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浪漫主义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上一直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各国人们在表达心中对于未来美好理想的作品中都充满了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但在大方面相似的同时，他们又各具时代特色和国域特色。本文试从比较中西方浪漫主义文学中的理想问题入手，分别从社会理想，生活理想，人物理想三个方面阐述了中西方浪漫主义的不同以及其原因。
西方浪漫主义文学浪潮主要是产生于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十九世纪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其源头可以追述到古希腊时期。中国的浪漫主义文学要比西方早几百年，有很多理论体系并不完善，但其对整个中国文学史的影响是不可磨灭的。浪漫主义文学最主要的特征是抒发个人主观情感、展望未来美好理想。中西方浪漫主义作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展现了他们心中对于未来的美好理想，但在大方面相似的同时，他们又各具时代特色和国域特色。
一、社会理想——脱离人间的桃花源与现实世界的乌托邦
中国关于社会理想的描述，从先秦时期开始就已存在。屈原在《离骚》中，展现了其对于美好世界的向往；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则是为人们塑造了一种与世隔绝的桃源仙境，在这里生活的人们，自耕自食，不问政事，“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作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的唐代诗人李白，更是在《梦留天姥吟留别》里，借梦境表达出自己所向往的仙人之境，一个相敬相爱，雍雍穆穆的极乐世界。
西方文艺复兴时期，法国作家拉伯雷在其小说《巨人传》里，向人们展现了一个美好的乌托邦蓝图——特莱美修道院，反映了当时在文艺复兴时期，新兴的资产阶级对于美好、和平、幸福生活的向往；在德国作家歌德的《浮士德》里，浮士德用生命建造的海滨乐园则是当时的启蒙思想家所梦想的理性王国的蓝图。
可以说，中国作家笔下的理想社会是一种脱离人间的桃花源，并没有具体展现；而西方作家笔下的理想社会，是建立在现实基础上的乌托邦，虽然是描绘的未来世界，但是却是描绘具体，蓝图清晰。这是由于当时时代所造成的。中国当时正处于封建社会统治时期，社会长期停滞，缺乏先进思想指导，因此古典浪漫主义作家很难具体描绘未来乌托邦社会，只能采用托古改制、游历仙境等间接方式展现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社会。西方由于有很多先进的社会思想作指导，因此他们有可能具体展现乌托邦的理想社会，使读者读后能受到莫大的鼓舞。
二、生活理想——超自然的曲折幻想和坦率自信的直接追求
西方作家所描述的生活理想多是关于个人主体的幸福。文艺复兴时期，他们多是追求个性解放、爱情自由、婚姻幸福。在莎士比亚的早期作品中，就有大量是以歌颂生活、爱情为主题的。到了十九世纪，这种追求个人爱情幸福的生活理想逐渐升华成一种反封建、争取自由的事业理想。雪莱的长诗《伊斯兰的起义》塑造的革命夫妻莱昂和茜丝娜就是这一形象的典型代表。
中国作家对于生活理想的描述，更多的不是爱情，而是将笔触放到了追求功名利禄、叙述人伦上。这并不是说中国文人的生活理想中没有爱情，《牡丹亭》和《孔雀东南飞》中那种令人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在中国文学作品中也有很多，但在这些爱情故事当中也会掺杂一些对功名利禄的追求。像《西厢记》中，莺莺的母亲不同意女儿和张生在一起，直到张生考取了状元才默许这段婚事。
因此对于生活理想中的爱情，中国不如西方影响深远。这是因为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爱情婚姻历来是由父母、媒人包办，青年男女受到封建制度和思想的压制，几乎没有自由恋爱的权利。所以在中国古代文学当中歌颂自由爱情的作品较少。
除了生活理想的内容、题材不同之外，中西方作家对于这种理想的表达方式也大相径庭。
中国古代作品表现生活理想时多是曲折含蓄，往往采用一些超自然的方式，富有浪漫主义色彩。有的采用打破生死界限的浪漫主义手法，使生前不能在一起的男女情侣，死后能够得到幸福，如汤显祖的《牡丹亭》。有的作品在结尾处加入一段幻想，来表达人民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如《孔雀东南飞》。还有一些作品是通过鬼神的力量帮助弱者达到伸冤雪恨的目的，从而实现人们心中的生活理想，像关汉卿的《窦娥冤》。
而西方作品表现生活理想更加直接了当。往往是一种主人公坦率自信的去争取自由幸福的个人生活理想。
中西方作家之所以表现方式不同，与他们生活的时代分不开。中国由于资本主义不发达，封建社会各种制度对人们的压制，束缚了人们对生活理想的大胆追求，所以人们只得采取那些曲折含蓄的方式来表达心中的生活理想。而西方浪漫主义作家生活的时代，封建主义逐渐没落，资本主义发展，作家对于战胜封建势力、对于未来的美好生活充满了信心，所以他们能够用直截了当、大胆热情的笔触去构建美好生活的蓝图。
三、人物理想——性格单一的超人和个性化的普通人
西方浪漫主义文学中的理想人物大概可分为三种类型：
1.积极向上的叛逆英雄
他们积极向上，对所有的一切都充满了热心与力量。像歌德笔下的浮士德，为了摆脱现有的生活，追求更高的目标，敢于与魔鬼缔约，虽然最后以失败告终，但还是显示出其英勇的胆识。这也表现了当时新兴资产阶级有胆有谋的可贵品质。还有雪莱笔下的普罗米修斯为了建立没有纷争和压迫的大同世界，敢于与封建暴君斗争，这也体现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斗争精神。
2.拜伦式英雄
他们敢于反抗现实，但是又摆脱不了身上固有的恶习，不愿与人民群众为伍，由于脱离群众，而陷入到忧郁和孤独的状态之中。最典型的是拜伦创作的一系列人物。这种英雄人物身上所带有的特点，是资产阶级革命性已经消失、无产阶级革命尚未成熟的时代的叛逆者身上所特有的性格。
3.“世纪儿”
他们对现实不满，有理想但是却对未来缺乏信心，因此终日无所事事。像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笔下的勒内、缪塞在《一个世纪儿的忏悔》里塑造的沃达夫都是这一类型的代表。这一时期小说中的主人公都是在大革命浪潮的冲击下，丧失了一切的贵族青年。表现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自己的地位那种悲观绝望的精神状态、阴暗的心理和郁郁寡欢的情怀。
中国古典浪漫主义作品中对于理想人物的塑造，虽不如西方类型清晰，但是却也有较为鲜明的代表。以下举两个最为典型的例子：
(1)屈原在《楚辞》中化身的灵均
屈原在《楚辞》中通过灵均即“我”，表达了很多高尚的品格，例如坚忍不拔的民族气节和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2)孙悟空
孙悟空成为人们心中理想人物的原因主要有二：首先，它是一个敢于反抗专制暴政的叛逆形象，这主要体现在它取经之前。取经之前，孙悟空偷吃蟠桃、大闹天空，将一个叛逆者形象活生生的展现在我们面前，这也客观反映了当时广大人民对暴君的不满和反抗。其次，它是一个智慧无穷、降妖除魔的英雄形象，这主要体现在它取经途中。救王妃、公主，帮百姓、僧人……这些英勇行为都深深的印刻在我们脑海里，这也客观的反映了广大人民心目中理想的化身：智慧、侠义、勇敢并存的英雄。
中西方作家虽都在作品中表达了他们心目中的人物理想，但是他们笔下所塑造出的英雄人物，却并不相同。
西方绝大多数是十八、十九世纪欧洲中小资产阶级民主阶层的代表。他们既有共性也有个性，虽然是理想人物，但是并没有超凡入胜，他们拥有一般人的缺点和优点。所以说，西方塑造的浪漫主义理想人物大多是个性化的普通人。
中国浪漫主义理想人物和西方相比，性格比较单一。大多数是受到各个时代人民普遍推崇和敬仰的时代英雄。他们的主导性格鲜明突出，但是却缺乏各自的个性。所以说，中国塑造的浪漫主义理想人物多是个性单一的超人。
虽然中国古典浪漫主义和西方成熟的浪漫主义体系相比，显得并不完善，但是其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今后的发展还是奠定了基础。中国浪漫主义作家通过自身对当时时代社会的体验，为我们呈现了一幅与西方世界完全不同的有民族特色的理想天堂！
［参考文献］
［1］郑克鲁：《外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2］袁行霈：《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一个令人深思而又为研究者长期回避不谈的理论之谜，这就是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的过早夭折。新时期以来，由于文学的主体性与人的精神主体性逐渐得到强调与走向深层的认识，这个文学史之谜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很突出的问题摆在研究者的面前，需要阐释与破解。罗成琰《论五四新文学浪漫主义的兴衰》、王富仁、罗纲《前期创造社与西方浪漫主义美学》等论文的发表，率先在现代浪漫主义文学领域中进行了理论探讨。首先，它们翔实考订了现代文学史尤其是五四文学运动中的确出现过浪漫主义文学，它们有自己的理论主张、美学体系以及独特的创作风格、题材兴趣，因而浪漫主义在中国现代不仅是作为一种具体的创作方法，而且是（甚至可以说主要是）作为一种具有广泛意义的文学思潮而存在，并对社会产生影响。其次，他们充分估价了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兴起，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所起到的积极作用。第三，他们也注意到了浪漫主义思潮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匆匆而来匆匆而去的不正常现象，对这一历史现象的成因作了说明。由于这些研究者的努力，现代文学学科领域中关于浪漫主义文学的认识，较之建国以前与建国以后的几十年中，确实有了相当大的提高。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以及主要作家作品堂堂正正地回到了文学史研究的视野中；浪漫主义文学过早夭折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人们可以畅所欲言、公开讨论的一个尖锐的理论问题。
