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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传统文化论文(合集7篇)

时间:2022-10-13 12:24:52
优秀传统文化论文

优秀传统文化论文第1篇

按此界定,显然极大提升了“大学语文”的课程地位,使之与注重吸储知识和训练能力的一般性通识课区别开来,表明了综合性的人文素质教育是“大学语文”的独有特质,应在高校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体系中发挥核心作用。同时,这一界定也与《纲要》“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为核心,以家国情怀教育、社会关爱教育和人格修养教育为重点”,来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规定性内容基本相符。换言之,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标准来定位“大学语文”的教学目标和课程内容,也符合“大学语文”作为母语教育课程的实际属性。“大学语文”应该是综合性的人文素质教育课,而人文素质教育的基本内涵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千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化所蕴涵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如“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基本精神,一直内在于中国人的思想、情感和行动中,成为我们创造新文化、新历史的动力和基础。在当今“全球化”、“地球村”的时代大背景下,中华民族将以怎样的姿态参与世界合作与竞争,进而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挑战。所以,对于中华民族的语言文字、文化典籍、文学艺术、科技工艺、哲学宗教、伦理规范等丰厚遗产,如何继承和创新使之进一步光大辉煌,应该是我们的立国之基和立人之本。这是一项关乎国家民族发展强大的根本性任务,高校责无旁贷。基于此,在大学语文课程中渗透和强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就具有了极大的可行性。在大学生已经基本具备独立的分析和思考能力的前提下,与“中国文化概论”和思想政治理论课相比,“大学语文”是以具体的母语文本阅读为主要学习形式。这就使得大学生可以通过有关中国哲学、历史、艺术、文学、宗教、民俗等作品篇章的阅读,来具体形象地感受和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为作品篇章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容载体,也是形象载体,教师的讲授与学生的自主学习相结合,学生便可以由感性到理性、由“点”及“面”地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厚重与博大,领悟其精髓。由于这个特点,“大学语文”便成为“中国文化概论”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前置性课程。也可以说,以具体作品篇章讲授为主要教学形式的“大学语文”,与宏观性把握的“中国文化概论”和断面性讲授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一起,阶梯式地构成了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基本课程群,其中,“大学语文”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二、在“大学语文”课程建设中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按照的讲话精神和教育部《纲要》的明确要求,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融入到高校相关课程体系中势在必行,“大学语文”尤其要担当重任。但实际情况却是,“大学语文”逐渐被边缘化,既没有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某种权威地位,也没有外语课程的强势现实需求,处境越来越尴尬。若要改变这种不利现状,就须牢固坚定地确立“大学语文”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续中华民族精神的课程定位;同时,也要解决好课程自身建设层面的几个主要问题。

(一)母语教育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有机构成“大学语文”的本质属性是母语高等教育课程,应该成为高等教育政策的制定者、各级高等教育机构的管理者、大学教师等的共有理念。语言影响思想,语言就是思想本身。一个民族的集体意识、文化深层编码,都蕴涵在母语中。母语是构成民族文化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元素,母语里有文化的故乡,母语就是祖国,母语承载着民族凝聚力。保护母语,是维系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安全的首选要件。换言之,汉语是世界上最古老、最独特、最具生命力的语言系统之一,是中华民族身份的首要标志,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直接载体。著名诗人余光中曾说:“当你的情人已改名玛丽,你怎能送她一首《菩萨蛮》?”这句话的理论内涵是在表明:母语是民族文化认同的基本符码。因此,在我国当下的高校课程体系建设中,怎样强调母语教育都不过分。而“大学语文”,就是高校完善汉语母语教育的最佳课程平台。汉语作为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象形文字,是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语言。从母语教育的角度看,汉语的形意特点使之具有工具性、文化性和审美性等多重属性。其中,文化性是衔接工具性与审美性的桥梁和纽带。汉语“说”与“写”的表情达意功能要得到完美发挥,必须借助文化蕴涵来融通工具与审美的语用效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认定一个人“有文化”或“没文化”,主要依据是他的说(口语表达)和写(书面表达),意即所谓“汉语能力是人生的核心竞争力”。所以,强化大学语文课程的母语教育性质与学习效能,是提升中华民族母语水平、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张扬民族精神、提高国家软实力和国民素质的重要举措。

(二)“大学语文”学科化有利于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在《中国教育报》评选的2013年度中国高等教育10大热点问题中,大学语文的问题位列第8,几十年来关于大学语文课程的争论仍在持续。同时,大学语文课程的边缘化现状也仍然是醒目的存在。之所以被“边缘”,除了不具备或较少具备外语课和其他技能通识课的现实功利性之外,还有课程自身学科归属性的原因。根据《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大学语文”属于教育学门类下的二级学科“课程与教学论”,和“大学体育”等课程同类。也就是说,与专业性的中文课程不同,“大学语文”在学科归属上已经被“边缘化”。这也成为大学语文课程定位模糊的主因[2]。事实上,早在1986年,匡亚明、徐中玉等先生就呼吁大学语文应成为独立的学科[3]。目前,“大学语文”学科化的条件已经成熟。首先,根据的讲话精神及国务院、教育部颁布的各项包括《纲要》在内的法规性文件要求,大学语文课程与国家文化强国战略密切相关,这是其他公共课没有的课程优势。其次,母语高等教育是高校各个专业课程教育的基础,提升母语教育的水平与质量迫在眉睫,这是高校人才培养的现实需求。再次,自1938年中华民国教育部规定开设“大一国文”以来,迄今已近80年,“大学语文”可谓历史悠久。虽然建国后一度停开,但课程建设的基本理念和构架并没有太多的变化。最后,大学语文课程已具备了相对稳定的教师队伍和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这是课程自身发展的内在基础。如果能如“汉语国际教育”那样成为独立的学科,“大学语文”的教学地位就能获得法理上的保证,其独有的课程功能就可以得到全面发挥,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也更为便利和顺畅。自然,关于大学语文课程的所有争议与无奈,也会随之消失。

优秀传统文化论文第2篇

(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转换中原创力薄弱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虽然底蕴深厚,但在现代化大潮的涤荡中中国传统文化亟需创新性特别是原创性,这是传统优秀文化免受外来文化威胁最重要、最安全的途径。中国能否成为文化强国依赖于中国在多大程度拥有多大的文化原创能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原创能力的强弱程度将最终决定中国文化安全的程度。在这样的意义上,文化原创能力薄弱是中国文化安全问题的一个核心要素。也正是因为此,“成为‘文化帝国主义’在全球化背景下实施文化‘入侵’和‘文化殖民化’的一个重要而且是危险的接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能够称得上创新并受到世界关注的理论成果和艺术作品确实不多。在当今世界,一个重大而现实的问题是:站在世界学术理论前沿的多数是西方学术话语。最鲜明的表现就是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变化显著,但是中国思想理论界对此没有与中国这样的大国相对应的反映,然而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却影响深远。中国思想界一直以来还是停留在大量引进西方学术的层面,制约了中国思想文化原创能力的勃发。“言必称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界的一种新的思想僵化和文化僵化,正是这种新的思想僵化和文化僵化造成了当下中国传统文化原创能力的深层弱化,使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失去了文化原创的应有动力。”于是中国文化发展和学术研究缺失中国问题、中国眼光、中国角度、中国话语。西方的话语成为中国的话语,西方的视角成为中国的视角,使中国文化创新变成对西方价值观和话语体系的移植和传播。“自80年代以来的文艺思潮,被称为创新的部分,几乎全是对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种种形势、手法的袭用,从意识流、朦胧诗到泛性论表现,叙述主体的介入,无不如此。文艺批评的话题,从存在主义、接受美学、后结构主义、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一直到这里所说的全球化,全是西方话语,在这方面,中国最好的批评家也只是复述西方的话语而也。”中国传统文化学术理论研究和文化成果创新需要有本土的眼光和思考、本土的叙事方式、本土的话语体系。过度模仿和依赖西方话语和理论成果是中国文化原创能力缺损的典型特征,既不能满足中国文化发展需求和中国人的文化需求,也已经对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构成严重威胁,这是最严重的文化危机。导致中国文化原创能力薄弱的原因有四个:“一是有利于文化原创的政策环境尚未充分形成,不稳定的文化制度环境不利于文化原创动力的激发;二是全社会对文化原创的投入总量不足和持续性投入不足,短期行为和眼前利益无法催生原创作品所需要的较长时期的原始积累;三是文化原创的人力资本投入不足,尚未形成创新能力一流而且稳定的创作队伍;四是对充实文化原创研究的科研人员的支持和激励力度不够,急于求成已经成为我国文化成果整体水平达到国际一流的一大障碍。”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引领先进文化发展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原创能力提高的障碍所在。文化资源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可以及时、足量、持续、稳定地获取所需文化资源的状态和能力,影响甚至决定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传统的维护和文化安全。传统文化资源安全问题与国家文化创新能力、国家文化软实力密切相关。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丰富,但是面临严重危机:

