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本早期姓氏的起源
1.天皇赐姓
日本的天皇是没有姓氏的。但是从天皇家所分出去的分家可以从天皇那里得到新的名字。例如源、平等有名的姓氏。
2.古代豪族
在古代就是地方非常有势力的豪族，他们保持着自己的姓。例如苏我、物部、大伴等。
3.外来人
4.世纪之后，中国，朝鲜半岛的一些权力斗争中的失败者流亡至日本。他们给日本带去了先进的技术，在朝廷中也有着重要的地位。例如秦等中国汉族的姓。
5.神官
从古至今，宗教都占有非常和总要的地位，从事神职的人有着自己的姓氏。例如宇佐神宫的宇佐，阿苏神社的阿苏等等。
二、日本姓氏的分类
1.地名
日本姓氏中最多的是产生于地名。在哪里住着即以当地为自己的姓氏。
2.贵族出身及功臣被赐予的姓氏
日本从古代开始有赐姓的传统。有着贵族血统的人被赐予真人、朝臣这样的姓氏，以彰显地位。
3.随着家族发展延伸出的姓氏
例如藤原这样的大家族，分家及子孙众多，就以藤为主，延伸出许多例如伊藤、加藤、佐藤这样的姓氏。
4.地形
除了地名之外也有许多以地形命名的人。日本的山川众多，因此以山、川、田等为姓氏的人不在少数。
5.职业
和现在不同，江户时代之前职业几乎都是世袭的。因此有许多以自己的职业为姓氏的人。例如管理庄园的人叫做壮司等。 6.宗教
日本不仅有着佛教，还同时存在着基督教等等。因此也有的人以宗教为姓氏，例如功德林等等。
7.传说
从传说得来的姓氏。日本人把鬼字加入姓氏，例如鬼王、鬼头等。认为加入鬼字，就能获得大自然中的神力。 --！>
三、中国的姓氏分类
1.帝王赐姓
皇帝对有功绩的人赐予自己的姓氏。例如，唐代的时候很多有功之臣都得到了和皇帝一样的姓氏，李。
2.由于禁忌所更改的姓氏
封建社会时，与皇帝有着同样或近似发音的姓氏时需要改变自己的姓氏。例如唐代李隆基即位时，姓姬的人大多改为周。
3.民族融合
在民族融合中形成的姓氏。中国历代汉文文献中记载姓氏共有5730个。在此之中复姓占2000以上。这样的复姓大多是少数民族的姓氏。例如呼延，就是匈奴贵族的姓氏。虽然现在这个古老的民族已经消失了，但是他们的姓氏被汉民族所保留下来了。
4.祖先时代的封地
例如周朝时期，各地封侯，产生了官、蔡、曹、成、霍、魏、晋、鲁这样的姓氏。
5.祖先的官名，爵位
例如管理教育的司徒，管理军事的司马等。
6.祖先的谥号
帝王及名臣死后所封的谥号，他们的子孙将其用于自己的姓名。
7.祖先的职业
例如职业为制陶的人，就将自己的姓定为陶。
四、中日姓氏文化相同点
1.探寻先祖
中日两国的姓氏中，有许多和居住地有关的姓氏。日本地名型姓氏占总体的79%，中国则占60%。从这可以看出，中日两国都有着探寻先祖的强烈意识。通过将地名用于姓氏，反映着自己曾经在此居住过的事实。
2.儒家思想
日本最早的时候通过姓氏来体现地位，因为只有贵族及天皇赐姓的人才有资格拥有姓。
中国则是通过姓氏来表明血缘关系。虽然两者有些不同，但是不论中国还是日本，都是通过姓氏来表明阶级地位，区分身份的。这也正体现了如家思想中森严的等级制度。
五、中日姓氏的相异点
1.连续性和任意性
中国的姓氏起源较日本早。在初期姓和氏有着不同，但是夏商周之后，即不与区别了，而且普及至庶民。与此同时姓氏制度也加强了父系社会的地位。中国的姓氏反映着血缘关系，通过家中的男子将姓氏一代一代的进行传承。因此中国人所使用的姓氏大多起源于秦汉时代，并且还在继续使用。这即体现了中国姓氏的连续性。
而与此相对日本的姓氏发源于4世纪，并且只有贵族才拥有。在大化改新之后才得以普及。明治维新之后实行户籍制，不论身份都可以得以姓氏。在明治8年政府才强制没人必须都有自己的姓氏，因此人们才开始以自己的住所之类的创造姓氏，因此日本的姓氏具有任意性。
2.先祖观念
中国人极为重视姓氏。首先姓氏代表了一个人的血统。姓者生也，以此为祖，令之相生，虽不及百世，而此姓不改。姓氏是人生来即拥有的，有着宗族的归属感。即使不认识的两个人，有着同样的姓氏就能让人感觉亲近。
而且姓氏还反映着对先祖的尊重。改变了的话就是对先祖的否定。这也是中国姓氏制度稳定发展的愿意之一。因此，在中国，姓氏是血缘关系的标志，是维系家族的重要纽带，家族也是同姓人的集团。
日本则和中国不同。日本的家族不仅仅只指血缘关系。是以某种家族产业为中心的集团。这里的家族产业大多是世袭的职业。通过姓氏表现家族产业的存在。一旦姓氏断绝，家族产业也就不复存在了。因此，日本通过姓氏表达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先祖的伟业。中国则通过姓氏表达先祖和同族生命的延续。
3.民族种类
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的风俗习惯也有着不同。随着民族的融合，姓氏和跟着进行融合。不仅少数民族的姓氏有着汉化，汉族姓氏也有着胡化的倾向。但是日本则和中国不同，随着时代的发展，大和民族的融合，形成了单一的民族，因此，日本的姓氏受少数民族的影响极少。
六、结论
本文通过对两国姓氏的论述，阐明两国姓氏文化的异同。通过分析姓氏的起源、发展变化论述两国文化对姓氏的影响。
本文共有以下四个结论
1.中日两国自古以来即有着往来，因此两国文化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特别是儒教，对两国的姓氏有着重要的影响。
2.由于中日两国民族和历史的不同，姓氏的起源和文化意义也就不同。这一点可以从，民族种类，文化持续性等方面进行阐述。
3.中日两国姓氏中地名最多，反应了两国人民的先祖意识。
本届论坛以“两岸同根、闽台一家”为主题，溯姓氏之源流，传华夏之文明，架宗亲交流之桥梁，谋两岸百姓之福祉，通过“姓氏与中华传统文化专题讲座”、海峡百姓“百幅”书画展、两岸各同姓氏宗亲对接等活动，增进两岸同胞的血脉亲情，汇聚两岸同胞共同力量，同促两岸和平发展，共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
自2007年以来，海峡百姓论坛已先后在福建福州、台中、福建泉州、台湾高雄、福建漳州成功举办。通过这个平台，两岸已有近百个姓氏团体进行双向互访，联谊交流，共举办闽台族谱展40多场，姓氏学术研讨会40多场。论坛由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福建省海外联谊会、台湾两岸和平发展论坛等单位联合主办，福建省姓氏源流研究会、台湾百姓文化交流协会具体承办。
开幕式“闹”得喜气洋洋
追本溯源、寻根问祖是中华民族的习俗与传统。
6月22日，第6届海峡百姓论坛在高雄举行开幕式。两岸不分党派、不分颜色、不分层次的1500多位嘉宾代表，齐聚高雄圆山饭店，参加论坛的启幕仪式。舞狮队将会场“闹”得喜气洋洋，多幅体现中华民族“祖训宗规”、“族训家风”的书画作品悬挂会场内，与会嘉宾充满浓浓亲情的发言博得热烈掌声，最后全场合唱一曲《我们都是一家人》，把整个活动推向高潮。
福建省政协副主席、福建省海外联谊会会长雷春美在开幕式上致辞时说，海峡百姓论坛凸显了“两岸同根，闽台一家”的主题。闽台姓氏的传承，真实反映了两岸同胞本是同根生、两岸一家亲的客观事实。两岸同胞是两岸关系发展的源头活水，应把对宗亲血脉的认同，转化为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行动，稳步推进两岸交流合作。
全国副会长杨毅周在开幕式上致辞时说，中华姓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精华，是中华民族繁衍生息、延绵不绝五千年的重要因素，记录着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承载着中华民族发展的基因，为中华文明兴旺发达的重要基础；记录着两岸同胞的血脉传承，储存着两岸同胞共同的历史记忆，凝聚着两岸同胞共同的族亲认同。他说，2008年以来，在两岸同胞的共同努力下，在各主办单位的大力支持下，海峡百姓论坛已经成功举办5届。民对民、姓对姓、宗对宗的联谊活动，展现了“两岸同根，闽台一家”的强大亲和力，彰显了中华姓氏文化的强大向心力，加强了两岸同胞的宗亲意识，激发了两岸同胞的寻根热情。海峡百姓论坛，成为两岸乡亲寻根的重要平台。
海峡百姓论坛让两岸亲上加亲
台湾两岸和平发展论坛召集人吴荣元表示，海峡百姓论坛轮流在两岸举办，让两岸民众“越走越亲、亲上加亲”，这在当前巩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阶段特别重要。今年5月13日，集合多家台湾民间团体的力量，“台湾百姓文化交流协会”正式成立，今后将为更多台湾基层民众参与海峡百姓论坛构建了平台。
福建省姓氏源流研究会荣誉会长庄亦贤认为，海峡百姓论坛创办至今，参与人数一届比一届多，以两岸宗亲热络交流的事实，生动诠释了“两岸一家亲”的理念。论坛以两岸基层民众为主体，以姓氏血缘为纽带，成为广受两岸民间欢迎的交流平台。论坛先后促成480多万台湾同胞前往大陆寻根谒祖，其中不少人成功找到自己的祖籍地。
台湾两岸关系发展促进会是本次论坛的台湾主办方之一，该会理事长郑昭明告诉记者，此次岛内有60多个姓氏的宗亲代表参与盛会，总人数已突破1000人。他将中华民族比喻成一棵大树，“台湾同胞根在大陆，到台湾发枝散叶，两岸同胞在文化、血缘上密不可分”。郑昭明认为，此次海峡百姓论坛的各项活动是真正深入民间，深入基层，尤其是21日在高雄师范大学举办的“姓氏与中华传统文化”专题讲座，吸引了南台湾300多位高校学生参加，说明中华传统文化已在年轻一代身上扎根。
成为两岸乡亲寻根的重要平台
