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几位西北诗人作了精彩发言。来自宁夏西海固的单永珍近年创作势头强劲，诗歌创作中渗透着浓厚的地域文化背景，在谈到河西走廊和西海固时，他动情地比喻说：有人说西海固像一把锥子一样扎进甘肃腹部，依次在诗中喊“疼”的是李老乡、叶舟、古马……他谈到他的文字和西海固这个杂糅着藏文化、蒙文化和黄土高原文化的地方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喜欢独行，在花儿、信天游和谣曲中汲取诗歌的营养。在贴近大地和民间的过程中，自己“诗歌的骨头”发生了变化，在向下的行进中完成想像的还原。来自甘肃的叶舟近年在小说创作中收获颇丰，但对诗歌还是有着更亲切的情感。他说一个诗人的作品必定是有来历的，诗人的心中都隐藏着一张隐秘的地图，诗歌精神的罗盘指引着诗人的回乡之路，每个诗人的创作都不应该是无本之木和空穴来风，它应该是不会被复制的精品。它来自你的生活、你的呼吸、你饮水的那口井……来自新疆的王族说，文化背景可能是具体的，更多的是抽象和潜移默化的东西。边地多年的军旅生涯中，浩大广袤的新疆构成了自己的文学背景。他谈到了自己对一座红山的感悟，红色的山石里保存了火焰的颜色和形体提示他应该保持对地域文化的敏感。而来自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郁笛则谈到了写作和故乡、背景的距离，在区别中找到更内在的关系。
马立军、李木马和丽人来自产业系统，他们多年在石油、铁路、煤炭系统工作，对工业题材创作有不少自己的切身感受。马立军在荒凉和孤独中找寻自己辽阔的精神背景。他从自己的诗《看大雁向南飞》《初恋》谈到在旷阔的诗歌背景中和在自然和工业意象的观照中找到石油人更动人的东西。李木马准备的发言题目是《在铁中找铁》，他注重在现代工业时代的背景下找到诗歌新的切入点，在礼赞中保持警醒和审视，在弘扬“绿色工业”精神中发现坚硬具象之物的抽象和柔软，他要在精神的“铁”中找到诗的骨气和钙……丽人就自己的诗《煤海沐浴》谈了煤文化的特殊魅力。她说在千米地下，那树木枝柯一样伸展的巷道展开了自己的诗歌地图，乌金般闪光的煤沉淀着自己深厚的诗歌情感，煤化石中的年轮、花草会让我们懂得沧桑和岁月的真正含义。发光、发热是煤和诗歌的共同属性。
瓦当和林森来自山东和海南，他们是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更年轻一代诗人。林森说写诗最重要的“背景”是应该保持自己的童心，而当下保持一颗童心很难。他说，他的诗歌有三个“传统”：本土传承、外来营养、个人生活。瓦当说，虽然现在以小说创作为主，但发自内心地感谢诗歌，诗歌是让人谦虚的事情。是诗歌奠定了自己的文化背景和精神背景。经过了诗歌的训练，使自己对语言变得挑剔，是诗歌提升了自己语言的境界。是诗歌让他保持敏感，不被固化。
女诗人宋晓杰和李小洛来自辽宁盘锦和陕西安康，巧合的是她俩都在写作之余喜欢绘画。宋晓杰说，诗情画意是形容精神美好最通用的词语。诗人们与其它艺术门类有一个大的相通的文化背景，她谈到去宋庄画家村的情景，谈到在朋友的家里看到诗歌刊物的惊喜，谈到在画家朋友的家里谈诗，还谈到欣赏大解的诗歌《百年之后》的体会。有着“新世纪十佳女诗人”、“华文青年诗人奖”获得者和“青春诗会”参加者、首都师范大学驻校诗人几顶“桂冠”的李小洛可谓是近年诗坛的一位“黑衣侠女”，刚刚结束首都师范大学的驻校访学就来到鲁迅文学院学习，并和同学们一起参加了全国青创会，谈起诗歌有不少心得。她从诗人路也的一首诗《木梳》谈起，欣赏分析了诗中空灵洁白的背景。她主张从容沉静地写作，把诗当做日记来用心写。
摘 要：中国现代新诗进入三十年代，已经走过了一条探索收获的道路。在诗歌史发展背后，涌现的是作家作品的繁盛，其中对诗人冯至，鲁迅有较高的一句评价：“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这样的评价除了冯至本人的诗歌才华之外，还与鲁迅的诗学标准、整个诗坛状况和一些党派论争紧密相关。这些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深刻原因。
关键词 ：鲁迅 新诗 冯至 诗歌风格
1918年1月，在《新青年》第4卷1号上发表了胡适、沈尹默、刘半农三人的9首白话新诗，这标志着中国现代诗歌的诞生。也由此牵引出一代中国现代新诗作家，虽风格不同、诗体各异，但每个人都在为这一革命性诗歌发展贡献自己的作品、理论和评价：有的人在诗歌发展过程中作用巨大，如钱玄同对既是倡导者又是最早实践者的胡适敬佩有加，胡适在《谈新诗》里又高度评价康白情“为诗国开许多新疆土”，朱自清评郭沫若用了“异军突起”形容其开拓之风。有的诗人在创作上尽领风骚，如“真正专心致志做情诗”[1]的湖畔诗人，被评为中国新诗史上“第一首散文诗，而具备新诗美德”[2]的《月夜》、“新诗中一首最完全的诗”[3]的《三弦》，均出自作者沈尹默之手，写出被评为“新诗的一首杰作”[4]《小河》的周作人，写出“雄浑大诗”的郭沫若……这些人，不论是对促进中国现代新诗发展还是在丰富中国白话新诗创作上，无疑是敢于尝试、勇于创新的诗歌前辈。
但，越过以上种种，鲁迅在1935年《中国新文学大系 小说二集》的序言中论及浅草沉钟社创作时，却提到了后来是“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的冯至。这一评价成为当时对冯至诗歌的最高评价，此时的冯至已经创作了诗集《昨日之歌》（1927年）、诗集/译诗合集《北游及其他》（1929年）两本诗集，虽然鲁迅也赞扬过其他诗人的诗歌创作，如他认为刘半农诗歌“如一条清溪，澄澈见底”，也看到了汪静之诗作情感的自然流露，天真而清新……但为什么鲁迅没有将此殊荣评给当时的诗坛前辈名家却给了年轻且诗歌创作并不是很丰产的诗人冯至？这是一个具有多方面原因的问题。
一、主观原因：鲁迅的诗学标准
鲁迅诗歌一百多首，发表的白话新诗只有六首，远远少于其旧体诗、散文诗的创作，所以对于鲁迅诗歌的研究也着重在鲁迅的旧体诗创作成就上。虽然鲁迅只写了寥寥几首新体诗，但鲁迅对新体诗的主张是深刻而具有代表性的。鲁迅对冯至如此高的评价，正是一个可以深入窥探出鲁迅诗歌观念的窗口。
鲁迅先生虽然仅在《新青年》上发表过《梦》《爱之神》《桃花》《他们的花园》《人与时》和《他》六首早期白话新诗，但是通过鲁迅的文章与书信我们可以清晰地总结出鲁迅的诗歌观念与欣赏趣味，理出一条鲁迅诗歌观点脉络：“从我似的外行人看起来，诗歌是本以发抒自己的热情的，发讫即罢；但也愿意有共鸣的心弦，则不论多少，有了也即罢”[5]——这是鲁迅诗歌观念的总领。“抒发自己的热情”即他认为诗歌最重要的要有抒情性，有情才能使诗歌不陷入空洞。但这种抒情性并不是感情的无止尽的喷发，更不是白话直接呼号出的诗情，而是有所节制的情，诗人也要注重用语、创作的方法。1925年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就表达了他的情感有所节制的观念：“我以为感情正烈的时候，不宜做诗，否则锋铓太露，能将‘诗美’杀掉。”[6]这种“锋芒太露”意思就是情感太浓，不加节制不懂含蓄，是一种热情的单纯宣泄。所以在同封信里，鲁迅主张“而造语还须曲折，否，即容易引起反感 ”，即诗歌要委婉含蓄。但是不是深奥艰涩才能做到鲁迅笔下所提的含蓄的效果呢，鲁迅又针对怎样把握既抒情又含蓄发表了自己更明确的看法，在给山本初村的信中又有这样的话：“诗须有形式，要易记，易懂，易唱，动听，但格式不要太严。”[7]“易懂、易唱”、“新诗先要有节调，押大致相近的韵”[8]是要求诗歌要有和谐的韵律和节奏，但又不能太严被束缚。通过这样紧密相连的考查，我们发现不仅鲁迅对新诗创作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并且这种见解严谨细致，平衡中肯。
