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网络信息技术；公共治理；公民社会
一、问题的提出
信息技术的变迁给当今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在经济发展、公民生活以及民主政治等方面，互联网络正在逐渐改变以往的生活和社会参与模式。对公共行政而言，由韦伯所推崇的“官僚制”范式在传统社会管理模式向现代社会管理模式转型的过程中也面临着广泛的质疑，“技术的变迁，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官僚制组织形式、形状、性质和活动规则等不得不发生改变”。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共管理的治道变革在世界大多数国家兴起，新公共管理、管理主义、企业家政府等成为现时的流行话语。在这场变革的背后是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与政治的交叉研究，制度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等构成了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结构功能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方法论也正成为许多研究者的方向选择。而信息技术的发展也正对公共管理的技术、公共舆论的引导、公共活动的参与以及公共部门的形象等方面构成挑战。在治理不再局限于政府唯一主体的背景下，扩大公共治理的主体以及形式就成为现代公共管理的任务之一。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2004年出版的《分散化的公共治理》一书就表明了公共治理的机构、权力主体等方面的一些国家在公共治理的实践。扩大或分散化的公共治理之所以受到普遍关注，原因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方面，市场和政府在社会资源配置方面的能力缺陷促使了公共治理的普遍实施，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仅仅依靠市场或者政府的行政命令、手段难以实现社会资源配置利用的最优化，通过形式多样的公共治理可以弥补政府和市场在控制和协调公共资源方面的某些不足；另一方面，公民对公共政策回应性与参与性需求的提高，也要求政府管理从等级控制转向网络背景下的参与协作的方式。
二、公共领域与网络技术的应用
按照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的理解，公共领域指的是公共意见的形成场所，传媒(如报纸和期刊、广播和电视等)是作为公共领域的媒介而存在。其理论主张的是，现代市民社会应该把经济领域从市民社会中分离出去，认为市民社会主要应该由社会和文化领域构成，同时强调它有社会整合功能和文化传播与再生产功能。而互联网的传播特征也充分体现了这一主张，强调了社会文化的公共领域性，同时强调社会整合功能和文化传播与再生产功能。
(一)网络技术在公共管理领域的应用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重视公共治理模式的变革，已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全球性趋势。传统公共行政的权力运行方向是自上而下的，它运用政府的政治权威，通过发号施令，制订和实施政策，对公共事务实行单一向度的管理。与此不同，新公共管理视角下的公共治理则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它强调顾客导向和结果导向，主张以多元的、民主的、协作的行政模式管理公共事务。公共治理的实质是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合法性认同基础上的合作。而互联网技术在公共管理领域的延伸则为治理从思维层次上的概念向实践上的操作提供了可能。体现在：
1网络技术在社会生活领域的逐步推广使得越来越多的公民参与公共事务
2007年7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第20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07年6月30日，我国网民总数达到1.62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12.3％。该报告还分析指出我国互联网的信息和沟通功能已被普遍使用。而早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郭良副研究员主持的《2003年中国12个城市互联网使用状况及影响调查报告》的调查也表明：71.8％的网民和69.1％的非网民非常赞成或比较赞成“通过互联网，可以有更多的机会表达观点”；60.8％的网民和61.5％的非网民都非常赞成或比较赞成“通过互联网，可能有机会评论政府的工作”；72.3％的网民和73.3％的非网民都非常赞成或比较赞成“通过互联网，政府官员可能更多地了解群众的看法”。上述数据表明，超过半数的公民均具有比较强烈的公共参与愿望。正如哈贝马斯所提出的“受大众媒体控制的公共领域是否能够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为市民社会的载体提供机会，使他们能够与作为政治和经济入侵者的传媒力量对抗，使他们能够改变、创意性地拓宽和批判性地筛选受外界影响的价值、观点和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讲，基于网络技术的互联网搭建了一个平台，这个平台是一种协调机制，重视和利用好这个机制，对集中民智民力，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2政府部门以及非政府部门在网络领域的技术应用亦不断成熟
网络信息技术在政府部门以及非政府组织的应用不断扩大，网络信息技术除了被广泛应用于商业领域外，在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等社会实体的治理中的应用也逐步扩大。电子政务的快速发展就是政府部门对网络技术的回应而产生的，基于网络技术的电子政务有效改变科层制的行政流程，缩减政府的层次和规模，提高政府部门的透明度，改变科层制的工作方式、办事方法以及决策程序、服务形态。如美国总统选举通过电视或网络展开竞选，有政治专家认为，通过基于网络技术的互联网进行大选投票，美国大选的投票率将由现在的50％－55％上升到65％～75％。正如信息学专家曼纽尔·卡斯特所言：我们正在目睹一个完全由市场、网络、个人和战略组织所构成的世界的来临。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政治效应
【正文】
科学技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科学技术的政治效应问题是科学技术观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国外，围绕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的研究，已形成了一门新学科，即科学技术政治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较早注意到这个问题，他们着力研究当代科学技术的消极政治效应方面，提出了一个独特而有影响的观点，即当代的科学技术取代了传统的政治恐怖手段而变成一种新的统治或控制形式。下面我们将评述“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这方面观点。
青年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已经涉及科学技术的社会政治效应问题。他认为，当科学认识的观念被应用于自然时，它只是推动科学的进步，当它被应用于社会时，它反转过来成为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1]现代科学越发展、越复杂，它的方法对自然理解得越好，就离人本身越远，越成为片面的、封闭的、与人无关的东西。技术的情形也一样，“技术的专门化破坏了整体的形象”，“它把现实世界撕成碎片，使整个世界的梦幻烟消云散”。[2]卢卡奇实际上把科学技术当作物化的形式来加以批判，认为资产阶级一方面将科学技术当作征服和控制自然的工具，另一方面又将它们变成人对人统治的有效手段；科学技术成了资产阶级的帮凶，在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越发展，工人受剥削受压迫就越厉害，科学技术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种种矛盾异化现象的一个祸根。在这里，卢卡奇显然注意到了资产阶级将科学技术变成统治工具的事实，分析了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之间的关系问题。
