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启蒙运动提倡“中国化”并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研究开始于，而形成大规模和广泛深刻的影响则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从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提出，虽然经历了长期的认识过程，但有其逻辑的必然性和历史的合理性。其中，新启蒙运动的历史功绩不可忽视。这是因为，新启蒙运动的倡导者从不同角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了阐释和探讨。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上，张申府从文化建设的角度提出学习西方的文化必须走“中国为主”的“中国化”道路。作为辩证唯物主义的信奉者，张申府认为文化建设不能离开本国的国情，不能没有“自己”。任何事物都是“一般”和“特殊”的统一体，“一般”必须寓于“特殊”之中才能存在，“特殊”是“一般”的具体表现。因此，“许多外来的东西，我们以为，用在中国就应该中国化。而且如其发生效力，也必然地会中国化。”（张申府：《论中国化》，《战时文化》第2卷第2期）而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则是这一运动中“中国化”的力作。艾思奇指出，哲学是推动抗战取得最后胜利的力量之一，但是，如果哲学脱离实际而变成空洞的理论，那是相当有害的。为此，他在批评哲学界的公式主义、教条主义的同时，殷切地希望中国的哲学界尽快“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他提出，马克思主义者一方面要坚持马克思恩格斯所发表的关于社会发展的基本的科学规律，承认它有一般的指导的作用，而同时却一刻也不能忘记，这些规律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中间，因为客观条件的差异，而有各种各样特殊的表现形式。因此，当我们在中国的社会里来应用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也必须注意到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也必须要具体地了解中国社会。这样才能真正“理解精通”马克思主义，真正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在“中国化”的内涵上，新启蒙运动者指出，“中国化”决不是要求大家“抱残守缺”，也不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或“中国本位论”的再版，“它的内容是丰富的、历史的、民族的，同时是国际的”，“它是综合我们这个伟大民族数千年的历史和世界的历史，它是我们一切优良珍贵的传统以及国际的一切优良的传统的一种交流，是代表人类最进步的立场，创造世界新文化一环的中国新文化”。
在关于“中国化”途径的探讨中，新启蒙者认为，应该“有条件地吸收国际文化，批判接受中国历史的传统，融合贯通”（《柳湜文集》，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815页），要依靠传统的民族形式，创造真正中国化的民族文化。艾思奇则从研究“中国的特殊性”出发，提出，“当我们在中国的社会里来应用来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也必须要具体地来了解中国的社会。”
新启蒙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一大进步。因为他们不但提出如何处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问题，同时也提出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性问题。“我们相信，改革中国化的中国，至少也是先直接中国，其次才影响到全世界。”“因此，许多外来的东西，我们以为，用在中国就应该中国化。而且如其发生效力，也必然地会中国化。”而且“中国化”与新启蒙运动的要求是一致的，“新启蒙运动很可以说是民族主义的科学民主的思想文化运动。对于自己传统的东西是要扬弃的。所谓扬弃的意思，乃有的部分要抛弃，有的部分则要保存而发扬之，提高到一个更高的阶段。”
新启蒙运动期间，新启蒙学者在宣扬西方民主与科学精神的同时，积极倡导“中国化”，使新文化的建设发展到中西融合的新阶段，打破了盲目崇拜西洋文化的“全盘西化”论和固守本位文化的文化保守主义，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二、新启蒙运动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指导，探索中国新文化建设的前进方向
新启蒙运动不仅在理论上倡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且还自觉地把这一原则运用到新文化的建设上，在批判文化思潮的同时，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文化建设理论。
在新文化的本质上，新启蒙者认为，现阶段的文化应该是爱国主义的，而“爱国主义在中国的本质也是民主主义的”。“但它不是简单的欧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的重复，就好像它在政治运动上已经有了更坚强的主力一样，在文化上也吸收了近代科学的最新成果，而有了更正确的理论基础，同时也就有了更正确的策略和战术”（艾思奇：《目前中国文化界的动向》，《现世界》创刊号，1936年8月）。在新文化的形式上，新启蒙者强调，新文化的创建和普及必须以“本国化”、“本土化”为前提，既要吸收外来思想的精华，又必须适合“中国土壤”，立足民族实际，创造适合现实需要的新形式，使新文化的建构“染上中国的特色”（张申府：《论中国化》，《战时文化》第2卷第2期，1939年2月）。在新文化的内容上，新启蒙者大力倡导科学精神，反对“公式主义”，强调“唯物、客观、辨证、解析，便是现代科学法的观点和内容”。新文化必须“认真地宣传科学法，实践科学法”。在新文化的主体上，新启蒙者以“大众化”为口号，广泛发动民众，教育民众，克服了以往文化运动的狭隘性。
《学灯》《新青年》公共论坛《时事新报》
吴静，香港恒生管理学院传播学院助理教授，博士。
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媒介话语、权力与资本的联动与角力：五四时期上海报纸副刊场域研究”（12YJC860041）。
晚清以来，具有社会性质的民办报刊被认为是近代中国的一种公共论坛。在新文化运动中，传播新思想的公共论坛最早在《新青年》出现，但在1918年，其开放的编辑方式被封闭的编辑方式取代，新文化向大众传播的媒介出现空档。[1]在这一关键阶段，《时事新报》作为研究系上海机关报，运用其副刊《学灯》广泛吸纳各种新思潮和新观点，成为新文化界沟通信息、发表言论、交流思想的重要公共论坛。
一、《新青年》公共论坛的兴起与衰落
《通信》《读者论坛》《讨论》等栏目是《新青年》杂志创办后与读者进行思想交流的主要平台，它也由此发起诸多重要的争议性议题。在这一阶段，杂志通过组织新文化议题的讨论掀起思想转型的潮流，继续承担近代以来作为社会公共论坛的重要角色。
但从1918年起，《新青年》开始取消“投稿”专栏，这说明它开始从新文化公众论坛转变为北京大学新文化同人的小圈子杂志，《新青年》公共性质的改变使新文化运动迫切需要新的报刊增援。学者李宪瑜提出，1918年以后的《新青年》逐渐丧失自由的讨论风气，而更像由少数几个人组成的文化社团代言人，由于改动编辑方式、加强学术性和选择综合性的主题，《新青年》从公众论坛变成自己的园地。[2]
从刊物的主题来看，《新青年》也在逐渐退出新文化运动的舞台。五后，《新青年》因陈独秀等被捕而被迫暂时停刊，复刊后在陈独秀带领下迅速转为以政治批判为主题的刊物，原来的编辑部同人出现分裂，杂志也逐渐与思想文化建设的初衷相偏离。尽管国内当时“出了四百种白话报”，[3]但能接续新文化运动的仅为少数，转瞬即逝是大多数白话报的命运。
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以公共论坛的方式介入新文化运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当时大部分日报在1920年后才使用白话文，但《学灯》始于1918年，它不仅是“采用白话文的先驱”，[4]在五四后的几年还成为国内最重要的白话文机关之一。[5]且《学灯》通过打造新文化公共论坛聚拢了一批江南地区的新文化运动支持者，这是新文化从北京向江南发展的表现，《学灯》自身也成为接续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力量。[6]
二、新文化公共论坛定位的确立
《学灯》在创刊之初就明确了作为新文化公共论坛的定位，并通过实践确立了这一重要地位。
