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网络同步和时钟产生是高速传输系统设计的重要方面。为了通过降低发射和接收错误来提高网络效率，必须使系统的各个阶段都要使用的时钟的质量保持特定的等级。网络标准定义同步网络的体系结构及其在标准接口上的预期性能，以保证传输质量和传输设备的无缝集成。有大量的同步问题，系统设计人员在建立系统体系结构时必须十分清楚。本文论述了时钟恶化的各种来源，如抖动和漂移。本文还讨论了传输系统中时钟恶化的原因和影响，并分析了标准要求，提出了各种实现技巧。
基本概念：抖动和漂移
抖动的一般定义可以是“一个事件对其理想出现的短暂偏离”。在数字传输系统中，抖动被定义为数字信号的重要时刻在时间上偏离其理想位置的短暂变动。重要时刻可以是一个周期为T1的位流的最佳采样时刻。虽然希望各个位在T的整数倍位置出现，但实际上会有所不同。这种脉冲位置调制被认为是一种抖动。这也被称为数字信号的相位噪声。在下图中，实际信号边沿在理想信号边沿附近作周期性移动，演示了周期性抖动的概念。
图1.抖动示意
抖动，不同于相位噪声，它以单位间隔(UI)为单位来表示。一个单位间隔相当于一个信号周期(T)，等于360度。假设事件为E，第n次出现表示为tE[n]。则瞬时抖动可以表示为：
一组包括N个抖动测量的峰到峰抖动值使用最小和最大瞬时抖动测量计算如下：
漂移是低频抖动。两者之间的典型划分点为10Hz。抖动和漂移所导致的影响会显现在传输系统的不同但特定的区域。
抖动类型
根据产生原因，抖动可分成两种主要类型：随机抖动和确定性抖动。随机抖动，正如其名，是不可预测的，由随机的噪声影响如热噪声等引起。随机抖动通常发生在数字信号的边沿转换期间，造成随机的区间交叉。毫无疑问，随机抖动具有高斯概率密度函数(PDF)，由其均值(μ)和均方根值(rms)(σ)决定。由于高斯函数的尾在均值的两侧无限延伸，瞬时抖动和峰到峰抖动可以是无限值。因此随机抖动通常采用其均方根值来表示和测量。
图2.以高斯概率密度函数表示的随机抖动
对抖动余量来讲，峰到峰抖动比均方根抖动更为有用，因此需要把随机抖动的均方根值转换成峰到峰值。为将均方根抖动转换成峰到峰抖动，定义了随机抖动高斯函数的任意极限(arbitrarylimit)。误码率(BER)是这种转换中的一个有用参数，其假设高斯函数中的瞬时抖动一旦落在其强制极限之外即出现误码。通过下面两个公式，就可以得到均方根抖动到峰到峰抖动的换算。3
由公式可得到下表，表中峰到峰抖动对应不同的BER值。
确定性抖动是有界的，因此可以预测，且具有确定的幅度极限。考虑集成电路(IC)系统，有大量的工艺、器件和系统级因素将会影响确定性抖动。占空比失真(DCD)和脉冲宽度失真(PWD)会造成数字信号的失真，使过零区间偏离理想位置，向上或向下移动。这些失真通常是由信号的上升沿和下降沿之间时序不同而造成。如果非平衡系统中存在地电位漂移、差分输入之间存在电压偏移、信号的上升和下降时间出现变化等，也可能造成这种失真。
图3，总抖动的双模表示
数据相关抖动(DDJ)和符号间干扰(ISI)致使信号具有不同的过零区间电平，导致每种唯一的位型出现不同的信号转换。这也称为模式相关抖动(PDJ)。信号路径的低频截止点和高频带宽将影响DDJ。当信号路径的带宽可与信号的带宽进行比较时，位就会延伸到相邻位时间内，造成符号间干扰(ISI)。低频截止点会使低频器件的信号出现失真，而系统的高频带宽限制将使高频器件性能下降。7
正弦抖动以正弦模式调制信号边沿。这可能是由于供给整个系统的电源或者甚至系统中的其他振荡造成。接地反弹和其他电源变动也可能造成正弦抖动。正弦抖动广泛用于抖动环境的测试和仿真。不相关抖动可能由电源噪声或串扰和其他电磁干扰造成。
考虑抖动对数字信号的影响时，需要将整个确定性抖动和随机抖动考虑在内。确定性抖动和随机抖动的总计结果将产生另外一种概率分布4：双模响应，其中部表示确定性抖动，尾部为高斯响应，表示随机抖动分量。
抖动测量—TIE、MITE和TEDV
时间间隔误差(TIE)是通过对实际时钟间隔的测量和对理想参考时钟同一间隔的测量得到的。在给定时间t，以一个称为观测间隔的时间间隔产生时间T(t)的时钟，其相对于时钟Tref(t)的TIE可通过下面公式表示。（x(t)称为误差函数。）
TIE表示信号中的高频相位噪声，提供了实际时钟的每个周期偏离理想情况的直接信息。TIE用于计算大量统计派生函数如MTIE、TDEV等。
最大时间间隔误差(MTIE)定义为，在一个观测时间(t=nt0)内，一个给定时钟信号相对于一个理想时钟信号的最大峰到峰延迟变化，其中该长度的所有观测时间均在测量周期(T)之内。使用下面公式进行估计：
MTIE是针对时间的缓变或漂移而定义的。当需要分析时钟的长期特性时，就需要对MTIE进行测量。MTIE值是对一个时钟信号的长期稳定性的一种衡量。
图4.TIE的图形表示
TDEV是另外一个统计参数，作为集成时间的函数对一个信号的预期时间变化的测量。DEV也能提供有关信号相位（时间）噪声频谱分量的信息。TIE图中每个点的标准偏差是对一个观测间隔计算的，该观测间隔滑过整个测量时间。该值在整个上述测量时间内进行平均以得到该特定间隔的TDEV值。增大观测间隔，重复测量过程。TDEV是对短期稳定性的一种衡量，在评估时钟振荡器性能时有用。TDEV属于时间单位。
高速传输系统中抖动和漂移的原因
最常用的一种时钟体系结构是，在备板上运行一个低频时钟，在每个传输卡上产生同步的高频时钟。低频时钟在集成电路内或通过分立PLL实现进行倍频以产生高频时钟。通过典型的PLL倍频，倍频后时钟上的相位噪声增大为原来时钟相位噪声的20*log(N)次方，其中N为倍频系数。此外，PLL参考时钟输入上的抖动将延长锁定时间，且当输入抖动过大时高速PLL甚至无法实现锁定。在备板上采用一种更高速的差分时钟将比采用低速单端时钟具有更好的抖动性能。
由于VCO对输入电压变化较为敏感，因此电源噪声是增大时钟抖动的一个主要因素。输出时钟抖动幅度与电源噪声幅度、VCO增益成正比，与噪声频率成反比。因导线电阻形成的电阻下降和因导线电感形成的电感噪声而造成的电源或接地反弹，会对上述输出时钟抖动产生相似的影响。在系统板上对电源进行充分过滤，靠近集成电路电源引脚提供去耦电容，可以确保PLL获得更高的抖动性能。
在系统板内，时钟和数据相互独立，发射和接收端在启动、保持和延迟时间方面的变化对高速率非常关键。因数据和时钟路径中存在不同有源元件而使数据和时钟路径之间出现传播延迟差异，时钟路径之间的接线延迟差异，数据位之间的接线延迟差异，数据和时钟路径之间不同的负载情况，分组长度差异等等，均可能造成上述变化。在规划系统抖动余量时，必须将不同信号路径的变化考虑在内。
当在一段距离上进行传输时，在发射机和接收机中的很多点上存在抖动累积。在发射机物理层实现中，DAC非线性或激光非线性等非线性特性会加重信号失真。在传输介质和接收机中，除了外部乱真源（大多在铜导线中）之外，因不同频率和调制效应而导致的光纤失真、因接收机实现（主要与带宽有关）和时钟提取电路实现而导致的信号相关相位偏离，会加重信号流的抖动。
图5.来自TIE图的MTIE偏差