形成这种诗歌观念与欣赏趣味的根本原因是鲁迅的个人选择，这种选择倾向受到了古代文化和浙东地域文化的双重浸染。因受中国传统诗学文化的影响，鲁迅更青睐于沉潜、含蓄、幽婉的诗歌作品。浙东自然山水的滋养，正如周作人姑且称作的“飘逸”与“深刻”结合的艺术特性，润泽了鲁迅的深刻与飘逸。其小说、杂文具有前一气质，他的散文、散文诗集和诗学观念便是后一气质的浪漫、抒情化。
而这种真挚的抒情、表达的含蓄、韵律的自然和谐等诗歌标准恰恰都能体现在冯至的诗歌作品中，也是这种印证，让鲁迅给予冯至以高度的评价。翻开冯至的《北游》，全篇都是作者满溢的情感，迷茫夹带希望的抒发，“风雨后他总给我们燃起一盏明灯，无奈呀我的力量是那样衰弱，风雨里我造不出一点光明。”[9]还有“黄昏以后，我在这深深的、深深的巷子里，寻找我的遗失。……向没有尽头的暗森森的巷中走去！”[10]走向黑暗，感受绝望是这首诗中冯至的身影，冯至也将生命孤独的体验与抵抗虚无注入诗中。这样的绝望也一定打动了鲁迅的心，“去的前梦黑如墨，在后的梦墨一般黑……”（《梦》），鲁迅的梦也破灭在了黑暗里。鲁迅面对绝望又反抗着绝望，两人同在黑暗里寻找光明。在这含蓄的爱情诗中还有对爱情悸动又幽怨的表达，我们能体味到初尝兴奋、羞涩又感恩的味道。《默》：“情丝荡荡地沾惹着湖面，脉络轻轻地叩我们心房——在这万里无声的里边，我悄悄地 叫你一声！”[11]在冯至“叫你一声”的时候是不是也唤起了鲁迅对爱情的体验，但鲁迅却又多了几许味道，鲁迅在《题芥子园画谱赠许广平》一诗中，深深慨叹：“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这一句“此中甘苦两心知”诉说尽了鲁迅与许广平两人这一生中短暂相逢又永别的十年岁月的酸甜苦辣，还有那之前曲曲折折的难以抉择的两难情感。冯至诗歌起初并没有很在意韵律自然的音乐美，即鲁迅明确提出欣赏的那种“易唱、动听”。但在后来的诗歌创作中逐渐将这一创作艺术融入自己的诗歌当中，1929年作的《暮春的花园》就要比先前的《小艇》等更具有音乐美，也更动听。“在那儿有一条曲径，石子铺得是那样平坦。我愿拾拣些彩色的石子，在你轻倩的身边。”此诗更注重了韵律与押韵，增添了美感。
二、客观原因：新诗诗坛环境
除了之上我们阐释的主观原因外，鲁迅给予冯至如此高的评价是与当时的诗歌整体环境分不开的。因为内在的个人修养及趣味决定着鲁迅的诗歌偏向，但外在的诗歌环境及现实，却很大程度决定了鲁迅的具体选择。鲁迅对当时中国新诗创作的评价宏观来看不是很高的，这种观点是有据可寻的。早在1919年他在《致傅斯年》信中就批评当时的诗坛“写景叙事的多，抒情的少”，抒情诗的存在情况就不容乐观。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再结合自己对诗“抒情”的要求，便促使其对抒情诗人有所青睐、更为关注。之后，鲁迅对当时诗歌创作的评价更加直接地指出说：“但戏曲尚未萌芽，诗歌却已奄奄一息了，即有几个人偶然呻吟，也如冬花在严风中颤抖。”[12]“新诗直到现在，还是在交倒楣运。”[13]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一点，虽然诗坛的情况正如鲁迅所说的那样，叙事的多，抒情的少，但是还是有很多比冯至更要“出名”，同时也做抒情诗的白话新诗作家，如郭沫若、冰心、闻一多、徐志摩等等，为什么鲁迅没有选择其他而偏偏给予了冯至如此殊荣呢？想必这里有两点需要说明。
第一，就每个当时诗坛佼佼者的个人创作来说，虽都各有成就和文坛地位却也有着诗歌创作上的不足，两相结合起来看，确实很难满足鲁迅的诗歌品味。从先后提倡说理诗和诗的经验主义的胡适，到后来的沈尹默、康白情、俞平伯等都作有新诗，但都是尝试中的新诗，虽然在诗歌转型上起到很大作用，但以作品本身而论确实还不成熟。以《女神》开一代诗风的郭沫若，虽主张“诗的本职专在于抒情”[14]，但他强烈的泛神论和反抗精神使他的诗歌处处喧嚣着过于自觉的呼声，这与鲁迅欣赏的含蓄蕴藉、幽婉的诗歌风格背道而驰，正如学者评价《女神》：“它为新诗的发展提供了艺术表现的多种可能，而不在于它在艺术上达到怎样的水准——《女神》在艺术上远非成熟之作”，想必鲁迅也看到这一点了，自动“排除”了这一过于抒情的诗作风格。与此同时的小诗体也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当时人们的兴趣，虽然周作人、朱自清都高度赞赏过冰心的小诗，但这种诗体短小，确实不能尽显诗所能包含的余味和深意，所以鲁迅对小诗体并不赞赏。至于提出“新格律诗化”并主张“三美”的闻一多，虽然有理论领导将新诗导向规范化的道路并且也主张诗表现诗人的真情，但是却形成了很多评论者都注意到了的诸如“方块诗”、“豆腐干块”的诗歌问题，这也难于符合鲁迅的欣赏趣味。后来受法国象征诗人影响的“诗怪”李金发的诗歌，如《弃妇》《夜之歌》等由于“多远取喻”造成诗歌晦涩难懂、生硬陌生的感觉，而鲁迅恰恰明确点出过诗歌不仅含蓄还要易懂，这就看出二者迥异的诗歌风格了。根据以上种种，不难看出鲁迅为什么会对诗坛发出如此的整体评价也就更进一步了解了冯至受到其青睐的原因。
第二，鲁迅与新月社、创造社的论争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鲁迅对一些人诗歌创作的评价。当时徐志摩在诗坛很有名气，1923年胡文《徐志摩君的<曼殊斐儿>》就已经对徐志摩诗歌的抒情性与节奏性给予了高度评价，1926年朱湘发表《评徐君<志摩的诗>》，又对徐志摩的爱情诗与平民题材的诗进行了高度评价，陈梦家、杨振声等人也都非常赞赏徐志摩的诗歌创作风格。徐志摩的诗歌在当时的影响是远远大于冯至的，但鲁迅却没有将这么高的评价给同样强调诗必须是真感情表现的徐志摩，这多多少少与鲁迅和他的笔战有关。这场笔战还要从新月社的理论家梁实秋说起，他打出“人性”的旗帜，以“永恒的人性的文学”否定“无产阶级的阶级文学”，在他的《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中明确提出观点：“文学的国土是最宽泛的，在根本上和在理论上没有国界，更没有阶级的界限。”“我的意思是：文学就没有阶级的区别，‘资产阶级文学’‘无产阶级文学’都是实际革命家造出来的口号标语，文学并没有这种的区别。”这引起鲁迅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中的直接反驳，而这样的论战也会直接影响鲁迅对其整个社团的创作原则立场和社员创作上的评价和欣赏。而实际上鲁迅与徐志摩早在1924年就在对诗歌的音节问题上有过直接的论辩，这种辩论表明了鲁迅批评的实质：“是坚持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坚持新诗创作的正确方向，反对艺术至上的不良倾向。”[15]这已很明显表示出鲁迅对徐志摩的创作方法及风格的不认同。之后徐志摩发表关于陈西滢的言论《关于下面一束通信告读者们》《“闲话”引出来的闲话》，鲁迅认为这是与陈西滢“一条战线”，也对此展开过批驳等等。这些论辩和批驳必定带着个人的主观情结，但是却能清楚地表明鲁迅与徐志摩两人不论在政治立场上、在文学趣味上还是在为人品格上都是大相径庭的，这也就使我们明白为什么鲁迅不欣赏徐志摩的为人。这一系列的党派论争不仅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鲁迅对徐志摩的个人评价，对徐志摩的诗歌评价也受到了影响。