姓氏的联结就是寻根活动，寻找血缘的源流，生命的底蕴，认同的归宿，以达到两岸一家亲的生命共同体的认同。为此，杨毅周提出希望说，寻根，还要向中原地区纵向延伸。我们的姓氏，多数源之于河南、山西、陕西、山东等地。在促使闽台、粤台姓氏对接的同时，我们还可以继续延伸，去寻找我们姓氏的最初起源，抵达最早的姓氏出生地，共同敬仰我们那些姓氏的先祖；寻根，要向青少年深耕。姓氏的联结，就是生命的传承。要加大力度教育两岸青少年的姓氏文化知识，加大力度培育两岸青少年的姓氏文化认同，使中华姓氏文化的精神能够不断地得到传承和发扬；寻根，要向社会大众传播。可组织同宗同亲的姓氏，通过旅游、交流、访问的方式，努力开展寻根问祖朔源活动，让我们的寻根活动更加丰富多彩，更具有广泛性和可持续性。
台湾两岸关系发展促进会连续6届承办海峡百姓论坛，其理事长郑昭明表示，数百年来，台湾同胞返回大陆寻根谒祖之风连绵不断。论坛深入民间、深入百姓，促进两岸宗亲、文化交流，期待论坛越办越好，让两岸民众紧密相连。
关键词：泰国华人；姓氏；泰化嬗变
0 引言
（1）研究意义。华人是对中华民族的人的泛称。今日广义的“中华民族”，包含中国境内各大小民族，以及这些民族华人在海内外的后裔。云南华人，多为移民到缅甸或者老挝再移民到泰国，一般都定居在泰国的北部。而姓氏作为人在社会交际中的一个区别符号，既是家族延续的一个标志，也是民族心理、社会文化和人们思想意识的一种表达形式。泰国华人的姓氏，大部分起初直接沿用其祖先的姓氏。后因泰国政府华人政策的实施，及华人对泰国社会认同感的增强，泰国华人姓氏也逐渐泰化嬗变。这种泰化嬗变存在相对有规律的变化方式和较为突显的共性特点，在一定程度上不但反映出泰国华人对中国传统姓氏文化传承的趋向，而且体现出华人这个群体的特殊价值观。通过大量的资料收集和对泰北地区小村子华人的实际调查，从语音、语义和社会价值观的角度研究泰国华人姓氏泰化嬗变的方式，剖析其存在的与中国传统文化密不可分的姓氏特点，并发掘这种嬗变中蕴含的丰富社会文化内涵。旨在能为泰国华人社会发展和泰国华人对传统中国文化继承等方面的研究提供借鉴。
（2）研究现状。中国有许多专家学者研究关于泰国华人姓名与泰国政府政策方面的问题，并从历史、文化、社会等角度提出自己的观点。金勇在其论文《20世纪泰国社会华人姓名的泰化嬗变》中，从历史和政治的角度主要分析了泰国华人姓名的不断泰化的缘起和过程，一方面是政府对华人的同化政策；另一方面是当地华人对泰国社会的认同感不断加强密切相关。杨静的论文《从泰国政府政策看当地华人社会发展》也指出从华人开始移居泰国到华人社会的形成，从华人社会的艰难前行到华人社会的新发展，每一步都与泰国政府的政策密不可分。泰国研究者也逐渐注重对华人姓氏来源的研究，SuksantWiwekmethagone（LaoChuanHua）的《中华姓氏》收集了在泰国所有的泰国华人姓氏以及已经受到了泰化的华人姓氏，并有一个部分提到他们姓氏的来源。蒙云峰在《泰国华人家族》提出华人的姓氏泰化嬗变几个例子。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泰国华人姓氏同中国姓氏作对比研究，探析泰北云南华人姓氏的泰化嬗变的方式和特点，并从中发掘其中蕴含的社会文化内涵。
1 泰北华人姓氏泰化嬗变调查与分析
2.2 华人姓氏泰化嬗变特点
2.2.1 姓氏泰化嬗变具有泰国妻随夫姓和子同父姓特征
按照泰国风俗，女人结婚以后就用丈夫姓氏，所以华人女人嫁给泰国男人以后就会改用泰国男人姓氏。但如果是华人和华人结婚的话，女人姓氏没有改变。但不管是泰国丈夫或者华人丈夫，他们都希望子女用自己姓氏，即子女姓同其父。所以虽母亲没有改变姓氏而下一代子女须用丈夫姓氏，有的姓氏可能出现逐渐减少所用者，甚至有的姓氏已经无人使用。双名制，是指两种姓名同时使用，具体到华人来说，就是同时使用泰式姓名和中式姓名。但在使用的频度上受交际对象和交际场合而有所区分。在交际对象方面，当与泰国人交往时使用泰式姓名，与同为华人或华人社交圈交往时则使用中式姓名。在交际场合方面，正式公开场合，通常使用泰式姓名，容易受泰国社会认可；在家庭或私人场合，则常使用中式姓名，特别是常喜欢用LIN、ALI等汉语谐音的名字作为小名，具有短小易记，亲切诙谐的特点。双名制的使用，既是华人对其泰国身份认同感的说明，也是其意愿保留中式姓名，有强烈的中国血统的自豪感。
2.2.2 传承华人姓氏制度，追求延续华人民族性
华人的后裔对华人姓氏的认可和继承是华人社会中是普遍存在的。从在原祖先姓氏基础上有明显泰化嬗变方式的有10%的华人，延续使用华人祖先姓氏有一定程度嬗变泰化嬗变的占90%的华人，无论其姓氏嬗变的方式如何，皆以其华人祖先姓氏为基点，保留华人姓氏的特点，就如同一个同心圆，圆圈再大，中心点却永远不会发生偏移，这一切都足以说明云南华人对中国姓氏制度的保留以及对云南乃至中国姓氏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
尤静娴说，“大多数台湾人都有自己的家族祠堂，每年清明节都要进行祭祖活动。我的祖籍在浙江吴兴，有机会也想回大陆看看，了解尤姓更多的信息和不为人知的秘密。”
在台湾，像尤静娴这样关注自己的姓氏来源和祖籍的年轻人不少，而2005年连战和宋楚瑜的相继返乡祭祖，更是掀起了台湾民众的姓氏文化认同热潮。
前不久，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与深圳鼎昌实业有限公司合作，完成了《中国姓氏统计》，这项调查收集了2．96亿人口数据，涉及全国1110多个县市，共得出4100个姓氏。
姓氏是中国的国情资源
遂宁市档案馆职工陈历甫花了30多年时间，自费到全国各地收集了10129个中国姓氏，2000年整理成《中国姓氏书法大辞典》出版。到2003年，他收集到的中国姓氏已经接近两万个。
在这本辞典中，数字“一、二、三、二十、三十”等都是姓，一些地方土著姓，字典里都查不到，可是的确存在。比如由“广”和“米”组成的姓，是遂宁市安居镇和内江市安岳县等地的四川土著姓；数字“1”则是河南的土著姓，“棍”的异体。
“从姓氏所涉及的社会、科学领域，以及国家安全和民族兴旺来看，可以说姓氏是中国的国情资源，如果中国国情资源可以分为部、局、处、科的级别，那么，姓氏可以说处于中国部级地位。”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袁义达说，中国人基本都随父姓，姓氏相对稳定，可以说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同中华民族这样历史悠久，并且拥有绵延千年传承下来的姓氏。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姓的国家，大约在5000年前，姓就被定为世袭。和国外姓氏相比，中国姓氏有历史悠久、稳定性强、内涵丰富的特征，能反映出我国文明起源、民族融合、中外交流等历史状况，与郡望堂号、家乘谱牒、家法族规、字辈派系乃至宗祠楹联、取名特征、轶闻趣事、文化遗迹等方方面面都有紧密联系。
和欧洲国家、美国、日本等比较，中国人的宗族观念非常强烈，并且有同姓、有相同血缘关系的人聚居在一起的居住习惯，形成诸如李家村、王家庄、张家桥之类的聚居地。现在中国人的姓，大部分是从几千年前代代相传下来的。这种源远流长的姓氏，包含了丰富的群体遗传学信息。
“这些特征使中国人的姓氏和分布成为姓氏学最好的研究对象，是中国一项特有的国情。”袁义达说。他认为姓氏涉及中华民族的起源、祖宗们遗留下来的基因资源分布信息、海外华人寻根和国家的统一、今后人口发展趋势和国土资源利用等诸多问题。
尴尬与骄傲
中国人常用的姓氏有2000多个，而常用的名则只有3000多个，如果按照搭配的关系，常用的姓名也就2000个左右，中国有13亿人口，重复的姓名就很多。
“以北京市为例，仅在人口最多的王、李、张、刘4大姓中，就有上万个叫王涛的人，而叫张颖、张力的人都超过4000个，叫王军、王红、李明、李杰、张华、张亮、刘勇、刘刚的人也都在1000人以上。更有趣的是，仅在1969年一年中，北京人就为129个新生儿取名刘伟。”中国百家姓研究中心主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王大良说。
同姓名问题不仅给当事人自己带来麻烦，而且还在户籍管理、社会治安、邮电通讯、银行储蓄、医疗保险等方面引起相应的问题。“我国的姓氏数量只有两万多个，在世界上并不是最多的。但将近90％的人只使用100多个姓氏。这样，一个姓氏的数量甚至超过一个中等国家的总人口，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王大良说。
2005年2月，天涯论坛里“周公子”与“易烨卿”的争论成为当时网络上重大的事件。该帖子引来了22．3万人次的看客，4000多人参与论战，被网友们称为“行走论坛，此帖独尊，有史以来最牛的超强帖子”。在这个帖子里，引起人们好奇和争论的，是二者关于贵族和世家的论战。
在帖子中，“周公子”提及了华人世界神秘的“沈、周、李、张、顾、陈，六大世家”以及世家之下的荣，刘，赵，郎，吴等家族。凭借自己显赫的家世和名门望族背景，他轻松击败了自称富人的易华卿，更引来了数以万计的网友关于家族世家、名门望族的讨论和争执。
网络是一个虚拟的世界，两位论战的主角身份也无法确证，但是人们对于贵族世家的强烈关注，却反映了中国人对于自己姓氏的感情。
“历史上由于居住在某地的家族因为一些现实原因成为著名家族，获得别人的羡慕或仰望，而所居住之地又被通称为郡，因此其家族也被称为郡望。我国历史悠久，朝代更替较为频繁，姓氏中存在很多名门望族。”王大良说。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认为，中国人历来对于名门望族的向往和尊敬，一方面是由于名门望族本身传承下来的优秀传统和良好家教造就了一批有本事和品性好的后代。另外，面对现代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纷纷修订家谱，希望从家族中找到激励自己的名人祖先，这一定程度上也是人们对人情淡泊、孤独感觉的一种抵制和对传统文化的回归。
