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6-25 12:32:13
序论：在您撰写工商管理英语论文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一）供应商关系管理的含义
供应链是由不同的利益个体组成的较为稳定的长期协作体系，企业与供应商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单纯的采购关系。供应商，尤其是主要的供应商对企业的生产效率、经营业绩甚至战略目标的实现都具有重大的影响。因此供应商关系管理是供应链管理中的一个战略性问题。只有通过实施有效的供应商关系管理，实现与上游供应商的紧密联接和协同运作，才能使整个供应链具有更强的竞争力和更快的响应速度。
供应商管理是指企业的供应部门以经济效益为目的对企业需用物资的供应厂商进行选择、考核、评比不断优化的动态管理过程。[1]供应商管理是供应链管理的一个关键部分。其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稳定可*的供应商管理队伍，通过实施良好的供应商管理策略，与供应商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为最终客户提供高质量的快捷服务保障。好的供应商是高质量的保证，卓越的供应商是组织的一项重要资产，将为购买其产品或服务的组织带来丰厚的回报。
供应商关系管理是一种致力于实现与供应商建立和维持长久、紧密伙伴关系的管理思想，也是一种旨在改善企业与供应商之间关系的新型管理模式。[2]主要研究如何与供应链中的上游供应商企业实现业务上的紧密联系和协同合作，使供应商及其资源能够更有效地参与到企业的产品设计和生产制造甚至是市场销售的过程中，并通过对双方资源和竞争优势的整合来共同开拓市场，降低产品前期的高额成本，提高市场份额，实现企业与供应商的双赢。
著名咨询公司Gartner是这么定义供应商关系管理的：供应商关系管理是用于建立商业规则的行为，以及企业为实现盈利而对于和不同重要性的产品、服务供应商进行沟通的必要性的理解。[3]
（二）供应商关系管理的重要作用
供应商关系管理，是供应链管理的一个组成部分，企业界和学术界都己经对此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与探讨。供应链的地位在当今商业运营中正变得越来越重要，Gartner认为，“当今企业想要成功的唯一条件是拥有一条优秀的供应链”，[4]而在供应链中，供应商关系又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供应链管理的重点是在由原材料生产直至最终消费者的这条价值链上，其强调的是上下游厂商以及与最终消费者间信息的有效传递；而供应商关系管理的重点是放在制造企业上游供应商环节，强调的是来料管理，即采购管理。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人提出了战略性采购的概念，强调从集成的角度看待采购。[5]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采购早己走出了国门放眼世界了，在这种情况下，采购及购买的成本在整个的最终产品中所占比例的大幅度增长。现代制造企业越来越依赖于供应商为企业制成品提供的增值部件，很多时候，企业终端产品的大部分价值都来自供应商，因此，制造企业在寻求成本控制以及竞争优势的时候就需要更好的供应商关系管理。
对许多企业来说，与供应商建立一种适合于自身发展的关系，其所带来的价值会是难以估量的。这些价值可能会包括：
（1）提高收入：与供应商的合作可以协助企业比竞争对手更快或更早地向市场推出新产品，并有可能通过批量的缩小来实现个性化的服务，从而细分市场；
（2）降低成本：除了从传统的价格方面，从供应商推荐的新材料的运用方面，也可以获得成本的降低；
（3）资本扩张：与供应商的合作可以使企业更合理地使用自己的核心生产能力，也可以对企业的库存水平做出更好的控制，从而提高企业的资本利用率；
（4）提高客户满意度：供应商的合作，对企业提高质量，缩短交货时间，提高供货率，从而在总体上提高服务水平起着重要的作用；
（5）降低风险：企业及时、安全地获得关键性原材料，可以降低供应链中的潜在风险和不确定性。
（三）供应商关系管理的制度基础
自从1938年伯纳德的名著《主管的功能》发表以来，组织设计学家的研究旨趣便显露出朝着4个主要方向发展的趋势，这4个方向是：倾向于把组织看作开放的系统，注重组织中的信息处理系统，组织设计中采取权变的观点和生态学的观点。同样在对组织决策的研究中，西蒙针对“理性决策模式”的缺陷，提出了“有限理性理论”，对决策的研究领域做出了不小的贡献，通过这些事件不难发现组织理论研究者对组织中复杂性的关注。
1、开放系统理论
以Bertalanffy为主提出的开放系统理论的主要观点是：组织要满足自身的各种需要，要生存和发展下去，就必须与其所处的环境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等各方面的交换，否则就会死亡。因此，组织必须像生物体一样对环境开放，建立一种与周围环境融洽的关系。这一观点与古典管理理论有着根本的不同，后者极少关注环境，只重视组织内部的设计并将其封闭起来。而开放系统则认为，环境是值得时刻注意的关键要素，开放系统理论的出现开辟了组织理论和管理理论的新思路，打破了官僚和封闭式的思维方式，这正是组织学习所必须具备的基本观念。
2、权变理论
权变理论则更进一步，认为组织除了要对环境开放外，还必须考虑如何适应环境的问题。两位英国学者，TomBurns&Stalker,G.M.在50年代完成了建立权变理论的一部分重要工作。两人考查了不同企业后提出，契约的组织和管理应该适应不同的环境变化率，当环境变化率高、技术与市场的变化不断带来新问题和新机遇时，应该采用开放的组织形式。权变理论的主要思想包括：组织是开放系统，需要精心管理以满足和平衡内部需要并适应环境；没有最佳的组织形式，组织的适当形式取决于任务或所处环境的类型；在同一个组织中，完成不同的任务需要不同的管理方法；不同的环境需要不同的组织类型。
3、合作竞争理论
合作竞争理论则强调合作与竞争的同时性，Brandenburger,A.M.&Nalebuff,B.J.对企业之间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在《合作竞争》一书中提出与书名相同的新名词——合作竞争，书中指出，企业之间既不是完全的竞争，也不是完全的合作，而是合作与竞争共存。他们把与企业相关的利益相关者分成四类：顾客、供应商、互补者和竞争者，这些利益相关企业的角色总是变化的，一个企业可能会同时扮演不同的角色，这也就是说，企业与利益相关企业之间的关系总是供应商、顾客、竞争者和互补者的综合体，合作与竞争关系具有同时性、兼容性，理解这一点有助于决策者在企业之间的合作和竞争中保持清晰的头脑。
二、供应商关系管理中的问题分析
1、评价、选择供应商过于主观的问题
我国企业在评价和选择供应商的时候，存在着以下的一些问题：如选择的标准不全面，目前企业的选择标准多集中在企业的产品质量、价格、柔性、交货准时性、提前期和批量等方面，没有形成一个全面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不能对企业做出全面、具体、客观的评价。而且企业在选择供应商的时候，主观的成分过多，有时往往根据企业的形象来确定供应商的选择，选择时往往还存在一些个人的成分。
2、对客户需求反应速度过慢的问题
随着技术的进步，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顾客需求向多样化发展，产品生命周期越来越短，需求的不确定性越来越高。因此，对于产品响应速度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美国的GM公司因其响应时间过长而丧失了20%的顾客，而且还有40%的顾客尽管买了他们的产品但对响应速度却不很满意。[6]这种情况在我国企业中更是普遍存在。我国企业传统的供应商管理，还存在着与供应商之间缺乏合作，缺乏柔性和对需求快速响应能力等方面的问题。由于供应商与企业之间在信息的沟通方面缺乏及时的信息反馈、在市场需求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企业不能改变与供应商已有的订货合同，因此企业在需求减少时库存增加，需求增加时，出现供不应求。重新订货就需要增加谈判过程，因此供需之间对用户需求的响应没有同步进行，缺乏应付需求变化的能力。另外，在传统的供应商管理中，采购方对于产品的质量控制也只能进行事后把关，不能进行实时控制，这些缺陷使供应链企业无法实现同步化运作。[7]
3、交易成本过高等方面的问题
我国传统的供应商管理中，比较重视交易中供应商价格的比较，通过供应商的多头竞争，选择价格最低的供应商作为合作者。虽然质量、交货期也是采购过程中的重要考虑因素，但交易过程的重点放在价格的谈判上。因此，供应商与企业之间经常要进行报价、询价、还价等来回地谈判，并且多头进行，最后从多个供应商中选择一个价格最低的供应商签订合同，决定订单。在这种供应商关系中，供应与需求之间的关系是临时性的，或者是短时性的合作，而且竞争多于合作。由于缺乏合作与协调，因此互相扯皮的事情比较多，大量的时间浪费在日常的小事上，对长期性的预测与计划工作没有时间考虑，增加了许多合作中的不确定性。
4、企业部门之间协调的问题
为了增强竞争优势，现在各个企业纷纷将他们的生产经营活动集中在自己的核心业务上，而将其他活动交给别的企业处理。企业己经意识到供应链对自身企业成功所起的重要作用。但成功的供应链首先要促进供应链上各企业之间的日常联系，信任、诚实和开放的观念是共同发展的先决条件。传统的供应链管理中存在各成员不愿意与他人共享自己的商业信息。这样做的结果是由于没有准确的信息，那么采购商和供应商都必须保持大量的存货以保持快速反应，也就无法将安全库存量减至最少。而且，由于企业内部各职能部门与供应商之间信息不通畅，缺乏沟通，将会经常发生冲突；还有就是由于供需双方存在着较大的文化上的差异，这也会带来很多的问题，不利于及时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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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侯方森：《供应链管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4，第1版。
[2]李建伟：《供应商的管理问题》，电子工业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周澜：《战略供应商关系的管理》，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年版。
[4]周澜：《战略供应商关系的管理》，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年版。
[5]杨占中：《供应链管理及其面临的问题》，《物流管理》，2003年9月。
[6]陈兵兵：《管理与供应商的关系》，《IT经理世界》2002年版。
[7]刘兆军：《现代企业的供应商管理模式分析》，《湖南商学院学报（双月刊）》，2001年第11期。
关键词：盈余管理涵义目的防范措施
EarningsManagementinListedCompanies
QIAN-Heying
(WanbangAccountantOffice,Lishui,Zhejiang324000,China)
Abstract:Earningsmanagementmeanstocontroloradjusttheinformationofthefinancialincomeinthereportinordertomaximizetheinterest.Theaimsaretoobtaintheprivatebenefit,collectcapitals,escapetaxes,obtainpoliticalcapitalsandevadetheobligationsofcontracts.Earningsmanagementhasvarioustype,anditcanbekeptawaythroughperfectingtheaccountingregulations,enhancingtheauditingandcontrolandsoon.