三、局限与意义
“金刚怒目”“横眉冷对”的形象，是我们提到鲁迅首先显现在头脑中的印象，但鲁迅作为一个长者，一贯提携晚辈的无私情怀也是不能忽视的。例如我们最熟悉的萧红，除此之外得到鲁迅提携与关怀的文艺青年还有“高丘耀女”的丁玲、“橡皮垫子”陈学昭、吃过先生“奶”的草明等人。在这长长的受鲁迅关怀的晚辈名单里，我们看到了鲁迅的“格局”——“格”，是鲁迅的品格，是柔情与硬汉的两面；“局”，是他的胸怀，是提携晚辈，宽严结合的关爱。为什么要提到这些，因为除了冯至自然流露于诗的真情打动了鲁迅外，鲁迅对冯至的评价也渗透了这一提携晚辈的原因。冯至作为鲁迅的学生，几次将自己的诗集和登载自己诗作的报刊送去给鲁迅，也曾多次到鲁迅家拜访，这样一个努力认真的并且有着独特诗歌才华的学生怎能不让鲁迅记在心里并尽自己的力量帮助他。我想在“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冯至”的这一直接显露的评价外，鲁迅1935年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对浅草社的评论：“向外在摄取异域的营养，向内在挖掘自己的魂灵，要发见心灵的眼睛和喉舌，来凝视这世界，将真和美歌唱给寂寞的人们。”也可以用来评价冯至的诗歌创作，因为首先冯至就是在这样一个社团里创作，其次他的诗歌也真的是“向外摄取异域的营养”：他不仅受德国浪漫派的影响，自认以诗人海涅为榜样，还将哲学上的存在主义融入诗歌创作；“向内在挖掘自己的灵魂”：冯至的抒情诗无一不是抒发自己的经历感受，展现自己在现实磨砺下的灵魂，这在《北游及其他》里是很容易感受到的。
我们论述了很多这一评价的背后原因，但是，这样的一个评价对于冯至整体的诗歌创作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抒情”二字的限定，一定程度上让我们忽视了冯至的其他题材的诗歌，冯至的叙事诗与之后的哲理诗也是很有文学水平的。朱自清就非常欣赏冯至的叙事诗，并在他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中收录了冯至的《吹箫人的故事》《帷幔——一个民间的故事》《蚕马》三首叙事诗，并夸赞其叙事诗“堪称独步”，除此，王瑶先生也给出了相似的评价：“长篇叙事诗尤称独步”。这都充分说明冯至的叙事诗与他的抒情诗是不分伯仲的，也是我们应该注意并研究的。虽然鲁迅在给予冯至这个“最杰出的抒情诗人”桂冠时，冯至的诗歌数量还有限，诗歌题材范围还比较狭窄，只走过了他诗歌创作三大阶段的第一程，但至少我们再做冯至研究时，要明确这一点而不至于偏狭，忽视了冯至后期的诗歌创作。
鲁迅对冯至的这一评价尽管带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这一评价反映出的各方面原因和对冯至的影响是不容小觑的。在冯至获此评价之后，不仅他在诗坛的名声大震，也对之后人们评价二三十年代整个诗坛的创作情况和对冯至本人的诗歌创作的评价都有深刻的影响。朱自清对他后来的哲理诗也有很高的赞誉：“更引起我注意的还是他诗里耐人沉思的理，与情景融成一片的理。”[16]；王瑶对他的叙事诗给予赞誉：“富有热情和忧郁，而长篇叙事诗尤称独步”[17]；季羡林评其散文：“他的散文就是抒情诗，是同他的抒情诗一脉相通的。在散文这座坛上，冯先生卓然成家，同他比肩的散文家没有几个。”这些较高的对冯至其他文学体裁创作的评价，一方面主要出于冯至本人之后显现出的创作才能，另一方面也是受到鲁迅曾经给予冯至的那句较高的评价：“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所具有的历史性影响。
（本文是宁波大学大学生科技创新计划项目[SRIP]重点项目结题论文 ，论文指导教师：南志刚。）
注释：
[1]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
[2][4]胡适：《谈新诗》，《胡适全集》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3]康白情：《一九一九年诗坛略记》，北社编：《新诗年选》，上海亚东图书馆发行，1922年版。
[5][12]鲁迅：《诗歌之敌》，《鲁迅全集（卷七）》，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8页。
[6]鲁迅：《两地书三二》，《鲁迅全集（卷十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9页。
[7]鲁迅：《致蔡斐君》，《鲁迅全集（卷十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53页。
[8][13]鲁迅：《致窦隐夫》，《鲁迅全集（卷十三）》，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年版，第249页。
[9]冯至：《北游》，《冯至作品新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0页。
[10]冯至：《瞽者的暗示》，《冯至作品新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
[11]冯至：《默》，《冯至作品新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
[14]郭沫若：《论诗三札》，《文艺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15页。
[15]刘炎生：《鲁迅与徐志摩论辩述评》，鲁迅研究月刊，1996年8月20日。
[16]朱自清：《杂诗新话》，三联书店出版社，1984年版，第25页。
[17]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95页。
参考文献：
[1]冯至.昨日之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2]解志熙主编，冯至著.冯至作品新编[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3]朱光灿.中国现代诗歌史[M].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