《学灯》在1918年的发刊辞就提出建立公众论坛的办刊宗旨：“非为本报同人撰论之用，乃为社会学子立说之地”，“屏门户之见，广商权之资”。[7]这说明，《学灯》在新文化运动中立志为知识青年提供言论阵地，以平等、开放的姿态广纳稿源，吸引关于新文化的各种观点。《学灯》在启事中不断深化这一办刊理念：“本栏之主张专在小言中发表，思潮一项取投稿之与本栏主张较近者发表之，其他各门纯为社会学子自由立说之地，无论正反议论，凡稍有理由者，本报不持成见一律刊载。”[8]郑振铎从1921年起担任《学灯》编辑，他继续发扬公共论坛的办刊理念，提出即便是同一份报纸也应该给不同的观点以发表的园地，因为只有通过自由讨论才能求真，而且讨论双方在交锋中也能各有得益，所以《学灯》非常欢迎各种思想讨论的文章。[9]
《学灯》对新文化公共论坛的自我认识也在实践中不断得到深化。其1919年曾经历一次改版，取消发表编辑部意见的“小言”栏，另开设“提倡”“评论”二栏，“发表一切评论均归入‘评论’项内，凡有一切主张均归‘提倡’一项”。[10]这正是《学灯》在自我认识上的飞跃，既改变了“小言”专栏作者来源相对封闭的情况，还表达了《学灯》对自身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公共论坛的期许。
“青年俱乐部”是其中作者覆盖面最广、形式最稳定和时间最长的栏目，更是《学灯》作为新文化公共论坛的重要体现。1918年3月，“青年俱乐部”创立时就提出“凡有益青年身心者，内容不拘门类，文字不拘长短，均所欢迎”，[11]这使之成为《学灯》最受读者欢迎的栏目。从文章分量来看，该栏全为社外投稿，更是支撑版面的主要力量。从内容来看，“青年俱乐部”里讨论的既有个人生活问题，如青年恋爱自由与婚姻自主、个人文明和卫生习惯养成等，也有在新文化运动中产生过影响的重大议题，如妇女解放、国语统一与推广等，都是《学灯》对新文化运动的准确理解和密切关注的重要表现。且编辑会在话题产生较强的社会影响力后，再把相关评论集纳成讨论专栏以设置讨论议程，进一步增加读者对问题的关注度。
《学灯》凭借广纳言论的作风在新文化运动中崭露头角，上海报界当时就提出，《时事新报》最大的优点是肯让个人和小团体发表意见，不像其他报馆只愿意为有钱人说话，却轻视老百姓的声音。[12]
三、调动读者培育名牌栏目
在构建新文化公共论坛的过程中，《学灯》十分注重调动读者的力量和利用读编互动机制来培育名牌讨论栏目。“通讯”栏作为另一个持续时间长、影响广泛的讨论专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1919年8月，《学灯》在版面头条以“通讯”刊登少年中国学会会员黄仲苏有关建议开设新文学专栏的来信。[13]为表示报纸能应允读者的期望，《学灯》还在同一版面刊登了主编张东荪的回信。半个月后，《学灯》果真应读者要求推出刊登新文学作品的“新诗”和“新文艺”栏。
《学灯》这种把读者言论置于版面重要位置并及时满足读者需求的做法，彰显了它重视读者的办刊理念，“通讯”作为一个品牌栏目的特殊地位也逐渐得到承认。
此后，“通讯”不断刊登读者与编辑的往来通信和编辑部各种信息，成为《学灯》的主要编辑工具和沟通读、作、编之间的重要桥梁。由于投稿众多与《学灯》的有限版面常常出现矛盾，以致很多投稿不能及时登出。为避免作者久候，《学灯》通常会在“通讯”栏告知收、发稿进度。随着业务日渐扩大，《学灯》后来已没有足够的版面和人手回复所有投稿，但编辑对那些材料翔实、观点独到的作品还是会特意在栏目用稿通知。
但“通讯”栏的功能并不仅限于此，它还为读者和作者提供一个交锋意见的园地，而众多新文化人的聚拢和鼎力支持也使其迅速成为《学灯》凝聚和生产思想精华的“意见工厂”。由于“通讯”日渐成熟，编辑部更有意识地把它经营成一个让编者和读者交流思想的品牌论坛，使之成为新文化人共同构建的公共论坛。
四、只求意见表达不求形成共识
《学灯》在运作讨论栏目时反对“一言堂”或偶像崇拜，不追求形成某种共同认识，而是更注重各方意见的自由表达。
从1919年10月起，《学灯》在“青年俱乐部”发表赵康的《对于“教育革命”之管见》等文章并提出“废弃考试”的观点，[14]引发许多读者投稿痛陈考试制度，由此掀起一场“废弃考试”的争论。当《学灯》上的讨论火热进行之时，南京求实中学学生江期豫因为考试夹带，作弊而受罚，羞辱之下以投江结束生命，表明心迹。[15]江期豫的自杀新闻被各大报纸报道，加促了反对考试制度思想的发酵，读者讨论不再停留于考试制度，知识界开始对教育系统中的各种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反思。1919年12月，“雪梅女士”就从教育的目的、学校的宗旨等角度提出“不但学校考试应废止；学校规则，亦应废止”。[16]在这股思潮的影响下，青年学生对传统考试制度的反思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尽管舆论压力强大，但《学灯》并未只站在废除考试的一边，“青年俱乐部”反而展现出《学灯》作为新文化公共论坛的角色，依然给考试制度的维护者提供发言机会。讨论中，王崇植先后发表4篇长篇论文提出：考试制度存在是合理的，但现实问题很多，制度需要改革。[17]同时，许应期、丁晓先等人也发表多篇文章声援王崇植，既批评传统考试的弊端，又表示“该欢迎一种正当的试验法”。[18]
五、凝聚思想精华的交流对话
1919年11月，当时的浙江新潮社主张废除中国传统孝道，其社员施存统在《新潮》发表《非孝》一文，张东荪遂发表评论提出商榷。文章见报后，施存统立刻致信《学灯》进行申辩。尽管他的来信在言语间带有青年的意气，但《学灯》仍把来信全文登出：“先生要批评我们，我以为应当代我们设想……我们浙江新潮社里几个人，都是普通教育没有受完全的中等学生。我们所发表的言论，不可当做根本的主张，只能当做请教的性质……我们小孩子做事，一定不很精细。”[19]张东荪的回信并未以前辈身份压制年轻人，也没有辩驳，而是借此引发关于“孝的问题”的大讨论，[20]在《学灯》开辟“讨论”栏广征文稿。
其实，这种读者和编辑互动讨论，甚至争论的情况在《学灯》并不少见，之所以愿意把迥异的观点完整地呈现给读者，既是因编辑部把平等交流的原则贯注于副刊运作的全过程，也因其在文化上的雅量和自信。
《学灯》不仅是读、作、编之间的互动平台，还是生产观点意见的原料工厂。其中，以对话式的“通讯”来稿最为典型，相比“青年俱乐部”“论坛”等栏目行文更自由，个人特征更浓，意见表达也更畅达。
1919年年底，新文化运动中的康白情和魏时珍就在“通讯”栏展开有关青年道德修养问题的激烈辩论。后，这两位少年中国学会会员通过书信多次讨论青年修养问题，并把这些书信直接刊登在《学灯》“通讯”栏上，向读者公开其讨论结果。这场辩论在青年人中激起了一阵不小的波澜，以致很多人纷纷向《学灯》投稿参加讨论。虽然“对话”中各人持有不同观点，但都是以当时中国的青年状况和社会现实为基础进行思考，对读者提高道德修养大有益处。在灵活多样的“通讯”栏，既看到魏、康二人与青年读者间的平等交流，也看到各种与现代文明接轨的思想观念在中国青年中孕育、产生和成长的全过程。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键时期，《学灯》正是坚持以平等、开放的办刊理念，通过打造名牌栏目、广纳稿源为文化界提供沟通信息和交流思想的平台，构建了一个为新文化运动持续提供思想动力的公共论坛。
参考文献：
[1] [2] 李宪瑜.“公众论坛”与“自己的园地”：《新青年》杂志“通信”栏[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3）：32-44.
[3] 胡适. 文学革命运动[M]// 阿英. 中国新文学大系（第十集）史料索引. 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出版公司，1936：18.
[4] 司马长风. 中国新文学史（上卷）[M]. 香港：昭明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82.
[5] 三份副刊是《学灯》《觉悟》和《晨报》副刊。见胡适. 文学革命运动[M]// 阿英. 中国新文学大系（第十集）史料索引. 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出版公司，1936：18.
[6] 吴静.新文化运动在江南的传承：《学灯》社会关系网分析[J]. 国际新闻界，2010（9）：120-126.
[7] 学灯宣言[N]. 时事新报・学灯，1918-03-04（03）.
[8] 本栏启事[N]. 时事新报・学灯，1919-05-09（04）.
[9] 今后的学灯[N]. 时事新报・学灯，1921-08-01（04）.
[10] 本栏启事[N]. 时事新报・学灯，1919-05-23（03）.
[11] 本报特设学灯一栏预告[N]. 时事新报・学灯，1918-02-25（01）.
[12] 王无为. 各地文化运动的调查――批评之（一）上海报界的文化运动[J]. 新人，1920（5）：138.
[13] 黄仲苏. 改良本报的讨论[N]. 时事新报・学灯，1919-08-11（03）.
[14] 赵康.对于“教育革命”之管见[N]. 时事新报・学灯，1919-10-18（03）.
[15] 南京青年会学生自杀纪闻：因私有挟带而轻生[N]. 时事新报，1919-12-22（02）.
[16] 雪梅女士. 对于“废止学校现行考试法”的意见[N]. 时事新报・学灯，1919-12-30（02）.
[17] 王崇植. 我对于玄庐君的“考试与毕业”的讨论[N]. 时事新报・学灯，1920-03-07（04）.
[18] 丁晓先.“废弃试验”问题之讨论[N]. 时事新报・学灯，1919-11-27（04）.