确实，浪漫主义思潮早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就已在中国滥觞。林纾翻译西洋小说以司各特为其重点。梁启超编译的西洋政治小说充满了传奇与乌托邦色彩。曼殊大师崇奉雪莱拜伦，不仅翻译过他们的代表作，而且所创作的小说以其超尘脱俗的高妙理想，凄艳婉丽的情感缠结，开了现代浪漫抒情小说的先河，以至有人认为曼殊“以老的形式始创中国近世罗漫主义文艺”，“跳了一个大的间隔，接上创造社罗漫主义运动。”①五四新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大师鲁迅在留学日本的青年时代，所推崇的全是浪漫主义作家，不仅大力鼓吹拜伦、雪莱等“立意在反抗，旨归在动作”的恶魔诗人，他所译述的《斯巴达之魂》取材异国，意想淋漓，情思激昂，洋溢着充沛的浪漫情调。本世纪初文学浪漫思潮的滥觞，无疑与旧民主主义革命呼唤勇毅精神、沉宏人格与激烈飞扬的爱国情绪这一时代要求有关。
五四文学革命运动开始，与整个文化思想启蒙运动的基本精神相似，科学意识与理性主义在文学思潮中处于主流地位。五四时期“问题小说”的隆盛便是科学意识与理性主义介入新文学创作的结果。它一方面加强了文学与现实社会的联系，一方面也疏远甚至抑制着文学与个人精神世界的融通，个性解放这一新文化运动的基本主题在新文学中得不到具有强大冲击力与突破性的展现，于是就有了创造社的“异军突起”。这一批主要是以留日学生为主体的文学青年，崇尚天才，讴歌创造，鼓吹灵感，礼赞自然，拒绝平庸，蔑视一切陈规陋习，也蔑视整个社会对他们的压抑。他们在艺术创作上一切听从自然心灵的声音，一切听任精神扩张的需求，情感的放纵，想象的飞骋，意识的奔突，以及个体心灵毫无遮拦、毫不羞怯的自白，成为他们创作的本质特征。而且他们一进入新文坛便弘扬起“表现说”的大旗，与文学研究会的“忠实反映说”相抗衡，造成一种雄视千古的理论气势。在创造社周围的文学团体如弥洒社、沉钟社等亦深受其影响，一时间使二十年代初期的新文学阵营显得热闹空前，异彩纷呈。创造社的崛起是富有挑战意味的。它一方面往上承接了本世纪初由梁启超、苏曼殊、鲁迅等掀起的浪漫主义思潮的滥觞，一方面对以胡适等为代表的新文学初期的实用理性主义的琐屑直露作风进行了强有力的反拨。在胡适以及文学研究会诸作家那里，人的主体性的弘扬大抵是停留在知性层面，以现代科学的方法与建筑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上的现性主义去分析、解释世界，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但这些价值体系是在人的认识能力可及之内的，而对人的经验范畴之外、人的认识能力尚不能达到的事物则回避不顾。创造社在美学原则上把感性强调到十分突出的地位，从而使新文学中人的主体性由跛足的发展完善为全面与整体的发展，五四新文学人的解放的主题也就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思潮的互补中得到由外及内、由浅入深的充实与丰富。很可惜的是，这股浪漫文学思潮仅仅持续了不上十年的时间，二十年代末期以后，整整二十年的现代文学史上，浪漫主义文学思潮除了在个别作家那里（如徐yú＠①和无名氏）留有某些遗风余绪外，作为一种与现实主义颉顽的思潮已不复存在。代替浪漫主义名词的只是关于想象、传奇与夸张等等具体的创作方式与技巧罢了。
为什么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新文学史上象冲天的爆竹，亮出一个美丽灿烂的烟花之后，便再也不见踪迹？浪漫主义文学的一蹶不振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究竟是值得庆幸的好事，还是必须引以为鉴的教训？
在这些问题的研究上，我们也注意到了新时期十年来一些研究者观点以及研究方式所发生的变化。其中具有倾向性意义的，第一是在浪漫主义文学消逝原因寻觅方面由外在和表层向内在与深层的转变。在八十年代初期，有的论者在分析五四新文学浪漫主义思潮的衰落原因时，首先着眼于社会根源的探讨，认为其兴在于五四时期中国民族资本获得较大发展，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十月革命展现出新世纪的曙光，这个新旧交替的时代本身就充满理想与高昂的情绪，具有浪漫性质；而其衰颓则是“五四运动过去了，人们所面对的现实仍是黑暗和严峻。这时，美妙的理想、憧憬已成为海市蜃楼，……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和相互关系，不得不开始更清醒地观察现实，剖析现实，批判现实…”②即使谈到文学思潮自身的原因，其着眼点还是在于指出五四中国新文学的浪漫主义思潮所承继的欧洲近代浪漫主义本身是资产阶级走向衰落腐朽时期的精神产物，对以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需要并不十分切合。八十年代后期，研究者开始转向浪漫主义思潮的倡扬者与弄潮儿们自身的文化心理结构与思维方式等内在与深层因素的探讨，有的论者在分析浪漫主义思潮中一个最重要的主题即个性解放为什么会逐渐淡化时，就尖锐而独到地指出了中国传统的群体意识对作者思维方式的制约，以及家族社会中成长的中国作家害怕孤独、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第二在明确浪漫主义文学的艺术功能时观察视角由纯粹的政治功利视角扩展到了艺术与文化发展自律性的本体视角。在新时期初始，论者大都从文学与社会、文学与政治革命的密切关系出发，指出在二十年代末期，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已进入实际的政治与军事斗争阶段，集体主义是革命斗争中最重要的精神力量，实事求是是革命斗争取胜的思维与认知方式方面的保证，所以，五四时期浪漫主义文学鼓吹个性主义，弘扬理想与扩张想象，在反封建道德与美学原则方面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沿着这种思络推衍过去，浪漫主义文学的消逝就不仅具有了合理性，而且似乎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而近来一些学者则从整个新文化与新文学运动的自身建构以及艺术在满足人们的精神生活方面的本体功能着眼，指出浪漫主义文学的早夭对新文学的发展实在是一大损失。这些研究成果的出现，反映了近年来人们对现代浪漫主义文学认识水平的提高，也反映出学术研究在突破一些理论束缚上所做的努力，对我们检讨现代文学史著中关于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有关论述有着很好的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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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研究的深入不能说对现代文学史编著完全没有影响。在建国初期出现的几部文学史专著中，提到浪漫主义文学时，似乎都有点轻描淡写，除了郭沫若的诗歌创作之外，象郁达夫、田汉、冯至、冯沅君、庐隐以及沉钟、浅草、后期创造社诸君与浪漫派渊源甚深的创作，不是被忽略不记，便是被当作现实主义的作品来分析它们对社会之批判，对人生问题之探索。甚至对郭沫若的创作风格也有持异议者，如丁易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中认为：“过去都认为郭沫若是一个浪漫主义作家，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郭沫若作品中是有着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但他生长在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他的浪漫主义就和西欧资本主义文艺中的那种消极的浪漫主义有所不同，他的作品充满了狂热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精神，这是一般的浪漫主义所没有的。这种精神是根源于中国现实社会的，是从现实出发并反映了现实的，因而他的作品虽然有着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但基本精神还是现实主义的。”经过这样一番描述，郭沫若便成了一位具有浪漫色彩的现实主义作家了。在新时期的大多数文学史著中，象这样用现实主义去大量侵吞浪漫主义文学版图的现象基本上得到纠正，浪漫主义作家被比较恰当地归属于浪漫主义流派中去。人们在阐述五四时期浪漫主义的影响与成就时，也不再象过去那样小心翼翼，在总结浪漫主义文学的贡献时，也不再只是局限于一部《女神》，小说、戏剧等文体创作中的浪漫主义思潮也开始为人所注意。尤其是有些文学史家的视野相当开阔，突破了过去文学史对五四浪漫主义文学研究的就事论事的做法，不仅把这一浪漫主义思潮置放到整个世界的近代文学思潮中加以考察，而且力图对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基本性质、历史地位等问题作出理论上的界定。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对以创造社为主体的现代浪漫派小说的兴衰流变作了详尽的分析，并以“新浪漫主义”这一概念来概括创造社的小说创作，标志着学术界对浪漫主义思潮认识的深入。
认识的趋向深入无疑是令人欣慰的，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意识到，现代文学史著对浪漫主义文学的描述有一些多年来形成的思维定势迄今仍然或明显或潜在地支配和影响着著述者，甚至也包括不少在文学史编著之外的专门性的学术研究活动。这些思维定势有的源远流长，早在三十年代左翼文坛大反浪漫主义时就已经产生，有的形成于建国初期某些著名文学史家对浪漫主义文学所作出的解释。几十年来，在这些思维定势的导引下，虽然浪漫主义的版图可能有所扩大，浪漫文学的历史地位可能有所提高，浪漫主义思潮的美学原则可以部分地恢复名誉，浪漫主义作品的具体分析可能更为深入细致，但所有这些研究成果最终都是归结到一个当然的文学史结论上去，即现代文学的主流是现实主义。这个结论毋庸置疑是正确的，符合三十年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但是，浪漫主义作为一种人类艺术史上唯一能与现实主义并肩比立的思潮，它除了变格为一种创作方法经现实主义输入新鲜血液之外，是否还会有自己独立的人类精神史价值？浪漫主义的兴衰更替，除了为现实主义的胜利作出注脚之外，它是否还会有自己独特地发展规律和不可替代的历史意义？在已经形成的文学史思维定势面前，这些问题是不可能被回答的。所以，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在文学史上的面貌的真正改观，仅有一些具体问题的深入还远远不够，还必须进一步检讨和重新估定那些思维定势的作用。在此我们列举三条，以供思考。
