等。
参考文献：
上世纪90年代之后，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前往城镇地区就业并定期返乡，形成了中国劳动力市场特有的“农民工现象”。对于这一现象形成的原因，传统的经济理论往往从城乡收入差距的角度，用经济因素进行解释(例如Lin et al.，2004;Zhao，1999)。随着近年来中国城乡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步建立，一些影响劳动者生活福利水平的非经济因素也开始受到关注。有研究发现，以医疗保险为代表的社会保障往往能够对农村劳动力的城乡迁移决策产生影响(秦雪征、刘国恩，2011)。
200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重点强调推进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其中所倡导的新型基本医疗保障体系主要是指由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简称“城职保”)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简称“城居保”)所组成的城镇医疗保险体系、由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简称“新农合”)所代表的农村医疗保险体系。《意见》的提出对于离开家乡在城镇务工的农民工群体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福音：政策规定，对于广大参加“城职保”有困难的农民工，可以自愿选择参加居住地的“城居保”或户籍所在地的“新农合”。同时，各地方政府因地制宜，推行了多种形式的农民工医疗保险制度，例如以北京和广州为代表的“扩面”模式、以上海和成都为代表的“综合保险”模式以及以深圳为代表的“农民工合作医疗”模式等①。在新型基本医疗保障体系之下，农民工群体第一次被正式纳入社会医疗保险体系中。
虽然新一轮医改把农民工群体正式纳入了医保范围之内，但具有“城乡二元性”特征的医疗保险制度赋予该群体双重参保资格，这可能会影响到农民工对就业地域的选择。一方面，“新农合”原则上要求农民工在户籍所在地缴费参保、看病报销，这种与户籍绑定在一起的医保政策可能对农民工流动产生“拉回效应”，促使一部分医疗需求较高的农民工返乡或留在农村。另一方面，在城镇正式部门或非正式部门就业的农民工也可以选择参加城镇医疗保险(包括“城职保”和“城居保”)，这又会对农民工流动形成“吸纳效应”，促使更多农村劳动力流向城镇。这两种相反作用力的影响与包括收入在内的其他因素一起共同决定着农村劳动力对就业地域的选择。迄今为止，城乡二元医疗保险制度对农村劳动力城乡流动的影响尚未得到系统性的研究，本文将在该领域进行初步的研究尝试。首先，本文通过引入医疗保险参保行为对托达罗劳动力城乡迁移模型进行拓展，以揭示医疗保险对劳动力城乡迁移决策的影响机制和制约条件;然后，本文使用“2011年在京进城务工人员就业与健康状况调查”数据，对农村医疗保险的“拉回效应”和城镇医疗保险的“吸纳效应”进行检验。
二、文献综述
关于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基本理论是托达罗等提出的劳动力迁移模型(Todaro，1969;Harris and Todaro，1970;Todaro，1971)，该模型通过预期收入差距来解释农村劳动力的迁移行为。托达罗提出了非正式部门的概念，认为即使城市存在长期失业，但只要城市预期工资水平超过农村工资水平，农村劳动力迁移就将持续下去;暂时在城市找不到工作的农村劳动力会成为劳动力储备，为发展中国家的低劳动力成本行业提供产业后备军。以中国为例，Lin et al.(2004)和Zhao(1999)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城乡之间、沿海与内陆地区之间人均收入差距逐渐扩大，由此导致了大量农村劳动力由乡村和内陆地区流向城市和沿海地区。除经济因素之外，学者们也将注意力投向了影响农村劳动力迁移的非经济因素，形成了劳动力迁移的“推拉理论”(Herberla，1938;Mitchell，1946;Lewis，1982)。“推拉理论”认为，原住地耕地不足、学校医院等基本生活设施缺乏、人际关系疏离与紧张、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等因素会促使人们向其他地区迁移(即推力作用);同时，迁移目的地更好的就业机会、良好的教育和卫生设施以及其他公共服务等优势会吸引人们前往该地工作(即拉力作用)。
