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生计方式
在清代，三家子满族生活主要依靠政府，披甲一年饷银二十四两，除了每年二、八月份到齐齐哈尔进行军事检阅之外，村里人几乎无须与外界接触。清政权被以后，八旗饷银被终止，该地区满族主要生计方式转变为渔猎业。三家子地区紧邻嫩江，鱼类资源丰富，打鱼就成为当地满族主要的生产方式。据20世纪60年代的调查记录，三家子村每户都有小型鱼罩等捕鱼工具。此外，很多村民饲养猎狗，经常上山打猎，所产粮食、蔬菜多为自己家食用。此时三家子地区生产结构以渔猎为主，农业为辅。文化生态学认为，特定环境与生产关系密切，原初的生产技术受自然环境的制约，生产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决定行为模式，行为模式映射族群的风俗与文化。三家子地区渔猎的生计方式不仅对此地区文化习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使三家子地区满族文化得以保存。据史徒华的观点，渔猎的生产主要有两种方式:个体完成和集体协作，当自然资源丰富，狩猎大宗型猎物时，族群就会选择集体狩猎活动。在20世纪60年代，三家子地区生产队经常组织6至8人，去嫩江及其支流打鱼。这种集体渔猎的生计方式，与明末时期氏族内部共同渔猎，劳动成果统一分配的满族传统生产方式大致相同。渔猎生计方式奠定了满族生活习俗的根基，渔猎文化是满族文化的核心部分。满族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无不留有渔猎文化的深刻烙印。从文化生态学角度观之，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对文化变迁起着至关重要的制约作用。自建村以来至20世纪60年代初期，三家子地区基本保持了原有的自然环境，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社会不断动荡，但地处偏远的三家子村社会环境相对稳定，文化生态环境在此期间内并未有明显的变化，因而建立在渔猎生计方式的上满族传统文化能够相对完整保持。
2．文化习得
文化习得主要有以下三种途径:依靠家族家庭内部代际传承、依靠学校式的公共社会教育和基于一定区域的社会传播与影响。家庭内部传承传统文化，学校教育主要传递基础公共知识。虽然清代，齐齐哈尔设有官学，但三家子地区能接受官学教育的人较少，清王朝灭亡以后，官学也随之取消。辛亥革命至20世界60年代以前，当地青少年在学校学习机会较少，主要是受家庭教育。“教育是代际之间保留文化的重要力量”［3］，三家子满族文化通过家庭内部得以传承。在调查过程中也发现，目前村里满语较好的老人都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从家庭成员中习得的。封闭生存环境在很长时间内使满族传统文化在三家子地区占据核心地位。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三家子地区自然环境适宜渔业、农业，村民完全可以无须依靠外界生产生活。地理位置偏远、交通不便利，使外部的思想文化难以传播到三家子地区，满族传统文化成为该区域的主体文化，其稳定性得以持续。计、孟、陶三家迁入此地区时承载满族传统文化中最为完整、原生态的部分。当其他地区的满族文化迅速衰落时，三家子地区依然保存满族传统文化，成为一座相对封闭满族文化孤岛。
二、20世纪60年代初至80年代中期
20世纪60年代后，三家子满族文化呈现明显的衰弱迹象。如村中满族与汉族之间的差别消失，满族祭祖活动停止，许多家谱被损毁，不再公开供奉祖宗板。值得一提的是，这时期满语保留较好，1986年，全村“除几位老年妇女能听懂汉语而不能讲外，大部分老年、中年及部分青年能用满汉两种语言交流。”［4］此阶段三家子地区满族文化从主体文化转变为边缘文化，从强势文化转变为弱势文化。
1．人口结构
1955年6月中共中央下发垦荒移民增产粮食部署计划，富裕县因地广人稀，成为黑龙江省接收移民的重点县之一。至1958年，富裕县接收安置垦荒队员及其家属共计3万余人，［5］很多汉族移民迁入村中，成为三家子文化变迁的主要因素。20世纪60年代初期，少数民族(主要是满族)占全村人口的87．1%，到80年代中期，少数民族(主要是满族)占全村人口53．9%。人是文化的载体，汉族人口的增加对三家子地区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满族文化的主体地位逐渐丧失。
2．生态环境与生计方式
移民的迁入改变了三家子地区的生态环境。据三家子村民回忆，大量移民迁入以前，“嫩江里的鱼还很多呢，那时抓的都是几斤重的大鱼，小的都没人要。俗话说‘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那话可不假。现偶尔能见到野鸡，也少了。六七十年代迁来很多汉族人，他们来了以后大量砍伐树木，有的盖房子，有的栅墙头，两年功夫就砍没了。地也乱开发，多都被破坏了。山东土地少，到这一看，遍地都是宝。所以用不上两三年都比咱们满族人过得好”［1］。随着外来人口的涌入，三家子地区渔猎资源不断受坏，生态环境发生变化。迁入三家子村的汉族，长期从事农业经济，经验丰富，加之三家子村土地肥沃，收入高于渔猎的满族。这直接促使了三家子满族的农业生产，20世纪60年代之后，渔猎生产方式比重大幅度减小。此外，三家子地区东接东明牧场，适宜畜牧业的发展，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三家子村民饲养奶牛。据1987年数据统计，三家子共饲养大牲畜860头，其中奶牛340头。农牧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发展。三家子村民除了售粮、售奶之外，还创办乡镇企业个体餐饮服务业，促使三家子开始与外界联系，使其从封闭逐渐走向开放。20世纪60年代初至80年代中期，三家子村已转为以农牧业为主，渔业为辅的生产结构。据文化生态学观点，文化变迁的最主要因素是由生态环境改变引起生计方式的转变，生计方式的转变先导致社会组织、物质文化变迁，之后迫使人们风俗习惯的变迁。“随着生计方式的调整与变迁，建立在渔猎生产之上的文化传统也随之改变，如，渔猎的生产用语、生产俗制、生产禁忌、生产崇拜等”［6］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建立于农业生产方式上的风俗习惯。三家子地区生产方式的变化破坏了满族文化的生存基础，正如本尼迪克所言:“起始之初，上帝赐给每人一只杯子，杯子里装着泥土，他们从杯中吸取生命的养分……我们的杯子已经破碎，它已消失无踪了。”［7］满族文化传承发展的土壤被破坏，难以继续延续，剧烈转型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3．社会环境“”时期，萨满活动、祭祖信仰等被认为封建迷信，满语在公共场所禁止使用。虽然三家子村开设民办小学，多数适龄儿童接受学校教育，完成由家庭教育向学校教育的过渡，但学校使用汉语教材，汉语授课，儿童的汉语水平提高，满语交际能力逐渐下降。学校教育使三家子村民不断接受新思想、新观念，冲击满族的传统文化，破坏了满族文化长期以来的稳定性，使其逐渐丧失主体地位。
三、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经济文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此时，三家子地区社会文化发生了剧变，满族传统文化快速衰落，全村通用汉语，满语完全丧失了交际功能，满族文化沉淀为当地的底层文化。
1．生计方式
1985年3月，富裕县政府改变产业结构，把畜牧业调整为主业，全县范围内推广应用新技术。自1996年开始，黑龙江省光明松鹤乳品有限公司收购三家子村鲜奶之后，该地区畜牧业有了长足的发展。通过表格数据可以看出，三家子村畜牧业收入逐年增多，成为支柱产业。随着畜牧、商业、集贸市场的发展，三家子地区与外界关系日益紧密，相对封闭文化圈被逐渐打破，汉族文化全面范围深层次地渗透到满族文化之中。
