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低碳经济需要金融创新。金融创新可以提高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运作效率，增加了金融机构的基本功能，降低金融交易的成本，吸引更多投资者，增强金融机构的盈利能力。金融创新可以提高金融资源的开发利用率和再配置率。金融创新使金融业产值的增长更迅速，从而增加经济总量，促进经济发展。
二、低碳背景下金融创新发展现状和问题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目前正处于低碳背景下金融创新发展的起步阶段，市场还不成熟，规模也很有限。在这个低碳时代，政府有关部门和金融机构并没有树立低碳经济理念，严重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很多企业和金融机构对碳金融及碳金融运行模式认识不足，对碳金融的交易规则和操作模式不清楚，对发展碳金融的重要性认识不全面。我国法律也缺少对碳金融的政策保障。最终导致碳金融的商业价值流失。我国碳金融业务风险众多，比如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政策风险、气候和技术风险等。各种风险在低碳经济发展中是不可避免的。发展越快，风险越多。
三、低碳背景下金融创新策略
(一)制定低碳经济金融创新相关政策
完善低碳经济金融相关法律，使低碳经济金融规范发展。政府在低碳经济金融创新中起到主导作用。政府各级部门应当为低碳金融的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制定低碳经济发展相关政策，健全低碳经济金融体系。政府各部门还应当制定优惠政策，支持低碳经济发展。政府应当加大对低碳金融排污的监管力度。政府有关部门应当针对减排制定一个可计算、可报告、可考核的减排目标。减排目标不能盲目制定，应当符合实际情况;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环境的检测，完善检测系统。低碳经济金融相关法律政策要与政府监管相结合。
(二)加大低碳经济金融创新宣传力度
采取舆论宣传或网络宣传等方式，推动金融创新发展。通过制作低碳经济金融创新宣传册和建立金融创新网站，使人们都能认识到这是个低碳经济时代，了解什么是低碳经济，为什么要发展低碳经济，怎样发展低碳经济。
(三)培养低碳金融创新型人才
目前，我国低碳金融创新型人才极为匮乏。传统的金融人才普遍出现知识单一化现象。加强对低碳金融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可以提高低碳经济的发展。低碳金融创新型人才不仅要具备专业金融知识，还应当具备项目管理、环保、金融等知识。在现行高等金融教育中，进行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两方面改革。金融机构应当定期组织培训，不断提高员工的综合能力，以培养复合型的高素质人才为目标。
四、结语
(一)选择完全以强制性制度变迁路径为主的时期
(1995年－2005年)1995年到2005年间，在全球低碳转型的大背景下，我国政府推行了若干制度，自上而下地开启了我国碳金融市场制度变迁之路。1995年，由人民银行的《关于运用信贷政策促进环境保护工作的通知》及《关于贯彻信贷政策与加强环境保护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起到了最初的引导作用，引导信贷资源流向低碳环保领域。2005年12月，国务院颁布的《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又进一步制定了企业的环保标准和要求，明确规定了对于不符合规定的企业不予贷款。在这一阶段，我国政府一方面受到国际上低碳经济革命和发展低碳金融大趋势的影响，另一方面出于解决国内各种环境问题的需要，发起了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但由于经验不足、国内金融体系不完善、低碳意识不强等原因，导致这一强制性制度变迁过程较为缓慢，碳金融市场制度尚未完全建立起来。
(二)选择以强制性制度变迁路径为主
诱致性制度变迁路径为辅的时期(2006年至今)2005年以后，我国政府继续加大力度推出了一系列绿色信贷宏观政策以及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等政策。2008年，国内三家碳排放权交易所———北京环境交易所、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和天津排放权交易所相继成立。在第二阶段，强制性制度变迁仍然是主导，但与第一阶段有所不同的是，各金融机构也开始加入到该轮“绿色革命”的浪潮之中，并陆续推出了“绿色信贷”、“低碳基金”等业务。有履约义务的企业开始寻求降低成本的路径，比如通过碳交易、碳抵消、CDM项目等方式来降低履约成本。2014年7月，北京首个碳排放交易抵消项目———顺义区碳汇造林一期项目在北京环交所正式挂牌，这意味着重点排放单位有了更多碳交易履约的方式。因此，在这一发展阶段，我国碳金融市场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是以强制性变迁为主，诱致性变迁为辅的。
二、我国碳金融市场制度变迁路径选择的特点及其导致的不足
(一)以强制性变迁方式为主
我国碳金融市场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在两个阶段都表现出以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导的特征。首先，这会导致碳金融市场对政策有很强的依赖性，政策变化很容易引起市场波动，尤其是碳价的波动。而且，各政策之间若缺乏协调，反而会导致减排成本相对提高。其次，其他各方，包括履约企业、金融机构、环保机构和个人等民间团体处于被动地位，被动地接受既定的政策，他们的需求在制度上没有完全体现出来。最后，政策具有移植性。我国在建立国内碳排放交易试点时借鉴了EUETS的运行机制，但由于当时金融基础设施不够完善，金融生态也跟西方存在很大差异，因此难免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我国碳金融市场制度的路径选择以强制性变迁为主的原因在于:在开始阶段，政府较民间团体更早认识到制度变迁的收益大于成本。面临着减排承诺以及气候变化的压力，政府不得不强制进行二氧化碳控制。制定低碳政策、建立碳金融市场能够使减排成本最小化。政府的最大收益在于通过制度变迁使宏观资源配置的效率得到增进。此外，也能够提升我国的国际形象。
(二)民间团体缺乏制度变迁积极性强制性变迁路径
在碳金融市场建立初期是比较高效的，但过于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会导致民间团体的主体地位缺失。政府从自身利益角度出发，把碳金融市场作为其履行国家职能及减排承诺的工具和手段，很容易导致碳金融市场运行机制的僵化，缺乏应有的活力。履约企业则更多是出于规避行政处罚，被动地参与到碳排放权交易。金融中介机构普遍存在对碳金融工具的价值、碳金融产品项目开发、操作模式和交易规则等不熟悉的问题，市场上无论是产品数量、功能还是多样性方面都难以满足市场的需求。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民间团体制度变迁收益无法弥补成本，导致诱致性变迁缺乏发动力。对于民间团体而言，其获取的收益是指在新的制度安排下获得的碳排放权，或通过碳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实现利润。但在获得这些收益的同时，企业也面临着生产成本(包括购买排放权的成本)的增加。金融机构方面，用于开发碳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前期投入成本也比较大。因此，民间团体缺乏制度变迁动力。
(三)缺乏环境文化
环境文化(EnvironmentalCulture)是人们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对自然的认识、对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认知状况和水平的群体性反映样态。在一个环境文化水平较高的社会里，人们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有着科学的理解，他们认为不应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发展经济，这种意识会渐渐融入到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去，表现为在衡量生产生活优劣的标准中，有环境标准这一项。如果人们更愿意购买环保产品，投资环保型企业，则会提升环境资产在企业评价体系中的重要程度，那些低碳环保型企业在碳金融市场上更具有价值。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是以环境污染为代价的，“边污染、边治理”的方法已经难以为继。另一方面，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已经影响到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然而，环保在更多时候只是喊喊口号，流于形式，大部分人仍未意识到环保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如果仅在制度层面规定了碳排放权的价值，而这一价值却未被大部分人接受，那么这一制度将失去有力的支撑。