1.当代大众文化和流行文化对国家历史、传统经典等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所谓的“现代阐释”其实正在消解经典和传统文化资源。

比如电视剧《春光灿烂猪八戒》、《新版西游记》对经典片段“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设置为“白骨精三戏唐三藏”,周星驰版《大话西游》等等,表现出“对于经典的后现代式的嬉戏态度、盲目叛逆和反抗权威对正统道德观念构成挑衅”。它们挑战着经典标准,淡化了意识形态。解构经典与维系经典其实涉及话语权和文化领导权由谁执掌的问题。传承优秀文化是靠经典和文化偶像来维系。如果一个民族的经典和偶像不断被颠覆,社会的道德底线和核心价值观也会随之荡然无存。普通民族珍视文化传统资源的意识和观念淡薄,文艺创作人员能力缺乏,这是显而易见的,因而更需要执政党的一些基层领导和决策人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当做中国文化、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最坚实的基础。在当代中国肯定个体选择的多样性和物质追求的合理性的同时,并不意味着可放弃社会公众共同遵守的法则和社会共同追求和理想。正好相反,在新世纪,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发展的首要课题是:在现代社会理性的基础上,建构和完善以富强、民主、和谐为内涵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2.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被掠夺性开采和利用。

在现代社会,以文化遗产为主要内容的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属于人类共同文化财富,应该资源共享,任何个人、国家都可以从自己的角度去开采、挖掘和利用其他民族的传统文化资源,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也不例外。但是西方国家在共享世界文化资源的过程中,往往衍生出文化霸权主义。他们往往是在占有和剥夺他国的文化资源的解释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98年的《世界文化发展报告》已经指出:“由于后发国家缺乏对本国文化资源的有效保护,依赖于国际资本实现其文化遗产数字化,从而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国际格局中再一次成为文化资源的廉价出口国和文化产品的高价进口国,那么,他们失去的将不仅仅是对自己文化的解释权,而是整个文化遗产的基本含义发生的变异,从而使一个民族迷失最基本的文化认同感,在文化的根部彻底动摇它存在的依据。这就构成文化资源安全问题。”

(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世界共享”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可以“世界共享”,但是问题不在于资源共享,而在于对资源内容的解释是否被人为地曲解。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被其它国家“共享”时误读、误用、滥用甚至歪曲,这是当今世界普遍而又不争的事实。美国拍摄《花木兰》、《功夫熊猫》,日本竟然把中国的四大古典名著注册为游戏商标、韩国申请端午节为世界文化遗产项目等等,这是发达国家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一种典型“掠夺性开采”。这是西方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普遍采用的一种文化发展战略,借此吸收和利用世界性的文化资源,激发本国的文化创新能力,实现文化强国战略。但是这却带来中国文化资源危机。美国版的《花木兰》为了让西方观众欣然接受,同时也为了创造票房收入,对中国故事《花木兰》进行重新艺术包装和现代思想挖掘,在中国历史元素中植入了西方个人主义精神传统和现代女权主义主张,和中国的《花木兰》故事不同之处在于,中国人更注重家庭生活、孝敬父母、精忠报国。“如果我们对‘《花木兰》’现象不能引起足够的警惕和高度关注,那么,我们的后代子孙在将来看到的对中国文化资源的读本,也许就都是‘美国版’的。”美国对《花木兰》重新阐释仅是一个“典型案例”。将来,我们也许会看到美国版的《西游记》、《水浒传》等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人赖以生存的精神家园,是中华民族藉以存在、区别身份的标志,是中华民族存在、中国文化发展、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中国优秀文化传统是不能动摇的。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是经济发展方式和社会价值取向转变的关键时期,中国共产党既要合理保护中国传统经典文化,提高创新能力;又要具备保护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不被“掠夺性开采”的能力,牢牢把握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价值和意义的阐释权。这是中国共产党优秀传统文化安全防御能力的底线。

二、提高中国共产党的优秀传统文化安全防御能力

(一)优秀传统文化安全防御

“文化之盛衰,民族之兴亡系之。”在共同的民族文化和心理的维系下,在共同的信仰和价值观的支配性下,国家的统一性也才得以实现和延续。所以,文化安全是深层次的国家和民族安全,文化安全的丧失,国家的根基就会丧失。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安全防御,是指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免于外部威胁、侵害与内部的混乱、失序,保持本民族文化的独立、生存和发展,在世界文化交流与融合中保持强大的民族精神动力”。保护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和“文化特性”,使之不会因为全球化的浸淫而退化甚至丧失。在全球化进程中,维护文化安全,弘扬和保护民族传统文化,增强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归属感,促进文化资源和文化生态环境保护,增强民族传统文化自豪感,已成为世界许多国家的共识。因此,针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面临的挑战,要提高中国共产党优秀传统文化安全的防御能力。

(二)提高中国共产党的优秀传统文化安全的防御能力

1.培养中国文化主体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自觉的主体意识。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积淀和传承着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情感,塑造了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和价值规范,是中华民族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决定着中国人的民族认同和价值认同的一致性。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血脉,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所以,一是在主张建设文化强国的今天,中国共产党要重视中国优秀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具有的活跃的生命力、创造力和普遍的指向的先秦原生性文化。二是克服功利化的文化思维模式,确认纯文化的文化思维,不要把文化看做是外在于人的手段。人不能成为可以外在于文化、可以凌驾于文化之上的‘主体’,因为这样的主体不过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存意志的代名词。这种对待文化的工具理性态度会助长文化的政治工具化、物役化,会导致主体意识的沦落,独立人格的丧失,就意味着主体创造过程的切断,也就意味着文化重构的僵滞。三是不要简单粗暴对待文化变革,不要任意撕裂与扭曲文化传统。传统文化当然不是想穿就穿、想扔就扔的衣服,任何人为的否定、决裂都会让它发生畸变,文化教育也要挣脱急功近利、流于表面的泥潭。唯有如此,才能重建文化主体意识,重构中国当代先进文化才具备了必要的可能性。

2.培育中国人的民族精神

面对世界文化多样性存在、世界范围的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中国共产党必须把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和党的思想建设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内容和任务,积极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不断推动民族精神的与时俱进,这对于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克服各种艰难险阻,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国际竞争力和战斗力,有力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具有积极意义。

3.重视培育中华民族的“身份认同”感

传统文化是身份的象征,传统文化是民族的身份证。一个民族的身份认同,既从该民族的语言、习俗、历史经验、等传统文化中吸取资源,又体现民族的共同的“集体记忆”,体现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反映了民族的凝聚力、生命力,其特性一旦形成,具有极强的稳定性,比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更不容易改变。正因如此,身份认同对于一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对于一个国家的国家安全和文化安全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和意义。这种高度一致和强烈的身份认同,不仅为我们应对全球化的挑战、为维护国家文化和意识形态提供了切实的价值基础和“支援意识”,也使我们在危难之时积聚了众志成城、万众一心、同仇敌忾的巨大力量,从而看到了民族的前途和希望。这也是近代中国屡遭侵略而未亡、历经磨难而不死的根本原因。

4.重视文化生态的保护

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生态系统的一部分,而且是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在维护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和文化生态的和谐方面具有其他文化形态不可替代的地位和功能。如同自然生态可能会遭到破坏一样,文化生态也会招致破坏而失衡。文化多样性的丧失是文化生态失衡的主要表现。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种类越少,其再造和繁衍的生命力就越弱,维护文化安全和抵御文化侵略的能力就越差,不仅仅会导致文化危机,更重要的是会导致丧失文化乃至国家。在全球化浪潮中,特别是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下,许多极有特色的民族传统文化已经失去了其赖以生存的根基,失去了原有的创造力,有的甚至悄悄地远离我们并永久地消失了。这意味着文化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正是文化霸权的威胁,导致了文化发展的极不均衡,对民族和国家的文化安全和未来发展趋势构成严重威胁。英国学者汤林森指出:“当人们发现他们的生活和生计越来越不受母国的机构制度的影响时,未来使他们得到安全和稳定的文化归属感也进一步被吞噬。”从这个意义上讲,抵御文化霸权,保护民族传统文化,维护良好的文化生态,既是维护文化安全的需要,也是维护国家文化和发展权的需要。

三、结语

优秀传统文化论文第3篇

关键词:十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理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很长一段时期,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价值定位,以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如何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关键问题,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热点难点问题。党的十以来,党中央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新高度,将传承弘扬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紧密结合,特别是同志通过主动阐释、积极运用、率先垂范等方式,就其历史定位、主要内容、根本价值、传承途径等作出深刻论断,推动了学术界对相关问题的深入挖掘与探讨,促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理论的新发展。