具体到SDH（同步数字系列）传输，有大量的系统级事件会导致抖动。在将PDH（准同步数字系列）支路映射为SDH帧并通过SDHNE（网络组件）进行传输的典型传输系统中，在PDH支路于SDH的终端多路分配器解映射之前，将在每个中间节点处出现VC（虚拟容器）的重新同步。有间隙的时钟用于将各个支路映射到STM-N帧和从STM-N帧解映射，发出与开销、固定填充和调整位相应的脉冲，因而造成映射抖动。采用调整机会位补偿PDF支路中频率偏移的方法会造成等待时间抖动。还有指针调整机制，用于对来自初始NE的输入VC与本地产生的输出STM-N帧之间的相位波动进行补偿。根据频率偏离，VC在STM-N帧中前后移动。这将使VC提取点看到位流中的突然变化，导致称为指针抖动的类型抖动。所有上述系统级抖动都将加重总的确定性抖动。
尽管所有上述因素都会加重从源到目的地之间信号传播的抖动，标准要求仍然规定在传输点需具有比理论值更低的抖动数值。这样，考虑到时钟倍频、电源变化、电-光-电转换、发射和接收影响以及其他致使实际信号恶化的失真信号的影响，在源处驱动信号的时钟将具有一个相对很低的抖动数值。
抖动对收发器的影响
理想情况下，数字信号是在两个相邻电平转换点的中点进行采样的。抖动之所以会造成误码，是由于相对于理想中点，它改变了信号的边沿转换点。误码可能由于信号流边沿变化太晚（在时间上比理想中点晚0.5UI（单位间隔相当于信号的一个周期））或太早（在时间上比理想中点早0.5UI）所致。当时钟采样边沿在信号流的任何一侧错过0.5UI时，将出现50%的误码概率，假设平均转换密度为0.5。7如果分别知道确定性抖动和随机抖动，可通过上述两个数字和将峰到峰抖动值与均方根抖动值联系在一起的表，来估计误码率。校准抖动，定义为数字信号的最佳采样时刻与从其提取出来的采样时钟之间的短期变化，可以造成上述误码。对于商业应用，源时钟和源发射接口抖动规范将远远低于1UI。
发射接口抖动规范通常与接收端的输入抖动容限相匹配。对于抖动测量回路滤波器截止频率，尤其如此。例如，在SDH系统中，有两种抖动测量带宽，分别规定：一个用于宽带测量滤波器（f1到f4），一个用于高频带测量滤波器（f3到f4）。数值f1指可在线路系统的PLL中使用的输出时钟信号的最窄时钟截止频率。低于此带宽的频率的抖动将通过系统，而较高频率的抖动则被部分吸收。数值f3表示输入时钟捕获电路的带宽。高于此频率的抖动将导致校准抖动。校准抖动造成光功率损失，需要额外光功率以防各种恶化。因此限制发射机端高频带频谱的抖动十分重要。
漂移对收发器的影响
市场上销售的大多数电信接收机都使用了一个缓冲器，以适应线路信号中存在的随机波动。下面框图6详细表示出这一概念。恢复时钟将数据送入富有弹性的缓冲器，而系统时钟则将数据送出到设备的核心部位。
在准同步传输系统中，发射机和接收机工作在相互独立而又极为接近的频率上，fL和Fs分别表示发射机和接收机的频率。当两者之间存在相位或频率差异时，弹性存储会将其消除，否则缓冲器将出现欠载或溢出（取决于差异的幅度和弹性缓冲器的大小），造成一次可控的帧滑动（基本速率传输）或一次位调整（高阶异步多路复用器）。
在准同步应用中，根据可接受的缓冲滑动对频率变化和缓冲器深度进行了标准化。最初的网络主要用于语音传输，在一定的频率门限之下不会造成语音质量下降。ITU-T规范规定该变化为+/-50ppm。但是随着网络开始传送压缩语音、传真格式的数据、视频以及其他种类的媒体应用，对于差错和重传以及刚刚兴起的同步网络，滑动使效率严重下降。
在同步传输系统中，系统时钟通常同步到用于接收更高时钟等级信号的接口的恢复时钟上。恢复时钟和系统时钟之间相位和频率的瞬时和累积差异将被弹性缓冲器吸收，否则将导致弹性存储器溢出/欠载（取决于缓冲器大小和变化的幅度），造成指针调整而延迟或提前帧传输、帧滑动或系统中某处出现位调整。
在同步系统中，所有网络组件工作在同一平均频率，可以通过指针机制消除帧恶化。这些指针机制将提前或延迟有效载荷在传输帧中的位置，从而调整接收和系统时钟中存在的频率和相位变化。SDH收发器中的缓冲器比PDH收发器中的要小，而且对于SDH系统中可能导致的指针移动等不规则性有限制。因此，与PDH系统相比，同步系统的要求更为严格。由于网络发展的历史和不同网络之间的互操作连接，在某些阶段或其他阶段，这些同步网络会通过准同步网络来连接。因此PDH网络的时钟体系结构也要考虑在内。
MTIE提供了时钟相对于已知理想参考时钟的峰值时间变化。在同步传输和交换设备的弹性缓冲器的设计中将用到MTIE值。在弹性存储中，缓冲器填充水平与输入数字信号和本地系统时钟之间的TIE成正比。确保时钟符合有关MTIE的时钟规范，将保证不会超过一定的缓冲器门限。因此，在缓冲器设计中，其大小取决于MTIE的规定极限。
图6，典型传输系统的接收机接口
系统时钟输出相位扰动对收发器的影响
一个时钟的输出相位变化可以通过分析其MTIE信息获得。漂移产生（在自由振荡模式和同步模式中）主要指系统中所用时钟振荡器的长期稳定性，在自由振荡模式中系统的稳定性仅受振荡器的稳定性影响。除了漂移产生之外，输出时钟相位还受到大量系统不规则特性的影响。
特别是对一个系统同步器而言，将参考源从一个不良或恶化参考时钟转换到一个正常参考时钟可能会导致输出相位扰动。传输用高速PLL中使用的传统VCO（压控振荡器）在改变参考时钟时采用了切换电容器组的方法。这种切换转换会对输出时钟造成暂时的相位偏移。采用超低抖动时钟倍频器电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高性能网络时钟在系统的所有参考时钟都失去时采用一种称为“保持”的机制。这是通过记忆存储技术产生系统最后一个已知良好参考时钟来实现的。进入和退出保持模式可能会对输出造成相位扰动。当处于保持模式中时，由于准确频率的再生不够精确，因此会继续产生输出相位误差。集成电路技术的进步已使保持精度达到了0.01ppb。输入参考时钟恶化和对系统的维护测试（不会导致参考时钟切换）过少，也会造成输出相位扰动。
系统输出扰动是有限的，取决于系统在较低层次可以接受的输入容限。例如，符合G.813选项1的时钟，其相位扰动中所允许的相位斜率和最大相位误差被限制为1μS，最大相位斜率为7.5ppm，两个120ns相位误差段，其余部分的相位斜率为0.05ppm。这些数字对应于G.825标准规定的输入抖动容限，该标准描述了在SDH网络内对抖动和漂移的控制。
当输出相位被扰动时，将相位误差的幅度和速率保持在标准组织所建议的极限之内，可确保在端到端系统中对信号恶化进行妥善处理，从而避免数据损坏或丢失。例如，当系统同步器进行参考时钟切换时，如果输出相位误差位于规范要求之内，同步器就可实现“无间断”参考时钟切换，指示存在缓冲器溢出或欠载，造成指针移动、位调整或滑动。