姓氏是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20年前，美国斯坦福大学群体遗传学家卡瓦利教授研究台湾中国人姓氏的分布，发现中国人的姓氏在遗传学方面具有很高的价值，中国人几千年来有关姓氏的记录，有可能解开人类遗传学奥秘。
他的研究引起了国内遗传学界的注意，中国“姓氏群体遗传学”研究也由此产生。袁义达开始从生物学角度研究中国姓氏，他发现中国姓氏分布集中区域与疾病高发区分布图重叠，中国姓氏事实上包含了生物遗传信息。
“中国人基本上随父姓。从遗传学角度来说，只有男性具有Y染色体，因此，Y染色体就同姓氏一起遗传给他的后代。所以具有同一姓氏人群的Y染色体以及它所携带的遗传基因很可能是一致的，百家姓可以给遗传学提供数据上的参考。”袁义达说，如果把每一个姓氏看做一个遗传基因，那么姓氏的遗传和分布，就可以体现一个国家基因的遗传和分布。
“基因是自然规律，姓氏是人文标志，历史上重大的姓氏改变反映了中国历史和民族大的变动，而不是生物学上的种族基因变动。姓氏改变不了基因，但是从姓氏里面却可以以因遗传信息。”袁义达认为从生物学角度来看，姓氏发展会出现大姓越来越多，小姓逐渐减少的趋势。
和姓氏隐藏的科学信息相比，作为研究姓氏的专家，王大良更看重姓氏的文化价值，他认为，姓氏是一项
世界独一无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人有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稳定性强、凝聚力大和内涵丰富五个特点，是我国的一项宝贵的文化财富，也是一项世界独一无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他建议将中国姓氏申报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充满争议的姓氏文化产业
邱家儒是深圳鼎昌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他还有一个头衔是中华邱氏宗亲联谊总会会长。此次他投资50万元与袁义达合作，进行中国姓氏统计调查。其实，早在2001年，他就认捐1000万人民币，在深圳创建了中华邱氏族谱研究总会，开始编修《中华邱氏大宗谱》。
邱家儒说，“2003年，中科院的袁义达找到了我，我也知道了他们的人类基因图谱的消息，出于将家谱文化与现代科技结合的考虑，我投入50万元，和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合作，支持他们进行的全国姓氏分布调查以及姓氏与遗传基因即姓氏与疾病研究。”邱家儒认为，和中科院的合作，可以使姓氏研究以及族谱修订走上科学的轨道。
邱家儒称，关注姓氏的主要是海外华人以及大陆经济发达地区的居民。“对姓氏的关注，可以说是东南热，中间温，北方冷。广东、江西、福建、湖北、湖南、浙江等地对姓氏文化非常热衷，而在、新疆等地则关注较少。由于东南沿
海一带历史上赴海外的人很多，他们在国外的奋斗艰辛，是非常想念祖国的，关注自己的姓氏正是寻根和寻找血脉的纽带。经济发达地区的居民，由于有一定经济实力，能够修订家谱，也对姓氏非常关注。他们通过家族姓氏，建立起人际网络。”
河南是一个姓氏文化大省，春秋、战国时期，中国70％左右的大姓都能在河南找到根源。在推动姓氏文化产业发展上，河南已经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举行了一系列相关活动。目前，河南形成了一条姓氏文化产业链，涉及文化经典、文化源、寻根源、旅游业、影视业、出版业、礼品业等众多方面。2004年的首届中国姓氏文化节吸引投资达63亿元。
__年12月担任__市姓氏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后，他紧紧围绕我市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带领全体会员深入进行姓氏历史文化研究和对外交流，积极组织和开展各种寻根联谊活动，在促进__经济发展、提高__的知名度等方面做出了很大成绩，他本人荣获“首届全国保护和发掘姓氏文化十大功勋人物”奖，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交口称赞。
一、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全社会对姓氏历史文化研究工作的认识。姓氏文化是一门古老而又新型的学科，社会上对这一学科了解得不多，研究者更少，有的人受极“左”思潮影响，还对它有一种误解，这些都直接制约着这项事业的健康发展。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深化，姓氏作为经济交流的重要纽带，越来越显示出研究工作的重要价值。为了让世人理解支持这项事业，他便利用各种机会进行宣传，并多次指示研究会积极利用姓氏会刊、新闻媒体、报刊杂志、横幅标语、互联网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开展姓氏历史文化研究和对外交流工作的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影响，在他和全体会员的努力下，增强了社会各界对姓氏历史文化研究工作的认识。
二、建立健全市县两级姓氏历史文化研究会组织。__同志积几十年工作经验，深知健全组织网络对开展好工作的重要性，市姓氏历史文化研究会成立后，他积极倡导完善组织机构，为研究会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坚实的组织领导基础。与此同时，狠抓各县市区研究会的组织建设，使全市8县一市一区先后建立了姓氏历史文化研究机构（川汇区、沈丘县已落实“三个二”目标，解决了办公场所、活动经费和专职人员问题）。有的县市区还建立了陈、李、符、柴、杨、完颜、窦等专姓研究会。目前，全市会员加上名誉职务和顾问，总人数近2000人；可以说，已经有了一个较为完善的组织机构和一支初具规模的队伍，这是开展工作的基础，也是我市姓氏历史文化研究事业兴旺发达的标志。
三、圆满完成全市姓氏、人口的普查和复核工作。为配合首届姓氏文化节，2004年他组织人员开展了全市姓氏人口大普查，在人员少、经费少的情况下，他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想办法，找路子，克服种种困难，圆满完成预定工作，得到市委、市政府领导、专家学者及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和赞誉。鉴于2004年姓氏普查存在的一些问题，__年他组织安排了对全市姓氏人口普查结果的复核工作。要求各县市区：一是要把当地大姓的情况搞清楚，比如，族源与支系、迁入与迁出、名人与业绩等等，从中找出其与外地（尤其海外）联系的桥梁和纽带。二是要把一些稀有姓氏的来源及有关情况搞清楚。三是要核实简写、错写、误写的姓氏。四是要搞清楚小姓和单人姓氏的出处及有关问题。经过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于该年10月前完成了姓氏人口普查的复核工作，为10月29日举办的第二届中华姓氏文化节献上了一份厚礼。据统计，止于__年6月底，全市共有10691620人，1084姓，较2004年普查，增加37866人，减少93姓。
四、启动并出版《__姓氏文化丛书》系列工程。为配合举办首届中华姓氏文化节，皇甫会长采取我市专家研究人员与有关专家相结合的办法，组织编写《__姓氏文化丛书》。他成立《丛书》编辑委员会；邀请省姓氏研究专家刘翔南等人莅周召开座谈会；组织我市参加编写人员不辞劳苦，认真负责，按时提供了高质量的材料；积极联系专家，完成六本丛书的审稿工作；又多方筹措资金，确保了首批《丛书》1-6册在文化节前的出版发行。目前《夏姓》、《吴姓》、《窦姓》、《符姓》、《柴姓》已出版，《完颜姓》正在印刷。
五、创办会刊《__姓氏》。姓氏历史文化研究会是一个学术团体，为了给大家提供一个发表学术意见的场所，方便指导工作和对外交流，市姓氏历史文化研究会于2004年10月创办了会刊，现已编发17期（增刊《中国窦氏文化研讨会文集》1期），受到广泛好评，扩大了影响，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益。__年完成了会刊《__姓氏》河南省连续性内部资料的申报工作，目前正在审批中。西华县姓氏研究会__年也开始不定期编印发行《西华姓氏文化》会刊。
六、积极服务大型文化活动，广泛开展联谊交流。中华姓氏文化节是增进华夏子孙友谊的盛会，是加强文化交流的平台和经贸合作的桥梁，也是展示__形象，让世界了解__、让__走向世界的大好机遇。为使中华姓氏文化节取得圆满成功，皇甫会长组织研究会同志积极参与“伏羲与中华姓氏文化研讨会”、“姓氏文化论坛”等活动，联络邀请专家学者，认真做好会议的组织和接待工作，为文化节营造良好舆论氛围。配合社科联举办好“族谱展”，各县市区逐村逐乡调查族谱总数，统计出族谱名称，多少套册，修谱年份，主修人员，保存人员及联系地址、电话等情况。第二届文化节期间，共展出 100个姓氏族谱2000多册，进一步完善、充实了姓氏文化资料库，为文化节的成功举办做出了积极贡献。