一、批驳各种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错误论断

清末以降,国人在坚船利炮的威逼下,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为了救亡图存,其先后向西方学习器物层面、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的文化。西方文明的传播、推广,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知,怀疑否定的情绪逐渐上升。直至五四新文化时期,提出“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胡适语)。这种“百事不如人”的价值判断决定了“全盘西化论”者要全面否定传统文化的基本立场。被称为“最后的儒家”的梁漱溟举起文化保守主义的旗帜,提出东西方文化不存在先进与落后的问题,而是不同文化类型的区别。他认为世界的未来要走“中国的路,孔家的路”,“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之复兴”,由此确立了现代新儒家捍卫传统文化价值的思维定势。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则认为,中国未来的新文化应该是超越东西方文化的“第三种文明”,既坚持唯物史观所揭示的文化具有的时代性、普遍性,又坚持文化具有的民族性、特殊性,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之先河。近现代以来,自由主义文化派、保守主义文化派、马克思主义文化派在对待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本立场上,相互冲突与融合,共同形成了独特的中国文化发展景观。改革开放近40年,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快速变革与社会转型,中华传统文化的生存发展环境经历了严峻的考验。海外新儒家及大陆新儒家为了抵制西方文化的入侵,坚持保守主义文化派立场,鼓吹文化复古主义,主张恢复儒教功能,回归儒家道统等。同时,伴随着中西文化日益广泛的交流、交融、交锋,出现了与之针锋相对的,它们是自由主义文化派在新历史时期的反映。面对文化领域如此纷繁复杂的局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何去何从?党的十以来,党中央及理论界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批驳了各种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错误论断,重新定位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坐标,为其传承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一)怀疑否定论干春松教授的著作《制度儒学》,直观地向人们展示了儒学、儒家对古代社会的深刻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儒学的制度化和制度的儒家化。彼时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可谓无处不在,泱泱大国,巍巍华夏,文运昌隆,虽历经朝代更迭但文脉延续不绝。所谓“国可亡,中华文脉不能断!”这样的民族心理衍生出文化上的盲目自信与夜郎自大。直至西方列强叩关索地,清政府割地赔款,一些士大夫开始“睁眼看世界”,一改对传统文化的迷信,开始怀疑和反省。怀疑中国之器物可否堪用,怀疑制度和文化是否足恃?从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向西方学习从器物层面走向制度层面;从辛亥革命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向西方学习从制度层面走向精神文化层面。这一路向西的学习经历了从“西学之用”深入到“西学之体”的过程,这一过程同时也是中华传统文化被怀疑否定的过程。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之后,在鞭挞封建专制的同时矛头对准了作为封建意识形态的儒学,在激进批判的过程中难免将孩子与脏水一起泼掉,未能做到辩证地“扬弃”,一时间否定和破坏中华传统文化几乎成为潮流。新中国成立后,在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中,虽然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推陈出新”的文化建设方针,实际落实中重批判轻继承,强调传统文化属于封建文化的时代性,忽视传统文化超越时代具有永恒价值的继承性,中破四旧也存在将工商老字号、古籍、字画、瓷器、古建筑等文化遗产混同四旧一起破坏,更加强了对传统文化的否定。今天,我们在对文化发展的曲折历程进行反思的同时,必须正视怀疑否定论对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带来的影响。当前,西方在经济科技信息上仍占优势,在国际体系中仍处于主导地位,而且这一格局短期内还难以根本改变。

在此历史和现实条件下,百事不如人的崇洋心理、怀疑否定中华传统文化的思维惯性,依然顽固地存在着。他们习惯将中华传统文化视为糟粕、封建残余和落后过时的象征。在其看来,中国在经济崛起后所面临的诸如官本位、、奢靡浪费、法制缺失等诸多社会问题,根源即在于受腐朽落后的中华传统文化的消极影响。特别是近年来受新自由主义、西方民主主义等思潮的影响,部分社会精英与所谓公知激烈地抨击中国的传统与过去。他们将民主不健全、贪腐屡禁不止及社会不公正、不平等,完全归咎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并将其视作历史包袱。他们片面地将中华传统文化与亲亲、尊尊、三纲五常划等号,认为传统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负面的,甚至不存在完全意义上的优秀传统文化。部分人即使承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存在,也对两千多年前的历史和文化能否在当今社会找到自身存在的价值意义心存疑问。这种反传统的传统,使国人沦为精神浪子,丧失了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党的十以来,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各个方面都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作立根铸魂的战略资源。特别是同志高度重视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明确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源泉,是当代中国发展的突出优势。此外,学术界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态文明、内政外交等命题展开了一系列有意义的探讨,明确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一种真实的社会存在,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意义。这些论断和成果,有力地驳斥了怀疑否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将其视为沉重负担的错误思想,驳斥了认为只有将其彻底废弃,中国才能最终实现现代化的全盘西化论,为在21世纪中华文化的复兴扫清了障碍。

(二)文化复古论20世纪中期,唐君毅、张君劢、牟宗三等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昭告中国历史文化所以长久之理由,肯定历史文化之精神生命,强调与西方文化不同之东方智慧及其世界意义,并号召人们研究中华文化,现代新儒家的发展进入鼎盛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东亚文化圈的经济崛起及诸如生态破坏、功利主义盛行等世界问题的产生,各国学者开始强调对中华传统哲学智慧的汲取。中国学界在反思重建价值秩序的过程中,也日益重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保护和研究。但一些学者在经历的激烈动荡后,激进地走向怀疑否定传统文化的反面,积极鼓吹文化复古论。他们坚持夷夏之辨的陈腐偏见,认为马克思非我族类,马克思主义并不适合中国国情,主张复古更化,恢复中华道统。一部分人还在海外新儒家已产生较大影响的情况下,主动借用该旗帜,自封为大陆新儒家,并利用这一极富使命感的身份,刻意制造非马即儒的紧张对立,意在通过崇儒反马的宣传鼓动,攻陷马克思主义作为主导意识形态的阵地。譬如蒋庆指出,应将孔孟之道作为根本统治思想写进宪法,替代马列主义作为主导意识形态,依靠儒家义理实行王道政治[1]。实际上,其早在21世纪初就在贵阳修筑阳明精舍宣传其所谓政治儒学、儒家等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政治主张。陈明则高调宣扬文化民族主义,在其看来,作为主导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是鸠占雀巢。因此,应去马归儒、改旗易帜。他创办《原道》等刊物,并通过微信公众号等网络平台,积极推广文化民族主义,抵制和抨击一切外来思想、文化与宗教。

康晓光明确提出,通过和平演变的方式儒化共产党,儒化社会,儒化中国[1]。党的十以来,针对党中央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陆新儒家错误地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放弃马克思主义,重回中华正统的开始。这种错误认知明显是对国家提升文化软实力的误读。强调:“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一定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2]即是明证。这种刻意误读,势所必然地遭到学界同仁的广泛批评。譬如方克立先生指出:“他们(大陆新儒家)写了不少有意曲解思想的文章,主要是一厢情愿地表扬他‘去马归儒’,复归中华道统,让他们看到了‘儒化共产党’‘儒化中国’,将中国和平演变为一个‘儒士共同体’国家的希望。我认为要澄清上述误解、误读和有意歪曲……”[3]黄明哲讲:“一些‘儒学’学者认为,儒家文化重新成为正统的日子正在到来……这类观点对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传统文化观显然存有误解。”[4]还有部分大陆新儒家刻意混淆优秀传统与传统的内涵,片面地扩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范围,将传统政治思想、宗教意识、家庭伦理等,统统不加扬弃地视为优秀传统文化。但无数实践证明,这种全盘复古思想,忽视中国社会形态发生根本变革的事实,实际上只是一厢情愿毫无结果的闹剧。总之,文化复古论与怀疑否定论异曲同工,前者是全面肯定,后者是怀疑否定,二者都不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究其原因,一是复古论者没有看到孕育传统文化的社会政治、经济基础已不复存在。这种对待传统文化只强调继承性无视时代性的态度,绝无成功的可能。二是复古论者尚未认识到十以来党中央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非弃马归儒、改旗易帜,而是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精神文化支撑。