法兰克福学派沿着卢卡奇的思想传统，对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这成了其科学技术观的一个主题。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对自然的控制能力大大加强了，但这种控制最终是以人对人的统治作为代价的，即科学技术既是人控制自然的工具，反过来变成人对人统治的手段。在他们看来，在当代社会，统治的原则已发生了变化，原来的那种基于野蛮力量的统治让位给一种更巧妙的统治，即借助科学技术手段，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命令被内化为一种社会及个人心理，技术已经成为新的控制形式。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提出的基本论断是“技术的基本原理就是统治的基本原理”，因为人运用理性工具不断征服自然，以技术的进步、效率的提高作为合理性活动的准则，这本身就体现了人对自然的统治欲。而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由于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的直接联结，并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工具越来越复杂、精确，反过来导致对人的奴役和控制能力的增强，人日益变成机器操纵的对象，因而科学技术体现了人对人的统治欲。这种人对自然的统治和人对人的统治充分说明技术合理性又与政治统治结下不解之缘，技术的合理性变成了统治的合理性。
马尔库塞在他不同时期的著作特别是《现代技术的某些社会内涵》、《马克斯·韦伯著作中的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单向度的人》、《反革命和造反》等都涉及了这个问题。他不仅明确提出“在当达工业社会，科学技术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的命题，而且对此作了详细的分析论证。马尔库塞把发达工业社会定义为“工艺装置”，定义为在技术概念和结构方面自身发挥作用的统治制度。他认为科学技术已经从特殊的阶级利益的控制中解脱出来，并成为统治的体制，抽象的技术理性已经扩展到社会的具体结构，成为组织化的统治原则。非人的管理和操纵感染了整个社会系统，这不仅在技术应用的具体目标上，而且甚至在技术起源上（在基础研究水平上）都是如此。自动化的技术理性的出现则是一种独特的统治形式，对自然的理性控制和对工作过程的官僚控制，或者通过整合，或者通过对偏离的有效压制，构成了实际上不会遭到反对的社会“幸福意识”的基础，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层次上发生了需求的管制和进步思想的消除。
在《现代技术的某些社会内涵》（1941）一文中，马尔库塞讨论了技术和技术理性是如何变成统治工具的，分析了现代工业组织是如何要求对效率和绩效的服从的。在《马克斯·韦伯著作中的工业化和资本主义》一文中则通过对韦伯关于资本主义、合理性和统治之间关系思想的分析，发挥他的技术本质上是一种统治手段，技术合理性就是统治合理性的观点。他说：“不仅技术的应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有计划的、科学的、可靠的、慎重的控制。统治的特殊目的和利益并不是‘随后’或外在地强加于技术的，它们进入技术机构本身。技术总是一种历史一社会工程：一个社会和它的统治利益打算和对人和物所做的事情都在它里面设计着。这样一个统治‘目的’是‘实质的’，并且在这个范围内它是属于技术理性的形式。”[3]“机器不是中性的；技术理性是统治着一个特定的社会的社会理性。”[4]
在《单向度的人》（1964）特别是导言和第一章（标题是“控制的新形式”）中，马尔库塞专门讨论这个问题。他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技术进步扩展到控制与调节系统，并创造出一些生活和权力形式，这些形式调和与这个系统对立的力量，击败或驳倒为摆脱奴役和控制而提出的所有抗议。[5]在工业社会，生产和分配的技术手段不是作为可以与社会和政治分开的纯粹的仪器的总和，而是作为先验地决定着这些手段的生产及使用和发挥这些手段的操作系统在运转；生产的技术手段不但决定社会所需要的职业、技能、态度，而且决定着个人的需要和志向。技术的“中立”的传统已不再适应，技术本身与其应用已无法分开。因此，技术趋向于变成一个极权主义者，技术社会是一个政治系统，它已经在按技术的思想和结构运转。作为技术世界，发达工业社会是一个政治世界，是一个独特的规划，它塑出论说与行动、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整个世界形态。在技术的中介中，文化、政治和经济溶合为一个无所不在的系统，这一系统同化或者排斥所有的替代，它的生产力和潜在的增长稳定了这个社会，同时把技术进步适应于其统治的框架中，技术的理性变成统治的理性。在日益增长的生产力的日益提高的生活标准的双重基础上，发达工业社会用技术，而不是恐怖手段征服社会的离心力量。[6]
马尔库塞因此断言，在发达工业社会，“社会控制的现行形式在新的意义上是技术的形式”[7]今天，政治权力的运用突出地表现为它对机器产生程序和国家机构技术组织的操纵，发达工业社会和发展中的工业社会的政府，只有当它们能够成功地动员、组织和利用工业文明现有的技术、科学和机械生产率时，才能维持并巩固自己（的统治）”[8]。这种新的控制形式的显著特征是，使用科学技术手段，对人的心理进行系统的操纵或控制，形成对人的本能的一种“补充的心理压抑”。也就是说，它从生产、消费、政治、人际关系、文化艺术领域乃至人们的私生活、休闲等方面进行全面的“工业——心理学”的操纵或控制，从而把人们整合到现有的制度中。这就造成了“不合理的合理性”、“舒舒服服、平平稳稳、合理而又民主的不自由”的悖谬状况。在马尔库塞看来，技术成为控制的新形式也就意味着技术的异化。他说，机械化的技术过程本应使人超越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使人类生存的结构往合理的方面发展，使人从外界强加给他的各种古怪的需要或可能性中解放出来，使个人发挥自主性和创造性；这本来是发达工业社会的目标，技术理性的终点。然而，实际上却是相反的趋势占上风，技术手段把它的经济和政治要求强加给自由和劳动时间，强加给物质的和精神的文化，造就了单面社会、单面人及单面思维方式，技术成了极权主义者、控制的新形式和发达工业社会异化的主要根源。
在《反革命和造反》（1972）一书中，马尔库塞又涉及这一问题。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公式：“资本主义进步的法则等于这样一个等式：技术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奴役的扩展”。[9]他认为，从广度上看，技术合理性组织控制了社会的生产程序、国家机构和个人的劳动时间、闲暇时间，并且剥削对象已不局限于工厂、商店和蓝领工人，而是扩大到广大的知识分子和白领阶层；从深度上看，人受到越来越专业化的有学问的经理、政治家和将军们的控制，整个人——包括肉体和灵魂——都变成了机器或机器上的零件，仅仅在履行部分的技术操作职能，而情感和理智都变成了管理对象。因此，他断言：“在技术和民主政治的帷幕背后，呈现出这样一个现实，即全面的奴役，人的尊严的丧失。”[10]
哈贝马斯关于科学技术的政治效应的看法与霍克海默、马尔库塞等人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他同样将科学技术看作政治统治工具。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一文中，他分析了科技进步与政治统治合理化的问题，特别是用韦伯的“合理化”观点来说明他关于科学技术使资本主义统治合理化的观点。他说：“合理化的意义首先是使社会服从合理决策的范围；其次，它使社会劳动工业化，结果是工具性的活动渗入生活中的其它领域。”[11]韦伯已用这种合理化说明：统治者利用科学技术的成果，可以组织一些手段、进行新的选择，达到合理的、有目的活动，因而，科学技术就渗入到社会组织中，改变旧的社会制度，使资本主义合理化。但是，哈贝马斯并不满足韦伯的观点，尤其不同意韦伯对“合理化”所产生的社会效果的分析，认为必须注意到科学技术对人和社会的控制作用。他说：“韦伯所说的这种合理化并不是合理性的实现，而宁可说是用合理性的名义来实现没有公开承认的政治制度的一种特别形式”。[12]根据老一代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关于资本主义文明以人对自然的统治和人对人的统治这两种相互联系着的统治作为基础的观点，哈贝马斯认为，这种合理的有目的活动就是实现控制，既控制自然，又控制人。关键的问题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对人的统治“合理化”。他说：“在这个世界上，技术也使人的不自由变得非常合理，并证明技术使人不可能成为自主的，不可能决定自己的生活。这个不自由既不表现为不合理的，也不表现为政治的、倒不如说是表现为服从技术机制的”。[13]既然人的受控、不自由以服从技术机制的形式出现，那么，这种受控、不自由就变得“合理”了。因此，他得出结论：“技术的合理性并不取消统治的合理性，而是保护了这种合理性，”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就出现了一个“合理的极权社会”。[14]
一些后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及其代表人物也论及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关系问题。例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W·莱易斯在《自然的统治》一书中就继承和发挥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当代科学技术是一种新控制形式或统治形式的观点，该书的中心主题是“征服自然的观念培养起来的虚妄的希望中隐藏着现代最经常的历史动力之一：控制自然和控制人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15]他认为，对自然控制的加强不是转换或削弱了对人的统治，相反，加剧了这种统治。他具体分析了这两种统治的联系机制，即科学作为控制自然的工具是如何变成控制人的手段的。他认为，关键的中介环节是技术，人们利用技术来控制自然和对自然资源进行分配，而日益对人的日常生活世界产生影响，这样，技术便使科学的合理性渗透到社会之中。莱易斯认为，技术理性有两个相互联系的特征：一是“技术与实践的生活活动的直接联系先验地决定着那种通过技术发展而实现的控制：由于陷入社会冲突之网，技术成了一种把控制自然和控制人联系起来的手段”；二是“技术合理性在20世纪极端的社会冲突形式——大规模的破坏性武器、控制人的行为技术，等等——中的应用预示着合理性本身的危机。”[16]根据马尔库塞等人关于通过对自然的统治而逐步为愈加有效的人对人的控制提供概念和工具的观点，莱易斯认为，“对人的劳动和剥削的强度直接依据于控制外部自然所达到的程度。这里的决定性一步是工业社会的到来：机器和工厂系统扩大了劳动生产力，从而扩大了对它的剥削的可能程度”。[17]这种生产力的提高，又由于分配成果与分配资源而造成愈来愈强的社会冲突；同时，由于对自然的技术控制而加强的冲突又陷入追求新的技术，以进行人与人之间的政治统治。因此，这两种统治（控制）是相互促进的。