姓氏文化是一种深层次的文化,也是一门交叉性、跨学科的学科,涉及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民俗学、民族学、文字学、符号学、史料学等多种系科门类。20世纪中国学术界对中国姓氏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从单一(学科)到多样(跨学科)、从零散到系统、从表层到深层的发展过程。特别是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随着学术环境的宽松、学术积累的丰厚、学术发现的突破、学术观念的更新,姓氏文化研究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试以研究角度与方法而言,大致有以下数端:
历史学研究。立足于历史史料与古文字的考证钩稽以及地下文物的发现,辨析、梳理中国姓氏尤其是先秦古姓的起源、流变、演革,将历史事实与姓氏问题互为印证,深入探讨中国姓氏研究中的疑难问题与某些本质性问题。这方面的著作有雁侠的博士论文《中国早期姓氏制度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谢维扬的博士论文《周代家族形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陈e的博士论文《商周姓氏制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此外,朱凤瀚的专著《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等也有相当多的篇幅论析先秦姓氏问题。特别是湖南学者何光岳潜心钻研数十年,以一个人的力量完成的1000多万字的《中华民族源流史丛书》(江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起陆续出版),涉及上古夏、商、周、中原古国、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等上古诸多部落、氏族及其古姓的源起、流变,对探讨中国姓氏发展史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社会学研究。八九十年代以来一批从事历史社会学尤其是明清社会学研究的学者,注重从家族史、家谱资料等的历史事实出发,在研究中国家族文化与制度演变的过程中,经常会涉及具体家族姓氏的历史文化信息,为中国姓氏研究提供了生动实际的案例。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以华东地区的学者为多,如钱杭的《血缘与地缘之间:中国历史上的联宗与联宗组织》(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赵华富的《徽州宗族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王铁的《中国东南的宗族与宗谱》(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2年版)等。
语言学研究。从语言学、文字学角度探讨中国姓氏与人名,如张惠英的《语言与姓名文化:东亚人名地名族名探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王建华的《文化的镜象――人名》(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等。
文化学研究。这方面的著述较多,作者大多采用文化学、文类学、民俗学等方法,多角度全方位地探讨中国姓氏,如纳日碧力戈的博士论文《姓名论》(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何晓明的《姓名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王泉根的《中国姓氏的文化解析》(团结出版社2000年版)等。
以上研究成果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主要考察汉族姓氏,而少有涉及少数民族姓氏。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年悠久的文明史,同时又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多元一体的大家庭。中国的少数民族,人口虽只占全国总人口的6.7%,但分布地区约占全国总面积的50%至60%。由于文化发展的差异,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各不相同。除回族、满族、畲族等通用汉语外,其他各民族均有本民族的语言,有的民族还有自己独特的文字,如蒙古、藏、维吾尔、彝、傣、苗、朝鲜等族。少数民族文化的差异性,直接影响到作为民族文化重要表现形式与历史积淀的姓氏符号。一个民族的姓氏及其命名方式,总与该民族的政治、经济、历史、生存环境、文化传统、民俗习惯、等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具体地反映出一个民族的特点;甚至同一民族内部也会因地域、经济、语言、风俗的不同而出现相应的差异,这就构成了少数民族姓氏不同于汉族姓氏的自身特点。要而言之,有以下三点:
一曰丰富性。现代汉族通用姓氏约为3600个,分为单姓(如李、王、张)、复姓(如诸葛、司马)与合姓(即两姓联璧,如陆费、钱王)等三种形式,而少数民族的姓氏则要丰富复杂很多。从总体上说,有四种情况:(1)基本上只使用本民族的姓,这有珞巴族、独龙族以及尚未识别民族的\人、克木人、戛尔巴人等。(2)直接采用汉姓,这有朝鲜、回、壮、土家、白、瑶等19个民族。由于深受汉文化影响,这些民族使用汉姓已有很长历史。当然,如追根溯源,每个民族的姓氏又有自己不同的出典,其中有部分来自古代部落名或氏族名。(3)采用双重姓氏,即既使用本民族的原有姓氏,也使用汉姓,这有满、蒙古、彝、藏、景颇等27个民族。(4)无姓氏。我国有维吾尔、哈萨克等6个民族习惯上没有姓氏,只有部分人受汉文化影响,现在也采用汉姓。
二曰神秘性。姓氏是标志社会结构中的一种血缘关系的文化符号。姓氏起源与图腾崇拜、原始、家族生命史等有着密切关联。今姓源于古姓,汉族古姓大多有其神秘扑朔的来历。如姬姓,据考是上古周人始祖母(圣处女)姜“履大人迹”(踩了熊的脚印)感而受孕始生后稷,因而周人姬姓。姬,从女从臣(“臣”为熊迹之形),实为熊图腾崇拜。同样,少数民族的原生姓氏也有着种种神秘精彩的来历。这里试举一例:西南师范大学“西南丝绸之路考察队”曾在四川省德昌县傈僳族聚居的金沙乡作过调查,发现该乡傈僳族居民所有姓氏均与图腾崇拜物有关,如崇拜李树、梨树的姓李,崇拜黄树、黄姜(一种野生姜)的姓黄,崇拜獐子的姓张,崇拜麂子的姓纪,崇拜猫头鹰的姓吉;他们还奉行同姓不婚的族外婚制,如崇拜鼠的氏族(姓贺)分为白尾巴鼠、白肚皮鼠、长尾巴鼠,金沙乡有二个鼠氏族互不“开亲”(通婚)。
三曰变异性。随着社会发展、文化交流,现今不少少数民族的姓氏尤其是年轻一代已逐渐汉化。他们有的依据本民族原先图腾名称的汉字音译或汉义转化改写为汉姓(如上例傈僳族的姓);有的则直接假借汉姓;也有的是与汉族通婚后生下的孩子从汉姓;或由当地汉族教师为学生另取汉姓,如据报载,云南有的傣寨小学校,汉族老师姓什么,全班傣族小朋友也一起姓什么。所以,如果光从字面上看,今天已很难看出少数民族姓氏(特别是近二三十年改革开放环境中出生的一代)的本来面貌,更看不出原有的文化特色与图腾痕迹了,我们需要作一番由表及里的寻觅,方能识得“庐山真面目”。
但十分遗憾的是,对少数民族(尤其是黎、德昂、土、纳西、藏、门巴、彝等民族)原有姓氏的研究一直是个薄弱领域。姓氏学研究具有跨学科性质,涉及多种学科,正因如此,也就容易造成“山阴不管,会稽不收”的局面。至今我国还没有一个全国性的姓氏学研究学术机构与社团,也没有一部将我国现在多民族的原有姓氏都收录在内的完全意义上的《中国姓氏大辞典》。
著名科学家、姓氏学研究专家、中国科学院遗传所杜若甫教授曾在《寻根》杂志1996年第4期撰文指出:“研究少数民族原有姓氏的困难之一是由于不少少数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其姓氏缺乏文字记载,全凭口传。于是,由于同一民族内有不同的方言或译法的不同,有时一个姓可以有不同的汉译,有时不同的姓却有相同的汉译。加强对少数民族原有姓氏的研究是一项非常重要而迫切的工作。再过二三十年,少数民族中知道他们自己原有姓氏的人就更少了,研究也就更困难了。”的确,对少数民族原有姓氏的研究现在如不切实抓紧,再过数十年,说不定就会像“湖南女书”那样,成为一种现代“绝学”。
所幸的是,学术界一批具有远见卓识、甘于寂寞的学者,始终没有放弃过“中国少数民族姓氏”这一独特的研究领域。早在1958年,科学出版社就出版了武汉大学姚薇元教授著21万字的《北魏胡姓考》。1993年,吉林文史出版社又出版了陈连庆著35万字的《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姓氏研究》。此外,有的专题研究著作,如魏德新的《中国回族姓溯源》(新疆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孟志东的《云南契丹后裔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等也对少数民族姓氏多有探讨。但是,与对汉族姓氏研究相比,少数民族姓氏研究工作还做得相当不够。其中,最大的不够是,我们至今还没有一部完整、翔实的少数民族姓氏大辞典或专书,我们还不清楚全中国到底有多少少数民族姓氏?