同步建模模式相对于传统建模方法相比而言，可以再更简单,更开放的环境中进行高效率的设计。不限制模型中一系列特征操作的时间顺序；同步建模命令在修改产品特征时,不考虑产品建模的创建过程；因为同步建模操作命令没有顺序关联要求。在此模式中,某些NX命令,如孔、倒圆、倒角和同步建模的尺寸命令被处理为”同步特征（SynchronousFea-ture）”。主要适用于由解析面如平面、柱面、锥面、球面、环面组成的模型。不是说必须是简单的部件，复杂模型也是由这些类型面组成的。在独立于历史模式中,在建模的当前操作状态，其建立的特征操作与时间顺序之间不相互依赖。如图2所示。同步特征是一个在独立于历史模式中建立和存贮的特征。同步特征在修改产品的某个特征时，不需要更新和回放产品创建过程的特征，设计效率可以成倍的提高。产品设计进行局部修改时，同步建模的模式是非常高效的。对后续修改加工，独立于历史的建模模式是非常受欢迎的。在同步建模的方式中,可以使用许多与传统建模相同的特征。有些命令创建产品的个别特征时，特征的操作命令会排列在部件导航器中，虽然同步建模命令在部件导航器中看上去和传统建模的特征类似，但可对产品的局部特征进行快速的修改。
2基于历史建模（HistoryMode）到独立于历史建模的技术转换
从基于参数化历史建模（HistoryMode）到独立于历史建模（History-FreeMode）：模型参数被剥夺，如特征支持同步模式,它被转换成一个同步特征，这些特征包括边倒圆，倒角，孔和螺纹特征，它们的表达式也被转换。产品设计中的某个特征是在基于历史模式中建立和存贮的特征。一个同步特征能对某个特征进行修改，不需要对产品构建的过程特征数进行实时的更新和回放。某些同步建模特征也被转换到同步特征，这个包括线性尺寸，角度尺寸，和径向尺寸特征，它们的表达式也被转换。也可以从部件导航器或通过在图形窗口中双击它们去编辑同步特征。草图曲线的约束在草图中被维护起来，但在草图内没有任何目标与草图外的对象是关联的。不呈现非同步特征的特征.从独立于历史建模（History-FreeMode）到基于参数化历史建模（HistoryMode），模型参数再次被剥夺。在模型中大部分同步特征被移去，草图和基准被保留为可编辑的特征，可以利用草图去建立新特征。如图3所示。
3结论
21世纪是一个多元化的世纪，以计算机和网络为核心的信息技术异军突起，在社会各个领域广泛应用。作为引导时代新潮流的教育行业，必然首当其冲的受其影响，这就要求每一位教育工作者都要迅速更新自己的教育思想理念，发展现代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
纵观全国的教育改革，正是如火如荼之时：开创校园网站，建立计算机网络教室，网上教学，多媒体课件等等，多种形式齐头并进。在这种探索过程当中，也清楚地让我们看到：现代技术应用于教育是对教育本身一个质的突破。
旧式的教学，课堂是教师的舞台，一本书，一块黑板，一支粉笔，就要“独揽天下”，没有给学生充分自由思考的时间，没有让学生有创新的机会，更不利于挖掘学生的潜能，培养学生的能力，现在我们把它叫做“说教式”、“灌输式”，看来是无可厚非的。那又是不是说只要在教育中应用现代技术就可以改变这种局面了呢？我认为也不然，光有现代的技术，没有先进的思想同样是不行的。如今，在我们教师队伍中，还存在着这种现象：有教师认为开展信息技术教育占用了教学时间，影响升学率；大部分教师对现代技术的驾驶水平还偏低；有的教师虽然会使用现代技术，但不会处理它与教学之间的关系。针对这种现象，我们就只有在发展现代教育技术的同时，努力的改革教育思想理念。
那要从哪些方面来改革教育思想理念呢？我认为：
一、教育观念的转变
要发展现代教育技术，首先广大的教育工作者就必须有一个明确的认识：“什么是现代教育技术？为什么要发展？以及怎样发展的问题？”我们要加强这方面的理论学习，明确现代技术在教育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同时，也要不断完善自身素质，使自己能游刃自如的操纵各种现代化教育手段。
二、教学方法的改革
1．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学生的学习态度有两种：主动的学习和被动学习，一个乐意学习的人，肯定要比一个免为其学的人要学得更好，要让学生由“强学”变为“爱学”，这就需要充分抓住小学生的心理特点，创设他们喜爱的事物与情境。例如：小学数学在所有学科中，它是最抽象化，概念化的一门学科，模糊的数字概念，枯燥的定义定律，不适合小学生的特性，如果我们能将这些数字的定义、定律等转变成生活中生动、鲜明的形象，必然会激发学生的兴趣。我觉得：教师在设计教学方法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这一点，让学生在轻松的氛围中愉快的学习。
2．教学方法要侧重培养学生创新精精神
纵观全国的教育改革，正是如火如荼之时：开创校园网站，建立计算机网络教室，网上教学，多媒体课件等等，多种形式齐头并进。在这种探索过程当中，也清楚地让我们看到：现代技术应用于教育是对教育本身一个质的突破。
旧式的教学，课堂是教师的舞台，一本书，一块黑板，一支粉笔，就要“独揽天下”，没有给学生充分自由思考的时间，没有让学生有创新的机会，更不利于挖掘学生的潜能，培养学生的能力，现在我们把它叫做“说教式”、“灌输式”，看来是无可厚非的。那又是不是说只要在教育中应用现代技术就可以改变这种局面了呢？我认为也不然，光有现代的技术，没有先进的思想同样是不行的。如今，在我们教师队伍中，还存在着这种现象：有教师认为开展信息技术教育占用了教学时间，影响升学率；大部分教师对现代技术的驾驶水平还偏低；有的教师虽然会使用现代技术，但不会处理它与教学之间的关系。针对这种现象，我们就只有在发展现代教育技术的同时，努力的改革教育思想理念。
那要从哪些方面来改革教育思想理念呢？我认为：
一、教育观念的转变
要发展现代教育技术，首先广大的教育工作者就必须有一个明确的认识：“什么是现代教育技术？为什么要发展？以及怎样发展的问题？”我们要加强这方面的理论学习，明确现代技术在教育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同时，也要不断完善自身素质，使自己能游刃自如的操纵各种现代化教育手段。
二、教学方法的改革
1．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学生的学习态度有两种：主动的学习和被动学习，一个乐意学习的人，肯定要比一个免为其学的人要学得更好，要让学生由“强学”变为“爱学”，这就需要充分抓住小学生的心理特点，创设他们喜爱的事物与情境。例如：小学数学在所有学科中，它是最抽象化，概念化的一门学科，模糊的数字概念，枯燥的定义定律，不适合小学生的特性，如果我们能将这些数字的定义、定律等转变成生活中生动、鲜明的形象，必然会激发学生的兴趣。我觉得：教师在设计教学方法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这一点，让学生在轻松的氛围中愉快的学习。
2．教学方法要侧重培养学生创新精精神
论文关键词：R&，D，技术进步，就业，技术落后
一、引言
2009年，我国城镇登记失业人数首次突破900万，就业形势严峻。CICC（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2010年公布的宏观经济形势预测显示，中国劳动力市场2011年劳动力供给可能增长3900万，其中包括了2500万失去与之前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相关联工作的临时工；与此同时，新增就业岗位可能只有800万个，就业压力明显。