那么，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关于科学技术与政治之间关系的理论尤其是科学技术成为一种统治或控制的新形式的观点呢？
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到了当代科学技术的重大政治功能，并把焦点集中在消极政治效应方面；注意到当代资本主义在社会控制的形态、方式上的变化，尖锐地揭露了资产阶级利用科学技术来维护自己统治的事实，列举了科学技术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领域所造成的种种异化现象；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统治方式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统治方式的某些新特点，特别是统治者利用科学技术为自己统治的合理性辩护这一点，指出现在的统治不仅是依靠政治暴力和经济手段，而是主要依靠科学技术手段，对人们进行心理操纵，特别是“操纵、控制、支配个人的潜意识和无意识”。[18]他们实际上提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社会功能与政治效应的局限性，并力图指出这种局限性的根源尤其科学技术成为控制新形式的理性、社会根源。
如果我们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科学技术的统治效应的观点放在近现代西方对这个问题研究的脉络来考察，就可以发现其独特和高明之处。在西方，自十七、十八世纪以来，随着近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出现了一种对于科学技术的乐观主义的看法。从启蒙运动到英国经验主义唯理论，以及当代实证主义，再到科学主义思潮都持有这种看法。它把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视为科学的最高形式，科技理性为理性之光，科学、理性和进步三位一体；科学是真理，技术是利器；认为科技不仅可以使人类从自然的束缚、贫穷无知之中解脱出来，而且可以创造人类的福祉、民主与自由。但是，自从十九世纪开始，随着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利用，科学技术的消极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日益暴露，科学技术虽然带来了工业化、生产力的提高和生活的改善，却使人论为机器的奴隶，并导致冲突、战争和生态失衡，人类获得了一个物化的世界，结果却失去了自身。面对这些情况，一些哲学家特别是人本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对科学技术及其理性基础持批判的态度。他们认为，现代科学技术与人本主义精神是不相容的，科学技术进步不但侵犯了人文文化的领域，更损害了西方人在近现代所坚持的个人自主与尊严。科学技术虽然带来了物质的高度文明，却同时造成了精神的空虚与失落。因此，他们对科学技术持批判与悲观的态度。例如，施本格勒认为，尽管科学的发展使人的智力完善化，知识精确化，促进了生产，但却使大众遭受机械劳动的痛苦，导致社会对抗加强和西方世界没落；现象学宗师胡塞尔则提出“欧洲科技危机”说，认为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人们注重物质追求，轻视精神需要，造成人的精神空虚，人的价值和人生意义丧失，从而导致“欧洲人性本身的危机”；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则批评技术活动使人本身变为技术系统中的“持有物”，技术的本质威胁人的本质，危及人类的前途命运。
“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在某些方面超越了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的观点。他们并不满足于对现代科学技术消极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现象的列举（如生态破坏、核威胁、伦理道德的伦丧及人性的堕落等，他们很清楚地意识到这些现象），他们也没有局限于对科学技术本身的谴责，而是更进一步去挖掘这些问题根源，力求从科学技术合理性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上去做文章，既审视科学技术对人及环境的负面作用，又觉察到科学技术已被统治阶级作为统治工具加以利用的局面；从而提出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的理论，从人类理性的深处去挖掘深层次原因，抨击理性的工具化，说明工具理性如何变成统治的合理性、政治的合理性，即把科技理性的异化同政治统治联系起来。
遗憾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并没有超越多远，其新见也是有限的。他们最终未摆脱对科学技术本身进行批判的旧巢，并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是一种革命解放力量的观点。尽管他们将科学技术、合理性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考察，在一定程度上接触到科学技术消极政治效应与特定制度有关，但是他们往往将资本主义对科学技术利用所造成的危害归咎于科学技术本身，赋与科学技术以原罪的性质，将科学技术看作人的异化和受奴役的超时间、超历史罪恶根源，使之成为脱离社会制度和阶级对立的极权主义者。他们片面地夸大了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某些潜在的消极倾向，而得出一个普遍的结论：在发达工业社会，科学技术取得了合法的统治地位，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科学技术变成了反动的东西，变成奴役的工具。因此，他们日益用对科学技术的批判来取代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关于科学技术的政治效应尤其是科学技术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的观点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观的。马克思主义把科学技术看作推动社会前进的决定性力量，认为科学技术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的力量的书”、“历史的有力杠杆”、“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科学技术既增强了人的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成为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保证，同样也为新社会创造必要的物质基础。因此，科学技术本身并不是一种消极的统治人的异己力量，而是一种伟大的革命和解放力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与具体的社会形态或社会经济制度联系起来考察。他们认为，社会关系的性质对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有决定性的影响。与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将科学技术本身看作统治的工具，从科学技术本身的潜在否定性或消极倾向推出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和异化现象不同，马克思主义把科学技术变成统治工具看作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认为科学技术异化现象与科学技术使用的资本主义方式分不开，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没有必然的联系。科学技术本身能够缩短工作时间，减少工人的劳动，增加社会财富，确定人对自然力的控制等等。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分离出来成为与劳动对立的、服务于资本的独立力量”。[19]因而科学技术的使用必然使劳动更加紧张，使无产阶级的生活更无保障，使人更受自然力量的支配和受社会力量的奴役等。