三、我国碳金融市场制度变迁路径选择的政策建议
自1995年提出“低碳政策”以来，我国碳金融市场就逐步走向完善。一个好的制度能让我国碳金融市场早日完善，并起到降低减排成本及促进金融市场多元化的双重作用。反之，将导致已经建立起来的碳金融体系陷入无序与停滞状态。因此，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碳金融市场当下发展的路径已经成为一项重要课题。
(一)注重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的适时转换
在我国碳金融制度变迁路径选择的过程中，政府长期以来占据主导地位，民间团体则处于被动地位，进入了以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诱致制度性变迁为辅的路径依赖。然而，任何一项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是强制性变迁与诱致性变迁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就要求我们要适时促进这两者之间的转换。2005年之后，由于之前政府对政策制定存在预期偏差，导致对国内碳金融市场产生“后发性”成本预期不足，致使新的制度安排偏离预期方向。在碳交易试点建立起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碳价不稳定，交易量也寥寥可数。原因在于政策没有充分考虑到诱致性变迁主体的需求，使得诱致性变迁进度缓慢，二者之间没有实现很好的衔接。另一方面，当履约企业、商业银行等诱致性变迁主体发起诱致性制度变迁时，由于部分法律法规不完善、碳产品不明晰、监管落实不到位等原因，使得诱致性变迁成本加大，进而延缓了诱致性变迁的进度。因此，政府要保证规则透明、信息公开，使市场参与各方对市场运行有清晰认识;还应在政策颁布之后给予市场参与者一段时间让其消化政策带来的变化。在新时期，我国应注重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的适时转换，通过发挥二者的优势，达到良性互补之效。
(二)培育诱致性变迁主体金融中介机构以及履约
企业等诱致性变迁主体的需求才是碳金融市场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政府要逐渐退出市场主导地位，让位于机构和企业。具体措施是:政府各级相关部门要加大对金融机构的激励力度，通过税收政策优惠、财政担保、风险补偿、专业人员培训等措施鼓励金融机构参与碳金融领域的投资，引导资金流向节能减排项目和环保型企业。鼓励国内金融中介机构同国外机构进行合作，研究制定出符合中国国情的碳金融中介服务体系。加大监管力度，对碳金融市场的风险进行分析，建立起专门的监管体系，从而保障诱致性变迁主体发起制度变迁的顺利进行。
(三)构建低碳理念
关键词:低碳金融;低碳经济;赤道原则
一、低碳金融的界定及相关研究进展
所谓低碳金融,是指服务于低碳经济发展的金融活动,包括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所涉及到的技术和项目等提供直接投融资、碳排放权及其衍生品的交易,以及其他相关的金融中介活动。它的兴起与发展低碳经济直接相关,起源于两个重要的国际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2)和《京都议定书》(1997)。那些与发展低碳经济相关的金融政策、金融创新及其市场活动等都可称为低碳金融。对低碳金融的研究和理解是逐步发展的,与低碳金融相接近的研究是关于环境金融或者说绿色金融的研究。
环境金融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已出现,主要以如何提高环境质量和应对环境挑战等为研究重点,它标志着现代工业社会解决过去所产生的环境问题的方式和方向发生了根本转变。但其概念一直至1997年才得以提出。在此之前,世界各国政府、国际组织、金融机构以及非政府组织在环境保护领域进行了多种尝试,取得不少经验。同时一般都认为环境及其产业所提供的产品都属于公共物品,总体上需要财政融资[1]。由于环境金融相关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对其定义还有很多不同观点,比如,SoniaLabatt和WhiteRodney(2002)在其著作《环境金融:环境风险评估和金融产品指南》中指出:环境金融是提高环境质量、转移环境风险的融资行为或过程[2]。EricCowan(1999)对环境金融的定义为:环境金融是环境经济和金融学的交叉学科,探讨如何融通发展环境经济所需资金。作为环境经济的一部分,环境金融能够从发展环境经济中受益。这些研究尽管观点不是完全一致,但原因是相同的,都源于近年来环境的恶化。环境的恶化迫使整个社会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金融业也不例外。在这种情况下,国外逐步把环境问题引入到金融研究之中[3]。JoseSalazar(1998)对环境金融的功能进行了研究,认为应当寻求保护环境的金融创新[4]。如今,在一些发达国家,环境金融已经成为学术研究和发展循环经济实践的新领域,更为低碳金融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国际低碳金融的发展现状
低碳金融的理论基础和传统金融是一致的,只不过低碳金融更强调金融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更加关注金融与环境的关系,更加注重通过金融手段来改善环境。目前,低碳金融的国际发展现状主要表现为建立赤道原则、重视绿色金融产品创新,以及清洁能源机制的蓬勃发展。
(一)制定助推低碳经济的国际准则:赤道原则。
赤道原则(theEquatorPrinciples,简称EPs)是由世界主要金融机构根据国际金融公司和世界银行的政策和指南建立的,旨在判断、评估和管理项目融资中的环境与社会风险的一个金融行业基准准则。赤道原则正式形成于2003年,但它的起源应该回溯至2002年10月,由荷兰银行和国际金融公司在伦敦主持召开的一个金融会议。会议决定在国际金融公司的保全政策的基础之上创建一套项目融资中有关环境与社会风险的指南,这个指南就是赤道原则。2003年2月,发起银行公布赤道原则并征询意见,又根据这些意见做了修改。2003年6月,花旗银行、巴克莱银行、荷兰银行和西德意志州立银行等10家国际领先银行宣布实行赤道原则;随后,汇丰银行、JP摩根、渣打银行和美洲银行等世界知名金融机构也纷纷接受这些原则。
赤道原则的确立是针对国际项目融资的环境与社会风险的最低行业标准,其适用的项目金额在1000万美元以上,涉及制造业、化工、能源、基础设施等62个行业,内容不仅涵盖环境保护,还包括健康、安全和文化保护等方面的标准,而其蓝本取材于国际金融公司(IFC)的《社会和环境可持续性政策和绩效标准》及《行业特定环境、健康和安全导则》。根据IFC的政策,金融机构保证在其项目融资业务中充分考虑社会和环境问题,将项目按照高、中、低级环境和社会风险分类,只有在项目发起人能够证明在执行项目过程中对环境问题负责时,方可对项目提供资助。
与传统金融相比,赤道原则完全革新银行项目融资方面的信贷理念,并涉及相关制度体系与信贷流程的再梳理。截至2009年3月,全球五大洲一共有67家世界大型金融机构接受了赤道原则。其中,IFC扮演的角色就是筹集专项资金无偿用于促进世界各国的节能和环保。赤道原则金融机构遍布全球,占全球项目融资市场的90%以上。“绿色保险”“、绿色资本市场”领域的绿色金融产品创新和绿色金融业务近年来在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发展势头十分迅速。赤道原则的信贷理念与低碳金融的实质不谋而合。
(二)建立促进国际减排的碳交易机制:清洁发展机制和碳交易市场
1.国际“碳交易”市场的诞生直接源于《京都议定书》的国际履约
世界上以法律约束力来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条约《京都议定书》于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通过,2005年2月正式生效,成为引发低碳经济理念形成和国际“碳交易”市场诞生的动因。《京都议定书》成功之处在于以下几点:一是规定“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即综合历史和发展水平等因素,发达国家应首先承担二氧化碳减排的责任,而发展中国家暂时不承担减排责任;二是明确全球温室气体的二氧化碳当量排放总量在2008—2012年(第一个承诺期),在1990年的基准上至少减少5.2%;三是架构了二氧化碳减排的国际合作机制,即温室气体减排“三机制”:联合履行(JointImplemented,JI)、清洁发展机制(CleanDevelopmentMechanism,CDM)和“碳减排”贸易(EmissionTrade,ET)。三种域外减排和减排额交易,使发达国家可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取得“碳减排”的抵销额,以低成本获得“碳减排”配额,缓解发达国家的减排压力,以履行《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减排义务。碳减排的国际履约协议直接推动了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的转变[5]。