KeyWords:EarningsManagementMeaningAimMeasures
一、盈余管理的涵义
盈余管理是目前国外经济学和会计学广泛研究的课题。对盈余管理的概念会计学界存在着诸多不同意见。从以下两个权威性的定义可以看出盈余管理的基本涵义。一是美国会计学家斯考特(William·K·Scott)认为，盈余管理是指"在GAAP允许的范围内，通过对会计政策的选择使经营者自身利益或企业市场价值达到最大化的行为"。另一是美国会计学家凯瑟琳·雪珀(KathehneSchipPer)认为，盈余管理实际上是企业管理人员通过有目的地控制对外财务报告过程，以获取某些私人利益的"披露管理"。根据以上两个权威性的定义，可以看出，盈余管理主要具备这样一些涵义：第一，盈余管理的主体是企业管理当局，它包括经理人员和董事会。尽管经理人员和董事会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并不完全一致，但他们对企业会计政策和对外报告盈余都有重大影响，企业盈余信息的披露由他们各自作用的合力所决定。第二，盈余管理的客体是企业对外报告的盈余信息(即会计收益)。在雪珀的定义中，盈余管理不仅仅指对会计收益的调整和控制，而且包括对其他会计信息的披露的管理，但是对会计收益以外的财务数据的操纵并不具有普遍的意义，它所具有的经济后果相对而言要小得多。如果将其纳入盈余管理的范畴反而会影响对盈余管理本质的把握。第三，盈余管理的方法是在GAAP允许的范围内综合运用会计和非会计手段来实现对会计收益的控制和调整，它主要包括会计政策的选用，应计项目的管理，交易时间的改变，交易的创造等。第四，盈余管理的目的是盈余管理主体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其中又包括管理人员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和董事会成员所代表的股东利益的最大化。综上所述，盈余管理就是企业管理当局在遵循GAAP(或会计准则)的基础上，通过对企业对外报告的会计收益信息进行控制或调整，以达到主体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
二、盈余管理的目的
对盈余管理目的的剖析可以从盈余管理的终极目的与其具体目的两个层次来了解。
1.盈余管理的终极目的
毫无疑问，企业盈余管理的终极目的是十分明确的，即获取私人利益。一般认为，通过盈余管理获取私人利益的主体是掌握企业管理权的高级雇员，包括总经理、部门经理和其他高级主管。现代意义上的公司制企业是以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为基础的，公司的大股东可能并不参与日常经营管理，真正掌握管理权的往往是公司的高级雇员。由于管理者与股东的目标并不完全一致，他们都有各自的小算盘。因此，委托--关系一经建立，"道德风险"、"信任危机"等问题也将随之产生。为使二者的目标趋于一致，委托方(股东)通常采用业绩--报酬激励的方式来促使管理者尽最大努力工作。
管理激励机制产生了双重效应。一方面，它使管理者的管理活动迅速向股东的目标靠拢；另一方面，它又使管理者更积极地谋求任期内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包括报酬最大化、更多晋升机会等。为此，管理者就有动因采用盈余管理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如果净利润低于奖金方案的下限，管理者就有可能进一步降低净利润。这样，下一年度得到奖金的概率就会增加。相反，如果净利润高于奖金方案的上限，管理者在计算报告利润时就会尽量去除超过上限的部分，因为这部分利润得不到奖金。只有当净利润在奖金方案的上限和下限之间时，管理这才会有增加报告利润的动机。此外，管理者在卸任之前通常会选择有利的会计政策调增报告利润，以获取最后一次高额奖金。同样，业绩较差的企业管理者在任期将到时，为防止或推迟被解雇，也会利用盈余管理来粉饰真实业绩。但是，一旦管理者的变动得到确定，管理者便可能降低当期利润，以增加未来盈利的可能性。在实行承包制的企业中，管理者进行盈余管理以达到获取个人利益的目的的可能性更大。
管理者报酬与会计利润挂钩的制度原本是用来消除股东与企业管理者之间的"信任危机"，但实施的结果却是事与愿违，非但没有消除危机，反而加深了危机。最终的结果是管理者通过盈余管理获取了巨大的私人利益，而股东、底层雇员却成了名副其实的受害者。
2.盈余管理的具体目的
管理当局为了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最终目的，在实施盈余管理过程中又会有一些具体目的。与其终极目的不同的是，盈余管理的具体目的一般是以促进企业发展为中介，以达到公司规模扩张之后管理者报酬的增加、在职消费层次的提高以及政治前途的发展等终极目的的实现。盈余管理的具体目的一般表现为四个方面：
一是筹资目的。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直接目的就是筹资，当公司首次发行股票时。《公司法》对企业有严格的规定，如必须在近三年内连续盈利，才能申请上市。为达到目的，企业便采用盈余管理，进行财务包装，合规合法地"骗"得上市资格。同时，经过盈余粉饰的报表还有助于企业获得较高的股票定价。再如上市公司准备配股的时候。中国证监会的有关文件规定，公司"最近三年内净资产收益率每年都必须在10％以上，属于能源、原材料、基础设施类的公司可略低于9％"。为了达到配股及格线，上司公司便会积极利用盈余管理调整净资产收益率以达到配股的目的。
二是避税目的。公司盈余管理的避税目的是十分明显的。"合理避税"之所以成为可能，一方面是由于我国的税法体系还不十分完善，税收优惠政策颇多；另一方面是由于公司管理者在会计政策和会计方法的选用上有较大的灵活性。比如我国企业所得税实行33％的比例税率，同时又规定了两档照顾性税率，对企业管理者而言，税法的规定便为其开展盈余管理提供了弹性空间。管理者会通过选用适当的会计政策和方法调减应纳税所得额，从而有资格按照顾性税率缴纳所得税。
三是获取政治成本的目的。政治成本是指某些企业面临着与会计数据明显正相关的严格管制和监控，一旦财务成果高于或低于一定的界限，企业就会招致严厉的政策限制，从而影响正常的生产经营。为了避免发生政治成本，管理者通常会设法降低报告盈余，以非垄断等形象出现在社会公众面前。如微软公司就曾通过递延确认实际所得收入来下调盈利，以逃避美国反垄断机构的指控。
四是规避债务契约约束的目的。债权人与企业签订债务契约是为了限制管理者用债权人的资产为企业获利但却有损于债权人利益的行为。通常包含一些保证条款以保护债权人利益，如不能过度发放股利、不进行超额贷款、计提一定比例的偿债准备金等等。有些商业银行甚至规定不得向亏损企业贷款。这些都使得企业不敢轻易违反有关条款，否则会招致很高的违约成本。如果企业的财务状况接近于违反债务契约，管理者就有可能调增报告利润，以减少违约风险。盈余管理就成为企业减少违约风险的一个工具。
三、盈余管理的表现形式与防范
1.盈余管理的表现形式
一是多种形式的"利润储存器"。有些企业用不切实际的假设去估计诸如退货、贷款损失、保修费用等或有事项的准备，这样，企业就可在业绩良好时多计提准备，在业绩不佳时少计提准备，以调节利润。
二是操纵收入的确认时间。如为了虚增利润，在销售完成之前、货物起运之前，或在客户还有权取消定货或推迟购货之前，就确认收入。当为了少计利润时就做相反的操作。
三是滥用重要性原则。重要性原则认为，对微不足道的项目则不值得对其进行精确计量和报告。有些企业以会计上的重要性原则为借口，编造会计数据，从而达到粉饰财务业绩的目的。
四是巨额冲销。有些企业为了保证未来盈利水平，采取巨额冲销的手法。例如，在企业重组过程中夸大重组费用，以隐瞒利润。而当重组企业未来盈利不足时，这些虚列的费用，即隐瞒的利润，就会变成重组企业的收入。有些兼并公司，尤其是那些通过发行股票实施兼并的公司，在兼并时确认一大笔研究开发费用，或预提大量经营费用，形成巨额准备。在适当的时候就可以调节利润。2．盈余管理的防范措施
一是完善会计规范。首先要求公司在改变会计方法和原则时，应尽可能详细地披露其改变对利润的影响，包括增加财务报表附表，详细列示所有调整项目。其次坚决反对以重要性为借口，为故意虚报业绩开脱责任。再次对收入确认提出严格要求，特别要避免收入的提前确认。
二是加强审计监控。注册会计师行业应明确对被兼并公司研究开发费的审计原则，对公司兼并中有关巨额冲销、资产重组以及收入确认等事项的规则应加以补充、完善。外部审计师必须把信息的完整性放在首位，不允许以追求效率而忽视效果的审计方法取代完整的审计程序。
三是加大监管力度。监管机构应将那些重组过程中预提费用、进行巨额冲销的公司，列入重点核查范围。发现问题应进行严厉的处理，加大惩罚力度。同时，监管机构还应加强正确引导，使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建立起公允、合法、一贯地进行会计盈余报告的理念。
参考文献：
[1]PatriciaM.DechowandDonglasJ.Skinner.EarningsManagement:ReconcilingtheViewsofAccountingAcademics,Practioners,andRegulators[J].AccountingHorizons,2000,14,(2)
[2]PaulM.HealyandJamesM.Wahlen:《盈余管理研究回顾及其对会计准则建设的启示》[J],北京：《会计研究》，2000，（11）
[3]贾剑锋，李淑花：《盈余管理与利润操纵的差异》（J），武汉：《财会月刊》，2001（14），25-26
基于各种各样的动机，盈余管理已经普遍存在于企业之中。对盈余管理动机的研究一直受到学者们热捧，结合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可以将盈余管理动机总结为以下三点，即资本市场动机、契约动机以及政治成本动机。