2．文化传播
关键词：满族说部；生态翻译学；适用性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5）24-012-01
满族说部源自我国北方少数民族满族自古以来流传的民间讲述形式“讲古”，其讲述和传承部族英雄事迹，追念祖先，教育后人，增强民族或宗族的凝聚力。满族说部中展示了民族迁徙、族际交往与征战的历史画卷，蕴含着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同时还有天文地理、动植物种类等北方少数民族丰富的知识。满族说部情节完整，气势宏大，再现了满族文化自然积累、发展的原生形态。2006年5月，满族说部被列为首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了抢救满族说部这一重要的口头文化遗产，吉林省自上个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抢救、发掘和整理满族说部的工作。专家学者对满族说部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工作，然而，无论是纵观满族说部的研究历史，还是横向考察当前最前沿的满族说部研究成果，很难找到研究满族说部的语言特征并将其翻译成英文等不同国家的语言，使其得以在域外广泛传播的相关研究成果和文献。
一、生态翻译学理论作为满族说部翻译的适用性探讨
吉林省满族说部的翻译研究首先要从翻译理论的适用性入手。生态翻译是清华大学的胡庚申教授于2001年提出来的关于翻译的一种新理论。该理论以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适应/选择”基本原理为指导，提出“生态环境”、“适应与选择”、“自然选择”、“适者生存”、“求存择优”等概念和观点。生态翻译学着眼于翻译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从生态翻译学的视角，以生态翻译学的叙事方式，对翻译过程的实质、文本翻译方法的选择过程、翻译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翻译所应该采用的具体方法以及对翻译的评判标准等均提出了独到的观点。
生态翻译学立足于包括人在内的自然生态高度，为翻译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它的“翻译――语言――文化――人类――自然界”的关联序链体现了从翻译生态到自然生态的关联性、互动性和递进性特征，它要求翻译在“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的原则之下，相对地集中于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三维转换”方法及“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原则解决的是翻译实践层面的问题，对应用翻译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以生态翻译学为理论指导的满族说部翻译探讨
本文将以生态翻译学理论为指导进行吉林省满族说部的翻译研究，在满族说部的翻译实践中，以“翻译――语言――文化――人类――自然界”的关联序链为根本，立足于满族说部深厚的历史文化层面，在源语和目的语之间取得语言生态的动态平衡，克服由于文化差异造成的障碍，忠实地传递语言信息，在交际层上关注原文中的交际意图是否得以体现，注重译文的预期功能，优化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翻译，以保证信息交流的顺利发展。
1、吉林省满族说部的文献研究和翻译现状研究
采用调查、走访等方式向满族聚居区的居民、满族说部传承人了解满族说部的产生、发展和保存环境，掌握满族说部的保护与传承情况；从吉林省、市满族文化研究保护单位获得支持，收集吉林省满族说部的文字、声像资料。通过研究相关翻译文献，掌握满族说部的翻译现状。
2、吉林省满族说部的文化解读和语言特征研究
掌握吉林省满族说部的历史、文化背景对其语言理解和文本翻译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成功的满族说部翻译必须建立在其历史文化研究之上，通过调查、走访、文献研究等方式掌握满族说部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内涵，再通过语料分析研究满族说部的语言特征。
3、吉林省满族说部的翻译理论、翻译方法和策略研究
生态翻译学研究着眼于翻译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包括了社会、文化、经济、交际等各方面的源语言世界和目的语世界，从生态翻译学的视角，以生态翻译学的叙事方式，对翻译的本质、过程、标准、原则和方法以及翻译现象等做出新的描述和解释（胡庚申，2008）。依据生态翻译学的理论范式，对满族说部的翻译方法和策略应从“三维转换”入手：
（1）满族说部的“语言维适应选择转换”：根据汉语意合的特点，分析满族说部所反映的源语主题内容，具体的修饰和说明需要参照目的语受众的语言习惯及对信息的期待做出选择、取舍，用地道的目的语传达源语的内容。
（2）满族说部的“文化维适应选择转换”：文化维的适应选择转换在于关注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在性质和内容上存在的差异（胡庚申，2011）。满族说部是满族人民创作并传承的满族文学作品，不但系统而全面地反映了历史上满族民众的社会生活，同时也充分而准确地表述了满族人民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审美情趣。满族说部的翻译要充分体现其历史、文化内涵，还要参照目的语受众对文化信息的要求，做好文化补偿或者信息的省略。
（3）满族说部的“交际维适应与选择转换”：满族说部翻译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交际目的，在交际中做好语言层面和文化层面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后，最终实现交际意图。交际的意图是满族说部翻译的根本，以实际交际意图来关照语言、文化两个层面上的翻译操作，才能够使吉林省满族说部的翻译具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完成弘扬民族文化、域外传播的目的。
作为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满族说部，展示了满族的重大历史变迁、风土人情、社会风貌，体现历史上满族人民的审美情趣、世界观及价值观取向。以生态翻译学理论为指导进行吉林省满族说部的翻译研究，在满族说部的翻译实践中，以“翻译――语言――文化――人类――自然界”的关联序链为根本，立足于满族说部深厚的历史文化层面，在源语和目的语之间取得语言生态的动态平衡，克服由于文化差异造成的障碍，忠实地传递满族说部所要传达的语言信息，对满族文化的外宣与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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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少数民族发展实施分类指导的早期探索张晓琼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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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金代前期的宗室贵族群体宋立恒 (21)
