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阿尔法协议》融合了角色扮演、潜行和动作等多种元素，玩家将体验到扮演现代间谍的感觉。玩家在高风险的地下军火交易时的一举一动都可能导致一系列不同效果。你可以使用五角大楼的最新武器暴力解救被关押的恐怖份子，也可以躲在阴暗的角落展开秘密行动。可以说，整个游戏并没有一个标准的攻略。
2、《阿尔法协议》是由制作著名的《星球大战：旧共和国骑士2》与《无冬之夜2》的Obsidian所开发的全新动作角色扮演类游戏，玩家扮演的主角是类似007中詹姆斯邦德的间谍，名字叫做Michael Thorton，虽然经过专业的训练，不过还缺乏实际作战经验。
（来源：文章屋网 ）
宣布“拒签协议”后，卡尔扎伊又指责北约停止供给阿富汗军队物资、要求美军司令就伤害阿富汗平民进行道歉，一系列的强硬表态不仅打乱了美国的计划，也将卡尔扎伊本人，乃至阿富汗与美国的深层矛盾展现于世人面前。
作为政权后阿富汗的首任总统，卡尔扎伊并不是一个对美国言听计从的“傀儡总统”，他与美国之间的裂痕早已是公开的秘密。早在2009年阿富汗首次进行总统大选时，美国时任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就公开批评卡尔扎伊在选举中舞弊，并称卡尔扎伊不值得美国支持。奥巴马还曾突访阿富汗，批评卡尔扎伊政府腐败。具有刚烈性格的卡尔扎伊自然不甘示弱，多次在公开场合指责美国“侵犯阿富汗”，不久前他要求阿富汗军队停止向北约请求空中支援，并下令驱逐驻战略要地瓦尔达克省的美军特种部队。种种矛盾，使卡尔扎伊在面对《双边安全协议》时，提出美国释放在关塔那摩监狱关押的阿富汗囚犯、停止对阿民宅采取军事行动等要求，令美国难以接受。
卡尔扎伊对美国的态度在阿富汗有一定的代表性，很多阿富汗人早已对以美国为首的外国驻军失去信心。尽管美军一直以“阿富汗的救世主”自居，但长期以来，美军的行动给阿富汗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虽然拥有号称能进行“精确打击”的先进武器，但美军打击势力时屡次波及平民早已不是新闻。更令阿富汗人不能理解的是，12年来美军一直在反恐、打击势力，但阿富汗的治安状况却没有得到明显改善，路边炸弹、自杀式袭击无时无刻不在威胁着阿富汗平民的安全。对此，卡尔扎伊在接受BBC记者采访时指出，“在安保层面，北约驻军恰恰是阿富汗深陷苦难、大量伤亡的原因，完全没有任何成绩可言，因为阿富汗仍然不安全。”如果《双边安全协议》生效，就意味着这种情况可能继续甚至更加严重，因为协议赋予美军司法豁免权，对阿富汗平民的暴行将不会受到阿富汗法律的制裁。
美国和阿富汗之间固然存在很大矛盾，但卡尔扎伊无法回避的一个现实是：阿富汗现阶段依然离不开美国的经济援助和安全保障。目前，北约在阿富汗驻军约8.4万人，其中美军6万人，如果协议不能达成，美国将撤走这些军队。北约官员此前也警告说，没有阿美《双边安全协议》，就没有2014年后北约在阿富汗的行动。届时阿富汗只能依靠自己的安全部队应付的袭击。阿富汗政府财政拮据，大部分支出还是需要国际社会援助，一旦外国军队撤出，国际社会向阿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的信心势必会受到影响。
美国意愿的体现
由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盟军在阿富汗的留驻授权期限将于2014年12月到期，而奥巴马总统早就宣布美军要从2014年撤离阿富汗，但鉴于阿富汗自己的安全部队无法制约，北约盟军需要一份新版的双边安全协议才能在2014年之后留驻阿富汗，否则美国与盟军将不得不从阿富汗全面撤出。因此早在2012年10月，美国和阿富汗就开始了双边安全协议的谈判，但一直面临若干问题困扰，其中最主要的是2014年之后美国在阿富汗保留多少军队、留驻美军是否享有司法豁免权以及能否搜查民宅等问题。