（一）资本市场动机盈余管理中的资本市场动机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证券融资动机、收购动机和达到分析师预测动机。1.证券融资动机上市公司为了符合IPO条件，往往会在IPO前一年通过盈余管理，调高利润。而在IPO成功之后，被调高的应计项目会被调回。无论是国外学者还是国内学者，都得出了类似的研究结论，国内学者结合中国特有的经济环境背景，验证了在我国上市公司IPO过程中，存在盈余管理行为（张宗益、黄新建，2003）。另外，上市公司存在着为避免亏损而实施盈余管理行为。尤其在我国资本市场中，上市公司连续三年亏损将面临退市风险，因此，为了保存稀缺的上市“壳资源”，便出现了避免连续亏损而实施的盈余管理行为。陆建桥（1999）发现上市公司一旦出现亏损，在出现亏损年份往往存在显著的、向下的盈余管理行为，学者们称之为“洗大澡”。2.收购动机在企业收购过程也存在着盈余管理行为。在控股合并中，收购企业则会调高利润，这样可以获得更高的换股比例。在合并期间，调整应计项目约占收购企业总资产2%，在收购结束后，调高的盈余会被转回。3.达到分析师预测动机管理者为了使企业的盈余符合分析师预测，会进行盈余管理，尤其是当预计实际盈余无法达到分析师预测时，企业管理者通常会进行向上的盈余管理来调高盈余。盈余管理的方向与分析师预测有高度相关性，当分析师做出“买进”投资建议时，公司往往调高盈余；当分析师做出“卖出”投资建议时，公司往往调低盈余。
（二）契约动机企业是“若干契约的结合”，利益相关者期望这些契约能够得到监督。常见的契约有债务契约、管理层报酬契约以及公司章程等。基于国内外研究，我们重点讨论债务契约和管理层报酬的盈余管理动机。1.基于债务契约的盈余管理动机既然企业是“若干契约的结合”，那么企业也就存在违反契约的风险，而债务契约是存在于企业中很典型的一类契约。当企业盈余降至债务契约临界点时，也意味着企业面临违反债务契约的风险，为避免额外的违规罚款，企业可能通过调整应计项目来增加盈余，而改变折旧方法是管理者常常使用的方法之一，如将加速折旧转变为直线法。当然，除了应计盈余管理，真实盈余管理也会用来避免违反债务契约风险，例如在股利支付契约中，管理者可以直接修改股利支付条款或者削减股利支付额。2.基于管理层报酬契约的盈余管理动机一旦企业存在管理层报酬契约，就会存在基于管理层报酬契约的盈余管理动机。基于理性人假设，为了实现个人薪酬最大化，管理者会在政策法规允许范围内，最大限度的操纵报告盈余。Healy（1985）研究了在设有奖金上下限和没有设奖金上下限两种情况下，管理者会有怎样不同的反应。即如果显示在设有奖金上下限时，管理者倾向于通过应计项目降低当期收入，在没有设有奖金上下限时，管理者倾向于通过应计项目增加当期收入。
（三）政治成本动机政治活动理论认为政治活动中需要利用会计信息，政策法规的制定实施都需要得到会计数据的支持验证。因此，企业管理层基于政治动机的原因将会在会计准则允许的范围内选择最有利于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具体政策程序。目前，在反垄断和反倾销调查中，常常涉及政治成本动机的盈余管理，实证研究重点也集中在这两个方面。对申请进口减免税公司进行调查研究发现，这些公司在申请当年会通过递延应计收益来调低当期收益，以使自身符合进口减免税的标准。同样，受到反垄断调查的公司一般都会在调查当年进行向下的盈余管理行为。在对加拿大多家申请了反倾销的企业进行的实证研究发现这些企业普遍调低了利润，以期获得加拿大外贸法庭的支持。但是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为了实现反倾销调查而进行的盈余管理能够被股票市场识破，而且能够及时修正被调低的盈余。
二、新会计准则实施对真实及应计盈余管理水平影响
会计准则的作用在于降低内部管理层与外部利益相关者之间信息不对称，促进资源优化配置。然而，会计准则毕竟不能穷尽所有，难以兼顾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和可靠性，这就需要管理层做出必要的职业判断。2007年1月1日，新会计准则在我国上市公司中强制执行，新会计准则以原则为导向，趋同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自实施以来，关于新会计准则能否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缓解盈余管理一直受到学者的激烈争论。对新会计准则与盈余管理的关系，沈烈和张西萍（2007）认为新会计准则的实施给盈余管理提供的空间有消有长，但总体来说应该是消大于长。
（一）新会计准则对应计盈余管理水平影响会计准则是会计信息相关性和可靠性均衡的结果，准则制定者关心的核心问题是应当给予管理层哪些职业判断，以及职业判断空间的大小。随着新准则的实施，我们需要了解在新准则实施之后，应计盈余管理的水平和频率是上升还是下降了。一方面，新准则扩大了管理层职业判断的范围，增加了准则的科学性和适用性（公允价值的运用、研发费用可以资本化）。另一方面，新准则也对盈余管理的重灾区进行了一定限制（限制资产减值的转回，规范企业合并，限制公允价值的运用，完善会计信息披露制度）。下面就新准则对应计盈余管理水平的影响作详细分析。新会计准则给予管理层更多的职业判断空间，理论上来说应计盈余管理水平会增加。与旧会计准则相比，新会计准则最大的特点是引入公允价值概念。38项具体准则中，涉及公允价值的就有20项，管理层可以利用公允价值来操纵盈余。如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中规定：使用非现金资产偿债进行债务重组时，企业可以按照非现金资产的公允价值冲减原债务账面价值，差额将直接计入当期损益，这必然就存在了盈余管理的空间。又如准则《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中规定：当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具备“换入资产的未来现金流量在风险、时间和金额方面与换出资产显著不同”、“换入资产与换出资产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不同，且其差额与换入资产和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相比是重大的”两个条件之一，便可认定该项交换具备商业实质。在判断是否具备商业实质的过程中，需要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新会计准则在提供了更多职业判断空间的同时，对盈余管理重灾区也给予了一定的限制。1.旧准则规定合并报表的合并范围是母公司控制的投资单位，母公司可以任意改变投资比例，从而改变合并范围。新准则修改了合并范围的规定，要求遵循实质重于形式原则，扩大的合并范围。另外，建立了严格的合并会计信息披露制度，因此通过合并报表进行盈余管理的空间大大缩小。2.旧准则规定已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在资产转销后可以转回，这一规定为我国上市公司实施应计盈余管理提供了条件（赵春光，2006）。新准则规定资产减值一经计提，日后不能转回。3.新准则虽然引入了公允价值概念，但同时也对应用公允价值做了严格限制，避免企业滥用公允价值。4.新准则相对于旧准则，更加注重会计信息的披露，制定了严格的会计信息披露制度，这不仅有利于信息的传递，实现资源优化配置，而且限制了企业的应计盈余管理行为。
（二）新会计准则对真实盈余管理水平影响新准则对应计盈余管理的滥用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如资产减值转回的限制、合并范围的限制等。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完善，监管机构对应计盈余管理行为也加强了监督。市场分析师和投资者的不断成熟，使得企业利用应计盈余管理操纵盈余更易被市场察觉，因此，我们分析在这样的背景下，那些应计盈余管理行为受到限制的企业会转而进行成本更高的真实盈余管理。与应计盈余管理行为相比，真实盈余管理具有隐蔽、不易面临监管的优点。实际上，我国上市公司长期以来一直重视真实盈余管理，只是理论界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随着新会计准则在我国上市公司中全面实施，大量应计盈余管理行为受到限制，理论上说真实盈余管理将被更多的上市公司所采用。当然，真实盈余管理行为所付出的成本要大于应计盈余管理，并且不是所有上市公司都符合实施真实盈余管理的条件。另外，能够实施真实盈余管理行为的企业，说明其质地较好，管理层对企业前景有着良好的预期，能够向市场传递利好消息。对于不同的盈余管理动机，真实盈余管理水平的变化也有所不同。前面已经讨论了盈余管理的三大动机，其中在资本市场动机中，有保盈、保增长和配股等。一般来说，具有保盈动机的公司，其经营业绩处于较差状况，虽然新准则限制了应计盈余管理行为，但这些具备保盈动机的企业很可能自身不具备实施真实盈余管理的条件和能力，因此新准则的实施不能显著促进这些企业真实盈余管理的使用水平。而对于具有配股动机的企业，其经营状况处于良好，当应计盈余管理受到限制后，这些企业更可能也更有余地实施真实盈余管理行为。
三、小结
通过束缚管理者的行为，在委托和关系中，经营者行使权利从中获得益处和企业的财务指标息息相关，关于盈余管理会计政策的选择，就是企业会计信息不全面性。
1、变更会计政策。
股票上市公司的经济业务比较复杂多样，其中，有许多种可以选择的经济业务的会计政策的一部分，企业可以通过会计政策的改变来实现股权激励机制的改变，实现了公司盈余。
2、变更会计估计。
会计变更是指企业有效利用信息或事务处理不确定性评价的结果，会计经济业务的一部分本身是不稳定的，这就需要管理者做出的存在一定的主观性，这使得会计评估有效地根据公司的实际状况。
3、收入与费用的确认
在企业的实际运作，将通过收入与费用的变化来调节利润，当企业需要提高利润的企业将不在销售确认条件确认收入的实现将未来收入转移到这一段。
4、非经常性损益
盈余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非经常性损益，在企业经营管理中，常常使用的非经常性损益的时间有效性，对企业内部的亏损进行适当调整，因为它不需要指数计算ST，P公司盈余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因此许多公司使用收益管理的项目，为了避免连续亏损造成的特殊待遇，暂停上市，甚至退市的风险。?