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为文物古迹立档罗平 (25)
清代东北地区布特哈八旗建立时间考辨陈鹏 (26)
清庆亲王奕勖研究综述周增光 (30)
浅论清朝的满蒙联姻政策肖锐 (34)
清末新政时期八旗团体的参政活动尹立芳 (37)
弘扬民族文化与建设民族精神家园的思考王淼 (43)
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路径分析李轶楠 (47)
满族文化遗产的基本特征及其旅游深度开发张丽 (50)
辽宁清前满族文化品牌打造研究孟月明 窦杰 (54)
待开发的桓仁满族旅游文化资源李学成 (59)
沈阳地区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浅议文钟善 冯静晓 (62)
朝鲜族中小学师资队伍现状调查与对策研究朴今海 金红仙 (64)
中华民族构建中的朝鲜族社会尤文民 (72)
辽宁省民族宗教工作会议在沈阳召开何世同 (75)
辽宁省民族宗教工作会议在沈阳召开 (F0002)
《萨满民俗窗花系列》荣获第十一届黑龙江省美术展银奖李军 (F0003)
《儿女英雄传》与《红楼梦》的“同源性”探析袁锦贵 (76)
《儿女英雄传》中的服饰研究（上）曾慧 (80)
满族作家志锐《廓轩竹枝词》研究韩丽霞 (84)
论斌良山水诗的绘画美吕斌 (92)
从唐岱的《绘事发微》分析《大房选胜图册》——兼谈其对娄东画派的继承与发扬杜恒伟 (95)
萨满文化传承后继有人——评《达斡尔族萨满文化传承人：斯琴褂和她的弟子们》觉罗 (99)
治学严谨 别有意会——读张佳生的《八旗十论》康启昌 (102)
民族文化研究的一部力作——《渔家天锦——赫哲族鱼皮文化研究》一书评介魏国忠 (104)
满族剪纸 (106)
一部反映民族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的著作——评介《民族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论》李鸿 (107)
肃慎-女真族系形成发展研究与民族学赵阿平 (1)
论肃慎女真族系研究在中外民族史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周喜峰 (6)
肃慎-女真族系历史沿革与分布地域研究与中国边疆学的建设郝庆云 (11)
清入关前商业贸易李兴华 (15)
浅析清代君主的屡劝谏诤及其文化背景韦泽 (21)
沈阳市满族中学突出民族特色教育崔英淑 (26)
嘉道时期的“清官”玉麟赵欣 (27)
清刻本《满洲四礼集》考略 (32)
从群体互动角度分析满族形成过程于海峰 (35)
新宾满族剪纸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43)
黑龙江畔大五家子一带满族的穆昆祭祀和丧葬张松 (44)
关于北京满族文化研究的几点思考苑杰 (48)
满族文化传播产业化发展探析吴勃 (53)
桓仁满族自治县北甸子乡成为“中国特色镇旅游新干线试点乡”罗平 (56)
满族民间婚俗回顾刘中平 (57)
满族的起居禁忌与礼仪 (61)
从满文发展的历史与现状谈保护与发展满文的意义吴敏 (62)
蒙古族教育制度的演变白丽娟 (66)
辽宁省蒙古族师范学校 (72)
沈阳市举办纪念锡伯族西迁246周年暨沈北新区建设锡伯族文化生态保护区论坛 (84)
满族起居习俗 (90)
长春大学萨满文化研究中心简介 (F0002)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语言交流与民族关系的思考陈海玲 (73)
辽宁新宾满族自治县信息传播状况调查刘海贵 汤景泰 杨保达 (76)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非公有制林业发展的思考池美子 郑博 (85)
八旗满洲第一位诗人鄂貌图考论张佳生 (91)
东北现代文学的民族风格特征及其审美价值谢淑玲 (96)
云霞洒满纸 神笔发浩歌——读萨仁图娅的长篇传记《尹湛纳希》朱虹 (101)
别开生面的史书——读《金启琮谈北京的满族》白凤岐 (105)
城市化进程中东北少数民族人口迁移流动状况分析卢守亭 (1)
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 促进民族文化发展繁荣阎向东 (8)
民族乡民生保障问题的调查与思考——以大连市为例闫沙庆 信海燕 (11)
浅析满族对天津历史文化发展的贡献刘金明 (16)
密云清代满城发展及其文化资源保护利用朱永杰 韩光辉 (22)
黑龙江省三家子村追踪调查刘正爱 (27)
试论满族共同体形成的主要条件李金涛 (35)
努尔哈赤崛起与李成梁关系史事钩沉陈涴 (39)
论清初定都及其历史意蕴王明德 (45)
儒家思想和“康乾之世”的兴与衰孙东波 (51)
奕在甲午战争期间外交活动的考察关捷 (57)
论满族家谱《来室家乘》的纪年方式郁辉 (64)
辽宁省民委（宗教局）召开全省民族宗教工作会议林娜 (50)
辽宁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社区（村）创建活动总结表彰大会在沈阳召开王立红 (67)
解析萨满文化对思维和心理的作用张思宁 (68)
史诗《乌布西奔妈妈》和满族古代的航海戴光宇 (73)
陈汉军张氏萨满探析刘红彬 (80)
从“放偷日”习俗看女真族早期婚制与经济生活刘肃勇 (83)
金代女真的婚姻形式和习俗刘筝筝 (87)
试析满族习俗文化在满族社会中的功用刘明新 (91)
民俗生活场域中的满族风俗与东北作家群创作阎丽杰 (96)
从骆宾基的《混沌初开》看满汉民族心理的常与变谢淑玲 (101)
真诚·挚爱·诗味——萨仁图娅印象与兼品《幸福八卦》王建中 (105)
诗性抒情：现代东北书写的独特建构——对满族作家端木蕻良小说的文体观照郑丽娜 (115)
悖论奇观康启昌 (120)
朝鲜族发展现状和发展模式的深刻思考——《舒兰朝鲜族现状与发展研究》读后于学斌 (122)
金启孮先生与满学金适 (125)
主编寄语何晓芳 (F0002)
辽宁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社区（村）创建活动总结表彰大会在沈阳召开 (F0003)
论努尔哈赤的崛起——兼析李成梁之“养虎遗患”肖瑶 王永涛 (1)
第二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 (4)
旗人对八旗制度的思想态度变化南洪钧 吴俊杰 (5)
《图说辽宁少数民族丛书》出版闫立新 (9)
从广州“满洲话”谈八旗“军话”与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关系沈林 (10)
浅识炮台山星祭坛与满族祭祀陈景河 (17)
佟养性及其家族与清朝开国王景泽 杨华 (25)
清开国重臣何和礼李学成 (31)
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 (36)
端方研究综述闫长丽 (37)
辽宁文学界专家研讨满族诗人牟心海的诗歌创作程义伟 (43)
盛京文化盛乐又化——沈阳历史文化名城的根基王成民 (44)
蒙古贞土地制度的变迁与改革项福生 (50)
第三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 (53)
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 (53)
第二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 (128)
辽宁省各界少数民族代表学习邵春亮同志先进事迹座谈会 (F0002)
全国第四个“文化遗产日”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活动开幕式表演 (F0003)
慈禧太后家世新证——《德贺讷世管佐领接袭家谱》研究刘庆华 (54)
舒尔哈齐死因考陈永祥 (61)
清武勋王战殁史事考张建 (71)
夫余与玄菟郡关系考略赵红梅 (75)