奥肯定律表明，经济增长率与失业率之间存在着一种稳定的关系，诸多经验研究也证实了该关系在美国曾长期存在。国内学者运用中国数据进行检验时，却得出奥肯定律在中国并不适用的结论；另一方面，通过对就业弹性的考察发现，我国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呈现出下降趋势毕业论文模板，2005年之后的就业弹性徘徊在0.06-0.08之间，说明我国经济增长创造就业的能力在下降，中国经济进入“无就业增长”[①]时代。归纳国内学者对“无就业增长”原因的研究，主要存在三种观点：一是经济体制改革（齐建国、常进雄；常云昆等）；二是产业结构转变（蔡昉、都阳；谌新民等）；三是技术进步（胡鞍钢；袁志刚；张军等）。
早在1994年，OECD的一份失业研究报告显示，增加就业不能从放弃技术进步，实施保护主义中寻找解决途径，而应从改进市场流动性，恢复经济与社会适应变化的能力来增加就业，在其对策建议中，首先就是加强技术知识的创造和扩散。作为实现技术进步的最基本手段，将R&D活动纳入到分析就业问题中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旨在明确R&D活动与就业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关系？其具体的传导途径是什么？并结合技术落后国家（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理论与实证分析。本文接下来的安排是：第二部分是R&D、技术进步与就业的相关文献综述；第三部分是所需变量的选取及测算；第四部分是实证分析；最后是本文的相关结论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研究概述
对于R&D的研究始于Romer，Grossman，Helpman等人发展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主要是将R&D作为“知识生产”的投入要素，由此克服了边际生产率递减规律的限制，经济获得长期增长。虽然新增长理论在就业方面有很强的政策性含义，但却并没有进行专门的研究。概括讲，国外关于R&D与就业的研究主要归结为技术进步的就业效应、R&D活动与技术扩散两个方面。
1．技术进步的就业效应
对技术进步的就业效应持乐观态度的主要有Pissarides，Femando del Rio，Vivarelli等人。Pissarides（1990）运用搜寻和失业理论构建了流动的劳动力市场模型，通过对生产率增长与均衡失业率增长关系的研究，提出了技术进步的就业创造机制——“资本化效应”，认为技术进步提高了要素生产率，企业为实现利润最大化倾向于扩大生产规模毕业论文模板，提供更多工作岗位，就业情况由此得到改善[②]。Pissarides的资本化效应机制隐含的条件是资本和劳动在生产过程中存在互补的关系，而Femando del Rio（2001）则指出，资本和劳动之间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在利率可变的条件下，技术进步提高了使用资本的相对成本，出于理性的考虑，企业增加了对劳动的需求，失业率下降[③]。Vivarelli（1995）、Petit（1995）等人借鉴马克思、古典、新古典等理论对技术进步的就业补偿效应的研究成果，也提出了各自相应的就业补偿机制[④][⑤]。实证方面，OECD（1996）在对其成员国有关创新与增长关系的研究中发现，创新、增长与就业之间存在着高度的一致性，尽管短期内技术进步会对就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但相对于其巨大的创造效应可以忽略不计，由于这项研究包含了OECD国家近200年的数据，因此，对诸多尚处于工业化阶段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Vivarelli（2000）在其之前研究的基础上，利用意、芬、挪、德、丹五个国家的21个部门的经验数据也证实了技术进步对扩大就业具有积极的作用[⑥]。
早在李嘉图时期，经济学家已经意识到技术进步是一把“双刃剑”：在创造就业机会的同时会排挤工人。有别于Pissarides等人，一些学者更倾向于技术进步会对就业产生破坏效应的观点。Aghion和Howitt（1994）在肯定Pissarides资本化效应的基础上，提出了就业破坏机制，认为技术进步通过缩短产品生命周期，加速现有工作磨损，直接排斥就业；当生产率的增长是通过高生产率的工作取代低生产率的工作时，失业率将会上升[⑦]。Tobin（1998）从劳动力需求结构出发毕业论文模板，证明了工作岗位空缺与失业并存的情况是技术结构变化造成的[⑧]。同样对技术性失业[⑨]进行过类似研究的还有David Deaton和Peter Nolan（1983）、Jonathan S．Leonard（1988）等。Brouwer (1993)、Shea(1998)、Luker和Lyons(1997)等人对德国、智利等国家实证分析的结果也均显示技术进步排斥生产性劳动。
2．R&D活动与技术扩散
Griliches和Lichtenberg（1984）运用美国制造业的数据，实证研究了TFP与R&D活动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呈明显的正相关[⑩]。Griliches（1986）Lichtenberg（1992）等的后续研究显示了相同的结果。Coe和Helpman（1995）、Charles（1998）选取OECD国家作为样本，得出了R&D活动是技术进步的重要来源的结论[?]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Stiglitz（1981）在研究技术创新时已经指出，R&D活动的产出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Romer（1990）关于R&D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最初的观点认为R&D活动源于企业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进而研发过程中带来的知识存量的增加促进了经济的长期增长[?]。Aghion和Howitt（1992，1998）、Grossman和Helpman（1991）、Segerstrom（1991）等人随后从不同的角度发展了这一研究思路；经验数据与理论分析同时显示：企业是社会R&D活动的主体[?]。因此，对R&D活动与技术扩散的关系的研究首先是从企业层面上展开的，进而扩展到产业层面、国家层面。Arrow（1962）指出，企业R&D活动的技术溢出效应与R&D活动呈反向关系，即越是在基础研究阶段，企业进行R&D活动的私人收益越小于社会收益。Sherer（1982）在考察产业间生产率变化关系时发现，某产业的R&D活动有助于提高其关联产业的产出率，从而提高整个国家的生产效率[?]。Levin，Jaffe，Hederson，Reiss等人的经验分析从生产成本、技术密集度等方面也证实了以上的观点。国家层面上的经验研究同时也证明了一国的R&D活动通过投资、贸易等渠道会对他国要素生产率产生影响。Jones（2002）通过对二战之后美国经济的统计研究发现，美国经济的增长有一半归功于全球范围内的R&D活动的溢出效应[?]。Bemstein和Mohnen（1998）以美国和日本为例，研究了发达国家之间R&D活动的技术溢出效应：通过技术转让及国际贸易，美国的R&D活动显著影响了日本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了日本的技术密集程度[?]。