一是黑格尔式的正反合三阶段论。这种立论在蔡仪的《新文学史讲话》中表现得最为典型。蔡仪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创作方法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在新文学运动之初主要是现实主义，因为资产阶级是微弱而软弱的，对于前途没有光辉理想与坚强信心，不可能发生浪漫主义运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觉醒之初，由于他们日趋零落的社会生活，对现实认识得比较清楚与深刻；而参加运动的无产阶级本身具有实事求是精神，因而新文学运动开始就先走向了现实主义道路。但这时的现实主义由于过于注重客观与忠实的观察，在本质上属于旧写实主义。五四时代以后，新文学阵营的分化，使其只剩下了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看不到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发展，普遍感到苦闷，一部分偏重深沉理智的作家仍坚持用写实主义考察这苦闷的踪迹，另一部分偏重热情与感性的作家则要求突破这苦闷的陷井，于是出现了浪漫主义。它的出现以其热情大胆和主观渲泄构成对前期写实主义的客观性质的反动，同时，又以其冲决黑暗、抗议社会、批判人生、讴歌理想的革命精神与写实主义形成互补。到了二十年代，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兴起，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诞生，这一方法继承了五四新文学现实主义的为人生的态度，扬弃了它的纯客观的观察态度与灰色的描写格调；继承了浪漫主义表现理想、憧憬未来的革命精神，又扬弃了它的空泛虚幻。现实主义为正题，浪漫主义为反题，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合题，是对这二者的更高意义上的扬弃与综合，整个新文学创作方法就是走的“革命的浪漫主义和客观的现实主义的逐渐改正而走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道路”。蔡仪以治美学著名，从其思维方式与推论逻辑中无疑可见黑格尔辩证法的幽灵。不过，黑格尔的合题是在双重扬弃之后产生的新的事物，它既不同于正题，也不同于反题。而在蔡仪的合题中，虽然也是双重扬弃，但实质上是正题在自我扬弃的过程中吞并了反题。这是因为黑格尔的推动正反合这个历史过程的终极理念是一个未知物，也就是上帝的看不见的手，而蔡仪的正反合思维过程的预设前提却是很明确的，即就是文学的现实主义正宗论。这一思维定势有其辩证之处，它确立现实主义的正宗地位，却并不完全否定或排斥浪漫主义的历史作用，因而其影响力也就尤其深远与潜在。
二是缘木求鱼似的向浪漫派文学寻求现实主义因素。象丁易那样干脆把创造社的浪漫主义说成是有浪漫色彩的现实主义当然只是个别的极端例子，但是，煞费苦心地为那些后来成为革命作家或进步作家的浪漫派们辩白则是十分普遍的，几乎迄今尚没有哪一部文学史著能够真正摆脱这一思维定势。这一定势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当文学史家在述介浪漫派的文学主张时，只要主张倡导者后来气节很好，品行俱佳，那么，文学史家们便会急急忙忙地声称，在他们的浪漫派主张中包含着现实主义的因素，它们的基本精神是与现实主义相通的，如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谈到关于创造社的历史地位要弄清的三个问题，其中有两个即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并非水火不容，创造社既主张艺术本身无所谓目的，但同时又强调文学的时代使命等等。另一方面，在分析浪漫派作家作品时，文学史家往往把主要视线放到从作品中去挖掘作品内容与现实社会的关系，如林志浩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首先就明确肯定，“创造社的作品也大都是植根于现实人生的，无论是郭沫若的诗，郁达夫的小说，都显示出他们对于时代与社会的热烈关切，对于旧社会的不同的程度的愤怒和反抗”。为了具体说明这一点，编著者在论述郁达夫的创作时只选择了《沉沦》、《春风沉醉的晚上》与《薄奠》三篇作品。而谈《沉沦》重点在指出作品中的反帝爱国热情，对主人公那冰凉彻骨的孤独言之甚约。谈《春风沉醉的晚上》重点在揭示作者对阶级对立的认识与对劳动者的同情，而对作者的“情欲净化”主题避而不谈。浪漫主义并非虚无主义，也不是遁世主义。浪漫主义作家的主观感情，个人理想，乃至他们的乌托邦似的梦幻，都是与现实社会有着或紧密或松散，或切近或疏远的关系，无论是哪一种浪漫主义，研究者如果执意要从中寻求对社会现实的折射或反映，都不会空手而归的。因而文学史家对于浪漫主义的研究其侧重点不是浪漫主义者眼中的现实本身，而是浪漫主义者用何种独特的方式去表现或折射现实（包括物质的现实性与精神的现实性）。文学史家舍弃后者而执著前者，无异于缘木求鱼，难得切中肯綮。这种思维定势的形成其心理症结还是现实主义正宗论，似乎只要证明了浪漫主义者也关注现实，表现现实，这个浪漫主义也就是进步的革命的了。 三是用单一的标准将浪漫主义划分为积极的或消极的。这种划分方法从理论上可以追溯到高尔基的一段名言：“在浪漫主义中，我们必须区别出两个完全不同的倾向。一个是被动的浪漫主义文学粉饰现实，努力使人与现实相妥协，或使人避开现实，在自己内心世界中作无益的躲匿，使人沉溺于‘人生命运之谜’、爱、死等思想中，把人牵引到不能用‘思辨’直观所能解决，而必须由科学来解决的谜里。积极的浪漫主义，则企图强固人们对生活的意志，在人们的心中，唤醒对现实及现实的一切压迫的反抗心”。高尔基这段话很明显只提出了一种划分标准，即是粉饰现实或回避现实，还是反抗现实。但是仅此一种标准尚不足以区分浪漫主义文学的积极与否，因为浪漫主义最根本的特征是主观理想的抒发。苏联大百科全书在浪漫主义的辞条下又提出了另一标准：“如果说，那些进步的浪漫主义者在他们的幻想中是面向未来，把希望寄托在改造社会制度上，那么浪漫主义保守派的代表们就是把具有宗法制度田园生活的外表的资本主义前的中世纪历史理想化”。也就是所谓的向前看还是向后看的标准。这两个标准用来衡估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之交欧洲各国发生的浪漫主义运动是完全适合的，但用来划分二十世纪中国文坛上的浪漫主义运动则显得捉襟见肘，无能为力。这有两个原因，第一，是中国这块浸透着酸辛与血泪的苦难土地上，无论是哪种浪漫主义，无论其如何沉溺于自己的内心世界与小小悲欢，都不会做粉饰现实的夜莺，歌吟出来的都是痛苦的心灵绝叫。第二，中国现代资本主义尚未发达到欧洲近代水平，尽管在都市病的袭扰下不少作家向往自然，礼赞童心，但是深受封建宗法制度久害的现代知识分子没有谁会愿意倒退历史。欧洲十八世纪浪漫主义对中世纪情调的回归情绪，在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思潮中恰恰是影响最为微弱的。正是在这个理由上，我们认为对于受到西方文化与本土文化传统双重影响、同时又受到中国社会现实与时代环境双重制约的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思潮，文学史著实在没有很多的必要要硬性区分积极与消极，象对待十八世纪欧洲浪漫主义一样。文学史著所最应该做的工作是将其当作一个整体，来考察它在这些制约与影响下是一种什么样的特殊形态，有着什么样的特殊运动形式。几十年来，文学史家一直致力于为浪漫派作家们作出历史定论，而且又一直是用反抗现实与否这一个标准作为依据，其结果便是在文学史中积极浪漫主义者只剩下了一个郭沫若可以说来理直气壮些，而象郁达夫之类的作者，积极乎？抑或消极乎？可以说是，又可以说不是，全看文学史家立论时的学术环境如何了。文学史家们用这种狭窄的思维定势把自己置放到了一个尴尬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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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几种思维定势的形成与影响所以深远，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文学自身来看，多年来文学理论的偏颇恐怕难逃其咎。早在二十年代末期，那些大反浪漫主义的浪漫派们就犯下一个理论错误，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创造社诸作家，在实行向现实主义的方向转换时，对自己过去的浪漫主义理论倾向作了一次总的清算，清算的目标集中在浪漫主义诗学体系中的两大理论支柱，即“自我表现”说和“艺术无目的”观。从当时中国社会革命的形势与时代要求来看，这种清算是合理的，对反拨五四落潮后浪漫文学运动发展中出现的一些不良倾向，如格调过于低沉，题材过于单一，心灵的张开过于狭窄等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必要的。但是，由于清算者在理论观念上的偏颇与片面，结果在清理污水时把孩子也给泼掉了。这种理论偏颇就在于，他们不恰当地把创作方法以及包括在某一创作方法之内的一些独特的禀赋和气质与政治倾向联系起来了。郭沫若在《革命与文学》一文中宣布：“浪漫主义的文学早已成为反革命的文学”，“我们对于浪漫主义的文艺也要取一种彻底反抗态度。”他明确宣告：“凡是表同情于无产阶级同时是反抗浪漫主义的便是革命文学。”④可见，郭沫若们所反对与清算的并不只是特定的十八至十九世纪的欧洲浪漫主义思潮，而是浪漫主义创作方法本身，因而，诸如直觉、灵感、表现、主观性等等浪漫主义的艺术特质也就一齐给否定掉了。左联成立后，苏俄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观点被介绍到国内来，排斥乃至拒绝浪漫主义的具体作法得到了纠正。但这并不意味着将创作方法与政治倾向混为一谈的理论偏颇已经完全克服。由于浪漫主义在哲学基础上很容易流于主观唯心主义，在创作行为上具有自由主义倾向，在直觉灵感与表现的强调中也很有可能过度以至滑向神秘主义，而主观唯心主义、自由主义与神秘主义正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斗争所要克服的倾向，因而，三十年代以来，浪漫主义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只是作为一种包含着想象、夸张等手法的创作方式被结合进现实主义创作中去，成为现实主义创作中表达理想的一种工具而已。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与创作背景面前，我们实在难以对文学史家忽略浪漫主义的现象提出过苛的责难。