[4]罗振亚.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史论[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诗歌教学要将朗读放在重要的地位，要引导学生在朗朗的读书声中，体会诗歌凝练的语言与丰富的内涵。
【教学目标】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诵诗歌，通过朗读理解诗歌深刻的内涵，了解诗歌中对比手法的运用，体会这种用法的好处。
2.在反复朗读中，增强学生的爱憎情感，懂得为人民的人将获得永生，与人民为敌的人必然死亡的道理。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明白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教学时间】
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词语导入，引发思考
1.请你在练习本上写下你所知道的能表示“死”的有关词语，（如：夭折、亡、牺牲、就义、寿终正寝、捐躯……）并和大家简要交流这些词语表达的不同的含义。
2.一个“死”可以用不同的词语来表达，不同的词语也表达了对死者的不同态度。同样是死，但是有的人虽死犹生，有的人虽生犹死！你们的脸上写着困惑，也许你们在质疑。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被誉为“中国当代诗魂”的臧克家的诗歌《有的人》。
【设计意图：从检查学生的语言积累入手，既丰富了学生的词汇，也从“死”字引发了学生的思考，直奔诗歌主旨。】
二、初读诗歌，整体感知
1.请大家自由朗读诗歌，注意读准字音，努力将这首诗读通顺，读流利。
2.指名朗读，检查自学效果。
（预设：“呵”的读音估计会有问题，相机帮助学生读准“呵”的读音。）
3.这首诗是围绕哪一小节写的？能找到这首诗歌的关键句吗？
小结：朗读诗歌，首先应该读正确、读通顺，并且要善于抓住诗歌的关键语句。
【设计意图：诗歌教学的重头戏在于朗读，读准字音、读顺诗句是进行有感情朗读的基础，因此必须重视。关键句是指诗歌中十分重要的语句，它突出地体现了诗歌的主旨。教师要相机总结找关键句的方法。】
三、品读诗句，领悟学法
1. 出示关键句，指名朗读，引导学生在反复朗读中有所发现。
有的人活着，
他已经死了;
有的人死了，
他还活着。
预设1：这两句写了两种人，并引导学生用词语概括出来。（虽生犹死，虽死犹生。）
预设2：发现“死”与“活”的不同含义。第一个“活”字意思是肉体还活着，充满了作者的鄙夷和轻蔑;第二个“活”字意思是精神永存，是作者对鲁迅伟大一生的充分肯定和赞美。第一个“死”字意思是缺少灵魂，充满了作者的痛恨和咒骂;第二个“死”字意思是肉体死亡，表达了作者的惋惜和怀念之情。
预设3：初步感受对比的写法。
2.反复朗读，读中传情。
对待不同的人，势必会有不同的态度、不同的表情和不同的语气。请同学们用声音进行二度创作，读出臧克家的心声。
小结：学习诗歌的最好方法就是朗读。在大家一次又一次的朗读中，我们将冰冷的文字读出了温度，读出了内涵，读出了作者的心声。请大家就用这样的方
法继续学习，读出作者的
心声。
【设计意图：用声音进行二度创作是诗歌教学的最高境界。能用声音传情的条件是读懂诗歌的内涵，揣摩作者的情感。因此，教师必须给予学生发现的时间，保证他们能在反复朗读的体验中感受诗歌的魅力，并逐步用朗读再现这种情感。】
四、自学诗歌，朗读传情
1.这首诗歌一共七个小节，请你自己用刚才领悟到的学法，自学其余六小节。用你的声音进行二度创作，努力读出作者的心声。
2.学生自学，教师巡视指导。
3.展示汇报。
（1）诗中处处有对比的写法，请你找出相应诗句并进行对比朗读。一是每一小节前后两句话的对比;二是第二小节和第五小节，第三小节和第六小节，第四小节和第七小节的对比朗读;三是更加细化的第二小节第一句和第五小节第一句（以此类推）的对比朗读。通过这种对比朗读，既能帮助我们体会诗歌的内涵，也能在潜移默化中学习对比的表达手法。
（2）发现鲁迅的影子。这首诗的副标题是“纪念鲁迅有感”，诗中却一次都没有出现鲁迅的名字。诗中虽然没有鲁迅的名字，但却有鲁迅的影子，引导学生发现作者的这一表达特点。如“俯下身子给人民当牛马”，引导学生联系《我的伯父鲁迅先生》中鲁迅先生给黄包车夫包扎的镜头。如“情愿做野草”，联系鲁迅的作品《野草》，感悟鲁迅就像野草，他活着就是――（生接读“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如“人民永远记住他”，联系这首诗是在鲁迅先生逝世13周年的时候写的，不仅仅是当时，就是现在，鲁迅先生逝世70多年后的今天，《亚洲》周刊仍然把鲁迅的作品评为亚洲所有作品第一名。在《影响中国历史的100人》一书中，鲁迅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人民将永远记住他！
……
【设计意图：引导学生结合诗句，联系本单元的学习，将课内外对鲁迅的了解做一次全面整理汇报，深入理解诗歌内涵，并且体现单元整体教学意识。】
（3）感受生活中鲁迅式的人物。这首诗是为纪念鲁迅而写，诗中虽然一次都没有出现鲁迅的名字，我们却在字里行间感受到了鲁迅的身影。为什么作者在诗歌中不出现鲁迅的名字呢？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引导学生感受作者在纪念鲁迅的同时，还要歌颂很多像鲁迅一样的人。）
【设计意图：以自学与展示相结合的方式，引导学生自主阅读，自主发现，充分感受诗人以凝练的语言、鲜明的对比，揭示了生命的意义在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活着就应该是为了多数人能更好地活。作者在讴歌鲁迅的同时，启迪人们向鲁迅学习，为人民俯首甘为孺子牛。】
4.观看视频《有的人》诗歌朗诵，感受名家朗诵的
魅力。
5.学生再次进行朗读展示，熟读成诵。
【设计意图：名家示范朗读放在最后，其实是给了学生更高的努力目标。学生在享受视觉与听觉的盛宴之后，他们的朗读积极性会更高，从而激发起学生对诗歌的热爱，也能使他们真正体会到用声音进行二度创作的含义。】
五、拓展训练，读写结合
如今，第六届鲁迅文学奖尚处于参评阶段，已经山雨欲来风满楼。事发地还是湖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得主、湖北省作协主席、作家方方，在新浪微博曝光：“我省一诗人在鲁迅文学奖由省作协向中国作协参评推荐时，以全票通过。我很生气。此人诗写得差，推荐前就到处活动。这样的人理应抵制。”经查，此诗人名柳忠秧，新浪微博认证为“著名诗人、文化学者，著有长篇史诗《楚歌》《国骚》《岭南歌》等”。对于方方的指控，柳诗人迅疾反击，其公开声明称方方造谣、构陷、诽谤，若拿不出证据，那就法庭上见!