很多实证研究对农村劳动力迁移决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从个体层面来看，Hare(1999)和Falaris(1979)认为，年轻者比年老者更容易选择迁移;程名望等(2006)则认为，农民工年龄与推力作用及拉力作用具有交互影响。在性别差异方面，Hare(1999)认为，男性劳动力向外迁移的可能性比女性高;钱雪飞(2009)发现，女性农民工迁移的个人风险成本高于男性。关于婚姻状况，已有研究大都发现，结婚对劳动力个体迁移决策存在着负向影响，未婚者更倾向于外出务工(Hare，1999;Zhao，1999;张晓辉，1999)。在人力资本积累方面，Hare(1999)、 Falaris(1979)、Parish et al.(1995)、Du et al.(2004)都认为，教育会促使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但Hare(1999)发现，正规受教育年限对农村劳动力迁移概率影响并不显著，而蔡昉(2000)则认为，受教育程度较高者因为已经占据了较好的本地就业资源而更倾向于留在农村从事非农工作。从家庭层面来看，劳动力多、人均土地数量少以及未成年孩子数量少的家庭，其劳动力更倾向于外出打工(Du et al.，2004;Zhao，1999;Rozelle et al.，1999;张晓辉，1999)。同时，迁移成本以及户籍制度改革也对农村劳动力迁移产生影响(蔡昉等，2001;王格玮，2004)。近年来，社会关系网络对农村劳动力迁移决策的影响方式也受到关注。例如，Bittles and Egerbladh(2005)发现，重新加入亲属关系网是部分迁移者在迁移决策时主要考虑的因素;Massey(1990)认为，影响劳动力国际迁移或国家内部迁移的因素与潜在迁移者的社会关系网及亲属是否已经成功迁移相关;网络关系的扩张和迁移者社会资本积累所形成的回馈机制，使社会资本成为推动劳动力迁移的主要动力(Massey and Espinosa，1997;Massey et al.，1994;Fussell，2003;Cheng，2009)。
近年来，作为非工资福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医疗保险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逐渐得到学术界的关注。Madrian(1994)最早证实了医疗保险对劳动力流动产生的制约作用，发现雇主提供医疗保险使职工工作转换率降低了25%。基于美国印第安纳州的就业数据，Stroupe et al.(2001)发现，患有慢性疾病的劳动者由于对医疗保险的依赖，其工作转换率较其他人降低了40%。这种医疗保险使劳动者被“锁”在原有工作上的现象就是著名的“工作枷锁效应”(job lock)。医疗保险对劳动力跨地域流动所产生的限制作用与“工作枷锁”效应相似。医疗保险一般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和不可携带性，对参保人更换雇主及异地就医等行为加以限制，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能降低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成为劳动力跨地域流动的障碍。此外，根据“推拉理论”理论，如果一个地区社会医疗保障资源较为充足，该地区对自由劳动力的吸引就更为显著，使更多劳动力向该地区流动;反之，如果一个地区社会医疗保障资源相对匮乏，劳动力的医疗需求难以得到满足，该地区的吸引力就有所减弱，甚至形成劳动力流失。目前对中国城乡二元医疗保障制度的研究多限于对其实施效果的评价。例如，Wagstaff et al.(2009)使用入户调查数据对农民参与“新农合”后的医疗负担进行了研究，Wang et al.(2008)随访调查了北京周边农村“新农合”的覆盖情况和运行效果，Lin et al.(2009)研究了“城居保”试点初期的覆盖程度和实施效果等。相比之下，仅有少数文献探讨了新型基本医疗保险体系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例如，秦雪征、郑直(2011)估算了“新农合”的实施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工作枷锁效应”和对城镇农民工返乡的“拉回效应”，发现前者明显减弱了农村劳动力的外出务工倾向，同时使城镇农民工的返乡意愿得以提高。然而，受数据的限制，秦雪征、郑直(2011)尚未能系统地考察城乡两种不同的医疗保险制度对农民工迁移的综合影响，而本文则试图填补这一空白。