(三)文化虚无论文化虚无论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层面的主要表现是抹黑中国历史上的英雄人物或为反面人物正名,歪曲与传统器物、节日、技艺、医药、习俗等相关的历史事实。譬如蔑视传统道德观念,抹黑孔子、魏征、关羽等正面历史人物,为秦桧等负面人物申冤叫屈,无视中医的重要作用等。较之怀疑否定论不信任传统,文化虚无论直接无视其存在或否认其价值意义,对中华文化传承与保护的负面影响更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是我国最丰富、最全面、最真实的历史。几千年以来,其逐渐成为风俗、伦理、制度、器物、艺术等内涵深刻、形式多样的存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凝聚着几千年生活方式的价值观基础和实践基础,还维系着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中华文化连续性,是民族认同的重要基础,更是大国崛起的优势资源。所谓“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龚自珍《古史钩沉论二》)。历史文化体现的是一个民族国家的是非观和价值观,不仅是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共同文化、共同社会心理的载体。文化虚无论者通过歪曲或篡改整个民族的历史文化,旨在破坏我们对民族国家的基本认知、基本信仰。实践证明,文化碎片化、历史观模糊化,势必造成价值观体系混乱,继而导致思想教育荒废、政治纪律松懈、社会风气败坏和民族认同式微,并最终动摇民族国家生存、发展的基础。综上所述,较之怀疑否定论、全盘西化论或文化复古论,文化虚无论更是釜底抽薪、自掘坟墓的邪路。党的十以来,多次强调:“如果我们的人民不能坚持在我国大地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道德价值,而不加区分、盲目地成为西方道德价值的应声虫,那就真正要提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会不会失去精神独立性的问题了。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独立性,那政治、思想、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独立性就会被釜底抽薪。”[5]“中国共产党人不是者,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不能数典忘祖、妄自菲薄。”①学术界也对文化虚无论展开了批评,并肯定了传承中华文化特别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重大意义。譬如左鹏明确指出其错误:“文化虚无主义者认为,中华传统文化已经过时,对中国的现代化只起负面的阻碍作用,是‘沉重的包袱’‘历史的惰力’,主张把西方的理论、观点生搬硬套地挪到中国。”[6]王伟光则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发展进步的精神力量,治国理政、安邦济世的思想资源,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德源泉,发展和平外交战略的文化基石等[7]。这些论断,有力地驳斥了无视中国长久以来形成的道德标准、技艺传承及风俗习惯,将中华文化虚无化、空心化的错误观点,为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指明了正确的前进方向。

二、揭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

党的十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治国理政的思想和实践中,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来破解当今我国面临的难题,通过自觉地传承、弘扬和升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其赋予时代特色的同时也赋予了民族特色。从坚定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与自信、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阐明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立场态度,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丰富发展,为新的历史条件下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沃土马克思主义是我国的主导意识形态,而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作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是中华民族的固有根本。如何正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是当前必须认真面对的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如前所述,怀疑否定论者不信任传统,主张摒弃传统或全盘西化;文化复古论者全面肯定传统,要求回向儒学、回归中华道统;文化虚无论者曲解、虚无中华文化,企图瓦解国人的价值信仰。由此可知,这些论调虽各有侧重,却都涉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前途命运与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此类问题虽错综复杂,但其症结在于如何解决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党的十以来,党中央进一步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定位。相关文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丰厚滋养,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之需。我们应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结合时代实践特点,科学地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抵制历史文化虚无主义,抵制复古主义[8]。这既是对复古主义、文化虚无主义的直接回应,也反映了大部分学界同仁的心声。如方克立先生指出的:“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是主导意识与支援意识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的一元主导地位越明确、越巩固,就越能以开放的胸襟吸收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精华为我所用。”[9]“文化思想的宗纲是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3]高长武认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维度,是我们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思想基础和根本前提[10]。作为科学真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发展与实践,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无数历史和实践证明:其必须与相关国家的历史和文化相结合,才能引导人们走上正确的、符合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中国共产党在一脉相承的实践探索中,自觉地传承、发展和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吸收借鉴、批判继承、创新转换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指导方针。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的过程中,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生了密切关系,即“马克思主义要在思想和情感上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和以农民为主的中国人民所接受,就必须植根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11]。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在21世纪焕发新活力,就必须接受马克思主义作为主导意识形态的扬弃和改造,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发挥其作用。概而言之,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绝非非此即彼、相互对立的关系,而是借鉴、继承和创新的关系,是指导思想与血脉根基的关系。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任何民族或国家的文化都有器物、制度与价值层面的分别。价值层面的内容较之器物或制度层面更深刻也更具本质意义。指出:“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12]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涵着永恒的东方智慧和人文精神。譬如:“天人合一”的世界观,“修齐治平”的人生观,中庸、“忠恕”的处世观等。这些人文理念,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选择。强调:“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13]所谓“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各民族文化的发生、发展都有其固有泉源、固有根本。就我国而言,民族之根本在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家之根本在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的十以来,党中央以优秀传统文化为渊源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一项培根固本的工程。从辩证唯物主义出发,过去、现在和将来是线性发展的过程,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说,传统和现代紧密相连,我们要更好地解决现代化难题,必须回首过去,从传统中汲取经验和智慧[14]。2017年1月颁布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是当代中国发展的突出优势。”[15]其充分肯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延续中华血脉、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集中表达了党中央及社会各界对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自觉认同和坚定自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我国最古老的传统,是民族认同的文化基因,蕴涵国家复兴的基本价值。这些文化和价值,是中国人之所以是中国人的根本依据,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也是我们走向未来的基本出发点。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出现了诚信缺失、、个人主义与功利主义盛行、生态环境破坏及国家文化软实力不足等一系列社会、政治问题。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使这些问题越发成为中国崛起的瓶颈,越发引起人们的关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从传统的思想、文化、观念中寻找现代化困境的解决途径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源泉。譬如欧洲国家从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精神中找到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资源;现代化进程完成后,又在启蒙思想的基础上,发现后现代社会的生存智慧。雅斯贝尔斯这样描述传统的重要性:“公元前500年左右,古希腊、以色列、印度、中国及古波斯等都出现了伟大思想家,并由此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从那以后,人类社会的发展就一直依赖‘轴心时代’文化复兴所提供的精神力量。”[16]作为轴心时代的核心构成部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无限希望[17]。对于新时期的执政者自身建设、治国理政、经济社会发展、生态建设、对外交往等方面均具有启示意义,对于我们在新形势下探索共产党执政规律、改革开放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等,具有广泛的借鉴意义。党的十以来,党中央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运用于治国理政的实践,使其以社会主义政治伦理、话语体系、价值观、经济思想、生态理念等崭新面貌呈现在人们面前。具体表现在:一是借鉴传统政治伦理加强党的建设;二是传承传统富民思想促进经济发展;三是以传统文化为渊源培育核心价值观;四是借鉴传统天人合一思想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五是弘扬传统“和”文化助力对外交往等。这些理论与实践,见证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概而言之,十以来,从共同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共同价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到共同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都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底蕴和精神融入其中,给国人以禀赋、依归、自信与勇气。就像同志所说的:“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2]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21世纪走向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

三、厘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

文化概念内涵丰富,外延宽泛,多年来人们一直努力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作出理论概括。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如张岱年先生提出,天人合一、知行合一、以和为贵等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但其核心应是关于人的自觉的思想[18]。李宗桂先生认为:“所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中华民族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有着积极的历史作用、至今具有重要价值的思想文化。”[19]综观学术界相关研究,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界定可大致分为列举式、内涵概括式,或二者兼而有之。党的十以来,党中央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界定同样采用了列举与内涵概括式相结合的方法。运用这种方法,进一步明确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并首次明确提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即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跨越时空、超越国度、拥有永恒魅力的中华文化成果,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人文精神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15]。除此之外,是否仍有其他内容呢?我们可以看到,在《意见》中,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重点任务的论述覆盖了更多的传承项目,事实上已为我们勾勒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轮廓,即中华传统古籍、戏曲、书法、语言、文字、医药、烹饪、武术、园林、节日、文物、制度甚至包括历史文化街区与名人故居等都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列举式与内涵概括式相结合的方法,能够具体地表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何物,但也存在界定相对模糊、概括不够简洁的弊端,需要我们对其进行进一步挖掘、划分、总结和概括。学术界习惯上是将中华传统文化分为体、用两个层面加以概括,这主要源于理学家对体用关系的探讨。譬如程颐就有“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说法。这种划分方法,由学术变为常识,获得较大影响,始于近代以来国人对西方器物、制度、风俗习惯、价值观等逐步深入地学习和借鉴。学界往往以此为依据,由浅入深地对文化实体展开层次划分。这种划分,反映了文化传播的难易、快慢,且能直观体现文化的作用及影响,具有良好的表达效果和一定的科学性,因而被大多数学者所认可和接受。以此划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确可大致分为体、用两个层次。但众所周知,近代以来,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儒家从封建正统到地位一落千丈,之所以没有断绝,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华文字与典籍的完整留存,使我们有机会重新学习古人的思想、失落的国粹。所谓文以载道,语言文字和经典都是工具,是确保文化传播及文化传承赓续不断的载体。倘若其缺失,恐怕我们便只能在日用不知的梦魇中保留对中华文化的最后眷恋了。因此,中华文化之文同样不容忽视,亦不宜与其体用混为一谈。因为无论体用,其作用或影响的发挥,其延续与传承,都离不开语言文字、典籍等基本传播载体的运用和发展。概而言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有体、用、文三个层面。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体,主要涉及精神、价值观层面,如中华民族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人文精神等;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用,关乎器物、制度层面,如园林、文物、历史文化街区与名人故居等;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文,主要是传播载体,如语言文字及经史子籍。