（二）国内研究概述
国内关于技术进步与就业之间关系的研究有四种观点：一是技术进步对就业具有替代作用（姜作陪，张军，彭绪庶，姚战琪等）；二是技术进步有利于扩大就业量（丁仁船，瞿群臻毕业论文模板，昌盛等）；三是技术进步对就业具有双重影响（齐建国，龚玉泉，袁志刚等）；四是技术进步与就业之间并不存在明显关系（毕先萍，吴晓松等）[?]。对于长期内技术进步与就业之间的关系，国内学者的研究基本达成共识，即技术进步有利于扩大就业。姜作陪、管怀鎏（1999）认为技术进步在提升生产力水平的同时，长期内会扩大生产规模，对就业起到积极的作用[?]；龚玉泉、袁志刚（2002）指出，长期内，技术进步通过影响社会产出间接提高居民人均收入水平、推进产业结构演进，尤其是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就业水平进而得到提高[?]。对于技术进步与就业之间的短期关系，理论界存在较大的争议。姚战琪、夏杰长（2005）认为技术进步的就业补偿机制与就业破坏机制同时存在，同时结合中国的经验数据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对劳动力节约型技术的选择带来了严重的结构性失业[21]；王文甫（2008）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际数据的考察发现，技术进步与就业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且技术进步呈现出明显的就业替代作用[22]；何平、骞金昌等（2007）以制造业为例，从微观角度探讨了技术进步与就业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技术进步对企业发展具有正面的影响，但对就业增长没有影响甚至是负面影响[23]。而丁仁船、杨军昌（2002）则认为，1978年以后，就业的增长主要是依靠技术进步，资本深化对就业的挤出效应高于理论值的主要原因是我国各种补贴、税收优惠政策造成了资本对劳动的过多替代[24]。昌盛（2005）毕业论文模板，瞿群臻（2005）等学者的研究结果也显示技术进步对就业具有积极的影响[25][26]。综上可以看出，在技术进步影响就业问题上，我国学者主要是从指标选取、研究方法等方面进行拓展的，尽管观点各有不同，但理论分歧不大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在技术扩散问题上，我国学者立足于技术劣势国家，主要研究了发达国家通过技术转让、FDI等途径实现的扩散效应。沈坤荣等（2001）在Barro生产函数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动态化生产函数，通过考察1987-1998年中国29个省市及自治区有关数据，得出FDI是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但受人力资本水平的限制，我国对FDI所带来的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不足[27]、；张海洋（2005）在控制自主R&D的情况下，研究发现FDI之所以没有带来生产率的增长，主要原因是过低的R&D吸收能力[28]；潘文卿（2003）[29]，李平（2007）[30]等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近年来，我国学者童光荣、高杰（2004，2005a，2005b，2007）等对政府R&D支出与就业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特别是对政府R&D支出乘数效应、政府R&D支出对企业R&D支出诱导效应等的研究具有创新性。
三、变量选取与测算
（一）变量选取
本文旨在研究R&D活动对就业的影响，所选分析对象是中国经验数据，因此，选择R&D支出指标和就业水平指标，直观探讨两者的关系。
1.R&D支出指标
国内学者对有关R&D活动的研究通常将R&D投入的当期值及其滞后项纳入分析框架，借鉴Griliches（1980）、Coe和Helpman（1995）[31]等人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技术进步主要取决于前期研发的积累。因此毕业论文模板，在进行实证分析时，本文采用R&D资本存量数据（计为rd）。《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涉及到研发活动的主要有四组指标：国家财政科技拨款、科技经费筹集额、科技经费内部支出额及R&D经费，本文相应地选取R&D经费作为计算R&D资本存量的基础数据。相关数据如表1所示：
表1 1991-2009年我国R&D经费支出的当期额
单位：亿元
年份
R&D经费
年份
R&D经费
年份
R&D经费
1991
159.46
1998
551.12
2005
2449.97
1992
198.03
1999
678.91
2006
3003.1
1993
248.01
2000
895.66
2007
3710.2
1994
306.26
2001
1042.49
2008
4616.0
1995
348.69
2002
1287.64
2009
5802.1
1996
404.48
2003
1539.63
1997
509.16
2004
1966.3
关键词：技术进步路径 技术溢出 吸收能力 内涵经济增长 系统GMM估计
引言