从阿富汗外交部公布的《双边安全协议》草案来看，该协议基本上体现了美国意愿，具体内容如下：首先，美国在2014年之后继续在阿保留部分军事存在，并可以使用阿境内军事基地。卡尔扎伊表示，美国、土耳其、沙特等国2014年之后将在阿富汗留驻1万至1.5万军队。美军有权使用阿富汗境内九个军事基地，其中包括中部的喀布尔和巴格拉姆、南部坎大哈、北部马扎里沙里夫、东部贾拉拉巴德等战略要地。留驻美军将不再承担战斗任务，而是发挥“有限的作用”，例如培训阿富汗安全部队及向阿富汗提供必要的情报后勤支持等。目前看来，美军通过驻扎上述九个军事基地，基本上能够对阿富汗全境进行有效的军事掌控。其次，阿富汗政府同意给予留驻美军司法豁免权，即驻阿美军即使涉嫌犯罪也不受阿富汗法律约束，而是有权返回美国接受审判。第三，留驻美军仍然可以夜间突袭搜查民宅。根据阿富汗外交部的消息，阿方曾经提出在协议最终草案中列入“禁止美军搜查任何房屋或民宅，禁止美军逮捕阿富汗公民”条款，然而该条款在草案中并未体现。这意味着美军仍能以反恐为名搜查阿富汗普通民众住宅。
《双边安全协议》草案在阿富汗大国民会议通过后，将提交议会批准，最后经总统签署之后生效。总体看来，阿富汗议会各派政治势力基本上都希望美军继续留驻阿富汗，以确保现行政治体制，支持经济等各领域的重建进程。此前，美国曾因为伊拉克当局拒绝给予美军司法豁免权而于2011年底撤出了所有作战部队。然而，伊拉克与阿富汗的国情存在天壤之别。伊拉克作为中东地区的大国，战略位置重要，石油资源丰富，其经济拥有充足的“自我造血能力”。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作战能力上，伊拉克安全部队无疑都远超在伊拉克作乱的“基地”组织等极端势力。而阿富汗历经30余年战火，经济凋敝，民生维艰。阿富汗安全部队虽已达到35万人之众，但战斗力不强，无力单独应对的威胁。此外，阿富汗安全部队还面临溜号率居高不下、遭到渗透、空军建设进度滞后、后勤能力不足等一系列问题。因此，阿富汗政府严重依赖美国及其盟友的军事和民事援助，无法承受美国从阿彻底脱身的后果。此外，阿富汗体制内各派势力都竞相寻求美国支持，以扩大自身势力和政治影响。前“北方联盟”势力希望保留2001年以来获得的政治和经济权利。认同现行议会民主制度的普什图政党也希望借助美国，在2014年大选中赢得更多的政治发言权。
卡尔扎伊的“小算盘”
然而，尽管大国民会议顺利通过了协议草案，但卡尔扎伊却与美国在何时签约问题上产生重大分歧。11月25日，卡尔扎伊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会晤，称“不会立即签署安全协议”，最终的签署将被推至2014年春季大选之后。同时，卡尔扎伊还提出了签约的前提条件，例如美国保证不在军事行动中伤害阿富汗无辜平民；将关押在美军监狱中的阿富汗人遣返回国；保证在2014年大选中不支持特定候选人。对此，赖斯“威胁”阿富汗：“若不尽快签署协议，美国可能别无选择，只能启动后备计划，即2014年后将不再有美军或者北约军队驻扎阿富汗。”北约驻阿富汗国际维和部队司令、美海军陆战队高级指挥官约瑟夫·邓福德将军警告说，如果卡尔扎伊无法按计划在年底前签署这一协议，将大大削弱阿富汗的经济，错失国际社会的援助，而且还将助长阿富汗敌对势力的气势，并且最终导致阿富汗国家安全系统的崩溃。据报道，西方一些国家的驻阿富汗大使近日连续在喀布尔走访阿富汗的高级内阁成员，纷纷向对方施加压力，软硬兼施游说阿政府尽快签署这一协议。
美阿分歧的根源在于严重缺乏互信。由于协议草案主要体现的是美国的意愿，卡尔扎伊担心自己会因为签署这份协议，而戴上“美国傀儡”的帽子。为此，卡尔扎伊特意在大国民会议召开期间及闭幕后猛烈抨击美国。11月19日，阿富汗总统发言人甚至表示，美国总统奥巴马将会就驻阿美军误伤阿富汗平民事件向卡尔扎伊总统写信道歉，遭到美国强烈反驳。11月28日，阿富汗总统发言人就美军近期在阿富汗南部发动空袭发表声明。声明称，此次空袭造成两名妇女受伤，一名儿童死亡。如果美国不停止对阿富汗居民区的军事袭击，卡尔扎伊总统将不会签署两国的《双边安全协议》。