观念的潜流——清末民初京旗小说与老舍刘大先 (79)
不恨天涯行役苦——纳兰性德觇索伦边塞诗词的文化阐释孟盛彬 (88)
第三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 (91)
论《国朝闺秀正始集》在“教化”与“传世”间游走的诗学思想聂欣晗 (92)
满族说部的文本化高荷红 (97)
守望·坚守·建构——著名满族诗人牟心海诗论萨仁图娅 (105)
满族服饰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继承与发展的文化特征温兰 (108)
辽宁省民族工作系统掀起向邵春亮同志学习的热潮 (110)
满族民间游戏的保护与开发汪萍 (111)
满族传统医药的传承与应用马万学 刘玉忠 (115)
第二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 (117)
试论沈阳故宫博物院院藏朝珠栾晔 (118)
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 (123)
马褂考李晓君 (124)
“五化”背景下民族问题研讨会暨有关民族问题研究机构联席会议召开方向 (1)
政治文明与民族区域自治陈建樾 (5)
丹东“兴边富民行动”回顾与展望燕声东 姜涛 (15)
重新审视清王朝赵志忠 (21)
论金朝中央集权对女真皇族的防范对策李玉君 (25)
后金冶铁、炒金炼银及烧造业遗址考证——兼论建州女真手工业的发展赵维和 王丽 (29)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60年学术研讨会召开 (35)
清朝的人口迁移及其社会经济影响袁城 蔡莉 (36)
清末旗人军事改革与八旗生计贾艳丽 (41)
从清东陵的营建和维修看清王朝的盛衰王海燕 (47)
《清代中央决策机制研究》简介 (54)
《满语文与满文档案研究》出版 (84)
“五化”背景下民族问题研讨会暨有关民族问题研究机构联席会议在沈阳召开 (F0002)
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16届世界大会（2009）“满一通古斯语言文化与人类学研讨会”在中国昆明召开 (F0003)
试论满文对蒙古族和达斡尔族文化的影响吴依桑 (55)
满族文化对盛京城规划建设的影响——兼论盛京城在满族和清代都城史上的地位李声能 (59)
惟妙惟肖的乾隆仿生瓷刘晓晨 (68)
满族民间体育传承形式探析栾桂芝 王德平 (73)
满族传统体育的社会文化功能变迁分析孙美谬 张岚岚 (77)
珍珠球运动的功能探析韩二涛 朴刚 (82)
北方民间传统文化之嘎拉哈的演变特征与传承王富秋 (85)
东北地区民间汉军旗谱单形制研究孙明 (88)
满族石氏家族祭祖习俗调查孙炜冉 (92)
岫岩“太平香”祭祖还愿仪式圣／俗性论析邵媛媛 (97)
满族与鄂伦春族生育习俗的成因比较丛培欣 (103)
明清民歌中的民俗语汇及其特色研究王丽坤 (108)
仪式、记忆与知识传承——辽东满族“二月二”节俗调查詹娜 (114)
1.满族医学文化现存状况
1.1人员状况
现在，我国很多地区都存在满族民间医生，特别是在北方地区，满族医学文化继承人数量较多。很多满族医生已经将满族医学和中医药理论相结合，在实践过程中不断的总结，很好的发展和丰富了满族医药文化。比如，北京市很多满族医生在集成以往宫廷针灸的情况下，进行了独特针灸方法的创造，这些针灸方法在治疗腰椎间盘突出、中风失语以及神经系统疾病时，疗效出色。在满族聚集的地区以及长期繁衍的过程中，满族人民积累的疾病治疗经验也较为丰富，留下的验房和偏方数量较多，直至今日，还在医疗过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1.2医药资源状况
据统计，现在还在使用的满族药物达到了300多种，这些药物生长区域大都是中国北方，并且药物中大都是植物药，矿物药以及动物药占了很小的比例。传统满族医生在用药时，往往采取就地采集、加工以及炮制的办法，药物使用过程中实用剂量较大，使用的单位药比较多，使用的复方药比较少。比如，在治疗蛇虫咬伤过程中，捣烂新鲜的马齿苋，将其外敷在伤处，煎煮新鲜的马齿苋来进行腹泻肠炎的治疗；在治疗月经不调和崩漏症时使用血见愁；治疗外伤出血时使用马勃粉外敷；治疗冻伤时，使用茄秧煮水等。
目前，在进行满族医药研究和开发过程中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成果，进行癌症治疗时使用满药核桃楸已经得到了肯定，还有通过木鸡汤研制出的相关系列产品，不但得到了患者的肯定，还进行了满族医药文化的宣传。最近几年，已经多次定期举办了满族医药国际论坛，多国专家都参与了进来，在论坛中，深入研讨了满族医药历史沿革和文化价值、满族医药特点和传承发展等问题。
满族民间医生现在仍在使用的满族医技医法达数十种，在给患者的治疗过程中使用脉诊、指诊、舌诊等诊断技术，用以治疗外伤、骨伤、寒湿病痛等北方常见的疾病，治疗方法简便易行，且有较好疗效。如：针灸按摩（擀、点、推、滑、搓）疗法、拔火罐、正骨疗法、药酒疗法、药浴、熏蒸、水泡、热熨法、喷酒法、冰敷、热敷法、温泉浴疗法、雪疗法、食物疗法、避瘟疫法、蜂蛰、药物涂抹等，这些方法现在仍然在民间医疗保健中使用，并发挥作用。
满族医学文化在养生保健方面发展较早。在乾隆时期，养生保健知识到就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曾有“十常四勿，即：齿常叩、津常咽、鼻常揉、耳常弹、睛常运、面常搓、足常摩、肢常伸、腹常旅、肛常提的“十常”和食勿言、卧勿语、饮勿醉、色勿迷“四勿”的养生方法，这些养生方法现在仍被广泛应用。满族适应北方寒冷气候的强身健体方式，如：赛马、射箭、滑冰车、跑冰鞋、抽冰嘎、雪地走等冰雪运动，都适合全民健身运动。
随着满族历史的不断进步，其医药历史也在不断的演变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积累的医学经验和医学知识也较多，满族医生已经全面的认识到，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和趋利避害调制，很好的将自然药物运用到了治疗过程中去，进行了不同疾病诊断以及治疗方法的创造，积累的养生经验也较为丰富，这些都是我国医学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很多满族医生在进行经验技术和知识传承时，都进行了中医学理论的借鉴，现在实用满族医疗技术和办法的医生大都是民间医生以及满族医药传承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医药研究相比，现在从事满族医药研发的企业和机构还比较少，满族医药的传承方式主要是以口传心授的形式存在，导致发掘整理和研究开发的困难很大。但是作为民族医药的瑰宝，对满族医学加以抢救整理挖掘研究开发意义重大，动态保护满族医药任重道远。
2.满族医学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必要性
满族早期医学是适应环境摸索出来的生存科学，满族早期医学中利用食疗和自然环境进行医疗保健等方面，促进了满族和东北各族人民的繁衍生息。满族医学具有内涵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独特的理论，在临床方面也有独特的优势，不但对疾病的治疗产生很好的效果，而且在疫病的预防等方面都有积极的作用。清朝是满族医学全面发展时期，它兼收并蓄，借鉴各族医学，乃至西方医学，大批整理翻译医书，培养医学人才，留下了许多具有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的医学典籍。因此，对满族医学文化遗产进行动态保护，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而且在医疗保健和临床实践上也具有一定的医学实用价值和应用前景。