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的各种矛盾、异化现象，马克思写道：“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的财富的源泉……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和自身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其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毋庸争辩的事实。”[20]马克思主义坚决反对把资本主义的种种异化现象和矛盾对抗归咎于科学技术。马克思主义充分肯定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作用。在马克思看来，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是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有力杠杆。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执行双重职能：“一方面，机器成了资本家用来实行专制和进行勒索的最有力的工具，另一方面，机器生产的发展为用真正社会的生产制度代替雇佣劳动制度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21]依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的性质和内容有所不同。在文艺复兴及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较早阶段，科学技术成为资本主义手中的一件有力武器，资产阶级在理论和实践上依靠这一武器来反对宗教神学权威和封建世俗权威；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科学技术和政治的冲突基本上处于隐蔽的状态。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传统的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模式发生了变化，科学技术与政治接近起来，并日益发生冲突。一是资本主义国家加强了对科学技术发展及应用的干预，纷纷建立起国家的科研管理或协调机构，这些科研管理组织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国家机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二是科技成果日益被应用于军事目的，军事需要成了科技进步的一个首要的推动力，各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扩张、掠夺和争夺世界霸权，纷纷把科学技术当作提高军事能力的主要基础，将科技成果用于制造和改进武器装备；三是科学技术不仅被当作掠夺自然的手段，用于增加生产力及剩余价值，而且也日益被用于控制社会，对人加以奴役，导致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全面异化。这种使科学技术从属于政治的倾向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产生巨大的消极作用的一个基本原因。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也是密切的，科学技术同样具有重要的政治职能。但是，这种关系具有新的特质。社会主义制度使人类有可能消除科学技术的非人应用，使之真正地为人民服务，充分发挥其解放潜能，使人类彻底摆脱自然的束缚，摆脱社会的奴役，使人得到全面发展、彻底的解放和自由。在这种社会中，科学技术进步的基本目的是为人民服务，因此，有可能确立起一种新型的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一方面，科学技术履行着重要的政治职能：它们构成国家或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一个重要基础，或者说是国家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的一个重要因素；科学技术通过直接或间接的途径，渗透到社会的政治管理之中，成为政治管理的必要成分，贯穿于政治过程的始终；科学技术不仅被用于提高生产力，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被用于文化建设，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为劳动者素质的全面提高，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更重要的是，科学技术构成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必要条件，若没有科学技术以及掌握科技知识的人民群众，社会主义民主是不可想像的。此外，作为科技知识的创造者和传播者，科技知识分子也日益参与社会的政治决策与政治管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政治作用。另一方面，政治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产生着重大影响，最突出的一点是国家根据特定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需要，制定并实施科技发展战略及一系列科技政策，确定科研主攻方向，改革科研管理体制、建立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机制，指导国家的科技发展及应用。当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科学技术与政治的新型关系以及科学技术正面政治效应的良好发挥并不是自发形成起来的，而是要通过人们长期积极的探索才能建立起来。在这种社会，科学技术仍然具有被应用于邪恶政治目的的可能性，这就需要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来不断加以限制，以至于最后消除。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科学技术的积极政治效应将得到越来越充分的发挥。
总之，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自科学一诞生就出现了。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这种关系的性质和内容，其阶级实质和目的是不相同的。从近代开始，不同的阶级出于不同的需要和理由（实践上的、意识形态上的等）而关心科学技术的发展。从本世纪开始，科学技术日益成为国家的重要力量，科学技术与政治的联系日益加强，科学技术对达到各种政治目的，对于实现各种政治意图越来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二战后，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展开，科学在社会经济及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更加巨大，因而，科学技术的“政治化”和政治的“科学技术化”成为当代的一个重要问题。在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中，有两个基本因素：一是科学技术与国家政治的关系；二是科学技术与国际政治的关系。在当代，一个国家的强弱，它在世界政治舞台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科技发展水平及如何有效地利用科技成果。因此，在世界各国，发展科学技术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经济、文化战略，而且也是一种政治、军事战略。由此观之，研究当代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较早注意并研究了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些有益的见解和值得认真讨论的问题，这有一定的启发作用。但是，他们的理论在总体上并不是可取的，他们并没有看到不同的社会制度（甚至同一制度的不同阶段）中，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具有不同的性质和内容，没有看到科学技术是一种伟大的革命、解放力量，将科学技术本身看作一种统治控制工具，夸大了科学技术的潜在消极政治效应，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并最终陷入反对科学技术的悲观主义之中。
【参考文献】
[1][2]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3页。
[3][4]马尔库塞：《马克斯·韦伯著作中的工业化与资本主义》，载《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马尔库塞文集》，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06、108页。
[5][6]参看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导言）第4、6——7页。
[7][8]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0、5页。
[9][10]H·Marcusc,CounterrevolutionandRevolt,Boston,1972,PP.4,14.
[11][12][13][14]J·Habermas,TowardaRationalSociety,Boston,1971,PP.81,82,84,84-85.