卡尔扎伊的“小算盘”是，通过召开大国民会议（大国民会议是阿富汗人传统的议事方式，没有固定的会期，在国家遇到重大问题时举行，由中央和地方领导人、内阁成员、法官、部落头领、宗教领袖和社会知名人士参加——编者注）为协议草案背书，然后再提交议会批准，在法律程序和行政规范上可谓合情合法、无可厚非。如果卡尔扎伊的确将协议签署时间推迟至2014年4月大选之后，甚至由新总统代表阿富汗方面与美国签约，那么卡尔扎伊无疑可以在此问题上保持相当超脱的姿态。即使以后美国和阿富汗就此问题产生新的矛盾，或者驻阿美军在2014年之后引发阿富汗民众新一轮抗议，卡尔扎伊都能避免成为众矢之的。
协议的多重影响
美阿《双边安全协议》一旦签署将产生多重影响。根据协议草案，美国及其盟友将在2014年之后继续在阿保留部分作战力量，并使用阿富汗境内军事设施，这无疑将对阿富汗国内局势演变以及地区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法国新任总统萨科齐的访华让中国又掀起了一股法国热，这意味着我们将在不久的将来看到或用到更多的法国产品，如空客、发电机组，同时还有阿尔卡特朗讯价值7.5亿欧元的通信设备。
此次阿尔卡特朗讯签订的合作框架协议包括了与中国移动的6亿欧元、与中国联通的1.5亿欧元的通信设备。阿尔卡特朗讯将向他们提供端到端的移动解决方案，包括CDMA网络设备、GSM/GPRS/EDGE无线和核心网设备、移动应用、IP路由器及光网络传输设备及相关服务等，以满足他们的网络部署与扩容需求。此外，该协议还包括了为中国移动提供TD-SCDMA解决方案，及为中国联通在澳门的3GCDMA1xEVDO高速数据网络提供升级服务。
贴近用户和竞争对手
在新闻会上，罗睿哲首次表示阿尔卡特朗讯在全球范围内的两大竞争对手就是爱立信和华为。“要战胜竞争对手就要了解它，而了解的最好方式就是靠近它。”目前身兼阿尔卡特朗讯欧洲、中东、非洲、亚太区总裁，及上海贝尔阿尔卡特总裁数职的罗睿哲已经把家搬到了上海。“中国市场对于阿尔卡特朗讯来说非常重要。”他表示。近年来，上海贝尔阿尔卡特连续获得了四大运营商大规模的网络转型项目；成功中标中国移动以及中国网通TD-SCDMA试验网部署；获得中国移动以及中国联通移动网络扩容合同；在巴基斯坦实现销售突破，为中国移动巴基斯坦有限公司进行GSM网络部署。
研发整合已经结束
除了利润中心外，中国也已经成为阿尔卡特朗讯的生产和研发中心。目前，上海贝尔阿尔卡特有数千名研发研创人员，本地研发实力雄厚，是阿尔卡特朗讯全球三大研发支柱和六大研创中心之一。在生产方面，从去年年底开始，上海贝尔阿尔卡特在浦东的工厂已经和朗讯在青岛的工厂进行流程优化改造，互相协调项目。
阿尔卡特和朗讯的合并给双方在中国的业务带来了机会也提出了挑战。“朗讯的CDMA技术人员已经进入到上海贝尔阿尔卡特WCDMA组，光通信研发也已实现整合。”罗睿哲表示研发整合已经结束。对于外界一直传闻的因合并而产生的磨合问题，罗睿哲未置评论，他表示，业务增长率将是对这个问题的最好说明。近年来，上海贝尔阿尔卡特业务一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罗睿哲认为在竞争激烈的通信市场十分难得，“目前的统计数字是，我们在中国市场已经超过了一个竞争对手，销售额排名第二，希望能够将这一位置保持到年底。”
网络转型成为未来工作重点
德国是绝对的主角
自2015年夏天以来，数以百万计来自叙利亚、阿富汗及伊拉克等国的难民涌入欧洲各国，形成了二战以来世界上最大的难民潮，对欧洲一体化建设和欧盟的影响、冲击之大，远甚于希腊债务危机和英国脱欧，以至于连在欧盟中经济上垫底、鲜有难民申请避难的保加利亚都如临大敌，专门修改法律，派出军队协助边防警察守卫边境。想当初难民危机刚刚爆发时，坚持开放性难民政策的德国总理默克尔意气风发地高呼“我们能做到”，并和时任奥地利总理法伊曼共同决定暂停执行《都柏林协议》（该协议规定难民须在其进入的第一个欧盟国家登记并提交避难申请），接收滞留匈牙利的大量难民，结果直接导致数以几十万计难民涌入德、奥两国，难民潮一度失控。法伊曼不久便黯然下台，默克尔也背负了巨大压力，支持率不断下滑，能否继续代表基民盟在今年的大选中取胜尚未可知。