用单一的政治标准去划分积极浪漫主义与消极浪漫主义，以及尽量挖掘、搜求浪漫主义中的现实性与社会性，这与我们的文学理论对浪漫主义这一概念理解上的简单化有很密切的关联。浪漫主义是一个复杂的概念，也是一个变化的不断被充实与修正的概念。每一个时代对浪漫主义有自己特定的意识本质与形态特征，同一个时代的作家也许对浪漫主义的概念会有不同的解释。但是，浪漫主义作为一个沿袭很长时间的文学史概念，它当然会有一定的规定性。正是这种规定性与变异性的统一，构成了浪漫主义这一动态的系统结构。因而，解释、分析这一系统结构中的文学史现象时，就必须要运用整体的、联系的、多元的观察方法。尤其是对中国现代浪漫主义这样的囊括了欧洲近代以来所有反抗自然主义的文学流派影响的诗学体系与创作现象，更应如此。关于浪漫主义的准确概念，我们确实难以严格界定，也没有必要如此做。文学史上许多影响巨大的作家与批评家，也只是尝试简明扼要地抓住浪漫主义的本质特征，予以概括。如雨果认为浪漫主义是文学的自由主义；史达尔夫人指出浪漫主义意味着骑士精神；朗松说它是个性的富有诗意的发展；黑格尔在《美学》一书中则认为：“浪漫型艺术的真正内容是绝对的内心生活，相应的形式是精神的主体性，亦即主体对自己的独立自由的认识。”当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兴起之后，高尔基在《俄国文学史》中曾经指出：“浪漫主义乃是一种情绪，它其实复杂地而且始终多少模糊地反映出笼罩着过渡时代社会的一切感觉和情绪的色彩。”很显然，这些论断几乎都是对于浪漫主义某个特征的高度抽象性的概括，每一个论断都不可能也没有这个企图去提出能够包罗万象的浪漫主义概念。如高尔基在《俄国文学史》中还特别地予以声明：“各位不要因我把浪漫主义这名词应用到无产阶级的心理上面而感到困惑；我使用这个名词——因为没有别的名词好使用——仅仅限于指无产者底崇高的战斗情绪而已，这种情绪是由于无产者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也由于无产者日益能够采取把自己看作世界主人公和人类解放者这观点而发生的。”但是，多年来现代文学史编著者大都将高尔基的“战斗情绪说”当作理论支柱，执此一端去估衡浪漫主义的意识内容。有此“战斗情绪”的则是积极的、进步的、革命的，无此战斗情绪的或者战斗情绪比较晦暗的，便是消极的、落后的乃至反动的。而对浪漫主义意识内容的其它旨义，或者避而不谈，或者一概斥之为不健康的颓废的。当然，文学史著突出强调某个时代浪漫主义文学的某种主要倾响，这是合理的，但把浪漫主义简化成只有一副面孔，只有一种品格，只有一种文体，这也不是历史主义者的态度。文学史著要摆脱这种简化的弊端，还得有赖于文学理论对浪漫主义认识的不断深入。
综上所述有关浪漫主义的论点可见，无论执著于哪一端，各种观点有一个共同之处，即是肯定浪漫主义体现的是一种文学上的精神性。勃兰兑斯有一段话对这种精神性作过精当的描述。他说：“一种混合着诗人心灵里变化多端的想象的轻快、洒脱、飘逸的幻想，在同一部作品中将近处和远方、今天和远古，真实存在和虚无缥缈结合在一起，合并了神和人、民间传说和深刻寓言，把它们塑造成为一个伟大的象征的整体”，这就是“真正浪漫的禀赋”⑤。其中心灵的想象是精神性的泉源；神人、虚实、今古等等的融合是精神性的自由度；而“象征的整体”则是精神性的外化形式。正是这种文学上的精神性，使浪漫主义超越了现实与物质世界的羁绊，超越了日常生活的琐屑与平庸，能够体感自我内心灵魂深处的颤悸，能够倾听到自我心灵中的神性的声音。这样，神秘感、幽邃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浪漫主义的一种美学特征。我们不能说，在五四时代新旧民主主义革命交替之际，神秘幽邃的美学特征比起粗糙凌厉、狂放不羁的浪漫文学的刚猛精神更有吸引力或更重要些，但我们也不能就从理论上把这种神秘幽邃的浪漫文学的阴柔精神排斥在浪漫主义的积极性之外。如果说，浪漫文学精神的刚猛的一面体现着人类对自我生命意识到的内容所作出的热情的呼叫，而浪漫主义文学精神的阴柔的一面则体现着人类对自我生命尚没有意识到的力量所作出的执著探索。人之所以异于其他动物，就在于他不仅具有人的本性，而且具有神性。在《圣经》中上帝是按照自己的面目来创造人的，这一隐语说的就是人的心灵中神性的存在。这种神性就是人能够与上帝（人类生存的最高法则与终极理念）直接用心灵对话的依据。正是在这种人性与神性的对话中，人在不断地创造自我和发现自我，对话的声音愈是强烈，在心灵深层潜伏中的那个深邃无比的人性黑洞中激起的回响也愈是诡秘难测。十八世纪浪漫主义文学的兴起，表面看来是在反抗古典主义的成规戒律，实质上在哲学思潮上已经暗示的那些敏感的人们对古典主义用理性的方法将人性规范得那么清晰与明朗的深刻怀疑。十九世纪末与二十世初，自然科学的发展证实了宇宙的神秘与全息性以及物质的无以穷尽性，而近代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为代表的深层心理学也揭示了人性的繁复迷离与无意识状态。所以，新浪漫主义的崛起将神秘感、幽邃感推向极端，体现着人类在“上帝死后怎么办”这一巨大问号面前的巨大困惑，也体现着人类精神对于当前这个欲望横流、铜臭蔽天、尸骨籍地的没有灵魂的物质世界的拒绝。这是一次世界性的精神危机与自我救赎，从批判资本主义物欲文化的角度看，这种神秘感与幽邃感的诗学特征的兴起，代表着人类对人生根本问题的更深层的探究，对解决人类面临的精神危机与自我救赎问题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不能把它们斥之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没落颓废文化。中国现代文学在汇入世界文学潮流的过程中，无疑也会受到这种世界性精神危机与救赎主题的影响。由于中国社会革命面临的主要问题与西方社会并不一样，中国当时迫切需要的是浪漫主义文学的刚猛精神，而浪漫主义文学中对人生根本问题的玄思冥想，对人类命运之谜的神秘性体验并没有充分发达起来。但正是因为其稀少也就弥足珍贵。这是文学史家在描述与介绍五四时代浪漫主义文学时应该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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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近几年出版的几部有影响的现代文学史著看，我们没有理由再担心浪漫主义文学还会受到冷落。从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整整二十年的文学史描述中不再象前十年那样给予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以显赫地位，这实在并不是文学史家们的过错。在这二十年中，浪漫主义文学只有一些余波遗响，不足以与现实主义抗衡。即使象郭沫若的后期历史剧，文学史家都认为是向浪漫主义创作的回归，其实这种回归也不是真正回到五四时期的那种浪漫主义思潮上去。由于剧本对抗战现实影射的过于热衷，由于剧中主人公已经在一些爱国激情的呼号中失去了浪漫主义需求的精神的深刻性与自由度，所以，象《屈原》等剧本与其说是浪漫主义，还不如说是富有浪漫色彩的革命现实主义来得更恰当些。但文学史家们充分肯定了这些作品的浪漫色彩，为作者重新找到自己的失去已久的艺术个性而欢慰。这毕竟说明文学史家们对于浪漫主义文学的重视日益提高。象四十年代徐yú＠①与无名氏的创作也被发掘出来，许多文学史称之为后期浪漫派，对他们的创作研究，文学史虽然还刚刚起步，但这一发现的成果也足以说明文学史家们对三四十年代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过早夭折确实感到遗憾，并且一片善意地想去寻找五四浪漫主义思潮的遗韵余泽。我们的担心是，如果上述的几种思维定势与理论偏颇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与纠正，那么，浪漫主义文学的版图无论如何扩大，浪漫主义文学的地位无论如何提高，文学史的结论的迷失也不可能真正扭转过来，人们仍然会把浪漫主义文学早夭这一种具有一定合理性的历史现象说成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所谓历史的合理性，是指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社会斗争的发展更为紧迫地需要现实主义。为了这种需要，浪漫主义有可能被排斥乃至牺牲掉。这是历史进程的暂时的权宜之计。而所谓历史的必然性则是指历史进程中一种不可抗拒的命运，不可逆转的规律，是中国新文学运动发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这两个结论对浪漫主义文学在中国的命运的解释是大不一样的。后者强调必然性，浪漫文学的早夭当然只能为现实主义在中国的定于一尊作出注脚与证明。前者指出其合理性，这就意味着浪漫文学的发生只是人为的现象，它可能出现也可能不出现。它出现了，固然是合理的，但这种历史合理性是以牺牲浪漫主义为其代价的，合理之中也就包孕着经验与教训。我们认为，从上述对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各种理论偏颇的分析中可以证实，将浪漫文学的早夭看作历史的需要又是历史的教训，这种文学史结论是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同时对发展繁荣当前的文艺事业也至关重要。因而，文学史的编著在这个问题上应该采取的态度是，既要把历史的合理性讲够，也要把历史的教训讲透。前者，过去的文学史著已经做得很多，而后者正是我们目前需要认真做的事情。
近年来有的论者从文化心理的类型学角度，指出中国现代作家存在着老年、中年、青年三种文化心理状态。创造社所代表的是青年文化，它的破坏偶象，掏碎成规，歌颂创造，反对因袭，体现着青春期躁动凌厉的心理特征。这种论点不无见地，对我们文学史发掘浪漫主义文学的早夭的作家主体原因也有启益。
的确，中国现代作家存有老、中、青三种类型的文化心态，它们各有自己产生的原因，也有各自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它们相依相通，而又相峙相左，形成了中国社会文化心理的复杂面貌。