5关联交易。
企业采用调整脱机模式实施项目的盈余管理，但这种方式很容易检测，因此公司开始采用关联交易进行盈余管理，并按照协商定价原则，价格取决于需求的变化。
二、上市公司在股权激励机制下实现盈余的策略
（一）对管理层激励机制设计的策略。
虽然会计信息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激励合同，但我国市场经济制度并非完美无缺。所以结合经营者绩效评估和其他指标的充分考虑委托人一旦性能指标和市场价值等。
（二）对证券市场运行严口监管的策略。
市场价值指数是反应性能的主要途径，提高股票市场的效率，可以创建激励制度，良好的外部环境，因此，我们将严格控制上市接近确保质量的同时加强公司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保证同时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规范化。
（三）对公司治理结构的策略。
做的顺利实施股权激励制度，加强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的建设和加强控股股东的监督，除了采取措施，督促上市公司加强内部建设，制定严格的管理制度，最后积极构建公司治理文化促进诚信的发展文化。
（四）对管理者市场层面的策略。
专业素质的人员、管理者是企业走向健康发展道路的关键之一，股权激励制度有效的建立需要高层管理人员的优化配置，选择一个高水平的经理，其次，通过市场手段扮演经理的激励和约束的角色建立一个完美的人才竞争机制。
三、总结
我们认为，盈余管理是指企业管理人员在会计准则和《公司法》允许的范围内，通过会计政策的选择、会计估计的变更、重组经营活动或交易等，以期实现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和（或）企业价值的最大化。尽管会计盈余管理会导致会计信息与未进行任何盈余管理时不同（并非就是失真），但会计盈余管理与会计盈余作假有着本质的区别。会计盈余管理是在相关法律规定范围内，而会计盈余作假则是超出了相关法规和准则允许的范围而进行的会计欺诈行为，如违规进行会计政策选择和会计估计的变更，无中生有地虚构经营活动或交易（隐瞒和删除交易或事项，伪造、变造交易或事项及相关凭证记录）。
二、会计盈余管理的有益性
一方面，从个别公司来看，公司在经营过程中，难免因为外界环境的变化，如某物件市场供需不平衡价格大幅度升降、某些优惠政策的颁布、某准则条例的修改等，而需要更换从前的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方法，以更好地反映企业经营状况，实现企业价值更大化，减少违反债务条款、失足配股门槛等带来的风险，即经营者能够利用会计自由选择权进行会计政策合理选择、会计估计的合理判断以及信息的恰当披露，可以保护公司免受现实状况带来的不必要损失。另一方面，从整个市场来看，盈余管理并不会扭曲公司当期税前的账面价值，并不会误导报表使用者，反而可以使账面盈余更准确地表示公司的实际价值。所以我们认为，进行盈余管理的公司反而更容易引起报表使用者的警惕性，报表使用者能够坦然、理性地面对公司盈余管理，而且更青睐于盈余比较平滑的公司，也正如斯科特所认为的，盈余管理可以作为一种向市场传递内部信息，使股价更好地反映公司前景的机制。
三、中小上市公司会计盈余管理现状分析
1.存在盈余管理行为
相关研究表明，中小上市公司普遍存在会计盈余管理行为，尤其是在IPO过程中。为中小上市公司2004~2012年年度报表ROA分布图，图2、图3、图4分别为中小上市公司2004~2013年1季度、半年度、3季度报表ROA分布图。其中：ROA为报告期净利润与期末资产总额之比；图中的条柱为报表中ROA的分布；横轴为ROA；纵轴为公司比例。我们可以发现，在0处ROA的分布均具有明显的跳跃现象，即样本比例在0的右边突然增多，与在0的左边样本则突然减少形成鲜明对比。在我们看来，此现象的产生就是盈余管理的结果。
2.盈余管理公司呈现增长趋势
从中小上市公司2004~2012年各年年度报表ROA分布图，我们可以看出，从2004至2012年，在0处ROA分布的跳跃现象越来越明显，尤其是2010~2012年，0右边附近的样本数急剧增多。一方面当然是因为近几年中小板上市公司数量的大幅度增加，另一方面，是由于盈余管理公司数量的急剧增加。从中小上市公司2004~2013年各年1季度、半年度、3季度报表ROA分布图，同样可以得出此结论。
3.盈余管理呈现季度差异
小上市公司2004~2013年各季度报表ROA分布图，从左往右的四个图依次为：1季度ROA分布图、半年度ROA分布图、3季度ROA分布图和年度ROA分布图。从图9可以看出，在0处ROA分布的跳跃现象在各季度报表中表现得不一致，1季度ROA分布图的跳跃现象最为明显，半年度和3季度的次之，年度报表ROA分布图的跳跃现象则较为缓和。即1季度报表反映的进行盈余管理的公司最多，而年度报表反映的进行盈余管理的公司最少，可能是由于年度报表需要审计的缘故。
四、思考与建议
1.投资者是具有信息判断能力的
从上文分析中，我们可以知道，中小上市公司1季度报表反映的进行盈余管理的公司最多，年度报表反映的进行盈余管理的公司最少。而许晓芳和方略（2012）研究发现，中小上市公司1季度报表的信息含量最少，股价波动与其报告盈余偏离最大，年度报表的信息含量最多，股价波动与其报告盈余拟合度较好。这说明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决策时使用了年报中披露的盈余信息，而很少使用1季度报表披露的信息，他们能够意识到，公司存在盈余管理行为，年度报表由于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相对更具有真实性和规范性，而1季度报告存在更大的盈余管理程度。因此，投资者具有一定的信息判断能力，中小上市公司管理者在进行盈余管理时，应当明确此点。
2.会计盈余管理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一方面，公司进行盈余管理，不管是变更会计政策、会计估计方法，还是重组事项和交易等，都需要在财务报告中披露，思考如何进行盈余管理、如何进行披露将增加公司管理者的工作量和工作难度，而且还会引起诸如证监会、媒体、相关利益群体等的关注，从而可能给企业带来更大的契约成本（如融资成本）。另一方面，如果公司投资者较为保守，比较排斥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那么，或通过自己直观地发现公司存在会计政策选择和会计估计方法变更，或通过一些专业分析师或学者研究发现公司存在其他隐蔽性的盈余管理行为，则公司盈余管理幅度一旦超出了他们预期或接受范围，他们就会立即放弃该公司，甚至加入投资黑名单。
3.尽可能保持公司盈余平滑性
盈余管理是目前国内外学者广泛研究的课题，对于盈余管理的概念问题，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侧重点进行研究，会得出不同的定义。美国著名会计学者斯考特(Scott)在其所著的《财务会计理论》一书中这样定义盈余管理，他认为盈余管理是会计政策的选择具有经济后果的一种具体表现。所谓的盈余管理，就是只要公司的管理层有自由选择不同的会计政策，那么使其效用最大化或使企业的市场价值最大化的会计政策必定会受到亲睐。而美国著名会计学者Schiper则有自己不同的见解，为了获得某种私人利益或(而并非仅仅只是为了中立地处理经营活动)，对外部财务报告进行有目的的干预，这就是盈余管理。而Healy等认为盈余管理是当管理者在编制财务报告和构建经济交易等经济活动时，他们利用自己的判断擅自篡改财务报告和财务报表，从而使一些利益相关者对公司的真实的经济收益受到误导，或者影响根据报告中会计数据形成的契约结果。虽然不同时期的学者对盈余管理的定义有着自己不同的理解，但在主要方面是一致的，即在盈余管理的过程中，公司管理部门是有目的、有意地选择对自身有利的会计政策或交易安排，以通过盈余管理使自身获取利益，其最终的目的是使得自身利益和价值最大化。Jones以DeAngelo模型为基础，将总应计利润也分成可操纵的和不可操纵的应计利润，排除非操纵性应计利润不变的假设，研究非操纵性应计利润对公司盈余管理程度的影响，并用一些指标如销货收入的变动、应收账款的变动、固定资产的折旧等来衡量，提出了著名的琼斯模型，之后相关学者对琼斯模型进行修正完善，形成了修正的琼斯模型、扩展的琼斯模型、改进后扩展的琼斯模型等一系列计量模型，使琼斯模型更加完善，更加符合现实证券市场的需要。Burgstahler等通过对上市公司每年的盈余水平变动的横截面统计分布的分析，利用统计软件进行平滑统计检验，根据统计的研究数据和结果，得出了公司为了避免亏损或者为了某一意图提高账面盈余，确实存在着盈余管理的行为，而增加账面利润的方式主要是操纵营运资金的变动和现金流量的管理的结论。