四、开创体系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路径

近代以来,不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主体,还是传承项目、传承平台、传承组织及传承环境等,都随着时代变迁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坏。如何有效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日益成为当今中国面临的一个重大难题。党的十以来,党中央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甚至通过实施传承发展工程统一部署、协调各方、保障落实,开创了体系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路径。具体表现在,传承主体向立体化发展,传承项目、平台、组织向生活化延伸,传承环境的塑造更加制度化等方面。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主体向立体化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蕴含其中的儒学,在古代社会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其传承发展是有保障的。古代中国,形成了包括官府、官学及家庭、家族、私塾、同乡会、行业协会等民间组织在内的多主体、多层次、宽领域的传统文化传承机构。但伴随封建统治的终结,这些机构或解体或被取缔,传统文化的生存发展失去了原来的土壤。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相关政策的改变,人们越发重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发展。由此,涌现出一大批国学、中国哲学、汉语言文学及考古学的研究者。他们不断挖掘中华文化的价值意义,倡导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当时和近年来最具影响力的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主体。在其影响和带动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解决自身及社会面临的问题,引发了强大的国学热、传统文化热。特别是党的十以来,以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自觉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之回应时代问题,并通过治国理政的实践发挥其价值效用,推动形成了传承主体由单一向立体化发展的新格局。具体而言,一是党是领导责任主体。《意见》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伟大实践中,自觉肩负起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责任,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弘扬者和建设者。”[15]二是各级政府是主导责任主体。各级政府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各项任务落实到农村、企业、社区、机关、学校等城乡基层。各类文化单位、各级文化阵地,都要担负起守护、传播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职责。三是全体教育科研工作者是教育责任主体。广大教育科研工作者要深入阐发传统文化精髓,积极推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使其贯穿国民教育始终。四是所有家长都是家庭教育责任主体。广大家长要恢复和确保良好的家风家教,把所有的家庭打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传播阵地。五是人民是实践创造主体。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责任。要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实践创造主体地位,“发挥公众人物的示范作用,发挥青少年的生力军作用,发挥先进模范的表率作用,发挥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的积极作用,发挥文化志愿者、文化辅导员、文艺骨干、文化经营者的重要作用,形成人人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局面”[15]。六是各类经济组织、从业人员是经济引导责任主体。必须充分发挥各行各业经济体及其从业人员的积极作用,引导人们发展传统文化产业,将相关产业做大做强,充分挖掘和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经济价值。概而言之,就是要坚持实行党委统一领导,党政群协同推进,有关部门各负其责,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和市场积极作用,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主体向立体化方向发展,形成政府推广、大众推广、群体推广、人际推广、国际推广相结合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新格局。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项目、平台、组织向生活化延伸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国学热”“传统文化热”持续升温,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仍面临诸多问题,特别是传承项目、平台、组织单一,传承方式僵化,缺少与人民群众的良性互动,因而社会效益难以显现。《意见》指出:“注重实践与养成、需求与供给、形式与内容相结合,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更好更多地融入生产生活各方面。”[15]因此,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坚持共建共享,注重文化熏陶和实践养成;必须充分利用传统语言、文字、经典、习俗、节庆、教育、节目、娱乐、美食、工艺等文化元素及现代教育传播技术,打造更具生活化的传承项目、平台和组织;必须通过生活化的传承项目、平台和组织,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转化为人们的日常用度、精神追求和行为习惯,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文化参与感、获得感和认同感。党的十以来,学界自觉加强了这方面的研究,特别是《意见》以来,相关研究获得了更大进展。譬如李明泉指出:《意见》表明,以语言文字为中心、以文化经典为依托、以习俗节庆为纽带、以化育知行为关键、以文化传播为平台、以生活方式为目的、以文化活动为载体、以对外宣传为渠道,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主要路径[20]。通过研究系列重要讲话、相关文件及广大学者的相关论述,我们可以看到党的十以来推动传承项目、平台、组织向生活化延伸是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路径创新。具体而言,一是项目生活化,如中华老字号保护、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融入城镇化建设、振兴中华传统节日、积极推广中医药、民族服饰及中华武术、发展民族体育项目等。二是平台生活化,除了研究院、实验基地、设计院外,还应充分发挥诸如微信、微博、主题网站等互联网、新媒体及报纸、书刊、电台、电视台、影院等传播平台及寺庙、道观、园林及各类文化旅游区,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群艺馆、美术馆等公共文化机构在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作用。三是组织生活化,如发挥中医药协会、中华武术协会、红学会、商会、收藏协会等民间组织的积极作用,宣传和推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环境的塑造更加制度化党的十以来,党中央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不仅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的扬弃观,而且从战略高度上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紧密联系起来,视其为突出优势,并实施传承发展工程,积极继承、弘扬和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此过程中,通过制定相关扶持政策、完善各项保护制度、加强法制建设等,打造有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体制机制和社会环境,使其传承发展环境的塑造更加制度化。具体表现在,其一,各级党委和政府将传承发展工作摆上重要日程,对有关工作作出制度性安排。如加强宏观指导,将其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考核评价体系及各级党校、行政学院教学内容等。其二,加强传承发展相关扶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如制定和完善惠及相关工程项目的金融支持政策,建立合作共建机制,制定文物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规划,完善相关奖励、补贴政策,落实税收优惠政策,引导和鼓励企业、社会组织及个人捐赠或共建相关文化项目,建立健全传承发展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制度等。其三,制定或修订相关法律法规,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如完善文物保护法、制定文化产业促进法等相关法律,通过法制化建设增强全社会依法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意识,形成礼敬守护和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良好法治环境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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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方克立.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的三点看法[J].高校理论战线,2008(11).

[10]高长武.理解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三个维度[J].党的文献,2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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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N].人民日报,2017-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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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冯友兰选集(通论道学)[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380.

[18]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七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471-474.

[19]李宗桂.试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J].学术研究,2013(11).

优秀传统文化论文第4篇

1.家国情怀教育

首先,要教育大学生认清爱国主义、中国梦、社会主义荣辱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引导大学生深刻认识到:爱国主义是民族精神的核心,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和重要内涵;社会主义荣辱观第一条是“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社会主义荣辱观所提倡的,正是爱国主义所要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作为“共同理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目标是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社会和谐,这与当代爱国主义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其次,要引导大学生树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抱负,培育“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情操,胸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志向,形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努力的共同理想追求。再次,要引导大学生做中国梦的践行者,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把个人发展与国家需要紧密联系起来,立足实际,从现在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点滴做起,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勇敢地担负起新时期的历史重任。

2.社会关爱教育

传统伦理思想十分注重人的尊严和价值,崇尚“仁爱”原则,主张“仁者爱人”、仁爱共济,提倡“推己及人”,立己达人,关心他人。孔子提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主张在人与人相处中,要设身处地地为对方考虑;孟子则主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彰显了博爱精神。荀子强调“仁者自爱”。墨子提出“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春秋左传隐公六年》也有“亲仁善邻,国之宝也”的表述。要引导大学生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厚德载物、尊重自然、尊老爱幼、扶残济困等思想,追求天人合一,推崇“仁爱”,乐于奉献,热心公益,心怀慈善,重视社会和谐和生态文明,主张亲仁善邻、团结互助,提倡与人为善、推己及人,建立和谐友爱的人际关系,正确处理个人与他人、社会和自然的关系。

3.人格修养教育

传统文化在塑造理想人格的过程中,历来十分注重“明辨是非、正心笃志、遵纪守法、坚韧豁达、崇德弘毅、奋发向上”的品格,注重完善个人的行为习惯和道德修养。引导大学生感悟孔子“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思想;品味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舍生而取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主张;体味荀子“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的观点;思考荀子“仁者自爱”和墨子“察色修身”“以身戴行”的名言。教育引导大学生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加强青年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培育大学生优良的品德和健康的人格,使之树立并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做到“吾日三省吾身”“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提高“慎独”“修身”的功夫,涵养出知荣辱、守诚信的健康人格。

二、对大学生进行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意义

首先,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和中国梦宣传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凭空出现的,是植根于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并基于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建设的奋斗历程的认知。加强大学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可以引导大学生认清传统文化的价值底蕴,认清中国处于民族复兴关键阶段的基本国情,认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可以促使大学生坚定跟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争做中国梦的践行者。

其次,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推动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途径。指出,“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最核心的还是文化软实力”。文化软实力体现了一个国家民族的凝聚力,也是创造力的重要源泉。离开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将丧失话语权并无立足之地。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加强对大学生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可以造就千千万万具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龙的传人,推动文化的传承和创新。

再次,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基础。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面对传播迅猛的多元化思想文化的冲击和社会上一些不良思想倾向、道德行为的影响,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可以有效引导大学生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长为合格的建设者和可靠的接班人。大学生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能够抵制精神污染,对形形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促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