随着《京都议定书》生效,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市场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和扩张,逐渐成为全球贸易中的最新亮点。从2005年至2006年仅仅一年间,市场规模就从近100亿美元迅速攀升至220亿美元,而2007年的交易量比2006年又有成倍的增长。具体数值参见表l。而随着全世界都意识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意义后,全球碳(排放权)交易的发展空间越来越大。
2.基于碳金融产品的金融创新活动加速碳交易市场的形成
目前,国际金融机构提供的碳金融产品和服务包括以下几种:一是碳交易,欧洲一些活跃的银行建立碳交易柜台,提供买卖经纪、风险管理和交易操作等服务;二是基于碳排放额度的金融衍生产品,金融机构开发碳排放额度的远期、互换、期权、额度抵押贷款等产品,为客户提供避险工具及融资服务;三是碳排放额度保管服务,一些银行为客户提供碳排放额度保管、账户登记和交易清算服务;四是碳基金,碳基金专门为碳减排项目提供融资,包括从现有减排项目中购买排放额度或直接投资于新项目,这类基金包括国际多边援助机构受各国或地区委托所设立的碳基金。金融机构设立的盈利性投资碳基金政府双边合作碳基金及一些自愿进行减排的基金等[6]。
三、我国的现实选择
随着我国碳减排交易市场的快速发展,与碳减排交易挂钩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将日益丰富,亟待各级主管部门逐步理顺相关政策和机制,为推动适合我国国情的“低碳金融”市场逐步兴起和蓬勃发展创造更为有利的环境和条件。根据近几年的实践,相关政策和机制还应做相应的调整与完善。
(一)把我国金融业发展低碳金融的基本准则定位于“赤道原则”
赤道原则对于银行业而言,它第一次把项目融资中模糊的环境和社会标准明确化、具体化,使整个银行业的环境与社会标准得到了基本统一,有利于平整游戏场地,也有利于形成良性循环,提升整个行业的道德水准;对单个的银行来说,接受赤道原则有利于获取或维持好的声誉,保护市场份额,也有利于良好的公司治理和对金融风险科学、准确的评估,同时也能减少项目的政治风险;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可以使环境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落到实处,赤道银行客观上成为保护环境与社会的私家人,通过发挥金融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核心作用,可以使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等达到真正的和谐。因此,我国金融业应积极顺应国际潮流,结合实际逐步采纳赤道原则。目前,中国兴业银行已经采纳了赤道原则,为把我国金融业发展低碳金融的基本准则定位于“赤道原则”迈出了第一步。
(二)成立和完善碳减排环保基金
我国在2005年10月出台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中国政府将从氟化烃(HFCS)、氧化亚氮(N2O)减排项目的收益中拥有65%和30%的份额用来建立清洁发展机制基金,支持国家在优先领域实施应对气候变化的活动,为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持续和稳定的支持。实际上,国家还应通过多种方式,比如设立环境税(碳税)或财政收入划拨或向中央银行申请再贷款的方式,成立和完善“环保低碳专项基金”,专门用于环境保护事业以及对环境污染重大事件的受害人进行赔偿。各级地方政府也应同样设立类似的低碳绿色专项基金,同时鼓励基金管理公司专门投资于能够促进环境保护、生态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共同生态基金,这是兼具生态商机和生态效率的朝阳性金融投资领域。从国外的经验来看,碳基金一般投资于气候变化相关项目与活动,推动了气候变化保护项目,促进了先进技术,尤其是环保技术的进步和扩展。随着节能减排的推进和低碳产业的发展,该类基金的投资目标将更加合理,通过碳基金将促进找出新的节能技术和低碳技术(也包括产品、过程和服务),评估其减排潜力和技术成熟度,鼓励技术创新,开拓和培育低碳技术市场,以促进长期减排。
(三)搭建既符合国际准则又符合我国特质的碳交易平台
温室气体排放量是有限的环境资源,也是国家和经济发展的战略资源。中国应借鉴国际经验,进一步研究探索排放配额制度和发展排放配额交易市场,着力加强CDM市场的培育和发展,通过金融市场发现价格的功能,调整不同经济主体利益,鼓励和引导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有效分配和使用国家环境资源,落实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通过市场各主体的共同努力,实现碳掉期交易、碳证券、碳期货、碳基金等各种碳金融衍生品的金融创新,助力低碳经济迅速成长。
(四)努力引导金融机构积极开办CDM项目金融服务
CDM是国际上开展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减排项目,是市场化解决气候变化的理想机制。金融机构要积极参与到国际碳金融市场操作,应加强与国际专业机构合作,为国内减排项目提供CDM项目开发、交易和全程管理实施的一站式金融服务。比如,为国内相关企业提供融资、咨询、方案设计等金融服务;协助CDM项目业主选择具有良好的交易记录和履约能力的买家;为CDM项目业主提供并锁定合理的CER(CertificationEmissionReduction,核证减排量)报价,帮助企业实现最佳收益,为我国企业参与碳交易增强话语权。同时,金融机构本身应在境外设立投资公司,主动参与到国际碳市场交易以及参与碳基金、投资碳市场等。
参考文献:
[1]张伟,李培杰.国内外环境金融研究的进展与前瞻[J].济南大学学报,2009(2):5-8.
[2]SoniaLabatt,WhiteRodneyR.EnvironmentalFinance:
AGuidetoEnvironmentalRiskAssessmentandFinancialProducts[M].NewYork:JohnWileyandSons,Inc2002.
[3]EricCowan.TopicalIssuesInEnviromentalFiyance,
ResearchPaperwasCommissionedbytheAsiaBranchoftheCanadianInternationalDevelopmentAgency(CIDA).1999.
[4]JoseSalazar.EnvironmentalFinance:LinkingTwoWorld[J].Slovakia,1998.
1.国际碳金融市场。碳排放权作为一种新兴的虚拟产权和金融产品，开启了人类限制碳排放、减少碳排放的市场化路径。英国排放交易体系、澳大利亚排放贸易体系、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先后于2002年、2003年开始碳排放权交易。欧盟（欧盟+挪威+冰岛+列士敦士登）碳金融市场于2005年1月1日在《京都议定书》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法律约束下正式启动交易。荷兰CLIMEX交易所、欧洲气候交易所、欧洲能源交易所、BlueNext交易所、北欧电力交易所、纽约绿色交易所、蒙特利尔气候交易所2009年以来，也先后开始进行核证减排量（CER）的交易。碳金融市场的基础金融工具有远期、期货、期权、互换、掉期。融资工具包括项目融资、运输贷款、汽车贷款、房地产开发贷款、节能产品贷款、住房抵押贷款、绿色信用卡。风险管理工具拓展到天气衍生商品、可交易灾害期权、LeuPrima自然灾害债券基金、碳排放信用担保、绿色建筑覆盖保险。2013年，欧盟排放体系碳金融交易总量102.6亿tCO2e，总交易金额为528.49亿美元，其中欧盟配额（EUA）交易量为86.5亿tCO2e，交易金额524亿美元；CER7亿tCO2e，交易金额4亿美元；联合履行项目减排单位（ERU）交易量9亿tCO2e，交易金额1亿美元。从2014年5月19-23日欧盟市场一周的情况看，一级市场有三次配额拍卖1048.6万吨，价格分别为4.6、4.59、5.23欧元每吨。二级市场一周配额成交量50.5万吨，最低价4.7元每吨，收盘价5.11元每吨；州际交易所一周的2014年12月CER期货价格下跌25%至0.09元每吨，五种CER期货合约一周的成交量为857.6万吨。2014年9月1日的交易价格EUA为6.44欧元，CER为0.16欧元。
2.中国区域试点碳金融市场现状。我国的碳金融，是从参与国际市场开始的。2006年开始以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供给方的形式参与国际碳金融交易。到2014年8月17日，中国在联合国CDM理事会（EB）注册的CDM项目3804个，实际签发减排量的CDM项目1400个，约占全世界CDM项目总数量的50%。中国区域性试点碳市场从2013年6月18日深圳排放权交易所率先上线配额交易，到2014年6月19日重庆碳排放权交易中心开市，全国七家区域性碳金融市场平台全部开始配额和自愿减排量（CCCER）的市场交易。到2014年9月1日，全国七个区域试点碳金融市场控排企业2000家，交易总量1225万吨，交易总额35264.4万元，平均每吨28.79元。深、沪、京、粤、津、鄂、渝七个区域试点碳金融市场的累计交易量分别为1659554吨、1553460吨、961855吨、1293173吨、1059760吨、5284288吨、145000吨，累计交易额分别为113154196.47元、60917272.70元、58057517.80元、70586610.52元、21891494.20元、125417791.75元、4457500.00元。最新交易收盘价格分别为65元、39元、54.60元、43.65元、20.35元、23.79元、30.74元/每吨。其中深、沪、京、粤、津已经完成第一个履约年，履约率都在95%以上。