三、数据及其描述性统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北京大学经济学院“2011年在京进城务工人员就业与健康状况调查”，调查时间为2011年10月～11月，调查对象为北京市八区⑤20个调查点具有农业户籍的外来务工人员(农民工)，调查问卷涵盖了受访者的基本信息、身体健康状况、医疗服务的使用以及培训、就业、迁移等一系列问题。该调查按地图抽样框分层次随机抽样，在每个调查点随机抽取约90名进城务工人员，全部采用访谈方式，由调查员填写问卷信息。调查完成后，由调查团队统一负责数据录入，每位调查员随机获取其他调查员的问卷，并严格按照实际情况录入。数据经过汇总后由第三方进行审查和数据清理，确保调查数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该调查最终获取1486个有效样本。
本文主要考察参加农村和城镇医疗保险对农民工返乡意愿的影响，因此，本文重点关注的三个变量是农民工返乡迁移意愿、参加“新农合”情况和参加城镇医疗保险情况。其中，对农民工返乡意愿的衡量直接来自问卷中的问题“您未来关于返乡的打算是什么?”。该问题的回答选项，按照返乡意愿由弱到强排序依次是：“绝不回乡，要在城里定居”;“等干到老了再回家乡养老”;“再干几年就回家乡生活”;“准备一两年内返乡”;“目前已经在做返乡准备”。关于农民工参加医疗保险的情况，可以通过问卷中“您目前拥有的医疗保险有几种(可多选)?”这一问题进行识别。该问题区分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农合”)、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职保”)、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城居保”)、其他保险(例如商业保险等)和没有任何保险5种情况。基于此，本文可建立是否参加“新农合”虚拟变量，同时将“城职保”和“城居保”的参保情况综合考虑，建立农民工是否参加城镇医疗保险虚拟变量。
除以上变量外，本文在模型中还引入了其他影响劳动力迁移的因素。其中，人口学变量包括受访者性别、民族、年龄、婚姻状况、在农村的家庭成员人数等，社会经济变量包括受访者受教育程度(用受教育年限衡量)、工作性质(是否为正式就业)、工资收入等。另外，为了衡量健康对农民工迁移决策的影响，本文还引入了农民工个人自评健康状况。基于此，剔除变量缺失的样本后，本文最终使用的农民工样本为1183个，其中，参加“新农合”的农民工样本862个，参加城镇医疗保险的农民工样本222个(部分农民工同时参加了“新农合”与城镇医疗保险)，没有参加任何城乡基本医疗保险的农民工样本202个。
(二)描述性统计
表1列出了变量的定义及均值。根据表1，农民工群体在总体上更倾向于在城镇工作几年后返乡，而参加了“新农合”的农民工群体，其返乡意愿明显更强。此外，农民工群体参加“新农合”的比例较高，达到了72.9%。与此相比，农民工参加城镇医疗保险的比例较低，只有18.8%。其原因是，一方面，大部分农民工难以进入城镇正式部门就业，从而无法参加“城职保”;另一方面，“城居保”的自付费用比例较高，很多农民工对该政策缺乏了解，因此限制了其参保意愿。从表 1可知，有17.1%的农民工没有参加任何形式的城乡基本医疗保险。
从表1还可以看出，全部农民工样本中，男性比例约为53.0%，样本平均年龄为32.5岁，有96%以上的人为汉族，样本自评健康状况均值超过了80分(分数范围为0～100)。在三个农民工子样本中，也存在类似的结构特征。在婚姻状况方面，有配偶者比例在全样本中达到63%。在受教育程度上，全样本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9.49年，参加城镇医疗保险的子样本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则达到了10.73年，这是因为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农村劳动力更容易在城镇正式部门找到工作，从而能够参加“城职保”。在从业状况上，全样本中仅有22.7%的农民工是正式员工，而这一比例在参加城镇医疗保险的子样本中达到49.1%，明显高于参加“新农合”的子样本(18.2%)。