根据欧洲庇护支持办公室的统计数据，2015年30个“EU+”国家（28个欧盟成员国及挪威、瑞士）收到139.2155万份避难申请，是2014年的三倍多；而2016年截至11月底，已收到117.1138万份避难申请。这也意味着，近两年中仅官方记录在案的，就有超过250万难民进入欧洲，而实际进入的人数更多。其中，德国是接收难民数量最多的欧盟国家。根据德国官方公布的数字，仅2015年进入德国的难民就达110万，后几经修正为89万。不论哪个数字更为接近实际情况，德国联邦移民和难民事务局的工作人员一年内已从3000人增加至10000人，足以体现德国所面临的挑战。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曾公开表示，欧洲难民问题实际上就是“德国问题”，德国如何处理难民问题，一定程度上就是整个欧盟的风向标，从默克尔赢得全世界人民好感的“我们能做到”，到签署阿富汗难民遣返协议，德国都是绝对的主角。
2015年大规模接收难民后，随着难民带来的负担及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日益严重，质疑德国难民政策的声音越来越多，执政联盟内部也出现巨大分歧，尤其是2015年底的科隆事件发生后，德国内部对于“难民”与“安全”问题掀起了大讨论，迫使德国政府开始反思并逐步改变难民政策。科隆事件直接促使德国政府着手简化难民遣返程序，并加大有犯罪行为难民的遣返力度，2016年底的柏林圣诞集市惨案又加速了这一进程。根据官方统计，2014年德国共遣返难民10844人，2015年为20888人，而2016年上半年就已达13743人。此外，德国还通过发放高额回乡补贴等方式促使大量难民自愿返乡。2016年有超过55000名难民返回故国，他们多数来自阿尔巴尼亚、科索沃等西巴尔干地区。2015年10月，德国将阿尔巴尼亚、科索沃及黑山列为难民“安全来源国”，2016年2月又将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列入其中，加快对来自这些国家难民的避难申请审核速度，且大部分不予批准，对不符合条件的果断遣返。目前来自这些地区的难民数量大幅减少。
而就欧盟总体来看，尽管欧盟委员会高层一再呼吁恐怖袭击事件不应该切断难民进入欧洲的道路，应该继续为难民提供庇护，但实际上欧盟内部早就在此问题上陷入了分裂。除去德国、瑞典、奥地利等前期积极参与的国家外，大多数欧盟国家对难民事务不但不积极参与，更是互相指责，《都柏林协议》早已分崩离析。希腊、意大利等主要难民上岸国放任难民自由向欧洲内陆迁徙，东欧国家反对接纳安置难民，英国、丹麦及“维x格拉德四国”（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对欧盟难民分摊方案拒不执行，北欧国家则财大气粗地出台各种金钱激励措施促使难民离境或自愿返乡。
先从阿富汗入手
出于维护人道主义和一体化精神，欧盟虽然持续呼吁成员国接纳并安置难民，但也清醒地认识到切断源头和削减难民数量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2016年3月18日，欧盟与土耳其政府达成协议，规定所有从土耳其入境希腊的避难者须在希腊进行登记、提交避难申请，未履行上述步骤或不满足避难条件的非法移民将被遣返土耳其。作为交换条件，欧盟承诺加快对土提供30亿欧元的难民援助。同时，每遣返一名经土耳其入境希腊的非法移民，欧盟将通过合法程序从土耳其接收一名叙利亚难民，安置名额上限是7.2万人。尽管这份协议被国际社会戏谑为“卖难民”，但是反映出了欧盟目前的实际政策方向。按照欧洲移民政策研究所所长伊丽莎白・克里特的说法，过去一年来，欧盟决策阶层的主流想法是，既然在欧洲安置难民需要大笔经费，不如用钱让难民输出国接回难民。