关键词：民主；科学；新道德；新文化
一定的思想文化是一定的经济和政治的反映，同时又反过来给予政治经济以重大的影响，而思想革命往往是政治革命的先导。辛亥革命之后，随着中国民族资本的进一步发展和无产阶级的成长壮大，从1915年起，在中国知识界的一部分先进分子中，一场新文化运动正在兴起，并形成为一场空前的人权思想启蒙运动。
自1915年开始的这场新文化运动不是偶然的。辛亥革命虽然赶跑了清朝的皇帝，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所谓的“中华民国”，但是并没有触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的基础，继之而起的仍然是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的、代表地主买办阶级利益的袁世凯的封建独裁统治。袁世凯在窃取了共和国的权力之后，很快就破坏了在革命中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剥夺了人民的一切民利，加强其个人的专制独裁，直至演出的丑剧。为了给其复辟帝制制造舆论，在文化思想上极力鼓吹尊孔复古，提倡蒙昧主义。在经济上巧立名目，横征暴敛，鱼肉人民。对外则推行卖国外交，出卖民族利益和国家，特别是为了换取日本帝国主义对其改制称帝的支持，袁世凯承认了日本提出的使中国成为其附属国的“二十一条”，使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国家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生活不下去。于是怀疑产生了，发展了。”为什么资产阶级共和制度在中国行不通?中国的出路在那里？辛亥革命的失败和复古主义的盛行，使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首先痛感到，这场革命失败的主要教训之一，是缺乏一场彻底的思想革命。因此，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和民族资本的发展，一场彻底的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文化运动终于开展起来了。
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是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1916年9月，该杂志改名为《新青年》。1917年1月，陈独秀被聘为北大文科学长，杂志总部迁往北京。此后，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都参与了办刊。《新青年》成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主阵地。
早期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是陈独秀和，主要成员有鲁迅、胡适、吴虞、易白沙、钱玄同等人。他们从以下几个方面发动了这场以人权为主题的思想启蒙运动。
一、提倡民主，反对专制
新文化运动一开始就高举民主主义大旗，向封建专制制度和维护这种制度的旧礼教、旧道德展开了猛烈的进攻。民主，在《新青年》创刊号里被称为“人权”。陈独秀说：“自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能忍受。世称近世欧洲历史为‘解放历史’：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女权之解放也。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成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袁世凯称帝不久，陈独秀、相继指出“吾国欲图世界的生存，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则激愤地指出：“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专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则国民死，专制活则自由亡。而专制之政与君主之制，如水与鱼，如胶与漆，固结不解，形影相依。今犹有敢播专制之余烬，起君主之篝火者，不问其为筹安之徒与复辟之辈，一律认为国家之叛逆、国民之公敌而诛其人、火其书，殄灭其丑类，摧拉其根株，无所姑息，不稍优容，永绝其萌，勿使滋蔓，而后再造神州之大任始有可图，中华维新之运命始有成功之希望也。”表示了与封建专制主义不调和、不妥协，誓死斗争到底的坚强决心。
早期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从历史进化的观点出发，认为民主代替君主，自由代替专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轨道”，是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他们对民主共和制度在中国的真正实现充满了胜利的信心，认为民国以来中国人民没有得到真正的民主，这并不是民主共和制度不好，而是因为没有实行名符其实的民主政治，专制主义思想没有清除，存在着与民主政治不相一致的旧的伦理道德、文化习俗，存在着守旧的武人与学者。他们认为，中华民国代替清朝专制是个不可逆转的历史进步，即使民主政治在今后还可能被别的东西代替，假可以料定，“其起而代之者；度亦必为校代议政治益能通民彝于国法之制，决非退于专制政治，可以笃信而无疑焉”。
二、提倡科学，反对迷信
陈独秀认为科学和民主一样，是“近代欧洲之时代精神”。他说：“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他在这里所说的“科学”，是指西方的自然科学、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认识事物的科学态度和方法。陈独秀主张科学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他的民主政治主张。
陈独秀号召青年破除迷信和盲从，鼓励他们学习科学，用科学的态度对待客观事物和各种社会问题。他说：“吾人感觉所及之物，今日科学，略可解释。”他又说，“今且日新月异，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其效将使人间之思想云为，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他还说，“凡此无常识之思维，无理由之信仰，欲根治之，厥维科学。”
陈独秀主张用理性和科学去衡量一切，判断其是否有存在的价值。凡不合乎现实社会的，“虽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这表现了陈独秀和一切封建制度及其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革命精神。陈独秀从尊科学、鄙迷信的观点出发，不但写了《有鬼论质疑》，揭露有鬼论的虚伪性，而且写了《偶像破坏论》，矛头指向孔夫子、玉皇大帝、耶稣等神圣的偶像。他指出：“吾人信仰，当以真实的合理的为标准，……此等虚伪的偶像倘不破坏，宇宙间实在的真理和吾人心坎儿里彻底的信仰，永远不能合一!”他呼吁：“破坏！破坏偶像！破坏虚伪的偶像！……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传的虚荣，欺人不合理的信仰，都算是偶像，都应该破坏！”这些提倡科学反对愚昧迷信的思想，反映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那种生气勃勃，勇往直前，敢于破除一切过时的权威的革命精神。
三、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
在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同时，新文化运动也向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旧礼教、旧道德展开了批判，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
通过总结辛亥革命以来的经验教训，激进民主主义者们认为，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制度所以徒具虚名而且屡遭破坏，反动势力所以如此猖獗，是由于在辛亥革命过程中多数革命党人只注意了政体问题，忽视了思想革命、思想建设。因为思想革命不彻底，封建旧思想依旧盘踞着多数人的头脑，广大人民普遍缺乏民主主义觉悟。要建立真正的、名符其实的民主共和制度，就必须彻底洗刷封建旧思想。陈独秀说：“伦理问题不解决，则政治学术，皆枝叶问题，纵一时舍旧谋新，而根本思想未尝变更，不旋踵而仍复旧观者，此自然必然之事也。”
激进民主主义者对封建伦理道德展开了猛烈的批判，斗争矛头直接对准了“忠孝节义”的封建旧道德。吴虞指出：“盖孝之范围，无所不包，家族制度之与专制政治，遂胶固而不可以分析……夫孝之义不立，则忠之说无附。”又说，“儒家以孝弟二字为二千年来专制政治与家族制度联结之根干，而不可动摇”，“其流毒诚不减洪水猛兽矣”。陈独秀指出：“孔教的教义，乃是教人忠君、孝父、从夫。无论政治伦理，都不外这种重阶级尊卑三纲主义”。结果形成中国人的“奴隶道德”：“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也矣；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者，三纲之说为之也。缘此而生金科玉律之道德名词，――曰忠，曰孝，曰节，――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为以己属于人之奴隶道德。”揭露了儒家伦理思想对独立人格的危害，“看那二千余年来支配中国人精神的孔门伦理，所谓纲常，所谓名教，所谓道德，所谓礼义，那一样不是损卑下以奉尊长？那一样不是牺牲被治者的个性以事治者？……孔子所谓修身，不是使人完成他的个性，乃是使人牺牲他的个性。”鲁迅则在其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中对封建礼教和仁义道德做了无情的抨击，揭露了封建伦理的“吃人”本质。他在《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杂文中对夫权主义、父权主义做了猛烈的批判，对封建社会的妇女儿童在“忠”、“孝”、“节”观念下所遭受的苦难表达了深切同情。
他们的共同结论是，中国要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政体，中国人民要“脱离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就必须封建旧道德。