由于满族医学文化属于中华民族珍贵的民族传统医学，所以国外几乎没有相关研究。目前国内在满族医学文化遗产方面的研究学者也寥寥无几，其研究也仅停留在满族医学发展史资料的搜集整理上。因此，进行满族医学文化遗产的动态保护研究有其必要性和紧迫性，这符合人类文明传承的需要。
首先，满族医学文化蕴涵着该民族文化的本体特质，是其原生时代人类医学活动的客观记载，具有稀缺性、唯一性、不可再生性，对它实施动态保护，才能从根基上保护该民族的文化特色，有利于弘扬民族文化。其次，满族医学文化作为人类历史文明的符号载体之一，不仅属于本民族，也是人类所共有的，对它实施动态保护，就是对人类共同文明的保护、延续和发展，因而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再次，动态保护满族医学文化，是为了保存，也是为了利用和发展，这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涵。
3.满族医学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措施
3.1对满族医药积极开展普查工作，抢救与保护满族医药文化
对满族医药进行普查是有效保护与抢救濒危满族医药项目的基础。通过普查摸清一个地区流传的满族医药的主要类别和形态、蕴藏情况、传承范围、分布地区、传承脉络、衍变情况以及采集的历史；通过普查记录或录制各满族医药的原真形态与现状等；通过普查采集有代表性的满族医药的医书、采药经验，发现承载满族医药的传承者、采集者等。
3.2对满族医药传承人加以保护，建立满族医学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机制
保护传承人是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机制的重要内容。培养传承人是传承机制的一个方面。传承危机是满族医学文化遗产的濒危性的集中表现，对满族医药传承人加以保护是解决传承危机的关键。通过传承人的传授，学习、接受并掌握满族医药的方法与技能，并有可能成为新的传承人。传承可以通过正规教育以及非正规教育的办法实现，教育在传承中的作用非常重要。在满族医药文化遗产保护中，不但要保护传承人，还要培养传承人，才有可能使满族医药文化遗产世代相传下去。
3.3 对满族医药特殊保护的法律建立并完善
与西方医学相比较，满族医药及其他民族医药具有独特的方法和理论，这是本质上的区别，所以，在法律保护方面，中医药和西方医药也应该存在明显区别，只有建立满族医药及其他民族医药特殊的法律保护制度，才能够给我滚中医药的长远发展奠定良好基础。特殊法律保护的内容应包括：医药标准、医药业务、传承制度、医师执业要求与资格认定、知识产权保护、医疗纠纷等诸多内容。
书柜里满满当当，有他刚刚出版的大部头，也有他这些年田野调查时的笔记、资料。他一页页细心翻阅着这些资料，仿佛与远古的思想和文明进行交流。
2014年7月，朝克出版了自己历经30年搜集、整理和研究的系列学术专著《满通古斯语族语言词源研究》、《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研究史论》和《满通古斯语族语言词汇比较》。在新书发表的研讨会上，学界同仁纷纷用“绝学”、“原创”和“唯一”来评价这套巨著及其学术价值。
朝克说，在我国满通古斯语族语言全面走向濒危的今天，必须抓紧时间进行抢救保护，为未来的人们尽可能多地留下一些满通古斯语族语言文化遗产，留下这份人类文明进程中弥足珍贵的历史记忆。
最新的资料显示，历史上曾在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地区广泛使用的满通古斯语族中的绝大多数语言，由于使用人口过少已经濒临灭绝。而由于研究难度大，在世界范围内真正从事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研究的学者也寥寥无几……
正在消失的记忆
2014年8月初，记者来到了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东堂子胡同附近的一所中学。多年前，这里曾办有北京市唯一的一所满文教学机构――满文书院。据知情者讲，满文书院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免费教授满文，办了将近20年。但最终由于师资缺乏等原因，不得不在2003年停办。
附近的一位居民白先生说，他本人就是满族，但对满文却一无所知，“连一个字都不认识”。在他所认识的族人中，除了个别的尚能记得几个满文词汇，其余人的情况也大致与他相同。
朝克告诉记者，目前我国境内掌握母语的满族人已经不足10人了，且基本上都是生活在东北偏僻农村的七八十岁的老人。而就是这些老人的口语里仍大量使用汉语借词，他们对于母语的记忆已经变得不完整、不系统，甚至已经碎片化。
与满语的遭遇类似的还有赫哲语和鄂伦春语等满通古斯语族通古斯语支语言。根据最新的统计资料，在我国1100万满通古斯诸民族人口中，使用母语者已经减至3万多人，且基本上属于高龄人群。
而同属满通古斯语族语言并在我国历史上曾经有重要地位的女真语，早在清朝前期就已经灭亡。
语言是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如果失去了本民族的语言，这个民族文化的生命力就会被削弱。“由于生活方式的变化和全球化的影响等原因，满通古斯语族语言遇到空前危机，许多古老的词语因不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而不断消失，许多珍贵的民族记忆也就此消失了，”朝克说。
对于满语和满文来说，这同样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中国社科院秘书长、著名清史研究专家高翔说，语言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国家第一历史档案馆中保存的明清档案中绝大多数是满文或满汉合璧的清朝档案，故宫博物院中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也是用满文写成。如果不懂得满语或满文，这些历史档案就无人能识，这对我国历史研究的影响可想而知。
而在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汝信看来，由于满通古斯语族语言与俄语、朝鲜语和日本语之间诸多复杂的联系，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研究也具有了世界意义。对提升我国在东北亚乃至北极圈诸民族语言文化研究的水平，增强文化自信有着直接而现实的影响。
“比如一般认为从西方传来的圣诞节，其实与在寒带、寒温带地区牧养驯鹿的通古斯诸民族早期文明有着必然的联系。”朝克说，“在极度严寒且难得见到阳光的冬至时节，赶着驯鹿雪橇在风雪中为人们送去燃料和食物的白发老人（圣诞老人）就是他们共同而古老的记忆。”
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研究的合适人选
盛夏的北京，酷暑难耐。而在千里之外的内蒙古兴安岭深处，人们却还要在早晚换上秋装甚至薄棉衣才能抵挡高山深林的寒风。7月初新书发表的研讨会刚刚结束，朝克就带上他的研究小组，又一次离开北京踏上了田野调查的征程。
从事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研究30多年来，朝克每年都会拿出充足的时间进行田野调查。在他看来，对于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专家学者来讲，田野调查实践是理论基础和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为此，他学术探索的脚步踏遍了满通古斯诸民族生活过的山山水水。
1957年，朝克出生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的鄂温克草原。在那里，鄂温克人、鄂伦春人、达斡尔人、汉人、蒙古人等众多民族和睦相处。所以他从小就熟练掌握汉语、鄂温克语、鄂伦春语、蒙古语等多种民族的语言。