2016年10月，默克尔出访马里、尼日尔和埃塞俄比亚三国，此后不久又会见乍得、尼日利亚领导人，这五国均是非洲主要的难民输出国，会谈的主要议题也都是寻找减少难民进入欧洲的有效途径。默克尔还曾公开呼吁，欧盟应该和北非国家也签署与土耳其同样的协议。由此可见，控制和减少入境难民数量将是德国下一阶段的主要难民政策，只不过难民输出国太多，因此先从容易的国家――阿富汗入手。从某种程度上讲，与阿富汗政府的难民遣返协议对于欧盟解决难民危机，现实意义要大于与土耳其的协议。因为土耳其只是难民中转国，而阿富汗则是绝对的难民输出国。
总体而言，对于来自中东国家的难民，欧盟一直处于投鼠忌器的尴尬境地。欧盟不可能完全像处理巴尔干及北非难民那样，通过极低的申请通过率和丰厚的回乡补助来促使难民自愿返乡，或者名正言顺地予以强制遣返，毕竟巴尔干、北非大部分地区硝烟已熄，难民多为追逐更好生活和更高福利的经济难民。而中东地区常年战火纷飞，很难说哪块^域是安全的。基于人道主义因素，欧盟国家对中东难民的态度更为谨慎，也有意区别对待。目前欧盟对叙利亚、伊拉克难民的政策仍相对较为宽松，尤其在德国、瑞典等国家，申请获批率一直处于高位，以至于叙利亚护照一度成为欧洲护照黑市的香饽饽。
但阿富汗难民的申请获批率却逐年下降，2015年为60%，2016年降至35%。比如，在德国，阿富汗难民是仅次于叙利亚难民的第二大群体，仅2015年1月至2016年8月就有19.7万人在德国入境登记，但避难申请获批率为28.6%，而同期抵达的叙利亚难民申请获批率为95.8%，伊拉克为86.4%。因为按照欧洲一些人的看法，阿富汗难民中有一半并非真正的难民，而是基于经济原因来到欧洲。另外，欧盟各国自2001年开始为阿富汗重建出钱出力，相比叙利亚和伊拉克，阿富汗政府已经具备一定的执政能力和掌控力，政府军已掌控近三分之二国土，加之以德国为首的欧盟国家按照北约总体部署，在阿富汗均有驻军，可帮助阿富汗维持部分地区的安全和稳定。德国政府就曾公开表态，德国军队为阿富汗的安全和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还提供了大量援助经费，再继续接收阿富汗难民会影响民众对难民的接受度。德国内务部长德迈齐埃更是明确表示，可以有“阿富汗人留在阿富汗”的期待，尤其绝不能接受中产阶级到德避难，德国将继续庇护那些来自控制区或战乱地区的难民，但要遣返那些来自相对安全地区（比如喀布尔）的阿富汗人。在此背景下，欧盟选择阿富汗难民作为解决难民危机的突破口，一旦成功，相关经验还可用于解决伊拉克和叙利亚的难民问题。
仍存在困难和变数
根据协议，与往常的小规模遣返活动不同，此次是一次大规模的集体性遣返行动。按照欧盟官方公布的数据，仅2015年就有21.3万名阿富汗人抵达欧洲，其中17.7万人提出避难申请，50%～60%的申请已被拒绝，严格来讲被拒绝的都符合遣返条件。如果协议顺利执行，这一数字将非常巨大，有欧洲媒体曾报道称欧盟计划遣返8万人，但未获官方证实。仅德国官方公布了相关的具体数据，截至2016年9月底，在德国有12500名阿富汗人没有避难资格，属必须离境人员。
但就执行层面来看，协议能否顺利实施，或者说能实施到什么程度，仍存在困难和变数。首先，欧盟对阿富汗“安全区”的界定和把握存在很大争议。联合国的数据显示，2016年上半年，阿富汗平民的伤亡数量创历史新高，达5100人。很多人认为喀布尔、马扎里沙里夫等阿富汗中、北部地区属于“安全区”，而事实上喀布尔自杀式炸弹袭击频发，去年10月德国驻马扎里沙里夫领事馆遭遇汽车炸弹袭击。其次，阿富汗政府同意签署这份协议几乎完全出于经济利益，目的是换取未来数年的经济援助。虽然协议中额外加入了“重建支持计划包”等相关条款，欧盟承诺将在安置难民、提高就业率及劳务培训等方面提供支持和帮助，但阿富汗政府很难在短期内具备足够的安置和应对能力。被遣返的难民缺乏安身之所，就业市场困难重重，失业率高达35%，每年还有约40万年轻人进入就业市场，一旦阿富汗政府或地方政府无法掌控形势，可能会造成更大数量的人员外逃。