[15][16][17]W·莱易斯：《自然的控制》，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6页（序言），第130、138页。
[18]马吉：《与马尔库塞的一次谈话》，《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3年第11期，第13页。
[19]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33页。
信息技术的变迁给当今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在经济发展、公民生活以及民主政治等方面,互联网络正在逐渐改变以往的生活和社会参与模式。对公共行政而言,由韦伯所推崇的“官僚制”范式在传统社会管理模式向现代社会管理模式转型的过程中也面临着广泛的质疑,“技术的变迁,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官僚制组织形式、形状、性质和活动规则等不得不发生改变”。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共管理的治道变革在世界大多数国家兴起,新公共管理、管理主义、企业家政府等成为现时的流行话语。在这场变革的背后是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与政治的交叉研究,制度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等构成了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结构功能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方法论也正成为许多研究者的方向选择。而信息技术的发展也正对公共管理的技术、公共舆论的引导、公共活动的参与以及公共部门的形象等方面构成挑战。在治理不再局限于政府唯一主体的背景下,扩大公共治理的主体以及形式就成为现代公共管理的任务之一。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2004年出版的《分散化的公共治理》一书就表明了公共治理的机构、权力主体等方面的一些国家在公共治理的实践。扩大或分散化的公共治理之所以受到普遍关注,原因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方面,市场和政府在社会资源配置方面的能力缺陷促使了公共治理的普遍实施,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仅仅依靠市场或者政府的行政命令、手段难以实现社会资源配置利用的最优化,通过形式多样的公共治理可以弥补政府和市场在控制和协调公共资源方面的某些不足;另一方面,公民对公共政策回应性与参与性需求的提高,也要求政府管理从等级控制转向网络背景下的参与协作的方式。
二、公共领域与网络技术的应用
按照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的理解,公共领域指的是公共意见的形成场所,传媒(如报纸和期刊、广播和电视等)是作为公共领域的媒介而存在。其理论主张的是,现代市民社会应该把经济领域从市民社会中分离出去,认为市民社会主要应该由社会和文化领域构成,同时强调它有社会整合功能和文化传播与再生产功能。而互联网的传播特征也充分体现了这一主张,强调了社会文化的公共领域性,同时强调社会整合功能和文化传播与再生产功能。
(一)网络技术在公共管理领域的应用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重视公共治理模式的变革,已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全球性趋势。传统公共行政的权力运行方向是自上而下的,它运用政府的政治权威,通过发号施令,制订和实施政策,对公共事务实行单一向度的管理。与此不同,新公共管理视角下的公共治理则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它强调顾客导向和结果导向,主张以多元的、民主的、协作的行政模式管理公共事务。公共治理的实质是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合法性认同基础上的合作。而互联网技术在公共管理领域的延伸则为治理从思维层次上的概念向实践上的操作提供了可能。体现在:
1网络技术在社会生活领域的逐步推广使得越来越多的公民参与公共事务
2007年7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第20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07年6月30日,我国网民总数达到1.62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12.3%。该报告还分析指出我国互联网的信息和沟通功能已被普遍使用。而早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郭良副研究员主持的《2003年中国12个城市互联网使用状况及影响调查报告》的调查也表明:71.8%的网民和69.1%的非网民非常赞成或比较赞成“通过互联网,可以有更多的机会表达观点”;60.8%的网民和61.5%的非网民都非常赞成或比较赞成“通过互联网,可能有机会评论政府的工作”;72.3%的网民和73.3%的非网民都非常赞成或比较赞成“通过互联网,政府官员可能更多地了解群众的看法”。上述数据表明,超过半数的公民均具有比较强烈的公共参与愿望。正如哈贝马斯所提出的“受大众媒体控制的公共领域是否能够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为市民社会的载体提供机会,使他们能够与作为政治和经济入侵者的传媒力量对抗,使他们能够改变、创意性地拓宽和批判性地筛选受外界影响的价值、观点和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讲,基于网络技术的互联网搭建了一个平台,这个平台是一种协调机制,重视和利用好这个机制,对集中民智民力,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2政府部门以及非政府部门在网络领域的技术应用亦不断成熟
网络信息技术在政府部门以及非政府组织的应用不断扩大,网络信息技术除了被广泛应用于商业领域外,在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等社会实体的治理中的应用也逐步扩大。电子政务的快速发展就是政府部门对网络技术的回应而产生的,基于网络技术的电子政务有效改变科层制的行政流程,缩减政府的层次和规模,提高政府部门的透明度,改变科层制的工作方式、办事方法以及决策程序、服务形态。如美国总统选举通过电视或网络展开竞选,有政治专家认为,通过基于网络技术的互联网进行大选投票,美国大选的投票率将由现在的50%-55%上升到65%~75%。正如信息学专家曼纽尔·卡斯特所言:我们正在目睹一个完全由市场、网络、个人和战略组织所构成的世界的来临。
3公共政策在更多的网络空间获得了合法性的讨论