现代文学史上对浪漫派诗学理论与创作的批判曾经发生过三次：第一次是向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转变的创造社诸作家；第二次是倡导新古典主义的梁实秋以及向古典美学风格回归的新月派与京派部分成员；第三次是正向现代主义衍化的现代派与九叶派诗人。创造社清算“自我表现”与“个性主义”，认同了处于社会思潮前沿的群体意识与“文以载道”的传统文学观。梁实秋等张扬起“理性”与“和谐”的古典主义旗帜，反对浪漫主义文学中暴躁凌厉、悲怀伤感的抒情方式，也反对自由、天才、独创、灵感等浪漫主义诗学的主要观念。这是向传统的中庸节制的美学观的回归。九叶派诗人则是反对浪漫主义直抒胸臆，一味表现自我的艺术形态，主张建构起情绪的“客观对应物”。虽然他们的主张披着现代派的外衣，但他们强调意象的选择要准确，情绪的渲泄要经过知性的冷却与净化，实际上也是针对前期浪漫派作家的缺乏节制而发的。可以看到，这三次批判都是以理性、中庸、节制、准确等为特征的中年文化心态对以情绪、偏激、放纵、波动为特征的青年文化的清算。
中国这个长期是宗法家族制度统治的国度里，祖先崇拜、老者本位的社会心理决定了以偏狭、保守、固执与自我陶醉为特征的老年文化为主导地位，而青年文化始终处于受压抑与控制的地位。中年文化以理性为基础，但真正以知识与逻辑分析为基础的理性力量在愚昧专制的封建社会从来就没有切实存在过，所以中年文化在中国社会中一直力量薄弱。中国社会的文化冲突主要表现为老年文化与青年文化的冲突。而在现代，青年文化与中年文化终于产生了对抗，这说明现代社会在文化形态上有了长足的进步。因为以近代自然科学与人文思想为基础的理性力量的崛起，对中国封建文化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化将起着极重要的作用。但是，由浪漫主义在中国的厄运以及它所遭到的代表中年文化的理性力量的排斥与清算这一文学史事实来看，也可体察到中国社会对青年文化的成见是多么深固潜藏。这个问题十分复杂，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析清楚，也不是本文的任务，但是，文学史家们如果沿着这条思路来探讨现代浪漫主义文学早夭的教训，应该会大有所获的。
注：
①陶晶孙：《急忙谈三句曼殊》，《牛骨集》。
②罗成琰：《论五四新文学浪漫主义的兴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年第2期。
③高尔基：《我的文学修养》，《文学论集》。
关键词：北村透谷；文学观；西方浪漫主义
中图分类号：I0-0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1）30-0045-01
明治时期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 , 在日本近代文学发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标志着日本文学古典时代的终结 , 开拓了后来日本文学界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等一系列文学思潮共生共存、各领的文学新局面。
一、关于北村透谷
北村透谷在当时的明治时期作为一名基督教信徒的著名作家。北村透谷的文学风格自成一体，他成功的融合了东方和西方文化的著名的哲学观点，即巧妙的把东西方的文学思想连接在一起，并融合到自己的思想中。北村透谷的作品和他的评论除了向世人展现人道和自由等一般的人文价值外，更重要的是他的作风还向世人展现着浪漫主义思想的倾向。其浪漫主义思想在当时和后世都引起重要影响。北村透谷的文学或者说是人生思想观念，集中在内部生命观的理念上。自其20岁信奉基督教至其与西方浪漫主义文学融合，于25岁发表代表其个人思想的《内部生命论》，期间大致有5年时间。26岁时，北村透谷以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北村透谷的名言“恋爱乃人生之秘诀，先有恋爱后有人生……”，这是他的一句很具代表性的名言，通过这种言语更加说明北村透谷更加重要的史学价值体现于文化性评论方面。北村透谷的这句名言集中体现了日本近代打破封建桎梏，实现个性解放的社会时代要求。
在他的诗情之中，饱含着希求精神自由的否定性的浪漫主义思想。总之，北村透谷一方面苦于神性与人性的对立，另一方面则对人性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在当时日本的社会条件下，他始终扮演了一个反政治、的角色。同时代表了《文学界》运动最具积极性的方面。也还预言过日后以自然主义为中心的日本近代文学的方向与特质。北村透谷自杀之后，《文学界》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而以北村之死为分界，《文学界》运动实际上分为前期与后期。
二、北村透谷的浪漫主义文学
近代，随着西风东进，尤其是基督教文化的成功传播，是的基督教文化成为日本知识分子的话语，成为日本近代文学不可忽视的文化意义背景，许多思想家、文学家首先是基督教徒，他们加入基督教，有感于灵肉的冲突与二元对立，从外面的物质世界转向对内面的精神的探索，从一神论走向泛神论，并与西方憧憬自然的浪漫派想融通，构建了颇具西方味，而又不失本国传统的日本近代浪漫主义文学。
北村透谷的浪漫主义的特点是：第一，大胆讴歌恋爱：“恋爱是人生的秘钥，先有恋爱而后有人世，若要抽去恋爱，人生将变得无色无味。”第二，他排除文学的功利性，写了“何谓人生？”来批驳山路爱山的功利思想。第三，他主张确立人的内部生命，认为人有必要加强确立自己的内在精神。他说：“吾人欲将重点置于人的根本生命中。”他的思想给近代自我的确立和个性解放打下了基础。
北村透谷曾投身于激荡人心的自由民权运动，后转而致力于文学。北村透谷的特定意义在于，由政治转向文学的直接原因并非仅在运动的失败，尚有对于人的绝望。他由“民权运动”内部体察到某种前近代式的非人性或人之颓废。透谷认为，近代文学的目的、意义正在于否定那种旧有人性，毫不迟疑地向传统的审美意识、伦理意识挑战。他鼓吹尊重人的“内在生命”，并将高尚的恋爱感情奉为“内在生命”的最高发现。他反对偏狭卑俗的实利主义文学论，而强调文学的功能在于解放普遍的人生――自我的全面解放。这些特点证明，北村透谷具有独自的文学追求，透谷文学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日本近代文学的终极目标。他所反对的文学卑俗化现象，确非一时一地之状况。文学过份趋附于政治或颓废，必然丧失内在精神的自我支柱。透谷的文学主张，可用两句话加以概括：尊重人性，确立自我。但这里的所谓自我，又具有十分强烈的精神主义和主观性特征。最后，透谷还深受基督教二元论的影响，在他的叙事长诗《蓬莱曲》中这样写道：
我相信在我心中，
有不可调和的两种精神，
一是神性，
一是人性，
二者不停息地战斗。
三、西方浪漫主义文学对北村透谷的影响
浪漫主义首先在德国发端,然后在英国产生。随着新古典主义的衰退,美国及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在欧洲大陆和美洲,新思想产生了。与新古典主义截然相反,它不再讲究秩序、逻辑、感情的含蓄、平衡、科学和理性。在这种新思想的作用下,人们开始重新认识理性和情感、个性和自然。关于浪漫主义,有人曾给过这样的诠注:
爱情战胜了死亡,感情统治了生命和思维,人的意志力超越了逻辑和理性,这就是十八中叶到十九世纪中叶的文化哲学。这段时间内,这种文化哲学席卷了欧洲,囊括了美洲,涵盖了艺术的方方面面:文学、绘画、雕塑、音乐、戏剧等。
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兴起，也同这一时期流行的德国古典哲学（包括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具有密切的联系。德国古典哲学本身就是哲学领域里的浪漫主义运动，它奠定了文艺领域里的浪漫主义运动的理论基础。德国古典哲学的基调是唯心主义,它夸大主观的作用,强调天才、灵感和主观能动性，或者把客观精神提到派生物质世界的地位，强调人是自在自为的、绝对的、自由的。这些哲学观点反映出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与日益发展的自由竞争相适应的个性解放、个人自由的要求。它一方面提高了人的尊严感，唤起了民族的觉醒，促进了对美、崇高、悲剧、创作自由、天才等美学范畴的重视和研究,对浪漫主义文学起了积极的影响；另一方面,它宣扬宗教和神秘主义，把“自我”提到高于一切的地位，对浪漫主义文学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同时在欧洲各国启蒙运动中传播甚广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使一些浪漫主义作家揭露私有制的罪恶，同情劳苦大众，幻想一个没有剥削、压迫的自由平等社会。这对浪漫主义运动也起了一些积极的影响。
四、北村透谷对西方浪漫主义文学的接受
北村透谷作为一个19世纪末的日本人，北村透谷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近代国家主义思想的束缚，然而，他屡屡试图冲破这层束缚，将灵魂的触角伸展到“近代”的外部，伸展到人性复归的境界。然而，正当北村透谷处在战斗的高峰期时，危机来了。他的生活来源几近断绝。这对当初因结婚发誓独立生活的北村透谷来说，无疑是个悲惨的败北。贫病交加的北村透谷“枪折戟断”，他对人生失去了希望。
日本文学评论家胜本清一郎用下述的诗句来赞誉北村透谷：
几度暴风雨过去，
今后还要过去。
在暴风雨的间隙，
苍穹深处有一点熟悉的星星总是在发光，
那，就是透谷。
北村透谷在主张艺术上的彻底自由主义、扩充自我、解放个性的同时，以恋爱作为普遍的主题，高唱自由恋爱的神圣。他说：“恋爱是人生的秘密钥匙。有恋爱然后有人生，抽出恋爱，人生就毫无意义。”于是恋爱不仅是作为恋爱本身而受到关注，而且作为“内部生命”的解放而受到尊重。爱情和解放是联系在一起的，是一种追求自我解放的热情的宣泄。由此可见，日本浪漫主义的爱情观是自然流露，归于自然才显得真挚和热忱，也就是说，始终尊重人的情绪的真实性和自然的真正的爱恋。
作为一名理论家，北村透谷认为理想世界是浪漫的、美丽的，而现实世界则充满人世的丑恶与烦恼。为了追求理想，必须与现实的虚伪、分人性作争。作为文学家，其使命就是自我营造的艺术世界获取生命的价值。
本文系河南省省教育厅课题：日本语言文化的中国思维源流（编号：2011-ZX-336）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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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胜本清郎.北村透谷全集[M].东京：岩波书店，1950-1954.
[3]蓝仁哲.浪漫主义・大自然・生态批评[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3.