在家庭成员分布上，全部农民工样本平均有2名家庭成员在农村生活，相比之下，参加“新农合”的样本有更多的家庭成员居住在农村。全部农民工样本的月平均工资为2950.3元，但工资情况在不同子样本之间差别较大，参加“新农合”或城镇医疗保险的农民工，其工资水平明显低于没有参加这两种医疗保险的农民工，这或许反映了作为非工资福利的医保待遇与工资之间的替代效应。两个工具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显示，样本农民工所在调查点的“新农合”平均参保率为70.7%，这一比例低于参加“新农合”的子样本(72.1%)，但高于参加城镇医疗保险的子样本(69.0%)，说明社区参保率与个人参保概率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同样，城镇医疗保险的社区参保率在参加城镇医疗保险的样本农民工所在调查点达到24.6%，显著高于参加“新农合”的样本农民工所在调查点的参保率(18.4%)。
四、估计结果及解释
表2列出了本文经济计量模型的估计结果，其中，(1)列为(5)式的估计结果，(2)～(4)列分别为递归联立方程模型(6)～(8)式的估计结果;最后，本文又分别利用自评健康状况较差和健康状况较好的两个农民工子样本对递归联立方程模型进行估计，并列出了递归联立方程模型中(6)式的估计结果，分别如(5)列和(6)列所示。
(1)列的估计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其他可观测变量的条件下，参加“新农合”对农民工返乡迁移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与未参加医疗保险的农民工相比，参加“新农合”将使农民工的返乡意愿提高0.154，相当于在现有平均水平上提高6.13%⑥，体现了农村医疗保险对农民工返乡流动的“拉回效应”。另一方面，参加城镇医疗保险虽然对农民工返乡意愿产生了负向影响(系数估计值为-0.113)，但该影响在统计意义上并不显著，表明城镇医疗保险并没有对农民工继续留在城市产生“吸纳效应”。
除城乡医疗保险以外，农民工的返乡意愿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身体健康状况良好的农民工更倾向于留在城市，这与其他文献的研究结果一致(例如Du et al.，2004;Zhao，1999;Rozelle et al.，1999;张晓辉，1999)。年龄对农民工返乡意愿的影响表现为“正U型”曲线：在大约44岁之前，随着年龄的增长，农工民更倾向于留在城市;而在44岁之后，由于体力衰减等原因，年龄的增长将使农民工更倾向于返回农村。这与秦雪征、郑直(2011)的研究发现类似。受教育年限对农民工返乡意愿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说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民工在城镇地区可以找到更好、更稳定的工作，因此更有信心留在城市继续发展。在收入方面，农民工城镇工资水平的提高将导致其返乡意愿显著降低，从而验证了托达罗模型所提出的经济因素对劳动力迁移决策的影响，这也与已有经验研究的结果一致(例如Lin et al.，2004;Zhao，1999)。模型估计结果还显示，汉族农民工更倾向于留在城市，这可能与城镇地区的民族适应性等因素有关。此外，家庭留守农村人员数增多会增强农民工的返乡意愿。
表2中(2)～(4)列是递归联立方程模型(6)～(8)式的估计结果。从中可以看出，在考虑参保行为的内生性后，“新农合”对农民工返乡迁移的拉动作用依然在5%的水平上显著，参加“新农合”将使农民工的返乡意愿在现有平均水平上提高6.09%左右。同时，模型估计结果也显示，参加城镇医疗保险对农民工返乡迁移的阻碍作用依然不显著。这表明，当排除了个体参保行为的内生性后，参加城镇医疗保险对农民工的迁移决策依然没有形成明显的“吸纳效应”。其原因可能在于目前的城镇医疗保险尚未对参保农民工提供有效的保障，从而制约了医疗保险作用的发挥，使其在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中没有体现应有的效果。与(1)列相比，除正式就业这一变量外，(2)列中其他解释变量对农民工返乡医院的影响在系数大小和显著性上均无明显变化。而在使用工具变量后，正式就业对农民工返乡迁移意愿的影响由不显著变为在10%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在解决了内生性问题后，在正规部门就业将显著增强农民工留在城市的意愿。