国内外学者对R&D努力、FDI溢出效应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但有关如何选择技术进步路径的问题尚未得到关注。很多研究将FDI溢出效应进行分解（傅元海，2010；沈坤容，2010），但没有结合企业自身R&D创新努力来完备地表达出企业所有的技术进步路径。没有文献检验企业不同的技术进步路径下对内涵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没有文献将企业吸收能力与技术进步路径相联系。因此，如何选择技术进步路径、提升FDI对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贡献程度，积极吸收FDI先进技术，是我国高技术产业及其政策制定者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本文的主要贡献有三点：一是从理论上将吸收能力与溢出效应相联系，并构造出技术进步路径（技术转移与扩散，技术合作转让与援助）的变量；二是采用Malmquist-DEA方法下的全要素生产率TFP指数代表内涵经济绩效，并利用2005-2011年我国高技术产业的面板数据，检验了不同技术进步路径对内含经济增长的影响；三是采用分组检验，检验不同性质的行业技术进步路径影响内涵经济绩效的差异，这对引进FDI政策的制定和提高企业的吸收能力有着重要意义。
文献综述
技术进步理论是20世纪前叶由熊彼特提出的，他认为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在众多的研究文献中，对技术进步的定义主要有两类：一是技术进步一般是指技术在实现一定目标方面所取得的进化和革命。二是指在科学研究不断取得新成就的基础上，技术满足社会需要的作用不断提高，组织和管理不断完善，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过程。
企业获得技术进步的主要途径有两个：一方面是自主创新，另一方面是依靠技术的外部性，即技术溢出效应。20世纪70年代，很多学者开始关注FDI能够促进本国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特征事实（Globerman，1979），并认为FDI能够提高本国的生产效率。而罗默、卢卡斯等经济学家提出的内生增长理论假设技术以资本为载体，研究资本投资带来的知识外部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为FDI的溢出效应理论提供良好的微观基础。
学术界将FDI溢出效应分为水平型和垂直型两大类别，然后再予以细分。国内外学者根据从不同角度对溢出效应有不同的分类，较早的经典文献将FDI溢出效应分为示范效应、竞争效应、关联效应和培训效应（Kinoshita，1998）。Xu Bin（2000）研究了美国在40个国家中的跨国公司，发现技术转移导致了发展中国家的生产率上升，但在欠发达国家中则没有，如果一个国家想要从FDI中获益，需要进入一个最低的人力资本门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劳动力无论数量、素质还是成本，都符合外资企业进入的要求，这也为我国引入外资提供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企业想要获得更大的技术溢出效应，需要获得“一种评价、同化及运用外部新知识，最终形成商业的能力”，即吸收能力。因此，在跨国代工中，技术溢出对代工企业的技术进步有促进作用，而促进作用的大小则取决于吸收能力，吸收能力促进了技术溢出对创新绩效的提升。企业的技术水平是吸收能力的因素，Cohen和Levinthal（1989）在分析企业研发作用时指出，企业研发投入不仅直接驱动了技术进步，而且增强了企业对外来技术的吸收、学习和模仿能力，使企业拥有更强的吸收技术溢出的能力。Kim（1998）认为，吸收能力包括学习能力和解决问题的技能。Lane和Lubatkin（1998）扩展了吸收能力的概念，强调吸收能力同时受到自身相关知识存量与“师范”企业的相关程度。Narula（2004）认为吸收不仅仅是简单模仿，吸收能力应包含吸收和消化两个过程，即吸收能力也包括了产生新知识的能力。
在研究技术进步路径时，现有文献往往只将其与技术溢出相联系，并未考虑到企业吸收能力；在研究吸收能力的文献中，大多数学者只是研究了吸收能力的结构维度、过程维度和产生原因，而没有经验研究将吸收能力与不同的技术溢出效应相结合。因此，本文无论对技术溢出效应的理论、技术进步理论的发展，还是对我国利用FDI进行产业转型的产业政策探索，都有积极意义。
模型与指标选取
本文创新点之一是引入了吸收能力，学术界对吸收能力指标的构造方法有很多，Escribano等（2002）使用三个虚拟变量衡量企业的吸收能力：企业拥有研发部门、企业是否开展R&D人员培训活动、R&D人员占比超过行业平均水平；Mowery和Oxley（1995）、Lee（2001）则使用R&D经费投入、R&D人员教育程度来度量企业吸收能力；Grimpe和Sofka（2009）用R&D支出占销售额比重来表示吸收能力。本文所研究吸收能力的研究载体是内资高技术行业，因此，本文采用内资行业研发投入与R&D人员全时当量之比作为内资企业吸收能力（Absorb）的变量，吸收能力的载体是溢出效应，采用两者的连乘项作为技术进步路径，因此本文构建带有连乘变量的方程进行检验：
（1）
在指标选取过程中，考虑到数据是否可以获得，本文将R&D经费投入作为技术研发的变量；根据傅元海等（2010）采用外资企业研发本地化程度（LOR）作为技术转移与扩散效应的变量，其计算方法为外资企业R&D投入与总产出之比；采用外资参与程度（FSHA）作为技术转让、合作与援助效应的变量。本文选择lnKL和Agg作为控制变量，lnKL为人均投入资本的对数值，是经济增长模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Agg为某行业在某一年的集聚程度，本文采用Ellison-Glaeser（E-G）空间集聚指数，并按照省际面板数据计算，其计算公式如式（2）所示，下标t、k和j分别表示年份、地理区域和行业。Aggi，t为i行业在t年的E-G空间集聚指数，pkt为t年时k区域内该行业的就业人数占整个经济体同一行业就业人数的比值，qkt为k区域内所有行业的就业总人数占整个经济体所有行业就业总人数的比值，Xt为该行业整体的工业总产值，Xjt为j企业的工业总产值。本文采用Malmquist-DEA下的TFP指数作为内涵经济增长绩效指标。
（2）
在动态面板模型的估计中，通过差分来消除个体效应，但进行滞后一期的差分项与差分的当期随机误差项仍存在相关性。另外，由于模型存在严重内生性，最小二乘估计量不再是一致估计量。因此本文采用系统GMM估计方法解决模型估计中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系统GMM估计方法可以利用内生变量的水平值和差分值的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来解决内生性问题，从而不需要寻求其他工具变量。Arellano和Bond（1991）提出了一阶差分GMM估计方法，这种估计方法是将方程做差分处理，然后把滞后两期或两期以上的内生变量作为其自身的工具变量，从而克服内生性的问题。但一阶差分GMM估计方法可能存在工具变量不足进而导致弱工具变量问题，系统GMM估计方法克服弱工具变量的问题，其方法是将内生变量的差分滞后项作为水平方程中内生变量的工具变量，Arellano和Bover（1995）证明内生变量差分滞后项与内生变量相关，而与随机误差项不相关，Blundell和Bond（1998）证明了系统GMM可以降低一阶差分GMM估计的偏误。