1975年，他高中毕业后，曾在鄂温克草原的伊敏苏木（“苏木”蒙语，指“乡”）的一所小学教书。两年后恢复高考，他匆匆复习后就进考场，结果考上了中央民族学院蒙古语言文学专业。
当时的中央民族学院，民族语言文字教学力量十分雄厚，像马学良、戴庆厦、张恭瑾、陈其光等均属该学界代表性人物。也正是从那时起，在老师们的指导下他充分认识到，自己从小就会说的那些民族语言所蕴含的无尽奥秘。
“无论有没有文字，满通古斯诸民族语言均有丰富独特的词汇系统，完美严谨的表现形式和语法体系。这对研究我国寒温带或温寒带地区的自然环境及社会文化有着极其重要的学术意义，”朝克说。
1982年大学毕业时，朝克的学士论文《论鄂温克语的语音系统》被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语言室的胡增益研究员看中。朝克独特的语言背景和天赋，使胡增益觉得他是从事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研究的合适人选。随后朝克进入该所工作，他的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研究之路也由此开始。
彼时的中国，国门初开。已经停滞多年的民族语言研究工作也重获新生。当时，北京各高校的各种学术讲座和沙龙不断。朝克经常到社科院相关研究所及各大院校聆听吕叔湘、王力、季羡林、费孝通等老先生的讲座，并有幸获得他们的当面指导。
当时，国外的民族语言学家与国内的学术交流活动也有很多。这让刚刚走上满通古斯语言研究之路的朝克，经常能听到王士元、梅祖麟、白保罗、马蒂索夫等国际语言学界大师的讲座，并与罗杰瑞、杨虎嫩、桥本万太郎等大师进行学术交流。
“那是我国民族语言学发展的黄金时代，也是我广泛汲取前人学术思想，打造坚实的学术理论基础，拓展学术视野的理想时期。”朝克说，“是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培养了我，让我得以在大师们的关心、指导下一步步成长。”
1989年初，朝克到日本攻读语言学博士课程。令日本学术界惊叹的是，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在日本国际阿尔泰学会、日本东方学会和日本语言学会等组织的一系列重大学术交流活动中崭露头角。
他先后用日文撰写并发表了《日本阿依努语与阿尔泰诸语的关系》、《论日本阿依努语与通古斯诸语共有关系》、《论语言中潜在的民族文化性》等一连串的学术论文，进而否定了日本学界提出的阿依努语与阿尔泰诸语无关系论。
这让他的日本导师大为震惊。他万万没有想到，来日本留学不到半年的朝克就已经能用熟练的日文发表学术论文，并用坚实可靠的理论否定了日本学界长期固守的学术观点。
接下来，朝克在赴美国、欧洲进行学术交流时，提出了北极圈诸民族语言文化相关论、东北亚诸民族语言文化关系说，以及日本和朝鲜语起源多元论等学术观点。这些观点一直引领并影响着相关学术领域的研究。
这是朝克学术生涯的辉煌时刻，也是他语言研究的新起点。此后，他以更宽广的视野继续自己的研究，先后提出了美洲印第安诸语与我国诸民族语言的关系说、美洲爱斯基摩语与满通古斯语族语言底层结构共有论、北欧萨米语言文化相关性等全新学术观点。
这些学术理论和观点很大程度上改变着学界，特别是西方学术界曾经有过的不成熟、不切合实际的学术态度和思想，并为我国包括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研究在内的北方诸民族语言文化研究注入极大活力和生命力。
由于他在学术方面取得的突出成绩，1997年英国剑桥大学授予朝克“20世纪成就者勋章”。1999年，世界名人委员会又授予他“世界文化名人成就奖”。
现在，他是中共中央直接联系的社科专家、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四个一批人才”、国家社科基金评审组专家、中国社科院最高职称委员会委员和国家民委语文工作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等。
把“绝学”传下去
朝克生于1957年，今年刚好57岁。从1982年开始从事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研究时起，他坚持每天写学术笔记，即使是在野外进行田野调查时也不例外。32年来，他先后出版了语言学、人类学、社会学等方面的专著37部，学术论文150余篇，总字数超过1200万字。
这些著作和资料都珍藏在他的书房里。如今，打开他的书柜，我们仍能看到他多年前在田野调查时所做的笔记。这些已经泛黄了的笔记本，不仅是他青春时期的记忆，更是我国满通古斯诸民族语言历史文化的珍贵记录。
朝克将它们按照年份和日期一一编号并整理归档。他说，“这些资料不属于我个人，而是属于社科院和我的祖国，属于全人类。”
朝克精通汉语、蒙语、满语、鄂温克语、鄂伦春语、锡伯语、赫哲语、达斡尔语、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诸民族语言和日语，同时还学过俄语、英语、朝鲜语、日本阿依努语、北美爱斯基摩语和北欧的萨米语等多种语言。
英国剑桥大学东方研究中心及日本多所大学和语言研究所都曾以高薪邀他前去任教，却都被他婉言谢绝。他说：“我的根在祖国，我的学问和研究的沃土也在祖国。我没有权利离开她，只能以无私的奉献来回报她的养育之恩。”
自近代以降，国际东方学的中心就在欧美。这每每使中国在涉及自身重大利益的问题上丧失话语权，进退失据。如果我们不能保护好自己的民族语言，那我们的历史将如何传承？国家利益又将如何保护？
由于使用者少，研究者更少，多年以前外界就视满通古斯语族语言为“绝学”。对此，朝克也颇为无奈：“实际上，有的语言几百年前就已经是‘绝学’了。女真语，不就灭绝几百年了吗？而很多关于大金朝的女真文历史资料也随之而去，所剩无几！”
他现在担心的是，由于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发展，满通古斯诸民族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在这种现实面前他们的母语还能保存多久？
在本次论坛上，丹东市委书记戴玉林致欢迎辞，国家中医局管理局副局长于文明、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宣司司长武翠英、辽宁省民委主任包玉梅、辽宁省科技厅副厅长穆晓森等领导作了重要讲话。他们寄希望于“本次论坛，将会对满族医药产业发展起到催化剂作用，它将推动该产业在高起点、高标准、高效率的运行下，早日跻身民族医药前列，促进产业健康发展。”日本星火产业株式会社伊藤公三会长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祝辞。
开幕式上，于文明、武翠英、包玉梅、穆晓森和丹东市委书记戴玉林一起为“辽宁省满族医药工程研究中心”、“满族医药生产基地”揭幕。“满族医药生产基地”和“满族医药工程研究中心”的开启，标志着满族医药产业步入发展快车道，一个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化满族医药产业将蓬勃兴起。
继两年前召开的首届论坛之后，满族医药国际论坛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医生和学者对满族医药的关注。据了解，在上次论坛取得的各项成就的基础上，本次论坛的特点之一，是充分肯定了满族医药项目的重大意义。挖掘、传承、保护、发展满族医药，势在必行。特点之二，专题报告内容丰富，讨论议题颇有新意。实践证明，深藏于民间的偏方验方，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将之发扬光大，必将会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因此，本次论坛，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各级领导和中外同仁。他们有的发来信件表达对满族医药的关注；有的寄来论文，予以发表。参加本次论坛的国外专家、学者有来自日本广岛大学的仲田教授、日本东西药局的猪越教授及日本星火产业株式会社的专家等共计18人，以及来自德国的Ursula Schumacher(舒秀兰)博士，来自孟加拉国的Syed Ahmed Patwart(艾哈迈德)先生及俄国、韩国等5国的专家学者。