第四、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化
激进民主主义者在批判封建主义思想的同时，又向它的表现形式，即当时的旧文风发起进攻。胡适于19l7年1月在《新青年》第2卷1号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主张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以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接着陈独秀在《新青年》第2卷6号上发表了《文学革命论》，高举起文学革命的旗帜，向封建的和僵死的文言文展开进攻。他坚决主张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说：“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文为正宗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也。”他一开始就明确主张把文学革命和政治革命结合起来。他说：“盘据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陈独秀反对封建的陈腐的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和山林文学，指出它们所反映的内容不外帝王权贵、神仙鬼怪，他主张建立国民文学、写实文学和社会文学。
钱玄同是一位激烈的语言文学改革者，对传统文化持坚决否定的态度。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提出废汉文和汉语的主张。他说：“中国文字，自来即专用于发挥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这种主张显然缺乏历史主义的分析，表现了小资产阶级的偏激情绪。
新生活运动在开展的过程中，提出了民族复兴的口号，而且建立了新的价值体系，这项运动的理论核心是礼义廉耻，是一项有效的治理国家道德规范措施。新生活运动对礼义廉耻下了新的定义，而且对国民不合理的生活方式进行了批判，采用新的理论体系对健康的生活方式进行了合理的解释。新生活运动对廉耻有着这样的定义：廉是行动的导向，耻是行为的动机，在平时的生活中，一定要明于廉、发于耻，还要注重礼节，在礼义廉耻中，首要的任务是行礼，这对构建文明的国家有着促进作用，无论是在军队还是家庭中，都要注重礼节，所以，在新生活运动中，礼占有重要位置。新生活运动是围绕民族复兴展开的，这项运动可以促进生活艺术化，可以提高国民的素质。新生活运动还提出了三化的生活方式，即军事化、艺术化以及生产化，军事化主要是指在生活中要守秩序、严纪律，还要改变以往散漫的生活习性。艺术化是指民众在日常生活中需要按照道德规范去操作，在待人接物方面，要严谨谦和，待人要宽厚；在处事方面，要勤俭节约。生产化是指在务农做事的过程中，一定哟啊具有刻苦的精神，还要做到自食其力，提高工作效率。军事化、艺术化、生产化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善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且对部队有着一定约束作用，可以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还可以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这项运动开展以来，得到了人们的支持与认同，这也达到了生活艺术化的效果，动员民众自觉的加入改变不合理生活的行列，使人们可以艺术地生活。
2生活艺术化对工艺美术的影响
新生活运动实现了生活艺术化，其提出了新的生活方式，对之前不合理的生活方式进行了改革，从衣食住行多个方面对人们的生活方式进行了改革，还促进了工艺美术的发展。新生活主张艺术地生活，使传统造物在规范化中更好的发展，还主张将社会经济与新生活精神结合在一起。我国的工业比较落后，为了避免受到帝国主义的侵略，一定要提高经济水平，还要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对传统的生活方式要进行改革。新生活运动还提倡购买国货，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可以增进生产，是提高我国生产力的有效措施。生活艺术化，提倡国民在待人接物时，一定要合理运用生活技能以及方法。生活艺术化的内容几乎涵盖了“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民众的生活受到社会的制约和限制，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却派生出了优化社会环境，提高国民健康、文明素质的积极效用，给许多城乡创造了清洁、井然的秩序，给大多数家庭和民众灌输了健康、文明的意识。在客观上为现代工艺美术设计提供了社会环境。新生活运动提倡“集团生活”，它使艺术走出“象牙塔”为大众服务，使设计师了解民众的实际需要，为市场而设计。林风眠在《艺术与新生活运动》一书中认为:集团生活与艺术的关系非常密切，他写道:“艺术家常常因为清高的观念而不习惯于集团生活，也因为觉得集团生活有损个性而反对，可是明白了集团意识的必要，就会合理运用个性来谋集团的幸福。集团生活可以促进艺术家对于社会的认识，可以深入民众，而知道民众的苦乐之所在及其需要。艺术家如果替众人服务，替众人求生路，他自己便该有集团生活。集团生活会使人认识人生的真意义，增进人们互助精神，更能加强人们的同情心。这对于负时代使命的艺术家尤其重要，艺术家如果有集团生活，随时随地与大众接近，不但自己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社会上一般的生活，并可以得到许多最有意义的艺术作品的材料。这种作品不但本身上是伟大的，而且对于社会更有良好的影响。”1936年，广东省立勷勤大学建筑系的《新建筑》应新生活运动提出了“反抗现有因袭的建筑样式，创造适合于机能、目的性的建筑”。主张建筑要为大众而设计，对推行现代设计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新生活运动是一种社会教育运动，对后世的工艺美术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为提倡手工业，促进后方妇女生产，加强抗敌力量起见创办新运妇女工艺社。”工艺社的工作分为训练和制作二期，从文献资料记载看，工艺社具有相当的完备的培养计划和相当强的生产能力，培训班分为高级班和初级班，分为西服部、中服部、挑绣部、皮革部，“按预期生产之数量预计应设训练普通工作人员二千五百人，特别工作人员一千人”。相应的生产部门有西服部、中服部、挑绣部、草帽办等，“以每月能制造七千五百套为标准”。工艺社这种按产品的需求来确定培训人数，将培训与制作紧密联系的运作模式，虽然显得过于狭隘和实用，但是在抗战环境下工艺社还是颇有成效的，不仅为社会提供了生活用品，还培养了一大批掌握设计与制作的技师。
3结语
一·一根藤结出两个瓜
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均为鸦片战争以来在中国不断深化的西化运动的产物。西化运动也可以称为“化西运动”，这完全取决于看问题的角度或特定立场。从纯客观的角度看，西化运动一说可能更为贴切。现在的中小学课程中有多少内容来源于一个世纪以前的传统“中学”，又有多少内容来源于“西学” ? 粗略估计一下，二者的比重至多是四六开。大学课程中，传统“中学”的成分恐怕还要更低一些。单纯从知识结构上分析而不考虑感情因素，说中国人正在或已经被西化与说满族人汉化同样正确。如果我们事先确定一个中国文化的本位立场，那么任何西化都不过是“化西”，即“拿来”西方的好东西，将其消化吸收，变成中国文化的养料。在这里，对于民族和文化的主观意识是决定性的因素。
文化和器物制度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在第一期中，便有人从文化和制度的角度来反省中国何以落后。冯桂芬在《校庐抗议》中指出：除军旅之事不如夷外，还有“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他又说：“非天赋人以不如也，人自不如耳。天赋人以不足，可耻也，可耻而无可为也。人自不如，尤可耻也，可耻而有可为也。”知耻而自强之“道在实知其不如之所在，彼何以小而强，我何以大而弱，必求所以如之，仍亦存乎人而已矣”。
严复将进化论译为“天演论”，他在《天演论》自序中说，将此论介绍到中国学界，实因“其中所论，与吾古论有甚合者，且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其主要论旨为：“物竞”者，物争自存也；“天择”者，存其宜种也。民民物物，各争有以自存，其始也种与种争，群与群争，弱者常为强肉，愚者常为智役。固天演之论，可一言而尽也，进者存而传焉，不进者病而亡焉。时下流行的“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是硬道理”，实为严复思想的当代版本。对于一向具有文化至上主义传统的中国人来说，本着“师长”的原则，接受源于西方的进化论并不是什么难事。《天演论》出版后，数年中，风行全国，乃至做了中学生的读物。小野川秀美说：“作为一个先驱的进化论宣传者，梁启超的功绩实不可没。达尔文与赫胥黎的关系，正可比诸严复与梁启超。自然淘汰，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等，都是严译《天演论》中所没有的成语，这些成语之在中国盛传，主要是梁启超从日本传过来的。” [6] 把“群”与“己”从古代圣贤“万物皆备于我”、“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天人合一与泛家族主义连环套中解脱出来，赋予新的解释，是世纪之交中国思想对传统的突破。
严复说：“夫既以群为安利，则天演之事，将使能群者存，不群者灭；善群者存，不善群者灭。” [7] 要“保种”“保国”，就必须“能群”“善群”。从保守的儒家学者王先廉的抨击———“天下之大患曰群”、“群者学之蠹也” [8] 可知“群”的概念所具有的新义。梁启超在《说群序》中说：“启超问治天下之道于南海先生，先生曰：以群为体，以变为用。斯二义立，虽治千万年之天下可矣。……以群术治群，群乃成；以独术治群，群乃败。己群之败，他群之利也。何谓独术，人人皆知有己，不知有天下。……以故为民四万万，则为国亦四万万。夫是之谓无国。善治国者，知君之与民，同为一群之中这一人，因以知夫一群之中所以然之理，所常行之事，使其群合而不离，萃而不涣，夫是之为群术。” [9] “群”被理解为人类团体，并被看成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征，源于荀子，他用“群”来论证“君道”的天然合理性。而梁启超视王权制度为独术，乃败于“群”的根源。“君主者何，私而己矣；民主者何，公而己矣。”泰西行民主，善群术，今我“以独术与群术相遇，其亡可翘足而待也” [10] 。张灏指出，梁启超以“群”为核心的社会政治思想包括了三个主要倾向：政治整合、民主化和含蓄而矛盾地接受民族国家思想。这一思想的出现标志着一个重大的转折，即失去内在思想魅力而仅仅保留其宣传价值的“经世”，作为中国政治传统的" 一个主要理想趋于完结，受需要新的理想和新的价值观来取代经义理想的冲动，中国的政治文化将被近代西方的各种思想意识所吞没。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便是其中的首选。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一号《本报告白》中表示：要维新我国，必先维新我民，中国之所以不振，乃在公法之欠缺，故须收集中西之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改造吾“喜独”之国民性，树立“合群”、“乐群”之新民德。以教育为主，以政论为辅，着重国家主义之教育，以养成国家思想。