公共治理者认为,单纯依靠政府部门去行使公共领域中所有公共事务管理的模式是行不通的。“今天。国家、非政府以及地方政府都在与成千上万的公民、其他的公共机构、私人以及非营利组织一道从事治理。”因此,公共政策的产生是由多元行为主体(个人、商业组织、政党组织、利益集团)通过对话、协商、妥协共同参与合作最终达成平衡和整合而成的,在网络空间里传统的统治控制让位于互动和合作。作为公共领域的网络空间已经使得公民有可能获得越来越多的机会接触政策过程,公民找到了参与民主政治的合法性身份。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的发展可以促进社会整合和群体认同,寻求社会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其次,为国家和政治子系统奠定合法性基础,参与公共领域的过程就是认可政治秩序的过程。”
[关键词]网络信息技术；公共治理；公民社会
一、问题的提出
信息技术的变迁给当今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在经济发展、公民生活以及民主政治等方面，互联网络正在逐渐改变以往的生活和社会参与模式。对公共行政而言，由韦伯所推崇的“官僚制”范式在传统社会管理模式向现代社会管理模式转型的过程中也面临着广泛的质疑，“技术的变迁，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官僚制组织形式、形状、性质和活动规则等不得不发生改变”。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共管理的治道变革在世界大多数国家兴起，新公共管理、管理主义、企业家政府等成为现时的流行话语。在这场变革的背后是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与政治的交叉研究，制度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等构成了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结构功能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方法论也正成为许多研究者的方向选择。而信息技术的发展也正对公共管理的技术、公共舆论的引导、公共活动的参与以及公共部门的形象等方面构成挑战。在治理不再局限于政府唯一主体的背景下，扩大公共治理的主体以及形式就成为现代公共管理的任务之一。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2004年出版的《分散化的公共治理》一书就表明了公共治理的机构、权力主体等方面的一些国家在公共治理的实践。扩大或分散化的公共治理之所以受到普遍关注，原因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方面，市场和政府在社会资源配置方面的能力缺陷促使了公共治理的普遍实施，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仅仅依靠市场或者政府的行政命令、手段难以实现社会资源配置利用的最优化，通过形式多样的公共治理可以弥补政府和市场在控制和协调公共资源方面的某些不足；另一方面，公民对公共政策回应性与参与性需求的提高，也要求政府管理从等级控制转向网络背景下的参与协作的方式。
二、公共领域与网络技术的应用
按照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的理解，公共领域指的是公共意见的形成场所，传媒(如报纸和期刊、广播和电视等)是作为公共领域的媒介而存在。其理论主张的是，现代市民社会应该把经济领域从市民社会中分离出去，认为市民社会主要应该由社会和文化领域构成，同时强调它有社会整合功能和文化传播与再生产功能。而互联网的传播特征也充分体现了这一主张，强调了社会文化的公共领域性，同时强调社会整合功能和文化传播与再生产功能。
(一)网络技术在公共管理领域的应用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重视公共治理模式的变革，已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全球性趋势。传统公共行政的权力运行方向是自上而下的，它运用政府的政治权威，通过发号施令，制订和实施政策，对公共事务实行单一向度的管理。与此不同，新公共管理视角下的公共治理则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它强调顾客导向和结果导向，主张以多元的、民主的、协作的行政模式管理公共事务。公共治理的实质是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合法性认同基础上的合作。而互联网技术在公共管理领域的延伸则为治理从思维层次上的概念向实践上的操作提供了可能。体现在：1网络技术在社会生活领域的逐步推广使得越来越多的公民参与公共事务
2007年7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第20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07年6月30日，我国网民总数达到1.62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12.3％。该报告还分析指出我国互联网的信息和沟通功能已被普遍使用。而早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郭良副研究员主持的《2003年中国12个城市互联网使用状况及影响调查报告》的调查也表明：71.8％的网民和69.1％的非网民非常赞成或比较赞成“通过互联网，可以有更多的机会表达观点”；60.8％的网民和61.5％的非网民都非常赞成或比较赞成“通过互联网，可能有机会评论政府的工作”；72.3％的网民和73.3％的非网民都非常赞成或比较赞成“通过互联网，政府官员可能更多地了解群众的看法”。上述数据表明，超过半数的公民均具有比较强烈的公共参与愿望。正如哈贝马斯所提出的“受大众媒体控制的公共领域是否能够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为市民社会的载体提供机会，使他们能够与作为政治和经济入侵者的传媒力量对抗，使他们能够改变、创意性地拓宽和批判性地筛选受外界影响的价值、观点和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讲，基于网络技术的互联网搭建了一个平台，这个平台是一种协调机制，重视和利用好这个机制，对集中民智民力，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2政府部门以及非政府部门在网络领域的技术应用亦不断成熟
网络信息技术在政府部门以及非政府组织的应用不断扩大，网络信息技术除了被广泛应用于商业领域外，在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等社会实体的治理中的应用也逐步扩大。电子政务的快速发展就是政府部门对网络技术的回应而产生的，基于网络技术的电子政务有效改变科层制的行政流程，缩减政府的层次和规模，提高政府部门的透明度，改变科层制的工作方式、办事方法以及决策程序、服务形态。如美国总统选举通过电视或网络展开竞选，有政治专家认为，通过基于网络技术的互联网进行大选投票，美国大选的投票率将由现在的50％－55％上升到65％～75％。正如信息学专家曼纽尔·卡斯特所言：我们正在目睹一个完全由市场、网络、个人和战略组织所构成的世界的来临。