三、大学生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路径

1.发挥课堂教学的主渠道作用

在课堂教育中要注重挖掘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着力掌握其核心理念,积极探寻优秀民族传统文化与课程的汇通点,探究优秀民族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相通之处。要运用民族传统文化中关于理想信念、民族精神、价值观念、道德规范、知行统一、人格修养等方面的精华,丰富课堂教学内容,将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内化为大学生的信念和操守,外化为其行为。一是要编好与传统文化相关的教材和普读本。在高校统一推广使用“中国文化概论”等名家编写的教材,鼓励术业有专攻的教师结合地方文化特色编写具有地域特征的传统文化读本,组织知名专家编写多层次、成系列的普及读物;组织开设传统文化相关课程和讲座。二是要鼓励教师开设传统文化鉴赏课程,鼓励民间艺人、技艺大师、书法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在高校开设传统文化讲座,展示传统文化魅力。三是要在理工科类专业课程中渗透传统文化的成分。在理工科课堂上,教师要结合教学环节渗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内容,适时介绍数学史、物理史、化学史、建筑史知识。如数学教师可以介绍世界上第一个把“圆周率”的值计算精确到7位小数的祖冲之,用领先外国至少上千年的事实激发大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责任感,达到爱国主义教育的目的。四是文、史、哲等文科专业要走出教育部总结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还存在‘重知识讲授、轻精神内涵阐释’”的怪圈,注重传统文化精神内涵的解析,引导大学生将个人的前途与报效祖国联系起来,将个人的理想与国家的需要联系起来,将个人的梦想与中国梦联系起来,弘扬传统文化中的“先义后利”、自强不息的价值观,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2.发挥课外活动和社会实践的作用

“传统文化要入课堂,但不能止于课堂”。要开展以弘扬传统文化为主题的课外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拓展传统文化教育的广度和深度,使学生受到直观、生动、形象的传统文化教育。可以组织学生收听、收看经典民族乐曲和戏剧,参观历史博物馆、文化遗址、名胜古迹、故居旧址、具有历史文化风貌的街区等,使学生在领略传统文化遗产魅力的同时,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指导大学生在科技创新活动中,调研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境况,开展民俗采风活动,了解中华民族的风土人情和风俗习惯,感受民间文化的特色;组织学生协助文化管理部门整理文化典籍等志愿服务活动,使其体验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和深厚的积淀,促进他们对传统文化认同的深化;依托学生会、学生社团、学生党团支部,开展与传统文化教育相关的理论研讨、读书活动、征文活动、演讲比赛、辩论赛等,营造传承传统文化的浓郁氛围。

3.发挥校园环境的熏陶育人作用

要营造良好的校园环境,着力发挥环境的熏陶育人功能。高校要重视和加强人文景观建设,以传统文化元素打造校园文化环境。如用古代圣贤的名言警句装扮校园,用名人优美诗词美化环境,用绘画雕刻点缀教室等,使大学生置身于浓郁的传统文化氛围之中,品味传统文化的内涵,潜移默化地接受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教育。还可以结合大学生的特点,开展各种主题教育活动。如利用升旗日、国庆节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利用清明节、端午节、重阳节、中秋节等开展缅怀英烈和尊老助老等民俗民风教育活动,弘扬传统礼仪文化,引导学生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自觉地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教化,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4.建设适应时代需要的网络教育平台

优秀传统文化论文第5篇

文化兴衰 教育有责

教育要面向未来。今天的中国,是由昨天的教育塑造而成;今天的教育就是明天的中国。一个国家,真正的“软实力”是教育。评价教育质量,并不完全依据今日各项评价指标体系与升学率,还有历史。

立德树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将是21世纪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重点与特色。

“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是21世纪中国教育的顶层设计,具有极其强烈的现实针对性,是对百年不断引进与“克隆”外来教育得与失的历史反思。它为改革当今教育重智轻德等弊端指明了方向,并翻开了建构以中华文化为主体性的中国教育历史新篇章。

立德树人,是要新一代青少年能够认同与热爱中华历史文化,修炼与践行中华美德,在世人面前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如果能够实实在在地立德树人50年,在两代有道德的中国人的基础上,国人皆以修身为本,中国就不会走向“缺德的时代”,重建礼仪之邦,实现中国梦就有了希望。

“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所当然的文化与教育之选择。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1995年的《教育法》都明确提出学校要对学生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弘扬中华文化,承接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2012年党的十提出了文化兴邦。近日,主席强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1]这一系列的要求,都为学校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逐步恢复学校教育的中华文主体性,指明了方向,规定了任务。

20年来,各级各类学校,在推动以中华美德教育为中心,以“国学经典”教育为载体,采用丰富多彩的形式与途径,开展了生动活泼,扎实有效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看着一代读着中华文化经典茁长成长的新人,令人兴奋,他们赶上了中华文化复兴和再次走向世界的时代,30年后他们将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坚。这项教育,受到社会各界的认同与支持,成为广大家长最满意的一种教育。已有的丰富实践探索,为落实“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奠定了良好基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既是实现立德树人的重要途径和根本保证,也是学校教育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推动中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历史责任。学校是弘扬中华文化的辐射源,学校是复兴中华文化的根基,文化兴衰,教育有责。

立德树人 在明明德

要立德,先明德。德,是中华伦理、中华美德。

中华美德,是中华文化的魂,是中华儿女的共同价值观,它使得中国人成为中国人。明德,就是使美德得以显明;明德,不能割断历史;道德,不能依赖进口。

4000年前,有孝感天下的尧舜时代;之后,有800年周代的礼乐新文明;再后,又有管仲提出的礼、义、廉、耻的“四维”道德;孔子的智、仁、勇“三达德”;孟子的“仁、义、礼、智”四德;汉代有仁、义、礼、智、信“五常”;宋代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等等。

五千年形成的中华美德,是中华儿女从自身生活与生存的实践中所创造的伟大文明,是在世世代代中国人血液中流淌的文化基因。

学校德育要有德目,没有相对稳定的德目,就会成为断了线的风筝,随风飘荡;应付、应景、应试的德育,难以培育学生具有稳定的思想道德素质。

确定今天的德目,要承接中华美德,要做到“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1]。

自“八五”到“十一五”,北京市和教育部重点项目“中华美德教育实验研究”,先后在10个省市千余所学校,上百万学生中,进行了近20年的滚动教育实验。

前十年选用的德目是“八德”:

忠—尽己报国的责任,孝—生生不息的爱心,诚—求真务实的品质,信—立身兴业的基点,礼—人际文明的规范,义—人间正道的向导,廉—清白正气的根基,耻—人之为人的底线。

在教育实践中,注意对于每个德目,进行现代转化,使传统美德与现实生活相融通。

从2004年起,后十年的德目,在“八德”基础上,增加了“勤”与“宽”,形成了“十德”:孝、礼、勤、诚、耻、忠、信、义、宽、廉。

按照学生在不同学段道德成长与发展的需求,对“十德”教育的布局做出了设计:

小学阶段,进行孝(爱心)、礼(明礼)、勤(勤奋)、诚(诚实)、耻(知耻)“五德”教育。体现了贴近生活、易懂易行,知行统一,重在行为习惯的养成。

中学阶段,进行忠(责任)、信(信用)、义(奉献)、宽(宽容)、廉(廉洁)“五德”教育。体现了关注社会、理性思考,强调公民意识,重在道德价值认同和道德境界的培养。

经过12年左右的连续教育,每个学生若能在这十种美德上面有所修炼与成长,就为他们成为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合格的中国公民、进而接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奠定了基础。就为整个社会和国家,重建中华民族共同价值和共同信仰,扎下了根基。为中华文化的复兴,乃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铺上了基石。

正如主席指出的:“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形成向上的力量、向善的力量。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美好崇高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充满希望”[1]。

文以载道 以文化人

文以载道,以“文”“化”人,是中国教育的优良传统,也是有效的教化模式。20年来的教育实验,逐步形成了以经典文化、节日文化、地域文化为架构的中华美德教育模式。

经典文化。经典,主要是儒家经典。本着“因人施教,因教取材”的原则,在经典教育的内容安排上,做了整体设计:小学低年级主要是“童蒙”和《家训》,如《三字经》《弟子规》等。小学高年级至初中,适当增选《论语》《大学》中有关章句。高中阶段,以选讲“四书”为主。

在教育实验过程中,不同地区和学校,都有因地制宜的设计。2003年,北京市朝阳区编辑《论语类编100句》,北京市通州区编辑《论语十德》,以德目为纲,编辑《论语》中的相关章句。2009年由国际儒联组编,商务印书馆出版拼音插图本《儿童论语一百句》,是经过北京地区100余所学校适用两年的基础上形成的,其中插图都是小学生绘画的,表明儿童对《论语》章句的理解和接受的程度。

当然,经典文化教育,不只局限于“文本”,还有语言、文字、诗词、歌赋、音乐、舞蹈、绘画、工艺、茶道、武术等等文化教育内容。这些“文化产品”,有着丰富的文化营养,置身其中,必能加快道德成长。

参与中华美德教育实验的学校,已经把诵读童蒙经典纳入了教育计划,并且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即精选内容,巧用时间,学科渗透,文化校园,师生互动,家长参与,社区介入,多方评价,争取共识。