我国的盈余管理动机研究集中于对监管动机和盈余管理手段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也充分体现了中国证券市场的鲜明特点。陆建桥是最早对我国亏损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进行研究的一批学者之一，他将研究样本定为到1997年为止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22家亏损上市公司，对这些公司在出现亏损前一年度、亏损年度和扭亏为盈年度的盈余构成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假设，通过研究，他得出我国亏损的上市公司为了避免连续亏损以致被ST甚至被退市，在亏损年度都会进行适当的盈余管理的研究成果。孙铮等利用统计分析方法对亏损和扭亏的上市公司进行统计分析，统计结果显示上市公司的资产收益率在微利和严重亏损区间分布比较集中。这说明公司为了自身的利益进行了显著的盈余管理，其中上市公司为了避免被ST或退市，努力利用会计项目调整盈余，达到使公司当年不亏损或微利的目的;而已经亏损的上市公司为了能够使下一年盈利，会使当年度的亏损扩大，即所谓的亏损年度调减收益，为下一年调增收益摘帽做准备。孟越等基于盈余分布密度检验的方法对亏损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进行分析，证明了我国亏损上市公司在亏损之前为避免亏损确实存在着盈余管理的行为，并从监管制度、资本市场、会计准则角度提出建议，以期缩小盈余管理的空间。从上述对国内外文献综述我们可以看到，虽然盈余管理的动机各有不同，但国内外市场普遍存在着盈余管理的情况，尤其是我国亏损的上市公司为了避免被暂停上市或退市的风险，盈余管理的倾向更明显。国外的研究主要通过构建模型来进行实证研究，并出现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模型;而我国的盈余管理研究充分体现了中国证券市场的鲜明的特点，我国对上市公司暂停上市、终止上市和配股等方面都有相应的最低盈余水平要求，为了达到要求，上市公司纷纷进行盈余管理。国内相关学者的研究表明，上市公司操纵利润进行盈余管理的方式主要是调增或调减应计利润项目或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实证研究的成果为监管部门不断修改公司上市、退市和配股等相关的监管政策提供了有效的信息。我国证券监管部门虽然颁布了相关法规，但是大部分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监管动机上，没有针对具体的行业盈余管理的所采用的不同手段进行具体研究，盈余管理仍然有着十分广阔的研究前景，我国证券市场尚待继续完善。
2研究设计
ST公司是一类比较特殊的上市公司，其盈余管理的动机和愿望更强烈，上市公司受到退市警告被特别处理(ST)后，对公司的管理层而言，最大的问题就是摆脱财务困境，而在公司的经营业绩短期内无法改观的情况下，为了维持自己公司的上市资格，以使公司得到长期发展，公司会利用盈余管理来粉饰报表，达到账面盈利的目的，以避免被暂停上市或被退市的厄运，但这大大降低了公司财务报告的质量，扰乱了证券市场的正常秩序，阻碍了整个证券市场的长足发展。因此与其他公司相比，ST公司更有可能过度利用盈余管理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研究ST公司能够更好地研究盈余管理，对规范市场秩序，保持证券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利润是企业追求的终极目标，对于上市公司而言更是这样，当上市公司连续2年亏损，被相关监管机构处罚，受到退市风险警告时，企业为了最大限度的减少由于亏损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避免自己连续3年亏损被暂停交易，在企业的经营业绩短期内无法很快改善的情况下，企业管理人员很可能在连续2年亏损后的第3年进行盈余管理，防止被*ST甚至公司被终止退市。根据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①亏损上市公司在其扭亏为盈年度，会做出调增收益的会计处理;②亏损上市公司在扭亏为盈年度的盈余管理程度均＞扭亏为盈前一年度和扭亏为盈后一年度。
3实证分析
首先根据琼斯的修正模型在年报中找出30家公司2008年、2009年、2010年和2011年对应的净利润、经营现金净流量、总资产、固定资产原值、应收账款、营业收入的数据，然后根据这些数据计算出对应的2009年、2010年和2011年的应计利润(净利润－经营净现金流量)、总资产、固定资产原值、应收账款增加额、营业收入增加额，之后利用修正的琼斯模型将数据带入线性回归模型。利用eviews软件对样本总体扭亏为盈年度(2010年)、扭亏为盈前一年度(2009年)、扭亏为盈后一年度(2011年)进行回归分析，如表2所示。其中:R2是指回归模型的可决系数，由表2可知，3年的可决系数分别为0.85、0.94、0.98，而调整的可决系数为0.83、0.93、0.97，均小于相应年的可决系数，且3年的数值较高，说明模型的拟合优度很高，该回归模型很好地解释了样本数据。另外样本3年的F检验值分别为49.2、137.7、350.7，而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F(3，26)=2.98，说明该线性回归方程整体显著。下面研究样本总体扭亏为盈年度(2010年)、扭亏为盈前一年度(2009年)、扭亏为盈后一年度(2011年)盈余管理的程度，以此探究扭亏为盈年度盈余管理程度的大小。将算出的回归参数带入线性回归方程，计算出每年的盈余管理程度(总应计利润－非操纵性应计利润)结果。2010年的盈余管理程度都为正数，说明ST上市公司在扭亏为盈年度(2010年)进行了明显的调增收益的盈余管理，且通过与扭亏为盈前一年、扭亏为盈后一年的盈余管理程度作比较，可以看出，扭亏为盈年度与之的差额均为正，说明扭亏为盈年度的盈余管理程度均大于扭亏为盈前一年和扭亏为盈后一年度的盈余管理程度，因而假设成立。
4结论
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和企业财务管理目标，企业管理层的主要目标是在满足利益相关者需求的基础上增加股东财富。Carrol（l1979、1991）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包含四个方面内容：盈利的经济责任；遵纪守法的法律责任；行事正确、公正、公平的道德责任；为社会、文化及教育事业做出贡献的慈善责任[10、11]。其中，第一个维度（盈利，即增加股东财富）构成了企业通过提高员工、顾客和社区生活质量在内的对社会负责的承诺基础（即为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服务）。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于2007年对4586位企业经营者的专题调查报告显示，中国企业经营者普遍高度认同履行经济、法律、伦理、公益4个方面社会责任的重要意义，认识到履行社会责任有利于企业自身的持续发展。企业社会责任的工具理论（Friedman，1970）将企业社会责任视为增加股东价值的一种工具，任何提倡的社会活动只有在能增加财富时才会被接受（Mackey等，2007）[12、13]。欧洲委员会于2011年赋予企业社会责任以新的内涵，这个委员会将企业社会责任定义为：“企业对其给社会产生的影响所承担的责任。对适用法规和社会参与者间的集体协议的尊重是履行责任的先决条件。为了充分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企业应该具备将社会、环境、道德、人权和消费者关心的问题同经营活动相整合的流程，并具备和其利益相关者密切协作的核心战略，这个战略的目标是使企业的所有者/股东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和整个社会的共享价值的创造性最大化。”上述定义都认同股东财富创造是企业进行社会责任活动的基础，因此，有大量研究都在探究企业财务业绩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且大多支持两者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的结论（Ruf等，2001；沈洪涛，2008）。然而，由于反映财务业绩的指标一般是通过会计报表数据计算得到的，而应计制记账基础下的会计数据存在操纵空间，因此，对财务业绩和企业社会责任之间正向关系的研究也并不能完全反映企业社会责任的改善就是源于企业真实业绩的提高。基于此，学术界对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机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至今未达成一致的结论。两种对立的观点中，支持道德假说的学者们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应该源于自身的慈善行为，源于对社会风险的管理，源于对综合目标的平衡，也源于对最大化社会福利的贡献等（李伟阳和肖，2011）[16]。支持利益假说的学者们则认为，企业管理层追逐自身利益或组织的经济利己主义时，道德准则可能仅仅只是弄虚作假的烟雾弹（陈昕，2013）[17]，企业可能通过慈善来掩盖或转移公众对企业其他不当行为的关注，从而降低企业的声誉损失。
如果将企业家或者企业看作道德主体，则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更可能是源于企业家或者企业的纯粹道德良知。②企业社会责任道德理论指出，企业必须将社会责任作为一种道德约束（Phillips等，2003）[18]，这要求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必须关注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和指导性的道德准则。同时，Linthicum等（2010）将企业社会责任活动视为一种建立和维持声誉的途径。如果一个企业看重它的声誉，那么保护这一声誉的意愿可以抑制企业及其管理层参与不被社会接受的活动。因此，管理层可能基于加强企业声誉的战略动机去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并通过限制盈余管理来降低对企业声誉的潜在损害（Kim等，2012）。Laksmana和Yang（2009）研究发现，同社会责任履行情况不佳的企业相比，社会责任履行情况较好的企业有着可预测性更高、更加持续和平稳的收入。Hong和Andersen（2011）基于美国数据研究发现，对社会越负责的企业的应计质量越高，且从事真实盈余管理的可能性越低。此外，根据Jensen和Meckling（1976）提出的理论，委托人（股东）与人（管理层）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对委托理论进行扩展，则委托人可能是社会或政府等利益相关者，在这种情形下，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可以降低两权分离所带来的利益冲突和成本，缓解可能产生的信息不对称。