使人欣慰的是,这一空白现在终于填补了,这就是由杜若甫先生主编的我国第一部少数民族的姓氏集成――《中国少数民族姓氏》(民族出版社)。
这是一部真正的大书。全书收集了我国49个少数民族以及部分未识别民族(如克木人、夏尔巴人、\人)的姓氏,务求“竭泽而渔、一网打尽”。试以蒙古族为例,我统计了一下,全书共收集蒙古姓2445个,汉姓357个,合计2802个。这无疑是一次最完整的蒙古族姓氏整理。难能可贵的是,作者本着“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精神,依据可信、可靠的资料,对每一个姓氏的读音、原义、起源、演变、分布以及人物(作为姓氏活态的实证)等均一一作了阐释。这里随便从蒙古姓中抽取一例,以见其真。抽取的是“敖日阳海”,书中的阐释是:
敖日阳海Aoriyanghai亦作兀良、兀良合、兀良合惕、兀良哈、兀良罕、兀日扬海、兀梁哈、兀]罕、兀]孩、兀良哈歹、乌瑞阳海、乌瑞罕、乌日阳海、乌梁海、乌梁汗、乌梁罕、乌力扬海、乌力洋海、乌里洋海、五两海、五两暗、斡良改等。蒙古古老姓氏之一,源于部落名。有几种说法:一说从前该部落围绕着肯特杭爱山而居,故以山名为姓(“乌瑞雅杭爱”的转音词)。一说游牧于黑龙江至额儿的失河流域,以狩猎为生的统称为乌瑞阳海。又一说是讷古思族的分支,蒙古迭儿列斤诸部之一。另一说源于分布于巴儿忽真隘(今巴尔古津河流域)以狩猎为生的“森林兀良哈”部。现为蒙古大姓之一。汉姓敖、乌、吴、武(均为首音的谐音字)、于,以姓乌居多。分布较广,内蒙古喀喇沁旗、敖汉旗、翁牛特旗、扎赉特旗、巴林左旗、巴林右旗、克什克腾旗、阿鲁科尔沁旗、科尔沁右翼中旗、东乌珠穆沁旗、西乌珠穆沁旗、阿巴嘎旗、正蓝旗、镶黄旗、苏尼特右旗、伊金霍洛旗、阿拉善地区、呼伦贝尔盟、宁城县和辽宁阜新县、吉林省等均有。
杜若甫先生为了完成这部150余万字的专书,先后花了10多年心血,青灯黄卷,爬梳钩稽,田野采风,网上搜索,真是使尽了浑身解数,克服了无数困难,这才修成“正果”。这项跨世纪的中国姓氏研究与中国少数民族研究的重大学术成果,生动地实践了“三结合”的学术探索精神,从而充分保证了研究成果的质量。
一是古今结合。中国姓氏包括少数民族姓氏,都有其历史源起、传承演变,因而研究姓氏必须正本溯源,考据稽古。但另一方面,时代社会生活的变化又在深刻地影响着姓氏的变化,因而姓氏研究又必须坚持从现实出发,深入民间,调查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姓氏》既依靠古人与时贤的研究成果,辨析取证,又依靠对现实的调研,从人口普查、县志记录、实地采访中撷取动态的第一手资料。这是一种学术研究必须坚持的科学的态度、务实的精神。《中国少数民族姓氏》所坚持的科学精神与甘于学术寂寞的精神,正是我们今天所需要倡扬的学术品格。
二是文理结合。本书主编杜若甫先生,本身是一位严格意义上的自然科学家,他是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教授,长期从事人类群体遗传学研究。但他同时也是中国最早将遗传学与姓氏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学者。杜若甫先生曾亲口对我说过,早在1982年,他应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院教授、国际人类遗传学界泰斗、国际人类基因多样性研究计划主要发起人L•L•卡瓦利•斯福扎先生的再三邀请,开始与卡瓦利•斯福扎先生合作,从事人类姓氏频率的研究。姓氏频率(即各个姓氏的人口比例)研究是人类群体遗传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它用现代数理统计分析方法,将人类学、遗传学、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与姓氏研究相结合,分析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姓氏频率,以研究世界不同地区与民族人群间的血缘关系,以及历史上的人口迁移、融合和世界各民族人口之所以如此分布的原因。显然,这是一种世界性的严密的跨学科研究新兴领域。由于杜若甫先生将谨严细致的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应用到属于社会科学范畴的姓氏研究领域,文理融合,新创迭出。《中国少数民族姓氏》自然严密地体现了作为科学家的杜若甫先生对姓氏频率以及对少数民族群体遗传研究所形成的学科理论与观念,贯穿了谨严细致的科学研究作风。
第三,参与《中国少数民族姓氏》研究工作的除汉族学者杜若甫教授、吴怡雄工程师以外,还有蒙古族宝奎教授、藏族平措朗杰编审、朝鲜族金寅淳教授等。整个研究工作与书稿的编著,充分体现出中华各民族学者之间的亲密团结与合作,是民族智慧与文化担当结合的结果。
摘要：通常认为孔子“子姓”、“孔氏”，但海昏侯墓“孔子屏风”则记载为“姓孔，子氏”，恰恰与此相反。之所以如此，可能源于秦汉时期姓氏的变革所造成的姓氏观念的空前混乱，以及刘贺对儒学的推崇。而“孔子屏风”的这种记载方式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秦汉姓氏观的演变结果。秦汉姓氏观念的演变，主要经历了姓氏合流以及大宗氏与小宗氏合流的历史过程，这与当时的社会变迁存在密切关联，其本身就是适应该时期社会变动的历史结果。
中图分类号：K23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4474（2016）05-0086-07
Key words： Qin and Han Dynasties； Confucius Screen； the evolution of the surnames； social change； surname merging
Abstract： 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Confuciuss surname is “Zi” and belongs to “the Kong Family/Clan”. However， his surname recorded in the “Confucius Screen” in the grave of Haihun Marquis is “Kong” and he belongs to “the Zi Family/Clan.” This is probably because of the unprecedented confusion in the concept of surnames caused by the changes in the surnames of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and Liu Hes esteem for Confucianism. The record of “Confucius Screen” reflect from one side that the evolution result of the concept of family names in Qin and Han Dynasties. The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 of surnames in Qin and Han Dynasties is a historical process in which surnames of large and small clans merged. Thi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ocial changes at that time and is the historical result of the adaptation to social changes.