再次，欧盟各国、尤其是德国对申请遭拒的阿富汗难民一直采取容忍居留的态度，很多难民已在当地生活多年，并已结婚生子，“一刀切”的遣返方式很容易引发社会问题甚至安全威胁。此外，协议中关于每班遣返专机中“自愿”与“强制”的比例问题界定并不明确，现实中两者也存在认定上的困难。协议虽然规定了对妇女、老人及未成年人在遣返过程中的人道保护及援助条款，但对其遣返后的安置缺乏特殊关照。正因如此，德国首架遣返专机原计划搭载50人，实际上只有34人。德国内务部长德迈齐埃表示，这34人中有三分之一属于在德国触犯刑律被判刑的难民，未来这样的行动将会“谨慎地继续”。
7月27日，也就是奥运会开幕当天，法国足协公布了对欧洲杯期间生事的纳斯里等4名国脚的处罚决定。纳斯里国家队禁赛3场，梅内1场，姆维拉和本·阿尔法则逃脱了惩处。4名球员皆大欢喜，但本想息事宁人的法国足协再次打错了算盘。《队报》民调显示，认为量刑过轻的球迷高达80%！
纳斯里变身乖乖仔
当法国政府不再给法国足协压力，当球迷不再抱怨法国队的形象，足协也就不再像事件刚爆发时那样扬言严惩了。何况，在纪律委员会的15位委员面前，纳斯里、姆维拉和本·阿尔法都表现出了诚恳的认错态度，没到场的梅内的律师也给了足协一个合理的说法。
当事球员中，争议最大的无疑是纳斯里。如果和2年前的南非罢训相比，那么，他的角色就是阿内尔卡。不过，和阿内尔卡的桀骜不驯相比，纳斯里就乖顺得多了，甚至乖顺得更像表演。为了获得更好的印象，他甚至没有开着豪车来到足协，而是和朋友低调地驾驶一辆黑色的标志308。在听证会的半个小时中，他承担了自己对于媒体，尤其是球迷的不尊重，给法国队形象造成的后果，并且再次表达了继续为国效力的愿望。3场禁赛的判决，表明纳斯里成功自我救赎。虽然错过了和乌拉圭的热身以及世界杯预选赛的前2场，但是10月16日与西班牙一役，他可以重新进入德尚的候选名单。
纳斯里的轻判给其他3名球员打了个好底。第2个过堂的是梅内，由于随巴黎圣日尔曼在纽约热身，他的律师布鲁萨代替他出席了听证会，并且按照梅内的要求，陈述了他对洛里斯以及当场裁判不尊重的举动。布鲁萨尤其解释了作为替补队员给梅内带来的压抑，并且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了这种压抑在场上释放的合理性。有理有据的论证让法国足协的大员们无话可说，于是判罚也就轻得不能再轻，禁赛1场！
本·阿尔法父亲闹事
达尔富尔地区曾经雨水丰沛、土地肥沃。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人口膨胀、放牧过度，这里的荒漠化现象不断加剧，惯于逐水而居的阿拉伯牧民被迫南迁，并因争夺水草资源与当地黑人部落发生冲突。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苏丹全境大部分地区遭受旱灾，达尔富尔等西部省份的情况尤其严重。自然灾害使得阿拉伯移民与当地非洲黑人部落之间因争夺土地和水源而发生冲突的情况明显增多。由于长期以来达尔富尔地区部族间的武装冲突不断，致使该地区的许多地方一直处于无政府的混乱状态。
在资源冲突之外，苏丹喀土穆政府现行政策使得达尔富尔地区黑人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处于劣势地位，这是达尔富尔问题出现的深层次原因。在政治方面，自苏丹独立后，国家领导人一直都是由阿拉伯人出任，在1989～2003年之间南达尔富尔省地方政府的61个职位中，有41个给了阿拉伯人，因此黑人在中央与地方都处于无权的地位。在经济方面，苏丹一直把投资项目和发展计划集中在中央地区而忽视了国家其余地方的发展，致使达尔富尔地区的经济、教育以及基础设施建设都远远落后于中央地区，逐渐处于被边缘化的境地，而且南达尔富尔省的石油收入也都由喀土穆政府控制，地方无权干预。在文化方面，中央政府自1983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推广沙里亚教法，并通过严厉惩罚以确保该法得到遵守。此外，政府还在此基础上推行阿拉伯化政策，将阿拉伯文化树立为文明的象征，而且在身份等级中，认为阿拉伯人优于非洲黑人。