柳忠秧与歌德派
我拜读了柳诗人的长短诗十余首，佩服得五体投地。他的大作，不仅不讲平仄，而且不讲对仗，若说是打油诗，油水却嫌不足，因而只能徘徊于格律与打油之间，无以归类。其诗最大的特色，一言以蔽之，即赞美，不仅赞美权力与文化，还不忘赞美自己。如那首《四十自画》：“身心只许汉与唐，善使风骨著文章。出自楚泽擎天勇，醉爱太自动地狂!把酒纵横千万里，百无一用徒悲伤!人间或有真君子，世无孤品柳忠秧!”有人戏作：“笔力千钧追汉唐，建安风骨著文章。千古诗坛三星耀，李白杜甫柳忠秧!”方方说“此人诗写得差”，绝非虚辞。
纵观柳诗人的简历，不难判断，他的身份是诗人，骨子里却是商人。诗歌当是他的敲门砖和摇钱树。这与吾友木诗人相似。前些年，木诗人的谋生手段之一，即给政府机关及领导人写赞美诗，只要对方出价高，什么好话都可以往上写，阿谀奉承，奴颜婢膝，诗人心中却没有一丝愧疚，因为他本无政治是非，只是将诗歌当作商品，与猪肉白菜无异。而今他娶妻生子，丰衣足食，与旧日的营生一刀两断，竞转而变成了终日批评政府、嘲讽官员者，往昔的歌颂对象，如今则沦为批判对象，翻手为云覆手雨，他依然毫无愧疚。这样的心态，实在令人艳羡。
柳诗人与木诗人的写法，都可归入赞美诗之列，若论文学流派，该是“歌德派”。此歌德非指德国文豪，而是“歌功颂德”的简称。1979年，李剑撰文《歌德与“缺德”》，痛批伤痕文学，提出文艺工作者的任务应是“歌德”，歌颂党、人民、无产阶级与社会主义。“歌德派”之名正始于此。
事实上，自古以来，中国便不乏歌德派的文人，仿佛他们的膝盖天然弯曲，他们的头颅天然低垂，他们的喉咙天然甜蜜，除了歌颂，他们无话可说，除了赞美，无字可写。他们从不知批评为何物，“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他们无需意义，正如他们无需自由。尽管如此，我对歌德派还是充满疑虑：他们对权力者的歌颂完全发自肺腑吗，他们愿意相信所书写的肉麻颂词吗?
窃以为，歌德派的宗旨，不外利益二字。无论诗人还是其歌颂对象，都难逃利益的诱惑和纠结。诗人以歌德而谋利(批评则可能赔本，断送自由或脑袋)，诗歌被摆上货架，待价而沽，如木诗人的赞美诗，以行数计，皆明码标价，从不打折。权力者则需被歌颂，好景太平歌舜尧，一来满足其虚荣心，二来宣传其丰功伟绩，三来装点门面，营造气氛，以“高列千峰宝炬森，端门方喜翠华临”的风光，遮掩“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凄凉。双方各取所需，一拍即合。权力者以倡优视诗人，正如诗人以金主视权力者。在这笔冠冕堂皇的买卖当中，唯独诗歌蒙羞、受难。
歌德派根深叶茂，世代相传，绵延千年，不过，从来没有哪个时代像今天这样，歌德派是如此令人厌恶。倘依《圣经》的分法，将诗歌分作赞美诗和哀歌这两种，那么今世无疑是一个哀歌的时代。
歌德派与赞美诗，并非没有存在的理由。然而，在哀歌的时作赞美诗，正是一种无可原宥的罪过。歌德派不是为虎作伥，他们说谎的嘴巴，就是罪恶的虎口。
鲁迅能不能得鲁迅文学奖?
说罢柳忠秧，再来说鲁迅文学奖。
方方与柳忠秧之争，虽乌烟瘴气，却有一点十分明晰：他们都无比看重鲁迅文学奖的光环。柳诗人煞费苦心，运动跑票，企图获奖；已经获奖的方方，则竭力捍卫该奖的荣耀与纯洁。从对鲁迅文学奖的追逐与维护而言，这针锋相对、激战正酣的二人其实是同志，他们口中所唱，都是一曲忠诚的赞歌。
然而，争议仅仅在于柳诗人的诗歌么?这等作品，在遴选阶段，竟得全票，柳诗人运作有功，只是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鲁迅文学奖的评选机制，如对评委的选择，难道没有问题?该奖本身，难道不是饱受质疑?
我感兴趣的问题在于：假如鲁迅先生活到今天，能否获得以其命名的文学奖呢?