二、未来碳金融市场展望
1.国际市场展望。2014-2015年期间，我们将看到新西兰、巴西、智利、韩国、日本、新加坡、瑞士、土耳其、哈萨克斯坦、乌克兰以及WCT体系的魁北克、美国RGGI以及东京都等国家和地区的碳金融市场或已建成、建设中、完成立法、计划中、承诺中。国际碳金融市场2013年到2020年每年的全球市场总供给预测为471、457、382、414、358、327、348、373MtCO2e；如果美国只包含电力市场需求，同期全球市场总需求预测为531、601、620、508、450、458、521、573MtCO2e；如果将美国总体经济运行纳入，则同期全球市场总需求预测为574、660、843、784、736、730、796、879MtCO2e。2.中国碳金融市场路线图。中国碳金融市场2006年以来，到2018年的12年发展路线图可以划分为：2006年以CDM项目供给方式参与国际碳金融市场；2008年奥运期间开始在国内进行零星的自愿减排（VER）交易；2011-2012年区域试点碳金融市场规划、准备、制度安排阶段；2013-2014年区域试点碳金融市场平台相继启动交易阶段；2015-2016年区域试点碳金融市场平台调整、改革、整合阶段和全国性统一碳金融市场体系筹划及立法；2016-2018年，全国性统一碳金融市场体系建立。
三、碳金融市场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一）国际碳金融市场两大问题及对策
1.法律悬空问题。国际碳金融市场的最高制度安排《京都议定书》只约定了2012年12月31日以前的减排承诺。2013年1月1日以后的承诺和文本修改需要四分之三的缔约国先在国内完成程序和授权，签署后才生效。至今还没有达到生效的缔约国签字国数量。接近2年来，国际碳金融市场处于法律悬空期。有关各方应该在AR5明确了气候变暖结论的2014年让新的法律框架生效，运用碳金融平台的市场张力，推动全球节能减排，共同应对气候变化。
2.排放大国按照《京都议定书》履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问题。美国是全世界人均碳排放量和整体绝对碳排放量的排放大国。却一直没有批准和签署《京都议定书》，甚至影响了其盟友———日本这个另一排放大国曾打算退出《京都议定书》。使得本来供不应求的碳金融市场有时供需倒挂，加上金融危机、债务危机以及欧盟2007年、2012年不让配额余额进入第二年的下一阶段使用等因素，使全球碳金融市场价格曾出现高峰30欧元和低谷0.1欧元的“需求-价格悖论”。AR5的，应当引起各国的进一步高度关注气候变化，进一步加大限制碳排放的力度，进一步推动碳金融的市场力量。美国联邦政府应当顺应民意，履行大国义务，鼓励全美学习、推广加州、RGGI的限制排放市场化措施，借鉴欧盟的碳金融市场经验，与全球各国一道，共同应对“同一个地球”的气候变化。当然，中国也是排放大国，已经承诺按照国际公约履行“共同但有区别”的应对气候变化和限制碳排放责任。建立七个区域试点碳金融市场和筹划全国性统一碳金融市场并继续CDM项目的注册、产生CER，是中国通过碳金融市场途径应对气候变化的具体行动。
（二）国内碳金融市场两大问题及对策
1.有规无法问题。中国还没有碳金融市场法律。七个碳金融市场平台是在政策上建立起来的。有的市场平台虽然取得了国务院及其政府部门的法规和特区等地方性法规的认可，但总体上属于有规无法。不利于市场的长期发展、健康运行，不利于与国际碳金融市场接轨。全国性还有24个省市的碳排放权配额交易没有明确的思路和方案，各界期盼的全国统一碳金融市场也缺乏法律依据。建议全国性的统一碳金融市场机制、市场交易和国家立法，作为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措施之一，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以后取得重大的实质性进展。
1.国际碳金融市场。碳排放权作为一种新兴的虚拟产权和金融产品，开启了人类限制碳排放、减少碳排放的市场化路径。英国排放交易体系、澳大利亚排放贸易体系、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先后于2002年、2003年开始碳排放权交易。欧盟（欧盟+挪威+冰岛+列士敦士登）碳金融市场于2005年1月1日在《京都议定书》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法律约束下正式启动交易。荷兰CLIMEX交易所、欧洲气候交易所、欧洲能源交易所、BlueNext交易所、北欧电力交易所、纽约绿色交易所、蒙特利尔气候交易所2009年以来，也先后开始进行核证减排量（CER）的交易。碳金融市场的基础金融工具有远期、期货、期权、互换、掉期。融资工具包括项目融资、运输贷款、汽车贷款、房地产开发贷款、节能产品贷款、住房抵押贷款、绿色信用卡。风险管理工具拓展到天气衍生商品、可交易灾害期权、LeuPrima自然灾害债券基金、碳排放信用担保、绿色建筑覆盖保险。2013年，欧盟排放体系碳金融交易总量102.6亿tCO2e，总交易金额为528.49亿美元，其中欧盟配额（EUA）交易量为86.5亿tCO2e，交易金额524亿美元；CER7亿tCO2e，交易金额4亿美元；联合履行项目减排单位（ERU）交易量9亿tCO2e，交易金额1亿美元。从2014年5月19-23日欧盟市场一周的情况看，一级市场有三次配额拍卖1048.6万吨，价格分别为4.6、4.59、5.23欧元每吨。二级市场一周配额成交量50.5万吨，最低价4.7元每吨，收盘价5.11元每吨；州际交易所一周的2014年12月CER期货价格下跌25%至0.09元每吨，五种CER期货合约一周的成交量为857.6万吨。2014年9月1日的交易价格EUA为6.44欧元，CER为0.16欧元。
2.中国区域试点碳金融市场现状。我国的碳金融，是从参与国际市场开始的。2006年开始以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供给方的形式参与国际碳金融交易。到2014年8月17日，中国在联合国CDM理事会（EB）注册的CDM项目3804个，实际签发减排量的CDM项目1400个，约占全世界CDM项目总数量的50%。中国区域性试点碳市场从2013年6月18日深圳排放权交易所率先上线配额交易，到2014年6月19日重庆碳排放权交易中心开市，全国七家区域性碳金融市场平台全部开始配额和自愿减排量（CCCER）的市场交易。到2014年9月1日，全国七个区域试点碳金融市场控排企业2000家，交易总量1225万吨，交易总额35264.4万元，平均每吨28.79元。深、沪、京、粤、津、鄂、渝七个区域试点碳金融市场的累计交易量分别为1659554吨、1553460吨、961855吨、1293173吨、1059760吨、5284288吨、145000吨，累计交易额分别为113154196.47元、60917272.70元、58057517.80元、70586610.52元、21891494.20元、125417791.75元、4457500.00元。最新交易收盘价格分别为65元、39元、54.60元、43.65元、20.35元、23.79元、30.74元/每吨。其中深、沪、京、粤、津已经完成第一个履约年，履约率都在95%以上。
二、未来碳金融市场展望
1.国际市场展望。2014-2015年期间，我们将看到新西兰、巴西、智利、韩国、日本、新加坡、瑞士、土耳其、哈萨克斯坦、乌克兰以及WCT体系的魁北克、美国RGGI以及东京都等国家和地区的碳金融市场或已建成、建设中、完成立法、计划中、承诺中。国际碳金融市场2013年到2020年每年的全球市场总供给预测为471、457、382、414、358、327、348、373MtCO2e；如果美国只包含电力市场需求，同期全球市场总需求预测为531、601、620、508、450、458、521、573MtCO2e；如果将美国总体经济运行纳入，则同期全球市场总需求预测为574、660、843、784、736、730、796、879MtCO2e。
2.中国碳金融市场路线图。中国碳金融市场2006年以来，到2018年的12年发展路线图可以划分为：2006年以CDM项目供给方式参与国际碳金融市场；2008年奥运期间开始在国内进行零星的自愿减排（VER）交易；2011-2012年区域试点碳金融市场规划、准备、制度安排阶段；2013-2014年区域试点碳金融市场平台相继启动交易阶段；2015-2016年区域试点碳金融市场平台调整、改革、整合阶段和全国性统一碳金融市场体系筹划及立法；2016-2018年，全国性统一碳金融市场体系建立。
三、碳金融市场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一）国际碳金融市场两大问题及对策
1.法律悬空问题。国际碳金融市场的最高制度安排《京都议定书》只约定了2012年12月31日以前的减排承诺。2013年1月1日以后的承诺和文本修改需要四分之三的缔约国先在国内完成程序和授权，签署后才生效。至今还没有达到生效的缔约国签字国数量。接近2年来，国际碳金融市场处于法律悬空期。有关各方应该在AR5明确了气候变暖结论的2014年让新的法律框架生效，运用碳金融平台的市场张力，推动全球节能减排，共同应对气候变化。