二新文化运动———自由主义的人权运动
丁伟志等近来予“中体西用”说以新的解释：形式上的重点是在强调中学之为“体”，事实上的重点却在强调西学之需“用”，“中体西用”意在“西用”，表面上抬高中学之地位，恰恰是为着防卫对手的攻击，减少由于重视西学所招致的重大阻力 [16] 。此说可以成立，但似乎未击中要害。在我们看来，与其把它当成一种文化观的宣示，不如作为一种历史事实的陈述。康有为这一代人仍是一群标准的传统中国坤士：出身官宦乡绅门第，以科举为进身，熟读坚贤之书，取小老婆，养大家庭。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已经深深浸透于其血液和骨髓中，无论如何鼓吹“采西学”，都只能限于“西用”范畴。但他们“废科举，兴学堂”的成功，却为一代新人的崛起创造了条件。
《新青年》和《新潮》的积极参与者，或为归国留学生，或为国内新学堂的学生，已非传统的士大夫，而是新型的知识分子。他们的身体已经脱离乡土，独自居住在陌生的城市甚至租界中；他们在精神上与传统思想发生了断裂，不像上一代那样有深厚的“中学”根底，而是在一种“西学”的语境熏陶下形成世界观。因而，他们与父辈乃至乡下的发妻出现了巴金小说中所深刻揭示的那种“代沟”。只有到了这一代人，才真正感到需要“重估一切价值”，确立新主体在新环境中的生存意义与价值，也就是陈独秀所说的“伦理革命”。康有为辈向西方学习，主要目的仍是探索中国人这一群体在种族竞争中的生存之道；而鲁迅、郭沫若辈与西哲对话，不仅是要救国，而且是要发现和拯救自己，探究知识分子这一“新人类”在中国社会转型期安身立命的根本。这就使得人性、人权这些自由主义的话题突显出来。
《新潮》主要编辑同时也是五四学生游行白话文宣言起草者的罗家伦说，在蔡元培主持北大的时候，发生了三个比较大的运动：第一是国语文学运动，也称被称为白话文运动或新文学运动；第二是新文化运动；第三是“五四”运动 [24] 。如果把他所说的第一个运动并入第二个运动，那么就无人可以置疑，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成就已经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存在和话语方式；如果把这两个运动分开来估量，即如罗家伦 60 年代所说，“这新文化运动的工作，至今尚未完成”。新文化运动犹如一道闪电，一声惊雷，在起到振聋发聩、警醒国人的作用后，由于第三个运动———五四运动随之崛起，很快便衰落下去。在 60 年代的台湾，其价值仍得不到承认，受到“轻视和抹煞”，或成为“谈虎色变”的对象 [25] 。胡适式的自由主义是一种基于个人主义的世界主义，在它的分析框架中，除了个人与人类，其他层次的人群共同体都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它高扬个人价值，推崇普世情怀，是种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天然敌人。因此，一旦民族主义占据思想界的主流，自由主义便只能退居边缘。当日寇霸占了东三省，打到长城一线，全国上下反日情绪空前高涨时，胡适仍然坚持唱低调，更使他的自由主义显得不合时宜。
过于强调个人主义，对于早期自由主义传统是一种偏离。在以往，自由首先意味的是一个团体拥有适当自主性的权利。柏克认为，自由的问题是与一种权威三角———即个人、国家以及介于这二者之间的各种群体———分不开的。托克维尔提出，一个由各种独立的、自主的社团组成的多元的社会，可以对权力构成一种“社会的制衡”。这一点，乃是促成美国民主制度是一种自由民主的重大因素 [26] 。一个个单独的个人实际上是抗衡不了国家权力的。但对于胡适们来说，维护和建构社会团体并不是他们所理解的自由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既然民族国家都不能成为顶礼膜拜的偶像，就更谈不上认同阶级利益和团体利益了。在这种自由主义的价值体系中，多样性、自决权和竞争比公平分配和资源均等具有更大的权重。如果将其折衷调和，自由主义就演变为自由民主主义。胡适等中国自由主义者并没有迈出这一步。在讲演“中国问题的一个诊察”时，胡适将中国的病状诊断为“五鬼症”，即贫穷、衰弱、愚昧、贪污和纷乱，而没有提到社会阶级间的严重不公和冲突 [27] 。对于大多数具有“拯民于水火”情怀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这样一种无视社会现实矛盾的立场是无法接受的。于是，曾经在新文化运动中集结在人权和自由主义大旗下的新型知识分子，很快便发生了分裂，多数人通过平民主义的桥梁走向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则退缩到上层知识分子的一个小圈子中。
三五四运动———公理引导下的国权运动
帮助胡适完成口述自传并将其译成中文的唐德刚指出：“胡适之先生是反对五四运动的。他反对的当然不是他小友周策纵的五四运动，而是他底及门弟子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一干人，于民国八年五月四日，在北京的大街之上，摇旗呐喊的那个五四运动。” [28] 他的话说得太绝对了。那一天发生在北京大街上游行示威运动，作为一场学生爱国运动，得到几乎全体中国人的支持，胡适也不例外，曾称之为“一个很纯粹的爱国运动” [29] 。五四运动是争取国权 ( 或曰主权 ) 的学生运动，以后发展至全国各界一致响应的国民运动，其性质已由当事人明白昭示。
在五四运动之前，还有过其他的群众性爱国运动，例如义和团运动。但是，义和团运动并没有得到举国一致的响应，更没有得到新型知识分子的支持。当时在广州的孙中山与兴中会骨干八人联名致书港督卜力，指责清廷诲民变、挑边衅、仇教士、害洋商、戕使命、背公法、戮忠臣、用偾师、忘大德、修小怨 [30] 。梁启超正在长江流域领导自立军起义，他反对哥老会以“排外”、“灭洋”为号召，说服各路会党改变宗旨，将灭洋二字易以自主或救国二字，极力与义和团划清界限。因为在中国知识分子看来，义和团运动只是一种情感的发泄，而缺乏一种得到普遍承认的道理作为后盾。
“公理战胜强权”，意味着伦理学优先于进化论，与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天理观正相吻合，导致了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复兴。蒋介石、戴季陶为代表的国民党主流派，以纯正民族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作为旗帜，正好为市民阶层提供了所需要的大众意识形态。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只能坚持一种亲苏反帝的赤色民族主义，有时还不得不依据所谓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支持苏联政府侵犯中国利益扩张苏联利益的行为，因此很难得到市民阶层的支持，被迫从城市撤出。只有在中共和共产国际划清界限，提出“民族化”、“大众化”的口号，并在抗日民族战争中起到先锋表率作用，而国民党却被不受限制的权力腐化并丧失理想和效率后，前者才赢得了人心，并最终夺取了政权。
四同异论背后的政治意识形态
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究竟是一个运动还是两个独立的运动，是方向一致、相辅相成的，还是相互矛盾、此消彼长的 ? 长期以来大致存在四种不同的论点。两种论点强调二者之异，我们分别称之为褒新文化运动贬五四运动论和褒五四运动贬新文化运动论。另外两种论点强调二者之同，我们分别称之为超越回归论和脱胎换骨论。而每一种论点的背后都隐藏着一种政治意识形态。
胡适是褒新文化运动贬五四运动论的主要代表。胡适在晚年口述自传时说：“从我们所说的‘中国文艺复兴’这个文化运动的观点来看，那项由北京学生所发动而为全国人民一致支持的，在 1919 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我告你这件事，就是说从新文化运动的观点来看，———我们那时可能是由于一番愚忱想把这一运动，维持成一个纯粹的文化运动和文学改良运动———但是它终于不幸地被政治所阻挠而中断了 ! ” [41] 其产生了两个后果：“一是苏联输入的铁的纪律，一是那几年的极端民族主义”。
孙中山、蒋介石对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来说" ，都是局外人。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当事人，但与五四运动没有直接关系。在题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演讲中，他明确表示：“我是的确不负领导五四责任的，说是我领导五四的，是没有根据的。” [49] 对于确实同时负有两个运动的领导责任或者积极投身于两个运动的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来说，情况就不同了。让他们把两个运动划分清楚，就意味着把自己一分为二，这马上会遇到个人情感与自我评价上的障碍。但是，根据他们后来对新文化运动的真实态度，是坚持其基本理念，还是对思想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又可以将其分为两类人。
五四运动后，陈独秀的思想发生了转折。他写道：“这回欧洲和会，只讲强权不讲公理，英、法、意、日各国硬用强权拥护他们的伦敦密约，硬把中国的青岛交给日本交换他们的利益，另外还有种种不讲公理的举动，不但我们心中不平，就是威尔逊总统也未免有些纳闷。但是经了这番教训，我们应该觉悟公理不是能够自己发挥，是要强力拥护的。……由这彻底的觉悟，应该抱定两大宗旨：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要之，此等觉悟之进程，以系由外交而及内政，由内政而至社会组织者。”“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 ( 即生产阶级 ) 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陈独秀等人走上社会革命之路，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五四前后访问中国的两位西方思想家杜威和罗素的影响。陈独秀曾摘引罗素在《中国人到自由之路》里的话：“中国政治改革，决非几年之后就能形成西方的德谟克拉西。……要到这个程度，最好经过俄国共产党专政的阶级。因为求国民底智识快点普及，发达实业不染资本主义的色彩，俄国式的方法是唯一的道路了。” [50] 在陈独秀们心目中，以俄为师并不是抛弃自由人权，而是通向自由的一个过渡阶梯，也是达到更广泛、更高程度的民主的必经之路。因此，他们在五四前后的思想发展具有一种连贯性，五四以后接受社会主义思想是对新文化运动的一种超越和提高，而不是扬弃和否定。事实上， 20 年代、 30 年代、 40 年代的几代中国知识青年，他们在奔赴广州、奔赴延安、奔赴解放区时，绝大多数都抱着这样一种高标准的自由民主理想。