大多数文献在研究技术研发和技术溢出效应时，都把解释变量作为外生变量处理，但在FDI技术溢出与本土产业的技术进步之间，本土产业的研发与产出之间，都可能存在内生性。因此，为消除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系统GMM估计方法解决模型估计中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在估计模型中，本文将LnRD、LOC、FSHA、LOC*Absorb、FSHA*Absorb作为内生变量，采用其滞后变量作为工具变量。Agg与LnKL则作为外生变量。
数据来源：本文实证研究中的数据均来自于2006-2012年的《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其中内资行业数据通过大中型企业生产经营数据与三资的企业数据之差获得。本文以五种高技术产业的子类行业为分析对象。
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模型的初步估计
本文采用stata12.0软件进行估计，首先给出方程（1）的估计，如表1所示。
根据模型（1）的回归结果，可以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三种技术进步路径均对TFP具有正向作用，但时滞性有所不同，技术引进与研发、技术的转让合作与援助对TFP的影响体现出滞后性的特征，当期系数不显著，而以研发本地化系数代表的技术转移与扩散，其当期值对TFP有正向作用。
另外，变量Agg的系数为负，说明高技术产业的集聚并没有带来TFP的增长。无论是Krugman的新地理经济学，还是传统经济学理论，都认为集聚能够促进经济发展，也能促进行业的经济增长。本文的研究结果却没有支持这些理论，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以及高技术产业固有的特点，本文认为：高技术产业作为我国的新兴战略产业，短期受到政策扶持力度大，因此，其产业布局与我国产业布局政策高度相关，缺乏市场机制的作用；我国对外资高技术产业的引进也具有集聚的特点，对内资企业造成了挤出现象，因而集聚程度对高技术产业TFP的增长没有正向作用。
（二）模型的分组估计
为研究不同行业因素与技术进步的关系和研究我国不同高技术产业引进FDI带来经济绩效的不同，需要对模型进行分组估计。本文按照技术差异、集聚程度和市场竞争强度将高技术产业进行分组。
技术差异表现为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本文用内资企业人均产出能力与外资之比衡量，技术差距越大，比值越小；集聚程度由上文计算的E-G空间集聚指数表示；关于市场竞争度指标，绝对集中度（CRn）、相对集中度和赫芬达尔指数（HHI）从现有数据库数据无法获得，但根据新产业组织理论，超额利润率越高意味着该行业的竞争程度越低，反之，利润率越低，竞争程度越高。模型（1）的分组估计如表2所示。
通过表2可以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其一，在内外资技术差距小的企业中，研发行为为企业带来的TFP增长大于内外资技术差距大的企业。在内外资企业技术差异大的行业中，外资可以通过申请专利等手段，垄断高技术的成果，而处于弱势的内资企业通过研发所带来的创新远不及外资企业的技术优势，因此在短期内，内外资技术差距过大时企业的研发行为不能带来内涵经济绩效。
其二，在集聚程度高的行业中，技术转移与扩散对TFP的有负面影响；在竞争程度高的行业中，当期技术转移与扩散对TFP的影响显著为正；在内外资技术差距小的行业中，技术转移与扩散滞后项对企业带来的内涵增长绩效显著为负。这可以解释为：技术的转移与扩散是水平型的，竞争程度越高，产品质量差距越小，技术转移与扩散的路径不能给企业带来实质的创新，不能提高内涵式的经济绩效；在竞争程度高的行业里，企业更适宜消化吸收其他生产者的创新；在技术差异小的行业中，商品同样会趋于同质化，产量受到抑制，全要素生产率亦受到抑制。
其三，在积聚程度高的行业中，技术的转让、合作与援助给企业带来的TFP增长显著高于积聚程度低的行业；在竞争程度高的行业中，技术的转让、合作与援助对TFP的影响低于竞争程度低的行业。首先，根据工业区位理论，当产业链上各企业空间距离较近时，交通便捷、合作成本较低，为技术的合作与援助提供了很大的便利，而空间分散的行业则无此优势。其次，垄断型的内资企业对上下游外资企业更有谈判势力，更能够利用此种路径提高生产效率。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根据技术进步的产生原因，将技术进步路径分为技术研发、技术的转移与扩散、技术的转让合作与援助。在竞争机制下，技术研发是企业的自发行为，为我国高技术产业技术进步的主要动因；在横向的FDI溢出机制作用下，企业可以通过技术的转移与扩散来提高技术水平，在纵向的FDI溢出机制作用下，企业可以通过技术的转让、合作与援助提高技术水平。
经验性研究对于我国高技术产业如何实现技术进步，以及如何引进高技术外资促进经济增长的问题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发现，三种技术进步路径均能促进以TFP代表的内涵经济绩效的增长。虽然引进外资可能存在产量上的挤出效应，可以促进内资企业的生产效率，同时，以外资参与程度代表的技术转让合作与援助对TFP的影响为正，说明内资高技术企业在发展时应当在注重自身研发能力提升的同时，积极寻找战略合作伙伴以促进自身的发展。同时本文发现高技术产业集聚程度的提升会导致经济绩效的下降，向产业非集中地区引进此类外资则更将有助于我国高技术产业的进步。
进一步的分组检验则可以找出何种外资企业能够为内资的经济绩效做出更大的贡献，引进内外资技术差距较大的外资企业和产业集聚度较高的外资企业，能促使内资企业TFP的增长，且挤出效应不显著；引进产业内竞争程度高的外资企业，则能促进我国高技术产业链的发展。由此，本文筛选出我国当前更适合引进的外资高技术企业的类型主要为：广播电视设备制造业、化学药品制造业和医疗设备及器械制造业。另外，飞机制造及修理、电子器件制造也是可以加大引进力度的类型。此外，国内高技术产业的研发活动一般集中于大中型国有企业和科研机构，所以应推进其市场化改革，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提高企业技术能力，从多方面促进我国产业的内涵经济绩效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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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沈坤荣，傅元海.外资技术转移与内资经济增长质量—基于中国区域面板数据的检验[J].中国工业经济，2010（11）