同时，在(3)列和(4)列中，针对工具变量显著性所做的F检验的统计值分别为45.99和52.72，远远大于相关文献推荐的F=10的标准(参见 Stock et al.，2002)，显示了工具变量与农民工参保行为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参照Wooldridge(2002)提供的方法，本文对工具变量的外生有效性进行了间接检验(用(2)列的残差项对工具变量进行回归)，结果显示，两个工具变量在10%的水平上均不显著(p值分别为0.56和0.55)，表明工具变量与回归残差项之间的相关性较弱，从而增强了本文对工具变量有效性的信心。
在利用全样本进行分析后，本文还分别对自评健康状况较差(自评健康得分低于全样本平均数80)及较好(自评健康得分高于80)的农民工子样本进行了分析，所得模型估计结果为表2中(5)列和(6)列。模型估计结果显示，参加“新农合”对健康状况较差的农民工的返乡迁移有很明显的“拉回效应”，其影响在5% 的水平上显著，且其系数估计值(0.217)远高于对全样本的系数估计值(0.153)。相比之下，参加“新农合”对健康状况较好的农民工的返乡迁移并没有产生显著影响，这是因为该群体医疗需求较低，其就业地域选择不易受到医疗保险政策的影响。另一方面，无论健康状况如何，参加城镇医疗保险对农民工的返乡意愿都没有显著影响，这再次反映了城镇医疗保险对农民工群体“吸纳效应”较弱的现实。
五、结论及政策启示
中国在2009年以后逐步建立了以政府为主导、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新型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由于农村医疗保险和城镇医疗保险在保障力度和管理体制方面具有相对独立性，中国的基本医疗保险体系呈现出“城乡二元性”特征。农民工在该体系中的双重参保资格虽然为其参加社会保险提供了更多选择，但也给农村劳动力的城乡流动带来了新的问题。本文考察了城乡二元医疗保险结构对农民工返乡意愿的影响。首先，本文在托达罗模型中引入劳动者对医疗保险的参保行为，建立了城乡二元医疗保险制度下的劳动力迁移模型。通过模型分析得出结论：参加城乡医疗保险可以改变农民工对在城镇还是在农村工作的预期收益，由此对其留在城镇或返回农村就业的决策产生影响。其次，本文利用2011年在京进城务工人员就业与健康状况调查数据，估计了参加农村医疗保险(“新农合”)和城镇医疗保险(“城职保”或“城居保”)对农民工流动就业分别产生的“拉回效应”和“吸纳效应”。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农村医疗保险的“拉回效应”比较显著，相对于非参保农民工而言，参加“新农合”将使农民工返乡意愿在平均水平上提高6.09%;相比之下，城镇医疗保险对农民工的“吸纳效应”并不显著。
拉了一把椅子，刘宏兆面朝窗户坐下。最近两个月来，让他感到欣慰的是，他在2006年提出的“乡医”理论，这个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看病难的“良方”，终于在数年后的春天里走向大众。
2月18日，“关于扩大乡镇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试点范围的通知”春风化雨般洒落在河南大小乡镇医院，让一个个在为争取“合法行医”资格的艰难跋涉者欢呼雀跃。
“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加强农村基层医疗机构建设，解决部分地区乡镇卫生院缺乏执业助理医师的问题。”“在岗行医但无执业（助理）医师资格的人员单独命题考试，考试合格者发给乡镇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证书，进行执业注册，并限定在乡镇卫生院执业。”这个结合实际情况，为乡镇卫生院量身打造的考试制度，正是刘宏兆“乡医”理论的精髓所在。
破解“缺医”
早在2006年，现任河南省卫生厅卫生监督局党委书记兼副局长的刘宏兆，就开始思索一个足以惠及8亿农民的大事情。
尽管，“农村合作医疗”已经走上行程，尽管，“农村医保”业已拉开帷幕，但看病难仍然是困扰我国8亿农民的心头大病。
根本原因是什么？缺医。