上述理论均支持盈余质量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存在正向影响关系的假设，这一关系也与Kim等学者的研究结论一致。国内亦有学者对此问题展开研究。朱松（2011）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越好，市场评价越高，会计盈余的信息含量也越高。钟向东和樊行健（2011）通过对企业社会责任、财务业绩与盈余管理关系的研究也发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能够抑制盈余管理。邓学衷等（2011）亦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企业盈余管理对社会责任会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综上所述，如果管理者秉承“公心”———基于利益相关者价值最大化目标，出于建立和维护声誉、提高财务业绩的战略动机，或者出于道德约束的利他动机来履行社会责任，我们将观察到盈余质量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正向影响关系。因此，本文提出假设1：H1：盈余质量较好的企业，会更多的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然而，有限理性理论（Simon，1955）认为，现实生活中的决策者是介于完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有限理性”的“管理人”，个体的理性被信息、时间或认知能力等约束条件所限制。盈余质量低的企业管理者可能通过“信息超载”（informationoverload）的方式（Agnew和Szykman，2005），借助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所带来的声誉效应掩盖其所做的盈余操纵及其他不当行为，转移公众的视线（Hemingway和Maclagan，2004）。因此，社会责任的履行很可能与管理者追逐自身利益有关联（McWilliams等，2006）。如果管理者出于投机动机履行社会责任，那么他们可能误导利益相关者对企业价值和财务业绩的判断。
基于此，学者们展开了大量研究。Fritzche（1991）研究发现，管理层追逐自身利益或组织的经济利己主义时，道德准则可能仅仅只是弄虚作假的烟雾弹，管理层会通过履行社会责任来掩盖企业经营管理中存在的不当行为。Petrovits（2006）研究发现，财务报告中利润略大于0的企业会更倾向于履行慈善活动（如资助慈善基金会），这表明企业为了达到特定阈值（如利润0点）、避免亏损，会有动机进行盈余操纵，同时战略性的运用企业慈善项目来加以掩饰。Prior等（2008）以26个国家的593家企业作为样本，研究企业是否会使用企业社会责任从战略上来隐瞒盈余管理。他们从SiRiproTM数据库中选择指标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变量，使用业绩调整的修正Jones模型来衡量盈余管理，最终发现盈余管理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存在正向影响关系。Chih等（2008）从FTSE全球指数数据库中选取46个国家的1653家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并将样本划分为社会责任表现较好和较差的两个子样本，研究了在社会责任表现较好的子样本中的企业是否存在盈余管理。他们发现，更好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在应计盈余管理中更为激进。在Kim等（2012）看来，企业可能将参与社会责任作为维持声誉的一种手段，通过履行和披露社会责任为企业营造出一种透明的形象，以获取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通行证”，从而“躲”在貌似透明的社会形象背后进行盈余管理。这一动机在某种程度上与Prior等（2008）的研究结论一致，即企业基于机会主义，在从事盈余管理行为之后，会试图通过履行和披露企业社会责任来掩盖它们的盈余操控行为。高勇强等（2012）基于中国民营企业的调查数据研究发现，企业可能会利用慈善捐赠来掩盖或转移外界对员工薪酬福利水平低、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的关注[6]。此外，通过在理论的框架下关注管理者的投机行为，Petrovits（2006）和Prior等（2008）发现，基于对自身职业生涯或个人名声的考虑，管理层可能也会更多的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这些投机取巧的动机和我们对“诚实守信的商人”的理解相反。综上所述，如果管理者更多的是出于“私利”考虑，基于掩盖或转移公众对企业不当行为关注的动机来履行社会责任，我们将观察到盈余质量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负向影响关系。基于此，我们提出与假设1存在竞争性的假设2：H2：盈余质量较差的企业，会更多的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本文以沪深两市2005~2011年A股上市公司作为初选样本，相关数据均来自于深圳国泰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设计开发的CSMAR数据库。对于初始数据，本文进行了如下的处理：（1）剔除归属于金融行业的上市公司样本；（2）剔除样本期间被冠以ST、PT的财务状况异常的上市公司样本；（3）剔除在发行A股的同时发行有B股或H股的上市公司样本；（4）剔除资产负债率大于1的上市公司样本；（5）剔除总资产或所有者权益小于零的样本；（6）剔除数据缺失的上市公司样本。根据上述标准进行筛选，最终得到9371个有效的公司/年度样本观测值，其中，观测样本的年度分布情况为：2005年1158个、2006年1147个、2007年1167个、2008年1289个、2009年1365个、2010年1448个、2011年1797个。此外，为了控制异常值对研究结论的影响，本文对模型中涉及的所有连续型变量进行了上下1%的winsorize处理。
（二）变量的选择和度量1.被解释变量———企业社会责任的度量。借鉴沈洪涛等（2011）的做法，本文选用上海证券交易所2008年5月的《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承担工作的通知》中涉及的每股社会贡献值来衡量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具体计算公式为：每股社会贡献值=（净利润+所得税费用+营业税金及附加+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本期应付职工薪酬-上期应付职工薪酬+财务费用+捐赠）/期初和期末总股数的平均值2.解释变量———盈余质量的度量。（1）修正Jones模型（Dechow等，1995）。现存最常用到的研究盈余管理的方法就是通过Dechow等（1995）的横截面修正的Jones模型估计可操控应计利润指标。具体来说，首先使用模型（1）分行业－年度回归。在模型（1）中，TACCj,t是j公司在第t年的总应计利润，它是净利润减去经营活动现金流量计算得到的；TAj,t-1是j公司在第t-1年的期末总资产；ΔREVj,t是j公司在第t年主营业务收入的变动；PPEj,t是j公司在第t年末的固定资产总额。此外，该模型在传统估计方程中加入常数项，有利于消除异方差和缓和模型缺乏规模变量而引起的计量偏误。由于盈余管理可能存在向上或向下的不同策略，为了综合考虑企业对盈余的操纵情况，本文对DAj,t取绝对值后作为盈余质量的第一个变量DA1。由于DA1反映的是企业对盈余进行操纵的程度，所以取其绝对值作为盈余质量变量时，数值越小说明盈余质量越好。（2）修正Jones模型的改进（Kothari等，2005）。Dechow等（1995）的研究还发现，在Jones模型下，企业的极端绩效会对计算结果产生显著的影响。为克服这种现象，同时增加盈余管理研究的可信度，Kothari等（2005）将公司的绩效代入Jones模型的估计过程中，提出两个改进的模型，其中之一为业绩调整的修正Jones模型：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ROAj,t-1作为业绩的替代变量，同时在销售额变动的基础上扣除应收账款的变动，得到模型（3）。其中，ROAj,t-1是j公司在第t-1年的总资产收益率。与文中计算DA1的方法一致，对模型（3）分行业-年度回归的残差取绝对值，得到盈余质量的第二个变量DA2。此外，Kothari等学者还提出另一个与业绩相关的修正Jones模型，以控制业绩与企业应计之间相关性。具体做法是，对于每个行业内的企业，按照总资产收益率排序并分组，然后为每一家企业选取总资产收益率最为接近的企业作为配对样本，采用模型（1）、（2）计算每家企业的DA1，将企业与配对样本的DA1相减（配对公司值为减数）作为该企业盈余质量的第三个变量DA3。综上所述，本文采用Dechow等（1995）的分行业年度的横截面修正Jones模型以及Kothari等（2005）的业绩调整和业绩配对的修正Jones模型分别计算可操控应计利润，考虑到盈余管理可能存在向上或向下的不同策略，对计算得出的可操控应计利润均取其绝对值。作为上市公司盈余质量衡量指标的DA1、DA2、DA3，均为指标数值越小表明企业的盈余质量越好。（3）盈余质量的另一种衡量指标是应计质量。根据调整的Dechow和Dichev（2002）模型计算盈余质量指标（DD），这一指标广泛应用于财务报告质量的研究文献之中（Francis等，2005；Rajgopal和Venkat－achalam，2011）。