关键词：英国；浪漫主义文学；古典主义；继承
【中图分类号】：I【文献标识码】：A
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30年代这一阶段，英国浪漫主义文学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这离不开古典主义文学的基础积淀，正因为有古典主义文学这一有力支柱，英国浪漫主义文学才实现了继承与超越。古典主义是英国浪漫主义文学发展的根植土壤，其在主题思想与体裁、题材及技巧上都继承了古典主义文学的精髓部分，因而英国浪漫主义文学与古典主义文学之间具有密切的继承关系。
一、主题思想和体裁的继承
主体性的体现、主观情感的表达、想象性思维的发挥，这些都是英国浪漫主义文学创作者所重视的三大元素，而这些元素通常都是凝聚成文本主题思想的关键部分，于是乎英国浪漫主义时期的文学作品其主题思想纷纷达到了一定的理性程度及文学高度，但这些都离不开英国浪漫主义文学在创作主题思想上对古典主义的充分继承。无论是一首浪漫主义的诗歌作品，还是一首古典主义的诗歌作品，其都是创作者心灵、情感与体验的表达，融入了创作者理性的主题思想，因而读者才能从诗歌作品中感受到其所特有的审美魅力。
如在浪漫主义诗歌作品《西风颂》中，浪漫主义诗人雪莱不仅在诗歌体裁上继承了古典主义，而且还将古典主义的理性创作思想运用在诗歌创作当中，于是乎这首浪漫主义的诗歌作品备受广大读者喜爱。在创作中，雪莱虽然继承了古典主义诗歌的十四行诗体裁，但是为了突出其诗歌中的理性主题思想，雪莱对十四行诗体裁进行了重新创造，具体表现在采用三行诗的结构形式，在诗歌创作中运用跨行诗与跨段诗的手法，还巧妙互换十四行诗与三连韵诗的位置。因而，《西风颂》这首浪漫主义的诗歌作品在体裁上就具有了一种恢宏的气势，当然要完成这样的创新，这与浪漫主义诗人雪莱具备理性的创作思想密不可分，因为只有诗人雪莱在诗歌创作中充分植入理性思想，这样才能驾驭整首诗歌在体裁上的重新创造，从而确保诗歌作品的浪漫独特性与主题思想内涵的深远性。
二、题材和技巧的继承
由于文学作品的主题思想、主题内涵、主题意识的表达需要通过作品题材与内容才能得以被读者感知，因而英国浪漫主义作家在对作品的题材与内容选取上十分用心，这一点在古典主义文学创作中同样备受作家们的重视，所以足以表明了浪漫主义文学作品在题材选取上对古典主义文学的继承性。当然，选取具有现实意义、针对性的题材与内容对于英国浪漫主义文学作家来说十分重要，但作家们借鉴与运用古典主义文学的创作技巧也是非常有必要的，比如将讽刺技巧、比喻技巧、幽默技巧等运用到浪漫主义诗歌作品当中，能够进一步升华浪漫主义文学作品的文学意蕴，从而更好地传达浪漫主义文学作家的创作思想及情感。
在选取题材上，英国浪漫主义文学作家大多都会选择那些极具表明自身主题思想与主题意识的题材，包括社会中统治者的残暴一面，从而传递出作家们对社会的关注，对民众的文学关怀，对一切残酷、阴暗现实的辛辣批判。如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布莱克、拜伦等，这些诗人的浪漫主义文学作品都具有古典主义的影子，在作品题材与技巧上借鉴及继承了古典主义；雪莱的《麦布女王》、布莱克的《经验之歌》、拜伦的《唐璜》等，这些优美的浪漫主义诗歌作品都传达了诗人们对黑暗社会与残暴统治者的批判，寄寓了诗人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盼；在济慈的诗歌《赫坡里昂》中，浪漫主义诗人济慈则借用古典主义幽默写作技巧在诗歌中传达他对英国民众的文学性关怀。
结语：综上分析，英国浪漫主义文学与古典主义文学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我们知道不同时期的文学都是在相互继承与相互超越中实现发展的，对于古典主义文学与浪漫主义文学同样适应。英国浪漫主义文学是建立在古典主义文学的基础上实现发展，浪漫主义文学作家对古典主义文学进行了充分的借鉴与继承，在浪漫主义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到作家们对古典主义主题思想、体裁选用、题材选取、技巧运用的明显继承性。不可否认，古典主义文学对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力，正因为有着古典主义文学的积淀，英国浪漫主义文学在继承其精髓经验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实现超越，进而推动着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不断完善及成熟。
【参考文献】
[1]王莎烈.论英国浪漫主义文学对古典主义的继承与超越[J].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7（1）：8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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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关键词： 北村透谷 日本早期浪漫主义文学 创作主题 创作方法 影响
北村透谷是日本明治初期著名的文学批评家、诗人、和平主义运动家，也被称为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的第一座丰碑。他在近代日本文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塑造内部生命”的文学观，主张从思想上履行彻底的自由主义，争取人类自身的自由解放，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日本近代文学的发展。
一、对日本早期浪漫主义文学创作主题的影响
近代，随着西风东渐，尤其是基督教文化的成功传播，使得基督教文化成为日本知识分子的话语，成为日本近代文学不可忽视的文化意义背景，许多思想家、文学家首先是基督教徒，他们加入基督教，有感于灵肉的冲突与二元对立，从外面的物质世界转向对内面的精神的探求，从一神论走向泛神论，并与西方憧憬自然的浪漫派相融通，建构了颇具“西方味”，而又不失本国传统的日本近代浪漫主义文学。这是我们在论述北村透谷对日本浪漫主义文学创作主题时必须关注的时代文化背景。基督教对日本近代文学的影响表现在：（1）基督教适应了近代日本急于摆脱封建专制，走现代化之路的时代要求，冲击着日本人固有的传统思想、思维模式，以西方文明的先进性塑造日本人的“近代”精神，使他们对自身及其内面产生怀疑、思考，形成“个”的觉醒；（2）日译《圣经》不仅给日本带来了异国情趣，而且它那优美而又独特的文体给日本近代的浪漫作家以巨大影响，自然风物丰富了浪漫诗作的词汇，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浪漫诗人及作家的想象力，为日本近代文学的成立及发展奠定了基础；（3）赞美歌作为宗教诗、信仰诗是一种大众文学，它以自由的诗律传播人道主义的“爱”与纯洁的观念，它开阔了日本近代浪漫诗人的想象力，是日本近代文学中新体诗最初的模式；（4）日本近代浪漫作家与诗人几乎都经历了入教――叛教的过程，他们几乎都憧憬高远的浪漫情怀，但又苦于青春的躁动，从一神论走向泛神论，从基督教的灵肉冲突走向灵肉调和，从而与歌颂自然与人生的浪漫主义相配合，形成日本近代浪漫主义共同的风格。
北村的文学追求恰恰体现了这些文学特点。他的创作也正是“一个虚构的现实世界，一个超越现实的、比现实更高的、理想的艺术世界”［1］的真实体现。例如北村在与山路爱山的论争中写成的《内部生命论》对人性内面的真实作了挖掘，即与宇宙精神合一，完善人的精神世界，实现人道主义和个体的自由。他明确论述道，与宇宙的合而为一本身是主观的，但追求自由的彻底性，从根本上，照出了现实中得不到开放的人性与矛盾，只有在意念的世界尝试着去挖掘，否则，文学在近代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在这里，北村浪漫主义中的悲哀情调，不仅与他在幻想世界中所追求的“纯文学”观念的苦涩相对应，而且开创了后来日本近代文学主流中小市民的自我封闭的传统。虽然北村强烈地意识到了在这种形式下打破明治社会现实世界的束缚，追求彻底、独特的自由文学的意义，但他却没能成功建立起自己的文学理论体系。其主要原因就是“脱离外部生活，超越物质、现实和理性的境界，依靠内部生命即精神生活来理解人的本质”。［2］
北村对如何实现自由这样的难题并不避讳。他从自身参加左派民权运动的痛苦经历出发，论述了在天皇制确立后的近代日本现实社会中对此不抱任何幻想的原因，他在“理想世界”中提出了浪漫主义主张，即与宇宙精神合一，完善人的精神世界，实现人道主义和个体的自由。北村认为，在文学上的所谓写实派应该客观地观察内部的生命、客观地观察内部生命的各种现象，离开这一目的，便毫无益处可言。要做就做，于世有益就做，才能真正地符合此目的。所谓理想派应该主观观察生命或主观地观察内部生命的各种现象，不管歌唱多么高大的极致，多么美妙的理想，除此目的外没有什么意义可谈。这一问题在坪内逍遥的《小说神髓》之后仍然十分含混，直到坪内逍遥和森鸥外的无理想论争,才开始摸索写实的主体内容及主观表现的价值意识，日本近代文学的目标也由此确立。
当然，这并不是由于精神的倦怠所产生的单纯的脱离现实所致。北村在和民友社的山路爱山的论战中写了《人生相涉论》一文，站在“文学必须干预人生，这是任何人都深信不疑的”［3］这样一个立场上，而且试图批判山路爱山等人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文学思想，指出其必然要和妥协变为改良主义的原因。从他的革命的浪漫主义始终伴随着深重的悲观主义这一点，也说明了这种斗争不得不在多么困难的状况下进行。他不是要在现实中，而是要在人的精神世界里实现人的解放，这和以后的文学史进程有密切的关系。因此，日本近代文学就在与广泛的政治、社会领域脱离关系的地方逐渐建立起来了。北村完成了近代文学主体的建立，这对于日本近代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根本性的导向意义。在早年投身“自由民权运动”中，北村凭借敏锐的感觉领会到“自由民权运动”中提出的解放要求，而与封建势力和顽固保守思想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他主张思想上彻底的自由主义，同时，对砚友社那种只是肤浅地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感到不满足，要求在文学上有胜过他们的永久性的作品。于是，为争取人类自由解放，为追求理想和真实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成为了贯穿北村文学活动的精神所在。