2.排放大国按照《京都议定书》履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问题。美国是全世界人均碳排放量和整体绝对碳排放量的排放大国。却一直没有批准和签署《京都议定书》，甚至影响了其盟友———日本这个另一排放大国曾打算退出《京都议定书》。使得本来供不应求的碳金融市场有时供需倒挂，加上金融危机、债务危机以及欧盟2007年、2012年不让配额余额进入第二年的下一阶段使用等因素，使全球碳金融市场价格曾出现高峰30欧元和低谷0.1欧元的“需求-价格悖论”。AR5的，应当引起各国的进一步高度关注气候变化，进一步加大限制碳排放的力度，进一步推动碳金融的市场力量。美国联邦政府应当顺应民意，履行大国义务，鼓励全美学习、推广加州、RGGI的限制排放市场化措施，借鉴欧盟的碳金融市场经验，与全球各国一道，共同应对“同一个地球”的气候变化。当然，中国也是排放大国，已经承诺按照国际公约履行“共同但有区别”的应对气候变化和限制碳排放责任。建立七个区域试点碳金融市场和筹划全国性统一碳金融市场并继续CDM项目的注册、产生CER，是中国通过碳金融市场途径应对气候变化的具体行动。
（二）国内碳金融市场两大问题及对策
1.有规无法问题。中国还没有碳金融市场法律。七个碳金融市场平台是在政策上建立起来的。有的市场平台虽然取得了国务院及其政府部门的法规和特区等地方性法规的认可，但总体上属于有规无法。不利于市场的长期发展、健康运行，不利于与国际碳金融市场接轨。全国性还有24个省市的碳排放权配额交易没有明确的思路和方案，各界期盼的全国统一碳金融市场也缺乏法律依据。建议全国性的统一碳金融市场机制、市场交易和国家立法，作为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措施之一，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以后取得重大的实质性进展。
关键词：低碳经济；绿色金融；碳金融
2003年，英国政府在能源白皮书中首次提出了“低碳经济”的概念，获得世界范同的认同与推广。2009年12月19日，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尽管最终没有达成有具体指标的约束性协议，但“低碳经济”这个词汇以前所未有的冲击力震撼着世界各国的经济和政治思维，低碳经济有望成为继信息技术革命后的又一场新的工业革命。发展低碳经济，金融服务要先行。
经济决定金融，低碳经济发展所导致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调整，以及经济发展模式、消费模式乃至生活模式的变革，必然会导致国际金融业发生结构性革命。金融要在发展低碳经济的过程中发挥作用，金融本身需要新的发展。在此过程中出现了“绿色金融”、“碳金融”等新的概念。金融业要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绿色金融”、“碳金融”是必经之路。
一、绿色金融：低碳经济下发展势头迅猛
“绿色金融”是金融理论和实践领域的一个新概念，又称“环境金融”或“可持续性融资”。所谓绿色金融，就是要通过绿色金融业务，将资源和环境保护变量纳入经济发展的内生性因素加以考量，即在投融资行为中要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及对环境污染的治理，注重环保产业的发展，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的协调发展。具体地讲，绿色金融包含两层涵义：一是从金融和环境的关系人手，重新审视金融，将生态观念引入金融，改变过去高消耗、低产出、重数量、轻质量的金融增长模式，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降低消耗、增加效益、改善环境的金融增长模式。二是以绿色金融观念关注产业发展，依靠金融手段和金融创新影响企业的投资取向，为绿色产业发展提供相应的金融服务，进而影响企业经济取向和市场行为，促进传统产业的生态化和新型绿色生态产业的发展。可见，绿色金融是对传统金融的延伸和扩展，是现代金融发展的必然趋势。
“绿色金融”提出于1997年。在此前后，世界各国政府、国际组织、民间金融机构以及非政府组织在环保领域进行了多种尝试，取得了不少经验。据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调查结果显示，2002年，欧美共有绿色风险投资机构约45家，总投资额达1亿欧元，主要投资领域为再生能源、水和清洁技术设备。2003年6月，花旗银行(Citigroup)、巴克莱银行(Barclays)、荷兰银行(ABNAMRO)和西德意志州立银行(WestLB)等10家国际领先银行(分属7个国家)宣布实行“赤道原则”(EquatorPrinciples，简称EP)，即参照国际金融公司(IFC)的可持续发展政策与指南制定的、旨在管理和发展与项目融资有关的社会和环境问题的一套自愿性原则。这些银行在全球范围内对所有产业部门的项目融资实行这些原则。“赤道原则”要求金融机构在项目融资中审慎考虑环境和社会风险，强调环境、社会与企业发展和谐统一，推动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目标从早期的“股东利益最大化”向“充分考虑多元利益主体诉求”的新阶段发展。在某种程度上，“赤道银行”已成为推动商业银行管理模式和公司治理理念向绿色、可持续发展方向转变的领跑者。三年后，“赤道原则”金融机构遍布全球，占全球项目融资市场的90％以上，同时“绿色保险”、“绿色资本市场”领域的绿色金融产品创新和绿色金融业务在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蓬勃发展起来。
中国面临的节能减排形势日益严峻，政府对企业污染环境责任的追究日益严格。运用金融杠杆、推行“绿色金融”不仅是助力低碳经济的现实需要，而且是顺应国际潮流、实现中国金融业与国际接轨的必然选择。
近年来，兴业银行在国内银行业中率先掀起了一股绿色金融创新之风，成为国内绿色金融先行者，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瞩目。2006年5月17日兴业银行与国际金融公司签署《能源效率融资项目合作协议》，成为国际金融公司开展中国能效融资项目合作的首家中资银行。截至2008年2月25日能效融资二期合作协议签订时，能效融资一期合作已取得显著成效：国际金融公司为兴业银行发放能效贷款提供了2500万美元的贷款本金风险分担；兴业银行为中国46个节能减排项目提供9亿元人民币的贷款，其中绝大多数贷款企业为中小企业。兴业银行与国际金融公司能效融资项目合作协议创造性地引入了国际金融公司贷款的本金损失分担机制，类似于伊斯兰金融模式的“收益共享、风险共担”原则。2008年l0月31日，兴业银行正式对外承诺采纳赤道原则，成为中国第一家本土赤道银行。2009年1月，兴业银行成立了国内首个可持续金融业务专门机构——可持续金融中心。2009年12月3日，兴业银行首笔适用赤道原则项目——福建华电永安发电2×300MW扩建项目正式落地，这也是我同银行业首笔适用赤道原则项目。
2007年以来，中国环保总局会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金融监管部门不断推出“环保新政”，相继出台“绿色信贷”、“绿色证券”、“绿色保险”等绿色金融产品，从而在中国掀起了一场“绿色金融”风暴。
2008年，北京市委、市政府正式下发《关于促进首都金融业发展的意见》，提到金融要推动节能减排环保产业发展。这是自2008年年初国家环保总局出台“绿色信贷”、“绿色证券”的指导意见后，第一个由省市级政府的这一领域内的重要文件。2008年，浦发银行在全国商业银行中率先推出首个针对低碳经济的整合服务方案《绿色信贷综合服务方案》，具体包括国际金融公司能效融资方案、法国开发署能效融资方案、清洁发展机制财务顾问方案、绿色股权融资方案和专业支持方案，形成业内迄今最全面的覆盖绿色产业链上下游的金融产品体系。2009年10月25日，浦发银行与天津中新生态城投资管理公司等在天津联合发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自愿减排联合组织——生态城绿色产业协会(EGIAo在贷款方面，民生银行创新推出了基于清洁发展机制(CDM)的节能减排融资项目。在理财产品方面，中国银行和深圳发展银行率先推挂钩排放权交易的理财产品。国家开发银行等也探索出针对清洁技术开发和应用项目的各种创新融资方案，如节能服务商模式、金融租赁模式等。随着低碳经济成为全球关注的话题，绿色金融也从被动的社会责任层面，上升到了主动的可持续金融层面。金融机构对研发生产环保设施、从事生态保护建设、开发利用新能源、从事循环经济、绿色制造和生态农业的企业提供倾斜信贷、保险等提供金融支持，而对污染企业进行金融限制的政策和制度，将达到有效引导资金向环境友好企业流动的效果。
“绿色金融”之所以越来越受到国际组织、各国政府、各类企业和民间金融机构以及非政府组织的重视，是由于无论在减少企业环境污染方面，还是在促进环保产业发展方面，“绿色金融”都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和发展潜力。从低碳经济发展的趋势判断来看，绿色金融的发展潜力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低碳产业，既包括传统钢铁、有色金属、建筑等传统产业的升级与改造，也包括多金硅、智能电网、碳存储等新兴产业的发展。二是低碳能源，随着煤、石油和天然气等传统石化能源储量的逐渐枯竭，风能、太阳能和清洁能源的发展日益受到重视。2008年世界各国对清洁能源领域的投资已经达到1150亿美元，预计到2012年这些数字将达到4500亿美元，2020年将超过6千亿美元。三是低碳技术，既包括传统部门也涉及到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等众多领域。四是碳金融交易，预计全球碳交易市场2020年将达到3．5万亿美元，有望超过石油市场成为第一大交易市场。