五自由与民主的统一
自由主义从 80 年代后期起，重新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并越来越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学者们开始从新文化运动或者广义的“五四运动”中发掘自由主义的内核，作为当代中国自由主义宝贵的思想资源。对于这种努力，我们极表赞成，但在这里则着重谈一点引申的看法。
作为一种元价值观，诸如罗尔斯在《正义论》中阐明的自由主义，具有逻辑严谨，论证周详的优点，为其他意识形态所望尘莫及。但是，自由主义事实上并没有推荐哪一种具体的价值和具体的善，而是提供了一个开放的空间，为任何一种可能的价值确定了存在的前提条件。而大众则更需要一些具体的价值准则，作为日常伦理的立足点。因此，即使是在欧美国家，自由主义也主要是知识分子所钟爱的思想，而不是一种大众意识形态。在那里，大众意识形态的主要组成部分来自于基督教。在五四时代，中国的市民阶层急需一种新的大众意识形态来取代以三纲五常为代表的传统伦理道德，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却陶醉于鉴赏自由主义的精品，一些五四运动的领导人又以科学的名义发起“非宗教运动”，这使得一些具有类宗教的精神感召力和似科学的信条体系的学说得以填补大众意识形态的空白。
大众不拒绝理性，但更受情感支配。民族主义便是依托于大众自发的强烈民族情感。如果自由主义者过于洁身自好，不肯屈尊俯就，与民族主义联姻，便很容易成为一种远离民众的“阳春白雪”，曲高而和寡。
当代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自由民主主义，实际上是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妥协的产物。从逻辑上说，二者之间" 存在明显的矛盾，多数人常常会用民主来限制少数人的某些自由；从政治上说，这却是无数历史经验教训的结晶，是一种极其明智的选择。自由民主主义的现代人权观划清了基本人权的保障范围，并将其他的自由置于民主制度的制约之下，不惜以牺牲少数富人和天才为所欲为的权利为代价。同样，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在当代西方也已缔结了牢不可破的神圣联盟。梁启超指出，五四运动体现了国民在两个方面的自觉：“第一，觉得凡不是中国人都没有权来管中国的事。第二，觉得凡是中国人都有权来管中国的事。第一种是民族建国的精神，第二种是民主的精神。” [53] 这便是近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即以民主自由为主要诉求的民族主义。这样，民主主义便成为连接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一根红线。
新文化运动是一场伦理革命，一场价值重估运动；五四运动是一场爱国政治运动，一场国民运动。它们虽出自一根藤，却又是两个不同的瓜。但二者的历史遗产我们都要认真总结和继承。
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应当吸取胡适等前辈们的经验教训，既要坚守自由主义的学理并坚持不懈地向民众进行“启蒙”，亦要做一个正视民间苦难、勇于挑战不公的民主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把价值层面和政治层面妥善地结合起来，才能真正继承先辈的遗志，在新世纪中实现建成一个民主文明富强的中国的伟业。
注释：
[1][48] 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5 页，第 474 页。
[3]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 5 册，文集之三十九，北京：中华书局 1989 年版，第 43 ～ 45 页。
[4] 《校庐抗议·制洋器仪》。
[7] 《严复集》，第 5 册，北京：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1347 页。
[9] 《饮冰室合集》，第 1 册，文集之二，第 3 ～ 4 页。 [10] 同上，文集之一，第 109 页。
[13][19] 《饮冰室合集》，第 6 册，专集之四，第 58 页，第 44 ～ 47 页。
[16] 丁伟志等：《中西体用之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60 页。
[17][18][33] 《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第 136 页，第 166 页，第 116 页。
[20] 参见欧阳哲生：《自由主义之累———胡适思想的现代阐释》，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38 ～ 143 页。
[23] 转引自何德功：《中日启蒙文学论》，北京：东方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41 、 147 页。
[24][25] 关鸿等主编：《历史的先见———罗家伦文化随笔》，上海：学林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36 ～ 138 页，第 137 ～ 138 页。
[26] 参见顾昕：“以社会制约权力———托克维尔、达尔的理论与公民社会”，载刘军宁等编：《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北京：三联书店 1995 年版，第 148 ～ 167 页。
[27] 参见曹伯言等编著：《胡适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417 页。
[28] 唐德刚：《“刍议”再议》，载汪荣祖编：《五四研究论文集》，台北：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79 年版，第 157 页。
[30]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191 ～ 193 页。
[38] 参见武寅：《从协调外交到自由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 页。
[40] 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399 ～ 401 页。
[41] 唐德刚译：《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83 、 186 页。
[43][49] 转引自欧阳哲生：“自由主义与五四传统———胡适对五四运动的历史诠释”，载《胡适研究丛刊》第二辑，第 33 ～ 50 页。
[46] 《孙中山年谱》，北京：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159 页。
一。一根藤结出两个瓜
周策纵的《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与彭明的《五四运动史》是中外研究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两部最具影响力的鸿篇巨著，但它们都把这两个运动混为一谈。依照周策纵的定义：“五四运动”是一种复杂的现象，包括新思潮、文学革命、学生运动、工商界的罢市罢工、抵制日货以及新式知识分子的种种社会和政治活动，新文化运动被视为五四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1] 。彭明也采取了同样的叙述策略，称：“五四运动是一个爱国运动，又是一个文化运动。” [2] 笔者认为：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二者有同有异，不应混为一谈。
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均为鸦片战争以来在中国不断深化的西化运动的产物。西化运动也可以称为“化西运动”，这完全取决于看问题的角度或特定立场。从纯客观的角度看，西化运动一说可能更为贴切。现在的中小学课程中有多少内容来源于一个世纪以前的传统“中学”，又有多少内容来源于“西学” ？ 粗略估计一下，二者的比重至多是四六开。大学课程中，传统“中学”的成分恐怕还要更低一些。单纯从知识结构上分析而不考虑感情因素，说中国人正在或已经被西化与说满族人汉化同样正确。如果我们事先确定一个中国文化的本位立场，那么任何西化都不过是“化西”，即“拿来”西方的好东西，将其消化吸收，变成中国文化的养料。在这里，对于民族和文化的主观意识是决定性的因素。
梁启超在 1922 年的《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把中国人思想逐渐西化的过程分为三期。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这种感觉，从鸦片战争后渐渐发动，到同治年间借了外国兵来平内乱，于是曾国藩、李鸿章一班人，很觉得外国的船坚炮利确是我们所不及，对之有舍己从人的必要，于是福建船政学堂、上海制造局等渐次设立起来。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自从甲午败于日本，国内有心人真像睡梦中着了一个霹雳，因想到堂堂中国为什么衰败到这田地，都为的是政制不良，所以拿“变法维新”做一面大旗，在社会上开始运动，急先锋就是康有为、梁启超一班人。他们的政治运动是完全失败的，只剩下废科举一事算是成功了。国内许多学堂国外许多留学生，在这期内蓬蓬勃勃发生。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第二期从甲午战役起到民国六七年间止，约历二十年之久觉得我们政治法律等等远不如人，恨不得把人家的组织形式一件件搬进来，以为如此一来万事都有办法了。但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恰值欧洲大战告终，全世界思潮都添许多活气，新近回国的留学生，又很出了几位人物，鼓起勇气做全部解放的运动。所以最近两三年间，算是划出一个新时期来了 [3] 。从器物层面和制度层面学习西方的分期，对于清朝统治集团来说，基本上是正确的；对于思想家和学者来说，则不尽然，梁启超在这里多少有些自谦的成分。