我国当时的医疗体系和相关政策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和《护士管理条例》，医生及护理人员从业必须首先取得医师、护士执业资格，否则，均视为非法行医。这个专业人才的准入政策，没能很好地结合城乡差异，使人才的遴选，不加区分地设置在同一个门槛上。于是，很多人开始为“执业医师资格证”而终年拼搏。
由于获得执业医师资格证并非易事，别说农村，许多城市医院也急需持有执业医师资格证的医务人员。农村医疗条件和工资待遇与城市显然不可同日而语，很自然地，一大部分持有执业医师资格证的医务人员便如潮水般涌向了城市，使坐落在乡村的乡镇卫生院陷入了荒凉的境地。
从此，执业医师资格证成了农村医疗人才进军城市的通行证。
除此之外，执业医师资格证也让不计其数的医学学子深感困惑。仅以河南为例，每年从医学类本科、大专院校走出的医学类毕业生有6800多人，中专生有1.7万人，他们很难在短时间内取得国家医师执业证书，这些由国家投入巨资培养出来的专业学子就这样被堵在了医院门外。
从学校走入社会后，由于没有行医资格，他们无法把4年、甚至5年积累的知识学以致用。为了谋生，他们不得不忍痛割爱，弃医寻求其他门路。然而在遥远的农村，被疾病困扰的农民对他们却翘首企盼。
像一个苦思冥想的学者，在刘宏兆内心深处，一个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缺医的“乡医”理论，正紧张有序地谋划着。
“驾照”之鉴
刘宏兆提出的“乡医”，并不是乡村医生的简称，它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是介于国家执业医师和乡村医生之间，又一个医务群体的代名词。
刘宏兆说，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原则，尽快建立新的医疗体系，逐步推进农村医疗事业的发展。应积极推行《中西医乡（镇）医制度》，发展和继承中医文化的优良传统，推动农村中西医类人才队伍的培养和发展；应积极推进《乡（镇）医执业制度》，放宽渠道，让按现行人才政策尚未及时取得国家医师、护士执业证书的医护专业类中专以上人员，经培训，颁发乡镇医师执业证书和乡镇护士执业证书，使其在县级以下的乡镇区域内按规定科目开展诊疗活动。
“为什么只发‘A照’？为什么不能给这个庞大的队伍发‘B照’，让他们在县级以下的医疗机构学以致用？交通行业机动车驾驶证的考试体制很有借鉴意义。”刘宏兆如是说。
“国家医师”――“A照”，“乡医”――“B照”，刘宏兆的这个比喻让人耳目一新。按照刘宏兆的理念，获得“B照”的“乡医”只能在县级以下的乡镇及农村医疗机构行医，他们还不具备国家执业医师的资格，不能随便“开客车”，他们可以在乡一级医疗机构流动，甚至在全国范围内的乡镇医疗机构都可以流动。如果真能这样的话，保证农村医疗队伍的稳定将不再是一个难题。
一石击水
2007年4月22日，针对刘宏兆“乡医”理论而专门召开的“乡镇医生执业资格问题研讨会”在人民大会堂吉林厅隆重召开。
全国政协科教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卫生部原副部长、中国卫生法学会会长孙隆椿，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原副局长于生龙，中国民间中医医药研究开发协会会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原国际合作司司长沈志祥，《健康报》社副社长蔡顺利……来自全国医疗卫生界的专家学者、基层医院代表、乡村医生代表和主流媒体的记者等共计50余人参加了研讨会。
会上，多数专家学者对刘宏兆的“乡医”理论做出了很高的评价。
孙隆椿：刘宏兆的这个设想，核心就是要充实并建立一支稳定的农村医疗队伍，让这些人扎下根来，实实在在为农民的健康服务。我希望，刘宏兆的这些想法以及会上代表们的研讨内容，能及时地运用到实践中，为农民的身心健康和幸福生活，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
于生龙：对刘宏兆提出的“乡医”理论进行探讨，既有现实意义，又有前瞻性，是解决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的执业人员如何更好执业问题的有效途径。乡镇卫生院确有一部分有真才实学、相当优秀的人才，但他们确实又没有执业资格证，说白了，他们行医是名不正言不顺，但乡镇卫生院又离不开他们。刘宏兆提出的“乡医”理论，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我建议，在条件许可下，多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寻求出切实可行的方法，让理论变为现实。