二、碳金融交易市场：低碳经济制高点
(一)碳金融。
随着“绿色金融”的深化，人们开始用“碳金融”泛指所有服务于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金融活动。能源行业思想先驱彼得·c·福萨洛(PeterC．Fusaro)早于2006年在其《能源与环境对冲基金：新投资范式》中曾指出，金融模型现在已经发生了变化，包括更多的股权投资、商品交易，开始模糊了投资银行、风险投资和对冲基金的业务范围。推动金融市场发生重大变化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最近出现的“环境金融市场”。
这里的“环境金融市场”就是碳金融。从理论上讲，碳金融是指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各种金融制度安排和金融交易活动，既包括碳排放权及其衍生品的交易、低碳项目开发的投融资，也包括银行的绿色信贷以及其他相关金融中介活动。通常来看，国际范围内与低碳经济相关的“碳金融”业务主要包括四个方面：1、“碳交易”市场机制，包括基于碳交易配额的交易和基于项目的交易；2、机构投资者和风险投资介入的碳金融活动；3、碳减排期货、期权市场。《京都议定书》签订以来，碳排放信用之类的环保衍生品逐渐成为西方机构投资者热衷的新兴交易品种；4、商业银行的“碳金融”创新。碳金融与传统意义上的金融的不同之处在于：碳金融的核心是碳排放权。随着全球气候的变暖，温室气体排放空间不再是免费的公共资源，基于经济实力、地缘政治等诸多因素进行多方博弈所形成的碳排放量成为一种可以获利的能力和资产，碳金融逐渐成为抢占低碳经济制高点的关键。因JH=，碳金融无疑成为金融机构尚待开掘的“富矿”。
(二)碳金融市场的源起。
碳金融市场是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种金融活动和交易的总称，由于二氧化碳在其中占据绝对地位而得名。这一市场既包括排放权交易市场，也包括那些开发可产生额外排放权(各种减排单位)的项目的交易，以及与排放权相关的各种衍生产品交易。碳金融交易产生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992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以下简称《框架公约》)和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KyotoProtoco1)。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威胁，1992年6月，150多个国家制定了《框架公约》，设定205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减少50％的目标。1997年12月有关国家通过了《京都议定书》作为《框架公约》的补充条款，成为具体的实施纲领。《京都议定书》在对发达国家减排义务作出规定的同时，也提供了3种灵活的履行义务方式：其一是国际排放权交易机制(IET)，具有减排义务的发达国家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它们的排放配额。国际排放权交易机制是承担定量减排义务的发达国家之间开展合作的一种灵活机制，《京都议定书》规定发达国家缔约方可以参与排放贸易，但任何这种贸易应是为实现规定的量化的减排或限排承诺而采取的对本国行动的补充。其二是联合履行机制(JI)，指发达国家从其在具有减排义务的其他发达国家投资的节能减排项目中获取减排信用，用于抵减其排减义务。联合实施机制是苏联和东欧转型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基于项目的合作机制，它类似于CDM，但有其独立的管理机构、注册程序、方法学等。转型国家本应承担定量减排或限排义务，但由于《京都议定书》确立的基准年是1990年，而这些国家在当时经济比较繁荣，温室气体排放水平较高，进入转型期后，经济大幅下滑，在制定《京都议定书》时的温室气体排放水平大大低于1990年的水平，遂存在大量的“热空气”。如果按照排放贸易机制，允许这些没有采取任何减排行动而获得的排放配额进入全球碳市场，既不公平，也会扰乱碳市场，于是针对转型国家制定了联合履行机制。其三是清洁发展机制(CDM)，指发达国家的投资者从其在发展中国家中实施并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减排项目中获取“经核证的减排量”(CER)，以抵减其排减义务。
其目的有两个，一是降低附件一国家履行其在议定书中所承担的约束性减排义务的成本；二是通过资金和技术的转移，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因而，CDM被看成是一种以项目为基础的双赢的合作机制，是唯一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实施的双效机制。
正是这些灵活履行排放义务的方式催生了一个以二氧化碳排放权为主的碳交易市场。由于二氧化碳是最普遍的温室气体，也因为其他五种温室气体根据不同的全球变暖潜能，以二氧化碳来计算其最终的排放量，因此国际上把这一市场简称为“碳市场”。欧盟为了履行《京都议定书》，于2005年1月1日开始实施欧盟排放贸易体系(EUETS)。欧盟委员会向各成员国发放排放许可(EUA)，各成员国将EUA再分配给管制下的企业，这些核定的配额可以在市场上进行交易。欧盟温室气体排放贸易体系(EUETS)的正式运行和《京都议定书》于2005年2月16日生效，标志着全球碳排放交易市场正式形成。
(三)碳金融交易的市场体系。
碳金融发展的基础正是国际碳交易市场。根据国际碳交易市场发展的现状，以是否受《京都议定书》辖定为标准，可以将国际碳交易市场分为京都市场和非京都市场。其中，京都市场主要由欧盟温室气体排放贸易体系(EUETS)、清洁发展机制(CDM)市场和联合履行机制(JI)市场组成，非京都市场包括自愿实施的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强制实施的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温室气体减排体系(GGAS)和零售市场等。
碳交易市场也可以划分为履行减排义务驱动的市场和自愿型市场。履行减排义务驱动的市场是指由强制性减排义务驱动的碳市场，大部分买家从事碳交易是为了满足(目前或预计)国际、国内或国内某些区域的碳排放约束的要求。而自愿型市场则是从其他目标出发(如企业社会责任、品牌建设、社会效益等)自愿进行碳交易以实现其目标，其市场需求并不由履行减排义务的要求来推动，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提供碳减排额是不确定的。
目前碳市场尚处于过渡阶段，世界上还没有统一的国际排放权交易市场，规则还在制定、完善中，尚未形成全球市场，呈现出各区域竞争发展的特点。在众多碳交易市场中，主要有四个专门从事碳金融的交易所，包括欧盟的EUETS、澳大利亚的NewSouthWales、美国的ChicagoClimateExchange和英国的UKETS等。其中，EUETS是全球最大的碳交易市场，2008年占全球碳交易总量的近60％，主导全球碳交易市场。EUETS对欧盟27国实行“总量控制和碳排放交易”制度，是一个欧盟内部的强制减排配额市场。
而英国的UKETS和美国的ChicagoClimateExchange已经成为全球碳交易的两大中心。美国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是全球第一家自愿减排碳交易市场，也是碳排放权额期货交易模式的开创者。
按照交易原理划分，碳交易市场可分为两类：一种是以配额为基础的市场，其原理为限量一交易，即由管理者制定总的排放配额，并在参与者间进行分配，参与者根据自身的需要来进行排放配额的买卖。《京都议定书》设定的国际排放权交易、EUETS和一些自愿交易机制均属于这类市场。二是以项目为基础的市场，其原理为基准一交易。在这类交易下，低于基准排放水平的项目或碳吸收项目，在经过认证后可获得减排单位。受排放配额限制的国家或企业，可以通过购买这种减排单位来调整其所面临的排放约束，这类交易主要涉及到具体项目的开发。最典型的此类交易为清洁发展机制(CDM)以及联合履行机制(JI)下分别产生核证减排量(CERs)和减排单位(ERUs)。
这两类市场为排放权交易提供了最基本的框架，以此为基础，相关的原生产品(碳排放权)和衍生产品交易也随之发展起来。
以配额为基础的市场具有排放权价值发现的基础功能。配额交易市场决定着碳排放权的价值。配额多少以及惩罚力度的大小，影响着碳排放权价值的高低。
当然，由政府管制所产生的约束要比市场自身产生的约束更为严格，因此，受管制的配额市场上的排放权价格会更高，而交易规模也会远远大于自愿交易市场。
配额交易创造出了碳排放权的交易价格，当这种交易价格高于各种减排单位(包括CERs、ERS和VERs)的价格时，配额交易市场的参与者就会愿意在二级市场上购人已发行的减排单位或参与CDM和JI交易，以进行套利或满足监管需要。这种价差越大，投资者的收益空间越大，对各种减排单位的需求量也会增强，这会进一步促进新技术项目的开发和应用。
(四)碳金融市场的发展。