2015年11月14日，南昌西汉海昏侯墓考古发掘队出土一座“孔子屏风”（以下简称“屏风”），引发考古界热议，备受瞩目。据央视网报道，屏风不仅有孔子的画像，还附有介绍其生平的文字。2015年12月，王楚宁撰文《海昏侯墓孔子屏风浅释》介绍道：“已经的孔子屏风的局部照片清晰显示有六十余字，字体为成熟的隶体……其中可辨认的有五十七字，分为五纵列”①。根据王楚宁的释读，现抄写如下：
……字中尼，姓孔，子氏。孔子？骸…
……也。鲁昭公六年，孔子盖卅矣，孔子……
……也，自多来学焉。孔子弟子颜回、子赣……
……六年，孔子六十三，当此之时，周室……
……南夷与北夷交，中……
屏风第一列文字明确地记载孔子“字中（仲）尼”、“姓孔”、“子氏”。这与我们通常所认为的孔子“子姓”、“孔氏”恰恰相反。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7卷第5期唐百成海昏侯墓“孔子屏风”姓氏问题释析――兼谈秦汉姓氏变革第二列文字清楚地告诉了我们孔子三十岁时的确切纪年，即鲁昭公六年（公元前536年）。照此推算，孔子的生年当为鲁襄公七年（公元前566年），这比《史记・孔子世家》所载的“鲁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公元前541年）早了十五年。
随后，白平（山西大学教师）对屏风的真实性产生质疑，认为“孔子‘字中（仲）尼，姓孔，子氏’，不符合事实。”“这块屏风有诈，其关于孔子年龄的说法更是子虚乌有。”至2016年5月，发掘项目领队杨军指出，这件文物此前曾被认为是“屏风”，但现在看来是“衣镜”。
本文暂且不论孔子的生卒年问题，因为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记载年份相差较大，在没有更多资料佐证的情况下，是个难以考证的问题。本文仅就“屏风”第一列文字中有关孔子“姓”与“氏”的问题略做探讨。且无论是“屏风”还是“衣镜”，并不影响本文的探讨，故暂以“屏风”相称。
一、有关孔子的姓、氏问题屏风说孔子“姓孔，子氏”。《孔子家语・本姓解》载：“孔父嘉，五世亲尽，别为公族，故后以孔为氏焉。一曰孔父者，生时所赐号也，是以子孙遂以氏族。”〔1〕即孔子以“孔”为氏，且氏“孔”之名称来自于孔父嘉之“赐号”。《史记・孔子世家》则笼统地说其“姓孔氏”。
要谈孔子的姓与氏，首先要明确先秦的姓与氏是分开的，姓就是姓，氏就是氏，二者是具有不同含义的。
（一）先秦时期的姓氏观
先秦的“姓”和我们今天所说的“姓”是不一样的。“姓”起源于母系时代，在远古群婚状态下，只知其母而不知其父，所以《说文解字》称：“姓，人所生。古之圣神，母感天而生子，故称天子……因生以赐姓”〔2〕。
姓最初是母系血缘世系相区分的标志，也是氏族与氏族相区别的标志，一般也是氏族的称号，往往来源于氏族所崇拜的图腾。进入父系时代后，人改造自然的能力大大提高，人的主体意识开始凸显，且男子承担了主要的社会劳动，这时姓的来源已不再是以图腾为主，而是男性祖先的名字、居住地、性格特征或职业等〔3〕。
氏是姓的分支，起源时间要晚于姓，一般出现在母系氏族社会晚期。随着氏族的代数增多，人口激增，氏族成员之间的血缘关系逐渐变得疏远，氏族内部血缘关系更为相近的某些成员就会结成更小的血缘团体，这就产生了“家族”。由于氏族内部还存在更小的单位――家族，而整个氏族规模庞大，人数众多，仅凭姓不足以区别成员之间的身份，因此，家族的代号“氏”就出现了〔3〕。进入父系时代后，新“姓”会不断地产生，旧“姓”因其成员规模庞大，又会不断地分出新的“氏”。
到“三代”社会后，某一姓的始祖因年代久远，已无法追溯。因此，我们会看到，大多数姓都出自于一个传说的祖先，如“姬”姓传说为黄帝之姓，“姜”姓传说为炎帝之姓。且姓一旦确定，万世不更。孔颖达《左传正义》说：“姓者生也，以此为祖，令之相生，虽下及百世而此姓不改。族者属也，与其子孙共相连属。其旁枝别属，则各自立氏。”〔4〕姓万世不更，但氏是不断分化的，旁枝别属，各自立氏。新立之氏发展到一定规模，又会产生更小一级的氏。如此层层分化，就形成了“姓―大宗氏―小宗氏―更小宗氏”的姓氏等级分层。
按照宗法制的规定，“四世而缌，服之穷也，五世袒免，杀同姓也，六世亲属竭矣”〔5〕。“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有百世不迁之宗，有五世则迁之宗”〔5〕。也就是说，过了五代以后，亲属关系已经十分淡漠，小宗分支家族可以从大宗本家中分离出来，另立“氏号”，即“五世亲尽，别立为宗”。
（二）孔子的姓氏
明确先秦的姓与氏以后，再谈孔子的姓、氏就容易多了。我们一般认为，孔子“子姓，孔氏”，“屏风”则说“姓孔，子氏”。孰是孰非呢？
根据先秦之“姓”万世不更的原则，只需追溯其祖先即可。学界一般公认孔子祖上是宋国贵族，远祖为殷商之祖――契。
《孔门实纪・世家》载：“有元鸟之祥而生契，为孔子五世祖（有误），佐禹治水有功，封于商，赐姓子……功业著于百姓，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微子传弟思衍，号曰微仲，为孔子三十四世祖。”〔6〕
《史记・殷本纪》：“帝舜乃命契……封于商，赐姓子氏。”〔7〕
《白虎通德论・姓名》：“尧知命，表稷契，赐生子姓。”②
“子”姓为商宋王室贵族之姓。换言之，若孔子确为商宋贵族后裔，姓“子”无疑。考证孔子是否确为商宋之后裔，在无新的材料发现之前是难以做到的。但我们换一种思路即可反向说明问题。“屏风”说孔子“姓孔”，也就是说，在先秦诸姓中是存在“孔”姓的。但遗憾的是，在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中，我们并没有发现先秦有“孔”姓这一说。
张淑一在《先秦姓氏制度考索》一书中介绍了前人对先秦古姓的统计：
《通志・氏族略》归纳了先秦二十七个姓：“姚、妫、姜、归、任、风、姬、嬴、姓、是、子、d、姒、隗、允、偃、秃、、（女丕）、酉、漆、弋、候冈、伊祁、伊、己、”〔8〕。
顾炎武统计有二十二种：妫、姒、子、姬、风、嬴、己、任、、祁、d、曹、u、董、姜、偃、归、曼、熊、隗、漆、允诸姓〔9〕。
《春秋大事表・春秋列国姓氏表》统计有二十一姓：“姬、姜、子、姒、风、祁、妫、、任、嬴、己、偃、u、曹、d、熊、曼、归、隗、允、漆。”〔10〕
宁业高、宁耘在《中国姓名文化》一书中认为，先秦古姓为二十个：姬、姜、子、姒、d、嬴、己、偃、、祁、隗、风、曹、厘、任、姚、u、董、归、允③。
张淑一对先秦古姓进行了详考，认为至少有三十四种：风姓、姬姓、姜姓、嬴姓、偃姓、姒姓、子姓、隗姓、妫姓、姚姓、归姓、曼姓、庸姓、允姓、酉姓、祁姓、己姓、滕姓、箴姓、任姓、苟姓、僖姓、姓、儇姓、衣姓、董姓、彭姓、秃姓、u姓、曹姓、斟姓、d姓、掎姓、庆姓〔3〕。
此外，金文中还有一些不见于其他文献的先秦诸姓。当然，学者对金文的这些“姓”是否该列为单独的“姓”存在较大争议。但无论怎样，在笔者目前所见的所有研究成果以及材料中，都不存在先秦有“孔”姓这一说。可以说，“屏风”记载孔子“姓孔”目前是找不到任何依据的。
文献中多称孔子为“孔氏”。一般认为，孔子氏“孔”。《孔子家语・本姓解》载：“孔父嘉，五世亲尽，别为公族，故后以孔为氏焉。一曰孔父者，生时所赐号也，是以子孙遂以氏族。”〔1〕意为氏“孔”之名称来自孔子六世祖孔父嘉之“赐号”。持这种观点的文献非常之多。
《通志略・氏族略第三・宋人字》载：“子姓出宋闵公之后，闵公生弗父何，三世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嘉字孔父，后世以字为孔氏，自孔父六世而生仲尼。”〔8〕
《孔氏祖庭广记・姓谱》曰：“木金父生祁父，或曰G夷。五世亲尽，别为公族，祁父因以王父字为孔氏。”〔11〕
《孔子编年》载：“考父之子曰孔父嘉。孔父，生时所赐号也，子孙因以为氏。”〔12〕如此等等，不再列举。
当然，有关“孔”氏的来源也有其他说法。如：“子+乙”为“孔”，契姓子，至商王成汤，字太乙，后世为纪念成汤，遂以“子”加“乙”合为“孔”字以为氏〔13〕。但无论是其哪种说法，孔子氏“孔”是比较公认的，无异议的。
二、“屏风”所反映的西汉姓氏观既然孔子“姓子，氏孔”，何以“屏风”明确记载为“姓孔，子氏”呢？这是个难以有确切结论的问题，笔者不妨就其中几种可能性加以探讨。
此墓被断定为西汉第一代海昏侯刘贺之墓，时值西汉中后期，儒学的独尊地位进一步加强，加之刘贺好儒，墓中发现“孔子屏风”在情理之中。
记载者何以认为孔子姓“孔”？我们首先想到《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姓孔氏”。司马迁的表述至少有两个特征：其一，不再将姓与氏加以区分，而是姓氏混用；其二，只提到“孔”字，不再有“子”的出现。这反映了秦汉时期我国姓氏观的巨大演变。
首先，到了西汉时期，姓与氏的界限与区别逐渐消失，姓氏合一，姓即氏，氏即姓，二者含义相同，可混用，可替换。无论是称“姓”还是称“氏”或是称“姓氏”，都不再有所区别。除《孔子世家》外，司马迁在记载其他人物姓氏时，均是如此。如《史记》载：“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7〕；“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黄氏”〔7〕；“孟尝君名文，姓田氏”〔7〕；“韩之先，与周同姓，姓姬氏”〔7〕。这里所指的姓与氏都不再有别，含义相同。