关键词：第四系承压水；注浆技术；涌水治理；水泥－水玻璃双液浆；出水点
中图分类号：TD74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374（2009）16-0135-02
东荣一矿在建井期间，涌水量一直很大，严重影响了施工进度，目前矿井涌水量已达到530m3/h，超过矿井设计的正常涌水量470m3/h，给矿井安全带来严重威胁。
一、东荣一矿地质条件简介
东荣一矿位于黑龙江省集贤煤田东荣勘探一区南部。根据黑龙江省集贤煤田东荣勘探一区精查地质报告提供的资料，该区区域煤系裂隙充水矿床分为简单、中等、复杂三种类型，东荣一矿矿井水文地质条件整体为简单至中等，而该矿-190水平井底车场所处天窗部位为本区唯一的复杂区。
二、涌水原因分析
（一）出水点
矿井井底车场及石门施工过程中，发生了多次涌水，除涌水量极小的分散出水点外，目前集中出水点达65个。其中单点出水量在50m3/h以上的主要出水点主要有7个，如图1所示。其中①、②、③、⑦出水量较大。
（二）出水水源
由于自然形成的天窗使第四系含水层缺失了隔水层，使第四系含水层与煤层上覆岩层中存在的裂隙贯通形成涌水通道。天窗区域内第四系含水层的地下水流向为由西南向东北径流，地下水位平均水力坡度约3/1000，径流缓慢，排泄不良，向东北排泄至松花江。矿井煤系裂隙含水层水的径流方向为由东北向西南径流，由浅部向深部径流，径流强度逐渐减弱。第四系含水层是本区主要间接充水含水层，含水层厚度大，水量丰富，渗透性强，通常情况被第三系隔水层阻隔，在天窗部位直接补给煤系裂隙含水带。
（三）导水通道
从井下实际观测的出水裂隙来看，主要是由煤层上覆顶板节理发育而造成的，节理的发育程度主要受构造控制，在断层、褶皱等地质构造应力集中部位裂隙发育、岩层破碎，出水明显，这些裂隙通过X剪节理相互贯通，形成一个巨大的含水管网，且与顶部的风化裂隙相连，在天窗部位直接接受上覆含水层的补给，最终形成了矿井涌水倒水通道。如图1所示：
三、矿井涌水治理方案
（一）总体治水思想
对天窗位置的矿井涌水治理，对井下出水点的治理只是从表面上的治标过程，将涌水导水通道彻底断绝才是治理的根本。因此，从根本出发，通过人工制造隔水层，将天窗封闭，需要通过地面布置深井钻孔，然后进行注入黄泥等隔水材料进行治理，此项工程时间久，工作量大。但目前为能使矿井尽快投产，对井下主要出水点进行治理，是当务之急。
（二）治水方案
矿井水治理向来以输、排、堵、截为主，但输、排不易实现，在进行堵、截时还要针对各出水点并结合其具体出水情况进行治理。注浆为涌水治理最常用且有效的方法，注浆堵水技术的关键在于对出水点补水通道的判断和注浆材料的选择。结合东荣一矿主要出水点出水原因，提出注浆技术对东荣一矿主要出水点进行涌水治理。
四、注浆技术应用
7个主要出水点中，其中①点涌水量为106m3/h，②点涌水量为96m3/h，④点涌水量为78m3/h，因④点出水影响水仓清仓，故需首先治理。为了在短时间内使涌水量降至矿井排水能力以内，首先对①、②、④三个出水点同时进行治理。
（一）注浆技术
注浆技术首先是在将出水点来水预先导走，在出水点水量降低后进行注浆，在注入浆液凝固后再将导水通道（钻孔）堵死，这样减小了注浆时涌水量和水压，使涌水治理容易实施。如图2所示：
（二）注浆材料选择
注浆材料中一般注浆材料多为水泥浆液，对于堵水用量大，故而不选择成功较高的化学材料。水泥－水玻璃双液浆因其具有凝固速度快、结实率高、凝固强度大、成本低等特点一直是注浆材料中的首选。
水泥选用425号粉煤灰水泥，水玻璃浓度为38°Be'。在进行注浆前，对水泥浆水灰比、水泥―水玻璃比进行了试验。经试验最终确定水灰比为0.5∶1，水泥―水玻璃比为1∶0.35，此种比例初凝时间为30s。这样能保证浆液在遇到高压水时不至于被水迅速冲走，在围岩裂隙中能迅速凝固，与岩体共同形成帷幕。
（三）注浆施工工艺
1．首先对三个出水点的补水通道进行判断，可以通过观测水流方向，或在出水点附近打钻孔勘察，确定后补打导水钻孔进行导水，直至出水点水量明显下降。
2．在出水点巷道10m范围内打注浆孔，钻孔方向为沿水流方向，并及时布孔口管。注浆孔沿巷道断面顺水方向布置，孔深3m，分别布置顶孔和帮角孔。先从帮孔开始注，逐渐向上，最后注顶孔。
3．注浆过程中，发现邻近孔出现跑浆时应立即采取封孔措施。
4．当出水点10m范围注浆孔都注浆后，再对导水钻孔进行注浆封孔。
（四）治水效果
在东荣一矿进行注浆技术实施，对东荣一矿出水点中的①、②、④三个出水点进行了集中涌水治理。其中①点涌水量由原来的106m3/h降至为12m3/h以下，②点涌水量由原来的96m3/h降至为10m3/h，④点涌水量由原来的78 m3/h降至为13m3/h，累积降低矿井涌水量近240m3/h。以上水量数据均采用激光水流测速仪测得。
五、结论
结合东荣一矿矿井涌水特点提出的注浆治理技术，在对东荣一矿主要出水点治理后，得出：
1．通过对东荣一矿涌水原因的分析，确定了东荣一矿涌水的直接水源应为各层砂岩的静储量，间接水源为第四系砂砾石孔隙水。
2．在借鉴了以往矿井涌水治理的基础上，结合东荣一矿涌水特点，分析确定东荣一矿涌水注浆治理技术。
3．注浆技术在东荣一矿的实施，实践验证了该技术的可行性与合理性，同时降低了矿井总涌水量近240m3/h。该技术方案可作为东荣一矿当前涌水治理主要技术手段，为该矿巷道的掘进提供了速度保证。
参考文献
[1]王尚令，孙本魁，洪荒．恒源公司矿井4煤层顶板砂岩裂隙水突水分析及治理[J]．矿业快报，2005，（11）．
[2]吴振岭．断层突水治理的注浆工艺[J]．矿业安全与环保，2005，（32）．
[3]陈会林，卫保进，谢小军．井巷高压突水治理工艺[J]．探矿工程，2007，（4）．
[4]马素侠，王福顺，桑向阳．帷幕浅截注浆技术在煤矿防治水中的应用[J]．中国矿业，2008，（4）．
[5]车鸿焕．梁宝寺．煤矿顶板砂岩裂隙水防治技术[J].华北科技学院学报，2007，4（2）．
由布鲁金斯学会联合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城市创新中心（CUI）和决策剧场网络（DTN）联合撰写的报告《2035年的地方政府：新技术的战略趋势与启示》认为，大部分政府忙于改善基础设施，为社会创造就业，却忽视了正在兴起的新技术即将带来的治理挑战，无人驾驶汽车、无人机、人工智能、P2P平台等新技术，都可能冲击地方政府治理。地方政府未来或不得不从私营部门购买数据用于治理，而且还将面对因借助新技术而更严重的恐怖主义、收入不平等、移民问题等挑战。 新技术正在兴起
CUI和DTN主要研究如何将复杂的公共政策问题视觉化，设计新解决思路，以及开发灵活的治理体系来应对新技术的挑战。《2035年的地方政府》报告由两个机构近年来若干研究新技术对社会变化、治理、公众参与、公共空间的挑战等项目总结而成。报告挑选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新技术和案例，作者相信它们可在地方政府职能如何设计和运行方面引起根本变化，或促使地方政府进行颠覆性创新。
报告重点提到了无人机、无人驾驶汽车、人工智能、P2P平台四种新技术，认为它们在未来可能给地方政府带来治理挑战，而且每一种技术带来的挑战都不相同。
无人机的蓬勃发展给地方政府带来的主要是监管问题。报告认为，现在大部分地方政府没有在监管无人机方面下力气。政府既看到了无人机可带来新商业模式、侦查犯罪活动、测绘地形等有利一面，也看到无人机在危害航空安全、窥探隐私等方面的破坏力，可如何在合法使用无人机和不合理使用无人机中间进行微妙平衡，是地方政府现在最关心的问题。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无人驾驶汽车可增加驾驶活动安全性，但也会让其面临财政收入下降的问题。当前，汽车在95%的时间都是闲置的，随着优步等共享经济的引导，人们未来或许将可接受共享无人驾驶汽车，而不是必须单独拥有。如此一来，保险费、停车费、超速罚款、拖车等费用都会下降甚至消失。无人驾驶汽车一旦成为主流，地方政府从汽车行业获得财政收入的能力将大大降低。