为计算该变量，首先分行业－年度回归如下模型：在模型（4）中，ΔWCj,t为j公司第t年营运资金的变动，具体地说，为应收账款、存货和其他资产的变动之和，减去应付账款和应交所得税的变动；CFOj,t为j公司第t年经营性现金流量；ΔREVj,t为营业收入的变动；PPEj,t为j公司第t年末的固定资产价值；TAj,t-1为j公司第t-1年末总资产。在对模型（4）分行业－年度回归后，得到各企业各年度的回归残差，根据第t年和之前4年的回归残差计算标准差，即得到企业第t年的应计质量指标，该指标数值越小则表示企业的应计盈余质量越好。3.控制变量。本文在回归模型中使用了一些控制变量，以避免可能影响盈余质量和企业社会责任关系的遗漏变量问题。之前的文献研究表明，企业规模和企业社会责任之间存在相关关系，大规模的上市公司更有动机去强调它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承诺，因此本文控制了企业规模（Size）。另外，研究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价值正相关，具有高度道德承诺的企业的市场价值更高，企业价值高的企业会承诺高水平的企业社会责任以保持它们在市场中的地位，因此本文控制了企业价值（TobinQ），并预测企业价值会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产生正向影响。为了控制与杠杆作用相关的盈余管理动机以及杠杆作用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潜在影响，本文控制了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Leverage）。我们加入营业收入增长率（Salesgrowth），以控制企业增长机会的影响。此外，由于Petron（i1992）研究发现企业在自身财务业绩不佳时更有可能进行盈余管理，倾向于通过盈余管理规避损失，因此参照Choi和Pae（2011）的做法，在本文的主回归模型中分别引入反映企业亏损情况的虚拟变量（LossD）和反映企业现金流情况的虚拟变量（NegcfoD）。最后，我们还加入了年度虚拟变量（Year）及行业虚拟变量（Industry），以分别控制年度和行业固定效应。变量的定义和度量见表1。
（三）实证模型参考Choi和Pae（2011）的模型，本文估计了如下回归模型来检验盈余质量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关系：在模型（5）中，CSRj,t为j公司第t年的社会责任表现；QAj,t为j公司第t年的盈余质量，分别由DA1、DA2、DA3和DD来度量。H1意味着β1<0，即盈余操纵程度较小、盈余质量较好的企业，会更多的履行社会责任，表明企业倾向于更多的从事社会责任活动以回报社会。H2意味着β1>0，即盈余操纵程度较大、盈余质量较差的企业，会更多的履行社会责任，表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机更可能是为了转移公众的视线，掩饰其对盈余所做的操控。同时，考虑到本文所使用的样本数据是典型的短面板，借鉴Petersen（2009）的方法，所有回归结果在报告t值时，均采用公司层面聚类调整的稳健性标准误。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单变量分析1.描述性统计。表2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1）企业社会责任表现（CSR）的均值为1.0799，中位数为0.8536，但都与最大值5.4257相去甚远。这符合预期，一方面，数据表明当前半数以上的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情况低于平均水平；另一方面，即使进行了99%百分位的winsorize处理异常值，在样本中仍包含个别社会责任履行情况很好的企业，不过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说，如此超高的企业社会责任值并不是普遍情况。（2）关于盈余质量的指标，在分别采用修正Jones模型、业绩调整以及业绩配对的修正Jones模型时，DA1、DA2、DA3的均值分别为0.0950、0.0913和0.1324。此外，采用Dechow和Dichev模型计算的盈余质量指标（DD）的均值为0.0334，中位数为0.0282，最小值为0.0047，最大值为0.1172，企业间总体变化不大。（3）控制变量方面，企业规模变量（Size）的均值为21.7099，中位数为21.5624，说明样本企业的规模基本符合正态分布；企业价值（TobinQ）变量在25百分位上的数值都超过1，表明大多数企业的估值都高于资产的账面价值；企业资产负债率（Leverage）的均值为0.4847，中位数为为0.4996，表明样本中半数以上企业的负债小于所有者权益，企业偿债能力尚可；营业收入增长率（Salesgrowth）均值为21.22%，在包含受到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的2008年观察值的样本中，仍能有这样的结果，说明中国企业的成长性是非常不错的。2.单变量差异性检验。如表3所示，按照企业社会责任表现（CSR）的中位数将样本分为两组，一个样本组的CSR值小于中位数（以下简称：组1），另一个样本组的CSR值大于中位数（以下简称：组2）。在组1和组2中，分别计算盈余质量变量（DA1、DA2、DA3、DD）的均值，并对组间均值进行差异性检验。结果（见表3）表明，采用修正Jones模型计算的可操控应计利润指标（DA1、DA2、DA3），在组1中的均值小于在组2中的均值，且DA2、DA3指标的组间均值都在1%的统计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这个结论初步印证了本文的假设H2，考虑到不同变量在差异性检验中存在的不一致结果，我们在后续的多元回归分析中予以进一步检验。3.相关性分析。表4列示了主要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分析结果。从表4的分析结果来看，盈余管理程度指标，无论是修正Jones模型计算的可操控应计利润指标（DA2、DA3），还是Dechow和Dichev模型计算的应计盈余值（DD），都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CSR）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初步支持了本文的假设H2，在之后的多元回归分析中本文将进一步展开检验。此外，企业社会责任表现（CSR）与企业规模（Size）正相关，表明大规模的企业有更强的动机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本文使用不同模型计算的三个可操控应计利润指标（DA1、DA2、DA3）与采用Dechow和Dichev模型计算的应计盈余值（DD）高度相关。表中各变量之间（除解释变量的多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绝对值大部分都小于0.4，表明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二）盈余质量与企业社会责任表5检验了企业盈余管理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在列（1）到列（3）中，我们分别采用修Jones模型及其相关衍生模型计算的指标作为关键解释变量，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回归后关键解释变量的系数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进行更多盈余管理的企业，其社会责任表现值（CSR）越高，由此，假设H2得到验证。第（4）列中采用Dechow和Dichev模型计算的应计盈余值（DD）的系数亦在1%的水平上显著。此外，企业规模（Size）的系数显著为正，这个结果与“政治成本假说”一致，即大规模企业有着更强的履行社会责任的动机。这些企业受到媒体和投资者更高的关注，它们因此更注重自身的公众形象。企业价值（TobinQ）的系数显著为正，Choi和Pae（2011）基于韩国的企业样本研究表明，价值高的企业会致力于履行高水平的社会责任，以维系它们在市场中的领先地位。本文的研究结论与这两位韩国学者的观点一致。总的来说，结果支持假设H2，即积极操纵盈余的企业会更多的履行社会责任以转移公众视线，掩盖其对公众不利的行为。
（三）稳健性检验为了使研究结果更具有说服力，本文进行相应的稳健性检验。1.交换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本文构造了以企业社会责任指标为被解释变量，盈余质量指标为解释变量的回归模型。由于将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转换有利于解决可能存在的测量误差（Choi和Pae，2011），因此，本文参考Kim等（2012）、Hong和Andersen（2011）[22]的做法构造模型（6）进行检验。表6的列（1）至列（3）分别呈现了以可操控应计利润值（DA1、DA2、DA3）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的结果，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值（CSR）的回归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列（4）给出了以应计盈余指标（DD）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的结果，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值（CSR）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显然，逆向的回归结果证实了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与盈余管理存在正向影响关系的结论，即社会责任与盈余质量存在负向影响关系，这进一步支持了本文的假设H2。