历史上，由于苏丹边界是19世纪欧洲列强瓜分非洲和实行殖民统治时人为划定，达尔富尔地区不少部落曾被划到不同的国家，因而该地区的部族与周围邻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近年来，随着达尔富尔地区石油等矿产资源不断被开发，部族之间为争夺资源的斗争日趋激烈，一些邻国的国家政府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对此类冲突采取听之任之，甚至推波助澜的政策，使得达尔富尔的地区冲突愈演愈烈。
2003年2月，达尔富尔地区黑人居民相继组成“苏丹解放运动”和“正义与平等运动”两支武装力量，以政府未能保护土著黑人的权益为由，要求实行地区自治，与政府分享权力与资源，并不断攻城掠地，展开反政府武装活动。
刚开始的时候，政府对叛军袭击行动的激烈程度和成功毫无准备。政府在苏丹南部部署了许多军队与苏丹人民进行长期作战，喀土穆还对苏丹军队从达尔富尔征募了许多下级士兵感到担忧。政府加紧招募了一些作为马前卒的民兵，以继续利用各部族群体之间的现有和正在加剧的紧张关系。那些应征加入政府支持的镇压反叛军行动参与交战的阿拉伯部族成员被称为“金戈威德”。信奉伊斯兰教的喀土穆政权，在镇压达尔富尔非法武装的过程中，对“金戈威德”民兵网开一面。政府中一些来自达尔富尔地区的军政高官。还暗中给予“金戈威德”民兵以支持。
金戈威德民兵有时与政府的陆军和空军配合行动，曾经并继续直接袭击达尔富尔的平民人口，尤其重点打击为叛军提供大部分兵源的部族群体。联合国的人权委员会的调查人员在关于达尔富尔的状况报告中就说：“我们了解到了联手袭击平民的行动。妇女、儿童和男人遭到肆意地杀害。村庄被夷为平地，牲畜被掠走或遭宰杀，作物被摧毁，全体村民被强迫失踪，部分在于意图消除给反叛团体的支持和资源。尤为甚者，普遍和蓄意犯下的和待行为恐吓妇女，并摧毁家庭和社区。”
2003年9月3日政府与阿瓦派苏丹解放运动间签署了一个停火协议。在9月《停火协议》后，政府与阿瓦派苏丹解放运动之间的战斗基本停止。然而，对平民的暴力活动有所增加。“金戈威德”的民兵组织的袭击对象就是据认为向阿瓦派苏丹解放运动与正义与平等运动提供支持的平民。
2004年4月8日，阿瓦派苏丹解放运动与正义与平等运动签署了一项人道主义停火协议和关于在达尔富尔进行人道主义援助的议定书。但双方达成的停火协议并未得到认真执行，仍然有平民遭到杀害，流利失所的难民也无法返回家园。据估计，达尔富尔地区的战乱至今已造成约20万人死亡，100多万人流离失所，因此被联合国称为目前最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
在非洲联盟的调解和冲突各方的参与下，接着在亚的斯亚贝巴和阿布贾开展了实现达尔富尔和平的工作。但是在这一背景下，由于所有各方谋求在谈判过程中取得军事优势，因此达尔富尔的暴力行动再次升级。2006年5月5日，在第七轮谈判中签署了《达尔富尔和平协议》。但是，只有政府和苏丹解放运动的一个派别(即米纳维派)签署了该协议。阿卜杜勒领导的苏丹与正义与平等运动没有签署协议。
自从签署《达尔富尔和平协议》以来，该地区的安全状况进一步恶化。未签署协议的叛乱派别进一步分化。尽管在《达尔富尔和平协议》签字双方之间的敌对行动已经大大减少，但签字方与那些反对《达尔富尔和平协议》各方之间的战斗进一步升级，破坏了停火协议。这些派别为重新谈判《达尔富尔和平协议》而企图联合建立共同立场，但却遭到政府军的袭击和轰炸。自签署《达尔富尔和平协议》以来，冲突各方侵犯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都有所增加。武装匪徒和其他犯罪活动也有所增加。