二、对日本早期浪漫主义文学创作方法的影响
北村透谷的文学观对早期的日本浪漫主义文学创作方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北村认为：文学上的所谓写实派应该是客观地观察内部生命，客观地观察内部生命的各种现象，这是很写实的唯一目的；而所谓理想派应该是主观地观察内部生命一级内部生命的各种现象。不管歌唱多么高深的境界，多么美丽的理想，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可称赞的目的。这些对创作方法的规定和提倡对日本浪漫主义文学运动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北村认为：“文艺是与思想的结合，有思想而无美学不是文艺，有美学而无思想也不是文艺，惟有华文妙词难以达到文艺只上乘，同样惟有思想也绝不能称为文艺。”［3］这就要求浪漫主义文学再创作必须坚持艺术上的美与思想的结合，因为艺术美学与思想是合而为一的统一体，缺一不可。早期的日本浪漫主义文学大都体现了北村文学观的这一特点。1894年，北村透谷去世之后，他的文学观对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进一步增大。以《文学界》为例，北村死后杂志风格和发表的文学作品的写作方法都有了显著变化。他们的浪漫主义文学创作方法逐渐地摆脱了直面人生和社会的特色，转向了对艺术至上的美的追求，确立了唯美主义人生观与世俗抗争。而这方面的创作上的代表人物就是深受北村影响的岛崎藤村。
岛崎藤村在《文学界》上面发表了一系列诗歌，最具有代表性的诗作《嫩菜集》以新的韵文形式，抒发了富有青春朝气的、人性解放的清纯之美。诗歌用此新颖、浅显、高雅、清新，内容健康、通俗易懂。后来他在自己编辑的《藤村诗集》的“自序”中写道：
悲叹、苦闷、
都在我的诗歌里，
想一想，可以说，不要犹豫。
受到他们身心的鼓励我也得救了。
谁能安心旧式生活？
要开拓新的生活，这是年轻人的责任。
生命就是力量，
力量形成声音，
声音就是语言，
新的语言就是新的一生，
我也要加入这新的生活之中，
结束那寂寞、昏暗的日子。［4］
这里“悲观”、“苦闷”等随着诗行的推进而逐渐消失，取而代之以波涛汹涌的肉体韵律的跃动和高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看出在北村影响下的藤村创作的成长。当然北村的对当时围绕着《文学界》的文学评论家上田敏也产生影响。同时，北村的文学观不仅直接影响了浪漫主义文学的创作方法，而且对其他与浪漫主义文学有密切关系的文学流派和思潮直接地或者间接地产生了影响。
日本的浪漫主义为明治四十年代日本文坛各种文艺思潮的流布开辟了道路，二十世纪初的日本文坛，在明治三十年代浪漫主义高潮过后，而与之相伴的自然主义文学在短暂地成为主流势力后也相继走向衰弱。以浪漫主义后起之秀为代表的新浪漫主义（即唯美主义或颓废主义）、以白桦派为代表的理想主义、以新思潮派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相继兴起，并占据了日本文坛。之所以说浪漫主义为明治四十年代日本文坛各种文艺思潮的流布开辟了道路，首先是在文艺理论主张上有前后继承关系。朱光潜说：“自然主义有由现实主义退化来的一种，也有由浪漫主义退化来的一种。现实主义如果落到客观主义，它就会退化为自然主义，十九世纪后期法国文艺流派的演变可以为证。浪漫主义如果落到主观主义，使文艺创作成为主观感情和幻想的漫无约束和剪裁的倾泻，它也会流为自然主义，所以拉法格在《浪漫主义的起源》里把近代的自然主义称为‘浪漫主义的尾巴’。”［5］
日本文学的发展亦是如此。例如，如果说日本的自然主义是在日本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没有获得充分发展的情况下成长起来的，那么，日本新浪漫主义就是后期浪漫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延伸。日本新浪漫主义没有像自然主义文学那样建立起了自己完整的理论体系，但散见于他们作品中的文学主张却是明确的。他们主张“第一是艺术，第二是生活”，文学应该游离生活现实，追求超然于现实生活的所谓纯粹的美，以创造独自的艺术世界。主要代表人物的文艺思想的变化过程表现得比较明显，即早期表现为浪漫主义，而后期则转向到新浪漫主义或理想主义或新现实主义。甚至在同一个作家身上，某一部分作品的浪漫主义色彩较浓，另一部分作品的现实主义色彩较浓，亦是很自然的事。
正像上面论述的一样，在许多方面受到北村透谷文学观和文学实践影响的岛崎藤村的成长之路和他思想理念的转变较为典型地反映了这一点。当岛崎藤村以《嫩菜集》蜚声诗坛之时，他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浪漫主义者；当《破戒》发表时，他已埋葬浪漫于内心而成为日本现实主义的典型代表；在其随后发表的《春》、《家》小说中，他又止步于现实主义，在表现上兼有自然主义和印象主义的创作手法。我们不得不承认，北村透谷的文学观不仅对日本早期浪漫主义文学运动中的文学创作方法产生了影响，而且通过浪漫主义文学的延伸间接地对日本近代文坛上的其他文学流派和思潮的创作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王向远.中日现代文学比较论.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2］胜本清一郎.“解题”.《北村透谷全集》（第一卷）.东京：岩波书店，1950：213-223.
［3］北村透谷.《内部生命论》.《透谷全集》（第一卷）.岩波书店，1950：248-249.
一、对18世纪英国中产阶级的腐朽现实生活状态的揭露
简·奥斯丁生活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早期的英国。当时英国文学深受浪漫主义的影响。浪漫主义的文学特点是强调纯粹的情感、丰富的想象力和对自然的崇尚。因此，浪漫主义作家将时间及文墨花费在大自然的美和虚构的世界，而非真正对社会的关怀及创作。相反，后期涌现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将创作题材转移到包括道德、事物的因果关系、社会情态和真实的日常生活的物质对象的描写中。因此，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真正关注的是社会生活状态和社会本身。正如现实批判文学的本质“生活在社会中”。
首先，从小成长于乡村的简主要是写关于这个小世界的乡绅与神职人员，人们的行为，习俗，写关于她的世界和她知道的日常生活中最多的事情。她以对中产阶级的生活条件和行为方式进行敏锐的观察和深入的分析而著称。奥斯丁深入的描绘英国乡村生活全貌和不同的人的生活方式，并用温和的讽刺手法抨击了当时社会的一些不良丑恶的社会现象。比如说在简的代表作Pride and Prejudice （《傲慢与偏见》）中，展示了中产阶级生活圈中的先生女士们一生会花大部分的时间拜访贵族、参加舞会、打牌和谈论无聊的问题，将世界变成一个封闭圈并浪费时间做毫无意义的事情。作为人类，漫无目的的生活是无比的荒谬。
其次，简·奥斯丁极其善于刻画生活中不同人物的真实性格。Wlater斯科特先生曾经高度评价她，“talent for describing the involvements， feelings， and characters of ordinary life.” 使用温和的讽刺手法，奥斯丁将当时一些肤浅人物描绘得生动而真实。在《傲慢与偏见》中，这样描绘Bennet太太“She was a woman of mean understanding， little information， and uncertain temper. When she was discontented， she fancied herself nervous. Its solace was visiting and news”.班纳特太太是一个愚蠢的，无知的，八卦且无聊的家庭主妇。此外，在这本小说中，柯林斯先生是另一个典型的愚蠢代表。在第二章第六节中，这样描写科林斯先生“Mr. Collins was employed in agreeing to everything his ladyship said， thanking her for every fish he won， and apologizing if he thought he won too many.” 可以看出，柯林斯急于谄媚于他的主人咖苔琳夫人。此外，通过他向伊丽莎白的求婚细节可以看出，科林斯的让人难以忍受。因此，柯林斯是一个当时英国中产阶级人群中、谄媚和自大的典型代表。
二、对女权主义以及女性独立思想觉醒的描述
奥斯丁被誉为英国文坛具有代表性的女权主义作家之一。简·奥斯丁在她的大多数作品中着重描绘出思想独立的女性，并对女性独立思想高度赞赏。这是另外一种对18世纪英国处于极端男权主义控制下社会的现实批判。18世纪，英国中产阶级妇女生活状态窘困，主要体现在无法拥有独立的思想和独立的经济生活能力，无法控制自己的命运。在《傲慢与偏见》中，主人公伊丽莎白是一位被赋予了女性独立精神的女英雄。第一章第十节中，在贵族公子达西盛邀伊丽莎白跳reel舞之后，伊丽莎白这样答复“I heard you before， … I know， to say ‘Yes’， that you might have the pleasure of despising my taste； but I always delight in overthrowing those kind of schemes， and cheating a person of their premeditated cintempt. I have therefore made up my mind to tell you that I do not want to dance a reel at all， and now despise me if you dare.” 这个答复使我们认识到伊丽莎白的智慧、独立和勇气。为了保护她的尊严，伊丽莎白敢于对贵族进行反击。因此，简·奥斯丁传递出女性也可以独立自主，做她们愿意做的事情，而不完全服从于男人。简·奥斯丁成功地反映出18世纪英国女性通过自我精神自控提升和精神的自力更生追求独立与自由的精神。这充分体现了一种对18世纪英国处于极端男权主义控制下社会的现实批判。
三、对18世纪后期英国社会拜金婚姻观的讽刺