报告对人工智能的关注点主要在可能带来的失业问题上。工厂自动生产，物流系统自动运转，粮食生产无需工人，这乍听起来像是美好的乌托邦社会，但仔细审视就会发现，果真如此，必将带来严重的失业问题，动摇社会经济体系，财富也将进一步集中到高收入阶层。 无人驾驶汽车、无人机、人工智能、P2P平台等新技术，都可能冲击地方政府治理。
P2P平台是现在令地方政府非常头疼的新技术。它主要指点对点服务，如最初的P2P下载，以及如今兴起的优步拼车服务、P2P金融服务等共享经济模式。2014年，全球分享经济产生的收益已达千亿美元级。这可能会给地方政府带来两大挑战：一是现在兴起的P2P电子货币市场（如比特币）或将日趋成熟，且很可能在监管真空中运行;二是由于共享经济规模增长空前，地方政府可能在监管方面跟不上。
脸谱网是全球最大的内容提供商，可它自身不生产内容;优步是全球最大的乘车服务商，但它没有一辆车;阿里巴巴是全球最大的零售商，可它没有任何库存。未来的机构是连接资源、人力、活动的平台，所有权对组织的重要性降低。地方政府需要意识到这一共享经济的新现实，并想办法适应它。 政府治理面临哪些挑战？
《2035年的地方政府》报告不仅指出可能挑战政府治理的四大新技术，还预测了地方政府可能在哪些领域面临治理挑战。
在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地方政府面临的第一大治理挑战是数据私有化。德勤《政府2020》报告预测，到2020年，个人生产的数据平均值将达5200GB。传统上，政府部门拥有大多数公民数据。然而，随着社交媒体、P2P平台和电子货币的兴起，越来越多的数据将掌握在公司手中。比如脸谱网，它每天可从用户处收集500TB数据。数据私有化将地方政府置于监管的尴尬位置，因为如果你手里没有数据，就很难进行社会管理。
《2035年的地方政府》报告说，现在大部分地方政府的注意力还停留在数据开放和透明上，没有意识到失去数据拥有权将很快成为其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因为大部分数据由私营公司产生，使本该属于政府的数据，因政府大量的技术外包而流向第三方，而进行社会治理需要数据。未来地方政府或许将不得不向私营部门购买数据。
可是，政府购买数据会带来三个问题。其一，如果数据可以变现，那就意味着财力越雄厚的政客，能得到公民更多的信息，这增加了他们通向公权力的几率，而这是不公平的，他们公权力的获得是依靠金钱，而非藉由民主途径。其二，如果政府需要购买数据，那么财政上就需要一笔额外支出。其三，如果政府对社会的治理基于从私营部门购买来的公民数据，就会产生治理有失偏颇的问题。这就像脸谱网最近与《纽约时报》、NBC等新闻机构的合作一样，新闻由脸谱网分发给用户。这事听起来有点酷，实际上却有些残酷。如果用户得到的新闻信息都由脸谱网来分发，那么脸谱网就可以决定哪些公众可以得到什么样的新闻，新闻机构的社会公器角色何在？同样，如果地方政府依靠第三方提供的数据进行社会治理，那么第三方机构就拥有对社会治理极大的影响力。
关键词：套损原因 套损特征 预防 治理技术
一、套损特征及原因分析
1.套损特征
1.1套变井与射孔井段相对位置
从上表看出，油井套漏主要发生在水泥返高以上和泵口以下。
2.套损原因
2.1出砂影响
出砂形成空洞后的套管工作应力是地层骨架较完好时的1.5-2.0倍。
当井筒内压较高或较低时，出砂后套管不能满足工作应力要求。
2.2泥岩吸水蠕变
当注入水压力较高时，注入水可沿砂泥岩的界面侵入泥岩，造成泥岩吸水膨胀。泥岩吸水膨胀后，几乎将全部上覆岩压都转移至套管，使套管所受挤压应力增大，发生长井段弯曲，如上图所示。
二、套损井预防做法
1.完井过程套损预防做法
对出砂油藏，通过：（1）完井套管射孔井段上、下100m套管壁厚由7.72mm增加到9.17mm，套管钢级由J55或N80钢级增加到P110级。（2）采取先期防砂，增加地层胶结强度，降低套管有效工作应力。（3）射孔工艺采用有枪身射孔弹，60度相位角孔密小于16孔/m ，三种措施预防出砂。
2.生产过程套损预防做法
对油井，采取：（1）高矿化度油井采用自动加药箱环空加药、缓蚀剂吞吐、牺牲阳极等多种防腐方式，减缓腐蚀。（2）使用油管扶正器 、减少油套管磨损，两种措施预防套损。
对水井，采取：（1）推广水质改性技术、减缓腐蚀。（2）提升地层压力、降低套管工作应力。（3）出台相关规定、强化制度执行落实，三种措施预防套损。
3. 作业过程套损预防做法
（1）压裂、酸化、挤注等高压施工采用封隔器保护套管。（2）进入斜井段工具、油管倒角处理，使用扶正器使下井工具或油管在井筒居中。（3）各项磨、铣、钻施工在定点停留时间不能超过20min。（4）起下管柱速度平稳。 （5）严格控制充填防砂施工压力。（6）油井套管各种试压等级控制在不高于生产压差5MPa以内。
三、套损井治理技术研究与应用
在套损井治理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六类技术：封隔器隔采技术、挤灰封堵技术、套管内侧钻技术、套管补贴技术、取套换套技术、小套管二次固井技术，其中前三项技术应用最广泛。
1. 隔采工艺技术
采用不同规格的封隔器对套损段进行封堵，维持正常生产。该技术适应井况：长井段腐蚀、套破，封堵段以上套管无变形；破点不吐砂和灰浆。缺点：不能洗井、加药，管柱易受偏磨周期的影响，封隔器在井下时间过长有卡管柱的风险。
2. 挤灰封漏工艺技术
将封堵堵剂挤注到套破段凝固后封堵破点，具有较好的承压能力和较大的通径。适应井况：适合套破段较短，挤灰段及以上套管无变形，且挤灰段井斜不宜超过45度。
缺点：施工压力高、风险高，有可能造成“插旗杆”、二次套损、灰面无法处理等事故。
3. 套管内侧钻工艺
利用上部完好套管，下部开窗侧钻，下入小套管并管外固井治理套损。适应井况：适合套损段以上套管良好，潜力较大的井。 缺点：套管内径缩小，影响后期油层改造、分采、修井等措施；侧钻段及以上异常，后期处理难度大；成本高。
4. 套管补贴技术
通过大通径悬挂密封装置将补贴管悬挂在套损段，从而对套损段封堵。适应井况：适合长井段腐蚀、套破，封堵段以上套管良好，破点不吐砂、灰浆；套管处理以后的内通径不小于118mm 。缺点：套管内径缩小；补贴管损坏后处理难度大；成本高。
5. 取套换套工艺
是针对浅层套管破损的最有效治理办法，600m以内都可以通过这种办法解决。特点：可以在不减少套管的内径和套管的密封承压能力的情况下根治套损。缺点：选井条件严格，实施难度大，设备要求高，成本投入高。
6.小套管二次固井工艺技术
是将低一内径级别的套管下入原破损段进行固井完井的工艺。适应井况：油水井大段或全井套管腐蚀、弯曲变形损坏的情况。缺点：内径缩减，增大后期的分采、分注、油层改造等措施难度。
通过在实践中总结出：小套管固井工艺整体适应井筒条件最强，其次是侧钻技术、取套换套、套管补贴，较差的是封隔器隔采、挤灰封堵。
四、取得的认识
认识一：为降低套损对开发的影响，必须坚持“防治结合，预防为主”的思路，预防需从完井、生产、作业全过程覆盖。
认识二：针对不同套损特征及类型，综合油藏潜力、井筒复杂程度和治理费用等方面，分类治理，实现效益最大化。
认识三：小套管二次固井技术治理疑难套损井，有效解决了重复修井投入大、效益差的矛盾，并利于后期实施注采调整，提高采收率。
参考文献
[1] 杨斌. 套损井修复配套技术研究 200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