作为新兴的金融市场，碳金融交易市场在近几年发展迅猛。白2005年《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以来，碳金融市场进入快速发展期，交易平台和交易工具日趋多元化，交易规模逐年成倍增长。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全球碳交易量从2005年的7．1亿吨上升到2008年的48．1亿吨，年均增长率达到89．2％；碳交易额从2005年的1O8．6亿美元上升到2008年的1263．5亿美元，年均增长率高达126．6％。其中，以配额为基础的交易规模远大于以项目为基础的交易。
2008年，以配额为基础的市场交易额为920亿美元，占全部碳金融交易总额的74％左右；以项目为基础的市场交易成交金额为72亿美元。此外，以CDM为基础从事CERs现货、远期和期货交易的二级交易市场发展迅速。2008年，该市场的交易金额为260亿美元，是2007年的5倍，占全部碳交易总额的21％。据世界银行预测，2008-2012年每年的碳金融交易市场规模至少达600亿美元，2012年市场规模将达到1500亿美元，有望超过石油市场而发展成为全球第一大市场。而碳排放额度也将取代石油成为世界第一大商品。
碳交易市场规模的迅速扩大，拓展了金融业的盈利空间。金融机构围绕低碳经济的发展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传统的融资支持，即通过成立各种低碳基金、环保基金或直接贷款支持相关产业；二是围绕现行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进行各种融资、产品创新以及其他金融服务。据麦肯锡预计，到2020年，全球银行业仅从碳交易、基础设施融资和咨询业务的一小部分业务活动中所获得的收入就可能高达150亿美元，相当于目前银行所有企业相关投融资业务的6％。此外，随着低碳经济发展目标日渐成熟，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企业甚至私募资本涉足碳金融领域，这有助于金融业提升创新能力。除了金融机构和风险投资积极介入碳金融活动、碳减排期货、期权市场、碳排放信用等环保衍生品之外，碳交易指数也成为重要的市场指标。可以预计，碳排放量交易有可能成为未来重建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金融秩序的创新性因素，这极有可能导致未来几十年全球定价权格局的重新安排。
三、碳金融助推中国低碳经济腾飞
(一)中国碳金融具有巨大的市场空间。
在碳交易方面，根据《京都议定书》，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2012年之前并不需要承担义务，所以目前中国碳排放权交易主要是以项目为基础的交易。近几年来，无论是注册成功的CDM合作项目和CER签发量都得到了迅猛增长，在全球碳市场中，中国已成为全世界核证减排量(CER)一级市场上最大的供应国。2008年3月14日，中国最大的CDM项目之一——中国石油辽阳石化氧化二氮CDM减排项目正式引气开车。这一项目是国内能源企业充分利用国际规则推进节能减排的一次成功尝试，也为国内能源企业参与国际碳交易市场开辟了道路。据联合国CDM执行理事会(EB)的信息显示，截至2009年11月25日，中国已注册项目671个，占EB全部注册项目总数的35．15％，已获得核发CER1．69亿吨，占核发总量的47．51％，项目数和减排量均居世界首位。2009年11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到2020年我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将比2005年下降40—45％，作为约束性指标纳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在努力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通过大力推广节能减排技术，努力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必将有大批项目可被开发为CDM项目。据有关专家预测，中国在2030年二氧化碳减排量可达20—30亿吨，超过欧洲国家减排量的总和。作为全球第二大碳排放国，中国碳排放市场备受瞩目。碳金融是金融机构进行金融创新的重要领域，也是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必备内容。巨大的碳排放资源是巾国建立碳金融交易市场的坚实基础，中国碳金融市场的发展前景十分广阔，预示着巨大的金融需求和盈利商机。就产业规模和范围而言，仅在新能源领域，最新预测称10年内中国的新增投资就将高达4．5万亿元人民币。近期国内外多家银行推出的“绿色信贷”项目，便是碳金融的有益尝试。
为了适应碳交易市场的发展，北京环境交易所、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天津排放权交易所、重庆排污权交易所和山西吕梁节能减排项目交易中心等交易机构相继成立，为统一和规范中国碳交易市场奠定了基础。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准备推出中同围内首个碳市场，其于2008年12月15日发出二氧化硫排放指标电子竞价公告，七家单位参与竞价。2008年12月23日，天津弘鹏有限公司以每吨3100元的价格竞购成功，这是国内排污权网上竞价第一单，标志着我国主要污染物排放权交易综合试点在天津启动。2009年6月18日，北京环境交易所与全球最大的碳交易所BlueNext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并于8月5日达成了首单自愿碳减排交易，奥运会限行期间部分市民通过绿色出行方式减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也在北京环境交易所挂牌，其中的8026吨指标被一家汽车保险公司以27．7万元的价格购得。此前一天，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也宣布正式启动“绿色世博”自愿减排交易机制和平台。2009年9月，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发起“企业自愿减排联合行动”，并达成了国内第一笔以碳足迹盘查为基础的碳中和交易。广东、江苏等省也在加紧筹备成立碳排放交易所。碳交易开始在中国活跃起来。
(二)中国应积极发展碳金融，获得主动权。
尽管中国拥有巨大的排放市场，但在国际碳市场上没有定价权。虽然国内与低碳经济相关的金融创新已取得了相当的进展，国内商业银行在“碳金融”方面已有所动作，但都没有深入到核心部分，缺乏对CDM相关专业知识及政策法规的深度了解，投资该领域项目的业务能力严重不足，不仅缺乏成熟的碳交易制度、碳交易场所和碳交易平台，更没有碳掉期交易、碳证券、碳期货、碳基金等各种碳金融衍生品的金融创新产品以及科学合理的利益补偿机制，不得不接受外国碳交易机构设定的较低的碳价格。国际市场上碳排放交易价格一般在每吨17欧元左右，而国内的交易价格在8欧元至10欧元左右，不及欧洲二级市场价格的一半。更为重要的是，碳交易权的计价结算与货币的绑定机制使发达国家拥有强大的定价能力。目前，美元、欧元是碳现货和碳衍生品交易市场上的主要计价结算货币。这就进一步加剧了碳交易市场上的不平等。没有碳金融的支撑，中国不仅将失去碳交易的定价权，而且将又一次失去金融创新的机会。
随着全球“碳减排”需求和碳交易市场规模的迅速扩大，碳排放权进一步衍生为具有投资价值和流动性的金融资产。碳金融逐渐成为抢占低碳经济制高点的关键，为了让碳减排获得持续不断的融资和资金流，更为了从碳减排权中获得能源效率和可持续发展的收益，全球开始建立碳资本与碳金融体系，这将对危机后的全球经济与金融格局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研究中国如何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在新的全球碳金融框架下争取主动权刻不容缓。
1、要积极制定碳金融发展的战略规划。政府应当站在保护人类生存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碳资源价值和相关金融服务的重要作用，准确评估面临的碳风险，从宏观决策、政策扶持、产业规划等方面来统筹碳金融的发展，加大宏观调控力度。
发展碳金融是系统性工程，需要政府和监管部门根据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制定一系列标准、规则，提供相应的投资、税收、信贷规模导向等政策配套。进一步出台鼓励支持政策，开辟CDM项目在项目审批、投融资、税收等方面的绿色通道，营造有利于碳交易发展的政策环境。
2、要健全碳金融监管和法律框架。碳金融是一个新事物，有许多问题需要不断研究、探索、实践和总结。金融监管机构要拓宽宏观视野，更新服务理念，转换监管方式，探索监管创新服务新思路。金融监管当局应规范碳金融管理机制，并积极吸取国际上的先进经验，对相关碳金融业务的具体风险因素进行分析，出台相关的风险控制标准，指导金融机构合理地开展碳金融业务。国家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协调，制定和完善碳金融方面的法律法规，用法律法规来保障碳金融市场的规范化。超级秘书网
3、要培育碳金融创新机制，完善碳金融中介服务。区别于传统金融产品，碳金融产品的交易规模、工具要求、服务能级、风险评级都更加严格。因此，要从国家气候变化、减灾和可持续发展的高度出发，建立和完善气候变化的数据库和碳风险评价标准，建立一个与节能减排指标硬约束和资金需求相适应的“碳金融”创新机制。碳金融业务特别是CDM的链条很长，关系非常复杂，需要有中介机构专业化的服务。既然要打造碳金融市场，就需要有金融中介机构。碳交易项目中蕴含着对金融中介服务的巨大需求，应鼓励民间机构和金融机构发挥资金中介和交易中介的作用，允许金融中介机构向项目业主提供融资租赁、财务顾问、资金账户管理、购买或参与联合开发CDM项目等服务。