其次，《史记》所指的“姓”大多是指姓氏相分离时的“氏”，如“商君者，卫之诸庶孽公子也，名鞍，姓公孙氏，其祖本姬姓也”〔7〕。按照先秦“姓”万世不变的原则，商鞅应为“姬姓，公孙氏”，而《史记》直接表述为“姓公孙氏”。
再如，《史记・秦始皇本纪》说：“秦始皇帝者……名为政，姓赵氏”〔7〕。但我们知道，根据先秦的姓氏规则，秦王室并非姓“赵”，而是姓“嬴”。《史记・秦本纪》载：“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女织，玄鸟陨卵，女吞之，生子大业。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帝舜曰：‘咨尔费，赞禹功，其赐尔游……大费拜受……是为柏翳。舜赐姓嬴氏。’”〔7〕柏翳即伯益，又名大费，是秦朝王室之祖，嬴姓。赵氏乃嬴姓之分支，伯益之九世孙造父为嬴姓赵氏之祖。史载：“徐偃王作乱，造父为缪王御，长驱归周，一日千里以救乱。缪王以赵城封造父，造父族由此为赵氏”〔7〕。秦王室实为“嬴姓，赵氏”，而《史记》直接表述为“姓赵氏”。可见《史记》所指的“姓”实为先秦姓氏相分离时的“氏”，而非“姓”。因此，司马迁说孔子“姓孔氏”，不能直接理解为孔子姓“孔”。但“屏风”记载孔子“姓孔”，或许是受到了司马迁记述方式之影响。
西汉时期，姓氏合一，姓即氏，名前只存在一个新姓代码，而不是之前的姓、氏两级代码，因此，我们将西汉姓氏合一后的“姓”称为“新姓”，把先秦诸姓称为“古姓”。西汉的这种新姓（氏）已经与先秦时的古姓有了不同的含义，它大多由先秦时的“氏”转化而来。当然，也有少量来自于先秦古姓，但先秦古姓本就不多，据古今学者多方统计，不超过四十个。春秋战国时代，宗法观念松弛，“五世亲尽，别立为宗”的规定逐渐不被遵守，小宗氏迫切渴望从大宗氏脱离出来，小宗氏确立氏号的时间越来越早，往往不到三代，甚至只有一代便另立新氏，这就使得战国时期氏号数量急剧增多。秦汉以后的新姓也是数量庞大，这些新姓大多由先秦时期的氏号转化而来。
先秦时的氏号命名方式一般有十种，即：以国为氏、以邑为氏、以字为氏、以名为氏、以居住地为氏、以官为氏、以谥为氏、以爵为氏、以身份为氏、复氏〔3〕。这就造成了不同的古姓很可能分出相同的氏，“异姓同氏”的现象在战国时期大量存在。而秦汉的新姓大多由这些氏转化而来，因此，虽同姓却不一定有血缘关系。以孔氏为例，先秦时期，鲁、郑、陈皆有孔氏：鲁之孔氏是孔子之本族，子姓；郑之孔氏出自郑穆公公子子孔，当为姬姓；陈之孔氏出自陈公孙宁，当为妫姓〔3〕。以上诸“异姓孔氏”在秦汉以后都转化为新的“孔姓”，但彼此并无任何血缘关系。“屏风”记载孔子“姓孔”，想必也是这种新的“孔姓”。
我们知道，先秦古姓同姓即为同祖，是存在血缘关系的，尽管后来这种关系变得非常遥远和脆弱。但自秦汉姓氏制度发生演变后，同姓并不一定同祖，而同祖更不一定同姓，因为同祖只是古姓相同，而新姓却大多由氏转化而来，氏号不同，新姓也就不同。再加上先秦各类典籍在战乱中散失严重，世系无从考究，某姓之人要想理清自己的姓氏源头也是不易的。洪迈《容斋随笔》卷六《姓氏不可考》载：“姓氏所出，后世茫不可考。不过证以史传，然要为难晓，自姚、虞、唐、杜、姜、田、范、刘之外，余盖纷然杂出。申氏出于四岳，周有申伯，然郑又有申侯，楚有申舟，又有申公巫臣，鲁有申缩、申枨，晋有申书，齐有申鲜虞。”〔14〕他对姓氏来源纷乱繁复的情况表示茫然。再以孔氏为例，“孔氏出于商，孔子其后也。然魏有孔达，宋有孔父，郑有孔叔，陈有孔宁，齐有孔虺，而郑子孔之孙又为孔张”〔14〕。若西汉某孔姓之人想要追溯自己究竟出自何处，想必是有难度的。
不仅姓、氏互相混淆错乱，而且姓、氏本身作为血缘识别、宗族维系的功能也逐渐丧失，任意改姓的现象普遍存在，姓氏观变得异常混乱与松弛。“武帝子据，立为太子，以母卫氏，遂称卫太子”，“（汉）献帝兄辨，养于史道人家，号曰史侯”〔15〕。《史记・酷吏列传》载：“周阳由者，其父赵兼，以淮南王舅父侯周阳，故因姓周阳氏。”〔7〕皇族公侯尚且如此，何况下层平民百姓？此外，还有整体变更姓氏的，“娄氏、项氏，汉并赐刘氏”〔8〕。以上这些都反映了或造成了秦汉时期我国姓氏观的空前混乱与松弛。
在姓氏观空前混乱的大背景下，“屏风”记载者混淆了孔子的姓与氏是很有可能的。西汉姓氏合一后，如果说司马迁“姓某氏”的这种写法代表了一种新型的姓氏记述方式，那么，“屏风”显然是尝试采用“周制”的方式，即先秦时期姓与氏分开称呼的方式，而非秦汉时期姓氏混合背景下“姓某氏”的称呼方式。其原因可能是“屏风”的主人刘贺对儒学异常推崇，儒家创始人孔子曾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16〕。儒学与“周制”有着较深的渊源。记载者明确先秦的姓与氏是分开的，且是不同的，因此他对姓、氏分别进行记述，即“姓孔，子氏。”但记载者混淆了孔子的姓与氏，这很可能受惑于西汉产生的“新孔姓”。加之这一时期姓氏观空前混乱，姓氏互相混淆错乱，来源错综复杂，因而可能产生“姓孔，子氏”的说法。
郑樵在《通志略・氏族序》中指出：“姓可呼为氏，氏不可呼为姓。”〔8〕在姓氏观念发生演变后，虽然新姓更普遍地应用于称呼习俗中，但新姓大多由原有的“氏”转化而来，也就是说，在此后的宗法等级制社会中，原有的“氏”确实在全民性的尊天敬祖的信仰中占据更重要的地位，借以寄托民众对祖先的追思。如果说，“屏风”中的“孔姓”记载可能受惑于该时期产生的“新姓”，那么“子氏”的记载也有可能是刘贺有意为之，移“子姓”做“子氏”，以表明孔子宗亲的最初来源，进而显示刘贺对孔子和儒学的尊崇。而秦汉时期我国姓氏观的空前混乱与松弛，也为刘贺的“有意为之”提供了胆量与可行性。
三、姓氏之变与社会变迁的一致性姓氏作为一种风俗文化现象，承担着一定的社会功能，而姓氏观念的演变和社会变迁具有一致性，并展现出部分日常生活图景。秦汉时期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奠基期，该时期的姓氏观念对我们理解该时期民众的日常生活史有重要作用。需要追问的是，秦汉时期姓氏混合，姓和氏的社会功能具体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变化，这种变化和秦汉之际的社会变革（秦晖先生称之为“周秦之变”）又存在着怎样的关联？笔者试图就秦汉姓氏观的变迁与社会变迁的关系问题，略做探讨。
（一）周秦之际姓氏结构的变动
结合前面的分析，可以理出周秦之际姓氏结构变动的大致线索。该时期姓氏结构变迁最重要的特点是姓与氏的合流以及大宗氏与小宗氏的合流，这种合流也是周秦之际姓氏习俗适应社会发展而做出调整的主要方式和途径，最终形成了“虚其姓于其上而实其氏于其下”的姓氏称呼结构。故而我们才能够在秦汉民众的日常生活图景中看到这样的情况：一方面，姓与氏均可以作为血缘标志的符号，大量来源于先秦时期分化出来的“氏”不断地构成秦汉的新姓，并逐渐成为区分个体家庭血缘关系的重要标准；另一方面，正是在姓氏合流的历史进程中，姓的血缘区分功能伴随着礼乐制度、宗法制度以及氏族的不断分化而被弱化，以至于出现“同姓不一定同祖，同祖不一定同姓”的现象。
回到海昏侯墓出土的“屏风”对孔子“孔姓，子氏”的记载，笔者完全可以认定这是一种“周制”的姓氏称呼方式，且孔姓应是秦汉新姓。
（二）姓氏结构变动与社会结构变迁的关系
秦汉姓氏观念的演变与当时的社会变迁具有一致性，与当时社会等级划分标准的演变以及家庭结构、地域观念的变化都存在一定联系，体现出了变迁的一致性。
1.社会等级划分标准的变化：从贵―贱到贫―富
无论是学界公认的孔子姓氏还是“屏风”上的孔子姓氏，均有一个共同内容，区别只在于二者何为姓、何为氏。所以问题就可以转化为秦汉时期姓氏观内涵结构及其承担的社会功能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笔者认为“屏风”上关于孔子姓氏的记载方式所折射出的姓氏观念变迁和该时期社会等级划分标准的变化有关，即从贵―贱到贫―富，得出此点结论，基于以下几个理由：
其一，“姓”的血缘区分功能逐渐淡化，“氏”原来作为贵族政治身份标识的作用逐步弱化，趋于平民化。关于姓与氏的社会功能，东汉班固在《白虎通德论・姓名》中有一段论述：
人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爱、厚亲亲、远禽兽、别婚姻也……所以有氏者何？所以贵功德、贱伎力……闻其氏即可知，其所以勉人为善也。②
从班固这段描述中，大致可以得到以下信息：“姓”的起源和血缘有关联，用来分亲疏、别婚姻，所以姓一般是不可改变的。所谓崇恩爱、厚亲亲，则是先秦族群社会下对小共同体内身份秩序的一种确定；“氏”是贵族的政治身份标识，体现了先秦时期社会结构中贵―贱的一种区分，庶人没有“氏”，且贵族一般不称“姓”，正如顾炎武所总结的：“考之于传，二百五十五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9〕。周秦之变最大的内容就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的确立，贵族政治被官僚政治取代，族群社会向吏民社会过渡，这就要求对姓氏观念的内涵结构做出调整。