在达尔富尔危机爆发初期，国际社会并未对这一片穷乡僻壤的给予足够的关注，直到2004年4月7日，美国总统布什发表声明，公开要求苏丹政府制止达尔富尔地区“针对当地原住民的野蛮行径”，随后，美国国会通过法案谴责达尔富尔危机为“种族灭绝”，达尔富尔危机才在美国的大力推动下迅速国际化。
达尔富尔问题是苏丹国内地区经济发展严重失衡以及当地居民生存竞争激烈所引发的后果。达尔富尔问题的实质是发展问题。达尔富尔自然资源匮乏，贫穷落后，解决达尔富尔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实现当地经济重建和发展。国际社会除继续向达尔富尔民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外，也应提供发展援助。
相关各方的作为
今天，在达尔富尔问题上，有关的利益各方都卷入进来了。作为维护全球和平与发展的联合国组织、作为维护非洲地区和
平与发展的非盟、与苏丹有着密切的经济和政治联系的中国、试图在全球范围内拓展利益的美国等相关各方都对达尔富尔问题深切关注，并寻求各种途径来解决达尔富尔问题。
在国际社会的积极推动下，苏丹政府和达尔富尔两大反政府武装先后举行了多轮谈判，2006年5月5日，双方在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签署和平协议。根据这项和平协议，反政府武装将被解散，支持政府的民兵亦将被解除武装。
2006年11月，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提出关于达尔富尔问题的三阶段解决方案，这一方案是在斯亚贝巴经过联合国、经过非盟和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苏丹政府以及有关方面的共同讨论，为国际社会所广泛接受的一个方案。安南方案分三阶段：
第一阶段是所谓的轻度支持，具体内容是联合国向非盟特派团提供2100万美元的资助。
第二阶段是所谓的重度支持计划。在重度支持计划下，联合国将向非盟特派团提供更多的援助，更实质性的帮助，包括后勤物资，包括运输设备，包括直升机、警察，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增强非盟特派团的能力，同时为第三阶段做准备。
第三阶段是所谓的混合维和行动，由联合国和非盟共同承担维和的责任。在第三阶段上还存在一些分歧。第一阶段基本上已经完成，第二阶段经过包括中国在内的有关各方的共同努力和调节，苏丹政府已经同联合国、同非盟达成了一致的意见。
2007年4月16日，苏丹政府致电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确认苏丹全面接受向达尔富尔地区派遣联合国和非盟混合部队的第二阶段方案。4月29日，来自苏丹、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非盟、欧盟、阿盟和本地区一些国家的代表出席了苏丹达尔富尔问题部长级会议，与会各方发表了《关于达尔富尔问题政治进程的黎波里共识》，并表示支持在该地区建立一支由联合国和非盟组成的混合维和部队的方案。
就在国际社会为解决达尔富尔问题积极努力的时候，2007年5月29日，美国总统布什却宣布了对苏丹实施新的、严厉的经济制裁，企图通过对苏丹政府施加压力来解决达尔富尔危机。这项新的制裁协议主要包括：制裁30家苏丹政府所有或控制的公司，还有l家向苏丹政府和武装力量提供武器的公司也在名单上。美国的这一做法使得国际社会寻求政治谈判和对话协商解决达尔富尔问题的努力更加艰难。
中国外交静悄悄的革命
达尔富尔问题出现以来，中国一直通过元首互访、派遣特使、通电话、互致信函以及在联合国等场合开展协调等各种途径与各方沟通。缩小立场分歧，推动平等对话。中国还提供了大量的人道主义的物质援助。尤其是主席在今年2月份的非洲八国之行中对苏丹的访问，对苏丹政府在达尔富尔问题的态度转变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