记者看到，在本届论坛上，辽宁省经信委蔺晓刚副主任的《我国民族医药发展现状及前景展望》，为民族医药产业发展指明了方向。宋玉荣高级工程师的发言，从民间满医到满药特点，从满药理论到满药产业化，勾画出了满族医药产业化的宏伟蓝图。邢嵘教授研究复方木鸡颗粒抗肿瘤作用机理多年，她的研究成果，使千百年来民间习惯用药的“土方”，得到了现代科学的认证，为推动了满族医药产业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仲田教授的论文，从全新角度对复方木鸡颗粒抗癌机理给予验证。猪越教授、尹有宽教授、杨世勇教授、林忠义院长等发表的论文，对民间惯用的复方木鸡颗粒、加味八珍益母膏的疗效，用现代方法给予了验证。这些研究成果，扭转了人们习惯中所说的“传统医药只知治病，不知为什么能治病”的思维定式。这些研究成果，让我们看到了民族医药的研究已经走进了现代化的层面；让我们感觉到了民族医药现代化的进程又前行了一步。
据介绍，我国“十二五医药产业规划”中明确了发展民族医药的大方向，满族医药产业由此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而满族自治区域凭借自身药材基地的优势，通过“农户+要采集地+企业+市场”的产业链条，逐步生产出饮片、提取物、保健食品、制剂等系列产品，推动了丹东满族医药产业的发展。据悉，丹东有着十分丰富的满药资源。凤城和宽甸地区拥有五味子、刺五加、核桃楸、细辛、龙胆等满药原材料基地数万亩。近年来，丹东药业已成功研发出复方木鸡系列产品、五味子颗粒、仙灵脾颗粒等多个满药品种。在已研发生产的品种中，多个来自于满族乡间验方，本身就具备满药特点。
关键词：王锺翰；满学；清史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11-0112-03
师祖王锺翰（1913―2007），本名忠汉，以字行。湖南东安人。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及民族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终身教授。1934年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历史系，师从洪业、邓之诚、顾颉刚诸大师。1946年8月，师祖赴美国哈佛大学深造，1948年夏肄业回国，于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任职。在日寇入侵、国家危难之际，师祖以洪业先生提出的“把汉学中心抢回我们北京来”这一号召为己任，自觉思索人生道路和学术方向，努力将它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并决心专攻清史，研究东北地区的历史，以恢复历史的真相，粉碎某些别有用心的日本学者假借历史掠夺中国领土、分裂中国的阴谋，并于此领域钻研终身。
一、关于雍正继位问题之研究
20世纪30年代，师祖对“清三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及清代则例做过探索，但多属文献典籍研究，真正使师祖在清史研究领域声名鹊起并赢得一席之地的，是1949年发表于《燕京学报》第48期的名文《清世宗夺嫡考实》。师祖补孟森先生《清世宗入承大统考实》一文未利用肖]《永宪录》之憾，改孟森先生以康熙帝二废太子、诸子夺嫡、世宗嗣位、年隆之狱本质无关之观点，得出如下结论：其一，康熙帝二废太子后，所物色的继位人乃皇十四子胤祯，而非皇四子胤G。且胤G之结党“与诸阿哥如出一辙，且有过之无不及”；其二，雍正只有先解决助其篡位的年羹尧与隆科多，方可放肆剪除诸弟；其三，年、隆二人遭戮为必然之事。“年、隆盖反复无常之人，非得其力，不足以成事。而对于其人，则早有戒心，用毕即杀之除之，早已预有成算”。师祖认为，雍正篡立是全部事情的核心。康熙立储不果，是其起因，剪除同党异己是其余波。此文发表后引起巨大轰动，杨启樵先生认为其“似较孟文影响更深”。
关于雍正夺嫡与继位之问题，除却《清世宗夺嫡考实》外，师祖还撰有《胤祯西征纪实》《清圣祖遗诏考辩》《胤祯与抚远大将军王奏档》《年羹尧西征问题――兼论雍正西北民族政策》数篇文章，每篇皆有所得。其中《清圣祖遗诏考辩》一文价值最大。师祖以满汉文《康熙遗诏》为蓝本，细究其文字，详考其异同，并佐以《实录》《上谕》《面谕》，认为“无论《遗诏》的汉文原本，或满汉文对照原本，都不是按康熙的本意写成的，而是雍正继位之后再制造出来的”，故而得出雍正确属篡位的结论。在《年羹尧西征问题――兼论雍正西北民族政策》一文中，师祖讨论了年羹尧镇守川陕与雍正夺嫡之间的关系以及年羹尧西征青海时的妄杀真相，认为年羹尧在康熙朝时期就已经暗中为胤G出谋划策，而且年羹尧在青海毁寺杀僧虽是事实，但不能夸大其辞，所谓袭斩6000僧人之说断不可信。同时，师祖认为雍正帝实行的“驱准保藏”政策完成了康熙帝的未竟事业，也对乾隆实行前后藏政教合一的直接统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具有积极意义。
二、关于明清嬗代的历史人物研究
明清之际，社会激荡，各种矛盾交织。如何评价当时相关的重要历史人物不仅关系到对人物本身的褒贬，也有助于理解这一时期社会发展的趋势。在此方面，师祖先后撰写了《论袁崇焕与皇太极》《柳如是与钱谦益降清问题》《清政府与台湾郑氏关系始末》《陈梦雷与李光地绝交书》数篇文章。
在《论袁崇焕与皇太极》一文中，师祖运用马克思主义讨论了后金政权的性质、明与后金议和的问题、后金与明矛盾性质的转化三方的问题，认为袁崇焕才能高于皇太极，只是各自所处的地位不同，才造成了截然相反的结局。《柳如是与钱谦益降清问题》一文是师祖于1990年为在中山大学举行的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讨论会而作。此文分析了钱柳二人的婚姻基础，并客观分析了钱谦益降清的历史背景，主张站在历史的角度分析人物，不要过分苛责古人。在《清政府与台湾郑氏关系始末》一文中，师祖将清政府对台湾郑氏的关系划为3个阶段，分析了朝中大臣对持有的武力统一和禁海迁界两种态度，并认为在解决上，康熙帝能够吸纳满汉官员的正确意见，其远见卓识超出满族集团中的狭隘民族主义之上。关于《陈梦雷与李光地绝交书》一文，师祖认为李光地自谓理学名家，实为一道貌岸然、背信弃义之小人，而陈梦雷一生坎坷则实为可惜。
三、对清代官制的研究
师祖认为，清代官制有3种特性：第一，清虽承明制，但原有官制并未消失，有清一朝“官制满汉杂糅，叠床架屋”；第二，清皇权专制较明朝更甚；第三，清代多民族国家较前朝更为巩固，清朝在少数民族地区因俗立制，以致中原官制与周边地区各有差异。
在20世纪30―40年代，师祖针对军机处和总理事务衙门写过两篇文章，即《谈军机处》和《关于总理衙门》。至20世纪80年代，师祖在《文史知识》上发表共5期的《清代官制简述》，对军机处和总理事务衙门进行了详细研究。师祖指出：明之内阁几经曲折，终于定型，成为六部之上的正式机构，且明代尚承中古遗风，宰辅于皇权形式上多少还有一点制约。清则不然，其军机处始终不曾列为正式机构，其当差行走人员为内廷差使，由皇帝任意简任废黜，全然秉承人主鼻息，不得稍有独立之意志。关于总理衙门，师祖认为：清廷之设总理衙门，后改为外务部，完全是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横行霸道以及清廷对外屈辱的结果，并非中国人民觉醒之后的选择。但本为权宜之计而由军机处官员兼任的总理衙门以及后来的外务部打破了清朝的祖宗惯例，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值得关注的变革之一。
四、关于满族史的研究