节日文化。节日,主要是中华传统节日,是进行中华美德教育、化民成俗的重要载体。中国传统年节,都是全民的文化活动,在活动之中,学校往往成为与家长、社区“三维互动”的组织者和辐射源。参与本项研究的地区与学校,将过“中国年”、清明、中华母亲节、端午、孔诞教师节、中秋、重阳,等等节日活动与中华美德教育,有意识地结合起来,设计以节日为“体”,以中华美德为“魂”,全年、全过程的德育模式。节日文化,具有独特魅力,它使学生在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中,不断体悟节日浓郁的文化气息,耳濡目染、潜移默化,最终使传统节日所蕴含的文化精髓和传统美德,在学生的身上得到内化与升华。

地域文化。是学校当地历史人文资源,是学生认识中华文化的起点。各地参与此项教育试验的学校,注意开发和利用当地的历史人文资源,编写“校本教材”,开展中华美的教育活动,收效显著。仅以北京地区为例:东城区孔庙、国子监“儒家文化”,通州区“运河文化”,房山区周口店“猿人文化”、云居寺“石经文化”,延庆县八达岭“长城文化”,门头沟区潭柘寺、戒台寺、妙峰山的“佛教文化”等等。

以上三种文化,编织成纵横交错学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新模式,为建设21世纪中国学校德育提供了参照。

“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对于中国的教育来讲,本不应当是一个问题,而今却成了问题,而且成为一项紧迫而重大的历史任务,值得深思、警醒、真正落实。除了提高认识,转变观念,最大的一项任务,是全体教育界同仁要下定决心“恶补国学”。

要让青少年学生从小接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了解中华文化精华,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意识的培育,又是中华精神与价值观的教育,需要我们一两代人的坚持不懈。要使得一两代人具备这种价值观,至少需要五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落实这一内核的任务,是向青少年学生传授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和道德规范体系,进而真正提升他们的人文与思想道德素质,成为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因此,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要把培育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的重点,放在未成年人身上,使他们从小就亲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承接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是中国学校教育一切责任的内核,丧失了这个内核是最不负责任的学校教育,因而不再是中国的学校教育。对于究竟应该进行哪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对于如何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内容的新体系,如何使其真正进学校、进课堂、进头脑,还需要有一个获得共识并有权威性、全局性的总设计方案。总之一句话,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参考文献:

[1]在山东考察时强调:汇聚起全面深化改革的强大正能量[N].光明日报,2013-11-29(1).

【王殿卿,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名誉所长,教授】

我社继续实施“校本德育创新基地”建设计划

为进一步丰富来稿机制,优化来稿渠道,推广典型经验,推出优秀人物,建立监测窗口,增强辐射能力,中国德育杂志社拟在全国遴选若干学校建设“校本德育创新基地”。

建设“校本德育创新基地”是中国德育杂志社推动德育创新、促进教师成长、服务学校发展的公益性活动,不收取建设费用。

“校本德育创新基地”的主要工作内容是,在我社的指导下,研究热难点问题,开发高水平案例,提炼原生态经验,打造有特色模式。

为此,我们拟订了《中国德育杂志社“校本德育创新基地”建设计划》和《中国德育杂志社“校本德育创新基地”建设协议》。有意者可与我社联系,以进一步了解、商谈。

联系人:曾 夏 吴姗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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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传统文化论文第6篇

为此,我们必须首先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体系形成基本共识,努力做到振兴国学,弘扬国魂,遵守国法,传习国艺,申明国教,乐享国俗,精操国技,并使七者相通互利,相辅相成,以文化成,强国益民。这样才能发挥好它的重要作用,大力繁荣中华文化,增强文化强国的自信自觉,恢复大汉盛唐泱泱大国吞吐自如之雄风,改良世界文化产品进出口格局中中国文化产品入大于出的不平衡状态,将中华传统文化变成人类建设和谐文明世界的共同的宝贵财富。

归根结底,“文化是实现人类理想的过程和结果”,与“人类文化金字塔”的层级结构相一致。它的塔基是人类衣食住行用的生产、生活、滋养精神的物质文化;塔身是既有物质文化因素,又有精神文化因素,以综合文化形态显现,包含社会制度、国防制度、法律制度、教育制度、卫生制度、文化制度等在内的制度文化;塔顶是包含艺术文化、学术文化、宗教文化、政治文化、军事文化等在内的异彩纷呈、和光同尘的精神文化;塔尖是集合了人类美好向往的理想文化。四者构建成一个层级分明、和谐互动、传承久远的有机体系。中华传统文化传承体系,正是人类文化这一基本结构模式的中国化。

一、国魂文化。或称国德文化,它居于文化金字塔的塔顶,是中华文化传承体系最集中体现民族价值观的核心。它的道德内容,是易家易德的结晶,体现为儒家仁德、道家玄德、佛家佛德,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浩然正气、顺天行道、积德行善、大慈大悲为道德标准;以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爱国忠勇的先贤豪杰为民族脊梁和道德楷模。借用《论语・述而》关于“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话来说,君子即国魂人物,应是具有安民强国之目标,追寻大同之道即“志于道”,而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功夫“据于德”,怀有事业之心、仁爱之心、上善之心、慈悲之心而“依于仁”的志士,此即中华文化传承体系核心层注重人格培育和道德修养的积极一面。它不仅主张对外使自己的行为与他人相得而有德行,更强调对内使自己的行为与自性相得而有德性,从而追求一种借“游于艺”来实现的自由洒脱、道德高深的人格理想境界。

二、国法文化。以法不阿贵的理念和包拯秉公断案的演艺,口耳相传,形成了国人执法如山,大义灭亲,“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传统观念,具有极大震慑力。国法不仅得到了夏商周立国以来历代执政者的大力鼓吹,而且作为中国文明古国历史悠久的法律文化形态,积累了丰富的治国典籍、制度文化和历史经验,成为中国历代法律总称。通过先秦法家的大力倡导,法制观念和执法严谨、刚正不阿的法治文化更为普及。历史上为国执法,公而忘私乃至大义灭亲者如清官包拯、海瑞等,比比皆是,世代扬名,是中华民本法治爱国观念的反映。

三、国艺文化。作为塑造国魂、民魂与人格,传承国法理念,蕴涵于中华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文化形态之一,“国艺”在远古原始艺术中就已萌芽,进入文明社会后逐渐由粗变精,由野变文,浇灌世风,陶冶国魂。孔子很早就认识了国艺的这种文化传承作用,并提出过用来教授学生的“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之说。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以胡适为代表的学院派,则用“国故学”将戏剧、小说等补充到“国艺”中。可以说,国人生活中一切审美创造性活动都可归为“艺”,它不仅可以文章学、文法学、修辞学、诗学、词学、曲学、戏剧学、小说学、书画学等学问来总结,而且还形成了借助“琴棋书画”修身、培德、交友、悟道的国艺系统,琴悦耳,棋益智,书正气,画养眼,通过“游于艺”来归之心、合于道。所以国乐、国棋、国书、国画等民族艺术,不仅历来都成为圣贤和国艺家修身、养性、学道的途径,还发展起舞蹈、诗词、歌赋、戏曲、音乐、茶艺、花艺、武艺,精品纷呈,名家辈出,与少数民族艺术一起,丰富了传承久远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中华国艺宝库。

四、国教文化。文化本质上是一种教化的传承行为。与国艺的陶铸国魂、国法的强制规范不同,坚信老子所说的“天网恢恢,疏而不失”的道理,成熟的宗教历来是以标志性建筑场所、专业组织、神圣拜祭与灵性信仰,给人以终极关怀的特殊精神文化。故姑不论国学大师任继愈关于儒教应列入中华宗教的命题是否成立,中国也无可怀疑地是一个有着自己“国教”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虽然我国的道教、儒教,以及中国化的佛教不可能成为主宰世俗社会精神生活与生活方式的“国教”,但我们也不应忽略道教、儒教的国教文化,在长期给予国民以心灵抚慰、艺术灵感、向善导引、慈善救济等方面的作用及贡献。

五、国俗文化。中华国俗文化与国节传承方式具有生活化、仪式化的强大生命力与感召力,可以最强烈、最集中、最鲜活地展现出地域的、民族的、时代的节庆特色。最近,国家已经日益清楚地认识到其文化传承作用,法定保护和广泛举办,使全民参与的春节、清明节、端午节、国庆节、中秋节,以及元宵节、重阳节和其他民族节日等,成为展示中华文化数千年传承活力的大舞台、大课堂,起到了民族认同、民族凝聚、民族团结,增强文化自信,保护民族文化的重要作用。其中奥秘,就是全民乐此不疲的国节文化,原是中华民族根据道德规范、易学原理、自然时令与农业耕作的规律等,为祭圣怀贤、规范人伦、凝聚人心、爱国爱家、活跃祥和气氛、繁荣经济而兴办的,具有代代相传、隆重热烈、庄严和乐、潜移默化的传统仪式、节日内容和国魂精神,所以历来就是国魂弘扬、国学复读、国艺献演、国技展示、国教传播的庆典,是中华国俗文化的普及和繁荣。最近颁布的《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规划纲要》所明确提出的大力推广中华春节文化的要求,就是对中华国俗文化传承体系的重视。