鲁迅文学奖依体裁分作七种：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文学理论评论、文学翻译。其中如中篇小说、报告文学，鲁迅平生并未涉猎；诗歌、文学理论评论、文学翻译，鲁迅皆有所成就，却非其所长(相对而言)；他的强项，一是杂文，二是短篇小说。据规定，杂文作品，须以出版的杂文集参评，如此，问题就来了，鲁迅的杂文，现在未必能出版。因此，他要获得鲁迅文学奖，恐怕只能指望短篇小说。
鲁迅文学奖的评选标准共计三条，第三条“重视作品的社会影响力”，对鲁迅而言应该不是问题。第二条“重视作品的艺术品位……尤其鼓励那些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富有艺术感染力的作品”，则是鲁迅难以逾越的门槛，如今，学生“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教科书编写者更是以祛除鲁迅的踪迹为己任，他们作为“人民群众”之代表，足以拒鲁迅于奖项之外。
至于第一条，要求“所选作品应有利于倡导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精神，有利于倡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和精神……”接下来还有许多“有利于”，几乎每一项都将构成禁锢鲁迅魂灵之上的沉重锁链。随便说一点，鲁迅文学奖讲究“爱国”，鲁迅自然爱国，不过他之爱国，表现为批判、讽刺，他要做国家身上的牛虻；今人之爱国，表现为赞美，只举手，不摇头，只唱赞歌，不发恶声。也许，鲁迅作品连第一关都过不了，便遭否决。
哪怕侥幸越过了这些关隘，还有一道幽暗的深渊，即鲁迅文学奖的“指导思想”：不是这个主义，就是那个理论，不是这个方针，就是那个政策。这些玩意，固然虚幻，却是无形杀，杀人不见血，一击便致命。纵然以那三条评选标准，无法否决鲁迅的短篇小说，“指导思想”一出，鲁迅必被淘汰。
好在鲁迅早已觉醒，当年听闻有人提名他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即致信台静农表示拒绝，其心也悲，其言也哀：“我眼前所见的依然黑暗，有些疲倦，有些颓唐，此后能否创作，尚在不可知之数。倘这事成功而从此不再动笔，对不起人；倘再写，也许变了翰林文字，一无可观了……”(1927年9月25日)
不必说获奖，鲁迅生在今日，能否写作、生存，都成问题。他听冯雪峰介绍革命形势，对冯说：“你们来到时，我要逃亡，因首先要杀的恐怕是我。”冯雪峰连忙摇头摆手：“那弗会，那弗会!”1957年在上海，罗稷南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毛深思了片刻，答：“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要写，要么是识大体不做声。”罗稷南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声。(见鲁迅之子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
一
在中国古代，诗力常常用来表示作者的诗歌功力。东汉王充曾在《论衡・效力》中写道：“谷子云、唐子高章奏百上，笔有余力，极言不讳，文不折乏，非夫才知之人，不能为也。”王充所谓的“笔力”指的就是文章有功力。人们对文学特点的认识是随着历史逐步发展的，在先秦时期，“文学”一词指整个文化学术，含义非常广泛；在两汉时期，“文章”的概念包括了辞赋和其他作品，文学概念逐渐明确；到六朝时期，文学理论家们更注重文学体制的辨析和文学性质的探讨，于是“文”和“笔”概念的分野逐渐明晰。“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①王充所谓的“笔力”，固然不同于有韵的诗歌的“诗力”，但是它们之间确实具有潜在联系。
作为诗歌功力概念的“诗力”，在后来的诗歌中频繁出现，得到了广泛使用。唐代诗人郑谷“暮年诗力在，新句更幽微”（《寄题方干处士》），宋代诗人方岳“老去极知诗力退，只将日历记山川”（《入闽》），宋元间诗人陈允平“病怜诗力减，老觉世缘轻”（《寄模上人》），元代诗人戴表元“流落谁相忆，山林蔚讲师。玄机魂梦接，诗力鬓毛知”（《次韵蔚上人见寄》）等，都使用了“诗力”这一术语，但是其含义无一例外都是指作家写诗的功夫、水平和能力。
“诗力”的形成，与个人先天气质有关，但是后天的学养也不可忽视。“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②，才能写出有功力的作品。反之，“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③要写出富有功力的作品，则不大可能。
二
诗歌功力意义上的“诗力”，严格说来并不是一个诗歌美学范畴。作为诗歌美学范畴意义上的“诗力”，最早是刘勰提出来的。在《文心雕龙・风骨》篇中，刘勰指出：“故练于骨者，析词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捶子坚而难移，结响凝而不滞，此风骨之力也。”“情与气偕，辞共体并。文明以建，圭璋乃聘。蔚彼风力，严此骨鲠。才锋峻立，符采克炳。”刘勰所谓的“风骨之力”，指的是作品所具有的力量，也是作品内在的审美特点。所谓“风”，是“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指文学作品感动人的气势和力量。所谓“骨”，是指文章对构辞的要求，“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有了“骨”，文辞才有了结构上的依附，才能立得起来，否则“瘠义肥辞，繁杂失统，则无骨之徵也”。对柔靡无力的诗作，刘勰是持批判态度的。他在对中国古代诗歌发展演变梳理后指出：“晋世群才，稍入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④生活在崇尚辞藻雕彩的时代，刘勰却能摆脱习见，看到当时诗歌骨力的柔弱，激发起对“直而不野”、“慷慨任气”诗歌的追求，这是刘勰的过人之处。
延续了这种“诗力”概念，并加以发展的是钟嵘。在《诗品》中，钟嵘多次用“力”来指代诗歌所具有的力量和审美特点。在《诗品・序》中，钟嵘写道：“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诗有赋、比、兴三义，而“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在具体品评陶潜的诗歌时又说：“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词兴婉惬。”不但分析了陶潜诗歌的渊源，同时也指出了其所具有的艺术特征。所谓“建安风力”，指的是建安诗歌在继承汉乐府民歌现实主义传统基础上，反映社会动荡和民生疾苦，表现诗人建功立业的理想和志向时，所呈现出来的遒劲刚健、悲凉慷慨、感情炽烈充沛的文风。所谓“左思风力”，指的是左思诗歌中蕴涵的独特的审美特征。左思的《咏史》诗，借古讽今，名为咏史，实则抒发了作者对现实的愤懑，表达了庶族寒士对门阀士族制度的不平和反抗。诗歌情调高亢，笔力矫健，气势昂扬，是对“建安风力”的继承与发扬。钟嵘认为陶潜“又协左思风力”，指的是陶潜融化和吸收了左思诗歌的特点，具有和左思诗歌相近的审美特征。