4、要创新和发展多样化的碳金融工具。要发展和创建低碳经济所需要的碳金融工具。从目前中国的状态来看，碳金融产品种类单一，绿色信贷尽管有很大的推进，但还是存在很大的障碍，如对于绿色信贷的标准，现在还是比较容易混淆，还没有统一的界定。
要利用期货交易所、产权交易所在专业服务能力、市场基础设施、交易结算系统上的互补性，开展碳交易和气候衍生品交易，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的透明度和流动性，实现交易的规模效应；要建立为碳管理服务和低碳技术投资的碳基金，支持节能减排企业和环保项目发行债券，建立清洁能源、生态环保等产业投资基金，开发绿色建筑、节能和可再生能源、环保汽车等信贷业务和保险产品；要通过协同银行、保险公司等机构以及机构投资者，共同努力，以金融衍生产品为载体，融入低碳经济内涵、特征和技术等要素，创新碳掉期交易、碳证券、碳期货、碳权质押贷款等各种碳金融衍生品。
5、要建立统一的碳金融市场。由于低碳产业有赖于高标准技术创新的支持与推动，其技术密集型要求比知识密集型要求更高，因此，简单的金融市场不能满足其高层次金融需求，必须加快高层次金融市场建设。要尽快建立和健全经济、行政、法律、市场四位一体的新型节能减排机制，引进先进的排放权交易技术，组织各类排放权交易，培育多层次碳交易市场体系。要积极研究国际碳交易和定价的规律，学习借鉴发达国家在制度设计、区域规划、平台建设三方面的经验，合理布局中国碳排放交易所，可以相对集中发展有特色、分层级的区域易市场。要对当前各地争相规划“碳排放交易所”(就像近年来各大城市争相规划金融中心一样)的现象有所警惕，不能过多过滥。目前，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徐州等城市已经通过碳交易所、环境交易所、产权交易所、能源交易所或者其他形式开始碳排放项目交易和绿色金融项目服务，但是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化的期货合约交易中心。要通过积极开展区域性信息平台和交易平台的构建，使中国未来形成区域碳市场，将它们链接起来，进而构成统一的国内碳市场。
1.开发绿色开发机制{CDM}项目融资比较困难。
一个新项目的引入，在市场上时间是比较短的，绿色低碳经济也同样如此，引进中国的时间并不长，企业对于一个新事物的引进，要愿意投资也是需要时间的。一开始企业没有充分认识了解CDM，对于这样还未完全了解的事物，投资是很有风险的，所以，正常思维下，在这种金融经济还没有真正稳定的引入我国时，要想让企业接受是有一定困难的。对于CDM这样一个大项目，进行审批的过程也是复杂的，而且花费的时间比较长，使得CDM交易成本较大，金融机构就不愿意对其进行融资。开发CDM项目融资受到自身和外界因素的影响，融资面临着困难，金融创新受到阻碍。
2.缺乏鼓励金融机构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优惠政策。
国家要开发新项目，需要得到社会的支持，我国政府想得到大多数人的大力支持，就要制定鼓励金融机构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优惠政策和措施，这样银行就会更愿意去投资支持。现在各商业银行内部不仅仅没有制定专门的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信贷优惠措施，而且没有对低碳经济项目的贷款手段、贷款方式、贷款期限和贷款利率等制定具体的规定，这样就使得银行没有规定性、秩序性，这样的情况下，是很难让银行等金融机构支持低碳经济的发展。打个浅显的比方，一个公司要发动新项目，如果没有具体的对员工进行要求，做出规定，员工也就不会主动的进行工作，因为他们会认为这个任务或者那个任务跟他们没有关系，只有具体对员工进行任务的规定与分配，才能保证项目高效顺利完成。低碳经济要真正发展起来就必须要有政策措施进行规范，有秩序的推动融资。
3.我国缺乏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金融产品。
我国与国际上的一些银行合作一起开展能效贷款的银行是在陆续增加的，比如兴业银行，它是第一家与IFC一起开展能效贷款的国内银行，而且还推出了企业节能技术改造项目贷款模式等节能减排、低碳经济项目融资模式，后来，交通银行、中国银行也推出了二氧化碳挂钩型本外币理财产品等金融创新产品。但在这些成就的背后却也存在着很多不足。虽然我国很多银行已经与国际接轨，融入了国际大家庭，比如中国银行、商业银行等，但是与一些国际大型商业银行在开销低碳经济，绿色经济创新方面相比，还是存在着很大的差距的。我国还需更加努力。所以，在这方面还是存在着很大的困难的。只有推出大型大量的具有创新力的新产品，积极进行产品的创新才能真正解决低碳经济面临的创新产品缺乏的问题。4.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不完善。当今，我国仅仅参与了CDM项目一级市场这一个市场的交易，鼓励企业自愿采取减排行动，并且还没有在全国形成统一的碳排放权交易平台，在与他国相比，我国无法在更大更广的市场上进行交易，这严重阻碍了我国碳交易，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非常的不完善。我国处在碳排放的最低端，几乎处于被动地位，这样，我国碳减排量就会低价售出，不能赚取到什么利润。与此同时，我国金融机构并未充分深入的参与到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我国的市场几乎接近死水，这严重阻碍了企业发展低碳经济的积极性。市场机制的不完善，是我国低碳经济的创新发展举步维艰。
二、发展低碳经济的金融支持与创新的策略
1.金融机构加大对CDM项目的融资力度。
金融机构要有选择性的对CDM项目进行融资投入，针对不同的项目进行不同的融资。首先，对于技术先进、创新能力强的新能源企业，金融机构要以积极鼓励的态度去支持他们，因为这些企业发展低碳经济的潜力和前景是非常可观的。其次，对于那些不符合低碳经济理念的项目贷款不予以批准。最后，对于那些低水平的、污染大的企业，金融机构应该采取遏制甚至不予以经济贷款支持，因为对这些企业的支持只会加大对环境的污染，很不利于发展低碳经济，根本没有任何必要对他们进行支持。为发展低碳经济提供合理恰当的金融支持，把资金用到实处。
2.建立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金融创新激励机制。
从上面的政策问题我们不难得出，规章制度对于项目的实施是功不可没的。要想金融机构支持项目的实施，如果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那么在一定程度上也就能提高他们办理业务的积极性。所以，中国人民银行可以对金融机构支持低碳经济发展取得的收入给予税收优惠。积极性是得到了一定的提高，但如果不对其进行正确的指导，也很难合理利用好资金。所以中国人民银行具体的制定一些策略意见，帮助指导那些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保证他们投资的规范性，为我国低碳经济更好的发展做出恰当的投资。只有在资金与方法都达到要求的情况下，才能更好的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金融创新。
3.积极开展金融产品和金融技术创新。
哲学上说：实践是创新的源泉，要使金融产品和金融技术得到创新，首先必须到实践中寻找创新的素材。逐步开展碳掉期交易、碳期货交易、碳基金交易等各种碳金融衍生品的创新，积极探索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金融产品创新，开发出各种有利于资金融通的产品。文化讲究借鉴，金融方面也是可以进行借鉴的，尤其在方法和技术上体现更加突出。在对金融产品和金融技术进行创新时，我们可以借鉴具有代表性的模式，例如联合国、世界银行和国际金融公司的环境基金模式，这些都是非常有借鉴价值的。从实践中和借鉴中获得了原材料，接下来就要对原材料进行加工分析。要加强低碳经济数据的综合模型分析，加强对碳减排的经济风险分析与节能减排对策研究。这样解决问题的大部分步骤程序都得以完成，要高效率地开展产品和技术创新将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了。
4.建立完善的碳交易市场机制。
现阶段我国在碳交易市场上表现出种种问题，这些问题极大地阻碍了我国低碳经济的金融支持与创新的发展，所以针对这些问题必须找到解决的办法。问题的出现归根结底的是来自于市场的不完善，因此必须建立完善的市场机制。而建立完善的市场机制就要符合以下这些要求：首先是建立碳排放权期货市场，使拥有碳排放权的企业在碳排放权期货市场上进行保值交易，规避风险；当然天平要达到平衡，就要有一个中间物质，所以在交易市场上要有一个机构或者管理部门作为中间力量指导交易顺利完成；其次是在我国国内，必须对市场进行正确的规范，让国内碳交易不像无头苍蝇一样四处乱窜，无标准可以寻求。以此来保证市场交易的秩序性和规范性，提高交易效率；最后在本国市场上也需要建立一个中介机构，国家通过制定优惠政策培育专业性的碳交易评估和咨询中介机构，通过中介机构鼓励金融机构积极参与碳交易市场，尤其要鼓励商业银行进行开展评估、咨询和担保等碳金融中介业务，为我国企业在国际碳交易市场上保驾护航。相信市场的不断完善会让我国碳交易不断地顺利进展。
三、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