沈志祥：这几年，由于党和国家政府的高度重视，总体上，我国的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很快，成绩不小。但是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医疗卫生问题，在很多乡村还存在。从为百姓的医疗健康服务方面来说，乡镇卫生院肩负着重大责任，而执业医师资格考试以及目前的待遇等问题成了乡镇卫生院队伍建设的一个瓶颈――这就是我们大家坐下来进行探讨、梳理思路，给各级部门提供积极、有意义、有价值的借鉴和参考的全部意义。
蔡顺利：“乡医”理论，对解决农民看病难、建立一支稳定的农村医疗卫生队伍提供了理论前提，这个理论的可行性很强。我国目前的城乡差别还很大，表现在医疗卫生方面就是乡镇卫生院连一个中专毕业生都留不住，可是，城市的医院竟然硕士生都不要了。造成这种人才失衡的根本原因，不仅仅是待遇和环境的问题，还有政策方面的一些问题。我们常说理论要联系实际，刘宏兆提出的“乡医”理论恰巧符合了我国的国情，同时，也符合我国的医疗政策方针。
一石激起千层浪，如同一层层能量不减的汹涌波澜，刘宏兆的“乡医”理论迅速在全国蔓延。三年时间，这个意义非凡的理论，众望所归地变成了用之于民的精良之策。
治本之策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程中，解决好中国农村的发展问题，提高全民的生活水平，医疗卫生工作举足轻重。
“城乡差距，是中国社会存在的一个现实问题，既然存在差别，就要实事求是地从实际出发，寻求到问题的解决途径。”刘宏兆说：“要想解决好农村群众的就医问题，关键就是解决好医务人员的问题，办公楼好建，设备好买，药品也好办，如何把人调配到位才是关键。”
点燃一支烟，刘宏兆若有所思。
乡镇助理医师考试，确实能够缓解农村缺医的现状，但这个考试的对象还仅仅限于乡镇医院的从业人员。从乡村医疗卫生事业的长远来看，若能从制度上将大中专院校学医的学子吸引进农村，才是真正的治本之策――意气风发的大学生，对乡镇卫生院具有无可取代的“造血”功能。
如同久旱突降的甘露，“乡医”理论正润物无声地为饱受“缺医”之苦的乡镇卫生院给予滋养。毋庸置疑，随着“乡医”理论进一步应用于现实，被“看病难、看病贵”所困的亿万农民，定会拥有一条顺畅便捷的绿色就医通道。
链接
乡村医生生存状况调查
“在调查的100个乡村医生中，年龄最大的78岁，最小的53岁，平均年龄63.14岁；行医时间最长的60年，最短的31年，平均43.6年；月收入最高的1000元，最低的50元，平均月收入342.7元；身体健康的84人，有各种疾病的16人”。这组数据是全国人大代表、河南村医马文芳在今年开两会前调查得出的，他建议尽快解决乡村医生的养老问题，让他们老有所养。据悉，这是马文芳第四年不间断地反映村医的待遇和养老问题。
2011年春节前，马文芳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自费赴山东、河南和湖南3省就乡村医生待遇及养老等问题进行了调研。共去了18个县的100个村的100个村卫生所，调查乡村医生100人、卫生所其他成员104人，填写“农村卫生和乡村医生基本情况调查表”100份。调研结束后，通过分析这些数据，马文芳总结了乡村医生存在的主要问题：
负担沉重。一本乡医证要支付卫生监督等部门的千元左右的费用，家庭生活成本高；任务繁杂。除了治病外，还担负着儿童计划免疫等公共卫生工作；装备落伍。除体温计、血压计、听诊器老三样外，没有其他诊疗设备；“人老网破”。年轻村医补充不进来，乡村医生队伍后继乏人，农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的网底正面临着“人老网破”的威胁。
为此，在今年召开的全国两会上，马文芳提交建议，加快乡村卫生一体化管理，明确乡村医生身份，将乡村医生的人事关系纳入乡镇卫生院管理，规范用人程序，明晰乡村医生医疗卫生职能的法律地位，提升乡村医生对农村卫生事业的职业归属感。
关键词：乡镇卫生院 临床医生 教育培训
【中图分类号】R-1【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8-1879(2012)02-0225-01