叶燮在《原诗・内篇》中认为“理”、“事”、“情”，“此三言者足以穷尽万有之变态”；而“才”、“胆”、“识”、“力”，“此四言者所以穷尽此心之神明”。所谓“力”指的是诗歌本身所具有的力量，有“力”则“神旺气足，径往直前，不待有所攀援假借”，而“天地万物皆递开辟于其笔端，无有不可举，无有不能胜，前不必有所承，后不必有所继，而各胜任愉快”。孔子认为“言而无文，行而不远”，在叶燮看来，则是言之无力，行而不远。“远”既是空间上的概念，也是时间上的概念。在空间上，“力足以盖一乡，则为一乡之才；力足以盖一国，则为一国之才；力足以盖天下，则为天下之才”；在时间上，“其力足以十世，足以百世，足以终古；则其立言不朽之业，亦垂十世，垂百世，垂终古，悉如其力以报之”。
三
鲁迅在1907年写成了《摩罗诗力说》，在阐释“诗力”这一审美范畴时，他打破了孤立地考察作品从而把“诗力”理解为诗歌力量的局限，更多地把诗歌作品与读者接受联系起来，把“诗力”与启蒙精神联系起来，从行动美学的角度赋予“诗力”以全新的意义，破除了古代诗歌理论的藩篱，做到了传统理论的现代性转化，极大地拓展了现代诗学的视野。
此前中国诗论多注重取法自然，模拟古人，而从鲁迅开始，中国文论“别求新声于异邦”，从本土语境出发系统地介绍欧洲诗歌。从这个意义上说，鲁迅堪称中国现代诗歌理论的盗火者。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介绍了西方摩罗诗派――世人眼中的恶魔诗人拜伦、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密茨凯维支、斯洛伐茨基、克拉辛斯基和裴多菲等，从文明比较和文化批判的视角谈到了诗歌的功用，谈到了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诗歌，以及可以从摩罗诗人中学习什么等问题。就“诗力”范畴而言，这篇文章也极大地赋予了“诗力”这一审美范畴以全新的内涵，是“中国诗学现代转型的开端与标志”⑤。
与以往从诗歌本体出发来论述诗歌的力量不同，鲁迅是从诗歌效果来进行论述的。在鲁迅看来，“诗力”是指诗歌作品对读者所具有的巨大的感染力。由于诗歌感染力与受众密切相关，在论述这个问题时，鲁迅总是联系到具体社会实际，特别是对中国当时社会现实进行深入阐释。“盖人文之留遗后世者，最有力莫如心声。……其声度时劫而入人心，不与缄口同绝；且益曼衍，视其种人。递文事式微，则种人之运命亦尽，群生辍响，荣华收光；读史者萧条之感，即以怒起，而此文明史记，亦渐临末页矣。”在鲁迅看来，诗歌能传之久远，就在于能够深入人心，具有巨大的感染效果。而诗歌虽是个人心声，却与种族命运紧密相连，当民族衰微时，“亡国之音哀以思”，读诗也能体会到萧条之感。
另一种情况是当民族衰微时，诗歌凭借感人的力量还可以激起人们的勇气和斗志。在普鲁士被拿破仑占领之后，诗人爱伦德（今译阿恩特）和台陀开纳（今译特沃多・柯尔纳）以诗歌成功地激励德国民众反抗拿破仑的统治，鲁迅指出：“此亦仅譬诗力于米盐，聊以震崇实之士，使知黄金黑铁，断不足以兴国家。”在这里，所谓“诗力于米盐”，即意味着作为精神产品的诗歌比物质性的米盐更具有激励人心的力量，对于斤斤计较实利的中国人而言，暗含着对其实用理性的针砭，对其崇实精神的批判。
中国古代诗教，注重温柔敦厚的传统。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诗无邪’”；《毛诗序》中也说“发乎情，止乎礼义”，目的在于“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针对这种注重政治教诲的道德主义诗学，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批判地指出：“老子书五千言，要在不撄人心；以不撄人心故，则必先自致槁木之心，立无为之治，以无为之为化社会，而世即于太平。”这种“不撄人心”的价值取向，于统治阶级而言，有着维稳的政治目的；于普通民众而言，则深契中国人的懦弱和苟安，“中国之治，理想在不撄，而意异于前说。有人撄人，或有人得撄者，为帝大禁，其意在保位，使子孙王千万世，无有底止，故性解（Genius，意即智慧、天才――引者注）之出，必竭全力死之；有人撄我，或有能撄人者，为民大禁，其意在安生，宁蜷伏堕落而恶进取，故性解之出，亦必竭全力死之”。
正因为鲁迅反对“不撄”的诗学主张，所以对朱光潜提出“静穆”为诗歌美学最高境界说颇不以为然。朱光潜曾著文称钱起“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两句诗歌堪称中国诗歌美学的最高典范。鲁迅反对朱光潜为了抬高自己的美学主张而不顾及全篇和全人的“摘句”作风，更反对在“风沙扑面，虎狼成群”的社会里，独尊“静穆”的诗学主张，因为这种诗学主张可以泯灭中国人的个性和精神，把国人变成顺民，甚至变成待宰的羔羊。所以鲁迅欣赏蔡邕“也是一个有血性的人”，认为陶潜“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⑥。而“不争之民，其遭遇战事，常较好争之民多，而畏死之民，其苓落殇亡，亦视强项敢死之民众”⑦。联系当时的历史语境，鲁迅对于中国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在他的论述中潜藏着爱国的精神实质，是为民族图自新和发展的一种努力。
对于中国古代那种束缚心灵、扼杀自由、违反人性的道德诗学，鲁迅给予了猛烈的批判，主张行动的美学，并且提出了一种动态的诗学主张。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对八位恶魔诗人的激赏，首先在于他们勇敢的行动，其次才是他们才华横溢的作品。富有战斗精神反对“平和”主义的鲁迅，看重的是这些诗人“撄人心”的价值，诸位摩罗诗人国别不同，但是却有一个相同点：“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不为顺世和乐之音，动吭一呼，闻者兴起，争天拒俗，而精神复深感后世人心，绵延至于无已。”摩罗诗人“立意在反抗，旨归在动作”的战斗精神、“自觉勇猛，发扬精进”的使命感和“无不以殊特雄丽之言，自振其精神而绍介其伟美于世界”的摩罗诗力，就是他们作品最好的注释，也是潜隐于他们作品背后的行动的美学。这种行动的美学，是对中国古代“诗力”概念的全新超越。
在传统诗学氛围之中，“万物静观皆自得”，诗人总是抱着一种静观的不介入的态度，置身于事物之外，细细品味个中人情物理。这种情形固然不失闲适和优雅，但是却缺少震撼人心的崇高美感，且与当时风云激荡、壮怀激烈、烽烟四起的时代语境不相符，因而有悖于现代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也有悖于现代诗学对中国诗歌的审美期待。
中国古代的诗歌理论，自有其合理之处，但是随着时世的推移变化，已经不适应于当代社会了，鲁迅的“诗力”论，是对中国古代诗歌理论的现代性转化和创造性发展，为中国诗歌理论作出了巨大贡献。由于鲁迅在精神气质上酷似摩罗诗人，“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与摩罗诗人“不为顺世和乐之音”，“立意在反抗，旨归在动作”一脉相承，所以鲁迅不只是在理论上提出观点而已，更是在实际创作中身体力行。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鲁迅写出了许多批判国民性弱点的振聋发聩的小说和匕首投枪一样富有战斗性的杂文，具有摩罗诗人的精神血脉，“弄文罹文网，抗世违世情”，就是鲁迅创作具有摩罗精神最好的写照和证明。可以说，鲁迅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创作实践上，都为中国文坛注入了异质的摩罗诗力，使衰疲的中国文化发生了现代性的转型，出现了新的生机。
注 释：