文化和器物制度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在第一期中，便有人从文化和制度的角度来反省中国何以落后。冯桂芬在《校庐抗议》中指出：除军旅之事不如夷外，还有“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他又说：“非天赋人以不如也，人自不如耳。天赋人以不足，可耻也，可耻而无可为也。人自不如，尤可耻也，可耻而有可为也。”知耻而自强之“道在实知其不如之所在，彼何以小而强，我何以大而弱，必求所以如之，仍亦存乎人而已矣”。
[4] 基于“夫学问者，经济所从出也”的道理，他明确主张“采西学”。在第二期中，梁启超本人更是在思想文化上扭转历史进程的一员主将。梁启超的研究者张灏认为：“在从传统到现代中国文化的转变中， 19 世纪 90 年代中叶至 20 世纪最初 10 年里发生的思想变化应被看成是一个比‘五四’时代更为重要的分水岭。在这一过渡时期，梁是一位关键人物” [5] 。清末民初西化运动的思想精髓可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便是进化论；两个基本点便是围绕严复《群己权界论》书名中点明的“群”与“己”所展开的理论探讨。
严复将进化论译为“天演论”，他在《天演论》自序中说，将此论介绍到中国学界，实因“其中所论，与吾古论有甚合者，且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其主要论旨为：“物竞”者，物争自存也：“天择”者，存其宜种也。民民物物，各争有以自存，其始也种与种争，群与群争，弱者常为强肉，愚者常为智役。固天演之论，可一言而尽也，进者存而传焉，不进者病而亡焉。时下流行的“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是硬道理”，实为严复思想的当代版本。对于一向具有文化至上主义传统的中国人来说，本着“师长”的原则，接受源于西方的进化论并不是什么难事。《天演论》出版后，数年中，风行全国，乃至做了中学生的读物。小野川秀美说：“作为一个先驱的进化论宣传者，梁启超的功绩实不可没。达尔文与赫胥黎的关系，正可比诸严复与梁启超。自然淘汰，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等，都是严译《天演论》中所没有的成语，这些成语之在中国盛传，主要是梁启超从日本传过来的。” [6] 把“群”与“己”从古代圣贤“万物皆备于我”、“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天人合一与泛家族主义连环套中解脱出来，赋予新的解释，是世纪之交中国思想对传统的突破。
严复说：“夫既以群为安利，则天演之事，将使能群者存，不群者灭；善群者存，不善群者灭。” [7] 要“保种”“保国”，就必须“能群”“善群”。从保守的儒家学者王先廉的抨击-“天下之大患曰群”、“群者学之蠹也” [8] 可知“群”的概念所具有的新义。梁启超在《说群序》中说：“启超问治天下之道于南海先生，先生曰：以群为体，以变为用。斯二义立，虽治千万年之天下可矣。……以群术治群，群乃成；以独术治群，群乃败。己群之败，他群之利也。何谓独术，人人皆知有己，不知有天下。……以故为民四万万，则为国亦四万万。夫是之谓无国。善治国者，知君之与民，同为一群之中这一人，因以知夫一群之中所以然之理，所常行之事，使其群合而不离，萃而不涣，夫是之为群术。” [9] “群”被理解为人类团体，并被看成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征，源于荀子，他用“群”来论证“君道”的天然合理性。而梁启超视王权制度为独术，乃败于“群”的根源。“君主者何，私而己矣；民主者何，公而己矣。”泰西行民主，善群术，今我“以独术与群术相遇，其亡可翘足而待也” [10] 。张灏指出，梁启超以“群”为核心的社会政治思想包括了三个主要倾向：政治整合、民主化和含蓄而矛盾地接受民族国家思想。这一思想的出现标志着一个重大的转折，即失去内在思想魅力而仅仅保留其宣传价值的“经世”，作为中国政治传统的一个主要理想趋于完结，受需要新的理想和新的价值观来取代经义理想的冲动，中国的政治文化将被近代西方的各种思想意识所吞没。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便是其中的首选。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一号《本报告白》中表示：要维新我国，必先维新我民，中国之所以不振，乃在公法之欠缺，故须收集中西之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改造吾“喜独”之国民性，树立“合群”、“乐群”之新民德。以教育为主，以政论为辅，着重国家主义之教育，以养成国家思想。
中国古代儒家虽然标榜“为己”之学，却不注重个人的权利与自由。严复指出：“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中国恕与西法自由最相似，“然谓之相似则可，谓之真同则大不可也”。“自由即异，于是群异丛然而生。粗举一二言之：则如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重讥评。” [11] 他昭示国人，西学的精髓是“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中国若欲富强，“必自民之能自利始，能自利自能自由始，能自由自能自治始”：“身贵自由，国贵自主。” [12] 在《新民说》中，梁启超一针见血、极其痛快地指出：“天生人而赋之以权利，且赋之以扩充此权利之智识，保护此权利之能力。故听民之自由焉、自治焉，则群治必蒸蒸日上；有桎梏戕之者，始焉窒其生机，继焉失其本性，而人道乃几乎息矣。……故夫中国群治不进，由人民不顾公益使然也；人民不顾公益，由自居于奴隶盗贼使然也；其自居于奴隶盗贼，由霸者私天下为一姓之产而奴隶盗贼吾民使然也。” [13] 由此，开天赋人权说和自由主义在中国之先河。
梁启超曾说：“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吾又知孔子之爱真理，先辈故人之爱国家爱自由，更有甚于吾者也。吾以是自信，吾以是忏悔。为两千年来翻案，吾所不惜；与四万万人挑战，吾所不惧。” [14] 此乃对上面所说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全面概括，表现出本世纪初中国思想家破旧立新的勇气与决心。进化论即当时人们心目中的真理，严复和梁启超的群己之说，则是 20 世纪中国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共同渊源。正是从这两个挨近的生长点上，长出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丰硕果实。
二新文化运动-自由主义的人权运动
以往把“新文化运动”作为陈独秀、胡适等《新青年》同人发起的思想运动的专用名词，此说近来受到置疑。例如龚书铎就把“戊戌新文化运动”作为论文的题目，称：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过程中，不仅在五四时期发生过新文化运动，在戊戌变法时期 （ 就文化的角度说，大致从 1895 年中日战争后到 20 世纪初 ） 也曾经发生过一次这样的运动。显然， 20 世纪中国新文化的源头与其说是《新青年》，不如说是《天演论》和《新民说》 [15] 。但是，我们也要指出，《新青年》和《新潮》等决不是以“新”来自我标榜，其划时代的意义在于，它们是一代新人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
丁伟志等近来予“中体西用”说以新的解释：形式上的重点是在强调中学之为“体”，事实上的重点却在强调西学之需“用”，“中体西用”意在“西用”，表面上抬高中学之地位，恰恰是为着防卫对手的攻击，减少由于重视西学所招致的重大阻力 [16] 。此说可以成立，但似乎未击中要害。在我们看来，与其把它当成一种文化观的宣示，不如作为一种历史事实的陈述。康有为这一代人仍是一群标准的传统中国坤士：出身官宦乡绅门第，以科举为进身，熟读坚贤之书，取小老婆，养大家庭。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已经深深浸透于其血液和骨髓中，无论如何鼓吹“采西学”，都只能限于“西用”范畴。但他们“废科举，兴学堂”的成功，却为一代新人的崛起创造了条件。
《新青年》和《新潮》的积极参与者，或为归国留学生，或为国内新学堂的学生，已非传统的士大夫，而是新型的知识分子。他们的身体已经脱离乡土，独自居住在陌生的城市甚至租界中；他们在精神上与传统思想发生了断裂，不像上一代那样有深厚的“中学”根底，而是在一种“西学”的语境熏陶下形成世界观。因而，他们与父辈乃至乡下的发妻出现了巴金小说中所深刻揭示的那种“代沟”。只有到了这一代人，才真正感到需要“重估一切价值”，确立新主体在新环境中的生存意义与价值，也就是陈独秀所说的“伦理革命”。康有为辈向西方学习，主要目的仍是探索中国人这一群体在种族竞争中的生存之道；而鲁迅、郭沫若辈与西哲对话，不仅是要救国，而且是要发现和拯救自己，探究知识分子这一“新人类”在中国社会转型期安身立命的根本。这就使得人性、人权这些自由主义的话题突显出来。
陈独秀在《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一文中写道：“可称曰‘近世文明’者，乃欧罗巴人之所独有，即西洋文明也；……近世文明之特征，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 [17] 。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这里把人权放在新文明价值的首要地位，而把上一个世代中国先进分子的中心话题进化论放在了次要的位置。“举一切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社会之所向往，国家之所祈求，拥护个人之权利自由与幸福而已。思想言论之自由，谋个性之发展也。法律之前，个人平等也。个人之权力自由，载诸宪章，国法不得而剥夺之，所谓人权是也。人权者，成人以往，自非奴隶，悉享此权，无有差别。此纯粹个人主义之大精神也。” [18] 胡适一贯主张将他所倡导的新文化运动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既然欧洲文艺复兴的历史成果是人的发现、人性的觉醒，这一命名的价值倾向便一目了然。胡适对易卜生主义推崇备至，而易卜生主义即所谓“健全的个人主义”：“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胡适区分了三种个人主义：一种是假的个人主义，或称为我主义；一种是独善的个人主义，采取出世或避世的方式，“要想在现社会之外另寻一种独善的理想生活”；一种是真的个人主义，亦称个性主义，其特性是独立思想，对于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要负完全责任。