六、国技文化。文以技传。中华文化不仅有国教文化,有小学、经学、文学、史学、儒学、道学、佛学、易学等传统人文科学,以及经邦济世学、兵学等社会科学,天文、地理、算学、医学、农学、水利、建筑等自然科学,还有为这些学科传承、造福民生服务的各类技术手段,即属于实用技巧的专业技术文化。其技艺大师的专门技艺传承,对中华文化传播与创意产业繁荣具有非凡意义。故我们可以把它们归为“术”或“技”,属于与“艺”相联系、相近似而又有别的技艺文化、技术文化,如某些杂技、口技、演技类的专业技巧,以及造纸术、造酒术、炮制术等等。它与“国之道、国之学、国之艺、国之教”一起并列为“国之技”、“国之术”等,是中国文化传承体系中,保护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培育爱护工艺美术大师,传播中华文化成果的重要部分。

七、国学文化。广义的国学包括国立学校与教育制度文化,狭义的“国学”则是中华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主体,是其理论的系统总结与方向引导,属于塔顶部分的学术文化范畴,是世界古代文明存世至今,最为博大精深、体系完备、凝聚了中华历史记忆与创造精神的智慧精华。“国学”作为中国学术文化总称,内涵极其丰富,举凡易、道、儒、佛、法、墨、名、杂、文、史、兵、农、医、天文、地理、堪舆、数术、武术、建筑、养生等家学说,无不囊括在内,故其界定历来多有不同,这是不足为奇的。但若参照“人类文化金字塔结构论”,则可将人类轴心时代诞生的儒学、道学、佛学和更早的易学,归于中华文化核心层,将中国传统的史学、文学、语言学、艺术学、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管理学、中医学、养生学、科技学、武术学、天文学等独立学科,归以“文以载道”的中华学术学,将一般学科之外的“艺以弘道”、“技以传道”的大众文化研究,归于中华文化学。

秉持这一“国学三合一说”,我们将可应对全球文化经济一体化浪潮的冲击。在党中央提出的文化强国伟大战略指引下,增强国人对中华文化的自信,对民族创意资源的珍爱,无论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祖传丸散,还是如一些学者将其细分的考据学、义理学、经世学、词章学等,都可归入与西方斗争哲学不类的东方和谐哲学。这是因为,所谓“义理学”,其实是国学之“体”,属于思想理论文化。所谓“经世学”,其实是国学经邦济世之“用”,涵盖了政治文化、社会文化、经济文化、历史文化、地理文化、军事文化、农业文化、工业文化、商业文化、中医文化、数学文化等领域。只不过古今称谓不同而已(如政治文化古称“纵横学”,经济文化古称“轻重学”、“平准学”、“生计学”),其他如农桑学、水利学、工艺学、医学、天文学、地理学等,则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它们与记录阐释历史上伟大人物思想的经学所形成的“周易学”、“尚书学”、“三礼学”、“春秋学”,以及实际上是“文艺之学”的“词章学”,包含了文字学、目录学和考古学,蕴涵了珍贵史料,为经世学、义理学、词章学、经学服务的所谓“考据学”一起,作为中华学术文化的主流,收藏在中华典籍的经、史、子、集之中。直到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与中国传统文化冲突交流,佛教援易入佛,通过禅宗中国化后,才影响儒家发展出宋明理学,建构起儒释道易为核心的中华学术文化格局。

以国学为基础,以国魂为精神,以国法、国艺、国教、国俗、国技为修身、规范、教化和传播手段的中华文化传承体系,其研究和实施都应当以人为本,把确立中华人格理想作为过程与目标,突出国学经典及其着力弘扬的国德主导作用。一部《易经》,其实就是一部中华易德经典,是国人厚德载物、为人处世的教科书,运用易学线象思维方式的智慧结晶。因此,中华文化传承体系的研究,要根据这一思维方式去研究国学和中华文化,通过规范的中华学术达到“自我训练”、“人生选择”、“价值追求”和培养“学者人格”的目的。

总之,当前构建中华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主体与环境早已发生了变化。中华传统文化也由以往被误认为维护腐朽制度的说教和“”极力扫除的精神垃圾,变成了建设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资源,恢复了其中华民族生命之根的历史地位,显示出她以民族复兴推进世界和谐的普世价值。正如任何伟大民族的生存发展都离不开自己的文化之根一样,我们只有根据“繁荣国学,复兴中华,传播国粹,和谐世界”的宗旨,把国学从寻章摘句、拾人余唾的陈旧格局中解放出来,才能追随世界和平发展的大潮,吸收消化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使得由人文始祖伏羲画卦开始,经数千年先贤大哲于仰观天象、俯察地理、负阴抱阳、道法自然、参悟天机、格物致知、直达人心、融汇百科后,所形成的博大精深、和谐为魂、协和万邦、化生万物的中华易经文化系统,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发挥巨大深远的作用,培育出既精通中华国学精髓,又兼有琴棋书画修养、气质儒雅的国学大师,为民族振兴构建一个既有民族风采,又有时代精神、融汇中西的中华传统文化传承体系。

优秀传统文化论文第7篇

关键词:中国梦;传统文化;文化传承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12-0133-02

自关于“中国梦”的重要讲话之后,“中国梦”成为国人乃至世界普遍关注的一个话题,并且在各类工作实践中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践行“中国梦”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事实上“中国梦”作为一种美好的愿景,其实现必须要建立在扎实的根基之上,从中国当前的社会发展现状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无疑是实践“中国梦”的重要途径。

一、文化的继承与创新是实践“中国梦”的重要内容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中国梦”是一个动态的概念[1],今天代表国民所倡导的“中国梦”是建立在历史的基础和现实的背景下提出来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之愿景,是实现社会文明的一种预期,其根本目标是走向文明,其核心内涵体现了华夏文化的一种历史延续。

从历史视角来看,在3 000多年前,中国传统文化中就以“经纬天地曰文,照耀四方曰明”,来解释文明,《尚书》以“睿哲文明,温恭允塞”来表述文明的认识,在《周易》中以“见龙在田,天下文明”来表达这一美好愿景,到清代更是将文明落实到“辟草昧而致文明”的实践中。而到了近现代,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先进的理论更是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基础上的时代创新,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中不断创新、逐步走向完备的思想理论体系。可以说从东方文明古国,到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文明,“中国梦”是一种动态发展的文明之梦、富强之梦。

从文化视角审视,“中国梦”的文化意蕴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的。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强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所以,中国梦作为凝聚和激励中华民族的一种精神动力,必须通过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实现。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力量主要在于使民族精神得以凝聚、提升、发展,永不衰竭[1]。

可见,社会文明的发展必须要建立在文化的根基之上,今天要成就“中国梦”,就必须把握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实践“中国梦”的价值支撑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实践“中国梦”提供丰富资源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实现中国梦的丰富资源,有学者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归纳为:天人和谐;道法自然;居安思危(忧患意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诚实守信;以民为本;仁者爱人;尊师重道;和而不同;日新月异;天下大同[2]。作为一个拥有悠久历史文明的国度,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不同时期的文化经历代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的传承与发展,逐渐沉淀、凝练成为称之为“中国精神”的一种特定的文化传统,并且在长期潜移默化中渗透到每一时期的社会生活和人们的价值观念之中。可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成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精神动力和思想源泉。正如同志所深刻指出的,“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所以,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优势,彰显民族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以文化强国梦托举起伟大“中国梦”。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实践“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

指出:“文化就像一个绵延不断的河流,源头来自远古,又由许多支流、干流汇合而成。文化交流是民心工程、未来工程,潜移默化、润物无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极为丰富的智慧和思想,是中国人民价值认同的精神纽带,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实现中国梦,需要文化精神的滋养和激励。中华文明数千年延而不衰,中华民族在历经磨难中日益变得强盛,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对中华传统文化价值的自觉认同是其重要根源。近现代中国的发展史表明,中华民族能够顽强独立,其重要原因之一,便是每个中国人强烈的民族自豪和文化自信,这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普遍心理基础和基本精神动力。实践“中国梦”需要自强不息的拼搏精神和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需要将个人梦与国家梦紧密相连,需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而这些都能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找到经典支撑。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实践“中国梦”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正能量。

(三)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是实现“中国梦”的实践保障

党的十报告明确指出:“文化实力和竞争力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重要标志。”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也认为,在未来的世界格局中,国与国冲突发生的主要根源是文化,文化和文明作为一种重要的力量资源直接主宰今后的全球政治,从而成为一个国家能否取胜的根本的和决定性的因素。可见,文化软实力是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保障,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指向标。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利于提升国家软实力,如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发愤忘食”的拼搏意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风亮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立身情操;“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等,这种文化对每一个时期人的发展影响深远,并造就了一批批社会有用之才,当今“中国梦”的实践正需要这样的有识之士发奋图强的努力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