前言 我国是一个 “农业大国”,按全国人口十三亿计算,我国农民人口数量就占十亿左右［2］。这么庞大一个群体，国家采取积极的保障政策,让县级以上大医院的医疗资源不间断的下乡巡诊和指导乡镇卫生院临床医生提高诊疗技术,对保障广大农村居民的身体健康起到了极大的作用。随着我国新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患者在乡、村级医疗机构就诊的人数有所增加。现阶段国家虽然投入大量资金改善了乡、村级医疗机构的门诊、病房条件等硬件设施,但同时还存在设备不足，卫生院发展不稳定,缺乏明确的政策依据和具体要求,乡镇卫生院临床医生素质偏低、乡镇医生队伍素质差,管理操作不规范,缺乏保障与激励措施，医疗行为规范、药品的使用以及购进随意性大等［3］。笔者认为,建立健全乡镇卫生院临床医生教育培训政策可促进乡镇医生素质的改善,有利于提高乡镇医生的服务水平,对充分发挥乡镇卫生院的功能,推动乡镇卫生院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要搞好乡镇卫生院卫生工作必须重视和加强乡镇卫生院临床医生的培养,必须做好如下工作［4］。
1 国家要加大对乡镇医生的培训
鼓励地、市级卫生学校和有条件的县级卫校多为农村培养一些留得住,能在农村扎根的初级乡镇医生,逐步提高农村医生的专业水平,力争在十二五期间达到所有在农村从医人员都有相应的学历。
2 建立临床医生培训基地
县级医疗除承担为乡镇卫生院解决重大医疗卫生问题、进行技术指导、协调检查外,培养乡镇卫生院临床医生是一项十分重要而不可忽视的工作。县级医疗卫生单位要主动承担起此项任务,要根据各自的工作性质,积极创造办学条件,搞好乡镇卫生院临床医生培训基地建设,建造好符合标准的办学场地,配备一定的办学设备,开展综合知识、专科专病防治知识培训;举办各种学术会,开展专题讲座、典型病例讨论等,认真落实好人员教育培训的各项工作任务。
3 抓好在职培训工作
我们首先要做好引导医学生向一名合格医务人员的过渡工作,重点培养他们的适应能力、操作能力、分析判断能力、决策处理能力,这是在岗教育的一个首要且重要的环节。工作5年以上的在职人员,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掌握了一定的实际操作技能,进行扎实地岗位练兵,适时进行专题讲座、专科专病研讨、病例讲解等,使临床医生不断接受新知识,拓宽知识面,提高实际操作技能、工作水平和工作质量。
4 做好技术骨干和学科带头人的选拔培养
要及时将年轻有为,工作责任心强,有发展前途的中青年临床医生选送到地市级以上医疗卫生单位进行2年以上进修深造。在此基础上还要有计划地做好高、中、初级临床医生的选送进修工作。
5 加强乡镇卫生院全面型人才的培养
乡镇卫生院医疗卫生工作有其独有的特点。这些特点要求临床医生掌握综合的医学知识,要培养具有医、防、治、管理一职多能,能医、能防、能治的综合人才。
6 要做好管理干部的选拔培养
管理干部的选拔任用要从严,要将德、才兼备,有管理能力,安心从事管理工作的干部选拔到管理干部队伍中来,管理干部队伍应保持相对稳定。
7 在对乡镇卫生院临床医生的培养上，医科院校还应该与农村卫生单位联手合作
既帮助农村卫生室有效解决了专业人才匮乏，用人难，留人难等问题，又有利于专科学校强化办学优势，打造办学特色，提升社会影响力；同时，医科院校也可以在农村卫生单位设立临床实习与研究基地，教学中多安排学生到农村卫生室实践，增加他们将理论学习融入临床实践的机会，并通过接触更多的临床病例，为开展理论研究和成果转化奠定基础。此外，通过对定向培养生开展系统的全科医学与相关理论、临床和农村卫生室实践技能教育，既培养了学生热爱、忠诚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事业的思想意识，又使他们掌握了全科医疗的作方式，具备了对农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断、鉴别诊断、转诊、预防保健、健康教育等方面技能，以及具有的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组织管理能力，成为农村医疗卫生服务队伍中的骨干人才［5］。
加强乡镇卫生院临床医生的培养教育是乡镇卫生院卫生工作的需要,社会发展的需要,必须引起各级领导的重视,要探索合理的人才培养模式,以培养出一大批适应乡镇卫生院医疗卫生工作需要,同群众健康需求相适应的跨世纪乡镇卫生院医疗卫生人才。
参考文献
［1］ 王芝芳,郑全庆.中国乡村医生现况［J］.中国公共卫生,2003,(2)
［2］ 贾树平.中国乡镇卫生院临床医生管理与发展之我见［J］.中外医疗,2011,(24)
［3］ 闫佩峰,李学斌.加强乡镇卫生院医疗临床医生的培养教育［J］.中华医院管理杂志,199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