【关键词】科学技术 哲学文化 探究
科学技术的进步对先进的文化发展也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科学技术是科学的理论向着技术实践进行转化的过程。新的发展阶段，一些新型的技术不断得到发展，并开始引发比以往更加严重的全球性社会问题，技术哲学是对技术的哲学反思，所以加强这一领域的理论研究就有着实质性意义。
1 科学技术进步的作用效果及技术哲学分析
1.1 科学技术进步的作用效果分析
当前的科学技术得到了蓬勃发展，其对人们的生活及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科学技术的进步更能够凸显出国家和民族的重要性，也是一个民族永葆生机的基础。科学技术的进步发展使得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不断深入，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在承受着科学技术所带来的危害，这一方面主要体现在环境的不断恶化层面。在目前由于环境的污染恶化造成的伤亡情况已经愈来愈严重，人们也为科技的发展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就需要人们进行对科技进步加以严肃的思考，一方面不能没有科学技术的支持，同时也要能够在发展的过程中保障环境的污染最小化，或者在某些领域杜绝由于科技进步造成的污染[1]。
1.2 技术哲学的人文理解分析
科学技术的进步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也使得人们对此进行了反思，人文学派的技术哲学家对科学技术的人文理解主要从收到时代影响以及社会影响的负效应角度进行的阐述解读。马克思则认为，在科学技术的作用下才引发了工业的繁荣对人性进行了抑制，从而提出异化劳动学说，科学技术的进步不只是客观存在物，并已经逐渐上升到了人类世界构成方式的高度，所以在进行实际的研究时要能够通过辩证的角度思维进行理解。
2 哲学文化发展影响因素与科学技术的联系
2.1 影响哲学文化发展的因素分析
哲学文化发展的科学技术决定论是科学技术兴起和发展的一个结果，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其自身的弊端也在逐渐的凸显，最为常见的就是人们将思维观念和注意力都放置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上，这就促使人们的发展较为片面，在这一问题的研究上要从几个层面进行分析。首先在没有现代意义的科学技术发展的过程中就已经存在着哲学文化，主要是通过对周围的自然界想象以及社会的欲望等观念，在这一阶段还没有通过科学技术进行引导也不是将其作为基础的，主要是因为人的欲望而行动的结果，是人类生命活动的重要结果，所以在这一阶段主要是人为了生存发展起来的科学技术[2]。
另外就是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对近代意义上的科学技术的兴起对哲学文化的发展就有着重要影响作用，并由此出现了与之相应的哲学文化思想流派，常见的是和科学技术不同的非理性活动形成了哲学文化思想。再者的影响因素不仅是包含了人和自然的关系，并也包含了人和人的关系，哲学文化的产生同时也表现为人们的深化幻想的形而上思维结果，对哲学文化产生影响的因素是相互交叉和相融的，所以科学技术对哲学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2.2 哲学文化和科学技术的联系
从上文的简单分析中能够看出，哲学文化的产生和发展都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发展有着关系，将两者的关系进行研究的时候就要从外延上把科学技术作为是哲学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或者是两者是并列存在的。在对科学技术进行介绍的时候也要对哲学文化进行相关的介绍，从关系上进行分析，主要体现在几个重要的层面。
科学技术作为是哲学文化的重要发展影响因素，它对哲学文化的发展起着推动作用，这一发展不只是从内涵上说起的，而是有着和物理作用所致的发展有着关系。哲学文化是人类社会实践的观念形态产物，其最为重要的还是科学技术，这也是人类物质生产生活的实践，而后对哲学文化进行了提升[3]。另外就是从纯粹的形式逻辑的外延及内涵关系上的分析，哲学文化所包含的重要内容就是科学技术的整体，而其实际的进步就使得人们对哲学文化发展有了更高估价，所以不管在量或者质上都是这样。但是也正如科学史所证明的一般，科学技术的进步不能孤立至此，而是要发生更为深刻和广泛的影响。
另外一个层面的关系就是科学技术是哲学文化间接性的决定因素对哲学文化进行的推动。科学技术的进步不仅是对哲学文化思考有了引出，同时也对其它的一些方面有着影响，对人们的生活的活动改变和社会心理等方面的改变，从而又对新的哲学文化造成了影响，这也正如马克思所言，社会生产力决定了一定生产关系的发展，并对一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确立也有着一定的决定性，从而形成了和其相关的社会意识形态。
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受到庸俗社会学的影响，有的论着对科学技术对哲学文化的简化等同于特定社会政治相关的意识形态给忽略了，只对学科技术间接影响哲学文化比较强调[4]。哲学文化对科学技术的进步有着重要的影响，而科学技术的进步对哲学文化的发展也有着重要影响，不仅是作为和特定科学技术相联系的哲学文化为某一特定科学进步提供思维方法，同时也是对旧有的理论范式的破除提供了论证，特别是在科学理论范式转变的时期以及社会制度转变时期更是如此。
3 结语
总而言之，科学技术的进步发展对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有着重要推动作用，但是哲学文化的进步发展也同样会对科学技术产生一定的作用，所以要能将这两者得到辩证的看待。这样在实际的具体发展中才能得到和谐的应用，保持发展的平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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