先秦宗法制下，人各亲其亲，各长其长，“姓”在确定血缘亲疏方面扮演着重要作用。但“秦制”则是要打破这种血缘关系，以削弱先秦时期“姓”所确定的“同姓相亲”的观念，从而更好地加强对民众的控制，这种要求必然会使“姓”的血缘认同作用被弱化。《史记》里“姓某氏”的记载，更多地是在强调“氏”，而非“姓”，这意味着周秦之际姓氏合流后，氏开始更多地承担确定个体家庭成员血缘亲疏与祭祀世系的功能，此后，“同姓相亲”的观念只在同一氏族内部有效。此外，伴随着先秦礼乐制度的崩坏以及氏族的不断分化，姓原来承担的确定“同姓不婚”的功能不断被挑战，“姓”的血缘区分功能进一步弱化，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姓氏出现合流。需要注意的是，“姓”的血缘区分功能被弱化并不意味着“姓”被完全放弃，而是要求姓氏观念适应小家庭的“一家一姓”，不允许三代时期那种大姓族群的出现，宗姓观念随之淡化。
先秦时期男性贵族更多强调“氏”，而不称姓，这和姓多起源于母系氏族社会，而氏的产生伴随父系社会逐步取代母系社会的历史过程有关。顾炎武在《日知录》中也记：“氏焉者，所以为男别也；姓焉者，所以为女坊也。”〔9〕更重要的是，氏多和父系社会伴生的贵贱分化有关，但贵―贱这种区分方式显然不适合秦汉以后的制度。与弱化宗姓过程相伴随的是，国家在姓氏观层面可能会有意识地引导人们重视“氏”，但“氏”原来作为男性贵族身份的标识作用也被改造，趋于平民化。“氏”在某种程度上承担了原来“姓”的功能，其作用更多表现为“姓”的旁支，姓氏由此混合，《史记》中“姓某氏”的提法正暗合此点。所以“屏风”上将孔子的“氏”称为他的姓也就不足为怪了。
其二，秦汉时期，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皇权制度确立，在该制度下，皇姓与非皇姓的贵贱之分是存在的，但对于非皇族而言，他们的“姓”具有相对的平等地位。而在先秦时期以宗法制为核心的贵族政治下，是以血缘亲疏远近来确定大小宗的等级政治秩序。周秦之际伴随宗法制的破坏，大宗氏和小宗氏的合流，这种等级政治秩序也就不复存在。顾炎武说到：“自秦以后之人以氏为姓，以姓称男，而周制亡而族类乱。”〔9〕笔者认为秦汉时期姓氏混合后，表面上看人们对“姓”很推崇，但实际上在追根溯源时却更强调“氏”。从后代的历史发展来看，“姓”无疑在日常生活中更常被使用，以至于有了《百家姓》这本启蒙读物，“氏”反而被逐渐忽略。但从姓和氏的的起源和社会功能来看，氏的作用比姓重要，而这和秦汉之际的社会变迁相关。
“氏”本来是贵族身份的标识，但周秦之际，伴随贵族政治衰落，“氏”的这种功能也逐渐变化，即适应贵族政治衰落，皇权加强，对基层控制的需要，同时也适应宗族组织不断分化的趋势。但直到现在，人们在日常生活的节日习俗中祭祖，仍然是使用“某氏三代宗亲”的说法。所以，秦汉以后，与其说“姓”在日常生活中更具普遍性，不如说“氏”更能显示人们对祖先的认同，更多地承担了原来“姓”的功能。
2.姓氏观与秦汉家庭结构、地域观念
秦汉时期是中国传统家庭模式的奠基时代，在编户齐民体制下，国家推行析户政策，不允许作为小共同体的家族存在，这影响了秦汉时期的家庭结构，往往是一家一户。杜正胜先生提出了“汉型家庭”的概念〔17〕，认为其是以夫妇及其子女构成的核心家庭为主的一种家庭历史形态，家庭规模小、家庭关系简单。姓氏观念的变迁与这种家庭结构的变化是存在某种联系的，二者的变迁具有一致性。
秦汉姓氏观的变迁也和该时期的地域观念发生了一定的关联。郑樵谈到这点时说：“三代以后，姓氏合而为一，皆所以别婚姻，而以地望明贵贱。”〔8〕姓氏上的贵贱之分，不再主要由血缘决定，而更多体现在郡望上。比如同样是王氏，琅琊王氏则具有更高的社会地位，这种现象在两晋南北朝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四、结语孔子“姓子，氏孔”，其姓源自其远祖――契，其氏一般认为源于六世祖孔父嘉之“赐号”。因海昏侯刘贺对儒学异常推崇，“屏风”尝试采用“周制”的方式来记载孔子的姓与氏，即“姓孔，子氏”。但记载者混淆了孔子的姓与氏，这很可能受惑于西汉新产生的“孔姓”，加之这一时期姓氏观空前混乱，姓氏互相混淆错乱，来源错综复杂，因而产生了“姓孔，子氏”的错误说法。当然，“子氏”的记载也有可能是刘贺有意为之，移“子姓”作“子氏”，以表明孔子宗亲的最初来源，进而显示刘贺对孔子和儒学的尊崇。而秦汉时期我国姓氏观的空前混乱与松弛，也为刘贺的“有意为之”提供了胆量与可行性。
姓氏观作为一种观念，其演变具有漫长性、复杂性、多样性、不平衡性甚至是随意性的特点。“屏风”的误解或有意为之，恰恰反映了这一时期姓氏观演变过程所造成的意识混乱之态。
先秦到秦汉时期，姓氏观念的演变经历了一个由姓氏分离到姓氏合流，以及大宗氏与小宗氏的合流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和周秦之际的历史变动密切相关，其本身就是适应该时期社会变动的历史结果。在先秦宗法制向秦汉编户齐民制过渡的社会背景下，秦汉时期姓氏观念内涵结构的变化大致有以下特点：其一，“姓”原来承担的血缘识别、宗族维系的功能被弱化，同时，宗姓观念被要求逐步适应小家庭的“一家一姓”；其二，“氏”原来承担的区分身份贵贱的功能被改造，趋于平民化，以适应贵族政治衰落的历史趋势。同时，为适应宗族不断分化的趋势，“氏”开始更多地承担“姓”原来具有的血缘识别的功能；其三，先秦古姓和秦汉新姓的差异表现在：先秦古姓没有贵贱之分，组织功能上主要是凝聚宗族小共同体的向心力，政治上则作为一种划分财产和权力的等级标准；秦汉新姓除了王姓与非王姓存在贵贱之别外，更多地体现一种平等性，这是三代贵族政治和秦汉皇权政治下社会组织管理模式的差异造成的，也和秦汉以后君统与宗统的分离相关。在秦汉民众的日常生活图景中，虽然“姓”更普遍地应用于称呼习俗中，但在此后的宗法等级制社会中，“氏”无疑在全民性的尊天敬祖的信仰中占据更重要的地位，借以寄托民众对祖先的追思之情。
注释：
①王楚宁之文发表于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http：///SrcShow.asp？Src_ID=2694。
②班固《白虎通德论》，程荣辑《汉魏丛书》（第9册），明万历新安程氏刻本，第70页、69页。
③参见张淑一《先秦姓氏制度考索》第42页，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参考文献：
〔1〕陈士珂.孔子家语疏证〔M〕.上海：上海书店，1987：234，234.
〔2〕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2005：63.
〔3〕张淑一.先秦姓氏制度考索〔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10-14，34-35，41-54，62-73，143.
〔4〕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卷4）〔C〕∥十三经注疏（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1733.
〔5〕杨天宇，译注.礼记译注（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430，432.
〔6〕邱庆善，黎定攀，编辑.孔门实纪〔C〕∥《孔子文化大全》编委会.孔子文化大全.济南：山东友谊书社，1989：717-726.
〔7〕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91，2139，2387，2351，1865，2227，223，173，175，3135.
〔8〕郑樵，著，王树民，校.通志二十略〔M〕.北京：中华书局，1995：16，113，214，2，2.
〔9〕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275，1279，1280，1280.
〔10〕顾栋高.春秋大事表〔M〕.北京：中华书局，1993：1151-1155.
〔11〕孔元措.孔氏祖庭广记・姓谱〔C〕∥《孔子文化大全》编委会.孔子文化大全.济南：山东友谊书社，1989：203.
〔12〕胡仔.孔子编年〔C〕∥四库全书（第44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4.
〔13〕陈士元.姓〔M〕.北京：中华书局，1983：1694.
〔14〕洪迈.容斋随笔（卷6）・姓氏不可考〔C〕∥郭超，主编.四库全书精华・子部（第2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1713，1713.
〔15〕赵翼，著，王树民，校.廿二史札记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4：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