企业价值（TobinQ）的回归系数也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即有着高市价的企业更倾向于进行盈余管理。企业规模（Size）的回归系数为负，表明企业规模越大，盈余质量越好。2.解释变量的选择。为了减少盈余质量变量上的测量误差，我们分别使用了由修正Jones模型及它的两个衍生模型、Dechow和Dichev模型计算的四个反映应计盈余质量的指标，回归后得到一致的结果。在此，本文进一步采用基本Jones模型及它的三个衍生模型③计算可操控应计利润指标，作为盈余质量的变量（分别用DA4、DA5、DA6及DA7表示）重新进行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变量的回归系数及显著性水平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3.变量标准化处理。参考Laksmana和Yang（2009）的做法，本文将所有连续型变量减去其均值后除以标准差进行标准化处理（这样做是因为指标的单位不一致）。④我们将标准化处理后的变量（即表8中带有“_s”后缀的变量）代入模型，替换原变量重新进行了回归，回归结果（见表8）仍然与假设H2保持一致，只是系数的大小不同而已。4.差分模型的设置与检验。为了尽可能地减小模型中因疏漏变量而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将所有变量的当期值与上期值进行差分得到变动值（即模型7和表9中带有“Δ”前缀的变量），并用变动值构造如下change模型，对模型（7）进行回归，结果（见表9）仍然与假设H2保持一致。5.样本期间的选择。为了排除在盈余质量与企业社会责任关系中金融危机影响的可能性，本文从研究样本中排除2008和2009年观察值，并重新进行上述回归。结果（见表10）与前文假设H2保持一致。
（四）内生性检验由于企业自身特征可能会影响盈余管理程度，进而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因此，为了克服样本自选择偏误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Heckman（1979）的两阶段回归法进行检验。具体做法是：第一阶段，参考Cohen和Zarowin（2010）以及于忠泊等（2011）的做法，主要考虑公司规模、财务业绩及成长性等特征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使用Probit模型回归并估计InverseMill’sRatio（IMR）。⑤具体模型如下：在模型（8）中，被解释变量QA_dum为虚拟变量，当企业盈余管理程度⑥大于行业年度中值时，该变量取1，否则取0。解释变量包括公司规模（Size）、市账率（MTB）、总资产报酬率（ROA）、营业收入增长率（Salesgrowth）以及资产负债率（Leverage），我们同时在模型中加入行业虚拟变量（Industry）和年度虚拟变量（Year）以控制行业和年度固定效应。第二阶段，将IMR代入模型（5）得到模型（9），该模型可以修正由于自选择偏误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表11的PanelA部分报告了Heckman（1979）的第一阶段回归结果。从中可以看出，公司规模较小、市账率较高、营业收入增长率较高、资产负债率较高的上市公司更有可能进行盈余管理。表11的PanelB部分为Heckman（1979）的第二阶段回归结果。结果表明，控制了盈余管理的自选择偏差后，盈余管理仍然对企业社会责任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的假设H2。此外，控制变量的符号和显著性水平也与文中主回归结果保持一致。
四、进一步研究
（一）企业股权性质的影响我国证券市场建立二十多年以来，民营企业得到了迅猛发展，但国有企业占优势的局面并未得到较大改变。目前，60%以上的中国上市公司最终控制人为国家。国有企业目标函数的多元化导致企业行为承载着太多的政治任务（如保障就业率、社会稳定等）（黄速建和余菁，2006），其经济目标的实现是为非经济目标的实现服务的，而且国有企业的管理层更注重自身的政治前途（吴联生等，2010）。因此，国有企业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更有可能是基于政治动机而非投机动机。然而，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产权更清晰，经营目标更单一。当非国有企业面临较大市场压力时，基于IPO动机、增发或配股动机、扭亏保壳动机，往往会更多地考虑进行盈余管理（刘凤委，2005），通过供销价格差异、资产置换、资产剥离等方式粉饰财务报表（陈信元，2003），以调高业绩。企业性质决定了其所担负的社会责任并非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完全来自于外部压力。非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更倾向于“战略慈善”，其对经济动机的考虑更加明显（辛宇和左乃健，2012）。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本文预期相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的盈余质量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负向影响应该更显著。根据股权性质对样本进行分组，得到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两个子样本，分别用分组样本对模型（5）进行回归，以验证在不同股权性质下，盈余质量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是否存在差异。结果如表12的列（1）、（2）、（5）、（6）所示。在非国有企业的样本中，盈余管理程度指标（DA3、DD）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在国有企业的样本中，我们没有发现该类变量系数的统计显著性。进一步，我们对国有和非国有样本组中关键解释变量的系数进行差异性检验。结果表明，列（1）、（2）中DA3的系数差异性检验的卡方值为4.31，p值为0.0380；列（5）、（6）中DD的系数差异性检验的卡方值为3.99，p值为0.0459。总的来说，非国有样本组的盈余管理程度回归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大于国有样本组，组间差异在统计上显著。这表明，通过履行社会责任来掩饰盈余操纵行为的做法，更多的存在于非国有企业中。由此可见，由于非国有企业政策支持度以及政治关联度相对较低，因此，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时，更易受到自身盈余质量水平的影响。
（二）企业股权集中度的影响自Berle和Means的经典论著《现代公司与私有产权》于1932年问世以来，企业的股权结构在公司治理中的效率问题就成为公司财务研究领域长盛不衰的焦点问题之一（陈德萍和陈永圣，2011）。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尚未达到半强势有效，大股东控制权对企业发展的干预仍然在较大范围内存在。因此，本文拟针对非国有企业样本组，进一步考虑企业的股权结构对盈余质量与社会责任间关系的影响。股权集中度作为衡量股权结构的指标，可以看作公司治理效率的度量。在股权分散的企业中，广大中小股东“搭便车”的心理严重，难以对管理层进行有效地制衡和监管。在这种情况下，基于理论框架的管理层机会主义假说，管理层更可能出于私利的考虑进行盈余管理，并通过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来掩饰对盈余所做的操纵。此外，在股权分散的情况下，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对公司股价造成的潜在压力，一般不太可能直接对中小股东构成致命威胁。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其更有可能无视管理层的盈余操纵行为及其后通过企业社会责任所做的掩饰。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本文预期在非国有企业中，相对于股权集中的企业，股权相对分散的企业的盈余质量与社会责任之间的负向影响关系更显著。在非国有企业的样本组中，使用赫芬达尔指数（前10大股东持股比率的平方和）的均值对样本进行分组，得到股权相对集中和股权相对分散的两个子样本组，对子样本的回归结果见表12的列（3）、（4）、（7）、（8）。在股权相对分散的企业中，盈余管理程度的衡量指标DA3、DD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在股权集中的企业中，我们没有发现该类变量系数的显著性。进一步在股权集中和股权分散的组间进行关键解释变量的系数差异性检验，结果表明，列（3）、（4）中DA3的系数差异性检验的卡方值为2.99，p值为0.0839，但列（7）、（8）中DD的系数未通过差异性检验。因此，我们有所保留的认可，在非国有企业样本组中，股权分散的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的回归系数大于股权集中的企业。由此可见，通过履行社会责任来掩饰盈余管理行为的做法，更可能存在于监管力度相对薄弱的股权分散型的非国有企业中。
五、研究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