梁启超在世纪初曾要求个人自由服从团体自由，他说，“野蛮时代，个人之自由胜而团体之自由亡；文明时代，团体之自由强而个人之自由减。”“团体自由者，个人自由之积” [19] 。胡适则认为，牺牲个人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是不可取的。“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 ！ 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 ！ ”他主张“改造社会要从改造个人做起”，要从“自救”开始 [20] 。 30 年代回顾时，胡适重申：“民国六七年北京大学所提倡的新文化运动，无论形式上如何五花八门，意义上只是思想的解放与个人的解放。” [21] 鲁迅、周作人兄弟是新文化运动中以文学倡导自由主义思想的主将。周作人在理论上有较多的阐述，是中国“人的文学”的首倡者。他说：“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 [22] 因此，“我始终承认文学是个人的”，“以人类之一的资格，用艺术的方法表现个人的感情，代表人类的意志”。“我们所希望的，便是摆脱了一切的束缚任情地歌唱，无论人家文章怎样地庄严，思想怎样地乐观，怎样地讲爱国报恩，但是我要风流轻妙，或讽刺谴责的文字，也是我的自由，而且无论说的是隐逸或是反抗，只要是遗传环境所融合而成的，也便都有发表的权利与价值。” [23] 鲁迅则在小说、散文中以令人耳目一新的艺术形象控诉“吃人”的旧礼教，呼唤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新纪元。
《新潮》主要编辑同时也是五四学生游行白话文宣言起草者的罗家伦说，在蔡元培主持北大的时候，发生了三个比较大的运动：第一是国语文学运动，也称被称为白话文运动或新文学运动；第二是新文化运动；第三是“五四”运动 [24] 。如果把他所说的第一个运动并入第二个运动，那么就无人可以置疑，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成就已经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存在和话语方式；如果把这两个运动分开来估量，即如罗家伦 60 年代所说，“这新文化运动的工作，至今尚未完成”。新文化运动犹如一道闪电，一声惊雷，在起到振聋发聩、警醒国人的作用后，由于第三个运动-五四运动随之崛起，很快便衰落下去。在 60 年代的台湾，其价值仍得不到承认，受到“轻视和抹煞”，或成为“谈虎色变”的对象 [25] 。胡适式的自由主义是一种基于个人主义的世界主义，在它的分析框架中，除了个人与人类，其他层次的人群共同体都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它高扬个人价值，推崇普世情怀，是种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天然敌人。因此，一旦民族主义占据思想界的主流，自由主义便只能退居边缘。当日寇霸占了东三省，打到长城一线，全国上下反日情绪空前高涨时，胡适仍然坚持唱低调，更使他的自由主义显得不合时宜。
过于强调个人主义，对于早期自由主义传统是一种偏离。在以往，自由首先意味的是一个团体拥有适当自主性的权利。柏克认为，自由的问题是与一种权威三角-即个人、国家以及介于这二者之间的各种群体-分不开的。托克维尔提出，一个由各种独立的、自主的社团组成的多元的社会，可以对权力构成一种“社会的制衡”。这一点，乃是促成美国民主制度是一种自由民主的重大因素 [26] 。一个个单独的个人实际上是抗衡不了国家权力的。但对于胡适们来说，维护和建构社会团体并不是他们所理解的自由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既然民族国家都不能成为顶礼膜拜的偶像，就更谈不上认同阶级利益和团体利益了。在这种自由主义的价值体系中，多样性、自决权和竞争比公平分配和资源均等具有更大的权重。如果将其折衷调和，自由主义就演变为自由民主主义。胡适等中国自由主义者并没有迈出这一步。在讲演“中国问题的一个诊察”时，胡适将中国的病状诊断为“五鬼症”，即贫穷、衰弱、愚昧、贪污和纷乱，而没有提到社会阶级间的严重不公和冲突 [27] 。对于大多数具有“拯民于水火”情怀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这样一种无视社会现实矛盾的立场是无法接受的。于是，曾经在新文化运动中集结在人权和自由主义大旗下的新型知识分子，很快便发生了分裂，多数人通过平民主义的桥梁走向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则退缩到上层知识分子的一个小圈子中。
三五四运动-公理引导下的国权运动
【关键词】新文化运动;“反传统”;“文化重建”
近些年来,中国社会上到处都弥漫着一种“国学热”,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们,都开始谈论起中国传统的问题,并以此作为一种时尚。可是,当我们面对着许多传统的缺失时,我们感叹,并要追根溯源找到问题的所在,“新文化运动就这样卷入了这场全民大讨论中。这几年常听到或看到一种议论,说新文化运动全面反传统,具有感情用事的非理性色彩,造成中国的思想危机;说“打倒孔家店”在中国文化史上带来一股“左”的思潮,形成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开启了的先河,等等。持这种论点者,国外、国内都不乏其人。
说起来,新文化运动中的“反传统”与中国社会的“文化重建”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在我看来,新文化运动中的“反传统”对中国社会的“文化重建”是有积极意义的。
首先,在那个时代,文化革命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基础的改变,使得作为依附于这种社会制度的文化也不得不随之改变。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学说为其理论基础的,其创始者孔子生活在春秋时期,那时的中国是奴隶制瓦解之前的苟延残喘,而孔子作为那个时代的士大夫阶层的一员,所提出的理论自然是针对奴隶制社会的。后来,按照历史发展的规律,中国走进了封建社会时期。其实,在处于封建初期的秦朝和汉朝前期,在中国文化中占有统治地位的是道家而非儒家。儒家的重新崛起是在汉代大儒董仲舒对儒家思想进行系统整理和改造,并被汉武帝极力推行之后的。董仲舒对儒学的重建,使得原本以奴隶社会为基础产生的儒家文化适应了封建社会的,而儒家文化也因此重获新生。
二十世纪初期,封建体制摇摇欲坠,而被封建统治者用作维护社会秩序和巩固统治而被极力改造的儒家文化,也面临着一场“抽根”似的危机。其实,新文化运动中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也是对传统文化的一次重建。只是,董仲舒的那一次是以自上而下的改良方式进行的,而新文化运动是以自下而上的革命方式进行的。
其次,新文化运动打破了中国人自古以来形成的对于权威的迷信,使人们可以更好地“去粗取精”,改造传统文化。
从董仲舒改造儒学到封建社会瓦解,其间大概有两千多年。随着封建君主专制体制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儒家学说渐渐地发生了“质变”,成为专制主义与旧道德、旧文学的保护伞。从“天人合一”的“天命论”到倡导“三纲五常”的程朱理学,儒学从一种原本十分人性化的思想无奈地走上的扼杀人性的歧途,而这又导致了个人意识的泯灭以及对于权威的盲目崇拜,这毫无疑问已经严重制约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俗话说,“矫枉必先过正”,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才可以唤醒民众,实现个性解放。
新文化运动期间, 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章说: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其实,由于封建社会的“潜移默化”,“国粹”早已被扭曲,到不如在那个时候一并打碎它――文化的东西是不会被本民族的成员所抹杀的,它最多只会“休眠”一段时间,等到适当的时间它自然又会苏醒,而且以一种更加饱满的精神去生长。我想当代的“国学热”就很能说明问题。国学经过近一个世纪的漂泊,终于又在社会中找到了归宿。而这一次,它将以一种新的方式出现,因为它是建立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的,现代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讨论,其实也就是对传统文化的重建,而这样的重建,必然会使我们对传统文化的内涵有了更加深入的把握,从而让我们的传统文化在当代找到它适合的位置以及存在的方式,为更好的发展奠定基础,其意义还是十分巨大的。
最后,新文化运动还将一种理性的思维方式引进了中国。
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以科学和理性作为衡量是非的标准,提出无论什么事物,如果经科学和理性判定为不合理的,不适合现代社会生活需要的,即令它是“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表现了科学的大无畏精神。新文化运动是一场理性主义而非感情用事的运动。当时提倡科学民主,提倡文学革命,都是服从于民族发展需要而作出的一种理性的选择。五四时期觉醒的青年们,正是最反对“盲从”,最反对“不求甚解,浑浑噩噩”,尽管手段有些激进,但他们追求的正是理性和科学的精神。
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之所以提出要采取“全盘西化”这样激进的方式,也是出于一种策略考虑。在当时的情况下,面对反动势力的层层威逼,我们的革命者们是无法安下心来,与他们大谈“一分为二”的重要性的,当时要做的,只是让整个中国知识界能够活跃起来,共同关注这个问题,参与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从而在这种论战过程中达到宣传自我的目的。
总之,五四是一个矛盾重重的时期,而新文化运动在中国文化历史中的一块里程碑。之后,中国文化界逐渐从“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困境中解脱出来,中国民众的思想解放运动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我们,应当以一种宽容的心态去审视历史,去评论我们的前辈,毕竟,他们所面对的社会现实与我们是不同的,而如何走好今后的路,才是我们当下最应该深思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