对满族史的研究，师祖王锺翰重点从清代典章制度、清代史料搜集、亲身实地考察等方面入手，全方位、多角度、宽领域地展开探讨。先师认为清代官制并非基本沿袭明代旧制，而是具有“满汉杂糅”和“名同实异”的鲜明特点。在史料搜集方面，师祖利用无法发表文章的特殊历史时期接触整理了朝鲜《李朝实录》，辑录了约20万字的《朝鲜李朝实录中的女真史料选编》，并利用休假日用罗马拼音过录沈阳文谟阁所藏《满文老档》全书180卷，旨在为编纂《满族简史》搜集补充史料。20世纪70年代，师祖参与点校《清史稿》，并独立点校80卷的《清史列传》。舍此之外，师祖还广泛搜集海内外满、日、英、德各种文字的文献，详考其真伪。其《释马法》一文就是典型的代表，师祖在文中批驳了学者普遍认同的顺治帝叫汤若望为“爷爷”的观点。在书斋之外，师祖还于1984年夏赴东三省满族发源地、满族聚居区进行实地访问考察，对满族的语言、风俗及心理素质有了直接的感性认识和深切的体验。
细化来看，师祖对满族史的研究分为6大板块：满族的族源和发祥地问题；满族的形成问题；八旗内的民族关系；满族在清代的发展问题；内务府的旗人问题；满文诠释及研究。
在满族的族源和发祥地问题上，师祖通过研究满、蒙、汉3种文本的《满洲实录》以及《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得出结论：满族爱新觉罗氏一族的始祖布库哩雍顺即是建州左卫都指挥使或斡朵里万户的猛哥帖木儿，亦即清肇祖孟特穆。此人为努尔哈齐（即努尔哈赤）的十世祖。针对满族先世的发源地，师祖王锺翰经考证认为：《满洲实录》以及《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中记载的鄂多哩乃是原来位于依兰县境内的斡朵怜迁徙到朝鲜国东北境之后的斡朵里，两《录》中提到的鄂多哩城所在地就是阿木河（斡木河）。
在满族的形成问题上，师祖认为“满族作为民族，的确是长期并至今仍然存在的，它曾有过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经济和共同文化这些条件，虽然这些条件今天早已大部分消失甚至全部消失，它仍能依靠共同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感情来维持”。师祖指出，满族共同体的形成是在明朝，其主要来源是具有血缘关系的建州女真人和海西女真人，他们在新的情况下更加密切的结合，形成为满族的主体。有清一代，统治者逐步把编入八旗的新满洲成员移入内地，同时也不断把原先在东北边区居住的诸民族成员吸纳进来。“新、老满洲的区别和演变，正好说明了满族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合并了大量外族成员，彼此互相吸收，互相融合，紧密结合在一起，增强、扩大了满族这个人们共同体”。
关于八旗内的民族关系问题，师祖在《关于满族形成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提出有清一代存在满人“汉化”和汉人“满化”的问题，并以《论袁崇焕与皇太极》一文重点论述汉人“满化”的问题。文中提到，抗清明将袁崇焕的七世孙寿山、永山在抗击外来侵略时壮烈殉国，成为了清代的民族英雄。一方面，作为反抗压迫、反抗侵略的英雄人物，寿山和永山应当受到歌颂；一方面，寿山和永山已经“满化”，二人在清言清，犹如袁崇焕在明言明，满汉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血肉联系于此事体现得尤为明显。
针对满族在清代的发展问题，师祖并不赞同满族已被汉族同化并逐渐消失的结论，而是认为满族接受汉族的影响不但丰富了满族的自身，同时也多方面丰富了汉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1981年，师祖在《国语骑射与满族的发展》一文中阐明：“国语骑射”不能维持与满洲贵族的腐化堕落不能混为一谈。“国语骑射”虽然破产，但满族绝没有因此而衰落，仍在向前发展。
在满文诠释方面，师祖在《释汗依阿玛》一文中肯定了多尔衮生前确实被加封过“皇父摄政王”，并认为孝庄皇太后确实下嫁过多尔衮；在《释马法》一文中，师祖否定了顺治帝称汤若望为“爷爷”的说法，认为“马法”只能译作“老翁”或“老先生”。1995年，师祖又在《歪乃小考》一文中纠正了台湾大学历史系陈捷先教授认为歪乃非人名而系职称名的说法，通过对《建州记程图记》《朝鲜李朝实录中之女真史料选编》等史料的研究得出“歪乃”确为人名的结论。
五、关于满族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
建国后的1954年，学界对满族入关前的社会性质展开了讨论。吕振羽先生的《简明中国通史》和尚钺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认为清朝的种族统治对于当时的中国社会起了极大的阻滞作用，对刚刚产生的资本主义萌芽起到了摧残的作用。尚钺先生还认为，满洲族未经过奴隶制阶段便完成了由原始公社末期向封建制度飞跃的转变。师祖王锺翰针对此问题，系统搜集资料，相继发表《满族在努尔哈齐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和《皇太极时代向封建制的过渡》两篇论文，否定了满族社会可以不经过奴隶占有制而飞跃地转入到封建制社会的观点，认为在努尔哈齐进入辽河平原初期满族社会经历过奴隶占有制这一阶段，并就这个时期满族奴隶制形成的物质基础和阶级结构进行了具体分析。《皇太极时代满族向封建制的过渡》一文是对满族于1621年进入辽沈地区后直到入关之前社会性质问题的进一步探讨，全文从生产力水平、大庄园制经济和租佃关系、社会变革中的阶级关系、政治制度及其他等4个方面分析了满族封建化加速的历史过程。在《康雍乾三朝满汉文京旗房地契约四种》一文中，师祖从旧藏的清初京旗满汉文典卖房地契近20张中选出康、雍、乾三朝满汉文京旗房地契4张进行考释，认为“从清初顺治年间起，大量的一般旗地很快向地主租佃制转化，满族统治者虽然主观上极力维护皇庄、王庄的农奴制庄园的长期存在，但它不能不受到一般旗地地主制的冲击和影响。特别是经过100年左右关内汉族高度封建化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冲击和影响，大约到18世纪后期满族社会就走向封建化了，这正是历史潮流的必然结果”。
六、关于清代各民族与宗教政策研究及其他
1952年，师祖王锺翰调入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开始涉足民族史研究领域，被分配从事满族史研究。在这个领域里，师祖通纂《满族简史》，主编《满族史研究论集》和《中国民族史》，并对清代其他民族问题和民族宗教政策有了自己的认识。针对宗教政策，师祖认为满族人信奉的萨满教本就是一种原始多神教，满族人入关以后除了崇拜自然天地神祗等之外，也崇拜佛教中的观世音菩萨和汉人广泛崇拜的关公等，这足以说明满族贵族的宗教政策是兼容并包的，具有一定的开放性。
1986年，大部头的《中国民族史》的编纂工作正式开始，师祖王锺翰担任主编。在写作中，编纂组坚持几个基本原则：对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不能只归结于和平交往或战争征服，而是各民族相互学习、相互吸收、相互依存、共同缔造和发展而成为统一多民族伟大祖国的过程；站在民族平等的立场上，打破以汉族为主、中原封建王朝为正统的观念；努力发掘并阐述少数民族对于祖国边疆开拓和丰富祖国文化宝库等方面所作出的贡献；尽力反映各民族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并发现和说明其发展规律。该书出版后影响广泛，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在史籍的标点和校勘方面，师祖王锺翰同样贡献卓著。1971年，先师重点参与点校《清史稿》的工作，1976年，又独立点校《清史列传》。除此之外，先师还校订《清鉴易知录》，校读《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为后来学者从事相关研究提供了巨大便利。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