①②④刘勰：《文心雕龙》，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86页，第249页，第61页。
③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页。
⑤李震：《摩罗诗力说与中国诗学的现代转型》，《中国社会科学》，2009（3）。
⑥鲁迅：《鲁迅全集》（卷六），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4页。
⑦鲁迅：《鲁迅全集》（卷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2页。
在鲁迅先生以农民作为题材的小说里，鲁迅把目光集中到社会最底层，以现实主义来描写农民和农村生活，深刻的挖掘出了民众的复杂性和麻木性，表现出对农民贫困与苦痛的深切同情，他用笔尖锐乃至刻薄，饱含对国民和国事的悲悯，希望以此改变国民精神。在他的小说中的那些知识分子则和农民阶级表现出不同的特点，非常具有代表性。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主要是“五四”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不仅有对人、对己的真诚的感情，其代表性的作品是《故事新编》，创立了一种完全新型的历史小说的写法。
二、现代文学语言，白话并简洁
语言是进行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环节，对文学思想进行变革，那么就要现对语言进行改革，鲁迅笔锋驰骋纵横，词采飞扬，形式多样，变化多端。在语言表述方面，鲁迅的文学作品也颇具研究价值，是现代文学语言的典范。鲁迅擅长用平白如话的语言阐释较为复杂的社会关系和人性特点，通俗点讲，在现代文学语言的呈现上体现出“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的特点。鲁迅先生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之父，对采用白话文进行文学创作十分的提倡，暗藏鲁迅最内在的情绪体验和最玄妙的哲理性感悟。并且在自己的创作中也一直在坚持自己的白话文学主张，在他的杂文中还对那些反对白话文的人进行了激烈的抨击。另外，在“五四”时期，西方文化曾经大量的涌人中国，一些新的名词也就随之传人中国，这个时候作家们在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对于这些新名词的运用，鲁迅先生曾说:“欧法文化的侵人中国白话中的大原因，并非因为好奇，乃是为了必要。”所以说他非常主张主动对这些外国语中的有用成分进行吸收和利用，丰富自己的文学语言。
三、现代文学体裁，新诗应创新
关于文学体裁，鲁迅先生予以很多的建设性论述，他用自己的笔坚持社会正义，反抗强权，保护青年，且这些论述对于现代文学理论的构建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在当时新诗的出现，可以说在文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不少学者对其进行研究。鲁迅的艺术创造力是惊人的。但鲁迅先生在诗歌的创作以及批评方面都没有进行系统的论述，他的新诗只有《梦》、《他》、《桃花》等六七首而已，远不如他的杂文以及小说的创作数量。鲁迅先生对新诗的理论建设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鲁迅先生认为新诗应该是对真实的情感进行的表达，他对新诗的择选和对新诗诗人的评价，要求用真实的健康的情感引起读者心灵上的共鸣。第二，鲁迅先生认为诗歌创作时应该对其内容进行重视。一首好的诗歌应是内容和形式俱佳的，诗歌对其语言进行有规律的排列组合，有利于精炼文字，使诗歌富有韵律。第三，鲁迅先生主张在诗歌的艺术形式上采用白话作诗，对新诗进行创新。在现代文学发展史上，诗歌作为一种文学体裁，贵在创新。中国诗歌只有进行创新，才能够走上新生的道路。这里的创新是指题材内容的创新，语言与手法的创新。
四、结语
【教学目标】
知识与能力：
1.有感情地朗读诗歌，了解创作背景。
2.了解作者臧克家运用的对比手法，体会运用这种手法的好处。
过程与方法：
运用对比的朗读形式感悟课文内容。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养成鲜明的爱憎感情，懂得为人民的人将得到永生，与人民为敌的人必然灭亡的道理。
【教学重点】
指导学生以多种形式、有感情地反复朗读诗歌，领会作者对鲁迅先生的崇敬、怀念之情。体会鲁迅先生的伟大精神。
【教学难点】
体会对比手法运用的好处。
【教学准备】多媒体课件
【课时安排】1课时
【教学过程】
一、激情导入，揭示课题。
1.通过对前几篇课文的学习，你对鲁迅有哪些了解?
2.1936年10月19日凌晨5时25分，一位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在上海不幸病逝。“赶快收殓、埋掉、拉倒、忘记我，管自己的生活。”这是他最后的遗言。然而人们真的会忘记他吗?时值鲁迅逝世十三周年，诗人臧克家写下了《有的人》这首短诗。出示课题“有的人——纪念鲁迅有感”。
设计意图：
学生回忆，引入对新课的学习。
二、诵读全诗，整体感知。
1.出示课件2：划分诗歌朗读节奏。
学生自由读诗，注意读流畅。
2.指导学生读出节奏。
设计意图：
让学生通过一遍遍的诵读来体会诗歌的韵律美以及诗歌所蕴含的情感。
3.出示课件3：诗歌段落大意。
第1节写出两种人的生和死，是全诗的总纲。
第2、3、4节写出两种人对人民的不同态度，他们之间是并列的。
第5、6、7节与上面三节对应，写出了两种人的不同结局。
4.再读诗歌。
调整顺序让学生分两组对比读，并想想从中读出了什么。
出示课件4：朗读要求。
①将每节诗的前两句连起来读。
②将每节诗的后两句连起来读。
③分男女声读，分别交替朗读每节诗的前两句和后两句。
设计意图：
通过自读自悟，发现诗歌本身的内容和写作特点。
三、研读感悟，升华情感。
1.出示课件5：阅读链接。
读完说说鲁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抓住关键词在旁边标注出鲁迅是什么人)(交流讨论)
2.学生交流并找出相关句子。
3.学生汇报，教师点拨，出示课件6：(可以用对比的手法来体会)
①有的人/俯下身子给人民当牛马。
“俯下身子”把鲁迅精神表达得多充分，刻画了鲁迅崇高而感人的形象。
②有的人/情愿作野草，等着地下的火烧。
比喻鲁迅把一切都贡献给了革命事业。
③有的人/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设计意图：
抓住重点句子体会鲁迅的伟大精神。
四、拓展总结。
1.感悟鲁迅精神：这首诗只是在赞扬鲁迅一个人吗?在我们的记忆中，在我们的身边，还有哪些人也和鲁迅先生一样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2.让我们把深深的敬仰献给那些值得我们永远怀念的人。(齐读描写鲁迅的诗句)
3.你打算做一个怎样的人?
4.总结：把“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用到学习、工作中，做一个对人民、对社会有用的人。
【板书设计】
27* 有 的 人
——纪念鲁迅有感
活——死 骑 遗臭万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