奥斯丁在文学作品中描绘了当时人们的拜金婚姻观念并对此进行了讽刺和抨击。简的大多数小说围绕一个主题——“爱情与婚姻 ”。人们一般会认为，奥斯丁是一位擅长讲爱情故事的小说家。事实上，婚姻在她的书中不是爱情的结果，而是经济需求的产物。此外，奥斯丁清晰地表露出她对拜金婚姻观的态度，讽刺了18世纪英国的婚姻市场。比如，《傲慢与偏见》中最为出名的全文第一句名言“It is a truth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that a single man in possession of a good fortune， must be in want of a wife.” 除此之外，当Bennet太太听说有上层社会贵族公子光临她的寒舍时，她说：“A single man of large fortune： four or five thousand a year. What a fine thing for our girls！”读者从中很容易看到：当时没有财富的女人才需要努力追求一个丈夫。人们可以很容易地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那个时代婚姻的基础不是情感而是财富。简·奥斯丁指出，那个年代的大多数女性认为，没有比嫁给一位富有的男士更让人可敬和成功了。简从她的全部作品中把婚姻和当时社会的经济关系做了对比，并深度批判、抨击了拜金婚姻观这种可耻的社会风气。
综上所述，简通过对18世纪英国中产阶级的腐朽生活的揭露，女性的独立思想的觉醒，以及对人们的拜金婚姻观的讽刺给予18世纪英国社会一些不良丑恶现象以批判。而现实主义文学基本特征有两点，一是注重对生活的观察、体验，力求使艺术描写在外观上、细节上符合实际生活的形态、面貌和逻辑。二是注重典型化方法的运用，力求在艺术描写中，通过细节的真实表现生活的本质。而简·奥斯丁的作品完全符合这两种基本特点，所以这有力的支持简·奥斯丁可以被誉为18世纪英国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家。
参考文献：
《多情客游记》声称为游记，但与游记大不相同。通篇的“我”，而外物极为模糊，“我相信”、“至少在我看来”、“我的智慧说道”、“我在想到……”；没有完整的情节线索，标题定下地点而每每重新开始新的叙述；在每个地点（如同每章）中又随意跳跃到某段回忆，跳到内心情感，跳到个人的议论调笑；对话通过破折号进行，同时随心所欲夹杂“即时”的议论……这些都使《多情客游记》成为对我们而言极富现代感的作品，令人惊讶于作者非凡的超前。且不细论这种超前究竟是完全的斯特恩本人天才还是掺杂着小说成型之初的规则理念的不完善，无可否认的是《多情客游记》具有强烈的现代性特征。小说是连续的时间流，好像小小的自足的水晶球嵌在固定的现实时间的墙上，因为合上书时它不具备任何时间属性，但当阅读发生，或者写作时，人进入到自足的水晶球中经历一段故事（时间）。在阅读《多情客游记》时我们还是会感到些许错乱和不适，虽然相较《项狄传》已经收敛许多。黄梅在《推敲“自我”》第八章谈论《项狄传》的第一小标题取为“无法无天的叙述”，又引用爱・摩・福斯特的话佐证：“《项狄传》中藏着一个神明，它的名字就是‘混乱’”。[2]究其根源，斯特恩让我们如此不知所措的方式之一是时间叙事上的随意。典型如第一页的叙述：
――这种事，我说道，在法国就安排得比较好。――
――你到过法国吗？那位绅士马上转过身来冲我说道，态度既客气又得意不过。――奇怪！为此我跟自己辩论道，没有想到二十亿英里的航程，充其量不过从多佛到加来这么远，竟能给人这种权利――我倒要调查研究一下：于是不再辩下去――我径直回到住处，收拾好半打衬衣和和一条黑绸紧身裤――‘我这上衣，我看看衣袖说道，还行’――在多佛码头找了个落脚处；游船要在第二天早上九点开――到三点才吃午饭，我吃了一份油焖子鸡，的确是在法国吃的，不容争辩，因此，要是……，暂不处理这些财物――我的衬衣，黑绸紧身裤――皮箱等等，……以多情善感著称的民族的君王，使我非常难过――
不过，我刚刚踏上你的领土――[3]
开头的“这种事”，是语意的连接，“这”必定有所指代，而所指一定是前段时间的谈论事物，而只给读者展示这个完整时间的后半段，令人无从得知“这种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随后，在话语中即时地发表议论，如“――奇怪！我跟自己辩论道……”，如后文大段地为自己的衬衣、黑绸紧身裤、小照的安全性“大呼小叫”，榇顺渡戏ü国王也没什么关系。接着更匪夷所思的是他的跳跃。约里克一定不可能在边看看衣袖边找到了落脚处边打听到了游船时间，更不可能将时间跳到了已经到了法国的第二天三点去吃油焖鸡，因为后文叙述到约里克刚刚踏上法国领土。吃完了油焖鸡后也没有脱离前文的“游船时间”，继续蜿蜒着叙述踏上法国领土前或刚刚的内心活动。文本给了我们时间的顺序和先后，这是确定无疑的，当写作时、阅读时就可以体现出来，字是一个个写上去的。而斯特恩强烈地无视了。其叙述时间粗略如下：
和绅士聊天
决定去法国，“径直回住处”
收拾衣物看衣袖
在多佛找落脚处游船时间（可能是人在多佛找，或是人在住处就能找到）
第二天三点在法国吃午饭，吃油焖子鸡
担心，“那天晚上”
踏上法国领土
即使很认真地列出来还是有很多时间的漏洞，也无法让人肯定地把叙事时间转变为现实时间。“在多佛码头找了个落脚处”是到了多佛找的还是能有预订服务在住处就能找到？“那天晚上”、“到三点才吃午饭”、“刚刚踏上领土”，依然令人疑惑不解，写作时间是什么时候呢？一定是吃完午饭之后。那又何以“刚刚踏上领土”？“刚刚”本身就是模糊的、个人的词语。小说中还有许多类似的时间叙述和安排。
可以发现《多情客游记》的叙事时间是极其个人化的时间，乃至是对现实时间、理性时间的根本忽略。按照个人兴趣、思绪排布的时间，随意省略、跳跃，即时抒发议论。内心感受、情感在现实里和现实时间就不对等，一秒钟也能万千思绪百转千回，或是在痛苦的煎熬中一秒千年。叙事的情节弱化、边缘化、琐碎化，个人情感以个人时间、观念的时间为支撑在叙事篇幅上成为主心骨，这即是外部世界弱化内部世界加强的证明。此时，情绪和记忆作为个人时间的标杆借助于虚构在文本中任意驰骋，虚构时间的延展、拉长、缩短、剪切、磨损、失真，标志着作为文本后的存在主体――人，成为自由的完全个体化的时间立法者。人的存在主体性地位在个人时间上的确立，才是感伤主义的基础，不然，情感无从抒发，根本毫无立足之地，如同釜底抽薪一般，情感的存在则没有理由。
浪漫主义诗人们、小说家们，所有浪漫主义者，如若想自由地抒情、表达感受，也必须确立主体化的时间观。在此不赘述情感与时间的关系，而以华兹华斯为例，管窥浪漫主义的时间观念。
华兹华斯认为“诗歌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但并不是当下的强烈情感，而是诗人在平静的回忆中，逐渐形成的情感的产物。华兹华斯在《抒情歌谣集序言》中说：“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它起源于平静中回忆起来的情感。诗人沉思这种情感直到一种反应使平静逐渐消失，就有一种与诗人所沉思的情感相似的情感逐渐发生，确实存在诗人的心中。”[4]可是诗歌的情感源头就会在严格意义上分成两股：内心触动的当下的情感，和平静的回忆中的情感。但是事实上，在诗歌作品中这两种情感并不区分，融汇在一起，甚至在平静的回忆中形成的情感无形地叠加于现实的事物中。“对于华兹华斯来说，诗歌形成一种意识活动……过去的情感也可以在现在的意识中重新增长起来。通过这种情感的回忆，意识发现自己不再局限于一种情感之中。从过去的情感的角度对现在进行想象，自我似乎可以感觉到自己在时间中的完全的融入。”[5]比如著名的《我孤独地漫游，像一朵云》，以顺序写作在湖边看到水仙花，多年后沉思而想到水仙。开始部分的水仙是“连绵不绝，如繁星灿烂在银河里闪闪发光”[6]，而在回忆之中，获得了更大的欢欣，成为“孤独中的福祉”。原来的现实的过去的水仙通过回忆的再造，与回忆的现在的水仙重叠，客观时间概念也消散成一体的审美体验，是纯主观的艺术表达。
巧合的是“现代性”这个词就与时间的分期有关，但不仅仅是单纯的时间概念。哈贝马斯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指出：
同‘当下’一样，诸如革命、进步、解放、发展、危机以及时代精神等也都是动态概念；这些概念或是在18世纪随着‘现代’或‘新时代’等说法一起出现的，或是被注入了新的含义，而这些语义迄今一直奏效。另外，这些概念后来随着西方文化的现代历史意识而出现的问题，即现代性不再是从另一个时代的模式里去寻求自己的定位标准，而是从自身中创立规范。现代性就是毫无例外地反顾自身。这清楚地解释了现代性对“自我理解”的高度敏感，及其至今仍在不停去驱使其努力“确定其自身”（pin itself down）的内在动力。[7]
在“确定其自身”中，现代性的支柱即在于“现在”的自身，此岸的自身，在于人的主体性。作为主体性的人如何感知和把握流动的时间，作为其自身的时间如何进行处理和反思，由此主体化的时间感受使文学 中的虚拟时间变得更加自由和跳跃。感伤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同样注重感情的表达，但在其间联系的考察总会流入泛泛而论，或是理性情感二元论形而上的大言炎炎。而通过对感情流露背后的叙事时间的考察，可以更细致地发现在叙事中的一些特征。
由于个人能所限，所读书目限于中文，对《多情客游记》的分析可能存在错误，以及对西方诗学、文学批评了解甚少，如有错谬，敬请指正。
【注释】
[1]巴赫金.小说理论[M].白春仁，晓河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2]黄梅.推敲“自我”：小说在18世纪的英国[M].北京：三联书店，2015.
[3][英]劳伦斯・斯特恩.多情客游记[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4]华兹华斯.《抒情歌谣集》序言，选自《英国作家论文学》，北京：三联书店，1985.
[5]赵光旭.华兹华斯“化身”诗学研究[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0.
[6]飞白译本.
[7]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M].曹卫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参考文献】
[1]巴赫金.小说理论[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2]黄梅.推敲“自我”：小f在18世纪的英国[M].北京：三联书店，2015.
[3][英]劳伦斯・斯特恩.多情客游记[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4]王春元，钱中文.英国作家论文学[M].北京：三联书店，19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